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新军是清末全国最先进精锐的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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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于北洋六镇，由于是得到了国家财政的支持，真正在装备上做到了6镇统一，质量上
也远远优于其他地方新军，装备有：日式31式步枪、马可心机关枪、格鲁森75mm陆炮、
格鲁森75mm山炮、望远镜180具，另外还配备了各种工兵工程工具、军官佩刀和手枪等
，并且装备了部分湖北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格鲁森57mm速射山炮、日本三一式速射野炮、
英国威克斯75mm山炮、克虏伯75mm山炮等。可以看出：北洋新军六镇在中央财政的支持
下，得以优先完成西方化，无论是军队的人员素质、规模、装备、训练程度等都远优于
其他地方新军，这也是清末新军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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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组建湖北新军，1901年，张之洞将湖北境内的新式军队进行整
合编成了湖北新军，1904年，湖北新军改为第二镇，到了1905年后清政府统一全国陆军
番号时，湖北分得二镇，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半镇的兵力。和北洋新军一样，南洋新军的
士兵在选拔上要求较为严格，对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等都有一定要求，军官都出自张之
洞在湖北设立的南洋武备学堂，教官也聘请自德国教官。武器装备上：和北洋军多采购
于国外不同，南洋新军的武器多为自产，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湖北枪炮厂，即日
后的汉阳兵工厂，采购自德国造炮机械设备，仿制格鲁森速射炮，于1900年全面仿制生
产格鲁森57式速射山炮，装备给湖北新军，最为出名的就是湖北枪炮厂生产了大量的汉
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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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装备人数5倍于自己的满清几乎全部精锐，武汉新军能挺45天，真的非常不容易。别的地方根本都没这胆量和北洋新军和皇家禁卫军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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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现在还把辛亥革命当作最大旅游卖点，而不是把岳飞孙权张之洞当作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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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武昌起义之前，清政府的军事改革取得了_定的成效，共编练新军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又一支禁卫军。这些新军中，以袁世凯训练的北洋新军六镇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混成协编制最为规范，战斗力也最强。

　　 武昌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湖北新军造反起事，清政府所依靠的只有北洋新军了，对此清政府非常清楚,迅速作出反应，停止永平秋操?,调集秋操的近畿陆军开赴前线。10月12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发布谕令，“著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13日，陆军大臣荫昌就带队奔赴武昌前线“二十二日陆军大臣荫昌、易乃谦、丁士源、何守仁诣阙请训，即率全部幕僚于下午一时由北京西车站南下，有禁卫军一标到站欢送”。

　　 10月14日，清政府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将北方、近畿新军组编成三支军队，并对三军的组成、任务及司令官进行安排，特发布上谕宣布：

　　 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著将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著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著将禁卫军暨陆军第_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10月27日，关于第二军的组编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将驻奉天的第二混成协调入，袁世凯在转述军咨府的命令中说：“第二军兵力本单，本府前已商明陆军部，将奉天第二混成协为筹备，听调遣，该协似可加人第二军，日内拟令移驻滦州附近；第五混成协已饬移驻新民府，该二协均可随时调用。”这一军事调整，在滦州兵谏通电中得到证实：“我驻奉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及驻长第三镇奉命南征，各将佐士卒等，咸以目今政变之源，皆有政治不良引起，若不从政治改革着手，而徒恃征讨，窃恐治丝益棼。同仁等不忍国家沦胥，自相残杀，已提出政纲十二条请愿朝廷。”

　　 新军编练过程中，是以一个镇为作战单位的。军一级的作战单位，在练兵处制定的营制饷章中有规定而没有实际“一军之制，由第一军至若干军，每军两镇至三四镇不等。现在镇数无多，平时暂不编军，遇有军务，再酌量情形奏请编设”。所以在清末编练的新军中是没有军这个作战单位的。清政府组编新军三军，说明他们对武昌起义的认识是深刻的，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兵变，而是威胁到其根本统治了，故采取非常措施应对。

　　 清政府组编的三军可谓新军之精华。其中第一军包括新军第四镇、第二镇之第三协和第六镇之第十一协，实际上为两个镇的兵力，足额应为25000人左右。而第二、第四、第六三镇，是袁世凯训练的北洋新军的精髓。其中第二镇是北洋六镇中成镇最早的军队，第六镇更是中国最早的新军，其主体是袁世凯甲午战争之后亲自训练的新建陆军和义和团期间开到山东归袁世凯指挥训练的江南自强军。时跟随陆军大臣荫昌往武昌前线的高级军官除了前面所说的第一军军部将领外，还包括第四镇代理统制第八协协统王遇甲，第七协协统陈光远，第二镇第三协统王占元,第六镇第十一协统李纯。这些高级将领，为清一色的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军高级将领。

　　 第二军司令官冯国瑋，所辖第五镇全镇、第三镇之第五协、第二十镇之第三十九协以及后来编入的第二混成协，总兵力亦为两个镇，与第一军相当，人数足额也应当25000人左右。其中第五镇的基础是袁世凯巡抚山东期间编练的武卫右军先锋队，第三镇是最早编练成镇的北洋新军。第二十镇成镇于1910年1月，不过其成镇虽晚,但却是从北洋六镇中派生出来的。1907年徐世昌出任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奏请北洋第三镇和两个混成协随他到东北驻防。袁世凯从其第五、第六镇中抽出一部分军队组成混成第一协,从第二、第四镇中抽出一部分组编为第二混成协，后来第一混成协与奉天陆军第一标、第二标以及部分巡防队合编为第二十镇。第二十镇辖两协，即第三十九协和第四十协，原奉天军队大致为第三十九协,原调东之第一混成协为第四十协。第二混成协随同徐世昌开拔到东北，后长期驻防奉天旺官屯。

