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大武汉
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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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四 10月 01, 2020 9:32 pm

杨奎松:《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


目录

建立背靠苏蒙的东北根据地,是抗战结束前中共最重要的战略设想(原文无此小标题)
机会来了,但中共不知道苏联人是不是会允许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既然苏联人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共自然全力以赴
主张中共控制东北,苏联人看来比中共自己还着急
彼方既然如此决定,我们方面只有服从
苏联既然主张放手大打,毛泽东也敢于知难而进
四平和长春的军事较量,并不说明中共已经失败
参考文献


建立背靠苏蒙的东北根据地,是抗战结束前中共最重要的战略设想(原文无此小标题)

在一九四四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破裂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走入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刘少奇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的一次讲话中,一句话点破了这时双方关系的本质,即“蒋的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但是,中共这时要想搞垮蒋介石,至少在两个大的方面还不具备条件。一个是中共自身的力量还远不如国民党,一个是蒋介石的背后还有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的支持。当然,就中共自身的力量而言,他们丝毫也不怕与国民党闹翻。在一九四四年底,毛泽东甚至已经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共这次一定要从蒋介石手里“把中国拿下来”(1)。可是,随着美国政府明显地表现出支持蒋介石的态度,这种可能性几乎变成了零。不仅如此,当一九四五年军事形势表明整个战争行将结束之后,中共越来越相信国共之间战后将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战争,而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在有了大片的根据地和上百万的军事力量之后,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容忍抗战之后中国继续回到国民党一党的统治之下,他们无论如何要设法在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取得决定性的地位。问题是,要想能够同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他们也必须得到同样有力的国际支持。在这方面,他们所能指望的自然只有苏联。

在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里,要想了解苏联在远东准备扮演的角色,看起来是颇为困难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没有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因此,直到四月间,他还只能把美苏英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当成是自己的形势分析的基本依据。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个头脑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很快就从苏联扶持东欧民主政权和准备介入远东事务等种种迹象中,看出了苏联同美国在战后政治倾向上和基本利益上的不同。这使毛泽东深受鼓舞。在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毛泽东明确认为:不能。“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必须有苏联的帮助。尽管苏联曾经长期不援助中共,但是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信念使毛泽东相信:“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如今,尽管仍旧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可是他认为,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共。他甚至断言:“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2)。毫无疑问,由于注意到苏联将要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特别是解放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对于从东北地区取得苏联的援助颇有信心。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并“得到技术条件”,即飞机大炮。而“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又背靠苏联和外蒙,自然是最理想的根据地了。(3)因此,夺取东北,背靠苏蒙,取得援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迅速成为抗战结束前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战略设想之一。只是,要想具体实现这一设想,还必须取得苏联方面的谅解与协助。而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与美苏国共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中共与苏联最高决策层之间的联系方式,使得中共在具体实现上述战略设想时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麻烦。但很显然,美苏之间在远东的争夺和对抗,最终促成了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策略的成功。




机会来了,但中共不知道苏联人是不是会允许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机会来到了。这一天,苏联开始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宣战。延安沸腾了,中共中央刚刚收到消息就立刻召开会议,毛泽东兴奋地说: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尽管,由于还不了解苏联方面的具体态度,中共这时对如何与苏联红军配合还不清楚,但配备干部,发动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特别是尽可能争取集中多数兵力与苏军实现战役上配合的方针迅速决定了下来。毛泽东和朱德当天就极其热情地致电斯大林元帅,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区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3)
  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即将战败甚至投降,而国民党主力多半还远在西南,鞭长不及马腹之际,中共这时首先考虑的还是利用自己占有华北华中大片农村根据地的先天之利,乘机迅速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扩大地方,壮大力量。为此,他们首先发出的党内指示,突出地强调了迅速扩大解放区和壮大自己军队的问题。在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的可能,亦有投降的可能。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大城市及要道(4)。
  接着,朱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八路军分别向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其第二号命令虽然也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和李运昌部向热河、辽宁及吉林进攻,但在内部指示中则特别说明,这一命令只是“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往(东北)四省”(5)。其后,只有晋察冀分局指令地处辽宁、热河及河北边界地区的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部注意向张家口、承德、山海关及朝阳、锦州推进,迎接苏军,寻求配合,并探虚实。另外,中共还考虑让原东北军旧部万毅部于必要时向东北移动,并派一千二百名干部前往东北工作,但这一切还都在准备中。
  由于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美国随即全力帮助国民政府向华中和华北地区运送军队,接收政权,而盟军司令部更公开反对中共参加接收和授降工作,致使中共无法顺利实现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既定目标。而与此同时,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冲突明显开始增加,中共确信内战将至,遂不得不下决心在华北、华中、华南展开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尽可能牵制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开进,以便力争实现中共对华北几省的实际控制。(6)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了解到苏联外贝加尔方面苏蒙联军先头部队已经从外蒙古进入中国察哈尔地区并占领了多伦及张北。毛泽东立即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力图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形势。但是,紧接着传来的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詹大南、段苏权部于十七日与张北苏军会合人消息,似乎并不令人感到鼓舞。无论是中共这些地方部队五花八门的服装,还是相互间语言不通造成的隔阂,都使得苏军最初对中共地方部队极信任。特别是苏军在化德一度受到过冒充八路军的部队的袭击,最初与苏军会合的少数中共地方部队甚至遭到苏军缴械。当然,中共中央相信这些都只是出于一种误会。而且随后苏军很快即根据斯大林的电报指示与中共军队进行接触和联络,并要求中共部队配合其进攻张家口的行动,这使得中共中央迅速下决心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7)。而二十日,当有情报证明国民党正在由美国运送军队前往东北之后,中共中央更不能不紧急部署派部队前往东北在区。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终于决定:“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为此,他们紧急调遣李运昌部三个团和冀东、冀察两区各一部深入热河及辽宁,并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每团不得少于一千五百人,由万毅率领开赴东北,另由陕甘宁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赴东北,全部兵力约有两万人(8)。显然,中共中央相信,从苏蒙联军要求八路军配合夺取张家口的情报和国民党正准备进入东北地区的情况看,苏联红军一定会和八路军配合攻取华北各大城市,并愿意八路军前往东北。这对于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但几乎就在当天,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使中共中央的这种热情被泼了一头冷水。斯大林的电报明确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反对与国民党进行战争(9)。尽管中共早在六月份得知国民政府派宋子文前往苏联进行谈判之后,就已经估计到苏联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国共谈判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将不可避免,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仍旧不想在承认国民党法统地位的基础上与蒋介石进行妥协。为此,他们坚持拒绝出席七月的国民参政会,既是想给美国和蒋介石一个警告,也是想给苏联一个暗示。而对蒋介石八月十四日来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的举动,更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并斥之为“完全是欺骗”(10)。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做着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争的工作,决心不让国民党把抗战中主要由他们控制的华北及华中的部分地区轻易地夺过去,甚至打算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斯大林的电报无疑与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冲突,这使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十分极为激愤,但又不能不尊重斯大林的考虑(11)。当天晚上,毛泽东致电重庆同意谈判。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改变原定战略方针的指示,内称:
  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受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民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12)
  而对原定派遣部队进入东北的计划,中共中央则要求首先派干部到苏军占领的区域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13)
  如何了解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但在毛泽东渐渐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之后,他还是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设法安抚了中央内部那种愤懑的情绪并解释说:
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平津、太原,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是英所必争,中国亦然。……(二)蒋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于他,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譬如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阵线,前者有权后者无权,这叫无可奈何。(14)
不过,由于中共已经在两个星期里收复了大小五十九座城市及广大乡村,热河、察哈尔没有国民党军的足迹,江淮、山东、河北、山西、绥远大部分也都在中共的控制中,毛泽东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不论怎么谈,原则就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华北是以我为主的政治委员会,东北根本就是由我控制,只允许国民党派行政大员,否则就不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决定:
  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暂是也好。同时依据中央八月二十二日指示,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及府城县城小市镇……。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全省(配合红军外蒙军)及辽宁一部。……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15)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但公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中共决定采纳斯大林的意见,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际。条约让国民政府感到最大安慰的恐怕就是双方交换的有关相互谅解的照会内容了,即: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16)  
  苏联方面的上述表示以及双方关于苏军进入东北后与国民政府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对于中共显然是不利的。事情很清楚,如果苏联方面完全照条约规定的去做,那么,苏联就不可能向中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些援助,甚至不可能允许中共进占东北。可是,看来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个协定的内容并不感到多少威胁。毛泽东甚至认为这个协定“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只要苏联进入东北,就会造成很大影响,共产党人就可以去,也必须去。外交是外交,而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外交上签订这样的条约固然要使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受到约束,但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就会支持中共的。因为事实上,蒋介石的背后站着美国,共产党的背后站着苏联,“国共反映美苏”,中共的利益说到底也就是苏联的利益,中共在国共斗争中失利,也就是苏联在同美国的斗争中失利。因此,毛泽东仍旧相信中共有机会争取东北,问题是“要加上计算”。



既然苏联人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共自然全力以赴
  八月二十九日,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飞往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第二天,美国宣布其海军将在中国华北沿海口岸登陆,这一消息更使中共相信苏军不会反对中共进入东北。当然,根据既定的“计算”,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是决定采取隐蔽的方式进入东北,并于这一天发出了正式的指示,即:
  一、苏方为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限制,须将东北交还国民党政府,我党我军进入后,苏军必不肯与我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
  二、但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三、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17)
  三十一日,在与苏联大使接谈后,毛泽东等在重庆对此一方式也表示正式赞同,强调东北问题不可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因此,部队及干部去东北应作长期打算,方式一律不用八路军番号,改用地方名义,并避开苏军驻扎的城镇大道,东北空隙甚大,热察两省苏军也将很快撤走,因此部队及干部应尽快进入东北,分散发展。鉴于中共中央书记处暂时不准备派更多的部队去东北,毛泽东等还特别指出:根据苏中条约,红军在东北有与地方上非正规的或正规的抗日部队合作的需要,而国民党军队一时又决难开往东北,最近哈尔滨、大连又有民运地方政府协助红军主持地方行政之讯,因此除原定之五个团,最好能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晋三处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团十个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另外,热察两省为我所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须,而控制热察两省,至少应有二十个团的兵力。(18)自此,中共正式开始大规模进兵东北,而他们与苏联的关系由此也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九月中旬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收到令其鼓舞的消息。九日,得知冀热辽十六分区曾克林部之第十二团在辽宁绥中县与苏军会师,并接防了绥中。十日,又得知胶东区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十二日,更得知李运昌部在山海关与苏军“开盛大联欢会”。随后,他们则进一步收到冀热辽李运昌所辖之曾克林部与苏军配合攻占山海关和苏军协助其建立地方政权,曾部并开入沈阳组织卫戌部队的消息。从各种消息中,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到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态度和东北的情况。这就是,红军在占领区内不过问中国内政,苏军在大连的一位少将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亦可。而苏军在山海关的红军则公开欢迎中共军队,并表示尊重中共的政权及其上级机关,愿意提供援助。目前红军主要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农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极易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开展条件极为有利(19)。
  来自东北的消息充分证明了中共的判断,于是,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一日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由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进入东北,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20)。而为了推迟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他们还开始在华北各省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之国民党军,并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确保对进入东北的陆路之控制,力图以此来压迫蒋介石国民政府承认自己在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在谈判桌上让步(21)。

  但紧接着,由于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已经担任沈阳卫戌司令的曾克林陪同下,于九月十四日飞抵延安,中共中央的决定不能不进一步发生较大幅度的改变。
  十四日上午十二时,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贝鲁诺索夫谈话,贝鲁诺索夫当面传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正式口头通知:
(一)按照红军统帅部的指示,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
(二)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22)
  当晚,双方举行非正式谈话,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以地方武装名义在东北发展活动问题,贝鲁诺索夫中校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一切好办,但要求中共部队进入东北时不要与苏军有任何接触,更不要让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侦知,以免使苏联方面在外交上为难。他同时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苏军统帅部的上述表示,反映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由于不相信中共具有与国民党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且他们相信美国正虎视眈眈的企图借机卷入中国事务,战后欧洲又是苏联战略重心所在,它在远东只能保持守势,因此苏联方面不想引起任何外交上的麻烦,以至与美国在远东发生冲突。但由于美国一再公开坚持苏联对其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北必须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并准备在中国华北地区登陆,从而对苏联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威胁,因此,苏联又不能不极力设法巩固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和影响,尽力阻止美国的势力进入到东北。为此,在占领东北之后,斯大林一方面公开表示苏军在东北既未与中共接触,更没有支持中共占领东北的企图,而是希望国民政府早日派人接收接防,国共两党尽快成立协定(23),但另一方面,他又秘密指示在东北的苏军暗中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自己的力量,与中共协调行动,只是必须注意不要引起外交上的麻烦。因为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要想阻止美国势力的扩张,他只有借助中共的力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复杂的考虑,他们正式派出代表前往延安,一方面要求中共照顾到苏联在外交上的处境,另一方面则正式表示承认双方的特殊关系,准备暗中支持中共在东北及其周围地区的发展。十六日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中共中央的意见充分反映了苏方准备支持中共在东北及其周围地区发展的意见。克尼德涅夫中将声称:由于国民政府依据“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热察绥地区,他们必须退出所占之察绥地区,为此他们坚决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以便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联系,避免因国民党军队占领而再度切断了双方的联系。他们甚至主动表示愿意秘密地向中共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同意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直至不得已时撤到外蒙去(24)与此同时,苏联大使也向中共领导人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联的上述态度,自然极大地振奋了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
  在与苏军代表贝鲁诺索夫谈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迅速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立即随苏联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指挥一切。同时,根据曾克林以及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得知东北武器甚多,因此下令华中、华北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及事务政治工作人员均配备齐全,不带武器,穿便衣,迅速陆续动身前去,延安亦再派几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25)。

  在得知苏军代表克尼德涅夫的意见之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更进一步意识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因此,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提出:
  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受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甲)冀察晋军区(除冀东外)的现有力量,只能对付傅作义及将来北平方面对于张家口的威胁及巩固现有地区,不能于有大的力量加强与保障热河和冀东,更无力进入东北。
(乙)为了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和冀东,对付平津唐山一带将来顽军对于热河     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
(丙)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
     ……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以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26)
  十八日,中共中央再电毛泽东等,指出:“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昨电抽调十万至十五万兵力的部署望速考虑。”(27)
  由于这时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始接收华东、华南和华中,分散在这些地区的中共新四军各根据地均深感威胁,而东北空虚,背靠苏联,且地域广大,工业发达,物产丰富,因此,中共各地领导人也纷纷建议中央南兵北调,争取以热察和东北为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造成由北向南防御,长期坚持的态势。初到东北的中共东北局领导人在与苏军负责人商谈后,也一致向中央表示:苏方已经同意在苏军占领区及大城市十公里以外任我发展,各级政权任我接收,因此,“现在是千钧一发,机不可失,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为争取此决定的一环,其他区域暂时稍受损失,亦应在所不惜”。“此着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甚巨”,我必须抽调大批军队“以最快速度赶来,以制先机”(28)。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确定。他们明确要求:
(一)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二)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一周内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随后再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三)华中调三万五千人二十天内到山东,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新四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四)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29)
  随后,中共军队陆续开始从四面八方开往热察地区和东三省,或陆路,或海陆,或武装,或赤手,约十万部队先后踏上了通向热察和东北的道路,中共夺取东北的设想开始成为事实了。




主张中共控制东北,苏联人看来比中共自己还着急
  九月十三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山东青岛登陆。此举表明美国在中国华北地区登陆的计划已经付注行动。尽管美军登陆的直接目的在于帮助国民政府接收华北和帮助遣返数十万日本战俘,但在苏联方面看来,美军在华北登陆对苏联在东北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种严重威胁。在美苏两国围绕着欧洲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矛盾,九月下旬的伦敦会议双方甚至出现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久之后在远东不会是敌对的呢?因此,当美军在华北登陆成为事实以后,苏方对中共进占东北的态度开始明显地变得积极起来了。
  中共开往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虽然自八月底就已经陆续开始了,但总数上不过几个团的兵力。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东北,直至九月底因种种原因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则是从九月下旬才开始从山东、晋冀鲁豫等地动身步行前往热察和东北的。照中共中央估计,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八到十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进行作战,“更快则不可能”。因此,到九月底,进入东北的部队总数不过两千人,虽然迅速扩充到四万六千人以上,但基本上是收编的伪满军,根本不能正规作战。中共仅在张家口及其周围地区集中了大约四万兵力,但已在商都、尚义、天镇、阳高及怀来一线与东进至集宁、丰镇的傅作义部形成对峙,一时不能他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自然对迅速进占东北和控制冀热辽堵塞国民党军队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都不甚乐观。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发出通知,说明:
  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尤其英、美首则赠舰船与蒋,继则公开声明第七舰队助蒋运兵,在华飞机六百架亦售蒋,故伪、美、英一致助蒋与我争夺东北甚为明显,蒋运兵至东北可能较我速,即是冀热辽及辽东半岛为我先机控制,蒋军仍能深入东北内地,我发展东北决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30)
十月二日,由于美军发表消息宣称中共军队已经渗入东北,并与苏军警卫沈阳,苏军不得不严格命令在沈阳担任卫戌任务的李运昌部全部撤出(31)。但十月三日,刚刚来到沈阳的一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驻东北苏军高级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并对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表示赞赏。但他认为中共目前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明确主张中共应在山海关一带部署十五万主力部队,并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十万兵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当东北局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时,驻东北苏军将领当即同意向中共提供三万支步枪,一百挺机枪和十五门炮。而到了第二天,即十月四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示,在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这种情况使东北局十分兴奋,他们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
  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32)
  苏联方面态度突然如此积极,显然是同九月三十日美军在天津登陆有关的。鉴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全与美国站在一边,国民党进入东北将来必对苏联不利,苏联方面自然准备在撤退之前给国民党尽可能造成一些麻烦。于是,他们不仅开始大力援助中共,而且一方面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准备开始撤退,一方面又主动向中共表示愿意将全东北交给中共,并不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催促中共迅速接收东北各省市政权。
  但苏联方面真的会不顾条约把东北行政交给中共吗?中共中央看来对于这一点并不相信。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指出:红军走时依条约会将统治权交给东北行营,不会承认其他的东北行政组织。因此,“在此后的两三个月之内,我们须应特别努力的,恐尚不是全东北的行政组织,而应是各地方的自治民选,首先力争市县政府的成立。如果依东北九省的划分,如一省有半数以上县市政府已告成立,即可选代表成立省临时参议会,选出临时省政府,……等到九省主席到了,我们以临时省政府与之对立,但不拒绝谈判。谈判条件,按当时情况及力量对比再定。”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当然不认为中共有夺取全东北的可能,相反,他们估计,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后,必会占据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中共将占据广大的外县及边区。(33)当然,在军事上,中共准备尽最大可能向东北进一步调派军队,只是他们明确说明:“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他们希望苏军能够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显然也赞成苏联方面关于集中全力在北满防堵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意见,并决心设法占领全东北。他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即: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34)
  要在关内和关外同时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大规模战役行动,这在中共显然是困难的。但此时东北实际上尚无国民党军队,因此东北尽管兵力不足仍无大碍。为避免两面作战,捉襟露肘,中共中央不能不要求苏联方面设法将东北撤军日期向后推延两个月,以便在关内“取得大的胜利”(35)。
  苏联方面对于中共阻截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任何行动,自然都是积极支持的。因此,苏联大使得知中共的此项要求后,当即表示愿意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并称,在八条铁路线上的阻截战斗宜早不宜迟,早则有利。可是,按照中共原先了解的驻华美军总部拟定的运输计划,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至少也要在十一月份,因此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原计划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冲突的时间应该在十一月苏军开始撤走之后。他们正是因此要求苏军延期撤退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延缓国民党进入东北的时间,便利于中共向东北运送军队。但国民党来到东北的时间远比中共所料想的要快得多。其东北行营在十月十二日就已经进驻长春,一周之后国民政府就向苏联方面提出了要求在大连登陆的请求。这种情况显然出乎中共也出乎苏联的意外。苏军一面拒绝国民政府关于从大连登陆的请求,一面又一度急急忙忙要求中共交出已经接收的部分地方政权(36)。但当苏军了解到美国在华北的登陆部队公开帮助国民党军强行抢修被中共破坏了的从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甚至公然武装执行护路任务之后,其显然认为美国军队可能会协助国民党军队强行进入东北地区,于是,苏军的态度又骤然强硬起来。十月二十四,苏军首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交涉(37)。二十五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也将协同中共军队作战。随后,中共向苏军提出三点:
  第一,推延撤退时间;
  第二,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拒绝蒋进入东北;
  第三,允许我方立即接收政权及民选自治政府。(38)
  对此,除推延撤退时间必须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以外,政权问题苏方一概允诺。苏军代表并强调,只要地方政权全都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即使派来一两个大官也毫无妨碍。
  十月二十七日,美舰二艘运送国民党到葫芦岛,因李运昌部三十一团武装抵抗未能登陆。次日,苏军代表告诉中共东北局,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登陆,苏军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中共也务必在没有苏军之处进行抵抗。但苏军赞同中共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打击和歼灭。而对营口、葫芦岛两处国民党准备实施登陆的地点,苏军都迅速交给中共设防,一面向中共表示同意中共在两处阻击国民党军,不加任何限制,一面则对国民政府宣称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两处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
  对于苏方态度,中共十分欣慰。他们立即发出指示,称:
  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不是可能的。我党正组织五十五万至六十万野战军,尚有七十万地方军……配合作战,只要友人能给以有力的援助,有把握完成上述任务。
  但中共明确认为:“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因此,目前不仅要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辰兄(指苏军)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至要!至要!”(39)
  十一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二十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由于东北各个登口岸又多被中共军队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的允许下由中共军队加以设防,国民党军队通往东北的各个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加上此时国民党运往东北的军队只有两个师,而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则有十五万人左右,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主张:
  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首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40)




彼方既然如此决定,我们方面只有服从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在美军帮助下在秦皇岛登陆并控制了周围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个军开始通过美国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开始向山海关中共守军发起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就此打响了。
  此时,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只有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三个军约八万人,而中共在锦州至山海关和承德一带的兵力则达到十万人以上。尽管部队许多昼夜兼程,十分疲劳,有些新扩充的部队既缺枪弹,又缺训练,中共中央仍坚决主张“坚持半个月”拒敌北进。它相信本月内我可集中十万兵力于东北,即可靠此兵力及当地新力量作战,两个月后将有又九万生力军可陆续增加上去。它固然已经估计到国民党至少会派出五个军到东北去,“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因此我必须增调有力兵团参加作战”,但它显然并不特别担心形势会因此发生逆转。(41)
  山海关战斗的展开,显然是对中共夺取东北的决心和实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检验。苏军看来对采取这种形式阻滞国民党进入东北是满意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很快即通知国民政府在东北的代表,声称原来允许国民党军队登陆的营口和葫芦岛都已经有中共军队开入,苏军已经退出,国民党军在这些口岸登陆的安全苏军将概不负责(42)。不过,苏联方面并不打算按照中共的建议,通过他们的缓撤来迟滞国民党军队的推进。苏军代表特别告诉中共东北局,美国总统杜鲁门十月十四日曾专门致函斯大林,表示他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和接收主权问题的关注。斯大林已经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通知中、美两国,苏军所决定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推进路线和日期。因此,苏军已经不能采取过于强硬的政策,即使美蒋军队联合进攻,也只能退让,苏军撤退的日期更是不能改变的。而苏军坚持按规定时间早日撤出东北,也是基于同美国的关系的考虑。因为苏联明确反对美国军队留在中国,而根据在伊朗处理同英国关系的经验,只有首先主动撤军,才能争取舆论,迫使对方同时撤出军队。尽管这样做对于中共占领东北在时间上不利,但从未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的矛盾和避免美军更深地卷入中国事务的角度考虑,这样做是有利的。事实上,在苏方看来,中共目前占领全东北的想法已经不可能了。苏军代表明确认为:中共已经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应当早下决心调五十万主力来确保满洲,这里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而今先机已失。目前,他们除了帮助中共在离开主要铁路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以外,就只能靠中共自己在野战中歼灭进攻之敌了。为此,苏军接连向中共提供了一些武器弹药,移交了一批兵工厂和武器库,甚至提供了一批重型武器和运输工具,如坦克、飞机、火车、汽车等。但苏联大使明确告诫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他们怀疑中共目前关于华北和东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张是否火药味太浓,从自身实力考虑是否有实际意义。他们认为,中共应当估计到,国民党军本月内一定会进入东北,并取得部分行政权,独占东北目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共今天一定要考虑美国的政策,因为有情报表明,美国全力帮助蒋介石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和控制全中国,为此,他们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驻二十万美国军队,并协助控制昆明、广州、福州、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城市,同时担任护路和带路,把中央军送进东北去。其目的十分明显,即要剥夺中共的力量,并将苏联的势力从中国赶出去。(43)
  苏联人的态度再度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中共力量已经如此强大,足以与国民党相抗衡之后,毛泽东的方针是绝不轻易妥协,“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能争则争,能斗则斗,凡已争到和能争到的权利丝毫也不放松。当然,毛泽东也十分清楚在蒋介石的背后站着强大的美国,正因为如此,他相信强大的苏联也应该站在自己的背后,象美国支持蒋介石那样与中共密切配合。特别是在在东北问题上,他总是希望苏联能够放手支持中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不可能实现对东北的控制;而他同时也认为,东北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苏联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也对苏联有好处。相反,如果中共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就可能在东北立足,如果中共不全力争夺,国民党也绝对不会让中共在东北插进一个脚趾头。因此,不管美国政策如何,他相信,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和中共都绝对不应当有丝毫的退让。据此,他告诉中共重庆代表团说:

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东北方面山海关三日已打响,第十五师在美军支持下由秦皇岛进攻,事先要求我军退出山海关及离开铁路线,当地我军没有接受,彼即攻击,被我击溃。沈阳得失,决于作战结果,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之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于我有。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战不利,蒋得沈阳长春,则我方只能获得边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也要用战争才能解决,兆南龙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谈判可以获得的。(44)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东北局立即开始具体着手部署苏军撤退后对国民党空运和海运部队的军事打击行动。
  然而,不论中共如何决定,由于注意到国民党方面可能在接收东北的问题上采取对苏联不利的行动,苏联方面已经下决心主动退让了。十一月十日,苏军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五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进行冲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否则苏将不得不实行缴械。苏军代表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此点希望中共理解。可是,苏联人却弄巧成拙了。此时在长春的国民政府代表原本并不了解在长春有大批中共部队,但十一月十二日,他们却惊恐地发觉长春城内和长春机场周围竟有数千中共军队,国民党军空运长春的计划根本不能实行。而事实上,这些军队这时不过是遵照苏军要求分别大规模集中起来准备撤出而已。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前往接收东北政权的东北行营以及参予接收的行政人员十七日起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45)。十七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苏联政府故意蔑视中共协定条文、阻挠中国方面接收东北的种种努力,初则拒绝中国军队自大连登陆,继则使中共军队入占营口、葫芦岛等港口,最后竟于本月十二日后公然使中共军队入占长春。电称:
  当日军投降时,东北诸省原无中共军队,此一事实即斯大林元帅亦曾予以证实。彼于八月下旬与哈利曼大使谈话中曾经如此说(该谈话经赫尔利将军告余)。最近东北诸省境内有大部中共军队存在,自系由于苏军之支援。至于政府军队之登陆,则无处不暗受苏军之阻挠,因之中国政府派赴东北人员无法达成接收任务。(46)
  国民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不仅使苏军已经开始的撤退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而且使东北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国际化而引起美国干预,这种情况使苏联顿时陷入严重困境。随着十七日东北行营人员陆续开始撤退,已经开始撤退的苏军重又开回。苏军代表向东北局表示美蒋比他们想象得要狡猾得多,许多事情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使他们很被动。以致苏军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表示,苏军准备延缓撤军,以协助中国政府在东北建立政权。其大使也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称:中国政府的军队能够无阻碍的在长春及沈阳降落,苏军将予以应有之协助,苏军严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共产党,过去未曾予以任何帮助,现在亦然,其撤退区内之共产党活动乃由于中央政权未建立之故(47)。
  十一月二十日前后,美国军舰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联方面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苏军随即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又向沈阳增兵至四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重新开回营口口岸予以控制。为避免为美国和国民党方面再度提供口实,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不许中共军队存在。

  东北问题的突然变化,使中共中央意识到这场斗争的重大国际背景。十一月十九日,在得知事情经过后,中共中央立即致电东北局,称:
  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
  尽管此时山海关已被突破,国民党军已经进入东北,但中共中央仍旧相信东北大局还没有定,因此,“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48)。而第二天,当得知苏方决定后,中共中央虽然改变了原来准备独霸东北的想法,电称:“彼方既然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仍“希望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以便我们能够在这一带组织战场,打击向沈阳推进的国民党军(49)。至二十八日,因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北门户锦州,阻截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中共中央终于不能不发出指示,决定暂时放弃组织战役的计划,确定长期发展的方针。指示说:
  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50)
  中共阻截国民党军进入东北计划的失败,已经在苏联方面的意料之中。但所有这些实际上并没有改变驻东北苏军与中共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苏军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各大城市的同时,他们明确提出中共东北局及其各种政治宣传机关可以留在城里,甚至同意共产党召集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长春举行,并且还特意提供专门电台与中共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当东北局转达中共中央十九日关于“希望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的要求后,苏军也立即表示同意。苏军为此在向国民政府提出的照会里称:“至于营口、葫芦岛以及沈阳以南区域”,因苏军已经撤退,故不能予以协助(51)。而考虑到中共的要求,苏军这时还首次从旅顺及朝鲜向中共提供军火帮助。
  不过,在不能依靠中共占据东北之后,苏联对于美国势力可能随着蒋介石国民政府来到东北,从而给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带来威胁,毕竟忧心忡忡。为了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并使苏联能够合法地在东北保持控制,苏联政府迅速开始提出中苏两国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的提议,并极力压迫国民政府承认苏联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
  由于东北工矿企业长期为日本所经营,几乎所有重工业均为日本股份,因此,斯大林援引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对德国之规定及先例,认为存在赔偿问题。早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蒋介石就试图使苏联承认“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应“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但斯大林仅承认“凡属日人私人之财产,可同意赔偿中国战时损失,凡属于公司组织者,应视作战利品”。因属于公司组织者占东北工矿企业绝大多数,故苏军占领东北后,很快就将其作为战利品或接管,或拆迁搬运到苏联。至十一月底已搬运之机器,即占东北机器总量的五分之一多。但由于东北重工业仍有巨大潜力,苏联方面最初甚愿中共能够全部占有,不让美蒋染指。鉴于此举不成,苏联又多方设劝诱国民政府同意“其财产应由双方平均分配”,并“组织一中苏合办之公司”,共同经营东北工矿企业(52)。
  但是,由于美国的渐渐介入直至明确反对,苏联“合法”控制中国东北的设想实际上只是一个泡影。十一月以来,美苏不断在原子弹、德国、朝鲜等众多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美军已经明显地将苏军作为主要的假想敌。十一月底,美国决定在扩大对国民党援助的同时,更提出派马歇尔将军直接来华参预调处中国内战。这种情况进一步使中国问题特别是东北复杂化。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可能性一时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为了迫使国民党公开承认自己在东北地的存在和地位,中共显然希望苏联也能同时参加调处,但苏联方面表现得十分谨慎。斯大林这时看来最关心的就是如何避免来自美国的威胁,他再三告诫美国和国民党:“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53)。

  实际上,苏联并非相信自己的警告和迫蒋“合作”真会有作用。自苏联十一月下旬被迫对国民党让步之后,苏联已经日渐深刻地感觉到国民党是自己在远东的一个十分危险的敌人。鉴于苏军官兵不断遭到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集团的袭击和暗杀,苏军已经开始在官兵中进行警惕和仇恨国民党的教育。而对于中共准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使中共在东北地位得到承认的想法,也“表示不乐观”。
  中共此时的计划是:
(一)在政治上,以沈阳、长春给蒋,而以哈尔滨及其他长春线城市给我,并让我取得民选政权;或由苏联与蒋谈判,让我在沈、长、哈诸城插一脚,使东北成为合作局面。(54)
(二)在军事上,在东满、北满、西满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兆南等建立可靠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据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55)
  显然,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共在政治上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苏方人员告诫中共代表,国民党目前并不急于接收东北,其军队在占领锦州后拖延北上,迫使苏军撤退时间从原订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推延到二月三日,就是要夺取热河,切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最终消灭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其根本目的其实是要彻底切断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而一九四六年一月由马歇尔调处的国共停战谈判开始之后,国民党也确实在一方面提出停战协定热察除外,一方面更加加紧了对热察两省中共控制区的军事进攻。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一方面坚决拒绝热察除外,一方面要求热察地区各部队竭尽全力,不惜一切牺牲进行抵抗。同时,中共中央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满洲问题除外,不在这次全国停战谈判中一并解决,国民党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问题,并可能将华北的蒋军调入满洲和我作战,这对我是不利的”。因此,他们不能不再度要求苏联出面参加谈判。中共中央电称:
(一)由于中共与国民党关于满洲问题尚无任何协议,此时蒋军之进入满洲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严重冲突。蒋军现正在接收赤峰、多伦主权的藉口之下向热河、察哈尔我军进攻,为此已使国共双方关于停战的协议不能实施。
(二)不独在中国本部,而且在满洲及热河、察哈尔,中共方面均要求立即停战,关于这种停战协议由于马歇尔的参加,已获有初步结果。关于国民党进兵及在满洲境内国共双方如何避免冲突的办法,我们希望苏联能够按照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先例立即发起谈判,并由苏联代表及国共双方代表组织三人委员会来解决满洲问题。
(三)如果苏联暂时不好出面发起谈判及组织三人委员会,我们意见满洲问题即在目前马歇尔参加的国共停战谈判及三人委员会中一并解决,而不使之除外。但讨论与满洲有关问题时,均请苏联大使参加。(56)
  由于苏联方面坚持不出面发起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与国民党人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东北的停战也被包含在内了。但中共代表却承认这种停止战斗行动和军事调动可以有例外,特别是“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57)。然而,承认恢复东北之主权是国民政府军队的权利,却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大成问题。结果恰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58)。这样一来,中共本来想乘谈判全国停战之机政治解决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如今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苏联既然主张放手大打,毛泽东也敢于知难而进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就此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东北局: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在靠近苏蒙地区的一切要点你们必须控制,苏军所占的一些次要地区,要尽量让苏军撤退交给你们。即使在国军到达后,我所领导之一切政府,概不交出,如苏军要交时,我仍应以适当形式保持我之政权(59)。东北局的态度更加坚决,他们认为:“现在是力争把一切政权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和人民手里,使国民党困难重重,到处碰钉子,军事无办法,使他非找我谈判,非找苏联出来调解不可。”当然,在对于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还是试图采取后发制人的。他们要求东北局暂时不对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发动进攻,尽管他们也很清楚:“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才能嬴得舆论,这在他们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以中共这时在东北的力量和处境,他们毕竟不希望在东北大打。他们这时的方针仍旧是力求迅速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在国民党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条件下力求与国民党合作”。
  可是,正如中共所预料的一样,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就在营口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借此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决拒绝。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中共占领区,要想保持根据地,中共就非打不可。于是,东北局提出建议,中共中央表示赞同,中共东北军队下决心要打一大仗。只是,中共这时的想法完全是以和平为目的的。中共中央电文大意如下:
(一)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
(二)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
(三)但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轻视我在东北力量,仍想武力解决,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现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
(四)为此,同意东北局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的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 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60)
  二月十三日,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对方五个营。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东北局及其在东北的中共军队信心十足,明确主张应当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军,建议重庆中共代表团“暂不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待打至相当阶段或美顽找我时再谈”。考虑到中共代表已经一再要求,国民党方面始终拒绝向东北派出停战小组,中共中央也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其复电称:
  你处士气甚望并开始消灭敌人,甚慰。我前日已电丙丁(指中共代表团)立即相机提出要求停战,并派停战组到东北,但尚无回复电。估计国方如不遭受更大打击是不会答应停战,会采取拖延政策的。如此你们消灭更多敌人,国方当无话可说。你们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但另一方面仍须准备长期战争。(61)
  果然,二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宣称东北只是接收主权问题,并不存在军事调处的问题,因此军事调处并不包括东北在内(62)。这样一来,中共试图通过停战谈判造成和平解决东北问题,逼迫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地位的设想,成为幻影。尽管中共这时并不害怕在东北与国民党作战,但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受停战协定限制无法进一步调集兵力,长此以往毕竟十分不利。中共东北局领导人为此致电中共中央称:此次停战协定,既未明白规定东北在调处范围之内,又允许国民党增兵东北接收主权,结果国民党现在不断增兵,我现在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有时条件对我甚为有利,我又不能主动向敌进攻,待敌获得有利时机突然向我进攻,我又被动。因此,目前或者争取将东北列入军事调处之中,或者请中央设法增强东北兵力。

  这时,美英两国为阻止苏联利用经济合作谈判在中国东北造成垄断地位,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由于秘密协定的内容极端地反映出苏联必欲恢复一九0四年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占有的特殊权益,因而使苏联在外交上和舆论上都迅速处于困难境地(63)。而国民党又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这更使苏联方面恼怒至极。为此,苏军代表也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美国此举实际上不过是试图假门户开放之名深入到东北来,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美军现在很难到东北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现在应该强硬些。他们完全支持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因为蒋介石正在利用华北、华中的停战增调部队到东北来打共产党。与此同时,苏联在东北驻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等公开指责美国“挑拨离间”,并明白告诉新闻界:苏联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其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金钱,而为国防”(64)。
  向东北增兵,势必使东北战争规模扩大并长期化,而考虑到关内和平局面正在形成,关外也难以长期内战,且中共并无驱逐东北国民党军队独占东北之可能,中共中央这时显然还不想这样做。但问题是,无论是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杜鲁门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还是中苏两国间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只承认国民政府才有权接受日本投降和接收东北的中国主权,甚至中共自己也在它所赞同的停战协定中明白承认了国民政府在东北的这种权利,这导致中共找不到接收东北的法律依据,难以“名正言顺”地取得在东北的地位,它只能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民党承认它在东北的存在。而要造成这种既成事实,就必须取得苏联方面的合作,把尽可能多的地方政权交给中共而不是交给国民党,使国民党无法接收而不得不找共产党谈判,然后再在谈判桌上主动放弃一些地盘来求得国民党对自己实际占领区域的承认。然而,这样做的关键一方面是必须求得苏联方面的配合,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必须能够通过战争在东北造成自己对国民党的军事优势,至少是取得对后者的均势,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国民党最终放弃强行接收和驱逐自己的目的。可是,在国民党不断向东北调集兵力的情况下,如果中共不进一步增兵东北,这种军事上的优势或均势是很难取得的。没有优势,或者不能形成明显的均势,要想让国民党承认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东北的战争也就无法停止下来。
  三月八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给中共接收。九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十三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并且沈阳以南苏军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待,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为此,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议,乘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认为:目前局势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而且双方都有从中国不久撤兵的表示,故东北问题仍应以求得解决为前提。其方针应为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而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并协商进兵为交换条件。如得此协商,便可派出执行小组,而三人会议亦可去沈阳,东北方面便可以现有阵地一步一步讲条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决,并取得我在东北被承认之地位。而照东北局的方案,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必给以反击口实,说我要独霸东北。并且,我们从来不反对政府接收东北主权,在停战协定上还承认了政府军有开入东北及在东北调动之权,如今忽然反对政府军队接收长春路和苏撤区,很难自圆其说。
  对于东北局势突变,中共中央最初的态度很明确,即:
  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65)

  就谈判条件而言,中共中央的基本意图则是:
  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政府军以后再要进驻哪些地区和我军必须从哪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并须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后,才能具体解决。……我们内心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66)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经反复研究,东北局最终商定:在国民党同意东北停战和承认中共地位的条件下,可以考虑让出营口、鞍山、辽阳、铁岭、四平、长春、法库、抚顺、大郑线(大虎山经郑家屯到四平)和国民党军队现在驻防之长春路两侧三十华里内之地区。这是最后让步的限度。与此同时,他们致电苏联方面,提出两个最终解决方案:(1)国方在长春至营口一线驻兵,中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驻兵;(2)国方占沈阳至哈尔滨一线,长春线两侧包括辽阳、鞍山等地归中共,请苏方考虑何者为宜。
  对此,苏联方面明确认为第一个方案最好。但是,苏方相信,目前还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苏方这时的态度异常强硬,他们一再询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以兵。甚至抚顺、营口等,也应力争双方不驻兵。东北中共将领亦多主张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国民党军,并占领这些城市,逼使国民党与我谈判,到时候再让出一部分占领区给国民党来换取和平。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态度开始趋向强硬。中共中央电告中共代表团:我们绝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与我方不利的条约。为了妥协,我现在只能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而政府军则承认实行停战,并保证讨论东北政治问题。如彼方不实行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对方停战。“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不屈服”(67)。
  三月十六日,周恩来报告在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会议上已争到“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铁路两侧各三十华里在内”和“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如须进驻,应经过商定行之”。如此,政府只能进驻现时苏撤区,即沈阳、长春两城,沈阳以南以北以东,非苏军现时撤退区,和有现时已有中共部队驻在地区,都不能接收。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当即批示:必须将原文中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明确为“沈阳长春铁路线及其两侧各三十华里”,并须加上政治解决东北问题的文字保证,同时,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并东北局应迅速布置一切,造成优势。因此,中共中央于十七日电示东北局:
  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68)
  至此,中共重新开始集中兵力来夺取长春路沿线上的各大城市及其交通线,其最初想法虽然是“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但一旦进驻,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



四平和长春的军事较量,并不说明中共已经失败

  到三月二十日,中共已经让到承认政府军有权进占山海关至沈阳和沈阳至长春的铁路线及其沿线两侧各三十华里,国民党方面仍不同意,坚持不能限定其军队进占的范围,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毛泽东明确反对进一步妥协,主张:“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三月二十二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四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69)。但与此同时,苏军则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拖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开始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中共中央为此要求东北局即照下述方针行事:
  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
  二、为此目的,速与苏军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
三、南满主力坚决就地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以牵制顽军北上。  
四、以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彻底歼灭北上顽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70)
  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军推进至抚顺、辽阳和铁岭地区,国共两党在长春铁路线上的战争迅速展开。次日,马歇尔为迅速阻止东北大规模战争爆发,派专机将刚刚回到延安三日的周恩来紧急接返重庆,以求立即达成东北停战。考虑到马歇尔如此积极,毛泽东估计蒋介石将不得不妥协,东北有迅速停战的可能,故他很快意识到,目前在国共双方都是一个抢占先机的好机会。为此,他电告东北局:
  恩来今日已到重庆,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小组到东北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还须若干时日,因此你们至少还须经过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以待将来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71)
  毛泽东甚至进一步主张:“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在取得苏军的同意后,东北局亦应准备迁往长春。
  对于毛泽东必须进占长、哈、齐三市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固然对其可能性大表怀疑,但东北局显然相信有此可能。据此,他们全力以赴与苏军交涉,力争在停战小组到达东北之前,几天之内进占上述城市。毛泽东也指示中共代表团设法拖延东北调处文件的签字时间。
  但三月二十七日,关于派遣小组至东北九省的训令仍旧正式签字形成,规定小组将被派往国共两党军队冲突地点和接触地点以制止冲突(72),只是它并没有规定停战日期,从而使国共双方仍旧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战争行动。不过,由于此时东北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辽阳、抚顺、铁岭等地,中共中央对立即派遣小组到正在遭到进攻的四平街、本溪、鞍山等地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极为积极,不想国美双方对此却反应消极。甚至美方这时还密令参加前往东北调处的美方代表协助政府军:
  一、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
  二、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运、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和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
  三、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73)
  依据这一指令行事的美方代表,对中共代表的要求当然不能给予协助,致使东北停战小组终日争论休,无法展开工作,东北调处文件形同一纸空文。
  事实上,由于美国方面的全力援助,国民党进入东北的部队已经达到六个军以上,大大超过在停战谈判时最初所商定的五个军的水平,但国民党方面自知这几个军仍旧不能达到其预期的完全控制东北地区,驱逐乃至消灭东北共军的目的,因此,他们仍旧继续要求美方为其向东北增兵。根据中共的情报,美方又在向东北运送四个军的兵力,如此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将很快超过十个军,从而使本来只是在兵力总数上有绝对优势的中共军队在人数上再不具有优势,从装备上更将转入劣势。对此,中共中央不能不紧急声明表示反对,甚至不惜威胁采取向东北增兵和重新考虑对美政策的立场。但此举并未能使国、美两方向东北增兵的行动有所改变。甚至,蒋介石还因此而感到信心十足,以致他竟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宣布: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东北联军的所谓东北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道路(74)。
  三月二十九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驻军,以便中共军队占领。四月上旬,苏军接连要求中共派主力分别控制于长、哈、齐等城郊,并派少数部队事先入城准备届时夺取三市。他们明确表示,东北问题没有解决,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目的在于反苏,国民党则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因此苏联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之悬而不决,让国、美双方都不能达到目的。
  四月中旬,中共军队在四平附近的战斗再度取得胜利,先后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一部和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一个整师。尽管中共东北军队领导人根据部队伤亡情况,建议“我军应采取以便利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向南集中兵力作运动战准备,放弃攻占长春的计划,毛泽东一度也表示同意。可是,在计算了自一月以来国民党在东北被歼兵力的数量和了解到马歇尔将迅速从美国返回解决东北问题,东北停战可能迅速实现,毛泽东最终还是要抢占长、哈、齐等重要城市。为此,毛明确要求苏军提早撤兵。
  四月十四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迅速发动攻势,并于十九日将该城完全占领。毛泽东当即通电嘉奖有功部队,并电告东北局,在不削弱各地工作的条件下,我应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为中心地区的工作,争取将四平、海龙以北,齐齐哈尔、海伦以南,兆南以东,牡丹江以西这一整个地区建设成为民主东北的重心。为此,必须在军事上为保卫长春而战,歼灭进攻之敌,“寸土必争,决不退让”,“做长期保持计划”,并考虑迅速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75)。
  长春取得之后,四月下旬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亦相继落入中共军队手中。这样,北满、东满、及南满之一部均为中共所有,国民党军队只占有自锦州至沈阳以北的一段铁路线及其周围的一些城市。这时,国民党在东北虽有七个军的番号,但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左右,中共军队却有四十万人,因此形势看上去对中共有利。但事实上,由于中共所占点线过多过长,兵力分散,形不成较强的机动兵力,且部队新兵较多,训练和装备都较差,而国民党军队兵力集中,装备精良,又全力冲击本溪、四平,致使中共防守部队疲于招架,极其被动。尽管毛泽东再三鼓励东北将领“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但他也深知,目前第一位的已是“力求迅速停战”了。故周恩来在谈判中很快提出: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只要民主和平,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驻军比例,并非想独占东北,要求国民党正视东北现实,首先停战以利谈判(76)。
  五月上旬,中共在四平的抵抗陷入严重困难,中共不得不提议争取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以换取其他地区的合法化,但为国民党所拒绝,坚持要求中共无条件退出长春再谈其他。鉴于此,毛泽东明确表示:
我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目前美蒋毫无诚意得寸进尺,我们在目前短时间内可取忍让态度以待各方准备完毕,但不要在法律上承认美蒋任何在将来可以束缚自己不利于我的东西,并不要急于找美蒋谈判。(77)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建议东北局领导人:在四平死守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变成运动战,以改变目前被动不利地位(78)。终于,在全力抵抗了一个月,伤亡近两万人之后,中共放弃了四平。紧接着,长春、吉林、辽源、伊通、西丰、西安等城市先后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国民党人开始兴高采烈地宣布说,东北共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只要东北共军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都不难解决(79)。
  可是,中共并不因为长春等大城市的陷落而受到严重的损失,恰恰相反,从游击战争中起家的中共军队在实力上明显地还不具有夺取大城市特别是保有大城市的条件下,企图夺取和保卫大城市,其实是不可能的。中共这时已经开始得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始终在梦想得到“技术条件”,即一定数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但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去学习和掌握它们。长春等城市的失守和放弃,使中共重新回到广大的乡村中去建立根据地,不仅使其重新获得了熟悉的生存天地和巩固的发展根基,而且使其赢得了足够的学习和掌握这些现代化装备的时间。与此相反,国民党反而因中共在内地的牵制而无法抽调更多的重兵前往东北,以致其竟因兵力不足而不敢向松花江以北的北满地区和靠近朝鲜边境的东满地区推进,原来所具有的兵力集中的优势也迅速因为广占中共放弃的城市和交通线而极大地分散了,这就使得中共得以毫不费力地在北满和东满建立起巩固根据地,并且分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队去做他们所熟悉的群众工作(80)。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因此得以继续保持同苏联的有效联系和接取各种军事技术上的帮助。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在北满和朝鲜所保存的大批军装备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很快全部转入到中共军队的手中,从而使得中共在东北军队和在华北的部分军队都得以迅速开始摆脱过去“小米加步枪”式的装备水平,渐渐组成为一只较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了。因此,自进兵东北以来,中共虽然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来实现他们夺取全东北的计划,以至在同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暂时地遭到挫折,但他们实际上仍旧达到了自己最初所设想的背靠苏联,接取援助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基本目标,而这也就够了。就中共而言,剩下的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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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央关于抽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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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央关于东北情况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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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央关于阻止蒋军进入东北问题致重庆代表团电》,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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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军委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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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35)《中央关于谈判条件及国民党进攻解放萄军事力量致周恩来、王若飞电》,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36)原苏军已经同意中共接收抚顺、安东等,十月中旬忽又不让接收,甚至已经进入东丰、西丰、海龙、西安的中共军队亦被赶出。《彭、程关于东北情况致毛主席电》,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3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四),第一二六-一二七页。
(38)《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39)《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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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熊式辉呈蒋委员长电》,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化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一四三-一四四页。
(43)《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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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一四七页。
(46)《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电》,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同(45),第一四八-一四九页。
(47)转见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十六,四十七页。
(48)《中央关于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条件下力争大城市给东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49)《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给东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50)《中央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铁路线占领广大乡村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5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一五五-一五六页。
(52)同(45),第二四一,三七一,三七四-四0二页。
(53)参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一九七三年版,第十五页。
(54)《中央关于和东北行营谈判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
(55)《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给彭真同志电》,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56)《中央关于要求苏联出面发起东北问题谈判事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
(57)《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58)《东北局关于停战令后东北我军方针问题致高、陈等并告中央电》,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59)《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政策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60)《中央对目前东北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61)《中央关于准备击退蒋军进攻实现东北和平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
(62)转见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报》。
(63)关于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中文版,第二五八页。
(64)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一三九页,并见一八六页。
(65)《中央关于不要进攻沈阳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
(66)《中央关于东北谈判中心盘子给周恩来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67)《中央关于不能承认国民党所提条件给中共代表团电》,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
(68)《中央关于同意派兵进占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苏军撤退区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
(6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一八八-一八九页。
(70)《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71)《中央关于不惜重大牺牲控制长哈齐等地致东北局电》,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72)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一一六页。
(7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九十四页。
(74)《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九卷,第719-720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七十四-七十八页。
(75)《中央关于东北局应迁往长春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76)《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811-812页。
(77)《中央关于我方应取对策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78)《中央关于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
(79)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三四一页。
(80)《东北局关于目前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附件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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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等: 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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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 中間地帶的革命 —— 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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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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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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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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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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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四 10月 01, 2020 10:43 pm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目录

本书内容简介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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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酿,虽然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1927—1930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分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年9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1]

1927—1930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束。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一、「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2]。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3]「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4]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5]

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6]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二、「军党」的问题

1927年IO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1927年IO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人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政权大部分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著,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7]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8]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9]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见,[10]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正消除。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看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于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11]「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12]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一、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看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13]——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14]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15]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16]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
[17]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18]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19]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馀名「AB团」分子,[20]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21]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22]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23]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24]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25]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26]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27
[27]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28]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29]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30]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31]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32]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33]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34]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35]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36]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二、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37]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38]

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39]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后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年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彼等发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称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对「肃AB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40]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1931年2月4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是「AB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41]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42]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月19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间,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

三、「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43]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44]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45]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46]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47]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年1O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年1月30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月5日出发,王稼祥3月7日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年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年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团「一般是正确的」这句话。但是到了3月27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
[48]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从1931年1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49]1931年2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之前的3月18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50]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4月17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车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年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51]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52]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团」风暴的袭来。1931年7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团取消派」受到处置」(即枪决)。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53]继毛泽东在1930年发动「打AB团」运动后,江西苏区的「肃AB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1931年4月后如火如荼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月17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54]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55]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56]

然而,在「肃AB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年3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57]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58]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A13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12月5日苏区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59]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60]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肃AB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年4月4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61]中共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62]

中共中央的4月4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31年夏,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在批评「肃AB团」问题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同时,周恩来也对闽西的「肃社民党」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

1931年9月中旬前后,由周恩来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送达闽西。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党在闽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对闽西肃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以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最圆满的回答。[63]

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的这种新态度,为他在抵达苏区后对恶性肃反进行紧急纠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然而,在当时具有像周恩来这样有灵活眼光的苏区领导人少之又少,闽粤赣党的最高负责人邓发,就缺少周恩来的学养和眼光,他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

1930年12月,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到达闽西的龙岩,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从隶属关系上,邓发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闽西才与赣南苏区打通,连成一片),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邓发抵闽西后,即和当地干部邓子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起闽西苏区的工作。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人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64]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65]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1931年3月2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66]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纷纷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伯翠是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67]

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傅伯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年5月27日,又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68]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69]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与充满肃反狂热的邓发相比,其态度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最终还是屈从于邓发的意志。

张鼎丞是闽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者,极为熟悉闽西革命历史和干部状况,是闽西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邓发抵达闽西后,张鼎丞作为邓发的副手,有责任向邓发介绍他所了解的闽西干部的真实情况,并在肃反袭来时尽全力保护干部。但是迄今为止,这类事例还很少披露。相反,所能发现的,尽是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名义所发布的肃反通告。在这类文告中,尤以张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发布的「裁字」第一号、第二号给闽西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在发动「肃反」之初,张鼎丞曾在文告中规定,社党主要负责人,应扣留严办,一般成员在交待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和警告。[70]闽西政府还曾公布《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明文规定凡在半个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务高低,概行免去处罚。然而,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实行,随着处决权迅速下放,这类政策条令形同一纸废文。

1931年3月18日,闽西政府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修改了处决人犯需报请闽西政府批准的规定。明确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行刑,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71]这个新规定,造成大处决迅速蔓延,苏区各级组织甚至包括医院,都有权随意逮捕、处决「社党分子」。而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乱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队、儿童团也多次破获「社党」。

自1931年3月处决权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肃反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闽西政府要求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愈多,处决愈快为革命最坚决的标准,一些对运动稍有怀疑的干部,迅即被草率处决。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卢肇西、曾牧村等因「对特委将社会民主党名单要他拘捕,完全犹疑不坚决的态度」,而被冠之以「杜党」罪名处死。
[72]为自保性命,各机关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杀「社党」的大竞赛。一旦开了杀戒,杀一人与杀一百人都一样,肃反干部的疯狂与内心恐惧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杀更多的「社党」才能舒缓心理的失衡。于是,「肃反」野火越烧越旺,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来抵达闽西后才被扑灭。

张鼎丞对闽西肃反惨祸应负的另一份责任还在于他对主持肃反大计的林一株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力。林一株为闽西地方干部,是闽粤赣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闽西肃反中,担任权势极大的闽西政府肃反裁判部部长,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人物。有论着称,林一株「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时,完全背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73]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林一株直接听命于邓发,且有擅权之恶名。但是作为闽西党的元老,张鼎丞应对本地干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将闽西肃反惨祸的全部责任推到邓发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张鼎丞与此毫无关系,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在闽西肃反中,张鼎丞始终处在安全和有权的地位。而在肃反高潮中,许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张鼎丞能对林一株发挥某种约束力。

在收到周恩来起草的批评闽西肃反扩大化的8月29日来信后,闽西最高领导对林一株的约束力立时就显现出来。邓发等把肃反干将林一株等抛出来,送上断头台,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林一株在肃反传送带上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站。9月29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指称罗寿春(闽西政府秘书长)、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熊炳华(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等八人为闽西「社党」核心人员,分别予以处死。

张鼎丞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受到赣西南「肃AB团」的严重影响。这个时期,闽西与赣西南的交通虽未打通。但两地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鼎丞与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相识。率先在闽西打「社党」的闽西地方部队红十二军的主要领导人谭震林、罗炳辉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派来支持闽西的。在赣西南发起「肃AB团」,尤其在富田事变爆发后,张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动,继而「头脑发热」应是不奇怪的。

对于闽西肃反惨祸,任弼时也有其间接的责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闽西肃反走向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在前往赣西南途中路经永定县的虎岗,任弼时向邓发等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闽西本来就左祸严重,如今又再「反右倾」,只能使左祸连天。任弼时在对待邓发与项英的态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时在抵达赣西南后,不满项英对肃反的消极态度,下令免去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而邓发则继续担任闽西最高负责人的职务,这助长了本来就够左的邓发,使其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毛泽东与闽西肃反有无关联,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从时间上判断,项英进人赣西南后,毛泽东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毛并很快领导红一方面军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毛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肃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闽西肃反又是一件发生在赣西南眼皮底下、震动苏区全局的事件,毛绝无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后,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批判项英,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再掀高潮,而此时,闽西「打社党j运动正方兴未艾,此恰可证明开展「打AB团」的合理性。毛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场与「肃AB团」平行展开的「肃社党」运动。

毛泽东深深卷人赣西南的「肃AB团」,没有或较少涉人闽西「打杜民党」的事件,这些都决定了毛在对待这两个事件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1931年9、10月后,周恩来起草的、包含有对「打AB团」过火化批评内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经传到江西苏区,毛开始受到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冷遇,毛逐渐调正自己的姿态,以摆脱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汇报闽西肃反工作,毛指示张鼎丞,必须立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千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削夺与周恩来关系较为密切的邓发的权力,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又利用闽西肃反「扩大化」一案,进一步打击邓发。对于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闽西「肃社党」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肃反之必要性,将其问题定性为「扩大化」。

邓发作为此案的直接当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确表示,「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74]然而毛泽东却不愿直接承认闽西「肃社党」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75]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提到了肃反的痛苦性,但没有正面涉及为「打AB团」和「肃社党」冤死者平反的问题,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个人责任问题。即使这样,毛泽东的这段话也长期未予公布。

毛泽东长期不为「肃社党」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赣西南「打AB团」与闽西「打社党」有极大的关联,如果为「肃社党」全面平反,势必牵扯到为「打AB团」翻案,从而有损自己的声誉。

1954年,中共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对在闽西肃反中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76]但在根本问题上,即闽西苏区是否有「社党」,「肃社党」是否是冤案,则全部维持1931年的结论。直到1985年,在毛泽东去世九年后,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阐西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闽西「肃社党」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而纯属历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为闽西「社党首领」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赣西南的「肃AB团」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隐去了毛泽东历史责任后,才得到澄清。

勿庸置疑,周恩来对于苏区肃反造成严重后果方面,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肃反问题上,周与毛的态度有着显着的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己的嫌疑。

周恩来正是因为从理念出发,当发生了赣西南「肃AB团」和富田事变后,在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出中央指示信,客观上助长了苏区内已经蔓延的左祸。然而,毛则是极端的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发动在前,周支持在后。

周恩来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点转到纠正肃反扩大化方面,在进入中央苏区后,用了几乎三个月的时间,才使疯狂运转的肃反机器停了下来,毛则鲜有类似的表现。正是因为苏区肃反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到领导人的过失责任等敏感问题,周恩来小心翼翼,既要显出纠偏的决心,又随时作出妥协,尽最大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

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目睹了闽西肃反惨祸、从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的恶性肃反。周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非常困难」。周表示,自己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77]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会读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AB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
[78]

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上海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一封与周意见一致的指示信,责令邓发领导的省委必须深刻检查「过去在肃反的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苏区中央局还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闽粤赣省委和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再次批评闽西「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并派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前往长汀指导在3月初召开的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在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来虽在肃反紧急刹车方面措施有力,但在处理有关责任人时,态度却极为谨慎。1932年春,对闽西肃反惨祸负有直接责任的邓发被调至瑞金,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79]任弼时则在周赴任后,出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周恩来。邓发与任弼时的过失,也许被视为是「好心办坏事」,因为对于这两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肃反剪除异己的不良动机,因此与共产党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并无冲突。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宜开展过份的党内斗争,这或许是周恩来对任命邓发、任弼时新职的考虑。

至于毛泽东,问题则比较复杂。周恩来小心翼翼,不去触及毛泽东,而是将苏区中央局、闽西省委(前闽粤赣省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放在一起进行批评。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周严厉批评了上述单位在肃反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1932年5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将毛泽东的老对头、原赣西南党和地方红军负责人李文林处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泽东的老部下,是造成赣西南肃反惨祸的祸首之一,[80]但只给予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极温和的处分。周恩来主持的所有这类纠偏会议和主持制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评毛,对曾山、陈正人等基本上也没有触及。1932年初,因原先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患病,苏区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继续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老部下周兴虽「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也只是由江西省委给其「留党察看」的处分,[81]张鼎丞也在1932年3月后,继续留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尽管如此,周恩来实际上对于毛泽东已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以后又成为迁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来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钱壮飞还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

在被称之为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1932—1934这几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中央苏区内部的肃反事务,不再由各机关、单位和军队自己大搞肃反。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2年5月30日处决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一批「AB团」首犯,以后又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82]但总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
[83]中央苏区再没有开展过像「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一类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尽管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反」在1932年后已经基本停止,但是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内部仍然时断时续地开展「反右倾」、「反托派」的斗争,l932年6月后发生在瑞金的「工农剧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红军学校内的一些党员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工农剧社」,因在剧社章程中有「在总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下,配合红军目前的伟大胜利」几句话,很快被苏区中央局指控为进行「托派」活动。8月13日,邓颖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争大会,判定「工农剧社」偷运托洛茨基的「私货」,因为所谓「社会主义」云云,就是否认了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全是托派的说法。邓颖超还说,剧社章程没提农民问题,这也是从托陈取消派的观念出发的等等。在这天的斗争会上,对工农剧社党团会干事张爱萍等人开展了严厉的批斗。邓颖超指责张爱萍「在反对反革命政治派别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他表现消沉不积极」,「非但未在党的领导下,去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去深刻揭发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在会后不久,……对中央局将此事通知红军学校政治部表示不满,……企图转移斗争的中心」。邓颖超还指控张爱萍与「有重大嫌疑的人们(危拱之、王观澜)接近」,并说这是「他对托洛斯基主义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根源……。」[84]在这次批斗会后,少共中央局于8月17日给张爱萍书面严重警告处分,12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的党籍,给左权、张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85]所幸张爱萍、王观澜、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时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们一定会因此而命丧黄泉。1932年后,中央苏区的肃反已用较缓和的方式进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类似「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运动仍继续进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由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和由夏曦、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是两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战略根据地,「天高皇帝远」,中共中央对两地的领导必须通过张国焘、夏曦来实现。而此时的中央并没有威权十足、足以号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张国焘也是具有某种臬雄气质的领导人,一旦「肃反」成为其消灭异己、树立自己权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会轻易放弃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进青年学生,全凭杀人树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当夏曦尝到肃反的甜头,已犹如鸦片上瘾,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让其自行终止。

鄂豫皖(继而在川陕根据地)、湘鄂西等地的恶性肃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终原因,是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立场。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肃反的前题下,提出「扩大化」及「纠偏」问题的,因而使张国焘等有机可乘。1932年10月后,张国焘率部突出国民党军的包围,从鄂豫皖根据地向川北作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央对张国焘更是鞭长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也频频告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成为博古、周恩来等考虑的第一位问题,从而再难关注到对张国焘部及湘鄂西肃反的「纠偏」。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对苏区肃反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一无所知,却从阶级斗争的理念出发,大谈苏区「肃AB团」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王明甚至认为1932年后中央肃反已不如过去那般坚决有力了,批评苏区中央局「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阳性有减弱的倾向」。[86]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这番话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只是现在形势已大变。1932年后,毛泽东不再位居中央苏区核心决策层,他已不需要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而党内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几年后,毛泽东把这股情绪导引至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俨然自己一身清白。当毛将党和军队大权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纷纷三缄其口,最终,肃反问题反而成为毛泽东打击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诸多分歧中,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于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指名的批评了毛的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从而结束了中央代表团与毛长达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1927—1931年几经周折,发生过多次变化,其间毛曾一度制定过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要激进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后适时作出调整,转而采取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但是,毛有关土地政策的思想演变过程十分复杂,即便在毛的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十分激进,极左的色彩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只强调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冲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与富农问题上曾持有的极左立场)。

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过左内容,明确宣布所有农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属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条规定,是对共产国际有关主张的重大突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在修正了共产国际某些极左方针的同时,又坚持了共产国际另一部分极左的方针,而与当时相对务实的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包括没收农民土地;而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决定,则提出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张没收农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导致毛严厉镇压赣西南党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赣西南方面坚持中共六大有关「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立场。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恰又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明确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农民的私有土地。毛泽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的某些相对务实的主张,往往与更激进的极左主张相依相存。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看法,就具有这种特征。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方针。

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批评了违背农民意愿兴办「模范农场」的错误,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言辞更为激烈。

毛泽东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种土地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J富农,号召要像对「第一种」(「半地主性的」)、「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一样,「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对于债务问题,仅仅四个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还规定,工农贫民之间的债务仍然有效,到了此时,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张,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毛并认为「废除高利贷」的口号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87]

对于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极左主张,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极左的方向急剧转变。此时的中共中央已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改变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据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时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读案〉,开始贯彻比毛更激进的土地政策。该决议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但随即又将其贴上「非阶级的」标签。同时严厉批评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88]同年8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和没有没收富农的剩馀农具)。[89]

接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人查田运动。毛泽东虽被中央局责成领导这场运动,但毛因参与指挥战争,继而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随后长时间告假休养,直到1933年春毛才着手领导查田运动。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的得力助手是王观澜。1931年王观澜自苏联返国进人中央苏区,不久,被任命为《红色中华》主编,但在1932年秋,王观澜被苏区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红色中华》主编职务,调到中央临时政府,协助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毛派王观澜深人到叶坪乡(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毛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统计资料,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90]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权力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有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张也随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了毛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在以划分阶级成分为重点的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91]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

然而毛泽东毕竟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农村状况远比博古、周恩来等人熟悉。在查田运动中,毛较多注意防止「过火」的倾向。由于运动遭到群众的「冷淡」,中央局在不违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下,接受了毛的意见,对查田运动作局部调整。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毛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由毛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例如,胜利县在毛的两份文件下达后,就改正了错划地富共94户。
[92]

但是毛泽东对查田运动所作的调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转,中央局怀疑毛的调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线。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训令规定,「不论地主、富农提出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无效」,「地主、富农利用决定上的任何条文作为翻案的武器,必须防止。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随着这个训令的贯彻,苏区各地阶级成分已经改正的农民纷纷又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胜利县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93]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94]到了1934年7月,情况甚至发展到「造成一种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文号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95]但一切已为时晚矣。此时,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查田运动终告结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丌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96]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97]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覆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98]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
[99]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100]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101]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102]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10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104]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覆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105]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

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107]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108]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馀,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

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109]双方电报往来十馀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110]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人」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112]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13]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114]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115]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116]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覆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

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117]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覆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8]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
[119]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人,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120]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21]从此,毛未再予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2]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123]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124]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125]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127]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129]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130]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131]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132]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

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135]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136]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137]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138]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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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2]〈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6。

[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

[4]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6]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7]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8]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10]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

[11]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伯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8。

[12]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13]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76-77。

[14]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1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16]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17]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18]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20]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2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 100-101

[22]〈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3]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24]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25]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26]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7]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28]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29]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31]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32]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

[33]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6。

[34]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5]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6]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

[37] 《周恩来年谱》,页183。

[38] 《周恩来年谱》,页185。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40]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年1月1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 639-42。

[41]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42]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4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6。

[4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4。

[45]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46] 《周恩来年谱》,页205。

[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9。

[49]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50]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6期。

[51]〈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1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52]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53]〈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54]〈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5]〈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3期。

[57]《周恩来年谱》,页212。

[58]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59。

[59]〈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60]〈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6。

[61]《周恩来年谱》,页209。

[62]〈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63]〈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64]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65]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年6月1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4。

[66]〈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6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193。

[67]傅伯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傅伯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68]〈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年5月2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69]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70]〈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年2月2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8。

[71]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

[72]
参见〈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2月2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286。

[73]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74]〈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9。

[7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76]〈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77]伍豪自中区来信〉(1931年12月
18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76-77。

[7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一1933)第8册,页18。

[79]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邓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但正式组建机关是在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之后,时间约在1932年1至2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的。

[80]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之后,李韶九被调往赣东北,担任职务及最后结局不详。

[81]〈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81。

[82]《红色中华》,1932年11月7 日。

[83]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59。

[84]邓颖超:〈火力向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对它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褊:《党的建设》,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一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页438-41。

[85]〈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1932年12月11
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编:《党的建设》,第6期,1932年12
月30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页442。

[86]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64。

[87]〈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413


[88]〈苏区中央局关于士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8月21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445、448。

[89]〈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1931年
8月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 361、357。

[90]参见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页103。

[91]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载《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 日。

[92]王观澜:〈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与无情的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攻〉,载《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

[93]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7 日。

[94]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

[95]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杜,1993年),页178-79 。

[96]《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207、357 ;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 100-101。

[9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98]《周恩来年谱》,页 216-17。

[99]《彭德怀自述》,页175-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100]《周恩来年谱》,页223。

[101]《周恩来年谱》,页223-24。

[102] 102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103] 103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 290。

[104]《周恩来年谱》,页219。

[105]《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106] 《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107]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
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108]《周恩来年谱》,页223。

[109]《周恩来年谱》,页228。

[110]《周恩来年谱》,页 230。

[111]〈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2]《周恩来年谱》,页231。

[11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4]《周恩来年谱》,页 233-34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5。

[115]《周恩来年谱》,页 233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4。

[116]《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117]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8]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9]《周恩来年谱》,页245。

[120]〈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2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122]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123]《红色中华》,1934年8月1 日。

[124]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125]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126]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
;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127]《周恩来年谱》,页254。

[128]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85。

[129]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30]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
85-86。

[131]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
120-21、133。

[132]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133] 《周恩来年谱》,页245。

[134] 《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

[135]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136]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13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138]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1]「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被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2]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年后中共军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别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3]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分,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
[4]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
[5]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6]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人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7]

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它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了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刘少奇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8]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9]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10]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评林彪等人「右倾」、「动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郊外召开。与会者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角是张闻天,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张闻天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风潮压下去,扣什么「帽子」都无所谓。

也许考虑到张闻天仅是一介书生,还不足以震慑林彪等武将,毛泽东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分,亲自出马。严厉指责林彪、刘少奇,称彼等信和电报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11]毛并认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将事先毫不知内情的彭德怀看成是幕后挑唆者。[12]毛在利用了张闻天作为反林彪、刘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将矛头转向张闻天。毛不能容忍张闻天扮演党内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决意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张闻天的威信。毛在讲话中暗指张闻天去三军团,与彭德怀勾结反毛。[13]这次会议以肯定毛的军事指挥、毛大获全胜而结束。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彭德怀、张闻天抱看「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14]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人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义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会理会议后,毛将曾参与刘少奇电报一事的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毛对张闻天素无好感,仅是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张暂时联合。毛对张的固有成见,使他在指责过刘少奇以后,将刘轻轻放过,并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和判断。刘与军队素无渊源,在军中不具资望,毛并不认为刘少奇有在军中掀风作浪的能力。刘少奇为脱身,迅速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使刚刚开始的毛与张的政治结合蒙上了阴影,[15]也使毛对刘与张的对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少奇电报一事,还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计,为避免刘少奇在军中培植影响,会理会议以后,刘少奇也被调出三军团。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看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极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16]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大政方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一、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从莫斯科返国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二、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深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17]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18]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19]

四、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20]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

毛泽东对军权与党权的蚕食,是在张闻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张闻天的党的领袖地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为毛泽东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合法的掩护。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建立在反对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核心层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张闻天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乡野打游击,深受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山大王」气息;而张则是「红色教授」型的知识分子。1935年以前,张闻天对毛虽未予以高度重视,但亦无明显的成见;然而,毛对张则有一种类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

从毛这方面看,毛张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张闻天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张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张闻天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21]张闻天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个性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张闻天乃一书生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张闻天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不愿轻易放弃。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大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党内同僚的压力下,他只能隐忍内心的不满,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巨在毛泽东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政治结合的基础。[22]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同时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再继续维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为党及其个人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张闻天。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几乎本能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张闻天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掌军、张闻天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张闻天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经过几年的磨合,毛与周恩来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刘少奇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一、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23]刘少奇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24
[24]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二、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了中共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线。

三、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25]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张闻天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2月,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未返陕北,[26]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据1996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别三次致电刘少奇,毛还在10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27]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28]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给中央写信都应被视为是一个重大举动。刘少奇决定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29]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政治权威。张闻天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它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30]因此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合,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31]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当面向张闻天发起挑战。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张闻天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张闻天、博古、凯丰、陈赓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刘少奇的批评,充满托陈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共的论点。[32]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看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33]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路线是正确的」。[34]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博古、凯丰在发言中都否认刘少奇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存在着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传统的说法,只有列席会议的彭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35]一时形势对刘少奇明显不利,然而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助了刘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刘张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言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甚至称赞刘少奇「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36]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看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张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37]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张闻天有意识淡化毛泽东在6月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38]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张闻天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义」。张闻天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于』」。[39]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它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40]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刘少奇与张闻天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张闻天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41]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年,也有坏消息传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正待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年8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1930年未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传递消息。[42]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从1931年11月王明赴苏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分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基、巴比塞等着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人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43]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44]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45]1934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46]

四、援救西路军。1937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济准备进人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47]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项导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人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31至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48]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49]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进行斗争。[50]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51]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52]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53]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明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54]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55]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读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5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57]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58]在共产国际覆电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年10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59]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60]

纵观王明在1931—1935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紧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人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61]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62]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63]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看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64]6月I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65]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66]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67]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
[68]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
[69]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70]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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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2]《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3]《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4]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1969年6月28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5]《周恩来年谱》,页277。

[6]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9。

[7]《彭德怀自述》,页198。

[8]《彭德怀自述》,页198。

[9]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10]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1。

[11]《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5。

[12]《彭德怀自述》,页199。

[13]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2。

[14]《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3。

[15]毛泽东固执己见,认定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被毛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张写道,「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3。张在此处提到的XXX同志极大可能是指刘少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刘少奇就与张闻天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有许多资料证明,刘少奇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张的不满。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胡乔木揭发刘少奇在延安时曾在私下谈话中影射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当即加以澄清,说自己当时只是针对张闻天,而非毛泽东。

[16]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17]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93、306。

[18]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19]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其实当时尚无中央社会部这个机构,此处所讲的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实际上就是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管理的机要系统——笔者注),上述三个单位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86-87、204;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97。

[20]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45;另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203。

[21]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32。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22]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曾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23]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2。

[24]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25]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5-17。

[26]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59。

[27]2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一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0、169、163。以下简称《刘少奇年谱》。

[28]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85。

[29]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纠北方局领导机构的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傅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30]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张闻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17。由此可见,安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3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75。

[32]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页189;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258—59。

[33]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末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称的「那个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龃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5。

[34]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三十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高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兼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德、李昌、李雪峰、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幺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43;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95。

[35]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8。

[36]《刘少奇传》,上,页26。

[3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另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72。

[38]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页371。

[39]张闻天:〈白区党目前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234-36、238-39、261、263。

[40]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页2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41]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8、47。

[42]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156——64。

[43]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44]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年1月3日23:2O华语广播。

[45]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315。

[46]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年留苏纪事〉,载《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39。

[47]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42—43。

[48]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49]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50]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51]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52]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2—23。

[53]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70。

[54]据1934至19SS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年),页269。

[55]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17。

[56]〈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目),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57。

[57]〈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84。

[58]《周恩来年谱》,页262。

[59]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5。

[60]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8月7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6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0、243;221。

[62]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0、243;221。

[63]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64]《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0册,页25。

[65]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册,页30、31。

[66]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年6月10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1。

[67]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72、334-35。

[68]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69]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年1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70]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
[1]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3]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4]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
[5]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6]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7]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8]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9]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10]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
[11]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
[12]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13]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
[14]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15]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进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
[16]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17]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18]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19]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20]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产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21]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22]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23]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
[24]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25]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馀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覆电。
[26]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27]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28]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29]次日,毛覆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覆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30]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31]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32]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33]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34]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
[35]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覆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36]

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
[37]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38]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看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39]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40]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41]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42]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43]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44]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45]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46]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47]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48]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49]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令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50]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看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51]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52]「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53]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54]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55]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56]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57]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58]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59]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60]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61]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请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62]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63
[63]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64]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65]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看「谁吸引谁」的问题。[66]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67]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68]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69]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70]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71]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看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72]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看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73]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74]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
[75]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
[76]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77]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78]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呜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79]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80]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81]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82]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看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83]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84]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85]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86]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87]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88]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89]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90]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91]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92]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93]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94]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95]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96]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97]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98]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99]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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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人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2]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6]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7]《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8]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10]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11]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12]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25-26。

[13] (原书无注)

[1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15]《周恩来年谱》,页381。

[16]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覆电表示同意。

[17]〈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18]〈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19]〈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20]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39。

[21]〈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39-40。

[22]〈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楷示〉(193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23]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51。

[24]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一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于,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一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26]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27]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29]《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30]周恩来年谱》,页385-86。

[3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3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3。

[33]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35]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36]《周恩来年谱》,页387。

[37]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8]《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3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4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41]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42]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43]43〈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44]《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45]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46]〈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47]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4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4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50]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51]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页57。

[5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53]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28。

[54]〈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55]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56]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页506-507。

[57]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58]《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59]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60]〈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1]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62]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3]《周恩来年谱》,页393。

[64]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5]《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66]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着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67]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400-401。

[68]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页296。

[6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24-25。

[70]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71]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72]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73]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74]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75]《周恩来年谱》,页318。

[76]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18、420。

[77]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78]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8。

[79]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80]《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受到批判。

[81]《周恩来年谱》,页399。

[82]《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83]《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84]《周恩来年谱》,页404。

[85]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6]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7]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年1月13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88]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89]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

[90]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91]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92]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93]《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94]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95]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20。

[96]《彭德怀自述》,页226。

[97]《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04。

[98]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477。

[99]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365。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1]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
[2]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3]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4]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
[5]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6]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7]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8]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
[9]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0]

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须,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
[11]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
[12]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不久,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3]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14]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15]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16]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17]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8]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19]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20]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请,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21]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
[22]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23]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24]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25]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26]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27]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看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28]

毛泽东为了充分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员。[29]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30]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
[31]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32]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的见周恩来,对10月4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入国民党。
[33]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34]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烦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35]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月5日至6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请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36]决议案还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37]毛泽东对于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看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喝,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8]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他们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
[39]
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40]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锺,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41]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42]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
[43]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呜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应部分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44]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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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2]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4]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5]《彭德怀自述》,页229。

[6]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76。

[7]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看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8]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9]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10]〈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11]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12]〈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13]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14]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15]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16]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1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

[18]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19]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57。

[20]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92。

[21]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0-21。

[22]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23]参见朱仲丽(王稼祥遗孀):《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87-88。

[24]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286;另参见萧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12。

[25]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19。

[26]收入《毛选》第2卷的部分内容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且这一部分也作了大量删改,有关「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等有关内容已被尽行删去。

[27]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96、606;629。

[28]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96、606;629。

[29]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96、606;629。

[30]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亲笔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1985年)页694-95。

[31]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披露,周恩来于1938年10月4日见蒋介石时,除了转交毛泽东信件外,还送交了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0。

[32]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页71;另见《蒋总统秘录》,第12册,页74。

[33]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3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3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

[36]〈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55、753-54、758。

[37]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38]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658-59。

[39]参见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页177。

[40]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41]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42]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43]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19。

[44]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38。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于」。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O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1]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2]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来自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着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3]几个月后,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4]

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5]

1942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一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6]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7]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

1937—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8]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着〈实践论〉和〈矛盾论〉。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着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9]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转而将全付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泽东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看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闻天的不满更加强烈。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分子。「学习运动」开展以后,张闻天不仅没有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的新贡献,也没有将其对王明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张闻天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

其实,1938年后毛泽东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已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张闻天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刊物发表重要文章,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10]而毛的讲话、文稿无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泽东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已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张闻天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请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个性和为人都了解其深。尽管在毛内心中,一直将张闻天与王明等量齐观,均视为是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一路货色。但是,张闻天毕竟与王明分手较早,多年来对自己言听计从,骤然对张闻天下手,必定会引起党内高层的震动,反而对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继续留用张闻天,再徐图良策。

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

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11]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12]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13]「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14]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
[15]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呜。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16]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17]

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祗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18]

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19]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20]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
[21]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22]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
[23]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24]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约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人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25]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26]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27]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28]《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收入读书。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29]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30]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着。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31]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任弼时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32]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33]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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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页325。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3]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

[4]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157。

[5]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讲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年5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页56。

[6]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

[7]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着《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页576。

[8]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576。

[9]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4。

[10]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91。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这种制度,1939年初,张闻天为发表陈伯达的〈论孔子的哲学思想〉致信毛,请毛审阅陈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审阅了陈伯达文后,两次写信给张闻天,谈对陈伯达文章的修改意见。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杜,1984年),页144-51。

[11]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12]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13]13
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上海左翼刊物《读书生活》四卷九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10月1日,又在《新世纪》一卷二期发表〈论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

[14]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15]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16]参见〈毛泽东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140-42。

[17]陈伯达在1940年延安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与己观点不同的王实味无限上纲,暗指王实味是异己分子。陈伯达在与朋友相谈时,提到「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69-19;另参见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期。

[18]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领导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原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1938年1月迁到云阳北的安吴堡,史称「安吴堡青训班」。有关胡乔木在安吴堡青训班的活动,参阅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2、28、240、247。

[19]中共中央青委由陈云、冯文彬、李昌、刘光、乔木、高朗山、黄华、宋一平组成。参见〈冯文彬给黄华、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载《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23-24。

[20]胡乔木自述,他是1938年8月返回延安的,但根据依档案编写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一书记载,胡乔木返回延安的时间应是1939年7月,胡记忆有误。另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

[21]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21。

[22]参见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载《何干之文集》,页3。

[23]胡华、刘炼(何干之遗孀):〈何干之〉,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页266。

[24]24据刘雪苇回忆,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用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做课本,「讲得很拘谨,论点、要义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书念」。虽然刘雪苇听王学文课「津津有味」,但同学中却有人「打瞌睡」。参见刘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听课的回忆〉,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124。

[25]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5-36。

[26]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88。

[27]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28]《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馀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29]《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分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月17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毛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分「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期写成1931年3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451。

[3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76。

[3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54。

[32]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33]《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页539。




下篇: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1]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
[2]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

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3]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4]尽管气氛已与1937—上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5]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6]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7]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8]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馀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9]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10]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
[11]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12]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上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
[13]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于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14]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15]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16]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分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17]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18]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分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
[19]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20]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21]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22]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争斗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23]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24]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的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25]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看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馀件。[26]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27]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信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28]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29]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覆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30]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31]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着,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32]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33]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覆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4]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人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月,留沪的部分负责干部组成了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队」有关。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

从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历行「肃托」,[35]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看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地位无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上。』」
[36]司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当发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年12月离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是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碍。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1939年2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看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37]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剪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如此艰巨的任务,绝非刘少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少数人参与就能完成,毛还需要其它一些干部和工作机构来协助自己,他们应该运用某些机关的力量,坚决贯彻毛的意图,创设制度,培养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动。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组建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理论上,党的中央机关应是领导全党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后,中共逐渐转移至农村,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使军队在党内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是在留苏派主政的瑞金时期,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长征开始,中共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军队与党实际已溶为一体,打破了党机关至高无上的局面。然而,随着长征结束和延安时代的到来,一度因客观战争形势而被取消的党机关又渐次恢复,特别到了抗战爆发,中共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又新创立了一些党的机构。这样,就使由留苏派掌握的党机关的作用再一次凸现出来。

对于留苏派控制的党机关力量的复活,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过分刺激张闻天等人,在形式上对中央机关的格局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已拥有的优势地位,果断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就是毛的局部调整战略的主攻目标。

1935年后,在中共组织系列中,中央秘书处是除军队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中央秘书处在瑞金时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员,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主管,主要负责文电收发(包括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联络),保管、承担会议记录等秘书性质的工作。由于军事斗争在苏区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书处主要围绕中央军委工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仅有一个工作人员兼收发,其它中共领袖也无专门的秘书机构为之服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军委和中央常委会(书记处),中央秘书处局部恢复建制,其作用开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让自己过去的秘书王首道参加了两河口会议的秘书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时期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后,毛任命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9月,毛通过调离邓发、李克农的工作,停止了邓发所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和李克农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职务。毛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出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此时的中央秘书处,除了掌管机要文电外,还兼管政治保卫工作。毛通过这些措施,将党、军队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和肃反情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书处继续由王首道负责。王首道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毛泽东执行秘书的职责,除了掌管文电收发、联络各方、照顾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生活起居等各项工作外,王首道还亲自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1937年底,王明返国后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即由王首道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处下风,但是其权力并未受到真正动摇。会议结束时,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与会者的笔记本,由王首道代为保管。而事实上,由王首道收回的与会者笔记本以后一直未退还本人。[38]

尽管王首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似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原由中央秘书处兼管的政治保卫工作的职能又划归了边区保安处和继之成立的中央社会部,中央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缩小。自此以后,中央秘书处基本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和中枢机构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调其老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书处,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这样,在1940年5月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处领导之前,李富春实际上成了中央秘书处的主管。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组织部,也不失时机,进行了改组。1935—1937年,中组部部长由博古担任,在这段时期,中组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在战时环境下,干部调配基本由军委掌握,红军抵达陕北后,外来人员极少,集中于陕北的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中组部的日常业务中的一项,诸如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已失去了工作对象。因此,作为中组部部长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书记处而非在中组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外来人员进入延安,中组部面临大量的干部审查、分配等工作,持续几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观,中组部成了延安最热闹、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恰在此时,陈云随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长江局,毛泽东遂将中组部部长一职交由陈云担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长,配合陈云开展工作。

陈云,原名廖陈云,一度与项英齐名,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初,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2月,陈云受张闻天的委托,离开正在长征中的红军,秘密转赴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陈云抵沪后,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关系,从浦化人处了解到中共在沪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共产国际远东倩报局已将工作人员撤出上海。陈云由此判断,恢复中共在沪活动的条件还未成熟。恰在此时,浦化人通过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国内派人组团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通知,陈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和杨之华、陈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苏联海参崴。1935--1937年,陈云在苏联期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与久居莫斯科从未返国的王明、康生不同,陈云受中共代表团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组织营救进入新疆的西路军馀部。陈云在星星峡亲自迎接了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等人。陈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为他赢得了中共军方将领的广泛敬意。

陈云返回延安后,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并且进入了书记处,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在初抵延安的一个短时间内,曾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支持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陈云回头较早,从1938年3月就转变了立场。1938年3至8月,在毛泽东与长江局的对立中,陈云与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其它成员步调一致,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的新盟友。

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组部,其主要工作是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各类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分配、安置他们的工作。陈云和李富春担当的是毛泽东在组织人事领域监护人的角色。

「七七事变」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延安,这种现象使党的领导人既喜又惧。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说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面临大转变的党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惧的是不知在这些来延人员中是否里夹有国民党的暗探和奸细。为了保证来延人员的政治可靠性,中央决定对所有来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这就成了中组部的头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组部设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三个下设机构,由王鹤寿任干部科科长,刘锡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长,邓洁任秘书长,在这三个机构中,主要由干部科负责对来延安的干部进行政审和分配。

中组部对来延人员的政审分为四个阶段:

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释放出狱人员和自愿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初审。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凭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陆续营救出一百馀名中共原负责干部。由首批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刘宁一、王鹤寿、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组成考察去延人员的审干小组,对申请去延人员进行逐个的政审。
[39]其工作流程是,出狱人员需写出个人狱中表现的书里材料,并向审干小组提供其它出狱人员在狱中表现的资料。审查小组根据本人的书面材料、口头叙述和其它人的旁证,对申请去延安的人员作出不同的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人员,送延安或直接留国统区工作;狱中表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审查的人员,也送延安;狱中表现不好,有叛变自首行为的人员,要其留下通讯地址,再动员其「回家去抗战」。[40]经过审查小组的遴选,从一千馀被释放人员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绍去延安。

对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审查,则比较简单和宽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介绍信的青年学生,在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逐个政审后,一般都予介绍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南京办事处转来的审干小组对去延人员的「鉴定表」后,对持介绍信前来的人,再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此谓复审。然后将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进行下一步的审查。也有个别人员是直接经西安转送延安的。

三、中组部在泾阳县云阳镇设有接待站(检查站),负责对去延人员进行严格的三审。领导审查小组的人员有冯文彬、王观澜、刘辑武、胡乔木以及刚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的王鹤寿等。在云阳镇的审查重点是盘问出狱人员在国民党狱中期间是否写过「悔过书」。1937年12月,原中共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在云阳镇就经历了这样一番严厉的审查:

同我谈话的是刘辑武。他问我:「你写过悔过书没有?」我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去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叛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谈完以后,刘辑武就说,「你写个书面报告来吧!」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根据我的报告,表达了他的意见。并问我还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说老实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我注意。最后,他还要知道一些当时被释放的人现在的情况。再过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谈话。他说,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说:「还是给我遗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他说:「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41]

在云阳镇接受审查的去延人员,一般也面临三种安排。「没有问题」,或「虽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释放人员,大多数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阶段的审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较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则发给路费,劝其返乡或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青年学生中的一部分则被留在云阳里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不久即迁至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和政治训练,而在云阳镇接待站负责审查工作的冯文彬和胡乔木,同时又是云阳青训班的负责人。

通过云阳镇检查站政审的人员,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两种:社会知名度高、年龄较大的人员,可以乘大卡车前往;其它则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阳镇至延安,的八百馀华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时间。

四、去延人员抵达延安后,中组部很快派人前来谈话,再次对来延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逐个审查,此是政审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中组部已收到云阳镇检查站转来的材料,对来人的政治情况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组部就依据转来的材料和每人的业务特长对来延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正式进入了延安。

司马璐[42]和黄药眠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来延人员原先的革命资历不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获得党的信任,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

在中组部的眼中,司马璐虽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马治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人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分,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也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

陈云向司马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镇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第二,被捕后是否写过「悔过书」?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仔细审阅过有关司马瑞的书面材料后,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43]

与司马璐相比,黄药眠虽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过党的高级职务,但因黄药眠被捕后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而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据黄药眠回忆:中组部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作翻译。」

「我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的答复是:『重新人党』。我心里想,所谓重新人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我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我是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

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

「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44]

黄药眠的安置情况属于中组部分配的第一种类型:对有特殊专长的来延人员,虽有历史问题,但已基本审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作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

另一种分配类型是,将来延人员先分配到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审查后,再分配具体工作。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1937年冬经武倒里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苏省海州地区党的领导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释放出狱。惠在狱中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他的这段历史已由在延安的当年狱中难友提出证明,因此惠浴宇在经历了一段审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总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人党,惠浴宇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重新入党。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励下,给当年江苏省委负责人陈云写了一封信,请陈云为他1928—1930年的党籍作出证明。陈云接见了惠浴宇,与他进行了详细的谈话,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党籍,这样,惠的党籍就从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从延安抗大总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军总部。
[45]

第三种分配类型是,对那些有较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又不易审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现左倾的人员,则劝其返回国统区活动。

陈云、李富春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犹如一道坚固的拦河大坝,经过层层的冲刷,已尽可能将「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许留在延安效力的「有问题」人员,则尽在组织的控制与掌握中。在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组部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与康生领导的肃反机关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1938—1939年,中组部的干部审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灵活性,因而给许多去延人员留下不错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对因在延安备受冷遇、歧视而决定回到国统区的黄药眠就曾给予诚恳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黄药眠因心绪不佳,病卧在床,而黄药眠的上级、昔日在莫斯科的旧友徐冰(邢西萍),则因黄药眠有「历史问题」,对黄十分冷淡,不仅对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将黄药眠退回了中组部。走投无路的黄药眠,只得写信向昔日的旧友周扬求助,在周扬的关照下,黄药眠一度「寄食」在边区文艺家协会。不久,心灰意冷的黄药眠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要求去国统区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当黄药眠准备启程时,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1929年,黄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李富春是黄的上级。在李富春的热情挽留下,黄药眠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延安。然而黄药眠在中组部办交涉时仍受到冷遇,又使黄产生疑虑,觉得李富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谁派工作人员和(自己)谈话的呢」?最后,黄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决心,一气之下离开了延安。[46]

黄药眠因受不了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负气离开延安,从他个人而言,是黄的自尊心和清高与党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相合拍,没能经受住党的「考验」。其实,中共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审查,是一项广泛应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黄药眠,即使那些从未被国民党逮捕,地位较高的干部也得经受中组部或其它部门的「过滤」,杨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审查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章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47]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如果说杨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失去党的关系,到延安后不被党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党的冷落,则是因为中共党内对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志存在看根深蒂固的歧视、怀疑的传统。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在康生赴苏联之前,长期在康生领导下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又称「中共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分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集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但事实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没人过问,自己去找组织,也没人管」。
[48]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王世英这样重要的干部竟不闻不问?

