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深圳的父亲

[yellowcranetower]

1980年后的30年，邓小平为了讨好叶剑英和陈云，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之花武汉的资源极度压榨，转移给了深圳和上海。



《降服广东帮》


目录

作者及内容简介

第一章 迟到五年的南粤廉政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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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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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政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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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叶、邓交易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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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高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局势分析专家。他所着的《中共「太子党」》(与何频 合着)、《江泽民的幕僚》、《江泽民的权力之路》等广泛流传于中国大陆，并长期畅销海内外。
本书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科委员李长春在广东省发动的“反腐肃贪＂运动为故事线索，以邓小平和江泽民这两代中共领导核心与长期控制广东省的叶剑英家族如何进行政治交易为故事主干，详细披露有「南天王」之称的叶剑英及其家族在中国大转折历史时期的功过作为，广东省如何由邓小平命名的“改革开放窗口＂演变成政治意义上的“南中国＂，如何逐渐失去政治、经济的双重优势，不得不在政治上臣服江氏党中央的内幕。




第一章 迟到五年的南粤廉政风暴



(1)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刊登一则署名本报记者毛哲和陈广腾的新闻综述：《廉政风暴起南粤》。
文章透露说：在广东省改革开放步入第二十个年头的一九九八年三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期间，特别到广东厅，向广东省人大代表团“为广东的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江泽民还一再叮嘱广东官员们：“广东要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
江泽民虽然不是直接以严厉批评和横加指责的口气训诫广东官员，但他这番＂语重心长＂的话里，显然是暗含了对过去的广东省只抓＂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的不满。所谓“要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言下之意，过去的广东省作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只交好了＂物质文明＂这一份答卷。用“四人帮＂时代的政治语言形容，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
这自然令人想起邓小平生前指责胡耀邦和赵紫阳只抓＂物质文明＂，不抓＂精神文明＂，表示在江泽民之前选了两个人(指胡耀邦和赵紫阳)都不行，都不是在经济上出了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
而《南方日报》记者在他们这篇重头文章的开头便引述江泽民的这番讲话，用意也是要说明：如今的广东省委(即被江泽民政权一九九八年初下令大幅度调整之后的广东省委)，在新任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的领导下，已经在以实际行动＂痛改前非＂——痛改前省委没有交好＂精神文明＂的答卷之＂非＂。
“降伏广东帮＂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广东反腐败为何如此艰难？
《廉政风暴起南粤》一文中还说：＂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和江总书记的嘱托，也为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新一届广东省委将交好两份答卷当作任期内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大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力度。在今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八次党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在报告中郑重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我省反腐败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掷地有声的一番话，显示了新一届省委反腐肃贪的坚定决心。＂
这篇新闻综述还透露：自一九九八年五月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产生以来，仅仅从五月至七月的两个月时间里，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即已立案查处党员、监察对象违纪案件一千二百五十二件，其中大案四百零四件，要案九十四件；处分党员九百零四人，其中厅级干部五人，处级干部五十五人；处分监察对象六百四十九人，其中厅级干部五人，处级干部四十四人。文章认为＂这些行动有力地震慑了违纪违法分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南方日报》记者用＂重拳出击＂来形容李长春到广东后立刻掀起的反腐肃贪运动。如此＂重拳出击＂，其震慑作用是否会持久另当别论，而人们对李长春新官上任的这头一把火的＂强烈反响＂，除了鼓掌叫好之外，也还奇怪为什么江泽民政权的＂廉政风暴＂在北京和内地持续盘旋了五年之久，至今才在南粤登陆；因此也就好奇李长春所说的广东省反腐败的＂复杂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与其它地方相比，为何在广东反腐败就如此＂艰巨＂？
自江泽民正式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到李长春奉江泽民旨意在广东开始反腐肃贪的＂重拳出击＂，反腐败的口号已经被江泽民喊了整整九年。但江泽民政权真正把反腐肃贪作为其救党治国的头等要务来抓，应该说是从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开始的。当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思路与对策，确定近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如果再不下决心真正抓好这件事情，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政权。
在此前后，江泽民曾经利用巡幸湖南省的机会，特别到韶山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在那个＂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江泽民读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给儿子毛岸英的一封信，大意是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如何廉洁之类。没有人知道江泽民是否真是初次读到这封信，反正是江泽民读着读着突然失态，当着前呼后拥的数十名随从及湖南省、地、县三级党、政、军官员的面，痛哭失声地发誓：如果再不能认真抓好＂反腐救党＂，他这位＂第三代领导核心＂就对不起毛主席和无数革命先辈开创的革命事业。
自此，至少中共党内大都认为，江泽民的反腐败不再是喊几句口号而已了。虽然共产党反腐败的效果至今仍令外界持强烈怀疑态度，但从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抓出了一批＂大老虎＂示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刘正威夫人被砍头示众、被视为邓小平＂义子＂的周北方被判死缓、以及以陈希同为代表的一大批＂北京帮＂成员相继入狱，不能不说是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反腐肃贪的大手笔举动。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各级纪检机关及司法机关的揭发案卷堆积如山、各级监狱和看守所的经济嫌犯人满为患。如果说如此肃杀的政治形势下还有一个省份仍然是＂莺歌燕舞＂的话，那就是被海外政治评论家称之为＂南中国＂的广东省。




(2)
广东贪官敢开＂顶风船＂
当时，广东省境内的反腐倡廉工作不但完全没有从北京到内地处处都搞得轰轰烈烈的那种运动气氛，而且还不乏高级干部专开＂顶风船＂：你中央反腐肃贪的口号喊得越凶，我在下面腐败得越甚、贪污得越多。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比如前恩平市副市长郑荣芳，曾经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间，利用其当时担任建设银行恩平支行行长之便，先后批准六家企业贷款共九千五百多万元，从中收受港币贿赂金十一点八万元、人民币一点三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来看，就算不了什么了。
问题在于，就是这位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间已经犯下数次受贿罪行的郑荣芳，当时不但没有被查处，反而得到进一步重用。而且，他自一九九三年之后的经济犯罪金额，更是随着江泽民政权反腐肃贪的运动势头水涨船高。
一九九三年初，荣升澳门银铤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郑荣芳，挪用公司一千万港币，用澳门威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义，购入澳门聚龙明珠花园六十二个住宅单元及一百一十四个车位。随后，他将其中五十三套住宅和九十九个车位售予三家单位，并签批贷款一亿多元给上述单位支付楼款。还他指令澳门银铤公司、东城镇、新龙实业公司购买余下的十九套住宅和十五个车位，并将原挪用澳门银铤公司的一千万港币转作购楼款。同时，他又叫人以威富公司的名义代澳门银铤公司与上述单位签订承诺聚龙明珠楼宇的买卖合同，从转卖楼宇中共获利一千八百四十六万余港币，其中他本人分占一千三百四十多万港币，用于在港澳购买土地住宅及转借他人。
犯下如此巨额数字的贪污罪行后，当时的广东省委却将他再一次重用，调回省内任命为恩平市副市长，直到李长春接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此案才得以被深入调查并移交司法机关。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郑荣芳及其家属所退赃款及其它财物，共折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全部被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他本人则被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谈到郑荣芳的刑期，也是怪事一桩。贪污公款超过一千万元者，一般说来不是被砍头也要判死缓，比如较郑荣芳被判刑早一个月左右的前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全部非法收入(包括不能证明是贪污或受贿所得，但个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一部分)折合人民币一千多万元，同郑荣芳的贪污数额不相上下，可戚火贵的下场的是，除了本人被砍了脑袋而外，他的妻子符荣英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没有证据说明郑荣芳仍然是因为有特殊背景才被从轻发落(相比戚火贵，二十年有期徒刑实在是轻得可以)，但广东官场内有一种说法是：海南省的干部队伍虽然也已经烂得够可以了，但与广东省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如果按照海南省处置贪官的量刑标准，广东省法院的行刑队忙得过来吗？
话说得有点夸张，广东省如今在李长春的主导下，虽说反腐肃贪的运动终于被发动起来，但或许真是因为广东省的平均经济收入要高于其它省份，所以对经济犯罪分子的量刑标准，也要从金钱数额的角度尽量放宽。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计委的一个百万元贪污受贿案就要判死缓，广东省的千万元贪污官只判二十年。
国家计委的百万元受贿案也是发生在广东郑荣芳被司法处理的前一个月。涉案人邓成山与郑荣芳同岁，下狱时才四十岁。邓氏是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机电轻纺司食品烟草处处长。在担任该处副处长期间，他主要负责制定向全国各卷烟厂下达追加生产香烟的计划。他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以国家计委要装修办公室，请云南红塔山集团赞助部分装修费用名义，向该公司索要人民币一百万元。虽然说此行为实属恶劣，但邓氏后来作贼心虚，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已经主动将这笔巨款退回红塔山集团。
也就是说，邓成山的经济犯罪并没有给社会造成丝毫经济损失。如此说来，判处死缓实在是有些重了。而与他的死缓相比，广东省的贪官们没有被查处的自不待言，即使那些撞到李长春反腐肃贪枪口上的倒霉鬼们，也都因为广东的钱＂毛＂得厉害而被重罪轻判。
于飞：广东省的重量级贪官
李长春接管广东省委之前的几年里，该省在中央反腐肃贪运动高潮中专开＂顶风船＂的典型还可以举出一个司法部门的蛀虫，原江门市司法局局长伍仕华。
从一九九一年开始，伍仕华的腐败罪行不过是＂多吃多占＂，纯属贪小便宜类型，比如以出差、接待为由支取公款等。一九九四年，他的贪污活动变本加利，具体办法是虚构其收取他人集资款用于该局属下的星岛酒店建筑工程，在本局办理了虚假的集资手续，后又以退还集资款为由，从该局兑取一百一十六点一四二五万元。
到本书截稿为止，伍仕华的案情仍然停留在＂审理＂阶段，还没有处理结果。不过，相比于李长春到广东后抓出的第一个重量级贪官，前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广东省人大第一副主任于飞，无论从个人政治背景还是犯案时的职位职权，无论从以权谋私的胆大程度还是经济犯罪金额，伍仕华的案子都属于轻量级之列。与伍仕华、郑荣芳等人所具有的相同之处是，于飞他老人家以权谋私、令自己的子女一夜暴富的疯狂行动，也正是在＂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口号喊得最响、而且在内部声称下决心＂抓一批、杀一批、开除党籍一批＂的风头上进行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申和提出以下要求：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在组织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运作中，发现当时刚刚由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转任省人大第一副主任的于飞，涉嫌利用职权，同其子女一起非法炒卖土地牟取暴利。但是，当时的于飞不但没有因为此案而受到任何惩处，屁股底下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座椅仍然被他安安稳稳地坐满了五年，直到一九九八年广东省九届人大召开，年届七十的于飞政治上平安降落。而中央有关部门早就掌握的关于他严重以权谋私的罪行，则是在李长春到任之后才被内部通报，中纪委宣布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及其巨额非法所得数目，拖到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才由新华社奉旨对外公布。
直到本书截稿为止，中共方面关于于飞伙同女儿于文菁非法倒卖土地案的最新官方报导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的中新社消息，称＂曾协助于飞之女于文菁的德成公司成功炒卖地皮的原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分行行长杨成仁，最近因涉嫌挪用公款、受贿被佛山市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中新社的消息，应该比香港《大公报》的消息更为＂官方＂一些。按照这篇报导的说法，一九九三年，杨成仁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分行行长期间，以建行佛山分行的名义，与于飞女儿于文菁的香港德成公司合作，在德成公司没有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由杨成仁为德成公司非法筹措大批资金，使于飞的女儿于文菁成功炒卖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开发区一千五百亩土地，非法获利五千万元。杨的行为使大量国家资金被香港公司非法占用，事后杨成仁收受德成公司董事林某(按香港《大公报》报导的内容，此人应是于文菁公司的林伯洲)送去的大批名贵财物和现金。
至于杨氏涉嫌同于飞女儿炒卖地皮没有关系的另一件挪用公款案，不过是利用了公款七十多万元，以其弟名义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按照中共政权的官本位体制，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不过是个副部级单位，其广东中心支行不过是个副司局级单位，其佛山市分行则仅仅是个副县(处)级单位，比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正县级单位)还要低半级。也就是说，当时担任建行佛山分行的杨成仁不过是一个副县级干部，个人政治背景再硬也硬不到哪里去。那么，他在一九九三年接受贿赂、挪用巨额公款的严重犯罪行为，为什么拖了五年才被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并非因为杨成仁的作案手段高明，迟迟没有被上级主管部门发现，而是因为他的案情直接涉及于飞，在广东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把反贪反到于飞头上的时候，杨成仁自然也可以逍遥法外。正所谓＂打狗也还要看主人＂。




(3)
常务副省长千金经商无本万利新华社在初次披露于飞经济罪案的官样报导中，仅仅是轻描淡写地以转述＂国土资源部通告＂的形式，披露＂于飞参与大亚湾三千三百多亩土地炒卖案，是在一九九三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组织的非农建设用地清查中被发现的＂。＂于飞利用手中的职权，强压惠州市和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出让土地给其子女所有之公司，手段十分恶劣，给国家土地资源造成严重损失，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为此中纪委决定，开除于飞的党籍。＂
此后不久，内地读者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的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积极追踪此案，称＂从国家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资料看，于飞女儿于文菁等人创办的香港德成有限公司非法转让土地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受到查处面积最大、非法牟利最巨、处罚标的最多、涉案人员级别最高、案件查处难度最艰、查处程序最为规范的土地违法案件。
一九九二年六月，香港德成公司通过当时还担任常务副省长的于飞出面，以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的特优惠价，在惠州大亚湾樟树埔取得三千三百亩土地。同年七月，佛山建设银行提供德成公司一点一七亿元人民币，向大亚湾规划区支付了土地预付金。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德成公司在未支付全部地价款、未办理土地合法转让手续、未按法律规定开发土地的情况下，以每平方米三百八十元的价格倒卖给惠州东海公司；东海公司又以加倍价格转让给湖南邵阳的三家公司。
邵阳三公司的购地资金由湖南邵东县八个单位、上万市民中集资得来。原以为这三千三百亩肥地一旦出手，还清集资款后，还可净赚数千万资金，岂料＂鲜花＂传到手变成了烫手山芋，卖不出又消化不了。上万被集资者向三公司追讨本息，导致三公司与惠州东海公司、东海公司与德成公司之间发生一系列经济纠纷。更有三名被集资者因追讨无望而跳楼自杀。国家土地管理局责成广东国土厅调查樟树埔事件，由此揭开了于飞非法倒卖土地案的序幕。
如果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现国家国土资源部，以及中纪委、广东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于飞案的调查结果摘要引述，也足可以单独成书；好在香港《大公报》自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开始，已经连续推出几篇《利令智昏邪不胜正——国土资源部公布于飞助女炒地详情》，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找参阅。
按照《大公报》记者的说法，于飞依权仗势，压迫大亚湾方面以一百八十元一平方米的价格一次＂卖＂给于飞女儿的公司国有土地三千五百亩(最终签字时是三千三百亩)，对大亚湾方面来说，＂等于是白送一片地，还要垫掉三通一平费用＂。大亚湾官员当时曾表示：＂这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成了杨白劳＂。
按照常理，作生意总要多少有点本钱。但于飞女儿从事土地买卖，却是典型的＂无本万利＂。她主持的香港德成公司向大亚湾＂买＂的那批土地的地价款，事实上全部是利用于飞的权力从广东佛山建行＂借贷＂来的。接下来，这批土地一次转手，便卖得人民币三点零三亿，除去开支及对佛山建行的＂利润分配＂，于文菁的公司分得九千五百八十四万，于飞女儿于文菁本人一次分得二千八百八十七点八万。按照《大公报》记者文章的披露内容，于飞女儿于文菁与其合作者自一九九一年底以共一万港元的激活资金起家，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已经在香港浅水湾各自拥有数千万元的豪华别墅，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其＂致富＂速度之快，是只有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奇迹。所以，此案一经公开曝光，人们自然就会提出如下两个问题：
一，谁制造了于飞利用职权，以倒卖国有土地的手段一夜暴富的社会大环境？
二，在这样一个以权易钱如此轻而易举的大环境下，自然是权位越高，致富的可行性越大；权力越大，致富的速度越快。那么是谁扶持于飞占据了那样重要的权位，是谁给了于飞那样大的权力？
于飞女儿与邓家后代共同致富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一本笔者与何频先生合着的《中国第一家族》，参阅一下介绍邓质方如何响应他老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从美国留学回国时间不长的邓质方，终于也经受不住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诱惑，开始以实际行动实践他父亲的重要理论思想。先是有消息说他从事卖＂猪仔＂的生意——主持中国大陆最大的对外出口劳工业务；接着又有消息证实了他已经出任中信兴业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再往后，随着整个中国大陆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急剧升温，邓质方的＂致富＂本领不但远超出他哥哥当年经营康华的水平，其胆大妄为的程度和疯狂聚敛财富的速度也令其它所有高干子女望尘莫及。一时间，北京有他邓质方的公司、海南有他邓质方的地产、上海有他邓质方的房产、香港有他邓质方的控股……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正式将邓小平发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党章，次年三月又以＂修宪＂形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此，相当一批在一九八九年以前的那轮经商热中并未下海或即使下了海也不过停留在＂小打小闹＂阶段的＂太子党＂成员，争先恐后地抢搭起这趟大挖共产党经济墙角的世纪末班车。
无疑是看准了邓质方已经被当时的全民经商热潮燎拨得无法继续保持冷静，前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在位时直接受到邓小平、万里等人鼎力支持的周冠五之子、被称之子＂首钢皇太子＂的周北方，适时邀请邓质方与他合流。
而邓质方那里，显然也已经不满足于中信兴业公司的副手职务及那家人贩子公司的＂蝇头小利＂，同时也可能自认为没有他老爹的巡幸就没有周氏父子在首钢的家族霸业，故到首钢的驻外公司趟一脚浑水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周北方和邓质方一拍即合，周北方而特别绞尽脑汁地为邓质方主持的香港公司设计了公司名称。＂首长四方＂，即包含了上级公司＂首钢＂的名字在内，又包括了邓质方和周北方的名字在内；真可谓＂一笔难写两个“方＂。
“你现在的那种生意太原始，获利更是有限。一年输出一万个华工，又能有多大的赚头？更何况从事‘卖猪仔’的生意名声也不好听，传出去有损你们老爷子的一世英名。＂这是周北方动员邓质方加盟首钢香港霸业，从事＂大手笔＂生意时说过的话。
再者，＂首长＂和＂四方＂又各自表达出周北方和邓质方进军全世界的＂宏图大志＂，可见当时的周北方为拉拢邓质方下水确实是用足了工夫。但是，正所谓＂苍蝇专找有缝的鸡蛋下蛆＂。当初即使没有周北方拉拢邓质方，也会有＂吴北方＂、＂郑北方＂、＂王北方＂千方百与邓家子女＂共同致富＂。
在当时中国大陆全民皆商的大气候下，周北方经济犯罪的程度想必是已经严重到了极点，严重到了令中共现政权鉴于政治影响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如果此前没有邓家这块招牌做靠山，周北方的经济犯罪或许没有那么大胆。
至少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商界人士谁要是能够与邓、陈、王、聂、叶等几大政治家族的公子、公主搭上关系，准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特别是能够投靠在邓氏门下者。也许某商界人士报出陈方(陈云次子)的名字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但只要报出邓质方的名字，如果某位商界人士果真没有听说，那这位商界人士肯定是个冒牌货。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广东、福建，只要哪位商界人士神秘地表示一句自己同质方的关系如何如何，本身就是一种＂商业信誉＂和＂投资保险＂。而且，当时在海外而又想回国经商的大陆留学生，只要证明自己同邓家上下的关系非同一般，就不愁没有投资人自动找上门来。
当时，邓质方出任董事会副主席兼行政总裁后，其＂首长四方＂很快取得了海成集团的控制权，使整个公司在短期时间内，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集团，业务范围广及钢铁贸易、大陆钢材制造、矿产贸易、电子产品制造与贸易、航运、建筑及房地产等。
与此同时，众多中共＂太子党＂成员眼看＂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公子都已经如此疯狂致富，自然都争先恐后，其经营手法也不再局限于一九八九年以前那种羞羞答答的小打小闹，弄纸进出口批文卖个几十万人民币，搞点紧俏物资从中捞取些许差价的营生已远不能满足他们那张大得吓人的胃口。王震的儿子王军以保利集团董事长、中信集团总经理身份在香港大手笔收购了新海康航业，陈云的女子陈伟力担任董事长的中创公司亦与上海万国证券及李嘉诚的香港长实收购大众国际。
当时的香港传媒报导，这些太子党成员在香港的收购行动，往往是在市场上猎取一些资产小、不活动跃的上市公司，然后以数千万一亿元港币的资产值溢价，购入这些＂空壳＂，并且向投资者承诺将会把大陆的资产及业务注入这些空壳内，使市场人士憧憬由太子党拥有的公司，将有无限的美丽前景，公司的股价一飞冲天。
而邓质方似乎是生怕这种便宜被陈云、王震等人的子女占尽，于一九九三年四、五月间以近五亿八千万港币的巨额收购＂开达投资＂七成股权，立刻成为香港股市上的头号新闻。接着，邓质方又在香港公开露面，对外表示他的公司将与香港房地产公司合作，在上海投资兴建西郊豪华花园别墅，首批兴建六十三幢，每幢预计售价五十万至八十二万美元不等。
一九九三年年中，邓质方又飞临上海，为他在此地的＂四方别墅＂剪彩，据说有不少香港富豪趋之若骛，纷纷前往捧场，而捧场的最好形式当然是当场定购邓质方的别墅。
从此以后，邓质方在香港商界风头出尽，已经毫不忌讳外界说长道短。而周北方因为有了邓家靠山更是在香港、深圳等地显赫一时，出门高级车队、入住豪华酒店，众多＂太子党＂公司联手经营，被称之为＂中资褓姆＂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似乎已经没有周北方的派头大。
也就是在邓质方在上海为他的＂四方别墅＂剪彩的同时，于飞女儿于文菁在香港浅水湾购置的价值数千万元的豪华别墅也完成了大手笔的内外装修。也就是说，于文菁也已经尾随邓家子女，迅速跨进＂先富起来＂的行列。用于文菁一个生意伙伴的话说：这就叫＂政策性致富＂，赶得上的发财，赶不上的活该。




(4)
政策性致富贪官利益均沾 于飞在以权谋私、助女倒卖土地案败露之后曾经坦诚他当初办下所谓＂胡涂事＂，完全是基于＂爱女心切＂：女儿在香港生活，开销太大，总要设法帮帮她才是。
的确，于文菁说起来也是所谓的＂高干子女＂。如果说在北京区区一个副省、部级官员的子女能量有限而且也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的话，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台头无论对广东人还是对香港人来说，肯定要比北京的任何一个正部长有用的多。正因为如此，非法炒卖土地得逞之前的于文菁，在那批穿梭于内地、广东、香港之间的中共＂太子商＂中，经济上显得寒酸小气是毫无疑问的。在香港注册一间公司，几个合股人加在一起才拿得出一万港币，哪里可以与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千金的身份相配？于是，自然会产生＂他们能够靠老子以权易钱，我为什么不能靠老子以权谋利＂的想法。
毫无疑问，于飞在担任常务副省长时经常被来自北京的＂太子商＂纠缠，接到过数不清的中央领导人或中央＂老同志＂要求特别＂关照一下＂的批条——无论是批准成立公司、批准项目承包还是批准特别优惠的内币贷款或外汇指针，等等。一来二去，眼睁睁地看着众多北京南下的＂太子商＂们一个个都因为他于飞签个字、画个圈便迅速把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落实到行动上，不允许他于飞的子女们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优惠，岂不有失公平？
一九九八年三月，李长春到广东上任伊始，便批准广东有关部门，断然冻结了于飞于文菁及其经济罪案同伙的财产。一个月后，广东省国土厅又根据国土资源部和原国家土地局的指示，依据有关法规，作出没收于飞子女所办公司实际非法所得一点六六亿元和按照实际非法所得额的百分之五十对其处以罚款八千三百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上述处罚内容不知是否包括于飞女儿于文菁及其经济罪案同伙在香港浅水湾各自购置的那几套豪华别墅，反正是于文菁不但坚决抗拒，而且依＂法＂向广东省政府提出复议，要求撤销省国土厅＂没有道理＂的《处罚决定》。
此后，广东省政府及时发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宣布维持国土厅的处罚决定。另外，由于于文菁等人继续顽抗，在被通知到的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处罚决定，广东省国土厅已经赶在于飞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之前，申请广东省高级法院对处罚决定进行强制执行。到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日新华社奉命正式对外曝光此案，广东省高级法院已经开始＂强制执行＂运作，并宣布＂对此案涉及到的其它违法行为，将有由关部门依法追究＂。
于文菁等人最终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处罚，以及他们在香港浅水湾的几栋豪华别墅是否也会被罚没、他们转移到境外的巨额资金是否会被如数追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最发人深省的应该是于文菁到底属装疯卖傻，还是真认为她过去所从事的倒卖土地完全是＂合法生意＂，所以才堂而皇之地向省政府得出＂复议＂，要求撤销省国土厅对她及她所主持那间德成公司的＂无理处罚＂决定？
没有人会相信于文菁是所谓＂法盲＂。对于她居然那样认真、那样＂天真＂抗议广东国土厅的处罚不公，只有一种分析，那就是她于文菁确实打心底里认为自己倒卖土地并从中牟取暴利的行为并不违法，同邓小平子女及众多中共＂太子商＂一样，不过是因为自己不甘落后于形势，抢搭了一班＂政策性致富＂的＂特快列车＂而已。
倒卖一笔土地便获利数千万元，数字听起来挺吓人，但同从北京跑到香港和广东来发财的中央元老子女相比，仍不过是＂蝇头小利＂而已。那几年里，这些中央元老的子女们纷纷南下开公司、办＂企业＂，十之有八都是因为我那当时还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老子＂绿灯放行＂才能保证生意合＂法＂。当时他们赚得，凭什么我赚不得？如今不查他们，凭什么单来查我？照此思路，于飞女儿于文菁在接到处罚决定时当然会不以为然。
分析到此，前面提到的＂谁制造了于飞利用职权，以倒卖国有土地的手段一夜暴富的社会大环境＂已经有了答案，大陆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其《中国的陷阱》引起轰动之后接受何频先生采访时所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太片面了，有一种讽剌的说法，就是让他们的家族先富起来＂。
其实更准确的说，在小平同志一句圣旨便让他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的同时，中共内部众多特权阶层的家族基本也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其富裕程度的区别，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中共政权中的地位排列也大致相当。这里说的＂当年＂，并非指毛泽东时代，而是指给于飞女儿于文菁制造了一个＂政策性致富＂的大环境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有所谓＂中共八老＂一说。虽然连江泽民也不一定把邓氏家族已经聚敛了多少财富搞得十分清楚，但如果有人说邓氏家族是中共＂八老＂中的首富，没有几个人不信。
谁给了于飞那样大的权力？
正如前文所说，在邓小平一手创造的这样一个以权易钱如此轻而易举的大环境下，自然是权位越高，致富的可能越大；权力越大，致富的速度越快。于飞虽然是一个副省级干部，但无论与中央某副部长相比，还是与内地普通省份的一般副省长相比，于飞当年那个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权位，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是特殊得不能再特殊了。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便是：是谁扶持于飞占据了那样重要的权位，是谁给了于飞那样大的权力？
出生于一九二九年的于飞十五岁便加入中共，是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的干部。以连指导员身份转业地方。中共建政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南海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南海县长，佛山地区商业局长、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共佛山地委和佛山市委副书记，佛山市市长。一九八五年八月，广东省政府领导班子在两届人大之间进行部分改选，三年前由广东省副省长兼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改任广州市市长兼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叶选平，重新回到省领导机关，被宣布接替梁灵光出任广东省省长、省委第一副书记，于飞同时入选叶选平的省＂内阁＂，被＂增补＂为副省长。
当时，于飞这位新科副省长在众多副省长当中排名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后来担任过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排名于飞之前的副省长还有李建安、梁湘、杨德元、王屏山、匡吉、杨立和凌伯棠。
两年多以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年近六十四岁的叶选平继任省长；已经五十九岁的于飞则在副省长中排名第一，内部宣布为常务副省长。而原来排名在他之前的副省长们，留任者如凌伯棠、匡吉等，此时都已被于飞挤到后面去了。
相比于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和一九八五年的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执行得更为严格。随着邓小平等＂老同志＂不再继续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使得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的大幅度下降，当时的中央机关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被要求严格执行正省、部级干部六十五岁封顶，副省、部级干部六十岁封顶的年龄限制。
与此同时，考虑到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五年一换届的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省级地方党、政机关进行领导班子换届时，原则上都不再考虑由年近六十五岁者出任党、政一把手。同样道理，党、政副职的人选，也都尽量不考虑年近六十者。如果确实因为所谓＂工作需要＂，在某次换届时还是要把党、政一把手安排成年近六十五岁者，同届副职领导的年龄限制随之会更为严格--一是为了把是届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降下来；二是一把手越接近六十五岁的封顶年龄，越要考虑其副职的年轻化，以利接班。
但是，唯独广东省在中共十三大开过之后的一九八八年初进行省政府换届时，不但省府一把手是还差一岁便到了省、部级正职干部封顶年龄的叶选平，省府二把手居然也安排了一个还差一岁就到了省、部级副职干部封顶年龄的于飞。由此可见中共政坛内的广东省当时是多么与众不同，广东政坛内的于飞当时是多么＂出类拔萃＂——至少在叶选平眼中确是如此。




