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的《离骚》、《天问》中，记录着从宇宙创世到当时社会的生活，也彰显着当时的楚国神圣的历史，同时也悲叹着当时楚国的没落状况。而屈原当时悲叹的“祖国”，明显不是针对着周代多元的“中国”，而是针对着自己的故乡楚国。
在屈原笔下，楚国史拥有自己创世的完整脉络。而屈原所记载的创世脉络，在其它的列国传世史中，却并没有见到过这种完整的脉络。郭静云教授认为：“然以文明进程的考虑来说，这样的脉络方才最原始的文明自我意识发展流程。试问：何以在中国周时期各个诸侯国史观中，只有楚国拥有如此完整的神话历史？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隐然表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楚国的传统实际上奠基于最原始的文明。并且在目前所有可见的文献中，只有楚国史中方才表现出这种远古的脉络。这是否反映了中国最初的大文明就是楚？”
这段话可非同小可，郭静云教授提出的推测，是中国的文明创始源于楚国。而楚国与当时潜江的关系，和潜江当时在江汉平原的地理位置，均指向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楚辞》中是什么记载引起了郭静云教授的关注呢？除了楚国有完整的创世史脉络外，在楚国的神话中，还出现了大部分后代传世文献中提及的远古圣王。这些圣王包括尧、舜、禹、汤，而在传世的文献中，这些圣王多被认为是与所谓“夏朝”有关。这种现象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屈原的原意并不是在叙述楚国史，而是在指涉天下历史”。郭静云教授则认为“这样的理解不合乎当时的‘祖国’概念。”郭静云在该书中说：“屈原的《天问》中，感叹祖国势力的衰弱不起，忧虑祖国已不能有长久的未来，在这里，使屈原悲伤的祖国不可能是指天下，而是楚国，因为这就是楚国神话化、神圣化历史故事。是故，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楚的神史中竟然提及尧、舜、禹、汤等先贤圣王，就好像他们是楚国历史人物一般。”
郭静云教授另起一段，紧接着说：“其实，经《楚辞》中若提及殷的宗室，也并不奇怪。因为武丁败楚后，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是由殷统治楚，在《离骚》中也并没有赞美殷，反而说‘殷宗用而不长’。这段叙述符合我们现今所悉知的历史。但很难理解的是，《楚辞》中对尧、舜、汤、禹都采取了正面褒颂的态度，似乎他们原本就是楚国的英雄一般。此外，还有一点也十分奇特：在《楚辞》中，凡是提及汤跟禹的部分，与其它文献不同，都是写作‘汤禹’，似乎是在表达前后相反的时间顺序，如《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后续‘周论道而莫’。意思是：商汤夏禹严谨而恭敬，文王武王道义无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意思是：汤禹殷殷之心，求索同心同德的贤臣，伊尹和皋陶才能辅佐左右，共创盛世。）；《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意思是：商汤、夏禹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久远到了很难思慕的程度。）
上述这些问题，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研究证据来检视，都无法得出答案，只能将问题本身提出来，好使有志研究此领域者能够更加顺畅地思考这些传世文献诗文中的内在矛盾。比方从汤来说，甲骨文中记载了成（或大乙）这个人，是盘庚的祖先、殷商的先王。周原甲骨将其称为‘成唐’。《尚书·汤誓》有曰：‘伊尹相汤伐桀。……汤即胜夏。’（见曾运乾《尚书正读》，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第91-92页。）但甲骨文里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成大乙伐夏的事迹。同时，上文中我们也提过，《楚辞》中也提及了汤与禹，但却不知何故将‘汤’放在‘禹’之前，且不与‘殷宗’相联结。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的解释，但是目前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事实，说明楚的文明传统特别古老，这使得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些文献中的疑问。显然，我们手里没有这些传世文献在战国时期的版本，所以不能排除后代修编、删除、窜入的部分，但从如今现有的版本来看，已可发现很多这类疑问。
《越绝书》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王国维认为这是记载商伐荆楚之事。但此文并未提及与外来族群之冲突，反而似乎是在记述国内贵族之间相来往的关系。试问：如果‘汤’是自北南侵的殷商族群领袖‘大乙’，并且发兵打败了荆楚，那么楚的文献又怎么可能以如此正面的褒美之词来赞颂他呢？
那么，‘荆’与‘楚’的概念关系又该如何区分呢？甲骨文中其实早已有楚地名和国名，熊氏的王室只是楚历史最后的朝代。所谓‘荆’者，并不能代表比楚更早的国号。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第一，‘荆’与‘楚’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大城，各自拥有政权，只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内；第二，‘荆’可能是具体地指一座地位很高的城邦，而楚则是整体文明的自我指称，以笔者浅见第二种理解或许更为准确。无论那种看法准确，‘荆伯未从’之事，似乎不是在表达荆邦不服从异族领导的情况。依《越绝书》一书的内容描述来看，这段历史事件更近似于联合城邦国家的国王，与其中一个城邦首领‘荆伯’的关系，所以汤是以‘饰牺牛以事荆伯’这样的行动，来说服荆邦勿自外于这个联邦古国（或许这也恰好代表了当时汉水两岸各古国互相联合、结成大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这些神话意味着，在汉水古国政权的变革中，西边石家河被东边盘龙城打败，或其他同一个国家文明内的事情。）”
郭静云教授除了对《楚辞》史料中有尧、舜、汤、禹的记载外，对“汤禹”的记载有历史的顺序颠倒也提出了质疑，这证明郭静云教授对历史文献的考究是功力深厚且逻辑严谨的。但郭静云教授却说：“越是继续钻研文献，我们就越是可以看出相类似的问题其实不少。例如，何以舜在《楚辞》里称之为‘湘君’，以湘江为称号？湘江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如果以为舜是北方文化的圣王，居于渭河流域附近的舜恐怕难以被称为‘湘君’，他的两位夫人也难以成为湘江之神。”
顺着这条思路，郭静云教授从考古的角度继续挑剔史载的问题，“以笔者浅见，大禹治水的故事为南方地域的明显标志。《淮南子·本经》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緈，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其中‘三江五湖’可不是北方风景。我们不能假定因为《淮南子》是南方文献，它就南方化了夏禹的故事。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郭静云在另一处演讲时说：大禹在那里只能“治沙”，却没有“水”可以治】。但这种神话反而非常合乎两湖的情形，一来符合经常发生过湖群扩展、农田淹没的现象，二来又可表达两湖先民很早建设水塘及灌溉的系统，尤其是后者，更早已为现代的考古所证明。
我们还可以详加参照的是传世文献中经常出现‘十二州’、‘九州’概念，如《史记·五本纪》曰：舜帝‘肇十有二州，决川’，又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此概念符合极宽阔的地望，相较之下，并不符合渭、汾河流较窄的地望。然而，非常宽阔且有许多河湖的地望就是湖北跨河南之南、湖南之北，即古代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先楚文化范围。生活空间的大小会确定人们的视野，楚地宽阔无疆的平原更合乎形成宽阔‘十二州’、‘九州’范围的观念。”
根据郭静云教授源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屈家岭文化和（天门的）石河文化，即“汉水连城似乎是依靠汉水为生活命脉。既然汉南、北平原都有肥沃平原，我们更能推知这些水路系统对农作的重要性，水上交通促进经济的专业化与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其成为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的文明基础。连城国家须依靠彼此结合的治理体系，才可以保持农产丰足、整体经济及市场的兴盛，因此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是大文明、大型国家的雏形。郭立新先生的分析也阐明汉水连城国家的统一性相当高。”
上述的分析是与考古界的考古发现有直接关系的，在当时的湖北石河遗址密度很高，城邦之间的距离在20公里内，最远也不超过40公里，且城邦周围也发现许多乡村、稻田等。据湖北各地的考古专家考察发现，石河的遗址数量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可能超过同时期的其它文化。虽然许多遗址的资料不全，有的遗址没有公布，有的遗址没有被发现或发现后却没有发掘，但从已经公布的资料，也可看出距今5000年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规模宏大，遗址的数量非同一般，相应的人口也是最集中的地域。
由于汉水古国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到石河文化的中晚期，云梦泽再次扩张，也可能加速了石河先民往北扩张的需求，故此时石河文明的传播发展至黄河南岸。因当时郑州、洛阳地区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都非常低，所以江汉已经进入青铜器和新石器混用的邦国与居民，对郑洛地区使用军力的必要性不高，而当时郑洛地区的人口上升的时间，恰好就是出现石河文物类型的农耕文化时间，可见两者属于同一事件。
当时江汉平原的汉水国家之文化影响力，在郭静云教授的研究中，“往往不仅限于河南的西部，进一步说，所谓‘龙山时期文化’，其实就是石家河文化循长江向东、西、北方传播。（因）山东龙山遗址发现早，所以这种类型以‘龙山’命名，有学者据此误解为山东的龙山影响全中国，包括偃师二里头。但后期的考古发掘显示，这种类型最关键的成分，乃出自良渚和石家河的文化传播及影响（如良渚黑陶、石河类型的红陶、石河玉器、长江下游的石器等）。龙山文化的成分来源和其结合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良渚和石家河无疑影响了它的组成。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很早，而石家河的发现很晚，因此几十年来的考古界习惯用‘龙山’概念命名青铜初期的古国文明。但最近二十余年对石家河文化的研究，逐渐改变了考古界的用名习惯，‘湖北龙山’早已改称‘石家河’，最近有不少河南考古报告，以‘石家河’取代‘河南龙山’。”
由上可见，所谓的“龙山文化”，就是“石家河”文化，这种文化就是青铜初期的文化，它处于新石器和青铜器混用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以天门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其它各地所谓的“龙山文化”均是受天门石河文化影响的地域，故而在国内的考古界开始以“石家河文化”取代了所谓的“龙山文化”。这也说明，天门的石河文化，成为了新石器和青铜器混用时期的划时代文化的代称，同时也承认了天门的石河文化是对中国其它各地形成文化影响的代表性文化。
郭静云教授在书中说：“据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人共往三个方向移动：东往汉口以东；西往重庆、成都；北往黄河之南。其往东、西向的发展，留待下文再作讨论，有关河南的部分，前文已述及最近考古界将河南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新石器、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都称作‘湖北石家河类型’。”从考古角度来看汉水流域与河南的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关系，是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存在的。
在上述前提下，郭静云教授提出了“中原”的定义应该改为“江河中原”概念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是源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很丰富的发达文化，从新石器中晚期进入青铜器时代，并以稻作技术、文化逐步影响了中原北部。最近已有很多学者发现江汉文化北渐，至5000年前已达黄河南岸。自此至二里头时代之间，历史没有断绝过。石家河文化的内在变迁，以及石家河人们向北迁徒，即二里头文化形成的背景。二里头时代的鄂豫考古证明，当时大别山中脉、颍河以西的江河文化基本是一致的，南北共同形成江河平原二里头文化类型。因此笔者赞成许宏先生将‘最早的中国’称之为‘东方大两河流域’。
笔者以为。‘中原’这个概念应采广义理解：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以江河为南、北界，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中原文化实际上跨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从而到达郑州。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即可称为‘中原’。”
郭教授继续论证说：“从地理条件来说，（黄）河汉（水）与（长）江汉（水）基本上同属一体。南北温度及湿度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土质肥沃，没有自然阻隔，可以长江为南疆、黄河为北界，以汉水、丹江流域为中轴，构成一个大型文化范围。”当然，这种分析论证是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学者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因此郭教授呼吁：“希望将来考古界重视对湖北史前文化的研究。”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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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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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
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相似，年代亦相同。
