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熊家冢墓地是一处重要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核心区面积约15万平方米，由主冢、祔冢墓、车马坑、殉葬墓、祭祀坑等部分组成。主冢居中，东北为祔冢墓。主冢南侧有92座殉葬墓，祔冢墓以北勘探出35座殉葬墓。主冢和祔冢墓西边为车马坑，由1座大车马坑和39座小车马坑组成，另有祭祀坑250多座。据《江陵地名志》记述：“熊家冢，因埋葬熊姓祖先而得名”。在各种媒体中关于熊家冢的宣传报道中认为，“熊家冢”因埋葬的楚国国君姓熊而得名。事实是：所谓埋葬熊姓祖先，指的是在熊家冢主冢东侧的若干座明代熊姓家族的墓葬，考古发掘的砖刻地券上有“熊显太”“熊连”等人，这才是“熊家冢”的得名由来。战国时代的楚王，以芈（mi米）为姓，以熊为氏。虽同为“熊”，且葬于一地，而相隔两千年，乃是巧合。
熊家冢墓地地处荆山余脉， 位于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西北，隶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张场村、宗北村和当阳市河溶镇星火村，据《江陵地名志》记述：“熊家冢，因埋葬熊姓祖先而得名”。上世纪70年代，熊家冢墓地遭到盗墓贼光顾，附近的村民随即上报了当地有关部门，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当地文物部门成立考古队进行实地勘测。专家们在20多年时间中对大墓进行三次考古调查与勘探，发现熊家冢地下可能埋葬着大型墓葬，于是，当地文物局最终上报给了国家文物局。在2005年国家文物局批示：对熊家冢墓地车马坑和部门殉葬坑进行抢救性发掘，但是主冢等挖掘待定。经过对车马坑和殉葬坑的清理发掘，专家们一致认定：熊家冢主冢墓主是一位楚王。
截止到2012年，考古队在主冢南侧已探明出殉葬墓92座，已发掘30余座，出土玉石、水晶、玛瑙等精美文物共1000余件。此外还有少量青铜器、陶器。在主墓室和陪葬墓的西侧发掘出一座134米长，23米宽的特大型车马坑，另外还排列着30多座小型车马坑。其中，在一号车马阵中，就埋葬着43乘车，164匹马，车辆分为礼仪车、战车和辎重车等。熊家冢墓地一号车马阵发掘出来的“天子驾六”级别的马车就有3乘。另外，在主墓的南边还排列着近百座规划整齐、大小相当的殉葬墓，从已发掘的出土殉葬坑来看，就有130多人殉葬。从已发掘的殉葬坑，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小型墓，坑口长4-5米，宽3-4米，坑深4.5米左右。让考古专家感到意外的是，从已发掘的11座陪葬，殉葬的人都有一椁一棺，加上珍贵的随葬品，说明殉葬的人殉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在主墓的西边和南边，有规律地分布着近百个方形或圆形的祭祀坑和大量的地面建筑遗迹。
从现有清理出土车马坑、殉葬墓和祭祀坑的发掘成果来看，其奢华程度令人惊叹，墓主很可能是楚国某位国君。规模宏大的主冢、阵容豪华的车马坑、身份显赫的墓主、阔绰的祭祀场景，可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媲美。按照现行文保政策，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所以熊家冢主墓至今未发掘。整个墓区勘探和发掘南北跨度约550米，东西跨度约150米，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熊家冢主墓室椁室规格非常高，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室东西长67米、南北宽70米，深15米以上，墓坑底长27米，宽25米，椁室面积约400平方米，棺椁面积达248平方米，专家称：“中国第一王陵”。熊家冢主墓规模之宏大、墓主身份之显赫、车马阵容之豪华、祭祀场景之阔绰、布局系统之完整，都十分罕见，在中国考古界，更是有“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之说。
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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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
熊家冢楚墓墓主身份蠡测
熊家冢墓地是东周楚国大型墓地之一。2005 年11 月, 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熊家冢墓地车马坑和部分殉葬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荆州博物馆发表的《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 年发掘简报》，墓地由主墓、陪葬墓、殉葬墓、车马坑、祭祀坑与附属建筑等组成，在主墓的南边发现4 列24 排计92 座殉葬墓，在熊家冢主墓和陪葬墓的西边发现车马坑34座。①
关于熊家冢墓主的身份，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郭德维先生在《楚系墓葬研究》一书中，对熊家冢的规格有一个描述：“熊家冢封土的直径都超过100米，高十余米，在楚冢中，可以称为特大冢。熊家冢本身直径108米，旁边的小冢直径约60米，墓口已探明为36×33米，其规模与天星观一号墓相若，可见熊家冢规模更宏大。”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数据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如当时探明的主墓墓口大小为36×33米，而现在探测的数据则是68×68米。郭德维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地说熊家冢就是一座楚王墓，但他作了这样一个推测：“在这些特大冢中，有可能找到王（或王妃）墓。”②
郭德维先生在《楚系墓葬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构成“楚王墓”的一些基本条件，其中包括有大型封土堆并伴有陪葬冢，或者为没有陪葬冢的特大型孤冢；有一到两条墓道；随墓品有青铜重礼器和数套编钟等乐器，设有车马坑随葬真车真马，有陪葬墓和殉葬人等等。③从熊家冢前期考古发掘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熊家冢楚墓已具备构成一个王墓的多个要件，比如有大型封土堆，有大型车马坑、有陪葬墓和众多殉葬墓等等。墓葬的规格已表明熊家冢楚墓应该就是一座楚王墓。
熊家冢楚墓最大的一号车马坑也已挖掘过半。据发掘简报称，从一号车马坑现已挖出43 辆车，100 多匹马，其中有3 驾马车为6 匹马驾1 车。这与《王度记》所谓的“天子驾六”正相吻合。春秋以降，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了诸侯国王僭越礼制的情况。熊家冢车马坑出现的“驾六”规格陪葬的车马，正是楚王僭越礼制使用了“天子驾六”的规格下葬。④这直接证明熊家冢楚墓就是一座楚王墓。
一、用“排除法”确定熊家冢墓主的范围
《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 年发掘简报报告》称，在主墓南边前三排殉葬墓一带，发现了东周遗址，部分殉葬墓打破了东周遗址，为推断殉葬墓相对年代的上限提供了依据。熊家冢东周遗址出土的陶片，具有鄂西地区春秋时期的特征，出土的鬲，具有春秋中晚期楚式鬲的特点，由此“推断此东周遗址的相对年代为春秋中晚期。”⑤春秋中晚期也应该是熊家冢主墓下葬的上限。而熊家冢主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也是很清楚的，应该早于公元前278年。因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襄王被迫东徒陈城，此后的楚国国王不可能下葬在这一地区。
在目前已知的熊家冢楚墓下葬的上、下限年代内，楚国共经历了11位楚王。他们是楚灵王熊围、楚平王熊居、楚昭王熊珍、楚惠王熊章、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楚悼王熊疑、楚肃王熊臧、楚宣王熊良夫、楚威王熊商、楚怀王熊槐。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应该是上述11位楚王中的某一位。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采用排除法，把这个范围更进一步缩小。
