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超过苏州拙政园的江南园林-武昌沙湖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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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地理》第三十五辑 2017年第1期　作者：夏增民　

湖北武汉多湖，其中武昌城（1）近郊有东湖、沙湖等较大的湖泊。学界对东湖的形成及变迁多有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如石泉、蔡述明二先生合著《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涂文学主编《东湖史话》（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等。而对于沙湖，探研者却寥寥。1926年，任桐著《沙湖志》一书，所述涵括了武昌东、南两郊所有湖泊群姑且不论，该书竟将沙湖与东湖混淆，称今之武昌东湖为沙湖，然而学者未曾详加考究，征引者甚众。笔者不揣浅陋，考诸旧志，并实地踏察，试略述沙湖之形成及变迁，以为东湖、沙湖正名。

一、沙湖并非“东湖”

任桐在《沙湖志·湖景》中说：“沙湖，旧名东湖，又名歌笛湖。湖方三十里，在武昌商埠东。明楚藩王种芦取膜为笛簧处。”（2）此说大不确。

武昌之东有东湖。“东湖”之名，始见于《舆地纪胜》，其书卷六十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上》云：“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哣东湖、东园皆因湖、园在武昌城之东而得名，正如其时尚有“南湖”“北园”之属，东、南、北等皆是指方位。然而此说一开，即为后世志书所沿袭，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即云：“东湖，在县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亦云：“东湖，在城东四里。”直至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仍载：“东湖，在县东四里，《舆地纪胜》谓：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3）可见此说不过是转抄《舆地纪胜》陈说而已。

按《舆地纪胜》所载，湖在城东四里，此“东湖”应大约在今武昌螃蟹岬至紫金山（又名紫荆山）、小龟山之间的狭隙地带；而东园应建在湖之西侧螃蟹岬或湖之东侧紫金山、小龟山上，于此北瞰湖水，才能有“近城登览之胜”的意境。南宋袁说友《游武昌东湖》诗云：“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说东湖。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鸥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乌。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4）另，其后戴复古《杜仲高自鄂渚下仪真》诗云：“鄂渚三千里，南楼看月回。东园花政好，去岁客重来。兄弟皆名士，文章动上台。倾城倾国色，也用觅良媒”（5），也可证其时“东湖”及“东园”之存在，“东湖”通江，所以才有诗人文学化描绘的“一围烟浪六十里”景观。

《舆地纪胜》所言“东湖”作为武昌近郊的游览地，其来有自，似即南朝之曲池水。《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载：“曲池水，在县东三里。梁太清四年，邵陵王萧纶为富水郡太守，雅好宾客，乐于诗酒，每慕王右军兰亭流觞曲水之兴，故以效之。”（6）也就是说，自南朝开始，武昌城东北近城湖山之间，已成文人雅士的游乐之所，并延至唐宋时期。

有论者以为此东湖即是“赛湖”，即今之晒湖；似不确。宋代及此前，武昌城池的主体部分在蛇山以北，晒湖在其东南，称湖在城南为宜。而且晒湖在武昌城南与江通，夏秋水涨，近旁并未有高地可建“东园”。

除此“东湖”，据旧志记载，武昌城内及周边名为“东湖”者，尚有多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记载：“府东六十里有梁子湖，亦曰东湖。”（7）梁子湖因在武昌府东南，也偶被称为东湖了。但此说仅此一见，似不足为据。另，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载：“东湖、西湖俱在城内”，可见武昌城内亦有湖曰东湖。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则明确记载此“东湖”的位置，其云：“东湖在滋阳湖北，一曰歌笛湖，楚藩种芦取膜为笛簧，今岸侧犹多芦。”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因之。按，“滋阳湖”即今紫阳湖，此“东湖”应是今紫阳湖以北原“长湖”，湖址原在今辛亥革命博物馆之东的区域。只是长湖已被填没，今只存长湖正街、长湖南路、长湖北路以及长湖小区等地名。

而清代以来，则将紫阳湖之西明月湖（亦称菱湖、宁湖）称为歌笛湖，其湖在今张之洞路以南、复兴路以西、解放路以东、水陆街以北。“建国初期，湖面约33亩，但湖面多被淤塞。1956年，为武昌造船厂等单位填用。”（8）今仅存歌笛湖社区地名。

因此，任桐称“东湖名歌笛湖"一说，乃是将同治《江夏县志》等志书所载城内“东湖”误作武昌城外之东湖。而有论者强为之解，认为“沙湖”即“东湖”不虚（9）。另有论者以为任桐所谓“沙湖”乃“大沙湖”概念，包含今沙湖、东湖、白洋湖、梁子湖等湖泊群，且与长江相通(10)。这些说法都缺乏史料的支撑。

的确，从任桐所总结“沙湖十六景”的地望看，其包含范围竟囊括整个武昌东、南两郊。其中，“寒溪渔梦”(11)“虎岩云啸”“兰岭香风”“夹山咏雪”“石壁龙湫”“梁湖放棹”，远在城东南今之武汉市江夏区与鄂州市交界的龙泉山、梁子湖地区(12);而“九峰晨钟”“青山夜雨”又在远在东郊(13);“金冢桃花”在珞珈山南；广东山残碣”在洪山；“卓刀饮泉”“卓亭松韵”在伏虎山西麓卓刀泉，近于今之东湖广“琴堤水月”“雁桥秋影”“鸥鸟浴波”在今之东湖中；只有“沟口夕阳”一景在今之沙湖西隅。

而在《沙湖志》书末任桐所附“沙湖名胜全图”中，则具体将今之东湖标注为“沙湖”，而将今之沙湖标注为“小沙湖”。他在《沙湖志•湖景》述“小沙湖”，云其:“在武昌商埠东，武胜门外，方十余里，通青山港；农林试验场、棉业厂皆在湖边。”（14）其描述正与今之沙湖相同。然而将今之东湖名为沙湖，则于史无据。

任桐在《沙湖记》中自述：“清光绪庚子宦游来鄂，一旦闲步出武胜门外，沿东北行至沙湖，远望洪山、灵泉、九峰诸山，星罗棋布，各效其奇，其中有一衣带水、若隐若现、掩映于诸山之间者，曰沙湖。”（15）由武昌城之北门武胜门北行，确为沙湖，或可远望洪山，但以人之视力所及，断不能望见灵泉、九峰诸山。沙湖与武昌东、南诸湖虽可说隐没相通，但以诸湖之一隅，以偏指全，当是虚妄之言。

今之东湖，是指武昌城东以郭郑湖（16）为主体的湖泊群，现有面积约22平方千米。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载：“东湖，一名郭郑湖，在县北二十里。”此应是将郭郑湖称为东湖之始。同治《江夏县志》因之，其卷二《疆土志》说:“东湖，一曰郭郑湖，在县东北二十五里。”该称谓一直延续至今。而在历史上，郭郑湖从未被称为沙湖。

综上所述，任桐关于沙湖的说法有误，沙湖并非东湖，更非歌笛湖。

关于任桐的《沙湖志》，应当以风景规划之书看待，该书或可对当下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和旅游规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如果以史料看待，则恐怕失之妥当，援引应更加审慎。《沙湖志》并不是“沙湖”的专志，而只是采诸旧志、综合整理而成的一部复述武昌城东南两郊湖泊、山川、古迹、人物等的合集，其中除了任桐自建之园林——琴园的相关资料外，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相当有限。