王世英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上层处在微妙变动的时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意见一时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风,毛泽东被迫采取守势,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动摇延安的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陈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组部并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泽东或许太忙,一时顾不到王世英。但将随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来,就无法依「常理」解释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个部下箫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过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党组织对他存在怀疑。王世英虽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从未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农、陈赓等人那样曾经进入中央苏区,经历过战争和长征的考验,在那个时期延安上层领导的思维中,只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对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个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长达四个月,毕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区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加之对王的审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毛泽东终于接见了王世英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在毛的过问下,王世英进入了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况的还有贾拓夫。虽然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西北地区党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奉调回延安后,却被降为西北工委委员兼秘书。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发,对1931年贾拓夫被捕事产生了怀疑,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调查。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
[49]随后贾拓夫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四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从1938年底至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组织部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总务处。中共中央并决定由中组部代管中央党务委员会,挂靠在干部科。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六十馀人。陈云、李富春运用机关力量,甄别、调配干部,力图使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各得其所。陈云还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要求新老党员忠实于党的路线和纪律。中组部成了毛泽东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组部情况相类似,中央秘书处在任弼时接任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5、6月间,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实际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任弼时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于1941年9月正式创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履行中办主任的职责。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幕僚性业务,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人吃中灶的档次。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50]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1941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分,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支持毛。



6、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悉心已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在陕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成为毛泽东提拔、重用的对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央在陕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刘志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陕北的党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陕北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1935年2月,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51]

1935年7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分,由北方局派出,到达陕北,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程子华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治、郭洪涛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刘志丹担任了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地方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但刘、高很快就被卷人到肃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间,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在红二十五军团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下令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暂缓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刘、高案件。经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宣布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并给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泽东解救的高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岗身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气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都有留苏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往往和出身农家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合,而高岗的气质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高岗原名高硕卿,陕西榆林县人,初等师范毕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陈铁铮)的领导下,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陕北武装同志中间,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高岗从没出洋留学,也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当一面,屡败屡起,始终保持住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足以说明高岗颇有韬略而非「教条主义者」之流。高岗在个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装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重视有所不同,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高岗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已逐渐在陕北地方干部中脱颖而出。1937年5月1日,高岗被指定为中共陕甘宁特委常委(1938年1月,陕甘宁特区政府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特委会相应改为边区党委)。9月,中共中央指定高岗等七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1938年10月,高岗以陕北党组织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参加中共的重要会议,表明高岗政治地位的上升。六中全会刚闭幕,高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涛,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类似于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多年屈居于高岗之下,担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泽东为了支持高岗的工作,特意将多年来与高岗不和的郭洪涛、朱理治调开。1935年11月后,毛为了立足陕北,对原陕北党领导人长期未予触动。郭洪涛除担任陕甘宁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还被中央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一直到1938年10月。1938年11月后,毛将郭洪涛派往山东,任命郭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年后,郭洪涛被调回延安。朱理治在1938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副书记,负责开辟鄂豫边根据地,并担任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与任司令员的李先念齐名,朱理治从此和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开疆辟土中建功立业,1940年也把朱理治调回了延安。两年后,朱理治成了毛泽东、高岗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毛泽东既可以给予干部机会,也可以不给,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还可以收回。朱理治的情况就属于最后一种,贾拓夫和孔原的情况则属于另一种。贾拓夫是高岗的老上级,1934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参加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度作过陈云的助手,担任过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尽管贾拓夫身为中共西北地区的元老,但贾拓夫从未被毛泽东委以军队职务,到延安后,贾拓夫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高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岗的上级。孔原在随陈云于1935年夏赴苏联前,长期领导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陕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从没担任过一个战略区独当一面的军政领导职务,其在党内地位也一直在高岗之下。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938年,毛泽东任命高岗担任领导陕北地方部队的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随着毛对高岗信任的进一步加深,1939年6月,毛又任命高岗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由萧劲光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和二个警备(保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归八路军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将与自己素无渊源的高岗派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毛对高岗的特殊信任。

在毛泽东的扶持和关照下,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将陕甘宁边区党委升格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命高岗为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而在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则受到高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阎红彦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在1932年6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逃的旧事而遭到高岗的打击。
[52]阎红彦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其它中共领导人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线上,只要大节无亏,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具体「小疵」可一笔带过。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也会被弃之一旁。十馀年以后。高岗事发,毛泽东将阎红彦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并让阎红彦在中央会议上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53]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一斑;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高岗对于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心存无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无毛的鼎力相助,自己绝不会成为边区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进而在党内谋求更大的发展,高岗除了全力支持毛泽东,别无任何选择。头脑灵活的高岗几乎不需要点拨就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头号对手是王明,他要在对王明的态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场。1941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导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时间内曾经过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工作。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41年8月24日,王明曾在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54]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55]高岗用这句话,向毛献上了自己的忠心。毛泽东看准了高岗全部的心理活动,用地位、权力、名誉将高岗紧紧拴住。毛将把高岗作为反对王明、博古的一门钢炮来使用。毛深信,在向王明等的进攻中,高岗将随时听从自己的召唤。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中共军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军队是毛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军队的某些主要干部又是运动的整肃对象。军队所处的尴尬境地,使军队领导人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才重新调整并适应了与毛的关系。

从二十年代后期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军队内部一直存在两种力量的微妙平衡。第一种力量姑且名之为「红色军事专家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周恩来。属于周恩来系统的军事干部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从苏联军事院校学成返国,经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分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二、出身黄埔军校,参加南昌暴动被打散后,再由周恩来分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三、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周恩来密切配合或在周领导下的军事干部。中共军队内部的第二种力量可以称之为「井冈山派」,这一派的首领是毛泽东。属于毛泽东系统的军事干部则由四部分人员组成:一、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秋收暴动的农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馀部;二、1928至I931年聚集在毛周围的赣南、闽西地方红军;三、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参加南昌暴动的馀部;四、1928年7月平江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彭德怀部。

由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代表的中共军队中的这两股力量各有其特点。「红色军事专家派」的内部关系较为松散,派系色彩比较淡化,周恩来的个人感召力和周在中共党内的革命历史,是维系这一派军事干部的主要动力。由于「红色军事专家派」的许多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过,他们一般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有较深的感情。「井冈山派」的内部关系则比较复杂,毛泽东固然是这一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是由于毛的专断性格与朱德、陈毅多有冲突,在一个时期内,毛的权威受到朱、陈的抑制。1929年后,毛利用各种手段强化了自己在「井冈山派」中的领袖地位,并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军事干部,但却遗留下大量的个人恩怨。到了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一批对毛不满的军事干部重又聚拢在周恩来的周围,使得毛一时形单影只,处境颇为窘迫。

中共军队内的两股力量在周恩来抵达瑞金后,经过周的精心调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逐步融为一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不放过任何机会,努力争取改善与毛的关系,至于一般高中级军事干部更不存在藩篱之隔。周恩来极为注意利用党的权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在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保持高度的统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现实需要出发,也深感运用党的权威对维系军队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军队内部的这种团结局面在遵义会议后仍然维持。1935至1936年,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密切合作,运用中共中央的权威,处理并最终解决了张国焘的分裂问题。1937年春,随着西路军的最终失败,中共军队的统一基本完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军队完成统一时,作为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其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却相对减弱了。1937年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度失灵,毛对新四军更是鞭长莫及。由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对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言听计从,而与毛则貌合神离,这一切都引致毛对军队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对军队领导人的不满,并非仅限于他们在抗战后的表现,这种不满还和历史上的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只是因为眼前的现实需要,他才容忍下他们昔日对自己的冒犯。在中共军队内真正获毛信任的干部屈指可数。

毛泽东最宠信的军队将领首推林彪。自1929年林彪在朱、毛纷争中当面指责朱德、积极拥戴毛泽东以后,林彪就获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对于林彪,犹如父亲,对其过失从未真正计较。遵义会议后,林彪认为毛率红军四渡赤水,使红军过于疲劳,写信给中央要求以彭德怀取代毛作军队指挥。毛不责怪林彪,却将怒火发向与此毫无关联的彭德怀。毛看重林彪英勇善战,战功卓着,对林彪的倚重和爱护超过任何军事将领。1938年6月,林彪遵毛的指示,赴苏联治疗,直至1942年2月8日才返回延安。当林彪返回延安时,毛更亲自迎接,使在场的许多人惊愕不已。因为1940年周恩来和朱德从外地返回延安时,毛泽东都不曾亲自迎接。1942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林彪举行盛大欢迎大会,与会者达千馀人。林彪在致词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说,「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这次欢迎大会上,林彪还表态坚决支持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应效忠毛泽东。他说,「我们在政治思想,应如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来一个坚决彻底的转变,建设无产阶级立场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党……我们忠实于我们的民族。忠实于我们的党,忠实于我们的领袖。」[56]林彪以青年将领的身分受如此超规格的隆重欢迎,且已会搬出共产国际领导人来鼓吹毛泽东,这只能说明毛、林关系之密切和林彪已获毛的「路线交底」。1942年底至1943年7月,毛泽东命林彪代表自己与蒋介石在西安、重庆数度会面,随后又让林彪在延安静养,以备将来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再分天下时领兵出山。

毛泽东对彭德怀则爱恨交加。彭是为中共夺取政权出力最多的将领之一,但为人耿直,不善逢迎。毛爱其骁勇善战,对中共事业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听话」,自尊意识、独立意识强烈,而常视其为头有反骨的魏延。1937年后,毛让彭出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但彭却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为八路军出兵山西及华北事,多次打电报向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请示汇报工作。在毛看来,彭德怀此举无疑是另寻党内靠山,而与自己分庭抗礼。其实,毛对彭德怀的意见多属误解。1937年底,八路军出兵山西,涉及与阎锡山和国民党的各种关系,彭德怀向当时党内实际主管统战和国共关系事宜的长江局请示应对方针,完全是在工作范围之内的正常关系。但是毛却认定彭对自己权威并未真正心院诚服,执意要让彭德怀在整风运动中洗一个烫水澡。

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中共军内的地位十分尴尬,在毛泽东的眼中,声望卓着的朱德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自从1929年朱德就军内民主化问题与毛发生争论并遭失败后,朱德就被笼罩在毛泽东的身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影响。朱德性格敦厚,为人随和,虽然对毛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乏意见,但为了维护「朱、毛」团结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对毛一向忍让,从不与毛公开对立。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也维持着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即使对王明、博古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也多持善意的态度。王明返国以后,朱德对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传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朱德对毛表示支持,同时也委婉地向毛进言,希望毛能够察纳雅言。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为听取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而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他说:「党内同志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护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
[57]朱德的这番话,实际上将他对毛泽东的微妙态度曲折地表达出来。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返回延安,其个人对前方八路军的影响已完全被切断。尽管朱德对毛已无任何妨碍,但毛仍对未德怀有某种戒心。作为中共的一种象征,朱德虽继续享有八路军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但中共所有军政大权均在毛的掌握中。

毛泽东对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的态度是有亲有疏,区别对待的。刘伯承、聂荣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经历、且与周恩来有较密切历史关系的高级军事干部,属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色军事专家派」。他们自三十年代初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央苏区沉重的任务,对当时党的路线方针不起重大作用。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瑞金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无任何个人冲突。遵义会议后,刘伯承在对待毛的态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个人尊严。抗战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等分别被赋予开辟几个战略区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上述三人中,毛对聂荣臻较为亲近,而对刘伯承、朱瑞则相对疏远。聂荣臻在抗战后,比较努力执行毛的指示,在召兵买马、开疆辟土中成绩显着,因而获得毛的赞赏。毛对刘伯承的情绪更多由历史因素造成。刘伯承在瑞金时期,积极仿效苏联红军正规化的经验,又长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上,刘伯承曾赞成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兼之刘伯承严谨的红色军人的气质,都在在使毛对刘伯承产生一种疏离感。朱瑞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作为瑞金时期一名出色的「红色指挥员」,在抗战之初的用人之际,被毛泽东委之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但毛又对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留苏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罗荣桓出师山东。山东中共武装力量长期未能实现统一指挥,开疆拓土不尽顺利,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毛却认定山东局面未尽理想的责任全在朱瑞这个「教条主义者」的身上。

毛泽东对于早年出身绿林豪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贺龙倒是颇为欣赏和信任的。在毛的眼中,贺龙是属于不喜读书的莽张飞一类人物。加之,贺龙在毛与张国焘的对立中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边,对毛的新权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贺龙不是毛在整风运动中要触及的对象。

毛泽东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是颇含深义的。西路军失败后,毛让徐向前留在延安,而将原四方面军的将领划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指挥,只给徐向前一个副师长的头衔。1939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挺过纵队司令员的身分,带领百馀人的队伍进入山东,一年后旋即将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后,毛任命徐向前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徐向前除了偶而参加会议,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毛泽东仍在继续观察徐向前。

在整风前夕,以「参座」着称于中共党和军队的叶剑英。在中共上层的地位是颇为微妙的。叶剑英是中共为数不多的军人政治家,曾在苏联学习。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叶剑英曾与刘伯承一同在苏联远东军司令员加伦将军麾下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叶剑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属于「红色军事专家」。红军长征结束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开展对西北军、东北军的统战谋划,以后又是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员之一,基本上已脱离了军队系统,直至1942年返回延安,重新参与军委幕僚。尽管叶剑英既不统兵打仗,也无个人的干部班底,但他有留苏、和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因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和叶剑英沾上边。由于叶剑英并非决策人物,在长征期间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叶剑英将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一定的触及,而非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遇难,毛在军中最大的障碍已经排除。可是毛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心存芥蒂。毛长久不能忘记1929年陈毅与朱德合作反对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陈毅对当年这段历史公案的新认识,因此,陈毅也将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触及对象。

由此可见,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共高级将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历史因素和毛的个人好恶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些矛盾又和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的矛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毛为了一并解决这些矛盾,「毕其功于一役」,巧妙地运用自己身兼党、军领袖的双重身分,使自己处于任何人也无法反对的地位。

毛泽东在军队高级干部面前,经常以党领袖的面目出现。毛告诫他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实质是提醒军方,不得无视毛的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服从毛。抗战爆发后,毛沿用中共治军的传统方法,并赋于新的内容。毛将忠实于自己的党的高级干部派往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担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在太行山协助刘伯承,由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晋察冀协助聂荣臻。由刘少奇、饶漱石在华中协助、监督陈毅。这些皆是毛旨在巩固自己对军队领导的重大战略安排。

在更多的场合,毛泽东又以军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党的高级领导人,「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58
[58]公开羞辱手无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军队为后盾,逼国际派交权,使王明等步步退却,无任何招架之力。

毛泽东的第二副面孔,符合军方的利益,有利于扩大军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因此,尽管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但是毛仍可以获得中共军队对整风运动的支持。

于是,摆在中共军队高级领导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的风暴,从速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全力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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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2]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3]《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4]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5]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6]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

[7]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8]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经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9]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10]《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11]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12]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13]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4]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15]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16] 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17]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15。

[18]
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19]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20]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1]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22]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23]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24]〈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25]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26]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2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分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28]《周恩来年谱》,页446-48。

[29]《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30]《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31]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92。

[32]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0。

[33]〈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0。

[34]《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35]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47-51。5、57-60。

[36]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72。

[37]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页69、74。

[38]
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39]参见刘顺元:〈关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点滴回忆〉,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9。

[40]刘宁一:〈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情况〉,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71、78。

[4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3。

[42]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着有《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司马璐于八十年代迁往美国,现居纽的。

[43]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69。

[44]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5-36。

[45]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95-99。

[46]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41-42。

[47]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6-47;另参见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页344-45。

[48]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47。该书经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审核,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原任处长贺若渊、规任处长谢建华等作了大量的审定工作,全书经国家安全部审定。

[49]周维仁:《贾拓夫传》,页72。

[50]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穿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看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51]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50-51。

[52]临真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的八十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为执行陕西省委攻打韩城的命令,1932年6月3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三支队向临真镇发起进攻,担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在战斗危急中,带领十馀人,临阵脱逃,使战斗「前功尽弃,转胜为败」。战后。队党委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后高岗返队,受到刘志丹的批评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53]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9-60、110;112-13。

[54]《谢觉哉日记》,上,页335。

[55]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6。

[56]《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57]参见《朱德年谱》,页198。

[58]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页511。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33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
[1]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覆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2]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3]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

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分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4],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5]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6
[6]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7]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8]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9]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则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10]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11]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12]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13]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14]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5]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在长征结束后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16]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17]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18]

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19]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人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周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20]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21]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22]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中共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中共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中,很难真正看清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基本取决于中共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中共为国民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此项动议出自中共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陪同抵达武汉的朱德面见蒋介石时,向蒋正式提出此议。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来担任了该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装人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该训练班的工作。对于此类「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泽东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周恩来此举最终得到毛的同意,但对毛而言,这不啻是在外力强迫下,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批准,而依其本性则是极不情愿的。

周恩来的这类「错误」在1938年底达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等在给廖承志并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似乎忘记了毛对国民党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针,而提出中共应以「大党风度」调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23]周恩来的这种「抗战至上」的态度在1939至1940年继续发展。周在就统战问题与毛的往返电报中,也是多强调「击敌和友」。[24]1940年10月以后,在围绕新四军北移问题突然升温的两党冲突中,周和毛的态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区别。与精神高度紧张、提出「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的毛截然相反,周恩来、博古多次建议中央应作必要的妥协,「也让一步」,对国共分裂持相当谨慎的态度。[25]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差异,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路线分歧。毛的强硬与周的稳健都是出于维护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标。事实证明,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制定对国民党的方针过程中,十分重视并经常采纳周提出的外柔内刚、留有馀地的主张,毛和周构成的互补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共的利益。尽管周的中和作用对毛的决策极为重要,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作为一个「调和主义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另一不满是周对项英的态度。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新四军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在党的关系上,长江局直接领导东南分局。这样,王明、周恩来和项英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无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两人在江西结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国后,项英与王明关系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对项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项英指令新四军军部秘书、抗战前曾任中共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写出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署名项英,将材料发电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26]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1937年后,毛泽东十分担忧项英因领导新四军而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对项英明显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对项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请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实上的阻拦。

1938年春夏之际,项英为新四军组建事,多次致电毛泽东,请求调派得力的军政干部前往江南。项英在电报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应抽调大批派到南方」,项英还提议中央派刘少奇、陈云到南方工作。在给毛的电报中,项英建议「中央负责同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项英的上述言论,在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有影射其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毛对项英提出的这类要求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少数高级军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团连级干部。毛在覆项英的电报中,语含轻慢,声称「如你处不要,则交长江局使用。究竟你处是否要这批干部」?对项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27]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慑于项英在党内、军内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项英一身凛然的「共产主义清教徒」的气质(项英是少数反对任何特殊照顾,在生活上坚决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的中共领袖),对项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随看毛政治地位的巩固,毛频频开始了对项英的指责,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削夺项英的权力。对于毛泽东的狭隘胸襟和毛、项之间的纠葛,周恩来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对项英的部分批评,又试图维护项英的威信,在关键时刻助项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就统战问题和南方党与军队工作情况作的政治报告。项英未出席这次会议,由张鼎丞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出席会议。周恩来在谈到新四军问题时,高度评价了项英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会议由周恩来而非毛泽东作结论,周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取得了许多成绩。[28]

时隔一年,周恩来在1940年6月17日举行的讨论新四军工作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再次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北发屐,向东作战和向南巩固」的方针。在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发出的指示中,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工作未尽展开,实力发展不大提出批评。项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电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线、方针、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并公开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会的发言中虽然对项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指出新四军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发展,但仍然强调「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是正确的」。周恩来并面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仍以项英为东南局书记。[29]

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一方面批评新四军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但同时,周再次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周恩来的这番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0年,毛泽东在远离江南的延安,隔着千山万水,凭着电报对新四军实施具体指导。惯于为自己留退路,以显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指示中,前后矛盾,变化无端。毛既要项英尽速作好北渡转移的准备,又要项英维持「拖」的局面,来配合延安部署对国民党的谈判斗争。毛忽而判断国民党大军进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忽而又命项英向重庆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30]致使项英无所适从,始终难以最后确定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和路线。而毛泽东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随看毛泽东的调子,对项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军所处的环境与华北八路军完全不同,国民党在江南留有强大的兵力,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项英的领导确有缺失,对国民党顾忌较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项英在党内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令项英在部队移动安排就绪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恩来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苦衷,强调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作用,竭力维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威信。

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稳健态度及对项英的善意和宽容,都被毛看在眼里,毛只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1939年1月5日,在没有任何特殊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公然推出一项旨在削弱周恩来权力的行动。是日,毛隐身其后、以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无端改变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设立南方局的决定,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为西南局。[31]此决定如果一经最后确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为中共在延安之外领导南中国党最大的派出机关的地位,而将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较低的北方局(杨尚昆)、中原局(刘少奇)等其它派出机构。周恩来立即对延安的这封电报作出回应,1月7日,周与在重庆的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凯丰共同联名,覆电中央书记处,强调新设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只是在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才作出让步,于1月13覆电,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称。[32]

对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但是,毛紧接看话锋一转,开始尖锐指责南方「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33]周恩来对于毛的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在当天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周承认南方局在巩固党、利用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多,周还检讨了在统战中「偏重了联蒋」,「对中产阶级团结不够」。
[34]

和周恩来小心翼翼、努力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全然不同,毛则不时示周以颜色,让周明确地体会到两人的关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任弼时、蔡畅等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
[35]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他挽看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36]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尽管毛有意怠慢周恩来,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37]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人。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恩来的才干和忠诚;周恩来也在与毛的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恩来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38]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人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39]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人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40]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41]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42]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43]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44]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45]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46]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47]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48]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49]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50]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51]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52]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53]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着,教育全党」。
[54]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55]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
[56]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57]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58]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59]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60]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61]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62]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63]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64]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
[65]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66]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67]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68]从10月10日起,他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69]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70]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71]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
[72]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73]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74]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75]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76]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77]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78]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79]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80]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81]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
[82]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83]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84]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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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8-39。

[3]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5]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6]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7]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8]邓颖超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73。

[9]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37。

[1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1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页126。

[13]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81。

[14]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1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16]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17]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18]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19]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2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41。

[2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78-79。

[22]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359-60。

[23]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8。

[2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7、465。

[25]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5、479。

[26]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页18-20。

[27]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毛泽东1938年3月18日致项英电,该电报和项英1938年5月13日致中共中央信,载《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页181、236。

[28]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宣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来传(1898一1949)》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出版,才恢复了历史真相。

[29]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7-58。

[30]参见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的年),页435-39。

[31]《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页3。

[3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02-103。

[33]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34]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3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331-32。

[36]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37]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38]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39]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0]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1]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42]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3]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4]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45]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75。

[46]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7]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83。

[48]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4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5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51]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52]《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26。

[53]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54]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6。

[5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56]《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57]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5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59]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6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64]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6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67]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0。

[68]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月9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东年诺》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年10月22日的栏目空缺。

[69]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70]《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7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7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7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7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7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7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9-51。

[7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7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8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8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8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8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8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 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
[1]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2]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分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诏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

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二千二百馀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3]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以指导者的身分,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4]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5]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6]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人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看毛的思路,照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7]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8]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人展开,毛泽东的「新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而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9]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10]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

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 [11]

二、党校——毛主席、彭真。

三、军委——王家祥、 [12]陈云、陈子健。

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

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13]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论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国际派成员分散编人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14]

正组长 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岗
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 朱德 彭真
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 弼时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 家祥 贺龙
陶铸

第五组 凯丰
林老(林伯渠)方强

第六组 陈云 罗迈
蔡畅

第七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组 邓发 陈正人
师哲

第九组 富春 叶剑英
乔木

第十组 康生 谭政
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杜会的震动。为进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

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15]

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

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16]

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看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看毛泽东规划的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17]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在中央总学委内,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了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18]只是此时中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19]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0]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
[21]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总管。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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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的这句名言在延安不胫而走,再也没人敢钻研《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1949年后,毛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页4-5;另见王惠德:《忆昔日》,《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9-81。

[2]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3]《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4]《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5]《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6]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的初期还十分活跃,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毛泽东不放手让凯丰负责文艺界整风,而是亲自挂帅,同时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代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121。

[7]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85。

[8]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391。

[9]《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10]《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1]「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12]即王稼祥。

[13]《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4]《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5]《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6]《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7]《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8]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19]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20]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2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白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白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2]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着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J。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3]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着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4]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5]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6
[6]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7
[7]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8]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9]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10]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杜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11]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也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12]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13]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着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14]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
[15]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看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于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
[16]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17]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18]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也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19]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20]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看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关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呜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21]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22]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呜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人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23]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24]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25]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26]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27]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28]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29]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0]「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人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31]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32]《轻骑队》获得了解脱。
[33]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34]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35]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36]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37]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38]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另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看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中共领袖的身分之外,还增添了「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色彩。[39]1939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40]戏剧界人士闻风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41]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中共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看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

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年5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月1日,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着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它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42]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43]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看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馀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减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根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呜。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着,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44]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45]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46]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47]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48]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49]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诗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日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50]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它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51]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也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话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52]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53]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54]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55]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56]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57]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沉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58]1936年一月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59]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馀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着《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60]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
[61]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62]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63]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64]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65]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66]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67]重庆《新华日里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68]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69]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70]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71]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72]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7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74]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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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15。

[2]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3]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4]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此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可视为毛泽东、胡乔木的共同作品,已收人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胡乔木在该卷序言中特别说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写的评论,绝大多数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5]《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6]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页152。

[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永发在其《延安的阴影》一书中称,「目前文献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脱裤子,割尾巴』)这个说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此说有误。「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的(教条与裤子》的社论;随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的发明人,现在也可以确定,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和毛泽东。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页317注释1

[8]《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9]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0]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11]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仅是一纸文字,在当时及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表,求实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87页虽提及此决定后来没有发出,但未作任何解释。上述引文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也收人了此文。

[12]王德芬(萧军夫人):《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页233-34。

[13]据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任编辑的黎辛回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意见才见报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没有事先审阅,文章见报后的次日,博古特来到编辑室询问王实味何许人也,并打听此文发表的经过,博古并叮嘱该文的下一部分「以后不要发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报》刊出,博古又到编辑室询问此事,编辑陈企霞说明此文曾送博古审查,博古解释他因事忙,稿子没看,并表示他对此事负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页69-70。另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14。王德芬自1938年与萧军结婚后,于1940年6月与萧军同赴延安,萧军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欣赏萧军。毛泽东虽然亲笔为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作了修改和润色,但萧军文章渗透的人性论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转入对王实味的批判,只是由于箫军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报》才破例予以刊载。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本来有意利用萧军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发现萧军个性倔强,难以驾驭,遂对萧军产生了反感。1958年,《文艺报》第2期将萧军经由毛修改润色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很长一段编者按语。

[14]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之外》,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89。

[15]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载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3。另「打游击」是喻指恋爱对象的转换犹如战无固定限制的游击战一样,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此种风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16]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17]毛泽东不喜称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条例中引进的「炊事员」「饲养员」这两个洋名词,而习惯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伙夫」、「马夫」的称谓。

[18]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页124。另据抗战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见毛泽东时,在毛的住处附近不仅见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检查」。参见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页38-39。

[19]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20]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21]「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22]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23]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24]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25]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26]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27]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28]
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29]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364-66。

[31]《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32]《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33]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34]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35]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于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它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36]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覆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37]《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38]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40。

[39]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81-82。

[40]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1]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2]张毓茂:《萧军传》,页230-31。

[43]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44]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页54-63。

[45]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46]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页416。

[47]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6

[48]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137-38。

[49]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5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51]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54。

[52]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46-47、349。

[53]《张闻天选集》,页290-93。

[54]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年4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181。

[55]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56]《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8、138。

[57]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2-13。

[58]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93。

[59]对于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衔中共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其至在1979年还为此耿耿于怀。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5。上海中共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15。

[60]例如周扬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46-47、251。

[61]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着《生活与美学》于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分内容自1942年始陆续刊载,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62]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03-104。

[63]《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4。

[64]张毓茂:《萧军传》,页241-46。

[65]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66]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67]
1943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6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年第2期;另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40。

[69]
1944年3月18—19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50-52。

[70]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一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644。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7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37。

[72]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73]《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74]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22。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年,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六届六中全会后,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门尚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对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约,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毛泽东对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抱看根不信任的态度。中央党报委员会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在张闻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这种舆论导向使广大党员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崇仰,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气愤,但一时也无可奈何,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来歌颂自己,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闻天、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以后随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1938年4月2日,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1]在技术方面,《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陆诒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延安的周二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小报,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分。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华日报》暂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即指令长江局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的形式另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但这并没有消弥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一事,严厉指责周恩来:「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2]在毛泽东眼中,《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实属不能容忍。
[3]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但是对于国统区这唯—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酉己。同时,毛也相倍,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并对《新华日报》施加毛个人的影响,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辙,《新华日报》自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必须改变。

1941年春,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相继出台。第一步。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提议暂时裁并延安的大部分党刊。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因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裁并结果是,由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纷纷关门大吉。[4]中央党报委员会名存实亡,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并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5]

创办《解放日报》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毛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强烈的关心,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然而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的表现就令毛大失所望。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并无任何实质区别。毛泽东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虽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此事自是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博古、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着的地位,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人侵德军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占了压倒优势;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位置也不显着。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认为这种「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将外电直接桶上报纸的方法,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6]

《解放日报》对有关毛泽东个人活动及整风运动的宣传,也令毛泽东强烈不满。《解放日报》创刊后,毛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要求杨松在报上突出宣传自己,他开导杨松,「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7]但博古、杨松领导的《解放日报》却对毛的这番话置若罔闻,未将有关他的活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题报道了毛泽东于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威严重的藐视。于是,毛就认为博古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既无广度,更无深度。

对《解放日报》经常刊载张闻天、吴亮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毛泽东更是感到难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戈宝权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张闻天等人除了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还指使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致使本来版面就紧张的《解放日报》充斥大量「洋八股」,显得更加「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只出版两个版面)。

凡此种种,都成了毛泽东决心整肃《解放日报》的理由,毛多次尖锐批评《解放日报》,强调: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8]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并把此事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鼓励与会的七十多人,对《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人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凭心而论,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但由于毛批评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辞,攻其一点,不及其馀。

即以令毛泽东极为不满的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通讯员」一事而论,毛的批评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全球之际,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美英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况,不仅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是抗战期间持爱国立场的任何一家严肃报纸都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一定的适度,这与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至少是毛泽东表面上也赞同的。

《解放日报》大量刊载「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泽东本人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才引燃了这场火。至于国际派借机「掉书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毛泽东的鼓动客观上为他们的卖弄提供了机会。张闻天等人只是在奉命办事的过程中顺带一些私货借以自炫罢了。

其实,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压下,博古、杨松为办好《解放日报》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尤其是杨松,几乎达到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误,引致毛的不满,使自己本来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险恶。

杨松原名吴绍镒,曾用过吴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黄安(现大悟县)人,是一位与毛泽东毫无历史与工作渊源的老共产党员。杨松自1927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长期留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与王明有密切的关系。1931—1933年,杨松被调入苏联远东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报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杨松又被调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1934至1935年,杨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产国际,冒看生命危险秘密潜人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游击队传达指示,协调东北抗联内部关系。杨松还多次保护即将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调入苏联接受审查的东北抗联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结怨于康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9]杨松并因长期在极其艰苦的东北地下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而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38年2月,杨松辗转来到延安,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理论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创刊后,博古、杨松有意将《解放日报》办成像《真理报》、《大公报》、《新华日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报纸,他学习《真理报》、《大公报》重视社评、每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坚持每天亲自撰写社论一篇,由于写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极差,杨松已痊愈的肺结核再度复发,但杨松仍奋力带病工作。

博古、杨松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有所疑虑,但在报社工作中,却不敢稍有怠慢。
[10]杨松更是极其谨慎,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11]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后,《解放日报》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频频发表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杜论和专论。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社论,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10月14日又发表艾思奇的〈主观主义来源〉一文,提出主观主义具有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态,将毛发动整风意欲整肃的两种对象正式揭示出来。

尽管《解放日报》对整风宣传尽心尽力,但博古、杨松再努力也是白费劲。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甫抵清凉山(延安《解放日报》所在地),就拿杨松开刀祭旗。陆定一等批评《解放日报》每日撰写社论是虚应故事,徒费劳力,杨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杨松「粗制滥造」。[12]陆定一等的行动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社论事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不言而喻,博古、杨松决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陆定一的对手,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而杨松则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仍由博古任社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着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13]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14]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15]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16]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17]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18]
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19]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4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

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信风标。〈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也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20]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道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四面出击,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发起全面进攻,毛的进攻的步骤是先行夺回被国际派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和延安各类学校的领导权,继而全面整肃党和军队中的留苏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全党,中共中央党校的改组就是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两个战役一并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央党校是中共为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训练而设置的干部教育机构,1933年3月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之名创立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设置极其简单,学制也较短,分别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陕北瓦塞堡复校并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虽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长期具体领导中央党校,但是张闻天作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和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或讲授内容,一直都处在张闻天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长一职。康生就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仅半年左右,但他在党校营造出的神秘紧张的气氛却给当年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21]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空缺下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分代管中央党校,直至1939年底邓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止。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在中共核心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反映。遵义会议后,毛迅速疏远与周恩来、博古关系密切的邓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抵达陕北,毛就将邓发贬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又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借口,将邓发打发去莫斯科。1937年9月,邓发自苏联返国后,毛泽东不准邓发返回延安,而让邓发在迪化作地位较低的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实现战略大转移,加紧调兵点将,竭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毛把邓发箍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邓发彻底丧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建功立业的机遇。1939年未,邓发奉命返回延安,随即就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职务均是1938年春毛为考察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而有意让他担任的闲职,随着康生获得毛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留下来的这两个闲职就改由昔日权倾一时的中共「契卡」首脑、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邓发来填补了。在这段时期,邓发应张闻天的邀请,还曾前往马列学院,在张闻天主持的「十年苏维埃运动」全院大课上讲过苏区保卫工作。[22]

邓发是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组织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一身兼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苏联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剥夺了情报肃反大权和在中共核心层影响力的下降,邓发的狂热性大为减弱,开始对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1936至1937年,邓发居苏联一年,参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有了较多的工作联系。返回延安后,邓发对毛表现出有尊严的承认态度,但是并无曲意的奉承和吹捧,与毛的关系始终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邓发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党校的课程设计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邓发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已是毛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门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23]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机会。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看毛泽东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年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愿在无绝对胜利的把握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1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24]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25]
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26]
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27]这样,邓发这位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事,[28]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43年3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分,震慑党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甚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人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分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人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29]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人学校归自己使用。[30]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31]
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着,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32]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彭真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校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33]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34]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人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35]

1942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须导的中央党校,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

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

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

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还包含下里两类人:

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

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36]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1943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37]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文章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38]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39]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勿庸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1942—1945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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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载《群众》,第1卷,第22期。

[2]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遭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十多家报馆均遭破坏,国民党当局以疏散为借口,下令重庆各报停刊,共出一张《联合版》。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周恩来说服《新华日报》社内部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接受了重庆当局出版《联合版》的指令,但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申明,一俟将有定所,即恢复出刊《新华日报》,然而此事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89;另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
1938一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页92-94。

[3]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抵达西安,12月19日给《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以及吴克坚、华岗写信,表达他对报社工作的关心,而代表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的凯丰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日给王明写信,向他汇报《新华日报》情况。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多次在《新华日报》社作报告,9月29日,王明在重庆南方局,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在发表时改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并注为「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的报告」,发表于《解放》周刊总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党的任务」部分全部删除(王明作报告的时间是《解放》周刊有意变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1938年后王明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乐意看到王明就全党范围的问题发表看法。

[4]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暂时停刊,四个月后恢复。1941年6月15日,复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产党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复刊。

[5]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新闻文选》,页54。

[6]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7]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

[8]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3。

[9]李范五:〈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页187。

[10]丁玲回忆道,博古主持《解放日报》给她的印象是「极为审慎」,博古曾告诫她,不能把《解放日报》文艺栏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黎辛说,博古强调「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上存在」,「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页59。

[11]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幺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12]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参见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期,页3。

[13]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将此篇文章改名为〈报纸是教科书〉,收入《胡乔木文集》,对为何改名,胡未作任何说明。参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14]〈致读者〉,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15]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16]参见〈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

[17]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0。

[18]参见〈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19]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称边区的特务分于常常写不真实的新闻,企图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已经被「查出来」了。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20]
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参见〈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8。

[21]宋平:〈张闻天同志对于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重读《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8。

[22]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的听课回忆〉,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23。

[23]〈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212。

[24]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2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26]1942年2月1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己经历讲述「工农分于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63。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55。

[28]《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29]〈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人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60。

[30]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31]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32]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33]《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10-11;另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页112。

[3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7。

[35]〈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256-57。

[36]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58。

[37]参见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417。

[38]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7-78;另参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92。

[39]
1943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江华返回延安,遵刘少奇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彭真的住处接见了他,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04。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起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与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规模肉体消减政策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并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手段的多样化,主要乃是因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滥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则是彻底打倒党内的留苏派,完全确立并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进而谋取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共产党和他本人对中国的统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毛必须将党内的整肃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个人的作风和风格吸引追随者。其次,诉诸教化手段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在1941年9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的绝对优势,但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很难迅速将党内上层的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国际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对手,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王明是机会主义」这一命题扫清障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只规定了十八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十八个文件中只有两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毛泽东感到如此编排文件,倾向性过于明显,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读文件,除一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它三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在「二十二个文件」中占据最重要位置、被列人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被列人第三篇的文件则是康生在延安两次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和「痛斥党八股的报告」。

康生作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从整风之初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康生在2月21日、3月7日这两次大型报告会上,竭力发挥毛泽东对国际派及知识分子的嘲讽、挖苦,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全党广泛地传播开来。

除了康生,毛泽东在延安的其它盟友1942年春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弼时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或在《解放日报》发表阐释性文章,或亲赴中央党校作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辅导报告。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为了立功赎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后面摇旗呐喊。至于陈伯达、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等理论家更是积极辛劳,不时在《解放日报》上推出长文或短论。一时间,密集的理论灌输,犹如暴风骤雨,在延安倾盆落下,就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过程已经开始。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尽管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康生传达毛的报告后,延安出现了一段为时不长的「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矛头向上」的风向就被迅速扭转。3月下旬,毛泽东紧急刹车,精心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毛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整风对象,[1]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2]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
[3]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4]

三、考试阶段

从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至7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5]考试题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6]中央党校规定,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中共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于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

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7]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8]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9]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0]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11]完全是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所谓「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朱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12]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13]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于优点。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14]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15]

紧接看,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16]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17]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18]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19]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20]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21]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
[22]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着,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23]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4]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25]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馀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馀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26]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27]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28]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3、 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忽然间,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反对「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政治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议论。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有下列五种类型: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二、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三、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四、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29]

那么,最有可能散布这些反革命「小广播」、「实际上变成了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一、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他们「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三、「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30]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中央总学委并不想把运动仅限于这三种人中间。因为在广大普通党员中,因历史、职业、地域、个性等背景的相近,「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逻辑,凡具有这种特性的人,皆有成为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

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31]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

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

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32]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强制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广泛,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虽然在这之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今更深入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极端强制的一面。尽管〈通知〉通篇都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等意识形态术话,但调查党员私下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当性颇令人怀疑。于是,针对党员中有可能出现的对填「小广播调查表」的消极不满情,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1942年未,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的这篇演讲稿与其说是论述自由主义的论文,勿宁说是毛在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毛在这篇演说中。撇开「自由主义」一词的规定性,对「自由主义」一词作出新的解释。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的一般习惯。毛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外,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的通知下达后,延安宣传媒介的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紧紧跟上。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十九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33]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二、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它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它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34]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干部在遵命填写「小广播调查表」,搜肠刮肚地检讨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时,愈来愈对整风运动的转向感到迷惑。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整风运动既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场,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在12月份,运动的风向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央总学委12月6日发布的肃清「小广播」的通知,强调党员和干部必须彻底交待个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际来往情况,并运用组织力量对所谓「串门子」、「爱打听」的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早已和批判「主观主义」与「党八股」风马牛不相及,而更类似于保卫机关的肃反侦察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化为重心的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以镇制为重心的审干、反奸运动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的总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和他亲密的助手康生。为了顺利地将运动重心转移,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就在康生的协助下,作了长时间精心的酝酿和准备。

促使毛泽东萌发审干、肃奸念头的导火线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委员会似乎还未正式开展工作。1942年春,〈野百合花〉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广泛共呜引致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感,王实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特权思想,连同延安文化人蔑视领导权威的种种行径,使毛感到自由主义、人性论已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个人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本来毛泽东就对「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看充分认识,委派康生作为领导整风运动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蕴含着整风运动所具有的惩戒性质,现在王实味和延安文化人公开跳将出来,更使毛相信,欲统一全党思想和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必须一手拿笔(教化),一手持剑(镇制),使文武两手并行不悖。从这时起,毛泽东就产生想法,要以王实味事件为突破口,在肃清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一并消灭党内的自由主义。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其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35]但在内部,中共上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杜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36]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

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37]

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究竟是谁?1942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王明、博古、朱德、凯丰、王稼祥、邓发等十人,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属于「中央领导同志」之列的还有彭真、李富春、陆定—、胡乔木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等人,在上述这些人中,较有可能发表这番关于「特务分子」讲话的仅任弼时、彭真、李富春、凯丰、贺龙等数人,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的意义在于,他不仅预设了中共党内存在「特务分子」的活动,并且具体描绘了「特务分子」的特征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手段。

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眼中,「特务分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

二、散布思想毒素。

三、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

「特务分子」反党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写文章。

二、出壁报。

三、进行「小广播」。

从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描绘的「特务」图谱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延安上层已将表达批评性意见的党内知识分于划入了「特务」之列,不管王实味是否承认错误,其被扣以「国民党特务」、「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它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38]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39]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栏也要搞。[40]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此时,他已将自由主义排在「主观主义」之前,将其列为头号清除对象。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毛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他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41]

毛泽东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毛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异端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实际上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

毛泽东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两次内部谈话已给审干、肃奸开了放行的绿灯,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社会部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本来,康生的情报系统在「搜集材料」、「钻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举凡一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无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下。1941年11月未,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就曾专门着文介绍他们那种「带着高度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运用材料,而不为材料所束缚」。[42]如今,中央社会部的这一整套经验全部被派上了用场。

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43]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44]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向壁虚构,完全是「不为材料所束缚」、滥用想象力的结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耐人寻味的是,康生为何执意「选择」王实味作「调查对象」,一心要将王实味制造成「特务」,而有意放过了同样受到国民党方面称赞的《轻骑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参加《轻骑队》的干部先后都隶属陈云领导下的中央青委,而陈云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康生同属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顾忌;王实味则是张闻天的属下,将王实味揪出来,足以令张闻天难堪,正可说明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是祸害革命的一对毒瘤!第二个原因则因为王实味的自由主义异端思想更典型、更严重,更符合「领导同志」眼中的「特务」标准。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45]

毛泽东对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挖出王实味的战绩大为赞赏。6月19日,毛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加以充分肯定,并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46]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与「问题人物」来往密切的人是审干的重点对象。

二、「坏蛋」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坏蛋」拉过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过审干加以「拯救」。

四、审干、肃奸工作应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当中。果其不然,又再次发现「敌情」:1942年7至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至10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四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呜,47
[47]最后无一幸免,全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4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的红军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懦,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4月间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审干活动,到了9月,就已获得很大进展,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大大鼓舞了毛泽东,促使他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上来。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秘密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49]

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50]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厉声谴责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51]毛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52]

毛泽东对整风目的的新解释,清楚表明从1942年4月开始的教化与镇制并重的整风正快速由教化向镇制全面转移(2至3月,是整风的动员和「呜放」批评阶段)。很快,原先交叉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战线是以学习文件至为中心的整顿三风运动,隐蔽战线是秘密进行的审干、反奸试点活动——迅速汇合为汹涌的审干、反奸狂流。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固然不会遭到党内领导层和一般高干的反对,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毛泽东秘密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社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以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领导审干反特的首脑机关——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双重身分,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恐怖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春康生严厉谴责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53]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彭真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54]

康生、彭真的报告为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对于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后,他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55]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56]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初期,审干仍在地下秘密进行,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与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背靠背的侦察,在公开的场合,则仍以整风为号召。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整风似乎进入到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阶段,在许多单位,甚至一边布置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边还在动员干部检查各人身上表现出的「党八股馀毒」。但是,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表面的遮盖一旦揭去,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出来。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传授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问题。毛要求彭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二、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三、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要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四、关于审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毛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57
[57]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中心意旨是将调查干部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然而根据中共组织原则,凡申请入党的人员在入党之前都须向党组织交上自己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中共党内,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写履历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此举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

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紧控制全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首先,党员提供的个人历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审干斗争。通过分析个人交代的历史材料,中央社会部和各机关学校的首长,能够迅速排查出可疑分于。

第二,从长久的战略性眼光看,此举有利于在每一个党员心目中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之初,胡乔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脱裤子,割尾巴」的口号,但在当时,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者」和一批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广大中下层党员普遍认为与己无关。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将「脱裤子,割尾巴」的内涵丰富化,使「脱裤子,割尾巴」的对象从「教条主义大师」扩大到每一个党员,让全党上下都「脱裤子,割尾巴」。要求党员将自己的历史事无巨细和盘向党交代,同时「将一切对不起党的事告诉党」,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的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党员不断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随着党员自我意识的日益消失,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位。

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1943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填写干部履历表。二、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通常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分为自传的核心部分。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三、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人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分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白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五、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按照中共组织和干部管理部门的一般常规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个人自传应该算是合格的了。因为无论从调查项目的细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历史背景的广泛和深入程度看,这样的历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组织对干部个人情况有一个完全、彻底的了解。换言之,当某个党员向组织交上这样一份自传后,他已无任何个人隐密,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透明体。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对干部交代历史还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类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组织部门对干部自传的撰写已有严格要求,事实上已到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程度,为何毛泽东还不放心?他的「写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毛泽东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写自传至少基于两个原因:

一、通过「三番五次」的写自传,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非是要求个人交代地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白传的过程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因为最后判断是否「写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风文件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各机关、学校首长的态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传材料中,发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再结合个人的现实表现,对照传主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调查表」和多次填写的履历表,在多种材料中,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确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58]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59]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白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它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别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60]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61]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62]
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63]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织上审查。[64]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65]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66]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67]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68]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69]向党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7、「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70]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71]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72]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73]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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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65。

[2]《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3]《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4]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11。

[5]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78、77。

[6]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一1947),页78、77。

[7]《吴玉章文集》,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240。

[8]《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0]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2]《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13]《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14]《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5]《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6]《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7]《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8]《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9]《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20]《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21]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编印,1935年),页72。

[22]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7。

[23] 《谢觉哉日记》,下,页791。

[24]《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25]《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26]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载《吴玉章文集》。上,页241。

[27]《谢觉哉日记》,上,页456。

[28]焕南(谢觉哉):〈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

[29]〈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30]〈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31]〈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70。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470。

[33]《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3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35]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

[3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7]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8]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3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0]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1]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2]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人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罗青长:〈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丁莹如(匡亚明夫人):〈永远的怀念〉,载《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1、97。另据师哲称,匡亚明此时虽是康生的政治秘书,却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许匡亚明接触重要文件。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页216-17。

[43]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4]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492。

[46]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47]成全于1942年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48]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9]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50]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51]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年11月21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116-17。

[52]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53]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6;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54]《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46;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377。

[55]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56]《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57]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58]焕南(谢觉翮:〈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59]焕南(谢觉觊:〈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60]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61]《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01。

[62]〈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63]〈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64]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页140。

[65]〈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79。

[66]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67]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36。

[68]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页35-36。

[69]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70]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255-81。

[71]朱明在1945年5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72]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6。

[73]
伴随看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请人情,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锐: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1]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覆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生被投人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
[2]谢觉哉日记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释放。[3]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4]另据陶晶孙[5]之于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6]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7]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陈湖生告发而事败。[8]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9]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10]

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决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1939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头衔,让其带领一支小队伍前往冀南和山东,仅仅一年后,毛又以参加七大为由,将徐向前召回延安。陈昌浩则于1939年前往苏联,张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国女于大学作教务处长。李先念运气稍好一些。毛让李赤手空拳返回鄂豫地区,使李获得了重建功业的机会。在此种形势下,徐向前等绝无能力保护自己的部下。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人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11]然而,由于周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份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12]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一律剃光」。[13]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零七个月)。

在1939年秘密「肃托」的同时,康生还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钱惟人案」。钱惟人系当时的边区公路局局长,曾负责与边区交界处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谈修路事宜,却被康生无端诬蔑为「内奸」,并利用钱的妻子对钱进行侦察。钱惟人在延安被关押长达七年。

二、「王尊极案」。十九岁的王尊极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凭空定为「日特」和「国特」。王尊极于1939年被捕人狱,受到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搞得她两腿粗肿」,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14]

以上三个案件当时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为自己的反特「政绩」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这和「肃托」的隐蔽化大不一样。

延安的「肃托」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基本由康生领导的中社部负责执行,主管干部审查和管理的中组部并不能广泛与闻有关「肃托」的详细过程。有资料显示,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曾经保护过被指称有「托派嫌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参加过平津同学会南下宣传团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夫妇因「托派嫌疑」被调回延安。在陈云的关照下,仅仅两周就查清了问题,陈云当面向丁秀夫妇宣布,不存在托派问题。如果不是陈云亲自过问此事,快速澄清问题,而是将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妇以后的命运将不堪设想。[15]

尽管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态度比较谨慎,但是在中共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刹住「肃托」快车的狂奔,其它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纠偏一类的工作。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16]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17]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传到延安后,陈云于1940年初在中组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康生、李富春、王鹤寿及原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就湖西事件作了基调发言,认为湖西肃托的错误在于当地党、军队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同时简单地将一切工作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了托派,凭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子王须仁有机可乘,以逞其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会后,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错误的决定(草稿)〉,经中央批准发至各根据地。[18]这份文件在制止「肃托」极端化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仍坚持认为「肃托」是正确的,湖西确有「七个真托派」,错误仅在于圹大化。由于有这个基本判断,1940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19]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20]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在远离延安的山东,「肃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肃托」的策源地延安,「肃托」却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不久就传来失踪人员是「托派」的流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紧张、神秘的氛围中,延安的干部和党员都患上了「托派恐惧症」,「托派」一词成了瘟疫的代名词,个个谈「托」色变,惟恐避之不及。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魂簿」。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康生机关的形象愈来愈高大,人们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注视着枣园(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因为延安的人逐渐意识到,社会部是延安最有权势的机关,每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操在它的手中。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进入1940年后,「肃托」继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进行,与此同时,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与以往的情况类似,这一次的审干也是在社会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共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审干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

如前所述,「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基于对国民党和国内其它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极为重视清理内部,即使为此错整或错杀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换言之,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机关、学校、部队。

抗战初期,中共为了要在战时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为了未来与国民党一争天下,对于发展中共党员的数量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十年内战结东时,中共的党员数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军队。显然党员数目之少已与中共在国内政治舞台所扮演的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就力主要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之晚矣」。[21]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以至于个别部门和地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反复动员、说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造成所谓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拉夫主义」的错误。待发展党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严格入党条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审查党员成份和各级干部,但又明确提出,这种审查「不应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在发展党员的政策上,一下子从敞开大门到暂停发展,其实并无矛盾,中共为了壮大党,需要「广招天下士」(陈云语),中共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认定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真正巩固党。在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看来,中共应该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员乘机混人共产党则大可不必惊慌,中共自有妙计对付此事,这个法宝就是审干。

就在党员大发展的1939年,针对新党员和从事白区斗争干部的审干就已同步进行。这个时期,中央社会部通过其密布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网员」,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这种调查虽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首先,由于调查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易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配合,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员较少,无法应付延安几万名干部的秘密调查,大量的材料上报社会部后被长期积压。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这次审干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与优点,以便加以「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第二,「为了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而巩固党的行列」。[22]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中社部原垂直侦察系统,改由各级社会部受同级党委和中社部双重领导。在这次审干中,中组部和各级党委的组织科(干部科)处在前台,中社部则在幕后予以配台和协调。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党员的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尚处于非正规化的水平,由于战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的险恶,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很难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带至陕北的党和军队的核心机密文电总数仅五十馀斤。
[23]为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在长征前夕已尽行销毁。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渐正规化,开始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纷纷来到延安,中共也获得了陕甘宁边区这块较为稳定的地盘,于是,在中组部干部科的策划下,逐渐建立起党员干部的个人档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着几段评话: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24]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放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它证明材料。

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25]

为什么会出现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心理,让党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资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分:

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

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

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

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

从旁证材料中再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作出组织结论或鉴定。

在作出组织结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与受审干部进行个别谈话。

这种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核对材料,或发现该干部过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未予反映的内容,因此在谈话中,审查人员不应打断对方的谈话,尽量从被审查对象的谈话中发现问题。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结论的阶段。

结论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历史审查的结论。一般由干部科会议集体作出,可以向当事者公开。在这部分的结论中,应对干部的历史中已搞清楚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问题仍不清楚,旁证材料不够齐全,肯定的结论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历史尚无证人证明,则对干部有证人证明的历史,和组织上已清楚了解的历史作出一般的结论。但需写明,某段历史尚不能肯定。

对另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一时无法找到证人证明,则将其所有问题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组织上对此人做出一般结论,以供日后继续考察。

二、在单位表现的鉴定。这类鉴定由党员所在的党小俎、党支部在会议上讨论并作出鉴定,被鉴定者本人可以列席会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党支部鉴定的基础上,该干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对干部历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单位表现的鉴定。党组织对干部表现的鉴定通常不与本人见面。它应该包含被鉴定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党性修养以及干部个性、特长、工作经验与能力,以及对干部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

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26]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27]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28]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29]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治上的怀疑。[30]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31]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32]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作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33]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作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出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继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丁玲、王实味的结论分别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东,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东,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宝器。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且比1940年更加变本加利。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34]
是康生的名言,此话究竟是康生对毛泽东整风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对毛泽东整风意图的正确理解和阐释?换言之,整风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是康生一个人的「错误」指导所致,抑或是毛泽东、康生共同规划、共同领导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短时间的探讨,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不能纳入整风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35]

对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权威性表达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1991年12月10日,邓力群在接受《党的文献》编辑采访时说,抢救运动只「搞了十来天」,以后很快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36]显而易见,按照邓力群的上述思路,仅仅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非但不能归人延安整风运动之中,甚至连提一下的必要也没有,即使要涉及这个问题,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多从其积极效果方面看眼,因为「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指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37]

笔者认为,将抢救运动强行从整风运动中分离开来的观点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邓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抢救运动并非仅进行「十来天」,所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全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至于整风、审干、抢救对党内团结的影响,则是见仁见智,这里暂不作讨论,可是用「坏事变好事」的眼光来评价抢救运动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肯定法西斯运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为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决定和王明正式挂牌之际,毛就将此种策略用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以「反主观主义」为名,诱使王明集团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毛又频频向王明显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卫团的力量,[38]给王明施加压力。1942年后,康生更加强了对王明、博古的监控,将国际派与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驻延安的苏联代表的联系基本切断。[39]

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看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彭真、李富春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变化的时机、节奏不仅依据于毛泽东的意志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分清「一条心」和「两条心」,使「文」的一手退隐于「武」的一手之后,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

毛泽东、康生、刘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但是在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至此,针对党内的文武两手遂被搁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上。

在毛泽东运用文武两手重建中共的过程中,毛与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赖,康生以自己的忠诚和「创造性」的工作全力辅助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则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扩大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毛、康的亲密合作不仅源于彼此充分看重对方,还在于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对康生的赏识和信任程度远超于当时其它与毛关系接近的中共领导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体领导整风、审干、抢救的所有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都积极支持康生,为康生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1942年春,毛泽东舍弃较孚众望的任弼时,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风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全力负责延安各重要单位的审干业务,使康生机关的力量急剧膨胀,其特派人员渗透于延安中央各机关、学校和边区一切重要单位。

二、毛泽东在对待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上也与康生完全合拍,毛对康生处理王实味的措施给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开始的审干、反奸试点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视。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第二个「四三决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决定是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该决定强调整风——审干——肃反的必然联系性,全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肃反观——对于奸细、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运动初期必须打击自由主义的右倾思想,大胆怀疑以造成普遍震动;运动后期,则适当纠偏——康生在1943年4月初的行为完全符合毛的肃反观。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泽东听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预,使抢救野火四处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形成高潮,毛有意维护康生,虽然在8月15日颁布审干九条方针,但对落实执行却一反常态,不予强调。结果九条方针颁布后,抢救不仅未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五、抢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才真正刹车的,尽管中共其它高级领导人对康生都表示了不满,毛仍竭力保护康生,结果康生有恃无恐,即使当毛向被伤害党员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当然,从康生的角度看,他没有理由承认错误,因为毛从未说整风、审干是错误,所以,即使康生拒不为毛承担责任,毛也无可奈何。好在毛、康两人心中都有数,只是未捅破那一层纸而已。

六、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40]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说明康生所描绘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并非康生的个人发明,而是毛泽东、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风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所谓客观过程,不仅是指整风、审干、抢救的依次递进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当年运动开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的林枫曾对此有过具体描述,他在其所作的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中指出:晋绥整风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学风,性质是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时期又开始整风(指「路线学习」——笔者注),成为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汇合。[41]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施用文武两手彻底改造中共的工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领导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们的独特作用。将整风、审干和抢救割裂开来,将全部历史责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离历史真实的虚构。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实际结果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由于对「敌情」的极端警惕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审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陕甘宁边区,中共确实挫败了多起国民党针对中共的破坏活动。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对中共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基本限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中共区域,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为了打击党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善于巧妙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口号和条文,「拉大旗作虎皮」,或自创罪名,将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分子,指为「反革命」。在镇压「AB团」的过程中,毛发明了「扯起红旗造反」的概念,用来打击党内那些敢于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人。抗战时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红旗党」冤案,把一大批共产党员打成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特务」。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更是创造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概念,把大批被诬为「叛徒」、「特务」的老党员、老干部投人监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着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一、苏维埃运动早期(1930—1931)。

这个时期江西中共根据地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地位不仅还未确立,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毛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对。偏于山沟一隅,远离上海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行动上的充分自主性,为了实现其个人对江西红军的全面控制,毛将「野性一面」(「虎气」)充分发挥,「山大王」的气质不加丝毫约东。结果,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在赣南造成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共产党员无辜被杀的人间惨剧。[42]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处的环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内部,毛泽东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正积极谋取对中共党领导权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这个时刻,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迫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毛开始收敛个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显示作为全党领袖的气度,对中共核心层的不同意见,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党内斗争中,主要诉诸政治策略的运用,而较少显示暴力震慑。但是,国共长期兵戎相见造成的警觉意识以及对党内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防范并未有丝毫减退。尽管毛不再、也不能将肃反手段直接用之于党内上层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再重演「肃AB团」那样大规模的镇压事件,但对于党内中下层的假想敌却继续沿用肃反手段,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卫机关在延安及各根据地推行「肃托」的镇压政策。历时数年的「肃托」,其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且极端隐蔽。

三、整风时期(1942一1945)

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毛故态重萌,再一次祭起肃反的宝器。面对党内知识分于大规模的不满,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蔓延,毛迅速决定,将「肃托」、「反特」、「肃奸」正式纳入整风轨道,以便使全党在自己的新权威下彻底就范。毛泽东有意放虎出笼,支持和放纵康生将原处于秘密状态下针对少数重点对象的肃反手段公开施之于党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已身为中共领袖,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党员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国特」和「日特」,因此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所以毛声明,在审干肃反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从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远没有「肃AB团」事件那么残酷。

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中共肃反政策,由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维定式,加之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目的,滥用权力,对肃反有意误导,久而久之,致使中共领导人和广大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一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习惯:阶级敌人既可以是「国民党特务」、「暗害分子」,更可以是党内任何有异于当道意见的分子。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肃反运动,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都闻风而动,积极予以响应,不管有无确凿证据,先挖出一批反革命,运动后期再说。至于这种运动的方式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伤害,则是从不予以考虑的。作为极左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确已达到得心应手、出神人化的地步。虽然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极左的肃反观却是一脉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只是毛泽东的角色变幻莫测,忽跃至台前,忽退隐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实意图和毛在历次肃反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自整风运动展开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出现若干新变化,尽管在与各战略根据地和与重庆南方局的联络来往方面,毛泽东继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权限已被中央总学委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数部委的职权范围也大大缩小,仅限于维持一般业务工作的水平。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中央总学委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中共最高决策和权力机关,尽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但他还是感到这两个机构有些碍手碍脚,毛要创设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组织。然而中央总学委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只是毛泽东为掩饰其在党内实行一人统治而设置的临时机构,在整风运动期间,它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央总学委的存在及其退隐全凭毛的个人意志决定。1942年是中央总学委大显神威的时期,在它的核心层仅有毛泽东和康生两人,而康生则完全听命服从于毛。中央总学委的关键部分是由毛、康直接领导的各系统分学习委员会,各系统分学委作为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得力工具,在整风初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学委唱主角的同时,长期被宠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央社会部,也从过去所处的幕后一步跃入到前台。

中央社会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学委的审干工作超负荷运转已难以为继,急待社会部支持。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中直系统、军直系统等分学委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各基层单位汇报上来的有关「重点人群」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表」和个人历史自传以及其它交代和审查材料堆积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汇编和核实;各系统的分学委还承担了与被怀疑对象个别谈话、对某些人实行侦讯、布置监控等繁重任务。对于这类具有「特工」性质的工作,经历过江西时期肃反斗争的各分学委的领导,虽然并不陌生,操作起来,一般也得心应手;但是,今天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江西时期,某些特殊的调查已非各分学委独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审查对象面广量大,互相交叉,几乎覆盖延安各机关、学校,没有社会部的协调,调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其次,审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审查项目已带有特殊的专业色彩,例如通过电台异地调查、邮检等,使许多分学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有社会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审讯工作的效率,也急需专门机关的指导;第三,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参加各分学委、原先负责审查别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怀疑对象,并被关押和「控制」起来。上述情况使得各分学委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纷纷向中央总学委告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被毛泽东、康生引入到领导审干的中心位置。于是,从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风审干的机关仍然是各分学委,但内里却是中央社会部在掌握、控制和操办一切。

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开的审干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由康生领导的社会部绝对服从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43]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部门。邓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是在长征前夕,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停止活动,只保留个别工作人员。邓颖超作为中央秘书长,和刘英(以后成为张闻天夫人)一直随博古、李德、周恩来率领的首脑部门转移,主要承办会议记录一类的文书工作,而未和其它妇女干部被安置在「干部休养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掌管机要、情报、肃反部门极为不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逐步蚕食周恩来的领地。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尽管1935年末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为秘书处长,但不久张文彬即被调做统战工作,实权仍控制在副秘书处长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受王首道节制。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管理。从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报大权已完全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因为,这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则对毛绝对服从,深获毛的信任。为了彻底控制中共的机要情报机构,毛还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颖超因病远赴北平治疗,完全离开了机要情报系统。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发生变化。毛泽东经过细心考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大权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分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毛即宣布撤消情报部),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业务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掌管。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进而成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党内占据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付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竭尽全力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集中大批专业人员、情报网密布全国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会部依照苏联格伯乌的结构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员,1938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工局和军委三局副局长,是老资格的电讯专家,其工作与中社部有交叉)、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中的单位。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分,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社会部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但边区政府对交际处并无支配力,因为交际处实际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皆属于格伯乌的情况相类似,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不仅叶子龙参加社会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也隶属社会部。[44]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毛对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泽东对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所发生的变化深表满意,康生的凌厉的工作作风和对毛的绝对效忠,给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进一步削弱周恩来在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中的影响,在情报和肃反部门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为了彻底弄清机要情报系统干部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的思想表现,毛决定对康生进一步放权。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45]康生终方全实现了梦寐已求的对中共机要情报系统的控制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的首脑,同时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职务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

中央社会部部长;

中央情报部部长;(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机要局局长。(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获得中央机要局局长一职后,为了报答毛泽东的信任,在原中央秘书处机要科和军委机要科厉行清洗,将一批资深的机要干部清除出机要系统,使原先三个机要科的二百个工作人员,在机构合并后只剩下九十九人。[46]
在人数减少一半,工作量急剧增加的1943年,中央机要局的干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为中央机要科)超负荷运转,然而这一年却被誉为是「大转变的一年」,并获得毛的高度称赞。

康生身兼数职,直接掌管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事务,但中央社会部却仍是所有秘密机关的真正核心部门。由于社会部的干部技能全面,经验丰富,很快就取代了合并单位原先的干部,成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会部干部从事整风审干的新任务。于是,康生机关的势力在1942年后迅速膨胀,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下,正当中共中央各部委纷纷萎缩时,中央社会部却成了唯一获得大发展的部门,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审干运动所依靠的核心组织。

中央杜会都插手整风审干运动一般通过下列方式:

一、社会部隐身于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之中,以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的名义开展活动。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为社会部的渗透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更多的情况下,总学委与社会部的关系就如同两块牌子,一个机关那样,几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只是在公告有关整风全面部署时,才动用中央总学委的名义。

二、社会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分学委等重要部门密切合作,派员直接指导有关单位的审干。康生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是1931年5月顾顺章事件后改组成立的中央特科负责人,1935至1937年,两人又在莫斯科长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机返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泽东所倚重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两部门关系一向十分紧密。彭真虽与康生无历史渊源,但从整风之初,两人关系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党校各部配合审干,而中央党校「挖出」的重点「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会部关押。中社部还具体指导关押边区系统嫌疑干部的西北行政学院的审干业务。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地卷入党内斗争,但是并没有越出毛泽东的控制范围。因为早在1940年,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由各单位的党组织和社会部共同负责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举改变了社会部原先模仿苏联格伯乌搞的垂直型的情报和侦察制度。整风运动展开后,毛在扩大康生权限的同时,为了防止康生权力的过份发展,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范措施。

首先,毛泽东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此事。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须导。中共其它任何领导人不得过问毛和莫斯科的来往秘电。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治审查。尽管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泽东与斯大林来往文电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而绝不向康生透露有关毛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内容。康生则因师哲所处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其示好。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恩来由于历史因素,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周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虽被毛部分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来在毛与王明的斗争中迅速转变立场,加之周的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从事统战工作的便利条件,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同时,在社会部内,继续保留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情报干部。周恩来的两个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年,经毛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职务。1941年3月,李克农自重庆返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农,压抑李在政治上的发展,不让李克农参与自己与王明等争斗的上层核心机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将李克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使用,使李克农成为康生在社会部的第一副手。毛的这种安排,虽说并非有意针对康生,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让一个周恩来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对康生某种制约的含意。在康生的社会部系统,毛泽东还另外安插了一些与自己有着较深历史渊源的老部下担负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长期负责中共的核心机要,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轻视的人物。毛让彼此背景不同,来自各个山头的情报干部在社会部内协同工作,使康生永远难以达到「清一色」。

第三,毛泽东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发展自己的势力。1942年前后,毛泽东对军方尤其对彭德怀的不满十分强烈,因此毛有意让康生进入毛一向护卫极严的禁脔——军队情报系统,以挫伤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傲气」。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组织,而是规定由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军队和党的特工部门的冲突,同时也避免了康生系统尾大不掉的危险。

第四,毛泽东有意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形成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边区政府领导,但实际上,边区保安处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当年「肃AB团」的活跃分子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是,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别,保安处开始受到高岗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干部队伍,已不单纯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而康生对边区保安处并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

综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会部纯粹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机关极大的权力,将社会部的职能扩大为既对外,又对内,使其成为仅服从自己,而凌驾于党的其它部门的太上机关。然而就在社会部最风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6、在「试验曰」里制造出的「张克勤案」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馀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47]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分: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

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

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

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

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

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

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

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

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不是延安的张克勤。

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来证实假定了。

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审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人对张克勤说,「已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腊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自己轮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腊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腊烛。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时,果然张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白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48]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对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张克勤特务案」,毛泽东的反应如何?据师哲回忆,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传阅」过张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态度究竟怎样,师哲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康生对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影响的」。[49]

如前所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康生所取得的这项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励(师哲声称,对于康生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50]
进入1943年后,延安的审干规模迅速扩大。

康生充分认识到张克勤案的价值,现在扩大审干已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康生对张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51]

康生对张克勤案的分析将毛泽东对审干肃奸的指示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当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时,一套符合毛意图的审干经验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来。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毛说,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52]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他的发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中共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第二、康生提议,1943年党的工作,要把审干作为重要的一项,并把延安的审干经验,写成文件通知全国。[53]

康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举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审干的高度重视和毛对康生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性质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不同,这是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职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54]尽管目前尚未披露详尽资料,使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汇报的反应,但是,康生在这天会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励和嘉许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刘少奇对康生报告的反应中略见端倪。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达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新年团拜会上正式亮相,随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介绍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通过这些安排,刘少奇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刘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审干日趋激烈的时刻,性格谨慎的刘只是静观事态,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放胆了。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并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刘被毛泽东正式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开审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
[55]

从刘少奇的电报中不难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康生的汇报,审干经验已被中央政治局认可,作为中央一项重要政策被推广于全党。

笔者的上述判断,还可以从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得到证实。[56]

这份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显然不是准备公开发布的,文件中的措词和涉及的党内斗争策略表明,这份文件是给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干部的一份党内指示。文件明确提出,日寇和国民党已「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人我党」,因而必须「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向内奸作斗争」。文件批评党内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现在党内斗争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后者」,「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争」,「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那么是否马上就应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自1942年末以来延安就结合动员填「小广播表」开展过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但眼下的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又有新的发展,这次的反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负责干部的「右倾温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内奸」。因此这份文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于是,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谈党内应克服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暂不在全党号召反自由主义,「先让自由主义偏向尽量暴露」。[57]现在,开展反内奸斗争的目标已经完全确定,「引蛇出洞」的计划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体开展反奸斗争了。

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延安的审干形势急剧激化,审干已完全被纳人「反特务」斗争的轨道。而胡公冕此时来延安,恰为运动的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58]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

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简意赅:

「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59]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60]4月22日,毛覆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61]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62]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着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63]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64]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向党「自首」。[65]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66]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1943年5月16日,刘少奇参加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审查内奸从4月1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5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前一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莫斯科预备在5月22日正式公布),会议并讨论了防奸工作,规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67]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将其所擅长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发挥了出来。1943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68]
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针对干部对审干和反奸斗争的疑虑,对审干和「」清查内奸」的意义作了权威性的阐释。刘少奇指出:审干和反奸斗争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是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刘少奇还明确规定了审干的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69]

刘少奇作为反奸斗争的指导者,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挥华中根据地的审干反奸和调配审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权力。

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时就开展反奸斗争的策略给华中发出电报。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告诉他们「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要求彼等针锋相对,「用说服利诱与威胁等办法」,争取被俘将释的「顽方人员」「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刘指导道:「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刘少奇认为,「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需要详细研究和学习」,「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否则「我们一定失败无疑」。[70]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决定开展动员「失足分子」向党「自首」的书记处会议上,还有另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重要决定,这就是会议责成由刘少奇负责向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派出整风学习组,以指导、帮助上述区域的整风、审干运动。同年8月9日,书记处会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选派干部前去华北、华中根据地帮助整风,此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已先后进入审干、反奸斗争阶段,指导整风就是指导审干、反奸和「抢救」。在这次会议后,由刘少奇派往各根据地的审干钦差大臣陆续到达各地区。具体传播延安的审干、反奸、抢救经验,对当地运动向极左方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领导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却不知他实际上还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

权力极大的中央总学委在也42年夏之后,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毛一手操纵的太上机关。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在形式上,党的机构已经得到恢复,于是中央总学委暂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总学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复。与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既有中央总学委,又有反内奸斗争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功能与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进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总学委与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这就是领导审干与反奸。只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对外严格保密,由总学委在前面出头露面。加之总学委在各机关、学校、军队系统皆有学分会,总学委负责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长,社会部已与总学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总学委,作为延安审干、反奸最高决策机构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反而不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刘少奇来延安后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之说的出现。

刘少奇真正担任总学委副主任是在也43年10月5日。在这天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为总学委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此时总学委的功能又有变化,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正在召开的以清算王明为目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务是为配合毛在党内上层开展路线斗争,为毛提供理论解释和在毛等几个人中间进行反王明、博古、周恩来的协调分工。[71]至于领导审干、反奸的工作则基本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承担,由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刘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两个机构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关系。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示意图如下: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素有稳健、长于埋头苦干的声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刘少奇因在白区工作中主张隐蔽、退却的意见还蒙受「右倾」的指责,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审干、反奸问题上显出明显的左的姿态,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当延安审干、反奸、抢救狂潮兴起后,听任极左恶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笔者认为,刘少奇当时左的姿态与1943年他在党内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密切的关系。左的审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然而毛、刘在反王明问题的立场与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刘少奇,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刘不管是有意还是违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刘少奇与其老部下彭真的关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调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在审干、反奸斗争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刘少奇来延安后,彭真在中央党校创造出的审干、反奸经验正作为一套成功的经验向延安各机关、学校推广,刘不能站在彭真的对立面。第三,刘少奇虽有谨慎、稳健之名,但刘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论、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来延安后,被委之以领导审干、反奸的重任,使刘在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发挥,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有利于扩大其在全党影响的机会。[72]

1943年开始的审干、反奸斗争对刘少奇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从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干部和组织系统,在3月20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领导中组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刘少奇取代了陈云(1944年后转做财经领导工作),成为中共组织系统的掌门人。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刘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谈话等方式,广泛熟悉中共各「山头」的情况,刘少奇的影响和在党内的支配力也从北方局系统、新四军系统向全党延伸。在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直接过问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汇报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显示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和干部系统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强。

虽然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决策层,但他与康生毕竟有明显区别。康对毛泽东只是一个家臣,而那时的刘则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刘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种「魔鬼」工作,刘少奇的兴趣只是在制定审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没有在台前大声疾呼抓「特务」,也没有像康生那样,亲自去审讯「特务」、「叛徒」。有记载说,在运动高潮之际,刘少奇曾对运动的过火方面发出过疑问,[73]然而刘的「疑问」只是后话,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还没有这种疑问,相反刘少奇正兴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审干、反奸的发动工作。现在刘已进入审干、反奸的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一样,以党的最高领袖的身分,隐身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关注、并指导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始的新一轮党内大整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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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月5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 2]《谢觉哉日记》,上,页575。

[3]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页21-28。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52、56、60-62。

[5]陶晶孙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左联」,1937年后,奉潘汉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

[6]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页167、162。

[7]〈广西部分老同志座谈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载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页133。

[8]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页35、28。

[9]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10]李先念在「文革」后仍不愿谈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传记写作组人员谈了西路军的若干情况。徐向前逝世后,《炎黄春秋》杂志公布了他在1982年与廖盖隆等人的谈话,澄清了一些有关西路军历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过去他为了与中央口径保持一致,写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与廖盖隆的谈话仍未涉及延安处决西路军干部事。参见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11]据李一氓回忆,1932至1934年,江西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等事件均已过去。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泯回忆录》,页159。

[12]师秋朗(师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删部分补正〉,载《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师哲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载于《炎黄春秋》也92年第5期,但该文曾被《炎黄春秋》大量删节,且所删某些内容又恰是康生最阴暗的部分。师秋朗为此向《炎黄春秋》表示意见,《炎黄春秋》在同年第6期补发了师哲被删文章的部分内容。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5。

[13]《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页247-48。

[14]仲侃:《康生评传》,页77-78;另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6。

[15]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1-12。

[16]〈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101-105。

[17]〈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101-105。

[1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5-17。

[19]郭影秋:《往事漫忆》,页109-15。

[20]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出湖西「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2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94。

[22]参见1940年8月14日,中组部对审查干部经验的总结,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页100-101。

[23]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一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页100。

[2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68。

[25]马洪:〈马列学院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47。

[26]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92。

[27]参见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页184-86。建国后,林纳在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工作,文革期间,康生、叶群公开点林纳的名,最后林纳惨遭迫害而死。

[28]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29]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0]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1]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2]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3]《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86。

[34]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9。

[35]
参见〈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载《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页337-38。

[36]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7]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8]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60-11。

[39]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4。

[40]195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称「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审干运动把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抢救运动,则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结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但强调此错误在甄别时得到了纠正。参见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引自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58。

[41]〈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42]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份子1,000馀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AB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若加上闽西「肃社党」中被杀人数,在中央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资料来源:—、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634-37;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31;五、廖盖隆1981年9月23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六、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2;七、〈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43] 1932年秋李一氓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则被调往前方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页147。

[44]参见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6。

[45]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46]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47]《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48]《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49]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50]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5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210。

[5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毛这段话未予反映。

[53]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54]据胡乔木称,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有关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全权」,乃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3。但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管这些区别,而是利用他的双主席的地位,当仁不让地执掌起「最后决定权」。

[55]王秀鑫在〈延安「抢救运动」述评〉一文中提到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这份电报于1943年3月20日发出,但《刘少奇年谱》中却提及此电系6月29日发出。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页7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5。查刘树发主编的《陈毅年谱》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无收到此电文的记载,而在1943年3月21日记载中则提到「接中央数电」,其中有对释放韩德勤的意见,至于中央电文的其它内容,则未予反映。经笔者查证,《陈毅年谱》中有关1943年3月21日的记载来源于《赖传珠日记》,(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负责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要电讯系统),其措词、用语完全一样。在《赖传珠日记》的1943年6月29、30日栏中,均无收到延安来电的记载。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5;另参见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41。

[56]〈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57]〈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58]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6。毛泽东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到: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

[59]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6。

[60]《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6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6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这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肃奸」的言论未予反映。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页495。

[64]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2-25。

[65]《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6]《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8]在《刘少奇年谱》中无这次报告具体日期、作报告地点和听报告对象的记载,对报告内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6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9。另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419。

[70]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年),第17册,页379。此电文与刘少奇3月20日电恐非同一电报。也许因该电极机密,《赖传珠日记》中才无记载。

[71]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来。

[72]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曾向会议作自我批评,其中对「1943年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但该书并没有提供刘检讨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页755。

[73]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9。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
[1]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2]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井,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3]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4]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5]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6]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7]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8]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9]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10]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11]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12]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13]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14]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馀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15]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以及「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16]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2、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17]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18]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19]

紧接看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20]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1
[21]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22]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里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23]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24]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25]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26]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27]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馀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28]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29]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杜部批准,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30]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31]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32]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33]



3、军直机关的「抢救」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自1941年2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作战谋划、军事情报搜集等业务领域,对审干等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很小,实际上,军委系统的审干、抢救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康生机关手中。

在审干、「抢救」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34]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年陶铸还一度涉人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年柯庆施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陶铸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抛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抢救」中受到严重冲击,使日常业务工作几乎一度陷于停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三个局:一局负责作战指挥,由伍修权任局长;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长;三局主管通讯,主要负责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络,负责人为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的王铮。由于军委所属三个局从事的工作极具机密性,工作人员都已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需要与家庭断绝通信联系,出门要与人同行。[35]尽管如此,在「抢救」中还是揪出了大量「特务」。

有关军委一局审干、「抢救」的详情至今仍缺乏资料,目前所知的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况。在军委一局测绘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审干过程中,受到车轮战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据伍修权透露,一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在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36]

军委二局的审干、反奸与所有军委直属单位一样,受总学委和军直机关学分会领导,实际领导者仍是康生。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作为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也曾参与领导二局的审干、反奸。

从1942年12月始,二局陆续发现「内奸特务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获人员中,其中有二局的四个人。康生很快将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们作坦白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同时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37]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二局共收到十馀万字的检举材料。二局还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攻下动摇分子,再对付顽固分子。[38]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运动迅速走向热潮。在群众已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胡耀邦愈来愈趋向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入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对于二局的运动,社会部极为重视,[39]康生派出李克农前来二局亲临指导,要求进一步开展坦白运动,挽救陷于特务泥沼的失足者。李克农并表示,对已坦白者,党保证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开展新一轮坦白运动;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时机地强调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分子也应「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40]这些情况都说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审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

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随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责的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当1944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41]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6月,因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总校,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学员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年8月,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家头脑保持清醒。[42]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43]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直接领导的运动。[44]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它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宜当时在绥德,亲耳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45]

在极左风暴的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46]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由贺龙担任司令员,该司令部所辖的中共唯一一个炮兵团,因八路军基本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生产,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该团许多干部甚至对延安动态也知之甚少。炮团干部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二百名知识分子。在「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区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47]



4、西北局和边匾系统的「抢救」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反奸、抢救,大致上分两摊进行,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全范围的运动由高岗领导,边区政府机关部分由李维汉领导,中央书记处虽指定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但实际上是由康生掌握领导运动的实权。

1943年7月,西北局召开坦白、抢救大会,一批张克勤式的「特务分子」被安排上台白首。与中直机关的情况相类似,西北局机关被「抢救」的对象大多为从国统区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

西北局民运部共有十多个干部,多为原西北各省中共地下党党员,均为知识分子出身。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曾办有《西北风》壁报,对延安某些消极现象展开批评,由陈元方主编。该壁报在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迅即停刊。高岗指责《西北风》流露「小资产阶级情绪」,是「发泄对他的不满」,陈元方随即被调往靖边县委担任常委兼统战部长。1943年4月,陈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机关,「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北风》问题。批判者指责《西北风》与《轻骑队》一样,是「反党」的。随后陈元方遭到「无休止的批斗」,1943年将陈元方作为「死顽固」的典型。进行「假枪毙」,最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而西北局民运部的所有干部都被打成「国特」、「叛徒」。[48]

著名学者于光远此时在西北局第四局西北问题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学院「特别班」接受审查。[49]中共西北局党校的教员大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张宣,原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来延安后被分配在西北局党校任教,因被诬为「国特」,被送至边区保卫处关押。

与西北局机关的「抢救」相同步,边区政府机关的运动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维汉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审干,是毛泽东一项颇为微妙的安排。李维汉是中共元老,五四时期即与毛泽东熟识。但在1927年后,李维汉与毛泽东并无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维汉在瑞金曾积极执行博古等打击「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方针,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疏远。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始,李维汉转变态度,主动接近毛泽东,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李维汉积极遵从毛泽东批判王实味的部署,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但是毛对李维汉还在观察中。1942年9月,李维汉调入边区政府后,康生下令禁止李维汉阅读中央电报,尽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这道禁令,仍指示将中央收发电文送给李维汉阅看,[50]但是,李维汉不会不知道在康生这道禁令后所意味的是什么。对于康生的这个信号,李维汉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和消极,相反,李维汉以更积极的姿态来贯彻落实毛泽东和总学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由李维汉主持,在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当场有张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这次大会后,边区政府所属各单位都对审查对象采用了车轮战的方式进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边区政府秘书处至少有三次车轮战,其中一次是专门斗争区棠亮,当时又名唐亮,罪名是参加了湖南「红旗党」。区棠亮曾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后调任林伯渠的秘书,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51]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对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组车轮战是「追叛徒」。

边区政府系统「抢救」的高潮是追逼当时已近六十岁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张曙时。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亲白主持,在边区政府大会议室进行,「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李维汉在会上宣布,凡是有问题的,都应该坦白交待,但是会场上没有人发言。李维汉站起来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会上仍是鸦雀无声,一片肃然。这时,张曙时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维汉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张曙时愤怒道,你有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嘛,我没有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张曙时随即走出会场。[52]

张曙时原是国民党左派,名列南昌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之一,1933年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张曙时与邹凤平等从四川撤回延安,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和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红旗党」,本不为奇,所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宽厚正直;对张曙时多方安慰,才使张曙时得以熬过难关。对区棠亮遭受磨难,从不动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区棠亮获得了保护。

林伯渠此时虽任边区政府主席,也名列边区系统的分学委负责人,但领导运动的大权却由李维汉掌握。林伯渠处事谨慎,「慈祥剀和」,待人诚恳,在边区享有崇高声望。在毛泽东的眼中,像林伯渠这样的忠厚长者只可列为「好好先生」一类,[53]显然不是领导此类整肃运动的合适人选,故有派李维汉来边区政府协助工作之举,而李维汉本人也属被考察的对象。

在1943年抢救高潮之际,边区系统许多原由林伯渠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红旗党」(林伯渠曾任中共驻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多次前往重庆),林伯渠虽然多加安慰,一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诫这些被整青年,「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
[54]1943年9月后,边区政府系统一批被怀疑为有问题的干部先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三部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在「抢救」中,边区各机关「捷报频传」。边区政府研究室、法院、财政厅、教育厅都挖出了「特务」。散文家吴伯箫此时任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更成为边区远近闻名的「特务头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进行内部审干、肃特试点时就选中了黄亚光作为「国特」的标本,将其秘密逮捕和关押。到了「抢救」展开后,又将黄亚光拉出来,逼迫他指控所谓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处关押。

由著名戏剧家塞克任院长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除干部受冲击外,还波及一般勤杂人员。有一个为剧院赶大车的人,被诬为「特务」,遭捆绑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
[55]

延安保育院为延安唯一收养干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儿园,该院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躲过「抢救」。李维汉承认,在保育院曾出现「车轮战」的过火现象。

在直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县和边区各县也展开了紧张的反奸、「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康生将其妻、时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长的曹轶欧派往延安县担任县委委员和县委宣传部长,曹轶欧下放延安县的目的是创造一套群众性反奸运动的经验,以证明毛泽东、康生发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的合理性。

曹轶欧甫抵延安县,迅速将所谓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风学习班,她以「大反右倾麻痹思想」、「提高对敌斗争警惕性」为口号,一口气把延安县宣传部部长许平、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蟠龙区宣传科科长黄流、县委宣传部干事杨志功等打成「特务」、「汉奸」。曹轶欧继而发起「坦白运动」,再施之以「瓜蔓抄」战术,将一大批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定为「特务」。川口区宣传科科长蓝琳彬在诱供、套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三面间谍」,即「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意大利特务」,她何以荒唐至成为「意大利特务」,乃是蓝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组部秘书长)此时已被定为「意大利间谍」。另一女干部,牡丹区宣传科科长苏平,因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被曹轶欧指控用「美人计」引诱农民干部做特务,下令将其逮捕人狱。[56]

1943年7月7日,延安县举行群众性反奸坦白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经曹轶欧训化的男、女干部纷纷上台坦白,承认组织暗杀队,企图杀害党的干部。曹轶欧则号召失足分子抓紧坦白,宣称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57]大会持续近一天,最后由胡乔木讲话,揭露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罪恶。[58]

9月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四千人参加的除奸动员大会,高岗发表了极具鼓动性的反特动员讲话,紧接着有二十三人上台坦白,这些坦白的人员在两天前受到高岗的亲自接见,高岗「赌咒发誓」,保证他们坦白后绝不会被杀头。
[59]最后大会安排一个已经坦白的「特务」的「白发老母,踩看小脚,蹒跚的步上主席台,在沸泗横流中感谢中共对她儿子的宽大为怀」。 [60]

曹轶欧在延安县的蹲点为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各类特务运用种种办法已全面渗透到边区,不仅城里有特务,广大农村也有特务,敌情之严重,远远超过原有的估计。特务的破坏活动五花八门,从散扩谣言,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到收集情报,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组织暗杀队,阴谋杀害干部。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性的肃奸反特运动。[61]

二、特务分子多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小学教员,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延安县所属各区的宣传科长几乎全部是「特务」,所以知识分子应是被清查的重点。

三、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促使特务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务又可作为示范,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服务。

四、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过去边区自卫军(民兵)对锄奸没有感性认识,现在知道特务、汉奸就在身边,于是加强了警戒,仅延安县牡丹区,十几天内就在查路条中发现了三十二个嫌疑分子,全部交给了政府处理。
[62]

曹轶欧的经验为运动的深化加注了动力,边区各县以延安县的经验为榜样,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绥德地委在「抢救」中雷厉风行,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杨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其妻韦君宜当时是地委《抗战报》的编辑,很快就被当成「特嫌」揪了出来。杨述因是从四川来的地下党员,此时因四川党已被定为「伪党」,遂被关进整风班交待问题,每天凌晨,还要冒着十二月的寒风在无定河边劳动。韦君宜受其夫牵连,也被组织怀疑,她虽然带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窑洞,搬进一间四处漏风的破房。韦君宜万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想着自己抱着纯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却被弄成这个样子,「万感莹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63]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64]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65]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66]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人空门。[67]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68]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69]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70]



5、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71]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72]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73]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74]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75]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76]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77]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78]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79]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80]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81]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82]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83]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84]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85]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86]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87]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88]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89]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6、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90]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9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92]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93]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94]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95]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96]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97]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98]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99]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100]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101]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102]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103]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104]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105]

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106]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107]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108]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109]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110]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看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
[111]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112]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113]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114]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115]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116]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117]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着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118]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于,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怛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根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119]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120]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看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馀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121]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122]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123]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124]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华中根据地包括苏北、苏中、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区,是新四军控制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正式就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根据地最高领导人。1942年3月,刘少奇前往延安,推荐其老部下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政委。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仍不时就重大问题向华中发出指示。次年10月,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胎县黄花塘组织召开高干会议。就历史上陈毅与毛泽东关系不和之事向陈毅发起围攻。会后,陈毅被调回延安,华中与新四军的整风、审干基本是在饶漱石领导下进行的。

与华北相比,华中根据地有其特殊性。抗战之初,国民党军队自华北大规模后撤,华北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的压力远比华中小。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集聚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根据地与国民党区域犬牙交错,承受着侵华日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桂系军队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华中根据地紧邻沪、宁、杭等大城市,许多知识分子先后投奔新四军,知识分子干部在新四军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华北的八路军。

1943年华中根据地的整风转入审干后,有两类人员首当其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第一类人员是过去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抗战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第二类人员系抗战初期曾在桂系军队或桂系控制的苏皖地区从事统战,或在国共合作政权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125]

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华中各地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不尽相同,运动进行最为激烈的,是淮南与淮北地区。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一元化领导,谭震林成为淮南和新四军二师的最高负责人(谭任淮南区委书记,二师政委)。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老部下,在「路线斗争」中一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43年黄花塘高干会议上,谭也以当事人的身分参加了对陈毅的批判。谭震林的工作作风一向是大刀阔斧,对落实延安部署的整风审干工作自是雷厉风行。

整风转入审干后,延安中央书记处给华中局发来密电,指示在军部和二师一部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紧接着二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打成特务。在华中局召开会议期间,三师师长黄克诚向谭震林询问二师的「抢救」情况,谭震林告诉黄克诚,二师每个团的「特务」都是「数以百计」。其中,二师政治部一来自上海的女知识分子干部不仅自供为「特务」,还咬出其同学——二师师长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126]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性格深稳沉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亲历过苏区「肃AB团」的斗争,因而对「抢救」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抢救」开始后,军部接到延安电报,延安已有人供出扬帆是「特务」。军部要求黄克诚立即逮捕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并将其押送军部。黄克诚没有将扬帆扣押,而是让其前往军部开会,扬帆在军部被逮捕,关押长达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别释放。

1943年4、5月间,黄克诚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应接受苏区「肃AB团」的教训,华中不要搞「抢救」,以免发生伤害无辜的事件。黄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搞「抢救」运动,再则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但是黄的建议未被华中局和军部接受。在上级命令下,黄克诚不得不执行「抢救」的命令。为了稳妥起见,黄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三师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黄发现被审查者一经审讯就乱咬一气,马上意识到「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黄克诚下令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抓的人统统释放。黄并迅速通知苏北各地委和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127]
黄克诚与二师师长曾希圣是老战友,1928—1929年两人还曾有过一段患难与共、共同找党的经历。黄在华中局会议期间见曾希圣因爱人被指称为特务而愁眉不展,特通过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爱人的二师政治部女干部谈话。该女干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务」,将情节说得活龙活现,在黄克诚的细心盘问下,女干部终于承认自己所说全系伪造,自述因为压力太大,非承认「特务」不能过关。这样,曾希圣爱人特嫌一事才得到了解脱。

与淮南区「抢救」的重点在军队内部有所不同,淮北区在「抢救」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区为新四军四师辖地,1941年春,四师师长彭雪枫遭国民党汤恩伯部突袭,蒙受重大损失。事变后,延安与华中局调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前来四师,不久任命邓子恢为四师政治委员,并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书记,成为淮北区一元化的最高领导。

1943年春夏;延安的「抢救」经验传到淮北,不久就发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两起严重的肃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学一女生在她偷窃别人五十元边币行为被发现后,为推卸错误,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为。在校领导的压力下,偷钱女生编造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结果该校领导对全校师生实行了刑讯逼供,将一个220人的中学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务」。此案上报边区公安局后,情况不仅未被澄清,边区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将「特务」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职员工都成了「特务」。此案最后在邓子恢、彭雪枫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128]

「泗阳案件」发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阳这个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县内,一连四次破获所谓「三青团县委」机关。短短五个月时间里,全县逼出一千四百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队连排班干部。1944年2月,案件进一步扩大,泗阳县委筹划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在邓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继续审查)。邓子恢并代表区党委向在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淮北区党委还宣布改组泗阳县委,撤销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129]

新四军五师远离军部中心地区,1943年11月华中局和军部调郑位三前往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区担任华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华中局对五师师长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认为五师内部已有内奸打入。郑位三早年毕业于武汉甲种工业学校,是1928年红安、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后,曾担任过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不仅革命资历雄厚,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十分谨慎。郑位三前往鄂豫边区后,没有公布中央两次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记兼五师政委的电令,「谨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郑位三甚至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郑经过调查,证明「内奸打入五师」一说完全不能成立。经过郑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渐消除了对五师的「怀疑和误解」。郑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审干朝极左方面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边区党委从无线电通讯中收到延安转发的许多「抢救」经验和指明某某是特务的电报,但是郑位三等吸取了内战时期滥施肃反的教训,在五师及鄂豫边区,都没有搞「抢救」,「仅在黄冈的审干曾一度发生偏差」。[130]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内的审干、「抢救」虽在规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华中紧邻国民党区,党内清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来,华中和新四军内一直在进行日常性的锄奸、肃特、「肃托」工作,只是过去这类工作多由保卫部门秘密进行,「肃奸扩大化」一类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还在「抢救」运动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内奸」的罪名处决了戴季康、查化群、韦延安三位青年共产党员。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年来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大场山山海工学团,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批准,戴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的介绍,进入皖东北泗县县政府做统战工作,公开职务是县政府政训处副处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县羊城镇(令属江苏省泗洪县)附近被杀。临刑前,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年仅二十一岁。[131]

查化群以「托嫌」、「内奸」罪名被处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苏皖边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8年底,查化群经鄂豫皖区党委批准,前往国共合作的安徽怀宁县石牌区任区长。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查退回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过旅的作战参谋。处决查化群之前,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几十年后张劲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层决心处决的」。[132]
张劲夫调四旅任政委后,对尚被怀疑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余路尽力予以保护,使他未受牵连。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韦延安是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受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单线领导,在苏皖桂系部队做统战、民运工作,1940年调回新四军。韦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某团任连指导员,曾因作战英勇负伤,被提拔为营副教导员,1941年也被无辜怀疑为「托派」,遭到处决。韦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获平反。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在「抢救」风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据地之时,山东根据地却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进行看整风和审干运动,没有在军队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学校大抓「特务」。

山东根据地未开展「抢救」的关键原因是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负责人罗荣桓反对在山东搞「抢救」,而罗荣桓作出这个决定又与山东整风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它根据地有所不同的是,山东根据地的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在各大根据地中,只有山东调整了领导机构,撤换了第一把手,罗荣桓就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取代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罗荣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进入山东的,在1943年以前,罗荣桓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朱瑞之下。罗荣桓与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时期曾经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仅二十七岁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不久就被委之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当时,与朱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他也是在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委。在这个时期,有留苏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多被派往担负最重要的军队领导工作。在1934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瑞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紧接看朱瑞又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紧急调配干部,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罗荣桓。1937年后,朱瑞被调离军队,在太原担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随徐向前率一支百馀人的小部队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奉调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朱瑞入鲁之际,中共在山东已有两支武装,一支为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另一支为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和从延安先期调鲁的张经武建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太行八路军总部给徐向前、朱瑞的权限是以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名义,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是在无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军第一纵队被撤销番号;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预备参加拟议中要召开的中共七大,朱瑞则失去了军队的任何职务,从此不再参与指挥军队。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延安军委大部分领导成员都在华北敌后,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战争期间,军事第一,党的机关必须随军活动,最适当的安排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晋察冀根据地自分局书记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党、政、军全盘工作皆由聂荣臻负责。在太行,北方局书记继杨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怀、邓小平挂帅。聂、彭、邓都是率兵之人,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因而晋察冀、太行各项工作的展开,都较为顺利。至于大战略区两职分开者,往往易生纠葛。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试图加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种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军委规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从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应参与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罗荣桓任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于是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侵华日军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一一五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1941年4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的某些决策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令后目标。[133]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134]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也?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刘少奇说,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字:「机会主义」。[135]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是他对中间势力「抗敌自卫军」的态度过份热心。该武装是在朱瑞支持下组成的「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拉起的队伍。朱瑞大力帮助他们扩充军队,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武器,使其在根据地成为与中共和八路军平起平坐的组织和军队。为此,罗荣桓和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长期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都曾向朱瑞提过意见,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没有真正吃透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条文,朱瑞似乎并无过错,因为在抗战前期,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地区的具体情况,曾提出在山东与国民党力量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朱瑞支持「抗敌自卫军」与「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有密切关系。至于未能全面推行减租减息,确是事实,站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立场,当是朱瑞的一大错误,可是如果完全顺应农民的要求,放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会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在日军空前残酷进攻的形势下。[136]

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身上还保留某些书生气。朱瑞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口里经常是「从国际到山东」,[137]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以那时的眼光看,这就是夸夸其谈的「空谈主义」和党八股了。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这其间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负责,但作为分局书记,朱瑞总有一份领导责任(在华北、华中均发生错误的「肃托」事件,却未见领导同志被批评)。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延安早有调整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意图,1942年刘少奇来鲁,延安就曾有过这一考虑,刘少奇返延安后毛即决定改组山东领导机构,并曾就此问题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138]现在,朱瑞职务的变动,新的一元化体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罗荣桓地位的上升与朱瑞之被贬谪是毛泽东整风全盘战略的一部分,毛不仅要解决中央层的路线与权力再分配问题,大区一级领导层的路线清算和机构改组也在他的视野之内。在刘少奇离开山东转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四年工作总结〉,检讨了过去在执行统战方针、减租减息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这个报告具体反映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看法。刘少奇本意是想让罗荣桓来作这个报告的,刘认为,朱瑞作为责任者之一,已不适合再来作报告,但朱瑞「不自觉」(刘少奇语),主动接过刘少奇的话,要求作这个报告,刘少奇只好同意。[139]
从罗荣桓这方面请,他与朱瑞确实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朱瑞的下台却与罗个人无关。朱瑞被调离山东,乃是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的经历,到达瑞金后,毛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毛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整风期间,朱瑞已年近四十,称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时的党内习惯,朱瑞还称不上是党的元老级干部,那些大革命时期入党,曾去苏联短期学习随即返国,先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尽管也被指责犯了这类或那类错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兼经验主义」),但是他们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已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使得毛在处理他们问题时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评了他们以后,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显然不属于这类元老级干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镇守,一段时间后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工作机会,然而朱瑞在中央党校一学就是两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朱瑞推辞了中央建议他担任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动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调、罗荣桓接替山东全面工作之际,在全党范围正是整风转入审干、反特的阶段,如何开展山东的整风、审干运动马上就成了罗荣桓急待面对的紧迫问题。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由朱瑞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曾发出通知,部署全区开展整风文件学习和检查对照工作,但是一则当时战事频繁;二则刘少奇来鲁忙于调查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山东的整风实际上尚未展开,所以山东根据地大规模的整风是在战事相对平稳的1944至1945年才进行的。

如前所述,山东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上层的意见分歧及领导机构的调整,这个任务在罗荣桓就任山东分局书记后实际上就已完成,但整风并非仅仅是清算上层的路线,解决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它还包括在党的中下层普遍开展思想革命、培养新人、审干肃奸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在涉及这些关键问题上,罗荣桓显示了他谨慎、稳妥的领导风格。

整风转入审干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已寄到山东,但罗荣桓明确反对在山东搞「抢救」,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140]康生的小册子虽然被停止下发,但开展「抢救」毕竟是来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据地派出干部推广「抢救」经验,派到山东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山东分局总学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从延安来到山东,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

舒同抵鲁并没有动摇或改变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罗作为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刚刚被委任负责山东的全盘工作,山东的整风领导机关总学委也是由罗任主任。然而对于延安的指示,罗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对,因此,罗荣桓同意挑出几个试点单位用延安的经验来指导运动。

延安的经验并无特别的奥妙,这就是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尤其在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普遍运用的以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歼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来源于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该决定提出,为了使内奸分子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舒同来鲁,即负有推广此经验的使命,根据延安的部署,「全国(各根据地)都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141]

但是在公开场合,对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释: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至于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参加民主检查大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召开这种大会的真正目的是「钓鱼」,即以开大会的方式使「内奸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跳将出来而暴露其「反党」面目。[142]

在舒同的影响下,中共山东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令后的指示〉(又称〈双十三指示〉),要求全区工作一切以整风审干为主。11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该文件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经常表示的某些观点,〈补充指示〉说,山东许多同志「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143]针对上述情况,〈补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144]

果其不然,在几个试点单位: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的政权机构)、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分局机关报)、军区特务团、军区卫生部根快出现了大呜大放的局面。上级领导鼓励大家「有话就请,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风期间创造的名言),大民主终于将「鱼」钓了出来,许多党员干部运用壁报、发言、漫画,将批评矛头直指上级领导。分局常委兼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玉因「官僚主义」问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生活特殊化」问题首当其冲(陈沂有一匹专用乘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当时被视为是「特殊化」),受到较多的批评,一时间各种自由化言论「就像洪水决堤似的泛滥起来」。[145]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当时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检查期间,王若望十分活跃,他表示拥护罗荣桓,但对黎玉十分不满,认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146]

本来开展民主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被称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并被认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它人来反党。在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决定将王若望定为「特务」,并把王若望的情况电告延安,延安也发来电报,同意将王若望定为「特务」。[147]

在王若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刻,罗荣桓站出来讲话了。罗明确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的表态拯救了王若望,罗约王若望单独谈话,对王的言论没有全盘否定,但批评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否定山东全局是思想片面。

罗荣桓对于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发扬民主。「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但坚决反对用这种方法来「钓鱼」。[148]罗荣桓认为,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至于「民主检查大会」,既然已经开了,就要明确目的,这就是检查「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暴露敌人」。[149]

在山东分局机关开始「民主检查」时,山东各战略区也在各自试点的单位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胶东区,一个从延安派来的领导干部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此人运用「钓鱼」的方式,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并用「疲劳战」加以审讯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务」的枪枝比一个军分区所拥有的枪枝还要多。罗荣桓在听取了胶东区区委书记林浩的汇报后,明确指示胶东区停止试点,将搞出来的材料全部烧掉。[150]罗荣桓对于军区卫生部的运动也提出了批评,他要求停止已开了六天的民主大会,不久日军又开始「扫荡」卫生部内被认为有疑点的人在「反扫荡」中都英勇积极,没有一个叛变投敌,有力证实了罗荣桓判断的正确性。

罗荣桓拒绝用开「民主检查大会」的方式来「暴露敌人」,也抵制了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尽管舒同坚持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但是罗荣桓毕竟是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把手。罗荣桓只同意搞整风审干,到了1944年10月,山东全区约五千党员干部参加了反省坦白活动,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全区在审干中基本未搞「车轮战」、「逼供信」,也没有杀一人。[151]

1944年12月引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全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罗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完全混淆起来,应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和严重的逼供信」。罗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152]
1945年3月15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在给延安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一方面肯定整风与审干是不可分离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较大的篇幅检查了「民主检查」的缺点。他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在发扬民主中,只是强调审干的目的,强调暴露的方针,因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审干中发现的问题扩大化」。[153]

罗荣桓在左倾风暴席卷全党的形势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灵活的方法处理了山东区的整风审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将「闹事」的干部打成了「特务」,更没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后面在山东搞「抢救」运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罕见,在各大根据地中仅此一家。