第一位要排除的是楚灵王熊围。楚灵王是春秋晚期一位悲剧性的国王。由于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终于招致一批大姓贵族发动叛乱，占领了楚郢都。楚灵王在众叛亲离的情形下，只得到处流浪。后因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激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而“奉之以归”。⑥楚灵王后来在申亥家中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楚灵王之弟楚平王即位后，由于不知楚灵王的生死，“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⑦后来申亥把楚灵王的灵柩如实上报，楚平王又予以“改葬”。对于发动政变取得王位的楚平王来说，是不可能在改葬时将楚灵王以国王的规格隆重下葬的。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不可能是楚灵王。
第二个要排除的是楚平王熊居。楚灵王下葬后，吴师入郢。伍子胥为报杀父兄之仇，对楚平王的墓葬进行了破坏。《史记·伍员传》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的墓，拉出其尸体，鞭尸三百。对于此事，率吴师入郢的孙武也有描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⑧经过这样一番掘墓、屠墓、鞭尸、割尸，楚平王之墓遭到的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而我们今天所见熊家冢主墓除历代盗墓者留下的痕迹处，并不见孙武所说的“屠墓”的情形。另外，据清光绪《荆州府志》记，楚平王墓在江陵城东斑竹岗。斑竹岗在荆州城东，与熊家冢在荆州城西北，二者方向不符。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不可能是楚平王。
第三个要排除的是楚悼王熊疑。战国早期的楚悼王熊疑在位时，晋升吴起为令尹，实施变法。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逝。在吴起变法中利益受到损失的楚国旧贵族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为逃避追杀，身体伏在楚悼王尸体上，结果还是被旧贵族用乱箭射杀。旧贵族在射杀吴起的时候，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⑨楚悼王之子楚肃王安葬完悼王后，依楚国法律清算旧贵族的旧帐，“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⑩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被“收其国”。{11}由此可见，楚悼王死后，先是吴起变法遭到报复，后是楚贵族因触犯法律而遭到严惩，整个楚国上层社会一片动荡。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想必楚悼王的葬礼规格也要大打折扣了。楚悼王的墓葬亦不当如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熊家冢楚墓如此有气魄。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也不可能是楚悼王。
第四个要排除的是楚怀王熊槐。楚怀王在位时任用佞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排斥左徒屈原，致使国事日非。公元前299年，秦昭王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秦、楚姻亲关系，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去秦会盟，结果在武关被秦国软禁。在多次逃离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死后，秦人将其灵柩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12}楚怀王遗体运回楚国后，安葬于今枝江市百里洲。清光绪《荆州府志》载：“怀王墓，在（枝江县）东百里洲。”自唐以来，有不少诗人作诗吟咏。唐张说《怀王墓》：“咿嘎不可信，以此败怀王。客死峣关路，返葬枝江阳。”明王士正《怀王墓二首》：“百里洲前望楚江，斜风吹雨暗蓬窗。可怜云梦三千里，弱缴谁加鸟六双。”清曹以履《枝江竹枝词》：“缘堤深柳绕周遭，百里洲边景最绕。山色湖光看四面，楚王台并庾台高。”这些诗词中都写明楚怀王墓在枝江百里洲。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不可能是楚怀王。
排除了楚灵王熊围、楚平王熊居、楚悼王熊疑、楚怀王熊槐四位楚王为熊家冢墓主的可能性后，在余下的七位楚王中，有三位楚王为熊家冢墓主的可能性比较小，他们是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楚肃王熊臧。古代诸侯王墓葬的规格，一是与诸侯王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关，二是与诸侯王生前的功德表现有关，三是与诸侯王所在国的经济实力有关。我们认为这三位国王为熊家冢墓主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原因是，他们在位期间，毫无功业建树，对楚国的贡献乏善可陈，死后理当不会有像熊家冢这样高规格的墓葬。
楚简王在位期间，所做的记入史册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简王元年，北伐灭莒。”{13}而楚简王之子楚声王在位时，更是一无所成，最后死于非命。《史记·楚世家》载：“声王六年，盗杀声王。” 在楚国的历史上，国王竟然为“盗”所杀的只此一例，正因如此，他死后给他所命的谥号“声”。《史记·谥法解》：“不生其国曰声”，可见楚国上层对楚声王在位时的表现评价极差。楚肃王在位11年，在《史记·楚世家》中只有几句话提到他：“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於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这几句话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内容：其一，楚国的兹方和鲁阳分别被蜀国和魏国占领。其二，肃王死后，因无子继承王位，由其弟熊良夫继位。肃王在位时，能记入史册的只有国土沦丧这一件事。总之，依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楚肃王熊臧三位国王在位时的表现而言，他们成为熊家冢楚墓这样高规格墓葬的墓主的可能性极小。
二、从人殉发展的历史推测熊家冢墓主
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有可能成为其墓主人的有四位楚王，他们是楚昭王熊珍、楚惠王熊章、楚宣王熊良夫、楚威王熊商。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楚昭王、楚惠王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国一度出现“昭惠复兴”的局面。处于战国中期的楚宣、威王统治楚国40年，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进入了“宣威盛世”的黄金时代，并跻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这四位楚王在位时的表现，使他们身后有可能享有像熊家冢这样高规格的墓葬的人。
楚昭王和楚惠王是春秋战国之交时人，楚宣王和楚威王是战国中期时人。以人殉制度在先秦发展的情况而言，熊家冢墓主为昭、惠二王的可能性又要大于宣、威二王。
现已探明熊家冢楚墓主墓东北角有陪葬墓1座，南侧有殉葬墓92座。殉葬墓的数量可以为我们分析熊家冢楚墓的年代提供一个参照。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殉制度的情况，文献没有太多记载，但我们可以以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殉情况作参照系来管窥楚国的人殉情况。