因此，中华文明才被称之为人类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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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文化是从本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盘龙城的夏代文化遗存如玉柄形器、陶觚(杯)等，比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的特征更加原始，因此时代更早。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联裆鬲一类器物，是后来楚文化最典型“楚式鬲”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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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黄河流域的众多族群文化，乃是中华文明的古老历史的核心构成部分，也可以称之为【长江黄河之中国中原地区】。
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
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
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
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到早期青铜技术的差异。
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是稻作文化的故乡，成为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这导致楚是发展最快最丰富的文明。相比较而言，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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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考古所得，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的发祥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从未断绝：从彭头山文化（大约距今10400─7800年）到皂市下层文化（大约距今8200─7000年）、汤家岗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大约距今6300─5300 年）、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5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800─3800年，含后石家河文化），最后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3900─3300年）。
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相似，年代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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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楚文明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
这一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黃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
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
考古揭示，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脉，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
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文明化的发祥地。
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的颛顼、尧舜、三苗以及禹夏统治的历史阶段，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国──楚──的历史中的颛顼、尧舜时代和夏王朝。
顾先生曾经透过对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地通读和考证，证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传说中的历史英雄；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时代位于汉水北岸偏西边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势力大，或许恰好是尧舜、三苗及夏王室统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经作过夏王国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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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留下的记载表达，三苗应该是尧舜时代之后、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补正此传说。
据考证，所谓三苗，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愈来愈多地见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
鄂西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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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晚期（约距今4300—4000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谭家岭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这就是代表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长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属性）。
《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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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文献所载，从其神话性的叙述可以钩沉一些讯息。
第一，三苗之治可能不稳定，出现异常气候，各种势力互斗频繁。
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结束，这一“天命”之事经过口传而入文献，
《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描述大约两千年才能发生一次的超级紧密的五星贯珠现象，
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的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阳历2月24日；
这很难是偶然而巧合，这一天文指标确实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时代。
第三，文献在神祕的描绘之间或许暗示一些当时气候与社会的激烈波动：“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气变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见一层薄冰（“夏冰”是指在名为夏水的汉江下游河面有冰冻的现象）；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老百姓也因此动乱。
第四，据此传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阳加持而保祐，说明这都属于楚大文明的历史；夏禹显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没有面对大洪水经验的北方人，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人显然没有能力组织适当的治水工程而阻滞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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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公元前2300年开始的洪水时代中，曾经有来自湘鄂西部山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脉）的三苗族团掌握了江汉平原地区的政权，
在约公元前1950—1800年间，汉水下游继而为夏王国都城所在之地。
文献另也记载，大禹之后夏王国并不稳定，考古也显明，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文明体系中，曾经发生过国家结构的屡次演变，古代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天门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
而最终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其可能就是以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为代表。
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资料，或许正是夏朝兄弟乱及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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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照资料及循着历史思考，考古与文献中商史资料存在众多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资料隐藏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与王朝合并的情况，是后世都城在安阳殷墟的统治者的王朝（屈原将之称为“殷宗”），打败前世中央靠近汉口的“汤商”之后，有意地强调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传承的正统性。
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
汤商另可谓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录的楚这个大文明中的“汤商”朝代阶段。
盘龙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占领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这是一个源自长江中游自身文化发展而来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殷商文化的脉络里。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盖整个江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二里岗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于南方农作区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强攻的前线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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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
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洛地区），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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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
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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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距今3400年以来，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
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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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关系来说，汤商文明的范围以江河中原为核心，是庞大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文明。
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东北角落上，但经过多次战争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汤商文化为基础的。
尤其是汤商文明（包括郑州、偃师一带被鉴定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礼器所表达的信仰，明显被殷商传承，成为殷周系统的宗教观念之基础。
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此乃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
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