(5)
于飞在叶选平眼中出类拔萃
香港《大公报》关于于飞案的报导文章中说：于飞不是胡涂官，早在他担任广东省分管外经、外贸和旅游的常务副省长时，就以思路清晰、思维敏捷和头脑灵活而远近有名。将这些清晰、敏捷、灵活用在正道上，是广东外经贸行业的福祉，而一旦用于歪门邪道，其祸害程度比愚蠢的昏官还严重百倍。
在当年主持广东省外经、外贸工作时，于飞具体在哪些地方体现出＂头脑灵活＂，《大公报》的文章没有举出例子。笔者与何频先生合着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描述叶选平担任广东省长期间，与同届省委书记林若配合默契，并不满足于广东成为中央下放地方权力的省份之一，在成功地从中央讨得包括计划审批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对外负责权，金融、物资、劳动工资和物价的机动权，以及在财政和外汇收支方面实行定额包干的办法等等令兄弟省份望尘莫及的地方自主权之后，仍然时常＂灵活掌握＂中央所制订的某些限制性的政策和原则，以＂遇到绿灯跑步走，遇到红灯绕开走，没有灯时摸着走＂的态度响应中央。所谓＂把政策用够，把政策用足＂，据说也是叶选平发明的口号。那么《大公报》记者所说的于飞在担任叶选平副手期间所表现的＂头脑灵活＂，应该是叶选平对他特别器重的主要原因。
《大公报》的前述文章还评论说：＂有五十多年的党龄，又长期担任高级干部的于飞，既不胡涂，又懂法知错，为何还明知故犯、以身试法呢？很简单，是利益的驱动，是暴利使他铤而走险，使清醒变成胡涂，使聪明变得愚蠢，连法律也忘得一乾二净。＂
是＂利益的驱动＂当然毫无疑问，但于飞当初利用手中权力为女儿谋取经济暴利时，至少他本人根本不会认为是什么＂铤而走险＂，犯罪期间更没有把法律＂忘得一乾二净＂。当时的他无疑是心中清清楚楚：无数从他手中经过的中央领导、中央＂老同志＂的批条，虽然要求的是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经营＂项目，但本质上都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畸型关系以权易钱。所以，虽然法律上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会被判处徒刑及罚款；虽然党纪里还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但当时的于飞坚信这类的法律和纪律条文制定得再严格，也制裁不到他这位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叶选平最得力的助手身上。
谢非于飞均是叶选平政治体己
香港《大公报》记者引用广东一份晚报的文章说：中纪委对于于飞案的查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得水落石出。侦查于飞案的艰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为何艰难？无非虽于飞的位高、权重、资格老、根基牢固罢了。
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于飞＂位高＂、＂权重＂，高得过、重得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吗？可见，中纪委对于飞案查处的＂艰难程度＂，并非因为于飞本人的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资格太老，而是因为他的政治根基实在是非同一般。难怪李长春新官上任便感慨广东省的反腐败工作既＂艰巨＂又＂复杂＂。当年国家国土管理局刚刚发现于飞涉嫌以权谋私、帮助(也许用＂伙同＂两个字更为准确)女儿非法炒卖土地、疯狂牟取暴利的初始案情时，局领导人便十分明白由该局依法调查此案＂力不从心＂，故立刻向中纪委报告，并在报告文件上特别写明＂建议中纪委与国土局联合调查此案＂。
国土局何以对于飞如此怵头？广东省国土厅的一位官员一语道破天机：除非叶选平点头，不然就是谢非书记也不敢跟于飞过不去。《中国时报》有报导透露说：中共中央在就于飞事件做内部传达时，点名批评了谢非的＂失职＂。身为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谢非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早就接到过对于飞案情的检举，但他只是找于飞面谈了一次，从来没有要求省纪委及相关部门认真调查，更谈不上什么秉公处理。
早在谢非没有到中央＂高就＂，还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省委和省府内就曾有干部议论：谢非与于飞，虽然名字音同字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政治背景。这＂共同的政治背景＂，就是他们两人无论在那几年里的广东省委和广东省府内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都不过是在为叶氏家族作＂政治帮佣＂而已。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五十九岁的谢非从广东省委(党务)副书记的职位上获得提升，接替林若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转任广东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此时的叶选平仍然还是广东省省长。表面上看，叶选平的党内职务自此便由过去的林若之下转至谢非之下(地方行政一把手在同级党委中排名书记之下，党务副书记之前)，但广东省委、省府的上上下下谁都明白，事实上是叶选平这位省长任命了谢非这位书记。




(6)
广东政坛一怪：部下任命上司
按照共产党的规矩，政府、人大及政协，必须接受同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也就是说，省委书记一定是省长的顶头上司。所以，谢非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中组部内便有人讽剌＂部下任命上司，省长任命书记，这样的怪事只有在广东省才会发生＂。
当然，议论当年叶选平这位省长任命了谢非这位省委书记，并不是说谢非的广东省委书记任命状是叶选平签署的，而是指中央对当时考虑表面地位在叶选平之上的广东省委书记的接班人选，必须遵照叶选平的旨意。
仅仅从中共公开公布的＂谢非同志简历＂中，也不难看出当年叶选平对他特别栽培的一段历史。
同叶飞一样，广东省土生土长的谢非也是十五岁参加中共，到一九五五年升任家乡陆丰县委的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次年便升任副县长。一九五五年，谢非升任陆丰县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副县长，五十年代末期，她又被提拔为该县县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在广东省委党校中级班学习后，被省委宣传部看中，调到省委机关担任《上游》杂志社编辑，后任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文革中谢非任广东省革委会政工组政工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三年开始，谢非先后任广东省科教政治部副主任、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后调到北京成为《红旗》杂志社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因为只是临时从地方抽调，谢非未在《红旗》杂志社久留。
到此为止，谢非的革命经历是否已经与叶选平及整个叶氏家族扯上关系，后面还有介绍。一九七九年底，在北京国家科委三局担任局长的叶选平回到家乡出任副省长兼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临行前遵照乃父的嘱咐＂把流落各地的广东省人才动员一批回去＂，谢非便是被叶选平动员回去的人才之一。
回到广东后，谢非先担任了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与叶选平共同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八零年，四十八岁的谢非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设置)，是当时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随即，谢非被送到中央党校进修部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一年，再回到广东任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委党校校长。
一九八二年，叶选平决心把治理家乡的工作从省城广州市抓起，主动要求担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市长。三年后，叶选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行政职务升任广东省长，立刻推荐谢非主持广州市的工作。于是，谢非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
叶选平为何当了一段广东省副省长后，又心甘情愿地转任该省的下级单位广州市的市府正职和市委副职；接下来谢非为何也毫无怨言地以省委副书记之职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原因都是一样，那就是在担任省委或省府正职领导人之前，如果没有地方基层领导工作经验，资历上很难服众。
叶选平在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之前，担任过工程师、北京第一机床厂厂长及党委副书记，以及北京市机械局负责人等，就是没有担任过县、市一级的地方领导。谢非早年虽然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但一是时间太短，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二是县与省之间毕竟还隔着一级。如果他谢非再增加一段时间的担任地、市级领导的经历，升任省委书记的资历自然更加雄厚。
由此可见，当年的叶选平把谢非从北京动员回广东后，谢非的升官之途完全是踩着叶选平的脚印步步紧跟。转眼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中央就广东省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培养计划征询叶选平的意见，叶选平一句＂谢非同志已经很成熟了＂，于是谢非顺利成为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此时，谢非仍然还是广东省委的副职领导，被安排为中央委员，显然是在为接替林若的广东省委书记职务作准备。与叶选平同庚的林若当时已经六十有三，离正省部级干部的封顶年龄只差两岁。一九九一年把省委书记职务交给谢非时，六十七岁高龄的林若已经＂超期服役＂了两年时间。
谢非正式接替林若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两个月后，叶选平在中共第七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主席。当年五月，叶选平正式辞去广东省长和省委第一副书记职务。
朱森林曾是叶选平首席智囊
从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开始，政治局委员里出现了一位广东省的地方代表，与北京、上海、天津及山东省的地方代表在政治局里平起平坐。这是中共高层对广东之重要性的肯定，而谢非也就成为了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
一九九四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里的地方代表吴邦国和姜春云一起被增被进中央书记处。此后，海外曾有传闻说江泽民等人一度也有意调谢非进京，但却遭到背后有叶选平支持的谢非拒绝。一九九一年叶选平接受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后，外界曾有报导说，叶选平是把中央同意安排谢非接替广东省委书记作为自己交出广东省长职务的交换条件。事实上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早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门即已经顺顺利利地贯彻了＂叶选平同志的建议＂，将谢非列为广东省委书记的预备人选。而叶选平在眼看谢非的省委书记接班已经正式完成，考虑到自己以六十七岁的高龄不好再继续担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前提下，向中央临时提出的广东省领导班子的又一重要接班人选，应该是接替他广东省长职务的朱森林。
比叶选平年轻六岁的朱森林同于飞一样，都是建国初期的南下干部，但从那以后便没有离开广东半步。一九八二年叶选平从省府下放到广州市担任市委副书记时，朱森林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叶选平对他的欣赏同对于飞的欣赏没有什么区别，即＂头脑灵活＂，于是便提议安排他担任了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段时间里，朱森林按照＂遇到绿灯跑步走，遇到红灯绕开走，没有灯时摸着走＂和＂把政策用够，把政策用足＂等＂叶选平同志指示精神＂，扮演了叶选平＂首席智囊＂的角色。
叶选平升任广东省长后，在推荐谢非到广州市委兼职的同时，亦提拔朱森林为广州市委副书记，不久又将他提拔为广州市长。
一九八七年，朱森林在中共十三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次年便升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书记。
一般说来，省委书记调离、退位或高升，省长会依次递升为省委书记，而第一副省长则递升为省长。林若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转任省人大主任时，与林若同龄的叶选平当然不好再被安排为省委书记(至于叶选平在此之前为什么一直甘愿作一个党内职务排在林若之下的行政一把手，后面相关章节有专门分析)。而叶选平离开省长职务时，他手下的常务副省长(即第一副省长)于飞已经六十有二，若安排接替省长职务从年龄上不能干满一届；其次是于飞身体多病；再次是于飞连个中学学历也没有，按＂干部四化＂的要求，专业化和知识化都谈不上。在此前提下，叶选平一方面只能忍痛割爱于飞，一方面还要保证自己的接班人绝对要服从他的遥控，于是便要求中央同意将朱森林从广州市委调到省府，接替他叶选平的省长、省委第一副书记职务。当时，排名在于飞之后的副省长有凌伯棠、匡吉、刘维明等。其中凌伯棠比朱森林还要年轻一岁，担任广东省省级领导的时间也比朱森林要早。但且无论他与叶选平的关系好坏，他同于飞、匡吉一样，连个完整的中学学历都拿不出。至于刘维明，虽然比朱森林年轻八岁，但此公是华国锋年代突击提拔起来的＂新长征突击手＂，政治背景不好，当时担任广东省副省长不过是个挂名职务。
总之，叶选平在同意交出广东省长职务时，在位的所有副省长中居然就没有一个能够接替他的接班人选。在他叶选平眼中，只有朱森林接班最令他放心。
从一九九一年叶选平上调中央到一九九八年初广东省领导班子大调整，谢非担任了七年时间的广东省委书记、朱森林担任省长的时间与谢非担任省委书记的时间大致相同。一九九三年于飞助其女非法倒卖土地的事情被检举至广东省委后，不但谢非拖着不预调查处理，身为省委第一副书记和行政一把手的朱森林更是装聋作哑。照理，身为省长的朱森林是广东省国土厅的直接上司，如果他朱森林没有什么不方便的理由的话，完全可以支持当时的广东省国土厅尽快完成对于飞案的调查，而广东省国土厅显然是在省内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才向中央国土局求援。而中央国土局又向中纪委求助，显然也是因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这个问题上说清了是态度暖昧，说重了则是所谓官官相护。




(7)
政策性优惠福荫广东贪官污吏
与于飞相比，内地省份与他政治级别相同的省部级干部中，当然也不乏利令智昏的贪官污吏，但那些人首先是经济犯罪金额同于飞实在是不能同日而语，其次是东窗事发之后的个人下场比于飞要凄惨许多。以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为例，此公是在担任河北保定地区地委书记兼白洋淀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见钱眼开的。当时，他曾赴香港参加白洋淀集团公司董事会、河北省招商会，期间收受了香港商人司徒氏港币一万五千元的现金贿赂以一个价值一万一千余元的＂金丝如意＂礼品。后来，他还曾接受一个朱姓商人的两次贿赂共计人民币十五万元。案发后石家庄市中级法院认为姜氏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的财务共计人民币十七万余元，故应该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十七万元，是于飞伙同其女儿炒卖国有土地时一次性非法所得九千五百八十四万的五百六十三分之一，姜氏本人在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后，竟然认为＂判决公正＂，他自己罪有应得所以不再上诉。而于飞那里未来是否会被处以刑责暂且不说，他的千金居然对省政府没收其非法所得的决定都敢拒不接受，本事真是大得可以。
如今以花甲之年正在河北省第一监狱掰着手指头算着十年刑期已经过去了多少天的姜殿武，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罢免其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允许对其采取刑事措施的。在此之前他不止一次到广东＂参观＂、＂取经＂，并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受到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于飞的接待。当时，令姜殿武印象最深的就是于飞那一副颐指气使的＂老大哥＂派头。
当时，姜殿武广东之行的最深切感受便是＂这就叫﹃人比人活不成，马比骡子驮不成﹄。人家广东干部真是财大气粗＂！如今，姜殿武在服刑期间若能被允许从报章上阅读到关于广东省于飞案的有关内容，真不知又该做何感慨？人家广东省的干部仍然是＂财大气粗＂。先不要说对于飞进行司法处理要比将他姜殿武送进监狱要多几重政治难关，既使于飞过去的那些政治后台们迫于形势不得不玩出政治＂牺牲打＂--就像前几年邓家同意江泽民政权＂丢卒保车＂策略，牺牲周北方一样--不再力保他于飞过关，未来的于飞不管会被判个多少年的有期徒刑，在监狱里的日子都会比他姜殿武的日子好过。
有内地干部发牢骚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相比于内地兄弟省份，广东得了太多的优惠。如今＂习惯成自然＂，所以相比于内地的贪官，广东的污吏仍都要继续享受＂政策性优惠＂。
至于李长春到任之前一手把持广东省委和省府大权的谢非和朱森林为什么要为于飞护短，无非是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原因。到本书截稿为止，外界对谢非和朱森林在经济角度同于飞是否有说不清的瓜葛，仅仅是限于猜测，仍然没有过硬的事实材料公之于众。
一九九九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例会上，没有出台任何一项人事变动，如果说有一项与人事问题有关的新闻引起外界好奇的话，那就是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排名田纪云之后，姜春云之前的谢非从头到尾没有出席会议。为此，外界有传媒猜测谢非可能是＂犯了错误＂，但也有报导说是谢非＂因病＂未能出席。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本书出版面世时即已见出分晓。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政治角度，谢非也好、朱森林也好、于飞也好，说到底都是叶氏家族的＂政治帮佣＂。
正如前面介绍过的，谢非是叶选平的政治心腹、朱森林是叶选平的首席智囊、于飞则是叶选平的得力助手。于飞的千金于文菁从来都是称呼叶选平为叶伯伯，称呼谢非和朱森林是谢叔叔和朱叔叔。自己的亲爹及一个伯伯、两个叔叔，构成了于文菁这位＂港商＂头顶上再坚实不过的政治保护网。可见，撕开广东帮那张严密的组织关系网，是调查处理于飞助女非法倒卖土地案的首要政治条件。至于能够在一九八五年就成为完成北京＂政治抢滩＂、将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一举摧毁，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就敢于把那位与邓二公子＂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的江泽民，为什么要拖到一九九八年才开始对广东帮下手？是因为以叶选平为核心的广东帮，比当年那个以陈希同为代表的北京帮更难对付，还是因为江泽民打击地方诸侯必须分出轻重缓急，还是因为其它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则要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恩恩怨怨，以及广东省为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会成为由叶氏家族主控的＂国中之国＂的历史原因分析起。




第二章 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



(1)
本书上一章介绍的广东省前常务副省长于飞助女倒卖国有土地、牟取暴利的案情被中共官方媒体正式对外曝光后，海外特别是与广东关系最为密切的香港媒体纷纷惊呼江泽民开始收拾＂广东帮＂了。旅美政论家凌锋先生曾在港刊撰文分析说：＂最近北京加京收拾地方诸侯的力度，主要对象则是广东。如果说一九九五年江泽民以贪污罪名打击北京帮纯粹是政治原因，那么这次由朱镕基出面打击广东帮有相当程度是经济上的需要了。＂
确实，当年由陈希同主持的北京市委之所以被人们模拟毛泽东时代由彭真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主要是基于政治角度的分析。而广东省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之所以越来越被外界视之为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国中之国＂，首要原因是邓小平的特区政策令那里的经济地位与众不同。不过，正所谓＂财大(才能)气粗＂，地方诸侯势力在经济上坐大之后，政治地位自然就会与众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共产党的理论逻辑。
至于邓小平在决定把广东省变成经济上＂先富起来＂的试验田之后，为什么又听任叶氏家族在那里为所欲为地发展、巩固其家族政治势力；江泽民上台之后的头几年为什么会在叶剑英后代面前毕恭毕敬，为什么对广东地方诸侯势力的发展、壮大视而不见，都要先从邓小平与叶剑英之前的政治恩怨背后找原因。
叶、邓恩怨至今鲜为人知
笔者与何频先生所着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介绍过：作为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在＂文革＂后中共政局所占的份量是远远超过其它他几位幸存于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元帅如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要不是他叶剑英力主并幕前幕后地策划实施，当时的那位＂弱主＂华国锋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有胆量对＂四人帮＂下手。也更是由于叶剑英的力主和＂主动让贤＂(薄一波语)，邓小平在二次下台时才没有被逐出北京并很快又第三次复出。尽管后来叶剑英与邓小平之间有着很深的政治歧见，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政治余威与邓公开分裂。
按照中共官方的宣传材料，叶剑英似应是邓小平的＂亲密战友＂。但事实上当年邓小平急于倒华的行为曾令叶剑英很不以为然，而叶剑英把军权让给邓小平更是一种在身体上力不从心，在政治上眼看邓小平已经日益得分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正是因为看透了邓小平在权力斗争上的阴毒和无情无义，叶剑英临终时才嘱咐子女们要立足自己的家乡广东，无论如何不要跻身中央权力核心层。也正是因为叶剑英的＂主动让贤＂在先，也才换取了邓小平的＂慷慨大方＂，主动安排提拔叶家后代到各个重要岗位：从地方的广东省省长到中央的国务委员和副总理；从军方的国防科委科技委副主任到军方的情治系统负责人。想当年，被推为＂红朝二世＂的弱主华国锋屈于叶剑英的力劝，以及王震、李先念、陈云等毛时代老臣的压服，不得不同意让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再次出山。但是，当时叶剑英说服华国锋接受邓小平的本意，并非是要邓小平充当中共党、政、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才发明出来的提法)。
关于这方面的细节问题及叶剑英当时的具体想法，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公开文献中都避开不谈，虽然有公开文章宣传叶剑英支持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但对于叶剑英在华国锋下台的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却淡而化之。而对当时叶剑英之真实想法能够完整、准确复述出的，只有叶选平、叶选宁(又名岳枫，后文有详细介绍)等叶家后代，以及叶剑英当时的政治秘书。
如今，虽然邓小平也已经随叶剑英而去，但因为江泽民政权还非常需要邓小平这杆政治大旗，所以道出当年叶、邓恩怨的那段历史真相的政治时机仍然未到。
就在本书进入截稿阶段时，正好赶上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各类纪念文章均是以江泽民的相关讲话内容为基调：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邓小平，便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在这些纪念文章中，华国锋再次被当作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的政治对立面遭到口诛笔伐，叶剑英的名字则干脆不提。笔者仅仅看到一篇此类文章提到了叶剑英的名字，那就是刊登于《中国工商》，署名王安的＂回首改革开放二十年＂文章。
该文在为胡耀邦一九七八年担任中组部长期间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那段历史评功摆好之后，大发感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胡耀邦并非一言九鼎的人物，不过是个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而已。后台邓小平，在党内也不过是个第三号人物，位子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后。如此阵容下，邓和胡能够取得业绩，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占有，对潮流的顺应，靠的是工作能力而非权势。＂
显然，作者王安在这段文字里是把叶剑英和华国锋一同当成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政治对立面来否定的。言下之意，华国锋和叶剑英当时是权势人物，而胡耀邦和他的＂后台＂则靠着＂对真理的占有＂和＂对潮流的顺应＂，战胜了华和叶。
如此贬叶，既不公平，更不符合史实。＂四人帮＂倒台后，若没有叶剑英的积极努力，邓小平难有再次复出。此其一。其二，若没有叶剑英的首肯，邓小平当年废黜＂红朝二世＂的计划也没有可能轻易得到实现。




(2)
叶剑英最先倡导废除终身制
早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人民日报》突然剌眼地刊登出一篇薄一波怀念叶剑英的文章，说了很多让人可以得出不同理解的话。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平息反革命动暴乱取得伟大胜利＂之后的政治大清洗由北京波及全国各个角落，一片肃杀的红色恐怖气氛下，人们便更奇怪薄一波在这种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到底＂是何居心＂了。
一九九五年年中，薄老先生再次不甘默默无声，让人整理了他在两、三年前接受访问时对叶剑英的一番评价拿出来发表。当时曾有海外报刊评论薄一波此举无非两项用意：一，抬叶贬邓；二，借怀念死人抬高自己。
是否是在＂借怀念死人抬高自己＂暂且不论，若把把薄一波的这篇怀叶文章与一般官方宣传邓小平的公开材料相对照，会很自然地得出＂过去官方宣传材料有捧邓贬叶之嫌＂的结论。
也就是说，如果薄一波的这篇文章确实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准确回顾，那么他的用意就并非＂抬叶贬邓＂，而是向人们客观介绍叶剑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诸多贡献。
过去十几年里，中共从来是把＂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作为共产党主动进行国内和党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例证，同时也把首先提倡、推行这一改革成就的功劳归于邓小平，而且特别强调正是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身体力行，先是拒绝党内拥戴他出任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强烈呼声＂，推荐年富力强者出任所谓＂一线职务＂。继而又在自己身体尚可的时候即主动退出政治舞台。
但是，如果从薄一波对叶剑英的歌颂内容看，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上首先起带头作用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叶剑英。更重要的是，薄一波似乎是特别强调就连＂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党内第一大老的地位，都是叶剑英主动让给邓小平的。
薄一波称赞叶剑英说：＂纵观他的一生，做了许多大事、好事。比如粉碎﹃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他是核心人物。办了一件大事。后他主动让位，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再三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自己能够认识这一点，很值得学习，够伟大的！＂
薄一波在这里说的＂主动让位＂，无疑是指掌握军权的位置，而不是党、政领导位置。因为叶剑英本人当时并不是党、政最高领导人。由此分析，如果当初不是叶剑英的主动谦让，当时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要么就是继续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叶剑英仍然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实际主持工作；要么就是干脆由叶剑英出任，反正是轮不上他邓小平。
叶剑英为何对邓小平让贤？
而中共党史界目前已经暗中做这方面资料研究的有心人分析：叶剑英当时推邓小平出来担任＂先帝＂老臣之首，其出发点无非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确实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难以长期担当诸葛亮式的辅佐弱主的重任，故只能在毛时代的其它老臣中给华国锋这届弱主寻找一个靠山。陈云从延安时代起就自嘲为＂木炭汽车＂(意思是动力不足且随时可能熄火)，到七十年代末期已经被医生确诊为身患癌症(至于陈云后来居然比叶剑英留世时间长了那么多年，连医生都不敢相信)；王震有勇无谋，何况其在党内资格和人望都属二流；李先念资格够但人望不够，何况在战争年代一直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党内高层服他的人不多；彭真当时还没有被平反，同时也从来没有掌握过军权故压不住阵脚。所以，选来选去，好比硬要从矮子里拔将军，邓小平成了唯一人选。
第二种分析是：叶剑英当时的考虑仅仅是主张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与叶剑英等人共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辅佐弱主华国锋。同时，也因为邓的第二次下台在党内均被认为是＂四人帮＂做崇、操纵毛泽东的结果，让他出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邓小平其人与叶剑英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党的＂传统＂问题上从来不像叶剑英等人那样循规蹈矩，＂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但是邓小平的＂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的性格基础。曾有人说邓小平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叶剑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无道理。总之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立刻开始给党内＂法＂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罗织罪名，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废帝＂准备，这是叶剑英事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其实，如果当年叶剑英要采用邓小平的党内权争手段的话，根本就用不着＂废帝＂，因为没有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这个政治上短命的红朝二世根本就不会有形式上的存在。




(3)
叶选平曾有当＂太子＂的机会
在＂四人帮＂刚刚被入狱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午夜，叶剑英在＂先帝＂毛泽东生前赐给他的寓所——北京玉泉山九号楼召见了华国锋，同时命令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到此候命。
当时，华国锋向叶剑英诚恳表示他自己无论是威望还是资历，都非常欠缺，故党中央主席还是应由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出任。叶当时即表示：主席生前已经有了交待由你来做，如果我这个军人现在做了党的主席，岂不被人认为是＂宫廷政变＂？
叶剑英同时向华国锋表示：党指挥枪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你这个党中央主席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央军委主席。
于是，叶剑英、华国锋及具体执行拘捕＂四人帮＂的汪东兴三人，在叶剑英的寓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了逮捕＂四人帮＂其及余党的决定后，由叶剑英回顾毛泽东临死前对他的政治交待：我死后，江青他们一定要闹事，你一定要协助华国锋同志制止他们。
“先帝＂遗诏宣布过后，叶剑英正式＂提议＂：华国锋接替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此时，与会的其它在京政治局委员们，刚进门就发现会场全部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团团包围，他们自己各自带来的专车司机、警卫和秘书都已经被叶剑英的警卫部队全部隔离起来，他们本人要求进洗手间时都被会议室门口的持枪警卫挡驾，要求他们＂坚持＂到会议结束再方便＂个人问题＂。
显然，叶剑英宣布的＂先帝＂遗诏中的＂江青他们＂具体指哪些人，都是由叶剑英说了算的。所以，政治局委员中谁要是就逮捕＂四人帮＂的行动和叶剑英关于华国锋登基的＂提议＂表示＂不同意见＂，＂四人帮＂立刻就会变成＂五人帮＂、＂六人帮＂……于是，所有与会者无论心里作何想法，此时都必须起立鼓掌，对华国锋的登基表示拥戴，＂红朝二世＂随即正式产生。
这种在叶剑英寓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并由叶剑英提议华国锋正式继位的＂党内决策＂形式本身，就足以说明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支持，或者叶剑英自己有当一届红朝皇帝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就不会是那位弱主华国锋，叶选平便会成为＂红朝二世＂的＂皇太子＂，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历史就要因此改写了。
基于上述做法，既然＂红朝二世＂华国锋是他叶剑英根据＂先帝＂的遗旨一手扶上皇位，叶剑英就绝不愿做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情。更何况叶剑英是一介儒将，封建传统思想十分浓厚，坚持认为既然已经接受＂先帝＂遗旨辅佐＂二世＂，那么这位＂二世＂人选即使比历史上的阿斗更无能，他叶剑英也只能尽力辅佐。
叶、邓私人寓所：共党政治产房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是一九七六年年底在叶剑英的私人寓所中产生的。无独有偶，十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底，时任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和新总书记人选赵紫阳的上台，则是在邓小平的私人寓所里＂讨论决定＂的。接着，时光又过了两年半，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废黜赵紫阳、拥立江泽民的＂政治常委多数的决定＂，也是在邓小平的私人寓所里进行的。也就是说，自毛泽东去世始至今的前后四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包括胡耀邦)，有三位都是在党内政治元老的私人寓所里诞生的。所以，把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私人寓所比喻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产房＂，一点也不夸张。
只要对毛泽东其人稍有了解者大概都知道他老人家统治中国共产党，并通过统治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最后几年，几乎全部是在自己的住所里进行的——无论是听取工作汇报、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下属个别召见，以及会见外宾。他对华国锋接班的指定，也不过是在自己睡房的外间，随手用铅笔写了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既然有此先例，那么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共政坛内，谁的权威最大便不取决于他本人在党内、军内的表面职务是否最高，而是取决于他本人能否有资格在自己的寓所里召见台面上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乃至在私人寓所里召集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种特殊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之间(权力)交接已经完成。在此之后，江泽民在自己的寓所召见某位属下的事情当然会随时发生，但把政治局会议甚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搬到自己家里去开，江泽民的政治架子似乎还端不到这个地步。
回过头来再说邓小平当年与叶剑英、华国锋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被扶上台后，叶剑英对他的工作确实是台前幕后大力支持。一九七八年四月，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的一艘当时还属于＂新型＂的导弹驱逐舰在湛江军港爆炸沉没，酿成中共海军建军后最大的一次军事事故。事发之后，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只是要求海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但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却把时任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臭骂一顿。苏振华不服，分别到华国锋和叶剑英处诉委屈。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中共有关公开文献中披露了华国锋当时当面表示了对苏振华支持和安慰的事实。至于叶剑英到底表示了什么态度，无疑是因为不能对外暴露叶、邓两人当时已经有了矛盾，所以才不对外公开。




