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积石峡洪水与大禹治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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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云：积石峡洪水与大禹治水无关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08日

2016年8月5日，《科学》杂志发表吴庆龙等学者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以下简称“吴文”），认为虽然公元前20世纪黄河流域属于干燥时期，但由于上游积石峡在公元前1920年发生地震引起滑坡和堰塞湖，溃坝形成的超大洪水就是大禹建立夏王国之前治理的洪水，该溃坝事件影响了黄河流域文化变迁，使其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

与大禹治水无涉

吴文研究对象是黄河上游距离滑坡坝很近的喇家遗址，因此在此地见到大洪水的痕迹不足为奇，但同时期兰州平原的考古遗址并没有发现该次洪水的沉积层，更不用说黄河中下游，吴文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该次溃坝事件对黄河中下游的影响。如果只是凭想象而把大禹生活之地“安排”在积石峡，则在此地他仍无法治水：这种突发性水灾来去匆匆，不幸者被淹没，这不是能够治好并留下传说的洪水，如果没有被洪水当场淹死，过后也不需要治水。

该文发表后，艾兰（Sarah Allan）教授总体质疑大禹治水故事的真实性，认为其与很多文明有洪水传说一样，只是一种创世或重新创造人类生命的神话结构，属于“解释世界如何形成的神话，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这种看法在欧美学界很普遍。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大禹治水传说与其他文明洪水神话之间的关键差异。如在苏美尔创世神话中，恩基（Enki）水神从原始水中创造大地和人类，让人们生活在大地上，教他们耕地和安排灌溉。在闪族神话中，挪亚（Noah）虽然不是创世神，但他是世界灭亡后人类重新出生的始祖、一切民族衍生者，教人耕地、酿酒以及各种手工。《圣经》中挪亚的故事被记入《创世纪》，这是有国家之前的神史。而大禹是相对晚出的历史英雄。

根据传说，在他之前已经有更早的国家，有伏羲、神农、颛顼、尧、舜等统治者，人们早已学会耕地，有不同族群，族群之间已发生过贸易、冲突、战争等。大禹之前的洪水并没有毁灭人类；《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在舜帝统治之后，有好战的三苗族群统治三朝而国家混乱无德，大禹治水后驱逐三苗重新统一部族，这并不是首次创造国家的故事。

同时，根据考古资料，在夏王国之前，早已有几个发达的文明，并且长江中游地区具有国家性质的社会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因此大禹治水的故事与其他文明创世洪水的信仰并不相同。而且在中国传说中，不仅仅是大禹治水，在他之前还有舜和鲧都在做这种工作，只是大禹之后不再有那么严重的洪水和治水的需求。所以，这种描述似乎更像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长期的洪水灾害，只是到了夏王国统一之后水位慢慢下降，洪水的破坏力变弱。因此，笔者偏向于认为，从舜时代到夏王国建国之前的洪水传说的确反映了历史事实。

与现代考古知识相左

吴文为加强推论，把黄河流域所有考古文化的界线随意认定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并且将此界线作为新石器文化被青铜器文化取代的时刻。这与现在考古知识相左。许宏先生表示：这篇稿子的“团队内里有考古学和年代学者，但他们是否都认可这篇论文的推导方式和结论，这是要存疑的”。笔者也认为，多数考古学家很难接受黄河流域考古文化存在一个公元前1900年左右共同的分界线，如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在公元前2200年已存在，并持续到公元前16世纪；更不用说黄河中下游陶寺、王湾三期、山东龙山等文化，都远早于公元前2000年开始，晚于公元前1900年结束；至于晚期的二里头、岳石等文化此时还没有出现。

许宏也不认同吴文结论，但在讨论该问题时强调二里头文化不是从公元前1900年出现的，“这篇文章里的大洪水就和二里头文化形成了年代学上的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他又说：“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才大量使用青铜器，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也跟公元前 1900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讨论还带有一种先定的角度：将二里头当作中国青铜器时代开端以及夏王国存在的指标。对此笔者要反问：根据什么资料将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长期洪水的地方视为大禹所在之地？为何附近没有适合于开采的金属矿却要被视为青铜时代的开端？为何将时代甚晚、规模不大且不甚富裕的城址当作传说中的夏王国的中央？

许宏指出：“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种说法恐怕也要存疑，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青铜器不多且零碎，很难看到组合群。同时代的盘龙城却发现很多墓葬，无论器物组合、纹饰规律都表现出很完整的丧礼制度，笔者曾在《天神与天地之道》一书中对盘龙城青铜礼器的内在意义进行过分析。许宏又指出：“二里头都邑……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二里头规模不大（城内0.1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不大于3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石家河城城内1.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不小于10平方公里），时代不早（比石家河城晚至少1500年），怎么能说它最早且广域呢？