二、沙湖以北白杨湖的形成

武昌郊外的湖泊，大约形成于全新世初期，该时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河流入江处遂壅塞成湖。（17）因长江水盛，且在人类社会早期少有人类活动，武昌城南、东两郊的大湖均与江通。因此，长江主泓的流向变化对于武昌郊外的湖泊形成、发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最初，长江过龟、蛇二山，主泓右侧武昌城以东今之洪山、小洪山、珞珈山、南望山、喻家山、马鞍山等一线残丘、阶地的北面，推测应该是浅湖、河口、沙洲地貌，（18）并与长江呈开放态势，江湖连成一片，正是由于长江的河势变化造成沙洲发育和湖水沉积，这一区域湖成堤和冲积平原发育，水面逐渐走向闭合，遂形成诸多的浅水湖泊。这些湖泊自北向南渐次形成，从大的湖泊看，先是在青山矶以南形成白杨湖，后大约在明代中期，又在白杨湖以南地区形成沙湖。

长江武汉段在历史时期频有沙洲涌出，但从目前的成果看，论者对于龟、蛇二山上游的沙洲研究颇多，如旧新鹦鹉洲、刘公洲、金沙洲、白沙洲等的变迁（19）而对其下游的沙洲研究则相对较少。但是，下游沙洲的变迁对于今之汉口地区成陆及武昌地区缘江湖泊群的变迁有着决定作用。据《水经注·江水》，长江过夏口城，“江之右岸频得二夏浦，北对东城洲”。可见其时龟、蛇二山下游江中即有沙洲形成，因在夏口城之东，故名。张修桂认为，东城洲地近武昌江岸，二夏浦当即东城洲右支汊道，“大体沿今沙湖、白杨湖至青山镇西北与左支相汇”，6世纪以后，东城洲继续向上游延伸并和夏口城相连，南宋以前已基本靠岸（20）。这一研究表明，由于江中沙洲的发育，青山矶以南水面逐渐由北向南闭合。地质调查也支持这一说法，“东湖的湖水来自长江，湖水沉积地形（沙嘴、沙洲等）也是自北向南，尖端所指的方向与湖水流来的方向一致。”（21）

由于长江的水力作用，在长江与今之东湖之间形成湖漫滩的地貌及湖成堤，经地质调查，湖漫滩在今之东湖西岸、沙湖东岸都有分布，东湖由北向南至湖光阁还有一条湖成堤，并发展成为冲积平原。因此，在今之东湖北端直至青山矶附近开始形成继续河湖。白杨湖因此形成，该湖在历史时期成为由长江下游往来武昌城的重要交通孔道。

白杨湖，又作白洋湖（偶作白羊湖，或讹作白扬湖），其入江口为白杨浦，白杨湖似因白杨浦而得名。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亦称：“白杨湖，一名白口湖，在县东三里，北通大江，谓之白口。”但断其在县东三里，应不确。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则曰：“县东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郑湖，入江。又白杨湖，一名白口湖。”（22）即城之东北先是余家湖，再是白杨湖。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也称：“白杨湖在县北十里，一曰北湖口。”因武汉地区方言“白”“北”读音相近，故此“北湖口”与前之“白口湖”“白口”当为一地。白杨浦在青山矶南，沟通长江与武昌城东、北湖泊水系，因青山矶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见图1)

图1明代以前白洋湖与长江及武昌城、东湖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图根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营务处石印本《湖北舆地图》第4页“江夏县北”草绘。

《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载：“白杨浦：在府北。志在府治北十里，有白杨垒。”白杨垒，即是军事工事。南朝齐中兴元年，萧衍攻张冲于郢州，吴子阳援军将至，“乃命军主梁天惠、蔡道祐据渔湖城，唐修期、刘道曼屯白阳垒，夹两岸而待之”（23）。王僧辩进攻郢城的侯景部将宋子仙，诱其出城浮江赴建业，乘机掩杀。“水军主宋遥率楼船，暗江四面云合，子仙行战行走，至于白杨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24）于此可证。

由江入白杨浦，前行则为白杨湖，即原东城洲右汊北段，初面积稍大，现已约束为青山港（白杨港），与江隔绝。其南与今之东湖亦一线相通，称为白洋夹、白洋渡，后于其上修桥，即白洋桥，今作北洋桥，仍存。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称:“白杨渡，在县北三十里”；又称“白洋桥，在县北二十里，旧以竹木为桥，每水冲决，民涉病焉。正德丙寅，江夏义民周玺捐赀改造石桥。”其道里虽不一，但仍是指同一处。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云：“白杨渡，在县北四十里。”又称:“白洋桥，在县北三十里。明弘治中周廷用建；万历己丑大中丞常居敬重修，有碑。土埠属容，故水涨犹有容姓渡舟焉。”

宋以降，由青山矶经白杨湖、白洋渡、白杨桥至武昌城下，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25），南宋陆游的《人蜀记》（26）都对此路线有详细记载。

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云:“白洋渡在县东北四十里。”又云:“白羊湖在县东北十五里，一曰白杨湖，西北流经青山矶北入江，曰白杨浦。”又云:“白杨夹口在县东北，陆游记曰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比较清楚地标明了三者的关系和位置。

近年在原武胜门积玉桥附近，发现一个古沙湖船埠头，船埠头石墩上有槽痕，推测为当年渔民系船的缆绳所勒出；同时还存留部分以红色砂石砌成驳岸(27)。可以想见，长江下游来船，正是自青山矶通过白杨湖，经白洋渡，通过今沙湖地区水面，直抵武昌城下。

陆游《入蜀记》所云“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说明其时白杨桥以南已有沙洲发育，水路曲折，至武昌城下反而迂远，如果走陆路则节省得多。此陆路当是沿今之东湖与沙湖间的一系列低丘岗埠而行，即今武昌南北向之主干道中北路及欢乐大道。它插入东湖与沙湖之间，成为两湖的地理界限，可称之为“分水岭”,沿此路是由武昌城至青山矶最便捷的陆路交通线。这条“分水岭”，首在紫金山、小龟山，而尾则正在白杨渡附近。是以白杨渡、白杨桥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白杨湖以南、这条“分水岭”以东为今之东湖，以西在白杨湖形成以后，则仍与长江连为一体，系河道、沙洲、浅滩、湿地等综合地貌。沙湖在这个地区的形成，其年代下限当在明代前期。而“沙湖”被记录，目前所知始见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所附“武昌府总图”，该图在武昌城北标示“沙湖”，经白杨桥与长江相通。后乾隆《江夏县志》，其卷之一《山川》曰：“沙湖，在县北一里。”其中疆域图也明确标注了沙湖位置。

三、明代前期以后沙湖的形成

沙湖的形成，同样是与长江的河势变化密切相关。在历史时期，长江主泓在武汉江段曾经有过若干次的东西摆动。“其中最近一次即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沌口至武汉长江大桥段(以下简称上段)主流自右向左摆动，从而引起长江大桥以下工程河段(以下简称下段)主流自左逐渐向右摆动。19世纪上段主流偏右，下段主流偏左。”(28)由此上推，考虑到明末清初武汉江段上段沙洲的变化，推测可能是上段长江主泓偏右，所以造成原鹦鹉洲的最终消失；而下段主泓受黄鹤矶顶托，可能偏向于左，即汉口一侧，如此则有利于武昌一侧沙洲的发育。