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殷商上层贵族的精神文化颇为系统，所以应该定义为中华文明上古帝国宗教体系。
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而形成庞大体系；周代继续传承，西周后半叶才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
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
因此，中华文明才被称之为人类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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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文化是从本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盘龙城的夏代文化遗存如玉柄形器、陶觚(杯)等，比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的特征更加原始，因此时代更早。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联裆鬲一类器物，是后来楚文化最典型“楚式鬲”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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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黄河流域的众多族群文化，乃是中华文明的古老历史的核心构成部分，也可以称之为【长江黄河之中国中原地区】。
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
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
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
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到早期青铜技术的差异。
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是稻作文化的故乡，成为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这导致楚是发展最快最丰富的文明。相比较而言，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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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考古所得，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的发祥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从未断绝：从彭头山文化（大约距今10400─7800年）到皂市下层文化（大约距今8200─7000年）、汤家岗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大约距今6300─5300 年）、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5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800─3800年，含后石家河文化），最后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3900─3300年）。
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相似，年代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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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楚文明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
这一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黃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
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
考古揭示，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脉，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
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文明化的发祥地。
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的颛顼、尧舜、三苗以及禹夏统治的历史阶段，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国──楚──的历史中的颛顼、尧舜时代和夏王朝。
顾先生曾经透过对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地通读和考证，证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传说中的历史英雄；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时代位于汉水北岸偏西边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势力大，或许恰好是尧舜、三苗及夏王室统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经作过夏王国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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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留下的记载表达，三苗应该是尧舜时代之后、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补正此传说。
据考证，所谓三苗，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愈来愈多地见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
鄂西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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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晚期（约距今4300—4000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谭家岭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这就是代表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长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属性）。
《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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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文献所载，从其神话性的叙述可以钩沉一些讯息。
第一，三苗之治可能不稳定，出现异常气候，各种势力互斗频繁。
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结束，这一“天命”之事经过口传而入文献，
《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描述大约两千年才能发生一次的超级紧密的五星贯珠现象，
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的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阳历2月24日；
这很难是偶然而巧合，这一天文指标确实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时代。
第三，文献在神祕的描绘之间或许暗示一些当时气候与社会的激烈波动：“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气变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见一层薄冰（“夏冰”是指在名为夏水的汉江下游河面有冰冻的现象）；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老百姓也因此动乱。
第四，据此传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阳加持而保祐，说明这都属于楚大文明的历史；夏禹显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没有面对大洪水经验的北方人，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人显然没有能力组织适当的治水工程而阻滞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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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公元前2300年开始的洪水时代中，曾经有来自湘鄂西部山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脉）的三苗族团掌握了江汉平原地区的政权，
在约公元前1950—1800年间，汉水下游继而为夏王国都城所在之地。
文献另也记载，大禹之后夏王国并不稳定，考古也显明，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文明体系中，曾经发生过国家结构的屡次演变，古代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天门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
而最终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其可能就是以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为代表。
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资料，或许正是夏朝兄弟乱及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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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照资料及循着历史思考，考古与文献中商史资料存在众多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资料隐藏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与王朝合并的情况，是后世都城在安阳殷墟的统治者的王朝（屈原将之称为“殷宗”），打败前世中央靠近汉口的“汤商”之后，有意地强调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传承的正统性。
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
汤商另可谓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录的楚这个大文明中的“汤商”朝代阶段。
盘龙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占领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这是一个源自长江中游自身文化发展而来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殷商文化的脉络里。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盖整个江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二里岗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于南方农作区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强攻的前线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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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
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洛地区），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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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
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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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距今3400年以来，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
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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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关系来说，汤商文明的范围以江河中原为核心，是庞大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文明。
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东北角落上，但经过多次战争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汤商文化为基础的。
