木兰是武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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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兰事迹广为传颂的南北朝时期，武汉的黄陂就出现了由朝廷设置的木兰县，且至今尚存诸多历史遗迹。民间也有大量关于木兰的传说、诗文。这些，都引起了作者对古木兰县的探寻兴趣。

　　武汉北郊的黄陂滠水河畔，有一个叫大城潭村的千年古镇。古镇虽早已褪尽昔日的繁华，但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人们笃信：这里就是木兰的出生地。

　　为了寻找木兰古县，笔者前往大城潭村探访。

　　从汉口出市区，驱车往北穿过黄陂区政府所在地，进入木兰生态旅游区后再往北行驶，到达姚集镇后，向东跨过滠水河，再驶过一片田野，一座村落映入我们的眼帘，这便是大城潭村。

　　大城潭村并不显山露水，但此地非比寻常。

　　大城潭村方圆2平方公里左右，西北两面紧邻滠水，东南两面分别有古城墙护卫。如今，古城墙虽只剩下残败的基础，但围绕村子的古护城河的河道仍在。村东口的古护城河上仍存一座石砌古桥。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文化大革命”前，此处古城墙还有两米多高，墙体敦实、宽敞。小时，他们经常爬上城墙玩耍。“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半截古城墙也被村民们拆得一干二净。

　　村里一位老人说，大城潭村古时又叫双龙镇，皆因在村子的南北两面，有一大一小两座小山墩突兀于滠水岸边，地势险峻，形似双龙之首，故此得名。登上北边的山墩，眺望远方，碧空如洗，滠水汤汤一路南去，一种朗阔宁静之美，让人流连、慨叹。

　　这栋老屋所处的位置就是传说中木兰的出生地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土墩上，汉代和此后若干朝代的陶瓦碎片居然俯首可拾。扒开浅浅的荒土层，有时还可看到古代建筑基础。

　　80年代，武汉市文物部门在此普查时，发现此处有新石器时代、西周、汉代和六朝时代的古遗存，披露出了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部分年代与设木兰县的时间重合。而这两个似龙首的小山墩，古时被称为大寨和小寨。1983年，湖北省武汉市历史学家和文物专家经实地考证，将此处确立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就是当地民间传说的木兰故里所在地。63岁的谌文正老人介绍说，谌姓和朱姓是村里两大姓氏。木兰姓朱，叫朱木兰。至今村里还保留着木兰家的宅基地。记者随老人来到此处，见宅地前竖有一块古旧的大理石残碑。碑文已残损，但“木兰出生地”几字依稀可辨。数年前，村民们在附近挖掘池塘时发现了这块古碑。老人回忆说，在村东头，原先还立有一块记载这位朱氏奇女生平的褐黑色石碑，碑高近2米，宽1米多，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

　　古木兰县与木兰身世关联密切。黄陂区木兰文化研究会会长明德运认为：“大城潭村世代相传为木兰故里，绝非空穴来风。”而古籍《黄州府志》、《湖北通志》、《黄陂县志》等文献均认定木兰将军姓朱，乃木兰山下双龙镇人。

　　明代著名学者焦纮在其《焦氏笔乘》里亦留下了关于木兰行事与遗迹的内容：“木兰，朱氏女子，代父从征。今黄州黄陂县北七十里，即隋木兰县。有木兰山、将军冢、忠烈庙，足以补《乐府解题》之阙。”

　　武汉史学家皮明庥指出，黄陂关于木兰的记载具体、丰富、多样，诗、文、事皆有。清康熙、雍正时期官修的文献册典《古今图书集成》，把关于木兰的诗、文、事都置于黄陂的条目里，反映了当时从官方到民间的一致认可和学术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也认为：“黄陂是木兰真正故里的可能性最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认为，木兰故里就在武汉黄陂。专家分析，第一次设木兰县的时代与民歌《木兰辞》产生的时代大致相当。当时朝廷为何要以“木兰”为该县命名，虽然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证据，但一种推测非常具有说服力：由于木兰事迹的累世广誉，已经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的偶像，朝廷便在其故里以其名设县褒扬之。

　　以人名作县名的，古今有之，但从古至今，置县取名之类的事皆非民间或地方政府所能为之，而是权在中央朝廷。如此推测，最迟在南北朝时，中央朝廷就已认定黄陂北部是木兰将军的故乡了。如果说南齐还只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局部政权，那隋王朝应该是威披九州的大一统了。隋开皇十八年朝廷复在此地置木兰县，可想其影响力巨大。这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黄陂是木兰故乡的历史地位。

　　翻阅这些史籍发现，只要提及“木兰县”，便会同时提及“木兰山”。《新唐书·地理志》就有“黄冈上，武德三年省木兰县入焉，又析置堡城县，七年省。有木兰山”的记载。两者并提，表明两者相距不远，也表明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

　　木兰山曾经称为建明山。从隋唐时期开始，山上陆续建有木兰殿、忠烈庙、木兰牌坊等纪念性建筑。身为黄州刺史的唐代大诗人杜牧也曾来此咏叹木兰，留下了“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的诗句。另据明代诗人屠达云：“未有木兰先有山，山名偏借木兰补。木兰与山名俱存，山并木兰争万古。”昭示了这座名山与木兰其人的密不可分。

　　20年前，文物专家在木兰山北坡一片台地上，发现一较大土冢，高约7米，底直径20余米。当地人称之为“将军墓”，其上散布许多作为建筑材料的红陶板瓦残片，饰粗绳纹，是汉代的作风和形制。近年又陆续找回曾立于土冢旁、后散失民间的石碑、石狮等。碑文已磨蚀不清，但“敕建木兰将军墓碑序”几字可辨。这与众多的史籍皆言木兰辞官弗受，愿归故里，以侍双亲至终的事实相符。

　　这块石碑的发现，是否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今天的大城潭村（古木兰县）就是木兰故里的说法？其时间上的逻辑顺序应该是，先有木兰动人事迹，且为民间广为推崇，次有朝廷将她的故里以其名设县追念褒扬之，以激赏来者。尔后，山随县名，建明山始改称木兰山。

　　其实，认定黄陂县为木兰故里，也并非只有湖北本地的专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大师、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载有有关武汉古代行政建制的地图三幅，分别是南朝（齐）时期司州行政建制图和隋代、明代武汉地区行政建制图。其中有两幅明确标明古木兰县治所在地，均在黄陂北部，分别为南北朝时的南齐和隋代（时分别属安蛮郡和永安郡）。到了明代，在同一地理位置，古“木兰县”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古“大城潭镇”。

　　最早记载古木兰县的《南齐书》在《州郡志》里录司州安蛮左郡所辖诸县，木兰县位列第一。梁陈时期一度变更，《隋书》也在《地理志》中载：“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复称此名。”这里的木兰县所辖地域包括今武汉市黄陂区北部和相邻的红安县西南及大悟县南部边缘区。虽然古木兰县跨今三个区县，但其主体部分和县治却在今天的黄陂区境北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木兰》条目曰：“木兰为旧县名，南齐置，唐废，故址在今天湖北黄陂县北”。可见，古木兰县治故址在今黄陂区，从古至今都不存疑虑。

　　诸多史料都可以证实，古木兰县故址（明代时期改为古“大城潭镇”）即为今天的黄陂区姚集镇大城潭村，这是黄陂北部临近红安、大悟两县的一座规模阔大的山村。

　　发现大城潭村为木兰古县，是传承木兰文化链中的重要一环。自美国制作的卡通片《花木兰》热映全球后，如果历史上确有木兰其人，其故里只能有一个。（作者：蒋太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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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兰故里所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2000年 ，国家邮政总局发行“木兰从军”邮票，由于木兰故里不能定论，首发式只得安排在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两地同时举行。人们知道，“史”是应该求真求信的，所以弄清木兰故里的“庐山真面目”也很有必要。

关于木兰故里，从学术角度，我们就以下问题 进行探讨。

第一，木兰生活在哪个时代？

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它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木兰诗》产生于初唐。下面再看看历史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先生的有关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余冠英出版的《乐府诗选》，把《木兰诗》置于“北朝乐府民歌”中。对此，沈先生持有不同看法，他从文物角度，写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文。下面转述沈文的主体内容。

诗中有明驼字样，照出土记录，北方各地北朝俑 中似有马而无骆驼，即在敦煌麦积山壁画中，战士形象反映，也只骑马，从不骑骆驼。但相反，唐墓中则用骆驼极多，大小均有，大的还高到三尺以上，而且身上装备齐全，有人骑乘。

“可汗”称呼似乎唐人用得极平常。太宗称“天可汗”，西北部落用可汗称呼的更不少。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个兄弟民族文字手抄本经卷，就有碗大方印，印上回鹘大可汗... 朱印。唐人一般诗文中涉及的就更多。北朝似不那么常用。

