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古名鄂渚（音主）夏汭（音瑞）沙羡（音夷）江夏夏口鲁口汉口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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汭 《说文解字》
【卷十一】【水】
『說文解字』
水相入也。从水从内，内亦聲。而銳切

『說文解字注』
(汭)水相入皃。皃各本作也。今依玉篇、廣韵正。上下文皆水皃。則皃字是也。水相入皃者、汭之本義也。周禮職方之汭、卽漢志右扶風汧縣之芮。水名也。大雅之汭、亦作芮。毛云。水厓也。鄭云。汭之言內也。尚書嬀汭、渭汭。某氏釋爲水北。雒汭。某氏釋爲雒入河處。左傳漢汭、渭汭、雒汭、滑汭。杜氏或云水內也、或云水之隈曲曰汭。大意與大雅鄭箋相近。鄭箋之言云者、謂汭卽內也。凡云某之言某、皆在轉注假借閒。从水內。與枘同意。內亦聲。而銳切。十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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汭 《康熙字典》
【巳集上】【水】 汭·康熙筆画：8　·部外筆画：4
【唐韻】而銳切【集韻】【韻會】【正韻】儒稅切，𠀤音芮。水名。【周禮·夏官·職方氏】雝州，其川涇汭。【註】汭在豳地。

又【說文】水相入貌。一曰小水入大水也。

又水內也。【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傳】汭，水之內也。通作芮。【詩·大雅】芮鞫之卽。【箋】水內曰芮，水外曰鞫。

又水北也。【書·禹貢】涇屬渭汭。【傳】水北曰汭。【疏】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

又【五子之歌】徯于洛之汭。【正義】待于洛水之北。

又水之隈曲爲汭。【左傳】稱淮水之曲曰淮汭，漢水之曲曰夏汭，滑水之曲曰滑汭。

又沙邊曰沙汭。【木華·海賦】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

又【集韻】如劣切，音爇。水北也。義同。【江淹·擬古詩】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峰異，豈伊千里別。

又他昆切，音暾。與涒通。詳七畫涒字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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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稱淮水之曲曰淮汭，漢水之曲曰夏汭，滑水之曲曰滑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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汭 國語辭典
汭ㄖㄨㄟˋruì
名
河水彎曲的地方或兩條河會合之處。《說文解字·水部》：「汭，水相入貌。」《書經·禹貢》：「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水邊。《文選·木華·海賦》：「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

河川名：➊ ​ 位於大陸地區山西省永濟縣境內，西流注入黃河。➋ ​ 大陸地區涇水支流，至甘肅省涇川縣流入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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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汭 ruì

〈名〉

(1) 兩條水流匯合處 [confluence of streams]

汭，水相入也。——《說文》

氂降二女於嬀汭。——《書·堯典》。注:“水所入曰汭。”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 沙汭而還。——《左傳·昭公二七年》

(2) 河流、湖泊的彎處 [river bends]

館於洛汭。——《左傳·昭公元年》

虢公敗戎於 渭汭。——《左傳》。 杜預注:“水之隈曲曰汭。”

(3) 水濱 [bank]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水汭，令半濟而擊之，利。——《孫子》。唐· 杜牧注:“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

(4) 水流之北 [north of a River]

弱水既西，涇屬 渭汭。——《書·禹貢》。 孔傳:“水北曰汭。”

(5) 水名 [Rui River]

(6) 在山西省永濟縣境。西流注於黃河，傳說即舜納二妃處

(7) 在江西鉛山縣境，爲上饒江支流

(8) 涇水支流，發源於寧夏回族自治區涇源縣南，至甘肅涇川縣流入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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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记忆


武昌位于长江南岸，即“武汉三镇”之一，现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城市——湖北省武汉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昌”二字作为地名，最早源于今天的鄂州市。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县城北郊）迁鄂，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县，置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武昌”这一地名开始出现。

今之武昌，两汉时属江夏郡沙羡县，今之蛇山，古称江夏山。“汉水”在武汉入江，亦称为“夏水”。春秋战国时期，武汉的古地名为夏汭。夏即夏水；汭，水的弯曲处。《左传·昭公四年》：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左传·昭公五年》：蒽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杜预注：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南北朝齐人刘澄之《荆州记》：夏水入江处，谓之夏汭，盖夏水之尾也。汉末谓之夏口，亦曰汉口，亦曰沔口。沔之下流为汉，夏水亦会，三水共出此口也。