尤其是汤商文明（包括郑州、偃师一带被鉴定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礼器所表达的信仰，明显被殷商传承，成为殷周系统的宗教观念之基础。
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此乃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
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
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殷商上层贵族的精神文化颇为系统，所以应该定义为中华文明上古帝国宗教体系。
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而形成庞大体系；周代继续传承，西周后半叶才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
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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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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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
曾侯舆青铜编钟铭文：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更早的随仲嘉嬭编钟铭文：帅禹之緒，以长辝夏。都是指这一带，江夏是个很古老的地理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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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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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
史书官方提到的夏朝，就是江汉平原的盘龙城王国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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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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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
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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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证实盘龙城曾经是南方联合王国的核心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
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
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
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
因此，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已经属于商朝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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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
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
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
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
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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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
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
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
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
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
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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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
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
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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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
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
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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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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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
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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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证实盘龙城曾经是南方联合王国的核心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
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
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
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
因此，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已经属于商朝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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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
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
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
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
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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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
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
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
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
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
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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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
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
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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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
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
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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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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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
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证实盘龙城曾经是南方联合王国的核心。
2018-10-23 09:11 来源：楚天都市报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产。10月19日，盘龙城联合考古队披露，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观点。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大批青铜器。而青铜器生产在当时属顶尖高科技，这些青铜器在何地生产铸造，是困扰学界的一个谜。
5年前，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盘龙城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先采集到一个石范，即古代铸造工具用的模子，便顺着线索往北开展工作，后在盘龙城小嘴遗址发掘1000多平方米，惊喜地发现了用来浇铸青铜器的陶范。此外，又发现各个生产环节相关遗物，如铸铜原料木炭，炼完铜的铜渣，打碎准备回炉的铜器等，及铜颗粒、坩埚等。随着考古工作推进，考古队还发现了灰沟、灰坑、房屋等遗迹。为增强结论科学性，考古队和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这一区域进行了XRF（X射线荧光分析仪）地表探测，证实该区域为高铜含量地带。
至此，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状况逐渐露出真相。“盘龙城铸铜遗址的发现，是5年来最具标杆性的考古收获。”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由此看来，盘龙城不仅是曾经认为的“商王朝南下的军事据点”，而且是有独立青铜器铸造的地方中心。
张昌平称，盘龙城铸铜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远离都城的大规模铸铜遗址，其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盘龙城遗址是至今为止，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为丰富的城邑遗址，无论是在社会意义、学术价值还是遗址体量层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让盘龙城的宫殿基址、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陆续现世，让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长江流域在夏商时期，存在相当高度的青铜文明。盘龙城遗址曾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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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本文作者：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本文原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摘要】本文依靠碳十四测年数据搭建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而提出盘龙城国家兴衰的历史的过程及其吴城、三星堆、二里头和郑偃诸邑的历史关系及其时代背景如下：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不过，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关键词】考古年代学 碳十四 类型学 盘龙城 二里头 二里冈 吴城 三星堆 殷墟