女作男装唐初即有之。到开元天宝则成一时风气而盛行，起于杨氏姊妹。传 世 《虢国夫人出行图》，记载中即以为作男装的系虢国夫人。唯敦煌乐廷瓌夫人敬香行列，却有女作男装有代表性的样子 ，头裹巾幘如男子。

“燕山胡骑”也不大像北朝口气。如出于唐人，例如安史之乱以后，即十分自然。唐人说“燕山胡骑”是有一定含义的。

“赏赐百千强”也是唐人语，指匹头，不指钱财。最引人兴趣的是“对镜贴花黄”，一般注解虽可引梁简文帝诗句，以为兴于南朝。事实上从实物注意，却有问题。因为年来南朝出土俑有一定数量，保存得完整的，衣还淡着色，却从无在眉额脸辅间加靥子装饰的。传世《帝王图》几个南朝帝王，侍女多作标准南朝装，头上脚下一点不含糊，脸庞上看不出一点痕迹消息。图虽传为唐初阎立本作，立本父阎毗则仕于隋，父子都懂旧制，不会疏忽这一点。然到唐代画中，则女人脸颊眉额间贴小鸳鸯水鸟、花朵及星月玩意儿的，却相当多。敦煌画反映得十分完备具体。 …… 花黄即“靥子”是放在小小银盒中，随时可以贴 上的。《花间集》中词，也有许多形容……。南朝俑既无这个打扮，北朝着色俑石刻也无一点消息，敦煌北朝画也不曾发现，唐画则反映得如此分明，我们说这诗是北朝还是唐？结论是容易得到的。

还有诗中的“战袍”，也是唐人习用语。武则天时，曾赠诸大臣如狄仁杰辈以铭金字战袍，希望大臣效忠于她。“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更是人所习之的唐人诗句。如是北朝，必说 “两裆 ”或作“两裆铠”，才和实际相合。“战袍”则为唐人习用。

最后，沈文的结论是“说诗是唐人作 ，处处入情理，说北朝人作品，处处见矛盾。”

的确，《木兰诗》是“唐人作”，这是确凿无误的。文中“女作男装唐初即有之”与女子“贴花黄”是唐时风气，“南朝俑既无这个打扮，北朝着色俑石刻也无一点消息”这两点，也正说明，出征 时 “女作男装”，回乡后“对镜贴花黄”的木兰，确确实实是生活在初唐的。

另外，《木兰诗》《木兰歌》内容与唐代公元6 7 0年 至 6 8 2年的战争史实几乎一一对应，这更能具体地说明，木兰千真万确是生活在初唐的。

如果再把《木兰诗》放开，查一下初唐以前的文学 ，我们又会发现，无论是汉、魏、晋、南北朝，还是有隋一代，没有哪一类、哪一篇文学作品提及木兰，可是到了唐代，不仅有韦元甫、杜牧直接赞颂木兰的诗作 ，而且还有多个诗人，或借花歌咏木兰，或融花人为一体高赞木兰。这些，不也能间接证明木兰是初唐人么？


第二，木兰故里究竟在哪里？

关于木兰故里，可谓众说纷纭，除了前面提到的河南虞城、湖北黄陂外，还有主山东任城、安徽亳州、陕西延安、河北完县等说的。鉴于国家邮政总局首发“木兰从军”邮票只选在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两地 ，本文拟只就这两地及需要涉及的河北完县进行考辨。

先看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孝烈将军庙（原庙今不存）内元至顺三年（1332)碑刻《汉孝烈将军记》，此记系河南人达世安所写。

神姓魏，字木兰，亳州人。汉文帝时，单于侵境，大括天下民以御，神父当行戍。父极痛无一男子可代己者，哀叹良久，竟行。神自闺中悯其父老，即洗铅粉，脱梳珥，变戎服，惯甲胄，趋赴军中，搴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辄克捷，莫有当其锋者。在军凡十二年 ，屡立殊勋，论功上首，辞弗受赏，愿归乡里，奉事父母，文帝嘉焉，特从其志。汉世尝作《木兰词》，阐 扬于前;唐杜牧之亦歌其事，发挥于后。至今亳州犹有庙貌如社者存焉。…… 司马迁作《史记》而泯其实，班孟坚撰《汉书》亦乏其传。 自唐始赠孝烈将 。

再看宁波天一阁藏明《弘治保定郡志》卷十六《列女》的有关记载。

魏氏，名木兰，亳州人。汉文帝尝屯兵于完，兰因随父来此，遂为完人。年二十，以父当行戍，并无一子，兰以身代，十有二年之久，有功不受赏，唯求归见父母。归完，同戍者莫之知也。及卒，唐封为孝烈将军。庙在完县东一里。

关于木兰代父从征事，这两段文字都说发生在“汉文帝时”，这一说法于史实不符。关于木兰故里的记述，这两段文字有同有异。同者，都认为木兰是亳州人；异者 ，《弘治保定郡志》认为，“兰因随父来此，遂为完人”，而且辞“赏”回乡后是“归完”。“木兰故里在河北完县”的说法即源于此。

其实，木兰故里不在河北完县，《完县志》早有说明。清雍正年间的《完县志》卷十就明确记载:“孝女，亳州人，戍于完。懋著克敌功，因有庙焉。”这就是说，“完县东一里”的孝烈将军庙，是因为木兰“戍于完”，有“懋著克敌功”，完县人怀念她，纪念她而修建的，并不是因为木兰故里在完县。

不仅如此。在《完县新志》金石篇中，录有 “木兰祠宋代卧碑”碑文。该碑刻于宋神宗时期，碑上部刻《木兰辞》全文，下部刻钱景初题记。钱氏题记及立碑者，录如下：

余旧时传古乐府辞道木兰事最详，然不识兰何女子也。熙宁辛亥九月，自中山由蒲水过其祠，甚宏 ，因得谒之。访求遗刻，无有焉。独感木兰懿烈不昭，为之叹息。辄录其辞寄郭侯，使得揭于堂，庶来者览之，则兰之茂行，虽历千百祀如在今日。庙榜目栾，盖传疑也。辞 ，旧不载名氏，亦从而阙云。
—— 河南钱景初题，供备库副使北平军使兼管内勤农事郭寅立石。

钱氏题记把河北完县孝烈将军庙存在的时间提前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也把庙的来龙去脉叙说清楚了。原来 ，钱氏认为旧时流传的古乐府《木兰辞》，虽然道木兰事最详，但没有说明木兰是何许人氏。熙宁辛亥九月，他在完县看到了规模宏大的 “木兰祠”，却没有找到有关木兰的“遗刻”，“为之叹息”。于是，他抄录《木兰辞》寄给当地“侯”官郭寅，让他把《木兰辞》刻石并显扬于祠堂，以使木兰的“茂行”“虽历千百祀如在今日”。可是，钱氏看到的 “庙榜”却是“目栾”，他认为这是“传疑”之误，这样 ，在“郭寅立石”于庙时，“庙榜”就改为“孝烈将军”了。

关于钱氏题记说的庙榜“目栾”，《完县新志》还附有《木兰时地考》一文。该文认为“目栾”应是“目连”之误，系“连”“栾”音近而误。

目连是谁？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是释家“目连救母”故事的主角，是中元节盂兰会斋醮的“始作俑者”。弄清了这一点，木兰故里是不是在完县及有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完县孝烈将军庙原是祭祀目栾的庙宇，在宋熙宁年间，钱氏在庙内“访求（有关木兰的）遗刻，无有焉”。这本来很正常，但钱氏以为庙榜“目栾”是“木兰” 的“ 传疑” 之误 ，于是他让当地“侯”官郭寅刻《木兰辞 》卧碑于庙内，并庙榜“目栾 ” 改为“ 孝烈将军庙 ”。

这就是元明间河北完县孝烈将军庙的来源。

其次，原庙榜“目栾”系“目连”之误。 目连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后文《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提到的完县“岁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飨祀焉”，原本是祭祀佛的，因为佛的生日是四月八日，熙宁间钱、郭置卧碑于庙内并改庙榜后，后人才误认为是祭祀木兰的。

弄清了这些，当然就可以肯定:河北完县并不是木兰故里的所在。


木兰故里是不是在河南虞城呢？

先看元代元统二（1334)年缙山人侯有造写的《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以下简称“侯记”）的有关部分。