(4)
掌控军权邓小平曾迫不及待
根据中共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披露，华国锋为了表示对苏振华的支持，＂不顾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利影响，擅自决定在访问朝鲜回国时在大连检阅海军部队，以表示对苏振华的支持。＂
据称，当时的检阅计划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实际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和二十架飞机。当时任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的爱将罗瑞卿得知此事后，立刻密报邓小平。而深知枪杆子之重要性的邓小平二次复出后，首先抓紧的就是军队里的实权，自信只要军队在自己手里，华国锋的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就都变成虚的了。所以，听说华国锋没有经过他这位军委副主席的同意就决定阅兵，气急败坏的邓小平立刻下令杯葛华国锋这一行动，并当面对华国锋恶狠狠地表示：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较量！
从此，华、邓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阅兵危机处理过后，邓小平乘胜追击，逼迫苏振华和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检讨。自恃在粉碎＂四人帮＂关键时刻立功的苏振华违心检讨后，心情沉重，接着便住进医院，不到一年时间便去世，时年六十七岁。
因为从被邓小平逼迫检讨到＂因病去世＂的时间仅仅半年多一点，所以当时即有人对苏氏的死因表示怀疑。堂堂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医疗保健待遇世人皆知。那么什么样的＂不治之症＂会死得那么快？所以，当时军内不乏有高层人士怀疑苏振苏是＂因故＂死亡，而不是＂因病＂去世。而这个＂故＂要么是人为制造的＂事故＂，要么是苏振华自己轻生。
拔掉苏振华这颗眼中钉后，邓小平进一步抓紧了在军队里安插自己的组织班底，第一刀仍然是砍向海军司令部。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被以＂干部年轻化＂的借口逼迫交出军权，海军司令员职务给了叶飞。但是，邓小平对叶飞仍然不放心，时隔两年即把自己的心腹刘华清提拔为海军司令员，代替了叶飞。事实上叶飞只比刘华清大两岁，而就在叶飞因为＂年事已高＂被邓小平赶出军界的十年以后，与叶飞同岁的张震却出任了军委副主席。
萧劲光军衔大将，在当时在世的元帅和大将已经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可谓声威显赫。同时，萧氏是一九二零年参加中共的老革命，资格比邓小平、陈云等人都老。所以，邓小平不敢将他整得太狠，先是给他安排了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途＂增补＂)，接着又给了他一个中顾委常委。从此，整个海军系统再无人敢在他邓大人面前说半个不字。
邓小平宠臣接替叶剑英爱将
那么，在邓小平与华国锋争夺军队指挥权的过程中，叶剑英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从常理分析，华国锋决定到大连阅兵时，既然没有事先与邓小平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商量，想必也应该与当时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通气。而目前外界所能够看到的，描述当时这段过程的中共捧邓文章中，只说邓与罗如何配合，华与苏如何密谋，却完全回避了在其中不可能不扮演角色的叶剑英。可见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是有难言之隐。
另外，略查中共党史人物资料就会知道，罗瑞卿在毛泽东时代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九六五年底罗氏被毛泽东整下台后，正是叶剑英于一九六六年一月接替了罗氏的军委秘书长职务。邓小平二次复出后，立刻安排了罗瑞卿复任军委秘书长职务。
事后曾有人回忆说，因为当时罗瑞卿被毛泽东压在头上的罪名还没有被平反，有关单位正在组织人力查证落实，所以叶剑英认为对罗氏的职务安排应该等到中央发出正式平反通知以后，这样才合乎党内的规矩，但邓小平仍然坚持己见。结果，中共发出给罗瑞卿平反和恢复名誉拖到一九八零年才正式宣布(此时罗氏已死)，但罗在此之前的一九七七年八月即出任了军委秘书长职务。
另外，在华国锋＂擅自＂阅兵的问题上，罗瑞卿向邓小平告状，表面上整的是华国锋，实际上也令叶剑英面子上挂不住。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时之所以要把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文官＂而不信任＂武将＂，很可能是出于压服军方服从于经济建设大局的考虑。如果安排＂武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很可能会因为动辄为军队争取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与党、政系统发生争执，而杨尚昆在位期间，则忠实执行了邓小平关于＂军队要忍＂的政策。一九九五年前后，曾有一批老军头及高层现役军官在对台问题上，一再调高胃口，高声喊打，一方面有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在支配，另一方面也是在发泄对邓小平过去＂误军＂政策的不满。此是题外话。
话说回来，八十年代初时，老军头们对邓小平整顿军队的不满自然要反映到叶剑英那里去。同时，当时的华国锋处处受到邓小平的指责，以至在出席政治局会议时常常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在会场上坐的主席位置已经变成了受审席。气愤不过的时候，也只能到叶剑英处诉委屈。
面对这种局面，叶剑英自知邓小平已经羽翼丰厚，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拨乱反正的问题上确实有令共产党重得人心的作用；不得不承认邓小平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确实有利于重新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但是，如果他叶剑英此时坚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的话，又不免背上老臣＂废帝＂的千古骂名——因为将华国锋扶上＂红朝二世＂皇座毕竟是＂先帝＂给他叶剑英的遗诏。
左右权衡之后，叶剑英这才下决心以身体不好为由，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冷眼旁观，自己则只同意继续挂军委副主席虚名。




(5)
军委主席叶剑英礼让邓小平
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正式下台前夕，叶剑英专门找华氏谈话，希望他能够多从党的事业的大局着眼，对个人荣辱成败不要看得过重。可见，同样如果没有叶剑英松口，邓小平要＂废帝＂绝没有那么容易。就在一九八一年年中的中共有关决策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党的第一把手应该由年轻一些的接班人来担任，李先念等人也随声附合＂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都不做党、政一把手＂。同时，邓小平又提出中央军委里还是要由老同志掌舵，以利过渡。
前文已经说过，正是基于＂党指挥枪＂原因的考虑，叶剑英才让华国锋同毛泽东一样，以党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到了邓小平取得了中央实际领导权之后，又要在这个问题上擅改共产党的＂法统＂，而且获得多数人的赞同，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在无法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再次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这一来，邓小平当军委主席的愿望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对这段历史，薄一波的回忆文章中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稍加留意的读者都会看得明白。
邓小平无视＂党指挥枪＂原则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前者由胡耀邦接替，后者由邓小平接替。
在此之前，邓小平无论是在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排名序列中，都是位居叶剑英之后。而在此之后，因为邓小平已经荣升军委主席，在军委领导名单中，自然是要排在叶剑英之前。但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序列中，原来是主席华国锋之下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十一届六中全会后，新的排名顺序是：主席胡耀邦之下为：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仍然是邓小平位居叶剑英之后。自此，共产党政权的核心领导层正式进入＂礼崩乐坏＂的时期。
首先是每个领导人的权力大小与其职位高低不是一回事情。比如党主席胡耀邦(十二大以后取消党主席制，胡耀邦的职务才变成＂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然对外排名第一，但实际是不但要接受邓小平的个人领导，同时还要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等人组成的党内政治元老群的＂集体领导＂。再比如当时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老人们，党内排名也不是按照其实际权力的大小排序的。这个时候的叶剑英已经根本不再管事，但党内排名居于邓小平之前；这个时候的李先念实际上并没有陈云的权力大，但党内排名却在陈云之前。
其次是＂党指挥枪＂的原则无法继续体现。前文中已经介绍过，毛泽东去世之后，在商量如何对付毛夫人等＂四人帮＂成员时，华国锋曾向叶剑英诚恳表示自己不行，希望叶剑英出任＂红朝二世＂，叶剑英坚辞拒绝后，还特别表示：自己以军人身份绝不能作党主席，以防落下发动＂宫廷政变＂的后世骂名。而且：党指挥枪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你这个党中央主席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央军委主席。
就也是说，一心要维护共产党正统原则的叶剑英，一向认为党的一把手同时也是军队最高统帅乃＂天经地义＂。所以，虽然当年邓小平一手导演的废黜华国锋事件的绝大部分政治内幕外界仍然无法了解，但仅凭逻辑判断便可以相信叶剑英对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领导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作法，是不大以为然的。
笔者在搜集、研究中共不公开的党史资料过程中，一直对邓小平＂废帝＂之后为何自己不＂称帝＂而感到奇怪。期间，曾有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向笔者询问：如果当年由叶剑英在党内主动提出＂建议由小平同志接替党的主席职务＂，邓大人是否会拒绝？
此后，笔者又就这个问题向一位国内的专业党史工作者讨教，此公透露说：恰恰是叶帅当年曾经就邓小平接替党主席职务的可行性征询过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的回答是＂不合适＂。
如今，无论是公开的中共党史宣传材料，还是公开的邓小平当年的一些讲话记录稿，都有邓小平曾经拒绝出任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内容。比如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将要确定的人事变动问题时，邓小平便在会上表示，他不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依笔者之见，如果当年的叶剑英确实就邓小平接替党中央主席职务一事征询过邓的意见，那么他显然是顾虑邓小平在不作党的第一把手的前提下却要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事，不合党规党法。




(6)
叶剑英曾派遣谢非＂深入敌后＂？
自邓小平成功废掉华国锋后，中共的宣传材料一直评价叶剑英是支持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可惜证据不足。至于叶剑英是否同华国锋一样属于＂凡是派＂这里暂且不表，但叶剑英似乎又不是邓小平、陈云式的＂非毛派＂(邓、陈后来虽有矛盾，但在对毛泽东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主张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其中道理是，邓小平和陈云都受毛泽东之害极深。前者曾被害得本人下放劳动多年，长子受迫害后自杀未遂导致终身高位截瘫。后者本人也曾同邓小平一样下放江西南昌，其夫人更是因为反对江青被打入黑牢。
而叶剑英则不然，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钦定由叶剑英接替罗瑞卿军委秘书长的职务，一九七五年初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时，虽然邓小平已经以总参谋长身份加入，但毛泽东仍是指定由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
“文革＂初期时到是有所谓＂二月逆流＂，叶剑英曾因为参与此事得罪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因此也被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但毛泽东很快就原谅了叶剑英，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仍然是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虽然说是所谓＂右派＂代表，但叶剑英当时的日子至少比陈毅等人好过得多，比起邓小平、陈云就更不用说了。而到林彪死后，毛泽东在军内重用的第一个人就是叶剑英。虽然当时的军委副主席还有刘伯承、徐向前和聂荣臻，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上，叶剑英被毛泽东提名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日常工作自然由他主持。
当然，即使是在一九七三年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叶剑英也曾再一次令毛泽东感觉不十分放心。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去世后，对邓小平再次失去信心的毛泽东感觉叶剑英与邓小平过从甚密，于是命令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在叶剑英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最高指示。不过，当时的毛泽东毕竟还是把他叶剑英与邓小平区别对待，所以此后的叶剑英仍然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仍不过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常委。这就保证了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有所动作时可以名正言顺。更何况毛泽东去世之前还特别召见叶剑英前往，以此彰显他对叶剑英仍然信任有加。而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其它政治局成员看在眼里，所以叶剑英宣布处理＂四人帮＂是＂主席生前准备做但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才没人敢表示怀疑。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书上一章提到的李长春之前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在七十年代中期被从广东调进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具体职务是《红旗》杂志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对他的这段历史，本来没有多少人注意。只是在他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前后被内政为广东省委书记接班人时，才有＂好事者＂通过因为好奇他与叶选平的特殊关系，着手了解他当年进入《红旗》杂志领导小组的政治背景。了解的结果是：当时的叶剑英在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后，痛恨中央宣传机器完全掌握在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伙人手里，于是便想尽办法向里面＂掺砂子＂。叶剑英点名向当时的广东省委要一名＂笔杆子＂，广东省委便推荐了谢非。
如果当年的史实确是如此的话，谢非与叶家的关系便不是从七十年代末，而从七十年代中就开始了。而且不是首先始自与叶选平，而是首先始自与叶剑英的关系。
众所周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即当年的所谓＂两报一刊＂--在那场人神共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是非常恶劣的。因此，凡＂四人帮＂当政时期在这类单位政治上走红的干部，到了邓小平时代仍能继续被重用者，少之又少。
而谢非在那个年代出任《红旗》杂志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历史，不但没有使得他在＂四人帮＂倒台后受到政治清查，而且在政治上的前途越来越好，一直好到一九九二年在中共十四大上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他谢非当年进入《红旗》杂志社确实是叶剑英的政治安排的话--就如同战争年代打入敌人阵营一样，那么他的那段历史不但不是什么＂历史污点＂，反而会成为＂四人帮＂垮台之后仕途看好的难得政治本钱。




(7)
粉碎四人帮功臣均无好下场
中共政权自＂粉碎[四人帮]＂至今，已经又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十多年里，外界评论那起事件时，往往用＂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形容之。其实，把后来的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罢免胡耀邦以及撤换赵紫阳模拟成封建时代的＂宫廷政变＂似乎更为恰当--＂儿皇帝＂也是皇帝。而当年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每个人的职位不过相当于封建时代皇帝身边的佞臣而已。而＂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发生的邓小平废黜华国锋，才是典型的＂宫廷政变＂。
不过，无论用＂宫廷政变＂来形容＂粉碎[四人帮]＂事件是否恰当，＂不流血＂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曾有中共党史专家事后形容那场事件是＂在没响一声枪、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就把江青一伙顺利解决了＂。而之所以能够做到＂没响一声枪、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及他的副手张耀祠、李鑫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的关键角色至少有五个人，除了叶剑英、华国锋之外，还有汪东兴、张耀祠和李鑫。
当然，叶剑英一九七六年十月为拥戴华国锋正式继位而在在政治局成员面前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主席生前嘱咐＂的那段内容是否有水份，毕竟是无从考证的事情。但出以公心评论，无论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还是站在推动中国进步的立场，将江青之流赶出中国政治舞台毕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所以他叶剑英当时即使是为了＂出师有名＂才编造了一通＂主席遗嘱＂，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同样，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清除＂四人帮＂后，中国老百姓比在＂四人帮＂当政时的日子相对好过了一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那么就应该肯定当初对＂四人帮＂的果断处理在历史上还是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而站在在共产党的角度，如果继续让＂四人帮＂恣意横行，这个政权不大有可能会坚持到今天。
所以共产党在其公开宣传中把粉碎＂四人帮＂做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期，看成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挽救。但是，在如此一场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有扮演功臣角色的人，无论是华国锋、汪东兴，还是张耀祠和李鑫，却全部被邓小平逐一逼出政坛，有的连降三级气愤难平，抑郁而终；有的发配地方，不准随便回京，整个后半生都形如囚徒……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华国锋在同汪东兴密谋搞掉毛泽东夫人江青时，华国锋曾一度担心叶剑英及李先念等人的态度，而汪东兴则表示成竹在胸。原来，无论是毛泽东死前死后，叶剑英及中共所有政要的所有活动，都处在汪东兴的监视之中，特别是叶剑英在军队中的秘密活动，与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私下串联，都没有逃脱汪东兴的耳目和眼线。
中共公开的人物报导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去世之前，王震到叶剑英那里发牢骚，大意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实在过份，恳请叶帅想想办法。叶剑英没有用嘴巴回话，只是伸出一个大拇指朝下点了一下，王震立刻明白叶剑英已经有了行动准备，只是要等＂老大＂死了以后才可以施行。
而叶剑英的这一手准备，早已被汪东兴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在华国锋摸不准叶剑英的政治脉搏时，他汪东兴才敢于拍着胸脯打包票。



(8)
中南海禁卫军投靠叶剑英
当时，除了监控叶剑英这一派人，江青那边的人更是一举一动都逃不脱汪东兴的视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去世之前，整个中南海禁卫军在汪东兴的统领下，由张耀祠和李鑫负责。张氏主要负责毛泽东这边。至于李鑫，则是汪东兴安到张春桥身边的钉子。
毛泽东死后，江青急于在中央警卫部门培植私人势力，以防不测。找到张春桥商量时，张春桥满有信心地表示自己早已经在汪东兴身边安插了眼线。此人就是李鑫。
在江青的追随者中，张春桥是最狡猾、最多智谋的一个，智商远在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之上。但明明是汪东兴安插在他身边的坐探，竟然被他认为是自己从汪东兴手下收编的心腹。由此可见中南海镖头们的老辣和阴毒。
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全部作为看，他们真是毛泽东所说的＂能文不能武＂。李鑫则不然。此人中共建政前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即以思想激进出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职于教育部政治教育司，长期默默无闻。后来不知怎么被康生看中，选去做了秘书，成为康生的门徒。当时，康生主持毛泽东选集的编选工作，李鑫多有参加。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李鑫外表看起来没有秘书们的那种＂书生气＂，所以康生偶而外出时，竟觉得李鑫比部队出身的警卫人员更有威慑力。久而久之，李鑫在康生那里竟被培养得＂文武双全＂。
康生死后，李鑫高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为了拉拢他，封他兼任了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此，李鑫成了＂拿起笔杆子能写大批判文章，拿起枪杆子能保卫党中央＂的＂两全＂人才。他曾表示：在中央只听两个人的，一是毛主席，二是汪主任。
毛泽东允许邓小平复出工作至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为止，李鑫还曾奉命负责过中办系统与邓小平联络工作。那段时间里，李鑫常常出入邓府，有时还要陪同邓小平打桥牌。
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再次遇到政治危机，李鑫立刻疏远邓家。一次邓小平请他去打牌，他托故不去，气得邓小平大骂＂人心不古＂。这是邓小平对李鑫不满的第一个原因。
邓小平对李鑫深怀不满的第二个原因是邓二次下台后，李鑫用江青的话说是＂积极参与了揭批邓小平的行动＂。
毛泽东去世后，李鑫又表示，在中央只听两个人的，一是华国锋同志(当时华国锋还没有正式继位)，二是汪主任。但是，这个时候的汪主任为了保证华国锋同志能够排除阻力，顺利登基，就必须在党内两派势力--以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母后江青为代表的＂造反派＂--中投靠其中一派。而当时的＂造反派＂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所以汪东兴除了倚重叶剑英，别无选择。汪东兴如此，等于是整个中南海禁卫军都归顺叶剑英这一边了。这样一来，汪东兴手下的李鑫等人自然变成了在中央只听三个人的，一是华国锋、二是汪主任、三是叶剑英。当
时，汪东兴在中南海有一座神秘住处，唯有李鑫进入此地不用事先通报。而这一切全都成功地瞒过了江青等人的眼睛。
“四人帮＂倒台至今，中共高层在宣传此一事件中，连汪东兴的功劳都给悄悄抹去，更何谈李鑫。但事实上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关键作用的。
当时，是李鑫首先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不妨学习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处置江青等人。更关键的是，当时李鑫曾当面向江青表示忠心，所以江青、张春桥等人将自己的全部计划都向李鑫露底。江青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每次同李鑫交谈的内容，最多半个小时后，就已经详细进了汪东兴的耳朵。而李鑫用来促成华国锋下手的最关键情况，就是毛远新当时已经从沉阳部队调兵进京。
就在抓捕＂四人帮＂的当天，李鑫还曾当面向江青和张春桥保证，中央警卫团有相当一部分兵力可以随时跟随自己接受江青的命令。但从江青住处回去后，李鑫即招集他所说的这部分兵力宣誓：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将江青等人全部抓获。行动当天，也是李鑫亲自带领几名警卫战士，强行冲进中南海二○一号，抓获了＂四人帮＂党羽中最有可能武力反抗的毛远新。
一九九一年李鑫去世后，前《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悼念诗词的说明中写道：＂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并直接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此事当时知者少，李鑫同志亦不告人。这种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据《邓小平在１９７６》一书记载，汪东兴一九八四年四月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采访时，曾讲了这样的话：＂中央能顺利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一个人是立了大功的，那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志。当时，张春桥、江青密谋篡党夺权，采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拉拢他，妄图控制中央警卫团，搞反革命政变。李鑫同志冒着危险，及时把[四人帮]的阴谋告诉了我，我又连夜报告了华国锋同志，促使华国锋同志下了最后的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9)
中南海镖头抓四人帮居功自傲
除了李鑫，在抓捕毛夫人及其＂后党＂成员的过程中，曾长期具体负责毛泽东警卫任务的张耀祠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张耀祠与汪东兴同庚同乡，又是同一年参加革命，其＂革命友谊＂要从一九三一年算起。自中共建政始，张耀祠即被推荐至中共公安部队，正式组建中央警卫局后，正副领导人即是汪东兴和张耀祠。一九六四年，毛泽东特别下令给张耀祠授以少将军衔。
在多年追随毛泽东的过程中，张耀祠和汪东兴一样对毛泽东本人忠心耿耿，同时又对涉政太多、颐指气使的江青有气难出。
张耀祠是江西农民出身，生下来后，父母给他取＂耀祠＂之名，就是希望他身人后能够有所成就，＂光宗耀祖(祠)＂。所以，他十五岁上就投奔了红军，目的就是打下天下后即可高官显赫。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耀祠到一九六四年就熬上了将军头衔。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以此告慰父母，江青便指责他的名字＂封建意识太浓＂。接着不由分说，便下令把＂耀祠＂改为＂耀词＂。
为此，张耀祠忍受了莫大屈辱，所以当汪东兴安排他负责抓江青时，他表现得比谁都坚决、勇敢。而把＂四人帮＂关进秦城监狱后，张耀祠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自己的本名。
不仅仅是张耀祠，当时在毛泽东身份从事警卫、秘书、医疗保健工作的男男女女数十人，个个都是对江青敢怒不敢言，其中最知名的自然是张玉凤。
张玉凤本来只是一个铁道部北京局列车段的普通服务员。一九六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被派到毛泽东专列上工作。上了毛泽东专列后，因为张氏总喜欢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与毛泽东闲谈，被同事们认为是干扰伟大领袖的工作和休息，对她颇有微词，所以一度被调下专列。
待毛泽东再上专列，发现没有张玉凤已经不在车上，恼怒得无法＂日理万机＂。于是，汪东兴立刻找到时任铁道部长吕正操质问，并限期将张玉凤调回。
后来，干脆把张玉凤调进中南海，也是汪东兴一手策划和操办。这样一来，张玉凤也同前面介绍的李鑫一样，在中央只听两个人的，一个是毛主席，第二个是汪主任。而在抓捕毛夫人的过程中，张玉凤实际上也是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的，那就是及时将毛泽东机密文件柜的钥匙交给了汪东兴，而没有令其落到江青手中。其间，叶剑英也曾叮嘱张玉凤一定要把主席的文件保管好，张玉凤遵旨照办，令叶剑英十分满意。
正如毛泽东所说，＂江青积怨甚多＂，汪东兴、李鑫、张耀祠等人才会在毛泽东死后对江青下手。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三人，一是因为他们跟江青已经搅成一团，二是因为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两个老红军出身的中共干部，既看不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只会舞文弄墨，更看不上王洪文没有资历。
试想，如果没有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的密切配合，华国锋仅仅靠叶剑英的支持把毛夫人及其死党抓进监狱，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接受华国锋和叶剑英的领导，华国锋和叶剑英即使在抓捕毛夫人的问题上下决心冒险一试，怎幺可能做到＂没响一声枪、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所以，成为废除＂后党＂之后，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一度居功自傲，不可一世，也是因为人家确实有政治资本。
当时，由叶剑英亲自提名，汪东兴顺利登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宝座，张耀祠当上中央候补委员，李鑫则当上华国锋的秀才班子＂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兼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起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权力如同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兼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组长丁关根。看看如今丁关根在江泽民身边是如何得宠，便可意会当年的李鑫在华国锋和叶剑英那里是如何重要。
汪东兴如何得罪邓小平？
成功地将毛夫人下狱之后不久，在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下，李鑫、郑必坚等人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名义，按照＂文革＂时期惯用的＂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其中关键内容即所谓的＂两个凡是＂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张耀祠则大会小会地呼吁不能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给邓小平平反。
除了几位中办的镖头，他们的主要追随者有：时任时任中宣部长张平化、《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全国记协书记吴冷西、华国锋秘书郑必坚(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理论学习组副组长胡绳等。一时间，＂凡是派＂呼声甚高，李鑫已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前景，汪东兴也准备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交张耀祠出任。
毫无疑问，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提法办事，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就必须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水平。具体到人事问题上，"两个凡是＂的口号是同＂继续批邓＂联系在一起的，若用＂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导中共政权的工作，邓小平不但没有办法复出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接受批判。所以，＂两个凡是＂的口号一出笼，首先被触怒的是邓小平。至于叶剑英，虽然没有就＂两个凡是＂的口号与华国锋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叶剑英成功地影响了华国锋。在此期间，汪东兴曾经在几次会议场合表示：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主席差远了。一九七七年三月，汪东兴在中央召开的有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讽剌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为此，邓小平把汪东兴恨之入骨。这段时间里，叶剑英的身体尚好，华国锋对他更是多有尊重。那幺在提出和宣传＂两个凡是＂口号的问题上，叶剑英是支持还是反对？至少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公开宣传材料中均没有具体披露过。




(10)
邓小平曾对华国锋表示效忠
毛泽东早年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后，立刻不准党外有党。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事实上已经不成其为＂党＂。但是，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如果把江青一伙比喻成＂后党＂的话，姑且把以叶剑英为代表的一派比喻成＂帝党＂--拥戴先帝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党内登基。其实，不仅仅是叶剑英，就是当时的邓小平，也是属于拥戴华国锋的＂帝党＂之列。
把毛夫人等抓捕之后，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宁驾车前往邓小平居住的地方把邓小平接到西山帅府，通报这一消息。邓小平高兴之余，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开头便是＂敬爱的华主席＂，表示自己＂情不自尽地高呼万岁，万万岁＂。
不过，当时的华国锋不但没有对邓小平的这份热情效忠给以响应，反而认为邓小平是先帝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因为这是＂毛主席生前的决定，所以不能轻易改变＂。
接下来的故事是，随着＂后党＂所有成员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党内便又开始了新的派系划分。事情发展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感觉要求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松口，但仍然表示邓小平＂犯有错误，要帮助他改进错误＂。
及时得到这个信息后，邓小平怀着十分感谢的心情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党中央写信，信中说：＂感谢党中央证明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明节群众行动是正当的。现在谈谈我的工作，所有职务和我何时开始工作都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指示。＂谦恭之词，跃然纸上。
邓小平在这封信里还说：＂从我知道党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并迅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后，我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给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信中表达了真诚的支持和欣喜。如果党中央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怎么样决定，完全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决议。＂
这封情真意切的信，终于感动了华国锋，同意把邓小平的这两封信转发全党。实际上等于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不过，这个时候的邓小平，无论是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都是排名在叶剑英之下。
一个月后，中共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东兴以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身份兼任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接下来，十一届一中全会出台的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人选依次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增选)。汪东兴同时还被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
在此之前，汪东兴在一九六九年的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一九七三年召开的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委员，在一九七五年又被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也就是说，汪东兴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又在十一大上官升一级--从普通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可见，当时的邓小平无论是否情愿，也都必须尊重华国锋和叶剑英对汪东兴的政治重用。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分析是，邓小平当时非常痛快地同意安排汪东兴为中央副主席，除了因为叶剑英和华国锋共同力主的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层他邓小平私下的考量，那就是把汪东兴的政治地位抬到党的副主席一职，反而有利于削弱他当时对中办系统的绝对控制权。



(11)
邓小平废帝之前的＂清君侧＂
中共十一大召开之前，汪东兴长期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身份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党中央副主席之后，再继续兼任这样一个职务岂不是＂高职低配＂？于是，在十一大召开之后，邓小平几次提出这个问题，汪东兴只好同意把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让了出来。这便为邓小平废黜华国锋之前的准备工作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关于邓小平如何在党内公开发动废华行动的＂清君侧＂，置汪兴东等人于政治死地而后快的政治内幕后面还有特别介绍。总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随之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标志着中共党内新的两派对垒的局面正式形成。双方从暗斗发展到明争，结果是：随着叶剑英一步步把军权交给邓小平并自愿淡出决策核心层，随着邓小平在党内外的声望日益高涨和与之相对的＂两个凡是＂观点的越来越不得人心，随着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内以及一九八零年二月恢复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内陆续被增补进一个又一个邓小平的拥戴者--如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令邓小平这边的组织力量日益壮大，邓小平便开始了组织上的＂清君侧＂。
一九八零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被＂免去党的领导职务＂。与他同时被迫离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还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以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陈锡联。此前一年，曾经是叶剑英在军委内最得力助手，坚决听从叶剑英指挥，一心维护＂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已经去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汪东兴下台的同时，邓小平还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提出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和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当时被增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是后来被称为邓小平左右臂膀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因为邓小平废除华国锋的行动一步步都是打着＂集体领导＂的旗号进行的，所以将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非常重要的一招棋。原政治局常委中最维护华国锋的汪东兴被迫出局的同时，新增补进去的是邓小平的哼哈二将。这便保证了此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随时可能用＂集体领导＂的名义对华国锋发难。而这个时候仍暂挂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名义的叶剑英，对华国锋的扶持则是越来越＂力不从心＂(“力不从心＂四个字是薄一波在其相关文章中引述的叶剑英当年的原话)。
总之，汪东兴等人的下台，标志着邓小平废帝之前的＂清君侧＂顺利完成，华国锋的下台仅仅是时机和时间问题了。
随着汪东兴被迫辞职，张耀祠被贬至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李鑫被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挂副所长之名，终日在所长马洪手下受气，据说连当时只在该所任室主任的朱镕基?
　 一九九八年三月朱镕基正式荣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海外的＂朱镕基热＂再次掀起。曾有一篇采访马洪的文章，记述朱镕基当初从社科院工经所调出的原因是他当时同所里的一个负责人?
而张耀祠到成都后不久，即因＂超龄＂的原因被迫脱下军装。虽然享受军级离休干部的物质待遇，但却只能长年居住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伴侣只有一只大白猫。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邓小平一句＂张耀祠不能回北京＂。
至于汪东兴，虽然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一直保持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但从被迫下台开始，他便远离政治中心，两届中顾委委员都是＂缺席当选＂，平时开会从来不去，包括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中顾委召开的政治表态会议，他也是坚决不愿露面。一般情况下，只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打着奉某领导人之命旗号时，汪东兴才偶而接待一下这类人员，就＂粉碎『四人帮』＂或＂文革＂时期的某些事件内幕，以当事人、见证人或目击者身份作出最具权威性的披露。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对邓小平与＂凡是＂派作斗争的历史的公开宣传中，对汪东兴一般都不指名道姓地批判。而这几年的公开宣传材料中，特别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一些纪念文章中，点名批判汪东兴的频率越来越高。