罗荣桓为什么敢于抵制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首先,几年前,湖西「肃托」惨痛的教训给罗荣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促使他谨慎从事。罗荣桓曾亲自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善后工作,深知湖西「肃托」给山东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这次审干比当年「肃托」规模还要大。他认为如果按照延安的「抢救」和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的方法来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154]第二,延安发出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的一段话,为罗荣桓柢制「抢救」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该决定提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化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理」。罗荣桓正是抓住这句话,反复强调山东情况特殊,不能机械照搬延安的经验。第三,罗荣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罗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青岛大学)。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正共产党人的典范,罗对「革命」、「整风」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权力范围内不能容忍那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阴谋诡计。最后,罗在山东战斗多年,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对于远在山东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完全清楚,对于罗荣桓的「抗上」,毛不仅予以容忍,甚至还对山东的整风表示了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十分了解罗荣桓的历史和为人。罗荣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随毛参加秋收暴动,上井冈山,以后又长期追随毛,与毛共患难,在党内斗争中和毛共沉浮,现在又独当一面的党的高级干部。[155]毛深知罗性格谨慎,不喜夸张,不好出风头,无个人野心,他对山东整风的意见和部署只是出于对山东大局的考虑,绝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罗荣桓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确拥护毛的路线和主张,在毛与王明等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所有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里。在毛看来,罗荣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赖的干部。毛也欣赏罗荣桓在山东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勋,在罗接任山东工作后,中共军队在山东获得长足发展,地盘也不断扩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几乎完全控制山东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从而使中共掌握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主动权,为攻占东北,南下长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数十年后,毛还念念不忘罗对中共革命的贡献,毛说换上罗荣桓一个人,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罗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56]毛接受山东事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当罗荣桓在山东抵制「抢救」时,延安的「抢救」早已结束,山东由于未与延安同步开展「抢救」,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已开始「甄别」工作之际,毛泽东实在不能也不便让山东「补课」。毛为了显示自己与「抢救」错误毫无关系,1944年5月13日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向全党通报山东整风的经验。1963年,毛在小范围谈话中。又表扬罗荣桓正确开展整风,「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结束」。抵制了「抢救」运动。[157]正是源于上述种种因素,山东根据地成为唯一未开展「抢救」的「特区」。中共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毛在运用这些纪律驾驭全党的时候却是大有区别,十分讲究的。因此对于罗荣桓在整风中「另搞一套」,毛不仅未予追究,相反,罗荣桓还长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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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

[2]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载《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8。

[3]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5]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6]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8。

[7]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8]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9]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0-201。

[10]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11]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12]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13]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1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1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16]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53。

[17]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1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35。

[19]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0-84;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7。

[20]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师哲:《峰与谷》,页2-3。

[21]杨尚昆等认为,仅凭一条标语就判定柯庆施有问题,证据不足,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3。

[22]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49。

[23]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463。

[24]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5]《李逸民回忆录》,页117;《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6。

[26]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27]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8]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29]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30]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31]《百年潮》,1997年第1期,页33;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忧与思》,页44-4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页161、175-77。

[32]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捱〉,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4。

[33]周森:《马海德》(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页25-26。

[34]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37。

[35]《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71。

[36]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95-96。

[37]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3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39]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7、240-41。

[4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41。

[41]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241。

[4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399。

[43]《徐向前传》,页346;另参见李志民:《革命熔炉》,页130-31。

[4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400。

[45]韦君宜:《思痛录》,页18。

[4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399-400。

[47]郭化若:〈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页134-35。

[48]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49]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48。

[50]董纯方等:〈呕心呖血抓建设——关于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片断回忆〉,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25。

[51]《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页286。

[52]陈永清:〈纪念林伯渠同志诞生一百周年〉,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页136。

[53]1947年受康生在晋绥推行极左土改的影响,陕甘宁边区土改也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引起百姓恐慌。林伯渠为保护下属,主动承担责任,自称是「好好先生」,对犯错误同志帮助不够。参见刘景范:〈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页118。

[5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页137。

[5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5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2-83。

[57]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79。

[5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79。

[59]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8。

[6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52。

[61]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52。

[6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7-288。

[63]韦君宜:《思痛录》,页18。

[64]韦君宜:《思痛录》,页8。

[65]韦君宜:《思痛录》,页8。

[66]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67]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58。

[68]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69]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70]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71]《李伯钊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页120-21。

[72]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页296、298。

[73]邹凤平当时的妻子甘棠,原名阚思颖,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阚俊民,后改名刘鼎,中共党内著名军工专家。1949年后甘棠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甘棠1935年长征至遵义时被疏散在地方,并与其它被疏散的红军组成游击队,1936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严重冲击,晚年生活凄凉,1971年因疾病不得医治而逝世。参见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页157。

[74]张平化:〈满怀热情地参加整风学习〉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47。

[75]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忆战友钱瑛同志》,载《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1。

[76]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77]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页148。

[78]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362。

[79]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125。

[80]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81]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82]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6。

[83]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页176。

[84]韦君宜:《思痛录》,页19;另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3日。

[85]1945年8月,毛泽东曾约见高长虹,征求他对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高长虹说他想去美国考察经济,毛闻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轰出去,谈话「闹了个不欢而散」。参见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86]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87]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页120。

[88]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89]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90]陈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文革后得到解脱。

[91]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92]徐干:〈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载《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18。

[93]蒋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页78-79。

[94]彭而宁在离休前任西北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在1987年撰文纪念徐特立,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仅泛泛谈论「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学院的科研、教学活动,只字未提当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触及心灵上弥久的伤痛。

[95]《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19。

[9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4。

[97]〈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关于延大、自然科学院等精简问题的决议〉(会议记录),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28-29。

[9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99]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10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101]《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79。

[102]韦君宜:《思痛录》;页15。

[103]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页242。

[104]骆文:〈延安时代,他总是在思考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66-67。

[105]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23-224。

[106]〈延安大学概况〉(1944年6月),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179

[107]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107、95。

[108]《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页498。

[109]《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110]《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111]《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112]《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113]《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114]〈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党内文件——这一文件请与康生同志的报告配合研究,并应以那一文件为依据而又是联合实际的研究),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115]张稼夫(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庚申忆逝〉(之二),载《党史资料》,第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1-52。

[116]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117]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页132。

[118]国统区当时虽对「抢救」运动不甚清楚,但坊间偶尔亦有少量有关延安的叙述,对「抢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记载大体符合事实。例如: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的金东平在他的《延安见闻录》中就描述过所谓「车轮战术」。金东平将「车轮战」称之为「疲劳检查」,其方法是对「他们认为有『有问题』的人加以轮流的审问,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永不停止……」。参见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页128。

[119]在「抢救」运动中,蒋南翔发现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工农干部普遍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因而产生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它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蒋南翔的看法事实上与张鉴的看法不谋而合。二十多年后,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张鉴同样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被批斗时,就后悔当初不该念书。见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100。

[120]参见《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1946年),页25-33。该书无出版地点。

[121]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122]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123]《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页359-60。

[12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01。另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204;〈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9;毛泽东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页7-8。

[125]
1938—1939年,中共安徽工委曾派出共产党员,参加苏皖部分地区由国民党地方势力与共产党合作的地方政权。

[126]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00-301、299。

[127]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00-301、299。

[128]淮北区委在〈关于淮北中学第二次反特案件的错误及善后处理办法的决定〉中指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用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去教育青年,改造青年,使团结在党的周围」,「决不能把学校变成法庭,严刑逼供,捆绑,吊打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5。

[129]邓子恢:〈我的自传〉,载《革命史资料》(8)(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页13-14;另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传》,页297。

[130]《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页487-88、504、481;另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13。

[131] 1981年中组部复查,确认「戴季康托派案」为错案,予以平反昭雪。

[132]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页221。

[133]《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61。

[134]《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92。

[135]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另参阅萧华:〈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载中共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46-59。

[136]熟悉山东现代史的读者不会忘记,几年以后,在康生直接领导下的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就是打着「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号,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13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

[138]《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85。

[139]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王力在整风期间是山东分局总学委秘书,1961年初,刘少奇在湖南与王力谈了上述一段话。

[140]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141]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142]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143]《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49。

[144]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145]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

[146]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该书未点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实际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评黎玉一事。参阅《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页351。该书提到黎玉被批评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14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33。

[148]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149]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150]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151]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152]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153]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154]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155]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3。据王力回忆,1963年12月,毛对康生、王力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和我一起倒霉的。

[156]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4。

[15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4。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1]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2]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3]

1943年8月15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这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15日审干决定颁布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月6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4]「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5]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6]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7]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8]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9]——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10]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11]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12]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13]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14]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15]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16]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17]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18]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19]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20]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待(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21]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22]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23]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24]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25]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26]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27]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28]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29]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弼时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30]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31]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32]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33]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34]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依照规定,杜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35]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36]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37]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38]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39]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40]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41]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42]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43]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44]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

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45]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46]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47]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48]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49]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他在1938年9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年刘作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45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50]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51]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52]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53](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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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4期。

[2]《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286-87。

[3]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4]《谢觉哉日记》,上,页543。

[5]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7。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7]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681。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10]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3。

[1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12]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13]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37。

[1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8。

[15]《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6]《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7]《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8]《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19]《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20]《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21]《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92-93。

[22]《谢觉哉日记》,上,页708。

[23]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8。

[2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7。

[25]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112、114。

[26]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27]任质斌:〈纪念党的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0。

[28]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86-87。

[29]《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562。

[30]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7-28。

[3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57。

[32]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3]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4]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5]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抢救。

[36]修来荣:《陈龙传》,页148-49

[37]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郑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3。

[38]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年1月2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覆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分,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月4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月6日,毛、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月7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页51-54。另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40]《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41]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6。

[4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0。

[43]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

[44]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45]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46]郑建英:《朱瑞传》,页294。

[47]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48]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49]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50]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95。

[51]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3。

[5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53]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1]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周恩来称不上是理论家,至于康生、任弼时、陈云等更是与「理论家」搭不上边,在毛的眼中,领导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论眼光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1941年后,刘少奇似乎进入到一个「理论喷涌期」。他在盐城的华中局党校开始频频作各种大报告,他不仅谈「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也谈党内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刘少奇甚至学起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谈论起「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及「人性善恶」等抽象命题。从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和角度看,刘少奇的大部分观点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党校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报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大谈中共应坚持「三民主义」。刘在「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中还发明了「封建阶级党性」的概念。[2]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观点,因此,即使刘少奇颇具理论水平,但中共党内真正的理论家只能非毛泽东莫属。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的千馀人。现在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绶。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返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3]在毛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似乎担心这个说辞会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这可能也是搁置「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再明显不过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曲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刘少奇写道: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4]

朱德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5]

彭德怀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6]

陈毅充满激情地写下他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

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他还说:

因此二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

陈毅对刘少奇也作出高度评价,他说:

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7]

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称颂道: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视野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8]

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9]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
[10]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1]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12]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邓发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13]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4]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15]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16]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7]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18]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层干部对毛泽东的赞颂,从1942年后,日益形成风气,不管是在延安的领导干部,还是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每逢重大纪念日,照例会撰文鼓吹毛泽东一番。但从毛的角度看,这一切并不完全说明中共领导层已对自己心悦诚服。写文章、作报告赞美、称颂毛固然很好,但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结合实际——也就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既往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来进行检查反省,进而彻底否定原来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从毛泽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名正言顺,即通过检讨党的历史——「学习路线」,明确何谓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何谓「错误路线」,进而联系领导干部的个人实际,对号人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领导干部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阵地,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灵魂和精神方面,毫无保留地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借讨论中共历史问题而树立自己权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因王明表示异议,会议于10月暂停。紧接着,毛正式在全党鼓动反教条主义,中间穿插了批判王实味,召开整肃文艺界的文艺座谈会,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领导部署审干反奸,继而在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正式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教条主义宗派」早已溃不成军。但是,上层斗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除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未被触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贯彻、实现毛泽东整肃中共上层的意图。

毛泽东指令召开的这次会议,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参加者却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在延安的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及来延安的一些大区领导人,计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西北局及各大区领导人:彭真、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毛泽东开宗明义,宣称要打倒「两个宗派」,一类为「教条主义宗派」,另一类为「经验主义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切人点是1938年中共长江局所犯的「新陈独秀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引向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19]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20]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21]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22]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23]从此,王明、孟庆澍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

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强势进攻下,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几个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只能按照毛泽东开的方子,对号人座,分别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签,进行自我谴责。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识别标签并不难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直言不讳道,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大宗派来实行篡党」,除了他和刘少奇,其它的人都拥护王明、博古的路线。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24]
——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休想逃脱。这样,凡是与王明、博古渊源较深,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皆属「教条主义宗派」,而曾经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则属「经验主义宗派」。某些领导干部则身兼「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双重特征,如刘伯承等。毛泽东张起的通天大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都一网收尽。

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25]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26]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27]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28]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29]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30]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德怀,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须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31]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32]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33]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34]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35]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毛泽东又颇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怀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馀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德怀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在1943年4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德怀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了严格的白我批评」。彭德怀还回顾了他对毛泽东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后要向毛泽东学习。[36]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德怀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德怀的威望,毛泽东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毛泽东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37]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38]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39]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德怀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德怀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德怀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40]由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泽东放过。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德怀的检讨是「勉强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确实非常了解,彭德怀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41]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泽东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德怀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当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德怀的目的初步实现后,[42]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怀,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在毛泽东要整肃的干部花名册中,除了彭德怀之外,陈毅是另一个需要「补课」的高级领导人。1944年3月,陈毅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这是他自1934年与中央分别后,十年来第一次与昔日的同志会合,但是陈毅来延安后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943年10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领导层,就陈毅在红军初期与毛泽东不和的旧事,对陈毅展开斗争,饶漱石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1929年刘少奇即与饶漱石相识。当时,担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曾陪同刘少奇同去哈尔滨指导工运。刘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极重个人渊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刘逐渐将历史上与其有旧谊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边,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刘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饶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两职。饶漱石在三十年代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无论从党内资历和贡献看,饶漱石均不能与陈毅相比。刘少奇在新四军依靠文职干部出身的饶漱石掣肘陈毅等,这一切当然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打击当年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陈毅。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恐,显然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的明谕或暗示,饶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对陈毅开展批判。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显地袒护饶。毛向陈毅明确表示,不愿听他谈与饶的争论,实际是在等待陈毅主动作出自我检讨,也就是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之前委书记的错误。为了当年这一「过错」,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肃AB团」的镇压中,毛泽东的亲信、红一方面军肃反负责人李韶九准备对陈毅下手,陈毅对此已有预感。不久,陈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团」,刚好被路过的毛泽东发现,才被救下。以后,毛泽东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陈毅才知道自己已无生命之虞。[43]1932年初,周恩来抵中央苏区后,陈毅受冷遇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周恩来为了安抚毛泽东,没让陈毅重回红一方面军,陈毅仅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远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时隔十年后,对于毛泽东的冷淡,陈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陈毅难抑心中的郁闷,多次向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解释当年红军内部争论的内情,并且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陈毅性格豪爽,认为十年不见的毛泽东确实比其它中央领导人高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事实。陈毅并努力去发现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贡献,1942年陈毅远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时就发表文章,满怀激情地称颂毛的创造不仅对全民族具有伟大意义,甚至还可供其它各国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参与起草七大军事报告的过程中,陈毅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且相应批评红军时期某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时,一些被陈毅的报告所触及的军队领导干部,「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44]

毛泽东对于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怀,陈毅对于毛泽东显出尊崇、信服的态度。毛认为陈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则城府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信任陈毅,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当薄一波前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时,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45]他们者,毛泽东、刘少奇也。毛、刘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陈毅返回华中,然而陈毅硬是不表这个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去东北,并陈述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陈毅的要求却不被毛泽东、刘少奇批准。毛命令陈毅前去华中,党内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仍在饶漱石之下。毛此举除了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互相牵致,也还有疑忌陈毅的另一层涵义。是故,1949年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只有华东例外,由饶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还策划召开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的宗旨只有一个:检查历史上谁反对毛泽东,谁支持毛泽东。在这类座谈会上,一些原党和军队领导人,如邓发、朱瑞、杨尚昆等均受到与会者的批评。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些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被戴上「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帽子,遭受指责和冷遇。

毛泽东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一路凯歌行进。现在,毛泽东在心理上已彻底征服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前为左倾机会主义性质,已被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检讨,下一步就是通过正式的会议,将这些用党的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毛终于决定召开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预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

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46]会议作出决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
——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不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47]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党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根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48]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讨论」。[49]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50]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馀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51]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52]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53]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54]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

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

周恩来位居第三,

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

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55]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56]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57]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58]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会作发言。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根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59]——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

4、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6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年末瓦窑堡会议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来到延安。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陈赓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60]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连,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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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培元:〈论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

[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57-58。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4-35。

[4]刘少奇:〈肃清党内盂什维主义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1。

[5]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

[6]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4-15。

[7]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8、12、11。

[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2;另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页321。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9。

[10]陆定一:〈为什么整风是党的思想革命〉,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3。

[11]王稼祥:〈中共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12]博古:〈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0。

[13]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

[14]艾思奇:〈《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请毛泽东思想〉,页21。

[15]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16]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7-38。

[17]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的演讲〉,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18。

[18]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页163。

[19]《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20]《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2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6-47。

[2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23]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2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9、290。

[25]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26]博古虽然在1943年9月后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作了检讨,但仍未被毛泽东放过,毛在1943年12月28日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将王明、博古捆在一起鞭打,该电报对王、博均不称「同志」,并说「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博古当时境况的险恶。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9。另参见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453。

[2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2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2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6。

[30]〈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43—1944),第14册,页142-43。

[31]《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2]《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3]《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4]《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5]《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6]《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7]《彭德怀自述》,页238。

[3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页14。

[39]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07。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40]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68-69。

[4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69-70。

[42]1945年彭德怀对薄一波说,他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页367。

[4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60-64。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4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23。

[45]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141。

[46]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2年11月17、18日),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96。

[47]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36-37

[48]任弼时:〈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炮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10月。

[49]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120。

[50]在1945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没有点王明、博古的名,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历史决议〉再作修改。点出王明、博古名字,作为附录收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至人们长期以为王明、博古在1945年〈历史决议中就被公开点名批判。

[51]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0。

[52]数十年后的1968年,王世英因「刘少奇叛徒案」,被康生、江青等折磨死于秦城监狱。

[53]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1。

[5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22。

[55]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56]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57]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页15-16、8-9。

[58]《彭德怀年谱》,页297。

[59]参阅杨立:《带刺的红玫瑰花——古大存沉冤录》,页32-34。

[60]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75。




初版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轮泄榭鲆嗍钦庋P轮泄愠霾磺畹恼味氛捌涠陨缁岬墓惴河跋欤刮也恍业毓绲毓刈⑵鹱约翰挥Ω萌ス匦牡氖虑椤?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
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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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科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伯钊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李伯钊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维汉选集》编辑组编:《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李富春选集》编辑组编:《李富春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

《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

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

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

《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杜,1991年)。

《周扬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武衡主编:《徐特立文存》(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胡乔木文集》,1一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994年)。

《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张闻天文集》,第1一4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995年)。

《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5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陶铸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雪峰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国防部新闻局」编印:《共匪反动文件汇编》(文化教育)(无出版时期、地点)。

「国防部新闻局」编印:《共匪反动文件汇编》(社会运动)(无出版时期、地点)。

《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华东水利学院《革联》编:《毛主席论教育》(南京:南京大学八二七兵团教改办公室材料俎,1967年)。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新闻工作文集》(北京:解放军报社,1979年)

《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翟作君、邬正洪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菅萃(1911—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4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

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7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

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史料》,上、中、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韩劲草主编:《安子文组织工作文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

《薄一波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苏维埃中国》第1集(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

《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三 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

三画

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期。

四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组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金立人、李华、李小苏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1919——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现形》(无出版地点,爱国出版社,1946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5年)。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杭州:杭州大学新闻系翻印,196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苏井观传》编写组:《苏井观传》(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1年)

《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尹均生主编:《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尹骈:《潘汉年传》(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

尹骈:《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

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印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1999年)

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王首道:《怀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王秀鑫:〈对1949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信的评述〉,载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王实味等着,沉默编:《野百合花》(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苏)瓦·崔可夫着,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

五画

甘棠寿、王致中、郭维仪主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俄)尼·费德林着,周爱琦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美)尼姆·威尔斯着,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苏)弗拉基米洛夫着,周新译:《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美)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证:《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的年)。

本书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六画

《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回忆邓子恢》编辑委员会编:《回忆邓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向青:烘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朱镜明:《李达传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陈裕年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

(美)伊罗生着,刘海生译:《中国革命的悲剧》,东亚丛书第11种(香港:和记印刷有限公司,1973年)。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匡亚明纪念文集》编委会褊:《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载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6期。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笔记(1942——1952)〉,载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6期。

(苏)托洛茨基着,王家华、张海滨译:《论列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苏)米·伊·巴斯马诺夫着,苗为振、陈永秀、阎志民译:《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七画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

李天民着,邓锦辉等译:《刘少奇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记我的父亲李锐和母亲范元甄〉,载《开放》(香港),1997年12月号。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

李辉:《李辉文集·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李锐:《怀念廿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锐:《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李樵:《徐以新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志平编:《历史不容歪曲——评〈项英传〉(南京:无出版单位,1997年)。

沙汀:《沙河自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

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

宋晓梦:《李锐其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八画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金观涛、刘青峰着:《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杜,1993年)

范青:《陈昌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林渠传》编写组编:《林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周森:《马海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年)

《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

九画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胡风:《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

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成都:无出版单位,1998年)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十画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马洪武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

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苏)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着,朱希渝译:《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唐有章口述,刘普庆整理:《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瑜编:《零落成泥香如故——忆念潘汉年、董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

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济南:山东昼报出版社,1997年)。

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高华:〈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号。

高陶:《天涯萍踪——记萧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美)莫里斯·迈斯纳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苏)索波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着,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美)埃德加·斯诺着,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十一画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陈永发:〈延安的整风、审干与肃反〉,载《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陈荷夫编:《张友渔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陈绍畴主编:《刘少奇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年)。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张积玉、王钜春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

郭华伦:《中共史论》(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

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十二画

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苏)奥·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强晓初等:《延安整风回忆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编:《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扬帆:《扬帆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年)。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着,方光明、商亚南等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

十三昼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董边、坛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

杨中美:《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香港:奔马出版社,1989年)。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

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杨尚昆等着:《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物,1997年)。

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辑。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苏)M·C·贾比才等着,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雷云峰等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着,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十四画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日)对马忠行着,大洪泽:《托洛茨基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郑异凡:《天鹅之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十五画

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

《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蒋祖林(丁玲之子):〈胭脂河畔〉,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邓言实编:《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十六画

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杜,1989年)。

萧克、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苏平着:《蔡畅传》(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

薛里:〈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穆欣:《林枫传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

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载《中华儿女》(国内版),1998年第10期。

《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十七画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戴向青、罗惠兰:《A8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

(英)戴维·麦克莱伦着,余其铨、赵常林等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谢觉哉传》编写组编:《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1年)。

(苏)谢·列·齐赫文斯基,程骅之等译:《我的一生与中国(30—90年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十八画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韩厉观、陈立平:《华克之传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编:《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十九画

《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编:《谭震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怀念林伯渠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李援朝、黄元等译:《让历史来审判》(续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着,彭卓吾等译:《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二十画以上

顾行、成美:《邓拓传》(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

四 报纸、期刊

《二十一世纪》(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文献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共产党人》,1939—1941年。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亚互代史研究)编辑部)

《解放日报》,1941—1945年。

《解放周刊》,1937—1941年。

《新华日报》,1938—1945年。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华文摘》(北京: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所)

《党的文献》(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党史通讯》(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五 英文论著

D。dApterandTonyS。oh:RcVo上ut:uZ上上ary上j上scou。c。19ao’sRcpu8he(Ca198r1d9e,19ass.:HarvardUruvers上ty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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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r《Se上den:h。Ycnan119’v。Rcvo上utR7上上111上vC1a(Ca198r1d9e。19ass.:HarvardU19vers1tyPress,1971).

正之pO1上(量pC:ThCE19C1Pt上上CCO119aO19.19aOTsTsC-tun9ChnPo-yandtheSearchforCh。cscHstory1935—1945(Starfofd,Cahfor上:上上a:StanfordU19vers1tyPress,1980).

Ro9erFa上1上rotandRe191《auffer:The上J上上H上cscSecretServ1ce(上Ondon:Head上1neHouse,1987).

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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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五 10月 02, 2020 1:40 am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



目录

版权声明
献 辞
本书题解
内容简介
作者声明
作者简介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中文版自序
美国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
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

导 论 革命与复辟

引 言
第一章 革命与复辟
一 革命与民主革命
二 复辟与专制复辟
三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二章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导论注释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二 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覆亡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历史意义
兼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人民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与复杂性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世凯、张勋公然复辟以“护国”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由来和性质,原则和失误
—— 兼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批判及否定
四 国民党亲俄派(左派) 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兼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一 建成革命军事力量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中共篡权
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 兼析政治谎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五 领导北伐成功、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兼论 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

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继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运动的继续
二 围剿中共武装叛国为继续“护国”所必须
三 国民党“一党训政”是走向宪政的应有历程
四 中华民国于外患内忧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1927—1937)
兼论 孙后领导和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 —— 蒋介石

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和破坏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三 蒋介石决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四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五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行成、决策与贯彻
六 国民党坚持英勇抗战是血写的史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 兼述除中共以外原各派军事力量的共同浴血抗战
七 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艰苦抗战时期的民主建国成就
兼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一 民主进取和专制反扑的一场残酷较量
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三 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
四 国民党腐败的由来、性质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
兼论 20─40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第八章 中国的民主过渡首先在台湾走向成功
一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 —— 坚守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
二 威权总统恢复训政 —— 保卫了台湾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
三 民生主义追求实现 —— 推进了台湾全面民主化进程
兼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结 论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上卷总注释

下 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二 苏俄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的三大阴谋战略
三 苏俄指使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兼问 谁是反动派?

第二章 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一 苏俄命令中共从武装叛乱走向武装叛国
—— 兼述中东路事件和苏联对我国的大规模武装侵略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 
—— 兼述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策和中共苏维埃国的性质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共同特征及主要区别
兼问 是谁“里通外国”?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 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 毛泽东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 兼述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真相
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理论、谋略和行径
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兼问 是谁“摘了桃子”?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
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三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四 中共打赢内战的五个关键手段
兼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第六章 中共全方位复辟专制制度
一 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在形式上的复杂化和性质上的极权化
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专制统治
三 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而建立严密的权力结构
四 中共为强化专制统治而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
五 中共为维护专制统治而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
六 中共全方位专制统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组织路线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统治下的经济制度即权力经济
八 中共残酷的少数民族政策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九 文革 —— 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 和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 毛泽东时代
兼问 “左”祸还是“俄”祸?

第七章 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与极端发展
一 中共十年改革的动因与理论、步骤与内容、成效与困境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禁区、死区、后果及专制改良本质
三 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
—— 兼述八九民运发展和变化的四阶段
四 清政府改革、邓小平改良与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兼论 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与改良的应有关系

结 论 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总 结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

下卷总注释

后 记

主要文献和参考书




献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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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用智慧与痛苦、鲜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书
主题的 —— 中国大陆人民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共和制度的创建者,现代中国的开拓
者,和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领袖 —— 孙中山先生

领导了北伐,统一过中国,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奠
定了台湾民主繁荣基石的民族英雄 —— 蒋介石先生

一百年来为推进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而前仆后继、万
难不辞的 —— 所有先贤和先烈们


本书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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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本书作者怀揣着一个明确但是危险的答案,一个历经十数年不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获得的重大成果,和数十万字已经整理好的研究资料,离开了故土,告别了亲友,来到了异国他乡,为的是要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来完成他的著述,来回答历史的种种诘难,来证明 —— 谁,才是真正的 —— 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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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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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新中国》一书是在对世界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新探讨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回顾和总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不仅从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对新中国 —— 中华民国,一再遭遇国内外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扑和颠覆的艰难历史,予以了清晰的论述;还对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长期命令和直接指挥下,对中华民国实行造反和夺权的行径,及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事实,予以了明确的论证;特别是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所进行的澄清,不仅是对中共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对费正清中国现代史观的深深责难。
  《谁是新中国》一书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作了极为严谨的辨析之后,指出,辛亥之后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与欧洲前专制国家的民主过渡历程并无二致,为民主过渡的必然历程所使然。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国民主统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与中华民国前途的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但又深入浅出、说理绵密。既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论辩风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后,曾应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学和各地侨界作系统讲演,其所一再产生的轰动效应,已经预示着这部崭新的“中国现代史辨”,将使读者和学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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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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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 摘自作者自序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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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中国安徽巢县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生于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大陆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六四”之后曾数次上街游行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并愤而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嗣后,曾两度应邀赴北美讲授“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新文学”。一九九四年春,赴加拿大担任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同年底,应台湾《联合报系》的邀请,赴台作访问研究。一九九五年夏,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担任访问学者,翌年二月被哥大聘为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一九九七年复担任哥大访问学者。
  辛灏年先生曾于中国大陆出版十余部文学历史著作,具有广泛影响。一九九四年来北美后已发表中国现代史专论近二十篇,并应邀在美、加十几所大学和各地侨界讲演“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系列五十场,次次引起震动。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指他的思想和理论,“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谁是新中国》一书就是他积十数年研究才终于完成的历史学新着。书名为许多旅美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建议。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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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灏 年

  我从未有过做史家的愿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强烈,其愿望仍在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已。我一边读史籍,一边进行小说构思;一边收集史料,一边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为了做好写作长篇历史小说“辛亥之后”的准备,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就在读历史已经越来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经令我感到苦恼的日子里,却欣逢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国民党抗战”的热潮。这是因为,中共要借“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对台湾施以新的统战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为抗日烈士,从而破天荒地为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禁区,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先出版了《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为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树碑立传;广西电影制片厂趁机拍摄、并短暂放映了历史巨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表现了国民党官兵血战倭寇的英雄气概。此后,一批于苦心“包装”下的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著作的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万种纪实性历史文学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长河溃决,一发而不可收。中国大陆民间由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反思运动”,后来更因“默契”而将这一场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推向了对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予以再研究和再认识的历史阶段……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已经被迫利用“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必须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须重新认识辛亥之后历史的曲折发展。不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被推翻的专制势力和专制制度的企图复辟,甚至实现复辟,应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指出“既要毁灭过去又要重复过去的农民革命,乃是通过革命形式来实现专制复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手段……”。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率先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自述,题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温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教,将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遗书重新公之于众。
  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等出版的数种《蒋介石传》,已经在必要的包装之下,不仅肯定了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战争和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功绩,而且把对蒋介石先生的再认识,深入到了“除反共以外”都应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数十部之后,又出版了《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将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抗争,北伐战争的性质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异乎往常的论述……
  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已经明确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场保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并对蒋介石先生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和亲自指挥抗战直至胜利的不朽历史功绩,从未有过地予以了大胆歌颂。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著《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已经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如何积极准备抗战,如何坚持领导抗战,如何在残酷的卫国战争中艰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真相,包括宋美龄女士对祖国抗战的卓越贡献,均作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和论证。
  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及。”作者还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明白地说道:“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国大陆一批孙中山研究者的长期诉求和艰难努力,《孙中山全集》终于编成出版。编纂者们决心要让中国大陆人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孙中山思想”的现实要求,已经基本上得以实现。
  同年十月,两位民运人士在中国大陆冒着再度坐牢的危险,公开向海外发表《双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定》的民主建国原则上去,并大胆宣称:“谁给了人民民主和自由,谁才是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陆的著名画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锷教授,在各自倾心费时数年和十数年之后,终于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画《国父》与巨幅油画《地狱河》(系列)的创作。前者对孙中山先生艰难的民主建国历程和民主建国理想,进行了高度的历史概括;后者则对毛泽东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统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其价值,其意义,又何止于几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亲身参预了十年历史反思的本书作者,终于在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赴海外实现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系统性澄清,艰难地完成了《谁是新中国》一书。
  …………
  显然,当初仅仅为写小说而着意研究历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不觉地转变着。我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痛苦的责任感。虽然深感危险,却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欲望。尽管一位前辈早就告诫我说:“研究中国现代史,你会很痛苦。”是的,当你在儿时就已经让一个胜利者的欺骗和谎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后,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剥开谎言和欺骗,并追求事实和真理,这种裂肤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诚然,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一个公正的立场。非如是,便不能有对历史的公正判断。但是“公正”从何而来?答曰,来自一个共同的标准。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就不可能再有所谓公正的立场。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任何社会力量、任何政党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和判断时,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同样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具体的说,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判断而言,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和诘难……
  我开始沉浸在陈旧的历史资料里,意在扫尽尘封和揭开伪装,追寻真实和真迹;我更沉浸在新鲜的历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开无奈的包装,寻找真话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完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为我的“现代史辨”奠定了历史事实的基础。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不是要对那些“念歪了经的和尚们”,证明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天堂”,而是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个“天堂”从来就是子虚乌有。
  我再次拿出时间,第三次学习西方哲学史,对自己在别人“造反”时代所写下的数十万字哲学笔记,进行清理,努力于弄懂西方思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关系;更从对西方近代史的再学习入手,尤其是在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之本质的理解中,去探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是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之反动的崭新认识,以认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鼓吹专制复辟哲学的本质。
  我所从事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乃是对已经“约定俗成”之社会科学概念的清理,诸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对于美学的多年爱好和研究,曾使我发现“澄清概念”的异常重要性。更何况马克思的幽灵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学的名义包装了大量的传统造反思想;更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改造了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因而,每当我们批判起来的时候,盖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会使我们的批判总是落入敌手的“圈套”。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获,还是革命与复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认真地考查了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并在详细地研究了各国民主革命史基础上,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因此,如何认识民主革命的反复历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如何认清专制复辟只是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以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终于成功的历史标志,就不仅成为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而且成为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而亟须加以研究和解决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仅因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艰难、反复、曲折的进程,和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兴衰败成的历史,乃与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民主过渡的历史并无二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我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与以孙中山先生为历史领袖的中国民主革命 —— 即中国国民革命接轨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彻底地陷入了,但也从此获得了解脱。因为,由历史的真情与假象交相反扑所刮起的风烟,和由历史的沉冤与奇冤所迸发出来的血泪,不仅正在让我的心为他沉思,为她愤怒,为她长嚎而当歌、扼腕而叹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净化着我的灵魂,更把我从专制文坛的名利场和正在腐化的现实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我宛如一个正在受洗的痛苦灵魂,开始遨游在现代中国是非交错、真相不明的历史烟云之中,踟蹰在传统中国农民战争志在改朝换代的的历史战场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去与那一个“幽灵”对话,一起探讨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尸还魂”的原因,指斥它只能在东方扼杀生灵、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然而,我写的却是一本“不识时务”的书。
  说它不识时务,一是中共向来自榜是新中国,并诽谤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二是在今天的台湾,已经有人连中国的国民党都不想做,连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都想抛弃,连中国都不想要了。三是近年来虽然中共在大陆正一天天地烂下去,但它于海外却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来……04 因为连一家著名的台湾背景报纸,都在用中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一句“语带嘲讽”的话,劝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以赞赏的口吻来报道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历史的趋势”。05
  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对于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再认定和再继承,对于蒋介石先生历史功绩的再认识和再肯定,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再认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新中国 —— 中华民国重新获得全民族“共识与认同”的前提之下,再“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以最后地完成孙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以尽快地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进步,以尽可能地减少民主进程中的流血与混乱,以及早地将中国大陆重新推向正确的民主建国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之上,志在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否则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台湾,当某些朋友连中国和中华民国都不想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为何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们,竟能够冒着危险去澄清历史和纠正历史,并且在已经持续了十数年的历史反思运动之后,开始推动起了一场历史性的“认祖归宗”运动。历史的明鉴是,罗伯斯比尔和他在圣·玛丽街修道院的共和主义英雄们,虽然被敌人送上了断头台,但由他们所创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共和国统,却在历经了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的残酷较量之后,获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诞生的俄国临时民主政府,虽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推翻,但是,遭遇了长期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俄国人民,却终于推倒复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创建的民主政体,直至完全归复了她的国歌、国旗、国体和议会形式。近现代世界许多前专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无不经历了这一共同的艰难历程。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伟大的辛亥革命所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八十余年来,虽经几起几仆,但在历尽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之后,特别是在终结了中共于大陆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必将迎来她国统和法统的再传承与再发展。因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因为已经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人民,今日确已、或正在认识到,中华民国,才真正是全中国人民的“新中国”。因为作者和他的许多大陆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历史反思之后,已经能够明白:一个曾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对前苏联各族人民实行了七十四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苏共,都非但不能代表“历史的趋势”,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内分崩离析,那么,由那个在中国大陆实行了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却非但至今不能统一中国,并且早已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历史趋势”,说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罢了。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也只能象前苏联那座专制复辟统治的堡垒一样,将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终地土崩瓦解。
  诚如黎安友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台湾。我们是为了大陆,是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因为一百年来,东方专制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民主列强亦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因为,八十余年来,中国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革命和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所坚持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她少年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她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来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智、尽力。
  国中另一位前辈亦曾对我说过,“历史是有情的”。那就让有情的历史来还报我们这些有情的人吧。因为我们理解了历史,历史想必也会理解我们。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注 释
注一:高尔品:《少夫人达琳》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觉上述历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统治危机之后,曾数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其理由便是“这些著作公开了不应公开的史料,过度地美化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反面人物正面写”。
注三:这两位民运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刘晓波先生。
注四:近年来,虽然中共政权日趋腐烂,人民反抗日趋激烈,但在海外,对中共的新闻、“学术”和舆论却常常是“一片大好”,甚至是“越来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解读辜江会和融冰之旅”,称:联系到国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两手策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辜振甫随即在北京呼应,钱其琛的回应更见坦率,即两岸外交战场的消长,乃是潮流所趋,“台湾国际空间愈来愈小是个趋势,中国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台湾外交部的讲法,完全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台湾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邦交国会越来越少”。如果说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么挫折,钱其琛当着辜振甫讲的这番话,应该是一记重击。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钱其琛以外交战场的消长证明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评论“自有语带嘲讽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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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
  这本书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
  辛灏年先生一九四七年出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如同他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文化大革命曾中断过他的学业,还有他的梦。他也曾挣扎在生活里,却坚持自学和写作,不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学者。
  自一九七六年以来,辛灏年先生出版过十多本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发表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他如此成功的写作工作,使他很早就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安徽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并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一级作家职称(教授级)。一九九四年初,辛先生被北方一所著名大学聘为教授,但是他尚未到任即应邀去了加拿大,担任了多伦多大学的访问学者。
  多年前,在他为写作长篇小说《辛亥之后》而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历史之初,辛先生发现现存的历史著述里迷雾重重。从此,他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这个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努力钻研和解读现有的研究著作,并设法去接触、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许公开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怀着兴奋的心情,热切地关注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和民间,因偶然的机遇所发动起来的历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为着揭开历史问题的症结,而对他在年轻时代曾独自学习和研究过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欧洲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这就为他在理论上探讨和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发展和反复历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学识基础。
  后来,辛先生终于能够把他的思想用于写作上了。我们很荣幸能够恰逢其时地聘请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并因校长的特别批准而聘请他在东亚所担任过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
  在哥大,辛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本书的写作,每天工作长达十数个小时。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写到纸上以公之于众的使命。即使这需要他花费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部如今已经在读者手中的著作。
  虽然他的著述基于非常广阔的研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辛先生对于主题的处理却体现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的中国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独立学者的风格。他希望能够识别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帮助推进民主进程的演员们,和那些曾破坏与阻止民主进程的演员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说的“正名”。即:什么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 他认为这只能是纯粹的独裁。相反,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与那些具有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们,那些总是谴责蒋介石遗弃了孙中山价值的历史学家们区分了开来。甚至辛先生还争辩道,正是蒋介石与无数反对者的斗争,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艰难进程。虽然后来他输给了共产党,那是因为孙中山和他自己的错误策略所致。当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还是由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
  辛先生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指明真相,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推动这个国家在未来走向正确的方向。
  去年以来,辛先生在完成了本书初稿之后,为了征求意见认真修改,而应邀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大学演讲。从此,他的思想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如今他的书亦已经出版,希望他的思想能够接触和影响到更为广阔的读者们。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唐若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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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幼田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汇聚。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结。
  某君曰:“史是明镜,鉴照往事,何能有情?有情则偏颇矣。”其实不然。昔日司马迁作《史记》,在自序中说,因遭李陵之祸而领悟到《周易》、《春秋》、《离骚》、《国语》等名著,都是“圣贤发奋之作”,所以,他要“述往事,思来者”。没有现实的坎坷遭遇,何以有“发奋”之情?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不是在那里的血泪中浸泡过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那地狱般的苦境。毛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九种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睁眼对世界的看法,闭眼对人生的领悟,翻书对历史的见解,心灵对艺术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这个新式的、超过秦始皇的皇帝所规范。不接受规范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处置……。
  伴着血泪的呐喊者,是文学家。
  将呐喊的声音咽下去,而从中华民族过去的发展中寻求答案者,是历史学家。
  辛灏年先生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以发奋之情,盯住了中华民国史。
  他发现中华民国史是一堆糊涂账。
  他发现,中华民国的曲折成败,在于“革命与复辟”,在于“专制和民主的反复较量”。找到了这个立足点,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去俯瞰脚下奔来眼底、又冲向未来的滔滔历史长河。
  他的笔就象拍岸的惊涛声,在讴歌、赞美、肯定;在谴责、批判、否定。他的笔,描绘出了许多早已蒙尘的大量史实画卷,找到了现实的许多来龙去脉。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 辛灏年先生的历史巨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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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义
  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随身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掷,从中共军警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向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场面,体验着屈辱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仅是小说家高尔品,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和学说究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说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负:一部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辛灏年先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是“民主革命史”体系之建构。世界史早已提出了如下的例证:英国革命首尾凡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至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确立民主、自由与共和,血战近一个世纪;俄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苏共崩溃,回归民主,其间腥风血雨也是长达四分之三世纪……这些散见于各国历史的断章残片,通过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原创性的研究而得到了崭新的解读 —— 民主革命的初次胜利,必将招致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草创的共和国体完全可能被旗号各异的专制势力所颠覆;复辟期的专制势力极为疯狂,甚至可能把专制政治推上历史的疯狂阶段;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贯穿着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 —— 辛灏年先生运用全史观念,把民主革命从一个即时性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个历时性的漫长的历史运动,于是,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便上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规律了。一个简练宏大的坐标系就此建立。简洁透彻且具有锋利的力量。曾困扰过几代思想者的某些历史之谜,终于得到解答。最后定稿期间,辛灏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演讲,均引起轰动效应。每当他在开场白中刚刚竖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每当他刚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辛亥革命始的“中国民主革命史”,常常便会有听众恍然大悟地提问:您是说,中共的革命其实是一场专制复辟?您是说,中共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
  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渡过的。同样的,从武昌首义的枪声到布达佩斯街头呼啸而过的起义者的卡车,从格旦斯克海港罢工的汽笛到一夜崩塌的柏林墙,从莫斯科红场上掉转炮口的坦克,到长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的怒火所熊熊燃烧的装甲车 —— 整个二十世纪,同样没有逸出法国大革命照拂的旗影。如果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确实在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奋战不休,那末,我们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来抽象这段历史的理由。众多纷繁混乱的历史事件都在这一体系简单的坐标里安放妥帖,并得到相当透彻的说明。在尚未被纳入体系之前,历史事件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意义不明的“讯息”。一九九二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一篇名为“现代世纪的终结”的演讲中说道:共产主义的完结,不仅结束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形态,而且为整个现代世纪打下了句号。共产主义时代完结这一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讯息,“是一个我们目前尚未完全解读、完全理解的讯息”。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终极真理之地步,但辛灏年的理论,提供了一种言之成理的阐释。
  其次是历史事实的再发现。辛灏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走进历史多少有些偶然。为写作构思一部安身立命的长篇历史小说,他计划掷下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后十年写作。于是奔走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沉没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史料中。他耗时两年,编写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并以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列经典和西方哲学史……在他这种步步为营的进逼战术下,意识形态的藤萝被渐次斩除,历史之林终于被廓清到原生状态。这时,被他征服的历史反过来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烟飞迸血泪,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当代的遍地血污。他抑制着灵魂的颤栗,一改初衷,毅然开始了历史写作。此刻的辛灏年,已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三部小说集,进入了成熟作家的巅峰期。当这样一位人格、才华与思辨能力都极为出众的作家和谎言充斥的历史猝然相遇,撞击与爆炸已势不可免。在经历了漫长的沦辱之后,中国现代史终于找到了它忠诚的守护者和代言人。
  阅读初稿,我同样经历了一次几经脱胎换骨的创痛。在进行社会学写作时,我已疏理过现、当代史,但惊讶和震撼仍阵阵袭来。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物事件的细节每每使我释卷长叹:何至于此!何至于此!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 —— 每一个生活在(包括曾生活在)封闭社会里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不敢轻言知识二字。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部冷静沉重的历史学著作,但敏捷的读者必然会感受到它在现实政治中可能具有的巨大颠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权力的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其一,符合法统,具有法定的传承关系,如传统社会皇位继承的嫡长制和现代社会的普选制。其二,即便是否定了旧法统的暴力革命,也必须以全面制宪、普选加以追认。不解决合法问题,政权就始终处于“产权未定”的争夺状态之中。民主革命废除了旧法统,用普选直接与人民订立契约。共产革命也废除了“旧”法统(姑且不论复辟),但没有一家敢于实行真正的全民制宪,民主选举,权力就没有合法的来源,不得不以刺刀来加以维持。其三,夺权非法,但如果不悖于情理,事情还有回旋之余地。共产政权与第一条明显无涉。虽然中共竭力要从后两条里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据,但端视中共在北伐、两次国共战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和地位,结论便只能是非法,而绝无合法之理。只要认真读了辛灏年先生的著作便知,此处不赘。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虽承认自辛亥革命为发端的民主革命传统,并奉孙中山先生为先行者(虽然实质上加以否定),但在此基础上,倘若不改“中华民国”国号,并将内战解释为革命阵营内部权争,再逐步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就营造了合于法统的假象。遗憾的是,毛泽东却为自身本质和怂恿他“开国改元”者的迷惑,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中共政权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无改元一事,续上法统,后来的联合国席位之争,两个中国之争,又从何谈起?如果辛灏年的理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段专制复辟期,那末,这个被毛泽东“误失”的“中华民国”法统,就可能正是结束一党专政,归宗认祖,存亡绝续之国脉所在。法、英、俄等国莫不于数十年后回到被颠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续法统,再造共和,或可为鉴。我想,这致命的挑战并非辛灏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历史,披荆斩棘,本是为一部历史小说追寻“真实”的足迹。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获甚丰,竟有许多奇花异卉得于料想之外。这正是诚实学术劳动的收获。文学忌讳主题先行,尤忌政治主题先行,想必各类学术亦然。但真实必然杀伤谎言,真实必然向四面八方投射出神奇的评判力。这本来是真实一词题中应有之意。
  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强调,倘若没有大陆学者反思历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言。因为无论这个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于普林斯顿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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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革 命 与 复 辟

引 言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虽曾满怀希望地歌唱道:“秋风啊,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又怎能遥远?”然而,诗人却完全没有想到,即使春天已经到来,冬天的暴雪与寒风,仍旧会不只一次地,甚至会相当长久地肆虐在早春时节,以公然地蹂躏与逐杀一切刚刚萌芽或刚刚苏醒的新生命,直至春雪消融,春草茵茵,即春天的真正降临为止。在中国民间,这一自然现象便被称做“反春”。
  自然界在季节转换中的这一普遍现象,显然可以用来说明社会制度转型期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大趋势和大进程中,也一定会有一个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之反复较量的普遍历史进程。并且,只有历经了这一艰难、甚至是痛苦的历史进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和专制制度本身。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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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复辟

一 革命与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革命一语,某些人虽然深怀恋情或旧情,却又颇怀恐惧或戒心 —— 有的人只因“革了千千万万人的命”,现在才要反对革命;有的人只为“跟着别人革了一辈子的命”,如今已要“告别革命”。在西方,少数享受了革命成果的人在轻松地否定着革命;在东方,许多惨遭过“革命”迫害的人谈革命而色变。因为,在近现代,革命既使世界走向了光明和进步,“革命”又使世界出现了黑暗和倒退。革命使人民摆脱了专制压迫,“革命”又同样能够迫使人民重新置身于专制强权之下。尤其是在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发展中,不仅因革命而推翻过专制王朝,却又因“革命”而重蹈专制黑暗,甚至能使形形色色的专制罪行,在“革命的名义下”变本而加厉,层出而不穷。因而,对革命之一般历史含义,应该如何认识?对不同性质的革命,应该如何加以界定?对一切假冒伪劣“革命”,及其所来与所去,又应该怎样加以鉴别和揭穿?尤其是如何真正认识民主革命与其它形形色色革命截然不同的性质,认识它在推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进程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它推动我们祖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功绩,以及它在推动我们祖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程中,之所以被扭曲、篡改、直至被推倒和取代的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地认识我们祖国自辛亥以来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便历史地和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的肩头。
  那么,革命究竟是什么?
  就它的本义而言,革命,便是“变革天命”,是为了“顺天应人”而更换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便是明例。历代农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称为革命,就是因为它常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变更。而当革命在更换君主与更始王朝的意义上逐渐有所延伸,直至被赋予“社会变革和制度变更”的意义时,革命,便成了社会变革与制度变更的一个普遍历史进程。如果说,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整个历史范畴内,春秋战国时代由分封式专制体制、即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式专制体制、即君主制的漫长过渡,虽具有社会变革与体制变更,即“变革天命”的重要意义,但它仍是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范畴内,专制政治的沿革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到了近代与现代,世界各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不仅具有政治制度变革的意义,而且已经是一场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了。同时,革命一词亦从此被用来形容思想、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科技、产业等一切社会领域的决定性发展和关键性变革。其突进与强进的发展状态,更是常常被人用革命一词以概括之和形容之。英文 revolution —— 革命、突进一词,与 evolution —— 演化、渐进一词的区别,便意在其中。由是,我们就能够给革命以这样一个定义了:首先,革命 —— 不论它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其次,革命还含有迅疾推进甚至 强制推进这一历史变革进程的意义。如果革命确是这两重意义的结合,我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辨析不同性质的革命,和由不同性质的革命所带来的不同历史发展,特别应该考察旨在变革旧专制制度和创建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的意义。
  第一、就社会政治变革 —— 这个最能体现革命本义的普遍历史变革进程而言,革命应有传统型革命与近现代革命之分。传统型革命之最普遍者是宗教革命与农民革命。前者于欧洲较为普遍,后者则在亚洲屡兴屡衰。两者虽然同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儿,但宗教革命却为近现代革命的兴起,留下了历史的先声。或者说,没有中世纪末欧洲人民反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专制统治的宗教革命,便没有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直至民主革命的发生。农民革命虽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铤而走险之举,亦被历史深注同情,“但它仅仅是意在改朝换代的本质,却注定了它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而已”。01 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早已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真理性。至于由封建制即分封式专制体制,向中央集权式专制体制即君主制的过渡,如六国的覆灭和秦王朝的统一,德意志邦国的消亡和第二帝国的建立,日本废藩的成功和天皇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虽深显“变革天命”的意义,但因它们不过是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范畴内,专制制度的自我变革,即自我完善,因而,它才仅仅是专制制度的变更,而非专制制度的消亡,因而才不具有近现代革命、特别是民主革命的意义。
  第二、近现代革命当以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为始。其后,在欧洲,固有十七 —— 十九世纪英、法等国的民主革命,亦有十九世纪为马克思主义思潮所煽动起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十九 —— 二十世纪,在东欧与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俄国,不仅爆发了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而且诱发了共产革命。在亚非拉,二十世纪则成了民族革命,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相发展的新时代。如是,革命不仅叠呈不同性质,不同性质的革命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民主革命带来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制度的诞生;民族革命和种族革命则推动了民族的独立与种族的解放;思想、文化、科技、产业等种种领域的革命,无疑已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与繁荣;共产主义革命则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被迫东渡俄国与亚洲,在一些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重建了现代专制极权统治。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的虽为整个世界创造了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新气象,推动了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有的却为我们这个世界制造了新的困扰和困境,甚至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带来了新的艰难和痛苦历程。
  第三、在上述形形色色革命当中,无庸讳言的是,正是民主革命在欧洲的兴起,才带来了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政治变革。而也正是民主革命在一些国家的胜利,才迅速地推动了自由经济的发展。这一变革和发展,非但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历史范畴内的社会变革或体制变更,不再是专制统治方式的发展、完善或强化,却已经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态、即专制制度和农民的小生产,向现代工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态、即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历史性过渡。因而,它才不是以新王权代替旧王权,新王朝代替旧王朝,新专制政治代替旧专制政治的重复变革,相反,却是以民主取代君主,自由取代独裁,法制取代专制,平等取代特权的真正革新。一言以蔽之,即是要以崭新的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取代陈旧的专制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这,才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定义,也才是民主革命不同于其他任何性质革命的本义所在。犹如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那样:“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归于一个阶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
二 复辟与专制复辟
  何谓复辟?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何在?什么样的复辟才是专制复辟?
  辟,在中国古文字里,即指帝王与帝位。复辟,便是指君王的复位,含有帝位失而复得之意。我国明代中叶土木堡之变以后,被俘还朝的英宗迫使景帝还位与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复辟行为,也是复辟一词原始含义的直接体现。但复辟一词的含义亦逐渐地得到了延伸。第一个延伸,便是指王朝的归复,而非专指某个帝王个人的复位,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复辟。第二个延伸,是指旧制度的重建,或曰旧制度在被新制度战胜并取代之后,又反转来重新战胜了新制度,恢复了旧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六国旧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达了他们要求复辟分封式专制体制的愿望。英、法等国民主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斯图亚特家族和波庞家族不仅要求王朝复辟,而且力图实现王政复辟、即全面归复君主专制制度的做法,实为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典型例证。同时,即便不是由旧君主、旧王朝来复辟君主专制,而是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来归复君主专制,盖因他们仍然是对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复归,所以,亦同样是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不论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还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抑或是由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建立的短命中华帝国,盖因他们都是对于帝制的复归,因而才都是对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至于近现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因革命而推翻了旧君主、旧王朝和旧专制制度,其间,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势、随大流地建政党、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所谓“民主共和”的国家,但是,只要他们在掌权后重新建构专制制度,再造专制等级,厉行专制统治,则不论他们在表面上与形式上为自己装潢了怎样的现代色彩,在实际上都无非是对于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俄国,希特勒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的第三帝国,东欧、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及地区,假共产革命旗号而建立的现代专制极权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专制统治取代王权专制统治的事实,无不是鲜明的历史例证。如是,复辟虽有其不同的层次 —— 君王复位,王朝复归和制度还原等,但说到底,专制复辟就是专制制度的复归,并且不论是在何人、何党以及何种旗号之下。这,才是专制复辟的本义之所在。
三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
  在我们已经清楚革命与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特别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特殊定义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认清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互为反制的历史关系了。因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体对象,便是以专制政权为代表的、企图维护旧专制制度的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相反,专制复辟则是指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重建专制制度。
  幸运的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不仅证明了民主革命的爆发,乃是这一过渡在政治上的重大发端,而且证明了其过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发,才率先为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头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为全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留下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因此,要追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则排斥、否认、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历史功绩,便无论如何于理难通。
  然而,不幸的却是,也正因为民主革命乃是推动这一过渡的重大发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歪曲、诋毁直至公然反扑或变相反对,甚至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为专制势力所战胜。由是,在民主革命爆发后,虽然专制势力的一再反扑甚至成功,并不能够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发和最终胜利,但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态势却因之而形成,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痛苦历程亦因之而出现。因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现出种种艰难与曲折的历史景象。

第一、较量的普遍性与反复性

  举世最早的尼德兰民主革命,虽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织,自一五六一年革命发动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其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竟长达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长老派密谋英王查理一世复辟,而引爆第二次国内战争。只因复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复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的复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并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复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遂宣布复辟。复辟历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先生指欧洲各国的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也就言之不虚。
  民主革命爆发后,迭呈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者,以法国为最。法国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承继法兰西共和国国统,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确立共和国体,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可谓连续不断,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之死,标志着立宪派的得手,拿破仑的滑铁庐之败,则带来了波庞王朝复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虽然埋葬了力图全面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波庞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却依然猖行专制复辟达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虽然战胜了复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路易·波拿巴却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专制复辟之为,并终于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更名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己也因此而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若不是色当一役既使法国惨败,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国一朝覆亡,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认和确立,尚不知还有几波几折。
  尼德兰、英国、法国如是,但凡爆发过民主革命、推翻过专制王朝、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发的西班牙民主革命,虽然诞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03 其始亦与反对法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炽一炉,但是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和欧洲国际专制势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历经五次反复较量,时长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庞家的阿尔丰斯十二实行两党议会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为终。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影响的葡萄牙,于一八二零年爆发革命后,由国王若奥之子唐·米格尔所代表的专制势力,就曾发动三次复辟。虽然一败两胜,胜也短命,却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与复辟一再较量的痛苦经历。
  十九世纪欧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国家如是,二十世纪的德国和俄国,包括东亚诸落后国家,就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了革命与复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艰难的较量历程。德国虽然迟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威风一时,但它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迅疾败亡和德国民主派的轻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专制势力的疯狂反扑。意在德意志复辟帝国的卡普暴动固然为民主力量所迅速击败,04 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专制复辟势力虽然不再公开号召重建帝国,归复君主专制,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下,由要求强化中央集权而成为欧洲最大独裁者的发迹之路,却在实质上将德国完全复辟成了一个极权统治的专制帝国,即“第三帝国”,从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国兴亡的历史悲喜剧。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以逞专制复辟之前,列宁已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于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复“以革命的名义”(列宁语)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对于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质,便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扑民主革命,直至达到专制复辟的成功,并从此敷演了一场长达七十余年专制复辟的巨大历史悲剧。今天,即便是前苏联已经于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还在,心未死”的俄共党人,其复辟的愿望却并没有死绝。05
  至于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她一举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所曾遭遇的较量历程,特别是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甚至是空前的历史浩劫,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与论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来,自从世界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后,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应该说,无一没有经历过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而也只有经历了这一普遍的历史进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体历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地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才会最终地获得确认和确立。

第二、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它附庸的王室、贵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复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为了复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为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复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样是为了复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取王权的复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为止的四百余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复辟的行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产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复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为传统的家长制与小生产,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础 —— 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着足以憾动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带着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历史气息。由是,它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复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复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复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宁的共产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出现了以共产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复辟的痛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产国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复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为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国,正因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复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历史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因为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志。
  其次,即便是在一个为民主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国家,将同样存在着专制思想文化的反扑。某些由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旧帽翻新”而产生的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亦会成为对于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变相反抗。显而易见的是,在俄国,由民粹派所发现的,“俄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共产主义本能”,才为俄国“新兴无产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列宁以共产革命名义实行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专制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国,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武力统一的实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起,才带来了尼采、叔本华“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的应运而生。反之,也正是这个倡导“权力、意志与超人”思想的典型独裁主义哲学,才为希特勒推倒魏玛共和国,和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重建专制的第三帝国,带来了专制复辟的明确思想前提。
  近现代欧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历程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浪漫运动。这个浪漫运动虽然波潮起伏,历久不衰,但是,它作为变革时代欧洲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表现,亦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浪漫运动崇尚个性,反对旧传统和旧伦理的制约,不安于陈旧、刻板、僵死的社会生活,是故,当它在为个性解放而反对专制压迫时,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并曾成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极而言,则因它藐视金钱,厌恶俗务,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而号召返归田园,回到蛮荒,直至走向反对新时代正在形成的进步社会制度时,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时代要求的反面,从而成为专制复辟要求的一个浪漫“回声”。十九世纪后期那个典型的文学浪漫运动便多少具有这样的色彩。至于俄国农民在精神上的代表、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伯爵,在他面对着“洪水猛兽”似的资本主义时,之所以会被吓回到“好地主的庄园”里去;以及那个“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经看到了下个世纪曙光”、即所谓共产主义曙光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之所以同样把资本主义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兽,而亟欲反对之;无非都是还了他们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原形罢了。
  四、来自国际专制势力和某些仅从本国利害考量的国家对于别国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联合围剿。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就曾联合“民主”英国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共同对付法国革命,直至联合打败拿破仑,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国实现王政复辟。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反动君主又在英国支持下,于巴黎结成三国“神圣同盟”,以抵抗、反对和企图扑灭欧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圣同盟”出兵扑杀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圣同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实现了复辟。应该说,自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以来的四百余年间,各专制强国,各国反动君主,不仅对内厉行专制以纷纷杜绝本国革命的爆发,而且对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别国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主以求复辟。此
  虽不足怪,然而,怪则怪在,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民主国家,即“民主列强”们,他们对内虽推展民主政治,对外则推行强权政策,仅仅为了本国的利害而不惜与专制列强联手,以共同干涉和围剿别国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别国的专制复辟势力,以围剿别国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他们虽已“新其貌”、却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高悬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现。然而,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民主发展的艰难困境,便常常与此相关;中国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的反复与艰难,亦有源于此;今日民主的台湾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样与之难解难分。

第三、较量的复杂性

  一、复辟手段的复杂。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当他们自信有力量、有条件推倒民主革命、实现专制复辟之时,他们自然会采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复辟。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公然复辟,以及中国辛亥之后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然而,当之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更因为人民对于专制制度与专制统治的普遍厌弃,而不敢公然推行专制复辟之时,他们亦完全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实行复辟。首当其冲者,便是“假共和以复辟”,即宁愿丢弃王位、王朝之名号,而劫夺专制复辟之实。法国革命期间,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于共和旗号之下一心推行专制复辟的历史事实;都是它典型的例证。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复辟”也无以遮人耳目时,则乾脆打起革命的旗号以逞专制复辟之欲。他们有的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以民族革命压迫民主革命;有的打着宗教革命的旗号,以教权专制取代王权专制;有的乾脆打起农民革命的旗号,来反对民主革命,反扑民主政权,归复专制制度。最时髦的,也是最具欺骗力量的,便是打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以推倒民主革命,复辟专制制度,建立极权统治。
  二、较量状态的复杂。显然,不论是革命要战胜复辟,还是复辟要推倒革命,其间,都极可能出现一种极其复杂的较量状态。如前所说,一是复辟手段的复杂,自然已为较量状态的复杂奠定了基础;二是种种政治力量对于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样会构成较量状态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历程中,不仅存在着坚定的民主要求和顽固的复辟愿望,而且也一定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革命要求与不同层次的复辟目标。诸如既要反对专制、又要维护王权者,形式虽是共和、内容却是专制者,或形式虽是专制、内容却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种种思潮所推动起来的无政府要求,国家主义的呼声,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叫喊等夹杂其间,其较量状态的复杂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国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君主立宪”新政体,拿破仑藉复辟帝制以巩固新秩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又共和又独裁的性质,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两个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大分裂状况,以及北伐成功之后、国家统一局面之下的种种叛乱造反行径,都是复杂较量状态的表现。
  三、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由于民主革命的爆发常常需要历史的契机,如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动了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但也正是种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才导致了革命与复辟叠呈复杂的较量状态。在中国,辛亥前后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专制统治,战胜专制复辟,则必须号召、直至发动反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民族革命,因为专制列强与民主列强在中国专门支持专制势力以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在亚、非、拉,民族革命和种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虽然独立,种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专制统治的泥淖,如菲律宾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苏哈特的专制统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权反对王权以发动民主革命,却反而陷入了更加专制的教权专制统治之中。当然,南非民族、种族与民主革命的交织,却最终地赢来了一荣而俱荣的胜利局面。显然,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虽有可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状态的复杂化,因而又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与困境。

第四、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与复辟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体表现。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种,便是较量过程中的暴力冲突。第二种则表现为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如果说,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间,英国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的反复较量,早已表现在第一和第二次国内战争中,则一七九二年,当法国民主派因国王与王后叛国而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之后,由旺岱农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国六十个郡农民对于巴黎民主政权的叛乱,便差一点将革命的法国变成了复辟的废墟。至于列宁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专制制度,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于俄国国内挑起的七年残酷内战,不知将多少无辜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由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导致的内战与混战,更是长期地使国家与人民陷于混战与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与复辟之较量所引起的国际战争而言,除掉欧洲七次“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以及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别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之外,单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便已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广泛较量,推到了难以言状的残酷境地。由新兴的专制统一的德国和欧洲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在欧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经走向民主进步的欧洲重建专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强大的国际专制势力共同联手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亦同样是向全世界民主进步的的疯狂反扑。至于二战以后,随着东西方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的迅速明朗化,所带来的东西方对抗,亦无非是将无数激烈的较量,隐蔽在“冷战与杀机”之中。而许多国家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主要历程中,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付出的种种牺牲,就更是难以尽书。

第五、近现代专制复辟的共同历史特征

一、实现专制复辟的种种形式与方法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当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公然地卷土重来已经难以得逞之时,其实现专制复辟的形式和方法无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义下,实现专制权力的复辟,或推行专制复辟统治 。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二是假宗教的名义,或在教权的支撑下恢复专制复辟统治。这在中世欧洲曾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 —— 因为教权乃是封建专制权力的最高象征与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现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推翻王权的“革命”及其结果,亦充分说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现代最为危险、亦最具迷惑性的专制复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义以反对民主革命。特别是在共产革命的旗号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名义下,发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传统型农民造反,以达到、或在实际上达到复辟整个专制制度的目的。这种复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即在传统农业社会尚未解体的地区和国家,如东欧和东亚,就曾获得相当的成功。
  四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政党政治”这一政治形式的广泛兴起和使用。虽然,它作为团结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形式,固有其相当的先进性,但是,它作为一种时髦的政治形式,亦为世界许多国家、甚至是专制国家与复辟政权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作为复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极权统治的现代专制力量,便成为近现代某些专制政权、特别是现代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的一大时髦。这种政治形式固为现代所有共产国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产国家将它发展成了利用党权以实行专制极权的最佳形式。

二、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种种手段
  由于任何一个专制复辟政权都是意在维护、修复、甚至是重建专制制度,恢复专制统治,所以,它们在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也就颇多共同之处。
  一是强化专制权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着专制国体的被解体和专制政权的被推倒。因此,专制势力一旦卷土重来,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复、重建专制国体与恢复、甚至强化专制权力,作为其实行复辟和巩固复辟的根本大计。历史的事实是,无不意在恢复和强化专制权力的近现代各国专制复辟政权,特别是在革命名义下实现了专制复辟的苏俄、中国大陆等共产国家,其对于专制权力的高度强化,早已为世所认知。
  二是归复等级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专制等级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会秩序。反之,专制制度之根本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专制等级制度。严酷的等级划分既是专制统治的灵魂,则复辟王朝、或因复辟而建立起来的新专制政权,就一定要归复和重建等级制度,藉以保证专制复辟政体“权力结构”的绝对稳定性。复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义所建立的崭新复辟政权,亦无不以重新划分等级和建立等级制度为其要旨。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如是,苏俄的共产专制制度亦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等级制度,则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专制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厉行镇压手段。专制复辟统治虽是被推翻了的专制统治之再生,实为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参见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因此,专制复辟统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无不“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此其一。其二,专制复辟统治,又是民主革命爆发后,因专制势力反扑成功而恢复或重建起来的专制统治,因此,要人民对卷土重来的专制统治心悦诚服,实非易事。因为此一时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时的人民了,因为人民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其三,即便复辟的不是旧君主和旧王朝,而是以其它名义,甚至是以革命名义实现了复辟的专制势力,正因它们是乘民主革命或社会动乱之机,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们才不仅深谙“革命之所以爆发及其如何爆发”,和“统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们的专制复辟政权。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领袖陈云顽固地反对制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证(参见下卷第七章第三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才不可能不厉行镇压手段,这也是它们欲保住这个专制复辟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所以,当它们一旦为保权和保命、即保卫复辟而行动起来时,它们无疑要比非复辟的正宗专制统治,来得更加的残酷。
  四是强化思想统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并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专制政体,无不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无不以新思想的兴起与滋蔓,和旧思想的消沉与崩溃,作为革命爆发的前奏。英国民主革命固与新教思想的传播关系甚大,法国民主革命则更与“平等、博爱、自由”之民主、民权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休戚相关。中国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欧风美雨影响的历史产物。因此,为维护旧思想,铲除新思想,打击与摧毁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崭新民主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任何一家专制复辟政体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视的大事。因此,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为从根本上杜绝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为彻底剿灭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为专制复辟政权较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就是旨在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一、就时间而论

  革命既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则民主革命便决不仅仅具有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次历史事变的意义,无疑应该是有始有终,并有过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过是法国民主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而已。
  同时,既然在民主革命爆发后,尚存在着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普遍、艰难、复杂和激烈的过程,所以,各国民主革命也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体历程”,才可能走向最后的成功,即民主对专制的最后战胜 —— 她的标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确认与确立。由是,我们就应该将民主革命自爆发到革命的反复较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过程,即全范畴。从而对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有一个甚为科学的界定。这样,我们也才可能对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始与终结,尤其是她的复杂历程,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才能使那些身处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状态中的国家或民族,避免将阶段性的专制复辟当作民主革命已经失败的标志,从而树立民主革命必将走向最后成功的信念。因为,英国民主革命并未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走向失败。法国民主革命更未因波庞王朝的复辟而未获最后的成功。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所煽动起来的复辟炽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国于短命的必然。苏俄与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虽然夺取了反扑民主革命和颠覆民主政体的成功,但是,他们一个已经自我崩解,一个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决心就必然要面临覆灭的命运,无疑已经昭示了:以二月革命胜利为始的俄国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将一定会走向最后成功的历史前途。

第二、就内容而论

  在政治革命领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新社会制度,以确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贯彻与实行。所以,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就是建立和反对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较量。因此,也只有为建立这个新制度而奋斗,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了这个新制度,才可视为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
  在思想革命领域,鉴于不能最终地推倒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与影响,便不仅会给民主革命的发动带来困难,甚至能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造成先声夺人的局面。可以说,任何一家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如满清王朝崩解前对“三纲五常”的推崇。同样,任何一股专制复辟势力,要复辟就必定要独尊专制的思想和文化,犹如“尊孔”便是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因此,革命前的思想发动,即宣传和张扬民主共和的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后的思想建设,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扬弃,一方面则是积极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击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攻;也就成为民主革命之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了。
  在经济革命领域,由于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对专制权力经济和要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结果;由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速度和程度,与自由经济形成的规模和成效,乃是民主与专制之较量往复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努力推动自由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迅速解决农民的问题,即解决土地的问题,就成为攸关民主革命成败,尤其是革命与复辟谁胜谁负的重大环节。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在革命爆发后,能否立即着手解决之,将无疑对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农民在专制势力的诱逼与发动下实行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便实在是不能稍稍等闲视之的。法国农民对于法国民主政权的全面叛乱,西班牙农民对于王朝复辟势力的广泛支持,辛亥之后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所带来的惨重后果,和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正因为在台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巩固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并终于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训和经验,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鉴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论

  显然,在我们一谈及革命的形式问题时,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结束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带有迅速推进、甚至强行推进变革进程的意义,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来推动之和进行之。更何况历史也从未给革命规定某种必须的形式。但是在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发展中,民主革命确实是过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说道:“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为“应当作出牺牲的人和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人的冲突”,并由此将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责任,平分秋色地套在这两种人身上。再次,他显然是无意地抹杀了是与非的界限,而且视革命为一个碟子并不响的把戏,恰恰忘记了由他自己所叙述的法国革命史,已实实在在地把法国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质,叙述得那样准确。
  他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是让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玺大臣巴朗)把三级会议之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则一概排除。”07
  于是,米涅又说道:“这完全是对国民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说是公开的对抗。”08 然而,正是这一无知与公开对抗(公开对抗更准确 ),才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并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后才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流产,同时酝酿了革命的发生:第三等级被迫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便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遂冒雨到达网球场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前,绝不解散国民大会”,并且吸引了第二等级自由贵族代表的积极参加;六月三十日,国王派兵镇压群众游行,无奈士兵竟以高呼国王万岁为手段,拒绝接受命令,国王遂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决心镇压;七月十一日,国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七月十二日晚,国王调集的军队与巴黎的群众发生冲突,暴力镇压终于开始;七月十三日,群众被迫拿起武器准备起义;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残酷镇压而狂怒的群众终于攻占巴士底狱 —— 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无可奈何,也无从避免地被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再将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级会议上,国王同意以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表决政治问题,那么,第三等级便不会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如果第三等级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不曾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便不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冒雨去网球场宣誓;如果国王同意国民会议制定法兰西宪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尔塞调集军队试图镇压,并且不在此时此刻解除内克尔的职务,其后,更未造成国王与军队的冲突和群众与军队的冲突,则群众绝不会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如是,法国革命便既不会采取暴力形式,更不会沿着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个法国革命的历程与暴力形式再也脱不开干系。同样,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宪和君主立宪的宪法制定以后,能够安于他们已得的权力,而不是阳奉阴违,密谋与欧洲专制势力联合,以拼命摧毁法国革命,并决心反攻倒算,国王和王后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近现代各国所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无一不是专制统治者“逼上梁山”的结果。并且,更应该说,近现代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无一不是被专制统治者们有预谋、有计划,和寸步不让、步步紧逼的暴力镇压阴谋及暴力镇压行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发,除掉极少数是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响下,并在被迫革命的形势形成之后终于发生以外,常常都是群众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动机的状态下,因为遭受暴力镇压而群情激愤所致。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菜市口的刀光剑影和人头落地,孙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弃”;如果没有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没有俄国共产暴力革命发动的借口;09 同样,如果没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则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以及其后的大陆民众,便绝不会“暴动和暴乱”,而只可能继续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方法,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力。这,便是近现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这个真理,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指责革命、尤其是指责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场,建立一个分辩的事实基础。只有明燎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为坚持理性而追求和平与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并敢于在专制统治者的残酷暴力镇压面前,同样能够为坚持理性而维护人民正当的暴力反抗权力。因为在不应该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时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应该、并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时却不敢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则同样是不理性的。
  这样说,自然不是志在号召要用暴力革命来推倒现存的专制制度与专制政权。因为自古“变革天命”便有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当代,波兰团结工会坚持长期合法斗争以结束波共一党专制的历史,东欧共产国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权更替的经验,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交接棒式地和平解决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转换、即过渡的初步成功,这一切无不说明,在我们的时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变而非暴力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从专制向民主的最后过渡,和解决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最后较量,藉以将变革时期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已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具前景的了。它不仅是当代人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养得以提高的一个重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已经日益不得人心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也正是这样两个原因,才造成了专制政体自身的分崩离析局面,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权力人物民主意识的觉醒,或民主素养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作为当代和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他宁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权力,却愿意将民主与自由从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下解救出来,并还给了自己优秀的人民。因此,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彻的证明。因为专制必败,民主必胜。因为人民必定是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最后胜利者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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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如前章所论,随着民主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发展,不仅引发了种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而且导致了不同形式复辟的产生 —— 他们或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复辟之实;或“以革命的名义”来掩盖专制复辟之心;或利用传统农民革命以打击民主革命;或号召一个新的“革命”,去颠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便呈现出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状态。因此,如何识别不同性质的革命及其本质,如何鉴别不同形式的复辟及其危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找出名义与事实的根本区别,便成为民主革命能否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一个重大前提。但要从传统革命和现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复辟本质、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则莫过于“传统农民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家。本章即是对这“两家革命”的由来、内容、本质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讨、分析与论辩。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传统农民革命无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却又最能够与专制复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别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和它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能够促成历代专制统治屡死屡生、周而复始的历史特征,以及它与现代共产革命在思想基础、暴力形式及革命主体力量上所拥有的历史关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们必须予以探讨的重大课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男女在生产地位上的变化,而导致父系氏族逐渐代替了母系氏族,个体家庭亦随之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被逐渐地巩固下来;另一方面,对家庭小生产的管理,直至家庭权力的形成,包括对财产的管理、分配及继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长式”地位。从此,这个由家长式地位所逐渐形成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成了政治与经济管理架构的原始胚胎。此后,不仅传统农业社会之基本管理形式,诸如宗法家长制等均由此衍变而来,并且,由家长制发展起来的,传统农业社会之社会政治形式—— 专制制度,及其发展、沿革、完善和强化,也无不以它作为细胞与雏形。皇帝固为天下至尊的大家长,而“父母官”一语,更是形象地凸显了家长式专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论是分封式的贵族政治、即封建专制,还是中央集权式的郡县政治、即君主专制,只要他们家长制的形式和内容并未改变,则他们作为专制统治的本质便不会得以改变。而企图反抗、反对甚至推翻专制统治的种种欲望和表现,亦只要他们不能最终地推动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解体和消亡,并最终地改变以小生产与家长制“作底”的专制制度本身,就同样只能造成专制统治的自我复归,甚至强化。历代农民革命只能推倒现存专制统治,却绝不会改变整个专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实现“改朝换代”的共同历史现象,早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认知的正确。
  然而,农民确曾反抗过专制统治。农民对于专制统治的造反,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更引起过无数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农民革命却是农民在绝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主动变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与近现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戌卒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盖因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浒传》对于种种“逼上梁山”的生动描写,实在是对历代农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学概括。历代农民造反英雄个个都是“早称王”,即便是“缓称王”,也绝不是不称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农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质。

第二、天命观和大同思想是传统农民造反的思想理论基础

  历代农民革命之所以共有着上述这样一些鲜明性质,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以家长制与小生产作底的专制制度,恰恰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社会政治形式,即传统农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罢了。由是,专制制度以及它所内涵和外涵的种种专制观念,才获得了统治和被统治两个方面的“同一”。诚所谓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加之,在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缓慢的发展与长期的自守维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维系专制统治的要求,一方面则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巨大限制。农民由于被迫长期处于无文化、无思想的境地,还因为观念本身的“简单明燎性”,而使他们世代相沿地接受、并传承了一整套“专制思想和专制政治”的简单观念。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等。这一套简单的专制观念,对于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农民,因能起到“灭人欲”的作用,才会迫使他们甘守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这一整套的简单专制观念,又在农民身处绝境、决心铤而走险之时,反而能够成为他们揭竿而起的“思想动力”。其中最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旗帜者,便是“天命”观。在中国,“天命”虽是历代专制统治者实现统治的依据,却同样是改朝换代的根据。所谓“顺天应人”,所谓“天命难违”,所谓“天人合一”等等,无非是将人间王朝的兴废指为上天的意志。因为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反”。这又是一个“同一”。由是而把统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观念不仅支配了专制的统治者们,也支配了农民的造反者们。是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才需要从鱼肚里剥出一幅写着“陈胜王”的黄绫,以彰示“天命”所归;汉末黄巾起义,也才会喊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之变革天命的呼声,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国十八世纪农民革命领袖普加乔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称“彼得三世”,亦无非要为自己挣得一个“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标明他对于叶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为“天命”所使然。
  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长制与小生产而来的专制制度,在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分配及继承上,产生了严酷的等级划分。二是意在维护这一严酷等级制度和极端不平等社会生活的专制统治者们,常常又剥夺了被统治者 —— 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码条件,尤其是在时难年荒之时。这就刺激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诉求,既表达了诗人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怒和痛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无限期望,就更是表达了诗人对于人间平等的明确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才会在他们的“桃花源梦”里产生对于大同思想的热忱向往;由是,传统农民每遇铤而走险、揭竿造反之时,才会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剧烈地演化成为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理想。陈胜有“苟富贵、无相忘”的许诺。王小波、李顺倡言“均贫贱、等富贵”。李自成宣称“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则将西方宗教的教义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鼓吹起义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天堂里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纪英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曾出现过的“掘地派”农民,便被称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纪在俄国号召到农村去的民粹派们,尤倡言“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在东方,人人都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为传统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块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干脆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来源和巨大革命动力”。 因此,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经成为整个传统农业社会严酷等级观念的对立面,同时亦成了它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才既成为一种思想追求,又成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对于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现实进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动力,更成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马克思要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据。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在东方,由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带来的中国传统农民对于不平等社会的造反和革命,固无一家曾真正建立过“天下大同”的社会;在西方,由马克思所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更只能在东方的落后农业社会,制造出了一个个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级化的残暴专制极权制度。由此可知,这个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而已。这个永恒空想的悲剧,虽在于它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永恒空想的魅力,却在于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这个永恒空想的巨大危险,则是在它一旦成为思想武器之后,所能诱发的原始冲动性和宗教式狂热,恰恰能够激起传统农民的炽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坏力量,甚至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专制复辟的死路,即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全面复归或再生。

第三、传统农民革命的命运、特征和危害

一、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和大同理想虽然是传统农民造反的双重思想动力,然而,恰恰是这一双重思想动力相互间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质,又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历史结局、历史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共同性。因为只要“天命观”作为传统农民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不能改变,则任何一场传统的农民造反,都势必会成为一场“变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农民革命领袖当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实,为旧统治集团中人所利用、所篡夺,并出现改朝换代;三是农民造反革命的失败。”01
  上述三个结局中,以第三种为最,第二种次之,第一种为凤毛麟角。
  并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种结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换代,并不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即农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欧洲,十四世纪之后由封建领主所发动的农民战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战争,固因宗教意识和宗教权力的过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农民战争的性质,从而使得单纯由农民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难有事实可寻;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纯然由农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换代的事实,亦唯有秦末刘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方可作为它的例证。然而,亭长刘邦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意在复辟封建制的反叛,为刘氏夺权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在本质上又是对六国旧贵族企图复辟分封式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击,和对秦始皇“罢分封、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肯定及继承,从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却是有赖于异族统治这样一个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对象,乃仅仅是代表着蒙族贵族利益的元王朝,并不涉及到汉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与汉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渐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为汉以后两千年间的农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话。然而,那个真正贫雇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龙廷,当真做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家乡的民歌里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绩”,却是“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绝唱。朱明王朝,非但没有丝毫改变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这对于农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悲剧结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彻底破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

二、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特征
  既然作为农民革命思想动力之一的天命观念,因农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思想动力,即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归于幻灭,所以,起事之初用以号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号,便立即成了几句空话。为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划定名位和重新划分等级所刺激起来的农民英雄们,对于权位、金钱和美女的追求与争夺,便必然要引起内讧与内乱的发生,而首先从内部腐烂起来。陈胜、吴广的“张楚”毁于斯,太平天国的洪、杨内讧起于斯。做成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兴内讧、杀功臣、灭冤党”,以维护帝位、王权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内讧,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内讧,才将追求人间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毁灭在起事英雄鲜血淋漓的互相仇杀之中。洪杨、洪韦的疯狂内讧过去之后,每逢周末,当洪氏天朝的官员们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讲“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条”时,伫而听之者,已经寥寥无几了。应该说,正是农民革命内讧的必然性,才为农民造反的英雄们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同样,也正是成功后蓄意兴狱和制造内讧,即采取“飞鸟尽、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维护一姓江山,才保证了新王朝的确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统治地位。
  传统农民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对立和矛盾,还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就是鲜明的暴民运动性质。这是因为,是天命观,才给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以要求变革天命的根据,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才给了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帜,因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动人心和号召造反。但是,一方面虽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却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毁灭平等,从而必然造成革命结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径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实现时的疯狂破坏。加之长期专制统治之下,传统农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简单的专制观念,再就是对专制统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对于思想、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及蔑视,也就于不知不觉之中强化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内讧的残酷,流氓无产者的介入及放肆,和农村中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即不仕子们,对于时代、社会、官场和达官贵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种种变态心理及其必然发作,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成为那一帮乌合之众的当然领袖们时,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变成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然而,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造反者的眼里,不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气壮。这无疑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以破坏为能事,杀戮为泄愤,蔑视知识为本色,迫害士人为天职,扫荡天下为壮举等种种暴民行为的根本由来。黄巢攻陷长安后,不仅“搏棰居人索财,号淘物”,而且“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以乱之,捕首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资,宗室候王屠无类”。02 黄死,秦宗权更是“屠老儒,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唯乱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则“勋戚文武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04 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克襄城时曾“擤刖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垦杀成都民于中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05 太平天国洪杨内讧时,韦昌辉竟能率众于一夜之间便杀害杨秀清部三万余众,致使江水变色。然而,毛泽东却说:“农民起来了,好得很,他们冲进地主的家里,连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农村失意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不仅精彩地描写出“农民起来了”的生动情景,而且把农民革命造反的暴民运动特征,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失意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变态,都表现得相当地形象和贴切。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对于那些在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泼皮二流子们 —— 美其名曰“流氓无产者”们来说,07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显然,正是这样一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命”(参见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及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毛泽东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和事实证明。

三、传统农民革命对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于传统农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因而,它才在世界专制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史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由是,传统农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为一场推翻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却在革命的结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前所说,其作为传统小生产和传统型小生产者的“天敌”,既带着工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所散发的新鲜历史气息,又带着足以撼动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乃至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所以必然要遭到传统农民的反对。因此,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当民主革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去及时地摧毁和改变这个基础,甚至还期望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农民也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时,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获得力量的暂时强大,却又因此而完全可能为自己埋下可怕的祸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够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及时地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因为农民的革命家们,他们确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刚爆发时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胜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转来进攻民主政权,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从而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上,又增加了一个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如果这个国家里的传统型农民革命,又接受了为近代西方科学所包装好了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那么,其所能焕发出来的更加疯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质上要求复辟的欲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不仅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个新世界”了。俄国长达七十余年的悲剧历史,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祸延至今的专制复辟现状,以及东欧和亚洲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二战之后因“革命”而重蹈专制厄运的悲剧历程,实已证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性。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提要: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十五忆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记念碑”。

第一、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着,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
  如果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乃与英、法民主革命类似,均先后历经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那么,以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风暴,不仅激发了意大利志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动了匈牙利要求摆脱奥匈帝国奴役和要求解放农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后的德国才迫于欧洲的民主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急于建立一个统一、并且是强大的专制帝国;俄国则为了维护沙皇君主专制制度,才一边要继续强化专制统治,一边又要用专制改良的手段,以预防革命的爆发。
  一言以蔽之,在欧洲,自十五世纪始,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自由经济与封建经济历经了长期和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十九世纪逐步地迎来了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和自由经济战胜封建经济的决胜期。这才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一、国家基础和社会条件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民主主义之对专制主义、自由经济之对封建经济的决胜期,但这并不等于说,十九世纪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全欧洲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全胜期。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有的尚处在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之中;有的则处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复杂多变过程里面;东欧的一些落后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成长中的德国就仍然处在乡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还在苟延残喘 —— 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在她对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研究中指出:
  “德国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着一个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它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
  “那些按照法则经营着自己种植园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拥有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会的圣职授予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通常都将投机所取得的财产和靠传统所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职并且控制着军队。
  “普鲁士有六十七道关税卡,西部各省流通着七十一种不同的货币。 “从拿破仑失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来实现的……但是,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的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虽然农业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发户和手工匠人所打乱的城市社会,人口急剧流动,阶级对立不断增长,这些都为各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手工业者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则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工匠师傅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往往更为保守……工厂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得不偿失……
  “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长大的乌培河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赐予的财富。”09
  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国家基础。它几乎是直言不隐地指出了当代德国的封建性,和封建统治下的德国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敌视。而马克思、恩格斯便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二、个人环境
  戴维·麦克莱伦还在她对“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马克思”、即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中说道: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卡尔·马克思的祖父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犹太教的教职),而他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而在卡而·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中,曾作过拉比的先人一点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出身于中下层家庭 —— 是农民和工匠的儿子。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决心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的职业。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起来似乎还是高尚的……。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伧促从事的人毁灭。
  “他还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样的教诲呢?
  “走进了大学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还指出,大学阶段的马克思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受到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而甘斯已经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下来。正如一度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相互对立,接着是贵族阶级和平民、国王与臣仆的对立一样,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对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着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只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如今这些行会已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劳动者,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逃脱出来,又受到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种状况的方式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11
  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的呼唤。但是,这类“呼唤”,无非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在社会转型期对于正在消亡的旧社会的痛苦呼救,和对于正要诞生的新社会的愤怒指责。是新生命在诞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阵痛,才逼迫其母体所发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这一类的“愤怒指责和痛苦嘶叫”,才又对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们起到了震聋发馈的作用。更何况,这类指责和嘶叫,又是颤响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时,英国的新政体,法国的新国家,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民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的消息,和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复杂及反复较量,对德意志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并且,即便是生活在莱因河谷的德国人,虽因拿破仑曾经占领过,他们也只是对法国的思想和风气仅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况,纵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国自由风尚影响的封建王公大臣们,当他们谈论起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风气时,大不了如同俄国的宫廷贵族们一样,也只将它当作一种时髦和装饰,甚至只将它当作腐烂生活的一块入时的遮羞布罢了。相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正是从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家里,领会到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意识,看到了专制和专制末路的现实,特别是从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夺取权力以拯救人类和重新建立人间天堂的宗教狂热,更在已经弥漫了整个德意志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氛围里,接过并篡改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武器。然后,他们才带着对德国封建主和德国小市民、即所谓德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嘲弄,带着德国宗法制加小生产式的“真正社会主义草图”,被迫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和英国。
  然而,正处在革命与复辟艰难较量历程中的法国,不仅使他猛然目睹了专制制度所留下的“废墟”,目击了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混乱”,看见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所承继的破产、失业、贫穷、劳累等历史“遗产”,以及种种足以令人“伤感”的社会现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其艰难创业发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因此,当他听到法、德工人三次罢工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时,他从宗教里得来的要拯救全人类的强烈愿望,便与他在青年时代早已受到影响、此刻正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拍即合。这就不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欧洲现实发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德国,藉以肯定“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兴无产者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则是批判新兴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左右开弓。换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个批判的理论体系,即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以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开始一场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乃是“行动的哲学”,他才会与“正义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帮会 —— 这些被“资本主义”逼迫破了产的德国传统农民结合起来,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改变了对背叛者必须“处死”的帮规,却将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帮语,改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诚然,正是这样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成长环境,才终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来源,并为造就一位专制主义的新宗教领袖 —— 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信徒们,为了标榜其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性,曾一再地宣称该理论有着三个正宗的来源。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宣称,第一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然而,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来源,而在于马克思是怎样曲解了这些理论来源,然后又是怎样地将它们推向了理论的歧途,并使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成为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从而为那个正在艰难进步的时代,制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乱,直至成为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

一、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共产主义
  应该说,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一个永恒的共产主义天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它不但使人类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和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的“国粹”,亦同样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的“精华”。因此,共产主义一语,如果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横加糟蹋,而仅仅作为人类的一种心愿,一种理想,一种文化和一个梦幻,即使永存人间,也并无所妨碍。尤如失去了权力的宗教一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们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并不在于他们怀有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于由他们所提出来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类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即理论要害,更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制造了人间罪恶的根由。
  由是,我们才能区别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才能判断究竟谁才是善良的空想,谁才是罪恶的空想。即:谁为这一空想的实现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谁又为实现这一空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罪恶。
  虽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切构想,原就来自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要指责圣·西门和傅·立业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的分野点,便是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方法上。圣·西门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进入社会主义,傅立叶则希望劳动者应与资本家联手共同建设理想的社会,而马克思却是一再批判地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同时,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2 其后,列宁因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手段巩固了政权,才会更其强调地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 毛泽东鉴于有失去这个“天堂”的危险,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专政的理论,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进一步“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的专政推向极端,直至对那些敢于在内部同他们争夺权力的同伙,也要实行残酷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样一串革命与专政的理论链条,建立和发展了这个“暴力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革命领袖,所一再宣称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的方法来建立和保护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这个天堂,对于人民来说,不过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间地狱罢了。
  相反,由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资本家与无产者联手以建设人间天堂”的设想,虽然在建造人间天堂上至今仍为空想,但是,却在建设人类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进步和繁荣的经济发展,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以实现。至于在那些因诱发了马克思的共产革命,而重蹈专制复辟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则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乃是血腥空想的历史本质。这一因人类进步而获得的血的教训,才真正是当代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统治已经和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的唯心化
  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自己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合理的基本内核。所谓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无非是指费尔巴哈在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指出这一“绝对理念”无非是上帝的“同意语”之后,乃坚持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类按照尘世的现实创造了上帝,即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一种“反映”这样一种哲学认识。
  然而,马克思又是怎样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呢?
  首先,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间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认费尔巴哈所肯定的物质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这便导致了他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之基本内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所以,为了证明他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乃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尔一样,建立一整套对于人类发展的认识体系,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共产主义追求的“历史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脱掉黑格尔的帽子,换上费尔巴哈的靴子。虽然把黑格尔的“帽子”从天上扔到了地上,却又把黑格尔帽子里的“绝对理念”,硬塞进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靴子”之中,从而将黑格尔所认定的“天上绝对理念在人间有秩序的辩证运动”—— 这个旨在指出人类发展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改造成为符合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由马克思所臆定的“人类五大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正是这个所谓的历史规律,不仅将为他所号召和发动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裁定为实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实现大同阶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颂扬;更为他将新兴的民主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形态论定为必须推倒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前提。
  这个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发展理论,在本质上,无非是要将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的帽子里所规定的世界及其必然发展,变成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靴子里所臆造的历史及其必然发展罢了。其在本质上无非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唯心化、即黑格尔化。尤如“黑格尔把民族看成是传递辩证运动的媒介,马克思却将民族换成了阶级一样”。14
  同时,亦如罗素所直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象黑格尔一样,是相信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人类的进化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地认为他们所描述的宇宙性历程,竟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来,已经很显然,人类并没有从前自许的那种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没有彻底领会这个事实的人,谁也无资格把自己的哲学称做科学的哲学”。15

三、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辨证哲学发展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们曾不厌其烦地宣称: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合理的辨证内核。所谓合理的辨证内核,即是指黑格尔在其哲学中所阐述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个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对立和统一这样两种状态,并存在着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一个从渐变走向突变的过程,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同时这个转化的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马克思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合理的辨证内核”,却又将这一“合理的辨证内核”,极端错误地发展成了单纯以“对抗”,即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展的绝对理论。
  这个因马克思的绝对化而充满了绝对精神的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深受传统暴力造反形式和当代暴力革命方式影响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理论却又因它的绝对性,而导致了既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求转化与发展,又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保护已经获得的转化与发展这样一个极端理论的产生。从而带来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才会宣称: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列宁在俄国利用这个理论进行夺权的成功,及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就更是把这一斗争与专政的理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并巩固这一转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为他们实行革命专制的唯一途径。革命既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暴力则同样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 —— 这个革命理论的“新体系”,便终于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实际上将共产党的哲学变成了纯粹是斗争和专政的哲学。
  同样,也正是这个将黑格尔对立统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斗争哲学,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人类正在迅速地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伟大历史转变期内,在实现了共产革命、实际上是实现了专制复辟的国土上,才促使着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既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又用屠杀来维护政权。不仅彻底地消灭了民主,绞杀了自由,而且连人类起码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们屠戮得干干净净。列宁因其身上的那一颗知识分子的子弹,而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众多庞大的劳改营,藉以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肉体施以彻底的“革命专制”。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狂抓滥杀的“大疯狂”,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暴君。毛泽东为维护其个人的独裁统治,继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之后,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幌子下,发动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亿万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说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产党在攻陷金边之后,一夜之间就能屠杀数十万生灵的兽行。还有,就是在柏林墙下,那些仅仅是因为渴望自由,而在共产党的枪口下变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一、错误的剩余价值观
  应该说,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正处于民主革命日渐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亦使得欧洲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仍处在反复较量中的崭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还远未走向被确认和确立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非但来不及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贫穷、愚昧等等,加以解决,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又日渐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所注意的焦点。于是,较早获得发展的英国便产生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正是这个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要称它为“古典的”,无非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现代的和批判的”地盘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纪,虽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却也是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新时期”。其时,在思想上,既产生过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共产主义新村”、即“新和谐村实验”,16 又出现了法国的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虽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又产生了对劳动价值的错误认识。一八一七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已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17 一八二五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又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该辩护认为:如果象李嘉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劳动价值都是劳动所赋予的,则全部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纯粹的榨取物。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勒,不仅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而且,还在他批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即企图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那些人时,18 又说道:“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19

二、马克思发展并异化了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值的绝对理论,即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的劳动一笔勾销。更有甚者,则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物与物”的关系中,挖掘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的鲜血”。20
  由是,马克思以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劳动价值为理由,武断地宣称“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繁荣,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21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就是劳动群众日益贫穷化的代名词。然后,马克思又从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绝对矛盾”,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劳动群众就越是贫困出发,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并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2
  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错误剩余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荒谬剩余价值理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不仅来自荒谬理论,而且来自他自身对于这个荒谬理论进行了绝对继承和极端发展的“本相”,自然已经证明了其全部理论和全部理论证明的荒诞不经。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去代替物与物的关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斗争的原则去取代甚至取消经济发展规律的歧途。其结果,无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经济,又以政治消灭了经济。马克思无幸在他那个时代作成一个共产专制君主,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在他们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只从权力政治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种种作为,已不知给他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去了多少的灾难,造就了怎样贫穷的局面。相反,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却在其后的百余年间,不仅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更为解决被马克思所断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解决“劳资冲突”,逐渐地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及其性质
  显然,马克思因混淆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界限,才导致他把“资本主义”这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从而为消灭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推翻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根据。
  首先,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自由经济”的概念,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错失。因为资本主义说到底,它的三个基本内容,不过是本钱、投资和利润而已。它的一个基本程式,亦无非是“投资、获利和再投资、再获利”直至循环往复罢了。如果是在无市场风险的情形之下,这一循环往复便可以持续下去,利润可能越赚越多,投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场风险的情形下,出现销售危机,使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无以销售或造成得不偿本的情形,则利润的减少,本钱的亏损,甚至是借贷能力的丧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直至投资行为的结束,即“拥有本钱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行为”的被迫终止。由是可知,一个有本钱者,就有投资的可能;一个投资者,便有可能赚取利润。而由投资者即资本拥有者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商品生产和社会商品买卖的现象,不仅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之,而且自人类有了生产和交换,它就开始了发生和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前就有了商品的制造和买卖,即有了投资者;阿拉伯远在公元前就有了制造和买卖商品的繁荣都市,也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中国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个体户,明清两代的大商贾更是资本甚巨,令人称羡。若依马克思的理论竟是有了“大资本家”了。因此,如果仅仅把由本钱、投资和利润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权力控制、而只由市场来调节和制约的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经济行为,当作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罪恶,就无论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通了。
  其次,在被马克思所指责的时代和社会,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但这个发展之所以能够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够逐渐地冲破专制制度的压迫,挣脱封建权力的枷锁,打破封建商业行会的限制,而逐渐地获得了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二是因它的发展,而日渐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要求,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艰难建立,又反转来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这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政治上的光明和进步,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更因人类基本权利在世界一些进步国家的逐步实现和基本实现,和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把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渐渐地推向了能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新时代。这才是近代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政治本质和经济本质。马克思非但没有理解这一本质,而且从一开始就曲解了这一本质,更站到了这一本质的对立面,不仅将“资本主义”这个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行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等量齐观,而且将之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并而论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笑错误,而且是在实际上对于近、现代欧洲,乃至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了。

四、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象和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是认识的体系,而且是行动的根据,亦即斯大林所说的,是“行动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而且要在行动上推倒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将资本的拥有者 —— 资产阶级作为它革命的总对象。只因这个敌人在推翻旧专制制度的历史奋斗中,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活跃在革命的舞台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公然否定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就将那一场革命,既定为反封建革命,又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意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认它合法的原因,却是要把它更为“合法”地变成下一个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接过了欧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旗号”,并且利用这一旗号,进一步掀起了一场反对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经济的“继续革命”。如是,革命一词虽未改变,但革命一词的对象和内容,却已经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成了“革命”的敌人,而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被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这个革命既有了对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无产阶级,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然而,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什么才叫做“新兴无产者”?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23。罗素既语焉不详,又语焉不确。但他指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自然没有错。因为无产者之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即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没有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队伍”的形成。但是,问题并不在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了“新阶级”,重要的却是这个“新阶级”形成的“来源”何在。
  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得很好 —— “是从破产的农村而来”。既如此,倘若我们再要追问一句 —— “从破产的农村里面而来的人,不就是传统的农民及其儿孙们吗?”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我们就可以给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加上这样一个定义了,即无产阶级乃是因农村破产才脱下了农装、穿上了工装的传统农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着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展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特征(参见下卷第二章第四节),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本段标题,显然套用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荒谬命题的形式。
  列宁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极为荒谬,而且在实际上,也已经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彻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缔造的那个红色苏维埃国家,不仅被举世公认为赤色帝国,并且早已被他异国的徒子徒孙们指斥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个赤色帝国在一九九一年的寿终正寝,也已在实践上证明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真理。
  这绝不是历史的一个“圈套”,而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嘲弄”而已。
  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者们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虽然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欺骗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之整个历史阶段内,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钦定的概念,既已道明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体关系,那么,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制度”的总概念,也就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质上体现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当我们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要用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区分开来之后,我们自然就为论证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廓清了道路。

一、专制复辟是专制制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说,专制复辟有三个层次 —— 一是王位的复辟,二是王朝的复辟,三是专制制度的复辟。第一种固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历史之中,第二种虽由一个王朝的兴废而来,但它既有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发展和维持的过程当中,亦有可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制度的灭亡期。如果它属于前者,则它不仅是王朝的复辟,而且也是专制制度的延续或强化;如果它属于后者,并且专制制度已经随着这个王朝灭亡过一次或数次,那么,复辟才既是这个王朝的垂死挣扎,又是这个制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在整个专制制度处于死亡阶段,却依靠暴力共产主义理论,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以再造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不论它打着任何名义或旗号,它都是整个专制制度于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个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罢了。

二、专制极权是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
  因为专制复辟乃是专制制度死亡期的一种死亡形式,因此,垂死的状态,必使这个形式具有挣扎的疯狂性。这一疯狂性,因在愿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决心和“气概”,所以,它才会在自己复辟成功的历史时期内,调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全部专制手段,以强化其复辟的专制统治,以疯狂地压迫和打击反复辟的社会力量。由是,专制集权便会在复辟的历史阶段、即专制制度的死亡期,走向专制的极权,即在各个方面强化专制统治,并要将复辟期的专制统治推向全方位专制统治的极端。此其一。其二,盖因专制复辟是在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卷土重来,因此对于已经实现了复辟的专制统治者来说,采取“根绝思想解放,灭绝思想异端,消灭革命愿望”的手段,以将集权推向极权,以实行全方位的专制统治,以杜绝革命的再一次爆发,也就显得无比的重要。路易十八复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便是最为鲜明的历史例证之一。24
  正因为如此,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才一是在理论上公然宣言“阶级专政”;二是在实践上以阶级专政为幌子,公开实行一党专政;三是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以无限地强化思想统治;四是反对自由经济,取缔市场经济,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的名义,来架构无计划的专制权力经济,更借用国家、人民和“公有制”的名义,剥夺全体民众的财产,将之归为“公有”,实际却是归为“党有”,说到底,无非是归为专制统治集团和专制特权集团之所有罢了。苏共、中共等等共产党统治集团,以及附属于他们的特权阶层,之对于人民财产的疯狂占有和侵吞,无耻挥霍和浪费,在今日已经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民,只能沦为共产党统治集团之工奴、农奴和知奴的悲惨命运,也早已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极权统治,在实际上乃是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疯狂复归,和对于封建君主权势的加倍奉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父子和齐奥塞斯库家族等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他们在前期对于权力的绝对占有,和在后期对于财富的超级占有,早已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历代专制君主的事实,无疑已经证明了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极权性质和罪恶状态。

三、教政合一是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产专制之实行思想上的残酷统治,固然人尽皆知,但其本质和要害却在全面归复和发展“教政合一”式极权统治。
  中世纪的宗教教义,虽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经典,但因它获得了统治人间思想和人类灵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到了教政合一这一“灵肉并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辙的是,也正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类的“最高指示”之下,才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奉上了宗教经典式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且使得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获得了“党权神授”的根据。这个神,无非就是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罢了。诚如毛泽东所坦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才变成了现代共产专制国家“党政合一”这一最高形式。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会的力量,才将其教权伸向了世俗王权所能够达到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代共产专制国家的一党专政,则是借助党权才实现了对于政权的无限扩张。所谓党政合一,无非是对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不仅来自宗教思想统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权,而且来自罗马国际教廷、即神权在人间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宗教诞生伊始,便是以国际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共产国际”。这个共产国际教廷,不仅控制了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的解释权,而且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权。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成功以前,它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教皇,藉以发动和控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民间教廷;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实现之后,它便变成了苏俄,即列宁、斯大林、直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列夫,企图全面控制和指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三国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所具有的指挥权、任免权和讨伐权,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混乱,更因它指使颠覆各国政府,而制造了一些国家的巨大混乱和痛苦。正处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期的中国,就更是深受其害。共产国际的种种做法,无不说明它与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教廷不论是在表面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和实质上,都达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统一。而在剥夺人民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种自由上,党政合一的共产专制制度,就更是对欧洲中世纪教政合一专制极权统治手段的心领神会。其对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对异教徒的杀戮,及其种种存教理、灭人欲的极端残酷统治手段,乃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专制统治如出一辙 —— “中世纪的教会教育,目的是在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准备,并养成他们对教会和教义的虔诚。因此,中世学校的七艺,其教学内容在于迎合教会的目的。文化在练习教会用语,修辞学在帮助解释圣经的隐喻,辨证学即伦理学,用以自经文演绎义理,算式为计算宗教节日所需,音乐在歌咏圣颂,几何学讲授圣地和天国的地文,教会虽教说上帝创造天地、星辰绕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视……希腊语文的知识,终于绝传;希腊的文献,只有少数拉丁文翻译的部分,基督教圣经,教会大师的著作,和少数古典拉丁著作,几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粮了!”25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这一段话里的宗教教义改换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教会改为共产党和它的各级党委会,这一段话就会无比贴切地被用来描绘“当代共产专制极权统治下一幅幅令人恶心的社会生活画面”。至于毛泽东在他二十六年专制统治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请示、晚汇报”和“红太阳”以及“最最敬爱的领袖”一类的称谓,无非是这个人间魔王一心要逼迫人民将他硬 捧成人间的上帝罢了。至于共产专制制度及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极权专制统治,已经将其国家和人民逼迫到了何种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还有就是为了维护那个独尊的“马教”,说穿了,即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极权统治,一个个共产专制魔王们又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则早已是当代世界人尽皆知的悲惨故事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确凿无疑地说,共产专制乃是人类历史上自有专制以来最黑暗的专制,共产复辟亦是人类历史上自有复辟以来最为残酷的复辟,当代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言即是 —— “一个幽灵,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灵,则它徘徊在十九世纪欧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找替身。同时,正因为它的阴魂所来,恰恰是那个正在死去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所以它的阴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僵尸,而只可能是那个刚刚才呱呱坠地的新生民主主义制度和新生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所以,这个幽灵,才借口这个新生儿鲜嫩的肌体上,不仅沾染着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母体里所带来的脓和血,并且借口他在争取生存和成长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缺点,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将他扼死在摇篮里面。
  这个看似牵强附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却歪打正着地隐喻了这个“幽灵”—— 正是它,才代表着正在解体的欧洲传统农业社会和正在死亡的欧洲专制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反对欧洲民主革命及其伟大历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生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本质,从而构成了它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最大反动,和对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反对封建、推倒专制、建设人文主义、追求民主自由之整个历史发展的彻底反动。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而已。只是这个复辟的哲学装扮着“追求人类大同”的美丽花环,盗用了“革命的名义”罢了。
  因此,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他们的“革命哲学”挥洒得如何的复杂、深奥和“科学”,也不论当代善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想从它里面发掘出何等民主和进步的思想”,都将是徒劳而无功的。因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创始人、资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26 然而,更加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却是,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才能因鼓动“新兴无产者”即传统农民造反而获得革命成功、即成功归复专制制度的历史事实,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制复辟本质暴露无疑,更将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真正地变成了一幅幅使东欧和东亚人民血泪迸流的凄惨历史画面了。
  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自行崩溃,当我们已经能够识别这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时,东欧和东亚人民已经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
  至此,当我们再一次重温马克思先生在青年时代所写下的那一首“壮志凌云”的诗歌,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一位自青年时代起,就要“象上帝一样”,既要“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更要将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变成行动”,并要做“这尘世生活的造物主”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时,如果我们再来凝视那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我们又会对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产生怎样的感觉或认识呢?