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也。……睢阳境内，东距八十里曰“营郭”，即古亳之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将军生朝，沿袭古老之云也。故国子助教马利用子克明，时尉城父，考之炉石刊志，乃金泰和（1201—
1208年）间，敦武校尉，归德府谷熟县营郭镇酒都监乌林答撒忽剌，重建大殿、献殿各三间，创塑神像，侍人有七，题额不曰“孝烈”，而曰“昭烈”，不曰 “将军”，而曰“小娘子”，复以将军之名，误为宰相之姓，将军所自出，误称宰相之女，皆非也。其兴坠起废，祠存像在，后世因之，奉祀不废，礼宜附书。况将军之父，乃潜德力农之家明矣，踵此讹传，不即厘正，殆非一方崇神之意。元统甲戌（1334年），曲阳梁君思温尹睢阳，力赞耆老汤德等捐己财，鬻石于山，求文备工，凡用宝钞二千五百贯，遂有正名定论。

查 ，“侯记”是木兰故里在河南虞城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今距虞城县城南33公里的营郭镇周庄，原有1943年毁于战火的明清时的木兰祠建筑群这个物证，也应是祖自“侯记”中关于“营郭” “亦建(木兰)祠像”，而且到“元统甲戌”还“祠存像在”的记述而建的。据立于清嘉庆十一年，补叙“侯记”的《孝烈将军祠辨误正名记》碑记载，木兰祠所在的村庄本是魏庄，后因黄河水淹没，向北迁至今周庄。

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侯记”有两段文字叙及 ，一是侯氏“愚按”语 ，节录如下。

愚按:《木兰辞》...... 惟先尊缙山先生家藏宋儒陈仁、王德翁诗，统列于隋之下，况此辞，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民间，可汗之称始之突厥，今辞有“可汗”等语，意韵殊古，当是隋初所作，信斯言矣。

二是侯氏“沿流求源，遍考国史之后”语 ，亦节如下。

隋恭帝义宁初，突厥立刘武周为定阳可汗，又立梁思都为始毕可汗，国号梁，改元永隆。师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是故此境之兵称隶可汗之由也。复以宋儒程泰之“非隋即唐”之论拟之，盖得其世代矣。况孝烈追赠，乃唐之谥，赞咏诗什，杜牧首倡，殊无唐儒之前作者，决以将军为隋人无疑。

另外，前述《孝烈将军祠辨误正名记》碑也说：

营郭镇北二里许，孝烈将军祠乃崇祀隋末魏氏女 ，讳木兰，未字真人，闺阁奇英者也……

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侯记”这两段文字，前一段说是“隋初”，且“信斯言矣”，后一段说是隋末恭帝时“隋人”，又“决……无疑”。前后抵牾。这姑且不论。“可汗之称始之突厥”之类的史实之误，这也不予评说。单就语言表述而言，它前面列述的事实 ，有“程泰之‘非隋即唐’之论”，有“孝烈追赠，乃唐之谥”之事，有“赞咏之什，杜牧首倡，殊无唐儒之前作者”之证这三件，可后面得出的结论却又不及“唐”，而是“决以将军为隋人无疑”。这内里的逻辑是怎样的，实在难得其解。
再看前引“侯记”为孝烈将军祠像“正名定论”的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更令人莫名其妙。

首先，它前面说祠与祠像的原委，是由“时尉城父”的故国子助教马利用子克明“考之炉石刊志”弄清的，而且“侍人有七”的祠像，也正与祠的题额“昭烈小娘子”及“宰相之女”的身份相合，怎么“侯记”却认为它们“皆非”呢？是不是“炉石刊志”不是物证呢？是不是侯记说的父“乃潜德力农之家明矣”的少女木兰，她也能“侍人有七”呢？
第二，为什么“兴坠起废，祠存像在，后世因之，奉祀不废”的，就一定不是“宰相之女”昭烈小娘子，而“侯记”要“论定”她是孝烈将军木兰呢？
第三，金泰和间的敦武校尉，又是时任归德府谷熟县营郭镇酒都监的乌林答撒忽剌，怎么主持建祠却又弄不清祠主，竟至标错祠的题额，而需要约一百三十年后的汤德、侯有造等人来“厘正”呢？

当然，主持建祠的乌林答撒忽剌是不会弄错的。河南籍女士董玉梅在《〈木兰诗〉年代及木兰故里考辨》一文说：“ 1936年 ，曾经编著了《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开县人）的彭作桢，在其所著的《木兰时地考》中，就明确指出‘昭烈小娘子’是金代宰相术虎高琪之女，木兰乃‘术虎’之误。”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金史•术虎高琪传》载:术虎高琪身仕完颜璟、完颜永济、完颜珣三朝，位高权重，而且“自为宰相 ，专固权宠，擅作威福”。既然是这样，那么身为地方官的乌林答撒忽剌，主动为他或许确有“昭烈”行为的女儿“小娘子”建祠塑像，不也正是许多地方官的“官”之常情么！

以上事实说明，营郭镇原祠像、祠记并不 “皆非”，侯有造先生辨“正”为“误”则是千真万确的！

侯有造为什么会辨“正”为 “误”呢？再看“侯记”中的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即前引“正名定论”那段文字中所省略而由两“亦”字呼应的内容。

至治癸亥（1323年）冬 ，归德幕府官孙想荣来自完州，附郡儒韩颜举所述《完志》，以谓古完庙貌凡五比，岁毁其一，今所存者尚四。岁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飨祀焉。神贶灵异，有祷即应，此海内共传者也。微将军以劳定国，有大功于一方之民，数百年之下，断断乎不得预祀典，享血食。

原来，侯有造根据营郭镇昭烈小娘子祠“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事 ，就以为跟《完志》所叙一样，即此日“乃将军生朝，沿袭古老之云”而为，于是，他贸然断定昭烈小娘子祠像是孝烈将军木兰祠像之误而要予以“辨正”。这清楚地说明，“侯记”之误是承《完志》而来，而《完志》之误，又如前所述，是由宋代钱景初臆改目栾庙榜为孝烈将军庙，置郭刻木兰祠卧碑于庙内后所致。

就这样，历朝历代，陈陈相因，代代相误，一直“误”到今天。

所以，河南虞城也不是木兰故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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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木兰故里在湖北黄陂论者的证据。

翻查当今持“木兰故里在黄陂”观点的文章 ，几乎没有例外地要拿出今黄陂北部曾是古木兰县治域并有木兰山这两个证据，有的甚至由此推定“最迟在南北朝时期，ZYZF就已经认定黄陂北部是木兰的故乡了。”（黄绪意、陈矜《木兰文化史》）

确实，我国政区史上曾设置过木兰县。《南齐书·州郡志下》载 :安蛮左郡下辖“木兰、新化、怀、中聂阳、南聂阳、安蛮”六县，而且木兰是首县。齐置的木兰县，梁时更名为梁安县，梁并置梁安郡。后又有变动。至隋开皇十八年再“改县曰木兰”，由永安郡统属（详 见 《隋书·地理志下》“木兰 ”条下注）。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司州、雍州、宁蛮府》图、《中国历史地图集·淮南江表诸郡》图，都标明今黄陂北部是古木兰县辖区。关于木兰县，《新唐书·地理志五》又载：黄州齐安郡“黄冈”条下说 ：“武德三年省木兰县入焉；又析置堡城县，七年省。有木兰山。”

但是，用古木兰县作证据，以证明“最迟在南北朝时期，ZYZF就已经认定黄陂北部是木兰的故乡了”，这是建立在木兰是汉文帝时人这个基石上的。而木兰代父从征是汉文帝时事的观点不合史实。所以用古木兰县证明木兰故里在黄陂是不成立的。

那么，古木兰县内的木兰山能不能证明呢？也不能。理由与古木兰县不能证明是一样的。黄陂县在清雍正七年由黄州府划归了汉阳府。关于木兰、木兰县、木兰山三者的关系，清汉阳府的有关志书作了这样的说明：“旧志谓山以古乐府所云代父从军的木兰得名，木兰世居于此，姓朱氏，唐贞观人。参之传籍，一无所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十八年置木兰县，则木兰自是山名，盖因山名县，而非因人名山也。”

但是，“木兰故里在黄陂”的另一些证据则不能 忽视。 先看《黄陂县志》的有关记载。

明清两朝的《黄陂县志》都说木兰是唐初黄陂县人，姓朱。例如清同治时的《黄陂县志·木兰志》 就承明志，加按语说：“木兰系县北朱氏女，生初唐， 父隶兵籍，年老，不堪从军，假男子装代父从征，十二年乃还。终身未适。其略见古乐府并杜牧之、刘后村诗。其塚在木兰山下，祠在山巅。其坊，题曰‘忠孝勇烈’。”

这段按语值得重视。

首先，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在木兰故里的纷争中，这是唯一一个明确记载为“初唐”的志记。这个 记载，被纵横交织成网的证据所证明。