(12)
两个凡是炮制者何以下场不同
从逻辑上推理，如果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他邓小平的再次政治复出，当然也就没有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但是，如果没有当年李鑫及时向汪东兴和华国锋密报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行动计划，结果很可能是未等华国锋做出＂果断抉择＂，自己已经进了秦城监狱。也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如果没有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的作用，华国锋仅靠叶剑英的支持即使能够靠其它力量把毛夫人搬倒，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还不止是死人和流血。
而邓小平并不是不明白这一层逻辑推理才无视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当年的功劳，而恰恰是因为非常了解他们几人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上角色的重要，才要将他们在政治上置于死地。
曾有中共党史文献＂可惜＂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在＂立了大功之后又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积极加入了华国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凡是派＂活动。其实，联系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乃对对杨尚昆和万里的态度，就会明白，当时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抓捕毛夫人的行动即使是在他邓小平的指示下行事，日后也不会有太好的政治下场。正所谓＂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总而言之，正因为没有＂粉碎[四人帮]＂便没有邓小平的二次政治复出，所以他邓小平坚决不容许＂粉碎[四人帮]＂的功臣继续留在中共政治舞台上。更何况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当时是共同把持着中南海的禁卫军。试想，此三人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能够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中央警卫大权把先帝夫人投入大狱，日后哪一个中央领导人在他们面前不得畏惧三分？更何况邓小平是要把他们三人当时坚决效忠的华国锋废黜！
如果说汪东兴的下台，除了坚持＂两个凡是＂之外，还有其＂文革＂时期追随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关键是有一批＂文革＂初即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陆续复出的党内元老人物对汪东兴非常不满，那幺李鑫和张耀祠被逐出中南海的理由，只能是坚持＂两个凡是＂。但是，当时同李鑫一起在中央理论学习小组炮制＂两个凡是＂的郑必坚，不但当时没有因为这一＂思想认识错误＂中断政治仕途，而且还进一步受到重用。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所长、著名＂党内自由化分子＂苏绍智先生的回忆，于光远和冯兰瑞曾当面批评郑必坚的＂两个凡是＂观点。
“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必坚曾经担任过于光远的秘书，＂文革＂后成了华国锋的秘书。胡耀邦上台后，他又成了胡耀邦的秘书。胡耀邦倒台后，他又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理论打手。赵紫阳上台后，对许多邓力群手底下的理论左派--比如现在担任江泽民首席政治幕僚的滕文生和《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等--均不予重用，郑必坚却能够成为赵紫阳亲自挑选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之一。＂六四＂事件后，郑必坚再次走红，荣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终于熬成了中央委员，其中宣部副部长的台头前面也被加了＂常务＂两字(部长职务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兼任)。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郑必坚以六十五岁高龄再次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并被从中宣部调至中央党校，担任常务副校长。
查中共公开的人事材料，关于郑必坚其人的介绍，只说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秘书，而对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秘书的经历只字不提。
“两个凡是＂口号出笼的初始经过是，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华国锋的一篇讲话稿中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而这篇讲话稿便是郑必坚的杰作。
接着，郑必坚给华国锋出主意，要用党报和党刊社论的形式宣传这＂两个凡是＂，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两报一刊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被炮制出笼。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汪东兴曾在这篇文章的送审清样上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可见，在＂两个凡是＂问题上，始作俑者其实是郑必坚而不是李鑫。与郑必坚相比，李鑫的能力和水平绝不比他差--不然也不会被党内老资格的理论家康生看中。＂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人均是中央理论学习小组的笔杆子，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错误程度应该是无所谓孰大孰小，为什么两人的政治下场截然相反？一位曾经在华国锋手下工作过，对李鑫和郑必坚均十分熟识的中共离休干部为此大发感慨：如果当年李鑫只是一个笔杆子，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无功亦无过，日后的政治下场反而不会这幺惨。
苏绍智先生甚至认为，邓小平当年发动了一场对＂凡是派＂的理论讨伐之后，李鑫实际上是＂凡是派＂中倒霉的唯一一个替罪羊。
另外，据苏绍智先生的相关文章介绍，中共党内著名理论家胡绳当年也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胡绳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都一直走红，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职务，直到一九九八年年中才被免去，唯一原因便是＂年事已高＂，因为到一九九九八年他已经整整八十岁了。



(13)
叶剑英曾经十分器重汪东兴
回过头来再说邓小平当年为废黜华国锋所进行的＂组织准备＂。中共十一大以后，邓小平便借口党的＂集体领导＂，动辄否定华国锋和汪东兴这两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在邓小平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政治局内针锋相对的这段时间里，叶剑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外界一直不是十分清楚。
八十年代的中共二号元老陈云去世后不久，台湾出版了一本叶永烈的《邓小平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陈云全传》。书中在描述陈云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副主席之前的那段历史时，认为中共十一大开过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五位常委之中，明显地分为两派，即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一派＂。在写作这一段话时，不知叶永烈先生是否考虑过，既然当时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已经在政治上与邓小平、李先念共为一派，势孤力单地华国锋凭他自己的一票，怎幺可能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把汪东兴推到党的副主席的位置上？
诚然，对于这段历史，笔者手头也没有掌握相当数量的文字证据--比如当时的会议纪录等等，但有一个早已经无须再作进一步考证的事实是，鉴于华国锋原本就是叶剑英一手扶持起来的政治弱主，那幺在叶剑英已经同邓小平甚至李先念同为他华国锋政治对立面的前提下，他华国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独自提名汪东兴高就党的中央副主席，断无可能！
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叶剑英并没有站在华国锋的政治对立面，就是当时的汪东兴也与叶剑英有着良好的关系。被中共官方认可，并由王震作序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再版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对此做了比较中肯的叙述。该书将当年那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描述为＂三人同心，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三人想到一块了，几经密议，制定战略决策，决意为民除害。＂
按照该书的说法，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几天里，叶剑英曾数次亲自赶到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家中密谋。听罢叶剑英与华国锋商量的计划之后，汪东兴＂不禁暗自敬佩这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的胆识和谋略＂，当即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幺领导，我就怎幺干。＂
该书作者认为：＂这位办公厅主任(指汪东兴)说的是心里话。他对叶帅是真心实意地尊重和拥护。对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他也是很敬重的。早在『四五』运动之后，他就曾向毛泽东说过『你选了一个好人』，表示『你选他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我举双手』，他也确实举了双手。在实际行动上，他像对待毛主席一样对待华国锋。当江青一伙大闹『逼宫』时，他以高度的警惕，怕有人『杀人灭口』，经常提醒华国锋注意安全，并采取措施，加强警卫。今天，在此动乱危难之际，看到叶帅如此敬重华国锋，更是衷心拥护。他感到，处置『四人帮』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如果办不成，毛泽东创建的大好江山就要被毁掉。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个人的一切只好置之度外了。
他向叶帅说：『现在虽说不是很有把握，但我坚信，只要华总理、叶副主席带头干，事情办得周密，就一定会成功』。＂
《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还就一些传闻进行了澄清。比如外界有描述当年那段历史的文章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华国锋、汪东兴两人进餐，华要汪主动多找叶帅联系，而汪似有＂难言之隐＂，觉得这些年叶帅一直对他有些看法。
对此，《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的作者反驳说：＂这也与事实相悖。据作者了解，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叶帅颇器重汪，汪对叶帅也很敬重。何来[难言之隐]？＂
这段文字除了把当年汪东兴如何受到叶剑英器重和信任的事实披露外界，似乎还有给汪东兴进行＂政治平反＂，或者说为汪东兴讨个公道说法的意图，把汪东兴对华国锋的忠心和他在＂粉碎[四人帮]＂时刻的决心，都解释成出以公心。



(14)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开始夺权
如今，中共政权在宣传邓小平时，都是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和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讨论并同意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其实，对邓小平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标志着他在组织路线上的胜利。会议过程中，邓小平取得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胜利是由他提出的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职位的动议被顺利通过。这样一来，便令汪东兴没有可能再对中办系统大权独揽。当时会议通过的中央秘书长是胡耀邦、副秘书长是胡乔木和姚依林。
在中共历史上，一九四五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曾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一九五零年十月，时任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去世，此职务空缺，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才由邓小平接替。
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新增设了中央总书记，由邓小平出任。与此同时，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已不再设立。
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是＂重新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正式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职务后，中央秘书长的职位便已名存实亡。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职位的＂重新设立＂，完全是为削弱直至完全取消汪东兴对中央办公厅系统控制权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
另外，在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还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当天，汪东兴则递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不但检讨了自己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检讨了他在＂文革＂中的错误。
可见，这个时候的汪东兴，已经不得不在党内夹起尾巴作人。而邓小平则趁热打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三中全会闭幕，三天后中央政治局便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作出了免去汪东兴八项兼职的决定。这八项兼职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党委书记，中共中央专案组组长。
当然，免去汪东兴这八项兼职的借口，并不是因为他汪东兴坚持过＂两个凡是＂，所以政治上已经不再可靠，而是借口他汪东兴既然当了中央副主席没有必要继续兼任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职位。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先把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改为文官担任，于是比汪东兴＂右＂，又比胡耀邦左的姚依林出面以中央副秘书长身份兼任此职。中央办公厅的第一副主任则为冯文彬。
但是，中央办公厅主要的三大任务，文秘工作、保卫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姚依林只能管第一项(保卫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于是，杨德中于姚依林上任的同时，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汪东兴被免去党的副主席职务后，杨德中立刻被重新任命了一次，成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自此，杨德中如他的前任汪东兴一样，全权负责整个中南海的保卫、监护，直到一九九五年江泽民用一个上将军衔从杨德中手中换走中央警卫局领导权为止，杨德中的中南海总镖头生涯持续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里，中共所有部门的干部任命中，副职虽有名次先后，但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般都已经不再使用＂第一＂、＂第二＂……的形式，唯有中央办公厅长期为杨德中保留＂第一副主任＂的称呼。
而邓小平当年之所以选中了杨德中，主要是因为当年那几个曾经担任过汪东兴副手，对中南海的警卫系统掌握得相对周全者，只有杨德中不是汪东兴的亲信。
举例来说，大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杨德中即开始在汪东兴领导下，具体参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居住地的战备工程，工程内容包括防原子工程、防化工程及防震工程、防洪工程等等，涉及地区包括中南海、西山、钓鱼台、人大会堂、京西宾馆和南苑机场等处，甚至包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在内。当年＂四人帮＂被捕后，开始几天就是被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战备设施中。
即使在北京也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市的地下信道，除了地铁，还有可并排行驶高级防弹轿车的中共领导人地下专线。够级别的中共领导人，从中南海到天安门城楼、人大会堂、钓鱼台、南苑机场等处，要想保密就不走地上。
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前夜，整个北京城交通瘫痪，除天安门广场完全被＂动暴乱分子＂占领之外，中南海四周也全无一处＂安全地带＂。当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冒着无数砖头瓦块的袭击从地面攻入北京城的同时，中南海里的中共巨头及其家属却从地下反其道而行之，一批批地安然撤退到有重兵把守的西山军事要塞。这一切，都是取决于杨德中的护驾之功。



(15)
邓小平废帝先要掌控禁卫军
杨德中与前文介绍的张耀祠一样，都是在五十年代初即奉调进入中央警卫系统的。随他们他们职务的一路升迁，中南海里一度形成了汪东兴手下张耀祠负责毛泽东警卫、杨德中负责周恩来警卫的局面。一九七四年以前，杨德中已经高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
按照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说法，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一度想安排杨德中接替汪东兴中南海大内总管的职务，因而使汪东兴视杨德中为眼中钉、肉中剌。再加上杨德中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对毛夫人江青也不太买账，在中共党内向来以＂顾全大局＂着称的周恩来于一九七四年＂铁面无私＂地同意将杨德中逐出中南海，安排为陕西咸阳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后来又担任了陕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即接受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要求，下令将杨德中调回中南海。因为这是在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平反＂并重新重用，汪东兴没有理由反对。
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共政权在人大会堂商讨如何镇压当时那场以纪念周恩来为由头的政治事件时，江青曾经大发牢骚说：＂我看中央警卫团都快成了他汪东兴的[御林军]了＂。连江青都有如此看法，可以当时的汪东兴对中南海警卫部队掌控得是多幺严密。不然当年十月发生的＂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怎幺可能那样轻而易举？对这一点看得更明白的邓小平一日不能把汪东兴对中南海禁卫军(或曰＂御林军＂)的主控权转移到自己的政治亲信手里，＂废帝＂行动就一日不敢实施。
除了汪东兴，他手下居(“粉碎[四人帮]＂之)功自傲的张耀祠和李鑫也曾是十分关键的角色。所以杨德中全面接掌中南海警卫大权后，其第一副手也是邓小平亲自挑选，此人便是曾经担任毛泽东卫士长的孙勇。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孙勇即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身份长期工作在邓小平一人身边，与王瑞林一文一武，一直追随邓小平到把他老人家的骨灰播撒到五湖四海。
曾经有人奇怪，内心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邓小平，为什么为相中曾经担任毛泽东卫士长的孙勇。这也要从江青和汪东兴的故事说起。五十年代初，孙勇其人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因为受当时担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的暗中排挤，不太得志。也有人认为当时孙勇虽然倍受毛泽东器重，但因为同江青搞不好关系才主要要求去警卫局当行政干部。毛泽东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孙勇曾因为江青太难伺候而大发牢骚。虽然孙勇当年对江青发泄不满时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他当时仅仅是因为年轻气盛，并没有想到他在毛生前对毛夫人不满的言行却能够在毛去世后不久成为证明他＂政治可靠＂、＂思想觉悟高＂的有力证据之一。
五十年代中孙勇调任中央警卫局副科长之后，毛泽东游兴大发，决意畅游湘江、珠江和长江。当时，因为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冒死进谏表示反对，毛泽东便派孙勇及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长韩庆馀(也曾是毛泽东卫士出身)先去长江试水。
据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孙勇和韩氏二人完成任务后，先向罗瑞卿等人同声表示长江不能游泳，太危险，所以罗瑞卿和汪东兴要求他们两人如实向毛汇报，＂讲真情况，不要顺着(毛的意思)说＂。两人点头称是后，接受毛泽东召见，结果韩刚说了一句＂不能游＂、掉进去＂捞不出来＂，就被毛泽东一句＂你给我滚蛋＂骂了出去。孙勇见此情景，赶紧顺风使舵，故做胸有成竹地表示＂主席，可以游＂。
离开毛泽东处后，韩庆馀抱怨孙勇把他出卖了，汪东兴也责怪孙勇不向毛泽东说实话，孙勇则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了，这有什么办法。＂类似小事，令汪东兴也越来越不喜欢孙勇。
“文革＂前，孙勇曾被安排到公安学院进修，毕业回到中南海后，他在警卫处副处长位置上坐了很多年，期间只是于＂文革＂初期应毛泽东的要求参加＂军宣队＂到大学和工厂＂支左＂，但主要职务长期未变。
一九七四年杨德中被发配陕西，与此前后，孙勇也被迫离开了中南海。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应邀访美时，孙勇以邓小平卫士长身份随同。当时孙勇刚刚从陕西流放地回京不到半年。可见，孙勇与杨德中一样，之所以被邓小平放心地委以中南海警卫大权，正是因为他们此前是汪东兴的政治对头。



(16)
江泽民上台也是先抓中办系统
在杨德中和孙勇一正、一副全面掌控中南海禁卫军的十五年里，中共高层先后经历了倒华、弃胡、废赵和倒杨等四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此间在杨德中头上挂名办公厅主任职务者，更是替换了六任，从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到江泽民时代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到本书截稿为止，曾庆红的职务虽然已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中办系统仍然还是处在他曾庆红的控制中。
众所周知，胡耀邦与华国锋、赵紫阳与胡耀邦、江泽民与赵紫阳、江泽民与杨尚昆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杨德中这位中南海的总镖头不但没有随其中任何一位党中央主席或总书记失势，反而是在赵紫阳时期得了一个中将军衔，到江泽民时期又得了一个上将军衔。在杨德中得到中将军衔时，孙勇得了少将军衔。待江泽民给了杨德中一个上将军衔时，孙勇的军衔同时也升了一格，扛上了一副中将肩章。其中原因就在于自杨德中取代汪东兴出任中南海总镖头职务后，只忠实于邓小平这位＂太上皇＂一人。以中南海副总镖头身份专门负责邓小平个人警卫任务的孙勇更不用说。
从江泽民上台之后，孙勇仍然不负责总书记那方面的警卫工作，而杨德中对江泽民表面上的忠心耿耿，其实同他在赵紫阳在位时期对保卫赵紫阳的尽职尽责，完全是基于同样一种政治思维，那就是当年的赵以及后来的江，都是邓小平指定要他保卫的对象。而江泽民也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才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经由曾庆红的一手策划导演了一场＂用上将军衔换取杨德中兵权＂的政治把戏。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江泽民在十年前正式行使总书记权力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要温家宝尽快把曾经在上海跟随他数年的贴身秘书贾廷安(相当于邓小平身边的王瑞林)的户口调往北京，人事和党组织关系转至中办系统；同时要求温家宝和杨德中为自己的贴身保镖由喜贵比照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张耀祠和如今邓小平身边的孙勇，在中央警卫局安排＂适当职务＂。第二件事情便是在他首次充当＂召集人＂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便以加强中办领导力量为由，提出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调进中南海。第三件事情则是把赵紫阳在台上时建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撤销，由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组建工作。而江泽民的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颇类似当年华国锋和汪东兴安排李鑫执掌的那个中央理论学习小组。总之，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先把中办系统抓在自己手里。
进中南海之初还要委屈在温家宝手下担任中办副主任的曾庆红，到了一九九二年底中共十四大召开后不久，即正式接替了温家宝的中办正主任一职；到一九九七年十月，更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值得一提的是，曾庆红在十四大上连个中央委员的座次都没有排上，但在十五大上却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曾庆红进入中南海之后，虽然在中办的职务直到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才被去掉了＂副＂字，但在此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身为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实际上只能过问中央其它领导人的起居住行，总书记身边的大小事务早已没有他插手的可能。
另外，江泽民贴身秘书出身的贾廷安，早已经不再具体负责江泽民的饮食起居之类，而是被江泽民安排了一个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兼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角色，军衔少将。由喜贵也早已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升格为局长，并象过去的杨德中一样，在中央办公厅兼挂第一副主任头衔。




(17)
江泽民保镖独掌中南海禁卫军
从常理上讲，中共中央办公厅不过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仅仅负责秘书、档案事务以及中央级领导人的生活安排、安全警卫等，对于党、政、军各方面，只有横向的联络、协调功能，而没有纵向指挥权。
但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决定了中央政治局甚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形同虚设，只听毛泽东一人指挥的中央办公厅便起到了代毛泽东发号施令，甚至代毛泽东监控其它中央领导人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文革＂前的杨尚昆，还是＂文革＂中的汪东兴，都是权大无比，随时＂代天子以令诸侯百臣＂，甚至＂代天子发布军令＂。
毛泽东时代，汪东兴统领的中办下属的警卫局及中央警卫团(当时对外的代号是＂八三四一部队＂更是坚决忠于毛泽东个人，所以当年的林副主席虽然把陆、海、空三军司令都抓在自己手里，仍然把毛泽东奈何不得。而毛泽东去世之后，正如前文介绍的那样，只因为统领中南海禁卫军的汪东兴只听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与华、叶二人为敌的毛夫人一伙虽然在军队里也有他们自己的代理人，仍落得个秦城监狱里打发晚年的下场。
邓小平时代开始后，倡导接班人的所谓＂集体领导＂，幕后垂帘听政者又不止邓小平一人，中央办公厅的功能与毛泽东时代已经无法相比。汪东兴交出中办主任位置后，从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直到曾庆红的前任温家宝，每届中办主任的特点一是任期较短，二是权力有限(相比于毛泽东时代的同一角色)。
不过，相比于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时代，整个邓小平时代的中办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南海＂禁卫军＂的控制权不在中办主任手中--象当年的汪东兴那样以中办主任身份兼任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部队第一把手的情况再没有出现过。
不过，无论中央警卫系统的第一把手是否还由中办主任兼任，按照中共从毛泽东时代沿续下来的传统作法，中央警卫局的第一把手应该亲自负责党中央＂一号首长＂的警卫工作。毛泽东死后至江泽民之前的三任＂一号首长＂中，从杨德中接掌禁卫军领导权的那天起，表面上还挂着党中央主席头衔的华国锋即已经成了他的政治监控对象；接下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先后都由杨德中亲自负责保卫的＂一号首长＂，变成他亲自负责监控的对象。道理就在于无论是忠实警卫胡、赵，还是严加防范胡、赵，都是小平同志的旨意。
从没有赵紫阳的落难便没有江泽民政治上出头天这一角度，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眼看杨德中在监管赵紫阳问题上是那样地忠于职守，当然十分满意。与此同时，对比杨德中＂六四＂前后对赵紫阳态度的两个极端，他江泽民便又不寒而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导致江泽民地位一度岌岌可危的那几个月时间里，他江泽民很可能是一看到杨德中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仍在杨德中手底下被严加看管的赵紫阳。
江泽民心中十分明白，杨德中自接替汪东兴在中南海里的角色之后，之所以对邓小平言听计从、无限忠于，说到底还是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因。当年他在周恩来面前尽职尽责、无限忠于职守，但周恩来在斗不过毛泽东宠臣汪东兴的时候，竟然眼看着他杨德中被发配陕西、降职使用而不予拯救。此后，要不是邓大人选中了他，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必须按照干部年轻化的原则，在区区一个副军级职位上(陕西省军区副政委)解甲归田。
所以，江泽民上台之后，很快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笼络杨德中，并在此基础上说服他把禁卫军主控权逐步转移到江泽民自己的政治亲信手中，就必须设法给杨德中一些邓小平都没有给过他的东西。
五、六十年代，杨德中做为保镖，曾数次陪同周恩来夫妇出访，但一是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二是因为地位卑微，其大名不可能见诸报端。于是，江泽民在自己第一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身份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时，不但令杨德中陪同前往真正开了一次洋荤，而且还依曾庆红的主意，为了这位中南海镖头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头衔，令他杨德中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新华社发往全世界的电讯稿上。
邓小平一九八八年主持恢复军衔制时，所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都还只能获授中将军衔，当时的中央警卫局虽然还是副大军区级，但邓小平大笔一挥，杨德中也堂而皇之地得到一个中将军衔。
基于此，江泽民借自己主持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之机，先是把过去条例中规定的大军区正职军官的＂基准＂军衔为中将一条，改为上将或中将，使得大军区正职军官获授上将军衔顺理成章。与此同时，又在军内编制上作了一番文章，将中央警卫局的规格由副大军区级提升为正大军区级。这一切运作完毕后，杨德中自美国开了洋荤回国后不久，又以七十二岁高龄，高高兴兴地扛上了一副上将肩章。如此政治赎买，令江泽民顺利把中南海警卫大权转移到了自己最信任的由喜贵手中。



(18)
亲信掌握禁卫军，试看党内谁能敌？
江泽民急于把中南海的警卫大权掌握在自己最信任者手中，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引发的政治危机之后。当时，江泽民抓紧着手进行两件大事之一便是将温家宝逐出中办，去掉曾庆红中办职务的＂副＂字；之二便是采取＂政治赎买＂的办法，令杨德中在心满意足之余逐步交出禁卫军领导权。结果，替邓小平完成了废华、倒胡、罢赵和倒杨任务的杨德中即使告老还乡，仍然还可保留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上将＂头衔直到自然寿命终止。
此后的结果是，江泽民和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投之以桃，杨德中在明白自己年事已高，实难继续恋位的前提下，也乐得报之以李。
外界已经注意到，当一九九五年江泽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第二次踏上美国国土时，曾庆红后面的那位＂国家主席特别助理＂已经不再是杨德中，而是江泽民卫士长出身的由喜贵。
由喜贵早在十四大之前即已经被安排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正式接替杨德中局长职务大概是在一九九六年初。此后，杨德中的中办第一副主任职务仍然保留。虽然不再管事，但因为他还有十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所以其中办第一副主任的职务是等到十五大召开之后才正式免除。同时，由喜贵先是在十五大上被安排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接着便在曾庆红手下兼任了一个中办副主任职务。
到此为止，中南海警卫力量的实权已经完全落在曾庆红和由喜贵手中。曾庆红中办主任的职务按照惯例早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即已正式对外公布，而没有对外公布的是，他还兼任着中南海警卫局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的头衔。自此，江泽民不但不再过多担心自己会被政治元老们在他身上重演倒华、废胡、罢赵的政治故伎，而且还成功地凭借已经完全落在曾庆红和由喜贵手中的中南海警卫大权，指挥和控制了配备给所有退位元老及在位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力量，从而可以随时防止党内潜在政治对手导演出另一种形式的宫廷政变：用＂政治局多数＂或＂政治局常委多数＂形式逼江下台。
一九九六年年中海外曾有报导说：杨德中交出警卫大权后，曾庆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以＂轮训＂的形式，将警卫局派往所有中央领导人(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的党外副委员长、副主席)身边的警卫参谋和一般警卫员轮流调回局机关接受教育，冠冕堂皇的口号是＂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重要指示＂，实际上是要求这些人不但要忠于党，更要绝对拥戴党的领导核心。
外界无法确切知道曾庆红是否会在一些江泽民不太放心的中央领导人身边安插耳目，但所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人员都已接受过曾庆红亲自主持的＂轮训＂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暗示性警告，政治局常委也好、委员也好，即使有过搞政治串联的想法也不敢轻举妄动。
前苏联党的赫鲁晓夫当年就是被党内政敌以＂政治局多数＂的形式罢黜。江泽民自逐步摆脱邓小平等政治元老对他的实际控制之后，曾对苏共执政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目的之一就是借鉴＂兄弟党＂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和华国锋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粉碎﹃四人帮﹄，令党和国家转危为安＂，关键在于中南海的禁卫军百分之百地听从他们两人的指挥--正如汪东兴在决定抓捕毛夫人时所说：主席不在了，我只听你们两位副主席的。
邓小平实际掌握了中共党、政、军大权后，之所以能够数次成功导演废黜党的(表面上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把戏--无论是废华还是倒胡，无论是罢赵还是倒杨--每一次都能够＂处变不惊＂，则关键在于杨德中在接汪东兴中南海禁卫军主控权之后，只听他邓小平一个人的。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之后，之所以也能够＂处变不惊＂，不但没有重蹈华国锋覆辙，而且还玩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大手笔--无论是攻打北京政治独立王国还是逼迫前秘密警察首脑乔石退休，无论是令一度居(八九＂平暴＂之)功自傲的李鹏俯首称臣还是本书正在详细叙述的降伏＂广东帮＂、登陆＂南中国＂，更是因为他江泽民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即已经在政治幕僚们的帮助下，以＂四人帮＂的覆灭和华国锋的倒台为历史明鉴，及早把中央警卫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杨德中的接班人是江泽民贴身警卫出身的由喜贵)，成功地打出了政治提前量。
当年，毛泽东就是因为手下有一个汪东兴再加一个张耀祠，林彪、林立果父子加上分别掌握海、陆、空军及总后勤部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居然就把他毛泽东奈何不得；叶剑英和华国锋有了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的积极配合，毛夫人江青、小衙内毛远新、上海滩造反首领王洪文等等，统统不堪一击，曾被毛泽东指定＂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事先更是完全被蒙在鼓里。如今，他江泽民把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交给自己从上海滩带进中南海的铁杆政治心腹曾庆红，把中央警卫局和总参谋部警卫局(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的掌控权交给自己的贴身卫士由喜贵，谁还敢打从内部推翻他江泽民的主意！正所谓＂亲信掌握禁卫军，试看党内谁能敌＂？




(19)
辅佐弱主不成叶剑英无功而退
回过头去再说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幕。之所以说这次中央全会不但是邓小平＂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邓小平组织路线的胜利，理由就是邓小平通过在思想路线上否定＂两个凡是＂，使得汪东兴成为这次全会的主要批判对象，并趁机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免去汪东兴同志所有兼职的决定＂，将当年毛泽东亲自交到汪东兴手中的中南海警卫和机要大权夺走。
“清君侧＂出师告捷，接下来便是汪东兴在中办和中央警卫系统的哼哈二将被迫离开中南海，李鑫被宣布接受内部批判和审查，张耀祠被宣布＂调动工作＂。
在这次全会上，叶剑英的讲话内容主要是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的问题。叶认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文革＂更是践踏法制的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制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至于应该如何加强法制，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表示如果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么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他这个人大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引述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这些主要讲话内容，是要说明如今为中共政权大力标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绩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首先应该归功于叶剑英。而叶剑英当时在恢复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的努力，是得到华国锋的大力支持的。至于叶剑英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决策方面--特别是在首倡广东省的对外开放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何都被归功到邓小平头上，后面还会详细介绍。
除了法制和民主方面的内容，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就＂两个凡是＂问题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多作表态--至少是中共的公开宣传材料中没有记载叶剑英在这两个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按照中共公开的党史文献记载，在邓小平等人就＂两个凡是＂问题对华国锋进行猛烈抨击之后，华国锋先是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随之表示将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当时的叶剑英扮演的是华、邓之间的和事佬角色。换句话说，当时的叶剑英即使对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纲的作法也不大以为然，但仍然还是要维护华国锋作为毛接班人的正统领导地位。不过，待一九八零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把汪东兴赶下台之后，叶剑英对邓小平一步步逼迫华国锋退位的行动，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总之一，一九八零年二月的汪东兴＂辞职＂标志着邓小平对华国锋＂清君侧＂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开始被邓小平逐步取代--虽然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止，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还在邓小平之前。汪东兴被迫辞职九个月之后，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逼迫华国锋宣读了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书面辞呈。
按照中共公开的党史文献的说法，邓小平第一次在会议场合表示自己＂不担任党中央主席＂，就是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其实，一度也曾想与邓小平比个高低的华国锋在汪东兴下台之后即已经彻底认输。但邓小平为了彰显华国锋下台的＂合法＂，竟还逼迫华国锋在宣读自己的辞职书前先要做一番检讨，以证明他确实是＂犯了错误＂。
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对外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之间的七个多月里，华国锋被迫对外继续以党和军的第一把手身份露面，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已经交给了胡耀邦，军委领导权更是完全被邓小平抢了过去。
后来的近二十年里，华国锋虽然身背一个中央委员名义却从来不出席会议，身边工作人员被中办安排定期一换。虽然中央对他的经济待遇确实没有减少，但终日在家藉酒浇愁的华国锋随时还是担心邓小平会进一步对他下狠手。以至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中央写一封思想汇报，一二再，再二三地向中央表示＂对自己当初的错误又有了新的认识＂。
据有关人士说：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听说赵紫阳已经被监禁，华国锋赶快写了一封支持中央＂平暴决策＂的表态声明。此是题外话。
华国锋下台后，叶剑英辅佐弱主的先帝使命亦告完成。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成员排名，依序成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叶剑英的名字仍然在邓小平之前。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序中，仍然是叶剑英居第二，邓小平居第三。但事实上自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下台之后，叶剑英便自认为他追随共产党一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结束。既然党已经不再需要他继续＂辅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经表示愿意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让给了邓小平，全身而退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20)
遭邓小平清理的最后一名叶氏亲信
总之，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会议既标志着华国锋政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元老的地位仅仅是形式而已。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被正式宣布下台后，中央军委成员及内部分工随之做出重大调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已经宣布在叶剑英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陈锡联随之大权旁落。但中央正式发出恢复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内部通知，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继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军委内部的工分仍然是由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重新出山，被恢复党、政、军三项要职之后，他在组织上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要求设立军委秘书长，并提议安排＂文革＂初即被打倒，邓小平重新出山后还没有被正式平反的罗瑞卿出任这一职务。
正像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在华国锋＂擅自＂阅兵的问题上，罗瑞卿向邓小平告状，表面上整的是华国锋，实际上也令叶剑英面子上挂不住。此二人历史上有无恩怨暂且不论，仅因为这件事情，叶剑英对罗氏的不满，可想而知。
说来事情凑巧，就在邓小平依重罗瑞卿整顿军队组织系统时，罗氏刚刚协助邓小平处理完阅兵事件后，便因为去西德治腿疾死在了手术台上。于是叶剑英提议让自己喜欢的耿飙出任军委秘书长。邓小平一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对，只好暂时委屈求全。这便决定了耿飙成为中央党政军系统中的叶氏亲信中最后一个被邓小平清理出局者。
当年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直接参与抓捕毛夫人及死党的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关键时刻立下功劳的还应该有耿飙和迟浩田。
当时，叶剑英和华国锋考虑到被毛夫人死党张春桥、姚文元牢牢掌控的文宣阵地至关重要，必须在对毛夫人等采取抓捕行动的同时，把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夺到自己手里。而电台和电视台在这种时候又比报纸更为重要。于时叶剑英想起自己的老部下耿飙，立刻向华国锋保荐。
耿飙对叶剑英的追随主要是从中共建政前夕开始的。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令耿飙被安排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直接接受担任北平军调处中共方面总代表叶剑英的调谴和指挥。
中共建政后，耿飙先是从事政府外交工作，自一九六三年开始担任党的对外联络部部长。
临危受命的时候，耿飙没有半句推辞和犹豫，按照叶剑英的安排，顺利接管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属下的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当时，耿飙早已经不在军队里担任任何职务，但叶剑英和华国锋委派他前往接管广播、电视系统时，特别安排了北京卫戍区的一部分部队交给耿飙指挥。
接受命令时，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华国锋非常关切地问耿飙是否需要带枪？耿飙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师长，表示既然已经有支部队让他带着，枪就不需要了，但需要华国锋的一纸手谕。一九七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叶剑英力主保荐的耿飙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亦被定内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叶剑英的这一人选，华国锋当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也更使得日后的邓小平一朝权在手，便要千方百计逐耿飙出局。
罗瑞卿不幸在西德去世后，根据叶剑英的提议，耿飙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一月十日被宣布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同年十一月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制度，在中央委委常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会议主持人为耿飙。
在正式对外宣布华国锋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夜，实际上已经主持了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军委内部的调整，并特别说明要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再正式对外宣布。调整后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排序是：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排在邓小平后面的四位帅，身体一个不如一个(后来他们中间熬得年头最长者也先于邓小平之前数年辞世)，军委日常工作怎幺可能指望这四位老帅集体主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这位军委主席之下，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便非同小可。而邓小平当然比局外人更明白这一点，所以赶在自己正式被宣布接替军委主席职务后没有几天，便于当年七月十日正式宣布增补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同时亦宣布由杨尚昆接替耿飙的军委秘书长职务。