注 释
第一章:
01、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二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02、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03、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宣布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国民,人民拥有普选权;实行君主立宪及一院制议会制度,严格限制王权等。
04、一九一九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代表保王党势力的卡普曾以东普鲁士地方长官身份,借协约国命令德国解散两个旅,于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勾结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第二帝国,瞬间败亡。
05、一九九六年五月,前俄共党人拥护久加洛夫竞选俄罗斯总统,公开宣称要复辟苏联。流亡在纽约的苏俄党人竞相号召加入苏共,到处张贴“冷战就要来临”的标语。虽然声势凌人,终至败北,但俄共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
06、07、08,同二。
09、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彼得堡的市民和工人携带家小共十五万人,举着沙皇画象,唱着圣歌,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沙皇命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一千多人,两千多人受伤。因是日为星期日,即名。

第二章:
01、高尔品:《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优秀历史文学评论选》,一九八三。
02、新唐书:《李逆列传》。
03、〔明〕:《李逆传》。
04、同三。
05、〔明〕:《张逆传》。
0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7、参见下卷第二章注解。
08、鲁迅:《阿q正传》。
0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10、同上。
11、〔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三六年柏林版。
1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3、列宁:《国家与革命》。
14、〔英〕罗素:《欧洲哲学史》。
15、同上。
16、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以彻底失败为告终。
17、转引自罗素《欧洲哲学史》。
18、指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哲学家边沁等。
19、〔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1、22,《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23、罗素:《欧洲哲学史》。
24、“圣·耶稣会”曾是极其反动的宗教思想组织,因臭名昭著,于文艺复兴之后被罗马教廷解散。但路易十八的波庞王朝一复辟,即恢复了该组织,意在加强思想统治。
25、王德昭:《西洋通史》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26、《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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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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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片者十之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清王朝犹如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待着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和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强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意识到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岸,开辟经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度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事实层出而不穷。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张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05 重税盘剥既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增加苦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

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渐地,并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要求变法维新人物,亦因光绪皇帝的宠幸而从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内”的改良派官员。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下,光绪遂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决意维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满族贵族的特权;在言论上准许办报办刊和上书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在实业发展上设立农工商局以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及发明创造,发展铁路与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在军事上,统一制度,裁撤绿营,力行保甲,改练洋操,使用洋枪,训练海陆军;在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虽然多为君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的改良,故亦称为“新政”,但其所以被称为“维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对于前三十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是它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废除满族特权等变法内容,相对于百年之后,中共在改革开放期间仍然要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坚持不予人民以办报办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机以一再扩大其层层统治集团特权等倒行逆施而言,其历史的进步性,更是显而易见。但是,这个政治变法,因仍旧要保留君主制度,并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前提下,推行专制政治行为的局部改革即维新,因而,这个变法,才非变制,才仅仅是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属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第二、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和西太后的四个不能变

  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戊戌变法仅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光绪帝从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暂凄惨的一生,力倡力行变法的六君子则命亡京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辑的变法人士却亡命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虽就此而魂断中国,但它失败的原因,还是足以为后人鉴。
  就变法失败的原因而论:一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们,绝不甘心让出丝毫的权利。他们不仅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统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维护这个统治来维护自身的特殊权益。所以,以湖南为先的百日维新运动,固使朝野震动,天下共拥,但因它触动了、更触痛了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利害和神经,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议汹汹。特别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里坚持三个不能变,即“坚持三纲五常不能变,坚持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暗里却要坚持四个不能变,即要再加上一个“西太后垂廉听政的最高权力不能变”,所以,西太后仍以其无上的权力,将为光绪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运动,腰斩在满清专制王朝的龙陛之下。
  二是变法排斥了真正皇权在手的西太后。实事求是地论之,大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权也是西太后的皇权。在帝党绝非后党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争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后的反对,直至变法竟被看成是对她最高权力的挑衅,变法失败的命运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的话,实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为变法的制度局。制度局为康有为所设计,为变法改良志士所组成,更为轰轰烈烈变法的策源地。虽然,无制度局,变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库和强干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认为将枢密院之权、六部之权和督抚将军之权“夺尽”,使“百官皆废”,几已代替了整个朝廷,因此,变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几乎所有旧官僚的反对。这就为保守官僚与后党同气相求,与康梁为敌,直至群起而反对变法,制造了借口。而这个反对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战胜不了的,也是光绪皇帝所无力战胜的。
  四是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仅是“祖宗之法可以变”。作为变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变法,甚至要从“西洋有教、而我无教”的巨大遗憾出发,要“抚圣教以塞异端”,直至将“亟立道学”当作变法的重要思想内容和强国的根本办法。康有为不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进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对天主教思想统治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反而将张扬和独尊孔子之学,当成了这一场变法的思想基础和根本追求。这就不仅还了康有为作为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来指导自己所提倡的变法,从而只能导致变法的失败,直至为他在辛亥之后,一意独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复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铺垫。
  五是变法未能欣遇一个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时代条件。这个时代条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带来王朝的妥协,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民主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国等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宪直至虚君共和的历史,便是明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然而,戊戌变法的时代,孙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弃,八国联军尚未兵临城下,变法又是由一批走进了清王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无权皇帝的“自觉变法”。因此,仅仅依靠他们来“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后,当王朝命运飘摇之时,西太后虽仍拒绝康梁变法,却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参见下文)。
  六是变法的失败乃为时为势所决。如本章开篇所述,清王朝在历经鸦片战争和天国之乱以后,国势早已由盛而衰,不仅已经走上了一个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运交”整个君主制度的末路。因此,一场意在变法而非变制的政治改良运动,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之下,以推行专制政治行为改良的变法,也就失去了它获得成功的历史依靠和时代条件。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开放运动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缘由,又是一场只想在旧专制体制内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变法无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场要求专制政体自己实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只能“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发生与天下共弃

一、革命的悄然发生
  一八九五年,几与康有为率领千名举人“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时,孙中山不仅将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且密谋广州起义未遂。
  孙中山,这个广东香山农民的儿子,一方面因自小就听够了洪秀全反清的农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时曾随兄赴美国夏威夷读书,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后来,这个既未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断了源头和联系、又饱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也就在汉族受满清专制之苦和中国受列强欺凌之甚的时代,既深藏排满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在他的眼里,又无非是“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战败后”,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且“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阙词,无所忌讳……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其“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天职”。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战起”,孙因“时机可乘,乃赴檀岛”,联合华侨二十余人成立“兴中会”,确立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中国的民主革命,这个几乎与名噪一时的康有为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同时而起,却又在一开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对立面的革命,就是这样地因为一位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立志,而悄然地发生了。

二、革命为天下共弃
  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却使孙中山发动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弃。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洪水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09
  革命初起,不单遭遇国人的唾骂,而且遭到海外华侨,特别是美、日华侨的冷遇。孙中山虽于中日战起,即赴檀岛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一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应者寥寥”。而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他说:“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太平洋西岸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邈邈,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10 至于万余日本华侨,“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它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11
  斯时,革命一难于国人未醒,二难于华侨风气未开,三难于“由乙未初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甚”。12 虽然,“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全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之时代也!”13


第二阶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阶段自戊戌政变至一九零零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是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运的飘摇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绑期。
  本阶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维新失败,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因以而得势,志在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因以而失势,政治上既重现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裹足难前。然而,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经使清王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本阶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为等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为“保皇会”。梁启超等也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则于上海成立了“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谋请光绪皇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一九零零年,康有为在海外华侨、特别是北美华侨的经济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军即“勤王军”七个军,决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时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张之洞于一日之内即捕杀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难,遂使康、梁、唐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业惨遭失败。由是,一场意在专制改良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惜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以进行武装改良,甚至并不在意这一场武装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动乱、暴乱、混乱、直至国家分裂的结果,但因它仅仅是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阶段在民主革命派,却因为政治改良的惨败和王朝命运的飘摇,而使得孙中山所发动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绑期。一九零零年,由孙中山亲自发动的惠州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了,但是,国人不仅不再骂民主革命派为乱臣贼子,不仅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为大逆不道,相反,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则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14
  辛亥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兴起之后,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终于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特别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对比和民心所向上,开始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终于来临。 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虽然,这个转折,也还会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个转折的方向却难以改变了。


第三阶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宪改良的兴起和失败

一、保皇改良的没落与立宪改良的兴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虽然将一场意在推动清王朝进行专制政治改良的政治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个人愿望,并再一次遭遇了惨败,但是,以康、梁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当作他们的天职,把能否救出光绪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当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们个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见光明的前提及保证,所以,他们才会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视为仇敌。为了攻击革命,为了保卫光绪皇帝及其帝位,更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为于一九零二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坚决反对革命,誓言保护大清朝。梁启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便是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胜”。然而,光绪皇帝之不救既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为事实。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为康、梁等人的一个梦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兴的民间改良人士,已开始公开抛弃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宪,即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改变和发展成为要求清政府用立宪的方法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从变法走向变制。这便是立宪改良派的历史由来和政治要求。

二、立宪改良的发展和失败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指日本为改良成功的误识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一节 —— 作者),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日本组建“政闻社”。戊戌之后的政治改良派们至此乃步调一致,为推动政治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更自觉地和拼命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他们甚至将立宪改良当作扑灭革命的良药来劝进清政府说:“若夫政治日益暴恶,虽日取革命党而杀之,而革命党之发生如故。传曰:敌可尽乎?此之谓也。以其无术靖革命党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机真动,其革命党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迫。改良派虽迫切期待成立责任内阁,临了却出现一个皇族内阁(参见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至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都说明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从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为革命 —— 这个普遍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而并非只能与革命形成绝对对抗的理论内涵。然而,历史的明监是,改良非败于革命,实败于清庭。其悲剧的症结,是在于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进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则改良成,清庭不改,则改良败。因此,政治改良派们纵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蓝图,别人不识,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第二、清王朝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个不能变
  戊戌之后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铉……”“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由是,西太后虽从三个不能变退守两个不能变,但实际上仍是从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了三个不能变,因为西太后的“垂廉听政”还是不能变。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部分康梁新政,虽然为时已晚。经济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虽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却再造贪污公行和腐败益深的社会政治局面。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以维系王朝统治,却为袁世凯练成私家之军,构患于辛亥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竟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虽允许局部开放言论,后期则苛以限制言论。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做法,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反叛满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成效。这个内容和成效只能说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败公行,腐烂益深,危机加剧,则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17
  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日期定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选举法要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以共同扑杀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对着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请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名民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三、孙中山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志在建立民国,“于斯竟成”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具体表现在:(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18 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19 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20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1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22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24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26 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27 一时间宣传欧洲革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自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31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2
  从此,由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的加入。本书为标明中国民主革命乃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本体和本质,故在全书的章节标题上,决用中国民主革命这一概念,以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她在革命性质上的明确性。但又在全书的内文里面,部分地沿用中国国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现她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三、革命与改良的两场大论战
第一场大论战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治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命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零二年,由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33 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第二场大论战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大论战势在必发。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35 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的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37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39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等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40《夏声》与《河南》两家杂志,更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于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42 “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43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后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不到临崖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著的《河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45 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后,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矣!”46 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4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49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尔细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51 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然而,他们与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别有用心的责难与否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无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或打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念,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52
  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恃手中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连中共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4 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面,辛亥之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55 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共产革命。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共产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新沙皇专制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中共“革命”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中国共产党就正是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革命为手段,以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反对和推倒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虽因师法苏俄而达到了制造革命混乱和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却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

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但是,近五十年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用心,一是指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那一声“炮响”,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将中国的工人阶级喊上了历史舞台,从而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它诞生的背景和借口;三是毛氏所谓“新旧”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将辛亥革命划归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将中国共产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为了发动中国共产革命,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列宁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历史经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四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 中华民国,而他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所发动的那一场中国现代农民造反,却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他为了在“革命与共和”的名义下维护专制复辟政权的合法性,并标明他已经“改朝换代”,也就必须推倒孙中山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并且绝不允许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归宗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所谓“围剿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为护国所必须”,即是指中共在苏俄指使下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叛乱和叛国,必须予以剿灭。因此,是护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华民国,还是阉割和颠覆中华民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大陆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方向。

兼 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56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57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于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自救这一目的燎然于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专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

  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于民和让利于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和利益,直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获,乃与旧权力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必须压制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和专制政治。于是,希望从根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其最终便是革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59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的挑战。此时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他杀”。于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于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预防后者的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结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话,其意义即在于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于再度失望中彻底地觉醒了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们的改革鸣锣开道,二为他们的改革歌功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后。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和腐败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良,更遑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能再压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于整个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亦终于因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的专制改良,就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必然要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历史缘由。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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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01 —— 这一切,既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它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军阀,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法统之下,贿选曹锟。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14 使民众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统。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Q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岁月。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共学社”亦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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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待着它,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个专制“恶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俄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边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的侵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举世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沙俄以交还奉天为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蓄意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创办了《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02 共产国际“二大”后,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后,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原则和失误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一战线的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命。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09 辛亥之后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复杂分裂状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军阀首恶,削弱军阀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着“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10 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行”。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就为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 —— 革命与复辟开始出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15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条件。因为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
  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也就无由达成了。

四  国民党“左派”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论者指国民党有所谓“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一说,并非指国民党中向来就存在着左、中、右三派。诚如本书下卷第一章所论,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无非是在国民党有了“联俄容共”做法之后,苏俄为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才按照“亲俄、远俄以及反俄”为界限,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分割的一个恶性结果,或曰国民党为苏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国民党“左派”的性质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权力病”的来由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论述。
  再者,指国民党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权力病,是因为自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宁方国民党决心“绝俄清共”,汉方国民党决心“别俄分共”,其间三、四年,国民党“左派”的发病,实际上应分为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孙中山先生将“联俄容共”的一档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凯去办,由于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担负了争取俄援的重要任务和艰难角色,因而,廖才成为代表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共进行“联、容”工作的关键人物。唯因这个关键人物在具体从事“联俄容共”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定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则不仅将孙中山本人的失误“贯彻不误”,甚至将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凯与中共党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7 一九二三年二月,当廖仲凯于日本热海会见苏俄代表越飞时,就曾对越飞所言“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感到很“放心”。当时在场的陈公博,后来曾回忆说:“越飞告诉我,苏俄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地说,中国只能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联希望共产主义何时能在中国实现,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很滑稽地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作革命党,就要作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不必再讨论了!” 18
  由于廖仲凯在这里表现了可爱的幼稚,即当真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凯,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凯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19 廖仲凯对苏俄的信赖,与对本党反对“联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经溢于言表。
  由于廖对苏俄已有这样的崇信之心,因而当国民党“一大”通过“跨党案”受阻时,廖乃慷慨激昂地拥护中共“跨党案”,深恶痛绝地反对自己党人关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诚如中共党人谭平山后来所夸奖的那样:“廖仲凯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凯先生竭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单引号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凯“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应该说廖仲凯推行“联俄容共”的早期做法虽已过分,尚情有可原。但是,当他终于将“联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亲共”之极端、即走火入魔时,则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包括对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道路。他颂扬苏俄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的坚定立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为了不使中国国民革命招致列强的更大反对,而制定和坚持的“不加入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决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护共”。就事实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廖仲凯就曾主动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从此造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成为“以共乱国”的祸源(参见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长,又将工人部秘书一职交由共产党人冯菊坡担任,并由冯全权处理部务,从而为中共策划工人运动,扰乱国民革命,造成先决条件。三是推荐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推荐澎湃在农民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开展其他农运工作,从而为中共广泛煽动农民革命和暴民运动,以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造就了基础。四是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荐刚刚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荐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件。并为来日中共对北伐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叛变埋下了祸因。
  再就是他为苏俄和中共阴谋分裂中国国民党,起到了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为苏俄和中共要将国民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并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即支持亲俄派和打击反俄派的阴谋策略,不仅因他而构患于国民党领导层,张扬于普通党员当中,并且得以“运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场,而在国民党中形成了鲜明的分裂与对立关系,从而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制造了先机。孙中山逝世前,廖对本党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维护本党利益”的同志,还仅仅是采取压制的态度,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纲领、立场和法统的行为,亦只予以维护与包庇。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竟以自己在党中的地位和权力,将那些为维护本党利益而揭露共产党不轨行为的本党同志,“试图清除出党”,23 甚至完全站到苏俄和中共一边,不仅按照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旨意,公开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声称:“替工农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我们不独要革军阀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将党中所有不赞成“联俄容共”、或是揭露与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的同志,不仅统统打成“右派”,并且还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们的命”。他的幼稚病,终于走火入魔到了已经完全背离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的立场,从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党组织以外的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了。中共之所以称他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农民运动的贴心人”等等,实是由此而来。24
  最后,则是他听命苏俄而“拥汪倒胡”等做法,实为苏俄和中共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即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和大本营代帅的胡汉民先生,一向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孙后也已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领袖。然而,作为胡副手的廖仲凯先生,只因胡一向“远俄远共”,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所嫉恨,于是,他便按照苏俄顾问的旨意,卖力地促成了一场“拥汪倒胡”的阴谋政变,将汪精卫 —— 这个“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权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从而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败的危险深渊,并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虽尽忠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却因为幼稚而更尽忠于苏俄和中共的“最后一功。”25

第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说廖仲凯在“联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后,汪精卫发作的便是“左派”权力病。这是因为汪精卫原来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说过:“共产党徒如果掺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有危险。比如西游记上所说的,孙行者跳进了猪精的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鲍罗廷曾找他去苏俄驻华使馆,对他有心有意地说了一句“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的话,27 从此,他便在鲍罗廷的策划与廖仲凯的帮助下,不仅“取胡汉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不可了。
  汪精卫在做成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一是高喊“党要左倾”,高唱“谁是左派,我将梦寐以求之,旁徨以觅之”,从而“使整个广东上空弥漫着一股透骨的左倾气氛”,使得身为国民党党员的中共党人们,已敢公开地攻击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本身。二是推鲍罗廷为审查廖案之特别委员会最高顾问,“有党政军一切大权”,并遵循鲍罗廷“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28 这一共产专制政治的标准,按照鲍罗廷于廖案发生后第二天就拟好的名单,要逮捕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幸得蒋介石和许崇智的竭力反对,上述诸人才免于遭难。三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之际,他一方面同意国民党“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为共产党跨党分子,从而使苏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国民党“二大”(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则将“西山会议派”、29 即著名老国民党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并对倾向“西山会议派”反共立场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训令,几乎将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劫夺国民党党权的本党志士一网打尽。
  由是,鲍罗廷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汪精卫则成了孙中山死后的“孙中山”。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权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已大部为苏俄和中共所篡夺(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为终于将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发作成了“左派”权力病。从此,他处处秉承苏俄顾问鲍罗廷旨意,处处以中共的要求为要求。鲍罗廷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反对蒋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对蒋提议北伐;中共要进一步把“扶助工农”变成工农革命,他就处处高喊“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苏俄与中共要打倒蒋介石,他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压制、排斥和驱逐蒋介石(参见下章)。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起而护党,他已无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惩办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中反革命的任务”时,他才在自己家中召开的国民党政治会议上,被本党会议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赴欧养病十六个月之久。此后,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打下南半个中国,苏俄和中共唯恐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中国共产革命将“计无所出”之时,他又在苏俄和中共的阴谋策划之下赶回国中,发作了又一场更加厉害的“左派”权力病,为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新的困境和乱局(参见下章)。

第三、孙中山先生的失误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的严重历史过失

  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和他的剧然而逝、不及纠正,才为苏俄在中国施展“分阶段革命”的谋略,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政治条件。
  二、是以廖仲凯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为苏俄及中共阴谋诱变中国国民革命打下了危险的基础,为中国国民革命及其进程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是汪精卫“左派”权力病的发作,才将中国国民革命推向了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境地,并为来日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乱源”。
  四、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留下的历史隐患中,其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便是孙夫人宋庆龄对三民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背叛。宋因早已成为共产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还因为中共对她统战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为中共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支开不败的“国民党‘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实为一纸之书所难言尽。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父母”身边,其真正的内在情由,怕是她对自己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和“助共为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罪孽,终于有了觉醒所致。
  总之,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们,不论他们患的是幼稚病还是权力病,抑或是宋庆龄的无知病,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为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制造过极大的困境和危险,更为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立下了“丰功和伟绩”,为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共产专制复辟的艰苦斗争,和澄清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扰和困难。

兼 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的谎言;因此,“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提出了联合战线的策略,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由是可知,他们不仅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资产阶级,而且认为参加民主革命乃是发动共产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经验”,二是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阴谋,而非合作(引文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必须服从国民党的信仰、纲领、党章和纪律。更何况孙先生对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参加了国民党的李大钊,才会面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质询,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于大会公开发表宣言称:“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党来……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本党主义(指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的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望诸先辈指导一切。”李大钊的书面保证,无非说明他们既然参加了国民党,就愿意并应该遵守国民党的主义、纲领、章程和纪律,因为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已是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就不但不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的“合作”了。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迄今为止,又有哪一个党员敢说它参加中共是与中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主义,“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就只能是参加国民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目标(参见下卷)。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天下既无这样的党员,亦更无这样的“合作”。更何况其中的一个“合作”者,犹如混战中的大军阀一样,还需要一家外国势力来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连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被办成了“俄国的政府”呢(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没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一场“挖心战术”罢了。
  四、中共所谓的二度国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合作”,就更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而且从未有“抗日救国”之一言以献给国人(详见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乱失败,逃至陕北,三十万红军仅存二万不足之时,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虽一边屡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事变,企图乱中求存。前者固无济于事,后者却阴谋达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参见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声声称“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北京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无非是要说明它与台北的关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台湾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论合作,中共便连飞弹也打了出去的事实,无非道明了它绝不容许台湾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关系罢了。至于共产党在被它称之为“二度国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国家和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本书下卷将自有一番论述,此处就不再一一作出证明了。

第二、何为“新”三民主义

  如果说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于苏俄指令下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参加”国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年被迫归顺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件事,均被中共称之为“国共合作”,不过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苏俄和中共竟敢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敢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了。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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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这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脱着中共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确实已经走到了能够还蒋介石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本书上卷将从本章起,在辨析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兼为蒋介石先生辩。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正确认知,也就失去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真正认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在为“竟辛亥之功”而艰难奋斗的十数年反复辟岁月里,盖因袁世凯、张勋能拥遗朝之兵以求公然复辟,北洋军阀能据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复辟”,地方封建军事势力则因“有枪便是草头王”而割据一方,唯革命党人无枪无炮无军队,反复辟才至于屡兴屡衰,甚至屡遭叛卖。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因痛感没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个恃武力以复辟的时代,夺取反复辟的胜利,更不能实现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因而决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对复辟之武力。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重建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装,便成为孙中山先生一心相与的重大事业。而这个重大事业的关键一步,便是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召收、训练、培养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以期能够依靠这支力量,达成反复辟 —— 即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

第一、孙中山信任、重用并寄希望于蒋介石

  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证实,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学,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起,他曾“托故假归”,在上海和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设法营救了同盟会员张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与张群秘密离日,回浙江参加领导起义,并获成功。嗣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岁月里,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孙先生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坚持在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从事反复辟的斗争,虽然遭袁通缉,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孙中山首举“护法”旗帜,他即向孙中山先生四呈对军阀作战计划,尤其是“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计划”,竟成为十年后北伐作战方略的蓝本。他的军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很大赏识。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已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去世,孙亲纂祭文曰:“文与郎君介石游十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笃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当苏俄与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赴中国广西拜见孙中山先生时,孙曾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去莫斯科。”02 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先生,后来在赴俄考察中曾当面反对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公开申明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容劫夺,愤怒反击了中共留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恶意攻击。为他从此视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并对苏俄“欲染指中国及其满蒙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产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认识的重要基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陈炯明叛变,蒙难中的孙中山先生曾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立即衔命赴难。对此,孙中山先生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甚至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二万援军。”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就曾在回忆中说:“孙先生说过,蒋介石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孙先生病塌,为孙先生记遗嘱,后十数年竟以蒋为嫉、为敌的汪精卫,也曾一再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呼唤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决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黄埔军校创建,孙特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以期蒋能够培训一支北伐的党军。其时,虽因廖仲凯向军校延进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06 从而使蒋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还乡。但是,孙先生对他的一再敦请,和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国民革命的忠诚,还是使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且重大的任命。蒋从此为培养一支革命的武装,进而用这支“专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陈独秀语)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开拓国民革命大业,底定和统一广东,直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曾竭尽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为军校题“亲爱精诚”四字。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已称:“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所以,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师时黄埔军校已召收学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为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军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蒋即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又建立了第三教导团,并扩充成师。是年四月正式更名为“党军”,蒋任司令。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长。

第二、蒋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广东,被“倚为长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国支持下纠合武装,密谋叛乱,妄图推倒革命政府。国庆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于西关各处遍贴“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交通,试图阻止广州群众及军校学生的国庆游行,不得,遂于太平路西豪口开枪射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十余人,伤百余。蒋接孙中山命令后,立即率领军校学生队赴广州,并督率其它部队,向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十五日晨,商团来犯,蒋率学生军坚决还击,其它各军亦沿途夹击,遂大败商团。陈廉伯逃港,商团叛乱亦告败亡。蒋与黄埔学生军建立了保卫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孙中山北上,叛将陈炯明遂乘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广州政府命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出发东征。是为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在蒋指挥下,连下东莞、石龙、常平、深圳,十四日与陈炯明血战淡水两昼夜,消灭大量叛军,克淡水后,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普宁、揭阳、汕东、湖安等州县。三月二十日叛军以一万余众攻击东征军,蒋乃命何应钦率教导团及学生军死拼,并令教导二团及粤军第七旅支援,始将顽敌击退,并乘胜击溃陈炯明主力,东征军又占阿婆(今揭西)、玉华、光宁、梅县,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内。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曾写道:“在第一次东征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报、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间,当蒋介石东征之时,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已在勾结谋叛。而当东征军底定潮、梅,进行修整之际,杨、刘因阴谋败露,遂公然叛变,武装占领广州省长公署和财政厅各机关。被迫迁往广州河南办公的大本营,急令蒋率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蒋回广州后,遂兵分三路,于龙眼洞、瘦狗岭、广九路火车站迅速击败滇桂军,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泰。刘、杨遂无心恋战,逃往香港,叛乱归于失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营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大本营命令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蒋即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进发。在蒋指挥下,东征军一部与陈部激战三日,克惠州。东征军另一部仅以两个营的兵力,与叛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八千人激战于海丰,十月二十二日收复海丰,生俘大批敌军。东征军又一部,乃于十月二十七日与叛军一万余人激战于华阳,先为敌所困,后因蒋驱援军赶到,而击退叛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蒋介石终于率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为此,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又写道:“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与电文来往频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在随军指挥潮、梅战斗时,因得知粤南军阀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亦已被占。蒋当机立断,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当东征军平定北江后,蒋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会攻南阳。十一月七日克阳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邓本殷退琼州。蒋即命李济深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部遂渡海作战,琼州终克,邓本殷被消灭。
  因蒋介石上述一系列军事胜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广东”的愿望迅速达成,蒋从此被政府与民众“倚为长城”。对此,中共党魁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限制中共篡权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11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生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对蒋介石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即派人拜诣蒋介石,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已经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乾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与中共的退让,一是出于不得已 —— 因为蒋有军权和实力;二是准备伺机反击 —— 为了牵制和阻止蒋北伐。蒋介石因既知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为了保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从“改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间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及其意义出发”,提出了“整理党务案”:36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批评和怀疑。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单,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额之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另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该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交通过时,应该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通过。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加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37
  同时,为解决两党与两党党员纠纷,国民党又于五月十七日提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八条。38
  苏俄顾问鲍罗廷鉴于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国共两党态势,对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事前事后均未表示反对态度。陈独秀则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都无权赞否”。39 并于“告全党(共产党)同志书”中,称“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指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实际上“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单,中共始终拒绝交出”。40
  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被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辞去所任各部部长职务。
  国民党于会后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人部。蒋介石推荐张人杰(静江)代自己为中执委主席,推荐陈果夫代他任组织部长,改邵元冲为青年部长,蒋自任军人部长。中执委下设党务会议和政治会议,由张人杰和谭延闿分任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谭代理(原由汪精卫担任)。七月六日,蒋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
  “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据一九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称:“原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之中,共产党员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组织部,最多时,在二十九名部员中,就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在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级党部进行了新的整理与改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中,最多不过占三分之一。”41
  蒋介石提出并获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巨大意义在于:首先是夺回了国民党自身的最高权力,和“一大”以来为共产党所迅速窃夺的组织部权力,以及部分地方党部的权力,使国民党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权,从而保证了领导国民革命的决策权,特别是决定北伐的权力。虽然苏俄与中共为逞其私欲,仍然坚持反对北伐,却已不再能改变国民党志在领导与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动和领导北伐的决心。
  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在苏俄与中共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战斗序列和集中湖南计划。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根源,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之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七月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
  应该说,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历史愿望,终于在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人的推动和决策下,以自己训练出来的革命军队作主干,开始付诸实行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山舰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师,短短的三个余月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为保护国民党的党权,为坚持国民革命方向,为决心发动北伐,而反击了苏俄和中共的僭权和篡权,则孙中山先生的历史遗愿和全国民众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于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就能够解放南半个中国,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会改变成什么样的性质。这无疑是蒋介石保卫、领导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又一巨大历史功绩。

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介石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介石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已经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已经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武汉的缘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42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他们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器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44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45

第二、蒋介石针锋相对

  蒋介石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击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46

第三、蒋介石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介石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虽然深悟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 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47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48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介石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告及警告,带着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介石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介石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介石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50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介石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按:“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会后,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介石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51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已经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介石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并表彰蒋介石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介石遂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党”决策,终于在蒋介石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着苏俄和中共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第五、蒋介石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裂局面,赢得护国、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有力根据。

五  领导北伐成功、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第一、蒋介石及时提议北伐、坚决主张北伐、决心挥师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广东”以后,蒋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呈“军政改革计划”称:“统一广东,以统一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乃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幸至,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准备也。”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对此亦称:“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急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理,改编军队应加以限制,向军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议。”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广东国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开讲演主张北伐。他说:“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考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认为北伐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有各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舰事件后十数日,蒋根据大沽口事件以后各路军阀和列强各国企图继续分裂中国的态势,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师北伐的要求。他说:“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之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巩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俄在华之势力的扩张,故意欲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北伐……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于无疑;目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蒋由此一分析而认为,“北伐出师,必须要在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六月底之前,见诸实行。”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国民党中央决采纳此议,并于四月十六日举蒋为军委主席,六月五日通过“刻期北伐案”,由国民政府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于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蒋同时宣告:“中正今此就职,仅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
  孙先生留给中国国民党“北伐打倒军阀”的遗命,终于因蒋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坚决推动,而付诸实行了。

第二、蒋介石指挥一期北伐作战、解放南中国

  众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后南方革命军事力量北进打垮军阀武力,推倒北方军阀政府,结束军阀复辟混战,初步统一中华民国,夺取“护法”成功的伟大战役。这一伟大战役,初始如疾风暴雨,迅速地扫荡了南方的军阀势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长江南岸,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其间,盖因苏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坏,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后了整整八个月之久。然后,又由蒋介石亲自挥师渡江北伐,不足四个月便席卷黄河两岸,光复华北、西北,克定旧都。北伐获得决定性胜利。由是北伐乃分两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为第二期。两期北伐作战和数次战役,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为全国民众所渴望、所支持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蒋介石先生的敢于坚持与亲自指挥。因为如若没有他的敢于坚持,则北伐必半途而废;没有他的亲自指挥,亦不可能战略正确,军令统一。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艰险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证明。
  如前所说,蒋介石于一九一七年就曾数呈孙中山先生“对北军作战计划”,十年后,除北方国民军已退据秦、晋,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晋”以外,第一期北伐总战略,与十年前蒋的“对北军作战计划”几无大的变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蒋为第一期北伐制定的总体战略方针略谓:“爰调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针对当时三大军阀割据中国的整体态势,为不使吴、张、孙联合以对付南方革命军北伐,蒋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吴佩俘,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师后的八月十二日,蒋还亲自发给孙传芳“希望归顺革命阵营电”,以图集中力量首先灭吴,再绝孙、张。具体战略决策则是: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北伐的战略进程是:

一、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
  国民革命军于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七月十一日攻占长沙,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首获大胜。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长沙五万人秉烛夜迎蒋介石总司令驻节长沙。此后肃清湘境的后期湖南战役,便伴随着武汉战役的展开而迅疾获得成功。

二、武汉战役
  此役是北伐军能否饮马长江的关键之战。作战对象是骄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军阀吴佩孚;战力对比则敌军数倍于我;作战环境乃关隘处处,易守难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于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开军事会议,为避免孙、吴联合行动,蒋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张对鄂、赣同时进攻的意见,肯定了胡宗铎主张先攻武汉的战略,并于八月十二日在长沙亲自策定了攻略武汉计划,略谓:“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为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取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蒋还对作战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及各部队行动任务,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规定。55 然后,蒋于八月十四日下达作战命令称:“一、立即以主力沿长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铁路干线紧迫敌军;二、另以一部兵力,绕道长江上游,渡过长江迂回略取汉阳和汉口;三、命令第六军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敌后方黄陂;四、命令由归降之黔军改编的第八、第十两军从西侧攻入荆门和沙市,与第六军会师,沿京汉铁路西侧,夹击敌后方主战略线上之武胜关,以断吴佩孚北归之退路,逼迫吴不得不于长江南岸不利形势下与北伐军作战,以一举歼灭吴军。”56
  战略决策既定,武汉战役立即展开。第一阶段为肃清湘境的汨罗江会战。八月十九日拂晓,北伐各军受命于平江以东强渡各河口,驱逐汨罗江南岸天岳山一带敌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岳州、云溪、五里牌和通城,再强渡汨罗江,自湖南进入湖北,从而结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汉战役于焉正式打响。
  此时,蒋为抓住攻略武汉之战机,使败军无整顿之机会,乃下令曰:“一、右纵队沿长武铁路急进,直逼武昌;二、左纵队以主力于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汉阳、汉口;三、第一军以一部掩护左纵队过江,一部由长沙推进岳州;四、第六军随右纵队推进,掩护右侧背。”57 于是,武汉战役第二阶段全面展开,各军奋发,勇往直前,第四军已于二十六日拂晓攻抵汀泗桥铁道桥头。
  汀泗桥位于武昌南八十公里处,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沼泽连连,仅有一铁路桥孔为北进武昌的唯一通道。吴佩孚因视其为险关,而命令陈德邻、刘玉坤两将所部劲旅二万人守桥,且于二十六日设前线司令部于汀泗桥后之贺胜桥,以便吴本人亲自指挥。由此可知,若武汉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战役,则汀泗桥一战便为第一大硬仗。此桥不破,武昌不克,则华中不得,西北难期,西南不保,东南无望,所谓北伐,顿成空谈。
  汀泗桥攻坚战由第四军于二十六日拂晓打响,却为敌炽烈火力所阻,援军一师乃抵洛家湾,以加强铁道两头、两翼攻击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桥正面河水暴涨,北伐军乃作右翼迂回,企图于古塘角包围敌军。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北伐军更以三个团的兵力,肉搏三小时突破敌军,始占领汀泗桥东侧一带高地。二十七日拂晓,北伐军全线总攻击,激战二小时,又攻克汀泗桥东南一带高地,敌守桥主力沿铁路向咸宁溃退,另一部则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时三十分,北伐军又以一团兵力,强袭通过汀泗桥,且战且进,一克汀泗桥市,二克咸宁。吴敌退守贺胜桥。同日吴佩孚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桥。当之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于二十八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乃坚决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锺,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58 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59
  多少年来,中共各版本教科书皆称汀泗桥为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一个团一举攻下的神话,无非是一个若大的谎言。这大约也是八九年后一些大陆历史学家言汀泗桥之战时,已不再言叶挺独立团之缘由。
  武汉战役的第三阶段即第二大硬战,是攻克武昌城。北伐军二十九日克汀泗桥后,又于三十日克贺胜桥。九月一日吴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两个师于武昌炮台为第一线,二是增设秀山炮台火力,使其远胜于洪山炮台,以作第二线,欲死守武昌。北伐军因左纵队六日克汉阳,七日克汉口,并自九月三日发起第一次攻击后,围武昌城计四十天,发动攻击凡六次,终于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顽敌刘玉春部三万人。武汉之役至此结束,北伐军由是而获得能够西守、东进、北防和南保的战略地位。蒋于武昌攻坚战中曾数次亲临前线指挥,虽身置敌秀山炮台射程之内,亦为左右将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战役
  吴军在汀泗桥的失败和北伐军直逼武汉,既使吴佩俘主力遭遇重创,又使东南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有唇亡齿寒之感。因此,孙乃乘北伐军兵进武汉,与吴军相持不下之际,冒险西犯,于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任援赣总司令,驱大军于江西,一欲牵制北伐军攻击武昌,二欲抵御北伐军东进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汉之役未果之时便拉开了战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因北伐军正值攻击武汉时期,蒋为除武汉攻略的右侧翼威胁,乃急调右翼第二、第三各军所部开赴江西,乘孙军集结未绪,于九月六日展开对江西的总攻击。当日下萍乡,迅疾控制赣南,十九日在南昌学生及民众帮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阶段,因孙军全力反攻,北伐诸军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御南昌而殃及武昌,蒋乃决定北伐军于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蒋本人及总司令部亦于九月二十三日移节江西宜春,为确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复计划,并于二十四日向各部下达攻击孙军命令,二十五日分别命第二军等攻击当面之敌,三十日又令第二军先灭新赣、永修方面之敌,再进击樟树,至九月底,基本扫荡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之敌。十月二日,破敌于万寿宫,蒋遂移节高安,亲临南昌城下督战,险为敌人所乘,曾亲自指挥卫队杀敌以脱险。四日,蒋又于奉新行营命令各军克樟树、丰城,肃清南昌四周之敌,始围攻南昌,激战数日不下,因虑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围。第三阶段,因武昌终克,南昌已成主战场,蒋于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战方针为:“我军为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决以主力集中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并先以一部肃清抚州方面之敌,尔后再求南浔路之敌主力攻击而歼灭之。”60 二十七日,蒋又于高安行营下达向南浔路总攻击令,要求各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行动,务于十月三十一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依时向所担任目标攻击”。61 同时,为激励士气,乃发布阵前之训令称:“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孙传芳尤为现时军阀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之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致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逆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需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可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遗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蒋命令北伐军对南昌发起总攻,右翼围敌于南昌,中央与敌鏖战于刘行、乐化,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不数日便击溃南浔路敌主力,七日攻占南昌城。至此孙援赣之师殆尽,北伐军遂定江西,蒋亦于十一月九日进驻南昌。南昌之役虽一波三折,终宣告胜利结束。

四、福建之役
  当北伐军进攻武汉、孙传芳大举援赣、北伐军分兵讨赣之时,闽敌周荫人又受孙传芳之命,由闽西起兵犯粤,欲一举而下潮、汕,图袭击广东革命根据地,牵制赣南北伐军北进,策应南浔路方面守势。对此,蒋同意第一军遵“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实行攻击乃最佳防御”之战术,并致电何应钦称:“知粤东情势,非进攻无以制敌,乃同意何军长意见,电令率军如闽,击破闽敌,以平定福建,解救闽民。”62
  十月下旬蒋断然下令第一军攻击闽、粤边境之敌,恰周荫人第二军曹万顺、杜起德两个旅输诚,何应钦遂亲赴三河霸与乞降军谈判后受降,然后于十月六日率第一军离粤攻闽,连克永定、漳州、长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后因敌海军投诚而使敌全线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军进占福州城,收容建民军。周仅率残部逃往浙东,闽局遂定。

五、东南战役
  北伐军下长沙、克武汉、占南昌、定福建的战势,既已席卷整个南中国,此时,孙传芳亦只能求助奉张的庇护了。十二月一日,张作霖自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并任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总司令部设天津,裨能进退两宜。同时联络吴佩孚,以图与北伐军相峙相抗,退可据守关外,进则逞统一北方之心。
  面对此一局面,蒋介石在闽局未定之时,即于致何应钦电中道明了他对于整个局势的分析:“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思引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之名义,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迫近潼关,奉张吃惊,比对南军更急,必先制裁西北军之如豫而后才能对南。惟西北军无急如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嘱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明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于这一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蒋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下一阶段北伐的基本战略谓:“我军攻克南昌后……以先攻略杭、沪,击溃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与皖西;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与皖北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进出洛阳、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主力,以利尔后之作战。64 同时改编北伐军为东路、中央和西路三个方面军。东路军何应钦为总指挥,进军沪、杭、宁;中央军蒋亲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李宗仁江左军,分沿长江两岸进取南京;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以联络陕西冯玉祥国民军,伺机以取河南。”
  战略既定,东南战役遂以展开。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根据作战总方略和蒋介石的一份又一份电报指示,东路军即击破龙游附近之敌,二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于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上旬分两路续向淞、沪及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二十日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于二十一日连克淞江、苏州、上海。孙传芳主力及直鲁军一部被歼大半,残敌纷向江北逃窜,沪杭地区被北伐军全部荡平。”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又称:“在东路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下达的电报指示有三十多件,对许多战事均作了具体指示”。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当福建残敌窜浙时,蒋曾电何“北军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入浙与孙联络更堪顾虑。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决,万勿姑容”。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北伐军有四个军由赣入浙,定于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严一带时,蒋又电何:“由闽入浙部队,亦应于此期内,到达衢处一带。我军第一军除独立第四师外,再留三团于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运输,可在台州之海门登陆,因宁波太近杭州也。否则,余第十四或十七军由浦城经处州到兰溪或温州,消灭周荫人部,并与衢州部队联络。而兄则先到衢州本部指挥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参谋长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而受东路总指挥命。兄从速入浙。”68 翌日,蒋又为东路军亲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队,最好能派一部由闽东直入温州,扑灭周逆,由闽北进处州部队之主力,即可迅速向兰溪或浦城前进,加入本战。”69
  东路军攻浙途中,因阎锡山密报“奉军已动员,决于删日前渡江,鲁军主力已向陇海移动,奉鲁联军企图解决豫局”,蒋乃立即电令何应钦、白崇禧、程潜:“于此期间,我东路及中央军以先定东南为唯一任务。东南定,则海军必可归来,武汉当可巩固。东路军与江右军应于删日以前照预定计划齐头并进,切勿迟缓。”70 为不误战机,蒋亦一再电何、白,请他们随时决策,并称“中不遥制”。
  对于蒋介石亲自指挥东南战役中之江右军作战,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亦称:在江右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曾给江右军诸将领发了十几件关于窥取浙皖的电报指示(在《自反录》中编入)。蒋先明确指出:“耖前进皖南,占领祈门、徽州,直入严州,截敌侧背,一面威胁芜、宁,使正面进展容易。”后又电令程潜:“在直鲁军尚未渡江之前,从速猛进,确实占领南京为要。”71 在蒋的直接指挥下,因江左军与北路军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进,以阻止直鲁军南下,从而造成了东路军与江右军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军遂于三月六日克芜湖,十七日克当涂,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蒋的周密指挥之下,势如破竹的东南战役由此而胜利结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声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军克南京后,虽然南中国已定,然而,由于宁汉分裂,实际是武汉“俄国政府”与南京中国政府之严重对峙局面的出现,不但使国民革命军随之出现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现胜利出师以来从未有过的危局。当是之时,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虽然已经挥师渡江北伐,并曾胜利完成扬州、仪征之战,安徽明、蚌、徐之战,不仅肃清了皖、苏两省长江北岸,包括宁、沪北岸的军阀,而且已将敌人追逼至鲁南地区。其间,如果宁、汉不曾分裂,国民革命军仍为一体,北伐军依然为蒋统一指挥;如果一年来乘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西出陕甘、进占中原、平定襄樊的冯玉祥国民军,亦能同心协力、共同北伐;如果汉方的唐生智不因苏俄顾问挑唆、武汉政府不宁、中共叫嚷要南伐广东和东进讨蒋,竟卒然于河南还师湖北,并命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东下进窥安徽与江苏,谋图颠覆南京政府;特别是在汪精卫已因惧共而“分共”,鲍罗廷亦被驱逐回国,宁、汉亦由分裂而走向汉向宁合之时,夸夫死权的汪精卫,如果不唆使怀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对蒋演出了一场“请总司令自决去处”73 的逼宫戏,造成了蒋的“立决下野”;直至造成蒋介石下野后仅五日,军阀败将孙传芳即从浦口以东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近郊龙潭和栖霞山,对北伐军施以“南伐”与“倒算”,使京畿顿成危局;则第一期北伐的尾声势将成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虽然北伐诸军死战以守南京,并获胜利,然而,它却成为北伐进军中唯一的一场“保卫战”。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颇具悲剧意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第三、蒋介石指挥二期北伐告成,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二期北伐胜利的前提,是蒋介石复职。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蒋曾发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国各地报纸即开始满载着各地民众、各种团体、各军政首长等一致要求蒋总司令复职的电文;各地民众甚至公开集会,要求蒋总司令打消辞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国各军,称“此次蒋介石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慰留”。蒋辞退后,因军阀威胁日渐,中共叛乱日亟,由宁、汉、沪三方拼凑的“中央特委会”担待不了,各方函电交驰,竞相要求蒋复职,蒋自日本还沪后,各党政要员,连阎锡山、冯玉祥都纷纷赴上海促驾,十二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乃齐集上海,召开第四次全会预备会议,一致议决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遂于一月五日宣告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除立即颁布文告,申明国民政府将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外,并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后,一是重新划编军队,任命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蒋自兼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五月十六日鲁南会战结束后,又成立第四集团军,任李宗仁为总司令。
  二是针对张作霖安国军“以守为主,以进为辅;期先下山西,然后向南拓进;进若不达,则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怀来,四退关外自守”的分步战略,蒋介石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分析:……在敌方,则以山西位于其右侧背,牵制其南进之师,不得不以解决山西为要着。在我方,则因山东向我突出,抵制苏、皖之师,我非攻取山东,无法使一、二集团军取得紧密联系,从津浦、京汉两路并肩前进,解三晋之危。……故总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东,使我一、二集团军战线,推进至胶济路高唐、南宫、石家庄之线,以与晋军取得联络,形成合围之势。……此诚无异将敌军加以包围……敌若同时应付各路,则战线漫长,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专攻一点,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敌陷于内线作战之不利……复次,我军在曹州、济宁、大名同时发展,可以横截津浦路敌直、鲁军为三段,而将其各个击破。74
  三是基于这一战略分析,蒋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发布“二期北伐全军总方略”谓:国民革命军为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参战各部队于四月某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北伐前、后两期,前期需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 —— 清河南宫 —— 石家庄之线;后期需进展至山海关 —— 承德 —— 多伦之线。第一阶段,…… 首先攻占济南 …… 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阶段,迅速北渡黄河,沿京汉路猛攻河北,进取石家庄;第三 阶段,各军分沿京汉线、津浦线及两线东南地区急进至京绥路,会师京、津,同时向榆关(山海关)、承德、多伦进击。75
  各集团军作战任务亦明确为: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线作战,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作战,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西面作战,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叛军,然后沿京汉线北上,经郑州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以会攻北京为总目标。76
  四是为夺取二期北伐的胜利,蒋还于北伐渡江出师前后,发表了《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致后方将士书》、《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和《告友邦人士书》等,不仅宣告:“中正受党、国委托,统帅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团军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77 而且号召:“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爱民,毋负民众希望,慰我总理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告友邦人士书》还特别宣称:“中国革命终必达成功境界,有以友谊匡持扶助者,中国人将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召中国国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蒋介石率军挥师渡江北伐,北伐军遂连克台儿庄、郓城、韩庄、枣庄、兖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济南。因日本军队图阻我北伐,再次借口护侨而出兵占领胶济路和济南,蒋一面令北伐军严守纪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等与日军交涉,未料日军竟残杀蔡公时以辱我。蒋乃含悲忍愤,痛申“誓雪五·三国耻”,78 同时命令军队“绕道黄河”,继续北伐。由于各军衔命协同作战,79 直鲁军乃溃不成军,张学良十万奉军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孙传芳通电下野;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六月八日,北伐军终克旧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称:“二期北伐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进程中,蒋介石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指令。仅据《自反录》上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有十四件,《渡江北伐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协同作战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蒋于北京率领北伐重要将领赴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其时曾洒泪祭告孙中山先生曰:“……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而纷集也……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既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遗命,澄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蒋介石确实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殷切期望。孙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因有了他这个中流砥柱,而终于完成了北伐大业,赢得了十一年“护法”、即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胜利。更在北伐进军中,坚持两面作战,粉碎了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夺取了新一轮“护国”的初步胜利。并于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东北易帜,使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始获初步的统一与和平。蒋介石先生之功在历史,千秋而不能讳。八九年后的一位中国大陆史家,在他“表面骂蒋、暗中颂蒋”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不仅小心翼翼地说:“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时,他还特别引用了当时一位女性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赞颂蒋介石先生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81

兼 论  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作了一个简约的介绍。然而,正是这一份极为简单、又极为明燎的“履历”,一是证明蒋介石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证明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本书已有证明,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则非但不能容,而且还要反对之,清除之。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苏俄与中共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为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已经从窃夺国民党党权、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走向了反对、利用、破坏、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蒋介石本孙先生的遗教,因苏俄和中共对孙先生的背叛而决心抗俄和清党,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蒋介石对“联俄容共”的态度而言,应该说,他从来就是“联俄容共”的反对者。但因他深知孙中山先生是为“俄援”而联俄,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数度“托故假归”,消极待之。及至孙中山要派他这个最能干的人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他考察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头上,又在书面上,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了他对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的看法,明言苏俄有对中国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苏俄对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攻击和诬蔑,并明确认为俄人是要借中国的国民革命,来达到它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的目的。这既是他考察归来即“托故假归”的原因,更是他几度赴粤,又几度离粤,连黄埔军校校长也不想做的根本缘由所在。若不是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和他对孙中山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校长大约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后的蒋介石,一是于孙先生在世时,为忠于先生,而自行韬诲,努力办好军校,尽力培养党军,尽量使之不受苏俄的过度钳制和中共的过分操纵,从而使俄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视他为眼中之钉。二是在孙先生逝世之后,于苏俄僭权、中共篡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时,坚定地起而护党,捍卫国民革命,直至走向决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凯那样发作过“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卫那样发作过“左派权力病”。他无非是在无可奈何时,虚与委蛇;被迫还击时,则旗帜鲜明;事关国民革命大业时,乃义不肯让。由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语究从何来?而真正背叛了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者,又为阿谁?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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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期,但是,一因她外有两个恶邻:一个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覆为继;一个因阻挠中国北伐不成,破坏中国统一不果,乃决策“先吞满蒙、再谋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内有两个宿敌:一是在苏俄直接指使下从叛乱走向叛国的中共;二是连续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新旧军阀。由是,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吴、孙、张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这一持续较量,虽然本质与前者无二,但在表现上,则由显性过渡为隐性。由于中华民国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固已为历史所不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复辟,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中共则在苏俄的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敌党”,更以中华民国为“敌国”,务求颠覆中华民国直至作成俄国的附庸而后甘。因此,荡平前者,便为“护法”的继续;围剿后者,则为继续“护国”所必须。只是因为这一番继续“护法和护国”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乃是一场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进行的残酷较量,从而才迷惑了不少“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善良民众,少数激进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们”。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却正是在这一持续的较量中,并在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条件下,外抗恶邻谋我,内除国贼叛我,坚定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继军政而训政,决心捍卫北伐成果;矢志推进民主化进程,于训政期间筹备宪政;努力进行民生建设,积极从事全面抗战的准备。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艰难时世之下,创造了民主建国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的继续

第一、新旧军阀叛乱的内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国同盟会 —— 中国国民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党,我们同样不能说,它的每一个组成者,每一个领导成员,都一定是一个民主革命家,都是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绝对的纯洁本来就不存在,那么,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有的自然会为争名夺势,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有的则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后,国民党 —— 这个在辛亥之后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的政党,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辛亥前,因谋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盖因“夸夫死权”,不仅成为孙后国民党党争的党内祸源,而且成为一期北伐胜利后分裂国民革命阵营的党中祸首,和中华民国统一之后参加并利用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后来他为了做“第一把手”而堕落成为一个卖国汉奸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个认知的正确。01
  其次,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虽是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一个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统一,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间接产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又是以和平手段而获得的统一。因为,在北伐军中,原就有一些旧军人和旧军阀,他们有的是因为略知共和而参加了北伐,甚至成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则因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即将告成,才投机国民革命而参加了北伐,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数年军阀混战的影响,甚至亦是参加者之一,又因积习难改,一旦野心膨胀,或私欲不能达到满足,便动辄称叛,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爆发内乱和内战的祸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乱,和由阎、冯为主体,联合李、白等其它新旧大小军阀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战,实为中华民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恶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军事势力附庸中华民国政权。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的张学良,固然因“易帜”而成为中华民国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但是,政权既是张姓的政权,军队也是张姓的军队,为时为势所迫,愿意归附中华民国,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为时为势所诱,一旦不愿意服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钱、有枪、有人、有政权、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国。张学良如此,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新疆的盛世才,陕西的杨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统一与以“和平手段得来的统一”,便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其于前者虽是国家之喜,皆大欢喜;于后者,则可能埋伏着朝附夕叛的危机。李、冯、阎大规模叛乱失败后,相继而起的粤变,闽变,两广六一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前三者虽然被及时荡平,但由旧军人、旧军阀出身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中共唆使下所发动的阴谋武装政变,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穷尽的后患。至于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叛将们基本上全是军阀遗孽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参见上卷第七章注九)。

第二、新旧军阀叛乱的外在原因

  因新旧军阀有如是的内在情由,因而,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建设,而理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并实行“裁减军员与削减军费”之时,盖因新旧军阀“拥兵自重和拥兵割据”的私利受到损害,反叛便次第发生了。
  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军编遣会议”也是相当及时的。这是因为,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诚如蒋介石在国军编遣会议上所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02
  由是,蒋介石才在“国军编遣会议”上用六十年前日本军人“倒幕还政、化藩归统”而致国家强大的历史事实,03 号召中国军人学习日本军人的“废藩”之举,裁撤冗军,削减军费,拥护军队国家化,并且剀切陈词曰:“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共同地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象从前的把戏,专集中权力在一个人手中……照现代国家的通则把军队集中到中央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我们不想实现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条件的军队,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十七年纷乱如丝的军事现象,应该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两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04
  诚然,就历史的教训而言,将彼时在相当程度上分属于个人的军队转换成国家的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和节制,不仅是现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国立基的应有之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本,便是借“废藩倒幕”而达成了“王政复古”的成功。辛亥之后,正因为袁世凯拥有兵权,才织就了他一心要做中华帝国皇帝的复辟之梦。袁死后,之所以能够绵延十余年的混战和混乱,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军阀要以武力来复辟专制和统一中国,小军阀要以枪杆子实现割据以自保。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仅仅是为了看取前车之鉴,不再重蹈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同样必须“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国军编遣会议”闭幕并作出了决定:一、全国划分为六个编遣区。二、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合计员额八十万。三、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时撤销原各集团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国国民党“三大”议决并通过“国军最高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将军队国家化正式纳入国家体制建设之中。
  然而,如前所说,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而裁军便是要削减各派和各地军阀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军事势力。所以,在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时,其积习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们不会安安份份地接受“国军编遣会议”的决定。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第三、新旧军阀叛乱的发起、经过、规模和失败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和“国军编遣会议期间,非编遣会议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的决定,竟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05 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与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军进攻长沙,在“护党救国”的旗号下策成“湘案”,从而诱发了桂系军阀反叛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战,首倡乱国之祸。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讨桂”而重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突然拒赴陇海铁路监防冯军异动,通电“拥汪”,要求改组党务,并率军南下湖南,计划进攻广东,欲于广州另立中央。国民政府遂免张职,同时命四川及湖南军队堵张回粤,张遂败。06
  一九二九年四月,冯玉祥于“讨桂”未了之际已迫不及待地打出“护党救国”旗号,在开封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并将散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数千公里战线的军队集中西撤,沿途破坏信阳关等地的铁桥与武胜关隧道,欲以重兵压迫阎锡山一道反叛。决意“如阎不从则先打阎;如阎从便先打蒋,后打阎。”时因桂系反叛败局已定,冯玉祥虽一边通电“讨伐”桂系,一边命令韩复渠迅速向武汉推进。只因为没有料到韩复渠和石友三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两次通电拥蒋,方使冯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败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与张发奎串通一气背叛中央,宣告独立。国民政府乃命陈济棠讨伐。因桂军将领杨腾辉反戈服从中央,叛变遂败。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军部将,在冯授意下 联名反抗中央,07 明申反对“编遣国军”,公然反蒋以压阎。但因阎锡山仍不表示公开反叛,加之冯部将孙良诚不服从代冯为总司令的宋哲元指挥,一气之下竟将部队后撤,造成全线混乱,西北军遂不战而败。冯的第二次叛乱,又为“出师未战而先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发奎再一次于广西恭城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广西省主席吕焕炎及李宗仁残部竞相从之。国民政府乃命何应钦为广西行营主任,于是年十二月将叛乱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驻安徽的石友三,自封“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拒绝协防广东,谋图袭击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并受命对冯叛军作战的唐生智,08 拒绝南下断叛将张发奎后路,于郑州通电称叛,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以响应石友三,同时标举“拥汪联张”口号,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后兵败于河南大雪之中。
  一九三零年一月,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乱已导致其野心勃发,乃决心联合冯玉祥数十万人马与李宗仁四万残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阎通电逼蒋与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阎自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正式发动军事叛乱。七月十三日,阎锡山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西北军初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声明,以所谓“护党救国”名义联合反蒋。八月四日,汪精卫因阎锡山邀请并许以总揽党务,遂于两日内与阎会谈六次,达成协议。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长,图以“扩大会议”取代南京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九月九日,于叛乱败北的狼狈时刻,竟于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09 汪精卫等伪国府委员并宣誓就职。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张学良发表“和平罢兵”通电后,10 阎锡山因败局已定,乃发表“退避三舍”通电,然后,遣散汪精卫等中央扩大会议成员。是年十月八日,冯、阎见面,共决下野。叛乱历经六个月而彻底败亡。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决心荡平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

  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对新旧军阀的叛乱一有认识,二为力阻,三是荡平。其实,中华民国始获统一时即施以“国军编遣”的重大决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为了预防割据和混战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之时,蒋虽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11 在叛乱走向高潮之际,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以前,有谓唐生智反复成性,终必背叛,劝余勿加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如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实有愧!但此亦非绝对意外之事,或竟可认为革命进行中必须经过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将近成功之时,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为革命者,对于此等叛变,不但不必悲观,竟可认为乐观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又在《告全国将士电》中极有信心地昭告曰:“当陈炯明叛变时(一九二二年),仅余中山舰……今日革命环境之顺利,远过于昔日;革命势力之雄厚,远甚于当年。……中正不仅具消灭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弥叛变之把握。望我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勿蔽于谣言而堕奸计。”而当李、冯、阎三家大军阀拾各家残余,终于挑起大规模武装叛乱时,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曾连续发表了《为讨冯、阎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一批文告,极为深刻和明确地指出:“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心,和平将消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而后快。”同时极有信心地宣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
  出于上述正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仅对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间的一些小型叛变,采取及时劝阻和只在劝而难阻之时,才采取坚决扑灭的方针,而且,特别对以李、冯、阎三家大军阀为代表的连续性和大规模叛乱,曾一再力劝力阻,并且同样只在劝阻无效之时,才施以大规模的军事征剿,以坚决荡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为公开叛变的先声。三月九日,蒋曾亲自致书李宗仁,劝其赴京“开诚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绝,蒋再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责李于“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即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讨桂”。三月二十七日发表《讨逆时告将士文》,痛斥桂系军阀“盘据两广两湖之地,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特别申明“讨桂”的目的,乃在“讨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国家之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本人“讨桂”战令既下,乃根据桂系军队据两广两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长蛇阵的特点,首先一举解决平、津两地的桂系驻军,然后合围广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亲赴九江督师,叛将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诚。四月五日讨逆军收复武汉,桂系胡宗督、陶钧、夏威三人即联名通电下野,李、白乃逃广西与黄绍悖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由李亲任总司令,进攻广东。蒋乃急令广东陈济棠、陈铭枢迎敌。六月二日讨逆军克广西梧州,李、白、黄通电下野,讨桂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一。此其一。
  其二、面对冯玉祥三次称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劝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冯一意孤行,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蒋乃最后致电冯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往昔之友谊,自咎规之未周,惋疚交萦,觉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终也……”
  一九三零年春,蒋因阎、冯叛乱之心已张,乃于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电阎锡山,劝之曰:“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矣,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其责……”针对阎使用公开逼自己与他一同下野的“招数”,蒋则凛然驳曰:“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御。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者,适得其反……”而当阎、冯、李等大举叛乱信号已彰,劝无可劝、阻无可阻之时,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敌手,13 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刚刚乱哄哄唱罢的汪氏“中央扩大会议”,和阎氏的“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为保卫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而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终于胜利告悖。但是,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叛军动员六十万,政府军动员一百万,叛军死伤二十万,政府军死伤九万余,代价实在不可谓不大。

第五、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统一,深具继续“护国”成功的意义。二是有力地巩固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从而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深具“护法”成功的历史意义。三是于“日患共乱”的艰难时势之下开始了民主建国的进程,从而为未来的那一场全面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如果说,中国未亡于日本,是因为中华民国首先未亡于新旧军阀的叛乱,反之,一个分裂、混战和混乱的中国又焉能不亡?


二  围剿中共叛国为继续“护国”所必须
  如果说荡平新旧军阀叛乱为“护法”的继续,则围剿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便不仅具有护法的意义,而且具有“护国”的巨大意义了。
  历史的事实是,未及武汉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变;及至武汉分共已成事实,仅仅半个月以后,中共就在第三国际派来的罗明拉兹和纽曼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下卷)。八一南昌背叛虽以失败为告终,但从此中共即在苏俄的指使、策划、甚至是直接参与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乱的高潮。依照中共总是由后来的领袖全盘否定前面领袖的“规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计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倾冒险主义”。而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则自始自终地于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煽动农民造反,实行武装割据,直到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叠遭失败、无以为继之时,中共才在苏俄的同意下,将“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南中国落后闭塞的乡村,从而完成了由发动俄式共产革命向煽动传统农民造反的全面过渡。特别是在苏俄借我国收回中东路主权(参见下卷第三章),而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举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发动武装暴动,志在里应外合,从连续的公开叛乱走向了持续的公然叛国。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已经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中共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蓄意制造两个中国,而且再一次公开宣称“武装保卫苏联”,从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国高潮。至于中共在由城市暴动转向农村造反的过程中,为坚决执行苏俄为其制定的“烧杀”政策,而造成的惨绝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触目而惊心(参见下卷第二章)。14 显然,刚刚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进行民主建国的中华民国,面对着有外敌指挥的中国望岱农民叛乱,惟有征剿,别无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战行将胜利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已经在他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称:“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虏掠的罪行,而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斩。”15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党人和国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蒋介石又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人民书”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宁。”
  当事实已经证明,中共的叛乱不仅外从苏俄,而且内结军阀,复乘日本的阴谋侵我,以相互勾结、互相呼应之时,17 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议。……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同时,蒋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叛逆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18 对此,蒋本人乃宣言曰:“必期于最短时间,剿灭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不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了。”19
  为剿匪,蒋介石还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举办了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亲任团长,亲纂“剿匪手本”,亲赴训练团讲演,并对中共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本质,及其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害,予以深刻的揭示与阐述。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曾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发表《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之演讲。他说:“现在我们要消灭赤匪,抵御倭寇,……因为土匪不仅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仪廉耻,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准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民族的主义,必须杜绝悖尽。”20
  今日,当中国大陆人民在历经了中共数十年“非人伦、不道德”的统治之后,再来重温蒋介石先生的话,又怎能不长歌当哭、痛定而思痛?
  显然,庐山军官训令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与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级别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21 曾为桂系三大头目之一,并曾参加过桂系叛乱的黄绍悖,亦在他的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恳切训导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镛,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畋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弥泯灭。同时,更积极地造成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暂,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救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22
  对于剿匪与抗日的关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说,蒋曾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的国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剿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倭寇,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23
  由是,蒋曾一再激励政府军将士为抗敌救国而坚决剿匪的决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即于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将士电称:“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尽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必陷进退两难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冻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功。”24
  彼时,由于苏俄利用它在华的外交机构作为中共叛乱的巢穴,中华民国政府乃于中共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宣布与苏俄断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更在《中国革命与日本》一文中为与苏俄断交作了如下的说明:“……不幸,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进行中,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能认清国民革命的目的……苏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来代替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假手于第三国际,指使中国共产党来破坏中国国民党;并且公然利用苏俄官吏(领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坏国民革命、危害中国民族的举动。……本党至此,为维护革命目的计,不能不与之断绝关系。由此可知,本党昔年联俄,是为着革命而联俄;更可知,今日绝俄,亦是为着革命而绝俄的。”25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发动了对中共江西匪区的五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第三次蒋亲赴南昌,虽成功在望,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转即回京处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围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口,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第五次则因外患暂停,并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举歼灭中共二十万人。其数万残余为能在危急时逃入俄境,乃辗转逃抵陕北,几濒绝路(参见下卷第三章第一节)。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蒋曾为剿灭中共之窜匪流寇而电令驻守西北的张学良部称:“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下万人,仅毛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军团,亦留于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消灭,望即令朱、于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驻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
  但是,虽已易帜归顺中华民国,却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日”阴谋(参见下卷第三章),于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竟使中华民国“八年剿匪之功,功亏一篑”,更陷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惨祸于无穷。
三  国民党一党训政是走向宪政的应有历程
  近七十年来,中共自称反对和叛变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因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现代史教科书,都无例外地要同声指责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是一个“反革命的独裁专制政权”。
  然而,国民党究否专制?蒋介石究否独裁?显然,要回答和澄清这样两个重大的历史诘难,唯一的办法就必须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于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之后,为何要实行“国民党一党训政”,怎样实现“一党训政”,以及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究竟有何本质区别等根本问题,分别予以论辩和澄清。

第一、训政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民主建国的重要革命方略之一

一、训政思想的由来
  辛亥之后,虽然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但是,接踵而来的袁氏公然复辟帝制,张勋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种种不幸事实,实是对民主革命的公开反扑和对共和国统的蓄意颠覆。它既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又对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还不能及时认识到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残酷较量,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历程,甚至是主体历程,并且,唯有历经了这个艰难和痛苦的历程,民主革命才能达到她最后的成功,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她最后的确认和确立,但是,辛亥之后十余年复辟、混乱与混战的痛苦现实,已经使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在民主革命已经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已经初获创建之后,为了保证民主革命不遭遇专制复辟,为了保卫共和国统不遭遇专制颠覆,则不仅要建立革命的权威统治,来保卫刚刚诞生的新国家和新秩序,而且还要自下而上地规定、并且实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以造就对新国家和新秩序确认和确立的广阔社会基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同时,孙中山先生亦因辛亥之后政治叠生复辟混乱的教训,而进一步明确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26

二、训政的历史目标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演说时就曾明白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在野监督。”并称,“假使本党设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致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 在此,孙先生已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性质,表述得十分清楚。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27 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还政于民”。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先生发布《建国大纲》,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藉以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泾清渭浊,由是而明。

三、训政的具体内容和现实目标
  孙先生认为:“训政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即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作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力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28
  对训政的具体内容,孙先生亦曾明白规定:“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为着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便不至成为空文也……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然不知律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悖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卓卓然有余裕……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于武人与官僚之手。”29
  至于国民党训政的现实目标,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第三条中明确指出:“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对国民党实行训政所要达到的要求,孙先生于《建国大纲》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称:“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大会得选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30 “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大功告成。”31

四、训政的必要手段
  训政的必要手段,是要在一定阶段内,以革命政党的权威统治来保护和巩固刚刚建立的新国家和新秩序,即保证训政的实行。由孙先生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曾明白指出:“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按:三民主义)之一切障碍……盖惟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民众之本据……”
  由是可知,孙中山交待给国民党的“训政”任务,其根本意义绝不在“一党专政”。其始,乃因军政结束;其志,乃在“还政于民”;其意,乃在“教民用权”;其行,乃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换言之,便是革命政府之行使统治权的目的,乃在养成“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以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做好准备。

第二、中国国民党遵循孙中山遗教实行训政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于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便立即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在决策、理论、立法与实际上开始了推行宪政的工作。
  一、就决策而言。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当蒋介石率领参加北伐的重要将领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祭告总理时曾称:“军政时期,从此结束;训政时期,从此开始。兹遵照遗训,已定南京为全国首都。今后当遵循遗嘱,完成所有的建国大业。”
  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党于二届五中全会宣布“训政时期”开始。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七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六条:(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之。(六)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即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之。
  该纲领确定了中国国民党于训政时期的治权与治法,任务与目标,被称为“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的最高依据和“训政时期”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
  二、就理论而言。除宣传孙先生有关“训政”思想之外,国民党领袖人物胡汉民、蒋介石等,均一再对国民党施以“一党训政”做法的正确性和原则性,予以了充分的论证或论述。首先,他们认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负有双重的责任,即一方面要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另一方面又要监督政府行使治权。对于前者,则提出了“训政保姆说”,认为:“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32 由是,胡汉民更进一步论述了“国民党一党训政”与“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说:“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33
  同时,针对军阀叛乱之教训,中共仍在扩大叛乱的行径,和外患日悖的现实,面对“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定”这一严重社会局面,34 乃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一再强调的“训政时期革命政府之统治权”,力图有所加强。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蒋介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有效能之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还说,“今日举国之要求者,为有效能之统治权之建设,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该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昭告全国和平统一案”和“剿灭赤匪报告书”。
  其后,蒋介石在讲演和著述中多次强调指出:“在这个军政与训政的时期中,无论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也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种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也就一日不能结束。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进行。这样于国家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不知伊于胡底。”35
  然而,正因为对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征剿,和对中共武装叛乱、叛国及武装割据的围剿尚未告罄,蒋介石方才意识到:“军政尚未结束和训政必须加强。”因而他才又说道:“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同时加强训政时期的工作。”更认为训政应从五方面着手,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认知。
  三、就立法而言。如前所说,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已宣布“训政纲领”。其时,一是东北尚未易帜,某些地方势力还只是“名号归中央却实权归自己”。中华民国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未完成初步的统一。二是因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虽获形式上的统一,一些地方势力仍然各行其是,“坐地独裁”;某些地方军事势力,更为反对国军编遣即反对“削藩”,而公然发动了叛乱。是故,训政尚未实施,军政又复重来。因而,直到一九三零年十月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初予平定,训政才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遵循孙中山“训政应有约法”的遗教,中华民国政府历经筹备,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了“国民会议”,于五月五日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提出了“巩固统一与完成建设之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制;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实施;安定地方之秩序;完成地方之自治。要求全国人民“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
  四、就实施而言。首先于宣布训政之日起,即明布训政期限为六年,然后继行宪政。其次,考虑到国民党治权在国家政权体制上的合法性,乃于一九二八年九月接受胡汉明、孙科提议,提早建立五权制度,36 并于是年十月三日由国民党政治会议制定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六十四条),形成以行政权为中心的五院制。再者,遵循孙先生关于推行地方自治为训政之主体内容的遗教,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为此,一是于一九二八年公布《市组织法》,一九三零年修正后,又于是年七月六日公布《市参议会议事规则》,决定市参议会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一年。北平市遂于一九二八年始筹自治,一九三三年三月开始区坊自治职员民选,同月二十六日民选市参议员告成,八月一日市参议会成立,翌年八月一日第一届参议会闭幕。因华北敌患日张,故不得不中止继选。上海市于一九三零年即着手筹办自治,因淞沪抗战乃止。一九三二年七月再办,成立四十区公所,后因抗战爆发而停顿。抗战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民选议会终于成立。
  盖因当时内乱连连,地方不靖;外患日亟,国难当头;加之地方官员官僚积习尚深,对地方自治并无热心,自治不易推行。一九二八年公布、一九二九年修正的《县组织法》,虽均有设县参议会的规定,一九三二年又曾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法》及《县参议员选举法》,一九三四年一月内政部还通咨各省依法组织县参议会,但各省均未及时照办。如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将地方自治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扶植自治时期、即实行训政时期。县市长由政府任命,县市参议员由县市长聘任,乡、镇、村长由各乡、镇、村人民选举三人,县市长择一委任。第二期为自治开始时期、即官督民治时期。县市长由政府任命,县市参议会议员及乡、镇、村长由人民民选。第三期为自治完成时期,即宪政开始时期。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及乡、镇、村长一律民选,人民开始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自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政府公布“扶植自治时期县、市参议会组织办法”后,贵州、甘肃、察哈尔、云南等省即由县市长聘任县市参议员,成立县市参议会,后因抗战爆发才不得不中断。
  当时,地方自治推行得较好的是广东。一九三三年,“西南政务委员会”修正并颁布了《县市自治法规》。一九三五年底,广东省九十四县已有自治组织。一九三四年八月,各县、各界之省参议员次第选出,八月十五日广东省参议会成立。
  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训政,历经内战与外战,凡十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底,中华民国全国自治组织已成立者,县市参议会七百九十二个,乡镇人民代表会二万一千一百四十六个,保民大会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三十五个,成立临时参议会者计有七省市。
  最后,训政时期所推动的另一个极重要措施是对宪政的准备,即“五五宪草”的诞生。一九三一年国民会议之后,国民党原拟在宪法未实施前提前设立民意机构,并定名为“国民参政会”,但因筹议早日结束训政,故未实行。由是,国民党乃于四届三中全会议决:“一九三五年三月召开制宪国大,议定宪法,并为此要求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研讨。”同时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召集全国临时代表会议,研讨宪法草案,时因党内纠纷而推迟;37 后又因外患内叛,干戈无止,再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举行。一九三五年一月,立法院将宪草完成,十一月五全大会遂议决于一九三六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国民党中央还决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宪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大”。其后又因中日关系紧张,部分省区未能按时选出代表,故国民党中央决议再延期召开国大。不久,西安事发,国民党中央虽再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至一九三七年夏,虽然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东北、台湾等地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选举均已办成,然而抗日战争亦已全面爆发。由是,训政期间之筹备宪政只能被迫中断。
  由上述可知,如若没有内忧外患之交相煎迫,则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如期结束和胜利结束非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为一党“专制久安”而计,却为及早“还政于民”而行。但是,也正因为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尤其是苏俄的阴谋颠覆和日本的公开侵略既不能终,国内残余军阀和中共的叛乱叛国更不能止。加之里应外合,乱之日炽。因而,已经开始的训政时期,在实际上仍应为军政时期。否则,国内政局即成为“军政尚未结束,训政已经开始,军政不曾终了,训政遑论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因此,原定的六年训政,只能延期,而非食言。然而,这却给了一切外逞叛乱、内怀野心者,和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以指责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口舌。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虽为宪政而训政,虽为还政于民而教民,但又深恐敌人与他人指责他们“假训政以独裁”,“借训政而专制”,因而忘却了“训政”—— 这个在性质上本为“善意的独裁”,38 即必须强化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确保民主的新社会秩序不被颠覆,乃是走向宪政之应有历程这样一个本意,因而对于一切公然持枪的反叛者,虽不得不决心剿除之,但对于一切不拿枪的敌人,尤其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抱着民主这个“法宝”,以攻击国民党训政的敌人,则不敢动以训政之心,甚至一再让步,疲于应付,以宣布训政时间作保证,以筹措宪政示己心,从而迭呈被动挨打之局面,卒不敢为中华民族建立与巩固民主的新社会秩序,而甘冒被天下人指我为“独裁”的骂名,勇敢地对一切反对我训政、诬蔑我训政的敌人予以反击,将一切不利于训政的错话歪理逐一予以批驳。如此,虽然“过”在一时,却功在永恒。这无疑是一个至深的历史教训,当为来日之大陆所深深记取之。

第三、中国国民党一党训政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根本区别

  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党,故该党的革命又称“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她的一党训政,乃是该党为最终实现民权政治、即宪政而采取的过渡方略,亦曰历程。目的就是为了结束一党政治,以还政于民。这就在根本上与共产革命所号召的,一个阶级和一个党的永久专政,划清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界限。
  二、中国国民党即便是在一党训政阶段,其仍以“确立民生发展为首要,采取自由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制度”为基本国策,其与中共在经济上“长期以民生建设为恶,取缔自由经济,堵死市场经济和消灭私有制度”的党策,有着至为本质的区别。
  三、虽然中国国民党的“训政纲要”提出要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政权,但除在中央“以政托党”以外,各级行政区均实行党政分离,排除一党包办。即中央以下各级党部,均不直接与各级政府发生统属关系。各县党部不满意县政府的措施时,应提出意见于省党部,由省党部转咨省政府处理;各县政府对于县党部的措施不满意时,则需提交省政府转咨省党部处理,均不得直接行动。这又与“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从上到下党政不分,各行各业都必须以党凌政、以党代政、党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党专制即党天下”,有着霄壤之别。
  四、国民党一党训政阶段,国民不仅有种种自由以为谋生,更有种种思考与表述的自由。人民不仅拥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甚至拥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自由。诚所谓“独尊三民”,但绝不“罢黜百家”(详见本章第四节)。甚至由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的“学生运动”,虽然年复一年地罢课、示威、游行,冲击政府机关,捣毁新闻机构,甚至能几度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围之数日而不散,39 国民党亦从来没有加害过学生,更没有用武力公然地镇压学生,甚至用坦克车和新式ak47自动步枪以公开地辗轧、扫射学生及无辜的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亲与包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们“平等对话”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感叹亦唏嘘”。
  因此,只要稍稍地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进行一番对比,领教一下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要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的专制现实,我们就能十二万分地明白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区别。而也正是这个本质的区别,才告诉了我们,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但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相反,它恰恰是一个民主政党为使民权得以保养与伸张而采取的“过渡性政策”,是中国国民党为保卫民主新秩序,为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和建设民主宪政基础,而不得不实行的政治方略。今天,当有人津津乐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独裁”时,只要对三十年代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训政”稍作回顾与对比,便会明白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就“良性独裁”的意义而言,亦不知比李光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四  中华民国于外患内忧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1927—1937)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夺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外敌悖悖内向、内乱时时尤生”这样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个方面,不仅使过渡期的国家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使国人之心亦渐渐地趋向了一致,从而为嗣后的长期反侵略战争奠定了人心、国力与军备的基础。

第一、中华民国外争主权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遵循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的遗训,以国民党“一大”所提出的对外纲领,即“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以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定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约”等原则出发,针对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此其一。
  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从而迫使日本哀叹曰:“……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一筹莫展……”40 过去,日本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蛮横办法,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已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济南事件在历经十一个月的调查和谈判后,南京政府终于与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迫使日本答应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仅保证在华日人的安全。对于中国所受之严重损失,协议规定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
  其三、在外争主权上,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继续遭遇着一些列强的反对和阻挠,但继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于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国司法机构始得在上海租界执行任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应一律遵守中华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依法颁布的法令规章。外人虽不执行,但国民政府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实行。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为争取国际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暂缓。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为收回沙俄在我国东北特权,竟遭遇苏俄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这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国入侵(参见下卷第二章)。
  其四、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关税主权,列强以所谓“协定税则”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控制中国的财政,左右中国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布“协定税则”与国家主权有关,决与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随后又公布了《国际进口关税暂行条例》,并在一九二八年内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新关税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将“均一税制”改变为“差别税率”,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在关税问题上的弊病,抵制了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印花布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遂取得了迅速发展。一九二四年棉纱产量为三十八万多包,至一九三二年已上升到三百九十三万六千包。关税自主以后,中国海关税收更有明显增加。一九二七年海关税收入为一亿一千三百万圆,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八千八百万圆。中国的邮政主权曾先后被英国人赫德和法国人伯黎及铁兰士控制六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始委任刘书藩为第一任华人邮政总办,一九二九年完成邮政改组,管理人员始渐为国人所掌握,邮政权亦终得回归。

第二、中华民国内求进步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伊始,立即在对内政策上忠实地执行了“立五权、张民权,建法制、重民生”的重大原则,确立了“以民生为首要”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五权国家体制,制定与颁布训政时期的各种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内容的训政,奠定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41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而赢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42
  一、在实行民权主义方面,除掉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外,国民均享有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指称的各项民权,尤其享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方面的相当自由。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出版法条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颁布了《出版法》。据中共大陆历史学家称,其中仅规定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监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43 由是可知,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民间新闻出版事业,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审”者,也是“先有自由、后有审查”。此与迄今仍然是“绝无自由、仍要审查、并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胁”的中共新闻出版专制体制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44
  正因为国民党虽“独尊三民”又“兼容百家”,坚持予新闻、出版、思想、学术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连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因而于国民党训政时期,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才会呈现一派真正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局面,并获得了足以标傲历史的巨大成就。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在走过了她的酝酿期 —— 晚清文学和成形期 —— 五四新文学之后,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等等,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不亦热乎;就后者而论,则巴金、老舍、曹愚、徐志摩、郁达夫以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品已富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与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骆驼祥子》、《雷雨》等均已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若以此来对照中共专政的五十年间,成千上万文化人曾无端遭受中共数十年摧残与迫害的惨痛事实;以及前三十年无文学可言,后二十年的文学“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压和收买,甚至远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容许民间成立任何一家文学团体,出版任何一份文学刊物,有则抓之逮之判之的的现实;就只能令人感慨万千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这一真正自由、繁荣的文艺局面,才又为中共制造所谓的“革命文学”,及其在掌权后公然压迫文学的死亡,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曾经予文学以自由的罪过。
  其次,自由的思想条件还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成熟期。由是而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和进步。不单单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斯宾洛沙的《伦理学》、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柏克莱的《视觉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译述相继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学上的柏格森派、实政主义学派、绝对唯心论和辩证唯物论,以及逻辑实证论和现象学等,亦都成为一时之响。国内更有不少学者于此学术自由的阶段脱颖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体。如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哲学),金岳霖的“可能的现实”(逻辑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这就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思想界只容许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歌颂,而绝不容许出现或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术,便无论如何也不能“同国而语”了。
  二、在建立和健全法制上,如前所说,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及早地公布了“训政纲领”,通过了“训政时期临时约法”,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确认了“五权体制”,草拟了“宪法草案”,而且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还研究、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法,工厂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票据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等。“当时立法的最高原则,是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训政时期约法”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土地法”以实行民生为目的,“民”、“刑”等法的制定兼顾了人道主义,并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应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须予以监护,患麻疯病及性病者应予以强迫治疗等。45 而在建立、健全法制体制上,除更名改制实行三级三审制度,并实行助理司法制度即律师制度以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政府曾多次举行法官考试,共录取八百一十八人,连同北京政府时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已占全国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法官训练所,先后办了四期,共毕业四百四十六人。同时,国民政府还改北洋政府平政院为行政法院,处理官署违法和违法处理人民的诉讼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务员惩戒法”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亦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回顾中华民国政府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之历史时期内,于法制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所获得的实绩,再来考察中共前三十年“无法无天”的历史和后二十年欺天瞒地的“法制建设”,回首中共制造“冤狱遍中华”的惨痛事实,默诵流行于今日中国大陆的“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种种辛酸民谣,则历史的惊人倒退,又何待言之。46
  三、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确立民生建设为首要,否定专制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增强国力,遂于本时期内使一个穷中国获得了相当的改善和进步。据中国大陆史家证明,在经济政策上,中华民国一是实行“裁撤悖金与统一税收”。 裁悖改统后,一九三三年度的统税收入总共已达一亿圆以上,颇有与关、盐两税并驾齐驱之势。二是实行“整顿金融,改革币制”。公布“修正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私营商业银行,其间先宣布“废两改圆”,统一银币,后实施法币制度,宣布白银国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使用,禁止白银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从而抵制了美国的“购银法案”,堵住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银本位。47 正确、有益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又决行“保护国货”的政策,从而使得本阶段的工业在内忧外患和世界经济危机正炽的不利条件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此,中国大陆史家乃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48
  四、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应该说,农业发展和土地问题乃是中华民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旧中国农村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赋和捐税过重。三是灾荒严重。在军阀控制的地区,捐税苛重,名目繁多,赋税种类几达三十余种,其中二十六种是附加税,从而造成农民负担沉重(按:与目前中国大陆农民的实际负担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国二十二省一千零一县中,仍有二千万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乡成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来的连年军阀混战,和由新旧军阀所一再发动的叛乱战争,又使农民一直处于最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与解决,积苦而成患;一方面,则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号以煽动农民造反,带来了至为有利的农村社会条件。处于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49 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同时,还针对农业改良、水利兴修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进等做了不少的工作。50 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订定五年经建计划时,就决定于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记,以作土地改革之准备。乡村的建设运动,亦在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号召和推动下,初有发展。然而,这些土地改革的纲领,农业改良的工作和乡村的建设运动,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均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当时外患内忧齐相压来的中国,除浙江等少数省份外,均无法得以广泛的推行,从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后来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先机。
  五、在军事建设上,面对着“外患悖悖内向”,中华民国亦不得不在现有条件下和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和加强军事建设,从而对全面抗战的爆发做出了相当的准备:不但训练了陆军,同时也发展了海空军;不但发展了军事教育,而且培养了大量的年轻军官。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二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参见下章)。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虽处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国和建国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后来有人称它为“十年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台湾史家在这方面也有较为平实的论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战乱。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日事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镇压国内的政敌,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轮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权的维护上,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北伐完成后的十年,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张,各种形式的政敌环伺,国民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下,仍能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部分建设且获有显著成效,殊属难能可贵。此种建设成效,转用以对抗各派政敌和帝国主义国家,亦相当有效。这不仅带来了江西剿共的胜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战的基础。”51
  诚然,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地符合实际的。但是,这样的评价,还不足以揭示本阶段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所起到的根本作用。这个根本作用,就是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继续坚持着的护国与护法的斗争,不仅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而且由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而使得中华民国的国统既得以确立,中华民国的法统亦得以确认。中华民国由是而正走在民主建国的道路之上。中国国民党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犹如一生爱共产党,厌国民党,曾作为周恩来统战对象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临死前因幡然醒悟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52

兼 论  孙后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 —— 蒋介石
  什么是新权威?顾名思义,就是“老权威”不行了,才会、也才需要一个“新权威”。但是,如果这个新权威所要维护的又仍然是老权威所要维护的,比如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那么,这个“新权威”就丧尽了“新”的意义,无非是“老权威”的再现、翻版和继承而已。相反,如果这个新权威,要建设和维护的乃是进步的新制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变的,乃是老权威所一心要维护的旧制度和旧秩序,那么,这个新权威,才在本质上成了真正的新权威。这才是“新权威”这个概念的应有本义。
  那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保卫和推进了中国国民革命进程的蒋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权威”呢?
  历史的事实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证明了蒋介石先生不仅是“新权威”,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即真正的“新权威”。
  第一、从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传承关系上来看,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并且,这个地位既不是由孙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专靠阴谋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蒋介石“救党”这句老话,实在是道明了这个新权威的本相。孙后中国国民党之群龙无首的局面,孙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挖心战术”之下已溃不成党的事实,孙后中国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阴谋家、反共元勋和有功之臣之争夺“领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乱,和他们或而揭竿反蒋、或而集体倒蒋的种种行径,以及蒋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挡不住”,而必请蒋复职的种种“逼蒋请蒋”之为,无不说明这个新权威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艰难性、自然性和难以动摇性。虽然从苏俄顾问鲍罗廷开始,一切反蒋势力都曾把“新军阀”、“新独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动派”的帽子,一顶又一顶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赠送”给了蒋介石先生,但是,历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是因为蒋介石要北伐,苏俄顾问才率先送了他一顶“新军阀”的帽子;更因为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进军,转瞬之间已解放南中国,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已经胜利在望,苏俄顾问、中共以及国民党中的亲俄派,才又把一顶“军事独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此后,在反蒋独裁的人当中,不仅有苏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权力的党中亲俄派,还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龙云等这样一些新旧军阀和地方军事势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独裁者们。他们数次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来反蒋,其真正的用心,无非是要维护一己之私欲,膨胀一己之野心,反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罢了。至于一些曾为国民党、中华民国建立过功勋的“前贤”,他们作为“反共先觉”的功劳既不容否认,但他们种种“不让后贤”的做法亦同样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将苏俄和中共这些旷世未有的专制独裁者们,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独裁者、即残余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们,以及一些“前贤不让后贤”者们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行,全部当作是正确的,甚至借此而来判定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否定蒋介石这个真正的新权威,或指蒋介石是一个“新独裁者”,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然而,正是他们的诬蔑和指骂,才在一个相当长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内,使蒋介石这个新权威长期蒙受了“新独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蒋介石是否本质意义上的新权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来评断。而必须由历史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历史事实是:首先,从蒋介石的个人历史来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参加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一直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而效命在推倒满清和反对复辟的国民革命战场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维护旧政治、旧秩序和旧制度”的老权威,或是作为老权威之“翻版”的“新权威”。其次,从蒋介石的思想来看,他自始自终地认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倾心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反对苏俄的共产革命。当苏俄与中共诋毁孙先生,抛弃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时,他便挺身而出,以捍卫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当苏俄与中共诱逼国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坏甚至公然背叛国民革命时,他则勇敢地站出来反击苏俄与中共,保卫和推进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当部分党人与民众对苏俄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兽”本质时,他又率先予以说服和批评。他不仅遵照孙先生的军政思想以建国,依照孙先生的训政思想以治国,而且本着孙先生的宪政思想,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时期积极筹备宪政,更于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勉力推行宪政。即便是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惨遭失败,却仍然遵循着孙先生的遗志,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致力民生发展,直至为台湾今日的民主与繁荣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现实与历史对他的评价来看。首先,是底定广东、胜利北伐和统一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才使得人民迅速认识并承认了蒋介石的新权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领导的荡平新旧军阀叛乱和围剿中共叛乱叛国的战争,由于它是在政治上继续护法反复辟、在军事上继续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因此它才不仅具有正义性和正确性,而且也正是历经“两面作战”的胜利,才使得整个国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统一与建设的局面,更为嗣后的全面卫国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从而使处于内忧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认识到蒋介石作为一个“新权威”的历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月刊》就曾这样说道:“多数的民众和党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53
  这一段话,不仅道明了蒋介石先生在当时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蒋介石当时有所谓“独裁”的倾向,人们亦将他认作是“善意的独裁”,从而赋予他以“新权威”的本质意义。至于嗣后全国人民对张、杨发动阴谋武装政变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情绪,和蒋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时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狂欢情状,特别是蒋介石坚持领导伟大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更使得这个“新权威”的形象,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了。
  诚然,这一光辉,也如同国民党英勇抗战的伟大史诗一样,因为蒋在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却已在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中,抖落着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认识着这个“新权威”的真正历史形象了。这,大约也是苏俄、中共以及一切为私欲而反蒋和叛蒋者所始料不及的。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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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01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与破坏

  本书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叙述了恶邻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国,和恶邻苏俄曾长期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及颠覆中华民国的罪恶。本节则要将我们的另一个恶邻日本,对我们祖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简要的叙述。
  诚如本书上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论,当我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后的衰亡期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日本,却借助近代世界的进步条件,迅速地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犹如同样的缘由而迅速走向专制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一样,这两个崭新的集权专制国家,一个遂成为欧洲的主要危险,一个则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或者说,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发动侵略,企图再造欧洲专制新秩序时,亚洲的日本亦同样要以发动侵略来圆它的“大东亚帝国”之梦。因而,正处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正在从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并因之而出现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状态的中国,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积弱和混乱,招来了日本帝国对她在领土以及各个方面的侵略野心。这个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心要维护中国衰朽的专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分裂政权。在经济上便是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天地与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和强大。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在国力上先胜一筹的日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开化与强硬化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为维护满清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国势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日本便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一九一七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亟欲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参见上卷第二章注十二),为嗣后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一九一九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从而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竟敢公开枪杀我工人,这便是“五卅运动”的来由。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我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再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我北伐军,蛮横阻我北伐,直至辱我军民,杀我大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它侵吞我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将张炸死。一九三一年,疯狂的侵略野心终于促使它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公开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其后又劫持溥仪,继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制造了“第二个中国 —— 中华苏维埃国”之后,又制造了“第三个中国 —— 满州国”,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等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终于制造了芦沟桥事变,02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夺我资源,毁我文明,直至其最后失败投降为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无时无处不留下了日本帝国公然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公开支持专制复辟政权、阴谋掠夺中国领土、无耻抢劫中国资源、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
  日本帝国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恶,源其最大目的,无非是要灭亡中国;终其最大的破坏,则为十四年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正是这一场侵略战争,不仅使我们的祖国受尽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们正处于民主建国阶段的祖国损失惨重,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绝处求生和夺地扩张”的特殊历史条件。毛泽东那一句“要给日本人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的无耻之言,和周恩来那一句“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五十年才会成功”的卖国实话,无不证明了中共大陆江山乃是得自于日本,而非得自于国民党这样一个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十数亿中国人民才会异口同声地悲叹:“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成功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无边苦难。”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才将北伐胜利与和平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毁灭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手中。这既是历史的一桩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国对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和全中国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债,是日本国永远也无法抵赖和永远也赔偿不清的。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三、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三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国策呢?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警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由是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其道地提出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公开、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学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但是,这一正确国策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诅咒和谩骂。这自然是因为“先安内”的决策,实在是击中、更击痛了中共“图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阴谋,更使得中共在国家逐步获得“内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来越失去了叛乱、叛国和“革命”的条件。政府军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固因两次对日抗战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负重而签订的“何梅协定”,07 却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时间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亡“苏维埃共和国”,并为了投奔苏俄而辗转逃窜西北,濒临旗倒人散的绝境。如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实因它深怀切肤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对这一正确国策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却在“外患内忧荡然不存”的绝对和平时期,极端地和持续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策”(参见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国敢于再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则和平时期就在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定会“先安内而后攘外”,并将为了“先安内”,而不知又要杀掉多少无辜的生灵,就更不用说还会容许国人去建立一个“附俄乱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了。08
  时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之外患内忧齐相逼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至理,为不至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尽解之的常识,而在日人侵我、军阀叛我、苏俄坏我、中共叛国的交相煎迫之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肃清或举枪以反叛、或横刀以割据、或竟敢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内奸,以造成“统一方能御侮”之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难道竟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吗?