武昌最早兴建城垣，始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近江水段构筑土石结构的“夏口城”，方圆仅二三里，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相传“黄鹤楼”即是当时的瞭望哨所。夏口即夏水入江之口，原指汉阳。孙权在大江南岸“城江夏山”后，便将江夏郡治及其“夏口”之地名，一起移到了大江南岸的这座新城。

晋人陈寿《三国志》对孙权修筑夏口城的记载很简略：“二年春正月……是月，城江夏山。”江夏山是指黄鹄山，即今天的蛇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云：“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

武昌，史称之为“夏口”“郢州”“鄂州”“江夏”等。唐代，大江夏地区（包括今天的武昌、青山、洪山、江夏等）即有了“武昌”的称谓。隋开皇九年（589年），朝廷开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于是废江夏郡，将江夏郡的汝南县改为江夏县，同时，改郢州为鄂州，治所在江夏。唐元和元年（806年），置武昌军节度使，治所设置在建有黄鹤楼的县城中。

元大德五年（1301年），朝廷将“武昌”作为“路”一级行政建制的名称，治所也设置在县城中。武昌路沿袭宋代鄂州所辖七县之地。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改“武昌路”为“武昌府”，“武昌府署”亦设置在江夏县县城中。明、清两代一直未变动。

因唐、宋、元、明、清历代有武昌军、武昌路、武昌府之设，其治所又都设在有黄鹤楼为地标的县城中，于是，“武昌”就逐渐成为“大江夏地区”常用的代名称。最早有李白《送储邕之武昌》诗为证：“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黄鹤楼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绝景”之称。黄鹤楼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

1913年，因辛亥首义之功，民国政府改武昌县为寿昌县（今属鄂州市），改江夏县为武昌县。1926年，改武昌城区为武昌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武昌县城区置武汉市武昌区。1960年4月，武昌县治迁至纸坊镇。1995年，武昌县改为武汉市江夏区，“武昌”由此而专指武汉市武昌区。因武而昌的悠久历史底蕴与辛亥首义的冲天火光在此交相辉映。 （武汉市地名普查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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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城并峙发端：从卻月城到夏口城
一、郡县城市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起统一的集权专制帝国。郡县制并非始于秦朝，早在楚国熊通（公元前740―前690年在位）为王时，就灭权国建立权县，但秦始皇的郡县制因行之于全国并为后世所效法，故其意义更显重大深远。

郡县制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取代封邑制推行于全国，至少在汉代还是“郡”“国”并行——郡县制和封邑制同时存在：“秦王朝一统天下的时间只有十多年，郡县制没有确立起来。因此，汉朝实行具有折中性质的‘郡国制’并在统治的四百年里逐渐转向以郡县为主的体制。”[1]魏晋以后，郡县制便逐步成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常态。

郡县制的实行不仅使中国城市体制和体系开始了由“邑制城市”向“郡县城市”的转变，而且大批郡县的设置也推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秦汉以后，郡县与城市合一，使中国古代城市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规模都得到稳定发展。从汉朝至清代，中国城市总数大体保持在1500个左右，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

斯波义信认为，相较于“邑制城市”，郡县城市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城市管理的官僚体制；其二，由邑制城市的孤立的“点”转变为城市独立王国的“点”领导“面”，即城市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转变。[2]当然，郡县城市的“中国特色”远不止如此。

特色之一是其鲜明的政治、军事功能属性。“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地主政权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郡县治所并非因工商业人口的自然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只不过是封建国家的一些政治、军事据点而已。”“中国封建城市的产生途径与西方不同，城市的政治、军事性质特别突出。”[3]由于城市兴起和产生的动力机制是政治、军事而非工业或商业，因此城市并不以经济生产为其主要功能，宋以前的郡县城市大都有城无市，就是这种功能价值取向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直观表现。当然，郡县城市也存在经济活动，但一方面这种经济活动是从属于城市政治、军事功能的，具有鲜明的消费城市特征；另一方面城市是经济活动之果，并非如西方那样是城市产生的先决条件。传统城市在城市规划和空间布局上，“与城市本身的性质是大体吻合的，中国古代城市大都具有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的性质，其城市布局模式隐含着伦理中心主义和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精神”[4]。