(21)
叶剑英亲信耿飙一度位高权重
杨尚昆取代了耿飙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后，耿飙仍然还是军委常委。但杨尚昆担任军委秘书长三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又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宣布，由杨尚昆取代耿飙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耿飙已经被安排接替了徐向前的国防部长职务。当时，外部评论界曾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政权是要恢复＂文革＂前的国防架构，耿飙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和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数职，再加上一个国防部长，其工作分工和在党、政、军内的职务分布，很有点象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的彭德怀。
谁知道，邓小平当时建议安排耿飙接替国防部长职务，不但不是要让耿飙成为一九五九年之前的彭德怀，而且是要让国防部彻底成为一个为了应付外事需要不能取消，但与军队实际权毫不沾边的纯摆设性的机构。
安排杨尚昆接替军委秘书长职务时，邓小平的理由是耿飙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防部长，工作重点将主要放在军事外事，以及军队与政府工作协调--诸如复转军人安置等等方面。
无论耿飙当时心里怎幺想，表面上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再者，因为他在建国前夕参与北平军调部工作，以及中共建政之后长期从事政府外交和党际外联工作的经历，邓小平提议安排他主持国防外事工作，理由确实也十分充足。
更令人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成功夺走了耿飙军委秘书长职务以后，国防部长的职务邓小平也不愿意让他坐得太久。
一九八二年五月，耿飙的副总理职务被免除，改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耿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也没有了，代之以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当年十一月，耿飙的国防部长职务被刚刚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的张爱萍接替。与此同时，张爱萍又被增补为国务院国务委员，这意味着耿飙的国务委员职务也将不保。
一九八三年六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耿飙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式退居二线。
至此，中央军委成员内再无一个称得上是叶剑英政治亲信的人物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九八三年正式＂退居二线＂的耿飙被早早削去军权，并非因所谓的＂年龄问题＂。一九八一年被免去军委秘书长职务时，耿飙虽然也已经七十有一，但当时接替了秘书长职务的杨尚昆当时已经七十有三，比耿飙还年长两岁。而且，杨尚昆接替耿飙军委秘书长职务后，又为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一年整整，直到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前夜江泽民导演的＂倒杨＂事件发生。
另外，耿飙七十一岁时被剥夺军委秘书长职务，若被说成是什么＂健康原因＂，也没有道理。当年接替他军委秘书长职务的杨尚昆一九九八年已经去世，而到本书截稿为止，耿飙仍还健在。
到耿飙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被杨尚昆取代后，邓小平基本完成了他整个军队系统的人事调整。
但是，由于杨尚昆从无军功更无军衔，所以邓小平从重用杨尚昆那天开始，即得罪了一大批军内将帅。特别是以取代了耿飙国防部长职务的张爱萍上将为代表的原解放军三野出身的一批老将军，从来不避讳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杨尚昆的反感。这也许是张爱萍的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只坐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原因之一。而张爱萍等人与杨尚昆之间的宿怨，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杨家将＂落马，才告一段落。
因为杨尚昆的从军史只是军队政治工作，而随杨尚昆跃升的他的胞兄杨白冰更是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许多军内老帅自然不会服气。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又安排刘华清任军委副主席，而刘华清虽然资格甚老，但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全部经历都是军队政治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话，当时整个军委班子的主要领导人居然没有一个是有过领兵打仗经历者。为此，许多颇不服气的老军头鉴于邓小平本人也是军队＂政委＂出身，所以便讽剌＂邓政委主军只用文官不用武将＂。
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前夜倒杨成功后，随之重新组成的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内，增加了副主席张震，以及总参谋长张万年等人，＂邓政委主军只用文官不用武将＂的时代才算结束。此乃后话。
一九八三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耿飙的名字在众多人大副委员长中名列第三，除了陈丕显和韦国清，耿飙名列王任重、赛福鼎、叶飞、廖汉生、韩先楚(一九八六年十月去世)、黄华等众多党内副委员长之前。但五年之后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韦国清、塞福鼎、叶飞、廖汉生等党内副委员长均被安排继续留任，耿飙的名字却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此之前他又＂当选＂了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但却从此深居简出。原因就是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曾经因为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擅自表态＂，被邓小平公开臭骂了一顿。
早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即已经在深圳公开曝光的，由解放军＂红一团＂为基础组成的驻港步兵旅，曾经特别向香港媒体介绍了该部队曾经培养出众多的共产党第一代将帅的光荣历史，却单单没有提到曾经担任过＂红一团＂参谋长的中共前国防部长耿飙。原因就是耿飙是中共元老及现任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公开表示过中共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之后不会在香港驻军的人。



(22)
叶剑英曾经反对香港驻军？
事情发生在一九八四年上半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一家大报注销耿飙的谈话，表示＂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
耿飙的这番话是头一天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湖南小组讨论会时说的。当时，他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手下的副主任委员和委员、顾问包括了宦乡、符浩、曾涛、楚图南、王国权、王炳南、区棠亮、张致祥、黄镇、张香山、宋之光、李超然、郑为之等一批中共老一代的政府外交官或党的外联部门的重要干部，甚为港、台政界及新闻界所重视。再加上耿飙曾经主持过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担任过国防部长之类的经历，他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表态自然会被认为＂非常权威＂。所以这则报导一时间引起了香港人的雀跃欢呼、拍手称贺。
谁知没过几天，邓大人即为此专门招见在京采访人大、政协会议的港、澳记者，把耿飙臭骂一顿不说，还稍带上了并未在香港驻军问题上讲过话的黄华，要求港澳记者为此事＂辟个谣＂。从此，耿飙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被终止。虽然此后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没有被马上解除，但惧于邓小平的淫威，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人再敢让耿飙＂随便乱讲话＂了。而人大常委会本来就是一个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能对外随便讲话的耿飙从此以后的政治处境和心情可想而知。
翻翻中共历史，即使是政治行为最为霸道，动辄置人于死地的毛泽东，在批评党内干部时还要考虑个＂内外有别＂。直到现在，大陆一些公开宣传材料中，对许多曾经追随过林彪、＂四人帮＂，或曾经倡导＂两个凡是＂的前任党的领导人，除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最近几年被指名道姓的机会多了一点，一般都不直接点出其名批判。比如对陈永贵、对陈锡联、对纪登奎等，都是这样。甚至对吴德都很少有公开文章点名。而邓小平当时特别召见境外记者痛斥共产党的在位高级领导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另外，大陆出版的一些吹捧邓小平的文章、书籍，都把老邓骂耿飙的事情大肆渲染，弄得耿飙的家人都抬不起头来。
更有甚者，大陆那些吹捧邓小平的文章，都把他公开责骂耿飙的行为当成一种＂政治开明＂的表现描述，大加赞赏。但事实上，正因为邓小平开了这一恶劣先例，中共所有领导人在对外发言时，个个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而这种现象的直接危害就是令中共在对外、对台、对港澳的问题上，许多本来不应该被动的具体问题，都被搞得被动万分，原因就是无人敢说话，更无人敢作主。此乃题外话。
而正是这位曾因为公开表示中共不会在香港驻军而广受港人欢迎的耿飙先生，历史上曾经担任过如今驻港部队步兵旅之前身＂红一团＂的团参谋长，当年曾协助时任团长杨得志，共同指挥部队，担任中共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开路先锋。
如今，曾为共产党立下赫赫战功的耿飙先生就是因为一句香港不驻军而在党内身败名裂，无人理会，但却恰恰是他当年指挥过的老部队被选中担负香港驻军任务，岂不是莫大的讽剌。
当年耿飙因为老邓一句臭骂被政治冷冻以后，中共外事系统即有传言说：其实当时中共内部对香港＂回归＂后是否派解放军进驻的问题，确实存在争议。
即使在被邓小平臭骂以后，耿飙还曾在内部多次表示，既然是港人治港，待香港回归后只宣布中央政府保留随时向香港驻军的权力就行了，只要香港能够继续保持和平和安定，就没有必要真把军队派进去。在宣布保留解放军随时进驻香港的权力时，应该特别说明，如果香港回归以后，港内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或遭受外敌威胁，便是中央政府派进军队之时。
耿飙的这一动议当时也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当时邓小平、陈云等元老都没有没有对此问题有过正式说法。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共高层已经决定要在九七年向香港派兵，耿飙再大胆也不敢公开在人大会上公开作出未来香港不驻军的表示。
另外，耿飙因为香港驻军问题遭到邓大家长公开指责之后，广东方面更有人认为耿飙当时之所以敢向香港记者表示九七后无须在香港驻军，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在内部议论此事时，叶剑英有过类似的表示。也就是说，耿飙不过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场合向香港记者传达了叶剑英的意思罢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除了叶剑英，当时还有主管外事工作的领导人比如吴学谦等，均认为保留随时派驻军队的权力，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真正派军队进入，是最明智的统治香港的手段。
对此，邓小平或许是自己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并未反对这种意见。



(23)
香港驻军体现邓小平一言九鼎
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士甚至认为，假如耿飙没有急于把＂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的说法公开端出，邓小平在此之后很可能会非常慎重地再考虑一下是否需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假如这一分析成立，那幺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有意安排在接见港澳记者的场合对耿飙在这香港驻军问题上的表态＂辟个谣＂，关键出发点是气愤＂我这个中央军委主席还没有考虑成熟，你耿飙有什么资格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轻易对外作出如此肯定性的表态？＂
可见，当时的邓小平很可能是猜想到了耿飙被他夺走军委秘书长职权后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特别对港澳记者表示：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我本人及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它人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
这话的意思是，就连当时被推到党总书记位置上的胡耀邦，以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排名他邓小平之前的叶剑英都成了所谓＂其它人＂，在香港问题上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如果说胡耀邦被推到党主席(十二大后改称总书记)位置上的那一天就扮演的是＂儿皇帝＂的角色，那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完全不把政治局常委排名在他之前的叶剑英放在眼里了。
当时邓小平还怒气冲冲地补充说：＂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个消息，没有那幺回事。＂
我们不妨假设当时的邓小平内心已经倾向于如果香港回归后不出乱子的话，中央政府可以暂不派军队进入的意见。如果这种假设成立，这种给香港人吃颗政治定心丸的偌大＂人情＂也必须由他邓小平去奉送。而此话由耿飙的嘴里说出来，他邓小平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一言九鼎的无上权威，也要以＂辟谣＂的形式加以否定。
记者离场后，邓小平又对身边人士补充说：＂应该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等到乱了再派军队，就不同了。＂邓小平的这番话是否有道理，特别是＂不出现(乱子)才怪＂的说法是否有些过于武断暂且不论，但他的这番话证明党内确实有人提出过没有＂乱子＂的情况下可以不派军队的意见。
此事件发生后，邓小平才知道此前几天接受过香港记者采访的黄华并没有就香港驻军问题表态，于是他藉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时，故作轻松地说了句＂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香港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言下之意，谈过香港驻军问题的只有耿飙，所以就应该当众骂他。
如果说前文介绍过的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被邓小平一个个逐出中南海，都是因为他们＂顽固坚持『凡是派』立场＂，逆历史潮流而动故罪有应得的话，那幺思想比较开放的耿飙恰恰不属＂凡是派＂之列。
毛夫人及其同伙后下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耿飙已经奉命占领了广播、电视系统，华国锋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曾经安排耿飙主持过一段时间的中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但没有正式任职。在这段时间里，宣传系统发生的最大事情莫过于＂两个凡是＂口号的推出。不过这个口号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时候，耿飙就曾经表示过反对，汪东兴拍板发表时，耿飙更是完全不知情。仅有这一个事例，便足可说明他耿飙在思想路线上根本不属于＂华国锋及汪东兴一伙＂。
所以，虽说＂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共产党，但追随叶剑英和华国锋在这场事件中立了头功的人真的是个个没有好下场。如果说还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当时被华国锋和叶剑英派去接掌《人民日报》的迟浩田。
正如前文所说，无论是发动一场宫廷政变还是粉碎一场宫廷政变，及时掌握媒体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首先控制电台和电视台又比控制报纸重要。由此说来，如果对＂粉碎『四人帮』＂的功臣们论功行赏，耿飙无疑是排名迟浩田之前。
当然，迟浩田成为＂粉碎『四人帮』＂功臣中唯一一个在邓小平时代受到政治重用者，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是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上比汪东兴、李鑫、张耀祠和耿飙起到的作用轻微，而是因为迟氏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之后不久被提拔为副总参谋长，便是邓小平点的将。
而邓小平之所以对迟浩田那样看好，又是邓办主任王瑞林引荐的结果。迟浩田与王瑞林有同乡之谊，少年时代即在家乡的＂儿童团＂里共享一把红缨枪为当地的八路军抗日政权站岗放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倒杨成功后，一度并没有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安排迟浩田出任军委副主席。直到一九九五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迟浩田才如愿当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新提拔的张万年必须排名在他之前。与此同时，邓办主任王瑞林也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身份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所以当时曾有内部人士讽剌说，江泽民刚刚从军委内赶走了同胞兄弟，如今又被迫安排进去了一对拜把兄弟。同胞兄弟指的是杨尚昆和杨白冰，拜把兄弟则指的是迟浩田和王瑞林。
总之，当年在追随叶剑英和华国锋参与＂粉碎『四人帮』＂事件的人，唯有迟浩田原本就是邓小平的心腹爱将，所以到了邓小平时代以后，也只有他的政治下场与众不同。



(24)
何人反对"过高评价"叶剑英？
按照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二年活动实录》一书中的说法，邓小平就香港驻军问题向港澳记者痛斥耿飙之后，耿飙作了"自我批评"。当初苏振华因为海军事故被邓小平责骂后，特别跑到西山叶剑英帅府上诉委屈，说到伤心处，这位替共产党戎马倥偬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军上将在元帅面前居然像小孩子一样哇哇痛哭。不知耿飙被邓小平在港澳记者面前痛斥后，是否也曾到叶剑英那里诉过委屈。至于叶剑英本人，一方面是基于"眼不见心不烦"的考虑，一方面也是自知来日无多才对自己的家乡更有感情，当时他已经离开了北京那块政治是非之地，躲到广州颐养天年。毫无疑问，叶剑英当时的从中共权力核心层全身而退，也还有身体方面的原因。有公开报导记载的是，本来应该在一九八三年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推迟到当年六月才召开，原因有二，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身体不好，二是因为叶剑英无法继任而导致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人事安排问题令中共高层伤透脑筋。待一九八三年六月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时，叶剑英身体状况持续不好，整个会议都是由叶剑英的接班人，以及在此之前已经被增补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杨尚昆操办。第六届全国人大开过之后，叶剑英身体情况稍有好转，出席了一九八三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但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叶剑英即再没有在党、政、军重要会议场合露过面。是次会议的公报中出特别说明"叶剑英因病未能出席"。叶剑英病重时，薄一波前往探望时，曾给叶氏子女们写了如下两句话："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对叶剑英大加称赞。此两句诗文是当年中共先驱李大钊死后，高一涵为他写的悼词中的两句。一九八九年八月，薄一波又在纪念叶剑英的专文出突出写出了这两句，文章刊于《人民日报》。薄一波透露说：这篇文章发表后，总的反映较好，但也有人说中文引用的高一涵评价李大钊的那两句话，用在叶剑英身上，"评价太高"。那幺，如果不是邓小平、陈云这级人物，谁有资格，并敢于口出狂言指责薄一波对叶剑英的"评价太高"？同时，薄一波为什么在叶剑英去世几年之后突然发表一篇对叶剑英"评价太高"的文章，而且发表的时间并非与叶剑英有关的什么"纪念日"。显然，薄一波当时是在藉自己的署名文章发泄中共对叶剑英的评价"不够高"的不满。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邓小平在表示向江泽民等人"正式交权"的时候，为了对他连续废掉两任总书记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共产党执政后虽然屡犯错误但仍不失"伟大、光荣、正确"，搞了一个所谓的"三个领导集体"的划分(也就是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之后的三个时代的划分)，即毛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代；邓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代和日后的江集体时代。邓小平在解释他的这一划分办法时，特别强调华国锋不算，因为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的这一说法在党内传达后，立刻引起议论纷纷。客观地讲，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至今的四十多年历史中，毛时代和邓时代中间确实还有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时间短暂，满打满算只有两、三年，但时间再短也是客观存在。中国封建朝代中也不乏有短命王朝，重要不重要另说，但在历史书上总不能一笔勾掉。无视华国锋时代等于否定叶剑英从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驾崩那天起，到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二次复出，中间是十个月的时间。从邓小平二次复出到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中间又经过了四年时间。现在，中共的宣传习惯上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标志。事实上，从
这个时刻开始，华国锋的实际权力也确实已经被邓小平夺走。那幺也就是说，邓小平自己也不敢讲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是他邓小平在实际主政。这一来，所谓三个领导核心时代的划分实际上是将毛时代和邓时代中间的二十五个月时间视而不见。而这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是叶剑英辅佐华国锋执政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短暂，但期间却发生了中共执政史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将毛泽东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成员逮捕下狱。从这个角度讲，否定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自然也就否定了叶剑英在这段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所以，邓小平的所谓三个领导核心时代的划分即使套用中共信奉的"唯物史观"，也是荒唐到了极点。想当年毛泽东主修中共党史(中共执掌大陆政权之前的二十八年)时，对所谓"遵义会议"之前的那段时间虽然基本上从路线错误角度否定，但起码还承认那个时代的客观存在。另外，邓小平用一句"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否定华国锋所代表的时代，更是毫无道理。无论是站在分析共产党党史的角度，还是站在客观书写和总结中国当代史的角度，都应该承认逮捕"四人帮"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的标志。就如同邓小平上台后倡导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历史一样，逮捕毛夫人江青等人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都是要被重书一笔的。所以，要评价华国锋及他代表的那个短暂时代的历史地位的话，逮捕"四人帮"就是最大的"独立的东西"。反之，站在批判和否定华国锋的角度，也不能在总结历史时因为他提出了错误的"两个凡是"便在历史划分上勾掉这个时代。就如同毛泽东搞了"文革"，"文革"仍必须是史书中重笔特书的一个重要时代一个道理。



(25)
广东对外开放是叶剑英力主
当然，无论是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还是如今的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有必要提及叶剑英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推崇他＂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粉碎『四人帮』＂事件刚刚完成时，叶剑英对这场事件的说法是＂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以邓小平片面强调叶剑英一人对于这场事件的＂决定性＂作用，目的之一便是彻底否定当时华国锋的政治存在。
除了邓小平，自一九八六年叶剑英去世以后，中共官方宣传材料对他的肯定性评价，也一直都局限在粉碎＂四人帮＂上面，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历史，无论是倡导改革开放，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还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统统都算在了邓小平一人的功劳簿上。
如果把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之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话，到一九九八年年底，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按照江泽民的说法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如此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叶剑英，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充其量不过扮演了一个邓小平领导下的＂支持＂者的角色。但事实上当时的叶剑英不但表面职位在邓小平之上，在具体决策的制定上至少也还握有与邓小平同等重要的拍板权。换句话说，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有些是邓小平主动提出之后，获得叶剑英的首肯才得以通过并贯彻落实；有些则是叶剑英与邓小平共同决策。
谁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又始自当时由万里领导的安徽省(赵紫阳领导的四川省的农村改革比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农村改革还要稍晚一些)。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以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标志。而广东经济特区政策，也并不是像某首政治＂流行歌曲＂里歌颂的那样，由一个矮个子老人站在在广东省地图前面，随手在靠近香港的那一块＂划了一个圈＂便得以实行。
一九七八年四月，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当时的广东省第一书记为韦国清。八个月后，韦国清不再担任广东省领导职务，习仲勋改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习仲勋比邓小平整整小十岁，但在中共建政之初时已经同邓小平级别相同，与邓小平分别主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南局。一九五四年邓小平上调北京的同时，习仲勋出任国务院秘书长，一九五九年又被安排为副总理，但不久即被康生诬陷而倒运，直到＂文革＂结束。
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也是刚刚被＂解放＂出来的杨尚昆被安排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此二人主政广东时间不是很长，但在他们两人的主导下，广东省的开放改革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杨尚昆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讣告中总结杨尚昆在广东工作的那段历史说：＂他思想敏锐，勇于进取，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竭尽全力贯彻执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参与领导广东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使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和示范区，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段回顾历史的文字首先一个前提是把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也就是华国锋还担任着党、政、军三个一把手职务的一段时间内的党中央，也说成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为杨尚昆在广东工作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零年底，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里，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仍然还是华国锋。另外，当时党内和军内的二把手也不是邓小平，而是叶剑英。换句话说，虽然当时的华国锋已经一天比一天傀儡，但当时这位政治＂木偶＂后面的第一操纵者应该是叶剑英，而不是邓小平。
依笔者之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时代，应该是从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同时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算起。从这时起，虽然邓小平党内副主席的排名仍然在叶剑英之后，但他已经接替了华国锋的军委主席职务，在中央军委成员中排在叶剑英之前。也就是说，从这时起的邓小平，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并且以＂枪指挥党＂的形式，使自己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背后的首席操纵者，叶剑英则自动闪开，冷眼旁观。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既然已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同时又要把倡导改革开放的功劳全部归于邓小平一身，于是便不顾历史事实，硬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邓小平接替中央军委主席的两年时间，也算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时代，唯一的依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实行了邓小平的主张。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主张的提出的推行，邓小平虽然功不可没，但无论是当时的叶剑英还是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所贡献的。
另外，前述纪念杨尚昆的文字中，虽然肯定了杨尚昆在广东工作期间对试办经济特区的领导和参与，但却没有提及经济特区诞生的过程。事实经过是，一九七九年夏天，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半年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前后脚到了广州。习仲勋和杨尚昆前往拜见并汇报工作，席间提出对广东应该实行一点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的要求。叶剑英听完之后立刻表示非常感兴趣，当场与邓小平研究了如此施行的可行性，并立刻要求习、杨二人尽快拟出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文字条例呈送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次年，叶剑英又专程至深圳和珠海视察，在那里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回到北京后，叶剑英于一九八零年八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26)
对外开放并非邓小平一人之功
由此可见，当年广东省之所以成为中共政权对外开放的窗口，至少应该被说成是叶剑英和邓小平共同支持、决策的结果。若按照广东省人士的说法，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实行的一些开明政策，事实上都是叶剑英在中共建国之初回到家乡主持工作时就已经提出过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的《炎黄春秋》月刊有一篇文章叫《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作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校长、教授张江明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子健。
两位作者认为，历史证明，建国初期，叶剑英和方方(当时在广东担任叶剑英副手，后文还有详细介绍)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他们当时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正确而深刻地分析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提出一系列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不仅在五十年代对实行土地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今天，对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大意义。
两位作者还认为：＂事实上，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其中也包含了对叶剑英、方方当年的正确思想认识在内。许多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要是当年按照叶剑英、方方同志的意见做，广东的建设肯定会更好！』可惜，我们为取得这种正确的认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沉重了！历史走了一个长长的过程，又回到原来认识的起点上。＂
除了叶剑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共产党决策核心层内也并不是仅仅邓小平一人倡导对外开放，更不是他邓小平＂力排众议＂，顶着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的政治压力才促成了此事。
事实恰恰相反，华国锋自己的党、政、军三个一把手还处于有职有权的那段时间里，在引用国外资金和技术方面，是表现得非常坚决和积极的。
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谷牧回忆，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他带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中有六名省、部级干部，走访了上述国家中的十一个城市，大开眼界。
谷牧一行回国后，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前后讨论了二十多天，总结中共政权建政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的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情况和他自己的看法。
在此前后，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回国后，提出要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华国锋在听取这个小组的汇报之后立刻表示＂总体同意＂，而且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正是根据华国锋这句＂说干就干＂的指示，才有了宝安、珠海方面的积极行动，才有了交通部招商局先下手为强，搞成了蛇口工业基地。说起来，这还是在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广东听取习仲勋和杨尚昆的汇报，表示支持广东搞＂特区＂之前一年的事情。而在这件事情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之一，一向被视为保守派的李先念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九九九年初，《中华读书报》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国门是怎样打开的》的文章，比较详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事实。文章一开头便写道：＂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
作者在这里特别用＂一些＂，有别于中共一般宣传品中，将倡导对外开放的功劳归于邓小平一人。
该文作者虽然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访问日本，以及三个月后访问美国后对资本主义的称赞，但随即特别说明，事实在邓小平访问日本和美国之前，＂中国的最高层(已经)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被派往国外。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方面，华国锋也很坚决、积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按照中央的意图负责这项工作。＂
这里用一个＂也＂字说明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颇有一点要在澄清历史事实上的基础上为华国锋讨回政治公道的意味。
另外，这篇文章中说的＂中国的最高层＂也好，＂按照中央的意图＂也好，都指的是当时＂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而不是所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本书完稿之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说：该书全面反映了二十年广东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记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先走一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在广东的重要活动和指示，以及创办经济特区等重大事件等。意思是＂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决策的。原因就在于如今中共的官方宣传无论如何大捧特捧邓小平，也只能把＂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开始时间界定为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次全会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只能回避。好在已有《中国国门是怎样打开的》一文，以当事人谷牧的回忆为主线，所叙述的那段＂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的经过，完全是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最需要指出的是，谷牧透露的当年根据华国锋＂说干说干，把它办起来＂的指示，把对外开放的试点地区界定在宝安和珠海一带，显然已经为后来的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可见，特区的兴办并非那首政治流行歌曲里唱得那样：有一个老人在地图上(漫不经心地)划了一个圈……
严格地说，这个＂圈＂最初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标示给华国锋看，随即由华国锋以党、政、军一把手身份＂一锤定音＂。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在省纪委第二次会议上讲话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小平同志亲自耕耘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倾注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
这段评价显然是有欠公允。无论如何也应该承认，在广东省的对外开放问题上，叶剑英也好，华国锋也好，李先念也好，都是起到过积极推动作用的。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华国锋、李先念等人推动广东省的对外开放之初，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就是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之前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时代。



(27)
邓核心之前还有一个叶核心
谷牧在华国锋时代是国务院的经济主管之一，与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私交也非常好。正因为如此，他也同耿飙一样，在华国锋下台，叶剑英不再问政之后即刻遭到邓小平的政治排挤。
一九八零年二月恢复成立中央书记处时，邓小平属意的万里、胡耀邦、胡乔木等都被如愿安排进去，其中的谷牧则是叶剑英力荐。当时的谷牧已经担任了五年副总理。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要求谷牧离开国务院副总理岗位，降半格改任国务委员。被邓小平重用而留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姚依林，虽然一个比谷牧年轻两岁，一个比谷牧年轻三岁，但至少姚依林从身体角色远不如谷牧能够胜任副总理职务的＂日理万机＂。如今谷牧仍然健康地活在世上，姚依林却已经去世数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八五年九月，谷牧被邓小平要求从中央书记处中辞职，说的是从干部＂新老交替＂的角度考虑，但当时继续留在中央书记处里的余秋里与谷牧同龄，邓力群只比谷牧年轻一岁，万里和陈丕显也不过比谷牧年轻两岁。之所以会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谷牧是叶剑英的班底。
前文提到的薄一波在一九八九年八月曾推出一篇纪念叶剑英的文章，对叶氏大加称赞，其中虽然没有提到叶剑英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起到的重要决策作用，但字里行间似乎流露出了邓小平划分中共执政史的不满。
当然，薄一波除了与华国锋有同乡之谊，在政治上犯不着给华国锋翻案。但是，他显然是认为如果对华国锋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视而不见，也等于是否定了叶剑英在中共党史上立下的最大一功。
其实，就在薄一波这篇文章出笼前后，一些中共元老子女都在私下里议论：既然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总书记的时代都被你邓大人划归为你邓小平实际领导的时代，那为什么不把华国锋接班的时代划归为叶帅实际领导的时代？
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笼的文章中，薄一波评价粉碎＂四人帮＂那段历史时，还只是说叶剑英与华国锋一道，但在近两年出笼的谈话记录中，则特别强调了叶剑英在这场斗争中＂是核心人物＂。言下之意，在你＂邓核心＂之前，＂毛核心＂之后，还有一个＂叶核心＂时代。显然是在表示邓小平三个核心时代的划分既不合理，更不公平。就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门的一些老专家，也对邓小平的这种划分私下表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既然能对毛泽东＂三七开＂，为什么当年敢于拿＂四人帮＂开刀的华国锋连个＂五五开＂都不给？
更有一些大胆的党史界人士在他们正在撰写的党史著作中特别强调：没有当时实际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剑英支持，华国锋可能很快会败在＂四人帮＂手中；但同时，如果没有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当时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下决心与江青等人＂拼个你死我活＂，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个没有引起政治评论家们注意的细节是，当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叶剑英拥立华国锋党内＂称帝＂的成功，中共宣传材料中的统一提法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或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来的邓小平在划分中共执政史三个时代时，一是用一句＂华国锋不算＂，否定了中共执政史上还有一个＂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时代；二是在他邓小平发明的三个时代划分的定义上，不再使用＂首＂字，代之以＂核心＂两个字。
简单看上去，＂首＂字与＂核心＂无大区别，其实不然。
“首＂者，第一或最高的意思。当年之所以可以使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提法，是因为人家华国锋当时确实是党、政、军之＂首＂。而邓小平实际主政的那段时间里，他老人家实际扮演的是＂垂帘听政＂的角色，从未担任过党和政的第一把手。虽然担任过十一年时间的军委一把手，但从＂党指挥枪＂的角度，他邓小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这位军委主席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之＂首＂。
“首＂字不能用，代之以＂核心＂二字，解释起来可以灵活一些。＂核心＂者，＂主心骨＂也。自然可以被理解为＂幕后拿主意＂的人，或者是为台前表演的人＂撑腰＂的幕后人物。
就是因为他邓小平在定义自己＂垂帘听政＂时代时，没有办法用＂首＂字，所以在定义江泽民接班之后的＂新时期＂时，也逼着人家随他邓小平使用＂核心＂两字，而不准使用＂首＂字。其实，定义如今的江泽民--或者说邓小平去世之后的江泽民时代，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定义，反而不如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更为准确。与华国锋相比，他江泽民如今也是党、政、军三个一把手集于一身。＂一把手＂当然是＂首＂。更何况华国锋为＂首＂的那段时间里，始终有一个＂先帝＂时代的老臣叶副主席在幕后鼎力辅佐他这位华主席，而如今的江泽民真正是在独自理政。
这样分析起来，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段时间，就更应该被界定为＂以叶剑英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时代。
不过，邓小平的所谓中共执政史上三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接班的时代)的划分，是在叶剑英去世之后数年才提出来的。虽说从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邓小平已经实际上位居党内首席元老的地位；虽说自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他邓小平已经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用枪指挥党，但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为止，叶剑英的党内排名一直都还在他邓小平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对外声称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
体＂的执政时期，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
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中共公开宣传文章里，一般都是把毛泽东去世之后＂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共政权新时期的开始。