据记载，在明代蛇山以下确有江洲形成。至晚在明初，在鹦鹉洲以下江中武昌一侧淤出一洲，名之“新游洲”，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云：“新淤洲在县西，与鹦鹉洲相对。”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云:“新龄洲在鹦鵡洲下，明永乐十年为楚府立水母祠镇之。”同治《江夏县志》因之。据以上所记，该洲应该在武昌城外江中。同时，还有黄鹤洲。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云:“黄鹤洲，在县西北三十里。”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载亦:“黄鹤洲二，一在黄鹤楼江中，一在县北三十里，俗名黄花洲。”第一个黄鹤洲，似在新淤州左近;另一则约在今武汉长江二桥附近。另外，据光绪《湖北舆地图》(1901年）在长江武昌一侧尚有天补洲、东兴洲和白鹤洲，约在今武汉长江二桥上下，其中东兴洲文献有载（29）。而文献中还有铁板洲（30）、鸭弹洲（31）、广兴洲（32）等洲名可见，似亦应在附近。此外，近武昌城北还有新河洲（33）。据乾隆《江夏县志》及同治《江夏县志》记载尚有张公洲，其云：“张公洲在县东二十五里，晋隐士张公灌园处。”但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其云：“张公洲在县南二十五里。”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亦云在县南。结合晋隐士之语，该洲应在县南，《江夏县志》“县东”当为“县南”之讹。

以上新洲逐步发育，或向武昌江岸靠拢，或在湖中淤为陆地。因此，今中北路一线低丘岗埠以西逐渐壅塞出新湖。因沙洲分割水面，在不同分汊处形成不同的湖名。

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曰：“县东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郑湖，入江。”（34）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载：“余家湖，在县东北五里，南抵郭郑湖，西通大江。”并说，“余家湖河泊所，在县东北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因之，并载：“俞家湖，在县东北五里，南抵县东南四十里之郭郑湖，西通大江。”俞家湖，当是余家湖之误。另外，《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载：“余家湖，东北五里。”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亦载：“余家湖在县东北五里。”同治《江夏县志》因之。唯《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三十五称其在江夏县城东北十五里。综合看来，所谓余家湖，当是今之沙湖南半部分的称谓，至少在清初，仍与江通，其西岸尚未完全闭合。

余家湖今已不存，但今沙湖东侧中北路近青鱼嘴，沙湖大道近公正路处均有余家湖村。沙湖西侧友谊大道沙湖立交桥之南有余家湖上段、之北有余家湖下段等地名。另，附近尚有喻家湖小区等，此“喻家湖”当是余家湖之讹。这一较大的范围，符合史料对余家湖的记载，当是原余家湖湖区。

所以，明中期以后，当时的地理形势应该是：武昌城东北为余家湖、沙湖；其北为白杨湖；其东为郭郑湖即今之东湖。而大约在清中期，这一带开始统称“沙湖”，并成为武昌城北的战略要地，乃是江边塘角地区至城东紫金山、小龟山、洪山一线的重要通道。塘角即是沙湖原来与长江相通之处，故为清中期武昌城外重要港口。（35）9世纪50年代，太平军攻占武昌，“于沙湖树木桩覆板为桥直抵小龟山，往来其上如织”（36）。胡林翼经营湖广，在其给北京所上的奏议中，多次提到清军与太平军在沙湖地区的反复争夺（37）。另外，胡林翼还称，“杨家桥为沙湖通东湖总路”（38）。此杨家桥当即北洋桥。在清末，其沟通东湖、白杨湖和沙湖的作用仍没有改变。（见图2）

沙湖统称的出现，当是与其西岸成陆同步的。至1899年春，张之洞修筑由红关至青山的“武青堤”，从此基本上江湖隔断，而沙湖与长江之间，“涸复田土甚多”。1902年农历九月，张之洞派员设立清丈局，“按地勘丈，详加考察，清出官地或仍旧为畜牧之厂，或拨作通商场界址之用，或拨作农务局耕牧之需。其民地验有契据、粮券者，照契管业；无主无契者，分别发给执照，令其缴租垦种。现计南北两路共清丈有官民田地近二十万亩之谱”（39）。后经人工不断地填洼垒墩，据统计，沙湖西岸至江边以墩命名的居民点就有16个之多（40）。可见此地已是人烟阜盛。

早在武青堤还在修筑中的1900年，张之洞即打算在此地自开口岸（41）。1902年冬，张之洞在“湖北省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清查官荒土地和收买民地约3万余亩，筹划建设武昌商场局（42）。人民国后，武昌地方当局仍沿袭原先的规划而不改。1919年“十二月间，由湖北督军、省长电请派政务厅长韩光柞兼署武昌商埠局长”（43）。为此，政府遂在沙湖与长江之间建筑码头、填筑驳岸、兴修马路等，并将粤汉铁路武昌总站设于此地区之徐家棚，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在徐家棚车站通过长江轮渡沟通，此地遂成武昌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区域。至此，沙湖的地理格局基本固定：西与江绝；东隔“分水岭”与东湖相望；南抵积玉桥；北由北洋桥与东湖、白杨湖相通。修筑粤汉铁路时，线路穿沙湖而过，沙湖又被劈为内沙湖(铁路西)和外沙湖(铁路东）。

由民国至今，由于城市的发展，白杨湖缩为青山港，并与江断绝，而沙湖与白杨湖也仅以沙湖港一线相通，中间全被填没，进行了土地开发。沙湖水面面积近50年来缩减了一半，至2011年，沙湖水面面积仅292.66公顷，这是后话，不赘述。

资料来源：本图摹自《湖北舆地图》“江夏县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营务处石印本，第4页。但原图误将余家湖标在沙湖之北，本示意图改正。

（1）历史上武汉市武昌的政区名称多有变化，明清以来，武昌城之称遂沿以为俗，本文因之。

（2）任桐：《沙湖志》，国家图书馆藏1926年油印本，第12页。

（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61页。

（4）见（宋）袁说友：《东塘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页。

（5）戴复古：《石屏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景明弘治刻本，第21页。

（6）（宋）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78页。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24页。

（8）濮世谷：《武昌城区湖塘之演变》，《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4期。

（9）国伟：《任桐与东湖风景区的建设》，《长江建设》1999年第5期。

（10）陈丽芳：《任桐的〈沙湖志〉与扬铎的〈沙湖三唱〉》，《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第3期。

（11）此典取自宋代冯京。据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宋冯京墓在县南百里保安池，灵溪乡有宋司徒庙”,似在今梁子湖区之南。但根据任桐《沙湖志》所附“沙湖名胜全景图”，冯京墓被标在武昌东郊九峰山附近;似不确。

（12）虎岩云啸之黑虎岩,在梁子湖西北畔龙泉山北;兰岭香风之兰岭在龙泉山东；夹山咏雪之夹山为龙泉山支脉,又为龙泉山之异名；石壁龙湫之碧云山，在江夏区流芳；“梁湖放掉”之梁湖即梁子湖。