四  蒋介石决以对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诚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中华民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浴血苦战,乃使所有曾经指责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的诬蔑不实之词,立即烟消云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责,如前所说,提出指责者,一是企图借抗日之名而叛乱和叛国者,二是对政府的“和战并用”决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为中共所着意串连和煽动起来的所谓民主派及年轻学生。09
  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论,是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决以“和战并用”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后的中华民国,诚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图巩固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故,为了和平,就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而要制止战争,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采取请“国联”出面斡旋和派代表与日本谈判这样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已经指出,芦沟桥事变之后,胡适之先生就曾对决心要付以死战的蒋介石先生建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10 显然,这既不是妥协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为尽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尽一切力量以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双重目标所致。是历史上和国际上所惯用不腻的手段。

  二、如蒋所言 —— “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 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恰是因时、因势而既要避免战争,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决心付予一战的正确国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已明确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决,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我们国民的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爆发时,据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遂创长城抗战之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18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亲自视察芦沟桥防御工事时,曾携一工兵营长,亲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边堤下考查地形,然后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构筑反斜面阵地,以将枪炮口对准己方。后来,当事变发生,日军横跨芦沟桥对我作正面攻击时,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阵地的巨大火力阻击,果使敌攻击受挫。

  四、“和战并用”的决策之所以正确,还因为这一决策在事实上赢得了全民抗战的准备:一是于国难当头之下赢得了制止内乱的时间,使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围剿获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并团结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曾打着抗日旗号以继续称叛的某些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如迫使陈济棠下野和团结李宗仁等抗战。19 三是召开国民党“五大”,从而造成全党团结起来积极准备抗战的局面,从而维系了国家统一之根本。四是利用这个决策所赢得的时间,积极地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准备抗战。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20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叹为观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势力,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础。一九三四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有应邀进入西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们并无企图之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为张扬新生活,反对旧习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与生活素质,乃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战争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备。是故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23
  其五、诚如蒋介石所预言,“设若中国战事延长,势将扩大为世界战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因决以“和战并用”的战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国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从而得到了欧美从自身需要出发,而在道义和物资上所给予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战力。

五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决策与贯彻
  应该说,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决以“攘外安内”与“和战并用”的国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持久战”思想及其决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和保证的作用。反之亦应该说,正是蒋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产生并逐渐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战”思想,才有力地推动了“攘外必先安内”与“和战并用”之决策的制定。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形成“持久战”的思想和决策,原因在于:

一、他具有日本随时可能侵华的思想准备
  诚如他后来在《中国的命运》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济南、五卅事件之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随时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他就曾直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24 并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他在分析日本何以会公然侵略中国的原因时,曾剀切地说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拱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25

二、他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变,“据中正意见,可为两点之实验:一,实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实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后采取“和战两用”的策略,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变后四天,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无疑和他在数年后国民党“五大”上的报告,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互相映照,相得成证。他在“最后关头”的讲演中曾这样说道:“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其四、因他怀有“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念,他才有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正是这个信念和决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内忧外患交相逼来的艰难时世之下,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共胜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设为本,同时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已公开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还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次坚定地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蒋又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须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还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之抗倭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并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为止。”

三、他对建设西南大后方以作为长期抗战的根据地早有规划
  首先,蒋曾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由是而知,蒋介石对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长期性已有估计。再者,蒋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即将国都迁往四川,27 以应付长期抗战,因此才确立了一条“修好西南”、并使西南与中央统一的方针。待修好西南事成,蒋介石方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说道:“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云南、贵州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已有所定。

四、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具有远见卓识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东亚,情形的奇突实在是国际间从来没有的事。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随后,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29 这一认识无疑对他的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将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曾说道:“日本无持久作战的战略资源。只要能与日军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亚,就是南下南洋群岛(印尼),引起对苏俄或欧美对抗。但西伯利亚尚属生地,而南洋石油业已开采。西伯利亚只有煤铁之蕴藏,唯南洋才有橡胶。德国人虽已发明人造橡胶(buna)。但高性能之橡胶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军用机之轮胎,仍必须用大量的天然橡胶;人造橡胶,只可掺极少许。所以,日军非与美、欧冲突不可。如此中日战争将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分,而将与世界大战同时结束。”30
  当中国独立持久的抗战已经坚持四年半之时,历史的发展果不出蒋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历史机遇,于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翌日七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按:以往是应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同日,蒋介石又主动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于反轴心国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丘吉尔立即赞成,罗斯福主张迅速采取行动,斯大林藉口对德抗战而不愿意对日宣战(参见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终于在华盛顿发表了由中、美、苏三国领衔、有二十六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各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打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军队单独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罗斯福建议,蒋介石亦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泰、越、缅北战区总指挥。31
  诚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重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实力……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是故,“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蒋介石的话,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国消耗日本力量的极端错误,又表示了蒋期与世界大战“接轨”之持久战思想的正确无误。

五、他的持久战思想为决策伟大卫国战争的总战略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以全面抗战,并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 — 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为此,最高统帅部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敌于华北的兵力;又将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敌人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夺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线切割我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我军。
  据八九年后大陆史家称: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亲赴淞沪大战前线时,即对第三战区师以上军官指出:“两个半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下,已使敌人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实在已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32
  其后,蒋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
  因台儿庄大战胜利而举国欢腾时,蒋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战区,称:“台儿庄之战,不过是第二期抗战初始之胜利……长期抗战主要在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战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3 彼时,蒋并决心取消原拟扩大台儿庄战果的徐州大战,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兵。六月三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进退定其成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效果,即胜利也。”对此,李宗仁亦认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弃守徐州,我军在津浦线上与日军周旋五个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发挥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计划。”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介石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将来武汉有不能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大之损失也!”蒋同时亦在日记中记述:“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运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据八九年前的中国大陆史家称:“由是,在对武汉作战的指令中,他(蒋介石)才要求部队采取以攻为守,积极防御之态度,指示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之战略决策,拖住日军和发动有限度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35
  自淞沪抗战至武汉弃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确实如是坚决和主动地贯彻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并获得了成功。诚如蒋介石断言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打得愈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愈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既能够决以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又能在前期抗战中为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总原则,而逐步赢得“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性胜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图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当日寇已知“武攻”难以亡我时,竟又发起“和平攻势”,企图以“文攻”来亡我,但为蒋所坚决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国大使陶德迈所转交的日本议和条件(六条),因不符合中华民国政府事前所决定的,“只有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严格尊重的条件下始能同意调停”的立场,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机发表了一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声称此乃是“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坚决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持久抗战局面已经完全达成之时,日本首相近卫又发表声明,企图诱我和谈。蒋介石立即指出:“它不过是敌人欲整个吞灭中国,独霸远东,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与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国家欲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37 敌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阴谋遂以失败而告终。
  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是与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决策和贯彻,决然不能分开的。或曰,正是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中华民国有了持久抗战的科学战略,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是何时出笼的,怎样出笼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出笼和出笼的真正企图是什么,详见下卷第四章。)

六   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一)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

  综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我守军,逐次、逐节地予以坚决抵抗,并借黄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进攻的数十万日军,因我方的顽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是故,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我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斗。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39
  二、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我由西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进攻,造成八一三淞沪大战(一九三七),40 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我先后投入五十余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忍痛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我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暴敌死死拖在上海三个月不能西进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终于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于使我军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的。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队,仅于八月十四日的空战,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数夺以全胜。为此,日本不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及我国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三、八一三淞沪大战后,因我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一步,是故,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在本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东上徐淮,西进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自沪西进、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之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于徐州西北,不能对我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万,而我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我军决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敌,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间,进一步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我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说:“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的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就不堪设想了。”42
  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进以共同进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进,对我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进的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43
  虽然花园口决堤,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为了抗战,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为不得已之牺牲。所谓“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明。
  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亡我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44 武汉会战自日军六月十二日陷安庆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动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于十月二十一日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犹如蒋介石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地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而进行的“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却之目的,又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三月亡华的狂梦,并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相比,它在战略上的胜利,和为争取战略性胜利,而在以弱对强的极端劣势中所赋予的苦战和血战,以及由它给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击,都是堪称为可歌可泣的和举世无双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以火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库图左夫式战略退却,既不能与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苏俄在对德国抗战之初所出现的仓皇退却,更不能与之并论。

(二)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坚持艰苦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确实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着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主要战役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45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先生坚持领导的长期浴血抗战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47 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48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52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53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55 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56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着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57

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58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着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61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着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易劳逸先生,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七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一九三七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部分国土,但是:
  第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从来不曾投降。
  第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不含中共军队)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
  第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曾拟定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艰苦抗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地夺取过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长期抗战中,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62
  第五、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一九四二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中山先生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使得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长期坚持抗战(不含中共军队),而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成为中、印、缅、越远东战区、即中国战区的领导国,进而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蒋介石本人亦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领袖人物,使自晚清以来,以“落后与内乱”著称,并受尽东西方列强欺凌和宰割的祖国,真正地得以扬眉吐气。
  这才是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内容。诚如易劳逸先生所说,若不是嗣后的那一场内战掩去了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全部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的。
  但是,这仍然只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所获胜利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中已经实行训政,开始筹备宪政,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则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象和预见的。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困难,但是,盖因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初步实现,迁都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遂在与日寇的大规模军事较量迄无休止之时,为增强持久抗战的国力,为建设西南大后方,并为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竟在这一艰难状态中,和在这个本应施行全面军事管制的特殊岁月里,继续坚持民主建国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于长期战争和残酷战争的特殊艰难条件下,竟能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国家经济和建设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迹。这个奇迹不仅在世界历史上鲜见,而且成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中一支独开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这一激烈战争状态下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才又为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国力、军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础。

第一、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机炸毁,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应该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于极其艰苦的战时,仍坚持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具体言之,就是对宪政的准备,尤其是对制宪国民大会的筹备,才会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就能将民主宪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并能于中共发动内战和一意破坏之中按时召开。
  二、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和叛国的中国共产党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张君劢、张东荪等。63 由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地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象的。较之中共至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之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以战争为理由而钳民于口,反而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予人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后(参见下卷第三章),首先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释放亲共派人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参见下卷第三章),于八月二十四日释放中共领袖陈独秀,允许中共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在重庆的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都在重庆恢复了编审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资,扩大了出版规模。广大作家自己经营的小规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开始成立出书。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图书公司》、《建国书店》、《文风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书馆》等,尤使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据一九四二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较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绝对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霄壤之别。

第二、战时国家经济的建设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之总决策下,66 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着十分瞩目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迁入大后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据该书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著名实业家颜耀秋曾撰文指出:“当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各工厂即奉命内迁,是时,船又多移作军用,能分配各工厂载运内迁者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战时之工厂出品,乃经三年余之久的苦斗搜罗所得的成果,虽出品尚属幼稚,但吾辈聊可以告慰于国人。”67
  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则称:“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出吾国从事于民族工业的厂家、职员与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挠之精神的;第二,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工业不是没有基础的……举凡国防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我们应当珍贵这点基础,应当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点基础;第三,我国工业过去所需的机器,主要是求之于国外,抗战以后,国人才注意这个问题。这次迁川工厂的出口展览,就表现出这种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迅速地断绝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乃对此作出决议:“目前滇缅公路为我国交通之要道,其防护之重要,自不待言,尤应一面配备重兵,节节控制,使敌不敢轻易侵犯,一面仍需改进运输方法,以谋抢运物资。”70 嗣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下,中印公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军队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73 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候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候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74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75 是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军,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时人称齐之稷下”。76 虽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并成为中共制造抗战阵营分裂和为发动内战而制造舆论的重要巢穴(详见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设。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所着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迭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78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79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80 只需稍稍比较一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六、战时农业建设。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81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本义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82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实令今日之中国大陆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 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一)民族英雄 —— 蒋介石

  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将他与那个在局部抗战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苏俄指挥下叛乱叛国,在全面抗战的后八年一心只要“日蒋火并”,心心念念只想乘国难以抢天下的毛泽东相比,则毛都能够做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蒋介石先生只做一个区区的民族英雄都不够格吗?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显然,只有在论证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极抵抗、积极妥协,只打内战、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却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党和民族英雄之后,我们才能将中共幕后策反,张、杨台前发动,和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西安事变,其作为一场阴谋武装政变的政治本质和历史遗祸,辨析清楚。
  西安事变,于今早已不是历史悬案。作为一九四九年夺权的胜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并且是赤裸裸地夸耀过它“英明策划”和“和平调停”的两面漂亮手段。同时,即便是西安事变的主要肇事者张学良本人,亦同样没有对自己当年的“兵谏”、即武装叛变讳莫如深。
  然而,作为历史事件的西安事变虽未完全清楚,而作为遗祸历史的西安事变,就更是在海内外不能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政变阴谋策划者和发动者的历史罪恶,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认真清算— 如历史对袁氏窃国的一再清算那样,甚至反被当作英雄和豪杰,既在中国大陆被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又在海外被某些学者专家闹得纷纷扬扬,名声历久而不衰。从而使那一场险些卖了国家,断了国脉,至今仍在祸害着中国大陆人民的阴谋武装政变,尤其是它的“罪魁”与“祸首”,在今天仍被渲染着神秘的色彩,图画着英雄的形象,伪饰着要抗日救国的花环。由是,不仅使蒋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难申,更使这一伙当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祸福于不顾的新旧军阀,竟成为人间灵杰而受人唏嘘、感慨和尊重。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因此,厘清事变的幕后人物、台前人物和决策人物,指证其叛国毁国的严重性质,道明它祸害民族的历史重罪,不仅是对历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要“思历史、决国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彼时,如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万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机,但已经时不待我的中共,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裂”(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盖因中共于夺权胜利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乃为它所领导,所解决。所谓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误地说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其三、实际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词用语下面,却是中共对杨虎城的“谋合”和对张学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曾借参加国民党而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谋合”,以对国民党“挖心”一样。
  首先,就中共对杨的“谋合”而论,应该说,在一九三五年冬,当刘少奇带着毛泽东“反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阴谋,抵达天津恢复中共北方局之后,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其上层将领。另两件则是煽动学潮和策动文化界“闹抗日”(参见下卷第三章)。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部担任了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炳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汉宸派代表见杨,同月中共又派汪锋与杨直接谋谈,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汉宸的代表再与杨约谈,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杨的富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挖心”的张学良。
  其次,就中共对张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虽由张、杨任正付团长,其实权却完全握在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手中。中共党员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少将处长,更是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策划者之一。中共党员申伯纯即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87 军官团学员就曾在西安事发前七天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去,而应该爬着滚出去”。88
  二是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就更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的学生队,有队员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党介绍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是,中共及其地下党员们,乃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投合他,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是非观,以使他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共的决定。中共幕后教唆的工作,终于使杨、张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

  众所周知的是,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此二人的历史而言,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作霖则是十七年军阀复辟混战的主要军阀之一,所谓坏军阀中的坏军阀。张学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从未有过一件勋劳,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由封建的传承关系,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其后,只是迫于日本压力和内部异动,90 加上年轻气盛,有一定的爱国情绪,而同意“东北易帜”,归属中华民国以为功。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封建军阀的根本性质。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新军阀们并不真懂共和、民主为何物,甚至不懂中华民国为“何国”。他们不仅身染民初军阀混战和北伐之后新旧军阀叛乱的积习,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残余军事势力“假抗日以叛乱”的影响。特别是他们要保存和扩张一己军事势力的私欲,一旦时机成熟,契机出现,就会促成叛变的应运而生。距西安事变仅半年的两广六一叛变,其打着抗日旗号的鲜明特征,就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发的先声。由是,“正在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浪潮(抗日浪潮)便夹杂着杨虎成的野心和老练沉着,夹杂着张学良的冲动和任所欲为的性格,更深藏着中共于危亡之中图存的机心和周密策划”,91 终于酿成了一场茅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尤其是针对蒋本人的“阴谋武装政变”,从而在三十年代残余军阀的武装叛乱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乱的恶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乱叛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罪恶的实绩。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倒在血泊中的惨痛景象,最近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出来的,“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图划,92 实在是把他们作为一伙叛乱成性之旧军人和旧军阀的本质,以及西安事变的阴谋武装政变性质揭穿无疑。张、杨两人虽然共有着旧军人、旧军阀的本质特征,但两人的城府却一深一浅。因而,中共虽为整个事变的幕后教唆者和策反者,杨则为张的幕后策划者。

第三、西安事变的最高处理者与和平调停者

  如前所说,中共既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教唆者与策反者”,为什么西安事发之后它又成了一个“和平调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天使”,并在中国大陆自吹自擂了整整半个世纪呢?
  这是因为,西安事变虽为残余军阀于台前所发动,更为中共在幕后所策反。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武装叛国集团,十年来,它的一切叛乱和叛国行为,都必须服从那个境外颠覆势力 —— 苏俄的需要和指挥。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的是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 苏联”。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参见下卷第三章)。93
  于是,作为事变主要阴谋策反者之一的周恩来,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个年少无知、轻信盲从的张学良,又遇上了一个“重然若、儒气太深”94 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闯下滔天大祸,遭到全国全世界反对,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将“捉曹演成了放曹”;后者则因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一再向他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对他动以“天伦之情”,从而才最终地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中共叛国集团和他的使者周恩来,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周恩来这个人鬼两面的共产派政治家,却因此而凸显了他的“光辉形象和倜傥风流”。

第四、西安事变的政治性质、现实结局和历史后果

  西安事变既是北伐成功以后,自中华民国统一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以在抗日的旗号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参见下卷第三章),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参见本章注二),全面爆发了。不仅使我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更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赤祸蔓延的悲惨结局。
  其三、西安事变终于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这一伙原来已经濒于绝境的武装叛国集团,不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顿,而且乘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并因此而能立即与国民党中残存的亲俄、亲共派结缡,尤其是利用了那个二十世纪最无知的女人 —— 那个“一人便能够抵得上百万共产党员的宋庆龄”,97 在国民党内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连台大戏:名为要求国共再度“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由是,国民党内部分裂再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在以宋庆龄为首的原亲俄派国民党人进攻下,通过了所谓“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遗嘱”的提案,一方面则在反共派的坚持下,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打了平手,但会议决议却称:“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唯使鉴思往来,不容再误……”国民党的迂腐竟一至于此。
  紧接着,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方面固然加紧了“为抗战而要求国民党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中国共产党不仅由是而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当天真的国民党正在高兴地看到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时,他们又如何能够想到,中国共产党早已在它的党内决策了要使“日蒋火并”、而它自己却要“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的“抗日”总策略(参见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年轻战士为领袖留下的鲜血,非但没有改变蒋介石与国民党人的“忠恕之道”,却成为前驱者的血,为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残暴的专制统治,留下了血迹斑斑的历史前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一个个反动军阀们,虽然都不能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不能推翻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能阻止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更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长久的专制复辟统治,然而,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对于由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效应,难道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旧军阀和叛乱者 张学良和杨虎城们,竟不应作为历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永恒审判吗?再言之,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们,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西安发动了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其要杀害的乃是毛泽东,则他们的下场和“名声”又将如何呢?
  至少,中共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冤魂”,能够作出最为痛切的回答。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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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诚如前述,中华民国以一弱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能够迎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她的前程将无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剧却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夜,于八年抗战中“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中共军队,就已经发动了旨在夺权打天下的内战。中华民国要在战后的废墟上期图和平建国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灭,而且,中国国民党志在战后迅速推行宪政、即还政于民的历史愿望,虽经惨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飞烟灭。辛亥以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进程,由是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逆转。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从中共一面来看,是一场旨在“打天下”的战争,因为中共数十年在苏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从中国国民党一面来看,则是中华民国第三度统一中国的战争。因为,一度为北伐成功统一中华民国,二度为统一后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余波。从结局上看,则是中国国民党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这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在中国大陆既已被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颠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更已为中共的“共产专制制度”所复辟。而中共农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历史特质,中共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农村独裁政权的性质(按:费正清死前对中共的最后用语),和中共从专制理念到复辟实践都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质,自然又决定了这一场内战的根本性质,乃是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历史较量。

一  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

  本节冠以“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这样一个标题,历史若倒退半个世纪,读者一定会认为题中所指的专制倒退,必是中国国民党及其失败的政权无疑。而题中所指的民主进步,又一定会被误解为夺取了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这是在五十年之后。因而这个认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国大陆民间更无人会产生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觉。因为中国大陆民众在半个世纪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专制,谁才是专制。但是这又并不等于说,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人都已经懂得了,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被打败的那个国家、政党和政权,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是一个真正民主进步的政党和政权。历史的悲剧在于,它失败了,如同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与克伦斯基及其革命政权一样地失败了;如同她领导长期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光辉竟被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掩灭罄尽一样。数十年来她为了推进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艰难过渡的种种功绩和实绩,早已被忘却,被掩盖,甚至被诬蔑和栽赃。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终于使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从反思那个“失败了的政党和政权”为始,进而对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者,以及她在失败前的最后几年中,曾如何迅速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再认识。而这一再认识的结论,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更是中国民主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进行长期较量的继续。而所谓民主进步者,非但不是那个胜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个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由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显然,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

第一、训政的结束和双十协定的签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国国民党因外患内忧而未能如期结束训政,但已经准备结束训政和筹备宪政。一九三七年后,国民党不仅于艰苦抗战之中,仍在推动着民主宪政的准备,而且,随着再度“容共”和党禁的实际开放,中国已经再一次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形态。当时的中国,除掉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以外,不仅还有一个有地盘、有军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合法存在和独立存在,并能参预国是,而且在原来就有的新闻、舆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基础上,已经逐渐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团,直至其他在野党派的出现。抗战即将胜利结束时,就在这些社团当中,由国社党和数家小党所结合而成的中国民主联盟、中国青年党等,非但已经应运而生,而且在国家政治上,已经愈来愈有了言权,甚至是事权。再加上法统原来就是共和的,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目的,又是要还政于民,实现多党政治,因而,抗战胜利之日,即已成为民主宪政大步推进之时。中国国民党亦由训政而开始了向宪政的实际过渡。
  二、正因为法统是共和的,执政党是要实行民主的,战前和战时亦已经为战后的民主政治作了准备和铺垫,战争远未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就已宣布将于战争胜利后一年召开“制宪国大”,然后召开“行宪国大”,实现“还政于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便在中共已经借“受降”而挑起内战之时,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敦请美国大使赴延安斡旋,请求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参加和谈,以消弥内乱和内战,共同和平建设这个历尽战争创伤的新中国。由是,毛泽东才在美国大使的“护送”下来到重庆。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于是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各项问题。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并皆有合法的地位。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
  首先,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签订,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能够与反对党进行平等对话和平等谈判的政治体制,或曰民主体制。”中共及其政权从来就没有、也绝不允许存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民主体制”。
  其次,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充满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权,在本质上便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和政权。因为,执政党首先已经承认了中共这个反对党和其它政治党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认了多党存在的现实,又决心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权则是不能想象的。01

第二、政协会议、制宪国大的召开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

  一、毫无疑问的是,“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确实充满了民主建国和多党治国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体的表现,便是三个月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从这个会议的三十六名组成人员来看,国民党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国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为拉拢民盟送其两票),中国青年党五人,各界社会贤达九人。除国民党八人外,其余各党派共二十八人均为本党本派所推选,而非执政党各级党的组织部自己提名、自己审查和自己批准。他们才是真正的各党派代表,与今日中国大陆那个“假政协”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政治协商会议由协商而敲定的内容,基本上便是“双十协定”的内容。它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制宪国大”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确是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她不仅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思想弥补了“三权”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选举权填补了因间接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制度的缺失,而且赋予人民在直接民权行使中享有创制、罢免、复决的权力,无疑是对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与完善,从而显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别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原则,和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的明确要求,既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发展与完备,又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是“临时约法”诞生后三十年间,中国宪政历史艰难进步的政治结晶,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历史根据,也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华民国宪法”的根本缘由所在。难怪胡适之先生说“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若将之与邓小平改革时代,有人仅仅说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恶法”相比,谁是真正的民主,谁才是真正的专制,也就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这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过程,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外患内忧的艰难时世,记录了“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进程,还纪录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和中华民国拥有一个共和法统的民主国家性质。“中华民国宪法”于训政时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宪草),于艰苦抗战时期和抗战刚刚胜利结束的岁月里,由各党派及无党派(包括中共)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党一派的产物,而是多党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在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就决定广泛征求对“五五宪草”的意见。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宪政期成会又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各方意见,经过综合整理,提出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国民参政会议员和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组成“宪政实施协进会”,以“发动全国人民研究中华民国宪法”。一年后收到各方意见二百六十九条,经讨论提出三十二项建议,题名“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对五五宪草的意见”。第三次是国共“双十会谈”曾决定由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予宪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宪法修改原则,其最为重要者,便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需出自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第五条)”。而参加起草宪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员即有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负责起草者为当时亲共的反对党领袖张君劢,以及骂国民党骂出了名的民盟领导成员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张甚至在起草改组中,蓄意笼络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02 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两日,即在制宪国大进行中。其间,一是由国民政府与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张君劢、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吴经熊等两次会商,根据修正案加以整理、补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后再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交由行宪国民大会连续召开六次大会,进行广泛讨论,并组成有二百人参加的八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宪草内容进行审查;三是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读通过。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终于诞生。
  “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立即开始了行宪的准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宪国民大会组织法》,《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和《五院组织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又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于南京为筹备宪政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商施政方针(十二条)。主要有:改组后之国民政府,由参加之各党各派即社会贤达共同负责;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合作基础;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行政院长人选,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凡因训政而颁设之法制及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严格保障人民之各种自由;各省、市、县参议会,尽量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参加选举者约二亿五千万人,共选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议会开始选举监察委员。原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员选举,因各党派代表名额问题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二四三零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二七六五人);副总统选举出现六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上述事实证明了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已在真诚地和迅速地推进着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其由军政、训政而宪政的建国、治国目标,也终于在内战的烽火中得以实现。如果此时的中国没有内战,即没有中共为夺取政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此时的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如果中共在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一再为它保留庞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请、等待它出席的情况下,能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内战,参加国大,遵循而非坚决推倒由它亲自参加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04 则战后的中华民国,不仅因此而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战后中国(详见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国大陆人民非但不会再度历经残酷的内战,而且更不会在嗣后半个世纪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环境下,只因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迫害和蹂躏而横死八千万之数,超过日本侵略者杀害我同胞的数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仍只能“苟全性命”于中共专制复辟政权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才又为全体中国人民补上了谁是专制、谁非专制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论,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一场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残酷较量,难道还不是正确的吗?

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盖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05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已如前述(参见第六章)。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06 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其二、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参见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其四、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专制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
  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 ——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 —— 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07 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着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专制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第二、 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个重大外在原因,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本书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经指证了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本书下卷还将进一步揭开上述阴谋罪行的事实,以及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行径,藉以说明新沙皇俄国的蓄意颠覆,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08 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参见下卷有关章节)。

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具体名单见本章注释)。09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三  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
第一、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 —— 思想阵地先败

  倘使要追究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的自身原因,首当其冲者,便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首先失败。
  一、历史的事实是,几乎在中华民国政府军于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华民国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被共产党所战败。特别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驰骋的文化战场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只意在剿除拿枪的中共党人,却为了在一个非常时期内能够坚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给了那些叛乱者以“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结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联”,这个以收买鲁迅为旗号,为中共配备有党组书记的纯共产党组织,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条件下,不仅曾横行沪上,嚣张于整个中国文坛,并且“拿起笔、作刀枪”,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无情地指骂正在艰难推行着民主进程的中华民国政府,疯狂地号召中国的第四阶级起来“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在南方落后农村进行大规模叛乱、叛国的“文化支队”。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之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 —— 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是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着文学旗号,或曰在文学的掩护下以实行叛乱和叛国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遭遇被处决,甚至都未遭遇过仅仅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厄运呢?更何况,作为文学青年,他们那些一再号召发动共产革命的所谓“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能出版和传播的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着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们只能怜惜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死,却无论如何不能怜惜他们作为叛乱和叛国者的被处决,更不能因为他们的被处决,而指骂那个已经给了他们创作自由的时代(虽然处决本身非为必须)。因为,如果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叛乱和叛国一旦成功,则任何创作的自由都将会被他们绞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无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处决和被迫害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鲜血,于今早已将他们这些“前驱”推到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鲁迅曾着文称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着共产主义思潮,面对着来自苏俄的共产文化入侵,不仅没有予以坚决地批判和取缔,竟只想简单地依靠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来对抗这个为“科学”所包装的、东西方传统大同思想的“变种”。从而不仅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后期的错误支流,引导它走向对于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却一味地和简单地用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来抵抗这个“被现代化了的传统大同思潮”,更要以“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为基本口号和基本精神,来公然地提倡旧道德和旧文化,以抵御、抵抗和批判那个被旧帽翻新了的“共产牌思想文化”。这在一些共产派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无异是复古、复旧和倒退,是与“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阀们同唱了一台老戏”。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亦同样只能为那些已经“经历过二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知识青年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宁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所包装过的西方传统大同思潮,也决不愿意相信和重奉“东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实际上,也恰恰是那个被现代科学包装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与之一拍即合。犹如一位文艺史家所论,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的那些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才失学、失恋和失业的青年来说,则尤足以迎合他们的反常心理,和挑拨他们的偏激情绪,而为他们所欣然听从和乐于接受。于是他们受其蛊惑和煽动,就好象飞蛾扑火似的纷纷投向了赤色的魔阵里去,甚至为之卖命效死而心甘情愿”。10 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后,中共领袖集团成员和一大批共产革命狂热参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难明白这个立论的正确了(参见下卷第二章)。
  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之所以会在思想文化战线持软弱态度,取错误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约,一方面则是他们尚缺少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才会在思想理论上显得贫弱无力,缺少建树,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现程序”的演讲时,就曾说出了“共产主义只重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与民权主义;共产党人倡导民主、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与民生主义”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有着明显错误认识的话。至于他一生都将“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作为做人准则和教导原则的做法,就更是凸显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如前所说,蒋介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着坚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战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理论的建树上,他才与他最为敬佩的孙中山先生,具有着相当的差异。在他坚定地保卫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凭心而论,亦有相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而是来自于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国民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与忠心。

第二、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 —— 反被指为独裁

  蒋介石作为孙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人物,不仅是历史造就的,亦是当时绝大多数党人和民众所承认的。在一个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环境下,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权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内平叛乱,使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能够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国能够获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个被承认的新权威,盖因他“重然诺,儒气太深”,11 矜名节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非常时刻,不敢以其权威之心和威权之行来保卫新秩序和新制度。这既是当时训政举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为日后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深藏下了种种危机。
  一、如前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对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不拿枪的反叛,即中共对共产主义的戮力宣传和对中华民国的恶意攻击,非但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甚至为了民主的理念,而给了他们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的种种自由。这就不仅使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措施,遭到共产舆论的一再歪曲和围攻,而且予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势力在中国的滋长、发展、甚至横行,直至予中共争取知识青年、统战知识分子、骗取民众舆论,带来了过分自由的时代条件。这个条件无疑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因而也就为自身的失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权虽然对于旧、新地方军事势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针,并且获得了胜利,但对于屡屡发动叛乱的残余军阀,以及某些对中华民国政权名归暗抗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手段过于软弱。非但没有及时剪除,甚至任其再兴、再起和再叛。这就为中华民国来日的失败,在自己的内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祸根。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阵营里反叛出去的叛将们,几乎全是地方封建军事残余势力的历史事实,便是国民党对这些“逆子贰臣”过于宽容的一个直接恶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既是由中共和地方军阀联合谋叛的武装政变,策略上虽应该予以和平解决,原则上却无论如何不应该就此而将“八年剿匪之功”毁于一旦。只要能够保证民主国体不再被颠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专制复辟,宁可被人指为“独裁”,甚至是“背信弃义”,却不可仅仅为了“重然诺”,而置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祸福于不顾。然而,蒋介石这位权威的国民革命领袖,虽有民主理念,却更有儒家传统,因而才在应该以权威的力量来保卫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关键历史时刻,却“不愿和不敢独裁”。设想一下,正因为西安事变才更加了解自己极负民望的蒋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变之后,一边向全国人民示以抗战的决心,一边则决心剿灭中共,以坚持执行“安内攘外”的正确国策,则二万中共残余既难逃覆灭的下场,中华民国政权亦从此避免了后来的内战和失败,中国大陆人民更不会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痛苦地辗转至今。如是,则“一时之骂名”与“千秋之功绩”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他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地奚落和嘲笑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但在实际上,训政时期的蒋介石先生乃是“独裁不愿和民主过量”。因为我们只要从反面拿他与毛泽东的独裁和残暴稍作对照,或从正面将他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稍作比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个人名节和深恐被指为独裁之种种表现,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国民党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将军,不仅认为“大陆剿共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获得强有力的威权,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实行”,而且认为,“国民政府被攻击独裁,是颠倒事实”。他说,“这个政府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它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12 魏德迈的话,便是指国民党政府绝非独裁的政府,蒋介石亦绝非是一个独裁的领袖。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是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之一的独裁和专制,那么,中国早就没有共产党了”。历史是无情的,却也是公正的。

第三、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 —— 困惑党人民心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自身原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数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纯,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争连连,从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长期渗透和严重渗透
  如前所说,中国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但是,如果说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乃是一个有着高纯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话,则于一九一二年扩大成立的国民党,其组织的纯洁性,已远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国同盟会了。孙中山正是鉴于此,才要学习俄党组织严密的经验。但是联俄容共的结果,非但没有严密国民党,却反而使中国国民党陷于严重不纯,直至公开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起而救党,并在北伐中果断清党,中国国民党怕早已成为历史的骨董。虽如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从此游荡在中国国民党之中;中共的潜藏势力,更从此在国民党中起着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原来的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亦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立即发病,以祸害本党,祸害中国的国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输诚”即“投降”之后,中共“打进去和拉出来”的挖心战术,亦从此打得更欢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买和统战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层出而不穷。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中共深入到国民党核心层次,直至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以窃取作战机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断发生,无非是中共能够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长期渗透所造成(参见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虽然清了中共,却并没有使中国国民党从此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党。除掉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国民党内时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渗透仍在继续以外,盖因中国国民党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军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军阀,因此,其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旧军人和旧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进了党内。更有甚者,则是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一大批投机革命的旧军阀和旧军人,不仅参加了北伐,而且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率全体参加国民党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后被迫归附中华民国的大小军阀,竟也被接纳到了党中。这就使得国民党变得更加芜杂。中国国民党不仅因此而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党,甚至成了一个“招降纳叛”的党。国民党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标和革命纲领,在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被招降纳叛者所接受。这不仅使得国中民众困惑不已,而且极易产生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同时更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党中异己者在内战中对“本党”的倒戈,埋藏下了极大的危机。

三、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
  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国国民党从未有过明显的党争,更没有鲜明的对立派别。但是,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中国国民党党争遂起,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错杂,互相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因联俄容共才造成了党内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亲共派即“左派”的出现和对立。二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因苏俄顾问、中共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联手争夺最高权力,遂使国民党党权大部落入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争导致苏俄顾问、中共和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排挤、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实力派,结果反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乘机反击并获胜算,由是才有北伐的胜利出师。四是苏俄与中共唯恐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乃阴谋挑起国民党更大的党争。此举虽然造成国民党宁、汉两个政权分裂的局面,却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先后一致绝俄清党,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后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的告成。其后,中国国民党在摆脱了苏俄与中共的分裂和破坏以后,其党争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局面:
  第一种局面是在蒋介石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孙后的新权威以后,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某些“前贤”,他们有的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忘记了党、国的存亡;有的则为了自己昔日的功劳,便绝然地要“前贤不让后贤”;有的仅仅为了一己的权位,竟能接过苏俄顾问与中共的“法宝”,指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和独裁者。14 从第一次渡江北伐时的逼蒋下野,到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的三大军阀叛乱;从大小军阀联合叛乱,到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以另立中央和另组国民政府;15 从各派反蒋势力借机召开非常会议到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同时召开 16 —— 上述种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行为,实在是极大地减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光彩,更在一般党人和国人面前留下了对国民党认知的困惑。特别是为中共和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境内外形形色色敌对势力,指责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甚至指骂她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借口。
  第二种局面,是在中华民国初步获得统一之后,盖因新旧军阀不论大小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因而,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所有大小军阀的叛乱,以及后来出现过的多次小规模反叛,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内战”。这不仅使国民党陷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为中共将新旧大小军阀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连续叛乱,均指骂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找到了顶顶合适的借口。这一指骂乃极其有效地诋毁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形象,不仅为她在内战中的失败预留了影响,而且,更使得这一诋毁的效应,延留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领域,至今仍为一些不识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17

第四、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一、从“以德报怨”到“全力返俘”的错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这个以传统的中国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谓宽容精神为蓝本的“以德报怨”政策,虽然从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战后亚洲的形势来看,并非没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若将它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九月二日为《日本投降文书》签字所发表的演说相比,我们就能看见两者之间的绝然不同了。杜鲁门说:“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性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这个“以德报怨”政策的影响,才使得何应钦在外战刚结、内战立起的险峻形势下,竟将遣返日本战俘置放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不仅调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车船,于两个月之内即将日本战俘全部安全送归日本,而且每一个俘虏还奉送大米三十斤,作为临别的安抚。当此国共正在争夺东北的紧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运兵尚嫌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来实施“以德报怨”的精神,说轻了,是谓本末倒置;说重了,岂非有讨好之嫌;说白了,如此宽待日俘的国民党,因很快就要被迫应付内战,又将使不知内情的民众产生怎样的联想?更何况我以德报怨,善待日本,战时、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又何尝曾以德还德于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抢在美国前面与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第一个与中共握手言欢的还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愿承认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所以,因以德报怨而在遣返战俘中所犯下的错失,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的错误决策。

二、甘奉“弱国外交”的严重错失
  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将中华民国对东北的主权悄悄地当作“礼物”送给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获悉了《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的蒋介石曾立即电令在旧金山的宋子文拜诣杜鲁门总统,反对《雅尔塔密约》中有关“租借”的措辞。是年六月十五日,当赫尔利大使送来《雅尔塔密约》的全文时,蒋已深感“此约将使亚洲永无宁日”,更意识到“斯大林获东北权益后必对于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仅仅为了顺从美国的意见,蒋竟于是年六月至八月,两次派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并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国已经对广岛和长琦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与苏联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错失。因为,一是日本强占东北和苏联进占东北,在我国同为对东北主权的丧失。因此,被迫同意罗斯福的叛卖而与斯大林签约,其结果不过是“撵走了老虎又迎来了狼”而已。二是当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已是定数,败军之师关东军无论如何强悍,也只能是“强弩之末而不能穿鲁缟”了。即便想负隅顽抗,在其国家已经投降并已经被美国控制以后,其动荡的军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迟对关东军的受降,既能外挡苏俄,又能内抵中共,岂非以逸待劳?换言之,宁肯让败国之军暂驻东北,亦比让刚刚在西线战场上打赢了德国的苏俄骄兵占领东北为强。因为前者侵略心理已经崩溃,后者却因战争的胜利而野心正炽。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迟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迟至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是在等待着关东军整个心理防线的崩溃。而关东军之所以两日之内即被苏联军队摧枯拉朽似地“打败”,皆因败国败军不堪一战而已,绝非中共向中国大陆人民所吹嘘的那样。三是苏军对东北的占领必有助于中共发动内战。然而,时至八月八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结果无非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占领东北、掠夺和破坏东北资源,特别是支持中共发动内战,送去了一个“合法而又合时”的借口。更何况斯大林早就在谈判中明言“条约是靠不住的”呢 !18 历史的事实是,苏联军队在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亟欲长期侵占和大肆掠夺的罪行,特别是它将中共秘密放进东北和把东北让给中共的做法,实将它要继续颠覆中华民国、并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详见下卷第五章)。
  也许,在罗斯福已经秘密将中国出卖之后,企图阻止苏联以对日宣战为借口乘机出兵我国东北,是当时的中国所阻拦不住的。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拒不与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对我国东北的出兵,就属于不合法,世界舆情就会指苏联为侵略。此尤罢了。如果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确知《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后,就能对苏联出兵东北可能产生的后果周详考虑,更在六月赫尔利送来《密约》之后,一方面公开抗议美国出卖中国主权予苏俄,一方面绝对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一方面则因预计到苏联占领东北后,一定会帮助中共出关占领东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边与苏联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积极谋划于苏联强行出兵东北之前,先在军事上完成切断中共北进关外的部署,以造成未来“关内打狗”、即“关门打狗”的局面,则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胜负,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码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是而论,虽然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或仅仅是“非亲临其境者”的妄论,但是,无论如何,本“弱国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于人,或被迫于人,其败北的成数自然便会大得多。这也是古今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孙子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未战而庙其胜算,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便是这个道理。况我之卑,必助敌之骄;我之庙算不胜,则必助敌庙算之胜。实非妄言也。

三、“美国梦”的幻灭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感激美国,追随美国,依赖美国,始终受制于美国和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一个悲剧结局。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为二战结盟所使然,一方面亦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国体所决定,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华民国在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一个错失,是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将,却忘记了美国对内虽拥有一个最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对外却是一个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能够不惜背弃和牺牲盟友的“列强之一”。忘记了在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互有支持,即:你虽支持了我的对日抗战,我也支持了你的对日太平洋战争。更忘记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造成了美国对我国的需要和美国对我国的援助。否则就不能解释,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还在将炼好的石油和钢铁运送给日本打中国。因此,任何高于自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报偿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中华民国政府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上,犯下了严重的错失。
  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二个错失,是她对美国认识的偏差,才造成了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即在相当程度上,因夸大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制造了不应有的前因与后果。近百年来,美国在对东方国家的关系上,正是因为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上的种种隔阂和障碍,加上自以为老大先进,又无应有的虚心,因而,才由其对东方国家、民族认识的浅薄和无知,而迭出错误的东方政策。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对辛亥之后的中国缺乏正确的认知,所以,它才会在前期与其他列强一起,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横加干扰;在后期,又对中共的所谓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却对在内忧与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坚持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抱着不应有的反感心态。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国民党却反而具有封建性质(费正清语)。特别是当中国内战已成显局,苏俄正在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共打内战之时,美国不仅断绝了对于中华民国的援助,却声称“对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内战,不可鼓励,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帮助,以组成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19 这就不仅令人有背信弃义的感觉,而且令人有反脸无情之恨了。何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华民国的叛卖,乃是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华民国明明有无数的机会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却都是因为“美国不同意”而坐失良机。20 但是国共内战开始前后,中华民国政府却处处仰仗美国,不仅请求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延安为国共调停,而且在内战被迫开打之后又屡屡请美国帮助实现停战,直至造成中华民国的国内政治与国内战争竟需要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可惜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处处唯美国意见是从,却失败了;可叹的是,中共却根本不听美国那一套,甚至公然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却胜利了(参见下卷第五章)。
  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失去了大陆,美国也失去了中华民国这个亚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在中共专制统治极其残暴黑暗的文革时期亲赴北京,亲谒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毛泽东。美国随后竟与台湾断交,甚至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直至今日,美国仍在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压民主繁荣的中华民国台湾。矗不知历史的教训何时才能够被记取。

四  国民党的腐败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
  在中国大陆,指战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因腐败而失败,既是胜利者中共的刻意宣传,亦为毫无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民众所接受。因为腐败召人痛恨,因腐败而亡国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来由和性质乃与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认识到,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才腐败起来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既然短短几年的腐败就能够导致它的失败,那么,不仅在程度上,尤其在时间上,其腐败和腐烂只能使国民党政权望洋兴叹的中共政权,却为何至今仍不见其亡党亡国,甚至一再为海外的某些华人学者们所美言、所亲近呢?21 因此,指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诚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战后的国民党日渐腐败了下去,这是事实。但是,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其集中表现和主要表现,乃是通货的急剧膨胀。而通货的急剧膨胀和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政权腐败和社会腐败”现象,乃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所共有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但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腐败表现的国民党政权竟失败了,其他国家非但没有失败之虞,却都能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荣和富强。可见,国民党在战后的腐败,亦不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战后的中华民国也能够象其他国家一样,不再立即经受内战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内战而加剧经济的恶化,同样能够克服通货膨胀并制止腐败,从而获得战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则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也就非为“定数”。
  其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始于抗战胜利的前夕,发展于战后内战全面爆发之时,加剧在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时刻。因此,首先是因为战争,才使得中华民国国家经济遭到全面破坏,国力被掏空;同样因为是战争,才使得战时经济出现了“高权力和高集中”现象;还是因为战争,不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机。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统计,战时中国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占领,因而作为过去重要收入的关税,三年内即损失百分之七十七,盐税减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成长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虽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长率得以增长,但一九三七年财政赤字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达百分之八十一。军事上,军费的支出占国家财政的比重,从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工业上,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三个月内,被毁工厂即达二二七零家之多,损失资产八个亿。农业上,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有六亿亩遭到破坏;全国原有耕牛两千三百万头,战时损失八百万头。犹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就现在这样的农村经济形势看来,再过两代恐怕也无法重建……最终将是农村经济的枯竭和农村的崩溃!这将是敌人投降后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正是长期战争的破坏,才造成了如下这样一个结局:在抗战结束时,重庆主要日用品的价格已经上升到战前的一七六三倍。后方有些地区,主要消费品价格则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响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之下,极难抵御贪污的诱惑,军官要不吃空军飨,也必须作超人的克制。银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张废纸,中产阶级已经从中国的社会消失。”22 因此为填饱肚子和敛财预后而使官倒滋生,投机成风,国民党政权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败局面。尤其是恰当其时的“胜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饿极了、谗极了、也贪极了”的官员,犹如饿虎扑食,不择手段。在中国大陆,凡是从中共文革期间走过来的人,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在文革中挨过整的中共各级官僚,于四人帮垮台后又上台时,所迅速表现出来的极度贪婪景象,便能够领会出其中的“奥妙”来。正是这个奥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长期的卫国战争所造成,后者却为中共的内讧、内斗、主要是极权制度所造就。
  至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又爆发的那一场残酷内战,对于承担了八年全面抗战重任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自然只能带来通货的急剧膨胀,腐败的迅速扩张,和党心民心的日趋涣散罢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外战、又在被迫进行内战的政权来说,腐败虽不是它失败的原因,但腐败却成了它走向失败的必然伙伴。这是任何一家政权在走向失败时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场于八九年前后,特别是八九年后开始的“人人搞钱留后路、个个及时行乐”的腐烂现实,便是它的明证。
  其四、在我们阐释了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成因,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论及为何国民党腐败就要迅速失败,而共产党千倍万倍的腐败却至今未败的原因了。
  首先,国民党及其政权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场内战本身。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今日超过千倍、万倍于国民党腐败的中共大陆,如果存在着一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欲夺取中共政权的强大武装力量,并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万里关山,则中共的迅速败亡,怕早已成为“史话”。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国民党于内战中腐败加剧这一事实,一方面则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战所带来的严重战争创伤,才在经济上将国民党政权拖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也才导致了通货膨胀及政权腐败状况的出现。加之胜利接收中的腐败行为和接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措置不当,以及内战本身对于通货膨胀恶化的强刺激,和共产党在国统区煽动学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到处制造混乱、动乱、暴乱所造成的恶果,这一切加起来,也就普遍地导致了人民对内战中之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并由是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数”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天数”,便是三十八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外患和内忧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交相进攻,以及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内外勾结,合纵连横,旨在阻断中国民主进程和颠覆中华民国,所共同造就的一个悲惨历史结局。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华民国也如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得以休养生息 ,一边治理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一边从事新的和平建设,则纵使腐败一时难靖,亦不至于转瞬即已走向败亡。更何况其民主国体的迅速建设,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进步与经济发展,又势必会促使我们的祖国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呢。这自然不是臆想。因为失败后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既已经提供了它的证明,中共大陆政权亦早已从反面提供了它的证据。如前所说,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国国民党的美国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在临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他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领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兼 论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在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进程中,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亦如这个过渡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是裂变。他们当中有些人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在知识文化上乃至修养上,都在为自己进行着艰难的更新;有的因属幼稚,而不能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和反复状况深所理解,至于灰心丧气;有的则由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本相未变,而与十九世纪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一拍即合,从而走上了俄式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即从辛亥之后到中共在大陆复辟专制成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革命与“革命”不分,进步与反动不明,科学与愚昧纠缠,民主与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和重大的分化。由于上述种种的原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从传统型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派知识分子 —— 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先驱,鲁迅、茅盾、郭沫若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澜、翦伯赞等则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全盘否定传统,又全盘接受马列;全面批判祖国正在艰难推进的民主过渡,又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的专制俄国。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们不仅吸引了一批传统型的小知识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从而造成了一股强大的“共产派思想文化潮流”,充当了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夺权造反以颠覆中华民国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绝传统、灭民主、求共产的急先锋,直接为中共于中国大陆复辟专制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然曾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以反对正在艰难中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在本质上与实际上,却是一些穿着共产主义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传统型小知识分子,与真正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绝然无缘。其历史的过失,已经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传统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识分子的过渡。五四时期对学生“采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时期曾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学的胡适之,以及后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储安平等,便是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在西方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既有对民主政治与现代科学的体验,又有学术上的专长。他们的特点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国能够走上与西方一样的民主与科学道路,因而才会不遗余力地与土生土长的共产派知识分子相抗衡;缺点,则是因目睹已经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会,因而又对中华民国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及这一过渡的速度、范围和程度,常常怀有不满。犹如今日某些台湾背景的美国华侨,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学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台湾的不能满足和不断指责一样。虽然出于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亟欲颠覆新国家和新制度的艰难时代,便极有可能因与敌人同唱了一支歌,从而为共产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诱变。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学求职的辛酸而终生怀有对西方民主社会的怨怼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拥护东方专制制度的道路。这在实际上与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错失乃事同一理。对于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来说,尤其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是诚难理解透彻的。闻一多由是而从反对现实的“不民主”走上了为中共所利用的不归之路;朱自清则以所谓“不食美国面粉”的叔夷伯齐之风,竟成了中共的战利品和宣传品。
  其三、辛亥之后的中国,一方面虽然处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中,一方面又因为恶邻苏俄的蓄意颠覆和日本帝国的公然侵略,因而,爱国主义的理念、情操和情绪,便承袭着我们民族最为源远流长的内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处于转变期的知识分子,力图超然在党派与政治观念之上,而以“爱国”相号召,相激励。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忠贞激烈的爱国人士,有些人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因此,当有人只因奄奄待毙,才以高喊“一致抗日”来谋其一党的生存时,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们,便立即与之一拍即合,甚至结伴为伍,直至为其奔走呼喊,制造社会对他们的错觉。所谓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反政府高潮,不仅为中共所一手策划,并在实际上为中共一党的“救亡图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为知识界的这些爱国者们不解国情,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颠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因“求仕进”的孽根未除,因而,他们才明为要民主,实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骂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骂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罗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们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们心里的民主,无非成了要由他们来“作主”的代名词。由是,他们才会对民主和专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极容易为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敌人所拉拢、所利用、所操纵。罗隆基为做官而退出民社党,并不再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协会议上帮中共横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实,实在是这样一些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生生写照。至于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内战时期,战争形势利于中共时,就喊“延期召开国大”,战争形势不利于中共时,就喊“和谈”的所谓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实际上早已成为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共产党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于中国由专制向民主之艰难反复的过渡进程中,由于自身亦处在转变期和分化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对、谩骂给了他们种种骂政府、骂执政党和骂领袖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而当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述种种自由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一去做人的尊严,甚至甘当专制统治的奴才和帮凶。因早已与毛泽东暗通款曲,并为了与中共演双簧、“要民主”而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24 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或已成为共产派知识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产党;或因怀有过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非但怀共坐大,而且拥共作乱。但是,等到真正的专制和独裁已经复辟时,他们有的仅为全一己之身价而助纣为虐,直至成为一批无耻之徒,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口中的“老贼”,如费孝通、周谷城、史良这一伙至死都仍然要“梳妆作秀”,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们。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重大原因,共产主义思潮的侵扰与欺骗,和处于转变期因思想混乱、时代混乱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但是,其作为一种弱点、错失和教训,是否也应该使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能够“悟已往之不谏”,而“知来者之可追”呢?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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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过渡在台湾首先走向成功


  对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学人,仅在本章简单地叙述一些浅近的认识,只因它颇不同于当前某些台湾学者对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历史的认知,所以诚请台湾学者予以批评或批驳,并深信台湾的学者们,一定能够对这段历史进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一定能够在未来满足海内外中国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谨识  
  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称“国民党也许输掉了大陆,但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
  美国人是现实主义者,而所谓现实主义,即承认已成事实,或仅仅承认眼前的事实,有时亦只是表面的事实。国民党输掉大陆是历史的事实,但今日台湾已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又是现在的事实。所以,美国人承认不贷。
  但是,承认事实者,未必就懂得事实之所由来,更未必懂得历史的发展是如何地造就了这个事实的。就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于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美国人不仅把它看错了,而且也做错了一样 —— 因为即便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错了又做错了。今天,美国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民主繁荣事实,却又对民主与繁荣的由来,加上了甚为不确的解释。除掉象费正清那样,因一贯对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怀有不良的情绪,却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怀有浪漫情调,才会找出种种理由来诋毁台湾和贬低台湾,歪曲造成这一进步的根本原因。至于其他即便是承认台湾进步,并试图寻找这一进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认为: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后,着手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二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和平环境下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奇迹;三是在经济繁荣的前提下,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显然,这都是一些客观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现实主义者的眼光,但还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的眼光。因为这类看法,无非是“从现象上获取印象”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对当代中华民国台湾的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结论。

一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 —— 承继并坚守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

  笔者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够走上今天这样一个民主和繁荣的境界,首先是因为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能够承继并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才为台湾后来的历史性进步与繁荣奠定了必须的政治基础。因为,承认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继承不继承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将决定台北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它是否划开了自己与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国统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大陆北京专制复辟政权的根本政治界限。
  历史的事实是,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元旦于南京建国,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政,除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八十三天,张勋拥戴宣统公然复辟的十一天,和苏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日本扶植逊清王室在东北建立伪满州国以外,尚不曾有一个反叛者,敢于公然推翻或改变中华民国的国统与国号。北洋军阀们亦只敢在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国号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专制之实”,甚至常常利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等拥护“共和法统”的手段来争夺权力,以再造复辟。至于因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实质是“复辟成功”,而当真在中国大陆改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国号的心态,亦无非说明,他已经在担心后人将以中华民国的“正统”来否定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邪统”,更因此而将他推倒在真正“乱臣贼子”的历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败而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能否承继和坚守中华民国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国统与法统,将决定中华民国台北政权的根本政治性质。
  那么,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又是如何承继并坚守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呢?

第一、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坚持了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政治方向

  在内战中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于政治上,一是承继并坚守了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国统,继续遵循孙中山先生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民主建国历程,在失败后的艰难时世之下,恢复国民党一党训政,以维系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承继并坚守了已经初步建成的中华民国共和法统,即在有压迫而无外患,有“异志”而未形成内乱的外部及内部条件下,在政治上维系一九四九年前已经初步建立的宪政体制,坚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稳步地推动法制建设,逐步地扩大政治参预,以在宪政体制之内实施训政,又在训政逐步淡化的过程中推行宪政的建设,以期最终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于一九五零年即颁布了“台湾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同时办理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镇、县、辖市市民代表的选举,并均以平等、普通、直接与无记名投票等最为民主的方式进行之。诚如一位大陆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党人士高玉树在台北市的竞选中击败国民党人王名宁。非党人士黄顺兴当选为台东县议员。六十年代,更多的非党人士当上了县市行政长官,如台北高玉树、台南叶廷桂、高雄余登发、台东黄顺兴。到了七十年代,党外势力有了更大发展。七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勘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同年,增选出国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额立法委员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党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选举’中,非党人士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举办民主餐会,汇聚一堂,发表演说,抨击政局,声势相当浩大,终于在二十个县市中拿下四个,七十七席省议员中占据了二十一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在权力上一向是开放的。”01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陆却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
  显然,法制的建设势必要与开放的权力亦步亦趋。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内战中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曾颁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并自翌年十二月十日于全国各省市一律宣布戒严。在台湾,“戒严”虽然在名义上实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布“解严”,但实际上自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社会秩序辅以安定之后,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军法及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划分办法”。历经五次修正,乃将军法机关因戒严法第八条而得以自行审判之范围,逐步缩小至最低限度 —— 除军人犯罪、及违反惩治叛乱条例和违反勘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之罪,由军事机关自行审判以外,其余条例一律交由法院审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释字第八十六号解释,称宪法第七十七条所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之审判,系指各级法院之民事、刑事诉讼审判而言。高级法院以下各级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诉讼之审判,自亦应隶属于司法院”。之后,司法院组织法,法务部组织法及法院组织法等条例修正案,遂于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并于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权的运作走上了正轨,又使法制的建设能够作为推进中华民国民主建国事业之至为重要的一环,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为其后台湾法制的倡行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迁台的国民党台北政权在台湾重新恢复“训政”,实出于艰难时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当生存和安全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之后,随着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的增选和补选,言论自由的日渐开放,政治参预的日趋扩大和反对派政治的逐渐合法化,直至“解严”的实现,显然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权政治的最终结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自五十年代伊始即开始实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实践,在法制的配套建设之下,终于发展成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选省长和全民直选中华民国总统。由是,宪政得以全面实现。从而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于外患频仍、内乱丛生的中国大陆所无法推进的民主建国事业,在台湾逐步地、并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这就在国统和法统的根本性质上,彻底地划开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与数千年君主专制国体和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的鲜明政治界限,保证了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的共和国家性质和在后来初步建成的民主国体,没有发生任何性质上的变化。

第二、中华民国台北政权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体制

  正因为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继并坚持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所以才承继、建设和发展了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国统之重要特征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华民国台北政权非但没有采取过任何专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即专制权力经济体制,以压迫甚至消灭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相反,却一再地和持续地保证、推动和加速了私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空前发展,从而将中国台湾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曾先后颁布的“国营事业管理办法”、“公营事业移转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转民营事业办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为对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四大公营公司转民营,而公布的“公营事业转民营条例”等,皆因坚持了“凡可民营者,尽量鼓励民营”的自由经济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凡是高谈台湾经济发展和繁荣者,如若忘却了这个能够保证和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根本经济体制,实际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忘却了台湾经济赖以发展和繁荣的这一张“政治底牌”,而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妄论和解释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原因,都无非是舍本逐末而已。因为只要国民党台北政权如同中共北京政权那样,将共和法统改变成为如中共一样的专制一统,则由专制权力所全方位控制和霸占的台湾经济,其发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第三、中华民国台北政权进行了和平与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没有忘记辛亥革命的纲领,没有忘记平均地权的理想,没有忘记没有和来不及解决土地问题,竟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重大社会原因,在失败之后,乃坚持以“孙中山先生非以杀人夺地为手段,而以平均低价和保护地主与无地农民双方利益的思想”为方针,以一九三零年颁布的“进步土地改革纲领”为蓝本,以历年局部实验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为借鉴,面对台湾因日本强占经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并土地和大多数耕者无其田的严重局面,几乎是与中共在中国大陆展开杀人土改运动的同时,和平地、并且是顺利地在台湾进行了至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台湾的土地改革,方本着共和国家的人权精神和法制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减租,以平衡租佃双方的利益;继之采取“公地放领”的政策,以满足部分无地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后利用售出工业债券赎买大地主多余土地,以贷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办法,不仅未杀、未抓、未致死一条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动乱和混乱,却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为嗣后台湾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农村基础、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

第四、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发展教育

  辛亥之后,特别是北伐之后,因为中华民国对教育的长期重视(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溅中华的抗战时期),02 中国现代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迁台之初,中华民国政府虽有“一夕数惊”的外部政治压迫和“承载过重”的内部经济压力,仍然坚持大幅度投资教育,兴办教育。此为中国大陆民众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台湾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适龄儿童就学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九,故文盲儿几已绝迹。日据时期,日人为对台湾实施奴化教育,特别限制台湾同胞进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进入初级职业学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职和高级中学学生数,已占全体中学生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九。日据时期台湾人进入大学者极少,并且限读医理工科,文法艺科则不准华人就读。但一九八八年专科学生已达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学生已达一九二九三三人,硕士研究生已达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达二六九五人。出国留学者比比皆是,其云不鲜。近十年来更是有所发展和提高,业已进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实为人才济济。华裔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者已有六人,但是,唯于中华民国(五人)、或于境外(一人)所培养的学人才有此荣誉的事实,实在不能不说与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绝对的关系。台湾教育的发展,对于近年来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进,对于所谓技术官员队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人民公民权力的保障和发展

  自中华民国创建伊始,人民即开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教育、就业和迁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后的训政时期,甚至是在袁、张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时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范围的限制,因此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史上至今仍在遥领风骚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特殊艰难历史条件下,应该说除掉事关全岛安全、即为防止中共颠覆,才在少数领域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处于非常时期的台湾人民,不仅拥有居住、迁徙和出国留学、移民的相当自由,而且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很大自由。诚如同一位大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给予党外政治空间的第二个体现,就是允许非党报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虽然制定了《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但实际上党外报刊杂志仍然存在。《自由中国》、《文星杂志》、《大学杂志》及《台湾政论》等刊物的思想笔触,都完全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国》于四九年十一月创刊,一向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发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敢于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这一切,国民党政权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查禁报刊的尺度更有相当的放松。一般批评国民党政权和其官员的文章常见于报端。这样就给党外反对势力的存在、汇聚、集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闻局解除了《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仅一个月后,《美丽岛》、《八十年代》等杂志即行出版,在台湾社会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办民间报刊,参加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党外反对势力汇集力量,培养储蓄人才,扩大其能量和影响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国民党政权取消‘戒严令’,彻底开放了党禁、报禁,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03 至于后来台湾民营报刊之多,私营出版事业之隆盛,民间报业巨子之举世闻名,就更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人才济济的中国大陆,民怨沸腾的中国大陆,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十年代,一个年轻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莲筹办“慈济功德会”,并广收门人,兴旺时,人数竟达上百万之多,收入竟达数亿万之巨,这在绝对不容许人民有任何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陆,无疑只能造成千千万万人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然而,在台湾,甚至是发生了“高雄事件”那样的大案,在蒋经国先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示下,亦只有“军警人员之伤亡,而无人民之被伤害”。04 尤其是近年来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开,所带来的政党、社团的蓬勃发展,就更是使得中国大陆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无限的羡慕和追求之心。

二  威权总统恢复训政 —— 保证了台湾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制的残酷力量,而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被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独裁者所指骂的“独裁者”,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命的独裁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在。
  诚然,他在那一场内战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然而他却在失败之后,凭着他个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够死处求生,又能够“苦撑发展”,并终于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与他自己一生对于民主建国的追求,实现在台湾岛上。不仅为全岛的人民带去了进步和繁荣,而且使中国大陆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仅引导中国大陆人民纠正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错失,又为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由历史反思而得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亦为他个人 —— 一个伟大的悲剧式的历史人物,争取到了被再认识、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历史条件。今日中国大陆社会所普遍存在和迅速发展着的“恋蒋情结”,固然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夫民贼毛泽东做了他的陪衬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历史魅力和历史功绩,则中国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在痛苦、并且是深沉的历史反思过程中,予他这个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认识、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冠以独裁罪名的蒋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独裁,唯其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充分的训政,即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良性独裁”,才为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埋下了失败的先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但是,正是这个遗憾,却使他在退守台湾之后,才决心为保卫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甘冒“独裁”之骂名而不讳。
  然而,他甘冒骂名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既是为保护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威权统治;在性质上,则更是为保卫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持续训政。具体言之:第一、以其个人的威权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数惊的台湾,于宪政体制之内恢复训政,以及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由是而果断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变阴谋和叛乱事件,保卫了台湾的安宁。再不似在中国大陆那样,对于旧军阀的叛乱和共产党的叛国姑息养奸。
  第二、以其个人的威权于思想、文化领域取缔宣传共产主义的自由,严禁为共产党张目。在言论、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对凡是散布共产革命思想,或借所谓民主思想来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思想行为,予以明确的限制,以彻底杜绝中共企图制造台湾内乱以一举颠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个人的威权来制止对台湾安全与发展有害的种种过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过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办。不再象大陆时期那样一再地姑息和迁就。以使得极少数虽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胀、直至有明确输共之心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蛊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个人的威权保证正确方针政策的决行和贯彻。诸如当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对时,盖因他的威权坚持,而使之顺利达成;当十大建设横遭物议之时,亦因他的威权坚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个人威权,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05
  第六,以其个人威权,使台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处变而不惊,循序而发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者相继与中共建交,甚至言欢,以至台岛飘摇、人心惧祸之时,盖因他的威权,才使得“庄敬而自强,处变而不惊;忍一时之痛,谋经济之独立”的精神贯遍全岛。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当他辞世时,岛上人人悲从中来,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所完全不同的中国台湾,一个已经和正在走向繁荣和昌盛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蒋介石和他的威权,才为保证台湾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险系数。反之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威权总统,则台湾岂只不会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甚至连其存亡也难有定数了。因为连李登辉总统也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所缔造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先总统蒋公的保卫台湾,以及经国先生的政经发展基础之上。”(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笔者亦曾在台湾问过一个反蒋的学人:“如果蒋先生于四九年败守台湾之后,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实现全面的民主政治,则阁下认为台湾的命运又将若何?”这位学者乃不暇思索地对我说:“台湾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被台湾的某些朋友指责为“白色恐怖”的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确有可能存在着少数“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威权统治,才使得他们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的道路,或曰为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如果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谁就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谁如果只是对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所出现过的缺失和错误,和当时为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实行的“限制”,充满怨怼和仇恨之心,谁就等于在实际上不承认“安全”在那个时代对于台湾的特别重要性,谁就是根本不承认当时的台湾唯有安全才能发展,谁就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专制,什么叫做独裁,什么才叫做“白色恐怖”,谁就更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宁静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良性独裁,在台湾即所谓持续训政,并非是把训政当作目的,而仅仅是要把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或一人独裁,只当作建立、保卫和巩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并随着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稳固,而必须逐渐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这才是训政的本质。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不曾存在,则刚刚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极有可能有创而覆之的危险。近现代各国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足以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蒋介石作为一个成功者却遭遇了失败,又作为一个失败者却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后,曾为了体现民主,害怕被指为独裁,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保卫民主的“独裁权力”。在他失败退守台湾之后,盖因他“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实行威权统治或曰良性独裁,便很难不再重蹈失败的复辙。由是他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威权的独裁统治”,从而保证了台湾的和平与发展,更在中国历史上,首造了“身在边陲,却不仅有能力对夺取了中原的统治者予以持续的对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进步与繁荣,而傲然于中原的专制统治者”这样一个史所未有的先例。这在他个人,无疑既是教训,又是经验;既为所失,又为所得。在历史,则因此而发展成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实在不能等闲而视之。

三  民生主义追求实现 —— 推进了台湾全面民主化进程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承继和坚守,和蒋介石以其个人的威权对这一承继和坚守所进行的保证,不仅带来了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而且推动了民生主义理想在台湾的追求和实现。“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仅成为失败者 —— 中国国民党人治岛的原则和方向,同时更将“非实行民生主义,难以富国裕民;非实行民权主义,难以民主法治”作为重大失败教训的一种,以激励中国国民党人在台湾励精图治。而励精图治的重心,便是推动民生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和实现。
  如前所说,是中华民国固有的自由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才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为其“发展农业、培养工业”的方针,带来了可行的社会基础。同时,迁台之初,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财政税制,实施货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实施单一汇率,有效运用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和开创各项生产事业等等,则使因战乱和“涌台”所造成的经济恐慌景象,得以抚平。此后,政府不仅设立一系列经济建设的综合机构,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来制定经建计划,以推动和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且抓住历史机遇以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韩战固然有助于台湾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则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越战又为台湾中小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契机。之后,十大建设既为台湾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发展的基础;嗣后进行的二十二项大规模经济建设,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钢等重工业发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并从此迈向已开发国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教育的极大重视,不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准,更为经济发展造就了人才;对外贸易的迅疾扩张,则使全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八十年代英国著名的《欧元》杂志,在它对世界作第五次经济评估时,已将台湾经济对内对外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就发展中国家而论,则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湾能,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说:“如果日本经济发展是奇迹,台湾就更了不起。”美国专家顾柏克则在《中国现代:两个中国的比较》一书中说:“台湾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发,但台湾却成长快速,现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社会并能做到均富,私人企业繁盛,中产阶级正快速兴起。”美国史丹佛研究所发言人迪西纳于一九八六年曾对美国议员和专家们说:“台湾的成就,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合理的策略,勤奋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湾 —— 一九五三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三亿二千万美圆,一九八八年则增为一万一千零二百四十一亿美圆,三十六年间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台湾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国大陆,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还在一百美圆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圆,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达人均八千美圆的纪录,四十一年间增加八百倍,超过大陆数十倍之巨。
  台湾 —— 一九五零年代,外汇存底尚不能进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汇存底已达世界第二位。
  台湾 —— 以其居于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为孟加拉国),在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成就,将中共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这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会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巨大、而且是本质的差异”。台湾的经验显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由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自由经济形态,其现代经济的真正发展,迟早都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和假话。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国大陆人民“解释”说,台湾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卷走了二百万两黄金所致,和“美帝国主义”曾给了台湾以极大的支持。前者诚属可笑,因为大陆地下埋藏着的黄金,又岂止二百万两;更何况中国向有一句古话,叫做“坐吃山空”呢。至于后者,如果“美帝国主义”当真能够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极大的支持,大约“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陆江山也就不见得会失去了。况且台湾根本就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二次大战后的开发。因此,直言之,台湾如若不能自强以度艰难,如若没有前文所说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如若没有韩战的爆发而使美国又有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则美国的所谓支持,只怕仍旧是“千呼万唤难来台”了。
  随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想的实现,台湾又全面地推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鉴于台湾人民对于自身信念的持续增强,和参预社会政治愿望的不断增强,随着增选、补选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保证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实现,八十年代后,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宣布“解严”,决策开放大陆探亲,全面放开舆论,给予人民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的完全自由,并终于从五十年代初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走向了全民直接选举省长,特别是在中共飞弹威胁下,坚持全民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并获得了举世赞叹的成功。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乃以此作为训政的全面及彻底结束和宪政的全面及辉煌开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终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华民国台湾得以确认和确立。如果没有中共的武力颠覆,专制复辟在台湾已经永无可能实现。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终于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地区 —— 台湾,首先走向了最后的成功,从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而不是专制一统,打开了现实的通途,带来了历史的希望。
  今日,虽然台湾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与迅速实现中还存在着、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台独的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而完全可以将之视为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体制内,用改革或改良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后者,说到底,无非是对于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式逃避而已。并且,即便它另有图谋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会随着中国大陆人民推倒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中华民国国统在全中国的重续,中华民国法统在全中国的重建,而成为一个过时的“政治误区”。诚然,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政治误区,但又是一个必须引导和一定能够得以解决的政治误区。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将只会存在着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统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一百年来,东方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近百年来,中国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民主和专制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与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随着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中共在革命名义下的全方位专制复辟,一定要走向败亡;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历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将使他们重新认定新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曾坚定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它自身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力。
  作者愿为台湾人民五十年来因“坚守民主国体、致力民生发展”而得以“全面推进民主、实现还政于民”的伟大成功,予以最为深沉的祝福。
兼 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的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恐惧,对台湾由统转压,由和转吓,打压越来越甚的时期。由于李登辉总统在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使国际更为赞赏;一方面又因不低头,不示软,并于中共飞弹之下,坚定地实行并完成了全民直接选举总统,因而为全世界所推崇;从而使“利在大陆”的各国,仍然能够“心在台湾”。所谓“抗共有功”。近年来,欧洲议会及众多世界进步人士对台湾的推崇和对中共的厌绝,及其不断呼吁“现在是好好了解台湾的时候了”的话,以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06 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
  纵观台湾五十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前两位已故的蒋总统,历史功绩自无庸讳言,历史地位早已确定。但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而言,其历史的功绩和地位却尚难确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曾为他们留下了一个“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孙先生曾为之奋斗、拼搏过十数年;这个重任,虽为蒋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却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内战中的失败,和两位蒋先生相继成为历史人物,而将它留给了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并且只要他们一天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们就对继续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李登辉总统在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而且明确指出:“中华民国要在未来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登辉总统确实言之不虚。因为对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来说,他们既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不曾具有的“护国护法”之大好历史条件,又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总统所不曾欣遇过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一、就历史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开始护国,一九一七年开始护法,直到他辞世,不仅几波几折,几兴几衰,而且,陈炯明叛变时,孙先生护国护法的“本钱”,已徒剩一艘中山舰而已。蒋介石先生虽曾是夺取了护国护法成功的胜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护国护法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其后,他能在国际、尤其是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于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直至其辞世,虽然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国护国护法成功的历史重任。蒋经国先生为推动台湾进步和发展的功劳自不待言,但他作为执掌中国国民党党权和中华民国国政的过渡性人物,却无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拥有在全中国夺取护国护法胜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第二、就历史的机遇而言,夺取全中国范围内护国护法最后胜利的关键,乃在于中国大陆民心的全面觉醒。诚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也许失掉了大陆,但是,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因广泛深入的历史反思运动而出现的,对于国民党时代和蒋介石先生之普遍怀念情结;以及“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的理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中共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已经败亡的事实和在实际上必将败亡的前景;就更是为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日之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07
  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们,一是拥有一个富强的台湾,她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及潜力,实为孙先生及两位蒋先生所不能比,更为北伐前已在广东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说,她虽然迭遭中共打压,但世界各国乃“利在大陆”、却“心在台湾”的复杂国际心态,又是一百年来孙、蒋三代领袖护国护法所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有利国际条件。世界各国蛮横干涉中国民主进步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返;孙、蒋所曾遭遇的东西方列强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国反动势力的时代,毕竟不会再来。
  由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应基于三种境界而为后人鉴:
  第一、面对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其必将功在中华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湾,发展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动的一块铁牛筋,为中国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和实行民主政治作证,为中国大陆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阳光,则他们今日的现实地位就是他们来日的历史地位。诚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陆的现实机遇,一只“悼念”邓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统治者心惊肉跳的中共统治现状,一阵组党风潮就能逼迫中共重开杀戒的恐怖现实,倘若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能够敏锐地抓取之,促进之,发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重任,则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又何需再论之与再辩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为中共所专制一统,或为一念之差而脱离中国。其结果因只能造成助纣为虐或亡台裂国的局面,则非但不是功在历史,而只能是罪在历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万古了。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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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现在已经可以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第二、国际国内凡是要颠覆中华民国者,无一不是真正的专制势力或真正的专制复辟势力,并且不管它们是在何种名义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义”。辛亥之后八十余年的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
  第三、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是发动了中国民主革命、推进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而不是反对中国民主革命、阻断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虽然她有过形形色色的错失,有着各色各样的缺陷,并遭遇过惨痛的失败,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她本质上乃是一个民主政党的政治光辉和历史光辉。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崭新国家制度。二是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领导了北伐成功,初步统一了中华民国,赢得了护国护法的胜利。三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并因此而废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历经军政、训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建成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五是长期坚持反对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发动共产革命以反扑中国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并数度获得成功,却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惨遭失败,致使中国大陆重蹈专制复辟统治。六是失败后仍能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从而“将台湾推向了中国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荣境界”。一个政党,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确而且成功,一件失败但并非错误,那么,这个政党还是反动的吗?还是一定要打倒的吗?
  第五、中国国民党不会亡。因为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将只有落选之败,而无亡命之虞;因为即便是因落选而不再在台湾执政,亦应该是哀荣并至;因为虽然“哀”在落选,但却“荣”在她百余年来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终实现。
  第六、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大陆,而不在台湾。因为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和历史,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历史合法性,甚至已经初步认识到,唯有“认祖归宗”,才能够为在将来造就一个“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国国民党一定会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对推动中国大陆最后的民主进程和祖国的民主统一,作出她应有的历史贡献。不论今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否还有这样一份雄心和壮志,中国国民党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中国台湾。

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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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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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01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02 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03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05 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 。06 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凯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 。08 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09

二  苏俄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的三大阴谋手段
  苏俄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并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除掉指使中国共产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国民党。

第一、制造国民党内斗

  苏俄和中共制造国民党内斗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以实行“团结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阴谋策略。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曾一再向孙中山保证要献身中国国民革命的苏俄顾问鲍罗廷,就对幼稚病发作者廖仲凯挑拨说“国民党里有左派、右派之分”。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维津斯基不仅在与陈独秀、张国焘的谈话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都曾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以分裂国民党。10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甚至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明白无误地供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从此,自中国同盟会成立起,向来就没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国国民党,便在苏俄与中共的挑拨离间之下,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左右的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内斗已不能免(参见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

  苏俄与中共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的主要表现,就是无视孙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诫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竟公然指使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人,公然违背国民党的立场,公开地、甚至是肆意地攻击国民党,从而将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逼迫成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连梁启超、丁文江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然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既无一人因苏俄分裂我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祖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参见下卷第六章)。当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时,只因苏俄反对孙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广东发动了一百个以上的团体反对与咒骂孙中山北上。待到苏俄转而又支持孙中山北上时,中共又纂文称:“孙中山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决定北上的。”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地不顾国民党纪律,公开纂文攻击国民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在苏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叹。

第三、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

一、蒙蔽孙中山
  如前所说,苏俄为煽动中国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曾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十数次派人来中国谋合孙中山先生(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于中共成立前,是想变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于中共成立后,则要求国民党和中共合并。逮孙不同意,而只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苏俄乃一边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边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谎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更在“联俄”开始以后,一方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地欺骗孙中山先生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他还说,“比如在欧洲、在美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推进阶级战争。可是,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11 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本人。特别明显的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当共产党员跨党案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时,李大钊虽代表中共发表声明称:“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指国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希望诸先辈指导一切。”但是,转瞬之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居然又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按:指改变国民党的纲领)……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按:指共产革命先锋队)……”
  由于身为国民党人的共产党员完全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公然地反对国民党和公然地批判国民党,国民党员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人才在广州召集华侨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开会决议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夺国民党党统。警告书尚未发出,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乃宣布四人无罪。其后,当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正式向孙中山及中执委提案,弹劾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徒在国民党内秘密建立党团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行径时,鲍罗廷又反诉蒙孙,将中共“三大”时即已于内部决定要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的事藏而不言,反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党团”。对此,国民党中执委七月七日乃宣布:“国民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纲领、政纲及党章,必予严重制裁。”尽管如此,苏俄和中共不仅继续蒙骗孙中山,甚至借孙同意建立大元帅府铁甲队而私建武装,从而为来日的叛乱建立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参见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发布“孙文越飞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时间,苏俄与中共为分裂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早已从“蒙孙”走向了“骗孙”。所以,一旦孙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国民党和窃夺国民党党权的胆量、欲望和手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拢廖仲凯
  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廖仲凯既是三民主义的一个诚实信徒,又是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最严重患者。他在国民党中负责联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为孙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色,以及他对国际共产革命、对苏俄和对中共的天真与无知,乃使苏俄与中共将他作为拉拢的最重要对象。“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凯即携女与越飞一起乘亚洲皇后号轮船离沪赴日。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行向苏俄要求援助。越飞的目的,则要借此行以拉拢廖。前者之所以达到了目的,12 全因后者拉拢的成功。天真、幼稚的廖仲凯竟完全相信苏俄至少六十年后才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许诺”,而决心为推进现在的中国国民革命,努力于“联俄容共”的做法。此后,廖仲凯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引渡到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鲍罗廷亦因廖的忠诚,而将廖视为臂膀,视为“志同道合”者,更在孙逝世之后,为全面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权力。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国民政府时,因廖帮忙驱逐了胡汉民,收买了汪精卫,苏俄顾问竟让廖担任了十三种职务,并使之实权和事权在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杀,苏俄和中共对国民党权力的篡夺,也许不会失败得那么快;而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救党北伐的成功,也就不会成功得那样快了(详见上卷第三章)。

三、贬逐胡汉民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国民党的领袖位置成为虚位。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可以接替孙先生者无非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凯和蒋介石四人。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向为孙中山所倚重,且为广东大本营的“代帅”,政治会议主席。汪于辛亥之后去国良久,刚刚归国,虽有名声,了无实力。廖为鲜明的亲俄亲共派领袖,是苏俄与中共属意的人物。蒋则是被广东革命政府视为“长城”的军事实力派。因而,在实际上,最有权力或能够顺理成章地继承这一领袖地位者,是胡汉民。但是苏俄顾问鲍罗廷不喜欢胡汉民,因为他不亲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倾向,又绝不顺从苏俄和苏俄的顾问们。由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这样一个权力真空阶段,由于廖仲凯的积极配合,手控俄援的鲍罗廷便趁机掌握了国民党大权,并藉成立广东国民政府,而与汪、廖密谋,将胡汉民从“代帅”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先是让胡仅仅做了一个几是“空位”的外交部长(按: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府,故广东政府除掉与苏俄有所谓外交事务以外,别无外交可言),后则利用廖案,公然地打击甚至要逮捕胡,直至干脆将胡逼离广东,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由是,苏俄和中共眼中最大的绊脚石乃被踢开,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买汪精卫
  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汪精卫曾去国良久,俟国民革命颇有起色之后才回国归队。以其历史地位,是为国民党革命元老;视其事功,则除掉谋炸清摄政王和参加《民报》对改良派的大论战而殊获名声以外,并无其它建树。但他仪表堂堂,口才动人,颇引人佩服;却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领袖欲极强。由是,他的名声和权欲,特别是他在国民革命阵营中了无实力的实际状况,便为鲍罗廷所看中。在廖仲凯左派旗帜过于鲜明,蒋介石又被视为中派的情形下,为了贬逐胡汉民和打击其他敢于分庭抗礼的国民党元老,更为了在满足了他的权欲之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能够顺利地为苏俄顾问和中共所篡夺,鲍罗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机会,于北京苏俄驻中国大使馆找汪精卫谈话,明白表示“孙后国民党的领袖非汪而莫属”(参见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与鲍罗廷勾结在一起,非但彻底改变了他原来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态度,而且事必以鲍为马首瞻,甚至在鲍的策划下与鲍、廖一起进行“黑箱作业”,背着当时仍然是大本营代帅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胡汉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国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私受鲍、廖所“赠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汪不仅卖力地将国民党“二大”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将国民党的党权和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大部让与苏俄及中共,为苏俄顾问和中共驱逐本党的“右派”,开除本党的元老,贬抑直至迫害曾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广东人民“倚为长城”的蒋介石。三个月后,汪虽因中山舰事败而被黜出国十六个月,然而,他从此便在苏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之时,一再地充当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者和内讧、内斗的制造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武汉国民政府办成了国民眼里的“俄国政府”。直至他因亲睹斯大林给中共的命令而大惧时,13 才决定“驱俄和分共”。然而他为鲍罗廷和中共所阴谋煽动而更加膨胀起来的权欲,却使他终生不能安于蒋氏之下,以至每逢叛党坏国之乱,其必参加之,亦必策划之,推波助澜,几起几落,直至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卖祖国、甘当汉奸的不归之路。

五、打倒蒋介石
  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成功地蒙蔽了孙中山,拉拢了廖仲凯,贬逐了胡汉民,和收买了汪精卫之后,用中共御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民党的“二大”上,便终于“洋溢着一派乐观的左倾气氛了”!14
  但是,当苏俄与中共在国民党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的倾心支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变本加厉地加速他们诱逼国民革命的步伐时,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广东人民“倚为长城”,并被中共党魁陈独秀称为“中国民族革命柱石”的蒋介石,因保护国民党反共元老,制止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发展地下组织,坚持提出和维护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果断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奋而救党,率先提出“整理党务案”以坚决护党,提早发动北伐、并且不数月便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因而不仅迅速成为孙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领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因日渐感到了由蒋介石的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恐慌,从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蒋的高潮。此后,他们所有反对、破坏、背叛北伐的罪恶行径,既没有一件不与旨在打倒蒋介石相关;更没有一件意在打倒蒋介石的行为,不与诱逼、破坏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相连。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冀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
  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亟欲打倒蒋介石的主要阴谋手段,一是由苏俄军事顾问团在黄埔军校指责蒋介石“不革命”;二是反对蒋提出的北伐主张,宣扬北伐必败论;三是指蒋为“新军阀”,煽动其部下王懋功叛变,克扣和削减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费;四是既不允许蒋辞职,又不慰留,却要遣蒋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暗示蒋出国,直至发动“中山舰事变”,试图绑架蒋赴俄软禁。目的均在逼蒋离开广东,剥离蒋的军权(参见上卷第四章第二节)。再就是于北伐胜利出师后,阴谋决策“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始终推行“拥汪反蒋”的谋略,并一再挑起“迁都之争”,扩大“迁都之争”,再起国民党分裂内斗的风潮,以阻蒋继续领导北伐(参见下文)。然后又制造北伐军内乱,动摇北伐军军心,先后于南昌、武汉公然挑唆旧军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于北伐军胜利进军途中“取蒋以代之”。15 甚至阴谋发动武汉政变,公然褫夺正在领导北伐的蒋介石于国民党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和重要职务,公开指骂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蒋介石是“新军阀”和国民党“新右派”。直至因蒋介石已经决心“清党”,而在“武汉俄国中央”将蒋介石开除出中国国民党(参见下文)。

三  苏俄与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
  如果苏俄命令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是苏俄阴谋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国民党是第二步,则窃夺国民党领导权便是第三步,是为实现其根本目标所采取的至关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苏俄和中共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非但没有回避他们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事实,而且认为正是因为窃夺的不够狠 —— 用他们欺世的语言来说,便是他们“放弃了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才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现代史教科书里,御用历史学家们都将这一强盗逻辑,视为当然的真理,而赘述得不厌其烦。他们不仅指责鲍罗廷和陈独秀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才给中国共产革命带来了失败与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后来在苏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装反叛国民革命和持续颠覆及分裂祖国的正确性。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是:

第一、 窃夺国民党舆论权

  应该说,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做法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就已经指明要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也就是说,若不经过共产国际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非但不符合时代精神,而且国民党也是一个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了。16 之后,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苏俄顾问和中共除掉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包括在思想舆论上反对国民党的主义、理论和政纲以外,其窃夺国民党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凯将国民党“一大”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苏俄顾问和中共包办之后,苏俄顾问和中共即开始了对于国民党舆论权的窃夺,直至发展到强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立言”,试图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共产革命。其中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便是借孙中山和国民党有“联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传孙中山有“联俄容共”的政策,继之又将“联俄容共”擅自篡改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为发动暴民革命、干扰和破坏国民革命制造理论根据。然后,更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胜利进军途中,在他们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就要失败的日子里,干脆假造出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个“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击蒋介石和所谓的国民党“新右派”,以继续破坏北伐和国民革命,以妄图改变他们即将失败的命运,甚至将为他们所假造的“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欺世惑众达半个世纪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它们彻底揭穿。本书上卷第三章兼论所记述的,由中国大陆三位学者公开撰文所指出的,在国民党的所有文件里都没有所谓“联俄容共、联俄联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记录,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里面才能找得到它们的历史事实,实在将苏俄和中共强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立言”以假造“圣旨”的行径,揭露无余。只需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竟敢在他创办的那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公然捏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便是孙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与同一时期中共制造三大政策的党内文件稍作对照,其完全出于“一辙”的本相,也就将苏俄和中共谎言惑众的真相实情彻底地公之于世了。

第二、窃夺国民党的组织权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一个手段,自然是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这原来就是苏俄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和青年团其它相应的决议案,均明确宣称:“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于全中国……。”用中共历史教材上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几乎为共产党所主持”。并且,即便是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生效之后,“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参见上卷第四章)。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二个手段,便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和汪精卫“左派”权力病发作之时,“包办”国民党“二大”,以全面窃夺国民党中央党权。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节所述,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共产党身份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要占国民党二大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国民党二大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要在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在国民党二大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一句话,就是共产党要全面窃夺国民党的党权。 中共的夺权阴谋确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实现。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领袖邹鲁、谢持等被开除出了国民党,国民党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选举中纷纷落选。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共产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中共党人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中共党人毛泽东代汪精卫担任宣传部长,中共党人冯菊坡代被贬逐的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极“左”派彭泽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中共党人谭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权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在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竟占了二十六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参见上卷第四章),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被共产党所架空的党,所操纵的党,徒剩下一具躯壳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会说,国民党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乐观的左倾气氛”。距孙先生辞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在自己的党代会上不仅已经无人问津,甚至到了谁要是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苏俄和中共欲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参见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复指出的是,七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为止,中共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进入共产党?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担任过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组织的委员、常委、部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秘书或办事员?就更不用说它竟能容许别人打进它的党里,去开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领袖,训令它的重要干部,并任凭别人去把持它的各级党组织了。如是而论,中共还有什么理由来为他窃夺国民党的权力辩护?又有什么理由把将它清除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正义行为,竟污蔑为“反革命政变”呢?
  苏俄和中共窃夺国民党组织权的第三个手段,便是既夺党权,更夺政权。北伐之前,中共在广东窃夺国民党政权的情形姑且不论,特别是在北伐军已经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后方,共产党则借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以在实际上建立共产党的地方各级党组织,即对外是国民党,对内则是共产党,并藉此而力图掌控新诞生的国民政府。同时,中共又以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的苏共为榜样,借发动工农革命以煽动暴民运动,建立有枪、有权的非法“工农政权”即暴民政权,以与刚刚诞生的、中共尚未窃取到权力的国民革命政权相对抗,并在实际上造成国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当北伐军东路和中路两支大军已经逼近和包围上海,上海的军阀部队已经决定向北伐军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时,中共却收买残余军阀势力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在武汉俄国政府的命令下,反对建立国民政府,坚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区委就曾宣称:“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

第三、窃夺国民党军权

  苏俄与中共一是要求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党代表权力极大,既能监督所属人事经费,又能监督同级军事长官,并且无论什么命令,非党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党代表遇事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党代表与其他政工人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人担任。直到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们才被蒋介石解除了党代表职务。二是仿照苏俄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部,以夺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权力。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六个军当中就有五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为周恩来,第二军为李富春,第三军为朱克靖,第五军为李朗如,第六军为林祖涵,海军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三是为窃夺黄埔军校的权力,不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凯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而且引进了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军法处长周恩来 —— 后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一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并与之对立,为嗣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歧、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乱,埋下了重重危机。四是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义,抽调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为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独立团,任命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是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产党军队。它既是叶挺独立团的由来,又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更是后来张发奎等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第四、发动政变、实行对国民党领导权的再窃夺

  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新领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使苏俄和中共惶惶而难安。因为北伐一旦成功,中国国民党一旦统一了中国,则苏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势将如水东流,不复再来。由是,在作出了一连串反对、利用、破坏北伐的阴谋行径之后,鲍罗廷终于利用已经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以全面反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全面否定“整理党务案”,并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悖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共产党人吴玉章、郓代英和国民党极左派彭泽民的坚决反对。因在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悖的提议遂被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以将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国民党新领袖,全国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并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22 为他们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场以袭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众,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是,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子中还有草”,23 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和民心。24 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25 “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 ;26 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反蒋,却同样要反共拒俄;27 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转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29 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30 点燃了叛变的烽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兼 问  谁是反动派?