第三章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政治交换



(1)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中仍然特别说明＂叶剑英因病未能出席＂。同时，会议公报中还有一项特别内容：全会给叶剑英和黄克诚写了致敬信，在他们因为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时候，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两天后，中共中央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宣布叶剑英等人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不再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月前刚刚被安排为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长子叶选平、半年前已经由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位置上升任兵器工业部部长的叶剑英长婿邹家华，均在这次会议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在此之前的中共十二大上，叶选平和邹家华仅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
平心而论，无论是邓小平、陈云，还是彭真、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党内一级元老的子女们，从革命资历角度与叶剑英的后代叶选平、邹家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叶选平说起来是中共政权的＂抗战干部＂，一九四四年即正式参加工作。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出世的那一年，叶选平和邹家华分别在中央军委工业局及淮南新四军军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的后代与邓小平子女年龄相仿，当然也无法与叶选平和邹家华攀比政治资历。
再者，当时名列干部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的另一党内元老李维汉之子李铁映一九八二年与叶选平和邹家华同时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五年九月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同时成为中央委员。李铁映的党龄比叶选平和邹家华整整晚了十年。
如此比较一下，就应该承认当时的叶选平和邹家华实在算不上什么＂直升飞机干部＂。但是，就因为在正式宣布叶剑英退出政坛的同时，叶氏家族的第二代同时被安排了两个中央委员，仍还是引起了党内的普遍关注。比如有那幺几位一心要当好＂红色接班人＂，但因资历甚浅暂时未被安排高级领导职务的元老子女，便私下议论叶家后代一次出了两个中委，肯定是邓小平说服叶剑英同意退位的交换条件。
如果说当时的叶剑英与邓小平之间有交换条件的话，那幺叶剑英付出的代价并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名字从政治局常委名单里剔除，而是他给自己晚年的政治定位以＂辅佐弱主＂为己任由于邓小平的原因而功不成、名不就，甚至还要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把追随他叶剑英的一票人马逐一赶出政坛或逼迫＂退居二线＂。在此前提下，邓小平默许给他叶剑英的政治交换条件，则不仅仅是让他叶氏后代一家占了两个中央委员名额；也不仅仅是情愿安排只有数年军龄的叶剑英次子叶选宁独掌总政联络部，并使自己的子女甘居其下；而是同意把他叶剑英的家乡广东省，交给他叶家后代治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本书下面一章所要介绍的：广东省何以成为邓小平时代的＂南中国＂。本章则侧重介绍叶剑英的长婿邹家华在中共政坛内的特殊地位，以及叶剑英次子叶选宁如何成为中共＂太子党＂成员们的＂精神领袖＂。
叶剑英女婿与李鹏是昔日同窗
一九九一年四月四日，叶选平被增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四天以后，他的妹夫，叶剑英的长婿邹家华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与朱镕基一同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没有多久便被指定＂协助国务院总理李鹏主管经济工作＂，俨然一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角色。但就是因为朱镕基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仅仅被安排了一个?在此之前仅仅是一个省、部级干部，所以直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邹家华的国务院副总理排名都在朱镕基之前。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之后至次?基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邹家华只被安排为是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朱镕基的排名自然要换到邹家华之前。在一九九三年?基正式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邹家华位居其后。
人们还记得一九九一年四月邹家华和朱镕基同时晋升国务院副总理一事在海外引起的种种猜?基，不得不与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进行一次组织上的交易，意思是改革派首领邓小平欲提拔一个改革派干将朱镕基，就必须同意党内保守势力推出一个他?基一起进入同一条政治起跑线。二是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千方百计抵制朱镕基入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要?基政治抗衡时不至于势孤力单。对于第一种说法，笔者的存疑是：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虽然陈云与邓小平之间长期存在所谓＂路线分歧＂，但他们两人之间，或者说他们两人所分别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之间，很难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便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表现在组织和人事安排上，没有可能如商人之间讨价还价那样赤裸裸。再说，把邹家华归于陈云为首的＂保守派＂阵营，也实在缺乏事实根据。
对于第二种说法，笔者的存疑是，一九九一年春之前的李鹏，到底有多大的政治能量敢对邓小平的人事安排设想明顶暗抗？假如他李鹏有如此大的能量，逼得邓小平不得不用提拔朱镕?基的＂内部分工＂？所以，在提拔邹家华的问题上，李鹏即使没有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但明里暗里都不会反对，倒是件很合逻辑的事情。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过后，李鹏每每对外谈及自己的留苏经历时，都要拿出他和邹家华当年与苏联女教师的合影特别强调一番。有心人因此认为邹家华会是中共国务院领导成员中与李鹏最为亲近的一位。至少当时的李鹏是希望外界如此认为。
至于当时十分看好朱镕基的邓小平为什么同时也要提拔一个邹家华，即使让邓小平本人来解??位置)好了＂。田纪云＂六四＂事件后不久先是称病住院，接着又因为被?总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国务院系统李鹏之下的三个副总理都已形同虚设，所以一九九一年邓小平在决定提拔朱镕基进国务院时，一次增补两名副总理也确实有＂工作需?而除了朱镕基这位直接从省级领导岗位上提拔上去的＂后起之秀＂，当时在位的李铁映、宋?当时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政要中，李鹏、李铁映均是以＂红色后代＂自居的，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之后，更是随时都要强调他自己的养父江上青如何为革命牺牲的那段历史。与他们相比，邹家华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双重＂红色背景＂。既是革命先烈的红色后代，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乘龙快婿。其父邹韬奋虽然从来没有正式加入过共产党，但生前一直是被共产党人引为政治知己，可惜英年早逝。
正因为邹韬奋生前早已被共产党高层引为政治知己，并为共产党作了大量共产党自己出面反而难以成就的工作，所以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他十分领情，对其遗孀和后代给以革命烈士遗属的待遇，尽可能给以妥善的安排和照顾。凭着这一层背景，邹家华在青年时期才能有机会得到中共新四军首长的一再关照，并被安排到＂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在中共建政之前才有可能与其它数十位烈士子女及叶剑英等中共政治显要的子女一起，成为中共政权正式派出的第一批留苏学生，而有幸成为叶剑英的乘龙快婿，则是在赴苏留学之前即被叶剑英认可的一桩亲事。



(2)
叶剑英子女＂文革＂受难最重
一九四六年，已经在中共＂新四军建设大学＂接受过一段文化培养的邹家华被从山东省政府实业厅调往东北，不久便在那里结识了被父亲送到东北部队锻炼的叶剑英长女叶楚梅，从此结下了这段可谓＂门当户对＂的红色姻缘，也奠定了他日后仕途通畅不可动摇的基础。中共建政前夕，其首批赴苏留学生得以成行，经严格筛选出来的二十一个人全部是中共高干或烈士子女。除邹家华与叶楚梅外，还有烈士子女李鹏、林汉雄（林彪侄子）、项苏云（项英之女，后成为林汉雄之妻）等。
几十年后，李鹏和邹家华分别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其以＂留苏帮＂为骨干的＂内阁＂成员自然少不了林汉雄。可惜林氏不太争气，与太太项苏云合谋为公子向美国华侨骗婚，而且在舞会上公然对《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纪思道的夫人性骚扰，影响极坏。此后，每当向记者回忆自己革命经历时，李鹏便只谈他与邹家华的莫斯科同窗之谊，对林汉雄和项苏云则避而不谈。
一九五五年自苏联回国后，因为大舅哥叶选平已在沈阳第一机床厂任负责人，邹家华便也志同道合，进入沈阳第二机床厂，先后担任工程师、厂长等职。六十年代初，邹家华又与叶选平先后调回北京，一个进入国务院系统主持机床研究机构，一个主政北京市机械工业系统。
在中共现任高层领导人中，邹家华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是，＂文革＂初曾蹲过数年共产党的监狱。
当时，对叶剑英十分怨恨的毛夫人江青一心要从子女身上找到打击叶剑英的突破口，叶剑英的儿子、女儿、女婿共七人被投进监狱，其中邹家华和叶梦梅夫妇受苦最重。他们当时被抓进秦城监狱，夫妇两人被分别单独关押，一日两餐只给两个窝头和一碗连根带泥的咸菜汤。因为平时不供水喝，邹家华只能在每次开饭盛水时，把鞋子脱下来倒立在墙根，把鞋子的前包头当贮水容器，实在渴极了就喝几口鞋子里的水。叶楚梅则因为在狱中患了严重的妇女病，险些丧命。在一次抢救过程中，医生滥施药物，造成身体内分泌严重失调，以至影响至今。
一九六九年，叶剑英做为＂右派代表＂进入中央政治局，邹家华夫妇却仍然在监狱里继续坐了一年之久。出狱后，他们向父亲诉说了在监狱里的非人待遇，叶剑英听后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专门为此发了一个改善监狱犯人待遇的文件，从此，中共公安部所属监狱才将每天的两餐改为三餐。熟知这段细节的人士曾讥讽说中国大陆的监狱人权状况，是在元帅的女儿、女婿亲身体验过后才开始改善的。从秦城监狱出来后，邹家华又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二年才回到机械工业部。
林彪死后，随着叶剑英被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其家人的政治境遇立刻得到改善。一九七二年邹家华与妻子双双调进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邹家华任办公室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叶楚梅不久后则出任了国防科工委下属的科技委副主任。
如此说来，邹家华是当时在位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子女中第一个被提拔到副部级领导岗位上的。
当时，除了邹家华夫妇，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共元帅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和女婿丁衡高也早已进入国防科研部门各守一方。后来，邹家华又担任过兵器工业部长及大陆最大的军火公司北方工业总公司的董事长等职务。虽然其间也曾主持过国家机械委员会、机械电子工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但直到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后，兵器工业部门也一直由他分管。再加上丁衡高一度成为国防科委的第一把手，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又分别由聂力和叶楚梅担任，所以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有＂元帅子女掌控中国国防工业＂的说法。
虽说邹家华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子女中第一个被提拔到副部级领导岗位上的，但他在此之后被提拔的速度一度非常缓慢。一九八五年他被安排为兵器工业部部长、部党组书记，从副部级到正部级的过度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而他被提拔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已经是元帅岳父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一九七四年前后，毛夫人江青曾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增加了一项批＂走后门＂，矛头直指叶剑英。原因就是当时一些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子女在叶剑英的安排下＂走后门＂进了部队。与此同时，叶剑英也安排了自己的子女进入部队或国防工业部门，比如一九七三年邹家华被安排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叶楚梅也同期进入了这个部门。后来，还是因为毛泽东说了句从前门起来的也有坏人，从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大意)，批＂走后门＂的事情才不了了之。
待毛泽东去世，毛夫人下狱之后，声望如日中天的叶剑英若再次＂走后门＂将邹家华的职务晋升一级，想必党内不会有反对之声。而一九八五年邹家华被安排为中央委员之前终于晋升至正部级，则是邓小平主动提出的。当时中共内部曾有传闻说，按照邓小平的本意，是要在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安排邹家华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当时，计划增补进中央书记处的一批人，全部是所谓＂第三梯队＂人选，被邓小平称之为＂接班集体＂。但叶剑英却表示家华是搞技术出身，还是担任具体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合适。当时，被增补进中央书记处的乔石(由十二届一中全会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晋升为书记)、田纪云、李鹏、王兆国四人，与邹家华的资历都不能相比。
一九八八年春，邹家华又在七届人大上被安排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机械工业部部长，次年又转任为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正式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3)
叶家后代少有政治野心
邹家华一九九一年四月与朱镕基被同时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因为当时朱镕基的风头太劲，中共内部不看好邹家华的人士便认为邹家华＂不过是被老邓用来给朱镕基当陪衬而已＂。
持这种分析的人士还认为，邓小平无疑是看中了邹家华没有政治野心的长处，故才相信他邹家华未来不会成为与朱镕基竞争未来总理职务的对手。
无论邓小平当时是否如此考虑过，一九九二年邹家华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邹家华在国务院内的分工是工交口，朱镕基在工作分工上已经成了邹家华的上司。朱镕基的＂经济沙皇＂的外号便是如此而来。
如此工作分工，已经明白表现朱镕基在国务院里的接班态势，但由于朱镕基上任伊始便陆续得罪了大批李鹏阁员，各种对朱镕基十分不利的流言在十四大之前一度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朱镕基成为继任总理第一候选人的说法从中南海里传出。
十四大上，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姚依林未再出任党内职务。与此同时，朱镕基则荣任中?基竞争总理接班人选的说法才戛然而止。
回过头去再看那段时间的中共党内权力争逐，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朱镕基的出现，若在其它?转眼又过了五年，年届七十的邹家华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便不再继续担任党内职务。如今，邹家华已经在九届人大上被安排为副委员长。在此之前，海外曾盛传中共高层本来是希望在安排已经当满一届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完全退休的前提下，让邹家华接替叶选平，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的常务副主席。
在一九三年三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和九届全国政协开幕之前，香港一份杂志引据中南海的内部消息说：中共高层围绕这＂两会＂的筹备工作必须要完成的一大要事，便是向＂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两会＂所涉及之人事安排的＂建议＂内容，以体现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有名有实。而这一政治过场还没有正式上演，一些在全国政协内被分配有一定职务的＂党外人士＂，已经就邹家华被内定接替叶选平政协第一副主席的安排，表示出了反对意见，建议中共高层在干部任命上应该杜绝裙带政治之风，防止家族政治现象败坏共产党的形象。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邹家华，因为受江泽民七十岁年龄＂一刀切＂之害，在中共十五大上未能连任中央委员，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在九届人大进行国务院人事换届时，再连任一届副总理职务的可能。
依照惯例，凡是因年龄原因其党内职务从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上出局者，均一退到底--比如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中共十四大时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的姚依林和宋平；同样因年龄原因在党内不再被安排为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者，亦不会继续在国务院系统安排行政职务，但可酌情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比如一九九二年十月从中共十四大上退出政治局的吴学谦、杨汝岱、秦基伟和李锡铭，便分别被安排进了人大和政协。
这份香港杂志的报导中说：一九九七年召开的十五大之后，不再担任党内职务的邹家华便被中共高层建议在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接替他的大舅子叶选平的位置，出任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主持常务工作。如此安排，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全国政协主席身份的李瑞环最为满意。在中共内部，许多人都知道李瑞环与叶家后代的关系十分特殊，早在李瑞环主政天津期间，无论是叶选平、叶选宁(岳枫)还是邹家华与他的妻子叶楚梅，只要到了天津，均是李瑞环私人的座上宾。李瑞环到中央工作后，与叶家的亲密关系更是不减当年。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鉴于叶选平即将年满六十五岁，中共高层在考虑对他的工作安排时，曾一度动议过让他到香港接替许家屯的工委书记和新华分社社长职务，据说首先提出这一动议的便是李瑞环。后来，因为考虑到叶家在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担心派他到香港去反而会因为各方面的复杂人际关系不好开展工作，此动议才胎死腹中。
到了一九九一年初，六十六岁的叶选平面临不进则退的局面，又是李瑞环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调叶选平进中央担任政协副主席的动议，这样便可令叶选平不再受六十五岁退休的年龄限制。
一九九二年召开十四大之前，李瑞环按照邓大家长的建议，已经被内定接替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在讨论到叶选平的出路时，李瑞环建议令叶选平继续留任中央委员，待来年的八届政协会上再安排他出任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得到江泽民等人的首肯。
当时，中共内部还有一个与叶选平同样特殊的人物，中共元老乌兰夫的儿子布赫，也是因为年龄原因从地方行政一把手上退出来的。高层虽然考虑到他不同于一般的退休省长，特别安排他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却没有安排他在十四大上继任中委。布赫比叶选平还年轻两岁，对这种安排虽然十二分不满意，但也是有苦说不出。



(4)
中共太子党的精神领袖叶选宁
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举行的纪念叶剑英诞辰九十八周年的座谈会上，与江泽民及所有中央军委成员共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亲属中，长子叶选平、长婿邹家华都是人们早已经通过报刊照片、电视新闻熟悉了的身影，而正襟危坐在叶选平身边的叶剑英次子叶选宁，许多与会者也还是第一次谋面。
两年后，随着邓小平去世，北京政坛各类小道消息多得不能再多，涉及元老家族、中共＂太子党＂成员的小道消息中，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叶剑英次子叶选宁＂匿身海外＂的消息。但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公布的中共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不但在十五大上已经不再是中央委员的叶选平仍然名列其中；叶选宁也同五年前的八届全国政协一样，再次以岳枫的化名出现在＂特别邀请人士＂的行列之中。
关于叶选平及邹家华＂太子党＂出身，在海内外都是＂知名度＂甚高。而整个叶氏家族成员中，长期刻意保持低调的，当属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此公在中共解放军总部系统中，与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后代同为＂帅门将子＂，但却因为具体担任的职务是极少对外公开曝光的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职务，而且又对外使用化名，所以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及个人资历等情况，外界知之甚少。
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们，特别是邓、陈、叶、王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比如邓、陈两家后代从不相互走动；邓、杨两家后代虽然曾经亲如一家，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的＂倒杨＂事件便开始交恶。而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矛盾调合作用和内部凝聚作用者，便是叶选宁。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的说法，据说首次出自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之口；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更是谦虚地表示：我与选宁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可见，＂众多太子党只服叶选宁＂的说法，毫不夸张。
周北方出事后，经商太子党内即有议论说：周北方败就败在抱住一条邓家二公子的粗腿便自认为万无一失。如果他当年是投靠在选宁门下，即使出了事情，选宁也会保他不进监狱。
同时也有人议论说：周北方那种太过招摇的行事作风，就决定了想投靠叶选宁，也不会被收编。
叶选宁与叶选平，说起来是同父异母兄弟，但两人似乎都是继承父亲的基因更多一些，外貌特征有几分相象。
自称有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四个父亲＂的戴晴曾经着书披露：叶剑英去世之时，＂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他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叶剑英与第一任夫人--叶选平和叶楚梅的生母，是二十年代初在家乡广东梅县的包办婚姻。叶选宁的生母，叶剑英的第二任夫人，叫曾宪植，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生于一九一零年，小叶剑英十三岁。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样出身富豪者有之；如江青那样年轻时依仗个人姿色而艺坛留名者有之；如张茜(陈毅元帅夫人)那样容貌出众而又堪为贤妻良母者亦有之。但她们中间家庭门第最高者，远无法与曾国藩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家族相比；她们中间容貌最出众者，在曾宪植面前也会暗然失色。更何况，曾氏本人不但才貌双全，同时又生就一副侠肝义胆。叶剑英在广东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时，十五岁的曾宪植刚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学习成绩总是居于前例，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投篮强手。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女子进学堂尚还是＂新生事物＂，女学生打篮球无疑更为少见。曾宪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湖南子女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开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从事地下活动。一九二八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共，随即与叶剑英结婚。婚后，上级机关本来计划令曾氏随夫前往苏联留学，后因人数超额，曾氏便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接下来，曾氏被派往上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又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一九三一年曾氏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逢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只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了香港。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再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一九三九年曾氏被派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担任交通联络工作，襁褓中的儿子只好暂留香港。一九四一年，曾氏终于盼来调往延安的机会，但此时的叶剑英不但已经另娶，而且已经生下了女儿牛妞(即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因一部《原野》轰动一时的凌子)。中共建政后，曾宪植同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一样，被安排进全国妇联工作，叶剑英则在凌子的母亲之后迎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夫人。这第四任夫人为叶剑英生下一儿一女后，在反右斗争的高潮再又告离异。




(5)
叶剑英幼子＂文革中＂大难不死
与第四任夫人分手之后，已经身为中共元帅的叶剑英再未正式结婚。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戴晴所说的她的养父叶剑英在＂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都是何许人也，以何种方式＂比较深入地介入＂叶剑英的生命，对叶选宁的生母曾宪植来说，早已是＂事不关己＂，她对叶家的关注，全部集中在自己的亲生骨肉叶选宁身上。当时，凡与曾氏相熟者都称她阿曾，对叶选宁则称阿宁。直到一九八九年去世，曾氏房间内只有两张照片摆在明处，一是她在武汉与另几位女生队员的合影--十七岁女兵的英姿；另一是她在香港怀抱叶选宁的母子照--二十七岁少妇的倩影。无论是毛、刘、周、邓的太太，还是叶剑英之外的其它九大元帅的妻子，相信都会在这两张照片面前自叹弗如甚至自惭形秽，曾氏的亲朋好友自然就更不理解堂堂一介儒将的叶剑英，怎幺就会将如此一位集美貌与贤良于一身的难得妻子轻易抛弃？
中共进城之初，叶剑英以在广东工作为主，叶选宁则在北京高干子弟的寄宿学校就读，每逢寒暑假就留在生母身边。叶剑英调北京工作后，叶选宁则一直在互无往来的生父与生母身边穿梭。
二十二岁那年，叶选平考进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不久，即赶上＂文革＂。当时，康生、江青等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度将叶剑英四任妻子所生的六个后代及他们的配偶，或投入监狱，或逼出北京，叶剑英本人也一度被＂疏散＂到湖南。
叶选宁先在北京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发配湖南株州无线电厂实习，接着又转到江西上饶。一九七四年，一次工伤事故将他的右臂整只切断。事情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氏亲自下令抢救，当地医疗部门才把断臂帮他接上，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
而此时的曾宪植早已经被下放到衡水的全国妇联干校，不但每日被罚专司掏粪工作，而且还被迫给死刑待决的刑事犯陪绑。当时在这所干校劳动改造的妇联工作人员事后回忆，年近花甲的阿曾每天浑身沾满稀粪，一天劳作下来，腿都抬不动，不可能为自己清洗，弄得许多同在一起的劳改分子都嫌恶地躲开她。一九七四年，胳膊上还吊着绷带的叶选宁前往干校探母时，几乎不敢相信监管人员带来的那位叫花子打扮而且还一身粪臭的老妇人就是自己多年失去音讯的母亲。
叶选宁少年时代的玩伴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这次在干校见到母亲的惨状，再诉说起自己失掉一只胳膊的遭遇，终于再也控制不住眼泪。
曾氏本人更是一个轻易不在人前落泪的人。当年千里寻夫到达延安，面对丈夫另组家庭的残酷现实，曾氏不但没有落泪，而且还能冷静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首长们汇报自己的工作。而这次面对残了一只胳膊的亲生骨肉，她仍然没有落泪，直到送走儿子，被好友问及＂阿宁的胳膊为什么吊着绷带＂时，这才把强压住的眼泪一洒而尽。
叶选宁回到北京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了母亲的遭遇。抗战后期，曾氏曾经给邓颖超作过秘书，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极为密切。周氏就此专门请示毛泽东后，曾氏才有幸回到北京。但她的所谓＂问题＂，一直拖到毛泽东死后才给予平反。
返京后，曾氏又回到他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居住的全国妇联机关大院。曾氏在这里占居两间各十平方米的小屋，冬日必须在外屋生煤球炉取暖。这样的居住条件，她孤身一人前后住了三十年。这是她在全国妇联系统群众关系甚好的重要原因。一九八九年十月她在广州病逝后，许多老妇联干部及其丈夫、子女撰写的怀念文章，读来感人至深，看得出来确实是发自肺腑。
除了个人生活的简朴，曾宪植给人更深的印象则是她的侠肝义胆。无论是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风，还是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肃反；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还是六至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曾宪植每次都是扮演＂右倾＂角色，而且每场运动中都有一些人被她成功地保护下来。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又开始营救别人。比如当时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后来担任中共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长)，就是在曾宪植的努力下获释的。正因为这样，曾宪植在＂文革＂中被编排的主要罪名便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大黑伞＂，以至后来她在广州与叶选宁一家住在一起时，孙子小红和孙女镜子都戏称奶奶是＂大黑伞＂。
叶选宁的胳膊致残时，毛泽东已经在北京重用叶剑英。于是，叶选宁的工作关系得已调回北京，先是在中国科学院任华罗庚数学方法推广队队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叶剑英才弄明白儿子迷上了华罗庚的数学＂优选法＂，为此还特别召见了华罗庚一次。不久叶选宁即调国务院侨办二组任副组长。撤组建司后，继任副司长。
无论是出于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憎恨；还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恩，叶选宁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表现得是所有中共元老子女中最大胆的一个。不但与叶办工作人员合谋到天安门抄诗词送给父亲看，而且还自己亲自写了一首诗，跑到天安门贴到纪念碑上。事后，江青等人在北京市的特务人员根据纪录下来的汽车牌号，查到了叶家头上。而此时的叶选宁，早已经从中共总参情报头目戴镜元等人那里把北京市的特务水平打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录影设备。于是，一句死无对证，躲过了追查。
当时，右臂失去功能的叶选宁已经练就了一笔刚劲中透出潇洒的左手行书。＂四人帮＂垮台之后，前往叶家或前往曾宪植家中致贺的人们，都忘不了安慰叶选宁一句，而他却总是说两句笑话堵回对方对他的同情。如此表现，不由得叶剑英对他这个二儿子不另眼相看。



(6)
中共军火公司元老后代分掌
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自己不用说话，其子女们的工作安排自然有人主动＂建议＂。于是，长子叶选平进入国家科委任局长，次子叶选宁则进入国务院，在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处当秘书。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在一起商量请荣毅仁出山，筹办国家信托事业。由荣氏牵头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之初，中国大陆的军火出口完全由这家公司经理，但不久便带动成立了军方的两家最大的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凯利公司实业有限公司，前者由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任职的王震、邓小平子女掌控(王震后代全部掌控中信公司后，保利公司则全部交给邓家)；后者由刚刚从国务院干部改穿军装，直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叶选宁牵头，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九八四年，叶选宁正式穿上军装，一九八八年在中共恢复军衔制首次授衔时，即获授少将军衔。
正如本章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叶剑英是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宣布主动辞职的。与此同时，其长子叶选平和长婿邹家华分别被从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一级。因为引出了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政治交换＂一说。假如这种＂政治交换＂的说法成立的话，那幺邓小平开列的对叶剑英的政治回报，还不仅仅对叶选平和邹家华政治前途的设计。相比于长兄叶选平和姐夫邹家华，叶选宁在军内的发展速度才是地地道道的＂突击提拔＂。四年军龄即官拜少将，在中共军史上不知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例。
笔者在与何频先生合着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中共另一元帅贺龙之子贺鹏飞的从军经历。＂文革＂中曾历尽磨难的贺鹏飞，一九七七年从国务院系统的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入军队，紧接着被保送进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为哈军工)研修军事工程。进修结束后，先是出任总参谋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八四年初升任总参谋部通讯部副局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下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
也就是在贺鹏飞出任总参装备部部长这一年，叶选宁才穿上军装。次年，贺鹏飞又升任装备部正职。一九八八年，仅仅只有十一年军龄的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是当时中共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与此同时，叶选宁也挂上了少将肩章。但这个时候，叶选宁的具体职务还只是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一九九零年，他正式接替了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金黎的职务。金氏当时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而交出这一职务。
自此，叶选宁对外便不再使用本名，而是用岳枫这个名字。查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多数人都知道其中的萧榕就是邓榕；但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岳枫其实就是叶剑英的二公子。
一九九三年中共召开八届全国政协时，一方面是考虑到叶选宁的前任，已经于一九九零年九月去世的金黎生前曾被安排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对叶选宁的安抚。而叶选宁对政协委员的头衔之所以愿意接受，只是因为这对于他身着便装在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等地进行＂民间＂活动有好处。当时，北京政坛内风传江泽民早在九十年代初即表示要给叶选宁一个总政副主任头衔，并晋级中将，叶选宁坚辞不受。