一、盘龙城的年代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有关郑邑城墙的修筑年代，有三种观点：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下层一期，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其中最后一种观点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考察了地层关系以及类型学研究成果，较有说服力。若依此，郑邑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可能定在公元前1470年前后或更准确。根据对郑州电力学校水井（郑邑T1J3）中所采集木头系列样品进行测试，测得其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从而将该水井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一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公元前1415～前1390年。
此外，笔者同样依据碳十四数据偃邑和洹北城的年代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详尽分析拟另文发表，本文仅说一下结果：偃师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偃师城开始走下坡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纪中叶以后衰落。洹北城可能始建于BC1470年前后，毁于BC1380年前后。
表一初步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时代的上、下限。
表一 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
*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归纳，波动范围取各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中位值，并将明显的异众值排除在外。
**《新砦》一文按断代工程数据将二里冈上层二期的下限定为公元前1210年（页80），此数据明显偏晚。依据XSZ081（日历年代BC1338±48）、ZK5372（日历年代BC1301±65）等标本数据来看，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较合适。
依据前述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可以对盘龙城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评估和推算。迄今公布的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六个（表二）。
表二 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
这6个数据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组。前者以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为代表。报告记载，Zk3001、ZK3002两个标本是1997年在79HP3TU38～TU39的毗邻处，开探方97HPT6，在地层第2层、3层取出的木桩标本。79HP3TU38～TU39位于南城濠东段，1979年发掘时，发现：“残木桩两根，排列于近西壁处3层下，直插入5层之中。两根木桩间距0.8米，作垂直竖立状，直木桩直径0.05、长1.2米。城濠南岸TU39的4层下柱洞4个，呈东西向排列，直径0.1～0.2米，间距0.7～1.5米。在距地表深2米处的第6层下，于城濠北（内）坡上，发现木构遗迹和柱洞，残木板数块，发现柱洞20个，柱洞呈东西走向分布于木构遗迹北侧。柱洞直径0.1～0.2米，间距0.7～1.6米，柱洞下端皆呈尖锥状，满布于3TU38中的第6层之下，出土时朽木板呈块状叠压，其下为淤土，钻探得知，朽木板遗迹以下，淤土厚达2米。朽木板均平置于灰白淤土之上。”
根据上述描述，Zk3001、ZK3002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城濠内的木桩。这些木桩较细，碳十四数据大体可以反映其砍伐时的真实年代；其地层关系可能分别开口于3层下和6层下。在器物介绍中，报告将第6层、第3层分别归入盘龙城第四期和第七期。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木桩的碳十四年代显然比盘龙城四至七期早：Zk3001的年代落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Zk3002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表二）。如果碳十四数据和报告关于城濠内遗物的断代都准确，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城濠的修筑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的年代，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而不是报告所推断的盘龙城四期；之所以没有在城濠内发现早于盘龙城四期的遗物，或与城濠曾经多次修筑，发生过变更走向和人工清淤事件有关，TU38底部厚厚的淤土可作为例证。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所观察，认为四期的城墙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公元前17世纪前盘龙城还有更早的城墙和宫殿。因为当时没有挖到生土，所以更早的遗迹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确认。
此外，调查人员发现，盘龙城的墓葬通常分布于外城垣附近，一般紧邻外城垣内侧。这种有规律的分布，应与埋葬时外城垣已经存在有关。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宫城垣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但盘龙城的墓葬从第2期到7期均有发现，虽然迄今尚不能确定具体有哪些时期的墓葬绕城分布，但也足以令人省思，是否盘龙城外城的修建时代，远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早得多？
标本BA97077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该标本来自王家嘴T72第8层。在报告中，该层属于盘龙城二期，或可认为，盘龙城二期与二里头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同属盘龙城二期的标本BA97076的碳十四年代要稍晚一些，或已落入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总体来说，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等标本的碳十四数据，表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更早，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标本BA97078和BA97079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8出自PYZT8(5)，报告认为PYZT8(5)出土的一件折沿分裆鬲和数个鬲残件属于盘龙城5期；所以，可以认为该标本出自盘龙城五期，这或许表明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9出自PYWT35(6)，报告未交待PYWT35(6)的任何资料，故其背景只能从疑。
总的来说，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二、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的关系：类型学的分析
前文已透过碳十四数据初步建立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及其与二里头——二里冈的相对年代关系，若以此年代框架为前提，观察两地器物的演变规律，并从此种规律中探寻两地文化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与以往只从郑洛地区看南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
（1）陶器类型
以盘龙城一至四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例，二者都以夹砂灰陶为主。虽然盘龙城的黑陶占比多于二里头，但二者从三期以后黑陶都呈减少的趋势，陶色由深逐渐变浅。盘龙城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图一：1、2），此风格亦见于二里头一、二期（图一：7）。盘龙城一至三期绳纹较细，四、五期中粗，六、七期粗疏；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存在同样的演变趋势：从二里头二期开始，绳纹成为主要纹饰，纹样细直，三期始见中绳纹，四期流行中绳纹，出现粗绳纹；二里冈下层绳纹相对较细，上层绳纹变粗疏。
盘龙城器物造型从一至七期一脉相承，很多工艺细节深富地方特色，如很多陶器和部分铜器造型皆短颈略微内收（如图一：2、13、14、31、44等），而使整个器物的口、颈、腹和底各部分段明显，富有层次感；口、肩、腹转折自如，这种风格从早至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二里头器物造型多采用较简单的束颈方式（如图一：8、25等）。二里头一期以折沿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卷沿为主（如图一：22、24—26），一直到二里冈上层，又变得以折沿方唇为主（如图一：48—51），即是不同时期模仿、吸收盘龙城相关器物造型风格所致。如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一期陶鬲以卷沿为主（参图一：、25），下层二期出现方折沿并在后期流行（图一：35、36），方折手法与盘龙城一样（沿面出凹弦纹），这一工艺特征在盘龙城一、二期即已出现且其后各期一直都有而续传不绝。
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中甲组陶器包括溜肩斜腹罐、折沿联裆鬲、折沿分裆鬲、细腰甗、侈口斝、敛口斝、扁圆腹爵、带把杯、直口斜腹盆、研磨盆、浅盘高圈足豆、带耳壶、折肩和圆肩瓮、长颈有肩大口尊和折肩斜腹罍，代表来自二里冈的文化因素。乙组有溜肩弧腹罐、带流壶、瓿、碗、直口或侈口斜腹缸、坩埚、筒形器等，代表本土因素。丁组以为硬陶为主，系受江南印纹陶影响。甲组器物数量最多，故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商代文化性质属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但若细查之，所谓甲组中的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和发展，而北传至郑洛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更惶论乙组，发掘者亦认为系本地起源。如：
大口尊被报告归属为甲组，但其在盘龙城一期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是盘龙城文化的主要器物类型之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二里头遗址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图一：28、29），而且在郑洛地区流行的大口尊样式，皆可以在早期和同期的盘龙城遗址中找到，如二里冈下层二期出现并在以后流行的大敞口、口径大于肩径、仅略折肩而近似无肩的大口尊（图一：39），在盘龙城二、三期皆有出现且在四期及以后流行（图一：20、34）。由此观之，大口尊应为盘龙城本地流行器物，将其源头定性为二里头和二里冈，实有不妥。
鬲、短尾爵、甗、斝等是另一组被报告编写者归入甲组而实则由盘龙城本土传承和发展，并北传至郑洛的器物。盘龙城的鬲包括平裆、弧裆、分裆，口沿分卷沿、折沿，此外还有带把鬲，种类众多，从早期的一、二期到六、七期，器型演变一脉相承（图一：17、31）。其后的楚式鬲，从器型来看，亦应源自盘龙城陶鬲。而在二里头遗址，二期始见陶鬲，三期仍罕见，四期及以后才逐渐在郑洛地区流行起来，并影响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成为重要的炊器（图一：25、36）。郑洛地区陶鬲以分裆鬲为大宗，类型不如盘龙城丰富。所以，盘龙城陶鬲出现时代早、类型丰富，楚地陶鬲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楚，而二里头陶鬲相对晚出，类型单一；故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源头，反向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陶爵在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均属常见器物，可分有尾和无尾两种。有尾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二里头的爵，流尾径均较长，腹、鋬部常见几何刻划纹（图一：11），而盘龙城同类器物鲜见此特点。无尾陶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一直续传到七期（图一：5、40）；而在郑洛地区同类器物始见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及以后（图一：47），其时代晚出很多，不排除为盘龙城北传影响所致。
甗始见于盘龙城三期和二里头三期，但盘龙城数量较多，而二里头罕见，可能是前者北传的缘故。斝在盘龙城一期即已发现，且有平裆、弧裆和分裆之别，其后器型虽经变化，但续传至七期（图一：30）。二里头文化一直罕见陶斝，直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方始在郑洛地区流行（图一：35）。
硬陶（原始瓷）质的尊、瓮被盘龙城发掘者归入丁类，学界一般公认其出自南方。笔者疏理所有相关资料后认为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从空间来看，笔者认为，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图一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
总之，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二）青铜器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图二列出了自从盘龙城三期到六期主要青铜容器类型和造型，以及相应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容器种类和造型。通过比较可以得知，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
盘龙城自三期出现铜爵，四、五期较多。三期1件（PYWM6：1），颈短粗，弧腹较宽，平底，颈部饰一周饕餮，壁极薄，仅厚0.1厘米，重0.15千克（图二：1）。四、五期爵较多，以折腹爵为主（图二：6、7、18），也有少量弧腹爵。四期部分器腹略浅，流较平，柱较矮，颈部饰饕餮、折线等（图二：6、7）。五期柱变高，柱顶出现明纹，流稍仰，颈饰饕餮（图二：18）。六期、七期弧腹爵常见（图二：34），折腹爵略少，六期后亦见有直腹爵（图二：29）。自六期开始，出现颈、腹两圈主纹带（图二：34），腹部出现大的明纹，七期明纹略变小。