一般而言，人殉普遍存在于夏、商、周时期，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人殉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商代是我国人殉最为盛行的时期。周代的人殉明显减少。上世纪50年代以前，在河南省境内发掘了160座周墓，仅发现三座墓中共有6个殉人。{14}但由于至今没有发掘周王墓，对周王墓的人殉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战国前期的墨子曾经说过：“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15}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墨子所说的情况似乎可以和商王的人殉情况相互印证，但还找不到周天子墓葬相关材料作为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人殉最为盛行的诸侯国是秦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二十年（前678年），武公卒，葬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公元前622年，秦穆公死后用人殉葬的数目更大，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十九年，缪（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其中有秦国的多位良臣，《诗经》中专门有一首题名《黄鸟》的诗表达对此事的恐惧和悲愤。春秋时期秦国的人殉状况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在陕西凤翔县境内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为春秋晚期秦景公（前577年～前537年）墓，人殉数量达184人。秦武公、秦穆公、秦献公在历史上分别处于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但战国中前期，史书关于秦王墓葬人殉的记载就没有了，直到公元前384年，秦献公“止从死”，{16}宣布废除人殉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本主义精神的高涨，人殉的残暴一方面激起了士人阶层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在统治者内部也开始动摇。春秋中后期，已经开始出现用俑殉代替人殉的现象。孔子反对殉葬，即使是俑殉，他也强烈反对，他批评俑殉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7}士人阶层的反对，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殉葬态度的变化。《礼记·檀弓》载：春秋末期齐国大夫陈子车将死，其妻与其家大夫商议以人殉葬，但被其子子亢以“以殉葬，非礼也”为由劝止。《礼记·檀弓》又载，有一位名叫陈乾昔的贵族，临死前嘱其子以二婢从葬，但陈乾昔死后，其子同样是以“以殉葬，非礼也”为由不执行其父遗嘱。秦国在战国中期废除人殉制度，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对殉葬的反对密切相关的。
文献中关于楚国的人殉情况并无太多记载。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引梁元帝《荆南志》称:“庄王墓在江陵城西三十里，周回四百步，前后陪葬数十冢，皆自为行列也。”这是春秋中期楚王人殉的情况。《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春秋晚期的楚灵王自杀于申亥之家，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这说明，春秋晚期楚王死后仍然有人殉的现象存在。
那么考古发掘所反映出来的楚人人殉的状况又是如何呢？高应勤先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楚墓进行综合分析后说：“据笔者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已发掘大约五千余座，迄今发现有人殉的约为二十余座，所占比例极小，明显少于秦墓，说明当时人殉制度在楚国已发生动摇。”{18}
可以看出，有人殉现象的楚墓都集中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这说明，楚国的人殉情况和秦国的情况大致相似，即战国中期人殉现象已极为少见。
邱东联先生在《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一文中对现已发掘的楚墓中的人殉现象进行分析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楚人殉墓一般集中存在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以后则逐渐消亡。”{19}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简单地说战国以后人殉现象“逐渐消亡”可能与历史不太相符，但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大规模的人殉已受到有效的遏止，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现已探明的熊家冢楚墓陪葬墓与殉葬墓总数在90座以上，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殉葬不应该发生在战国中后期，而发生在战国前期或春秋时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此，熊家冢是春秋晚期楚昭王墓和战国早期楚惠王墓的可能性又远大于战国中期的楚宣王墓和楚威王墓。
三、从古代文献记载推定熊家冢墓主
我们最后把熊家冢墓主锁定在楚昭王和楚惠王的身上。而在这两位楚王之间，熊家冢墓主为楚昭王的可能性又远高于楚惠王，这种看法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熊家冢墓地的方位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楚昭王墓的方位一致。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25位国王中，楚昭王墓在历史上最为著名。古代文献中，楚昭王墓称为“昭丘”。魏晋以后的文献中对楚昭王墓的方位和规模有较多记载，历史上诗人也有不少咏吟“昭丘”的诗作。这种情况在楚国历史上实不多见。
楚昭王墓的的方位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兹引如下：
汉王粲《登楼赋》：“北弥陶牧，西接昭丘。”
《文选·谢眺〈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李善注引《荆州图记》曰：“当阳东有楚昭王墓。《登楼赋》曰：所谓西接昭丘也。”
《太平御览》卷559引《荆州图记》：“江陵县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余。王粲《登楼赋》所谓‘西接昭丘’是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荆州图记》：“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所谓昭丘。”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沮水》：“水又南迳楚昭王墓。东对麦城，故王仲宣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与水合焉。”
梁刘孝绰《登阳云楼》：“西沮水潦收，昭丘霜露积。”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注引刘宋郭仲产《荆州记》：“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余里，沮水之西。”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昭王）墓在当阳县南，沮水之西。”
清李勋明《荆门州志》：“昭王墓在当阳县南八十里。”