（13）“九峰晨钟”之九峰指武昌东郊九峰山，“青山夜雨”之青山指长江边青山矶。

（14）任桐：《沙湖志》，第16页。

（15）任桐：《沙湖记》，第5页。

（16）郭郑湖之名目前最早见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其记曰：“郭郑湖，在县东四十里”，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18页。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亦载：“县东四十里日郭郑湖”，载《合并黄离草》，明万历刻本，第464页。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做“郑家湖”，此名仅此一见。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69页。

（17）详见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108—109页;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古云梦泽问题的再认识》，《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伍维周、邓健如：《武汉市地貌的形成条件与演变过程》，《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8）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19）主要研究如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尹玲玲：《明清两湖平源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详见张修桂：《长江城陵矶、湖口河段历史演变》，《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

（21）武汉测绘学院地理地质教研组：《珞珈山附近地质地貌调査报告》，《武汉测绘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

（22）（明）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合并黄离草》卷二二，第464页。

（23）《梁书》卷一《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页。

（24）《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第626页。

（25）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夷陵，经水道赴贬所，“戊辰，次双柳夹；己巳，次白杨夹；庚午至于鄂州”见（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第884页。

（26）（宋）陆游《人蜀记》卷四载：“(八月）二十二日，平旦，微雨，过青山矶，多碎石及浅滩。晚泊白杨夹口，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

（27）见《武昌积玉桥曾经也是水乡》，《长江日报》2004年2月23日。

（28）徐芳：《武汉天兴洲洲头整治工程河段河床演变分析》，《港工技术》2008年第1期；丘凤莲、吴伟明：《武汉河段来水来沙特性与河道演变特性的分析》，《泥沙研究》1996年第2期。

（29）（清）胡林翼：《水陆追剿克复武昌县黄州府城池仍即乘胜东下疏》，《胡林翼奏议》卷一二，民国《胡林翼全集》本，第124页。

（30）见（清）载龄修，（清）福趾纂：《户部漕运全书》卷四六“漕运河道”，清光绪刻本，第454页。

（31）嘉庆《大清一统志》云：“鸭弹洲，在江夏县东北江中。”见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三五，《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第6711页。另，《方舆考证》云：“鸭弹洲，即鸭蛋洲，在江夏县东北江中。”见许鸣磐：《方舆考证》卷五七，清济宁潘氏华鉴阁本，第2554页。

（32）（清）胡林翼：《官军大胜并破新垒三座疏》，《胡林翼奏议》卷八，第71页。

（33）新河洲在武昌武胜门外江边塘角（一名坛角）对面。因洲之存在，清中期塘角为武昌港口。该洲早已并岸，今武昌上新河、下新河一段老临江大道与长江呈弧形相交，旧江湾故迹仍清晰可见。

（34）（明）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合并黄离草》卷二二，第464页。

（35）见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清）陈徽言：《武昌纪事》卷一，清咸丰刻同治补修本，第5页。

（37）详见（清）胡林翼：《胡林翼奏议》卷三、卷六、卷七、卷九、卷一

（38）（清）胡林翼：《官军分攻合剿大破援贼疏》，《胡林翼奏议》卷一一，第107页。

（39）（清）张之洞：《修筑省城堤岸折》，《张文襄公奏议》卷五六《奏议》五六，民国刻《张文襄公全集》本，第952页。

（40）丁宝田：《武汉地区环境地貌》，《测绘信息与工程》1988年第3期。

（41）（清）张之洞：《请自开武昌口岸折》．《张文襄公奏议》卷五二《奏议》五二．第881页。

（42）（清）张之洞：《收买通商场地亩折》，见《张文襄公奏议》卷五六《奏议》五六，第953页。

（43）孔庆泰：《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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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所建武昌琴园，位于沙湖以西之沟口地方，离原武胜门外约5里，即今徐家棚以东一带。面积为3.75公顷，约合56亩。琴园主人任桐（1868—1932），字琴父，浙江永嘉人。清末任湖北道员，民初任职于武昌商埠局，又与友人筹办过盐业公司。其人喜爱诗文，擅绘山水，钟情园艺。居于沙湖之滨，自号“沙湖居士”。晚年不闻时事，潜心研究武昌湖泊，撰写了《沙湖志》。由于其极爱沙湖之美，遂于1917年斥巨资在沙湖边购地建别墅，取其字号之一字而命名为“琴园”。

任桐任职的武昌商埠局就是主管武昌自开商埠的机构，武昌自开商埠是清末张之洞提出的，直到民国初年成立商埠局，才正式开始运作。以沙湖建设会名义公布的《沙湖征求诗文小启》，虽系扬铎执笔，但亦道出了任桐的心声:“武昌，居全国中心，为古名都，联京汉，控湘粤，川桂恃为尾闾，皖赣视其马首，人杰地灵，萃集一时。他日粤汉路成，则门户洞辟，外人之至焉者，咸将由港，而粤，而湘，而鄂。商旅之往来者，亦将争出于斯途。直可夺上海之势，与汉口隔岸而并盛也。”总之，将来商埠繁盛，琴园前景看好。这就是任桐兴建琴园的最初动机。

琴园在当时园林中独具特色，不仅景色宜人，而且富有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按一年四季不同景色布局造景。春景有花柳塘，沿堤两旁间植花柳，并在杏花林和桃花园中分别建有“听雨楼”“留香水阁”，沿桃花溪建有“鸳鸯亭”和“烟雨亭”；夏景有荷塘，在园东北凿池种荷花，池中筑两台植梧桐，绕池植翠竹，池边树下设“钓鱼台”，岭上建“山外楼”；秋景有月榭，在园西北一带，建有赏月平台“一天秋”和“月圆人寿厅”“出尘阁”等建筑，有“雁荡”和“雁山”二溪环绕，沿溪有“广寒亭”“香雪亭”和“平沙水榭”，四周植桂花、枫树、芙蓉等观赏花木；冬景有梅岭，东部边缘堆山岭，岭上栽植数百株梅花，有“卧雪轩”“冷香簃”“锄月馆”“白履山庄”等建筑，山之通幽处有“飞霞洞”，北有题为“白云深处”的“问渔亭”等建筑。

二、具有现代气息。该园在不断修缮扩建过程中，建设了一些现代设施。如，在湖岸边修建船坞，有木制汽艇两艘供游客游乐。还增设茶楼、戏院、照相馆等设施，并辟苗圃，建花房七八间。

三、私家园林对公众开放。该园曾对外开放，门票五角。1922年，为从徐家棚到琴园游览方便，武昌商埠局专门修建一条由粤汉铁路边通往琴园的马路“琴园路”。琴园建成后，规模直追苏州拙政园，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必游之地。康有为曾为之作联:“琴谱茶经，轮换风雅；园花池月，悟彻禅机。”

1931年武汉遭受洪水灾害，徐家棚一带亦被淹没，园内一些建筑物和树木花卉多被淹毁，从此未大复修。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占据琴园，将其作为兵营，园内建筑全部被毁,大量文物被抢掠一空，变得一片荒芜。1949年后，先后有棉花收购站、部队、军烈属工厂等单位设于此地。1957年在旧址上又修建了武汉塑料一厂。还有一部分成为和平公社农民的住宅区。原琴园逐渐湮没,人们已不知琴园之所在，“琴园路”也被讹称为“秦园路”。