至于中国青铜器文化发生的年代，远早于二里头文化，也早于公元前1900年。西北齐家文化、南方石家河文化中期都发现青铜合金技术。至于红铜，比邻鄂东南大矿区的江汉地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有认识。

夏王国有待考古佐证

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实际上只是考古学的发现史，因其远在其他早期城址之前就被发现，而被作为时代标杆，并被有意识抬升为夏都。但现在考古学界已有更多认识，如二里头文化开始的年代，以前认为是公元前20世纪，现在修正为二里头一期始于公元前1735年左右，其建城与青铜礼器出现的时代，都晚于公元前1700年。至于夏王国建立年代，传说中留下自然科学可认定的数据，如《禹时钧命决》：“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描述大约两千年才发生一次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这很难是偶然巧合，学界已多次讨论大禹天命问题，班大维（David Pankenier）最早注意到这点，吴文也据此判断夏王国的年代。以笔者浅见，这种判断有科学基础。

《竹书纪年》还描述三苗的“三朝”不停下雨、地下水位上升、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百姓因此动乱，而“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组织克服洪水的工程建立夏王国等情形。考古与地质学材料证明，江汉地区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洪水肆虐，但从公元前19世纪开始，水位开始下降。大禹显然不可能是没有治水经验、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北方人，也不可能没有能力组织治水。除得益于大禹的经验和能力之外，从他的时代开始，洪水破坏力下降，这在神话中都被当成是大禹治水的功勋。

吴文准确指出公元前20世纪以来黄河流域气候偏干冷，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干冷气候条件下强行找出发生长期洪水的证据。

至于许宏的讨论，一方面把二里头作为夏王国存在的指标，另一方面指出，“夏朝在考古学上还无法确证”。笔者同意后一点。目前石家河考古发现都早于夏王国建立的年代，不过石家河遗址有未发掘的土城，学界看法不一致，或认为这是后石家河时代城址，或认为是西周时代城址。如果前者看法正确，就不能排除石家河土城与夏王国有关系。同时也需要发掘两湖地区的20多座古城，才能了解上古文明的进程以及传说中所隐藏的意涵。

最后，笔者认为，杨升南先生《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一文，通过甲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补分析推论，殷周时有少量可能与夏王国曾有联盟关系的古国，其中之一为位于湖北随州的曾国；另外也提及六国贵族给殷王进贡占卜用的龟，其生活在长江流域，因此六国地望也靠近长江；其余两国地望不明。虽然文献资料零碎，只能作间接证据，但在考古和自然科学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进行谨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指明夏的真实地望。

（作者单位：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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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静云（Olga Gorodetskaya），苏联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她出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获得大陆“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提名奖。

　　演讲一开始，郭静云表示，自己也认同过去史料所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二里头就是夏都，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于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不过是商人南土，不过后来跑去考古，直觉认为二里岗（汤商）又与殷墟（殷商都城遗址），呈现完全不同的型态。

　　后来翻阅文献，更认为商朝从成汤克夏到帝辛的时间超过七百年，没有一个王室在一个地方继续统治这么久，世界从来没有发生，经过考古资料证明，殷商王族应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领中原的族群，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跨民族、跨国、跨文化，并以军立权的大国。

　　郭静云演讲不断提到，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她认为应该不是一元历史，夏商周也应该是多种文化的形成年代，和对集合文明的贡献，好比稻作、青铜器、马车。

　　她先从稻作来看，稻作最早发明于澧阳平原，而江汉流域很早就出现古国，殷商是稻作的北端，“中原”文化的定义应该是稻米生产区，不过，西元前20世纪北冰洋的冰盖融化造成，青铜器时代第一波气候冷化，两湖地区水位升高，汉水古国必须重修灌溉塘坝城墙，甚至迁城到海拔高一点地方，大禹治水故事，正好描述当时情况。

　　郭静云说，若看文献，夏禹治水都认为是黄河泛滥成灾，然而当时黄河水量很少，甚至乾旱，大禹治水是在长江流域，中国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南地区，非黄河流域的“中原”。

　　她说，“中原”的重心移至江汉，澧阳平原的开路先锋造就了“汉水的苏美尔”，屈家岭走到尽头，由湖北的古国城邦联盟（以石家河为主）接续下去。

　　郭静云表示，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等古城邦在青铜时代，就已建构出“先楚文明”，多方面都优于黄河中下游、渭水一带的文明，偃师商城等地不但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央，反而可能是先楚的“北境”。

　　她认为，西周王室其实也是殷商王室的分支，长期内部通婚，殷周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政变，这种文明大变动，由北不断往南战争，熟悉的尧舜禹汤传说，应该也是经过“编辑”后的，其来源应该是“先楚文明”，只是后来被挪用了。

　　郭静云指出，以局部的考古发现来“证明”，很容易变成以考古来解释传世神话，而非史实，于是造成更多错误认识，她的研究是从多面向考古材料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