特色之二是城市的规模等级因郡县行政级别而定。如果说商周时期“邑制城市”是按王邑―族邑―属邑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那么秦汉以后的郡县城市便是国都―省城―府（州）城―县城四个等级。在古代中国，城市的规模、形制大小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一方面，行政级别低的城市不能逾越礼制，筑城规模和规格不能等于或高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的修筑取决于政治统治或军事防御的需要，甚至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传统城市这种按行政级别规定城市规模和等级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古代城市体系表现为一种缺乏横向联系的垂直结构，城市与城市间主要是一种行政统属关系，其联系的纽带是行政命令而不是经济交往。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加之传统交通工具和道路体系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城市之间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较为顺畅的商业贸易网络。传统城市体系中的经济交往一般只局限于短距离（县城、集镇之间）和中距离（府城及一部分省城之间）的区域城市，而远距离的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则基本上处于一种遥隔状态。据研究，直到清中叶，汉口、苏州、广州等城市分属的经济区，在市场上还处于平行状态，缺乏重合、统属联系。另外，作为一个内陆型的农业文明古国，中国历来偏重在内地构筑其城市体系，沿海城市体系一直不发达，在传统城市结构体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特色之三是城乡合治，郡县最高长官即城市最高长官，城市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由于城市法人地位的缺失，中国传统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市政府或市政厅，虽然古代城市也有所谓“市长”“市令”“市吏”，但那只是管理集市贸易的小吏。市政建设和管理由地区行政首脑一手包办。“中国自周以降，虽亦有市政，但历代都市均在国家行政隶辖之下，无市自治之可言。”[5]“数千年来，我国不是没有城市生活，也不是没有关于城市任务的设施，所不同者，地方自治丝毫未办，一切城市任务不归中央政府直接办理，即归代表中央政府之下级行政机关办理，并没有归市自治团体自行办理的罢了。”[6]

特色之四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市民阶层和以市民为主体的自治团体、自治机构和自治行为。中国传统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官员、士绅和军事人员，城市没有以工商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中国的城市居民，法律上而言，只是他的氏族（因此也就是他的原籍村落）的成员，那儿有他崇拜祖先的祠堂，通过祠堂，他得尽心维护自身所属的团体”。由于没有市民阶层这个阶级基础，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如西方参议会、商会那样的自治团体和法庭、市政厅那样的自治机构，总而言之，不存在以市民阶层为主体，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相抗衡的“城市共同体”：“亚洲的城市不存在有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例如市参政会）。”“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市民’与‘城市共同体’的概念。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自治’只是个职业团体及村落的特色。”[7]

“郡县城市”体制和形态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绝大部分郡县都有城有市，国家和地方政府以行政的力量推动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且城市区域布局也因区域行政建制的因素而大致均衡合理。但另一方面，囿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行政资源及财政力有不逮等因素，自秦至清，中国的国家版图虽然不断扩大，但设县数量并未明显增加，单位县域面积却在普遍增大。统计表明，两千多年来中国县的数量如下：汉朝1180个，隋朝1255个，唐朝1235个，宋朝1230个，元朝1115个，明朝1385个，清朝1360个。由于国家是以行政手段而不是运用经济杠杆推动城市化——城市兴筑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并最终由于经济动能不足，导致中国古代城市化在低水平徘徊。加之城市规模等级的“官本位”标准，不仅严格限制“体制内”的行政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张和规模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传统观念影响下，那些非行政性的工商业城市往往由于“另类”属性而不被重视，形成中国古代“郡县城市”独大而工商业城市弱小的城市发展格局，最终导致工商业发展缓慢和城市化水平低下。“尽管拥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可是按照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中国还是不能达到同等程度的城市化水平；就此而言，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不到西欧、地中海，或者日本公元1千纪以来的一半。”[8]

由此看来，传统中国要增加城市数量，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单靠国家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民间力量，转换动力机制，发展以工商业功能为主体的经济性城市。这类城市在唐朝以前的中国是凤毛麟角，真正大批量出现是在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

二、沙羡创县
武汉地区设郡立县，始于西汉初年。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全国分为36郡，其中江汉地区为南郡，治所在江陵（今荆州市）。汉高祖六年（前201），汉代正式设立江夏郡。《汉书·地理志》载：“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应劭注：“沔水至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江夏郡下辖西陵、竟陵、西阳、襄、邾、軚、鄂、安陆、沙羡、蕲春、、云杜、下雉、钟武等14县，辖境包括今湖北中东部和河南东南部。江夏郡治所一直以来有安陆说、西陵说、前安陆后西陵说以及沙羡说等四种说法，较可靠的说法是在西陵县。