与任桐为忘年交的扬铎，与之游沙湖者再，且以西湖比名妓，沙湖比闺秀，二人欲争作湖山快婿，时人传为佳话。扬铎为沙湖写了三篇文字，即《游沙湖记》《序任琴父沙湖志》和《沙湖征求诗文小启》，自称“沙湖三唱”。他在文章中，喜欢将沙湖与西湖比。他游览西湖后发感慨曰:“惟是倦游以还，觉湖光山色，固极其秀丽之致，然除人事点染，吾故乡亦未必无此湖山也。”待他游览沙湖后，即认为:“沙湖，山水秀丽，迥无伦比，绝未粉饰，一任天然，殆如村女之乱头粗服，别饶风致也。”

因此他在《游沙湖记》里将西湖与沙湖比较后写道:“西湖经历代名人之点染，得以享盛名于东浙，而吾武昌之沙湖，有与西湖相仿佛者，反委诸荒烟蔓草，湮没无闻，殆所谓有幸有不幸欤？窃尝思之，西湖负郭而居，有如风尘美人，故观之者较易，而其享名也独早。若沙湖虽则负郭，然环之以山，间之以港，深藏不露，不啻大家闺阃（kǔn）之不欲轻示人以色相也者。然则西湖如名妓，沙湖如闺秀，其际遇虽各不同，而其面目，亦未始不各擅其妙也。”在《沙湖征求诗文小启》中，他更充满自信:“雷峰圮，西湖毕，代之而兴者，不为武昌之沙湖，其又将为谁？”

20世纪90年代，湖北大学在沙湖边重修一个“琴园”以供学生休闲和学习，但是规模很小。

如今，武汉园林部门受任桐琴园历史的启发，在新建的沙湖公园中拟将以前景致加以适当恢复，成为新的“沙湖十景”:石壁龙湫、泉亭松韵、琴堤水月、东山残碣、雁桥秋影、雁山晨钟、兰岭香风、寒溪渔梦、鸥岛浴波、沙湖放棹。并准备逐步建设五大分区:历史人文区、市民休闲区、文化艺术区、湿地观赏区、运动游乐区。毗邻楚河汉街的沙湖公园定将成为武汉市又一处胜景。

——选自《武昌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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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园的修建者任桐被誉为武汉“东湖规划之父”。1926年，他所著的《沙湖志》对武昌的东湖、沙湖水系进行了全面描摹。1900年前后，任桐从浙江来到武汉任职，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城外开华埠，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自贸区，并在龟山北路修重工业，在汉口建张公堤，自此汉口、汉阳、武昌形成聚拢趋势。随着粤汉铁路的修建通车，武汉三镇为一体的格局形成了。万谦介绍，不是所有隔江对望的城市都能成为一体，如今黄冈和鄂州的格局就似当时的武昌汉口，就没有成为一体。

1917年2月9日，随着粤汉铁路武昌至蒲圻段建成通车，作为粤汉铁路武昌一端起点的徐家棚一带迅速兴盛起来。同年春，任桐在武昌建造“琴园”，成为当时武汉的私家名园之一，“琴园与武汉同时期的一系列商人建造的私家园林一样，后来也对外开放营业。”

当时任桐对沙湖的评价很高，在《琴园叙》里说：“自其（沙湖）湖山风景纵不能尽如西湖，然安知不可作未来之西湖观。”《沙湖志》中所载湖之面积三十里，“其周围山水风景之广达二百余里”，可见当时的东湖、沙湖水系视野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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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老琴园规模超过苏州拙政园
2013年11月28日 汉网

　　▲《武大老照片》一书中披露的90年前琴园照片

　　本报讯（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邓樱）毁于抗战期间的武昌琴园究竟是什么模样，少有影像资料存世。近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大老照片》一书，披露了一张琴园老照片，让人们得见昔日琴园“芳容”。

　　《武大老照片》由著名学者冯天瑜和武汉市“布衣参事”陈勇编辑，从上世纪初创建的湖北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到1938年前珞珈山时期共辑录了400多张珍贵历史照片。其中不少老照片系首次公开披露。

　　陈勇介绍，琴园老照片出自1923年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同学录”。照片说明中写道：“1923年植树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会员从第三棉业试验场植树归来，游览琴园。”照片内容为二三十位校友围在琴园内的一座石拱桥上留影。照片中，石拱桥后面的假山及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回廊建筑非常清晰。

　　据史料记载，位于沙湖湖畔的琴园由清末湖北道员任桐于1916年仿《红楼梦》中大观园修建，是中国第一座带有“现代特征”的游乐公园。任桐字琴父，这座公园因此被叫做“琴园”。琴园是私家园林，也对公众开放，当时的规模超过苏州四大名园之首的拙政园。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强行将琴园作为兵营。琴园内建筑全部被毁，大量文物被抢掠一空，变得一片荒芜。

　　据了解，新琴园以任桐构筑的老琴园为历史主线，目前恢复昔日“沙湖十景”中的四景。沙湖公园负责人介绍，关于老琴园的记载多见于文献史料和手绘图，少见清晰影像资料，为老琴园的研究和新琴园的建设带来难度。这张琴园老照片显得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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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全国游客游览，在粤汉铁路火车上坡起点徐家棚，到琴园之间，特意修建了一条路，琴园路。在1931年大水，沙湖涨水，琴园花草树木受损，抗战时期徐家棚车站到沙湖琴园被日军美军地毯轰炸，完全被摧毁，这个苏州之外的江南园林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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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于1937年8月20晨5时首次发放空袭警报，第二天日机开始轰炸武汉。

9月24日，日机数十架空袭武汉，在汉口、汉阳沿襄河两岸投弹10余枚，毁民房300余栋，死伤平民600—700人。在汉口汉正街泉隆巷一带投弹3枚，炸死113人，炸伤164人，震倒房屋98栋。在汉阳河边投弹12枚，炸死189人，炸伤378人，震倒房屋208栋。

1938年3月27日，日机70余架，由皖向鄂分数批轮流侵入武昌、汉口上空，在4 000米高空投弹140余枚，炸死民众100余人，伤156人。4月29日，日机轰炸汉阳沿襄河一带，投弹83枚，炸死民众136人，炸伤119人，毁房232栋(间)。7月12日，日机轰炸武昌三道街、双柏庙、忠孝门、长湖堤等处。炸死173人，炸伤308人。毁房141栋。7月19日，日机轰炸市区，死伤600余人(《中国抗战历史》记载为1 000余人)。8月11日，日机70余架狂炸武昌、汉阳。在汉阳投弹170余枚，炸死124人，炸伤556人，炸毁房屋430余栋，居住在汉阳南门河街一带民众在逃避轰炸时无处藏身，纷纷跳入江中逃生，淹死极多。次日。日机72架狂轰滥炸武昌徐家棚、水陆街、文昌门及汉口江岸车站，炸死447人，炸伤728个，毁房785栋。

据湖北省1938年5月11口调查统计，4月份日机在鄂省各地共炸13次。投弹300余枚，以4月29日在汉阳死伤人数最多。各地死伤总数为：

▲1938年8月，前往轰炸武汉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4）·日中戦争（2）》，第 137 頁〕（图片来源于中国影像史）