以上关于楚昭王墓的记载，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沮水与昭王墓的关系，有说在沮水之东的，有说在沮水之西的。再如当阳城与昭王墓的关系，有说在当阳东的，有说在当阳东南的。再如昭王墓与江陵城的关系，有说在江陵东南的，有说在江陵西北的。还有，昭王墓距同一地方的里程，有说70里的，有说80里的。古代文献记载历时久远，出自不同人的手笔，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不带任何主观的先入之见，对于上述文献的描述，我们实难断定孰是谁非。在考古材料和文献证据都不十分充足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必要去一一加以辨析。但我们可以在这些纷繁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求同存异，寻找诸家之说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可以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综观上述文献，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首先，楚昭王墓应该离沮水不远的地方；其次，楚昭王墓在当阳东南、江陵城西北。这两个共同点与熊家冢墓地的方位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熊家冢墓地所处的荆州市川店镇张场村，正位于当阳市东南、江陵城西北，在沮水之东。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其次，楚昭王生前的表现，使得他赢得了朝臣和国人的爱戴，具备隆葬的资格。
公元前515年，楚平王卒，其子熊珍继位，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即位十年后，楚国经历了自立国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这就是“吴师入郢”。伍子胥为报杀父兄之仇，搬师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泄仇恨。在郢都沦陷前，楚昭王逃离郢都，“涉沮济江，入于云中”，后又在郧公斗辛（蔓成然子）帮助下逃到随国。在楚昭王奔随的情况下，楚国军民积极抗击吴师。《淮南子·泰族》说：“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此后，申包胥哭秦庭七日求秦出兵救楚、楚令尹子西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终于恢复了楚国。
楚昭王复国后，接受“吴师入郢”的惨痛教训，“改纪其政，以定楚国”{20}，即实施改革，发展生产，使楚国国力迅速得以复苏，并重新步入列强争霸的行列，东却吴，北抑晋，使楚国保持住了大国的地位。楚国进入战国后，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与楚昭王的作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489年春，吴王夫差攻打楚的同盟国陈国。楚昭王说：“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21}于是亲自领军前往救援，驻军于城父（在今安徽亳州境内）。至秋七月，楚昭王在城父身染重病，主动提出将王位先后让给公子申(子西)、公子结(子期)，均未被接受。后又让位给公子启(子闾)，公子启五次推辞才受命。接着，楚昭王不顾病重，领军进攻大冥(今河南项城境)，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剧，卒于城父。子闾与子西、子期等人商议，一边“伏师闭涂”，秘密转移军队，封锁消息；一边“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归葬昭王”。{22}楚昭王的遗体最终被送回郢都安葬。
楚昭王是楚国历史上有巨大贡献的国王之一。对于楚昭王一生的作为，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23}意思是说，由于楚昭王认清了治国的深刻道理，所以才在经历了吴师破郢的大难后恢复了国力。
以楚昭王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以他在楚国朝野的影响力，以他所赢得的高度的评价，可以推定，在他征战途中病故后，应该会有一场隆重的葬礼。
第三，文献记载楚昭王将死，“国人皆将为之死”，这与熊家冢人殉众多的情况极相吻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殉有两种方式，一种称为“杀殉”，即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致人死亡去殉葬，被杀殉的对象多为奴隶和仆人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这种野蛮的杀殉方式在商朝是普遍存在的。另一种称为“殉死”，指殉葬者主观上愿意为死者殉葬，或者殉葬者受到威逼利诱而不得不同意殉葬。由于“殉死”可以避免死者身后承担人道上的谴责，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鼓吹。国王为了死后有更多的人为自己殉死，会暗示爱臣和宠姬许诺为自己殉死。《汉书·匡衡传》注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这是国王暗示爱臣为自己殉葬的典型例子。秦穆公死后，为他殉葬者多达177人，肯定与他生前努力说服他人为自己殉死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独有偶，身为国君，暗示他人为自己殉死的行为也发生在楚昭王的身上。
据汉刘向《列女传·楚昭越姬》载，楚昭王宴游，有蔡姬、越姬相随。楚昭王在欢欣之余，说：“吾愿与子生若此，死又若此。”意思是问蔡、越二姬谁愿意在他死后以身殉葬。结果蔡姬表示“愿生俱乐，死同时”，而越姬则“不敢闻命”，不愿从死。楚昭王让身边的史官记下“蔡姬许从孤死矣。”公元前491年，楚昭王出兵救陈，仍有蔡姬、越姬相随。楚昭王病重将死之前，越姬对楚昭王说：“及君王复于礼，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请愿先驱狐狸于地下。”于是自杀，以身殉死。而昭王死后，“蔡姬竟不能死”。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其一，楚昭王对蔡姬、越姬说：“吾愿与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这表明楚昭王有让宠姬从死殉葬的主观意愿。而且为了证实蔡姬愿意从死的许诺是否兑现，还专门让史官作了记载，说明楚昭王将殉死之事看得十分重要。
其二，楚昭王病重时，越姬说：“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这表明，除越姬之外，还有一批楚昭王身边的爱臣和宠姬以及仆人表示了愿为楚昭王从死殉葬的意愿。《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在楚国历史上，楚昭王生前的表现是可以让“士多从死”的。
结合《列女传》的记载以及熊家冢前期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二者有着某种联系。熊家冢共有92座殉葬墓，这与楚昭王临死前，“国人皆将为君王死”的记载相吻合。另外现在发掘的6座殉葬墓，不仅有一棺一椁安葬，还有玉器、铜器、陶器等随葬品。这表明这些殉葬墓中的人并不是杀殉致死，而是具有一定身分的与墓主关系密切的“殉死”者。这与《列女传》所记载的楚昭王临死前“国人皆将为君王死”的记载相吻合。
正因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的内容有着诸多的关联性和耦合的现象，我们推测，熊家冢如果是楚王墓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楚昭王墓。
熊家冢主墓北侧有一座陪葬墓。一般而言，这个陪葬墓中的人应该是墓主的夫人（正妻）。据《列女传·楚昭贞姜》记载：楚昭王的夫人为齐侯之女，“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后来江水暴涨，夫人被江水淹死。也就是说楚昭王的夫人早在昭王去世之前就已离世。如果熊家冢是楚昭王墓的话，那么陪葬墓的人就不会是楚昭王的夫人，而只会是楚昭王的宠姬，也就是在楚昭王病重将死前第一个自杀殉死的越王勾践之女———越姬。
楚昭王的继任者楚惠王熊章是楚昭王与越姬所生。楚惠王所遭受到的是父亲病亡、母亲殉死的双重痛苦，由此我们可以设想，楚惠王安葬其父楚昭王、其母越姬时，对葬礼的规格一定是从高要求的。
应该说明的是，考古工作者根据目前所取得的考古学证据，推测出了熊家冢墓地“应是战国早期至中期的楚墓”，{24}而本文认为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可能为春秋晚期的楚昭王，二者之间在时间上似乎存在一点差异。如以流行的分法，即以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元王元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界线的话，楚昭王下葬之后13年才进入战国时期。但这并不能说明本文的研究与考古的结论相左。因为目前考古工作的推测也是一个大致的结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界定。