相比之下，二里头三期始见铜爵，器形有其自身特色，流细而长，短柱，尾尖，流尾宽大于器高；束腰，腰较细，细三棱锥足，足外撇；扁平鋬，多出数个镂孔（图二：35—38）。此后，此种风格的铜爵绝传。至二里冈下层二期，此时偶见之铜爵，折腹、钉状柱，风格与盘龙城四、五期类似，当系盘龙城影响所致，或直接自盘龙城输入（图二：46、47）。二里冈上层之铜爵（图二：52、53），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的器物（图三）。如二里冈上层一期杨庄出土的单柱寰底爵（图二：52；图三：8）与盘龙城六期爵（图二：34；图三：4）相似；同属二里冈上层一期的豫C8：1439腹较浅（图二：53；图三：7），其风格与盘龙城四期所出铜爵相似（图二：6、7）。
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前文所述，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一般作敞口，口沿有铸线。有鬲形斝、弧腹斝和折腹斝。鬲形扁圆腹斝出现于三期，敞口、短柱、扁圆腹；扁圆锥足，内空，足上有范口线；部分器物颈上饰三弦纹，第二、三线间或有联珠（图二：2、3）。此类器物亦见于二里头四期（图二：39、41）和二里冈上层一期（如图二：58）。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此外，盘龙城六期后新出鬲形袋足斝（图二：26）。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图二：9、19）；四期上饰联珠，主纹较粗，有二层云纹；五期联珠，主纹较细，有三层云纹。仅颈部才有饕餮纹带者，始见于四期，五期续用。颈饰饕餮纹带、腹饰明纹者，始见于五期；五期明纹较大，六期以后渐变小。颈、腹饰双饕餮纹带者（图二：30），始见于六期，七期续用。颈饰弦纹者，始见于六期。折腹斝见于盘龙城六、七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鬲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三期所出鬲乳足下垂，腹壁斜直，腹最大径在下部（图二：5）；四期弧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略偏下（图二：13）；五期出现颈腹之分，直颈，弧腹（图二：24）；六期直颈变高变大，腹壁直，整器似筒形（图二：33）；七期颈内收，圆鼓腹。二里冈上层亦出铜鬲，部分器物（如图二：50，其他亦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的DLH1：3；杨庄出土的C2：豫0013和C2：豫2912）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与盘龙城三期所出相同，或为早期遗物。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盘龙城四期圆腹锥足鼎多为弧腹，腹最大径略偏下（图二：12）；五期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图二：23）；六期腹壁变斜直，微弧（图二：27）；七期与六期同，唯足外撇较甚，而四至六期足较直立。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大多出自三个铜器窖藏，下面拟作专门探讨。
图二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
图三 盘龙城四、五、六期铜爵与二里冈上层一期铜爵对照
（1.盘PLZM2：23；2.盘PLZM1：15；3.盘PWZM1:11；4.盘P033；5.盘PYWM4：3；6.郑州BQM1：12；7.郑州白家庄C8：豫1439；8.郑州杨庄C2：豫1167）。
上文分析表明，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按《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分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三）总结
本节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郑洛地区二里头、二里冈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盘龙城各期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在以上年代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节类型学分析在方法论上亦表明，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三、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殷商之前的国际关系
（一）郑州窖藏青铜器的类型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四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四：1）。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四：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四：2、3、5、6）。
图五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五：1、2），类似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五：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五：3）的器形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五：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二）二里冈上层窖藏青铜器：从类型到年代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五：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6件（图五：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三）总结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四、从考古年代学探索商时代的诸国历史变迁（一）长江流域青铜时代历史背景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二）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高峰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三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三）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转折与变迁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的交换和流通。
（四）公元前1300年的大事：殷商政权毁灭楚商政权的考古遗迹1、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楚商与殷商之区分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2、盘庚渡河南与武丁奋伐荆楚的历史意义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
五、结论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2018-10-23 09:11 来源：楚天都市报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产。10月19日，盘龙城联合考古队披露，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观点。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大批青铜器。而青铜器生产在当时属顶尖高科技，这些青铜器在何地生产铸造，是困扰学界的一个谜。
5年前，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盘龙城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先采集到一个石范，即古代铸造工具用的模子，便顺着线索往北开展工作，后在盘龙城小嘴遗址发掘1000多平方米，惊喜地发现了用来浇铸青铜器的陶范。此外，又发现各个生产环节相关遗物，如铸铜原料木炭，炼完铜的铜渣，打碎准备回炉的铜器等，及铜颗粒、坩埚等。随着考古工作推进，考古队还发现了灰沟、灰坑、房屋等遗迹。为增强结论科学性，考古队和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这一区域进行了XRF（X射线荧光分析仪）地表探测，证实该区域为高铜含量地带。
至此，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状况逐渐露出真相。“盘龙城铸铜遗址的发现，是5年来最具标杆性的考古收获。”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由此看来，盘龙城不仅是曾经认为的“商王朝南下的军事据点”，而且是有独立青铜器铸造的地方中心。
张昌平称，盘龙城铸铜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远离都城的大规模铸铜遗址，其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盘龙城遗址是至今为止，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为丰富的城邑遗址，无论是在社会意义、学术价值还是遗址体量层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让盘龙城的宫殿基址、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陆续现世，让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长江流域在夏商时期，存在相当高度的青铜文明。盘龙城遗址曾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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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本文作者：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本文原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摘要】本文依靠碳十四测年数据搭建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而提出盘龙城国家兴衰的历史的过程及其吴城、三星堆、二里头和郑偃诸邑的历史关系及其时代背景如下：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不过，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关键词】考古年代学 碳十四 类型学 盘龙城 二里头 二里冈 吴城 三星堆 殷墟
一、盘龙城的年代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有关郑邑城墙的修筑年代，有三种观点：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下层一期，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其中最后一种观点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考察了地层关系以及类型学研究成果，较有说服力。若依此，郑邑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可能定在公元前1470年前后或更准确。根据对郑州电力学校水井（郑邑T1J3）中所采集木头系列样品进行测试，测得其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从而将该水井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一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公元前1415～前1390年。
此外，笔者同样依据碳十四数据偃邑和洹北城的年代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详尽分析拟另文发表，本文仅说一下结果：偃师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偃师城开始走下坡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纪中叶以后衰落。洹北城可能始建于BC1470年前后，毁于BC1380年前后。
表一初步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时代的上、下限。
表一 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
*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归纳，波动范围取各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中位值，并将明显的异众值排除在外。
**《新砦》一文按断代工程数据将二里冈上层二期的下限定为公元前1210年（页80），此数据明显偏晚。依据XSZ081（日历年代BC1338±48）、ZK5372（日历年代BC1301±65）等标本数据来看，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较合适。
依据前述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可以对盘龙城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评估和推算。迄今公布的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六个（表二）。
表二 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
这6个数据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组。前者以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为代表。报告记载，Zk3001、ZK3002两个标本是1997年在79HP3TU38～TU39的毗邻处，开探方97HPT6，在地层第2层、3层取出的木桩标本。79HP3TU38～TU39位于南城濠东段，1979年发掘时，发现：“残木桩两根，排列于近西壁处3层下，直插入5层之中。两根木桩间距0.8米，作垂直竖立状，直木桩直径0.05、长1.2米。城濠南岸TU39的4层下柱洞4个，呈东西向排列，直径0.1～0.2米，间距0.7～1.5米。在距地表深2米处的第6层下，于城濠北（内）坡上，发现木构遗迹和柱洞，残木板数块，发现柱洞20个，柱洞呈东西走向分布于木构遗迹北侧。柱洞直径0.1～0.2米，间距0.7～1.6米，柱洞下端皆呈尖锥状，满布于3TU38中的第6层之下，出土时朽木板呈块状叠压，其下为淤土，钻探得知，朽木板遗迹以下，淤土厚达2米。朽木板均平置于灰白淤土之上。”