1．炸死153人，其中男95人，女55人，婴儿1名，性别不详者2名。除因维护秩序的警察4人、卫兵1人被炸死外，概为平民，故平民死亡数占96％以上。

2．重伤71人，其中男56人，女13人，性别不详者2人。除2名警察因维持秩序受重伤，概为平民．故平民人数占97％以上。

3．轻伤92人，其中男54人，女28人，性别不详者10人。除担任勤务警察7人受伤，均为平民，故平民占轻伤总数的92％以上。

据当时报刊记者采访受灾区的实录，7月12日武昌遭受轰炸，在胭脂山北坡有许多残缺尸体被掩埋在瓦砾堆中，一棵被炸断的树干上挂着一条孩子的腿和一截人的肠子，还有许多没有肠子、头颅和手脚分开的身子在灰堆里裸露着，血与灰凝结在一起成了灰白色的肉球；在蛇山上的一个弹坑里，13个血淋淋的尸体摆在树荫下；在多宝寺街有很多人被埋在一个倒了的防空壕里。7月19日，长堤街至延寿巷的棚房区域内日本飞机投爆炸弹2枚、燃烧弹数枚，20余户棚屋尽行焚毁，炸伤和烧毙者30余人，伤数十人。有刘姓一家，祖、媳、孙4人与邻居7人于空袭时躲在一起，11人全被烧死。宁波会馆内为安徽各地逃汉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300余人，房屋建筑亦尚坚固，敌机投弹数枚，房屋前部全倒塌，砖砾积压达丈余，仅逃出难民100人左右。宝庆码头河街有200余棚户，被敌机炸成灰烬，从早晨8时至下午2时仍在燃烧，其中数户全家遭难。汉阳天符街某户一孕妇临将分娩，因逃避不及被炸死，腹部炸裂，肠肺流出，腹中婴儿被炸出数十步外仍在颤动，其状极惨。8月12日，日机72架轰炸武汉，民众死伤达1000余人。汉口刘家庙、江岸车站民房烧毁大半，江岸下路七八十栋木板房，火势特别强烈，葬身火海的无辜民众被烧得无法辨认残骸。车辆厂小工杨木山一家，除他本人外，6口人均被烧成黑炭。平汉铁路医院门口，伤者担架不断涌来。

▲一位经历过武汉大空袭的受害者黄孟侯先生，虽然认为战争行为没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问题，但是他仍认为美国与蒋介石对这起悲剧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许和钧拍摄）（图片来源于中时电子报）

抗日战争前期，劳动人民无洞可藏，只有坐等待毙。据1938年8月12日《新华日报》载，记者沿途观察所得，汉阳的防空设备似乎太差了!有一条住着231户的东正街，只发现一条只能容114人的防空壕，而就是这仅有的防空壕，它里面还有好几寸深的水。记者目睹武汉三镇同胞被日机袭击的惨况，向国民党提出质问：“难道我们只能在他们被屠杀以后做一点消极的掩埋工作吗?”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话：“有乡的回乡，无乡的借乡，借不到乡的，就只有跳江。”

日机对武汉的空袭，在1937年8月21日至1938年1月间，采取小批量空袭战术；2—7月，因中国空军以高射火力及飞机严阵以待，日机不敢低飞，则于高空(4000—8000米)盲目投弹。1938年8月以后，日机轰炸武汉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达三四次，而且飞机数量增多加大，最多的一次(1938年8月16日)达81架。

1937年8月21日—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共遭受日机空袭72次(其中汉口31次，武昌32次，汉阳9次)，投弹3 030枚，死亡1 651人，伤3 147人，炸毁房屋3 437栋(汉口554栋，武昌1 359栋，汉阳1 524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把轰炸的重点放在日军活动区，1942年6月开始轰炸武汉。据《新华日报》记载：美国飞机轰炸武汉投掷大量燃烧弹，烧毁房屋极多，烧死群众不计其数。1944年6月16日，美机100架轰炸武昌市区。12月18日，美国战斗机、轰炸机200余架轮番轰炸武汉，从汉口一元路至五马路、江边至铁路线一带投大量燃烧弹，在长约3公里、宽约5公里的区域内，一片火海，房屋全成瓦砾。12月2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和超级空中堡垒协同出击轰炸汉口，落弹1 000多吨，江边码头棚户区大火蔓延约10华里。

1944年12月28日，美国兰达少将在成都提出把美机轰炸汉口作为对日本总攻的初步。从这以后。美机利用中国基地对武汉进行穿梭轰炸，汉口旧市政府一带已成一片瓦砾，王家巷至民族路之密集市廛已夷为平地，江汉路向东北延至旧法、日租界，一片破瓦颓垣。

▲空袭武汉的主力，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美国国家檔案馆）（图片来源于中时电子报）

四明银行1944年12月2日资料记载：“空袭危恐万状，影响市面人心，其状实难言喻。继以谣诼大起，人心恐慌，岌岌不可终日，市民纷纷离汉，其数当在全市人口1／3以上。”“汉市自11月18日以后，人心更乱，全市停顿，繁华地区市民四散逃避，十室九空……残垣断壁，无法整理，租户(指银行租户)所建房屋亦均焚毁无存。”

据有关资料，抗日战争中，武汉人口伤亡为151 607人。其中死亡96 557人，重伤22 389人，轻伤32 661人。1946年，汉口市对抗战期间人口伤亡调查统计称，仅1944年12月份，汉口被美机轰炸伤亡在2万人以上；房屋被毁15 611栋，估价在3,6兆元以上(接当时价格计)。汉口被炸房屋7 515栋(沦陷前被毁554栋，沦陷后被毁6 951栋)中，被美机炸毁占总数的92％以上，与上海、广州、北平、天津、青岛等都市相比较，损失十分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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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1日，美军一架空袭东京返航的B-29轰炸机迫降在湖北汉口的西北，三名飞行员被日军俘虏。

　　12月16日至17日，日本宪兵队派人伪装成中国的老百姓，将这三名飞行员用绳捆绑牵去游街，并不断地拳打脚踢，把飞行员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在火葬场焚化。

　　汉口杀俘事件发生后，引起美军的极大愤慨。李梅将军出动84架B-29轰炸机，陈纳德出动33架B-24轰炸机以及多架B-25轰炸机、战斗机，携带燃烧弹对汉口日军基地进行了轮番轰炸。

　　这次大轰炸，是援华美军在中国出动飞机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轰炸行动。这次行动，彻底摧毁了日军在华中的最大军事基地。侵华日军的空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近日，成都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希尔少校二战文物展开展，展示了文物百余件。其中就包括汉口杀俘事件的调查档案。

　　理查德·希尔(1908-1992)，1942年8月加入美国步兵，1944年被派往中国，负责营救在敌后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18个月内，他组织拯救了46位被俘飞行员。

　　抗战胜利前夕，希尔接到魏德迈将军的命令，负责接收汉口地区所有的盟国战俘和平民。他还调查了轰动一时的日军武汉杀俘事件，并将元凶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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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的二战史段落：美军轰炸武汉

1.本文不代表网站和译者的立场观点，只是一篇史海钩沉，稍微增加一点你世界的复杂度。
2.这场轰炸提及的伤亡数字，直接信源是蒋介石日记；连带其余细节，你大可以存疑，自行考证。