以上只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前期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对熊家冢墓主的一个初步研究的结论。至于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最终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材料去验证。
注释：
①⑤{24}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②③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74页。
④ 管菁：《最大车马坑出土六马驾一车，熊家冢墓主确定是楚王》，《长江日报》2008年12月11日。
⑥{12}{13}{22} 《史记·楚世家》。
⑦{20}{21}{23}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影印本。
⑧ 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⑨ 《吕氏春秋·贵卒》。
⑩ 《史记·吴起列传》。
{11} 《吕氏春秋·上德》。
{14} 郭宝均：《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1月9日。
{15} 《墨子·节丧》。
{16} 《史记·秦本纪》。
{17} 《孟子·梁惠王上》。
{18} 高应勤：《东周楚墓人殉综述》，《考古》1991年第12期。
{19} 邱东联：《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徐文武，男，1964年生，湖北洪湖人，长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湖北荆州。
熊家冢墓地是东周楚国大型墓地之一。2005 年11 月, 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熊家冢墓地车马坑和部分殉葬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荆州博物馆发表的《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 年发掘简报》，墓地由主墓、陪葬墓、殉葬墓、车马坑、祭祀坑与附属建筑等组成，在主墓的南边发现4 列24 排计92 座殉葬墓，在熊家冢主墓和陪葬墓的西边发现车马坑34座。①
关于熊家冢墓主的身份，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郭德维先生在《楚系墓葬研究》一书中，对熊家冢的规格有一个描述：“熊家冢封土的直径都超过100米，高十余米，在楚冢中，可以称为特大冢。熊家冢本身直径108米，旁边的小冢直径约60米，墓口已探明为36×33米，其规模与天星观一号墓相若，可见熊家冢规模更宏大。”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数据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如当时探明的主墓墓口大小为36×33米，而现在探测的数据则是68×68米。郭德维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地说熊家冢就是一座楚王墓，但他作了这样一个推测：“在这些特大冢中，有可能找到王（或王妃）墓。”②
郭德维先生在《楚系墓葬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构成“楚王墓”的一些基本条件，其中包括有大型封土堆并伴有陪葬冢，或者为没有陪葬冢的特大型孤冢；有一到两条墓道；随墓品有青铜重礼器和数套编钟等乐器，设有车马坑随葬真车真马，有陪葬墓和殉葬人等等。③从熊家冢前期考古发掘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熊家冢楚墓已具备构成一个王墓的多个要件，比如有大型封土堆，有大型车马坑、有陪葬墓和众多殉葬墓等等。墓葬的规格已表明熊家冢楚墓应该就是一座楚王墓。
熊家冢楚墓最大的一号车马坑也已挖掘过半。据发掘简报称，从一号车马坑现已挖出43 辆车，100 多匹马，其中有3 驾马车为6 匹马驾1 车。这与《王度记》所谓的“天子驾六”正相吻合。春秋以降，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了诸侯国王僭越礼制的情况。熊家冢车马坑出现的“驾六”规格陪葬的车马，正是楚王僭越礼制使用了“天子驾六”的规格下葬。④这直接证明熊家冢楚墓就是一座楚王墓。
一、用“排除法”确定熊家冢墓主的范围
《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 年发掘简报报告》称，在主墓南边前三排殉葬墓一带，发现了东周遗址，部分殉葬墓打破了东周遗址，为推断殉葬墓相对年代的上限提供了依据。熊家冢东周遗址出土的陶片，具有鄂西地区春秋时期的特征，出土的鬲，具有春秋中晚期楚式鬲的特点，由此“推断此东周遗址的相对年代为春秋中晚期。”⑤春秋中晚期也应该是熊家冢主墓下葬的上限。而熊家冢主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也是很清楚的，应该早于公元前278年。因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襄王被迫东徒陈城，此后的楚国国王不可能下葬在这一地区。
在目前已知的熊家冢楚墓下葬的上、下限年代内，楚国共经历了11位楚王。他们是楚灵王熊围、楚平王熊居、楚昭王熊珍、楚惠王熊章、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楚悼王熊疑、楚肃王熊臧、楚宣王熊良夫、楚威王熊商、楚怀王熊槐。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应该是上述11位楚王中的某一位。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采用排除法，把这个范围更进一步缩小。
第一位要排除的是楚灵王熊围。楚灵王是春秋晚期一位悲剧性的国王。由于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终于招致一批大姓贵族发动叛乱，占领了楚郢都。楚灵王在众叛亲离的情形下，只得到处流浪。后因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激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而“奉之以归”。⑥楚灵王后来在申亥家中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楚灵王之弟楚平王即位后，由于不知楚灵王的生死，“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⑦后来申亥把楚灵王的灵柩如实上报，楚平王又予以“改葬”。对于发动政变取得王位的楚平王来说，是不可能在改葬时将楚灵王以国王的规格隆重下葬的。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不可能是楚灵王。
第二个要排除的是楚平王熊居。楚灵王下葬后，吴师入郢。伍子胥为报杀父兄之仇，对楚平王的墓葬进行了破坏。《史记·伍员传》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的墓，拉出其尸体，鞭尸三百。对于此事，率吴师入郢的孙武也有描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⑧经过这样一番掘墓、屠墓、鞭尸、割尸，楚平王之墓遭到的破坏就可想而知了。而我们今天所见熊家冢主墓除历代盗墓者留下的痕迹处，并不见孙武所说的“屠墓”的情形。另外，据清光绪《荆州府志》记，楚平王墓在江陵城东斑竹岗。斑竹岗在荆州城东，与熊家冢在荆州城西北，二者方向不符。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不可能是楚平王。