  在中国大陆,可谓无人不知“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联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指责国民党是反动派。
  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两层含义,一指国民党就是反动派,二指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前者固无需解释,后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内曾有过一个不亲俄、不亲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动派”,即国民党“右派”,有时亦干脆被中共称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国大陆每一本为中共所钦定的历史教科书里,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当时,全国人民都极其地渴望着、并热切地支持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而国民党蒋介石又恰恰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了军阀,初步统一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非但没有“反动”,而且是“顺动”。因此,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或指斥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则意从何来?
  相反,今天,当我们已经能够明白当年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者,和对全国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施行“反动”者,竟恰恰是苏俄和由苏俄亲自指使的中国共产党时,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反动派,还有必要一辩吗?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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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乱,而且随着日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共叛乱、叛国和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然而,随着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煽动农村造反的日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民造反的对象,乃是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与统一,正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实行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03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04 苏俄蓄谋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笨的做法。”05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目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06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斯大林却派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07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着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紧密地围绕着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08 但该决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09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动了残酷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10 从而向中共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州以及朱、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中东路主权,而对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

第二、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11 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12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13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15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尽“天机”。16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19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20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21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22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境地,23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24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25 新沙皇俄国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贺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27 叛乱发起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嗣后,千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日各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30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34 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发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一立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的文章)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极端口号……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到赣东北根据地。”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就是明证。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革命和共同建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解决,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在相当程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军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后方,“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人、关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而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装叛乱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得了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仅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书……。”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59 中国共产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于不论是在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子、直至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和灭绝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有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的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成,就能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共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层,就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戕害进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区别

第一、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拥有一个代表着传统农民最高理想的乌托邦口号。这个口号,就中国传统农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贫贱、等富贵”为革命目标;就中共农民造反而论,就是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农化和普及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和共产主义理想精华。”
  二、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一样,不是农民造反英雄结合农村小知识分子以造反,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结合农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泽东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过毛泽东从马氏借来的造反理论要比洪氏借来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图才比洪氏更大,统治的时间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归复和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上,比洪氏来得更为彻底、更为残酷和更加富有“创造性”。
  三、同具有残酷内讧的一致性。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无有不残酷内讧者,亦无有不内讧到底者。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农民起义成功者,其在成功后为维护一姓江山而滥杀功臣的行为,其本质仍为“残酷内讧”。中共自江西农村造反起即发展起来的残酷内斗和互相杀戮,61 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于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谋夺;从王明为夺取党中最高权力而残酷推行两条路线斗争,到毛泽东为维护农村派小知识分子的绝对领导而发动的恐怖延安整风;从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彭德怀、黄石诚反党集团,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无数反党集团,直至林彪反党集团和毛妇江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次第被打倒;应该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其残酷内讧的屡兴屡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无休止,只能说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尤为特出的是,中共的残酷内讧,不仅迫害了无数的党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鱼,将无数无辜的百姓牵连其中,直至造成“冤狱遍中华”和“屠戮遍国中”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万无辜者“横死”的“实绩”,证明了中共农民造反及其政权,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农民造反及其政权,在其内讧的残酷性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都具有“嗜杀”的特征。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烧杀政策,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 —— 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所采用的残暴统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广州武装叛乱,就已经嗜杀无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更已使嗜杀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毛泽东曾下令杀死地主的全家,连几岁的小孩亦不许免;周恩来则亲自带人、并亲手杀害顾顺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灭其族。在江西苏区及其它苏区,嗜杀既成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成为中共制造内讧、清除异己的重要行径。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大陆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着的《中国左祸)一书亦写道:——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苏区,在以清除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和托陈取消派为由,而制造的清除异己的内讧中,每每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其后,毛泽东在延安为反对王明派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动辄处决,甚至横刀以劈作家王实味的残暴行为,尤令人触目而惊心。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所谓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间,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嗜杀,包括逼杀,只能使陈胜、吴广、张角、黄巢、王小波、李顺、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望洋兴叹,自愧难及。
  五、全面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一样,为号召革命,他们总是要以反对专制的思想文化为号召、为标榜。及至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他们又总是要在“革命”的标签之下,全面复归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藉以重建和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它复辟专制的本相已经暴露之后,或是在它借以统治的西方共产思潮已经破产之际,传统的专制思想和文化,就更会成为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烧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后,即在寝宫内设立孔子牌位,并依儒学而开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巩固他的新君主统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曾否定并要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处成立孔学会、孔道会、孔研会和孔酒会,并将它们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径无非与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不过是要维系正在走向末路的专制复辟统治罢了(参见本卷第五、六两章)。
  六、全面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一样,虽然在号召造反时都要大言“平等与共产”思想,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要重新划分等级,重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以归复专制等级,强化专制统治(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五节)。

第二、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主要区别

  中共农民造反虽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毕竟是一个披着现代政党外衣的农民造反党,是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在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反对中国民主革命、推行共产专制复辟的现代政治集团。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传统农民革命造反有所区别。这些重大区别概括起来便是:
  一、中共农民造反思想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接过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将中国传统农民的革命思想“科学化和现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迷惑人民,又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统治人民,更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镇压人民。
  二、中共农民造反更富有欺骗性、严密性和残酷性。中共因具有一个现代政党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苏俄亲自扶植、阴谋教唆和直接指挥下,又被赋予了狂热的共产宗教情绪和顽强的政治集团意识,这就使它较之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农民会党,更具有信仰的疯狂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残酷性。这就使它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欺骗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和成功后的巩固权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农民造反具有卖国和叛国的特质。由于中共长期以来是一个在外国颠覆势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挥下的叛乱叛国集团,这就使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农民英雄们大都是乡土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不会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会承认“农民阶级没有祖国”,更没有当这个“外国”已经在侵略自己的祖国时,却要武装起来去保卫这个“外国”。朱元璋无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后宁肯自己败亡而决不与满清联手,更不会受满清指挥。洪秀全虽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会”,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却从没有服从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没有成为欧洲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明末清初的会党亦从未勾结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以“反清复明”。义和团起义的口号则是“扶清灭洋”。即便是在现代,孙中山之争取俄援,亦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本国的专制复辟,前提更是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同意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因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亦唯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场农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它对于苏俄种种指令的鞠躬尽瘁,以及它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为了忠于苏俄而出卖祖国的一整套理论、口号、行为和实绩,实在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者们所没有,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的叛国者们望洋而兴叹。
  四、中共农民造反是“反民主进步而非反专制统治”。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虽然其结果都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是,其起因,则均为反抗剥削、压迫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本身。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赞扬的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进程中,所发动的这一场现代农民造反,一是苏俄蓄意颠覆民主中国、再造专制中国的一个恶果,并非中国农民自发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对象,非但不是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却是那个在外患内忧之下,正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因此,就世界的专制逆流而论,中共乃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就国内的民主进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则是对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反扑与破坏。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个前进的革命,而是一个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造反,而是一个反对新生民主政权和崭新共和制度的造反。这便是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一个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虽仍为苏俄所支持、所指挥,亦仍然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标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本质上,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在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下,以共产革命为名义,以现代政党为形式,以传统农民革命方式为手段,以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

兼 问  是谁“里通外国”?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于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在毛泽东推行残酷专制统治的二十六年里,特别是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曾以“里通外国”罪,包括制造“苏修特务”罪,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辜民众,直至它自己的党人。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台湾有亲,中共即会施以“里通外国”的嫌疑,闲时内部监控,连海外或是台湾来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单位领导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后尚要“存档”,留下证据。有的自然是连看也不给你看。及至运动一来,则公然打击,公开批斗,明火抄家,强迫交代如何“里通外国”,直至无端逮捕判罪,以至无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万计。文革当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苏修特务”罪迫害者,就更是难以计数。文革后,虽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遍中国大陆已早成“独尊海外”之景,“独亲台胞”之风,但是,今天,当有人仅仅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发表,或仅仅在海外高谈阔论了一番民主,或获得了外国某大学批准的一点讲学金,亦仍然会被中共政权视为“里通外国和颠覆政府”,直至判为“危害国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时无忧,却成了颠覆分子,有家难归;栖身国内者,就要被内控、监视,直至判决劳教、劳改、坐监牢了,其例举不胜举。然而,如文中所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与指挥下,不仅持续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持续发动武装叛国,特别是当祖国的主权遭遇新沙皇俄国的蹂躏,祖国的领土遭遇新沙皇俄国的大规模入侵之时,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开地从反对祖国收回主权,直到决议、决策和决心“武装保卫苏联”,更藉此疯狂地煽动武装叛乱,以与苏俄对自己祖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里通外国”?倒反而不是叛变叛国?倒反而拥有了一部“伟大的和光荣的革命历史”?倒反而成了一个专门骂人卖国,专门抓人“里通外国”,专门标榜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者”的党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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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 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是:

一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14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却有继续作乱之想。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23 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遂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25 紧接着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是:“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覆国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出:“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样,中国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口,亦成为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王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着共产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国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转变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发表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39 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42 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43 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51 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
“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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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0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致。”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外,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28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叛国)……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题。”31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42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已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后,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开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传播……”。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论、策略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说,正在领导着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了。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

第三、毛泽东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阴谋原则和手段

一、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阴谋原则
  由于中共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积累了“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经验,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泽东在他后来题名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残酷斗争的三原则。他说:“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57
  毛泽东的所谓三原则,第二条是真、第一条是假。因为既然是“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要“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应择其最反动者打击之”,那就决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泽东所谓“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这样一些“指示”,它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在打内战上的“狠劲”,而且证明了毛泽东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为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要亡我中华的日寇说过一句这样的“狠话”,更没有要求中共军队打过一场这样的“狠仗”。至于毛泽东所言“绝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的斗下去,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指示,无非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

二、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
  其一、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北上,我们则以请准征调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破坏之……”58
  其二、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一些抗日军队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和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卖国行为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发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开始高喊“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口号了。一九四零年五月,虽然毛泽东向东南局和全党发出了阴谋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专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同年七月,毛又对外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称:“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经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面对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对外战争,毛泽东竟能如此地虚伪作态,言不由衷,大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仅有的。

第四、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 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详见下文和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著作)。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60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 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 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62 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71。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 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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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发动内战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民国之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蓆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江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泽东在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曾公开地发出了第二、三、六号命令,并均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由于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宣传中共愿意与苏军配合作战,积极参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之后,又向内部发出指示说﹕“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军事行动能否得到苏军当局支持的前提下,决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三,则是在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为抢占东北已经机关算尽,文武兼用。此时,就看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了,就看苏俄是否依然会为了亚洲的共产革命,和自己在远东的势力,而敢于两面三刀,甚至阴谋置国际公约和“中苏同盟条约”于不顾了。

第二、中共军队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一、苏军对中共抢占东北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
  其一、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07
  其二、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苏军消灭了拒不向苏军和中共投降,而只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山海关日、伪军守敌后,在苏军默许下,已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后,即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在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飞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显然,一名苏军上校是绝无权力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的,即便是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本人,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后来苏联援华专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须亲自过问。因此,这不过是共产沙皇斯大林所惯用的两面三刀手段罢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二、苏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其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军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争夺受降权夺取中原,并破坏了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通,所以,政府军对东北日军的受降乃阻力重重。迟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要求苏军允许中华民国政府军在大连登陆时,驻东北苏军虽已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却“根据中苏条约”,竟以“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港口”为借口,明确加以拒绝,更不同意中国政府军乘美舰上岸。中国政府军进驻东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当中华民国政府迟到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挂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时,同样,已经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却蛮横地抗议称﹕“我们只同意你们的行政人员来接管,不允许军事人员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十一月七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这是美军在东北占领的唯一港口。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其四、在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苏军已经将中共军队让进东北,依照《中苏同盟条约》对苏方提出指责时,苏军却解释说﹕“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都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是自治的军队和团体,与苏军无关,苏军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11 当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北的官员在苏军不准带军队的条件下赴东北接收时,苏军虽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对他们进行伤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毕,苏军便立即撤走,而把当地国民政府的文职官员留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在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苏军的做法遂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收的地方官员不能存身。而当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对苏军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时,苏军便将《中苏同盟条约》在换文时曾写有的,“所有中国军民,都归中国方面管辖”的条款拿出来进行辩解。因为,不合法抢进东北的中共和中共军队,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苏军阴谋支持中共枪占东北的条约“根据”。
  其五、当苏军阴谋违背国际条约,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确证,美国乃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立场,开始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军空降东北进行接收。苏联因在表面上怯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但在实际上只要求中共军队退至离开沈阳、长春、哈尔滨沿线二十公里之外。此举遂促成中共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中共在东北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显然,斯大林的爱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产扩张计划并没有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颠覆和赤化周边国家的阴谋更没有停止。只不过碍于墨迹未乾的国际条约和比它强大的美国,才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罢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报虽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内战必须停止”,并要求“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但在苏俄,无非又是放了一颗烟幕弹而已。

三、中共企图抢占东北的阴谋终于在苏俄的支持下达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接到吕其恩的报告时,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个派兵进入东北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中共山东军区立即派出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五千到三万兵力,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萧华统一指挥。中共抢占东北遂正式拉开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当刘少奇在与苏军上校会谈后,因突然明白苏军只是要求他们“不要以中共和八路军的名义抢进东北”时,当天,刘少奇连向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都没有请示,就立即抓住这个“千秋一时”的历史机遇,决定派遣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与莫春和立即乘坐苏联上校的飞机飞赴东北,并由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同时,为便与苏军打交道,还特别授予彭真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及莫春和为上校军衔。当晚毛泽东同意的电报拍来时,彭真等已经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军队,还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12 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兵出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第一、中华民国于战后积极推行民主宪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尤其是战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几乎已成废墟。处处是断壁残垣,处处是穷困与饥饿,童无所养、叟无所归和啼饥号寒的凄惨景象,随时随处可见。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当是之时,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如前所说,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徵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上述一切“民主进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各国中实为绝无而仅有;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知之甚深,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就已经立即表现出来的内战欲望和内战行径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她期待中共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

第二、中共为发动内战和打赢内战而竭力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力图中共能够参加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愿望,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因为,一是由苏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和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改变。二是中共在苏俄指使下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从来没有变更。三是由于毛泽东曾一再地告诉他的党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所以,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意在中国发动一场农民战争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决策日蒋火并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扩张的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为内战作准备。五是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拥有了打一场内战的本钱。六是毛泽东借抢夺受降权而已经开打的内战,和它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的行径,都已经证明了中共要抢天下的决心。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与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因为,倘若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则毛泽东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诸东流了。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已经证明了它对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进行阻挠和破坏的目的。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中共在用武力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称,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国民党才要打内战。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泽东曾“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毛泽东主动是假,被动是真;和谈是假,内战是真。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因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如果说上述三条原因使毛泽东没有了不赴重庆谈判的理由,那么,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泽东仍然拒绝赴重庆谈判,则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丧失了他们“要和平”的欺骗性。再加上彼时的毛泽东,一因没有得到斯大林对中共发动内战的明确支持,二因企图抢占东北尚未得手,三因发动内战尚不能稳操胜券,因此,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为大打内战作准备,更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才在向他的军队和党人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之后(前文),“不顾个人安危地和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去了。诚如毛泽东自己后来所说,“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13
  其次,如前所说,毛泽东曾于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后,为争夺受降权和为“配合”苏军进军东北,而向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军队一要夺取中原,二要探询苏军可否同意他们配合进军东北,并在赴重庆谈判前两天又向党内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因此,毛泽东是否有“和平谈判与谈判和平的愿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正因为在和谈期间,毛泽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决策“改变抢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亦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再者,从表面上来看,双十和谈既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共在战后的第一次谈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的谈判。因为,从和谈的结果“双十协定”所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起码,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上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刚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就不用说,当上述政治协议、政治原则和宪法条文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全部得以实现之后,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协议、原则和条文。如有,便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由是可知,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毛泽东“打天下”的决心不可能改变,由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团结的”,由于重庆和谈成功之日就是毛泽东再一次命令“发动攻势”之时,所以,由双十会谈所决定下来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在中共,就无非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击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只要内战是“谣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因为,也只有稳定和巩固了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他们才不仅拥有了打内战的本钱,而且拥有了进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继续实行武装割据,败了也可以逃往苏联境内寻求庇护的保证。显然,只有明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症结,我们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同意召开、并参加政协会议的根本原因,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该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强调说﹕“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还向他的党人和军队发出了七条具体的指示,并将它们规定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务。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地和坚定不移地破坏宪政和发动内战为真。
  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参见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的进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关键的两条虽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为对他们建立和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有利,但也不过是他们要存心设计一个发动内战的借口罢了。因为承认与不承认,对已经抢占东北成功,并在东北拥有了十数万军队的中共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不能达成之时,并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中共就立即将刚刚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既定方针立即将上述民主成果焚于内战的战火之中,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在本阶段,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嗣后,为打破僵局,顺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既表示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的要求,“务求迅速实现”;又再次提议“关于政治纷争,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并接受马歇尔建议,于三人小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此时,中共虽然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为了进一步刁难政府和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14
  历史的嘲弄在于,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所召开的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协会议”,又有哪一次会议不是由中共一党绝对包办?又有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必须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所“选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能够十二万分地清楚,究竟谁才是“包办”,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独裁了。
  历史的悲剧是,中共虽然没有成功地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但由于它的蓄意阻挠和破坏,而使得中共及其军队成为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之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军事破坏力量。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随时都可能因为内战而灰飞烟灭的境地。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关系
  如果说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那么,这一部说明了中华民国国家性质和标志了中国民主宪政进程的“宪法”,这一部曾于卫国战争的战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各党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宪法”,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却遭遇了中共的鄙视、否定和彻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两度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并且,正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具有真正民主宪法的性质,所以,中共才会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由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建设和进程,终于毁灭在中共所发动的内战战火之中。



四  中共打赢内战的五个关键手段

第一、假谈真打与中共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首先,如前所说,中共参预“和谈”,从来都是假谈。但是,中共确实又参加过“和谈”,更参预了美国领衔的和平调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之时,如它还没有在东北立住脚的时候。二是在战况对它不利,如它在张家口吃了败仗时。它与国民政府的谈判,基于此;它接受美国的调停,同样基于此。所以,在美国派遣马歇尔来中国调停有利于它时,它便使用阴阳两谋,明谈暗打,敷衍美国和利用美国;而在美国调停不利于它时,它就根据自己发动内战的需要,反对美国和咒骂美国,甚至不惜制造事端来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以踢开它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的绊脚石。因为“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苏联的敌人,也就是共产革命和中共的敌人。虽然中共并不轻视美国对中共的“好感和无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这一“好感和无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国而言,正处于战况不利的中共,为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国、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所达成的第一个停战令,既在停战前大肆扩张,又在停战令发布的当天,于各地发动攻势,在山东进攻韩庄,枣庄、利国驿、临城等八地,在河南进攻汲县、修武、经扶等六地,在江苏进攻泰县、姜堰等五地,在山西进攻榆次、汾阳、曲沃等地。其中被占领者达十二处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抢了停战的便宜之后,因军调处四处检查停战实况而被迫停战。但是,鉴于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的重要,中共又于马歇尔归国述职之后,于东北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于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长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齐齐哈尔,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尔滨。中共利用停战令第二次讨得了便宜。
  其三、由于中共单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在东北大肆进攻,造成了停战令的名存实亡,为解决东北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决派孙立人率军北上,并于五月三日收复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复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复长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复永吉。就在中共于东北的战况复又不利之时,马歇尔因中国内战重开而回到了中国。中共代表周恩来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战,并以“如不停战中共即展开全面攻势”为条件,对马歇尔进行威胁。
  其四、在马歇尔的努力和政府军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战令下达,规定两军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时起就地停战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长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战令下达三小时后,即七日下午三时,东北中共军队又分兵四路向政府军进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赖昭,一向五棵树,一向乌拉。政府军为遵守停战令未作抵抗并退守松花江以西。在关内,中共军队则于六月九日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两地,阴谋击杀了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少校与郭子祺少校。
  由于中共不遵守停战协定,并利用停战的契机发动大举攻势,直至公然击杀军调小组的政府方面成员,因此,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两军恢复六月七日正午状态”,并要追究两少校被击杀的责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马歇尔的调停已经成为它发动内战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又因为东北内战根据地已经基本巩固,毛泽东已经决策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所以,再接受和参预美国的调停,将会对中共打内战抢天下的行径产生严重妨碍。由是,中共乃决定反对美国调停,并决心利用战后国人对美国驻军的反感,阴谋发动反美运动,以杜绝美国再作任何和平调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占我国东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离,其间,俄军官兵在东北不知强暴了多少中国女子。然而,当时曾在东北境内“与俄共舞”、更“与俄同谋”的中共及其军队,却为何不为我国东北众多惨遭苏军强暴的同胞女子鸣冤叫屈和伸张正义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中共对此有所觉悟和有所忏悔。
  这一场由中共阴谋发动的反美运动,终于造成了美国调停的失败,亦终于造成了中共在内战中的大打出手和大获全胜,更造成了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欺骗、驱使和强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需要中国来对抗苏联,因而赴北京朝拜那个残暴的农民造反领袖毛泽东之时,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泽东的两条战线﹕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藉争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16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蒋管区”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是中共为了打赢内战才要发动“蒋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并且绝不敢发动“毛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相反,而是强迫他们必须参加或支持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又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和策划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19 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20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21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22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学生运动是他的“第二条战线”,其实是谦虚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学生运动只是他的“第三条战线”。因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们。而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条战线”。这个真正的“第二条战线”,既是学生运动的“黑手”,又是群众运动的“黑手”,特别是中共第四条战线——“民主党派”战线的“黑手”。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主党派中还有少数共产党人。在他们之中,一种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主党派中的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是早年曾参加中共、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共而转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恢复了中共党籍者”。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一语便道破了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党派”们的来历和本相,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死的时候一定要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们当年是怎样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发动那一场内战尽力和卖命的实情,道出了他们为何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缘由。

第三、决策运动战及人海战术以打内战,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一、毛泽东决策运动仗战略和人海战术以打内战
  本卷第三、四两章,曾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坚决反对中共军队对日本侵略者“打运动战、打大仗和打硬仗”的历史事实。但是,“养在深山人难识”的中共军队却必须长期接受运动战的训练,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即当中共已经自称拥有五十万大军之后。这个秘密终于在抗战胜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开了。因为一直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从借争夺受降权以发动内战之时起,即开始打起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的运动战和大仗。毛泽东终于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内战和正在准备打内战的军队,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虽然,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不曾对他的军队说过一次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日寇”。对此,只需稍稍“学习”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根据他的指示,正在用运动战大打内战的军队,进一步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个建立在运动仗战略基础上的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作战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团)。”(按﹕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从来没有主动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过日寇的一个班,更不用说是一个团、一个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他的军队已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了政府军二十五个旅之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在今后一个时期,再歼灭敌人的二十五个旅。”毛甚至更加强调地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26 (按﹕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命令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学会此种方法以抗日杀敌。)
  然而,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仗战略战术,说穿了便是人海战术。特别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执行他的作战方法的指示,其实质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中共著名的三大战役就用的是这一残酷的战略和战术。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早已证明了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残酷战略战术,实际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蛮和最不人道的战略战术,早已为现代战争所不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纂写的《雪白血红》一书,不仅将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将这种极端灭绝人性的作战方法,所造成的对普通人民性命的残害,予以了最为惊人的揭穿。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在中国大陆,随着历史反思的迅速、广泛和深入,不论中共采取怎样的禁锢,上述惊心动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重见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诚然,毛泽东的人海战术是要以人命来作成他胜利的基础的。然而,人命何来?答曰﹕从农村中来。因为,毛泽东早就将他的革命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了。虽然历史并非如共产党所表达的那样,它的“革命”从来就得到了中国农民的最积极支持和最广泛参加,但是,中共一手高举着西方的“均贫贱、等富贵”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实行分田分地”的传统欺骗策略,因而才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的支持。由是,毛泽东旨在打天下的农民战争,便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广大兵源。
  于是,为了打内战,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才在内战已经开打和刚刚大打的时候,不仅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过“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诫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27
  同时,为了打赢这一场内战,毛泽东还一改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德性”,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就曾明确指示说﹕“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29 由是,毛泽东既解决了发动农民战争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前者以其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于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第四、为打赢内战不惜出卖祖国权益以争取俄援

  中共的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虽然获得了苏军的阴谋配合和物资援助,但苏俄所援助的军用物资,毕竟是以东北的矿山、工厂、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即我国东北的原有资产、资源和日本战败前在东北的二十亿美圆投资作为交换代价的。后来,当中共的内战状况不利时,或中共内战眼看就要胜券在握时,中共或是为扭转战局,或是为了争取内战的早日胜利,便以满足苏联对我国国土的野心和对我国资源的贪心,而出卖祖国的权益和东北的资源,以争取苏联的继续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中共获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苏联允诺在外交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苏联承诺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五十架。三是苏联承诺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四是苏联承诺将现在东北由苏俄控制之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五是苏联同意中共红军在东北局势紧张时可取道北韩退入俄境。六是国民党军队一旦发动对东北两栖登陆攻势时,苏联军队愿意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七是苏联允许中共红军在北韩建立空军训练站。八是苏联愿意协助中共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等。由是,中共获得了足可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的武器,林彪在黑龙江训练的四十万新军,以及原三十万汉奸军队和八千侵华日军,其主要武器便是从苏联所得。
  中共出卖祖国权利和资源的主要条款,一是中共承诺苏联对我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是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是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绵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在该协定的主要条款中,中共所出卖的祖国权益和资源,一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支援苏联参战。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苏联承担建立苏联与中共联合的空军力量。二是苏联允诺尽速装备并训练中共军队十一个师。三是苏联在条约签订后即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由是,中共开始有了整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由是,中共才绝不是小米加步枪便打垮了的它的敌人,而是以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显然,应该作为对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对祖国资源和权力的不断出卖和苏联的不断支援下打赢了这一场内战。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却在美国一再削减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败了这一场内战。这便是所谓美、苏要共同“制止”中国内战的经过和结果。

第五、中共数度“挖心战术”的重大历史效应

  中共建党后曾四度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两度隐蔽。第一度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俄党的附庸,在苏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窃据了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许多高级职位,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这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第一度“挖心战术”。第一度挖心战术实为后来中共再度进行挖心,奠于了关系和思想的重要基础。第二度是在国民党清党和苏俄在中国直接领导的共产革命失败后。基于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中共曾采取不断渗透和潜入地下的办法,打进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从而为中共发动武装暴动,即在苏俄的命令下发动武装叛乱,特别是为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及其领袖人物,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战术”中,中共有所谓地下工作的“前三杰”,即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还有他们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担任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直至负责人事和中央调查科各地组织的建立。同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还有胡北风。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所有机密全为钱、胡所掌握。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钱壮飞曾受命赴东北调查东北军事,钱即与陈赓、胡北风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于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是时,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从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机关和主要负责人及周恩来本人,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悲剧”。30 彼时,还有一个原来既亲共又亲国民党的人物杨登羸。杨在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时,曾为中共所左右,因而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其中特别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因他的保护而安全脱险。而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中共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于此期间,极为突出者是地下党员刘鼎,因宋庆龄的介绍而被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从此为策反东北军、特别是策动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即表扬他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在本时期内,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并在毛泽东的一再指示和周恩来的长期布置下,“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毛泽东语)。当毛泽东在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几乎将延安变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时,在后方,即在被共产党称之为“国统区”的重庆等地,成千上万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人,却始终地活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和场所,并在根本不用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会发动“抓特务运动”的安全条件下,为共产党进行“挖心”。工商学政各界风云人物中的亲共人物,如阎宝航(阎明复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庆的联络中心。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亲信随从和机要秘书熊向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来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边。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军阀亦大多数在共产党那里留下了后路。更有许多少不更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诱惑而被秘密地拉进了共产党内,或很快就成了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进步青年”。这一次长达八年的“挖心”,实为嗣后中共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为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暗结了一条特殊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战线”。
  第四度即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共于前三度已经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而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由是,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连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必胜的作战计划。所以,“解放”后,毛泽东才会表扬刘斐是解放战争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因能将胡宗南大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时地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经欣然地说道﹕“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33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李克农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坦白地承认﹕“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顺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及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政府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由是而终于造成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
  最后,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苏俄的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实际上,也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质的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又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和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才会为境外颠覆势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兼 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经打赢那一场内战,就要粉墨登场,在北平建政、建国之时,为了再一次获得苏联的支持,刘少奇曾率领中共代表团郑重地访问了苏联,恭敬地拜谒了共产沙皇斯大林,倾心地表示了他们将在国际社会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决心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朝拜,自是满心欣然。兴奋之余,竟对刘少奇说﹕“胜利者都是正确的,你们胜利了,你们就是正确的……”
  然而,当真“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反之失败者便都是错误的了?如果是,则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被一伙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飞机为劫匪所持,则胜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确的了?如果是,凡弱国之败,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了?如果是,则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发展,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进步,便不能有失败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错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进步,各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竟大多要历尽曲折和艰辛,甚至要历经反复失败和倒退的命运,才会达到它们最后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靠阴谋和杀戮才获得夺权成功的历史;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历史上鲜有的独夫民贼,同样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做尽坏事以获得成功的事实——恰恰证明,它们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确”的一个结果,却是邪恶战胜正义的一种“倒退”。因此,侈谈“胜利者都是正确的”,无非是一个不正确者在为自己的“胜利”乔装打扮罢了。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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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一  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在形式上的复杂化和性质上的极权化
  由于毛泽东一再宣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那一场农民战争,又打的是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并以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为这一场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为中共打天下成功后所建立的专制复辟政权,带来了双重的复辟性质和双重的复辟内容。即﹕它不仅与俄国的共产专制复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处于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鼎盛时期,二是正值二战结束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三是以革命的名义推倒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四是它自知有一个靠阴谋起家和卖国发家的肮脏历史,所以,它才既要实行极权统治,又要挂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三权分立”为样式,将集中与专政作内容,藉以达到它全面重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复杂化”,即装模作样,非但无以掩盖它专制复辟的本质,相反,却更加地表现了它在本质上的极权化。
  第一、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必须接受中共一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张,便是它们所必须遵循的主张。在组织上,这些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个特别支部。从一九四九年前传承下来,并曾为中共夺权卖力的这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虽是中共在中国大陆胜利夺权中所接收的八个历史包袱,却在初期起到了为中共装潢门面的作用。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不够听话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了种种的遭遇;他们当中的一些十分听话者,则在一九四九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耀。同时,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天,中共仍绝对禁止任何一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绝无宽容姑息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实际上,也就是中共这个“老子党”和这八个“儿子党”之间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国大陆人民对它们的嘲弄与不齿,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权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极权专制制度而论。中共在表面上确乎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政体”,但是,这个“三权分立”的政体,却是假的。因为在三权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共党权。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三权”机关,必须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党委派出的
  党组进行实际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任;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现职、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级干部中选任;各省、市、县,包括各级自治区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均遵照这一原则依次在各级中共干部中予以选任。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级各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还要设立中共临时党组以具体领导和指挥会议。其各级常任机关不仅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而且同级党委还要派出党组具体领导之。在任何一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表决前,均必须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并在决定投票结果后,再召开本次会议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的党员会议,声明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实后,再进行代表与委员的投票活动。事后若发现有不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除。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中共一位前省委书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01 至于各级公检法机关,除掉各级均要设立党组以实行党的领导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党委设立各级政法委员会以实行统一指挥。各级公安、检察和法院系统中绝大多数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判案人员,迄今基本上为中共复员转业军人。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多党合作”、“三权分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每一次错误政策,每一种倒行逆施,每一度内讧内斗,每一回无法无天,不仅均能够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一致拥护”,而且均能够在“法律”上获得“一致通过”的根本缘由所在。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样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这些在宣言上、宪法上和各种法律、法规上所根本看不到的专制极权化“操作”,才保证了它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绝对权力,和对于这个政权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厢情愿。

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思想统治

  如导论第一章所述,近现代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无不将强化思想统治作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民元之后,由于袁世凯、张勳的帝制复辟瞬间败亡,北洋军阀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义下以推动复辟,一九二七年之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正在实行训政的民主政权,因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由是,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保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所以,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读经”,而不敢强迫“尊孔读经”。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即便为了接受袁、张和北洋军阀复辟的教训,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实行“训政”,直至围剿持枪反叛的新旧军阀和中共,然而,共产书刊报纸,共产作家联盟,以及在种种名义掩护下的共产社团,仍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拥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许多共产党人,曾一再声言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才崇信共产主义的事实,便是明证。02

第一、取缔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强化马列毛绝对思想统治

  由于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政体的特质乃是教权至上,政权次之,而教权统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统治至上,所以,维护正宗教义,反对宗教异于,排斥甚至是绝灭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为本身,就成了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至上法权。所谓“你思考,你就不是一个忠实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谓“共产党员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党员修养”,都是中世纪欧洲教主们和当代共产教主们,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的不二法宝。因此,由取缔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缔对共产教义作出任何不同解释的自由,而导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自由的全面取缔,便成为“教政合一”之极权专制政体,维护其绝对思想统治的不二法门。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最高统治原则,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地、并且是彻底地取缔了人民的上述种种权利,将民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权,剥夺得一乾二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教育、文化、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党治,而且还要在上述一切领域,将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均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将一切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均要变成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作为绝对真理的证明,说明和解释。即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也都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其成果都必须贴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签,以证明这个主义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此来否定人类历史上除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论其进步还是反动;中国共产党更以此来排斥和反对当代世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论其反动还是进步。由是,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稍有离经叛道,或仅仅是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证明或歌颂,与中共、甚至是与毛本人稍有背离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斗争、政治处理、判刑劳改、直至处以极刑。即便是与中共一起发家,或为中共及毛的发家有过重大“理论贡献”的共产党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遭遇,就是千千万万的例证之一。此与中世纪教权统治下的欧洲相比,其教权的至高无上和教权的无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残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取缔宗教自由,毁灭宗教文化,压制宗教发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却毫无余地地剥夺了人民的这一自由。如果说文革开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许存在以装点江山的话,文革中,除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旧”革命口号下均被取缔和打击,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中共所谓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尽。文革以后,中共虽然开始修复寺庙,
  重建宗教“队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机输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党政级别,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为寺庙划等级,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谓“处级寺庙、科级尼姑”每遇而皆是,屡见而不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因对马教、毛教的普遍抛弃和彻底厌弃,而开始自己选择宗教信仰,并促使了宗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却又因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广泛镇压与坚决“法办”。显然,要想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历史,无疑尚需要一番极其艰难的奋斗历程才能实现。

第三、设定反革命罪、反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为厉行镇压设定了反革命罪。所谓反革命,一是历史反革命,即历史上曾作为共产党敌人者,或曾寄身在敌人阵营里面的人,并且不论这个敌人是否真的反对过共产党,是否帮助过共产党,或为起义者和投诚者,或在实际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战士。二是现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反对共产党言行者,或仅仅在思想上表现过不满或表示过不同意见的人,或仅仅是被共产党“认为”有不满者。由于对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无以设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为一种“欲加之罪”,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此为中国大陆“最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话,一个字,有时不过是对一个党员或一名干部的一点不满或意见,甚至仅是个人在日记上写下的一两句有情绪的话,或被认为是有情绪的话,有时竟是在党的动员下向共产党表的忠诚、提的意见,有时却完全是因为笔误,诸如将十月一日写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构成反革命罪,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发动土改而随意将地主视为反革命并将之枪杀者,即达二百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成批枪杀的反革命分子,总数达四百万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从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枪决者,和被逼自杀身亡者,难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上,在人满为患的中国大陆各地监狱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后中共为维护统治,收拾人心,曾“与民让步”而平反冤假错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纳过数十万反革命犯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诸劳改农场瞬间为之一空。时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数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语,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写在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参预修改和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门大屠杀,无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开大屠杀罢了。
  然而,正是这种对反革命罪的大量罗织,才绝对有效地维护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极端专制统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愿想”。诚如蒋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参见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极端反动政治体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构、巩固和维系。

第四、中共为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补上了最为血腥的一课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构“教政合一”的极端专制统治,委实为它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绝对专制制度”,带来了专制权力在结构上的根本保证。它既是中共在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对“苏化”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政体的照搬和发展,又是对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在统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补课。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和历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却从来没有“为独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灭绝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统治哲学上提倡“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也既未扫荡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一个至高无上、即高过皇权的儒教教权统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为一种被皇家利用的统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而非必须顶礼膜拜的宗教统治权仗,更不能高高地悬挂在皇冠之上。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虽然常常独尊儒术,但从来都能允许“儒、释、道”三家并存、并尊,甚至是并用,以使互补和互约。即便是某个统治者要独尊某家,他也绝不会为了此家而杀尽彼家。独尊佛门的梁武帝竟能与反佛者“开台辩论”,虽失败而绝不加害,足见其没有为佛而杀人。由是可知,漫长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正因为允许数教并存,互相牵制,在政治上既没有将专制统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实行全面专制的极端境界,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予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创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罗织种种思想罪而为教杀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局面,并在数千年之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产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为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甚至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绵延难绝,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础。即便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几度“文字狱”,也只是几个君王所制造的几个个案而已。这就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统治所导致的、中世欧洲封建专制统治的“短命”历程,,既显示了它在文明发展上的历史进步性,又带来了它绵延难绝的历史落后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殚精竭虑地要探讨中国君主专制历史为何如此绵延而难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虽然对如何造成中国专制历史之所以如此漫长的诸种原因,都有切实的论证和睿智的发现,但是,却又都因为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教的关系鲜有探讨,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况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究否太长,亦大有值得讨论的余地。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虽是大同小异,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却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因此,仅仅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进步中,我们中华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后了一点,我们便只想从讨伐自身的历史弱点出发,甚至走向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直至对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将中共的复辟专制之罪完全归咎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绝不允许任何自由、更不允许否定现实的一个恶果,说得直率一点,怕也是某些人,因怀有不敢、甚至是不愿否定现实的心态,才使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这在实质上,无非是为中共在大陆的极权专制统治,作了一种“软性的辩护”。其实“祖宗何罪,罪在中共”。这大约也是一句应该提出来共勉的“实话”吧。

三  中共为实行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严密的权力结构

第一、“两会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台与厉行专制的框架

  如前所说,中共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假以三权分立的样式,建立了它所谓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却在实际的权力结构和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又为中共中央及其各级党委所一统。因此,这个根本制度就成为表演共和的舞台,而非实行共和的机关。它非但没有成为组成共和国体的根本权力结构,相反,倒成了厉行专制极圈统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是以军事独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

  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装潢与表演共和的舞台,那么,撑持着这个大舞台和作为整个专制统治权力之根本支柱的,却是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军。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党军,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军队。八十年代初,为了做样子,才由邓小平同意“多挂一块牌子”,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多做了一套“国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党章又规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须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毛泽东便任此职至死而不放,邓小平亦在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之后仍继续担任该职,直至由他来指定接班人担任这一关键职务。因毛、邓既是中共造反军人出身,又是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故得意时均着军装以显威。毛泽东则更是在十数年中常常穿着军装,以逼迫人民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他所独有的四个伟大称号上,有一个便是“伟大的统帅”。他们与希特勒一样,既是党的元首,国家的元首,又是军队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权本身具有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性质。如是,中共党指挥枪才是假,相反,枪指挥党才是真。文革开始,全党内讧,全民遭殃。有人亦数度想在军队烧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戏,甚至想夺军权,毛泽东便立即指责这是要“毁我长城”。当文革之乱已经乱到了无以收拾之时,毛泽东便派出军人“支左”,实际就是武装镇压,并因此而稳定了局面,也巩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独裁权力。而当党的会议上出现反对他的意见和倾向,其地位与权力受到挑战时,他则乾脆用军队包围会场,迫使他的党人在他以军队作底的淫威之下就范。可以说,毛泽东的数十年横行无忌,胆量便是来自他军权在手。毛死后,胡耀邦的被迫辞职,赵紫阳的被逼下台,邓小平用的也是同样的把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在前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为“奠基”的农民造反军队,在它于一九四九年为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亦与历代农民造反军人一样,人人都必须弄一个官做做。是故,其军事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便被转业到地方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并且形成了传统。这既在无形中使中共各级政权仍为军人所掌握,使军队的专制作风得以在地方政权中传承和发扬,同时,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构成上出现文化素质极底的特质。尤其是公、检、法系统,至今仍几乎为转业复员军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质之低,军人作风之强,骄悍脾气之盛,足以使各级本来就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检、法机关,“蛮横无知和无法无天”。所以,如果说中共实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说中共实行的乃是“教、政、军合一”。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上乃是一党一姓的军队,岂但与国无涉,而且与民作对。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曾无数次调动人民解放军以大规模镇压人民的血案,固然为外界所难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调动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屠城,终于使世界震惊不已。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这样一支由它绝对掌握的私家军队,为其打天下,又为其保天下,更为其杀天下,才有力地巩固和维系了它的专制复辟政权。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这堵“长城”和这根“柱石”,却在中共数十年权力斗争和政治风雨的剥蚀之下,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开始了分化和裂变。近十余年来,解放军里的知识分子军官和作家们,特别是新一代解放军军史研究家们,他们在对解放军历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认识”,和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的“痛苦认知”,无疑为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至于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军官,他们而今对“党指挥枪”的巨大怀疑和不满,以及他们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家军队的迅速民主觉醒,实已使得中共面临着军权的最大挑战。诚如海外一位报人所言,而今,“解放军还要解放何人”呢?他们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国共产党想依靠这一支党军来维系它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达成它“千秋万代掌权”的愿望,最终怕也只能落得个“天上人间”式的悲哀罢了。

第三、全方位实行党政合一是中共将全社会纳入教政合一体制的具体形式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不仅实行教政合一,而且实行党政合一,即将党政合一当作教政合一的具体形式,无处不以党权指挥政权,使中央及各级政权机关,包括政权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均置身于同级和同部门党权的控制之下,以党凌政和以党控政。同时,中共还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即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权,和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结合权,发展到了政权以外的全社会。即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皆视其级别和规模,设立党的权力机构,将其领导权力政权化、级别化,同时还要建立行业、系统、或跨行归口的党委领导机构,以求党权至上,统领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权。其中工会、妇女、体委、文联(包括所属各协会、特别是作家协会)、共青团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众团体”,均归中共中央即各级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领导和控制,如同八个“民主党派”权归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统战部直接掌控一样。由是,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会,都建立起了一个个蛛网式的和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并且还要视其在蛛网结构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纵向归属,或作横向牵制。其每个庄园的庄园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由是而获得了其领属范围内的一切生杀予夺大权。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得全社会政权化,而且使得全社会党权化;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专制化,而且使得整个国家封建化。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与封建专权的高度结合,即全方位极权化。
  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和所有单位,其内部自上而下均层层设立包管一切的政权式机关,又同时设立控制一切行政权力的党权机关,并设置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作为同级行政领导的领导,便理所当然地掌控了指挥行政的全部权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读书做工,包括休养生息,便全部被置于党权指挥下的“行政权”之下。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为自救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上述统治开始出现了软化迹象,但是,其基本的党政体制既未改变,党政亦根本没有分开,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虽然高喊改革已达二十年之久,却至今没有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改革。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党权,虽在少数领域有所削弱,如工厂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一再较量,个体经营中党权问题的亟望解决和尚未解决,以及由“人心不党”而产生的对党权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党权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科研、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明显趋势。一度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校长负责制,终于又退回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复辟专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毕竟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大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以及它为自救而推行专制经济改良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不仅开始出现全面的松动和松散,锈蚀和腐蚀,而且其最高权力所面临的权力危机,亦在人心思变的基础上,使得它的整部统治机器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衰朽。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部严密的和高精度的专制权力结构,也就势必要面临着“一朝崩溃”的危险。苏联及其它共产国家的瞬间自垮,及其权力结构的转瞬即崩,已经为中共昭示了它同样的下场和结局。只是中共将垮得更惨而已。

四  中共为强化专制复辟统治而重新建立严酷的等级制度

  中共重新划分等级的手段,一是软划分,二是硬划分。所谓软划分,即由中共从其复辟专制的需要出发,使整个社会在观念上形成崭新的等级观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级是中共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第二等级为非党员干部。第三等级是号称领导阶级的工人。第四等级为农民中的贫下中农。第五等级为知识分子。第六等级为小生意人。第七等级为无业游民。第八等级为阶级敌人。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因邓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故知识分子曾一度荣列第三等级。但随着“八六学运”和“八九动乱”的爆发,其等级又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反,因小生意人即个体户,在改革开放中的日渐“财大气粗”,地位乃有明显的跃升。特别是在出现了“官倒、权倒”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后,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权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干、老干及其子弟,故他们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中共权钱并拥的第一等级。原第八等级,盖因右派平反摘帽,阶级斗争已经抓而不灵,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后改名为颠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谓颠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经“变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缉犯等,所以中共对这一等级的制造,也就徒劳而无功。另外,因为犯罪分子获释后,按照中共不成文的制度,乃成为“劳改、劳教释放犯”,已永入另册,终生不再享有被录用权,只能成为小生意人,做个体户,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等级也就要根据他们经商规模的大小,以及他们与中共当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八九年后传遍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歌谣,应该说是十分形象和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等级观念的本相。04
  所谓硬划分,是指中共通过建立严酷和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进行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待遇划分。其具体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划定封建官僚等级,确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即开始实行所谓供给制。按照初步划分的“革命等级”予以不同的供给。由于此路不通,遂实行工薪制,开始明确划分干部的级别,逐渐地建立了以官僚级别为准绳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八级,十三级以上谓党政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七级谓党政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取工薪与供给相结合制,即除掉按级领薪外,其秘书、住房、汽车、电话等一切“革命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并有详细的规定。工薪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基本上已经能够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则能随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的豪华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干部和民众目瞪口獃。由毛泽东专职医生李志绥所揭露出来的毛的腐化事实,较之在中共高层和大陆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尚相去甚远。
  官僚级别一经划定,即“全国通用,终生享用”。不仅退休之后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经济待遇,即特权,而且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讣告上则要明确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级别,哪怕是一个科级或股级干部。如此常令无级无别的普通民众笑恨难抑。与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党政以外的各行各业,也普遍分行业划定了工薪级别。但只作工薪级别,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级别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义,更无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问题愈来愈多,一方面则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被“革”乱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级,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立即得以恢复,并将十三级以上才作为高干的规定,放宽到了十四级。然而,由于中共老干部相继“向马克思报到”,新提拔的干部日益增多,职别和级别的不统一已经愈来愈明显,中共遂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机构改革为名,一是将官僚等级(含工资级别)划定为办事员级,正副科长级,正副处长级,正副局(厅)长级,正副部长级,正副总理级和正副国家元首级。其中正副局级以上者为党的高级干部,明文规定享有不同等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制度;处级为中级干部,视其实际权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给;科以下为一般干部,其中有实权者,一样敢多占,也一样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争级别、闹待遇的种种丑恶表演可谓无奇不有,实为古典小说《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晚清官场腐烂之风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级别改革”,终于使“官本位”的严酷等级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将上述各级官僚级别作为“本位”,将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就没有升过级、加过薪的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一切有社会公职者的工资级别,包括和尚与尼姑,均靠拢到官僚级别上,并由此划定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工资级别,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资待遇可以比照副厅级,以下按级类推。而今,随着党权更加膨胀,改革开放又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大开了绿灯,因此,稍有职权者,不论科、处,厅、部级等,均能够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甚至“吃喝嫖赌都报销”。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非属于中共上层知识分子的教授专家,尤为一般工人农民,即一切仅靠工资吃饭和劳动吃饭的社会主要构成,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起高楼,宴宾客,楼却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愤懑自不待言。中国大陆正在流行着的一首首生动深刻的民谣,已经成为历史最有力和最生动的见证。

二、官本位成为在全社会划分封建等级的严酷标准
  中共为了让官本位成为全社会唯一丈量森严等级的准绳,由是,企业始分为国营、集体、乡镇与个体四大类。其中国营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集体分为大集体、小集体;乡镇企业有公营和公私联营之分;个体则予以规模与范围的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常常是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非但生计难保,有时连命也难保。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虽因“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时起时落,却在终于和腐败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个体户,而今已经被称做民营企业家的的非常岁月。
  企业的级别虽如是划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小个体户外,不论是各级国营,大小集体,还是乡镇企业,其领导者,均按国家的统一官本位按级拿钱,享受同级待遇。如地、市、县级的书记、厂长,均能够享受地、市、县级待遇。至于级别外的占有,则随着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当然要“愈来愈往高处走”了。虽然工厂亏本,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长书记非但工资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乐、出国考察照旧。即便是这一家工厂被他们搞垮了,他们仍会被调到另一家工厂去当厂长、做书记,照样吃喝玩乐。
  官本位的确立同样给事业单位带来了森严的等级标准。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文化、“群众团体”,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纳入了官僚级别的体系之中。因此,中共事业单位的官僚们为升级和争待遇,可谓机关算尽。中国大陆的许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的书记及校长,为将自己从副厅级升上正厅级,乃使用各种办法,包括用教育经费向上级主管行贿等,务使本院校改名为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为了能够“复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级单位,以与全国文联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属各省的分会纷纷要求“升级”,终于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部级单位”。事成之后,其书记、副书记们与主席、副主席们,便纷纷庆贺自己的官僚级别随之升了半级。“少数对文化不重视”的省委,因没有为本省的作协升级,而使作家协会的官员们怨气冲天。

第二、户籍制与户籍等级制

一、中共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中国大陆人民从此失去了迁徙与居住的自由。可以说,这是中共北京政权为强化专制极权统治之最为险辣的一着。因为户口制加上粮票制度(粮票分为地市、省市和全国范围内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论公、私,都必须持本单位或本地区党政机构的介绍信(在农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发放身份证之前,都必须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以及后来的乡政府开出介绍信),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则,就会随时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险。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
  中共不仅实行户籍制,而且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内,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在城市户口中,尤以大城市户口为最贵重,中小城市次之,县镇又次之。在农村户口中,又分为吃商品粮者,如城郊菜农;和不吃商品粮者,如粮棉生产者。县以下的城镇里,又分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城镇户口;和不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农村户口。然而,由于每年又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农转非”指标,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于是,这些指标便成为县以下各级官员的“专利”,直至成为县市公安局的“钱袋”。时至今日,不仅亿万流民早已横决大江南北,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唤陈胜、吴广的喊声,早已震动“天听”,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对国民进行分类等级划分以实行层层“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后,即将中国大陆人民划为两大范畴。一是人民内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阶级敌人。在人民内部,中共又将工人划为第一等,是为领导阶级;农民划为第二等,是为同盟者。农民中又分为贫农、下中农和中农,属人民内部。地主和富农划为阶级敌人,是为专政对象。小生意人为第三等,是常常要进行改造的对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者,亦能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第四等为无业游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敌人中,中共又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为最,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最中之最。其余为地、富、坏、右。在地、富、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说,劳改劳教释放后,即为“劳改释放犯”和“劳教释放分子”。因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远不能改变身份,仍然是最底层,属于永久性的专政对象。他们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们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升学、招工、晋级的权力。至于参军、入党和“提干”,就不用说了。在政治松动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尚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紧期,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成绩和政治表现再好,也没有可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甚至连中学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历次全国高考中,某省考区的前三名学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录取。农村地主、富农子女的处境就更为凄惨,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无人愿嫁。中国大陆农村中,终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农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人民内部的等级无大的变动,但人民外部的阶级敌人猛增,故五种人,又变成了九种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务、内奸和走资派。他们的子女亦分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两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为收拾人心,曾先为党内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平反,后为“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们”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级,才逐渐消失。
  总之,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从未有过的严酷等级制度,又藉划分等级为手段,制造人民之间的隔阂与仇恨,以进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虽然藉此而维系了它的极权专制统治,但是,由这一森严等级所逼迫出来的人心觉醒与人民反叛,最终必将成为它覆亡的重大社会原因之一。



五  中共为维护专制复辟统治而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镇压的理论根据。即在宪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绝对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将一切不信和诋毁共产主义信仰,批评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均定为“反革命罪”,且为重罪。同时又以此为根据,视需要而罗织种种属于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于是,这些根本“大法”就为中共所有“无法无天”的镇压手段,打开了广阔的门路。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个有权无法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其做法为﹕
  第一、厉行党大于法。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不仅要向同级政府的公安、检察与法院三大机关派出“党组”,以在内部领导公检法以外,而且在同级地方党委内部设有“政法委员会”,以统管同级的公检法机关。当对案件的处理,包括审讯,在公检法机关内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该委员会拍板定案;或由该委员会直接上报同级地方党委决处。公安、检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权力机关变为中共一党的职能机关和办事机关,其作为司法、权力及执行机关的应有独立功能,便被一笔勾销。
  第二、厉行政策大于法。自人类有法制以来,法总是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政策却常常具有灵活性和时间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据,政策的制定则必须受到法的制约。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中,却造成了政策大于法的悖反现象。中共一党的政策不仅必须是国家立法的依据,而且其政策由权力的更迭,或由最高权力者及各级掌权人的随心所欲所造成的多变和剧变,更造成了法的无所适从,或“有法难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实际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审订“宪法草案”时就曾说过“宪法还不是我定的”的话,无非说明了他对法的轻蔑。至于他的名言“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就更是证明了他的目中无法。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民间歌谣所唱的,“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等“绝响”,实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变和法制无归的真相。多变的政策既使法制归于虚无,更使得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荡然无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无法无天和人民无法可据的畸形社会局面。
  第三、厉行权力、地位、人情大于法。由于党大于法和政策高于法,因而,权力、地位、人情之大于法,便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来说,任何案件,只要拥有党权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可以小事变大,无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够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权者打通关节,亦都可以网开一面,反之冤网难逃。至于中共党人一旦违法乱纪,则党纪既可以代替国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国法的制裁,除掉党内斗争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党员身份,而仅受党纪处分或免于刑事处罚;后者即使罪大恶极,亦只会重罪轻责,直至寻机开脱。难怪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在中国,没有一件好办的事,也没有一件事办不好。”而由大陆人民悲愤填膺地唱出来的“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谣,实已彻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三手段是敢于公然地和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其具体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继所谓清匪反霸已经屠杀了数百万人之后,中共又在保卫革命政权的名义下,厉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时不足一年,仅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所公开承认的就有七十一万(参见前文及注释)。其执刑场面之大,一次枪杀者之众和每每陪斩者之多,史无前例。毛泽东的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实在将一个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其时,毛泽东不仅屡屡叫嚣“要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而且一再地亲自决定杀人的数字和比例。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竟能规定对传谣者也要“斩立决”。其目的,就是要杀得所有人都不敢说甚至不敢想为止。05 据近年来中国大陆各方面的不完全统计,直至毛泽东死,中国大陆人民被中共公然杀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祸”饿死者在内,决不下四千万之数。是日本帝国侵略我国十四年所杀害者数倍以上。这只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只有等到中共档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够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运动即法。即在中共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根据运动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随时随地地“杀人无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无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后直至毛泽东死,中共曾连续地和不间断地发动过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运动。其间,为发动、深化和证明历次运动胜利的需要,被关、被判刑、被处决和被迫害致死者,难计其数。文革中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而被杀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为中共制造派性恶斗、武斗、直至被中共武装镇压而死亡者,不下二千万人。06
  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是对于人民生命的残害,而且是对人民精神和心理的无限摧残。于政治运动中被逼疯者固然是次次都有、处处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于国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国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错口号,或不懂事孩子胡乱涂鸦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连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绝大多数孩子被逼成了疯颠和痴獃。至于中共利用历次政治运动在广大人民中间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范的情结,及其对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压抑和扭曲,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伟大民族好侠尚义和乐天达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来的残暴统治,对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史无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来的“严重民族伤痕”,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抚平。
  第三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就是法。毛泽东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中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在实际上,他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对外迫害人民以巩固共产党极权统治,二是对内清除异己以巩固个人最高权力。为了这两个目的,他对外讲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内讲路线斗争,并倡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由是,什么革命元勳,开国功臣,党中元老,国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铁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惨遭迫害致死。不论是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反党集团,还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江反党集团等等,都既无需党纪来处理,更无需国法来制裁,全都在毛泽东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监狱制度。
  第一、正宗监狱制度。中国大陆的犯人之多,大约为世界历史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国大陆的监狱星罗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狱”。因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种名目的历史反革命犯和现行反革命犯,大都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对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来衡定,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是冤假错案。故有史家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乃是“冤狱遍中华”。07 因此,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施用酷刑,或进行种种迫害,直至随意处决和折磨致死,对监狱的管理者来说,便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加上中共农民造反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嗜杀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个水库抽水重修时,竟发现库底白骨累累,原来是在五十年代万余修建水库的犯人中,仅有一人抢枪造反,便招致中共调动解放军赶赴水库将全体犯人剿尽杀绝。至于象张志新那样在监狱中被狱吏指使刑事犯人轮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断喉管或活剥器官等惨无人道的情形,则事所不鲜。文革后期和八十年代,由于社会动乱益生,刑事犯罪指数剧升,因而,由于平反冤假错案而一时成空的监狱,复又人满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刑事犯罪可谓从无缓解的时候。监狱人满为患,犯人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在狱中遭受迫害摧残之惨毒,为外界所难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后,即须赴劳改工厂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单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劳改制度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共的劳改制度,一属强迫性无偿劳动,二属折磨人犯的一种手段。遍及国中的劳改工厂、农场为中共所创造的无本产值,虽为可观,然其劳改工厂、农场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对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却与在押的监狱犯人大同小异。动辄便是殴打、禁闭、酷刑或加刑。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对于反革命的巨大压力,和因受刑者大都为知识分子而难有反抗和暴动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后,刑事犯的猛增却造成了监狱暴动和暴乱的叠起,劫狱叛乱的情形已经时有发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计,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大政治变动时,历年来积累而成的数千万“劳改释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惨遭虐待者,其必图报复的行为,完全可能造成变革期的社会灾难,并成为中共致命的灾星 —— 尤其是对那些手中有血债的中共基层官僚而言。
  第二、狱外之狱,即群众专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后,还创造了所谓群众专政的办法,用一部分“人民”来专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国大陆形同一个自监监人的大监狱。所谓群众专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将一切够不上判刑镇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内控”分子交由“群众”监督看管;又要将刑满释放的劳改、劳教人员重新戴上一顶“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的帽子,置于所谓群众的监控之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凡事必须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此其一。其二,为了保证群众专政的威力,一再确立“诬告保护法”,即诬告者受保护,甚至受表扬和提拔。中国大陆社会由是而冤假错案迭生,阴谋权术遍出,到处弥漫着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阴险风气,善良民众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众专政一词虽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在中国大陆农村,由于农民不堪盘剥,遂有自发反抗的出现。各地的镇、乡一级政权,复收买流氓地痞成立“乡镇小分队”以镇压之。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这些“流氓小分队”帮助共产党向他们“要钱、要粮和要命”。09 遇有违抗者,便拆屋(现已经发展到烧屋)、抄家、夺牛、甚至课以私刑直至害命。广大农民虽然对之痛恨已极,但无赖他们有中共乡镇政权支持及上面各级政权的支撑,而徒唤奈何。近年来中国大陆农民叠呈反叛和广大农村一再呼唤陈胜、吴广的状况,亦无非表明,中国就要迎来又一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时代。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唱词(电视剧《水浒传》插曲),由是而能够唱彻人心,响彻全国。
  第三、过渡监狱 —— 劳动教养制度。中共除掉以监狱看押犯人,以劳改农场、工厂强迫犯人做无偿劳动,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之外,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监狱、即劳动教养制度。被中共决定劳动教养者,乃是一些交给群众监督专政既不放心,交给监狱关押或劳改又不够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强迫劳动教养者,大都为有思想问题却又不够“反革命”罪的知识分子,或是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却不够判刑劳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层领导“看不顺眼”者。如五七年不够资格判刑劳改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他们有的虽要通过“逮捕法办”这样一个所谓的“司法过程”,并且由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年限,然而,他们当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仅需要本单位党的领导的一句话,或一张纸条,便可以被押送劳动教养。他们的身份似乎介于敌我之间,甚至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又极容易因为“种种欲加之罪,而于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进了真正的监狱”。他们在劳动教养期间与被判刑劳改者一样没有自由,一样被强迫进行无偿劳动,或仅给极少的生活费;他们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一样要戴上一顶“劳动教养犯”的帽子,而永远被注入另册。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为中共随意刑处不放心者和看不惯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则为压迫人民内部不满和强化专制统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曾亲自指示,要将那些在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杀者的家属,包括杀错的,送去劳动教养,以防止他们的“阶级报复”。10
  一九七九年后,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虽然没有废除,但因为人民已经有了强烈的抗争意识,中共各级领导的权威已经扫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错案又给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训,是故,随意押送劳动教养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敛。但八六年之后,特别是八九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升级,中共的镇压手段又开始了升级,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被中共判处劳动教养的事实,乃使中共劳动教养制度又获得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六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组织路线

  中共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汤,亦得力于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无制度的官吏选拔制度。而所谓无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选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尚有科举等一整套开科取士的标准和办法,更不像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务员和文官考试制度。中共虽然是一个独尊马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政体,但它却不以“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众对中共选官拔士物议汹汹,中共才开始表示“要实行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考试办法”。但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文件发了数十起,试点试了几多回,没有学历、文凭的未来公务员们,也早已将“学历、文凭”准备好了,但是,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仍邈不知其踪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还是因为官场中尽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当真实行公务员制度,其整个的统治基础就会面临全面变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险。当然,形式上的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制度,不得已时也同样会实行,但无非是“走过场”,做做样子而已。现任各级官员更难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今日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会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没有用人制度,却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用人办法,其官吏选拔的根本办法是﹕
  第一、用人权归党权和党权归书记。中共党政两方面所有的官吏选拔,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直接管辖。各单位在本行业和本系统,亦全部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管组织的书记——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并逐级受管于党委的组织部门。各级党的组织部,一般由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即书记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文革初的短暂混乱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业的官吏选拔,均由党权处之。这就造成了党对官吏选拔的绝对权力。
  第二、任人唯党和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党,即非中共党员,不得提拔与任用。除掉人大、政协与各级政权需要极个别作为配相的“统战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说,即便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各级负责人,也必须由中共的“地下党员”担任。所谓任人唯亲,即既然人权归党,党权归党的组织部,组织部权归书记,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以及各行各业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由此获得了管辖范围内的用人权。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中永无休止的互斗即内讧,盖因人权而起。因为人权才是党权的根本权力。一位市委秘书长曾感慨万端地说﹕“书记、副书记、常委们,他们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为自己安插亲信上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有权和假有权的分水岭。”至于“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的“亲亲风范”,亦早已形成为一朝“国风”了。
  第三、时期不同而选拔各异。基于上述用人原则,即组织路线,中共亦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选拔手段。
  一、建国之初,根据农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于建立政权后进行党内分封,使参加过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个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权力和“爵位”的终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该我坐”这样一个普遍的党人心理。这就使任何对中共的不满或反对,都会被视作“要抢它的江山”,从而被中共深恶痛绝之,更要严刑击杀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叫嚣“江山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要抢,也要拿血来换”和“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现。
  二、建国之后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组织路线上一是任用所谓出身好者,二是任用无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强调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四是采取将工农兵送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五是大量提拔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说穿了,就是提拔曾积极向共产党告密者和帮助共产党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国大陆党政各级权力岗位上的老共产官员,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党整人的历史,其中有大多数人欠有血债,甚至是大笔血债。文革十年,上述种种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数,曾上打走资派、即打过提拔他们的恩人,下打过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党脉而能随机应变,故文革后仍能据高位,善始终。
  三、一九七八年以后,因邓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识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组织路线亦开始有了改变。在一九八三年的“机构改革”和“调整领导班子”中,中共各级党委组织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不计出身地提拔并重用了一批知识分子。但是,这一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名额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区别,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居多,行政、党政和要害部门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确划分,有的纯为对外统战的需要,诸如特别提拔在海外和在台湾有影响的华人国内亲属。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成为对党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属于品学不够高者,还有一些是野心、权力和欲望较强者。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即“混混”多而贤者少。当这样一些“内行”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其对于真正内行的“控制与压迫”,常常并不稍减,有的已经完全堕落为中共的帮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的组织路线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能信任与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级党的组织部对被提拔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进行了一次考查。对其中一些参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者,进行了坚决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中态度暧昧、立场不稳、有同情学生运动言行者,则采取调职的办法,使其脱离重要岗位,或加派信得过的干部去进行领导和制约。例如,在历来由共产党员作家和艺术家担任主席和书记的文学艺术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强领导”,使文艺界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后,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一方面执行了一条“唯坏人和小人是举”的政治路线,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厌恶者,便会成为它要提拔与依靠的对象。民间所谓“鸡鱼肉鸭不再用,乌龟王八爬上台”的比喻,便是因此而发。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提拔了这样一批“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恶棍以治国制民”的绝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仅促成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彻底觉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开始走向了醒悟。这种醒悟,一方面表现在“及时行乐和搞钱留后路”的消极作为上,一方面则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策略上。特别是对“六四”之后,按中共中央“层层清查”的要求应予以处罚、处分和清洗的对象,各级党政机关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党政领导,除掉对其中突出者不办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将就者则尽量将就,能帮其隐瞒者便尽量帮其隐瞒“过关”。虽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曾认为自身的“革命江山势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和他的中共则已日渐丧失了这样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权力和层层权力的交接,所带来的对“接班人”的选择,就成为中共江山如何传宗接代的大问题。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机构改革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鹏、李铁映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开始接班掌权。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由他们的后代来接班,他们最放心的理论,亦在党内公开出笼。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在每一位部长以上干部去向“马克思报到”以前,向其询问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为最好。从此,中共各级党委纷纷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党谱系既已绘成全图,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台亮相。一九八九年后,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共的未来江山忧心忡忡,从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权、商两个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连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一样要其子弟来接班,他们才能放心。被杀的李济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对于“老革命”的革命分封,变成了八十年代对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国共产党由是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上,开创了层层级级和方方面面均由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女婿媳妇全面接班的“崭新历史景象”,不仅全面复辟了秦以后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上早已没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将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没有的荒诞地步。因为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除掉皇位由皇子传承以外,对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晋爵位,而不授实权和官职。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晋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样不能不经过考试而“子继父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坏当权宰相秦桧,其子就因为在殿试中落第,状元即被安徽一个贫民知识分子张孝祥所得。
  中国共产党虽因他的一整套组织路线,而帮助它巩固了党权和政权,并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一整套组织路线,作为其专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开始随着其权力结构自身的锈蚀,而就要濒临彻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形态、即权力经济

  由于中共将党权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极端专制体制扩张到了全社会,在各行各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权力结构”,使之全面党政化,因此,作为“国计民生”的经济,也就同样地被置身在中共一党的专制权力之下。其专制经济形态,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即以杀害二百万地主为手段,实现了土地改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支持了它造反的农民“重然诺”,实际是要借土改而在广大农村建立残暴的专制统治。因为中共自知发家的根本缘由,乃是煽动农民造反。一俟目的达到,中共即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迅速地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于转瞬之间便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及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使土地改革顿成一场血腥的“闹剧”。
  第二、在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和对自身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之后,中共又极端地发展了历代专制王朝“积谷”与“和籴”的办法,迅速实行粮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乾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然而,即便是“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12 竟能完全因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13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余作为剩余价值被国家拿走,剩余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14 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八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策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残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称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害,具有特殊性,是因为中共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残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凡是汉族人民曾遭受过的种种痛苦,少数民族人民皆不能幸免。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可谓“共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残暴专制统治,却又使得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了较之汉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伤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独尊马教、杀尽百家”的教政合一专制统治,对崇尚信仰的少数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少数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且是他们维系族群生存、团结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结合,甚至是生命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鸦片,一方面却用权力和暴力强迫人民信仰马列主义这个新“邪教”,这就对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致命”的压迫。中共和它的军队,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掌权者们对少数民族宗教、宗教设施及宗教事业的戮力破坏和摧残,实在不能不说是对少数民族人民心灵的最大伤害和残害。无知的江泽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将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国总统林肯对黑奴的解放和对蓄奴制的废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压迫在西藏人民头上的“教政合一反动政体”。殊不知,就前者而论,将黑奴从南方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的林肯总统及其继任者们,并没有将南方的黑奴们重新变成为自己的奴隶。就后者而言,则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动政体”的中共,却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和最残酷的“新马教教政合一政体”强加到了西藏人民的头上。正因为如此,自以为对西藏人民“功德无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汉族人民的心里,却是罪恶无穷。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党性原则”,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压迫和摧残。在中国大陆,虽然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所谓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招牌,但是,每一个自治区、州、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必须是汉人,或必须是已经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须接受中共同级自治区、州、县地方党委全方位专制领导,这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话。这在汉族地区,人民尚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绪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则无疑会对这种完全虚假的自治,充满愤懑之情。特别是中共早已在实行的“先赤化而后汉化”的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迁居大量汉族移民,和由汉人对少数民族人民施行长期专制统治的事实,实已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共、直至对汉族和中国的痛恨与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马列的“阶段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斗争理论”为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进行阶级斗争来实行民族镇压,不仅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更大灾难,而且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人民、直至对于整个中国的巨大离心力量。因为,无论中共怎样地压迫和残害汉族人民,都还不会造成汉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意识。甘当“马列子孙”的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虽然他们人人宣称“等到他们死了,他们就要去向马克思报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的一个部分,说“逆子叛孙”也行。但是,对于同汉族人民不同种,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来说,中共用斗争的方法,专政的方式,特别是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少数民族人民,无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对抗局面。而由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对抗,其最后的结局,不是少数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和独立。由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势必要演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问题,直至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并且,国家认同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便会接踵而来。今天,在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包括同种、同族、同文化的台湾,所已经发生和发展着的,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民族运动和非民族的政治独立运动,便是现实的明证。中国国家统一的进程非但没有加速,相反,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却反而在急剧增强。

第二、中共对汉族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和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一、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逐步发展和形成
  中共这群“马列子孙”对于汉族文明的摧残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却给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制造了当代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性。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帝王们造长城,固是为了守遍而非为了侵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则说明了汉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杀戮。虽然汉初六十年的和亲政策,乃因国势不强而被迫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两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后,竟以和亲政策与和平政策对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说明了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发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仅率先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而且亲赴远离北京二十公里处迎接宾客,与五世达赖喇嘛平起平坐以饮茶论事。一位绝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国记者曾在他鼓吹藏独的书中说,一九零四年,英国曾为野心,竟能以“商业任务”的名义派出三千英军在西藏南部发动对西藏的喋血进攻,造成西藏军队溃不成军,西藏政府遂在英军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拉萨条约”。同是这位法国记者,却在同一本书中说道﹕“一七二零年,清军曾应邀进入西藏拉萨,驱逐入侵的蒙古人,监督西藏对蒙古的防卫,却从未干涉过西藏政府的统治”。这位法国记者虽在同一本书中指责说﹕“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访华归去后,清庭曾决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两千名川军入藏,军纪败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却说,“一九一零年的军事行动却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侵略’”。16
  读者显然能够从这里看见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国以往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认可。至于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对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装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还仅仅是因为一个眼看就要败亡的王朝在灭亡前的“腐败军事现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汉文明在国家统一理念上的表现和发展,虽然证据丰富,但是,这种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却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之后,得到了质的提升。因为,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论,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反满并不是要杀满”,不是要报满人灭我汉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五族共和”与“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实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历史目标。至于辛亥前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不过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义,为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之一助”罢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外患内忧的艰难岁月里,既恪守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问题理念,又继承了汉文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进步遗产,自始至终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武力统一和武力压迫,尤未在各方面进行疯狂摧残的政策。可以说,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虽然多有少数民族趁乱作乱和趁乱附乱的现象,却鲜有中华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实。然而,汉文明在国家文明统一理念和国家文明统一实践上的发展和成就,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逐步结成的良好民族关系,却因为一九四九年的一声枪响,而归于灰飞烟灭。

二、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其一、中共从来就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本书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于三十年代在苏俄命令下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现在我们同样有必要将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为中共为苏俄一手扶植和豢养,所以,在夺权前为了适应和执行斯大林专制帝国的对外扩张及颠覆政策,中共曾在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俄联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俄在外蒙古驻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一九二九年,苏俄曾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收回在东北的主权而大举侵略中国,这也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第一次遭受外敌的大规模侵略。但彼时的中共,却决策“武装保卫苏联”以里应外合,并连续发出十数号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红军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苏俄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中华民国虽然国难当头,中共却在苏俄命令下,于是年苏俄国庆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其“宪法”竟明文规定﹕“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有分离及宣告独立的权力……”然而,一九三九年,当中共因决策日蒋火并和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而扩张成了拥有五十万不抗日的农民造反大军之时,毛泽东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问题说道底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的理论,并从此将阶级斗争的原则视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终于成为中共决策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中共亦从此为了在全中国建立和实行他们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在这个“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居然对自己曾决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遗忘罄尽。
  其二、中共制造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与民族仇恨。正因为汉族文明统一理念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渐地减少,大规模的和持续的民族冲突,已经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这种矛盾却在一派虚假的辉煌团结局面之下,在武装和暴力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迅速地、并且是剧烈地发生和发展起来了。首先,对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允诺,盖因自治区州、县党委的同时成立,而变成了辙头辙尾的假话。其次,“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又驱使着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专制统治策略,以造成少数民族内部的分裂和对抗。再者,在上述行为得手之后,中共即开始以“马教”来诱导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宗教,既诱使部分少数民族人民转移宗教信仰,以制造少数民族地区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并且是迅速地企图用“马教”代替少数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健全中共独尊“马教”的反动教政合一政体,并以决策大量汉族移民的办法,企图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变成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少数民族。自然,这一切均必须在中共暴力专政的前提之下以进行之。但中共的收获,却是终于逼迫着少数民族人民开始了对他们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图穷匕首现”,而开始大规模地和残酷地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亦不管这个叛乱是自发还是自觉,是有理还是无理,是中共阴谋诱发还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发动。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轰大小凉山,意在对彝族人民轰尽杀绝的灭族之举,其诱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兑现曾经答应给予的自治权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便是中共在青海“诱发”的结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内蒙古发生的“内人党”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个蒙族共产党作家的所谓交待,而对蒙古人民所进行的大规模血腥镇压。19 八十年代西藏的历次“叛乱”,虽然大多数是西藏人民对中共暴政的自发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发反抗和有组织反抗中共对他们的长期残暴专制统治,不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为数十年来,中共对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已使得这一反抗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否则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和反抗中共一党专政的民主抗争,也就无理可言了。一个对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够多次施行公开镇压和屠杀的专制政党,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反抗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不仅可以想见,而且不难想象。在中共当政的近五十年岁月里,在中共至少残害了七千万无辜同胞生命的统治“实绩”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无辜杀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杀人档案解密的时候,才能为世所知。
  显然,中共对少数民族进行疯狂迫害和镇压的明显恶果,便是对在数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汉族文明国家统一理念的彻底破坏,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剧加深和民族问题的急剧恶化。特别是随着中共专制统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对“亡党亡国”的日益担忧,中共为强化专制统治而对本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所进行的更加残酷的镇压,实际上正在给中国境内民族问题的爆发,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历史性危机。
  其三、中共将留下中华民族民族问题的痛苦遗产。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是,由于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共乃是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并且中共政权又是一个汉人的政权,所以,在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层面之上,甚至是在广阔人心的约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权就是汉人政权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国”的错误认识,亦得到了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心里,这种认同就更是难以改变的了。由是,厌恶中共和反对中共,便会迅速地转化成为反对汉族和厌恶汉族,直至走向对中国的厌恶、否认和反对。由中共所制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终于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和危机。这个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险和危机,一方面因为中共仍然在使用残酷镇压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国际舆论的支持;一方面却给一些心怀叵测的政客以积极利用的机会。由是,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就不仅成为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成为世界某些国家所关心、甚至想插手的问题。这既给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异常的复杂性,而且为中国的国家分裂制造了更大的危险,并将为中国大陆在即的伟大民主变革,带来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困境,甚至为民主变革过程中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现象的有可能出现,带来了可以想象的责难和非难,即所谓“正是民主变革才造成了中国民族和国家的分裂”。犹如某些心怀叵测者正在借用前苏联共产专制制度崩解后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责说,它正是俄罗斯民主变革的恶果一样。因此,必须首先指明的是,当代中国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险,既由中共的专制统治所造成,那么,中国未来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责任就必须由中共及其专制政权来承当。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将来的民主变革进程中,出现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重问题,它将不是民主变革之罪。因而,届时如果有人指责是搞民主搞坏了,或者指责造成了中国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变革本身,就不但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别有用心者的阴险责难而已。
  其四、我们的历史使命 ——对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继承。当代中国有可能出现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峻事实已在提醒我们,在中共实行了近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在人民正在坚决反对中共专制统治、艰难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中国大陆,在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就要来临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和一切关心祖国、热爱祖国、渴望中国走上“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人,我们的一个共同历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进步和中国民族问题者说明,一是中共专制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二是中共政权虽然是汉人的政权,但是这个汉人政权同样不能代表广大汉人和整个汉民族。三是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艰难追求着的民主变革,其目的,就是要终结这个在中国大陆已经丧尽人心的中共专制政权。因此,汉族人民在反抗中共专制暴政上,是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奋斗目标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汉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推翻中共专制压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民族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必为难汉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样,汉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更不应该牺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是应该将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斗争,和汉族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建立各民族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为既能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大业,又能实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奋斗。
  继承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认清中共与中国的区别,研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追寻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道路,这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当务之急。

九  文革 —— 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和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 毛泽东时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内讧内斗的大爆发和总爆发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开始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起,便开始了以嗜杀为特征的无休止内讧。特别是江西肃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风,曾屡造翻船之险。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权,新的内讧遂激烈开张。从毛泽东对各路“开国元勳”削藩夺兵权,到整倒高岗、饶漱石集团始,历经数次党内斗争,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黄“反党”集团罪名成立,毛泽东固然因此而维护了自己在党中的领袖地位,刘、周、邓等人亦于合纵连横之中,或助毛以灭高、饶、彭、黄,或为己而与毛暗中对抗,或拳脚相连以共同迫害人民与知识分子。一九五九年后,盖因毛的三面红旗造成旷古奇冤,饿死人民数千万,刘、邓遂趁收拾大跃进残局,逼毛退居二线,夺权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省党魁已逐渐为刘、邓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中共党内遂有“毛家天下刘家党”之论,从而造成了毛的大权旁落,亦导致了更大内讧与全面内讧的必然爆发。此尤不论,十七年间,特别是中共一旦兴内讧于内,便必然要张外斗于外,从而交相呼应,叠呈“中共领袖内讧、普通党人遭殃、无辜人民横尸”的凄惨局面。就内讧而言,毛、刘、周、邓等斗倒了高、饶、彭、黄,便以所谓“高、饶、彭、黄分子”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斗而论,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党内起风,便民间有难。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因此而招致百万知识分子的劳改、劳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刘、周、邓等支持下,为斗倒彭德怀,尤不惜饿死人民数千万,虽饿殍遍野却不愿与闻。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刘、邓为自保,而两度转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变斗当权派而为斗群众,瞬间便使人民冤命连城、血肉横飞。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贫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兴胡、蓝之狱,不过诛杀其党人二万有余;与毛泽东同为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为兴内讧而尽杀杨、韦二党,亦同样不过三万之众,则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之株杀、迫害、连坐其党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无辜民众,矗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之多。
  应该说,正因为十七年内讧外斗不止,才会有文革的全国奉旨恶斗。前者为后者的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泽东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五九年就已经想搞掉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刘趁其退居二线攫取党权,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便将不抓阶级斗争的罪名祸于刘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边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势力,借批判“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以暗示“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边发动“四清”运动,首度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后作出搞掉刘少奇的决定之后,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帮拉开了对刘、邓进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盖因阴谋就绪,毛乃迫使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斩却了刘少奇的四员大将 ——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文革遂轰然而起。
  但是,文革与十七年持续内讧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十七年的内讧虽与外斗交相呼应,但外斗毕竟只是内讧的曲折外化,并非中共将内讧公开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内讧,因能自讧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内讧结果,而不公开内讧经过,对外仍讲“团结一致”。三是十七年内讧毛泽东皆因权、威具在,或尚在,稳操胜券,而不必非求助于“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其权力与权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刘少奇党中势力的日渐崛起,已使他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够稳操胜券,尤不敢掉以轻心,遂决意“利用自己在党内国中的神秘领袖地位”,决策“发于外而攻于内”,实际上已经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时亦因刘、邓党中势力,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过大,从而又使毛决心于文革爆发后,诱使对方犯错误,即“权付刘、邓”,自己却抽身事外。待到刘、邓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内讧外斗的老例,更为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组,大兴外斗,大整群众,并已造成全国血泪交迸之时,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开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声明“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是刘、邓因整群众而获罪于群众,毛泽东则因“解救”群众而获得群众拥护。这样,一场“由内谋内和由外攻内、以上诱下和以下攻上、以党杀民和以民攻党”的更大内讧和内乱,才算是真正爆发。毛因此而旗开得胜,文革由是而显示了它与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的巨大不同之处,便是“中共内讧的全盘公开化”和“借民之力以助党讧”局面的形成,以及“全党奉旨恶斗和全国奉旨内乱”的发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

  诚然,要想解开文革大乱,只乱了刘邓党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却非但乱不了中共于十七年所复辟成功的专制制度,甚至还强化了这个专制制度,并将这个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复辟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谜底”,就必须认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为文革的爆发奠于了全面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共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和架构教政合一极权制度的成功,和它对人民实行绝对专制和残暴统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尤其是获得了他个人对党的专制权力,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从而造成君主专制的复归。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成为千万党人和亿万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绝对主宰,20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捧后宫、兴阉党”,姬妾成群、荒淫无耻,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乱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气派”,其专制的淫威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项背,就是因为他将中共一党专制变成了毛式君主专制,从而在实际上走上了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从坚持“马教”治国走向了坚持“毛”教治国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虽然深感独尊“马教”对于巩固一党专制权力卓有奇效,却又感到对于巩固他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依然大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已经使毛意识到,是独尊马列,还是独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权力,实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毛甚至意识到,有人已经企图利用马列思想来排斥毛思想,诸如中共“八大”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张党徒对他的对抗,实使他痛恨在心。此时,林彪因怀有个人野心,又深谙个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军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甚至把毛泽东思想推崇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直至以编选《毛主席语录》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和经典化”,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企图使之完全取代马列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甚至是在国内和国外的独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已经比天高皇帝远的马列主义愈来愈具有实际上的权威性。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既成为文革时期最嘹亮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更从此成为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统治思想。而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亦从此成为最高罪行,而必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讨之。从而把十七年间的两个最高统治原则,发展成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个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数年间的绝对专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证和绝对保证。从而将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推向了毛泽东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君主专制历史上,就中国历代帝王从未实行过宗教统治和教政合一统治的事实而言,毛式宗教专制统治,即被“苏化和毛化”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最高发展和极端发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

  在中国大陆,举凡亲身经历者,无不对文革前期血统论者的横行与暴行,以及整个文革期间血统论对于每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虽然记忆犹新,却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间产生的血统论,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社会严酷等级划分和出身论猖行的罪恶结果和恶性膨胀。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贵族子弟因高喊血统论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杀民,固已留下了血迹斑斑的罪证;其“老子革命儿革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叫嚣,就更是表现了这一伙掌权土贵族的无知、野蛮和颠狂。在它的中后期,血统论又始终作为一种残酷的政治原动力,而时刻压迫着整个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间,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难履者,至此已冰河难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所酿成的种种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权力斗争的风云变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级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则因文革无穷尽地扩大了它的“阵营”,连刘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级划分,由黑五类扩大到了黑九类。至于在文革造反风云中,因跳上窜下竟一时富贵、而终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暂掌权的“军宣队、工宣队”等时髦政治集团,亦在社会等级的巨大迭变中,嚐足了上下翻滚的喜乐和哀怨。文革之后,即便是邓小平要借改革以救党,中共的出身论、血统论看似寿终正寝,但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中共“龙子龙孙”们又迅速展现出来的全面接班、掌权和抓钱的“革命风貌”,特别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来接班,我们最放心”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猖行,不仅为中共的出身论和血统论另辟通途,大获成功,而且将秦以后早已没落和绝迹的封建贵族政治,重新予以复辟和发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烂的社会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过“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但就事实而论,自文革前至文革后数年,无非是毛泽东无法,国家人民无天。诚然,毛泽东无法,乃是从中共十七年法守虚陈而来。国家人民无天,亦是从十七年中共对大陆人民叠行残酷镇压所致。换言之,若没有十七年中共残酷镇压人民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宝贵”政治手段,文革绝不会一开场便腥风贯日,血雨连天。其种种荼毒人民直至其党人的手段,更是纷至沓来、交相并作,直至“展陈而出新”。因为,对于“法守虚陈、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扫荡掉的,不过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虚假的法制而已;对于十七年“运动即法”这个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运动即法”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所创制的种种残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过是各种残酷手段的公开大亮相和公开大表演;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叠造冤狱以无端整肃人民及其少数党人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冤狱遍中华”扩张成了“中华即冤狱”和“冤狱遍中共”罢了;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为残酷镇压人民而创建的多重监狱制度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它的狱外之狱 —— 群众专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何况中共十七年专制残暴统治,早已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有为划清界限而拒不为“反动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孙,却再也没有所谓“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华壮夫”,由是而将我们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节和尚侠好义的种种优秀民族性格破坏罄尽。此无疑为毛氏“运动群众”,发动文革,造就了先决的“人性恶化”条件。而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既连“法”的任何虚假形式都不再顾忌,又空前地发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无限地扩张了“群众专政”的范围,史无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从而在实际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完全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如前所述,仅在文革数年之中,被毛泽东诱以造反,挑以武斗,衅以互斗和大规模镇压而致死者,就达两千万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害中国军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

  文革和文革后数年,毛泽东和中共亦在经济上将中国大陆推向了国空民绝的境地。这虽是毛泽东以革命破坏经济,以政治压迫经济,直至为了权力而不惜毁灭经济的一个恶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构的专制经济形态所必然要造成的结果。文革前,相对于毛泽东重权力、轻经济和不懂经济、却又好大喜功而言,刘、邓一路似因权力斗争的启示,而心存发展经济的要求。文革开始后数年,相对于毛泽东唯权是问的心态而言,周恩来似乎因“当家之难”而不敢歧视经济为无物。是故,毛、周两大政治集团间的长期斗争,便使得整个文革和文革后数年的经济,处于无休止的“毁灭性震荡状态”。周恩来既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又不得不抓生产;江青为了革命夺权,乾脆连生产也不给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上台,虽痛言“积重难返”,却又因权力到手,而要整顿经济。然而,事不过一载,江青四人帮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口号。邓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点燃的“批林批孔”烽烟中,再度毁于一旦。专制经济,由是而在中共一党之长期内讧内斗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专制经济形态,不仅成为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毁灭经济的薮渊,而且成为邓氏经济改革的强大反制力量,至今难逃其臼。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无非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没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复辟统治,便没有文革的爆发。换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发动的历史准备,文革则不过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进而言之,就对中共数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认识而言,在中国大陆,早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专制复辟统治较之文革开始后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开始后十年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疯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迅速建立及强化,和文革开始后十年的疯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后近二十年为自救而推行的两度专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现了中共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迅速由兴而衰的历史三阶段。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论证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了。因为,当太阳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太阳最红”、但“人间最黑”的时代。因为这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黑暗,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血醒,确实是史无前例地好话说尽和坏事做绝。





兼 问 “左”祸还是“俄”祸?

  一个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现象是,不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海内外,许多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时,常常都是用一个“左”字便把它轻轻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党人的心态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某些学者来说,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为,如果说中共持续数十年“造冤狱,虐民众,践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公开杀人屠城,持续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都只能称做是“左”的“错误”,那么,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那些杀人远没有共产党多,害人远没有共产党广,破坏文明文化远没有共产党烈,戕害民心民智更远不及共产党深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们所犯下的错误,又该叫做什么样的错误呢?是不是连“左”的错误都根本“不够资格”呢?如果是,那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被我们后人称为封建统治者,专制统治者,祸国殃民者,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还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远批判、绝不轻饶呢?
  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错误,而是专制的疯狂复辟与超级复辟。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既不存在这样一种可怕的“左”祸,在中国现代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上,这个“左祸”的实质,便是“俄祸”。因为,正是这个由苏俄蓄意在现代中国所制造的“俄祸”,才阻断了我们应有的民主进程,才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疯狂地复辟和发展了中国旧有的专制制度,并且将它推向了极端。从而将我们的现代中国强阻在反动倒退的死港之内。
  由是,要研究共产党,就要跳出共产党;要认清共产党的祸患,就要将历史上的所有祸患都拿来跟共产党所制造的祸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共产党,才能真正地对我们祖国的过去有一个公道,对祖国的未来有一个信心。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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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


一  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与理论、步骤与内容、成效与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和理论

一、动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陆建立政权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前后二十八年,虽然既无外患更无内忧,“人人山呼万岁,个个俯首听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现代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之双重势力,所建立的专制复辟统治,所架构的现代极权制度,所必然要表现出来的种种败症,却造就了“血雨腥风数十年,涂炭生灵上亿万”这样一个空前悲惨的历史局面。是故,毛泽东死后,广大农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下中农们,终于迭起偷粮、盗粮和抢粮的风潮,惊心而动魄。01 社会秩序亦由文革开始后的动荡不安,走向了公开反抗与变相反抗的不断发生。社会各种刑事犯罪不仅持续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经占全社会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别是曾经遭遇过种种冤假错案的人们及其亲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阴魂不散。广大倍受蹂躏和残害的知识分子,即“臭老九”们,更是长哭当歌,痛定思恨,终于萌发了对“民主与科学”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单墙上,一幅希特勒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兄弟,你比我干得更好”的漫画,已经尖锐地表现了人民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余年种种倒行逆施的极端愤恨和沉痛思考。中国大陆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铁幕遮掩下的残酷统治和信仰支撑下的贫困生活”了。一曲“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间歌谣,实已唱出了人民无限不满与痛苦的心声。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及其专制政权,虽然面临着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社会局面,然而,华国锋却要在“两个凡是”的信条下“按既定方针办”,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于是,因十年内讧而成为阶下囚的中共部分党人,终于在“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率领下,为从头收拾“红山河”,为挽狂澜于既倒,为制造毛后中共专制复辟的“中兴”局面,为追求中共的“长治久安”,乃接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武器,号召“思想解放”,以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行为论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是而推倒了“两个凡是”。同时,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来收拾人心,以所谓拨乱反正来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来归复文革前中共正宗专制统治,以高喊“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号召国人向前看”来重新激励人心,从而拉开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论
  首先,据实而论,中共十年改革并无理论可言。这是因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终固守四个坚持,坚守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不断强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专制思想统治。因而,作为中共政权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仅仍处于独尊地位,起码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这就为改革在理论上圈下了一块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区。任何人冲撞不得。其次,盖因马列毛只有“革命”理论,即杀人夺权和杀人固权的理论,向无改革的理论,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马列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相反,所谓改革,若要依据马列毛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就纯属“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夸口拥有“光辉革命理论”的中共,既不能“挂狗头、卖狗肉”,便只好“挂羊头、卖狗肉”了。也就是马列毛思想照挂,背叛马列毛的改革照干。这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恶棍左王”以外者所乐于暂时执行的。但是,毕竟“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不是正大光明的勾当,因此,实际上的狗肉买卖,就非但不能过份,尤其是挂羊头的把戏,就更不能叫人公开戳穿。更何况中共内部的左派,即要维护马、列、毛思想正宗的顽固派们,又时时要“闻腥而作乱”。再加上改革者本人,虽有改革救党之念,却无变革专制之心。特别是他们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又非马、列、毛这张画皮不可。
  这样说,并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无“理论”可言。与中共惯用的“口号”式革命理论一样,由邓小平所建立的所谓改革理论,亦常常是以“口号”代替”理论”。这就既省略了理论本身所必须的科学性,又易于“标明立场、雷厉风行”。如果说,邓小平于十年改革中尚有什么循序渐进的“理论”即口号的话,那就是﹕
  其一、以“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向前看”为口号,既要求消弥党内分歧,又希望消弥人民仇恨,于不堪回首之中,试图号召党人和民众引项向前,为用改革创造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轮专制统治局面而勉为其难。
  其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理论旗号。但批毛不批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归复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专制统治。
  其三、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放回到没有高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去。既对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恶包祸容过,又为改革的过失开脱罪责。这算是邓小平的一个“前后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论”。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河论”是在一九八五年后,当改革迅疾滑坡,人心党心不满,面对党内党外种种指责之时,由邓小平提出来作“自我辩护”的理论。这个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被当作重大改革理论的“理论”,一是证明中共党人无知,并敢以无知欺天下人,将古今中外一切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归为乌有。二是将这一场改革的真情和实景,无可奈何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过河论”一出笼,立即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在广大民间,人民便常常用“十二亿人凭什么都要跟着你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来嘲笑之、批驳之和反对之。这句话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无边的阴影。说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认识与看破中共所谓改革的开始,亦不为过。
  其五、高喊“长治久安”。即“中共长治,人民久安”。此语不仅凸显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与的共同政治愿望,更将中共要借改革以预防革命和苟延专制统治的全部企图暴露无遗。
  其六、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如果说十年改革伊始,当局部恢复个体经营已经造成部分个体经营者不正常的剧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议汹汹之时,邓小平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意在保护刚刚推开的经济改革势头,以平衡社会心理,亦未必大错,那么,一九八五年,当中共高干子弟弄权经商已经造成官倒横行、权门暴富之时,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和他对这一句话所加的补充与解释,即“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也就在中共拒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经济改革的巨大混乱和民心的极大不满,又造成了中共官场贪污腐败的肆意横行,更暴露了“中共专制统治者们”的无限贪婪精神,从而为他们所一心相与的“长治久安”愿望,制造了党基崩溃的无穷危险。
  如果说“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等“理论”,尚为拨乱反正与推动经济改革,起到了思想发动作用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语,尚可视作中共为自己以往的罪恶“遮羞、弥过”的话;其余一切所谓理论,不仅均不是指导和引导改革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都为凸显这一场改革意在维护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和促使这一场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败,起到了彰明较着的作用。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质体现,更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经改的步骤和内容、成效与困境

  中共的十年经济改革,基本上可分为“以拨乱反正为先导,以农村改革为开篇,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允许独资为手段”四个方面。
  一、所谓以拨乱反正为先导,即指部分地恢复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毁掉的一切社会正常存在。具体地说,一是恢复原有的党政系统及其建制,恢复下放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回城工作和待业的权力,恢复被废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恢复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制度。二是先党人后群众地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错案平反,直至为地富摘帽和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复社会秩序。
  二、所谓以农村改革为开篇,即指在少数省区农村自发包产到户的形势下,被迫恢复一九六零年曾被刘少奇肯定和保护过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的农产品生产权、农产品经营权和基本人身权力部分地归还给农民,初步地将农奴复归为农民,逐步地推行包产单干。从而,在短暂的时期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恢复农民传统的小生产以救社会主义的命这样一个作用。
  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相当的成就,并因之而奠于了八十年代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盖因农村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政治改革内涵。虽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后改。但是,它毕竟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农村所长期制造的历史性倒退,进行了拨乱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构的共产农奴制度开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对农村改革政策调整的失败,以及由接踵而来的“双轨制”所造成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暴涨、卖粮难、和“打白条子”03 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遂使农村改革迅速出现“严重滑坡”。中国大陆农村短暂的好年头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复再来。新的农村社会危机却由是而生。
  三、所谓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农村改革固然能够起到稳定社会与政权的作用,但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命脉所在,和造就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却是城市。但也正因为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农村那样,只需“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头路”,便能够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况由中共所建构的专制权力经济,乃是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制约和严重制约。因而,只要党权不放,政权不让,专制权力经济的基本形态没有改变,其城市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经济改革的一再失败,就已经证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确。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经济改革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绩。它具体表现在﹕
  其一、与在农村恢复传统农民的小生产一样,恢复了传统型的城市个体经营,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里的数千年历史性存在。但是,这个恢复,却沟通了城乡与民间的物资交流,开拓了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机会,造成了个体经营这个传统的社会正常构成,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复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营”的限制性发展。将小商小贩小个体户在流通领域和小生产领域,发展成了拥有一定经营资金和一定经营范围的新型资产者,从而恢复了一定限度内的私人雇佣劳动。在沿海省份,这种个体经营在规模上发展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数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现,使得当代中国的民间工业,再度呈现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业初萌期的历史景象。
  其三、恢复、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地方工业的补充者与乡镇经济的主体。好处是活跃了城乡小商品市场,发展了乡镇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镇及农村生活的水平;坏处是使中共乡镇基层政权有了挥霍的“小金库”,造成农村腐败横生。因为乡镇企业直属乡镇党、政两权领导人,由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为有权有钱者,农民对他们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扩张。
  其四、仿傚清政府于经济改革中建立上海经济特区和开放通商口岸的办法,延承毛泽东“抓典型”的一贯手法,在维系中共党政两权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仿傚“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模式,意在使它们成为一个红色的资本主义世界。若就现实的政治经济状态而言,它们不过是中共专制权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经营的中心和发源地,被中国民间称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败和腐败改革的象征地。若借历史的前证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经济特区,却又远不及晚清的上海。因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权,没有党权即教权;确有资本主义,即有自由主义经济的真发展,而无专制权力经济的主体控制。加之旧上海虽然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新特区却是中共权贵及其子弟发财致富的温柔乡。虽然它所呈现的繁荣和繁华尚远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抓典型、树样板,但是,即便是邓小平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南巡讲话时,极力鼓吹深圳、珠海经验,却又绝不敢向内地推广。无非是不能将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都变成“红色资本主义”世界罢了。诚如中国大陆民间有言,“所谓特区,乃中共特权地区之所谓也。”
  其五、所谓提出城市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这三个提出,前两个固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为,在理论上也属于真改革,但是,中共的专制权力经济结构,却只能使它们成为空谈。因为,当作为城市经济改革重心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旦受控于专制权力之下,则以自由竞争为前提和本质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至于第三个理论,中共一则允许实行,二则乐于实行。因为它一是在理论上并未全部否定专制权力经济,二是在实际上使有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们扩大了赚钱的特权。因为由权力以平价买进计划商品,再用权力将计划商品以高价卖入无计划的市场,便会仅仅因为权力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领域的转瞬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这是中共官倒、权倒爆发的巨大历史契机,也是中共权力阶层暴富的绝好“商业”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随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扩大的各种社会败症交相并发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经济改革更由此而归于失败。
  其六、所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于企业疏离党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中共城市经济改革唯露改革容颜之处。但是,由于专制权力经济的顽固性,即党权、政权对于经济领域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不肯真让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现反复。如虽然局改公司,公司却既设党委,又有被规定的行政级别,是故,企业界的党权和政权也就成为假让和假放;若再加上企业内部的党权和厂长权,又一直在随着中共层层权力斗争的起落而相消长,是故,被松绑的厂长既不能“松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松绑”。特别是“冷风”一来,党中的改革派一遭难,厂长们就会被党委书记们名以各种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而投在明枪暗箭之下,直至纷纷落马。十年改革中,这种倒霉的厂长无以数计。其中衔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国人民震惊不已。
  四、所谓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为手段。
  中共北京政权建立伊始,即实行了闭关自锁的政策。换言之,即中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弃绝交游久矣。毛死后,邓小平发动改革,本质既在自救,对内便要暂时“与民让步”,对外便要放弃僵死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是,邓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开始了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大计,虽是清政府老早就做过的,并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却是石破天惊,更被他们自己认作“史无前例”。再加上中国市场既大,劳动力又低贱到了不能再低贱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场因眼界刚开,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电就可以使外资引进,合资签订,独资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后来的洋商和最后赶来的台商,从而造成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投资、合资及独资的经济改革景象。这个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经济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没;这一景象,在导致中国官场腐败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着;这一景象,对屡经危难的中共经济之一再输血,则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多的次数上,起到了维系中共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这一景象,又为中国大陆人民放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愈来愈催动起他们对于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们对中共经改的本质认识和深刻认识,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资、合资和独资的风气及规模,也就伴随着中共改革风云的变幻,改革派和顽固派权力的相消长,经济发展的祸福不定,中共专制统治危机的或隐或现,而时涨时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后,为中共层层统治集团中人纷纷借投资、独资和合资举外债,变私款,转放海外为其子孙留后路,提供了绝好的手段和渠道。据北美《世界日报》报导,一九九四年,海外对中国大陆投资总数,即为中共转放海外之个人财富总数的惊人消息,实在使一切真正爱国的华侨顿生扼腕切齿之痛。
  诚然,与农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姗姗来迟的城市经济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经济改革的不改不动和改而难动,一方面又因城市经济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见效,腐败已经横流,一场城市经济改革几乎完全成了“官倒与腐败”的代名词。它不单在社会风气上转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腐朽风气,而且在社会心理上更是增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感觉。其在权钱关系上,一是使社会权力意识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强无弱,二是使权钱交易成了败坏一切社会公德的祸水。
  在中共十年经济改革中,除掉创造了一片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以外,个体经营的发展应算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个重大成就,一方面证明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经营只有被迫走与封建官场及专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从而使得民族自由经济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发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痴汉》一书,就对此作出了十分生动和准确的文学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实际上为增加中共财税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为例,一九八九年个体户的税收已达全年财政收入的近半数,一九九一年则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于撑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经济,实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后曾一心想使个体户们倾家荡产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个体户们继续发财致富,并绝不容许它们退隐家园,否则便以冻结、甚至没收银行存款相刁难。由是,中共虽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再生与发展而寝食难安,然而,真要下决心掐死这个新生的“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其经济便会立即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因而,由这个“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给中共在政治上带来的担忧和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 —— 不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均已使中共处于进退维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们指责“个体户发展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失败”一类的话,和他们所一再发出的“中国就要形成为资产者阶级的个体户将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并要寻找代理人”的警告,无非表现了他们对“山河就要变色”的心慌意乱罢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禁区、死区、后果及专制改良本质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农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产农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经济改革的明确范围之内。即只准许经济改革,而不准许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绝无政治改革的实践。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区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绝不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视为第一和挂帅的“政治”,便天经地义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区。尤其是它的“四个坚持”和“抓两手”,即在四个坚持之下,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上不但不会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区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禁区,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新的整肃运动也就彼伏而此起。从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思想解放”以来,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学界被视为“越轨”,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场“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06 即“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争论,企图再度用政治的力量来排斥和否定刚刚触及、表现和批判了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又借批判电影“苦恋”,向文化界发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际,终于爆发了为期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即来势汹汹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西化”的运动。一九八四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虽然是文学界对“反对精神污染”这一流产文革的“出气”,一九八六年爆发在全国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和要求反对官倒腐败的学生运动,就更是表达了人民要求政治变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无疑暴露了中共绝不会改革政治,更不会将专制政治改革成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后,因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冲突的暂时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暂的宽松环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敢言”会风,致使一时间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响遍全国。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不准串连和不准胡说”的阴冷沉寂会风,终于预示着一场更大政治寒流的到来。可以说,除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为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过“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以外,此后,在思想领域,非但再也没有提倡过任何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反而有计划、有组织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扑杀人民的任何“异于”思想,力求归复马、列、毛正宗,特别是对新闻自由的绝不松口,集会结社的绝不允许,人民办报办刊的绝不给予,从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亦与政治改革一样被视作禁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仅仅在几声呐喊和几篇“伤痕”之后,便开始遭受重重打击、限制、并被迫迅速走向种种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生、发展、滑坡和恶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无从兑现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区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经济改革中设立了以上禁区,根子,是在中共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而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不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个真正死区,而且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死区,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区和难题。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无以进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事”的制度却无分毫改动。十年改革中,“党政分家”的呼声可谓最高,但至今党政岂但不分,甚至连对人大和政协都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专制。十年改革中,党权、政权对于企业、事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虽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议与不满,但其坚决不改和坚决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产党演员赵丹临死前就曾满怀沉痛与愤懑地指斥说﹕“既然号称百万大军的文艺界,每一个单位和团体都有那么多的党员,又为什么非要派那些外行的党员来领导我们不可?”他的话,虽然震聋发聩,发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在全国各级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以大派党棍来代替党员作家艺术家担任党政领导的倒行逆施,已经证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后果