根据上述描述，Zk3001、ZK3002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城濠内的木桩。这些木桩较细，碳十四数据大体可以反映其砍伐时的真实年代；其地层关系可能分别开口于3层下和6层下。在器物介绍中，报告将第6层、第3层分别归入盘龙城第四期和第七期。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木桩的碳十四年代显然比盘龙城四至七期早：Zk3001的年代落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Zk3002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表二）。如果碳十四数据和报告关于城濠内遗物的断代都准确，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城濠的修筑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的年代，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而不是报告所推断的盘龙城四期；之所以没有在城濠内发现早于盘龙城四期的遗物，或与城濠曾经多次修筑，发生过变更走向和人工清淤事件有关，TU38底部厚厚的淤土可作为例证。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所观察，认为四期的城墙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公元前17世纪前盘龙城还有更早的城墙和宫殿。因为当时没有挖到生土，所以更早的遗迹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确认。
此外，调查人员发现，盘龙城的墓葬通常分布于外城垣附近，一般紧邻外城垣内侧。这种有规律的分布，应与埋葬时外城垣已经存在有关。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宫城垣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但盘龙城的墓葬从第2期到7期均有发现，虽然迄今尚不能确定具体有哪些时期的墓葬绕城分布，但也足以令人省思，是否盘龙城外城的修建时代，远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早得多？
标本BA97077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该标本来自王家嘴T72第8层。在报告中，该层属于盘龙城二期，或可认为，盘龙城二期与二里头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同属盘龙城二期的标本BA97076的碳十四年代要稍晚一些，或已落入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总体来说，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等标本的碳十四数据，表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更早，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标本BA97078和BA97079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8出自PYZT8(5)，报告认为PYZT8(5)出土的一件折沿分裆鬲和数个鬲残件属于盘龙城5期；所以，可以认为该标本出自盘龙城五期，这或许表明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9出自PYWT35(6)，报告未交待PYWT35(6)的任何资料，故其背景只能从疑。
总的来说，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二、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的关系：类型学的分析
前文已透过碳十四数据初步建立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及其与二里头——二里冈的相对年代关系，若以此年代框架为前提，观察两地器物的演变规律，并从此种规律中探寻两地文化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与以往只从郑洛地区看南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
（1）陶器类型
以盘龙城一至四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例，二者都以夹砂灰陶为主。虽然盘龙城的黑陶占比多于二里头，但二者从三期以后黑陶都呈减少的趋势，陶色由深逐渐变浅。盘龙城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图一：1、2），此风格亦见于二里头一、二期（图一：7）。盘龙城一至三期绳纹较细，四、五期中粗，六、七期粗疏；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存在同样的演变趋势：从二里头二期开始，绳纹成为主要纹饰，纹样细直，三期始见中绳纹，四期流行中绳纹，出现粗绳纹；二里冈下层绳纹相对较细，上层绳纹变粗疏。
盘龙城器物造型从一至七期一脉相承，很多工艺细节深富地方特色，如很多陶器和部分铜器造型皆短颈略微内收（如图一：2、13、14、31、44等），而使整个器物的口、颈、腹和底各部分段明显，富有层次感；口、肩、腹转折自如，这种风格从早至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二里头器物造型多采用较简单的束颈方式（如图一：8、25等）。二里头一期以折沿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卷沿为主（如图一：22、24—26），一直到二里冈上层，又变得以折沿方唇为主（如图一：48—51），即是不同时期模仿、吸收盘龙城相关器物造型风格所致。如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一期陶鬲以卷沿为主（参图一：、25），下层二期出现方折沿并在后期流行（图一：35、36），方折手法与盘龙城一样（沿面出凹弦纹），这一工艺特征在盘龙城一、二期即已出现且其后各期一直都有而续传不绝。
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中甲组陶器包括溜肩斜腹罐、折沿联裆鬲、折沿分裆鬲、细腰甗、侈口斝、敛口斝、扁圆腹爵、带把杯、直口斜腹盆、研磨盆、浅盘高圈足豆、带耳壶、折肩和圆肩瓮、长颈有肩大口尊和折肩斜腹罍，代表来自二里冈的文化因素。乙组有溜肩弧腹罐、带流壶、瓿、碗、直口或侈口斜腹缸、坩埚、筒形器等，代表本土因素。丁组以为硬陶为主，系受江南印纹陶影响。甲组器物数量最多，故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商代文化性质属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但若细查之，所谓甲组中的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和发展，而北传至郑洛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更惶论乙组，发掘者亦认为系本地起源。如：
大口尊被报告归属为甲组，但其在盘龙城一期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是盘龙城文化的主要器物类型之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二里头遗址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图一：28、29），而且在郑洛地区流行的大口尊样式，皆可以在早期和同期的盘龙城遗址中找到，如二里冈下层二期出现并在以后流行的大敞口、口径大于肩径、仅略折肩而近似无肩的大口尊（图一：39），在盘龙城二、三期皆有出现且在四期及以后流行（图一：20、34）。由此观之，大口尊应为盘龙城本地流行器物，将其源头定性为二里头和二里冈，实有不妥。
鬲、短尾爵、甗、斝等是另一组被报告编写者归入甲组而实则由盘龙城本土传承和发展，并北传至郑洛的器物。盘龙城的鬲包括平裆、弧裆、分裆，口沿分卷沿、折沿，此外还有带把鬲，种类众多，从早期的一、二期到六、七期，器型演变一脉相承（图一：17、31）。其后的楚式鬲，从器型来看，亦应源自盘龙城陶鬲。而在二里头遗址，二期始见陶鬲，三期仍罕见，四期及以后才逐渐在郑洛地区流行起来，并影响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成为重要的炊器（图一：25、36）。郑洛地区陶鬲以分裆鬲为大宗，类型不如盘龙城丰富。所以，盘龙城陶鬲出现时代早、类型丰富，楚地陶鬲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楚，而二里头陶鬲相对晚出，类型单一；故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源头，反向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陶爵在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均属常见器物，可分有尾和无尾两种。有尾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二里头的爵，流尾径均较长，腹、鋬部常见几何刻划纹（图一：11），而盘龙城同类器物鲜见此特点。无尾陶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一直续传到七期（图一：5、40）；而在郑洛地区同类器物始见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及以后（图一：47），其时代晚出很多，不排除为盘龙城北传影响所致。
甗始见于盘龙城三期和二里头三期，但盘龙城数量较多，而二里头罕见，可能是前者北传的缘故。斝在盘龙城一期即已发现，且有平裆、弧裆和分裆之别，其后器型虽经变化，但续传至七期（图一：30）。二里头文化一直罕见陶斝，直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方始在郑洛地区流行（图一：35）。
硬陶（原始瓷）质的尊、瓮被盘龙城发掘者归入丁类，学界一般公认其出自南方。笔者疏理所有相关资料后认为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从空间来看，笔者认为，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图一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
总之，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二）青铜器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图二列出了自从盘龙城三期到六期主要青铜容器类型和造型，以及相应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容器种类和造型。通过比较可以得知，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
盘龙城自三期出现铜爵，四、五期较多。三期1件（PYWM6：1），颈短粗，弧腹较宽，平底，颈部饰一周饕餮，壁极薄，仅厚0.1厘米，重0.15千克（图二：1）。四、五期爵较多，以折腹爵为主（图二：6、7、18），也有少量弧腹爵。四期部分器腹略浅，流较平，柱较矮，颈部饰饕餮、折线等（图二：6、7）。五期柱变高，柱顶出现明纹，流稍仰，颈饰饕餮（图二：18）。六期、七期弧腹爵常见（图二：34），折腹爵略少，六期后亦见有直腹爵（图二：29）。自六期开始，出现颈、腹两圈主纹带（图二：34），腹部出现大的明纹，七期明纹略变小。
相比之下，二里头三期始见铜爵，器形有其自身特色，流细而长，短柱，尾尖，流尾宽大于器高；束腰，腰较细，细三棱锥足，足外撇；扁平鋬，多出数个镂孔（图二：35—38）。此后，此种风格的铜爵绝传。至二里冈下层二期，此时偶见之铜爵，折腹、钉状柱，风格与盘龙城四、五期类似，当系盘龙城影响所致，或直接自盘龙城输入（图二：46、47）。二里冈上层之铜爵（图二：52、53），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的器物（图三）。如二里冈上层一期杨庄出土的单柱寰底爵（图二：52；图三：8）与盘龙城六期爵（图二：34；图三：4）相似；同属二里冈上层一期的豫C8：1439腹较浅（图二：53；图三：7），其风格与盘龙城四期所出铜爵相似（图二：6、7）。
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前文所述，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一般作敞口，口沿有铸线。有鬲形斝、弧腹斝和折腹斝。鬲形扁圆腹斝出现于三期，敞口、短柱、扁圆腹；扁圆锥足，内空，足上有范口线；部分器物颈上饰三弦纹，第二、三线间或有联珠（图二：2、3）。此类器物亦见于二里头四期（图二：39、41）和二里冈上层一期（如图二：58）。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此外，盘龙城六期后新出鬲形袋足斝（图二：26）。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图二：9、19）；四期上饰联珠，主纹较粗，有二层云纹；五期联珠，主纹较细，有三层云纹。仅颈部才有饕餮纹带者，始见于四期，五期续用。颈饰饕餮纹带、腹饰明纹者，始见于五期；五期明纹较大，六期以后渐变小。颈、腹饰双饕餮纹带者（图二：30），始见于六期，七期续用。颈饰弦纹者，始见于六期。折腹斝见于盘龙城六、七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鬲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三期所出鬲乳足下垂，腹壁斜直，腹最大径在下部（图二：5）；四期弧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略偏下（图二：13）；五期出现颈腹之分，直颈，弧腹（图二：24）；六期直颈变高变大，腹壁直，整器似筒形（图二：33）；七期颈内收，圆鼓腹。二里冈上层亦出铜鬲，部分器物（如图二：50，其他亦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的DLH1：3；杨庄出土的C2：豫0013和C2：豫2912）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与盘龙城三期所出相同，或为早期遗物。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盘龙城四期圆腹锥足鼎多为弧腹，腹最大径略偏下（图二：12）；五期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图二：23）；六期腹壁变斜直，微弧（图二：27）；七期与六期同，唯足外撇较甚，而四至六期足较直立。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大多出自三个铜器窖藏，下面拟作专门探讨。