第三个要排除的是楚悼王熊疑。战国早期的楚悼王熊疑在位时，晋升吴起为令尹，实施变法。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逝。在吴起变法中利益受到损失的楚国旧贵族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为逃避追杀，身体伏在楚悼王尸体上，结果还是被旧贵族用乱箭射杀。旧贵族在射杀吴起的时候，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⑨楚悼王之子楚肃王安葬完悼王后，依楚国法律清算旧贵族的旧帐，“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⑩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被“收其国”。{11}由此可见，楚悼王死后，先是吴起变法遭到报复，后是楚贵族因触犯法律而遭到严惩，整个楚国上层社会一片动荡。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想必楚悼王的葬礼规格也要大打折扣了。楚悼王的墓葬亦不当如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熊家冢楚墓如此有气魄。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也不可能是楚悼王。
第四个要排除的是楚怀王熊槐。楚怀王在位时任用佞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排斥左徒屈原，致使国事日非。公元前299年，秦昭王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秦、楚姻亲关系，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去秦会盟，结果在武关被秦国软禁。在多次逃离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死后，秦人将其灵柩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12}楚怀王遗体运回楚国后，安葬于今枝江市百里洲。清光绪《荆州府志》载：“怀王墓，在（枝江县）东百里洲。”自唐以来，有不少诗人作诗吟咏。唐张说《怀王墓》：“咿嘎不可信，以此败怀王。客死峣关路，返葬枝江阳。”明王士正《怀王墓二首》：“百里洲前望楚江，斜风吹雨暗蓬窗。可怜云梦三千里，弱缴谁加鸟六双。”清曹以履《枝江竹枝词》：“缘堤深柳绕周遭，百里洲边景最绕。山色湖光看四面，楚王台并庾台高。”这些诗词中都写明楚怀王墓在枝江百里洲。因此，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其墓主不可能是楚怀王。
排除了楚灵王熊围、楚平王熊居、楚悼王熊疑、楚怀王熊槐四位楚王为熊家冢墓主的可能性后，在余下的七位楚王中，有三位楚王为熊家冢墓主的可能性比较小，他们是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楚肃王熊臧。古代诸侯王墓葬的规格，一是与诸侯王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关，二是与诸侯王生前的功德表现有关，三是与诸侯王所在国的经济实力有关。我们认为这三位国王为熊家冢墓主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原因是，他们在位期间，毫无功业建树，对楚国的贡献乏善可陈，死后理当不会有像熊家冢这样高规格的墓葬。
楚简王在位期间，所做的记入史册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简王元年，北伐灭莒。”{13}而楚简王之子楚声王在位时，更是一无所成，最后死于非命。《史记·楚世家》载：“声王六年，盗杀声王。” 在楚国的历史上，国王竟然为“盗”所杀的只此一例，正因如此，他死后给他所命的谥号“声”。《史记·谥法解》：“不生其国曰声”，可见楚国上层对楚声王在位时的表现评价极差。楚肃王在位11年，在《史记·楚世家》中只有几句话提到他：“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於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这几句话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内容：其一，楚国的兹方和鲁阳分别被蜀国和魏国占领。其二，肃王死后，因无子继承王位，由其弟熊良夫继位。肃王在位时，能记入史册的只有国土沦丧这一件事。总之，依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楚肃王熊臧三位国王在位时的表现而言，他们成为熊家冢楚墓这样高规格墓葬的墓主的可能性极小。
二、从人殉发展的历史推测熊家冢墓主
如果熊家冢是楚王墓的话，有可能成为其墓主人的有四位楚王，他们是楚昭王熊珍、楚惠王熊章、楚宣王熊良夫、楚威王熊商。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楚昭王、楚惠王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国一度出现“昭惠复兴”的局面。处于战国中期的楚宣、威王统治楚国40年，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进入了“宣威盛世”的黄金时代，并跻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这四位楚王在位时的表现，使他们身后有可能享有像熊家冢这样高规格的墓葬的人。
楚昭王和楚惠王是春秋战国之交时人，楚宣王和楚威王是战国中期时人。以人殉制度在先秦发展的情况而言，熊家冢墓主为昭、惠二王的可能性又要大于宣、威二王。
现已探明熊家冢楚墓主墓东北角有陪葬墓1座，南侧有殉葬墓92座。殉葬墓的数量可以为我们分析熊家冢楚墓的年代提供一个参照。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殉制度的情况，文献没有太多记载，但我们可以以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殉情况作参照系来管窥楚国的人殉情况。
一般而言，人殉普遍存在于夏、商、周时期，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人殉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商代是我国人殉最为盛行的时期。周代的人殉明显减少。上世纪50年代以前，在河南省境内发掘了160座周墓，仅发现三座墓中共有6个殉人。{14}但由于至今没有发掘周王墓，对周王墓的人殉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战国前期的墨子曾经说过：“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15}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墨子所说的情况似乎可以和商王的人殉情况相互印证，但还找不到周天子墓葬相关材料作为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人殉最为盛行的诸侯国是秦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二十年（前678年），武公卒，葬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公元前622年，秦穆公死后用人殉葬的数目更大，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十九年，缪（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其中有秦国的多位良臣，《诗经》中专门有一首题名《黄鸟》的诗表达对此事的恐惧和悲愤。春秋时期秦国的人殉状况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在陕西凤翔县境内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为春秋晚期秦景公（前577年～前537年）墓，人殉数量达184人。秦武公、秦穆公、秦献公在历史上分别处于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但战国中前期，史书关于秦王墓葬人殉的记载就没有了，直到公元前384年，秦献公“止从死”，{16}宣布废除人殉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本主义精神的高涨，人殉的残暴一方面激起了士人阶层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在统治者内部也开始动摇。春秋中后期，已经开始出现用俑殉代替人殉的现象。孔子反对殉葬，即使是俑殉，他也强烈反对，他批评俑殉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7}士人阶层的反对，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殉葬态度的变化。《礼记·檀弓》载：春秋末期齐国大夫陈子车将死，其妻与其家大夫商议以人殉葬，但被其子子亢以“以殉葬，非礼也”为由劝止。《礼记·檀弓》又载，有一位名叫陈乾昔的贵族，临死前嘱其子以二婢从葬，但陈乾昔死后，其子同样是以“以殉葬，非礼也”为由不执行其父遗嘱。秦国在战国中期废除人殉制度，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对殉葬的反对密切相关的。