  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应。相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六年无法无天的残暴统治而言,由邓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中,达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与民让步、与民休息和与国发展的成效,从而使得中共的专制统治得以短暂的中兴。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中共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总算没有沉没”。07
  二、专制极权统治的相对削弱。中共十年“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专制改良,终于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会主义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许多党人和官僚,对所谓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均产生了根本的动摇。人民不仅已经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经从理性和理论上,走向了对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抛弃。在官场,则迅速演化成为将坚持马、列、毛正宗思想,变成了假戏真唱和真戏假唱。有时则乾脆成为对上交差、对下作态、上下互相欺骗、却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过场戏。中共中央屡屡指责其各级党政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盖源于此。
  三、官场腐败的迅速升级和扩张。虽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党政官僚们在生活上已经腐化堕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铁幕之内,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词犹如一把无形的“法术”之剑,被中共最高统治集团高悬在中低级干部和造反派的头顶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与腐败。但是,至文革中、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因毛泽东以革命名义整杀“功臣”的倒行逆施,已为广大党人和民众所识破,“革命的法术之剑”既随之消失,中共各级权力集团的腐败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传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仅使得人民越来越穷,“革命”亦同样使得中共的大多数下层干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难甘。于是,腐败和腐化遂蔚然成风。前文所述,“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谣,便是文革中后期腐败社会局面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内讧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党政官僚,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显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辈子的中小“革命家”们,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虽难全真,“开放”却全然不假。于是,“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一切都没有”的口头禅,几乎成为他们心领神会的座右铭,激发得人人为餐餐顿顿酒肉穿肠过,为在考察名义下出国观赏资本主义,为升官晋级而公然用公款行贿索贿,为安排子女后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敛财和疯狂占有,为嚐尽人生的艳乐而酒色不衰,竟能够将整个官场与社会闹得腐败横行,乌烟瘴气。特别是一九八五年后中共层层高官及其子弟们的弄权经商,大搞官倒、权倒,就更是将这一片腐败之气,变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烂之风。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从“为革命抓权”,彻底地走向了“为革命抓权乃是为了为革命抓钱的崭新历史阶段”。而由专制制度和由专制改良所制造的腐败和腐烂,亦终于变成了中共及其专制统治的不治之症,成为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的亡国之象。
  四、社会两极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发展的极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败与腐烂,不仅是对社会公有财富的疯狂糟蹋,而且是对社会共有财富 —— 实际是人民财富的公然劫夺。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两个可怕的结果,一是他们的富有化恰与社会的贫穷化成为正比,二是掌权者的公然腐败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个社会腐败、腐烂风气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场用于公款吃喝的钱竟达数亿人民币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内部亦有资料统计,该年中国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民连肚子也吃不饱,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贫穷山区,农民连过年也吃不上一顿肉的景况竟比比皆是。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对“吃喝玩乐都报销”的中共党人官僚,怀抱强烈的不满直至愤恨。就后者而论,则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个社会心理的严重倾斜和社会公德的荡然无存。流行在整个大陆社会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类的愤恨贪婪之语,实已将今日大陆社会的不平心态和腐风恶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政治改革呼声迭起
  如果说一九八四年前的农村改革和所谓城市经济改革尚有成效的话,则一九八四年之后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开始呈现出种种杂乱无绪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对于必须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为经济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迟迟不改,而且决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邓小平虽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给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许诺,中共党内的政治改良“精英们”甚至已在草拟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仅无意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对政治改革,并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扩张党权,强调四个坚持,特别是在人大和政协,思想界和理论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党权的扩张与强化,实已到了连“十七年”与文革都不曾达到的强度。如前所说,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人大和政协均由中共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主要职务的事实;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和各级作家协会均由中共各级宣传部派出大批党棍以再事“外行领导内行”的实例;一九八九年后,江泽民犹如高喊立宪时期的晚清监国摄政王载沣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族(即上海帮)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说明中共为了巩固其一党专制的权力,已经连脸面也不能够再顾了。而对于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压,赶出海外,便是逮捕法办,课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笼罩在我们的国土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虽然以上述种种手段达到了在实际上反对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却非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却反而变得愈来愈强,愈来愈烈,并且终于演变成为要求社会彻底变革的思潮,在向着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明确目标前进了。
  六、民主运动的爆发
  中共从允诺政治改革到反对政治改革直至强化专制政治的行径,一方面保护了中共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贪赃枉法与腐败腐化,一方面使原来已经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发生了严重的滑坡,一方面终于使人民对中共的所谓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许诺实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终于爆发了学生运动。其声势与规模均为一九一九年之后所仅见。这一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虽然无领袖,无组织,亦无计划与谋划,更无黑手,但是,各地学生喊出来的却都是﹕立即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官倒与腐败,要求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邓小平和他的中共如临大敌,不仅对人民呼唤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对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充耳不闻,而且立即抓住学生运动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这一“严重把柄”,立即压上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向着党内外左右开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而在枪杆子的逼迫下待罪辞职;几位被中共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党内知识分子,遂被开除党籍;各地高校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分别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处分,严重参预者则被逮捕“法办”。这一场旨在思想上进行整肃的政治运动,虽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场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一样,只能以流产为告终,但是,它从反面所聚敛起来的不平之声与反抗之念,却随着中共经济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败的更加横行无忌,而愈来愈表现出它必然要勃发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题发挥”,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发开来的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全国上下各阶层人民的竭力支持与踊跃参加,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空前壮阔的民主运动,只能说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其间官倒和腐败的横行无忌,实在是起到了激怒整个社会情绪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专制改良本质

  由于中共改革的范围是经济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区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区是党权的绝然不改、不让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后果乃是腐败的歧生歧长和人民不满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仅仅是经济改革,并且以不根本改变专制权力经济形态为界限。因为,这一场经济改革,一旦从根本上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的专制经济形态,就等于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这个专制权力经济形态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一党的党权和中共的整个专制极权制度。所以,中共才不会下决心改变它的专制权力型经济,更不会首先下决心改革它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即决心以政治改革来廓清经济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巩固其一党专制统治,意在维护其一党江山的专制改良本质,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与晚清及近、现代所有专制国家的专制改良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败的最后下场。



三  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 兼述八九民主运动发展与变化的四阶段

第一、中国大陆人民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四阶段

  从中共建国到天安门大屠杀,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人民在思想上曾经历了四个变化与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阶段虽有对中共阴谋夺权历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政治镇压中,上千万人被处决、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实,使他们当中的幸存者不仅已经不敢言,而且已经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又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才会在施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呈现一派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荒谬昇平景象。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阶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为发端。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党专政,揭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但是,中共将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强迫劳改、劳教、直至逼迫他们家破人亡的残酷事实,终于使全体知识分子开始如履薄冰。他们不仅在党的教导下开始学会指鹿为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于不敢讲话、更不敢思考的悲惨境地。酷似欧洲中世纪黑暗宗教统治的中共专制思想统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于广大民众,其中大部分因惧怕共产党而日渐变得麻木起来;小部分人仍沉缅在中共的虚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过来。虽然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饿死四千三百万人的中共人为祸患,09 已经使大多数人民在感情上对中共发生异变,对中共的怀疑已经与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后,因毛泽东一再地喊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日渐地施以高压政策,特别是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迅速升级,乃使中国大陆人民只能继续陷入“不敢说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们,就更是在中共的强行教化之下,成为被共产文化鸦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个国中虽然恐怖日深,却又愈来愈弥漫着一股激越的左倾气氛。遍及国中的“高昂革命情调”,完全掩盖了“一片惶惶人心”。犹如“法国的痛苦完全被掩没在路易十四辉煌的专制王权之下”,虽然是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阶段的前三年是为中共的文革阶段,10 即中共疯狂地内讧、内斗和内乱时期。中间七年至四人帮垮台,是为文革余波横行和毛氏全面复辟君主专政时期。后二年,属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时期,是为过渡阶段。本阶段中国大陆人民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解为从畏共惧毛到顺毛造反,直至走向开始否定毛泽东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三个阶段。本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已经从毛泽东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认识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九七四年广东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虽然立场和感情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透出了对毛泽东君主专制复辟的否定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的誓言,实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阶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于“中共好官”。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复了权位的中共党人,所迅疾表现出来的霸道、贪婪,及其对人民的无情无义,特别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离了人民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愿望,使得腐败横生,从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后绝望。中共及其整个专制极权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彻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开始悄然来临。

第二、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

一、双重思想解放运动的源起
  众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曾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运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固然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混乱和毛氏君主统治的结束,而给它带来了兴起的时代条件,但它兴起的直接原因,却是华国锋要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即“两个凡是”的路线。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又要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文革倒台干部的强烈反对。由是,一场从民间自然兴起,和由部分中共党人发动,首先旨在推倒“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在民间,作为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前驱的,是四人帮垮台后一场文学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学解放运动,既因小说《伤痕》而得名为“伤痕文学”,又因小说《伤痕》表现的是中共党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内讧中罹难的生活,因此,它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揭露和鞭鞑现实的作品,虽然缺少文学价值,却使得整个含冤忍苦的社会耳目一新,并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受到中共统治集团中文革受难者、即某些中共党人的嘉许和中共官方的允许。这个绿灯一开,一方面虽使得表现中共党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难的作品大量问世,一方面,却又使表现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学作品,得以冲破堤防,决如横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过文革,并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闭的血腥统治。其笔触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场反右斗争所制造的“千万冤案和冤魂”身上。由于人民借文学而长歌当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阶段的文学发展也就迅速地从“伤痕”转向了社会问题,亦即“问题文学”的诞生。一大批揭露社会问题、包括文革前后社会问题的小说,不仅应运而生,而且企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即企图直接干预生活,否定现实,揭露黑暗,要求变革。
  这一场文学解放运动不仅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而且成为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剂。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人民对小说的锺爱,以及由小说所表现、所唤起的社会情绪和世道人心,其在声势与规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而已。但是这一空前的文学解放运动,由于时代条件的本质不同,虽然在声势及规模上胜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却又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逊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诚所谓“呐喊未起声先哑”者。但是,诚如哲学的时代必然脱胎于艺术的时代,革新的时代又必然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一样,由它所艰难推动、或迅速诱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它一方面发出了“于无声处听警雷”式的呼喊,从而使得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成为人民与中共部分党人的共同心声;一方面又因它伴随着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号召,而与思想界的最早苏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学解放与理论解放的合流,及其对于整个思想解放的推动,又导致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贵州“启蒙社”的诞生。11 因此,如果说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论依据,那么,后来者们在西单民主墙头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风云,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内的波涛”了。12 当时,中共党内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邓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时机,击退了党中顽固派的僵硬守势,推翻了“两个凡是”,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确定了“与民让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鼓吹“继续思想解放”,一方面则很快就提出了“四项原则”,要强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多次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甚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3

二、 中共压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刚刚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遭到了压迫甚至是镇压。彼时,获得了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以所谓四个坚持来摧毁民主墙,扑灭民刊,并逮捕了一大批民主运动参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仍然称﹕“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个指示中,中共对非法刊物的决策是,一方面“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一方面又指示“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弹。同时,陈云在坚决反对制定“出版登记法”时竟然说道﹕“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虽与毛泽东时代并无两样,却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大相径庭。
  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中共为了叫人歌颂他们的三中全会路线,并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鸣锣开道,不仅对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而且还蓄意将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逼向了由他们所诱导的“思想解放轨道”之上,将知识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和振兴中华者,一些倾心中共经济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识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进中共专制体制内,以在党内造就一支专门歌颂三中全会路线,既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又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上层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项原则直接约束和严密控制思想、理论和学术等领域的继续思想解放。二是以坚持四项原则为借口,重新加强党对文艺界、特别是对官方作家协会的领导,三番五次明令作家们“不准写文革”,明确指出文学只能从“正面”积极地干预生活,建立官方评奖制度以提倡党所需要的文学,压制党所厌恶的文学,极力引导文学走形式主义的道路,阻止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发展。以将刚刚开始出现的真文学,大面积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学歧途之上。16 从此,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被压在阴山之下,只能在民间流传;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优秀作家,有的被压迫,有的则被压杀;少数敢于抗争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为被批判和被处分,反而于民间获得了很大影响,有的则因为连发表都没有可能,或即使发表了也被明令给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传和评介,而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邓小平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在四项原则的幌子下,仍然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绝不容许任何民间出版物的存在,绝不允许任何民间文学团体的出现,有则扣以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绝不手软。对文艺界如此,对其它各界也就不难想像,从而将促成了他们夺权成功和改革开放局面的文学解放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利用起来又压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艰难发展与巨大成果
  但是,“颂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是任何专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邓小平及其党人对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压迫、镇压和诱导,实际上,只是造成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分裂而已。
  为中共诱导而走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上层知识分子,从此成为中共的一个部分。他们虽然构成复杂,有一些人确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却从此走上了效命中共专制统治和背离人民历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坚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实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却从此构成了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七十至八十年代兴起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一分为二,分道扬镳,造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特有现象和复杂现象。
  属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颂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对党中顽固派的反改革路线;二是为中共的改革找根据、出主意、想办法。其性质,是在不得不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动中共专制统治行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将一切改革的思想与理论,都规约在中共的四项原则之内,即中共的专制制度之内,亦即他们所自称的“体制内”。二是他们既然已经获得了在体制内推动“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对属于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与“越轨”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与激进”的理由来压迫之、反对之,或化解之、“引导之”。从而在客观上便越来越脱离了人民对政治变革的要求。
  相反,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在中共的打压下步履维艰,却又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其一、属于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艰难中继续遵循了一条从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专制统治这样一条思想解放的路线。二是伴随着中共改革的兴起、滑坡与严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条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确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变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专制的思想解放路线,从而认识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专制改良本质,和它不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历史结局。
  其二、体现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上述轨迹,无疑凸现了它反对专制改良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根本历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在民间的艰难复归,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的崭新诉求。这个再认识和再评价,虽然发端于对国民党抗战的研究,却迅速地扩展到了对清政府改革、孙中山革命和中华民国历史,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重新认识和认知,从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民间的巨大历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一要受到中共专制政权的禁止和镇压,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无言论出版的环境自由,并且,随着中共改革的严重滑坡和败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来愈遭受到更大的压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两个重要历史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只能在无形中发展,在无形中壮大,因而不可能产生自己鲜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无形和无领袖,反而造就了它别具的特色,这就是“十亿人民九亿侃”,即全国人民人人评政治,人人谈改革,人人想变革和人人指责中共“只图推行经济改革而绝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显然,非有如此社会局面的形成,则八六年的学潮既不会发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恰恰是具有无形特征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才在没有“出口、渠道和领袖”,即没有发言权、发表权、出版权和号召权的社会状况下,既推动了人心的迅猛觉醒,又造成了觉醒人心的超负荷积压。这自然为人民民主运动的一触即发和横流溃决,奠于了社会情绪的广阔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它既不能公开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开地推动其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式与方式来表现这一要求和推动这一发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的历史学者们,乃采取种种“包装”,将他们要讲的和要写的“暗渡陈仓”。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兴起的报告文学,便在真假拥护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会现状和改革真相,实为唤醒民心和激发人民对于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变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绍近现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会科学丛书的出版,诸如《走出中世纪》等一批隐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统治着述的问世,其对启迪民智、教育青年、抛开幻想和认清现实,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由历史学界和大量民间历史学者,包括作家、记者和军队中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们,所出版的大量历史研究着作和纪实历史文学作品,实为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奠于了难以估量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由这一民间历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对于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比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台湾和大陆的比较,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比较,就更加使得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名义下复辟”的历史较量过程,逐渐地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竟借小说而对辛亥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胆的、并且是正确的体系性认识,无非说明这一场诞生和发展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之中的历史反思运动,确已成果昭彰。18应该说,如若没有上述种种推动人民思想解放的作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人民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起与迅猛发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界为推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中,一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内知识官僚,亦在译介和编纂人文科学丛书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纪丛书”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一个与近代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不论是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程度,均远不及他们所没有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层次不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根本不能表现。就体制内而言,改革派知识官僚们不是强制自己不要继续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将解放了的思想公开出来;就体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饰以种种的伪装,或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盖其原因,无非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思想统治,其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专制所致,亦为近现代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于改革时代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所不能比。这个悲哀的事实,既造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不能尽其心,更不能尽其责,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暗潮愈烈,则伪装愈严,其表现出来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与实际上人民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离甚远。它虽然为中共的最终败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发性原因,却又为一切不知情者和难以知情者,企图了解和认知中国大陆人民、包括党内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实思想,带来了困难,曲解,甚至造成体制内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对抗。

四、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派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结合点
  显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经济改革的迅速滑坡和严重滑坡,官倒腐败的轰然而起,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不仅造成了党内改革派与顽固派的巨大政治冲突和激烈的权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将身家性命系于中共改革派权力人物的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鉴于“改革存则他们存;改革亡则他们亡”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局面,从而使他们萌生了一是反对官倒腐败以救经济改革,二是要求实现体制内政治改革以推动经济改革的愿望。正是上述两个愿望,才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和体制外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两个临时的结合点”。然而,也正是这两个临时的结合点,才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与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于一九八九年空前壮阔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兴奋、支持,却又徘徊、流连甚至游离在这个运动的某些发展过程当中,从而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困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因有了最后的觉醒,而开始走上追求祖国民主变革的道路,有的却因为挣不脱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关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与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一、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
  “八九民运”的爆发,实为一九八五年以后官倒腐败的横行和中共反对实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运”的爆发,又是人民思想解放运动被迫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民正是在历经了专制暴政之后,才会对部分人曾一度倾心的专制政体感到失望;然而,人们也正因为对专制仁政即改革,复又感到了希望的破灭,他们才会最终地从失望走向绝望。当然,绝望了的人民,之对于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势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心灵状态的这一巨大转变,就没有可能了解为什么竟会酿成如是民主风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学潮的责任,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迫使胡耀邦下台等行径,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弹,亦是它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后,邓小平对顽固派的让步,因造成了党内另一个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党内斗争又伺机待发,所以,民主运动兴起后,赵紫阳以及一些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对运动的支持,也是民主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邓小平的两重性,或曰两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顽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运动爆发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杀的根本祸因。

二、八九民运发展的四阶段和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第一阶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学生运动,直至中共《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此为运动的发动期。于发动期,运动在构成上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主体,性质上出现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败;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京率领千名举人上书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样,北京学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中共当权总理的接见。三是要求运动的“高度纯洁性”,即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介入运动,不允许任何有可能触怒中共的“过激”言论与行为发生。几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竟被学生领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严厉镇压的事件,实为其鲜明的例证。指它为八九民运的重大错失亦不为过。因为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它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四是重复一九八六年学潮中已经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前三条虽使运动在发动期明显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但若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残酷性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进行反抗的政治特点,则其明显的改良主义性质,实不如称之为鲜明的改良主义形式更为确切。而上述第四条实已标志了在改良主义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这一民主要求,无疑已经表现了运动自一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民主运动方向。
  第二阶段,自《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严和大规模调集军队进京“勤共”,即镇压运动。此为运动的发展期。在发展期之初,由于中共对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因而造成了运动的迅猛发展。其波澜横空之状,既使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处以互不相守、几至瘫痪的境地;又使党中改革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 ——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因错看形势,以为运动将有助于党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来不曾放松过的“舆论控制权”,从而造成《人民日报》和中共各级党报强烈的“自由化”倾向。各级党报争相报导运动,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积极行动,实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个在后来被中共称为“新闻误导”的“极端错误做法”,一是使运动迅速演变成为全国和全民的民主运动,声势大增。二是造成了运动本身的胜利感,即以为新闻自由的要求已经实现,进而提出要与中共最高专制统治集团平等对话,并要求向全国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党中某些改革派知识官僚错看前景,因而,他们有的开始勇敢地声援运动,有的终于一怀壮烈地参加了运动,有的乾脆为了推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而决心利用运动,有的甚至立即成了运动的幕后力量、即成为出谋划策者。他们一方面支持了运动,一方面又企图借运动支持改革和支持他们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级政权几乎处于群龙无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瘫痪境地。少数中共党政干部和一般党员,甚至是那些长期以来专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们,有的为正义冲动感所驱使,有的仅因为看错了时势,竟也走上街头去声援学生,从而造成全国各地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所向披靡。应该说,这既是民主运动的发展期,又是民主运动的极盛期。因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会情绪基础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展开了向中共及其政权“争平等、要民主”的斗争。虽然处在发展期和极盛期的运动,始终坚持和平与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坚持要求平等对话,坚持要求中共惩办官倒,坚持要求铲除腐败,坚持矛头直指邓氏家族和中共权贵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别是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明确的政治变革要求,则表明了运动在民主要求上的发展和在民主性质上的深入,从而改变了运动发动期的改良主义倾向。
  第三阶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严,军队进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杀。此为运动的对抗期。对抗期在性质上显然是发展期的继续和强化。因为,一是人民于运动发展期的民主要求并未因“大军压民”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它是发展期的继续;二是中共蛮横的姿态非但没有压制住运动,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极大反感,直至造成强烈反抗意识的产生,即情绪和要求的升级。北京学生的绝食,以及全国人民对绝食学生既爱、又怜、更要支持的强烈表现,便是它的明证。所以它才是发展期的强化。至此,运动的中心虽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但运动的声势却开始外延到全国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当局对绝食学生不问生死的态度,所引起的全国和全世界的震怒和关注,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长时期以来对于中共的深恶痛绝之心和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运动的发动期所显示、又在运动的发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运动性质,到了本阶段,已日益演进为“民主精神对于专制暴政的鲜明对抗”。六四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从而开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变、转换与推进的伟大进程,中国大陆人民亦因此而在运动中开始走向彻底觉醒。
  八九民主运动在对抗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性质变化,自然带来了它在构成上的变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虽然仍是运动的中心和尖兵,但运动的主体与主力,却变成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个体户和部分的工人及农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车下,欲以老命来保护学生的感人场面,足以说明民心的立场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运动的对抗期,一批曾在运动的发展期卷入运动的少数党政干部和少数中下级官僚,已开始迅速地退出运动;至于某些曾在运动发展期参加、或声援过运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中共“民主党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发展期长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层知识分子”,却开始游离在运动内外,直至脱离运动,有的甚至因为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和摸不准中共烛影斧声的内斗变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学生,胆中害怕中共。于是他们只好反转来用“同情”的姿态,去“劝说”学生和“劝阻”这一场民主运动。即既要向绝食学生表示同情,又要与学生及其运动划清界限,以在两边都留下后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纪念日前后,在由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于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运动和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浪潮里,他们亦已经明白无讳地承认自己介入运动的目的,不过是要“代表政府”去劝说学生罢了。而他们对于绝食学生的指责,就更是表明了他们在感情和立场上,与人民民主运动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当然,他们这样做,说穿了,亦无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当年的无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处以对抗期的运动,不仅是对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大考验,也是对所有介入了这一场伟大民主运动者的大鉴别。人民因此而纯洁和发展了自己民主抗争的队伍,中共因此而暴露与表演了他们极端专制强权的本性,中共党内的某些知识“精英们”亦终于在冰、炭不能相容的冲突情境下,作着极其痛苦的选择。然而,已经太晚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向来“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视他们为政敌的的党中顽固派,自然不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虽然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党内政治异见者,而绝非中共专制政体的真正反对者,如若惨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们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人,将随着中共的持续倒行逆施,持续地拒绝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断的绝望,从而日益地清醒起来,不仅能够完成理性的觉醒,甚至能够完成感情的觉悟,而最终地走上与中共决裂、并与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结合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大陆来日的民主变革尽智、尽才和尽力。
  第四阶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历经中共镇压和人民暴动,直至运动的最后失败和结束。此为运动的最后阶段,亦为民主运动的暴动期。因为正是中共的大屠杀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运动,由此而从对抗期的民主抗争走向了暴动期的大规模人民暴动。“六四”之夜,当北京人民于血与火之中惊醒过来时,当他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最后的那一点期望,终于被中共用人民的鲜血扑灭时,北京人民立即进行了英勇壮烈的反抗,即暴动。特别是“六四”之后十余日,全国各地、各大中城市为反对中共北京屠城所爆发的公开反抗,不单使山岳为之变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壮,其规模之阔大,其置热血和生命于不顾的旷世景象,乃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共专制统治的彻底觉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为。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将他们数十年来在中共残暴统治下的积怨、积恨和积仇,统统地爆发开来了。在全国各地,到处是火车停驶、飞机停飞和公车横路;到处是工厂罢工、农村罢耕、学生罢课和商店罢市;到处是倾城而出和望不断的人民抗暴游行队伍;到处是气壮山河、悲愤难抑的口号声和哭泣声;到处都飘舞着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头饰及胸花……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高举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壮烈景象,亦为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奇情和奇景。在重庆,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终于和妻子一起走上街头,走进了抗暴队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这一辈子连想也不敢想的口号﹕“打倒共产党!”在武汉街头,一位妇女泪水滂沱地讲演说﹕“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同胞?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可为中国人干过一件好事?”听众回报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安徽某县的一所乡间小学校里,当一位女教师流着眼泪问孩子们说,“北京的大学生们被共产党开枪打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这些乡间的孩子们居然和泪跟着一个孩子高呼﹕“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事后,这两句话,又被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它书写在那一块小小的黑板上,好几天内,上堂讲课的老师们都不忍心将它们擦去。
  中国大陆人民觉醒了,中华民族真的醒过来了。历史终于将自己“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过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却为推动中国大陆人民由追随专制改良向追求民主变革的迅速过渡,竖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它无疑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觉醒和民主追求,从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后,在海外,由于种种为中国大陆人民所难以了解的原因,曾数度掀起过批评“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风潮。甚至直到今日,这种对“六四”民主运动不公正、不正确和不怀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仅在海外占有相当的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潮。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驳,但是,它们的影响所及,却对当前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带来了许多的障碍与困难,更使得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进步产生了许多的怀疑和错识。笔者在此仅想说的是,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她所面对的虽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残酷的专制政权,但她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却是一次和平与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楷模与奇迹。如果批判者们和否定者们要站在和平与非暴力、甚或是所谓理性的立场上,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那我们只能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民主运动,也就必然要遭到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阅读一点人类进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人类民主进步的历史,我们自然就能够得出这样一个至为正确的结论。反之,所谓人类的民主进步,尤其是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无所由来与无从谈起了。
  似乎应该指出的是,仅仅证明了“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还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进一步的深刻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不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头。而八九民运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却决然不愿施行政治改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革命时代;相反,八九民运却遭遇了一个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复辟岁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相反,“八九”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复辟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终。由是,中国人民才终于迎来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八九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下,让腥风血雨洒遍了整个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时代,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制倒退的“复辟岁月”。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和实现复辟乃是在“共和的旗号之下”一样。虽然中共的专制复辟乃为北洋军阀们的专制复辟所不能比、也不该比。


四  清王朝改革、邓小平改良与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简单对比

  本节标题之所以称清政府是为改革,邓小平是为改良,乃是从他们在专制改良的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深与浅而言。下文将从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试以说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邓小平改良的相同点
  其一、两者在本质上均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都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旨在维护专制统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两者在理论上的相同之处,是均没有一个真正近代或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其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却都有一个维系和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做为他们改革的桎梏。前者为孔孟儒教、三纲五常,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才一个要空喊“富国强兵”,一个假喊“振兴中华”。然而,两个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长治久安”,即“专制长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两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处,一是均以经改为主,二是经改均历经两度,三是都搞的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四是都搞的是对内搞活、允许个体经营的存在和发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许),五是均设立经济改革的特区 —— 只不过一个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一个却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贵风流乡”。其四、两者都反对过政治改革,特别是都反对专制制度的改革。只不过清政府曾从坚持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三个不能变(参见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却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四个坚持”。二是均血腥地镇压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们逃往国外。三是均在镇压政治改良派两年以后,因统治危机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经济改革运动,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经济局面。四是在二度经济改革中,与近现代各国曾推行改良的专制政体一样,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镇压,企图以此维护正在江河日下的专制统治。只不过中共对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镇压更加广泛、更加残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宪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经改中,高度集中权力,强化专制统治,一个将权力集中至满族贵族、直至皇族一身,一个则将党权集中到企图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地步。六是尽管如此,却同样造成了专制权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层层削弱,其专制权力的瓦解和崩溃同样势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不同点
  其一、就改革动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属于王朝统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阶段的“自救”行为。邓小平的改良却属于一个专制复辟政体“为维护其复辟统治而进行自救”的行为。二是清政府于历史消亡期的一切败症,虽是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处于历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现,却也是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下的现实反映。但中共的种种败症,除为复辟的专制政体所共有之外,却是它在“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局面之下,长期地和一再地要“斗天、斗地和斗人”的一个政治恶果。是故大清朝虽为外族统治,又运交专制制度的末路,却能够绵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为自救而实行改革;而中共作为一个未曾统一的复辟政权,虽运交国际共产专制复辟的兴盛之日,却只撑持了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来自救了。
  其二、就经济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虽然垮台了,但是,清政府长达五十年的两度经改,却“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形成”(参见上卷第一章注释)。然而,中共的经济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将为它所破坏殆尽的的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进行了远没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复。中共以恢复农民的小生产来救社会主义的命,以恢复个体户的历史性正常存在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复“旧中国”已有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它二度经改的标志;其表现和成效又如何能够与晚清相比。
  其三、与清政府毕竟实行了“百日维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诺君主立宪的二度改革相比,邓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废止过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产农奴制,和发出过政治改革的数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无政治改革的实践可言。二是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维新”之后,中共开枪和开坦克车杀人,却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却根本没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与清政府顽固派对政治改良派的镇压相比,中共杀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它的杀人主凶恰恰是发动了改革和领导了改革的改良派领袖邓小平。四是中共对仅仅是自发地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人民进行镇压的极端残酷,及其杀人之多,不仅为慈禧太后、而且为近现代任何一个正处于改革期的专制政权所不敢比。
  其四、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允许人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不仅允许知识分子宣传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而且允许宣传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处于高喊改革中的邓小平和它的中共,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不仅不给人民以应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一再地要反对、限制和打击宣传现代西方的精神文明,并名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亟欲扑灭之,而且将其一党独霸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监控得愈来愈紧。
  其五、与清政府用上谕诏告天下愿意“废除满族特权”相比,正处在改革期的中共权力集团及其“老干部和接班人”,所拥有的特权之愈来愈多及其越来越贪,则为中国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历史所望洋兴叹。
  两相比较之下,称清政府是为改革,中共是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无非清政府只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陆政权以及中国大陆的所有社会机构,竟全然是中共一党之机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权之外,皇冠上并无一个君临一切的党权,即教权;而中共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统治,却将教权、即党权凌驾在政权及一切权力之上。而党权的至高无上,之不让与不放,更被视作天经地义。再者,党权的基础与核心便是定于一尊的党义,即教义。如同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一样,其作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与心理障碍,之绝不可以触动的极端专制本质,自然也就使属于政权范畴的改革难于上青天。这既是邓小平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之所以远逊于清政府的内在情由,更是邓小平改革一触及政治改革,便连经济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缘由,和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经付诸实行之后,而邓小平杀人却是在人民仅仅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终原因所在。更何况清政府是一个大一统的正宗王朝,中共却是一个未能统一的短命复辟政权,其于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与它作为复辟统治的更加顽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一、从理论、历史和当代的事实来看
  其一、从理论上来看,近现代各国专制政体的改革,不论它推行的仅仅是经济的改革,还是掺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仅是为了苟延专制统治,都一再地和最终地诱发了革命。
  其二、从满清王朝同样是意在自救的经济政治改革运动来看,虽然经改和政改交错,甚至有血有泪,但它无非是将自身改革的历史,孕育成了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罢了。
  其三、从当代苏联、东欧共产专制制度崩溃的历程来看,可以说,它们个个都是改革在先,垮台在后。有的虽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苏联,然而,它却迅速地导致了自己以及东欧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崩溃。因为,只要共产专制制度不彻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会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场伟大民主变革就必然地会及时到来。虽然,它会引发较大、较强的阵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经解决,所以,阵痛过后,势将迎来一个能够真正迅速发展的时代。东欧一些原共产国家近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明显发展和进步都是明证。虽然俄国由于共产专制复辟的时间过长,并且,新政权由于种种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国的共产党虽然亡国却没有亡党,所以,它因“过渡”所带来的阵痛,就较之东欧其它共产国家更为长久,甚至更为痛苦。但是,俄国人民的选择却是明确的,其民主过渡将必然会走向它最后的成功。

二、就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来看
  其一、由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大陆早已崩溃和彻底崩溃,中共赖以控制和强化思想统治的基础早已不存,因此,中共专制政权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由是,人民已经否定了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合法性。
  其二、由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数十年来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只能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崩溃和消亡,亦早已将中共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扫荡罄尽。犹如有近六十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识形态来立党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权已经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于中共在思想上已经走上了无路可走和无路可追的境地,已经自信全无,所以中共才会高喊“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才会嘶叫“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会消极接受苏、东、波的教训,中共层层官僚才会纷纷搞钱“留后路”和个个“及时行乐”。这就为中共的必然垮台和自己垮台做好了至为重要的准备。
  其四、从中共八九年后的二度经改来看,其内容只是在决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纵经济改革,实际是放纵“人欲”,结果则是在一片虚假繁荣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个社会日益走向贫穷、不公和腐烂。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竞争”这样一个根本的社会政治条件,所以,它才不仅要造成种种败症的出现,而且必然会造成在中共专制政治体制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后失败。中共整个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垮台也就势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被蓄意制造出来的“理论”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即专制权力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是由于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来,所以,另一部分才会必然地要贫穷下去;二是由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性,所以社会才要承受转型的阵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会必然地被剥夺。这个希望被剥夺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牺牲的所谓理论,显然是在依据马克思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错误思想,既要告诉剥夺者,他们的疯狂剥夺乃是理所当然;又要警告被剥夺者,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能逆来顺受。但是,它却违背了一个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即在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贫穷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只要看一看被马、恩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所描写的“贵族们的日益贫穷化”,和他们在新生资产阶级面前的可怜相,我们就能够相信,今日中共权力人物及其子弟们的超级贪婪化和超级富裕化,与那个所谓的残酷的资本积累理论该是多么地不能相称。必须明确的是,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和近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相生相成的。唯有旧专制权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带来自由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也只有在专制权力走向消亡的时代,才能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带来它先决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然而,由于中共的专制政治权力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在强制地进行着加固,所以,它才为自己权力阶层和贵族子弟们的残酷积累,制造了黑暗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当然,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中共专制统治集团及其权力的附庸者们,对全体人民的最后掠夺和疯狂掠夺罢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今天居然要用马克思意在揭露和进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不合法”的理论,来为中共进行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如若马克思先生在天有灵,岂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终?
  其五、从中共二度经济改革所一手制造出来的高度官场腐烂和高度社会腐败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所迅速呈现出来的,已是一片亡国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径,甚至为挽救专制统治的命运而一再推出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国大陆一片亡国之象的真正来由。只要稍稍听一听中国大陆遍地流传的民间歌谣,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样,中共的改革非但没有治愈腐败,反而使腐败歧生歧长。而不可治愈的制度性腐败,便是前夜来临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变革的历史要求来看
  其一、因现实的痛苦唤醒了历史的痛苦,人民才会渴望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应该承认的是,由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确实适应了彼时国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够“学好、改好”。人民确实是宽宏大量的。但由于中共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并保护官倒腐败的横行,从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邓小平“专制仁政”的本质,仍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政权。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仅仅是要求他们实行政治改革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的专制暴君本质也就因此而暴露无遗。由是,经历过毛泽东长期专制暴政统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间,因“新仇”唤醒了“旧恨”而走向了最终的觉醒。这个觉醒的实质,就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专制暴政、专制仁政和中共专制权力现实合法性的全面否定。于是,前夜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
  其二、因现实的觉醒导致了历史的觉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泽东死后和华国锋垮台之际,中国大陆人民和邓小平曾先后“共同”发起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曾艰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专制暴政。第三阶段则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国民党抗战为发端,开始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再反思、即再认识。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因伴随着中共改革的推动、发展、滑坡、停滞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属于对中共权力现实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是中国大陆人民正在从根本上对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质,和中共“革命”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产生了真认知。由是,作为中共对立面的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中国”对立面的“旧中国” —— 中华民国,和作为被毛泽东与共产党在实际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直至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须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和再肯定的历史地位之上。
  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之迅速、迅猛、广泛和深刻,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所造成的广阔而且深远的影响,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在历史事实的澄清和理论研究上的成就,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所已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性转折,实已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对中共权力的现实合法性进行否定之后,已经对中共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产生了全面质疑,直至走向了彻底否定。
  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在被中共统治、欺骗和折磨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认识到中共的“革命”不过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反扑和反动,是对辛亥之前中国专制制度的一场空前复辟,是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以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对于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血腥“补课”。它不仅强行地阻断了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而且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强行拖拽在反动与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终的觉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场改革的结局,便是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来临一样,中共这一场改良的结果,亦同样会迎来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只不过这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既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继承,又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完成。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或曰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如同近现代一些先进国家一样,终于在历经了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惨淡较量的主体历程之后,就要迎来她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最后成功了。前夜已经来临,变革必将成功。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兼 论  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何谓“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何谓“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后者是要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国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才产生的“君主立宪”,及其逐步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革命爆发后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交替时期的日本,虽然在近现代进步的国际条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据走向了专制统一,即由封建式君主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式君主专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它在实质上不过是整个专制制度发展范畴内的改良,即专制制度发展期的改良罢了。虽然它同样经历了武装改良、即“倒幕战争”的洗礼。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早期改革,都属于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徵,都是处在专制制度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于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纯粹的民主改良,则是指在一个已经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这个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和确立之后,所以,它才既是对于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于新制度下新问题的逐渐解决。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过程。当前东欧和俄国,以及今日中国台湾正在试图逐步解决的种种新旧社会问题,都是显明的例证。
  因此,凡自称“体制内”的改良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乃是哪一家体制内的改良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但事关体制的性质,事关你立身于何种体制之内,事关你所推动的政治改良的性质,而且事关你个人在体制内外的政治前途。因为只要你试图突破原专制体制,而企图改良到另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去,那么,那个原专制体制就怕连体制内的一席之地也不会给你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末中国两代专制体制内政治改良者的下场,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终都要坚持留在专制体制内,又坚持自称是所谓“体制内”的改良者,虽然你并不好意思明称自己要维护的就是专制体制,甚至更不管这个专制体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么,你要做一个专制制度维护者的决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应该说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论其身处“体制内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专制统治者学好改好的人,一些对旧专制制度和旧专制统治集团怀抱希望的人,或一些与专制统治集团以及其中的权势者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或有着利益和利害关系者。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国家和平进步和担心国家混乱混战,才成为要求改良而反对革命者。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属天真幻想,却也是对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确认识的一个结果。但是,前东欧、苏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虽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历史事实,已经为非暴力的革命,展现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可能性。
  因此,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离我们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论争已经相去近百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辈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历经争论、冲突才汇而合之的老路,而是应该在推进祖国民主进步的同一条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冲突;目标一致,却又各显其能。除掉象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样,改良派们又要为着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对革命。那么,岂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战胜改良的前途亦必然会出现在历史的面前。虽然我们相信今天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者们,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要求中共进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虽然我们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们已经不可能拒绝一切能够促成民主变革的种种和平方式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够联起手来以共同反对专制制度,中共专制统治者们,才有可能在革命这样一个倍显压力的政治压迫下,向人民实现妥协以接受和平变革。当然,中共若是继续冥顽不灵,等待着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汇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历史的前证,我们自然并不希望中共再将它覆灭的后证,提供给历史。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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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绝大多数的中共党人,还是回过头来做中华的儿女,而不要继续去做马列的子孙。因为口口声声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共党人们,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信马列了。历史需要我们有如此的认识,历史也要求我们这样去做。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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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即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四阶段,亦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创建前夕,严格地说虽然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和中国现代史的端绪时代。它和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史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是它的准备期,又是它的奋斗期,所以,我们才将本阶段当作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阶段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准备阶段。这样,将有利于我们简要地分阶段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
  第一阶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专制统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与民主革命力量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较量和相消长。
  在本阶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导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时兴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绝改良,坚持镇压革命,直至一朝败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从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良、发动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改良并一再遭遇失败。在民主革命一方,则是从“天下共弃”走向了“天下共拥”,直至初造成功。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来自清政府不愿、拖延、欺骗和镇压政治改良的顽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争,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阶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胜利至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初次实现和初步实行,到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和变相反扑,构演出了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一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勳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的变相复辟及长期混战,虽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制造了极大困境,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却坚持护国、护法、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终因领导北伐胜利,而将“竟辛亥之功”的历史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因此而获得了初步统一。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之后,将必然迎来民主与专制的艰难较量和反复较量,因此,要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卫刚刚创建的共和国统,就必须建立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实现地方自治,就必须造成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必须逐步地实行军政、训政和宪政,特别是实行宪政过渡期的训政,以确保革命政权不被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所颠覆。
  第三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至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败退台湾。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壮烈的卫国战争之中,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民主的艰难推进和专制的变相反扑,乃构演成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持续较量与复杂较量状态。由是,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历经艰难进取,中国现代历史虽有巨大进步,中华民国虽已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终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所战胜。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因此而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因此而面临着巨大的倒退。从而构演出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二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是护国护法的目的达成;二是遵照孙中山遗训,实行训政,准备宪政。三是逐步夺回国家主权,逐步建立民权基础。在军事上一是削平军阀复辟的余波,二是围剿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和叛国,三是采取与日本和战并用的策略,积极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在经济上“确认民生建设为首要”,保护民族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赢得“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在思想文化上则坚持三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倡行各种文化并存,允许新闻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为止仍然无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阶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领导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卓绝,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进民主、准备宪政,在经济上建设后方,在文化上继往开来。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终废百年不平等条约,并成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在本阶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战后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虽因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政团的共同努力而获得急剧推进,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因中共志在发动一场打江山的农民战争并获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逆转,使中国大陆陷于旷日持久的全面专制复辟之中。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是在民主力量相继战胜了专制势力公然、公开和变相的复辟之后,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以共产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复辟,乃是对民主力量与共和国家进行反扑和颠覆的最大危险。二十世纪东方若干农业国家遭遇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对此提供了血腥的证明。
  第四阶段(一九四九 —— ),自中华民国政权败守台湾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建国始。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中国,两个国名和两个政权。一个在失败后坚持恢复训政,致力发展民生,艰难推进民主,直至实现宪政即还政与民,终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繁荣的世界先进地区和全中国民主富裕的模范省。一个却迅速复辟专制制度,全面建立极权体制,践踏民权,破坏民生,摧毁自由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和以发动政治运动为手段,长期地摧残和迫害中国大陆人民。嗣后虽推行改革以自救,却又一再地拒绝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现晚清社会政治局面,从而迎来了又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本阶段是为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的第三大较量。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辛亥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即“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则分裂生”。因此,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这,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及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下卷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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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凯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共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又发布了反共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第二章: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九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页。
05、《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一八二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页。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页。
10、同上,第二五四页。
11、《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页。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页。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页。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页。
16、同05,第二四八页。同01,第三九二页。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页。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页。
19、同05,第二四九页。
20、同05,第二四九页。
21、同11,第一二三二页。
22、同11,第一一八二页。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逃出江西,后在皖南被剿灭。方本人在被捕后被处决。
24、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八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页。
28、同25,第二六八页。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页。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页。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
33、同25,第二零九页。
34、同11、第一二零八页。
3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3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37、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页。
41、同11,第一二三六页。
42、同11,第一二三七页。
43、同11,第一二三九页。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页。
48、同25,第二一零页。
49、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五册第二二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页。
51、同上,第二二三页。
5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页。
54、同11。
55、“关于独立自主问题的再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5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61、同上,第五零四页。
62、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63、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64、参见下章注第二十七条。
65、同05,第二七九页。
66、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页。
69、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零七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选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一二零页。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页。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78、同70、第二九一页。
79、《彭德怀自述》第二二四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五页。

第四章: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07、徐焰(大陆学者)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一零八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08、同上,参见第一零九页。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致中共中央电。
10、同07,第一一四页。
11、同07,第一二二页。
12、中共在东北曾将八千日本战俘,主要是有机械、医疗等专长的日本投降官兵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以助其打内战。参见徐焰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一书。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九二页。
16、张执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参见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聂荣臻:“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孙:“论抗暴运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参加中国大陆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的追悼会,当时曾惊讶王的遗体上竟覆盖着中共党旗。后来当该作家被中共钦点为某省的人大常委时才知道,原来所有八个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委和秘书长都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即必须是中共“地下党”,并且是在“解放”之后。
24、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三页。
25、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九三页。
26、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一零一页。
28、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二页。
29、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毛选》合订本第一一零一页。
30、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02、此为王若望先生亲自告诉作者。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03、由于中共档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根据内部人士揭发和部分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实际情形而言,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比较保守的。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等。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警卫所杀。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16、参见法国记者所著《雪域》一书。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红军南逃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为借路,而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却自食其言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凉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访问时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乃是中共诱发的结果。起因是有“谣言”称“藏人要有行动”,中共乃借开会将青海的各级藏族头人集中诱捕,从而引发青海藏族的骚乱,中共即借机镇压。“叛乱”遂从青海发起。
19、即中共一手培养的内蒙作家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海还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学生,但因玛拉告发丁玲讲过“一本书主义”的话,此话遂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内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大参考》杂志曾对农民抢粮 、盗粮的情形有较多报导。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参见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青少年犯罪讨论会”资料。
03、打“白条子”,即指中共基层政权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用“白条子”代替现金偿付农民,兑现时,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给现款,强取豪夺,造成农民损失惨重,从而招致农民的极大不满。
04、江泽民曾于“六四”以后公开说过一定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产”,并曾见于报端。原因是个体户们曾支持过八九民主运动。
05、参见中共顽固派领袖邓立群等人数度致中共中央的“万言书”。
06、一九八零年,李剑所写的“歌德还是缺德”一文原发表于《河北文学》,中共遂利用这篇 文章挑起了一场“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所谓文艺论争,并批判 了一些所谓“缺社会主义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礼堂的讲话。
08、参见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09、同上。这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另有学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书记并头会曾认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七千万。
10、参见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条。
11、一九七八年贵州民间诗人黄翔等曾赴北京贴大字报,公开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创办第一个民 办刊物《启蒙杂志》,并发表宣言。不久,启蒙社乃分裂为三个组织,即启蒙社,解冻社和新潮社。后来均迅速遭到镇压,黄翔等为此系狱数次,年将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单墙风云正起之际,恰值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邓小平遂利用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击败了党中“凡是派”,夺取了中共最高权力。为此,北京民间才流传出文中的“两句话”,以形容西单民主墙和邓小平及中共三中全会的关系。
13、参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14、文革后的文学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主墙运动,曾带来全国民办刊物的兴起。但邓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墙积极分子之后,又因全国民刊协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缔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办者,一场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被中共扑灭。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说、特别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等为发起作品。其后,所谓现代派文学因被中共官方文坛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坛。
17、〔法〕米涅著:《法国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先生曾拥抱主讲人辛灏年先生流泪而言,使整个会场气氛激越。参见当时海外的相关报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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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零乱”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纪实文学著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著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文献和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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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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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10月 06, 2020 5:20 pm

日本学者:中共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附件
远藤誉《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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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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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10月 06, 2020 7:49 pm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目录

内容简介

第一卷
自序
一、“九一八”以后
二、第三国际中国支部
三、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四、以抗日为名的军事行动
五、活跃在抗日阵营的后方

第二卷
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二、绝境逢生
三、西安事变的转折
四、洛川会议

第三卷
一、在血肉长城后面
二、和平夺权的山西模式
三、明暗两面
四、武装夺取河北山东

第四卷
一、新四军的任务
二、百团大战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
四、江南的冲突

第五卷
一、苏日友好条约
二、潘汉年的悲剧
三、整风统一全党

第六卷
一、日本“一号作战”
二、国中之国
三、被出卖的民族

附录
余杰: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中共壮大之谜》
中日会战地图
中共1949年以前发行的钞票辑录



内容简介
  关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海峡两岸的史学界得出一致结论:这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牺牲而取得的。可是,在抗战中迅速壮大的中共在做什么?
  本书主要以近年来北京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来研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活动。例如最重要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重要领袖的《年谱》以及部份开国元帅和将军们的回忆录等等。从这些真实的史料中,再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为,这些作为与大陆官方长期所宣传的抗日战争史大有出入。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生死存亡时刻,中华民族被出卖了!



第一卷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现在的年青人已经很难想像,那时就是从家里拿一个鸡蛋到外面去卖,也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罪名;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份子来说,也与地狱般的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除了歌颂毛泽东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题材或说法,都会被打上反党的罪名。邓小平所开启的时代,到底使得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许多。


  这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做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


  本着这疑问,我开始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但是我怀疑,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大概比较多;于是我改读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这里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说中华民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国或者国民政府;说中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华民国或国民政府,并非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


  本书能够完成,得到了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的赖先生及其夫人萧女士的鼎力支持,这里深表谢意。


  斯坦福大学前胡佛所东亚图书馆戴天禾女士、胡镜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对写作本书提供很多帮助,特在此致谢。


  谢幼田于斯坦福大学



第一卷 一、“九一八”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阀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攻击。中华民族立即面对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


  在对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谋远虑的战略和策略坚决抵抗,还是把某一政党的私利和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担负着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军队的任务。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为时,首先要弄明白国民党在“九一八”发生以后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所以国内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角逐。


  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象,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从来不是中国。以为中国不堪一击,打算在灭亡中国以后,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再与其它列强争霸。


  日本人看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争从来是败绩。看见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武人割据而长期混乱;看见了北伐虽然统一中国,执政党内部纷争没有停止;看见了中国仍然非常的贫穷落后,谈不上任何基本的国防。以为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只能够被列强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错误的一点是,忽视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地球上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保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根源于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视以家庭为着落点,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艰难的人生享受着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追求着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和谐。这种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对于步西方殖民者后尘的“倭寇”是鄙视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会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是不需要当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从历史看,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异族的冲突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战胜,哪怕在军事上失败了,最后征服者也要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浅薄而疯狂的日本军阀怎么能够从理性上认识这一点呢?所以日本军队一开始战争,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图与英美争霸的“能量”消耗了许多。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后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各个领袖们抛弃了一切前嫌,一致掩护已经下台的蒋介石重新主政。而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和毅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利。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的剧变。


  但是蒋介石的策略与苏联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国在上一世纪就和日本争夺远东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苏联建立以后,其远东的头号敌人仍然是日本。因此,特别需要用中国人的抵抗力量,来减缓日本的压力。所以,从“九一八”开始,苏联和中共鼓动立即抗日的调子最高。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外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具有煽动阶级斗争的苏联文化特点,这与以“仁”为核心的求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组织活动也受苏联的直接指挥,和那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把苏联当做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与中国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党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从来是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苏联的指令,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做法,全部被骂为“卖国”,至今的官方所书写的历史仍然如此,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才两个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危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吗?中共是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内部大患。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历史。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抗战之中,国、共之间的一切纠葛由此而起。或者为了全体中华民族,或者为了中华民族中所谓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为了苏联的利益),两个政党或明或暗地一直在进行着全面的较量。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分为两个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对外的物资和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则是间接对外的,即欲消灭内部的隐患,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直接的战争准备分为几个方面:


  在财政上,需要统一币制。北伐成功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许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许多地方在军人主导下,财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方截留国税,甚至擅自铸造货币和滥发纸币,从曾国藩时代开始的徵收厘金,仍然使得各个地方有变相的徵收税的权利。国民政府在1930年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肥厚的盐务税也在此时收归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一千八百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统税收入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元,实行法币:“法币有充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国民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作为1936至1937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注1)国民政府的财政统一和币制改革的成绩,是备战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紧进行着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八”开始的时候,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四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1937年,中国的公路达到十一万一千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


  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大动脉虽然早就在南北两头修筑,但是工程最艰钜的部份,始终未完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1937年贯通;陇海铁路原来只修筑到河南的灵宝,也在这几年之中延长到西安和宝鸡;浙赣铁路是东南铁路的主干线,由蒋介石亲自加以督促,在1936年完工;同时,南北纵贯山西省的同蒲铁路也完成。几年的时间,在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铁路由八千公里增筑到一万三千公里;


  全国的邮政局在1931年不足一万所,到1936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多所,邮路则从四十万里增加到五十九万八千余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十五万里;(注2)


  为了振兴中国国民的精神,在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欲将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美德在生活中具体实施,并且提出国民生活军事化,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新生活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对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1932年,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内设国际组、军事组、教育文化组、经济与财政组、土地与粮食组。三十九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家;并且聘请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个小组担任专员。一大批著名的知识份子因此投身到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国防设计”的工作中。最近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中说:“这些调查统计工作虽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但是它们在当时和抗战期间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忽视和低估。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在中国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设计委员会所编列的许多计划如《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专门人才的调查为以后资源委员会招募技术人员提供了方便,资委会初期从事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据此招募的。”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定兴建冶金、机械、燃料、化学等工业。这些措施对于后来的持久抗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堂堂中国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来防止外来侵略,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不敢公开进行,怕激怒日本军国主义者引起战争的提前爆发,因为国力非常弱小的中国,需要时间准备以便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作战:“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原里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构’,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原里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活动经费。”(注3)这一件事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处境的艰难,也可以见到蒋介石秘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陆海空三军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将国民政府进行的国防建设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一百八十六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独立团,共约一百七十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注4)


  第二,在1936年底,空军几乎从无到有,总计各类飞机六百余架,飞机场二百六十二个;海军也开始建设,有大中舰艇一百余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和海防要塞,江阴、南京等要塞区,还装置了新从德国购买的重炮。


  第三,确立战略大后方,蒋介石在1935年视察川、滇、黔三省以后,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和人力资源都极为充沛,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第四,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并且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


  除了以上的直接战争准备以外,还有间接的准备,就是安定内部,特别是处理既有苏联背景,又有一点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问题。


  要抵御日本人的侵略,必须有一个内部团结安定的环境,即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各个阶层民众的团结。有了安定的内部,凭着中国的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国土,哪怕日本军队一时的强大,中国也一定能够获取胜利。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大团结,在1931年“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10月,胡汉民和居正等国民党重要元老被南京释放,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聚集起来,共同谋划国民党的团结。1931年12月5日,分裂的南京、广州两个中央分别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选出了包括各方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到了1935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分裂的“西南”终于取消了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大家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真正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大团结。


  但是国家最重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从来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基本宗旨。


  当1931年“九一八”日军开始正式侵略中国,抗战发生的时候,国军不得不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威胁南昌;11月,正式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国家和临时中央政府;12月,当“一二八”抗战爆发,中共乘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七个省全面出击,威胁武汉,控制地区达到大约二十万平方里左右。


  内外受敌的国民政府怎么办呢?


  蒋介石在1932年6月在庐山提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著名政策。蒋介石根据历史的教训,非常明白中共统帅武装力量的严重性。他说道,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蒋介石认为目前的情形很像那时候,内外交困的结果,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蒋介石说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注5)面对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的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势力,能够有其它的选择么?


  于是,对于中共中央的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第五次成功了,中共不得不逃往到四川西部的极为荒凉的地区,后来毛泽东率领一部份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高岗会合,得以继续生存;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失败以后,也到达川西;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也不得不到达川西与他们会合,后来都开拔陕北。


  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军队也空前地团结起来,一致取得共识,各路的几十万大军已经三面将陕北根据地包围起来,并且准备一举歼灭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完全终止了蒋介石的即将成功的安内政策。


  除了进行以上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以外,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为战争准备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对于日本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抵抗之余,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准备的时间,这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这样做,在后来常常还要忍受被中共骂为“不抵抗”、“卖国”的罪名。


  有名的松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日本军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事端,1931年1月28日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的指挥之下奋起抵抗。第一天就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夺回了北上海车站;然后连续几天,虽然日军兵力达到一万多人,日军一无所得,而不得不更换指挥官;接着以争夺吴淞要塞为中心,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日本军队有飞机、坦克、战舰,中国军队却以血肉之躯阻挡日本的现代化武器,使得日本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却仍然不能占领吴淞炮台,于是日本军队继续增兵,再度撤换司令官。蒋介石则命令精锐的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开赴上海增援。日本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全线发动大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根据日方后来的统计,仅仅在中路,日本军队第九师就伤亡八百余人,中国军队则伤亡一千余人,日本人发动的两次总攻击都失败。日军再次更换司令官,兵力增加至八万人,在3月1日,日军再次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侧翼受到威胁,补给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为了免于被包围,全线撤退。


  这次战争,虽然中国军队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大得多,但是打击了日本军阀得嚣张气焰,破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中国人的尊严和气节。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开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日益消耗着其各种战争准备的能量,而不能用在与其它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基本目的上,最终导致失败。


  不久之后,在1933年初,日军占领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个重要关口抵御,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在长城的榆关,即山海关,在1933年1月1日,日军蓄意一再挑衅,战争随即开始。中国守军为何柱国所指挥的第九旅,竟然以一个团的不足两千人,与日本的现代化武器所武装的三千多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再次显示了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精神,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在占领山海关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热河全省,并且进一步南进,在热河、河北交界处的长城各隘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在1933年3月10至11日,在喜峰口,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第十四旅展开肉搏战,双方死伤惨重。在11日凌晨,大刀队潜入敌人炮兵和骑兵阵地,用大刀猛砍,毙伤日本鬼子六七百人,阻挡了日本的前进。虽然中国军队伤亡达五千余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震惊了全世界。


  在罗文峪,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国军猛攻。英勇的中国军队却等日军接近时,用大刀与日军肉搏,使日军败退数公里。


  古北口之战,关麟徵中将连挫日军的攻势;南天门之战,黄杰将军率部奋战六昼夜,阵地巍然不动;由商震统帅的三十三军,在冷口与日军第十四旅团反覆争夺,最后将日军驱逐到十几公里以外。只是由于日军改变策略,从山海关越过长城长驱西进,中国守军不得不放弃长城。


  经过松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粉碎了,大大提高了全面抗敌的信心。


  但是,在松沪抗战换来的,是妥协的三条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了不设防的城市;长城抗战的结果,是签订塘沽协定,同意了日本军队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这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定,许多青年不理解是理所当然,但政客却乘机鼓噪,中共的各种书籍至今仍然在责骂蒋介石“不抵抗”、“亲日”、“投降”等。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宣战,就等于自杀。当时相当多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蒋廷黻等都理解和赞成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们的理性的见解大多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胡适着文写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送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1914年时比利时全国被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侯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的了什么?”(注6)


  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争,历史已经证明了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当事人之一的何应钦几十年以后,以战略观点总结道:“领袖处此内外交攻之下,而不轻言宣战者,绝非冀图苟安,或个人有所畏惧,实以内乱待平,国力未充,不容以国家安危,作贸然之举措。其苦心孤诣,应钦知之最审。诚如本书所言,若非领袖不计个人毁誉,但求有利于国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换得自‘五三’至‘七七’九年备战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建设!倘若无此九年国力建设,何能持久抗战?抗日胜败之关键,端视中国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实奠于领袖之忍辱负重,换得备战时间。”(注7)但是当时的青年人并不理解。


  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侯,热情的学生当然不可能理解政府秘密备战,争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九一八”过后几十天,京沪的请愿学生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打成重伤;北京各学校有二千学生欲南下请愿,他们占领了车站上所有的列车,使得站长不能办公,交通也随之中断;北京、上海的学生甚至成立组织,要步行到东北参加马占山所领导的义勇军;青年学生所敬重的蔡元培,一直出面劝导学生,他也在12月15日被北平南下的学生按在地上殴打,等等。


  如果蒋介石没有理性而冷静的战略眼光,如果没有对全体民众的责任感,就会讨一般民众之所好,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敢于坚持自己的战略构想,哪怕付出被辱骂的代价。其实中国的学生何民众是很识大体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开始以后,大家的热情就变成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抗战,反政府的学潮也平息。


  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几年之间,国民政府一面准备战争,加强各方面的建设,一面忍辱负重,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进行“安内”,对付因为日本侵略而乘机扩大地盘,并且仍然要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国共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武装对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如此呢?必须先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宗旨。


  我们以至今发表的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发表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贡献或过失。


  【注释】:


  1、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401-403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中华民国79年,台北。
  2、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93-96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中华民国67年。
  3、李学通著:《书生从政──翁文灏》第109,1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发行,年。
  4、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1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
  5、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1-42页。
  6、杂志《独立评论》第44号第4页,胡适文题目《我们可以等侯五十年》。
  7、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3页。



第一卷 二、第三国际中国支部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着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国文化的变种,这个政党不遗余力为外国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侯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如此,苏联继承着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藉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图在东方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世纪的空前悲剧。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赤裸裸地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苏联的侵略,却是以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进行的。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以《不要忘记东方》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把东方被压迫者反抗西方列强,作为俄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注1)列宁在这里也把俄国政权的成败与东方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把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


  在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庚子赔款等等,极为广泛地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基础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第二点就是苏联重申对加拉罕声明的承诺。加拉罕第一次声明说:“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矿产、林业的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第二次声明时,苏联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已经有所改变和保留,但是仍然声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注2)可是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正是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并且重新确认加拉罕声明继续有效的越飞,早就已经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的声明。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点难办的越飞,致苏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说道:“我们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掩护者,不过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为我们的全面失败。”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的节录。(注3)越飞当然不可能改变苏共中央的决定,老练而狡猾的越飞只好欺骗孙中山先生,欺骗所有中国人,继续做出空口的承诺。不仅仅老沙皇在中国强占的利益没有放弃,而且苏联做出了沙皇在中国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兵占领外蒙古,终于使得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苏联的侵略企图再明显不过。比较老沙皇不同的是,苏联凭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侵略的意图包装起来。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则不自觉的成为了苏联的工具,成为了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继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苏联,在远东头号争夺者是日本,苏联为了继续谋求在中国的利益,时而对抗日本,时而与日本妥协,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复杂,最基本的是:苏联的利益,通过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


  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三个处,第一是出版处,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城市散发;当时已经有十几个苏联共产党干部负责在中国工作。其次是情报处,在中国上海成立俄华通讯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第三方面是组织工作:“组织处在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力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将学生们组织起来。为把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开了一系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几个学生的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就可能直接而积极影响学生运动,并且引导他们朝着务实的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工作的方向发展。”(注4)后来这个“上海处”被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国际派出马林,在上海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现存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有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国的活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摘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纪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魏金斯基同志(按:曾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六十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展开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陈同志在广东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工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第20页、21页中,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然后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经过:“去年年底,B同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注6)


  经过了苏联共产党人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好几个,在此基础上,再由马林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中马林的传记部份说,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这与另外一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的回忆一致。陈公博回忆道:“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在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林和吴廷斯基的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注7)成立大会在上海市一共举行了一天,马林的报告就占去了两个半小时,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见其主导地位。


  作为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回忆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是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其他同志。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斯基和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为总书记。”后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特别是夺取了政权以后,起码亿万次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戏剧。


  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主要从俄国。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经费无疑。现在再举出另外的例子。


  其一、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年12月,莫斯科,绝密)。“项目:支持《向导》周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一百金卢布;总计每月一千金卢布,总计每年一万二千金卢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镑,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工受难的中国工人──一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4~6月的预算──一千五百美元;招开代表大会──一千美元。所有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秀同志信知,7-9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注7)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记载的数字也可以证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五章是《经费》,“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注8)这好像是独立自给的政党,其实不然。这时候,中共有党员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党员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在会上做的报告,关于党的经费问题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仅不可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中共是由苏联派人操纵成立,再花费大量金钱养育,不用再举例。


  其三、据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陈独秀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注9)对照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錧编辑出版的原始文件资料,证明周佛海说的基本属实。






  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这个党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马林报的告中说,魏金斯基一离开,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经费,就垮台了。


  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现在看看在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里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其基本组成部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按:在本章中以下引用这同一书者不再另加【注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的第一条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本党党纲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至社会的阶级的区别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第一条中“革命军队”的提法肯定直接抄自苏共的文献,因为当时这十二个玩弄笔杆子的人,离“枪杆子”十万八千里。第一、第二条中完全是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在一切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是没有的。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是全民的革命,而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民权主义更与专政的概念格格不入。第三点主要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古代的自秦、汉以后,已经是私有制的天下,宋代更有张居正制定“一条鞭法”,将私有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由第三国际代表所主持制定的党纲、决议和宣言,都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在陈独秀等人长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否定以后,所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中共纲领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最后一条是与第三国际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比较含糊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也是如此:“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央组织应每月向第三国际呈报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国际设在依尔库茨克之远东书记处,并派代表赴远东各国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计划。”到了1922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共产国际之隶属关系才明确起来,专门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全文如下,以便了解中共的性质: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这是中共一开始就听命于第三国际的铁证。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一条:“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目的的担负者。”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在这里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是“领袖”、“组织者”、,对于各国支部要“指令”和“监督”,中共当然不可能例外。这初期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反对加入国民党,提出的理由也颇有理论依据,陈在1922年4月6日,曾经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魏金斯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而且武汉、长沙、北京,以及张国焘、蔡和森等重要人物都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反对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在有关的决议中,只是要邀请国民党“互商”。但是马林带着莫斯科的加入国民党的指令来,于是8月在杭州西湖再次召开会议,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立即服从了更高的权力机关莫斯科苏共中央的命令。可见中共的隶属情况。这种情况周佛海在《寒风集》中有一段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按:这是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书记,连他也不能够丝毫的对抗第三国际,足见俄国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


  第三国际表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1990年,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崩溃,苏共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有许许多多文件都显示,共产国际完全是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工作的。关于中国部份的文件由三个德国专家和四个俄国专家选择出版,这些专家在《编者前言》中说:“众所周知,苏维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本集所收录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它档案文献充份说明这一点。”(注10)非常清楚,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以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为名,建立了第三国际。然后以第三国际为名发号司令,推行世界赤色革命,声称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首当其冲。


  中国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基本动力都是民族主义,就连“五四文化运动”也是为中国寻找出路。但“五四”的文化运动却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诉求,即为了爱国必须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精神文化,只保留空空的躯壳。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以后成立,由中国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是苏联的,指挥操纵也是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了苏联利益在中国的直接代表者。在堂堂皇皇的意识形态掩饰下,作了许多只为“无产阶级祖国”服务的事情。


  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够基本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的时候,采取了那么多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当然,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各种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中国的农民暴动,为了推翻旧有的政权,而只顾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根本不顾及民族的利益。例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他们成为了清朝入关的马前卒。而抗日战争还有更复杂的一层。


  【注释】:


  1、解放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1950年。
  2、司马璐编:《中共党史资料集粹》第264页、282页,自联出版社,香港,1978年
  3、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第86页,大东图书公司,台北,中华民国86年(1997年)
  4、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9-30页
  5、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9年。
  6、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
  7、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45页。
  8、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8页。
  9、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第33-34页,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8年。
  10、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页。


第一卷 三、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共产国际建立统战策略以前,中共从来都是把推翻国民政府作为第一的政治方针。就是在“九一八”发生以后,中共的基本政治方针仍然没有基本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在1931年举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且做了结论讲话。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其中心是清算李立三不尊重共产国际,从而确定“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他说:“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路线。


  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基本任务,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加以重复强调。中共《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的结尾两句是:“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注1)(本章以下凡是引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不再另外【注释】)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选的文件是比较含蓄的,有的太露骨的文件没有选入。但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有在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认为日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基于这点,该宣言发问道:“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于是号召:“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注2)并且指出这是“唯一胜利的道路”。这是要中国人只能够在日本人和中共统治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现实生活中治理和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中共则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造反,首先予以推翻。这难道不是和日本侵略者并肩战斗吗?


  又过了五天,9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署名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贺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这份重要文件也没有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由日本人编辑的“毛泽东集补卷”(三)中收入。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公告原文将近五千字,只在很短的第一和第二段提到了日本,第一段只提到日本一次,说它占据了东北;第二段说责任在国民党;第三和第四段全在骂国民政府;第五段是用煽动性的文字号召士兵起来造反,全文是:“士兵兄弟们!你们受了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你们想想看: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卖命?如果说你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就是你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你们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家?你们的长官把你们当作牛马,当作炮灰,要你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拼着性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们!”第六段是号召士兵加入红军,先打国民党,后打日本人,全文如下:“士兵兄弟们:你们必须要另想出路啊!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做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军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你们就变成了工农兵的武装──工农红军。如果你们住房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士兵的利益,只能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最后一段全文是:“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着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啊!”(注3)这篇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亲自书写的第一篇公告,哪里有一点抗日的气息呢?哪里有一点点普通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只造国民政府的反,只从内部搞乱唯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至于抗日,在打倒了中华民国政府以后。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国共产党在9月20日和9月30日,连续发表的两次宣言。这《宣言》现在常常被中国的宣传资料引用,作为中共主张立即抗日的证明。但是从来都没有引用具体内容。这内容在今天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主要是号召保卫苏联,至于打倒国民政府,是放在日本人之前的。第一次《宣言》声明:“帝国主义强盗看的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掩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日本进攻东北,苏联当然感到威胁,所以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为了要保卫苏联而和日本战斗,而不是为了保卫中国,作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的性质非常清楚。最后一段说道:“正当受着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紧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膘,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这里给国民党定性为“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出卖民族利益”,要国民政府去抵抗日本军队是“梦想”,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屠杀民众的保票”,因此,“只有打倒国民党”,“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全中国。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另外一个决议:《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更全面地阐述了其观点。该决议认为日本侵略满洲的主要背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寻求本国经济恐慌活动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的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薪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中共在这里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苏联,因此必须消灭国民党政府,实行苏维埃式的土地革命,才能够有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具体的做法是,将民族的情绪都引导去消灭国民党的统治:“加紧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只有现在,才可以凭借出版不久的中共中央文件,弄清中共中央的基本企图,弄清楚中共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数天以后,中共就满洲事件发表第二次声明。这次两千多字声明的特点是,批判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对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并且进一步宣告:“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中共根本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还嘲笑这是谣言。这种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而只有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的主张,根源于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学说,国共两党代表处于对抗矛盾中的两个阶级。


  1931年10月12日,再次发表宣言。除了开始部份是分析所谓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国际形势以外,其余都是攻击国民政府,一再重复道:“不打倒国民党,我们就不能同帝国主义宣战,就不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更有甚者是,再次向全国发出罢工罢课,用一切方式反对国民政府的号召:“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把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这是和日本人并肩战斗反对中华民族。这些历史中共当政以后从来不提,因为中共不断篡改历史,把自己妆扮成为一贯的抗日者。


  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第一号负责人王明的意见,也可以说明中共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王明在《东北事变底意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中表述道:“在远东开始了帝国主义战争及加紧了反苏战争的危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整个共产国际,都不是什么奇怪或偶然的一回事。……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企图经过满洲、华北、上海等地去直接反对中国苏维埃区域,去进行反苏底战争……。”这分析的不合乎常识之处在于,日本人为什么需要“经过满洲、华北、上海”到江西去消灭微不足道的中国苏维埃呢?王明所指出的任务,倒是反映了中共的真实主张:“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民众,在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周围团结起来,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坚决地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与武装干涉底危险,能够用革命的出路来解决危机──即是取得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底胜利──至少是在许多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底胜利,才能消灭战争和武装干涉底危险。”(注3)这是那时候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基本思路,及要从根本上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够消灭战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哪怕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共仍然把现存的国民政府作为首先要打击推翻的对象。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1年11月7日──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正式成立。所谓“苏维埃”,俄文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将工农兵代表大会称作苏维埃,也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中华工农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常务主席有七人:项英、周以粟、曾山、邓发、张鼎臣、陈正人、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


  这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有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国家机关、军队、发行货币的国家银行,还有国徽、国旗等。在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


  这个《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中的第二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土地法》共有十四条,是在“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以后,规定的各项政策。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27年2月7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瑞金城北的业平,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管理与“共和国”以外的货币交换。货币上印有列宁的头像。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一)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如下: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和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二)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这国徽和国旗的决定是在1934年,那时候长城抗战已经失败,华北已经在危急中。


  在《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最后一段明确指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必须声明,它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这段宣言的不平常之处在于,提出了创造“永远和平”的任务,而“反对世界大战与国内的军阀战争”。那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呢?包括在“世界大战”之中,反对战争中的哪一方面呢?显然故意回避,然后说,“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谓“和平”的障碍竟然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国民政府。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九篇文件(一共五十六页),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次“日本”,好像“九一八”没有发生过,更没有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在国民政府领导下联合抗日的任何声明或行动。之前在有关日本侵略的几次声明和决议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从来继续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


  这就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无产阶级祖国,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刻所采取的态度。


  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弱小的武力,在正面战场以血肉对抗日本侵略者以外,还要在江西与中共红军作不可避免的战斗。心腹之患不除,国民政府如何能够抗战?


  不过中共的决议也并不是独力做出的,共产国际早就已经为它制订了方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1932年9月关于中国问题做出了决议。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决议规定其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给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一定应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列任务:更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取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几点令人注目:在“白区”的反帝运动,首先是领导权,即中共一党的私利;扩大和巩固苏维埃、红军;提出了统一战线的要求,但是只规定中共在下层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就不包括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政府仍然继续推翻政策。


  以上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只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从苏共的立场说,是自然而然。但是,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也以苏联的利益为第一而行动。中国共产党本身虽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由中国人组成,怎么能够完全不顾本民族的困苦,完全为了外国服务呢?


  可以说,从“九一八”开始,在苏共绝对统治和支配下的中共,不顾日本侵略中国的极为艰难的形势,不顾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所必须的全民抗战,而只按照共产国际“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指令,在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力量,而只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背叛。


  这个在江西省的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后,陆续对国民政府展开武装和宣传攻势。在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自己国内,有一个旨在推翻自己的“国家”存在呢?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一段历史不仅仅被掩盖着,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着。过去的不必提及,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有良心血肉的知识份子,已经正面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于抗战的贡献,对于民族的伟大功劳的时候,对于中共此时按照苏共指令行事,仍然是讳莫如深的。而且在有的官方著作中,继续编造中共一开始就领导,或与国民党共同领导中国的抗战。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提到“一二八”抗战说道:“还在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通告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腥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有上海’,‘我们现在是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己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同盟罢工反帝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杭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注4)这本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万字的巨着,比过去已经有相当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学术性,凡是有引文的地方,都在每一页下面,【注释】出引文的出处。但是以上连续三段引文没有写出处。查由中共中央档案錧编,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集》,从“九一八”开始到1931年年底的四百多页的文件中,完全没有以上的文字,而且没有为“一二八”发出的专门指令,甚至连“一二八”的字样都没有,而且这几条引文,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基本精神根本不符合,不知出于何处。而且,引文中所说的中共领导了上海民众对“一二八”的直接支援,也不可考。因为根据刘少奇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从1927年起,中共地下党完全被摧毁,偶然存活的人,哪里还有力量领导呢?上海的《申报》等大报在“一二八”中的报导很多,读起来常常令人热血沸腾,可是没有一处提到了中共的领导作用;再查一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出版的各种回忆录考察中共党史,中共中央早就已经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党也被完全破坏,最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江苏省委的秘书长刘哓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也离开了上海,他重新回到上海是在1936年10月;193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遣曾经和鲁迅关系密切的文人冯雪峰到达上海,才恢复了上海的地下组织,而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到达上海是在1936年7月。所以那之前除了隐蔽得很好的左翼文化人在有过极为隐秘的活动以外,中共与上海的此起彼落的救亡运动无缘。


  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中共中央在1934年4月20日发出的一封秘密指示中,检讨在“一二八”抗战中,没有取得领导权:“上海战争中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给这个运动以强有力的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以及没有夺得这防卫战争军事上的领导权。上海战争中的军事领导权,还保留在国民党军阀手中的这一事实,就形成了国民党有可能利用上海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件。”显然中共领导“一二八”抗战是后来编造的神话。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明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的发言,他当然极力提高中共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用,他也只能够提出两方面说明,即苏区曾募款一万多汇到上海,开办饭堂来养活罢工工人;另外一项就是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通电,欢迎他们的抗战行动。(见《王明选集》第四卷第111页)这时候中共通电的对象只有“士兵”而没有“官”,“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应该打倒的,这是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对十九路军的指挥官,王明在同一个发言中仍然是否定的,指名蔡廷锴、蒋光鼐二位将军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抗战是“不得已的”。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的三年时间,中共的策略是三位一体,不可能有其它:“自从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党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对照《王明选集》第四卷中,收录的他在中外《共产国际》第六期上发表的三点几乎完全一致,并且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尽力聚集一切可能的战斗力量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力求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保障有无产阶级的骨干,而且使这个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便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国民党。”(注5)


  也就是说,由中共领导的所谓统一战线,是要先推翻国民政府,创造出抗日的必要条件,再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51页的白纸黑字不容篡改。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还没有出现以前,中共不可能有建立国内统一战线的主张。编造历史几十年,已经获利极多,现在不少原始史料逐渐见世,继续编造就不容易了。


  事实是,日军和共军在南北交相进攻国军:


  在1931年,蒋介石所指挥的国民政府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灭红军,立即抽调部队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虚,1931年11月14日,中央红军所属的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12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陷湖北黄安;由于中共的策反成功,在江西的第二十六路军,两万多人在宁都投入红军队伍。(注6)


  1933年的12月,以蒋介石、李济深为正副司令,率领卫立煌、胡宗南等部进攻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节节推进;由何应钦、蔡廷锴、罗焯英等部进攻中共的江西苏区,红军已经开始败退。但是2月21日,日军两个师团猛攻热河,3月4日攻陷省会承德,北平、天津吃紧。蒋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调部队北上打日本,于是罗焯英主力被共军歼灭,师长也被俘;4月3日,共军攻陷新淦,从而控制赣江下游,威胁南昌、抚州,蒋介石于是立即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但是在南北夹击下,国民政府军队南北都战败。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在谴责国民政府丧失热河等要地,但是从来不提及共军在此时与日军南北夹击国军的事实。


  不仅如此,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却在几十年以后,以当事人的身份在北京写文章,说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一二八抗战,这就更令人迷惑。可是查一查原始史料就可以知道,正是他们领导的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以后的第二年,即1932年,专门办了一个杂志“挺进”,来记录他们英勇的对日作战,军长蔡廷锴题写了书名,众多有名人物,包括副军长蒋光鼐,参谋长戴戡也题字。蔡军长还亲自写了发刊辞。现在将发刊辞的有关部份抄录如下:“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只是屠杀、压榨、恐怖、饥饿与死亡,而中国共产党又在第三国际的舞弄下面,掀动着不情的毒焰,使全国人民更趋入死路。中国共产党自实行它的暴动政策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政权以后,已完全暴露了它的阴谋和盲动,它为着要做拥护苏联的前卫,要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工具,不惜破坏及抛弃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更不惜牺牲中国民众的生活,以供它们盲动政策的牺牲。它现在所用的土匪式的游击政策,不特不能为中国民众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反而完全破坏了中国民众的生机。使江西、湖南、湖北各地民众,更深入于屠杀、压榨、恐怖与死亡之中。”(注7)蔡廷锴对中共批判的严厉,对中共受到苏联的指令而破坏中国民众的生活,非常愤怒,他指中共时不用平常的“他”字,而用表示禽兽的“它”,足以表示蔡军长的轻蔑;中共那时候不仅仅非常弱小,而且几乎被全部消灭,这个因为抗击外国势力而成名的英雄,怎么会去接受中共领导呢?几十年以后蔡廷锴是中共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中共统治下,这个昔日的英雄已经面目全非,也许有不得不言的难处。但是编造历史,粉饰中共,说“一二八”抗战是中共领导的,欺骗后人,就令人难以理解。他忘记了该杂志的编辑是《十九路军挺进杂志社》,发行者就是“十九路军指挥部”,由他主导的各种文献保存着刚刚发生的历史。


  到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而提出统一战线之前,中共对于抗战只有公开的破坏,而无参与。


  【注释】:


  1、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3页,第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的14页,编者:本庄比左子,发行: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4、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补卷》(三)株式会社北望社发行,东京,1970年。
  5、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第177页、第111页。
  6、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八册第123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五年(1976年)
  7、十九路军挺进杂志社:蔡廷锴《挺进·发刊辞》第1-2页,十九路军指挥部发行,中华民国22年,福建省漳州。


第一卷 四、以抗日为名的军事行动

  中共中央不仅仅发出了符合苏联利益、但是对中华民族不利的一系列文件,还按照文件精神而实施了许多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打出了抗日旗号,却没有向日本军队放出一枪一殚,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这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中共元帅和高级将领们的回忆录中,才透露出来的。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不是一群凡夫俗子,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在全国民众抗日爱国高潮汹涌的时刻,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去推翻正面抵抗日本军队的国民政府,一定会进一步失去人心。中共的策略及时做出了调整,他们在1934年4月20日,同时发出两份文件,一份是公开的,文件名称是《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另外发出《中共致各省委、市委的一封最重要的秘密指示信》(注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48页-259页,以下凡是出于此书者,不再另外加【注释】)。中共加以利用的局势是:日本军队加紧侵略,已经控制了华北;国民政府基于需要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不得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忍让妥协的战略;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


  公开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正当的方法了。”提出的六点行动纲领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最后说:“我们完全相信,如本纲领能见诸实施,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面对日本强敌,全民族只有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下,集中一切资源、人力、财力、智慧与日本军队作战。在任何处于危亡时期的民族,都只能够做出这样唯一的选择。但是中共在这里以抗日之名义,竟然提出“中国人民对日自动作战”,并且说成是“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这就是要将有苏联背景的苏维埃共和国合法化,在中国建立多个指挥中心,实际上是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并且不顾弱国非常需要战争准备的基本现实,蛊惑人心地主张立即对日宣战。这份文件,由中共的同盟者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字发表。有的缺乏理性的人们,以为光凭热情就可以打败日本军队,他们哪里知道,这份文件是由中共中央起草,为的是利用他们的爱国热情呢?近年发表的中共中央同一天的秘密文件,才将中共的真正企图公开出来。


  中共中央想要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打出抗日的旗号,以便扩大影响,聚集力量来推翻国民政府。这指示的前面专门提醒“不要翻印原信,但必须将信的内容用口头报告”,即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发起签名运动,组织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让共产党得以抗日的合法机会,从事推翻国民政府的工作,认为这是“良好的机会”,“这封信的任务就是要专门说明我们目前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与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却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如果这策略能够彻底的深入进行,那末我们相信不仅能使非苏区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走到更高的阶段,同时也就能使敌人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和达到更快的崩溃。”


  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
  2、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3、尽可能的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


  下面提出了七点方法,实际上使利用抗战的民族危机,巧妙地妄图推翻国民政府的方法。开头第一点是:“由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人(人越多越好,不要尽是色彩浓的,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个纲领的──共同发表)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这一条是先把中共躲藏在“灰色和反动”人物的后面;


  “(二)尽一切可能使这个纲领在一切公开或半公开的秘密的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党报及党所领导的刊物报纸要在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报纸刊物登载以后再发表。”这仍然是要先掩护放暗箭者。)


  “(三)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上发表这纲领以后,我们要领导一切革命的组织立即发表宣言,表示赞成和掩护这一纲领……。”注意其中的“领导”两个字,任何时候,中共都是以“抓权力”为第一。


  以下的三条也都是如何扩大影响和加强组织活动。最后第七点是:“要用一切力量使这个纲领及环绕在这个纲领下的一切文件达到士兵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必须使这个运动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响应。须时刻记得,没有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上海战争时的经验,用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如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买东西时,组织老太婆小孩工人学生问他为什么不去打日本?……)组织与士兵及中下级军官有关系的一切人,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瓦解国民政府军队的方法,规定得如此细致。


  该秘密信件的最后说:“此外,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两方面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要防止误解为要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对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的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份子惯用左倾词句和情绪,而企图将这个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的。……”


  这两份文件中所显示:中共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根本政策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变,“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仍然在同一个文件之中;改变的只是中共的策略,即以抗日的名义,将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战争的重要战略宣传和歪曲为“不抵抗”,同时鼓动立即全民向日本宣战来笼络人心,中共躲在背后,成立全国性的抗日组织,削弱国民政府的领导,再进行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活动。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主张忍辱负重,以妥协退让换取战争准备时间,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中共利用民众的热情鼓动立即全面对日宣战,是为了一党之私的破坏抗战的行为。本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再结合中共领导人们的夺取政权野心,就不会首先为中国人民着想,但是这里用抗战的名义来破坏抗战,就更从内部损伤了中国的抗战。


  这里对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有必要加以说明。中共建立包括全国各阶层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在共产国际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在这以前的统一战线内容,见于两个多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其中专门对于以上秘密文件的执行情况,逐条总结得失,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指示道:“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分会,应该发表通电,宣言或派遣代表向日本的工农群众,朝鲜、台湾以及世界反帝大同盟,世界革命互济会,世界左翼作家联盟等要求实际的援助,以达到中国民众在真正的武装抗日战争中取得日本的一切敌人之援助与掩护的目的。”这证明中共中央这时侯的所谓“统一战线”,仍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原则,只是联合统一国内外的所谓左翼力量,这些力量是受到第三国际的领导,以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敌人为基本发出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并没有民族第一的思想纲领,按照列宁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除了苏联以外,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里需要保卫呢?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能够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中共当时的作为,不仅仅符合共产国际的指令,而且在理论上也符合列宁主义。


  在这样的理论指引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4年7月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队”。为了这支“抗日军队”的出发,中共中央还专门发表了训令。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中的题目是:《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那时候,福建省、浙江省都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中共中央规定以下任务:“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展开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甲点中指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乙点的“反日运动”,是宣传,而不是对日作战;丙点指出的要消灭的敌人,全部都是国民政府军队;丁点是真正的战略企图。总之,这不是打击日本军队的“抗日先遣队”。


  该先遣队以寻淮州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共有六千多人。这支“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连具体指挥作战的参谋长都不知道。1956年曾经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在1973年,粟裕曾经询问叶剑英,这支部队是谁派出的:1973年,朱德就这次军事行动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屈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注2)所以红军主力和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故事是编造的,根本不存在。


  这支军队在福建与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会合,方志敏是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后来在怀玉山方志敏突围失败,被俘后杀。但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之一的王明在1935年有全世界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方志敏为抗战牺牲:“……在这些战士中,有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方志敏同志在中计被俘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受尽了虐待和凌辱,……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国的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恒地而永垂不朽。”(注3)方志敏从来不是“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的领导,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前,他早就是敏浙赣苏区的创始者,是红十军团的领导者。“抗日先遣队”转战各地最后进入这根据地,进行了整编,“抗日先遣队”的七军团与地方武装红十军合并成立的第十军团,方志敏仍然不是军团领导,是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更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由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朱德选集》的第12条【注释】中,关于“抗日先遣队”的领导成员条目说道:“它最初由寻淮州、粟裕等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团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组成红军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但是王明却向全世界撒谎,并且让全世界知道有个“抗日先遣队”。


  这一打击国军的行动,却印行散发了大量的中共准备抗战的文件。该先遣队唯一生还的指挥员粟裕回忆道:“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掩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中央交付部队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在打击国民政府军队的时候,“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这宣传的内容,与红军的真实的作战目的完全两样。


  这支所谓抗日部队7月6日出发以后,首先打福州,失败以后,转战闽东、闽北一带,然后在9月中旬攻入浙江省;10月初活跃于安徽、江西交界一带的山区,10月下旬,进入福建、浙江、江西交界一带,与方志敏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11月下旬震动杭州,威胁芜湖;下一年的1月中旬,该先遣队的主力在浙江、福建交界的怀玉山一带被歼灭。


  粟裕总结了好几条失败的教训,关于战略方面他总结道:“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红军主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挥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所谓“抗日先遣队”,并非抗日军队,而是打击和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在战略上分散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阻碍了抗日准备,而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但是至今在中国大陆,宣传仍然在继续,仍然把“抗日先遣队”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头就坚决抗战的证据和象征;在中学的课本中,把方志敏作为因为抗日,而被不抗日的国民政府捕杀的烈士,而实际上方志敏是在武装破坏抗战。


  编造的历史,在中国大陆,从每一个人小时侯就被灌输到头脑之中。


  【注释】:


  1、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
  2、粟裕著:《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1页、第134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集第237页,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第一卷 五、活跃在抗日阵营的后方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共的其他武装力量,也正加紧从后方攻击国民政府的军队,破坏抗日阵营的战略后方。中共的主要武装部队,除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红军以外,还有贺龙、张国焘分别指挥的两股力量。


  在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根据新近出版的《贺龙传》,在1月底:“共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份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枪三千余支。”3月5日,“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段昌俊以下两千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击溃。”(注1)国民政府的军队两面受敌。


  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当天(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该代表大会有三百九十个代表参加,选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机构。”“1931年11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继,乘夜向西南逃窜。……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官兵约五千多人,缴获枪枝三千余。”“1932年初我军由黄安经金家寨……进攻苏家埠。……苏家埠的守军被围困两个多月,殚尽援绝……。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有约五千余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约一万五千枝,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得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注2)


  在华北吃紧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区的压力。“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举出了四个目的:(甲)、“……最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到创立新的苏区。……”(乙)、保存和扩大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丙)、“鼓动和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区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二军团是由贺龙所统率。后来这两个军团会合,成为红二方面军。(丁)、留下一部分军区的独立部队保卫中央苏区。该军团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开始行动,由任弼时率领,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其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共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


  该军团转战于湖南、广西、贵州,常常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起到了牵制国军的作用。在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10月26日,到达四川酉阳的南腰界;10月28日,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在11月16日,贺龙指挥了成功的伏击战,将两个旅中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王震回忆红六军团此次任务时说道:“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同时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区省委,由任弼时为书记,组成军区,由贺龙为司令员。江西的中央红军,原来并不打算“长征”,准备与这股势力会合,创建川黔根据地。所谓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是为了北上抗日,是后来编造的神话,这神话现在几乎在大陆家喻户晓。


  于此同时,即1936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该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还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经过湖北、河南北上到达陕西。这支军队的确北上了,但是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线,而是西进,开赴甘肃。


  中共的最有名的所谓“抗日”行动是中央红军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已经写入了教科书,中国大陆连小孩都知道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早把所谓长征说成是抗日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重申:“不论任何武装部队、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经历的千辛万苦是预定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从此以后长达几十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千千万万的宣传机器,都把战败以后的逃避行动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就连叶剑英元帅在1962年,怀念长征出发时告别的战友刘伯坚时也赋诗道:“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似乎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其实这与抗日毫不相关。如果有关的话,那就是在战略后方打击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与日本侵略军的行为相呼应。


  长征分为三路,一路是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通称红一方面军;另外一路是张国焘率领的从鄂豫皖到达川陕之间,再由川北通、南、巴根据地到达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由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合并成二方面军),从相鄂川黔苏区出发,在四川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出发北上。事实上,这三路红军为了生存而逃往,而北上,他们作战略转移的行动只是与日本军队夹击国军。


  从地理上讲,日本人占据着中国东北,又占据了华北,这三路红军最初却都是长程向西,并且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恰恰更远离了抗日前线。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元帅《徐向前军事文选》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称呼红一方面军或中央红军为“西征军”:“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注4)可见所谓“北上抗日”之类的神话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另外两路红军是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失败以后,才偶有向北的行动,这是为了与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会合,或者为了到达甘肃的会宁、静宁与先前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合。以下从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央文件、传记或回忆录证明之。


  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在1987年才出版的有六十几万字的《中国红军长征记》写道:“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人的地、空、炮联合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回到瑞金后,就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大转移,准备同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创建湘鄂西根据地。5月,他们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次战略转移,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转移”.“长途行军”、“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跑那么远的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陕北去。(注5)连这本完全是为了宣传歌颂长征的书籍,也许是不经意地道出长征不是为了北上抗日。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当时是最高三人决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来几次说红军是打败仗以后的撤退,他在1960年说道:“但是红军路线执行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成长中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说道:“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至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注7)这两次回顾的是在毛泽东盛极一时的晚期,当然脱离不了歌颂毛之类,但是仍然透露出长征不是预定的“伟大的远征”的信息。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来证明以上说法的可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早在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退却的必要性:“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的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有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的非核心领导是从这文章知道红军将要放弃苏区作战略转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分局发出训令,指出红军将要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这两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谓战略转移,是在军事失利和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突围的军事战略行为,与“北上抗日”无关,也与中共当时最高三个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说法一致。


  正因为如此,突围以后到达哪里呢?首先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从来不存在“抗日”的任务。突围以后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图与在那里的贺龙、萧克统帅的二、六军团会合并建立新的苏区,这里距离华北抗日前线比江西苏区更遥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曾经进行“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部署,即改变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的决定,而是继续向西到贵州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根据地:“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是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注8)这个决议显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没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意思,只是为了求生存。实际上,在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以后,虽然利用了军阀陈济堂的私心,顺利地通过了湖南.广东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一带,受到了湘、桂军队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综述道:“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长征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湘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红三军团有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很大。而很多师团营连干部的牺牲,更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渡过湘江之后,我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沿途的多种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注9)姑且不论此时战争的是非曲直,无论在湘西或贵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据地,都不是为了抗日。


  于是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那里的地方军不堪一击。


  可是在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仍然是与军事行动和高层内部决议完全相反的抗日宣传,以便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笼络人心,这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在贵州的榕江县,有两条标语保存到1949年,其中一条如下:


  “‘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


  (一)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二)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对日作战;
  (三)拿一切的武器来武装中国的民众;
  (四)从日本帝国主义商人、资本家、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战费。
  (五)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注10)


  这标语的基本精神出自1934年7月26日的那封所谓《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但是没有强调反蒋的部份。


  利用在湘西的失利,毛泽东乘此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拉过来,孤立了博古和李德,在遵义变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那时候,曾经打算把遵义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而且由李富春在群众大会上已经宣布。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素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当然是理想之地。


  可是因为毛泽东对四川军队的力量估计错误,以为像贵州军队一样会不堪一击。军委为此指令红二军团在川东的秀山,酉阳一带牵制川军,以便“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指令四方面军吸引重庆的主力部队,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渡江地带在川南重镇泸州与宜宾之间。于是新上任的毛泽东指挥大军向土城前进,谁知四川军队的装备比贵州军队好得多,防卫土城得兵力也雄厚,土城攻不下,红军的两位高级干部──三军团长欧阳鑫、红一军政委赵云龙都阵亡,后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说:“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注11)于是,毛泽东领导第一次渡过赤水逃跑。从北渡长江到四川富裕的南部建立根据地,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可是后来的歌功颂德者们,却违背毛泽东当时就承认的错误,一再说毛泽东渡过赤水是“用兵如神”。


  渡过赤水以后,继续攻取四川的叙永不克,再度战败;于是由总司令朱德在2月6日下令撤退,放弃北渡长江德计划,改变方向西向云南。这一连串错误都是遵义会议以后,由毛泽东所指挥的。2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决定暂不北渡长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荒凉地区,另外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军委为此发出指令:“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注12)这一段经过,中共中央军委在2月16日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说明了经过:“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全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同一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注13)本来,四川东部与湖北交界一带有贺龙统率的红二、六军团,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有四方面军,如果中央红军能够北渡长江,在四川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那将是一次绝大的成功。可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战略失败了,就像最初在湘西打算与贺龙会合的失败一样。可是中共的宣传家只谈在湘西会合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反而把由于失败而改变战略方向,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成功,忽视了毛泽东本人在当时的扎西也承认失败。至于进入云南,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的,有文件可证。


  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是证明这时候中央红军的所有的战略方针及其改变,根本不是为了抗日战争,例如打算“赤化全川”,四川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战略后方,民族的生存皆系于此,难道占领四川是为了抗战吗?国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顶住日本军队正面的极为强大的压力,稍一失误,就会国破家亡,成为全民族的极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红军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成天造谣谩骂国民政府不抗日,不停地袭击国民政府的战略大后方,从历史长远的观点来说,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已。


  再看看另外的两路红军,是否有“北上抗日”的行动呢?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记载,鄂豫皖苏区的放弃,完全是军事失利的结果:“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1932年8月下旬,四方面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11月中旬达到北通江县,“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五千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击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和武装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下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全都抛弃了。”(注14)作为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在1980年底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其中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一直被毛泽东压制下的四方面军的东战西征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战无关。建立川北根据地以后,四方面军到达鼎盛时期,然后到四川西部策应中央红军。总之,从鄂豫皖以来方向始终是向西,在会合以前不存在北上。以下不必再赘述。


  最后出发的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包括红二、六两个军团,共有一万七千人,出发地点是湖南省桑植县,时间是1934年11月23日。进行长征的原因,由邓力群为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贺龙传》写道:“因为敌人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经反复讨论,决定将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矸、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按:即朱德、张国焘)批准。朱、张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份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当大军压境的时候,作撤退或战略转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为了抗战,抗战的挂冠是宣传需要加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红军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故意与抗日联系起来。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农民暴动的口号以外,加上了抗日的口号,这是用起来方便易行的策略。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在刚刚开始出发长征的时候,也是用这样迷惑群众的方法:“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扩大了三千多名新战士。”(注15)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6月在懋功会合,与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7月1日在甘孜会师,三路红军的西进已经到头,再往西,就是天寒地冻的西藏高原。下一步是北上抗日吗?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6月28日就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方向决定:“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这里的“敌人”不是日本军队;要创造的根据地,也不是为了打击日本,在西北没有日本人;并且通知仍然号召争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也不是对日本军队的胜利,而是与日本人一起打击国民政府。这是传达到团一级以上文件,所以没有对外宣传中高言抗日。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呢?


  张国焘记载了六个政治局委员加上参谋长刘伯承召开的关于北上的军事会议的情况:“首先毛泽东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覆: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道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然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大沙漠的阻隔了。……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隔离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渺茫。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注16)红军北上,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武装支持,以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引,在中国继续进行叛乱。


  为什么会去陕西呢?在哈达铺的时候,从报纸上知道了刘志丹、高岗在陕北与徐海东会师了,上面还有根据地的地图,聂荣臻把这份报纸送给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军团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单有刘志单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注17)《黄克诚回忆录》记载的(按:黄克诚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与彭德怀庐山一起遭殃以前,是总参谋长),与此符合:“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单、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将高兴得都跳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注18)总之,三路红军一直西进的路线,在此地此时才突然改为北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从江西出发就制定了所谓“北上抗日”的战略路线,后路编出“长征”这个名词,再编出“北上抗日”的神话,以便适合政治的需要。


  中共北上分左右两路。右路如上所述,企图通过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武装援助,也便于在万一时逃往到外蒙古,右路由红一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的少数部队组成,由毛泽东、彭德怀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左路基本由四方面军的各军所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因为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党内权力斗争,左路军继续留在西康(按:今川西),直到1935年7月1日,四方面军与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1935年10月到达甘肃的会宁,红军的三大主力在这里会合在一起。


  西路军后来渡过黄河继续西征,企图打通新疆而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因为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故意的犹豫不决一再耽误战机,被善战的马家军完全消灭,《徐向前军事文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失败的原因是中央的错误,但是没有指明这中央是以毛泽东为首。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张国焘记载:“林育英(按:莫斯科派遣的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传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给予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注19)这证明无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北上,基本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斯大林决定的,完全不是为了抗日。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危机不顾,而且在莫斯科的指挥下,在战略上,长期地扰乱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这最基本的事实,却被中共的宣传歪曲,歪曲了大半个世纪,歪曲了千万次!