图二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
图三 盘龙城四、五、六期铜爵与二里冈上层一期铜爵对照
（1.盘PLZM2：23；2.盘PLZM1：15；3.盘PWZM1:11；4.盘P033；5.盘PYWM4：3；6.郑州BQM1：12；7.郑州白家庄C8：豫1439；8.郑州杨庄C2：豫1167）。
上文分析表明，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按《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分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三）总结
本节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郑洛地区二里头、二里冈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盘龙城各期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在以上年代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节类型学分析在方法论上亦表明，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三、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殷商之前的国际关系
（一）郑州窖藏青铜器的类型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四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四：1）。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四：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四：2、3、5、6）。
图五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五：1、2），类似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五：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五：3）的器形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五：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二）二里冈上层窖藏青铜器：从类型到年代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五：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6件（图五：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三）总结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四、从考古年代学探索商时代的诸国历史变迁（一）长江流域青铜时代历史背景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二）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高峰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三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三）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转折与变迁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的交换和流通。
（四）公元前1300年的大事：殷商政权毁灭楚商政权的考古遗迹1、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楚商与殷商之区分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2、盘庚渡河南与武丁奋伐荆楚的历史意义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
五、结论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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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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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
夏末商初出现于江汉的古城是夏城而非商城，是夏后氏失去中原后主体南归所建
文|黄饮冰
夏末商初出现于江汉平原的众多古城，是南归的夏后氏及其附属氏族所重新建立。所以夏末商初出现于江汉地区的众多古城，是夏城而非商城。这些夏城，只代表夏后氏南归，而不能代表商朝的统治抵达长江中游地区。
夏后氏的早期是石家河晚期。夏后氏的中期在河南河洛颖水流域。夏后氏后期与殷商争斗失败后夏傑南归，其所属各氏族回流并散布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边。
我一直说江汉在夏末商初突然冒出一批古城，是夏南归的结果，这些城的性质是夏城、不是商城。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是夏城，不是商城。
当然，《史记》也记载匈奴为夏后氏之后裔，因为夏后氏獯鬻（xunyu）部向北进入草原，把草原诸胡整合成了匈奴。
那么夏后氏失去中原政权后南归有没有证据呢？这可以从中国古老姓氏族谱中记载的南迁历史可以读释出来或者是找到痕迹。
根据 “平江旅游公众号”2017年09月13日发出的《平江幕阜山上古文化遗存引起两岸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关注》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信息：
【幕阜山坐落在长江中游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位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吴城文化、山背文化等重要上古文化的更替和交汇点，从传说中的伏羲、炎黄蚩、尧舜禹时代至夏商时期，这里都是中华先祖文化孕生与传播的中心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青铜文明的诞生，更离不开幕阜山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
郭静云教授在她近年相继出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天神与天地之道》两部专著中，力主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中游、武汉盘龙城为早期商都，对幕阜山东北麓上古文化已进行过较多研究。这次调查组来平江，是为了对幕阜山西南麓上古文化作全面了解，以期进一步夯实幕阜山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地位。
郭立新教授一行首先对梅仙镇哲寮村湛氏历史进行了调查。哲寮村为全国湛姓聚居最集中的地方，现有湛姓3千多人，占全村人口98%以上。据湛氏族谱记载，湛姓系夏禹同姓诸侯斟灌氏后裔，为躲夏代寒浞之乱，取“斟灌”二字各一边而成湛姓，隐姓埋名至今。
周行易研究员根据“岳”“若”“乐”“穆”四字上古同韵部及相关语言学材料，指出幕阜山“天岳”之名同《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天穆”，两名系记音文字之异，实则指同一座山。并认为《左传》所云“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的“天穆”，也是指天岳幕阜山。他认为哲寮村位于幕阜山最南端，当为传说中的夏祖伯鲧居地，因此，才成为夏朝斟灌氏后裔最集中栖隐之所。他还根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成汤放桀于南巢”之“南巢”在幕阜山东侧，进一步论证了幕阜山为传说中的夏族老巢。至于湛氏族谱说其先祖来自山东或河南，他认为那只是因地名迁移湛氏后裔所产生的记忆紊乱或因避世所需故意放出的烟幕而已。
在考察哲寮村湛氏宗祠及祖屋时，郭静云教授发现清代遗留下来的10根科举报捷用的扁石立柱造型极像后石家河文化（夏文化）玉祖造型，而其他地方的同类石柱都无此造型，故她亦认为哲寮湛氏与夏王室存在关系。郭立新教授认为这比湛氏族谱所提供的文字证据更有说服力。】【以上引用自《平江幕阜山上古文化遗存引起两岸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关注》一文】
据湛氏族谱记载，湛姓系夏禹同姓诸侯斟灌氏后裔，为躲夏代寒浞之乱，取“斟灌”二字各一边而成湛姓，南归幕阜山隐姓埋名至今。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与“太康失国”联系起来看。太康失国后，发生了夷羿代夏和寒浞代夷羿时间，共40年。这期间有夏后氏族人为避两乱而南下回到夏后氏故地是必然的。湛姓南归幕阜山很合理。这样证明夏后氏及其附属氏族在中原发生动乱时有南下的选择。
那么在殷商灭夏后的时候，失去政权的夏后氏及其附属族人南归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回到“老巢”多好！
我一直在说，夏后氏和夏朝不能混淆。夏朝为夏后氏建立。但是夏后氏历史比夏朝长的很多了，夏后氏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也不一定。再次说明，夏商之际在江汉重新兴起的城市，是南归的夏后氏族人所建立，而不是商的统治到达了长江流域所致。
文|黄饮冰
夏末商初出现于江汉平原的众多古城，是南归的夏后氏及其附属氏族所重新建立。所以夏末商初出现于江汉地区的众多古城，是夏城而非商城。这些夏城，只代表夏后氏南归，而不能代表商朝的统治抵达长江中游地区。
夏后氏的早期是石家河晚期。夏后氏的中期在河南河洛颖水流域。夏后氏后期与殷商争斗失败后夏傑南归，其所属各氏族回流并散布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边。
我一直说江汉在夏末商初突然冒出一批古城，是夏南归的结果，这些城的性质是夏城、不是商城。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是夏城，不是商城。
当然，《史记》也记载匈奴为夏后氏之后裔，因为夏后氏獯鬻（xunyu）部向北进入草原，把草原诸胡整合成了匈奴。
那么夏后氏失去中原政权后南归有没有证据呢？这可以从中国古老姓氏族谱中记载的南迁历史可以读释出来或者是找到痕迹。
根据 “平江旅游公众号”2017年09月13日发出的《平江幕阜山上古文化遗存引起两岸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关注》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信息：
【幕阜山坐落在长江中游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位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吴城文化、山背文化等重要上古文化的更替和交汇点，从传说中的伏羲、炎黄蚩、尧舜禹时代至夏商时期，这里都是中华先祖文化孕生与传播的中心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青铜文明的诞生，更离不开幕阜山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
郭静云教授在她近年相继出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天神与天地之道》两部专著中，力主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中游、武汉盘龙城为早期商都，对幕阜山东北麓上古文化已进行过较多研究。这次调查组来平江，是为了对幕阜山西南麓上古文化作全面了解，以期进一步夯实幕阜山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地位。
郭立新教授一行首先对梅仙镇哲寮村湛氏历史进行了调查。哲寮村为全国湛姓聚居最集中的地方，现有湛姓3千多人，占全村人口98%以上。据湛氏族谱记载，湛姓系夏禹同姓诸侯斟灌氏后裔，为躲夏代寒浞之乱，取“斟灌”二字各一边而成湛姓，隐姓埋名至今。
周行易研究员根据“岳”“若”“乐”“穆”四字上古同韵部及相关语言学材料，指出幕阜山“天岳”之名同《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天穆”，两名系记音文字之异，实则指同一座山。并认为《左传》所云“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的“天穆”，也是指天岳幕阜山。他认为哲寮村位于幕阜山最南端，当为传说中的夏祖伯鲧居地，因此，才成为夏朝斟灌氏后裔最集中栖隐之所。他还根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成汤放桀于南巢”之“南巢”在幕阜山东侧，进一步论证了幕阜山为传说中的夏族老巢。至于湛氏族谱说其先祖来自山东或河南，他认为那只是因地名迁移湛氏后裔所产生的记忆紊乱或因避世所需故意放出的烟幕而已。
在考察哲寮村湛氏宗祠及祖屋时，郭静云教授发现清代遗留下来的10根科举报捷用的扁石立柱造型极像后石家河文化（夏文化）玉祖造型，而其他地方的同类石柱都无此造型，故她亦认为哲寮湛氏与夏王室存在关系。郭立新教授认为这比湛氏族谱所提供的文字证据更有说服力。】【以上引用自《平江幕阜山上古文化遗存引起两岸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关注》一文】
据湛氏族谱记载，湛姓系夏禹同姓诸侯斟灌氏后裔，为躲夏代寒浞之乱，取“斟灌”二字各一边而成湛姓，南归幕阜山隐姓埋名至今。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与“太康失国”联系起来看。太康失国后，发生了夷羿代夏和寒浞代夷羿时间，共40年。这期间有夏后氏族人为避两乱而南下回到夏后氏故地是必然的。湛姓南归幕阜山很合理。这样证明夏后氏及其附属氏族在中原发生动乱时有南下的选择。
那么在殷商灭夏后的时候，失去政权的夏后氏及其附属族人南归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回到“老巢”多好！
我一直在说，夏后氏和夏朝不能混淆。夏朝为夏后氏建立。但是夏后氏历史比夏朝长的很多了，夏后氏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也不一定。再次说明，夏商之际在江汉重新兴起的城市，是南归的夏后氏族人所建立，而不是商的统治到达了长江流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