文献中关于楚国的人殉情况并无太多记载。唐代余知古《渚宫旧事》引梁元帝《荆南志》称:“庄王墓在江陵城西三十里，周回四百步，前后陪葬数十冢，皆自为行列也。”这是春秋中期楚王人殉的情况。《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春秋晚期的楚灵王自杀于申亥之家，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这说明，春秋晚期楚王死后仍然有人殉的现象存在。
那么考古发掘所反映出来的楚人人殉的状况又是如何呢？高应勤先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楚墓进行综合分析后说：“据笔者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已发掘大约五千余座，迄今发现有人殉的约为二十余座，所占比例极小，明显少于秦墓，说明当时人殉制度在楚国已发生动摇。”{18}
可以看出，有人殉现象的楚墓都集中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这说明，楚国的人殉情况和秦国的情况大致相似，即战国中期人殉现象已极为少见。
邱东联先生在《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一文中对现已发掘的楚墓中的人殉现象进行分析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楚人殉墓一般集中存在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以后则逐渐消亡。”{19}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简单地说战国以后人殉现象“逐渐消亡”可能与历史不太相符，但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大规模的人殉已受到有效的遏止，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现已探明的熊家冢楚墓陪葬墓与殉葬墓总数在90座以上，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殉葬不应该发生在战国中后期，而发生在战国前期或春秋时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此，熊家冢是春秋晚期楚昭王墓和战国早期楚惠王墓的可能性又远大于战国中期的楚宣王墓和楚威王墓。
三、从古代文献记载推定熊家冢墓主
我们最后把熊家冢墓主锁定在楚昭王和楚惠王的身上。而在这两位楚王之间，熊家冢墓主为楚昭王的可能性又远高于楚惠王，这种看法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熊家冢墓地的方位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楚昭王墓的方位一致。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25位国王中，楚昭王墓在历史上最为著名。古代文献中，楚昭王墓称为“昭丘”。魏晋以后的文献中对楚昭王墓的方位和规模有较多记载，历史上诗人也有不少咏吟“昭丘”的诗作。这种情况在楚国历史上实不多见。
楚昭王墓的的方位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兹引如下：
汉王粲《登楼赋》：“北弥陶牧，西接昭丘。”
《文选·谢眺〈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李善注引《荆州图记》曰：“当阳东有楚昭王墓。《登楼赋》曰：所谓西接昭丘也。”
《太平御览》卷559引《荆州图记》：“江陵县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余。王粲《登楼赋》所谓‘西接昭丘’是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荆州图记》：“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所谓昭丘。”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沮水》：“水又南迳楚昭王墓。东对麦城，故王仲宣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与水合焉。”
梁刘孝绰《登阳云楼》：“西沮水潦收，昭丘霜露积。”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注引刘宋郭仲产《荆州记》：“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余里，沮水之西。”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昭王）墓在当阳县南，沮水之西。”
清李勋明《荆门州志》：“昭王墓在当阳县南八十里。”
以上关于楚昭王墓的记载，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沮水与昭王墓的关系，有说在沮水之东的，有说在沮水之西的。再如当阳城与昭王墓的关系，有说在当阳东的，有说在当阳东南的。再如昭王墓与江陵城的关系，有说在江陵东南的，有说在江陵西北的。还有，昭王墓距同一地方的里程，有说70里的，有说80里的。古代文献记载历时久远，出自不同人的手笔，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不带任何主观的先入之见，对于上述文献的描述，我们实难断定孰是谁非。在考古材料和文献证据都不十分充足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必要去一一加以辨析。但我们可以在这些纷繁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求同存异，寻找诸家之说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可以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综观上述文献，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首先，楚昭王墓应该离沮水不远的地方；其次，楚昭王墓在当阳东南、江陵城西北。这两个共同点与熊家冢墓地的方位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熊家冢墓地所处的荆州市川店镇张场村，正位于当阳市东南、江陵城西北，在沮水之东。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其次，楚昭王生前的表现，使得他赢得了朝臣和国人的爱戴，具备隆葬的资格。
公元前515年，楚平王卒，其子熊珍继位，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即位十年后，楚国经历了自立国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这就是“吴师入郢”。伍子胥为报杀父兄之仇，搬师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泄仇恨。在郢都沦陷前，楚昭王逃离郢都，“涉沮济江，入于云中”，后又在郧公斗辛（蔓成然子）帮助下逃到随国。在楚昭王奔随的情况下，楚国军民积极抗击吴师。《淮南子·泰族》说：“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此后，申包胥哭秦庭七日求秦出兵救楚、楚令尹子西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终于恢复了楚国。