其次，这段按语说木兰“祠在山巅”，现在，木兰 “山巅”的木兰殿依然存在。前文涉及的《木兰文化史》说 ：“木兰殿始建于唐中叶，初名木兰庙，即杜牧 《题木兰庙》诗所指之处。原建筑有三层楼，毁于明初。明代重建后改名将军祠，为两层楼，又毁于清 初。清末再次重建后才用了今天的名字。”

第三，这段按语提到的“题曰 ‘忠孝勇烈’”牌坊 ，至今仍雄立在木兰殿前，坊梁间石屏上刻的六个大字，正是“唐木兰将军坊”。这个坊刻尤应注意， 因为河北完县、安徽亳州、河南虞城的志、记 ，虽然载木兰是汉代人或隋代人，但也都载木兰是 “唐封 (赠、谥)孝烈将军”。在“唐封（赠、谥 ）”这一点上， 四处的记载一致，而黄陂的“唐木兰将军坊”记 ，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第四，这段按语说木兰“塚在木兰山下”。今木兰山北麓，距黄陂城约 35 公里处，正有一大塚，高 5 米多，地面直径近2 0 米。塚前立有一碑，碑文漫漶， 不能辨识，但碑题“敕建木兰将军墓碑序”尚可辨认 。塚前方不远处有一庙，俗称将军庙，后毁，今修复。此庙，明弘治《黄州府志》的记载是：“木兰山下有忠烈庙，后有冢。相传木兰将军盖木氏之女，木兰名 ，伪为男子代父西征者。”清雍正年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亦载 ：“将军凹，在县北七十里，有木兰将军墓在焉。”

第五，这段按语提到杜牧之诗，这诗就是著名的《题木兰庙》。诗为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查有关史 、志 ，杜牧之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出京任黄州刺史， 他登上时属黄冈县（州治所在）的木兰山，有感于时 事 ，写下了这首“殊有美思”（宋·魏泰语）的名作。 这首诗证明，到宋代已划属黄陂的木兰山，在唐代就建有木兰庙。前述《古今图书集成》也载 ：“木兰山， 在县北六十里……木兰将军生于此。”

此外，原黄陂县城也有有关木兰的建筑。《古今图书集成》除载“木兰井，在西郊外”外 ，还载 ：“木兰寺，一名西寺，在县西，唐贞观时建，昔朝贺习仪于此。”（以上所引《古今图书集成》文字，均见该书方舆汇编职方第一千一百七十四至八十一卷黄州府 部）这里，木兰寺是“唐贞观时建”的说法不可靠，但这寺年长黄陂人都看到过，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被拆，原址上新建了黄陂老汽车站。

再看“重修鼎建”木兰山将军祠的一封奏章。

辽东巡抚都察院右副佥都御史兼管倭备臣张涛，为启建祠宇以光山岳事。


窃以名山大川，圣朝隆封祠之典；灵坛古社，群黎修烝尝之仪。有湖广省黄州府黄陂县木兰山，乃真武修炼之所。唐节度使朱异家于其下，其女代父出征，功封木兰将军，启建祠宇于其上，并立真武庙貌 ，世远年湮，香火颓废。臣叨生兹土，感将军之贞烈，沐真武之威灵，意欲捐赀，未敢擅便。伏乞陛下念真武功在国本，将军勋立唐朝，臣得以重修鼎建， 一以动神人护国之念，一以启士民忠孝之心。


臣诚惶诚恐，谨奏。

这是明万历三十七（1609)年 ，辽东巡抚都察院右副佥都御史兼管倭备的张涛，呈明神宗朱翊钧的奏章。后来张涛奉敕“重修鼎建” 了“世远年湮，香火颓废”的木兰庙，并改庙名为将军祠。今见木兰塚前刻有“敕建木兰将军墓碑序”的墓碑，也应是张涛所立。

张涛的这封奏章更值得重视。

第一 ，它是呈 “天之骄子”——皇帝的，应不敢有主观故意的“欺君”内容。
第二，它明确奏称木兰的父亲是唐节度使 ，木兰是“勋立唐朝”，这两个“唐”的时代定语，与前文提到的证据如网也如山的结论一致。
第三，它肯定木兰的父亲“家于” 木兰山下，木兰是代父从征的女子，既申明了木兰 “正身”，又说明了木兰籍贯。
第四，“重修鼎建”后 ， 张涛改木兰庙为将军祠，即改“木兰”为“将军”，改 “庙”为“祠”，当是他鉴于木兰庙“世远年湮，香火颓废”的现状，借以告诉人们，木兰并不是虚幻或无根底的神明，她是实在的，而且名籍就在本乡本土的先贤 （祠主要祭祀先祖先贤，这一点与庙有别）；木兰并非普通的女子，她是唐皇敕封的“将军”，从而提 醒世人：祭祀木兰并非“淫祀”，要高度重视，不能让 她的祠里“香火颓废”。

显然，张涛这封奏章的可信性与说服力，绝不是河北完县达世安撰写的《汉孝烈将军记》、河南虞城侯有造捉刀的《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所能比肩的。

再看《木兰诗》语言与当今黄陂话的关联。

《木兰诗》首句“唧唧复唧唧”中的“唧唧”，有的解释为叹息声，有的解释为蟋蟀鸣叫声。其实这两种解释意义相通。因为，江淮一带就叫蟋蟀为唧唧，如《汉语方言大词典》“唧唧”条的解释就 是：“[名 ]蟋 蟀 。江淮官话。”这就是说，唧唧的鸣叫声由唧唧的名词义引申而来，人的叹息声又取 “象”或借喻于唧唧的鸣叫声。这一点，江淮间鄂东地方民歌《唧唧词》可以印证。

下面是抄录于明末清初湖北蕲春人顾景星文集中的《唧唧词》。

长唧唧，短唧唧，莫遣孤儿赤膊睡。短唧唧，长唧唧，滴尽西窗女儿泪。唧唧长，唧唧短，唱歇征人五更转。唧唧短，唧唧长，门外征人欲断肠。

这首《唧唧词》借秋日唧唧的叫声，表达“门外征人”与“西窗女儿”的断肠泪。词中提到的“征人五更转”，反映的也是征人彻夜难眠的凄苦生活。

联系《唧唧词》，再读一读《全唐诗》中安邑坊女写的《幽恨诗》：

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
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这首《幽恨诗》，正是思妇用《木兰歌》中木兰女 的叹息，表达自己叨念征夫的断肠幽恨。《幽恨诗》 中巴陵秋雨引发的思妇的凄苦，《唧唧歌》中秋日唧唧表达的“西窗女儿”的凄苦，《五更转》里唧唧使征人彻夜难眠的凄苦，就取“象”而言，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

鉴于此，可以认为《木兰诗》首句中的“唧唧”， 正是蛾蟀即江淮官话的“唧唧”，是唧唧的鸣叫与木兰的叹息在交响，在共鸣。地处江淮鄂东的黄陂，至今仍叫蟋蟀为唧唧（念送气音）。可以认为，这是唐代的黄陂话或说江淮官话在《木兰诗》中留下的印迹。

另外，《木兰诗》中有“爷”指父亲，“爷娘”指父母的称谓，当今黄陂话中也有伯爷、叔爷、舅爷、姑爷、姨爷、干爷等父辈称谓，还有“长哥长嫂当爷娘” 和“生身的父母在一边，养身的爷娘大如天”等说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唐代黄陂话或说江淮官话在《木兰诗》中的反映。

第三，关于“木兰故里在黄陂”的两点疑问。

一 ，《木兰诗》有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句 ，如果黄陂是木兰故里，这可能吗？

可能。首先，《木兰诗》是诗，是艺术作品，可以夸张，借以强力表现军情紧急，木兰心急，拼命赶路的情境。如果说这不是夸张，像持虞城观点的人说的是实写，即“虞城离黄河约100公里，正好是马行一天的路程。”那么下句“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该怎样理解？黑山，在 《资治通鉴》中，胡三省注: “一名杀胡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亦谓之呼延谷。”《辞源》还说 ：“唐调露初，裴行俭大破突厥余部于此。”据此，如果说不是夸张，那么，木兰从距虞城约100公里的黄河处出发，她也能“旦辞黄河去”而“暮至黑山头”吗？何况，下下句还写有 “暮至黑山头”后就能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哩！

再说，即使《木兰诗》真是实写，不是夸张，木兰 “旦”从黄陂故里出发，也能“暮宿黄河边”。因为， 唐时有千里马，还有“日行千里”的独峰驼（《新唐书·吐蕃传》），就依现在黄陂离黄河的距离算，也不过千余里，木兰从黄陂“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怎么就不能做到呢？