　　 第三军由北洋第一镇和禁卫军组成，第一镇是袁世凯训练的以旗人为主体的军队。禁卫军是清廷罢免袁世凯后由摄政王载沣亲自下令编练的，以满洲人为主体，直接听命于摄政王，实际上是皇室的御林军。清廷将新军第一镇和禁卫军合编为第三军，担负保卫京师的重任。

　　 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之第四天，在军事上作出最快的反应,将北方、近畿最优秀的新军组编为三军，以应对革命危机，从军事学的角度看是非常正确的，一军开往前线，一军作为预备队随时开拔军保卫大后方京师。但关键的问题是，清廷没有将这项军事计划贯彻下去。在前线作战的始终是第一军，第二军不仅没有开赴前线,而且根本就没有组织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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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是整建制，起义军是打散了建制，严重缺乏军官的，就这样，北洋军还是难打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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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新军湖北新军编练
张彪 张彪 [2]公元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规模展开以练兵、兴学、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1896年，张之洞以“湖北居长江上游，会匪出没，武备尤关紧要，第鄂省财用支绌，无力招延洋弁”为由，向朝廷奏请将南京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获清廷认可，随即以这500人为班底，将他们分成前后两营，以张彪、岳嗣仪为两营管带官，德将贝伦司多尔夫为总教习，参用德国军制，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计有弁勇1000人马100余匹，委吴殿英以司衔监操官，组训新军，湖北新军由此发端。
黎元洪 黎元洪1898年，张之洞选派湖北学生20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1901年清廷命令各省将旧军淘汰，精选分编为新军，一律习新式枪炮。为此，张之洞将鄂境原有的武恺军、武防军、武建军等旧式军队正式改编为湖北常备军左、右两翼，1904年二翼改为二镇（相当于师），分由张彪 [2] 、黎元洪任统领，有官兵12959人。从1895年到1906年，湖北先后开办了武备学堂、武备高等学堂、陆军测绘学堂等军事学堂和许多训练班，培养了近5000名军事人才，安置在新军各级岗位上。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秋操，北洋袁世凯和湖北张之洞各练之新军举行南北新军的大演习。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1907年，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规划拟练全国陆军36镇（相当于师），分配给湖北两镇指标，为第8镇和第11镇，当时第11镇尚未完全练成，湖北实只练成一镇和一混成协即陆军第8镇（相当于师）和暂编第21混成协（相当于旅），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军的军事力量。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军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
湖北新军武昌起义发生时的湖北新军编制
武昌起义时期，陆军第八镇统制是张彪，辖：步兵第十五协：协统王得胜，辖：29标（标统张景良）、30标（标统杨开甲）；步兵第十六协：协统邓成拔，辖：31标，32标马军第八标：标统喻化龙；炮兵第八标： 炮兵第八标一营：炮兵第八标二营：炮兵第八标三营：工程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辎重第八营：管带萧安国宪兵营：管带果兴阿；教练营；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是黎元洪。辖：步兵第41、42标，炮兵第11营，马军第11营，工程第11队，辎重第11队。
步41标：第1营调宜昌，第2营调岳州，第3营驻武昌城内左旗下步42标：第1营驻汉口，第2营驻京汉铁路，第3营驻汉阳兵工厂；马11营：驻武昌城外南湖；炮11营：驻武昌城外塘角，管带张正基， 工11队：驻武昌城外塘角辎11队：驻武昌城外塘角。
湖北新军种瓜得豆
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著述丰厚，自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一心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
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湖北新军士兵 湖北新军士兵张之洞训兵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这在他亲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如此铺陈，可谓发人深省，亦可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志。
张之洞要求将士具备这些品质：只有既忠君爱国，又自强御侮，才能外御列强，内平“乱党”。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与北洋新军相比进步得多。另外，张之洞力开“兵智”，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新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文化素质相对士兵较高)。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要求。1898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
同时，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1902年，张之洞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更番毕业，更番入营”，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士兵文化水平大幅提高。文化素质较高的湖北新军，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由于湖北新军将领多选自武备学堂学生和军事留学生，士兵大部分系新招募，因而士兵相对质朴，将领比较开明，又加上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换言之，湖北新军没有“军阀”习气，容易为革命党人所争取，这也是湖北新军成为最早觉悟的清朝进步军人的原因。
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边的不足千人，成为了向清王朝打响“第一枪”的首义之师决非偶然。
张之洞编练新军本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新军后来反而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之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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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四省新军秋操比武，南洋新军与北洋新军沙场对决，在3场比赛中，担任北洋新军总指挥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三次败北，狼狈不堪，而黎元洪及其麾下南洋新军也随之誉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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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北洋新军在袁世凯就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了清廷财政的大力支持，6镇精兵共计7万余众，本就在兵力上占据优势，而装备水平也突飞猛进，战力足以横扫天下，此时的湖北新军，张之洞之后再无倚靠，颓势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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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原本只有不足3000人的起义湖北新军，到最后在“民军”的补充下，最多时居然扩编成了三协，也就是近15000人的革命军。人数紧急扩张，武器不够了，幸好张之洞主持建立的汉阳兵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库存的武器足够装备革命军，武昌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