虽然死亡人数或许高达四万，但1944年12月期间由美国空军执行的武汉空袭，在二战史里却少有人提。本文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芬.R.麦金农Stephen.R.MacKinnon，有著作《武汉 1938》。作者在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重庆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一份报告，而本文是该研究的一节。

1944年12月18日，在以蒋介石、陈诚和何应钦为首的重庆当局同意下，美国空军轰炸武汉。动用的B-29轰炸机当时驻守在成都(译：稍微看了下，这批飞机之前就在中国境内做别的任务，原文有疑点的表述我就省去了)，指挥这次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最年轻的二星空军将领柯蒂斯·李梅Curtis Emerson LeMay，他在几个月后就会因为指挥轰炸日本各地城市而大出风头。

对武汉的空袭既没有引起国际关注，其时的媒体也知趣地没有出声，但破坏和伤亡都十分惨重。蒋介石在日记里提及死伤者达四万之数；汉口焚城三日。

44年秋，李梅刚从欧洲战场转阵亚洲，受命研究中国和日本城市的空袭作战。对高空投掷式轰炸效率感到不满的李梅，开始考虑从低空密集投放燃烧弹——在欧洲战场，焚城空袭的最早使用者是英国，这战法在1945年2月13号德雷斯顿空袭后才世界闻名——李梅看中的是M-69，一种由哈佛研发，威力惊人的燃烧弹。

武汉自38年10月陷落后，一直是日军重要的金属矿源、交通区杻和空军基地。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中方称豫湘桂会战)全线压往西南，重庆告急，这时的武汉便是整个战局的支点城市之一。

对于这次空袭，国民党方面几近沉默，但蒋介石和王世杰的笔记里都写到了这次轰炸；时任美国大使的赫尔利和一些官员也有零星提及。军方负责人是陈诚、何应钦和美方的魏德迈、陈纳德两名将军，为李梅空袭开绿灯的是魏德迈和陈诚。

于是12月18号，“马特洪峰/Matterhorn”任务启动，94架B-29重型轰炸机率先从成都郊外基地升空聚成一片铁云，载着500吨燃烧弹飞向长江。对李梅而言，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大规模实测燃烧弹效果。对重庆政府而言，这是另一次长沙和桂林。蒋介石的智囊王世杰在武汉土生土长，在日记里他哀叹了故乡的命运，但又认同这轰炸是别无选择。能挽回败局的，似乎永远是牺牲……

对这次空袭潮，日军的抵抗薄弱。武汉全城都受到波及，据说有些城区的火焰三日始灭。李梅对空袭结果很满意，事实证明燃烧弹相当称手。几个月后东京就吃了同样的轰炸，其中一波的弹量就达1500吨，最后伤亡超过十万。不过这些行动之间的联系被处理得很低调，我主要参考的是美国空军官方给出的一点材料；而中方最细致的描述来源于一本武汉地方志上的段落(原文后续是作者对材料中译英，我又翻回来。摘两段，有兴趣的可去原文看全)：

“1944年12月18，两百台美国战机和轰炸机来回空袭武汉，在汉口一元路Yiyuan和五马路之间投下大量炸弹，又从江边起一路炸到铁道。受炸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3x5长方形，连成焰海，沿途建筑物均化作瓦砾。21号，美国第14空军轰炸机群在汉口投下1000吨炸药，引燃了港口周边的棚屋，火势蔓延5公里。”

另有材料称美军这次行动实际上是报复日军虐杀了三名美国飞行员，但美方对此只字未提。中美双方都承认空袭武汉是为了阻碍日军向西南进犯，从结果上看这目的是达到了。1945年初日军势竭，开始回撤。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居民伤亡共计15,1607人次。其中96,557人死亡，重伤者22,389，轻伤者32,661。据1946年汉口市统计，共有两万人死于44年12月的空袭。日占期间7515座建筑物损毁，554座毁于38年攻防战，6951座损于其后，美军轰炸致毁占92%。与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和青岛诸地相比，武汉受害尤烈。”

原文：《The US Firebombing of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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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空袭因为某些原因（国民政府舆论管制）至今少为人知，这是指1944年美国空军对中国汉口展开的一系列大规模空袭，尤指1944年12月18日和21日的那两场大规模轰炸。

二战时期中美不是联合对付日本法西斯吗？怎么美军会轰炸中国的城市，原因在于当时的汉口是由汪精卫政府控制的，当时汉口是日军的重要基地，美国人是想打击当地的日军，因为当时驻扎汉口的日军想搞“一号行动”，这严重威胁成都和昆明附近的美军B-29轰炸机基地和空军运输指挥部，而汉口则是日军重要据点。

空袭汉口的行动相当成功，日军在汉口的50架战斗机被炸得只有20架还残留战斗力，还有大批物资被毁，日军出现大量饥荒，战斗力大幅下降，空袭汉口对日军的打击是很成功的。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对此欢呼呢？绝对不是，因为美军的空袭使用了燃烧弹，这次行动给汉口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汉口一半以上的市区被烧毁，约4万汉口市民伤亡！对于汉口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次行动中，美军有6架飞机被击落，部分俘虏受到了受害者的殴打。汉口大空袭是美军在首次使用燃烧弹对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这项战术之后被应用于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这次轰炸确实达到了目的，日军攻势减弱了，有了的保护的中国的大后方——西南地区，1945年1月，日军以武汉为战略跳板进行的攻击有了明显的减弱。但造成如此大的盟国人民伤亡，这也使得汉口空袭受到极大的争议。

国民政府在这次空袭中扮演何处角色至今有争议，很多国府官员（比如郝伯村）表示国府完全不知情，这是美军单方面的行动，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国府高层官员却不知情，这不符合常理。

这次空袭的争议极大，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中国地位并不高，也正是因此，无论是侵略国日本还是盟国，都不太把中国人的性命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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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东京的前奏——记1944年美军空袭武汉

小时候在汉口六渡桥长大，总会听到一首口口相传的童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屙粑粑……”。这童谣主要描述的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武汉沦陷期间，武汉三镇特别是汉口被来自成都机场的美军飞机轰炸的情景，虽然寥寥几句，却足以反映当时人们心中的恐惧。

武汉人的惨痛记忆

武汉自建城以来经受了两次持续的空袭，一次是大家所熟知的1937年至1938年间日军飞机对武汉的轰炸；另一次则是1942年至1944年间美军飞机对当时属于日占区的武汉进行的持续空袭，两次空袭都给武汉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惨重的伤亡。

而美国人在1944年年底，出动大集群、多批次的重型轰炸机并携带新式燃烧弹对武汉进行了多次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给武汉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和更加惨重的人员伤亡。

日军对武汉的空袭

自2004年以来，每年的10月25日，武汉市上空都会鸣响防空警报，这不仅仅是为了检验防空警报备用情况，更重要的是告诫人们勿忘抗日战争中的国耻：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日军首次空袭武汉的1937年8月20日至武汉沦陷前的1年零2个月时间里，武汉共遭日机空袭72次，炸死1651人、伤3147人，大量房屋被炸毁。期间发生的“武汉空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世界空战史中著名的战役之一，年轻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联手挫败了日军的空中进攻，如今坐落于汉口解放公园内的苏军烈士墓，见证了当年那一段可歌可泣的空战史。