二 ，《木兰诗》有“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句 ， 木兰的家应该在城里。如果木兰故里在黄陂，她的家是在城里吗？在哪个城里？

前述张涛的奏章称木兰的父亲朱异是“唐节度使”，据此，木兰的家应是在城里。今黄陂木兰山北面不远有一座古城遗址在大城潭镇，当地传说这里是木兰故里，并立有“木兰出生地”碑。经查，大城潭镇濒临滠水，地势险要，是古驿站，也是军事要地。该镇的确有古城遗址，护城河也在，与滠水相通。城有大寨小寨，寨的悬崖峭壁下就是滠水；大寨上多处可见古砖瓦残片，建筑遗迹；人说寨顶原有烽火台，只是没有看到遗存物（据“木兰故里”研究者杜有源说，十多年前还可见到）。如 今 ，大寨小寨均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综上所述，作出木兰故里在黄陂的结论，应该是切实的、可信的、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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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的所有文献资料全部出自唐以后，根据这些称颂木兰诗歌里列举相关事迹可以知晓，木兰从军时的兵制是典型的唐朝府兵制；名物制度也是唐朝才有，比如“十二转”，乃是唐朝策勋制。


宋朝黄庭坚在《豫章先生集》里专门说过了，木兰的英勇事迹是“刘原父往时于秘书省中录得“，元丰乙丑五月戊申会食于赵正夫平原监郡西斋， 黄庭坚本人和石辅之 、柳仲远三人看过原件。


根据现有史料，唐朝人为什么从来没有怀疑过木兰是本朝人？南宋初的学问大家程大昌 、朱熹及稍后的刘克庄为什么都认为最早的木兰诗歌是创作于唐代？因为唐宋两代文人很清楚，木兰的从军经历与相关诗歌一一对应。


木兰奔赴战场后 ，“朝屯雪山下 ，暮宿青海 旁。夜袭燕支虏 ，更携于阗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木兰所经历的战场除黑山外 ，还有雪山、青海 ；木兰的敌人除燕山胡骑外 ，还有燕支虏 ；木兰的友军有于阗羌。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唐初对北境、西境诸蛮族的军事行动史实。


唐高宗即位后 ，在唐朝内部 ，“先是 ，太宗既破龟兹 ，移置安 西都护府于其国城 ，以郭孝恪为都护 ，兼统于阗 、疏勒 、碎叶 ，谓之 ‘四镇 ’。高宗嗣位 ，不欲广地劳人 ，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 ，移安西依旧于西州 。其后，吐蕃大人 ，焉耆以西 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旧唐书 ·龟兹传》)。在吐蕃方面，禄东赞死 ，他的两个儿子当国，连年犯边。到“仪凤三年(公元 678年 )，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 之地 ”(《旧唐书 ·吐蕃传》)。在突厥方面 ，首领反叛自立为可汗者此起彼伏 ，因此唐朝与突厥也是连年战争 。

几次主要的能与两诗相映照的战争列举如下：

1．史载 ，吐蕃攻破吐谷浑后 ，又于成亨元年 (公元 670年)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 ，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唐高宗令薛仁贵率众 十余万讨伐吐蕃 ，军至大非川 ，为吐蕃所败，吐谷浑全国陷没。

2．上元三年 (公元 676年 )吐蕃“攻鄯 、郭 、河 、芳四州 ，杀略吏及马牛万计 ”(《新唐书 ·吐蕃传》)。

3．仪凤三年(公元 678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 ，唐高宗 “下诏募猛士 ，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并令 “李敬玄率刘审礼击吐蕃青海上 ，审礼战没。敬玄顿承风岭，碍险不得纵 ，吐蕃压王师屯 ，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率死士五百 ，夜斧其营 ，虏惊 ，自相辅藉 而死者甚 众，乃 引去 ”(《新 唐 书·吐蕃传》)。后 ，吐蕃军三万多人屯驻良非川，黑齿常之又率精骑三千夜袭 ，大破吐蕃军 (详见《旧唐书 ·黑齿常之传》)。

4．调露初 (公元 679年)，单于府突厥大酋温博 、奉职二部反叛 ，自立可汗 ，二 十四州酋长 “皆叛应之”，唐将萧嗣业战败。调露二年，令裴行俭率军约三十万进击 ，永隆元年(公元 680年 )，“行俭战黑山，大破之”(详见《新唐书 ·突厥传》)。

5．开耀(公元 682年 )中，吐蕃 “赞婆等屯于青海，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常之在军七年 ，吐蕃深畏惮之 ，不敢复为边 患”(《旧唐 书 ·黑齿常之传》)。

另外 ，上元二年 (公元 675年 )春正月 ，“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 ，以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 ”(《旧 唐 书 ·高 宗纪》)。


以上史实所涉及的地名。

大非川 ，今青海布喀河 ，当时在吐谷浑境内。

青海，古也称西海 ，当时在吐谷浑境内。

承风岭 ，胡三省注 ：“杜佑曰：承风岭在郭州广威县西南 ，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 ，故吐谷浑界。”

黑山，胡三省注：“一名杀胡 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 ，亦谓之呼延谷。”

另外 ，鄯、郭等州 ，在大雪山南 ，青海东 ，焉支山在大雪山与祁连山间北面，三山分别在青海北面或东北面(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61一62图。)祁连山也叫雪山，焉支 山也叫燕支山。


同这些战争史实对照：“可汗大点兵”，史实是唐高宗 “诏募猛士 ，毋限籍役痕负 (意为不要限兵籍 、徭役 ，是否有犯罪纪录 )，帝自临遣 ”；“暮宿黑 山头”，史实是 “行俭战黑 山，大破之”；“朝屯雪山下 ，暮宿青海头”，还有“夜袭燕支虏 (代指西部敌人 )”，史实是雪山、青海 、燕支一带唐同吐蕃的战争十分惨烈 ，黑齿常之两次夜袭吐蕃军大胜；“更携于阗羌”，史实是于阗王尉迟伏阇雄“有击吐蕃功”；“壮士十年归”“同行十 二年 ”，史实是这些战争始于公元670年 ，平静于公元682年 ，吐蕃不敢复为边患。



由于唐朝初年民族英雄木兰随唐军高级将领出征，并立下战功，才井喷式的在唐朝突然出现大量赞颂她的诗歌，并且在全国各地建立奉祀她的祠堂。


列举唐朝诗人赞颂木兰的部分诗歌如下：

白居易的《戏题木兰花》和《题令 狐家木 兰花》，两首分别是“紫房日照胭脂拆 ，素艳风吹腻粉开。怪得 独饶脂粉态 ，木兰曾作女郎来”；“腻如玉指涂朱粉 ，光似金刀剪紫霞。从此时时春梦里 ，应添一树女郎花 ”。

借花歌咏木兰 的还有徐凝诗 《和白使君木兰花》。诗为“枝枝转势雕弓动，片片摇光玉剑斜。见说木兰征戍女 ，不知那 (nuo)作酒边花”。

直接赞颂木兰的，除韦元甫《木兰歌》外 ，还有杜牧在黄陂所作的《题木兰庙》。诗为“弯弓征战作男儿 ，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 ，拂云堆上祝明妃”，把木兰弯弓征战和王昭君出塞和亲相提并论，，赞扬她们都是不畏艰险 ，勇于牺牲 ，以静边、安民为己任的民族英杰 。

融花人为一体高赞木兰的有李涉诗《木兰花》：“碧落真人着紫衣 ，始堪相并木兰枝。今朝绕郭花看遍 ，尽是深村田舍儿。”诗拿所有“绕郭 ”的花同“着紫衣”的木兰相比，指斥“绕郭花”全没有木兰那仙人般的俊逸雄豪之气 ，尽是在“深村”求田问舍的庸夫俗子 ，利虫禄蠹，笔锋十分犀利 。

唐人诗歌的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它们是不是只能说明女英雄木兰是在初唐才出现的?