(7)
老邓深知小叶绝非等闲之辈
叶剑英去世之后，叶选宁即把自己的家眷安置在广州。当时，生母曾宪植身患多种疾病。极为孝顺的叶选宁一面周游列国、广交海外富商巨贾，并时刻不忘遍访名医，遍寻名药为母亲治病。从那时起，这位总政高级军官就极少在北京的联络部办公室上班，而是长期滞留广州。
抛开意识形态不论，单纯从家庭门第、坎坷经历和个人品行评价，曾宪植其人确实是众多中共＂革命大姐＂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最具备人品和道德感召力的一个。而她的亲生骨肉叶选宁，不但继承了母亲为人的侠义和性格的刚强，更从母亲在共产党内难得的人脉关系中，继承了一个庞大的、无形的人际关系基础。
即使在叶氏家族内部，虽然七个子女分别为四个夫人所生，但包括只比曾宪植小十四岁的老大叶选平在内，都对曾宪植百般尊重，见面全都以妈妈相称。叶剑英去世之后，叶氏家族一般都是在广东聚会。每年春节，只要叶选平人在广东，一定由他出面将弟妹们尽可能召集在一起。当整个叶氏家族几十口人团团围在曾氏身边，再由叶选平的孙辈叫几声太奶奶时，坎坷一生的曾老太太终于感觉到了自己有个如意的晚年。也正因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叶选宁，对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从来是绝对尊重。兄弟二人一个明面上操纵，一个暗地里筹划；一个负责与中央和兄弟省市周旋，一个专管所有不能在台面上进行，更不能向外界公开曝光的所有暗盘事务，把先父叶剑英开创的＂中国南天王＂家族巩固得铁桶一般。
同众多中共元老子女一样，叶选宁今天之所以能够出人头地，父亲生前的权势和死后的馀荫至关重要，但母亲遗传给他的党内人际关系，绝对是他如今能够对众多＂太子党＂成员具备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有太子党成员评价：选宁相貌上随父，性格上随母；学会了叶伯伯的智谋和韬略，又继承了曾妈妈的侠义和叛逆。所以，他一方面能够充当长兄叶选平、姐夫邹家华在官场运作的军师；另一方面又能够无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表面文章，把共产党正规组织系统之外的每个利益集团把玩于股掌之中。
同时，正如母亲当年系统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诗书礼教之后才走上了对整个旧秩序的反叛之路；长大成年，特别是经历了＂文革＂残祸之后的叶选宁，也是在系统接受了父母双双教授给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踏上了一条对＂共产主义礼教＂的叛逆之途。从跻身政坛转而进入军界，不久又军商合一开始，叶选宁就从来不愿意循共产党的组织之规，蹈共产党的纪律之辙。所以，早在八十年代时中共元老子女中便有传闻，说邓小平最知叶选宁绝非等闲之辈，甚至表示＂这个人不可重用，此人一旦得势，天下必定大乱。＂
叶家老大要听老二的意见
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共党史界有人认为当年的叶剑英正是看明白了邓小平政治手腕的阴毒，担心自己的子女远不是他邓小平的对手；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后代因为与邓家有了利益之争而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内哄，故在自己去世之前一再要求子女们：从政可以，但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
正是因为有老父生前遗嘱，叶家长子叶选平才长期坚持留在广东省当一个＂父母官＂，坚决不愿进京作事。
当年超过省、部级正职干部六十五岁的封顶年龄之后，江泽民已经对叶选平说了＂如果你不退的话，中央压力很大＂的话，足见当时的江泽民对叶剑英的后代确实是另眼相待。而按照叶选平最初的意思，是要退出省长职务后继续留在广东，担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但江泽民却表示可以让他到中央工作，以延续他的政坛生涯。叶选平扭头征求弟弟叶选宁的意见，叶选宁立刻晓以利弊，认为长兄如果留在广东担任省顾委领导，待十四大取消党内顾问制，便无法继续发挥作用了。叶选平这才同意进中央工作，但又不愿参与中共内部的权力角逐，这才表示愿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其实，早在此前几年，号称叶选平＂军师＂的叶选宁即向长兄说过＂要当官上中央，要作人留地方＂的话，不然，叶选平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便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层，至少可以担任一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叶选宁与邹家华的夫人叶楚梅也不是一个母亲，但因为叶楚梅是＂文革＂中除叶选宁之外，全家受苦最深的一个，在秦城监狱里落下了终身不能治愈的毛病，叶选宁因此也对这位姐姐关照颇多，以为生母寻找药的过程中，从来也忘不了姐姐的病痛，令姐姐、姐夫十分感动。平时，邹家华经常自己驾车去找这位小舅子＂侃大山＂，关键时刻更要＂三顾茅庐＂。当年外界在掀起＂朱镕基热＂时，似乎多认为邹家华是计划派人物。同时，因为邹家华与李鹏在?考虑到李鹏因为＂六四＂形象太臭，叶选宁及时给姐夫出主意，让他有意识地在党内党外淡化与李鹏＂朋党＂的印象。同时，也因为邹家华当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确不同于李鹏，所以便时常说出一些与李鹏口径不一致的内容。例如一九九零年李鹏在宣称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和正在渡过，邹家华立刻在同年同月的人大常委会上唱反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方面困难将集中表现在今年。＂
邓小平去世后，北京政坛关于叶选宁藏匿海外的小道消息，＂依据＂是叶选宁眼看江泽民居然把＂反腐败＂的打击对象定位在邓家二公子邓质方的周围，担心自己将会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于是便绕道香港转往西方。现在看来，这则传闻显然不是事实。不然，不可能这则小道消息传播了近一年的时间后，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召开的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上届全国政协委员叶选宁仍以岳枫化名继续入选，并且官升一级，进入常务委员序列。
第二则传闻是说江泽民与叶选宁之间已谈妥条件，具体内容是叶选宁今后专任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职务，把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的职务让出来。但从总政内部传出的消息说，按照正军级六十岁退役的规定，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叶选宁要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才会交出他的部长职务。
总政内部的人士当时还分析说，江泽民与整个叶氏家族之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也犯不着逼迫叶选宁提前退役。况且，江泽民深知叶选宁在中共元老子女中间的影响力，所以对他从来都是礼让三分。
海外曾有文章透露说：江泽民自一九八九年底接任军委主席职务之后，驾临总政机关无数次，只有一次赶上叶选宁在场。当时的场面是，未待叶选宁开口，江泽民已经拱手抱拳，称一声＂老板＂便哈哈大笑。
长年跟随叶选宁的部下们，从来没有习惯称叶选宁为部长，当面、背后从来是称＂老板＂。同时，他们对众多中共台前领导人，比如李瑞环、田纪云等，见面必称叶选宁为＂老板＂早已经司空见惯，但也都还是第一次见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江泽民也如此称呼他们的老板。不知内情者看到这一场面可能会设想是江泽民＂礼贤下士＂、＂与群众打成一片＂，而随侍左右的曾庆红等人，心里一定明白江泽民此举不过是为了让叶选宁露出笑脸。若不然，江主席在其它众军官面前岂不是威风尽失！




(8)
叶家老大要听老二的意见
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共党史界有人认为当年的叶剑英正是看明白了邓小平政治手腕的阴毒，担心自己的子女远不是他邓小平的对手；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后代因为与邓家有了利益之争而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内哄，故在自己去世之前一再要求子女们：从政可以，但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

正是因为有老父生前遗嘱，叶家长子叶选平才长期坚持留在广东省当一个“父母官”，坚决不愿进京作事。

当年超过省、部级正职干部六十五岁的封顶年龄之后，江泽民已经对叶选平说了“如果你不退的话，中央压力很大”的话，足见当时的江泽民对叶剑英的后代确实是另眼相待。而按照叶选平最初的意思，是要退出省长职务后继续留在广东，担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但江泽民却表示可以让他到中央工作，以延续他的政坛生涯。叶选平扭头征求弟弟叶选宁的意见，叶选宁立刻晓以利弊，认为长兄如果留在广东担任省顾委领导，待十四大取消党内顾问制，便无法继续发挥作用了。叶选平这才同意进中央工作，但又不愿参与中共内部的权力角逐，这才表示愿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其实，早在此前几年，号称叶选平“军师”的叶选宁即向长兄说过“要当官上中央，要作人留地方”的话，不然，叶选平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便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层，至少可以担任一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叶选宁与邹家华的夫人叶楚梅也不是一个母亲，但因为叶楚梅是“文革”中除叶选宁之外，全家受苦最深的一个，在秦城监狱里落下了终身不能治愈的毛病，叶选宁因此也对这位姐姐关照颇多，以为生母寻找药的过程中，从来也忘不了姐姐的病痛，令姐姐、姐夫十分感动。平时，邹家华经常自己驾车去找这位小舅子“侃大山”，关键时刻更要“三顾茅庐”。当年外界在掀起“朱熔基热”时，似乎多认为邹家华是计划派人物。同时，因为邹家华与李鹏在苏联留学时是同班同学，李鹏更是时常把他与邹家华的亲密关系挂在嘴边。

考虑到李鹏因为“六四”形象太臭，叶选宁及时给姐夫出主意，让他有意识地在党内党外淡化与李鹏“朋党”的印象。同时，也因为邹家华当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确不同于李鹏，所以便时常说出一些与李鹏口径不一致的内容。例如一九九零年李鹏在宣称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和正在渡过，邹家华立刻在同年同月的人大常委会上唱反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方面困难将集中表现在今年。”

邓小平去世后，北京政坛关于叶选宁藏匿海外的小道消息，“依据”是叶选宁眼看江泽民居然把“反腐败”的打击对象定位在邓家二公子邓质方的周围，担心自己将会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于是便绕道香港转往西方。现在看来，这则传闻显然不是事实。不然，不可能这则小道消息传播了近一年的时间后，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召开的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上届全国政协委员叶选宁仍以岳枫化名继续入选，并且官升一级，进入常务委员序列。

第二则传闻是说江泽民与叶选宁之间已谈妥条件，具体内容是叶选宁今后专任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职务，把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的职务让出来。但从总政内部传出的消息说，按照正军级六十岁退役的规定，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叶选宁要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才会交出他的部长职务。

总政内部的人士当时还分析说，江泽民与整个叶氏家族之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也犯不著逼迫叶选宁提前退役。况且，江泽民深知叶选宁在中共元老子女中间的影响力，所以对他从来都是礼让三分。

海外曾有文章透露说：江泽民自一九八九年底接任军委主席职务之后，驾临总政机关无数次，只有一次赶上叶选宁在场。当时的场面是，未待叶选宁开口，江泽民已经拱手抱拳，称一声“老板”便哈哈大笑。

长年跟随叶选宁的部下们，从来没有习惯称叶选宁为部长，当面、背后从来是称“老板”。同时，他们对众多中共台前领导人，比如李瑞环、田纪云等，见面必称叶选宁为“老板”早已经司空见惯，但也都还是第一次见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江泽民也如此称呼他们的老板。

不知内情者看到这一场面可能会设想是江泽民”礼贤下士”、”与群众打成一片”，而随侍左右的曾庆红等人，心里一定明白江泽民此举不过是为了让叶选宁露出笑脸。若不然，江主席在其他众军官面前岂不是威风尽失！




(9)
叶选宁和他的总政联络部
如果把中共情报系统类比成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代的＂中统＂和＂军统＂的话，那幺曾由叶剑英二公子叶选宁执掌了十年之久的中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则是＂军统＂系统的三大情报部门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总参系统的二部和三部。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总政联络部与总参情报部门各有分工，外派间谍、电子侦听之类的业务归总参，而总政联络部则很有点象党务系统的统战部，自然也是战争年代敌工部业务的延续。所以，当时的总政联络部虽然也是军内三大涉外部之一，但其涉外功能长期局限在港澳台三地，其工作内容也不是以外派间谍、搜集情报为特长，而是以联络上述三地的＂爱国人士＂为主。一九九二年以前，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军方成员杨斯德就是以总政联络部部长身份出任的。
生于一九二一年的杨斯德，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人员之一，但一九六四年才晋升少将。而叶选宁获授这一军衔时，还只是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
八十年代中期，杨斯德的部长职务交给了金黎。金黎，朝鲜族，能讲一口地道的日本话。金氏此前的公开职务是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而之所以担任这一职务，又因为整个五十年代里，他都在主管所有被中共关押的日本战犯。
一位曾经陪同金黎赴日访问的外交界人士回忆，当他们在东京羽田机场下飞机后，在接机大厅里看到一批银发老人竟然携家带口地跪在地板上为金黎迎驾。原来，这都是被陆续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家属，当年金黎时刻注意对他们施以＂革命的人道主义＂，令他们感恩不忘。
所以，从金黎接掌总政联络部开始，该部在日本的关系网便逐步扩大。当然，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总政联络部的牌子是绝不会公开打出来的，而是以＂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国际友联＂)这一＂民间团体＂的形式。因为＂国际友联＂这块牌子只是对外使用，所以总政机关大楼的站岗大兵都只知有联络部，而且知道这个部的人员最为特殊，穿军装者不讲究军容风纪，不穿军装者平时短裤拖鞋便敢登堂入室。
当然，在中共党政军内部，至少级别较高者都知道所谓＂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是怎幺回事，但就是日本情报部门每年编印一册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中，仍然把这个组织归于＂群众团体＂类别，而＂黄埔同学会＂之类的机构却被归入＂军机关＂。
岳枫和他的凯利军火公司
至于叶选宁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凯利公司，则更加神秘，从不像由邓小平女婿执掌(过去由王震儿子牵头)的保利公司那样，四处曝光，八方张扬，弄得全世界无人不知道它从事军火生意的特殊功能。
就如同党政系统的公安部和国安部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一样，中共军方的情报、间谍系统自然也是门派林立、勾心斗角。不过，直到叶选宁入主总政联络部之前，该部在总参系统的情报部门面前，长期处于忍气吞声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共军方人员外派的大权掌握在总参二部手中，所以总政系统的＂对外联络＂无形中就要受制于总参。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经贸等交流事项的增多，总政联络部的触角开始了更广泛的延伸。特别是叶选宁入主该部后，部内工作全面搞活，利用其直属的凯利公司以及对外打着＂民间＂旗号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进军日本、开发南韩，渗透欧洲、登陆美洲，与当地的＂工、农、兵、学、商＂各界均建有公开或秘密的联系。至于在港澳台三地，已经不能再用＂渗透＂二字形容，用＂控制＂二字描述也并不夸张。
无论是总参二部还是三部，其外派人员大都是以公开的驻外武官及驻外使馆工作人员(主要是电台操作人员和反侦听技术人员)身份，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所在国家情报部门的严密监控。而总政联络部的外派人员--包括叶选宁本人，则全部是身着西装，手持西方大公司的正式邀请涵件甚至香港或外国护照，公开活动可以堂而皇之，秘密活动可以掩人耳目。所以，如今的总政联络部，在境外所从事的活动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不但令熊光楷手下的总参情报系统垂涎三尺，而且熊光楷基本上无权过问。
更令叶选宁的部下们有牛可吹的是，叶选宁利用他总政联络部的下属公司和＂民间＂团体，对外可以起到党政系统的外交部门、外贸部门、涉台部门甚至公安部门无法起到的作用；对内则成为中共各太子党集团的关系协调乃至利益分配的指挥机构。



(10)
叶二公子同他的国际友联
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叶选宁一手掌控的总政联络部，＂国际友联＂是它的对外招牌，凯利公司是它的经济实体。至于＂国际友联＂这块招牌的作用有多大，几件小事即可说明之。
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的＂少数民族干部＂赛福鼎，曾长期苦于不被外界重视，在位时从未捞到一次饱览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机会。退休后求到叶选宁头上，立刻被安排在美国周游一圈，从访问邀请到在美全部费用都由美国一家大财团出面。当然，这样的财团最终还会从与凯利公司的经贸交往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是毫无疑问的。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当时仍还在世的王震曾经到过一趟美国，但不是以国家副主席的公开身份正式访问，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绝没有可能公开邀请王震到访，而是在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的默许下秘密到美国治病。而王震此行的全部联络、安排过程，都是叶选宁以国际友联名义一手操办，对方邀请人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美国富商。
外界至今也很少有人知道，叶选宁入主总政联络部以后，第一项政绩便是对外打出国际友联的招牌，并安排王震担任名誉会长，叶选宁则以岳枫的化名出任副会长。王震死后，原会长黄华很知趣地改任名誉会长，正式会长的职位给了对他以叔叔相称的叶选宁。
同时，邓小平、王震、杨尚昆，以及谭震林、邹家华等一大批元老或在位领导人的子女，先后被安排到该会各司其职。一九九一年，邓榕被安排为副会长，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女儿杨李双双被安排为会长助理，邓朴方则挂了一个顾问头衔。
截止邓小平去世之前，邓榕去日本已经不下十次，但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都是由国际友联出面安排，对方出面接待者，不是富商巨贾便是政界要人。而这些接待者或是为了与凯利公司的贸易关系；或是为了通过叶选宁的渠道打通中共高层的政治关节，所以对所有经国际友联安排的到访人士，都绝对不敢怠慢。
至于杨绍明到美国办影展、邓榕被西方某大出版公司邀请周游西方列国推销其＂圣父传＂等活动，其全班随员都是从总政联络部派出，自然也都是叶选宁施展＂民间外交＂杰作的内容。一九九二年倒杨之前，杨李曾经以＂助理＂名义与邓榕结伴访日。当时，总政联络部收到的邓、杨两家中途要捎给女儿的东西，全都要写上邓榕和杨李两人的名字，足见当时两家关系的密切程度。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倒杨之后，邓榕在总政联络部的威望大受影响。此乃后话。
至于叶选宁本人，虽然对外出访的次数，去过的国家和地区绝不比邓榕少，但却从来不公开曝光。最典型的一例就是他在八五年左右即去过台湾。至今为止，可能再没有比他级别更高的中共党、政、军要人去过台湾(总政联络部副部长的级别是正军级)。不过，他以岳枫的化名和凯利公司老板的身份前往台湾，台湾情治部门很可能也搞不清他的真面目。
而除了为党内元老、元老子女们安排纯粹私人意义的出外＂借鉴＂资本主义活动之外，确实具有统战意义的活动也被叶选宁安排得有声有色。所以，像王永庆这一级的台湾富商，对岳枫是何许人也很可能比台湾的情治部门更清楚，炒了多年的海沧投资计划为何一波三折背景十分复杂，但最先为此事牵头的就是叶选宁。至于台湾三家主要政党与中共暗通款曲的秘使，即使没有见过叶选宁本人，其联络渠道和具体接头过程也大都是叶选宁手下一班人马具体安排策划。比如前几年曾庆红曾经在香港秘密宴请过一位自称能够代表李登辉的人物，回到台湾后故意透给媒体以给自己增加知名度。而这位人士自己都不清楚，他之所以能够见到曾庆红，还是当时正坐镇香港的叶选宁亲自安排的结果。
而叶选宁安排得更为成功的一件事，便是中共元老吕正操的秘密访美。熟知张学良过去历史的人大概知道，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的吕正操曾经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少校副官队长和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深受张学良器重。此人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秘密加入中共，＂西安事变＂之后才公开这一身份并进入中共八路军系统。中共建政后被授衔上将，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些年张学良以自由人身份到美国居住时，叶选宁即奉中共高层之命，多次安排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络，希望他回大陆一趟。张学良则当面表示：回去了我不说你们的好话，对不起你们的盛情。说你们的好话，又与我本意不符。到底还是拒绝了中共方面的一片苦心。而到张学良身边游说的人物之一，便是叶选宁一手安排秘密进入美国的吕正操。此事台湾情治部门是否清楚是另一回事，但中西媒体均未披露过。
吕正操访美虽然无功而返，但叶选宁对这整个过程的策划之周密，行动之神秘，令中共政要、军头无不感叹。此后，叶选宁手下的人便在小圈子里炫耀说：我们老板称得上国务院系统的＂地下外交部长＂，中共系统的＂秘密统战部长＂。



(11)
凯利公司在海外拥有领土
至于叶选宁一手经管的凯利公司，英文名字是＂CARRIER＂，可以理解为＂运货公司＂，也可以理解为＂运输军队的交通工具＂。公司成立之初，中共内部即有传闻说该公司专门负责中共导弹出口的。其实，导弹生意不止凯利一家独掌，而凯利的规模日益扩大之后，其经营内容也绝不止军火一项。在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可以看到有一家专营计算机等电子器材的门面，对外也称＂凯利公司＂。其实，这个公司是凯利旗下众多子公司、孙公司之一。凯利不但在北京、广州等地有自己的高级饭店，在香港澳门等地有自己的巨额生意，甚至在巴拿马买下一个小岛。所以，该公司内部许多人(大都数编制仍在总政)都持有香港永久居留证和巴拿马护照。
就连保利公司有多少资产，在海外有多少子公司和孙公司，公司内部许多人都无法搞清楚，凯利公司的内情外界就更无法得知。广州市有一位肩扛大校军衔的军商韩某，仗着自己曾经担任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老子的馀荫，托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之福，从总参装备部借贷四百万元在广东和海南炒房地产，一转手便令手下公司的资产超过了三千万元。但此人却在公司大发一笔之后，心甘情愿地被叶选宁收编，将自己的公司变成了凯利的子公司之一。叶选宁在中共太子党成员中的凝聚力，以及他掌管的凯利公司实力多幺雄厚，由此可见端倪。
再比如，中共外交总管钱其琛在国内宴请一些非正式到访的境外大亨或政界神秘人物时，只要是叶选宁在坐，钱氏多半会开着玩笑说一句：＂我这个外交部长可是一穷二白，老板出钱吧！＂于是，帐单便开到凯利公司某分支机构头上了。
这是个未经丝毫夸张的故事。中共外交部门每年通过国务院正式预算所得的经费有限，再说许多非正式外交的特殊开销也不是很好入账，所以许多暗盘外交的花费由叶选宁的公司支持，钱其琛及政府外交部门那里何乐不为？
也是在邓小平刚刚去世的时候，一家海外杂志曾经刊登一则小消息，声称因为斗不过＂上海帮＂，叶剑英公子叶选宁不得不退居蛰伏广州。而事实恰恰相反，早在江泽民上台之前，更没有所谓＂上海帮＂之说的时候，叶选宁便长期住在广州，一方面遥控指挥北京的总政联络部的工作；一方面时刻稳固整个叶氏家族在广东的地盘，兼带对港澳的全面渗透。其手下工作人员则长年的北京、广州两地穿梭。
在部下面前，叶选宁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架子。长辈称他阿宁，同龄人称他选宁，年轻人称他老板。如有哪个新来的冒失鬼尊称一声＂叶部长＂或＂岳部长＂，他反而不愿意听。部下们在凯利公司自己的饭店里通宵达旦工作时，叶选宁必会腋下夹着一瓶＂XO＂，一句＂弟兄们喝完了再干＂，又一个滴水不露的＂民间外交＂行动策划或者凯利公司的大宗生意便告完成。
叶选宁长期住守广州，从统战台湾、渗透港澳的角度，拿得出正当理由。更何况总政联络部人员的来往穿梭从来不需在总政系统报销费用，于永波等人没得话说。只要要是在叶选宁手下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他们老板在北京的时间还不如在香港的时间多。海外关于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收买香港黑社会的消息曝光后，叶选宁手下人曾轻蔑地评论说：不经过我们老板这一关，他陶驷驹到香港绝对分不清东西南北。
至于江泽民也好，＂上海帮＂成员也好，不但威胁不到叶选宁的地位和利益，反而是有机会到广州的时候，都要到叶选平和叶选宁那里＂拜码头＂--至少在邓小平去世之前一直都是这样。当时，江泽民本人和叶氏家族成员之间表现得很有一些默契。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当时的江泽民每到广东，其＂大内总管＂曾庆红等人必会与叶选宁或他的哥哥叶选平联络，叶家兄弟自然不会让总书记屈尊。愿意与江泽民聊两句便去，懒得动弹便借口感冒怕传染总书记。总之是各自都要把对方的面子给足。



(12)
叶剑英家族与＂特种企业＂
正如前文所说，由叶选宁一手掌控解放军总政联络部期间，＂国际友联＂是叶选宁本人及其联络部的的对外招牌，凯利公司则是联络部的经济实体。至于叶选宁本人乃至叶氏家族能够或者说已经通过该公司得到了多少好处，中共中央军委一级的领导人乃至江泽民本人恐怕也不敢说了解得十分清楚。
在邓小平接替叶剑英主持中共军务的同时，即已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当时的邓小平分别到美国、日本看了一圈之后，一方面痛感＂落后就要挨打＂同时又算明白了此时此刻若要＂兵分两路＂，一半精力放在加强经济建设上，一半精力放在加强国防建设上，结果肯定是两方面的速度都上不去。所以他要下决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同时，苦口婆心地向军方解释＂(经济上)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解释只有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腾出精力、积蓄财力令国防建设更上一层楼。而在＂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国防落后与＂保家卫国＂的矛盾？邓小平的办法就是中美友好。按照他当时的想法，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是否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并不在这些国家本身，日本也好，南韩也好，包括台湾，说到底还在美国。
于是，＂军队要忍＂，军队建设要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军方针应时而生。与此同时，又担心一味要求＂军队要忍＂，总一有天会令军方产生＂忍无可忍＂的感觉，解决的办法便是所以＂给政策＂。
这样说来，中共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军队系统进入流通领域，实际上是同地方上的＂开放搞活＂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之前，军官和地方干部一样，都是仅有固定工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干部除了工资以外，有了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部队干部过去相对于地方干部工资较高的优势就不再是优势了。这样一来，眼看军队里牢骚越来越大，老邓和赵紫阳才有了所谓＂给政策＂的说法，让部队也参与搞活。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的，解放军三总部联合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报送了一份《关于部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活动的暂行规定》。当时赵紫阳还是总理，在同杨尚昆等人讨论如何弥补军队开支亏空问题时，赵紫阳就表示要政策可以给，要钱没有。结果这份＂暂行规定＂在国务院系统根本就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便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转＂的形式下发了。
此文件下发之后，几年下来，凡是经商办企业搞得好的部队，军官们的实际收入甚至达到基本工资的数倍，参与经商和办企业的士兵的收入也会在由国拨军费保证的津贴费基础上，再从经商、办企业的收入中得到报酬，何乐而不为。
而到了军队上层，即所谓＂军以上单位＂进入社会的流通领域后，立刻便有大批党内、军内的元老子女参与其中。到了江泽民上台的时候，挂在三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海司、空司和国防科工委(这里指九届人大召开之前的军队建制)名下的各种名目的总公司、分公司，大多数都是有特别背景的几大政治家族的势力范围，除了前文到的邓氏家族、叶氏家族、王氏家族，至少还要加再上一个聂氏家族。聂荣臻元帅的独生女儿聂力及及丈夫丁衡高长期把持国防科工系统，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经商职务，但海外早有内幕报导披露，此二人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办的公司里没少得好处。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掀起整个中国大陆的全民经商热后，包括叶选宁的凯利公司在内的军队各类商号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飞跃的过程。一九九三年，江泽民政权曾经发出一份禁止解放军＂军以下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通知，事后是否做到了＂令行禁止＂暂且不论，但如叶选宁这样级别的中共元老子弟在军队里经营的公司、行号，毫无疑问都是属于＂军以上单位＂的。
形势发展到一九九八年，江泽民和朱熔基痛下决心要完全禁止军队、武警，以及各级国家机关、政法机构从事经商活动，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限令所有军队、武警、国家机关、政法机构的公司、行号、企业与原上级单位＂脱钩＂，虽说执行得是否完全、彻底现在下结论还为是过早，但这一重大政治举措出台的势头，确实给人一种＂动真格儿的＂感觉。与此同时，重点在沿海地区的反走私运动也前所未有地声势浩大起来，最突出的标志莫过于专门为反走私建立的一支新的警种--缉私警察部队。
有心人很快注意到，全面禁止军队、武警、国家机关、政法机关经商也好，反走私也好，照理都是全国范围的政治行动，但却都是在一九九八年春广东省委领导班子被调整、李长春和王歧山分别被空降至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和常务副省长，并立即在广东境内掀起一场＂南粤廉政风暴＂(见本书第一章)之后才发动起来的。这就很自然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广东省的政治＂独立王国＂不被瓦解，全国性的经济秩序的整顿便无法真正开展起来。



(13)
军商、官商云集广东
事实上，正是因为广东省政治地位的特殊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决定了如果广东省不能够积极影响中央号召，真心实心按中央决策行事，无论是禁止军队和权力机关经商还是打击走私，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项与整顿经济秩序有关的活动都会在广东省搁浅。
以打击走私为例，本书前面章节中已经介绍过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主要在山东沿海进行的打击走私活动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因此影响所及仅仅是山东当地，大手笔的、游动性的走私、贩私分子或集团，从此便把自己的活动区域重点放在中央政府当时还鞭长莫及、地方政府对走私视而不见的广东沿海。
再以禁止军队和国家权力机关经商为例，前些年，特别是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后迅速发展壮大的解放军和武警军以上单位隶属的商贸行号，以及中央国务院诸多行政领导机关，还有公安系统、国家安全系统，乃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系统隶属的各类公司，几乎都在广东省境内设有分公司、子公司、办事处之类，因为按照中央文件的说法界定这类公司、行号实在拗口，广东人给它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特种企业＂。据广东省委人士透露，江泽民和朱熔基委派李长春到广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将上级单位与广东省无关的＂特种企业＂搞一次摸底排队。广东省有关单位按照李长春的布署粗粗统计了一下，包括军队、武警军以上单位，以及中央国务院系统、政法系统、＂群众团体(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在广州、珠海、深圳三地公开挂牌的公司、行号，即达一千五百多家，这还不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军、群机关在广东省境内开设的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这些军商、官商、警商们云集广东，令广东省最直接的收益便是大量资金聚集在此。若令这些公司关、停、撤、并、转，广东省的损失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分析，全国范围内禁止军队和国家权力机关经商的行动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广东省领导班子是否积极配合，便突显其重要了。此其一。其二，上述军商、官商、警商中，又以前文中列出的邓、叶、王、聂等几大家族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的各类军商行号来头最大、背景最深。如果江泽民等人下达的禁令在这批人那里受到明顶暗抗，整场＂禁商＂运动势必流产。江泽民等人也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才把全面禁止军警及权力机关经商的命令一直拖延到一九九八年春，也就是邓小平去世一年以后才正式下达。
在此之前，江泽民先是以严格依法治军为借口，令刚满六十五岁的聂荣臻女婿丁衡高交出国防科工委领导权；继而又以周北方案为突破口，趁邓小平还没有咽气就把其子女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狠狠打击了一下。
虽然周北方案在邓家上下主要牵扯的是二公子邓质方，但江泽民敢于＂摸老屁股＂的举动对所有为所欲为的中共元老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强烈的震慑，特别是对与邓小平一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王震家族。
周北方案发生之前，王震长子王兵在深圳无法无天、公然为匪的恶劣行径一度成为香港媒体最热门的报导内容，其持枪绑架乌兰夫孙女婿的行动虽然被中共严禁在国内媒体上加以报导和评价，但现代社会的通讯设备仍令此事在北京政、军、商各界不胫而走。而党内人士评论此事时，无不认为王兵之所以较一般高干子女相比，如此更加不知收敛，如此公然做出给共产党政权拆台的恶行，与其说是依仗他死去老子的馀威，不如说是凭藉仍还在世的邓小平淫威更准确。
王兵在深圳的丑闻被揭露之前，邓小平女儿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胡子叔叔＂即王震)一文，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
当时，中共内部不乏有识之士因此文的内容而引起强烈的警惕。一位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人士私下对此文表示了十分的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邓毛毛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死去的王震本人树碑立传，不如说是为活着的王震子女铺路搭桥。
仔细分析邓榕这篇文章的内容，确实如此。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
文中还特别突出了王震一家当年为邓小平复出如何功不可没，描述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幺样冒着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后，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一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个个在大陆商海里如鱼得水。
总之，邓榕的文章观上也绝对起了为王家三公子扬名，及对外宣称邓、王两家关系＂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作用。
而且，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后仍能势力不减，邓榕已经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其文章中毫不隐晦地说：＂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如此赤裸裸地为王家父子，特别是王震后代的升官发财提供＂法＂理依据，足见邓、王两家的＂交情＂之深。据说江泽民的一个幕僚在提醒江泽民注意这篇文章时评论道：从政治内容到行文造句，都不是共产党的，倒像是国民党时代封建帮会的东西。