江夏郡所领14县中，在今天武汉市范围内的大致有西陵、邾、沙羡、鄂4县。



西汉武汉地区行政建制图

西陵县为江夏郡首县，所辖范围包括今武汉市新洲区、黄陂区东部，黄冈市黄州区西部、红安县和麻城市全部。西陵县治所何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其在今新洲与麻城交界处的三店街红山嘴一带，这一说法为后来考古发掘所证明。三店街红山嘴一带西汉墓葬有三四百座之多，而西陵县所辖鄂东其他地区墓葬稀疏，据此推测此地可能有城市存在过。尤其在北区12号墓中出土了一方“臣辛”印章，辛为人名，既然称“臣”，当为朝廷命官。综合该墓出土的大量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推测这位墓主的身份可能是县令以上级别的官员，极有可能就是西陵县甚至江夏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邾县历史悠久，远在先秦时期即建有邾国，“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百）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9]。秦末，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都邾城。后衡山国改置邾县，隶属于江夏郡，治所在今新洲城关。邾县县城曾经是鄂东中心之所在，“不仅是一方的政治、军事中心，经济、文化也相当繁荣。其中就有较大规模的工业作场；有麇集诸儒的孔庙；有南联北越、北达中原的水陆交通枢纽”[10]。



涂口

沙羡之名，古已有之。公元前350年左右，楚国就置沙羡于涂口（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汉高祖六年（前201），置沙羡县于涂口，隶江夏郡，“汉置十三部刺史，以荆州之南郡分置江夏郡，地为所领之沙羡县”[11]。涂口乃涂水入江之口，后改称金水，涂口亦改名金口。沙羡县辖地颇为广阔，“今武昌、汉阳、嘉鱼三县及汉口沦河以南，汉川南境，蒲圻、崇阳北境及咸宁之地，是两汉沙羡县境”[12]。

西汉初年江夏郡特别是沙羡县的创设对于武汉城市史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沙羡县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第一次在今武汉中心区设立的县级行政机构。自沙羡县设置后，武汉开始真正纳入国家行政建制序列。沙羡县自西汉始设，一直延至东晋。东晋以后沙羡之名虽弃之不用，但朝廷在武汉中心区设郡立县则一直沿袭下来，或在沙羡县治故地另建他县（如侨置汝南郡、汝南县），或将治所迁至他处（夏口或鲁山）仍沿用沙羡名称，或将沙羡建制并入他县另组新县（沙阳），在沙羡县的今武汉辖区后来分别演化出江夏县（武昌县）、汉阳县等。

其次，沙羡建县，使城市修筑首次从武汉外围逐渐深入到武汉中心区。史载汉高祖刘邦“令天下县邑城”[13]，沙羡建县即筑城应是常态化举措。东汉末年，刘表部将黄祖修筑了沙羡屯。如果说两汉沙羡建县筑城时还在今武汉远城区（金口），那么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沙羡分别移治夏口城和鲁山城则已完全位于武汉城市核心区了。公元221年，孙权设武昌郡，随即改称江夏郡。公元223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沙羡县治此时可能也移至夏口城……但到235年，孙权又重筑金口沙羡城，县治再度移金口”。[14]“晋沙羡初治江夏山城，东晋迁治鲁山卻月城。晋初改沙羡曰沙阳，疑是复迁回江夏山城，即今武昌市。后仍以山城为沙羡，沙阳县遂迁治至今武昌县沙阳洲之上首。”[15]这就表明，今武汉市主城区武昌和汉阳在城市初创时期曾经轮流成为沙羡县治所。

再次，沙羡县辖区广阔，并不局限于今天的武汉地区。“两汉沙羡县境极宽。东尽今武昌县（即隋开皇年以后之江夏县），南包蒲圻、崇阳、咸宁，西及汉阳、汉川南境，北界沦河与安陆县接壤。”[16]显示出其作为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武汉地区尤其是武昌大多数时间里是地区行政中心和中心城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夏口，孙吴时为江夏郡治，刘宋时为郢州治所；唐朝的鄂州为武昌军节度使驻地；宋代鄂州成为荆湖北路治所和湖广总领所之所在；元代鄂州更上升为湖广行中书省治所，所辖地包括今湖北部分，湖南、贵州大部，广西、海南全省以及广东雷州半岛；明清时期的武昌是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和总兵衙门所在地，另有武昌府、江夏县官署，省、府、县三级衙门聚于一城之内，武昌成为两湖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三、卻月建城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皇权式微，天下大乱。公元220年，汉献帝被迫让位于曹丕，东汉王朝寿终正寝，三国争衡正式启幕。