唐朝距今超过一千三百年，唐宋文人可以见到的很多历史文献和实物都已在漫长岁月中流逝无踪，但是他们的诗歌、地方志、奏章等文字材料还是流传下来，得以让我们一窥木兰是初唐实际存在民族英雄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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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不是高级将领，最多是个杂号将军。可以称之为“木兰将军”或者“孝烈将军”。木兰这个级别的军人在唐朝为数不少，不入朝代断代史再正常不过，之所以被当时文人创作大量诗歌夸赞，一方面是由于她替父从军的孝心，另一方面全在于她的女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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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木兰诗是初唐创作？


首先，《木兰诗》反映的是唐初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西魏宇文泰创立的。但是西魏至北周的府兵制是由大柱国“自相督率 ，不编户贯”、“无他赋役”的，而且是“甲槊弓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传》)，“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钱穆《国史大纲》)。显然 ，这些都与木兰事迹不符。

到了隋代 ，隋文帝虽然在开皇十年下令 ：“凡是军人 ，可悉属州 县，垦田籍帐 ，一与民同。”可是该令又说 ，府兵仍然由“军府统领 ，宜依旧式 ”，即依旧由各大柱国“自相督率”，而且该令还说 “罢山东 、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不仅如此 ，在此前一年即开皇九年灭陈后 ，隋文帝还下诏说 ：“禁卫九重之余 ，镇守四方之外 ，戎旅军器 ，皆宜停罢”，“武力之子 ，俱可学文 ，人 (民)间甲仗 ，悉皆除毁。”为了贯彻这个主张，在开皇十五年他又下令 ，除关中缘边 ，“收天下兵器 ，敢有私造者 ，坐 之。”(均详见《隋书 ·高祖纪》)。

很清楚 ，隋文帝的这些诏令是与木兰的事迹并不相容的。如 ，诏令罢 “河南 ”“新置军府”，那么，家显然在河之南的木兰若属新置军府，她就不会有机会代父应征。又如，诏令“武力之子 ，俱可学文 ，”那么 ，明为“武力之子”的木兰 ，她就没有可能代父应征 。再如 ，诏令 “收天下兵器 ，敢有私造者 ，坐 之”，那么，“慷慨携干将”的木兰，她就决然不敢去代父应征 。

到了唐代 ，府兵制渐趋完备 。《新唐书 ·兵志》载 ：府兵一寓于农 ，轮番宿卫或出征；贞观十年唐太宗把全国分为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所有军府隶属直隶于皇帝的十二卫府或东宫六率府 ，置折冲都尉一人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十人为火 ，火有长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 ；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而已；当给马者 ，官与其直市之。

看看唐府兵制的这些内容 ，对照木兰的事迹 ，我们会不难 发现，它们竟然十分相合。如“凡发府兵，皆下符契”，这符契当然是由直接统帅十二卫府的天子下 ，《木兰诗》里正是 “可汗大点兵 ，”而且有“军书十二卷”。再如 ，“府兵一寓于农 ，轮番宿卫或出征”，《木兰诗》里的“阿爷”，正是平时在务农 ，战时要应征。又如，“当给马者 ，官予其直市之”，《木兰诗》里的木兰 ，正是“愿为市鞍马”，而且东南西北地四处忙着“市”马。又如 ，“士以十人为火 ，火有长”，《木兰诗》里的木兰，正是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这些相合处说明什么?它们是不是说明《木兰诗》反映的正是唐代的府兵制?


其次，《木兰诗》反映的是唐代名物制度。
例如明堂和十二转 ，明堂是我国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凡朝会 、祭祀、庆赏 、选 士、养老 、教学等大典都在这里举行。初唐十分重视宣明政教，《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多次记述初唐整修明堂事 ；十二转 ，这也是唐代才有的策勋制度，《唐六典》载：吏部设有“司勋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官人(民)之勋，凡勋十有二等”。对照《木兰诗》，诗里正有“归来见天子 ，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 ，赏赐百千强 ”事。

再如驿制。唐代的通信组织中专有一支 以骆驼为主的队伍 ，称为“明驼使 ”，用于边塞军机的紧急传 递。段成式《酉阳杂俎》载 ：驼 ，性 羞 ，“驼卧，腹不帖地 ，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故称明驼”，而且吐蕃就有“日行千里 ”的“独峰驼 ”(《新唐书 ·吐蕃传》)。再查对《木兰诗》“愿驰千里足”句 ，《酉阳杂俎》正作 “愿驰明驼千里足”。

又如兵制 。《新唐书 ·兵志》载：“初 ，府兵之置 ，居无事时耕 于野 ，其番上者 ，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 ，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 ，将归于朝。”《木兰诗》有“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爷娘闻女来 ，出郭相扶将 ”等句 ，它们反映的应该说也正是初唐府兵 “四方有事 ，则命将以出 ，事解辄 罢，兵散于府 ，将归于朝”的史实。


第三 ，《木兰诗》运用的是唐代语言。

《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六句 ，不少人指 出，这是唐代律句 ，为前代所未有。即使反对唐朝说者也不否认这一点 ，但囿于成见 ，他们一概指为“唐人窜改”。这些 句子果真是 “唐人窜改”或“文人改作 ”的吗?我们再看看全诗 ，除这六句外 ，具唐人律句特点的还有“昨夜见军帖”以下四句 ，“策勋十二转”以下两句 ，“当窗理云鬓”以下 四句。句子是这样 ，词语也有不少是唐代才出现 的。有的是唐代变文、传奇类的俚俗语 ，有的是唐人诗文中的书面语。俚俗语如“送儿还故乡”中的“儿 ”，作妇女自称用 ，始于唐代 。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说 ：“儿与儿家皆自称之辞 ，儿夫犹云我的夫婿也 ，然此为唐五代人语。”蒋礼鸿 《敦煌变文字义通 释》也说 ：“唐代妇女自称为‘儿 ”’，并引《云溪友议》和孟姜女变文等的语例作证 。另外的例子，如“玉环一 枚 ，是儿婴年所弄”(元稹 《莺莺传》)，“载儿夫婿去”(刘采春《啰唝曲》)，“儿家门户寻常闭”(蒋维翰《春女怨》)等诗句中的“儿”也都是妇女的自称。再如“两兔傍地走”中的“地”，作语助词相当于今天的“着”，也始见于唐代。前举张书说 ：“地，语助词，犹着也。”前举蒋书也说 ：“地 ，语助词 ，附着在 “立”“坐”“卧”等不及 物动词后头。”蒋书的例子有 “门前有一老人立地”(舜子变文)，“门前立地看春风”(元稹《李娃行》)，“只见他在那里住地”(《碾玉观音》)等 。

书面语如诗里的军帖 、戎机 、铁衣、战袍等双音节词。“军帖(军书)”虽出自前代 ，但它也是唐代府兵制的反映 ，如岑参 《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就有“案上军书十二卷”句 。“戎机”指 战争 ，军事 ，始见于唐代 ，有 “自从收帝 里，谁复总戎机 ”(杜甫《遣愤》)等诗句 。“铁衣”指铠甲，也始见于唐诗，而且频率较高 ，如“寒碛铁衣声”(于鹄 句 )，“铁衣霜露重”(戎昱句 )，“都护铁衣冷难着”(岑参句)等。“铁衣”借指 战士 的用法 ，也是 唐诗中才出现的，如“铁衣远戍辛勤 久”(高适句 )等。“战袍 ”也是唐诗中初见的，如 “战袍经手作 ”(唐玄宗宫女句)，“金带连环束战袍”(马戴句)等。

另外 ，尚书郎虽然不是唐代官称 ，但在唐代照样有人写进诗里。岑参诗中就 出现过两 次。一是“是君同时者 ，已有尚书郎”(《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二 是“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 已有尚书郎”(《韦员外家花树歌》)。这并不难理 解。为了表达 的 “雅 ”或“谑”，古人常常用古官名称当代相当的官 职，如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官职是知州 ，但在该文中却称自己为太守 ，而太守是汉代官名。岑参把唐代没有的官称尚书郎写在诗中，显然也是为了雅称高官。

关于“可汗”和“天子”通称 ，这也只有在唐代才有可能。称国主为“可汗”始于柔然。可柔然当时还处在“无文记 ，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 ，后颇知刻木为记”(《魏书 ·蠕蠕传》)的状况。据《通鉴》记载，拓拔部先世首长也称过可汗。但后来在建魏称帝前 ，他们的首领只有大人 、大单于和 晋朝封的“代公 ”、“代王”之称 ，而不称可汗(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建魏称帝后 ，他们则以昌意嫡脉 ，炎黄正统自居 ，连自属汉魏“正朔”的南朝 ，无论是刘宋 ，还是萧齐、萧梁，《魏书》都一律称为“岛夷 ”，所以他们更不称可汗 ，只称天子。不说臣民要称天子 ，就是太平真君四年 ，太武帝派李敞诣其祖宗石庙告祭天地 ，“昭告于皇天之灵”，都是径以“天子焘”自称(详见《魏书 ·礼志》)的。

在北魏前入主中原的“五胡 ”，无论是匈奴刘氏，羯胡石氏，鲜卑慕容 氏，还是氐族苻氏，羌族姚氏，也都只曾受封大单于或自称大单于(详见《魏书》卷九十五)，没见称可汗的。到了唐代 ，情形就大变了。唐朝不仅北面和西面有突厥 、回纥、高昌等国的国主称可汗，而且唐太宗等唐代君主也被四夷君长共尊为天可汗。《通鉴 ·唐纪九》载 ：贞观四年三月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 ，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 四夷皆称万岁。是后 ，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这里的“上”指唐太宗李世 民。直到贞观二十年 九月 ，唐太宗至灵州 ，“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十人 ，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 奴 ，死无所 恨 ”’(《通 鉴 ·唐 纪 十四》)。