(14)
全军看凯利，全国看广东
也正因为有邓氏家族特别是邓小平本人这张政治保护伞，王震的儿子王军才可以官运亨通、财源滚滚；王兵才可以依权仗势，为所欲为。当时，有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为后台的一家债主找王兵讨债都不得其门而入。
但也正因为王氏父子在共产党内不可一世的全部＂法＂理依据均来自邓家，所以江泽民下决心给了邓家子女颜色看以后，王家上下便唇亡齿寒了。
邓小平去世之后，邓榕丈夫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很快被免去，虽然再没有关于王家后代被处置的消息传出，但从那以后王家后代比邓家后代表现得还要低调，真正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中国古话。
到此为止，在邓小平时代以实际行动率先响应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以军商合一为特征、以军火生意为致富手段的邓、王、聂三大家族均已成为＂昨日黄花＂，在军商领域唯一还叫得响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子女，便只剩下叶选宁一人了。
当时，曾有传闻说江泽民有意愿安排叶选宁出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并以此职务继续兼任总政联络部部长职务。假如此传闻属实而且叶选宁也愿意的话，总政治部副主任属副大军区级，不但军衔可以升至中将，他叶选宁的退役年龄也可延长至六十三岁。
传递此闻的人士还透露说，江泽民当时之所以愿意给叶选宁一个总政副主任职务，就是要以此为叶选宁交出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而江泽民之所以希望叶选宁交出这一职务，首要目的是要为全面禁止军队经商扫清障碍。
试想，如果叶选宁还坚持要以总政联络部部长身份兼任凯利总裁和董事长，其它的军商公司自然要因此攀比。如果他叶选宁借口总政联络部和国际友联的工作任务＂特殊＂，对外活动时需要以商人身份做掩护，那幺解放军总参二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甚至同样负担情报任务的新华社等单位的的下属公司均可以此借口而拒绝执行全面禁止军、警和权力机关经商的中央决策。
这则江泽民有意愿安排叶选宁出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的传闻是否与事实相符，笔者至今也没能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而叶选宁在中央下令全面清理军商、警商和国家机关、政法机关下属商号的过程中，已经脱下军装、交出总政联络部部长职务则发生在一九九八年下半年。
当时，海外有媒体注意到了这项人事变动，认为这是江泽民消灭中共政坛内元老家族政治势力的重大举措。此分析并非与事件的真实背景毫不沾边，但持此评论者显然没有注意到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叶选宁的被免职，完全是按照中共＂军法＂行事。按照新的军队编制，解放军总部的下属机构，诸如总参作战部、总政联络部等，均与集团军平级，其正职领导人的军衔为少将，最高服役年限为六十岁。也就是说，无论江泽民内心对叶氏家族及叶选宁本人作何感想，还是要等到叶选宁本人达到法定退役年龄时才能拿掉他的总政联络部部长职务。在此之前，比叶选宁年轻十几岁的贺平则被以＂正常工作调动＂的名义，拿掉了他总参装备部部长的肥缺。
其二，劝服叶选宁在达到法定退役年龄标准时，还要以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荣誉作为交换条件。
如果说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的人大系统是一架＂表决机器＂的话，那幺政协系统则是一架＂鼓掌机器＂。不过，＂表决机器＂也好，＂鼓掌机器＂也好，不但对甘愿作共产党政权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吸引力，如今更成为共产党政权对自己己内部的多馀干部、退休干部以及党内选举的落选干部进行政治安慰的地方。因为宪法中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员构成毕竟还有许多限制，相比较而言，全国政协的组成人员便成了典型的大杂烩。
拜我们老祖宗发明的汉语之福，不但固有辞汇已经十分丰富，汉字之间的奇妙组合还可以产生出无数从字面上便可知会其意涵的新生词组，比如共产党政权专门为政协的人员组成而发明的＂界别＂一词。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对外公布的第九届全国政协的两千一百九十六名委员，分属三十四个＂界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所有＂党派＂，都是单独的＂界别＂，它们之间的成员互相交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再继续向＂民主党派＂里派驻地下党员的话。但共产党却是可以向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外的任何一个＂界别＂里安插其中共党员。共青团和全国总工会这样的＂界别＂自不待言，再如中华妇女联合会＂界别＂中的王光美、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的宋德福(国务院人事部部长)和保育钧(中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的曾庆存(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教育界的方福康(前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社会科学界的王忍之和刘吉、经济界的李世忠(前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李鹏办公室主任)、农业界的黄璜(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宁夏自治区委书记)、对外友好界的李北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等。
至于九届全国政协划归宗教＂界别＂的六十名委员中，是否有中共的地下党员，暂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点名。但从中共建政之始，共产党员披着＂牧师＂外衣亵渎宗教、欺骗虔诚善良之信徒的事情，早已经被揭露出来过，比如自称为江泽民在港澳问题上的＂高级顾问＂李储文＂，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秘书长，其共产党员身份在＂文革＂中被揭露出来。此乃题外话。
照理，已经前述那幺多的＂界别＂之分，要想把某个共产党退休或在职干部安插进去，已经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比如军界的女少将廖文海，本人曾任解放军某医院院长，安排进医药卫生界就是了。再比如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虽然既没有文学作品，更不会吹拉弹唱，却与即将退休的国务院文化部长刘忠德及副部长高占祥，均被安排进文化艺术界，与作家王蒙、演员巩俐等混在一起。再比如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本人是教授出身，便进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的专门＂界别＂。而象和志强这样的前中共中央委员，因为是少数民族出身，当然可以放进少数民族＂界别＂……
而即使这样，似乎也还有一些被中共高层认为需要安排成为政协委员，但却放在哪个＂界别＂都有些牵强的中共党员及情况特殊的＂党外人士＂，于是便单独设立了一个不是＂界别＂的＂界别＂，名曰＂特别邀请人士＂。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便是叶剑英的公子叶选宁。说起来，他已经是两次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用岳枫的化名进入全国政协委员序列了。而在对政协委员们的人事介绍材料上，对岳枫的工作职务则只提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七届政协召开时是副会长)和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裁的＂兼任职务＂，不提总政联络部部长一职。



(15)
叶选宁享受退役上将待遇
九届全国政协的“特别邀请人士＂中，出自共产党内者除了叶选宁，还有胡耀邦遗孀李昭，北京市的下台干部张百发、此前刚刚从二炮副司令员位置上退役的邓小平妹夫粟前明、在公安部副部长位置上年满六十后仍然无法更上一层楼的蒋先进，以及最为香港人熟悉的鲁平等。
对照一下名单就不难发现，因为年龄原因从共产党省、部、军级领导岗位上退位的共产党干部，有的名列中国共产党＂界别＂，有的却被列入“特别邀请人士＂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蒋先进被安排进“特别邀请人士＂，而另一位退位的公安部副部长田期玉则名列中国共产党＂界别＂。可见，之所以设计出一个“特别邀请人士＂的“界别＂，主要考虑因素便是为了令＂中国共产党“这一＂界别＂的人数，不要比“民主党派＂多出太多。此其一。其二，自共产党政权被邓小平要求废除党导干部终身制，并分别规定地方正省、部级和军队正大军区级干部六十五岁封顶、地方副省部级干部六十岁封顶(军队副大军区级六十三岁封顶)的年龄限制之后，许多年至六十无法升为正省、部级的中央和地方干部，或年至六十三岁却没有机会升任正大军区级的军队干部，也必须特别安慰一下。于是，除了前面已经点到过的人名，像此前刚刚从二炮部队副司令员位置上退役的钱贵，前武警部队司令员周玉书，前副总参谋长李景，此前刚刚退役的海军中将高振家等，均被安排进全国政协的＂特别邀请人士＂之列。与这些军界人士相比，叶选宁的职务最小(正集团军级)、军衔最低(少将)。其三，也正因为每年都有太多的干部因为年龄原因从省、部和大军区级的“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所以庞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仍然面对“萝卜多坑少＂的状况，以至相当一批“知名人士＂甚至从正省、部级领导岗位上退入全国政协者，都只能得到一个普通委员的职位。比如前文所列出的陈希同时代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退位前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但如今在全国政协内也只能是个普通委员。至于前公安部副部长蒋先进这类从副部级的一线岗位上退下来的人，当然更没有资格进入常委序列。而邓小平的妹夫粟前明因为此前在军内的最高职位仅仅是个第二炮兵部队的中将副司令员，所以进入全国政协序列后，也只能屈居一届普通委员。
事实上，大部分政协委员们都不太知道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公子、叶选平的同父异母弟弟叶选宁。但是，至少来自军方的政协委员们均知道这位岳枫的真实背景--即使不知岳枫在总政联络部(从总政联络部部长职位上退下来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后的事情)的具体工作内容，起码也都知道他的家族背景。所以，在第九届全国政协开幕期间，是届常务委会正式产生之前，与会者的军方代表们一见到岳枫的大名已被列入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第一反映便是岳枫竟然能以区区少将军衔，与前第一副总参谋长李景、前国防科委主任丁衡高、前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李文卿、前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前国防科委政治委员戴学江、前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等退役上将同等待遇。
换个角度分析，如果说因为年龄原因从正集团军级职位上下来的退役少将，一般情况下连个普通政协委员的政治荣誉都不能轻易捞到的话，江泽民政权安排叶选宁退役的政治代价是把他的荣誉地位连升两级--(即将)退役的少将享受了退役上将待遇。
所以，当那些来自军方的政协委员们感慨叶选宁临到退位年龄，仍还在继续享受他那元帅父亲的政治福荫时，自然要把邓氏家族成员与之类比。照理，从二炮部队中将副司令员位置上退下来的粟前明这位邓小平的妹夫，无论是本人的学历还是军资，都远在叶剑英元帅的公子叶选宁之上。邓小平去世之后，虽然关于粟前明退役的背景有各种议论，事实上确实是因为年龄原因。
退役之前，粟前明的军职属副大军区级。但是，这位粟前明却没有因为自己的邓氏家



第四章 叶、邓交易的政治遗产



(1)
综合本书前一章的内容，叶剑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那段时间的为人和为政，一直是以＂受先帝之托＂的老臣自居，以辅佐＂先帝接班人＂为己任。相对于叶剑英，邓小平则是以＂太上皇＂自居，以＂垂帘听政＂为统治手段。有人借用两句俗话分别概括叶剑英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称叶剑英是＂量小非君子＂，而邓小平则是＂无毒不丈夫＂。真是万分贴切！
当然，对叶剑英其人的评价很难用几句话说清，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他叶剑英当年主动让出党内首席政治元老地位的举动，自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自叶剑英去世之后，外界对他无论是褒是贬，几乎没有人把他晚年的荣辱毁誉与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广东省的特区政策联系在一起。其实，若深入探究一下当时的上海之所以没有能够与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一同被列为经济特区的政治背景，就应该可以得出广东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叶剑英的结论。
当年的邓小平受到杨尚昆、习仲勋谏言的启发，对在广东施行一些＂特殊政策＂表示出浓厚兴趣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当然不是要藉此取悦或者说报答对他恩重如山的叶剑英，而是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窗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在决定了在广东同时建立三个特区，并给整个广东省以相当的经济自主权之后，安排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主持该省的经济工作，无疑是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一种政治默契。
关于叶剑英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如果每一细节都加以描述，远非本书之一章的的篇幅所能容纳。只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剑英虽然已经去世十几年，但其馀荫不但继续保护着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也仍然能够对相当一批仍然在世的中共元老起一种精神上的号召作用，对广东地方的影响更不待说。
毫无疑问，邓小平废除华国锋的理由坚持＂两个凡是＂，不但受到党内开明派的支持，从实际效用讲确实也给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进步扫平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由此，邓小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应该被留下一笔他应得的地位。但是，若从人品和党内口碑角度，邓小平在党内树敌的范围绝对要比叶剑英广得多。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废除华国锋之后又接连导演了废胡、罢赵和弃杨的三次宫廷政变，使得原本忠实于他、死心踏地追随他的人个个寒心。
而从福荫子孙的角度对比，邓小平肯定也是略输叶剑英一筹。邓小平的存世时间比叶剑英长了整整十年。但是，叶剑英给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留下的最实惠的遗产是将所谓＂南中国＂广东省实际变成了叶家天下。
薄一波称颂叶剑英老不糊涂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正在发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站出来讲了一句：＂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在其回忆文章中还赞叹：叶剑英＂一直到死，始终是『大事不糊涂』。＂一位党史界人士读过这篇文章后曾揶揄说，薄老头这是在用吹捧叶剑英＂老不糊涂＂的办法，反讽邓小平已经＂老糊涂＂了。之所以如此揶揄，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八九学潮过程中，许多大学生和知识界人士均认为邓小平在＂老糊涂＂了的情况下，越来越不明智，仍还要垂帘听政。当时大学生的游行队伍里曾有一则标语写着＂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脑袋不灵＂。据说当时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等人，专门捡出这类的＂动乱口号＂来剌激邓小平。此是题外话。
至于叶剑英临终时刻还具体在哪些＂大事＂上表现了＂不糊涂＂的一面，薄一波却没有直接道出。
也许他叶剑英在给自己子女们留下的政治嘱托中，也体现了这所谓的＂大事不糊涂＂。本书前面的内容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除了一手导演了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老臣＂废帝＂的政治把戏，还把叶剑英的政治门生或逐出政坛、或赶到＂二线＂，而叶剑英那里全然没有反弹。导致当时的叶剑英如此委屈求全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应该是江泽民在评价叶剑英时所说的＂顾全大局＂。
当初叶剑英力主邓小平重新出山，并主动表示要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让给他邓小平坐时，无疑是基于对他邓小平多方面的高度信任。但邓小平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叶剑英首席政治元老位置以后的许多作为，却又令叶剑英有苦说不出。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当时的叶剑英确实也有身体方面的＂力不从心＂，即使他叶剑英当时的身体尚好，也没有可能与邓小平政治反目。
邓小平去世后，曾有人根据他一生，特别是生平最后十几年的经历，认为他是个重亲情但不重友情的人。这话应该说有几番道理。只要对邓小平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重亲情的一面。而不重友情的一面，他导演的弃胡、罢赵、倒杨的政治三部曲，以及他在倒杨之后对万里的疏远，均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临去世之前的几年，他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
不过，无论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在八十年代的政治辉煌，均系邓小平提携的结果。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初的政治信任，胡、赵二人直到退休都未能于他们在毛时代的政治起点上再进一步，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样道理，万里在毛时代不过是个副省、部级干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铁道部长，算是行政上升了一级，但也是有赖于当时刚刚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的＂伯乐相马＂。赵紫阳接替李鹏的总书记职务后，邓小平虽然一度曾经有所考虑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国务院总理职务安排给万里担负，可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足以令他万里退位之后仍可享受一级政治元老的终身待遇。前述四人中，唯杨尚昆在毛时代已经熬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层级，于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不过当时的杨尚昆在全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排名倒数第二，落在他后面的只有一个胡乔木。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里，他杨尚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党内倒数第二＂跃升至八十年代实际上的＂正数第二＂。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此公更是以＂摄政王＂身份，除了代＂太上皇＂主持日常军务，还要代表＂太上皇＂向＂儿皇帝＂和所有＂党务大臣＂、＂政务大臣＂发号施令，政治权力可谓如日中天。除了这些实际权力之外，另外还得到了一届国家主席的表面风光。
总之，胡耀邦、赵紫阳也好，杨尚昆、万里也好，他们当年的政治辉煌均是邓小平造就的结果。说一句没有邓小平当年的鼎力提拔、放手使用，便没有他们在八十年代各自曾有过的那段政治辉煌--无论这段政治辉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或长或短，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四人谁都会认同。这也决定了此四人在需要作出重大政治决策的关键时刻，即使内心里的想法与邓小平的主张截然相反，也不能放开胆子抗争到底，甚至完全没有抗争。
相比于胡耀邦、赵紫阳和杨尚昆三人，万里在担任过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于届满时刻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总算是『平安降落』了＂，给人以无限的政治联想。
事实上，万里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前夜，也就是他在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即已经因为在出访期间发表了同情学生运动的讲话而令邓小平气愤难当，从国外回去的时候，竟然被邓小平下令挡在上海＂养病＂--前往挡驾者便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从那以后，他万里便因为＂政治上右＂遭到邓小平的政治冷落。更何况他在赵紫阳下台之后，仍然与赵紫阳本人及随赵紫阳下台的那批人没有＂划清界限＂；在邓小平同意倒杨的问题上，也是牢骚满腹。
不过，即使这样，万里最后退得毕竟还算体面。而胡耀邦、赵紫阳和杨尚昆三人，真可谓＂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但正因为他们当年的＂成＂是因为邓小平，所以在他们＂败＂的问题上，邓小平无疑是心底坦然，认为自己对他们不亏不欠。



(2)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功在叶剑英
相比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和杨尚昆，叶剑英与邓小平的关系恰恰相反，不是邓小平曾经有恩于叶剑英，而是叶剑英曾经施恩于邓小平。试想，如果没有叶剑英的积极推动，＂文革＂中期他邓小平的首次政治复出至少会困难许多。不好说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当时还有一个周恩来也在向毛泽东谏言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海内外关于邓小平的文章、书籍中，多有所谓＂三起三落＂的说法，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一度遭受内部政治打击，而后又被＂平反＂的经历称之为＂第一次复出＂。由此排列，他在＂文革＂中期被重新政治启用的经历便成了＂第二次复出＂，一九七七年的那次自然被排列为＂第三次政治复出＂。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描述中共建政之后的邓小平政治历程，将他在＂文革＂中期被毛泽东＂原谅＂后的那次＂出来工作＂称之为＂第二次复出＂，会令读者感觉十分唐突。所以，笔者本书中所说的邓小平＂首次复出＂及＂二次复出＂，均是指中共建政之后发生的事情。
按照中共官修＂文革＂片断史的说法，一九七一年林彪、＂仓徨出逃＂、＂折戟沉沙＂，因此而深受感情剌激的毛泽东决定安排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不久，叶剑英便想到了已经被打倒数年之久的邓小平，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有必要迅速解除对邓小平的政治＂流放＂，恢复他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当即前往看望，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向他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当时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
为了加强对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
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叶剑英，还没有毛泽东去世之后请邓小平再次出山的那种薄一波称之为＂让贤＂的想法，不过是＂国难思良将＂，希望让邓小平复出作他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手而已。
另外，当时的周恩来身体尚可，总理接班人人选问题至少还没有被正式议论过。所以，毛泽东刚刚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时，也许有一种＂再考验一下邓小平＂的意思，但并没有从周恩来＂接班人＂的角度多作考虑。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然后毛泽东又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接下来，邓小平便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邓小平又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中央副主席，但排名在周恩来、王洪文、康生之后。
在回顾中共党史方面比较权威的一份月刊《炎黄春秋》一九九五年四月号上刊登的杨言东和石文作者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个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叶剑英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导致了在邓小平再次失信于毛泽东的时候，用不着＂四人帮＂居间挑拨离间，毛泽东自然就会认为叶剑英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合坐一条板凳还嫌板凳宽＂的。
不过，虽然叶剑英在林彪死后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初衷并不是要自己让位，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叶剑英却对他非常尊重，几次亲自到比自己年龄小的邓小平家里商量工作。在下级面前，更是特别注意树立邓小平＂军委主要领导人＂的形象。
周恩来去世前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已经非常艰难，在决定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的人选时，江青等人希望王洪文担当此任，叶剑英则坚决主张由邓小平致悼词，利用这个机会让邓小平与群众见面。叶剑英对邓小平的政治＂包庇＂触怒了毛夫人及其政治同伙，也弄得毛泽东老大不高兴。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按毛泽东旨意发出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实际上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同时通知全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邓小平再次被毛泽东赶下台后，叶剑英曾暗地自己前往慰问，听说邓小平患了前列腺炎，叶剑英赶紧给三零一医院打招呼，叮嘱院领导一定要治好，保护好。
毛泽东驾崩、毛夫人下狱后，如果不是叶剑英的力主和催促，邓小平即使能够再次复出，也没有当时那幺快。
顺便要说明的是，自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官方关于邓小平二次复出问题的宣传材料，从来都是说华国锋视邓小平的复出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最大威胁。把个华国锋＂千万百计阻挠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原因，完全解释成为他的一己私利。
如此评价，先不要说华国锋本人，就是叶剑英读到这样的评价，也会认为是歪曲事实。



(3)
叶剑英对邓小平恩重如山
毛夫人入狱后五个月，也就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入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馀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华国锋还说：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由这段讲话内容，完全可以看出华国锋在将毛夫人下狱之初，必须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必须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首先一个出发点是要防止节外生枝。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更证明了华国锋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是在等待时机，而不是象如今的官方党史宣传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华国锋坚持拒绝让邓小平复出，是基于他个人的一己私利。
华国锋所说的中央的这一决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显然是以他和叶剑英为主的中央决策层共同反复考虑。无法想象当时的华国锋在叶剑英的鼎力支持下刚刚上台，便背着叶剑英搞秘密政治行动，或者说是故意施行与叶剑英意见相左的政策。
当然，在何时安排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当时的华国锋比叶剑英表现相对消极一些，这便给了日后的党史宣传材料就此问题渲染华、叶之间的决策分歧提供了口实。而事实上当时力主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一方面也非常同意需要＂创造条件＂。而在＂创造条件＂方面，叶剑英表现得要比华国锋积极许多，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也就是说，在邓小平二次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并没有象如今的官方党史宣传材料中所渲染的那样＂坏＂，在这个问题上与叶剑英的矛盾也远没有如此的党史材料中所渲染的那样激烈。而叶剑英在邓小平二次复出问题上--特别是令邓小平尽早复出的问题上，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纵观邓小平一生，政治上几起几落。在中共执政史上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都是叶剑英从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去世、毛夫人下狱之后，希望邓小平政治复出的党内及民间呼声确实十分高涨。之所以出现这种形势，还是因为邓小平二次被打倒之前，曾经在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做了很多与＂文革＂既得利益派针锋相对的事情，顺应了民心。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威望是在他第一次复出之后，以毛泽东身边的那伙＂文革＂派作为反衬突显出来的。那幺是谁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机会？毛泽东是主要决策人，周恩来也从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始作俑者是叶剑英。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最初提议，毛泽东自己是否能够想到要重新起用邓小平，或者说毛泽东本人是否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政治台阶下，都只能是假设的事情。
总之，邓小平之所以有他在八十年代的政治辉煌，一个重大的前提是叶剑英及时给他创造了获取这种政治辉煌的关键历史时机。所以，说叶剑英在政治角度对他邓小平恩重如山，应当是相当到位的评价。分析到此，当年邓小平情愿把广东省这个已经被定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重要省份让给叶剑英后代独自打理的首要背景原因，就不言自喻了。



(4)
叶选平安居一方、造福家乡
笔者和何频先生当初在写作《中共＂太子党＂》一书时，曾经认为也许叶剑英是看明白了邓小平政治手腕的阴毒，担心自己的子女远不是他邓小平的对手，故在自己生前一再要求子女们从政可以，但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
一位来自北京的专业党史研究人员读过《中共＂太子党＂》一书后与笔者讨论说：叶家后代，特别是叶选平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担任＂京官＂，是中共高层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不过叶剑英晚年时希望自己的后人＂宁可安居一方＂，恐怕还不仅仅是担心自己的后代玩政治手腕＂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的原因。
我们不能不承认，叶剑英从二十年代便提着脑袋干革命，确实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待到毛泽东去世时，共产党已经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七年，结果却是华国锋所说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当然是一种＂拨乱反正＂的表现，但＂要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无疑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口号。对此，他叶剑英内心不可能不清楚。
回想共产党夺权之后，叶剑英曾怀着一腔抱负回到家乡主政，一心要给家乡父老们一些他们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没有得到的经济实惠，结果却成了广东省＂地方主义＂的总头目，若不是毛泽东＂网开一面＂，他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会受到一次政治清算。
当年的广东＂地方主义＂被清算后，叶剑英黯然离开家乡，赴京参与军队领导工作。本人虽然逃过一劫，但此前他在广东主政时最为欣赏的干部，也是他主政家乡最得力的助手方方成了毛泽东支持清算广东＂地方主义＂的替罪羊，沉冤四十二载，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才被正式宣布平反。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叶剑英终于又有了报效家乡父老--更准确地说是代共产党政权向家乡父老赎罪的机会，可惜已经＂力不从心＂。这应该是他趁自己尚还在世，而且在中央人人都还要看他的面子的时候，安排自己的长子叶选平从北京回到广东省工作的最直接背景因素，自然也是他在临终之前叮嘱叶选平继续留在家乡工作的首要一条理由。
无论是安排自己的后代回到家乡主政，无论是力主中央要多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叶剑英的出发点都是要弥补他从被迫调离广东之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那二十多年里没能造福家乡人们的巨大缺憾。
所以，无论叶剑英临终前是否很具体地要求过叶选平等人＂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至少是要求过叶选平＂安居一方，造福家乡＂。
正是因为有老父生前遗嘱，所以叶选平才坚持留在广东省当一个＂父母官＂，长时间拒绝进京作事--直到他的年龄已经不再允许他继续担任省级领导干部为止。
叶选平为何不当广东一把手？
叶选平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生母是叶剑英在家乡的第一个妻子。当时的叶剑英还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正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参与创建了黄埔军校，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编第二师师长及第四军参谋长等职务。
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叶选平三岁的时候，叶剑英才加入中共，主要活动地区仍然是广东一带。一九二八年，叶剑英抛妻别子赴苏联莫斯科学习，直到一九四一年奉命从中共中央长江局调到延安，出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才把叶选平接到延安。而叶选平＂参加革命＂的历史，也是从这一年算起。所以李瑞环曾经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反驳叶选平被＂突击提拔＂的说法，认为叶选平是＂抗战干部＂，无论从革命资历、实际年龄角度看，被提拔的速度都不算很快的。
另外，从学历角度，叶选平在中共无数＂抗战干部＂中，确实也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干部了。他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即进入中共抗日政权在当年兴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专业学习，三年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业局工作。一九四八年，他又被保送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修了一年多时间，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又到前苏联的机床厂实习了一年多时间。
一九六二年，叶选平被从辽宁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位置上调到父亲身边，出任北京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和党委副书记。＂文革＂初期也随父亲吃了一些苦头。
“文革＂中，随着林彪的倒台，叶剑英被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选平的政治环境随之改变，于一九七三年被任命为北京市机械局领导小组副组长，行政待遇相当于国家部委的副厅、局级。五年后，他改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算是官升一级。这一职位一直担任到他一九七九年底遵父旨回家乡工作。
回到广东后，叶选平从最初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升任广东省长兼省委第一副书记，中间经过了五年时间的过渡。期间虽然有三年时间是＂下放＂广州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和书记，但仍然是享受副省、部级待遇。从担任广东省省长至一九九一年三月进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经过了五年半的时间。
没有公开的资料能显示一九八五年为什么没有直接把叶选平安排成省委书记，也没有公开的资料能显示此后的五年半时间里，为什么叶选平始终停留在省长位置上。
如果从年龄角度分析的话，叶选平在被安排为广东省省长之后，再接替时任省委书记林若的职位，确实没有道理。因为林若出生于一九二五年，比他叶选平还年少一岁。至于当初邓小平在甘愿把广东省交给叶家后代治理的前提下，叶选平没有直接得到一个省委一把手的职务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叶家自己就没有特别为此争取。
如今早已从广东省委书记职务上告老还乡的林若，是广东省最典型的＂地方干部＂。他原籍广东潮安，中央大学没有毕业便在家乡参加了中共地下斗争。中共建政之初叶剑英回到家乡主政后，林若先后担任过东莞县委书记、《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和湛江地委书记等职务。
一九八二年，经叶剑英亲自审定的中共十二大分配给广东省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叶剑英只同意把叶选平安排成中央候补委员，但却给了林若一个中央委员名额。由此可见叶剑英对林若的器重程度。这自然也是林若与叶选平配合默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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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半的道路高架基本都是三局弄的，罗湖自贸区还是武钢自掏腰包建的，当时武汉财政收入的七成都用去建设深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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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来自武汉的企业中建三局参与建设了当年中国的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1982年武汉三局一公司挥师南下，告别了大武汉，这座楼由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中建三局建造，从1982年10月开始动工，至1985年12月，仅历时37个月宣布竣工，以3天一层的速度建成，不仅刷新了工程的全国记录，也诞生了深圳速度这个热词。

除了武汉的企业南下支援深圳特区的建设，当年的武汉也同样出人力和物力来支持特区，当年武汉百分之八十几的利税上交国家以支援沿海城市建设，只留百分之十五左右，建设深圳特区指定武汉援建，武汉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最后深圳和沿海城市都起来了，同时听当年的一些长者说当年武汉也从建筑、医疗、教育等系统，调出人员支援深圳，当时深圳很多医院的院长还有学校的校长都是武汉人。

1982年到1992年武汉财政收入的80%对沿海进行支援建设，其中深圳是武汉的定点支援城市

横向对比一下，1984年5月21日，正式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计划单列市）。“南巡谈话”的第一站来到武昌。其后，武汉在旧有的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被认为在全国经济中起著龙腰的作用，1992年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上缴税收城市，一度向中央税收总贡献量是广东省的4倍

武汉很多问题都是源自80年代到00年初被榨的太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