战争与动乱于国家是危机和灾难，但对于某一地区也许既是灾难也是机遇。武汉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受到地方割据势力刘表、孙权等的高度重视。“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汉置江夏郡，治沙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为吴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曰重在武昌也。”[17]于是便有了卻月城（汉阳）和夏口城（武昌）双城之筑并成为郡县治所和军事重镇，为武汉核心区城市之滥觞。

其实，卻月城之筑并非始于汉魏之际，郦道元《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昔魏将黄祖所守，遣董袭、凌统攻而擒之。祢衡亦遇害于此。”[18]由于《水经注》对修筑卻月城的关键人物戴监军语焉不详，导致今人对其真实身份及卻月城筑城时间无从详考，只能根据史书中对发生在该城的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来大致判断卻月城在东汉末年即已存在。

卻月城形制如何？面积多大？位于何处？“卻月故城在汉阳县北三里，周一里八十步，高六尺。”[19]按此推算，卻月城周长264.6米，城高1.746米。

今人据《元和郡县图志》给出的方位，对汉魏之际卻月城的位置做出这样的定位：“当时的汉阳县治所在今显正街，据此，卻月城大约在今月湖北岸江汉桥附近（江汉桥下的汉江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20]

卻月城既是军事据点，也是行政中心，曾是沙羡县、江夏郡治所。由于卻月城据有沔水入江口的重要位置，刘表、孙权甚至曹操都极为看重其战略位置。孙权认为要守住夏口和武昌，进而西进攻克刘表盘踞的荆州，必须先占据对岸的卻月城。曹操认为只有拥有卻月、夏口二城，才能拿下东吴，完成统一霸业，因此，“魏江夏郡，西至京山县东境，东至西陵县西境与弋阳郡接界。南至汉阳卻月城”[21]。从建安四年（199）到建安十三年（208），江东孙氏与刘表为争夺卻月城先后进行过三次战争，最终以孙权胜利、卻月城易主而告终。

时任江夏太守的黄祖，是荆州牧刘表的心腹，领兵驻扎在沙羡，防御来自江东孙氏军队的进攻。建安十三年，孙权再度派兵征伐黄祖，刀光剑影之中，金戈铁马之下，黄祖败死，卻月城惨遭屠城之祸。血雨腥风，沔水尽染，家亡城破，月湖呜咽。是时，刘表长子刘琦因卷入与其同父异母兄弟刘琮的立嗣继位之争，恐有杀身之祸，乃听从诸葛亮之计，请求出镇江夏。但此时的卻月城，兵尘过后，一片哀鸿，城春草深，已为废墟，刘琦只得另筑新城——鲁山城。

四、夏口筑城
公元222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王即位。孙权深知夏口对武昌“据之而存，失之而亡”的重要性，“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塉破，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为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以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为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无可事者”“于是城夏口，都武昌”。[22]孙权称王建国之初，便在黄鹄山上修筑了夏口城。

关于夏口筑城的具体时间，一般通行说法是吴黄武二年即公元223年。但检阅各种史书，可知黄武二年并非唯一的说法，夏口筑城年代至少有三说：一为黄武二年（223）说，一为魏黄初二年（221）说，一为吴赤乌年间（238―251）说。

三说之中，为何黄武二年之说能为多数史家采纳？恐怕原因有二：一是最早记载孙权在黄武二年修筑夏口城的史籍是《三国志》，可信度较高，且撰写年代又距三国时代不远；二是黄武二年为孙权称帝的次年，符合孙权“城夏口，都武昌”的历史逻辑。

夏口城位于今武昌蛇山东北隅，“依山负险，周回仅二三里”[23]。城虽不大，但因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孙权极为看重，专设夏口都督，以重兵戍守。夏口城修筑后，孙权将武昌郡改为江夏郡并移治夏口，“郡领县七”[24]，这7个县是武昌、下雉、阳新、沙羡、竟陵、云杜、邾，包括今武汉全部地区，鄂州市、咸宁市、天门市、钟祥市等鄂中、鄂东南广大地区。由此可知，夏口城既是重要的军事城堡，也是地区行政中心城市。



吴主孙权像

由于夏口地位重要，孙吴选派夏口都督就十分慎重，可谓非宗室亲信不任。“见于史籍的夏口都督共有10人，多为孙吴宗室。……天纪四年，晋平南将军胡奋攻占夏口。武汉地区开始属晋，吴以都督镇夏口的局面结束。”[25]