除了以上的日军空袭，很少有人知道，武汉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挨了日本人的炸弹，还挨了同盟国美国人的新式炸弹。

1944年美机对武汉的大轰炸

前奏

1938年武汉沦陷后，汉口的日租界被恢复，同时汉口也成为日军在华中重要的兵站、指挥中心、空军基地、物质中转站和金属矿源产地。

从1938年11月起，就有中国空军的飞机对汉口的日军飞机场进行过小规模的骚扰轰炸。

1941年7月，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在中国西南成立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协助中国空军抗击日军。

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开始逐步加大对“飞虎队”人员和装备的投入。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升任少将。

从1942年至1943年间，以美军飞机为主的中美空军对武汉的日军目标特别是飞机场进行了多次空袭，由于空袭主要是军事目标，所以并没有对武汉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但到了1944年，情况改变了。

火攻武汉

1944年下半年开始，美军新式的四发重型轰炸机B-29开始进驻成都机场，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便要求动用这种威力空前的“超级空中堡垒”空袭汉口的日军目标，目的是打击这个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主要补给基地，同时也可以试验这种新型轰炸机的作战效能，不过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当时的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的批准。

空袭武汉，是陈纳德坚持了半年之久的提案

1944年10月31日，魏徳迈接任被蒋介石逼走的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司令。魏徳迈将陈纳德轰炸汉口的要求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在12月得到批准。

得到批准的陈纳德力主出动B-29，并准备在空袭汉口的任务中使用新式燃烧弹，而当时驻扎在成都机场的B-29轰炸机部队的指挥官正是几个月后以因为火攻东京为闻名的李梅少将。

和日本本土的许多大城市一样，武汉当时的建筑主要以木质为主；而武汉不仅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城市，又是日军在华中的重要基地，全市遍布各类日军仓库和据点；加上武汉距离位于成都的美军轰炸机基地并不远，十分适合反复出击；而随着太平洋上美军的迅猛攻势，美军即将获得合适的岛屿作为攻击日本的轰炸机出发地。所以美军急需研究如何使用重型轰炸机对亚洲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城市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于是武汉就成了最合适的实验品。而美国人在武汉的轰炸实验成果很快就使用在了东京和其他日本城市身上。

1942年，经过反复测试，美国人研制出新型的航空燃烧弹——M69。这种新型燃烧弹内置数十个长管形燃烧弹，以集束方式投掷，到目标上方会分别释放，可以穿透大多数亚洲城市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建筑，并造成难以扑灭的大火。

B-29重型轰炸机+M69新型燃烧弹，美国人即将祭出一对大杀器，而第一下却落在了中国城市的头上。

在空袭武汉之前，美军早早向中国平民发出轰炸警告。辛亥革命元老黄湘云的后人黄孟侯清楚地记得当时美军飞机投下传单、警告市民提早避难，国民党政府的地下潜伏人员也以秘密张贴标语的方式，警告武汉地区的民众早日做好避难的准备。著名的汉奸胡兰成当时正在武汉，他也在日后写道“……武汉人忽然扶老携幼，挑箩挟筐，纷纷避往乡下，像天气潮变，蚂蚁会晓得洪水要来，忙忙的搬巢一样。”

1944年12月18日，李梅由成都派出了89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携带新型M69燃烧弹对武汉三镇的日军军营与物资囤积处实施空袭，总共有84架B-29抵达目标区上空，投下511吨炸弹，其中24架B-29在主要目标——汉口码头和修船厂上完成投弹。第一批轰炸机投下炸弹后，整个汉口城区便笼罩在浓烟之中，干扰了后续的B-29准确找到目标，造成无辜中国百姓误伤。

轰炸当日，惊谎失措的中国民众逃到江汉大道上不久，就因为美军燃烧弹投下后产生的浓烟摭住视线，外加一道两层楼高的墙壁挡住去路而陷入一片混乱，由于中国民众死难者的尸体身上找不到伤口，他们当然不是被炸死或者烧死，而是因氧气被燃烧弹产生的大火烧掉而慢慢闷死，而且由于处于极度高温的环境中，中国死难者在被闷死之前都已经把衣服给全部脱掉，因由当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全部都是一丝不挂的。轰炸结束以后，约有500多具中国百姓尸体躺在江汉大道上。

轰炸过后，汉口一元路以下直至黄浦路一带，六合路以下战前的日本租界，及沦陷后日本侨民的生活区，二曜路日海军机关，三元里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全部夷为平地，江边至铁路线一带，在长约3公里、宽约5公里的区域内，一片火海，汉口因为这次的空袭行动被烧了整整长达三天之久。蒋介石在日记里提及此次轰炸造成的死者达四万之数。

任务前，美军情报人员正在指示轰炸目标——武汉关码头一带

紧接着，第十四航空军的33架B-24“解放者”轰炸机和149架护航战斗机掩杀而至，进一步扩大战果，江边码头棚户区大火蔓延约10华里。武汉的日军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有少量战机勉强升空拦截。

参加任务的B-24“解放者”轰炸机，注意照片中标识出长江、武汉的码头和机场

美军宣传在武昌-汉口上空一共击落42架敌机。日军飞行第85战队遭到重创，若松幸禧少佐和柴田力男少尉等著名王牌被击毙，大队长齐藤藤吾大佐身负重伤。相比之下，美军没有一架战机被击落，在空中取得42：0的完胜。

轰炸过后的汉口旧市政府一带已成一片瓦砾，王家巷至民族路之密集市廛已夷为平地，江汉路向东北延至旧法、日租界，一片破瓦颓垣，汉口沿江一带租界区内的历史建筑也被严重破坏。

而对于这次空袭，国民政府几近沉默，但蒋介石和王世杰的笔记里都写到了这次轰炸；时任美国大使的赫尔利和一些官员也有零星提及。军方负责人是陈诚、何应钦和美方的魏德迈、陈纳德两名将军，为李梅空袭开绿灯的是魏德迈和陈诚。

陈纳德在他的自传中不无得意地表示：“在长江流域，敌人的空军主力已经被彻底摧毁，日军赖以生存和进行战斗的大批物资也已被毁，汉口的仓库全变成了一堆废墟。日军在东部开始出现饥荒，这标志着日军在这一走廊末日的来临。”但他却并没有提及武汉人民在轰炸中付出的惨痛牺牲。

1944年12月18日大空袭后，美军侦察机飞越汉口上空拍摄的空照图，可见码头北部已无一栋完好的建筑

另有材料称美军这次行动实际上是报复日军虐杀了三名美国飞行员，但美方对此只字未提。中美双方都承认空袭武汉是为了阻碍日军向西南进犯，从结果上看这目的是达到了。1945年初日军势竭，开始回撤。

这次空袭对李梅而言，是第一次有机会大规模实测燃烧弹效果，李梅对空袭结果很满意，事实证明燃烧弹相当称手。几个月后东京就吃了同样的轰炸，其中一波的弹量就达1500吨，最后伤亡超过十万。

结语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居民伤亡共计151607人，其中96,557人死亡，重伤者22,389，轻伤者32,661。据1946年汉口市统计，共有两万人死于44年12月的空袭。日占期间7515座建筑物损毁，554座毁于38年攻防战，6951座损于其后，美军轰炸致毁占92%。与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和青岛诸地相比，武汉是整个战争因空袭而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