楚昭王复国后，接受“吴师入郢”的惨痛教训，“改纪其政，以定楚国”{20}，即实施改革，发展生产，使楚国国力迅速得以复苏，并重新步入列强争霸的行列，东却吴，北抑晋，使楚国保持住了大国的地位。楚国进入战国后，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与楚昭王的作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489年春，吴王夫差攻打楚的同盟国陈国。楚昭王说：“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21}于是亲自领军前往救援，驻军于城父（在今安徽亳州境内）。至秋七月，楚昭王在城父身染重病，主动提出将王位先后让给公子申(子西)、公子结(子期)，均未被接受。后又让位给公子启(子闾)，公子启五次推辞才受命。接着，楚昭王不顾病重，领军进攻大冥(今河南项城境)，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剧，卒于城父。子闾与子西、子期等人商议，一边“伏师闭涂”，秘密转移军队，封锁消息；一边“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归葬昭王”。{22}楚昭王的遗体最终被送回郢都安葬。
楚昭王是楚国历史上有巨大贡献的国王之一。对于楚昭王一生的作为，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23}意思是说，由于楚昭王认清了治国的深刻道理，所以才在经历了吴师破郢的大难后恢复了国力。
以楚昭王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以他在楚国朝野的影响力，以他所赢得的高度的评价，可以推定，在他征战途中病故后，应该会有一场隆重的葬礼。
第三，文献记载楚昭王将死，“国人皆将为之死”，这与熊家冢人殉众多的情况极相吻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殉有两种方式，一种称为“杀殉”，即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致人死亡去殉葬，被杀殉的对象多为奴隶和仆人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这种野蛮的杀殉方式在商朝是普遍存在的。另一种称为“殉死”，指殉葬者主观上愿意为死者殉葬，或者殉葬者受到威逼利诱而不得不同意殉葬。由于“殉死”可以避免死者身后承担人道上的谴责，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鼓吹。国王为了死后有更多的人为自己殉死，会暗示爱臣和宠姬许诺为自己殉死。《汉书·匡衡传》注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这是国王暗示爱臣为自己殉葬的典型例子。秦穆公死后，为他殉葬者多达177人，肯定与他生前努力说服他人为自己殉死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独有偶，身为国君，暗示他人为自己殉死的行为也发生在楚昭王的身上。
据汉刘向《列女传·楚昭越姬》载，楚昭王宴游，有蔡姬、越姬相随。楚昭王在欢欣之余，说：“吾愿与子生若此，死又若此。”意思是问蔡、越二姬谁愿意在他死后以身殉葬。结果蔡姬表示“愿生俱乐，死同时”，而越姬则“不敢闻命”，不愿从死。楚昭王让身边的史官记下“蔡姬许从孤死矣。”公元前491年，楚昭王出兵救陈，仍有蔡姬、越姬相随。楚昭王病重将死之前，越姬对楚昭王说：“及君王复于礼，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请愿先驱狐狸于地下。”于是自杀，以身殉死。而昭王死后，“蔡姬竟不能死”。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其一，楚昭王对蔡姬、越姬说：“吾愿与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这表明楚昭王有让宠姬从死殉葬的主观意愿。而且为了证实蔡姬愿意从死的许诺是否兑现，还专门让史官作了记载，说明楚昭王将殉死之事看得十分重要。
其二，楚昭王病重时，越姬说：“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这表明，除越姬之外，还有一批楚昭王身边的爱臣和宠姬以及仆人表示了愿为楚昭王从死殉葬的意愿。《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在楚国历史上，楚昭王生前的表现是可以让“士多从死”的。
结合《列女传》的记载以及熊家冢前期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二者有着某种联系。熊家冢共有92座殉葬墓，这与楚昭王临死前，“国人皆将为君王死”的记载相吻合。另外现在发掘的6座殉葬墓，不仅有一棺一椁安葬，还有玉器、铜器、陶器等随葬品。这表明这些殉葬墓中的人并不是杀殉致死，而是具有一定身分的与墓主关系密切的“殉死”者。这与《列女传》所记载的楚昭王临死前“国人皆将为君王死”的记载相吻合。
正因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的内容有着诸多的关联性和耦合的现象，我们推测，熊家冢如果是楚王墓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楚昭王墓。
熊家冢主墓北侧有一座陪葬墓。一般而言，这个陪葬墓中的人应该是墓主的夫人（正妻）。据《列女传·楚昭贞姜》记载：楚昭王的夫人为齐侯之女，“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后来江水暴涨，夫人被江水淹死。也就是说楚昭王的夫人早在昭王去世之前就已离世。如果熊家冢是楚昭王墓的话，那么陪葬墓的人就不会是楚昭王的夫人，而只会是楚昭王的宠姬，也就是在楚昭王病重将死前第一个自杀殉死的越王勾践之女———越姬。
楚昭王的继任者楚惠王熊章是楚昭王与越姬所生。楚惠王所遭受到的是父亲病亡、母亲殉死的双重痛苦，由此我们可以设想，楚惠王安葬其父楚昭王、其母越姬时，对葬礼的规格一定是从高要求的。
应该说明的是，考古工作者根据目前所取得的考古学证据，推测出了熊家冢墓地“应是战国早期至中期的楚墓”，{24}而本文认为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可能为春秋晚期的楚昭王，二者之间在时间上似乎存在一点差异。如以流行的分法，即以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元王元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界线的话，楚昭王下葬之后13年才进入战国时期。但这并不能说明本文的研究与考古的结论相左。因为目前考古工作的推测也是一个大致的结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界定。
以上只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前期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对熊家冢墓主的一个初步研究的结论。至于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最终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材料去验证。
注释：
①⑤{24}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②③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74页。
④ 管菁：《最大车马坑出土六马驾一车，熊家冢墓主确定是楚王》，《长江日报》2008年12月11日。
⑥{12}{13}{22} 《史记·楚世家》。
⑦{20}{21}{23}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影印本。
⑧ 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⑨ 《吕氏春秋·贵卒》。
⑩ 《史记·吴起列传》。
{11} 《吕氏春秋·上德》。
{14} 郭宝均：《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1月9日。
{15} 《墨子·节丧》。
{16} 《史记·秦本纪》。
{17} 《孟子·梁惠王上》。
{18} 高应勤：《东周楚墓人殉综述》，《考古》1991年第12期。
{19} 邱东联：《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徐文武，男，1964年生，湖北洪湖人，长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湖北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