夏口城因与长江对岸的卻月城及随后不久兴起的鲁山城隔江相望，从而形成武汉双城并峙的城市格局。因此，夏口城的诞生便具有了超越个体城市，对整个武汉城市格局和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意义。

双城并峙但又彼此联系、互为关照城市格局的奠定。夏口城和卻月城、鲁山城是此后鄂州城―武昌城和汉阳城的真正起点，武汉双城格局在时间上连绵不辍达千年之久，直至明代中叶汉口崛起才为三镇鼎立格局所取代。汉、魏之际的夏口城和卻月城、鲁山城既是独立的城市个体，又因其行政中心的职能超越城市空间范围而使两岸城市和地区之间发生联系。如卻月城作为沙羡县治所时其管理触角就达到江南广大地区，夏口城曾是吴江夏郡治所，其管辖范围除江南武昌、下雉、阳新、沙羡外，还包括江北邾县、云杜、竟陵等地区。在孙吴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夏口和鲁山两城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下，彼此之间联系紧密，都曾做过江夏郡治所，武汉城市一体化从其诞生的那个时代开始就已初露端倪。

港城一体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夏口城和卻月城、鲁山城的空间布局除了传统郡县城市的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港城一体的滨江城市特色。卻月城南倚龟山、北扼汉水入江口，陆地是军事城堡，水中是军事港口。黄祖为江夏太守时，在卻月城建大型水师基地。夏口军港规模较卻月城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赤壁大战时这里屯扎的周瑜水军多达数万人。而且，夏口的军港还不止一个，鹦鹉洲、南浦和黄军浦皆是其重要军港。夏口城、卻月城的城港一体化显示了武汉城市水陆并存并重的城市空间布局特色，陆上城楼巍峨，江畔帆樯十里，是为武汉尤其是汉口闻名海内外的“船码头”之滥觞。

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体系的建构。卻月城和夏口城不仅是军事堡垒和地方行政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作为港城一体的码头城市，城市功能分工一般是城——“安屯戍地”、港——“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如卻月城，东汉蔡邕《汉津赋》称颂它是“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如夏口城附近的黄军浦，《水经注》载：“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溠洄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26]明确指出其既为水军屯扎之所又是繁华商业码头的商兵兼用功能。

“东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绝当中央。奸雄将军气盖世，败卒零落惭周郎。得鲈鱼，沽美酒，孰若黄州苏子瞻，谪向江湖动星斗。噫歔欷，曹公气势，苏子文章。人物销铄，尘迹荒凉，惟有江水，千古万古空流长。”[27]岁月无情，长江有意。三国征战的硝烟早已散去，那城头岸边的鼓角争鸣、戈鸣马嘶渐行渐远，换了市声鼎沸，车马喧嚣；那曾经固若金汤的夏口城垣也已灰飞烟灭，成了历史陈迹；那曾经瑰丽奇伟的黄鹤楼也是屡毁屡建，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只有黄鹄矶下那一弯江水依然奔流不息，滚滚东去，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沧桑世事、不尽乡愁……

[1] [日]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2] [日]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3]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页。

[4] 涂文学：《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3页。

[6] 臧启芳：《市政和促进市政之方法》，《东方杂志》1925年第11号。

[7] [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等译：《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220页。

[8] [美]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9]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

[10] 张朝咏主编：《新洲史话》，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1] 嘉庆《汉阳县志》卷二《沿革志》。

[12] 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13] 《汉书·高祖纪》。

[14] 刘玉堂主编：《武汉通史·秦汉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28页。

[15] 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246页。

[16] 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246页。

[17]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84页。

[18]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4—805页。

[19]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禾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46页。

[20] 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武汉市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汉阳历史文化精粹》，武汉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21] 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22]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84—3485页。

[23] （清）顾炎武撰，谭其骧等校点：《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1页。

[24] 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25] 刘玉堂主编：《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26]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5页。

[27] （明）方孝孺著，徐光大点校：《方孝孺集》卷十九《赤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4页。

[hankowbund]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口“汉为沙羡东境。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应劭曰：江别入洒为夏水，夏水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经注》：夏水本江之别出，自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洒，谓之暑口。自暑口下洒水，通兼夏名，而南至鲁山下，会于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洒口。夏口实在江北”。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洒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洒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



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但这与《三国志》诸传及所引裴注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

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

“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电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韩晞已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

此战之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

又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

“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

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