天子和可汗通称 ，在唐代诗歌中也有。柳宗元鼓吹铙歌 《高 昌》诗记李靖灭高昌事就是这 样。诗说 ：“成称天子神 ，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 国都 。”诗中天子和可汗都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史书《新唐书 ·突厥传》也是这样。《传》说 ，开元二十九年 ，突厥登利可汗 “遣使伊难如朝正月 ，献方物 ，曰‘礼天可汗如礼天 ，今新岁献月 ，愿以万寿献天子 ’云”，文中天子和可汗都是指唐玄宗李隆基。

关于“唧唧”和“爷娘”。“唧唧”作叹息讲 ，“爷娘 ”连称也只初见 于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句 “我闻琵琶已叹息 ，又闻此语重唧唧”，杜甫《兵车行》句“爷娘妻子走相送 ”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唐诗语例。综观《木兰诗》用语的这些事实 ，我们能说它们都是“唐人窜改”或“文人改作 ”的吗?

第四，《木兰诗 》运用的是唐代官韵——《唐韵》。

诗歌用韵 ，隋朝以前的状况是 ：古今声调有别 ，诸家取舍不同，方 言差异悬隔，支 、脂 、鱼、虞混用 ，先 、仙、尤 、侯不分 ，“江东取韵 ，与河北复殊”(详见陆法言《(切韵)序》)。鉴于这种情况，刘臻、颜之推等八人与陆法言“论南北是非 ，古今通塞”，融会吕静等六家韵 书 ，由陆法言主笔，著 成《切韵》五卷 ，“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亦详见《(切韵)序》)。此后，《切韵》盛行于世。清人潘耒说，对《切韵》，“历代增修，虽有《切韵》、《唐韵》、《广韵》之异名，而部分无改 ，唐宋用以取士，谓之官韵 ，与九经同颁 ，无敢出入”(《重刊古本 (广 韵 )序 》)。今人王力又说 ，《切韵》“一共分为 206韵。206韵太繁细了，不便于押韵 ，所以唐代规定相近的韵可以‘同用 ”’(《古代汉语 ·通论二十九》)。

根据以上所述，拿《木兰诗》的用韵同《广韵》对照，赫然发现 ，《木兰诗》运用的竟然全是唐代的官韵 ，即《唐韵》。具体分述如下 ：全诗首句起韵 ，前 8句的韵脚分别为唧 、织 、息 、憶 、憶，用的是入声 的职韵 ；接着转韵 ，有8句 ，韵脚分别为兵、名 、兄 、征 ，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庚韵和清韵 ；接着再转韵 ，有8句 ，韵脚分别为鞯、鞭、边 、溅，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先韵和仙韵；接着再转韵，有4句，韵脚分别为头、啾，用的是下平声中同用的尤韵和侯韵 ；接着再转韵，有6句 ，韵脚分别为机、飞、衣 、归 ，用 的是上平声中的微韵 ；接着再转韵 ，有24句 ，韵脚分别为堂、强、郎、乡、将、妆 、羊 、床 、裳、黄 、惶 、郎，用的是下平声 中同用的阳韵和唐韵 ；最后再转韵，有4句 ，韵脚分别为离 、雌 ，用的是上平声 中的支韵。全诗62句 ，由仄韵转平韵 ，共转 6次 ，无一处错乱 ，无一韵越出。如果同平水韵对照 ，还可以发现 ，《木兰诗》的用韵 ，依次与平水韵中的职、庚 、先、尤、微、阳、支等 7韵完全相合 ，无一处跑韵。为什么?王力先生说 ：“唐代诗人虽然不是依照平水韵用的韵 ，但是他们既然依照 ‘同用 “独用 ’的规则 ，那么平水韵正可以用来说明唐人的用韵。”(《古代汉语 ·通论二十九》)看，《木兰诗》遵循《唐韵》而用韵，非常严整 。

至于《木兰诗》中有两处重韵 ，如两 次用 “憶 ”，两次用“郎”，这正好说明它是取自民间。作为民间传颂的 英雄赞歌，《木兰诗》用韵竟是这样严整地遵循《唐韵》，对照陆法言说的隋朝 以前的用韵状况 ，我们还能说它是北朝的作品吗?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它源于社会生活 ，又反映社会生活，适应社会需要。作为文学 的一支生力军 ，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常常更迅速 ，更精炼 ，更具典型意义。鉴于这一点，试把《木兰诗》放开，查一下初唐以前的文学 ，我们会发现 ，无论汉、魏、晋 、南北朝 ，还是有隋一代 ，没有哪一类哪一篇文学作品提到木兰女 ，赞颂这位旷古女英雄。可是到唐朝时情形突然变了，不仅有韦元甫直接赞颂木兰的《木兰歌》，而且有杜甫、岑参等明显受《木兰诗》影响的诗作。如杜甫《草堂》诗中“旧犬喜我归”等八句 ，系仿《木兰诗》中“爷娘闻女来”等六句的句法 ；前引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诗中 ，甚至出现 了《木兰诗》中的“军书十二卷”原句。

面对以上种种事实 ，我们该怎么判定 《木兰诗》的时代呢?如果掀掉疑雾重重迷障 ，如果破除鲁鱼亥豕般 的成见 ，正视这些史 实 ，理清它的脉络 ，我们还能肯定它是北朝民歌吗?事实胜于雄辩 ，女英雄木兰就是生活在唐初 ，赞颂她的《木兰诗》产生于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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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出生地——黄陂双龙镇

木兰出生在湖广黄陂的双龙镇（现今姚集镇大城潭村），关于她的故事当地一直广为流传，称其祖父朱若虚是个文官，后赋闲在家潜心研究佛经道典。木兰的父亲叫朱天禄，为人正直清廉，乐善好施。这与明朝史料《木兰古传》所载“木兰将军黄郡西陵人(今黄陂），姓朱，父寿甫，又名异、天禄，母桂珍”是吻合的。清同治十年（1871年）编纂的《黄陂县志》记载：“湖广省黄州府黄陂县木兰山有朱异家住其下，其女代父从征，功封孝烈将军”。这个记载，和明万历时曾任都察院右御史、辽东巡抚张涛给神宗皇帝的奏疏相符。石碑高约1.9米、宽1.2米、厚0.27米。碑正面有“木兰将军双龙镇人”等字。背面文字记载的是修建东城门桥时，双龙镇朱、谌、陈等姓人氏捐资的情况。

双龙镇亦称朱城寨、大城潭。东临滠水，民舍坐北朝南，南倚小寨山，北枕大寨山，古护城河环绕村湾，总面积约800亩。关于双龙镇的称谓，根据研究的初步结论是：汉朝时，此处叫朱城寨，意思是朱姓人在这里筑的城寨。明时又叫过大城潭，即滠水河深潭旁修筑扩建了一座大城。叫双龙镇，是因此处地貌形似二龙戏珠之状。

双龙镇历史悠久。考古发掘和案头研究的资料表明：西周时，这里已有先民栖息。到汉代，双龙镇已成为方圆数十里较繁华的集镇。“当街铺面百十家，商贾运货有驴马”为当时的写照。据《黄陂县志》记载：汉至隋，黄陂曾称西陵、木兰、梁安、梁兴等县名。古木兰县治所在黄陂，史书上早有记载。《南齐书·州郡志》载：南齐司州安蛮左郡辖7县，第一个便是木兰县。当时，木兰县管辖包括今黄陂北部和红安县的西南地区，治所就在滠水河东岸的双龙镇。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历史地理学家谭骐骧更明确地把古木兰县县址标在黄陂滠水上中游处，而双龙镇正好处于这个位置。这就使古木兰县治所正在黄陂。其地理位置、军事位置、商贸集散地等方面表明它的位置很重要。古时滠水水道十分发达，不但河宽、河深、水清，且离长江近便；双龙镇濒临滠水，不但筑有石城，且有宽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地，宜于设置重要的政权机构；双龙镇北近豫皖，与本省红安、大悟毗邻，水陆交通便利，是最佳的商品集散地。这里的建筑曾经十分豪华，朝廷曾在此设置过管理机构，故双龙镇护城河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北宋时期，因战争流亡的定远县官吏，曾一度摄政双龙镇。明洪武初年，地方在原城寨的基础上，对城寨进行了扩建，在大寨山顶增修了一座烽火台，并设巡检司于双龙镇。以“遏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镇静一方……”。大城巡检司公署是一幢上下两重的线石青砖屋。清咸丰年间，看管此屋的老人烤火睡着后，炭火烧着了火盆边的干柴，公署被烧毁。清咸丰末同治初又复建。同治时，大城巡检司巡检官为方家榖。

清代至民国初年，一直在双龙镇设有驿站和盐局。据载：双龙镇驿站的最后一块匾牌“大城潭驿站”几个大字为清军提督、后擢升为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所题。民国初年，湖北督军王占元微服观看了木兰山农历八月初一开山门迎香客的庙会后，还寻访了双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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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自唐朝产生称颂木兰的诗歌之后，直到明朝，从未有文献资料提过木兰姓氏为“花”。

结合当前掌握的史料可以知晓，中国历史上最早把木兰称为“花木兰”的，是明朝著名才子徐渭。他在戏剧《雌木兰替父从军》中，虚构故事时间为北魏，并让木兰在出场时即自称“妾身姓花名木兰”。


徐渭为什么要首开先河，设定木兰姓氏为“花”呢？虽然有分析是“花”有迷惑人、不真实之意，要借此说明此剧虚构居多。但考证徐渭经历可知，他创作《雌木兰替父从军》时，其实是有原型的。徐渭曾参与抗倭，先绍兴乡勇中服役，后又在总督胡宗宪门下做幕客，常参与胡的军事策划。当时有位参与抗倭的广西狼兵女首领，本名“岑花”，善使双刀，被誉为“花双刀”。广西狼兵在岑花率领下，驰骋千里，勇猛杀敌，在抗倭初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江浙沿海广为传颂。岑花也被朝廷诰封为“二品夫人”。岑花归顺朝廷，王守仁上报朝廷时，因其与死于叛乱的丈夫岑猛同姓，为避祸，遂替其改叫“花氏”，壮语中“花”“瓦”同音，故称“瓦氏夫人”。


徐渭之所以要在自己编写的戏剧中将木兰姓氏定为“花”，正是暗喻“瓦氏夫人”。徐渭有一首《宝刀诗》就是赞美“瓦氏夫人”的：“双钮黑银镂，来从大土酋。绦绒结蛮女，铁色照并州。不惜金千镒，能县水一沟。床头好珍重，兼许茂先收。”徐渭描写木兰时，说她把尖尖的小脚伸进一只小船似的男人的靴子里。而众所周知，中国从五代开始才有裹足风气。徐渭这样写，明白地告诉观者，戏剧所表现的是明朝而不是北魏，戏剧是为了鼓舞当代。这也更能说明“瓦氏夫人”是徐渭笔下木兰的原型，并因之将戏剧主角设定为“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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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新任黄州刺史的大诗人杜牧登临黄陂木兰山，谒木兰庙，写下《题木兰庙》：“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吊古伤怀，将女英雄木兰的“弯弓征战”与同为湖北人，“一去紫台连朔漠”的和蕃使者王昭君相比照，更加凸显了时移世易的岁月沧桑之感。

至宋代，由于《木兰辞》先后收入《古文苑》、《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文学总集，又受到黄庭坚、程大昌、朱熹、严羽、刘克庄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和阐发，影响更加广远，木兰形象因此日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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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玉堂、刘保昌、章开沅等人的研究（顺便介绍下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保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关于木兰的故事，存在着三种型态的“版本”：一是历史上的木兰故事，凸显其“真”；二是文艺作品中的木兰故事，凸显其“美”；三是民众心目中的木兰故事，凸显其“善”。当然，所谓真美善的区分只是一种相对性的比较定位，事实上，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真善美无法作简单的单一性的价值区分。


围绕木兰的身世、艺术形象的变形、传播与接受的选择性“误读”等方面，之所以存在辩难，上述问题上存在诸多参差，是由于作为历史本事的木兰故事，与作为文学艺术表现对象的木兰故事和作为民间大众心目中的木兰形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并不是说木兰其人就不存在。




木兰明明姓朱，为什么不懂历史的老百姓通常称之为“花木兰”呢？


因为明代戏剧家徐渭著有杂剧《四声猿》，其中有一折名为《雌木兰代父从军》，剧中主人名“花木兰”，剧情系由《木兰辞》演义而来。而在乐府诗歌《木兰辞》中，木兰无姓，出于戏剧演出的需要，徐渭以将花字作为木兰之姓，除了暗喻“瓦氏夫人”，还突出了木兰的女性之美，而将木兰父亲冠以“花弧”之名，“花弧”者，“花糊”也，其姓名“糊涂不清”之意也。这本来是古今文学家的惯用手法，如《三国演义》中的乔阁老，搬上舞台时被叫作“乔玄”，“玄”者“悬”也，“玄妙不可言”也。


正由于木兰姓“花”出自徐渭虚构，京剧大师梅兰芳改编京剧《木兰从军》时，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非常慎重，就没有将木兰冠之以花姓。只是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将京剧改编为豫剧时，没有梅兰芳那般严谨，按照徐渭编排以讹传讹，将木兰姓氏定为“花”，剧名《花木兰》。赴朝慰问演出，回国后又在全国巡回演出，引起轰动，后来又拍成电影，影响广远。



其实，木兰姓朱，出生于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大城潭村。

黄陂朱木兰，其人其事，有文献、实物、口传三重证据，交织如网。

明朝时期，焦纮在其《焦氏笔乘》中说：“木兰，朱氏女子，代父从征。今黄州黄陂县北七十里，即隋木兰县。有木兰山、将军冢、忠烈庙，足以补《乐府解题》之缺。”

清康熙朝《黄陂县志》云：“木兰，本县朱氏女，……假男子代父西征，……至今其家犹在木兰山下。”

清雍正朝《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1174卷黄州府部》，历史上有关木兰的诗文均辑入其中。包括《木兰辞》和杜牧等人的诗。此外还有木兰山、木兰川的记载。

清同治朝《黄陂县志》记载：“木兰将军，黄郡西陵人也，姓朱，父寿甫，母赵氏，无子，祷于建明山……遂在娠，如期生女，是为木兰。……军书叠至，寿甫以千户长应赴选，苦衰羸不堪远征，旦夕忧戚，木兰方织红，投杼叹：缓急无所恃，生女何为乎！乃市鞍马，易戎服，为男子装，代父北征……还朝策勋，除木兰尚书。木兰辞曰：‘臣在边十二年，父母存亡未卜，愿乞归省’。上嘉其孝，赐内厩千里马，使驰以归。木兰卸戎服，理旧装，自是承欢膝下，孝敬弗衰，寿九十，无疾终于家。”这则记载与乐府诗歌《木兰辞》内容相近，完全可以视为一篇《木兰辞传》。


明代《木兰古传》称：“木兰将军黄郡西陵人也……”，清代《忠孝勇烈奇女传》也称：“木兰姓朱，为湖广黄州府西陵县双龙镇人。”根据书中有关木兰家乡地理风物的描述，均与今湖北武汉黄陂区木兰山及周围风景吻合。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80年的文物普查，考古学家在木兰山北坡立新店背侧一片高亢的台地上，发现了一座大上冢，高6～7米，底部直径30多米，当地人称之为“将军坟”。其上散布许多作为建筑材料的板瓦残片，红陶制作，粗绳纹饰。土冢上原有一庙，名“将军庙”。《黄陂县志》卷七记载一则《游木兰山记》：“今古墓俨然，山麓里人岁操壶酒、豚蹄以奠。其为故里，复奚疑哉……”。近年来，有关部门在土冢附近的居民中收集到了散失的石碑、石狮等等“物证”。碑文基本上已磨蚀不清，但“敕建木兰将军墓碑序”几字可辨。这与众多的史籍皆言木兰辞官弗受，愿归故里，以侍双亲至终的事实相符。


黄陂大城潭村村民世代相传本村为木兰故里并非空穴来风，今天仍生活在村中的人们介绍，谌姓和朱姓是村里两大姓氏。木兰姓朱，叫朱木兰。至今村里还保留着木兰家的宅基地。宅地前竖有一块古旧的大理石残碑。碑文已残损，但“木兰出生地”几字依稀可辨。早先，村民们在附近挖掘池塘时发现了这块古碑，将其竖于宅地前。在村东头，原先还立有一块记载这位朱氏奇女生平的褐黑色石碑，碑高近2米，1米多宽，可惜毁于“WG”。


黄陂关于木兰的记载具体、丰富、多样，诗、文、事皆有。清康熙、雍正时期官修的文献册典《古今图书集成》把所有关于木兰的诗、文、事都置于黄陂的条目里，反映了当时从官方到民间的一致认可和学界人士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