  蒋介石对于这时侯受到日本侵略军和中共红军的夹击最有体会,他在1932年说道:“内在的敌人──共产党叛乱,和外在的敌人──日本军队的侵略,其步调配合的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产党的时候,日军便乘机肇事;又当为抗日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1931年)第三次围剿即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途停顿;以致濒于覆灭的共军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碍,不得不为之中止。”(注20)讲这话的时候,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竟然遭到红军的伏击。


  如果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中国早就灭亡了,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不懈地进行战争准备。抵抗和交涉。而中共没有这一层民族的责任,没有和日本军队交锋。其行动只是维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利益,以及传统中国农民暴动的夺取江山的继续。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共对于抗日口号在一切时候都加以运用,例如在“长征”刚刚开始时,为了利用陈济堂的野心,由朱德写信借道通过,并且成功地做到了,朱德的信件一开头就是: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注21)本来向西撤退和借道通过与抗日无关,却如此高唱抗日,在电文中还以抗日为名,指点陈济堂北上袭击中国抗日军队的大后方。可见中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进行推翻抗日政权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四年间,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在抗日后方所进行的武装夹击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的活动大概。


  【注释】:


  1、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年。
  2、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013、1017页,《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3、王震《贺龙年谱·序言》:《党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
  4、《徐向前军事文选》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3年。
  5、郑广瑾、方格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7-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第31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7、刘伯承等著:《刘伯承回忆录·回顾长征》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3年。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4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9、《中国红军长征记》第98-99页。
  10、《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29页。
  11、《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93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83页。
  13、《中国红军长征记》第311页。
  1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25-1052页。
  15、《贺龙传》第186页。
  1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28-1129页。
  17、《中国红军长征记》第641页。
  18、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的14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19、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01页。
  20、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1981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三年。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第1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


第二卷 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共的战略策略,在1936年初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对象,已经从合乎阶级路线的下层,增加了本来一直在推翻的上层,但这其中的蒋介石仍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的,是统一战线需要战胜的对象。按照这方针,到了1936年4月5日发表的有关宣言中,继续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可是到了4月25日,短短半个多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中,其对象首要竟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没有了打倒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口号,第一次有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而且要和“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联合抗日:“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在亡国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情绪达到沸腾的时候,这公开宣言显得诚恳动人。不仅仅如此,在中共中央内部文件中,也有与此一致的指令: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以上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十一集,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另外加【注释】)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突然的转变呢?民族存亡问题早就存在着,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呢?


  193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世界大会,确立了统战策略的应用。这策略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中共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合法化和大量发展,促成了中共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合法”的国中之国在抗日的名义下建立。


  这一次转变为中共日后夺取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因为苏联仅仅认为这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所以受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若无其事,仍然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在军事和政治上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要首先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才能“武装保卫苏联”,抗日只是做宣传之用,并且在实质上和日本侵略军队夹击国军。从中共这时的作为和文件看,根本没有顾及到民族的危亡。


  但是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在苏联的东西两头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在欧洲,德国和俄国在东欧的波兰等地区,从来就有着领土等等的利益冲突;在远东,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区,从十九世纪以来,日俄一直是宿敌,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使苏联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此,在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共代表团长是王明,团员有康生等。中共领袖除王明以外,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都列名主席团,显示了具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会根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关于殖民地渡决议说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员底最重大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特别提到中共的任务:“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在1935年8月7日,王明在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按:单独发行和收入《王明选集》的时候,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报告说:“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这种国防政府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党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停止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这成为“八一”宣言的蓝本。


  紧接在1936年2月,王明提出了具体政策,题为《新形势与新政策》,除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外,在对内的政策上,已经基本放弃了苏维埃化的阶级斗争政策:“第一、过去,因为有些苏维埃曾经颁布了法令,主张‘没收一切不用自己劳力耕种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于是有一部份小资产阶级、甚至各别劳动者的土地被没收了。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不耕种而将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如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绝不没收他们的土地……。第二、……现在,我们拟定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第三、……我们拟定: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第四、……我们拟定: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的土地,不侵犯他的商业机关。……”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后来在1935年12月6日正式做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在1936年7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这些转变,集中在王明在会议期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这份文件最早发表于吴玉章在巴黎办的《救国报》,由于无线电通讯的中断,到同年的十一月,才由专人带至陕北。其中仍然骂蒋介石,但是已经没有推翻国民政府的措词,还明确地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救国。”还提出愿意成立联合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注1)


  按照第三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共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洋溢着爱国热情,如果不知道是出于苏联立场转变的背景,还会以为中共已经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即将狭隘的“工农”,改变为含义更广的“人民”:“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份子”都可以得到选举和被选举权,富农的财产可以保留,甚至欢迎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到苏区投资。因为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注2)


  但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才是反映中共没有丝毫改变的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变更的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即利用全国全民的普遍高涨的抗日热情,以抗日为名扩张力量和影响,但是把夺取国家权力的目的用抗日的语言掩盖起来,这是中共从成立起,也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不可能变更的目标,如果变更了,就不叫共产党人。这领导权问题,出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而在一切公开的宣言和声明之中则是空前的抗日高潮,其中表现的民族热情,足以获取中国的民心。而当时代表全体中国人、具体领导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做战争的准备,正在千方百计地和日本人妥协、退让,这正给予中共宣传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


  所谓争取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利用特殊时期的共同利益而变相地夺取政权。这出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王明,也出自这一策略的真正执行者、后来从内部去搞垮中国国民党的周恩来,也出自继承王明而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的毛泽东。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的统战问题指令道:“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联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注3)这个保加利亚人已经把苏联当成是他的祖国,对待日本侵略者,他当然没有受欺凌侮辱的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所以他给中共规定的任务首先就是“扩大苏维埃”和“巩固红军”,以夺取国家政权任务为核心,再联结反日运动,因此“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根据这指令,终生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和亲信的王明,在这次大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报告中,对“领导权”问题有着精辟的解释:“在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底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争取这种领导权。”王明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并在中国一部份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前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工农的革命斗争。”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最早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后来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论是继承王明的理论。王明的“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在与其他阶级“合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夺取领导权,从局部到“斗争的国家形式”,就像中共在中国苏维埃中的绝对领导一样。这表明,中共把“合作”抗日当作手段,以便把全国都变成苏维埃。


  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所谓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可以说是右倾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注4)这是说不搞统一战线,是关门主义的左倾;搞的时候,要争取领导权,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只要联合抗日,就不是所谓左倾了,但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统一战线。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从任何一方面说,都是中国国民党在担任领导,中共当然就要不断地夺取国民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不然就是所谓右倾。所以后来中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的军队参加抗日的时候,立即面临毛泽东领导中共,具体则由周恩来执行的无休止地夺取政权的局面。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以后不久,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所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表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夺取政权放在核心的层次,虽然这时候民族抗战在表面上是第一位,实际上这只是中共对此加以利用,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后来解释领导权问题说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成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注5)中共这场农民暴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这理论体系之中并且做出解释,然后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外衣以证明其正确。统一战线本来是按照苏联利益的需求的一时政策,却置入其阶级论之中,把国民党规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必须打倒;在统一战线之中,也就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就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领导权”问题的具体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的长篇决议之中阐述道:“为了顺利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把以上的“抗日”字眼去掉,把“卖国贼”换成“蒋介石国民党”,与过去江西苏维埃运动中的各种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一模一样。


  但是以上仍然有点含糊其辞。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4月4日给刘少奇的秘密指示,其中关于领导权问题说的相当透彻:“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夺国家权力的计划。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总书记一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仍然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张的报告透漏出中共最高层利用抗日,有计划地夺取国家领导权计划。


  所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安排指挥下,从成立就要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根本方针,在全国上下一致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形势下,披上爱国抗日外衣的变种。这就把国民政府置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国民政府如果实际上打击的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中共,表面上却好像打击的是抗日的力量;中共实际上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行为,却表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永远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置于抵抗日本军队之上,高唱的却是民族利益至上。所谓“统一战线”不过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夺取政权的高明的手段,从中共最初参加抗战到抗战结束的全部行动中,都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夺取政权──在民族处于危亡时期。要认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真正作为,一定要按照中共在内部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指令,对照其行为,不能光是参考其公开发表的动听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打下江山的势力基础就在抗日时期奠定。


  第三国际的改变初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给了处境极为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希望。当张国焘在如今的四川西部大山区接到第三国际打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时,回忆到:“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个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地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得讽刺,也是我们得悲哀。”(注6)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说明两点:第一,穷途末路的苏维埃政策,由此找到新的生存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共的每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决定,都出自第三国际的决定。前面的决定,都造成中共“头破血流”。


  但是,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够逃避被歼灭的命运,能够有机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成,他们给中共制造了千载难逢的生存发展的良机。


  【注释】:


  1、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日本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33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
  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第二卷 二、绝境逢生

  “绝境”是指中共即将全军覆没的前夕;“逢生”是指中共极为成功地利用日本侵略的时机,创造条件踏上生路;能让中共有机可乘,是执政的、但是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


  东北人丧失了故土,流浪关内,他们对于亡国失去家乡更有切肤之痛,他们的内心对日本人更加仇恨,因此对于抗日更为急切;张学良的父亲死于日本人的炸弹,他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对于失去家园耿耿于怀。这类似的民族抗日情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基础。但是这非理性的抗日情感却可能被错误地诱导和利用。


  这时候,蒋介石必须以他的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领袖的毅力,领导国民政府忍受屈辱,在不得不抵抗的同时,以妥协、推让、谈判换取时间,以便加紧进行战争的准备,如果他也是凭一时激愤,没有准备就和世界一流强国开战,那将立即亡国。可是一般的民众,是不容易理解国民政府的战略和策略的。


  这民众的高昂的情绪和政府的理想差别很大的形势,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难逐步化解的。但是中国有一个受外国指使,随时准备打倒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这就成为煽动反对国民政府不满的大好时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中共煽起学生情绪而加以利用的尝试。学生运动最初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中共北方局立即加以领导,矛头被引导直指国民政府,前台总指挥就是中共党员、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宋黎。这次运动席卷全国,其立即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全国深有影响。宋黎晚年指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必然结果。”(注1)


  西安事变,是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共,成功地利用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和民众的被鼓动起来的偏激情绪,利用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阀习性、任性横蛮和野心,而造成的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


  从以下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显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机插手东北军,煽动他们不满意领导备战的国民政府,煽动立即抗战,以图一党私利。不幸的是,他们终于通过西安事变获得成功,而成功者则编造和扭曲历史,把他们破坏抗战、图一党私利的作为说成是天经地义。


  在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个红军将领署名致函张学良等东北军各位军长和师团级以上将士,文字极为动人,在那特殊的流离失所的气氛之下,很难不打动将领们的心。该信函先动之以情,再达到挑拨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关系的目的,中共的企图心,在爱国的词藻之下深藏不露。现在详细摘录这信函,以便进一步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兹将头两段抄录如下:“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四年之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一个从成立起就为苏联效劳的政党,坚决主张把中国的外蒙古大片土地送给苏联的政党,在日本军队发动侵略战争以后,仍然在中国大后方袭击国民政府的政党,却在这里表现得比谁都爱国。


  然后该信函控诉蒋介石派东北军打红军而不打日本人,又控诉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东北军的生活真是苦的很,瞻家养子更说不上。”这些细小的具体问题,是很能够动摇军心的。然后说道:“总之,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叫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不危险呢?”后面的段落说道:“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磨拳擦掌、挺身而出,愿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团结军心,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经过巧妙地煽动以后,在这里终于提出要东北军参与造反的主题,并且用一千多字加以阐述。最后说道:“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抗日的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注2)


  这是封煽动军队造反的文件,写于1935年共产国际的建立所谓国际统一战线之后,在中共所谓全国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之后,在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的著名的“十大纲领”之后,在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的中共中央所谓团结抗日的瓦窑堡会议以后,也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几条渠道都已经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共的领袖们,如果真正有一点民族责任感,会这样做吗?这份煽动军队叛乱、破坏抗日的文件现在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錧。以下以近年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看中共如何全面拉拢东北军,以致于出现西安事变的经过。


  在1935年9月,张学良就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总司令。张学良之所以担此重任,是因为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他从背后袭击阎锡山、冯玉祥军队,蒋介石从那时候就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他个人的公子哥儿经历、他个人浮躁轻狂的个性,与他的重任是不能够相符合的,这就是被中共成功地加以利用的条件之一。


  张学良在1936年2月,就命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中共特工头子李克农谈判,达成局部的互不侵犯协定;


  3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表公告,宣布由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派遣这支军队东渡黄河,自行“抗日”。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中共别有用心。因为真正想要抗日,就只会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军事容许有多重指挥吗?当然受到国民政府军队的阻止,实际上扰乱了全面抗日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朱德却在4月5日以抗日受到阻挡发表宣言,声言“抗日受阻”,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并且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这自行开赴山西的军事行动以及一系列宣传,都正好证明了中共只是考虑夺权而不顾民族存亡,是抗日的心腹大患。


  在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提及此事:“彭已电王以哲,许高福源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情形;”(注3)这个月,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秘密在洛川会晤,张同意加强进一步的联系。


  在4月中共领袖中以文质彬彬风格行事的周恩来,亲自与张在延安会面。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次会面是在4月8日,中共提出的五条意见如下:“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注4)


  这次会见在《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如下:


  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他和周恩来会谈情形大致如左: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又据“反省录”,张、周两人在会谈中为谋实现“共同抗日”,协议有关共产党的条件为:“(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政府点编集训,准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四)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五)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六)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等十项。张学良并且表示:“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两人更以互不食言相约。


  于是,张学良便想到:“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为之甚感得意。(注5)。查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这时候对外虽然高唱抗日,仍然对内把打倒蒋介石作为抵抗日本军队的前提,并且中共从来没有、至今也不可能放弃对武装红军的绝对领导,张学良那里会想到“诚恳”的周恩来对他的欺骗呢?如果放弃了夺取政权第一,就不叫共产党了。张学良和周恩来接触,他轻易就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之后就不自觉地按照共产党所编织的计划行事了。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致电全国几十个团体,提出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文字十分真切,但是却不提红军在抗战中的统一作战的问题。


  现在的“中共中央文件选”公布了1936年6月20日,“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十条,将近一万字,详细地制定了各种方针步骤,日后的“西安事变”正是这一策略的成功。第一条第一段是:“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所谓东北军“转变”的两个条件,第一是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第二是中共的工作。中共除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影响东北军的上层以外,已经被中共迷惑的张学良,将在北京煽动学生运动的中共党员,都收罗庇护在自己的军队之中,容许他们对军官士兵加以影响,并且中共放回了东北军被俘的团长万毅,由他对军队的高中级军官施加影响。中共准备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的“革命”标准是什么?就是同意在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之外,中共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在失去家园的特殊背景下,东北军中的将士们,包括张学良,当然难以知道中共在抗战中的真正的企图和作为,而只顾抗日。中共则乘此进一步骗取他们反对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战争,以便扩张力量,而把抗战胜利以后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完全隐藏起来。


  第二条的名称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高明的中共规定不要去瓦解东北军:“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依靠我们耐心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有时候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但“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政训处。……”详细地提出了将政训处与东北军将士对立和孤立起来的策略。


  (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分为上层和下层的不同策略:“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他们军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旨,便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里的“逆”仍然指蒋介石。“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力量。这样,各别上层官长的叛变,不能影响下级的官兵。……”


  以下数条,是中共直接控制东北军,但是又不露痕迹的计划;“(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还是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联欢,慰劳,演剧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也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这种方式才能在东北军的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核心,在内面去进行工作。……”正是在观剧、联欢、接受慰劳的时候,顺应着失去家园者的感情,不知不觉地被拉过去,中共的手就伸进了东北军。


  “(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在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份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必须加以必要的选择与考察,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宜发生横的关系。……”那时候接受中共影响的张学良,如果知道了中共在他的部队中建立秘密组织,企图控制他的军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七)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凡是东北军注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他总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被抗日的热情燃烧的东北军各级将士,哪里知道中共在如此细致地计算而准备加以利用他们呢?


  最后的三条是关于对东北军的工作机关、对苏区群众的解释和如何对待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注6)张的东北王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自己的固有地盘又被日本人占据;不抵抗失去东北后,张包庇汤玉麟丢失热河,使平津门户打开,被全国上下所指责;进攻陕北,军队损失,蒋介石不给补充,使张觉得蒋介石别有用心;抗日浪潮在全国此起彼伏,尤其是失去家园的东北人和张统率的东北军的反日情绪高涨,给予张的很大的影响。张学良所部团长万毅被中共俘虏后倍受优待,再释放回西安,遂成为了张与中共联络的桥梁。


  中共的真正的企图心,只有再现在才逐步地揭示出来。彭德怀、毛泽东在1936年4月9日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表告人民书与通电。”并且解释道:“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注7)这核心层次的电报所暴露的是:中共要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这中共中央文件暴露,中共是在抗日旗帜下“讨蒋”,继续进行新的形势下的国内战争,在抗日旗帜下实行扩张力量,准备夺取政权。抗战中的中共自始至终都如此,不然就不理解抗日战争中的中共的作为。


  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已经大量渗透到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有精辟的揭露:“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按:即杨虎城)部担任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柄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1936年6月,杨的鄜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两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


  关于中共渗透到东北军方面:“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份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注8)


  不仅仅组织方面,在思想方面的渗透,也是变本加厉。如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而办的西安南郊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就完全由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掌握,反而灌输的是系统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张学良手下的所谓学生队,都是逃往内地的东北学生,更成为中共党员的集合与宣传之所;西安的所谓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也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按照“继续进行国内战争”的战略意图,中共一方面从东北军入手制造叛乱,另一方面发表大量公开文字,呼吁团结抗战,以“爱国”的姿态去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丑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


  所以中共在军队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的情形下,在抗日中坚持“领导权”问题时,在“便于实行国内战争”的策略下,抗日的宣传如火如荼,抗日的旗帜举得比谁都高1936年4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得抗日人民战线宣言”;1935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1936年6月20日,致书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以极为恳切的语言,再次提出:“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已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一万多字的篇幅呼吁道:“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公开致书蒋介石和西北军各将领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等二十二人,呼吁联合抗日。这些所有抗日的呼号,暗藏的实质都是针对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都悄悄掩盖中共所统率的军队问题。


  中共一方面在瓦解国民政府领导的东北军,一方面加强抗日宣传,造成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形象,再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以图将中共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


  蒋介石对于中共的企图非常清楚,所以一面和中共接触谈判,争取中共顾及民族大义,放弃独立的武装,接受改编;另一面仍然为消灭中共的武装部队开展积极的部署。蒋介石很明白,如果不除去有国际背景而又拥有军队的心腹之患,必将会有明朝末年的下场,被武力推翻。所以他准备抗战除了物质方面的以外,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共的问题。试设想,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大敌的时候,能够不顾内部存在着一个拥有军队、受到外国支持的国中之国吗?当然要先除之。这就是他所制定的“攘外先安内”的方针。


  中国国民党在1935年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御侮的最后决心和忍让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这次会议,达到了国民党的新的大团结,在广州的西南非常委员会主动撤销,长期与南京对立的军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都出席大会,并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共识。会后,南方的部队纷纷北调,陕北苏区周围已经聚集了六十多万精锐部队,中共苏维埃政权危在旦夕。根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的记载,那时包围陕北保安等六个县的国军已经达到二百六十个团,率领部队的将领是:“胡宗南、观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武、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达、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先洲”,毛泽东已经感到覆灭将至,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到南方。毛泽东过去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本条件,就是国民党内部不和,如今这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共产党已经高喊抗战,国共的代表开始接触谈判,以便寻找和平解决之路。


  在1936年1月,谈判最初在莫斯科由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之间进行,国民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要求中共取消苏维埃,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参战;国共重新合作。但是在莫斯科的王明认为事关重大,建议在国内谈判。于是,国民政府派出陈立夫、曾养甫等重要人物与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汉年等多次谈判,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在只是策略改变,推翻国民政府和夺取政权的根本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共内部坚持“领导权”问题,当然不会同意。陈立夫表达的蒋介石的意见是,中共保留三千人,军队师级以上的干部一律出国。军队不统一,怎样作战呢?事实上,国内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有一定地方势力,并且和南京的关系并不好的军人,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情况下,完全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但是中共绝对做不到,毛泽东比以上的任何军人,都少有民族主义和爱国心,他夺取天下的意志是绝对的,他只会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军队。


  陈立夫与潘汉年在1936年的谈判失败。而国民政府统率的几十万军队,已经完成对陕北的战略包围。从对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几次围剿以来,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还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团结过,也没有这次强大。


  西安事变却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次事变,使得即将实现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在成功的前夕忽然终止;中共一直在谈判中坚持的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事变以后获得事实上的承认,从而使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夺取全国政权目的,终于被抗日的旗号所掩盖起来并且合法化。蒋介石在1937年1月的“西安半月记”中记述了此次事变造成的重大损失: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转引自《蒋总统秘录》)


  中国的历史从此出现了根本的转折。


  中共的救命恩人是张学良,真正促成中共策略转变的是斯大林。


  【注释】:


  1、宋黎文,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85-88页,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89页。
  4、《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2页。
  5、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十集第147-148页,中央日报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6、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30-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7、《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3页。
  8、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第291页,蓝天出版社,美国纽约,1999年。


第二卷 三、西安事变的转折

  西安事变,是中共党员们,包括周恩来直接出面长期包围和影响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共长期在政治上影响东北将士的结果,虽然没有参与具体地策划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以后,延安一片喊杀之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都主张立即进行“人民公审”,杀掉蒋介石。但是,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经过权衡,为了苏联东部的安全,斯大林命令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实际的鼓动者,被“同舟共济”的盟友出卖。


  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以后,中共应该如何办?这样的大政方略只能够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回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张国焘回忆道:“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一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学良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渔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领导抗战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一年以后,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战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恶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还说:“周恩来于14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以后,因为苏联和中共的和平解决的意图最初没有告诉他,他已经在解决过程中退居为次要角色;好冲动的张学良本来就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和修养,他因为不同政治意见而扣留最高统帅的做法,在任何国家中已经严重违法;可是违法之后,鼓动他的中共,突然又提出和平解决,把他实际上出卖,使得他立即成为一个犯罪的人。张学良在此状况之下,已经不可能成为进一步做出决策的中枢人物。这个人物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只能够是中共的周恩来。红军的十五位将领在西安事变以后第三天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的一开头就是:“西安事变,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这是立即向国民政府表明这事件发生与自己无关,出卖张、杨,也是中共中央欲取得解决此事的更多的主动权。(注1)(按:以下大量引用的文件,凡是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辑两书者,将不再【注释】标明)


  《周恩来选集》中有《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是周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电报是在1936年12月23日发送,主要是中共与宋子文谈判时提出的六项条件,大意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全国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第二个电报是12月25日周报告谈判的五项结果,这一天,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第三个电报是12月29日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周的第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注2)苏联和中共是事变中唯一的得利者。


  由于西安事变按照苏联的意图的和平解决,再经过实际上的主导者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谈判,在日本军队加紧侵略的背景下,使得力量弱小的中共获得了存在发展的大好机会,从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起,其基本宗旨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失败连连,已经到了被完全消灭的前夕;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仅仅是番号改变,其基本宗旨一点也没有变更,却迅速壮大。在江西就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西安事变以后,表面取消了苏维埃名义,却在抗战中“合法”地以“抗日根据地”的名义,星罗棋布地建立于大江南北,从而为中共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是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转折意义。


  现在中共中央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以后的若干电报,这些历史文件将向我们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在高喊抗日的时候,牢牢地抓住军队,使其党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再图谋进一步的发展。这发号司令者是毛泽东,执行者是周恩来。周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交涉时,巧妙地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夕,究竟是怎么盘算的?张国焘回忆道:“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了一个延安县长,迳来延安就职,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累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的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会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张国焘还说道:“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注3)


  毛泽东的这套打算,通过周恩来与国民政府谈判,即张国焘所谓的“买空卖空”(中共只有三万作战军队)手段,来达到抗战中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中央现在公布的文件,显示了中共坚持的是什么条件;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如何完全同意国民政府的条件,然后在实际的抗战中,如何一条一条地撕毁。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刚刚两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要他发动民众,支持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平津学生为先导的所谓“民众要求”的背后,实际是中共为了一党之利的运作。


  1937年元月,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另外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周恩来立即在西安提出收编中共军队事宜,蒋介石则指示行营主任顾祝同,先每月供给二、三十万元的经费,其它事情另作商量。这时侯,国民政府开始豢养一个改变形式推翻它的军队。


  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9日,由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中共利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进一步全面地获得利益:“(一)关于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织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如广东),朱正彭副…(三)饷项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即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这电报中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最后一条,即中共合法化以后,仍然是中共对于红军得绝对领导。第二天,毛、张再致电周:“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这指令是要才三万军队的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得到更多权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求五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获得执政党保证以后,中共愿意实行四点:“(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所愿意实行的四点,是非常迷惑人的。第一和第四条的所谓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苏维埃化的举动,只是一项政策,这政策虽然停止了,可以随时恢复;第二条的军队改名仅仅是形式上的,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很有趣的是第三条,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从这时候起到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毛泽东~中共几乎不停地以民主为口号来将国民政府的军。其实,西方国家的任何反对党都没有统率军队,军队属于国家。中共恰恰是在抗日的国家军队以外,单独掌握着军队,却竟然以民主的名义,要求更多的权力。后来的“解放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掌握着军队,随时准备以暴力夺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2月12日在西安的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代表为顾祝同、贺寒衷、张冲,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中共的谈判原则,包括陕甘的防地、经费的问题,但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给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各点,不可再退让。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中共红军只占据着延安以东七十公里处的保安等四个极为贫穷的小县,但事变发生以后几天,在12月20日立即占据包括延安在内的十八个县城,那时候事变双方的军队都无暇顾及。核心问题是红军问题。中共提出红军保留三个师,大约四万五千人;国民政府代表的方案规定人数为三个师,三万人,红军必须听从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国民政府并且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中共代表断然拒绝,谈判中断,周于2月16日返回延安。显然双方的焦点仍然在军队,中共丝毫不愿意让步。


  谈判虽然中断,但是红军从此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的物资接济,延安也派出代表正式驻西安。以后无论如何谈判,其中心仍然是中共及其军队的“独立性”问题,蒋介石对中共非常清楚,在谈判之前四天,蒋介石指令顾祝同:“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它当易商量。如彼(周恩来)与兄(顾祝同)面谈,可以此言切实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宣言之共同声明(1923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蒋介石的原则是中共要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同一个国家的军队内部不能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但是中国共产党同意了又会如何?蒋介石举出的越飞虽然做了保证,但是他的继任者鲍罗廷恰恰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大搞共产主义;抗战中的毛泽东~中共声称要为三民主义奋斗,而具体做法完全两样。历史血淋淋的经验是:共产党的任何保证都不能够相信。因为毛泽东从来就认为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取得胜利的手段,


  即后来指出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使重视谈判的国民政府上了大当。国民党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头破血流。


  国民政府针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在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强调国中不可有国,不可有两军,肯定三民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理论。在回顾了中共十几年以来造成的极为惨痛的教训以后,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救国救民为职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全亦相违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这四条意见,是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常理,是根据中共成立以来依附于苏联而造成的血的历史。


  随之由周恩来与顾祝同等继续开始谈判,焦点继续是军队问题。蒋介石曾经密电顾:“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是苏联斯大林根据自己利益权衡的结果,这对蒋介石而言,就包含了“情”,这造成了中共合法并且与之谈判的局面,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时移情迁”,允许中共军队的人数已经由五千人增加到一万五千人。


  但是中共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这点。3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关于谈判的方针致电周恩来等“(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


  (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各军(按:均为四方面军的军队)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根据张闻天、博古、毛泽东3月5日致周恩来的电报,那时候,中共的党员人数:“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即五万人。但是中共所提出的苏区武装部队总人数,是五万加上地方部队,再加上四方面军的四个军,这数目大大超过党员人数。


  在周恩来3月8日报告中共中央,说谈判可能会有结果的时候,3月12日,中央书记处立即指令周,实际上向国民政府提高要价,其要点如下:“甲、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乙、……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己、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中共非常清楚,在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大政方针已经定下,国共之间不可能再公开武装冲突,因此提出的条件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共,即“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反正谈判“不会根本破裂”,打不起来。这哪里是为了抗战?所以这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在西安的谈判在3月16日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


  而这时候,中共的内部文件中,却一再强调其“独立性”,这时独立于全国抗战之外,就是为下一步打江山做准备。1937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最为清楚说道:“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权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体承认。”4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在丙项说:“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是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中共的确做到了。


  而国民政府的条件在中共的坚持下,作为面对日本强大军队的执政党,不得不一再退让:关于人数,由最初的三千人,加到五千人,再到一万五千人,最后同意四万五千人;派到红军中任副职的监督人数,则完全放弃。例如蒋介石最初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贺寒衷在3月11日提出的谈判方案中,第三条中规定:“(2)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3)政治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因为中共的拒绝(其实毛泽东那时候并不敢断然拒绝,张闻天、毛泽东在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令道:“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在谈判中周恩来寸步不让,国民政府代表节节让步。周恩来还绕过谈判人员,直接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在西安谈判没有进展时,回到延安,在3月24日至月底,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红军突然被允许增加至四万五千人,这时在杭州的成果;4月2日,周返回延安汇报。


  4月5日,中共中央将会谈经过和策略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商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中,核心的军队问题是:“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第四方面军的部队都作为地方部队,中共这时得到的实际人数,已经增加为五万五千人,而且绝对地独立。其中透露出中共的条件之一是“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谈话大意有六条,第五条中蒋介石说:“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的部队。”国民政府在人数和派遣人员进行政训以监督军队的措施,完全失败,这支只是变更了名号的红军,得到国民政府全面的粮饷和军备的接济。


  在5月23日,周再次在洛阳会见蒋介石,约定到庐山谈判。6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周恩来离开庐山,于6月16日返回延安以后,次日给第三国际发出的电报,可以证实这次会谈中的问题。这汇报电文的(甲)部份,是汇报蒋介石的关于“两党合作部份”,集中在所谓共同参加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上面。这种共同组织,是1920年代约束中共的所谓国际联络部的翻版,毫无价值可言;“目前有关部份”证实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中共正规军队的数目在四万五千。最后周恩来汇报“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蒋仍坚主设政训处指挥”。蒋介石虽然同意四万五千的人数,但是坚持的是指挥与人事的根本问题,不然这吃国民政府饭的军队会无法控制的,而中共在这根本点上也寸步不让。虽然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可是拥有军队的中共已经合法化了,并且接受着国民政府的供给,中共一拖,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指挥与人事问题上,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控制。这局面是西安事变给中共带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在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由周恩来执笔(现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主动提出看来近乎于投降的四项条件,这是一篇好像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极为动人的文件: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获得国民党的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销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早已获得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执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份,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急矣,同胞们起来,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其中的第一条,等于取消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是取消苏维埃化运动;第三条是取消国中之国;第四条是取消红军的独立性质。其实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问题,可以随时改变的。比如第一条,中共党员的入党宣誓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然就不可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就从来没有变化;至于苏维埃运动,今天不搞,留到以后时机成熟再搞;第四条只是欺骗全国普通百姓,因为这个军队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华民国。而且经过好几次谈判中共都不容许国民政府派员到其中。很清楚,在中共合法化以后,坚持保留独立领导的军队,就是为以后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之用。


  可是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维持一个表面的合作,总比公开内战好,西安事变所带来的局面只能够如此,只有首先打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为此发表的谈话:“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今日中国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现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保持了红军绝对独立,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获得了公开活动和发展,而又得到国民政府的接济。中共再次公开表现出为了全民族的抗战而精诚拥护蒋介石的诚意,全文如下:“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勋鉴:先生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增强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仅以至诚向我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于会中得聆先生告全国国民书,对于汉口、广州撤退后之抗战形势及我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之方针,昭示无遗,给了悲观妥协论者以严重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敝党同人完全同意并表示热烈之拥护。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中共得到了供给,得到了合法存在,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又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对外宣传说尽了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好话。


  与中共中央的公开文件相对照的是其秘密文件,该文件完全保留红军进行暴力革命的一切组织特点,以便在换上了抗日的军装以后,在实质上继续进行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以前的1937年6月或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的到来,关于改编以后的红军中,党的工作和组织系统与指挥员的关系,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办法,有详细的规定。在1937年8月1日,中共对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做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发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分十个部份,要点如下:(一)……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二)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中共来说,是绝对的真理。这里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并不因为抗战爆发而有丝毫的改变;要保持这点,就必须如(二)所说,要从组织上加强,如(四)所说,选择干部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如(九)所说,加强思想工作。这项政治工作的决定,表明“共赴国难宣言”中的所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等四点,全部都是欺骗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谎言,但是处于那一心一意对外的广大中国人,谁也没有料到中共的另外一面。


  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和中共无休无止就未达成的军队方面进行任何新的谈判;中共所坚持的军队的独立指挥和领导问题,也就成为国民政府顾及不了的既成事实,中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无懈可击的冠冕堂皇的公开谈话和声明,正好掩护其全面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关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抗日御侮”一书在几十年后总结道:“西安事变为中国国民革命一大转折点。按民国25年冬,国军已对陕北中共残部完成包围之势,若无西安事变,即可肃清。事变之后,政府鉴于国难日益严重,西北局势动荡不安,考虑容纳中共,一致对外。于是中共于民国26年2月15日致电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四项保证……。从此国民政府改变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获得长期滋漫机会,成为战后扩大叛乱的根源。”(注4)


  西安事变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转折,在日本军队隆隆炮声之中,在中共宣传上极力呐喊全民抗日的时候,迅速地展开了。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2、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1980年。
  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90-1292页。
  4、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一卷第74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1978年)初版。


第二卷 四、洛川会议

  因为西安事变,垂亡的中共,意外获得了生机。于是,志在夺取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立即制订周密的策略,开始了扩张势力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而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旋风般地进攻,担负国家存亡重责而又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来顾及这背上的“芒刺”之痛,原来蒋介石一致坚持的对于红军的监督问题,在“七七事变”以后,也顾不得了,实际上经过周恩来的拖延,一一按照中共的主张行事。


  洛川会议,就是中共以“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带来的有利条件,制订扩张势力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会议。


  首先是随意篡改“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这一点。“七七”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7月15日“为国共合作宣言”的第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1)这放弃共产主义而举起三民主义的决心,很能够赢得人心。查稍早4月5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关于策略方针的报告,第一条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但这仅仅是一种策略的运用,与公开宣言的“愿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提法不一样;对于中共在公开的宣言中所举诸项,蒋介石在1937年9月16日的谈话中赞扬道:“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暗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方向。……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以下凡是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两书者皆不另外加【注释】)全中国如果能够照中共的保证,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当然是国家民族之福。


  但是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中,却另外加以解释。题目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迫切任务”的文章,未收入中共官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的任何一卷。毛泽东说:“说道三民主义的实行,共产党还在十年前两党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并且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及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之手,在全国实行过了,不幸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产生了十年来停止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一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人民代表会议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更无疑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反而是国民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注2)所谓“三大政策”不见于孙中山先生的所有演讲和著作之中,也不见于孙中山先生活着时的所有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广州政府的所有文件之中,此名词最早出现于中共基本掌握权力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寻求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和发展,而中共却依附于苏联,为了苏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北伐,破坏国民革命,这是破坏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吸取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结合中国政治制度的长处而创造性的提出民权主义,还提出了创造性的五权宪法,这与中共从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学到的专制集权主义完全相反;孙中山先生认为从理想境界说,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共同之处,但是认为实现的方法根本不同。孙中山指出人类历史是在合作中取得成就,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更不是搞打家劫舍的土地革命,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标榜中共从来执行的是“三民主义”,今后自然就要继续执行下去了。这篇南辕北辙的讲话预示着抗日前途中的隐忧。


  西安事变刚发生一个星期时,中共中央立即就组织发展做出指令,第一句话是:“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下”,说明中共从七七事变得利的情形在“恢复区域独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七点是:“普遍恢复兴建党的组织,在边区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在老区除公开的外,还应有秘密组织,慎重地审查过去的老党员,并吸收在过去斗争中表现坚定的份子入党。特别在基干的武装力量中应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撤退区域内地方工作”部份的第十一点是:“普遍建立共产党的半公开与秘密的组织,加强政权机关中及各种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中党的领导作用;”中共的组织仍然只是公开一部分,而在明处的国民党的组织一切都公开。在“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三条是:“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这是不声不响的准备夺权。第十一条是:“不论在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份子入党。”那时候,蒋介石还被拘留在西安,一切是未知数之,可是中共在公开高喊抗日的同时,已经在做夺取政权的长远的准备工作了。


  中共的统战工作真是一环扣一环,在1937年1月3日,蒋介石才刚刚脱离西安险境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的长篇详细指令。一开始就指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对与国民党的所谓“合作”,第三条规定:“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在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红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展开过程中,使之扩大与巩固。”在一切公开的宣言中,都是如何为了抗日救国取消番号,在内部文件中却只是利用抗日而一切不变。第十一条是:“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共产党坚决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组织中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第十二条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目前仍应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都应在抗日救国团体与组织中公开活动,在里面起核心作用。应指定一定共产党员,完全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他们应该受当地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内部的规定所暴露的,是中共从成立以来,就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所制定的,没有丝毫地改变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夺取中国的国家领导权,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共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公开保证,完全两样。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共的加强一党而损害国家的措施更具体和系统了。下面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进一步证明。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向党内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相,这是地地道道的真心话:“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解放中华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本党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而是一种让步。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党各派的让步与妥协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和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影响与组织力量;不承认过去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努力是白费或错误;……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内部文件说明:中共的“四项保证”,是为了“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便“领导”“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过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就应该继续,但是改变形式下去。以下的文件,更清楚地证明了中共的真正打算。


  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是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力量现在已经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他不能担负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张闻天的总书记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销了,这是仍然主管党务,名字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张闻天的报告透露出:第一、国民党的本质仍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坏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当然应该在打倒之列,“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当然只有按照苏共中央指令行动的中共才能领导;第二、从联俄容共时代开始,中共始终把国民党分为三派,并且成功地加以分化而建立了苏共~中共控制的武汉半赤色政权,从西安事变开始的中共关于国民党的各种文件中,立即继续把国民党分为三派,打算继续分化利用之;第三、直接打入国民党的内部。不仅仅如此,张还指出:“应该立即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我党目前第一等任务。”张做报告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庐山直接向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证。蒋介石虽然了解中共的历史和本质,继续提出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可以保持四万五千人,但是提出毛泽东、朱德等军队领导人出洋的要求(按:被周拒绝)。任何一个稍微对民族有一点责任的正派人物,绝对想象不到,中共中央在这时第一的任务是打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且加以控制,夺取政权的规定是那样周密。这时离抗战正式爆发的“七七事变”只有一个月。


  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显示,“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两个”:一个中共是极为爱国,为日本侵略中国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立即开赴前线,全心全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个中共是只顾及一党的私利,乘民族危亡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


  先看第一种形象:“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喊“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最后的口号也激动人心:“……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辞,不甚屏营待命。”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合致电前线的宋哲元,表示“愿为后盾”的决心;七月九日“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的通电”,希望“与日寇决一死战”;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八条应该做的事情中,每条开始都用“立刻”,“立即”的字眼,以显示急切抗战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共表现出相反的第二种现象:张闻天、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作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依当前敌我的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以上引人注目的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就不是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堂堂四万五千人的队伍“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在对日本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不接受指挥,意味着什么?其次,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上前线,正是后来新闻界所揭露的“七分发展,三分抵抗”,实际上连三分之一也不到。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其他的重要指令:在《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第(三)的第一句话是:“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提出了六点意见:在第(六)的开始是“关于党的组织与工作。(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


  在八月一日还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主张“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还发出了《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组织的决定》。根据国共双方的协定,中共在军队中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可是这决定显示,军队的政治工作反而加强了。第一部份是“党的组织”:“(一)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队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及中央指定批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不向下级宣布。……”有了超越任何人权力的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更严格;并且文件对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便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部份是“政治机关”,规定了师级以下各级政治机关的详细职能。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八月十二日,发出了《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一共十五条,第六是:“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份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意图,不用再评论。


  在八月十八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按:周、叶在八月九日到达南京,并且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八月十四日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一共十条谈判原则,其中唯一打了着重号的是第四条,表示这时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的特长。”这原则是中共提出参加抗战以来的“一以贯之”的。


  华北抗战已经于“七七”开始,紧接着国军主力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之下,有六个集团军,七十多万人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国军队伤亡十八万人以上;日军参战达二十二万人,也伤亡了五万多人。


  这样,公开的和秘密的面貌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和基本精神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公开的,给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看的;另一种是秘密的,从后来的各种回忆录中可以找出。先看一看第一种面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洛川会议在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正式决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共八条。前四条是谈形势,后四条是谈任务。第五条主张“全民抗战”,第六条批评国民政府:“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然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当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的时候,一定是想取得权力的独占。


  按照苏联共党的教导,中共从成立起就始终在发动所谓的“群众”,即以各种利诱取得许多人的支持,而根本打乱了中国历来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破坏一切文化传统。早在一九二○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彭湃、毛泽东等发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把农村搞的天翻地覆,实际以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就没有存在发展的余地。如今在全民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又批评国民政府,即在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企图再次故技重施,争取人心。中共中央对执政党的批评,显示了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潜藏着危机。


  同一天发出的有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毛泽东起草。这十个部份的十个标题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文件是公开做宣传用的。


  第二种面目,是以出卖民族来换取共产党的私利,这类文件难以公开发表,只能在有关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去寻找。


  由曾经担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贺龙传》中,这样记载洛川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八路军出师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面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独决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注一即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推翻国民政府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是拼命的运动战,如今抗日,要求转变为保存实力的游击战。上述(洛川)会议基本精神的透露,在同一会议的“论十大关系”等公开文件中根本没有。


  另外两位中共元帅的直接回忆也与《贺龙传》的记载一致。因为夺取政权成功的中共军队领导人,在几十年以后提起这次会议的时候,已经是表示功劳的机会,所以都很坦白。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是会议的参加者,他的回忆录说,洛川会议的原件记录仍然保存于中共档案錧,邓拓曾经去查阅过。聂说:“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准备坚持持久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注2)聂只提到了林彪反对,没有提到周恩来反对。若不是林彪后来叛逃未遂,决不会透露这一小点消息。他说毛泽东那时考虑的,的确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后,“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的确把民族的利益放到党的利益后面,处处为了夺取政权,对于中共来说,这是功劳;对于民族来说,是罪过。


  曾任国防部长的另一位元帅徐向前的回忆录,也记载了他参加会议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党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注3)作为中共政权的巨大受益阶层,当然应当赞扬毛贪图一党私利的行为,是“非凡战略眼光”和“非凡能力”。


  与会的张国焘回忆,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中共在抗战中夺取政权的具体策略。他记载了会议的两个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已经成为事实,就应该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的。国民党独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进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发动民众反而多方压抑,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可能随时与日本妥协,掉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基本任务,既有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


  张国焘记载了毛泽东的发言:“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为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为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当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势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侯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藉口,予以推托。红军虽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任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注4)张国焘的记载符合中共一系列内部有关文件精神,也与《贺龙传》和两位元帅回忆中所透露的精神完全一致。


  这主意出自毛泽东的最权威的证明,是朱德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注5)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下旬。


  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中华民国的史学家就只有从事实中推测,仅有的根据是中共下层叛逃者的叙述,即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将出发时,毛泽东做了一次有名的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注6)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基本精神也与中共领袖们的回忆一致。这指示由一位骑兵连的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在逃离八路军后公布于世,被广为引用。


  在今天,对于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洛川会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策略的表现。所以,最近大陆出版的书中,已经公开谈到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注7)


  日本人根据若干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写的“蒋总统密闻录”中,这样描写洛川会议:


  ‘周恩来与朱德认为:“应该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薪饷补给,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照政府军的编制和制度加以改编;并应有限度地接受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参谋人员。”


  而毛泽东和任弼时则主张:“名称虽然改变为第八路军,但一切组织仍维持红军原有制度;并拒绝军事委员会派人前来,以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


  争论的结果,作了一个妥协的决定──形式上照政府军制度,但红军政治部组织与职权仍旧维持原状,执行对军队的监督指导。至于军事委员会派来的参谋,可使常驻延安,担任联络,但不接受其进入部队。这就是说政府的经费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管理。’(注8)


  以上根据不同年代和地点,以及不同政治背景的关于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的引述,几乎完全一致。


  既然毛泽东和张闻天所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大政方针会议以后立即加以贯彻。如今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命令。当然,仍然存在着对外公开的和内部秘密独两个中共,这里主要让原始文件显示秘密的中共的作为。


  其实就在洛川会议开幕的八月二十二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就职通电。一开头的几句话就相当激动人心:“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这通电不仅仅发给国民政府主席、蒋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副委员长、各国院部长,还发给全国将近三十个军队的高级长官。这为了全民族的激昂慷慨的爱国热忱,与几十年以后才揭露出来的洛川会议的秘密精神,是多么地不一样!中国善良的广大民众所能够经常听到、读到的,是中共的这些激昂慷慨的宣传品,他们很难想象既然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怎么会如此两面三刀?


  日本人侵略中国,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好比童话中的在玻璃瓶子中的巨人被释放出来了。一旦如此,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或方法,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把这巨人吸收回玻璃瓶子中去。


  洛川会议闭幕以后十几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与周恩来一道去南京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解释“独立自主地游击战争”的原则,一共五项:第一项是坚持“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二项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有了这三项“自由”和一个“原则”,还存在什么两党的“精诚合作”,还存在什么“统一军队”于抗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怎么在“统一”的军队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这原则的核心有两点:一在保留了红军的势力;二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即变相地组织昔日的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穷人的拥护,而且这样做任何人不得干涉,即获得了建立苏维埃式的国中之国的自由。这文件显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陈词都是假话,中共从成立以来就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决定变本加厉地进行。


  由于日寇的进攻,山西告急,阎锡山希望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参加作战,被断然而巧妙地拒绝。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指示林彪,并且转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雪枫,即将这指令发送到八路军的所有高级将领,指令道:“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既定方针就是刚刚闭幕的洛川会议的方针,而不管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太原,山西的军民如何动员起来抗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就是完全不顾山西抗战的现实需要,任其自由行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显示的对于洛川会议方针的贯彻。


  过了几天,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基本精神是坐山观虎斗,而且要乘此“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创立国中之国。毛泽东解释什么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这样做。”过去的战争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是为了苏维埃政权或为了红军的生存而战斗,当然要不惜牺牲;如今呢?为了民族,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毛泽东就指令,首要的任务不是抵抗敌人,而是到敌人的侧翼(按:正面抵抗日寇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创造根据地。而且提出如果以打仗为主,就不能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变相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


  过了四天,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八路军完全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已经不可能,于是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五日发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对象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七点之中有两点令人注意:一点是要日寇的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攻击点”攻击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以前,红军不要暴露目标,而要“养精蓄锐”,但是在向蒋介石和阎锡山解释的时候,“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显然是保存了势力,又说好话;另外一点是:“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这里继续采取过去苏维埃政权部份政策,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便中共获得农民的特殊好感和拥护,这完全是破坏全民族的抗战,为了中共一党的私利需要而实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按照这一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同一天训令八路军各军的首长,要他们“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同一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接受国民政府整编的时候,为了全国统一抗战,中共正式同意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根据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完全破坏不遵守: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二、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张闻天、毛泽东正式发出的指令中,就恢复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告周: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注9)前后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且内部秘密成立军委会;三、好几个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指令,对于国民政府派到八路军、新四军检查中共保证的执行情况的人员,一定不能让他们与军队有任何实质接触。耍阴谋方面,很少有政治力量比得过中国共产党。


  洛川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战略和策略方针,一直按照这次会议的内部决议执行;这决议和执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国中之国不断扩大,这却是以牺牲抗战中的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战略和策略,为中共在胜利以后夺取全中国的政权创造了条件。


  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份的时候,曾经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把人类历史当做阶级斗争史是根本错误的,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靠斗争,而是合作,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马克思本末倒置。因此在北伐前后不同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苏联的直接指挥,使得两个政党分道扬镳。如今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全中国,是要中华民族当亡国奴,而不是要消灭中华民族中某一个阶级。所以按照常理说,这时候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的联合,就应该为了全体中华民族,一切政党的利益就只能够在全体民族之中。而洛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置于全民族利益之上。以此指引的行动,就是以损害全体民族的利益,而获得一党的私利。负责党务的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养”,也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换成党员忠于党的个人修养,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讲党性,以此衡量党员的觉悟高低。共产党员个人从来没有过对于民族性的要求。相反,中共从来对于民族文化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过非常有名的指令:“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理论上,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是与共产党的理论相通的,中共这样做──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一贯如此。


  另外,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而且自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远东的第一号敌人一直是俄国,是苏联。所以日本在国家的战略利益上,只想在获得中国的利益以后,好对付苏联和它的利益争夺;苏联在东方的头号敌人也同样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并不想扩大在华的战争以损害对苏联的战争准备,好几次就企图结束战争,主要因为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不顾日本总的战略需要而一再挑衅,使得战争越发不可收拾。并且日本可以调用的师团只有三十个,分配到中国的师团,最多只能有十一个。因此日本希望速战速决,以免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


  日本的速战速决,就要求军队以优良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人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因此如果不从正面战场阻挡日军,日本真的就会“三个月灭亡中国”,一切就不堪设想。只有正面阻挡日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可以粉碎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而变成持久战。但是洛川会议决定红军必须避开一切正面战场的战斗,就是完全逃避民族的责任,逃避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一再向国民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保证;而在宣传上,则拼命高喊抗日,欺骗民众,谋取政治利益,中共对真实历史的系统地、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至今并没有结束。


  按照洛川会议的规定,在民族危亡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红军帽子变成了八路军帽子,吃着中国老百姓供给的粮饷,扛着国民政府提供的枪炮弹药,用训练有素的干部和军队,展开录夺取一党私利的战略策略行动。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党内的讲话,来作为中共战略和策略的概括:“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桥梁。”(注10)也就是说,在抗日期间联合“资产阶级”国民党,正是为了在抗日胜利以后再消灭之,抗日时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桥梁。毛泽东这一过河拆桥的策略还运用在抗战胜利以后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候联合了有些不满意现实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齐来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成功以后,再打倒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那些不肯听话的人士,大多数被打倒以后冠之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阶下囚。


  把明天将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敌人”骗到身边,以“亲密朋友”待之,借其力量消灭今天的敌人,并且不断蓄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到了明天再消灭之。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实质。


  【注释】:


  一、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小组编写:《贺龙传》第二一四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二、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三四二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三、徐向前著:《历史的回忆》第五七一~五七二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四、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二九五~一二九七页。
  五、朱德著:《朱德选集》第一七二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一九八三年。
  六、转引自《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战策略之研究》,梅良眉著,裕台企业公司印刷,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台北。
  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一六八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王秀鑫、郭德宏主编。
  八、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一一四页,中央日报译印,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六八页、三七七页。
  十、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五九~二七七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二年。


第三卷 一、在血肉长城后面

  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一群狂热而无知的军国主义份子主导的结果。他们没有稍微深刻一点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只是利欲熏心,迷信武力解决一切。


  本世纪的中国历史,由上层的戊戌变法拉开序幕,然后是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再后是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化思潮运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其根本的动力是民族复兴运动。哪怕这运动曲曲折折。


  日本侵略中国,从根本上触及到了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这就全面地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反抗,这是日本侵略者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是一个弱国,从鸦片战争起的一切对外大小战争都是战败者,如果无准备地仓促抵抗,很可能招致亡国。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再忍让,受尽了屈辱谩骂,但是,日军所挑起的“七七事变”已经使得中国没有退路。蒋介石委员长在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体现了中国不能再忍让,而要奋起抵抗的民族精神:“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候,再不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要最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蒋介石的谈话非常沉痛,有理有情:“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可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担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注1)


  事虽至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最后一刻交涉的机会,因为弱国对强国的情势下,争取时间准备战争,至关重要,并且日本内部对中国的侵略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按照蒋介石的规划,中国起码需要六十个现代化的师才能对付日本军队,可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悄悄准备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师,只有大约二十四个。


  在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以后,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蒋介石在1937年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一历史性的文告全文如下:


  “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利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我们同胞百姓,奇耻大辱,痛心之至!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忠勇奋发,以尽保国保民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着国家的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后必胜的把握。在此时刻,将要与倭寇拼命抗战的时候,特地提出下面重要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战场的胜负,全在精神。我不怕他,他必怕我。怕人的一定失败,不怕人的一定胜利。只要我们抱定牺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杀去,倭寇必败无疑。


  “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倭寇到我国内地来作战,因为到处地形生疏;而且到处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就是他们的仇人,几乎到处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势。只要我们誓死拼命,消耗他们的势力,一定能够争得最后胜利。


  “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关于整个得战略,当然由最高统帅部颁发指示;而对于各部队所担任范围以内的事,都应该由各单位的主官自动运用智能,以谋争取胜利。


  “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任何战争,得到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应该发动全体民众来和敌人拼命。但是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一定要先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痛痒相关,甘苦与共。这样军民团结,民众自然乐于帮助,汉奸自然不会发生,敌人未有不打败仗的。


  “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我们革命军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我们革命的成功,也就在于有进无退的连坐法。过去作战如此,现在对倭寇作战,更应该实行连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后胜利。”(注2)


  没有精良的武器,就只有靠全国的军队民众的团结一心,筑成血肉长城,抵抗侵略。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正是出于这点。后来在战争一再失败,退却再退却,每一次日本侵略者都以为中国会投降屈服,但是中国始终坚持到底。这体现的,正是在以上公告中的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中国军民以血肉长城阻挡了日本军队极为精良的飞机大炮和坦克。


  七月七日,日军在芦沟桥挑衅以后,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保卫芦沟桥和宛平的命令,要求前线的官兵与芦沟桥共存亡:“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场”,驻守铁路桥头的二十九军两个排的士兵,在凌晨最初的冲突中几乎全部战死,无一后退;与此同时,日军炮轰紧靠芦沟桥头的宛平城,并由六辆装甲车为前导,企图占领,被二十九军官兵击退。晚上十时,两连步兵组成大刀队,每人带大刀、手枪、和四枚手榴弹,摸入铁桥附近的日军阵地,将敌人歼灭;二十八日,日军进攻南宛,曾经参加长城抗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直接到第一线指挥,他在腿部受伤以后仍然不下火线,接着牺牲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中,而第一三二师的师长赵登禹几处负伤,在左臂受重伤后仍然坚持指挥,最后拼死在南宛。


  芦沟桥事变一开始的战斗,就象征着中国人的拼死精神和以血肉抵抗强敌的勇气,这是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的。


  八月十三日,面对日本军人在上海的一再挑衅,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在深夜下令精锐的第五军向日本军队发动总攻击,第八十七师进攻日本俱乐部和海军操场;第八十八师在八字桥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内,日本军队指挥前后投入十几个师团接近三十万人,飞机五百多架,舰艇三十余艘,长官几次易人。日本军队伤亡超过四万人,日本人狂妄地打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完全被中国军民所粉碎;中国军队以比日本军队差的多的武器,忍受着日本飞机大炮的强力攻击,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牺牲人数接近三十万,有时候整营整连牺牲,却没有退后的;中国军队的将军在前线阵亡了十几位。中国人以血肉之躯保卫国土。


  这就是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上,中国军队所体现的不屈辱、不投降的中华民族气概。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寇疯狂大屠杀,有三十万以上军民惨死,日本军阀再次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说:“这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中国之建立,总不能不经过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则无论目前形势如何,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屈服即是自促灭亡;”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与国民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就更加不可动摇。


  日本人在远东,从来以苏联为假想敌,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只想迅速占领中国以后与其它列强打世界大战,现在开始陷入了其战略计划以外的战争泥淖。日本近卫内阁担心战争会长期化,损害日本根本目标与和利益,为了不始战争扩大,发表《一·一六声明》,参谋本部也规定进军界限,并且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也通过德国、英国调停,但是中国声明在主权问题上不可谈判,日本军方的狂妄也使得战争突破每次规定的界限。


  在国际环境方面,英国忙于对付德国的威胁,美国普遍的孤立主义倾向,只想在战争以外,法国则自顾不暇。因此在1937年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可以漠视不参加,最后通过的宣言也就轻描淡写。


  可是苏联的态度不一样。“九一八”以后不久,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为了对付日本,在1932年12月正式复交。因为苏联一直占领着中国外蒙古问题,两国正在进行交涉。可是苏联乘人之危,在1936年3月和外蒙古签订《俄蒙互助协定》,那时候中国政府内有中共的武装苏维埃割据,外有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根本无法顾及。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坚决抵抗,极大地减轻了苏联在远东所受到威胁,苏联希望战争长期化,拖住日本,所以中苏在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从这里得到了一些国际援助。但是苏联毫无信义,在受到的威胁减轻以后,却先后与德国和日本签订条约,中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谁也依靠不住,中国国民政府只有依靠自己的人民,依靠人民同仇敌忾的志气,依靠士兵(拿着武器的人民)以劣质的武器,以血肉与世界一流的日本军队较量,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选择余地。


  在上海淞沪抗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华北的日本军队进攻山西,太原会战开始。华北的日本军队要南侵,山西是南下的侧翼,必须要先清除之,所以日军在忻口、娘子关与国军展开激战。






  太原北面的最后一道关口是忻口,以卫立煌统领第十四集团军为前敌总指挥,并且以第六和第七集团军配合。十月一日,日军发动进攻。为了使忻口获得时间做防守准备,在崞县的十九军受命死守县城。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猛轰之下,第四零一团从团长到士兵全部壮烈阵亡,第四零七团也大部份阵亡,官兵以血肉阻挡日军整整一个星期;坚守原平镇的第三十四军第一九六旅在旅长姜春贞带领下,冒着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死守,用大刀和日本鬼子展开巷战,足足守了三天,姜旅长与大多数士兵壮烈成仁;十月十三日,日军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高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在保卫忻口得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五万多,日军伤亡两万余人,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军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十月中旬,占领石家庄的日军从东部沿着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第三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路军奉命扼守东部门户娘子关,孙连仲带领第二十六路军在阳关和日军激战,在日军优势火力掩护下虽然一度阻挡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在十月二十六日,娘子关仍然失陷,太原也就在十一月八日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以近八万人伤亡的代价,阻挡了日军一个多月的进攻。


  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大屠杀。根据中国政府检察官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被杀害最后数字,共有军民三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一人被杀;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二档案錧在一九八四年的统计,被屠杀的有三十四万人,其中集体被屠杀的有十九万人。


  最激烈的战斗是徐州会战,徐州自古是战略要地。徐州位于京浦与陇海两铁路的交点,国军控有徐州,可使北平、南京两地日军隔绝,也可阻自东海登陆之日军,不能沿着陇海路西进。如果日军夺得徐州,则可使其已攻占的北平、南京取得联系,使华北与华中的日军两股军队会合,进而可循陇海铁路西进,威胁西安;或自平汉铁路南下,直趋武汉。


  开战以前,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资料,中国军队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由第五战区负责防守,司令官李宗仁。日军总兵力为二十四万人,南北方的司令官都是大将军衔,并且由大本营作战部长赴济南,担任南北军的联络指导。国军对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展开攻势,对北上的日军展开守势。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国军在济宁、汶上附近发动攻势,企图阻止日军华北方面军南下,双方激战至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嘉祥,国军付出大约九千人的伤亡才撤退。


  滕县为津浦路北段要点,日军在三月十五日发动进攻,驻守滕县的是川军第二十二军代军长兼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指挥的三千多人。日军三万多人以飞机、大炮、坦克等优势火力猛攻,城墙多处被攻破。王将军在十七日发出与城共存亡的电报:“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心死力扼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注3)王将军受伤后仍然击毙日军三人而牺牲,一同牺牲的还有参谋长赵渭滨等。国军在滕县损失兵力大约两千人,滕县失陷。但是滕县的阻击,为台儿庄后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顺便提及的是,王将军在成都盐市口街的铜像在一九五零年中共入城之初就被毁掉,王将军和赵参谋在成都的坟墓也相继被毁,尸骨无存,毛泽东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企图抹去国军抗战功劳。邓小平时代予以恢复的王、赵二位将军的坟墓是空空的。


  在三月十四日开始的鲁南的重镇临沂保卫战也是非常激烈的,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份。庞炳熏率领的第四十军和张自忠率领的五十九军在战区参谋长指挥下激战。庞军长在三月二十五日向战区的报告显示战斗的残酷:“……职军前摧破板垣部队,已苦战月余。今当敌新锐之众,纵伤亡十之七八,然为国家、为主义而奋斗,全体官兵苦战精神始终贯注,死而无怨,益自北伐十余年以来革命意志如愿以偿。惟当此紧要关头,遭此摧残,杀敌有心,恨乏势力,揆之现势,临沂城危急万分。”(注4)临沂在四月十九日失守,国军在该战役中参战部队约五万人,伤亡官兵约一万人。


  台儿庄附近的战斗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进行,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初期第一场获得胜利的著名战斗。参战的两个军团的数万人,几乎人人视死如归,没有一个逃兵;坚守台儿庄中心的第三十一师,在牺牲极大的时候,仍然不退后,最后等待到了援军,一起反攻。日军在《战斗详报》中所反映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情况,是在台儿庄战斗的所有国军的写实:“敌军二十七师第八十旅,昨日以来,其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敢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最大信任。他们凭借着散兵壕,全部顽强抵抗至最后。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坑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是敌人,观其壮烈之态,亦为之感叹。战斗中曾使用翻译劝其投降,但无一应者。敢于战至尸山血海,此种情形并非独为皇军所特有,为皇军计,对此应有所警惕。”(注5)最后在台儿庄内的来不及撤退的日军,都集体自焚而不投降,可见胜利来之不易。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战后检点战场,掩埋敌尸达数千具之多。敌军总死伤当在二万人以上。坦克车被毁三十余辆,掳获大炮机枪等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的惨败,”(注6)


  由于台儿庄大捷,使不可战胜的“天皇军”受辱,并且发现中国军队大批集中在徐州附近,日本最高统帅部决定抓住战机,企图在徐州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于是立即发动了徐州会战。日军在中国关内的总兵力是十五个师团又四个混合旅团,徐州会战投入了九个师团,占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并且从关外抽调部队,总共约三十余万。中国军队则有六十余万,共六十四个师又三个旅。战争从四月下旬至五月十九日,前后经历一月余,非常激烈,例如镇守蒙城的广西军队一七五师的一个整团,一千多官兵全部英勇牺牲,无一个投降后退。虽然徐州被放弃,但是日本方面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没有得逞。日本军方以为中国军队会向西沿着陇海铁路撤退,但是中国军队成功地撤向西南方面,日军的战略企图并没有实现。


  从淞沪抗战到徐州会战的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世界一流的强敌面前,中国的国土不断被日军侵占,但是日本人速战的战略企图被粉碎。中国人以血肉换取了时间。


  日本军队乘占领徐州之势,立即发动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主要是在武汉周围的战斗。武汉的重要性在于:“武汉三镇,为华中之政治、经济、交通、工业中心,且为南京撤离后之军事指挥中心,关系重大,为一严重地区,若日军欲以武力屈服中华民国者,则非攻略武汉不可。国军则为达成‘持久战略’之目的,亦将利用江北之大别山,江南之幕阜山有利地形,迟滞日军,换取时间,俾东南之人力、物力,得有余裕时间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国军集结得总兵力约七十五万人,主要是陆军,空军、海军微不足道。日军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人,但是日军有重炮兵两个旅团,和战车两个联队,海军舰艇一百二十艘,飞机三百架。沿着陇海铁路西进的日军被花园口决堤得黄河所阻了几个月,只好从长江溯江而上,在大巴山区却被国军孙连仲部阻击,日军第十三、十六两个师团损失惨重,但是因为武器训练都很差,中国军队的损失也惨重,如第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在防守金富山时,只剩下一个团。经过三个多月的抵抗,左右翼兵团皆难以继续支持,并且广东被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于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晚放弃武汉。


  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经历了十六个月。日本的速决战失败了,日本军队一再寻求的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反而陷在了中国的持久抗战之中,这一切完全在东京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量土地被日军占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几乎以中国人的血肉来阻挡住日本军队的进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凝聚在抗战,凝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国没有屈服投降,而是将首都迁移到四川重庆继续抗战。


  武汉的失守,标志着中国的抗战进入新的阶段。


  在开始浴血抗战的时候,中共在做什么?


  中共向外发展选中了山西省。还在中共从江西撤退至贵州的时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掌权的最初,就打算至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丢盔卸甲,被赶往四川最西部靠近西藏的最苦寒的大山区,在四川根本立不住脚,中共不可能向南发展;往西北发展,企图打通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陕西北面是蒙古高原,对于志在夺取全中国的中共来说,没有意义。只有向东的山西,面向华北平原,既有太行山、恒山、五台山易守,又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养活军队,北平、天津近在咫尺,毛泽东说:“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向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基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注7)还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军队就以抗战为名东渡黄河,结果被阎锡山统帅的军队打了回来,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就死在那次战斗中。


  如今日本军队要夺取山西,以抵御日本军队为名在山西发展,对于中共来说,是天赐良机。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为了对付日本人,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就与中共党人薄一波等建立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一九三七年平津沦陷不久,阎锡山感受到日本侵入山西的压力,不得不与共产党人联合建立新军,新军达五万多。还在各个基层建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等组织,以扩大抗日力量。但是抗日者与共产党合作,想到的是抗日,而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合作,想到的是夺权。这些“牺牲救国同盟”等抗日组织,正是这样被共产党人利用而篡权,成为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今日军全面进犯山西,国民政府和阎锡山都欢迎八路军开赴第一线去抵抗日本军队,进一步加强抵御日本军队的力量。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开入山西;八路军的另外两个师也在九月开入山西,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军队主要指挥官也在九月中旬到达太原。中共中央最初将三个师都部署在太原以北的恒山山脉的五台、孟县等地。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开赴抗日前线,也是按照洛川会议的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的决议的第一次行动。


  这时,日本军队正在沿着平绥铁路南下,中国军队第九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中国军队都集结在太原北面准备保卫太原。按理说,正好在太原北面的八路军也应该参加这保卫太原的行列。但是在日军开始南下的九月,毛泽东立即命令在太原北面八路军转移,全面重新布置三个八路军的师的防地。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一书对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记载道:“……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人之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即在日军到达山西以前,其他中国军队都待命拼杀的时候,八路军突然化整为零。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抗日史的专着中,就毛泽东这一策略叙述道:“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八路军三大主力挥师东进,气势如虹。中共中央军委原拟将三大主力部署在五台、定襄、孟县为中心的恒山山脉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但由于华北战场败退,九月中旬,由板垣征四郎指挥的七万多日军已先后占领晋北要地大同、广灵、蔚县等地,正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长城各口进击,企图直下太原;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也正向石家庄一线发动进攻,这样,恒山山脉势必成为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我军将处于敌之大迂回的极其被动的地位。鉴于此,中共中央军委毅然改变计划,决定第一二零师转至以管溱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注8)这样,一一五师立即离开恒山山脉,开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并且向河北省阜平地区前进;一二零师主力则开赴宁武等晋西北地区;而九月底才从陕北出发的一二九师,直接进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太原会战和忻口保卫战前夕,迅速脱离在太原北面可能和南下日军作战的位置。


  现在公布的文件中缺乏国民政府的有关文件,但是从毛泽东的有关命令中,可以看见阎锡山希望八路军参战,但是毛泽东命令不要动摇避战的方针。这个电报指令在九月十六日,即正是八路军从晋北可能的正面前线迅速撤退到安全地带的时候,电报如下“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雪枫:(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注9)非常明显,不管形势如何危急,阎锡山如何希望八路军的一个师,而不是三个师参战,毛泽东仍然不动分毫。九月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抵达山西代县和岭口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同阎锡山会商,就是贯彻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指令,即将和日本军队决战的阎锡山也不得不同意。


  毛泽东在太原会战即将开始的九月二十二日,进一步直接命令彭德怀,只能将部队放在敌人的侧翼,“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毛泽东保存进入山西抗战的兵力时,在山西的忻口血战中,国军将士伤亡五万多人。


  但是毛泽东虽然把“自由作战”的八路军,在十月一日的开战前夕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仍然不满足,毛泽东需要宣传效果,所以后来一再命令八路军的将领要打小仗,以便进行宣传。毛泽东指令朱德、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多打小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直接命令林彪、徐向前、贺龙也是“打几个小仗”;命令刘伯承也要“多打几个小仗”。(注10)毛泽东的居心,国共两方面的领导人皆知,而老百姓知道的却是共产党的宣传。


  林彪所参与的平型关战役,正好满足毛的打小仗,大宣传的需要。


  平型关战役的确是一次重要战斗,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太原会战分东部和北部两部份,平型关战役属于北部的战役;北部的战役包括广灵、平型关、忻口、雁门关;在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根据大量原始命令的文件编的最详尽的《抗日战史》(共有几十册)的“太原会战”专册中有三次大战,平型关算一次,主要战斗发生在外围,平型关本身又只是一部分;但是经过中共长期几十年的宣扬,其它所有战斗都被完全不堤及的情况下,平型关战役变成了“八路军打的,林彪指挥的”,几乎家喻户晓,也是中共大半个世纪以来仅仅能够鼓吹参与抗战的两次战役之一(另一次是被毛泽东批评的百团大战)。因此不得不按照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最近十多年以来所发表的研究结果略加以叙述。


  首先是平型关战役的参战部队问题。


  在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军,参加过韩战,在中共空军中任职到军一级参谋长的王辅,在离休后有研究抗日战争的两百多万字的巨着“日军侵华战争”。关于平型关战役的参与部队,该书叙述道:


  “(一)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负责防守内长城由应县的北楼口向东经凌云口至平型关,和由凌云口经恒山、乱岭关、松树山达广灵东南的刁村一线地区。(按:括弧内是按照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档案资料加以补充:包括杨澄源统帅的第三十四军和孙楚统率第三十三军)
  “(二)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负责守卫内长城之北楼口向西至溯线的利民堡一线。(包括傅作义统率的第三十五军和陈长捷统率的六十一军)
  “(三)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守卫平鲁至以西的下水角地带。
  “(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防守偏关以东之老营和偏关以北长城外之清水河地区。
  “(五)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守卫平型关以东至灵丘地区。
  “(六)担任预备队的第七十一师位于繁峙,七十二师位于代县,三十五军位于阳明堡。
  “(七)战区指挥部设于岭口。”


  (按:以上没有包括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统率的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和第七十三师;刘茂恩统率的第十五军,阎锡山所属王靖国统率的第十九军)


  以上证明,林彪所指挥的一一五师,只是参加战斗的一小部份。


  其次是战斗过程。


  平型关战役参与的部队是如此之多,现在保留下来的战斗过程也就很长,仅仅就平型关一地的记录简要摘录之:


  还是根据《日军侵华战争》的叙述:“九月二十一日,在浑源的敌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大佐,率其第一、第二两个步兵大队出发,按计划攻向平型关以北的小道口、羊头崖、棚子沟等内长城地区,以策应平型关方向作战,但因遭到国民党第十七军的有力抵抗而未达到目的。


  二十二日,日军三浦敏事率辎重部队(因天气寒冷,随军运输了大量的服装),从灵丘出发攻向平型关。该队从宣化出发向西占领阳原、广灵、浑源、灵丘等地的作战中,因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放松了警惕。


  “九月二十五日晨,这支部队居然在未向两侧山地派出远方警戒的情况下,以一路纵队进入了东河南至平型关一一五师设伏的山底夹道阵地。五时左右,一一五师根据林彪师长的命令,在敌人尚未发觉的情况下,突然开始猛烈的攻击,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以浓密的火力对敌射击,随之从两侧冲下山的部队,以大量的手榴弹投向敌阵,紧接着就是近战冲杀。


  “此时日军的步兵、骑兵、炮兵、汽车部队等,因已进入山区谷底的一线式夹道,互相受阻运动不开。部份步兵冲向夹道两旁的高坡,企图扩大防守阵地,但遭到山上设伏部队的反击而被多次打退。谷底的敌军,则利用两旁的地形,进行顽抗。此刻敌之炮兵已无法射击。”


  台湾商务印书錧出版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初稿》中,对于激烈的平型关战记录如下:“九月二十二日敌步兵联合五千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二十三日)大举来犯,孙楚副总司令当即令八十四师出击,战况激烈,小获胜利,敌势稍挫。先生(按:此指阎锡山)特令傅总司令作义率领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总司令爱源联合指挥作战,将左地区交第十九军王军长靖国代行,二十四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猛烈来攻,我军奋勇抵抗。是夜,天适大雨,一部守军放弃阵地,是时,我出击军郭宗汾部,已推进至团城口附近,陈长捷部继之,与敌遭遇于山隘内,敌优势火力为地形所限,不易发挥,阵地争夺,全恃肉搏,我程继贤团长,率部二百余人,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我守团城口高地掩护出击之蒋延龄连,阻敌十倍之众,血战两日夜,达成任务,全连光荣殉职,其余各部,亦均士气激昂,争相击敌,每一要点争夺,常血肉横飞,敌我莫辨,往复数次,必归我有而已,双方牺牲,以此为最,毙敌在五千以上……。”(注11)以上叙述可见平型关战役战之激烈程度,是太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份,而林彪的确是袭击了日军辎重部队。


  中华民国国防部编写的多卷战史《抗日御侮》中,《广灵及平型关附近的战斗》一节有一万几千字,现在选录与林彪率领的一一五师有关部份如下。先是一一五师为何参加平型关的战斗


  “九月二十二日拂晓,国军各部队配备尚未完成之际,日军步兵第二十一团以三个大队为基干之步炮联合部队四、五千人,由临邱方面向平型关前进,薄暮,向国军第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被国军第七十三师之第一七九旅击退,二十三日拂晓,又向平型关口、团城口迄师福沟一带阵地攻击,其战车数十辆沿灵邱至平型关道前进,第八十四师之五零二团立予迎击,战斗激烈,该团团长艾捷三上校重伤,同时日军二千余人攻占东跑池高地,国军独立第八师两个连全部牺牲,孙楚副总司令即令第七十三师以一部向北攻击;第八十四师之第四九九团、第五零一团向南攻击;独立第八旅之第六二四团向东攻击,激战至晚,双方均无进展。


  “阎长官于当日令总司令傅作义上将率领预备军加入右地区,并与右地区总司令杨爱源上将联合指挥该地区之作战,将右地区之任务交由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中将代行。并命令第十八集团军以第一一五师,由国军右翼向北攻击平行关附近敌之侧背;新编第二师赴西河口地区待命;第七十师于当晚向大营东北地区前进;第七十二师即向沙河集结待命。”


  然后,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布傅作义、杨爱源两位将军命令,命令原件第四点如下:“第一一五师担任敌后攻击,以东河南、蔡家峪为攻击目标。”(注12)一一五师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全部战役的极小部份。而且大概因为周恩来、彭德怀向阎锡山提出的不担任正面战场阻击的任务,按命令八路军只是从侧面攻击。


  关于一一五师的战斗结果,根据王辅著作:“平型关胜利后,八路军总部随即于第二天向南京军委会等单位发出了捷报: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捷报: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英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及辛庄、关沙、车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理中,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被我四面包围中。八路军参谋处。九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七年)”这捷报立即成为全国所有报纸的头一条新闻,全国民众也为八路军的胜利受到鼓舞,蒋介石也给八路军总部发出贺电。中共当局也作为八路军参加抗战的最突出成果,被宣传了半个世纪。那时候能够将精锐的日军一万多全部歼灭,太鼓舞中国人了!


  但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后来的记载就不一样:在一九六二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太原会战》根据档案记载:‘第一一五师报称,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步兵约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辆,平型关至灵邱之交通,遂为我截断。’蒋纬国后来编辑的《抗日御侮》一书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将“一营”改为日军通常说的“一个大队”。


  究竟是究竟被消灭的日军是“一万多”还是一个大队呢?如果中共的宣传不能够相信,国民党的官方著作也不能相信,都有宣传之嫌。


  日本陆军部在华北作战的档案公布以后,关于平型关作战的战果有全部的改正:在一九八三年,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朱德选集》的第一百条【注释】中这样注解道:“平型关一战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注释】把“一万多人”悄悄改成“一千多人”,通常宣传歼灭“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的战绩没有了,其中“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一说,暴露出是“辎重部队”,却仍然说成是“精锐部队”。


  北京出版的《日军侵华战争》一书中这样叙述战果:“后来这些逃不脱的敌军,则用车辆进行防御,有的躲至车底,战斗至最后时,进入伏击圈的一千多敌人,除有几个躲在山坡的雨沥中之外,全数被消灭。敌第五师团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因随先头部队搜集情报也在战斗中被击毙。第五师团的作战计划图也被缴获”。这里没有说明是辎重部队或精锐部队,没有再采用中共传统的歼灭日军一万人之说。该书记录了辉煌的战果:“这次平型关歼灭战,一一五师缴获了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一千多枝,掷弹筒二十余门,军马五十三匹,服装更多,仅军大衣即够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每人一件。缴获的其它物资,由部队和民众两天也未运完,最后将击坏的大量汽车等物资全部焚毁。”这证明被歼的是辎重部队,而不是主力作战精锐部队。


  在一九八八年,由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们编写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这样写道:“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奉命向平型关敌侧后东河南、蔡家峪发起进攻。二十五日在平型关以东小寨村对日军第五师团预备队及辎重队千余人进行了伏击,将其全歼,其中包括中佐一名,摧毁日军汽车八十余辆,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及军需用品。切断了平型关日军与其后方的联络,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出击,使日军陷入被包围的困境。”(注13)这预备队大概是掩护辎重部队的。


  这样,具有求是精神的中国学术界的说法,已经和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记载趋于一致。


  日本方面如何记载其损失呢?日本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一书,在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由中央公论社印行,第十三卷第一二○页是关于平型关战斗,有详实的记载。之前:“驻灵邱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连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大车七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长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领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第八少佐率领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最前头(车队总共八十一辆卡车)。此辆支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向西开的平型关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的汽车队,均于二十五日十时以后,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井。……在第六八六团居高临下及第六八七团夹击冲杀下,日军辎重之大车队、马匹乱挤成一堆,处处挨打。至下午二时战斗结束,日军辎重队及遂行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共八十六人,除辎重兵大贺春一被俘外,其余均被当场击毙。”当辎重队受到袭击时,在平型关的日军旅团长三浦急忙派兵救援。“但救援队开进关沟东面,即遭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伏击……。至下午战事结束,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计损失卡车七十五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四十三人战死,三十四人负伤,”(注14)根据这些材料,八路军歼灭的日军人数是:突击日军辎重队与汽车队共约二百八十三人,阻拦日军救援队约一千人,实际消灭日军二百多人,焚毁日军各种车辆一百四十多辆。


  抗日战争史,就是这样被中共几十年的反复宣传所扭曲,真正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国民政府统率的军队,却如此默默无闻。例如就同在山西太原北面的忻口保卫战中,北京出版社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书籍中说:“此次战役,中国方面投入十三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二万余人,后增加到五万余人。战役从十月十三日开始,一直打到月底。……军长郝梦麟、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在忻口战役中,日军伤亡在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在十万人左右。”(注15)平型关战役照中共现在的说法,使得日军伤亡一千人,仅仅是忻口战役日军损失的四十分之一。“平型关大捷”如今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月以内同样发生在山西北面的壮烈的忻口战役。这正是毛泽东的打小仗,多宣传,影响全国的策略的成功,而且在这以后,中共连平型关这样的伏击战也不打了,只是躲在中国军队所筑成的血肉长城背后,发展党和军队的势力。


  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有关华北抗日的文件,除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外,还有根据中央档案錧的史料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书,其中有平型关战役正在进行,中国军队在忻口正在伤亡十万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后连续三天,发出的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毫无关系,而只是发展中共党的力量的重要指令。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告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指令:“林师及王震部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就是将“着重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作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内容,而不是怎样努力进行战争而取得胜利。在二十五日命令道:“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并且说:“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外)。”(注16)根据头一天的指令,中共的所谓游击战争,就是着重发展党的组织。在二十六日的指令中,指出目前的游击战争“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可进行”。也就是等到日本军队把在山西的中国军队都消灭或赶走以后,才能够有行动。毛泽东有任何在具体的战争中去消灭日寇的命令吗?全部都是如何发展党的力量;对比这时期蒋介石委员长的有关文件,全部都是去消灭日寇的策划。日本人的侵略,使得中国共产党立即从陕北的几个贫困的小县城,发展到占领延安的整个陕北地区;再以激昂慷慨的声明和函电请求奔赴山西参战,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势力扩张到山西;到了山西除了在平型关参加伏击以外,迅速将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以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扩张至整个华北。


  中国共产党躲在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的背后,开始了进一步壮大势力的行动。


  【注释】:


  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下册,第八十页,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
  2、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台北。
  3、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五卷第一三四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台北,中华民国第六十七年。
  4、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第二集第七四七页,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一九九零年。
  5、黄彦荣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第七六八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五年。
  6、李宗仁著:《李宗仁回议录》第七三四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一九六五年。
  7、任弼时著:《任弼时选集》第七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
  8、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的一七八~一七九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三八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九一页。
  11、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五)第二零四七~二零四八页,台湾商务印书錧发行,台北,民国四十二年。
  12、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四卷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13、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六一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4、转引自简笙簧着《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国史錧刊复刊第二期》。国史錧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台北。
  15、《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七九~八三页。
  1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錧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第三卷 二、和平夺权的山西模式

  中共创立华北根据地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以共同抗战的名义和国民政府的地方当局合作,几乎不声不响,不费一枪一弹就建立了中共的地方政权,即所谓抗日根据地,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在应付日本进攻时根本顾不得,等到察觉和应付时,为时已晚,如山西省就是这样;在山西得根据地站稳之后就采取另外方式,就是直接用武装从正在抗日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如河北、山东两省的所谓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大多数都是不仅仅在一个省份,而在两个或几个省份交界处,使得一个省的地方当局更难于应付。


  太原会战以后,日军将兵力紧急抽调到徐州参加会战,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山西就空虚了。山西省对于合法活动的中共来说,对比过去井冈山和陕北的穷山恶水来说,好比是海阔天空任鱼跃的大好天地。


  抗战爆发以前,中共曾经在江西等地创建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以失败告终,向西逃跑而有所谓长征之举。但是抗战爆发以后就完全两样,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名义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变相的苏维埃政权──国中之国。首先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主要在山西省。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利用和地方当局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将阎锡山的政权和新组建的军队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


  在河北失陷以后,山西省面临日本军队的直接威胁。阎锡山不得不联合刚刚发表过《共赴国难宣言》的中共,期望以国共的共同力量来保卫山西。关于中共以阎锡山的名义组织的武装力量,然后公开举起中共的旗帜的原委和过程,有关阎锡山的年谱中简要叙述如下:“‘九一八’事变后,先生鉴于日本军阀图我日亟,中日之战殆不可免,我国以弱敌强,预料此一战争将是持久性的全民全面的民族革命战争,故认组织、训练、武装民众十分重要,乃先后成立公务人员健身团,以民训方式调训公道团干部及公务人员,并成立军政训练委员会、民众干部训练团,分批调训全省编村村长、小学校长以上各级地方干部,于调训公道团干部时,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凡此均为组训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又鉴于共产份子长于秘密地下工作,而按共产党纪律,凡党员被捕自首者,回归组织必受严厉制裁,基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之需要,于是将经政府反省院审定释放之自首反省之共产份子一部愿竭诚投效抗战工作者,如薄一波等,为利用其长于组织民众,乃收容使参与此项工作。……以后又因战事需要,全省分设一、二、三、四区行政公署,由杨澄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分任行署主任。成立一、二、三、四,四个决死总队后改为四个决死纵队,每纵队辖三个总队,纵队相当于一个旅,总队相当于一个团,……另有在晋西北离石地区有郭挺一成立之工人武装自卫队,人数也不到一千人,郭原系共产,于反省后真正反共者,晋西事变时郭被共产份子杀害,部队被共产份子所裹胁,散归者不在少数。”(注1)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牺盟成立三周年大会上曾经说过:“牺盟是我亲手培养的一个组织,是我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是对抗战复兴已有很多贡献,尽到绝大努力,今后还要有更多贡献的一个组织……”其实他培养、领导的这些抗日组织,特别是新军,在他讲话后才三个月,就直接打起了中共的旗号,造成抗战中的国共最早的冲突。因此中共曾经一再指责阎锡山“不诚”。如今,作为胜利者的中共,其当事人以各种回议录来证明自己的功劳,将事件的本末和有的相关文件发表出来,是非已经不用旁人评述。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共政权中曾经长期担任副总理的山西人薄一波,是当年代表中共与阎锡山合作的第一号人物。薄一波的回忆文章在一开头就定性说:“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策略的产物,作为我党领导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注2)(按:以下几条回忆出自同一本资料,不再另外加【注释】)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中共党员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组织了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这委员会领导的外围组织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专门和阎锡山打交道,以合法手段控制抗日群众组织;另外还有张友清领导的秘密临时工作委员会,即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的山西省委,这秘密组织只有中共高层党员知道,继续从事秘密活动。这些资料显示中共在一开头就玩了两手策略,使阎锡山受骗上当,辛辛苦苦地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


  薄一波回忆道:“阎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么办?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尽可能地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办山西当局所允许的事情。赵戴文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提出,要求我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角,我们表示同意,也这样做的,我们不在山西当局的政府中发展党员。”与上海的救国会相同的是:都是抗日为名的群众团体,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后面领导的;不同的是,上海救国会是民办的,和国民政府官方是对着干的,山西的“牺盟”和“敢死队”则是官办的,直接为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国中之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薄一波说:“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山西各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主力部队作坚强后盾,到一九三九年夏,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人左右。同时,在山西的七个行政区别中,有五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份政权。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有七十个县的县长大部由牺盟会派员担任。也有从新军中抽出干部担任的,实际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担任县长后,进一步改造了区、村政权。这时地方党委,主要是县委,大都建立起来。”中共通过合法地、巧妙地“帮助”阎锡山抗日,不知不觉地夺取他们在平时夺不到的政权,山西几乎赤化过半。虽然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底组织力量反击,但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薄一波继续说道:“经过长期的锻练,山西新军的一些团队,逐步发展为我军的主力部队。”领导北方局的刘少奇评价说:“华北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阎锡山并没有想到这个组织已经被中共不动声色地偷梁换柱,成为中共夺权的工具;也未预料到在如此非常时期,他正面对抗了日本,背后却被中共吃掉。直到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在晋西将许多新军拉跑,公开举起八路军的旗帜,阎锡山才做出了反应。其实这正是抗战期间所谓国共合作的写照,山西是第一个和中共合作的地方当局,是第一个让中共军队在其境内驻扎活动的省份。


  综合各方资料的《山西新军史料徵集办公室》发表的资料报道:“‘七七事变’后,薄一波再一次提出组建新军的建议,阎同意试组一个团。刘少奇听了汇报说:‘不要说组一个团,就是组一个营、一个连,我们也干。’”可见中共借抗战的特殊形势,假国民政府的手,发展一己力量的迫切,同一篇的资料又透露在同一时间中共的内幕:“一九三七年九月,为了发展抗日革命武装力量,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三个月内‘扩红十万’的号召。在具体部署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发展十万部队的数字应把决死队和牺盟游击队包括在内。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还具体建议‘加强晋东南……以八千人为基础’来扩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个方针和部署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薄一波表面向阎锡山提出组建一个团,薄的顶头上司具体却要求“扩红十万”;同样,周恩来在庐山向最高当局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编制,得到同意后,又在底下大搞编制外成倍的扩军。中共在山西加紧扩张的时候,正是国民政府领导着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好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的将士牺牲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在战斗中节节败退,却在战略上把日本军队拖住,使得日本当局的速决战失败。哪里有工夫来注意背后的芒刺呢?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记载了在山西如何利用与阎锡山合作的机会来组建中共自己的政权,和用一切手段消灭国民政府领导的敌后抗日政权:“晋东南的‘牺盟会’组织,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但各县、区、村级政权,未根本改造,是一大障碍。这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给我军筹粮、筹款、扩兵,制造重重困难。事实证明,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啥都干不成,我们与国民党有统战关系,不便公开撤换他们,怎么办?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开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判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反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地区,县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注3)有了这样的手段,才有前面薄一波所说的结果。但是徐向前的回忆说明,中共的作为不是抗日活动,主要是利用抗日打击国民政府。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谈判”、“妥协”这一类词句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含义不同,中共始终紧握枪杆子,谈判、妥协只是武装夺取政权相配合的手段而已。这一点毛泽东说得最清楚:“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得两面政策。”(注4)在共产党人的眼中,社会是分成不同阶级的,蒋介石、阎锡山这样的人,永远是“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今天的联合,是为了明天的消灭。比如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是合作对象,但是蒋介石开始对抗中共以后,就变成了敌人,中共的统一战线对象成为了其他的国民政府的各种成员,但是这些人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说:“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那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做朋友。”(注5)在毛泽东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策略面前,在日本人的正面军事压力下,国民政府有点束手无策。


  中共能够这样做的基础,就是掌握着军队,八路军的三个师都在山西省。一二零师的师长贺龙,正是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令,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渡过黄河东进,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才四个月的时间,扩大了军队三倍多。《贺龙传》记载了贺龙在山西贯彻洛川会议行动,以及对阎锡山的利用:“当时,山西已经有两个重要的抗日团体: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总动会’,它是统一战线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一二零师工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二十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五千七百余人的抗日自卫队……。”(注6)


  中共在上层利用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支持和容纳而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在下层则以变相的苏维埃政策获取群众的好感,以巩固其根本,以建立新的国中之国。在中共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之中,只有晋察冀这第一个根据地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


  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在指令中明确地指出中共发展的大好机会以及应该做的工作:“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徵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的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注7)这指令的含义很清楚,即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被正面战场的日军大量消灭或损耗,因此无力过问中共的事情;而日军从战争开始就兵力不足,太原会战日军虽然得胜,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日军还面临徐州会战,日本在战略上是继续南下,也不可能在山西与中共较量。中共因此面临发展的极好时机。毛泽东在这里指令中共应该把凡是有利于扩大势力的因素都利用起来(即‘统一战线的原则’),具体就是第一、放手发动群众,第二、扩大自己,并且指出扩大的方法。


  “放手发动群众”包含两点,即实行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和通过宣传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本来,军队就应该只负责打仗,农村的政策应该由中共所声称拥护的国民政府去执行,但是八路军既不正面抗击日军,又游而不击,只实行自己的赢得人心的政策。


  现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錧藏着中共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制订的《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一共九条。其中规定地主之收入,“一律照原租额收百分之二十五”;无论新债旧债,“年利率一律不超过一分(百分之十)”;“地主未得租户、佃户或半种户之同意,不准将地转租、转佃、转半种他人。”(注8)等等。蒋介石领导北伐统一全国后,战乱没有停止过,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政策根本来不及执行,中共显然看准传统中国农村的弱点和国民政府的政策的不足而实行这样的政策,便于得到农村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在时机上,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正在准备与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进行一系列大会战,肯定管不了已经占领的日本人后方的农村地区。这以具体的利益拉拢农民的政策,是过去中共在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变相继续,因为中共已经在抗日的声明中保证不搞苏维埃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只好变相进行。这是中共根据地建立之本。就像中共在给国民政府的协议中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而立即悄悄推翻一样,因为如果不在八路军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这个军队就只能为民族而战,由此而逐渐变得和其他国民政府得军队没有差别,中共将失去其存在得根本。所以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一样,一刻也没有停止,协议和保证都只是欺骗国民政府和所有中国人的一张纸。


  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方面,也在加紧进行。本来中共过去在苏维埃时期的打家劫舍的形象在全国民众中的传闻和影响是很坏的,而且从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到四川北部张国焘领导的根据地,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的川、陕、甘交界一带,再到陕北,都是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人口非常稀少的地方,能够接受中共直接宣传者是很少的。如今有了参加抗战的机会,浩浩荡荡开进了人口密度很大、战略地位重要的山西省,改变和建立中共的形象就极为重要,不然建立根据地以及今后夺取天下都不可能。因此周恩来、刘少奇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向晋察冀根据地的负责人和八路军各个师政治部和地方党部发出《关于动员群众与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的指示》,一共九条。由于这九条几乎可以概括中共这方面的措施。详细摘要如下:


  “(一)在被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
  “(二)在我军的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
  “(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的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
  “(四)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公开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五)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按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运动中模糊党的主张。
  “(六)一切共产党员要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的生活,并坚决去组织工会、农民等独立的群众团体。
  “(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切实的建立各地方党部,……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
  “(八)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我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参加八路军。
  “(九)在游击区域中应注意去筹措经费……。”(注9)


  这一切发动群众,提高中共威望的措施,都是为了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中共通过严密的党的各级组织不动声色地,踏踏实实地进行贯彻。


  争取民心的同时,就是具体的扩大势力。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以及杨成武等人为四个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军队为背景,再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建立了所谓晋察冀边区政权,还报请国民政府阎锡山批准备案。


  一个国中之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与过去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受到国民政府军队围攻和狼狈逃窜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指令聂荣臻、彭真及朱德、彭德怀、傅钟,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党的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和党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关于群众运动:“纠正某些过左的行动与行会倾向。和缓地主富农对我们的恐惧与反对,但中心工作仍在发动群众


  抗战热潮建立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团体,进行切实组织工作。”(注10)缓和消灭地主富农,留在下一步。


  以晋察冀为根据,在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部队支持下,各根据地的政权相继建立起来。


  贺龙率领的第一二零师到达了晋西北以后,在上层,由周恩来出面利用阎锡山,为发展清除障碍:“正当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在晋西北开展工作时,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会,于九月二十日在太原成立,总委员派罗贵波、曾三、张干丞(按:都是中共党员)为晋西北特派员,在晋西北地区各县组织成立动员会。由于这是阎锡山当局批准成立的统一战线的战地动员组织,很快就在晋西北各县建立起县动员委员会,同各县已成立的牺盟会县分会一起,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和建立游击队。这样在晋西北地区开辟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由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动委会、牺盟会积极参加,大大地加快了工作进度。……乘日军南下不顾及晋西北敌后之机,八路军和总动会、牺盟会在晋西北公开开展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一九三八年初已初步形成”(注11)。贺龙在一九三八年初的报告中说道:“一二零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二个直属营和三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发展到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扩大了三倍多。”(注12)这是刚刚才进入山西四个月。一九三八年四月,贺龙派遣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毛泽东指示,在晋西北要善于利用阎锡山的合法组织和口号,放手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要十分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可以通过牺盟会、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党的活动;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阎锡山的旧政权、旧军队共同抗日和建设根据地”。为什么要与阎锡山共同执政呢?同一文件说:“这是由于当时阎锡山在晋西北驻扎着较多的部队,其数量大于八路军、新军;晋西北各县县长的任命权在阎锡山手中;共产党尚处在秘密状态中,不可能公开出面组织抗日和建立政权、组建群众抗日团体。……这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不同于其它根据地的显着特点。”(注13)


  由林彪、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在八路军总部的配合下,开辟了晋东南根据地。


  由一二零师部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率领,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


  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乘太原会战以后日军南下,山西很少战事的机会,挺进山西东南,在邓小平协助下,建立了跨山西、河南、河北的晋冀豫根据地。“晋冀豫区的政权建设,由于属于山西的晋东南、河北的冀西、河南的豫北,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而采取了不同方式。晋东南属于山西三、五行政区,政权名义上属阎锡山省政府领导,但大部份县的政权在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份子手中。……冀西各县的抗日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的情况下,由八路军、冀西民训处结合当地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因此政权在共产党手中。……豫北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除北部的涉县、武安是由八路军、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外,大部份地区仍为国民党政权领导。”(注14)


  不仅仅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都在山西,分别在不同地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而且由阎锡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四万多新军,都以合作的名义,悄悄变成了中共的军队。最近,记录中共根据地历史经验的有关书籍中这样写道:“抗战开始的时候,阎锡山同共产党已经建立起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在山西打着阎锡山的旗号,广泛发动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并组织抗日武装,建立山西新军,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战争,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创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纵队(相当于团)起,经阎锡山批准,在山西的共产党员陆续建立起名义上属阎锡山军队系列,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决死一、二、三总队(后扩编为相当于旅的四个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扩编为旅,称工人武装自卫旅,简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后扩编为旅,简称政卫旅)。以上部队,统称山西新军(称新军,是为区别阎锡山原来的旧军),到一九三八年底时,已发展到四十三个团,四万多人。除这些新军外,在山西的晋西北根据地内,由战地动员会组建起八支游击队,后整编为暂编第一师(简称暂一师)。这些新军部队,从创建时起,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建军,建立了政治工作,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八路军派出大批人员到新军中帮助工作,许多人担任了要职,山西新军分布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各地,和八路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新型抗日武装。”(注15)这些由阎锡山批准建立、由山西省政府发给军饷和武器弹药的军队,居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且因为在太原会战中山西省原来的军队损失惨重,所以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加上新军,其势力超过了所谓“旧军”。这刚刚开始的国共两方面军事力量的损失和增长,持续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在抗战开始的时候,一再和周恩来戴谈判中限制中共军队的人数,在实际上是毫无作用的,中共对一切协议都不遵守,为所欲为,谁相信协议谁就上当。


  在山西省联合中共抵抗日本军队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平平安安地取得了政权。而在过去,中共无论付出了多少代价,却什么也得不到。上了当的阎锡山不得不有所反应,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不得不有所领悟。从中共中央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显示,山西地方当局最初并没有打算同中共破裂。


  红军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进入山西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日军在太原会战以后,立即参加徐州会战,山西的防务空虚,只是占据着大中城市和交通线。阎锡山并没有因此撤退到大后方去逃避,而是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分别继续指挥作战。高级将领杨澄源、孙楚、刘茂恩、王靖国、傅存怀、赵承绶继续统率十五军、十九军、骑兵一军在晋北作战:傅作义、邓宝珊、何柱国等也在抗敌前线。阎锡山指挥六十一军、六十六军等部队,在山西省南部黄河流域一带与日本军队周旋,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隰县、午城曾经给日军以重创;在三月,陈长捷部曾经在吉县机动袭击日军,获得战果,山西的十多个县城也在三月、四月内收复。阎锡山指挥军队转战各地,十分辛劳,蒋介石为此曾经专门致电慰问:“蒋委员长电令策应徐州作战,四月中旬,我军分四路反攻,我南路军收复汾南三角地带。西路军反攻中阳、离石。北路军深入绥南,克复清水河。东路军挺进至正太线,吸引了敌人多数兵力,以达牵制目的。虽亦收复浦县、太武等重要据点数十处,然攻击较防守损失尤重,此一反击牺牲,不下万人……。”(注16)在四月下旬的战斗中,晋军克复晋城、黎城、路城、高平,在绥远的激战中,日军伤亡数千。


  可是,完全没有在正面战场抵御过日军的中共八路军,却悄悄把山西省的三分之二的县一级的政权据为己有。怎么从前面打击了日寇,后面反而被“自己人”占领呢?谁能够容忍呢?大敌当前,怎么能够说出来呢?《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山西地方当局私下提出的交涉,可是毛泽东丝毫不退让,还要先造舆论:“五月二十四日: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并总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的措辞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注17)中共从成立以来大搞阶级斗争是人所共知,八路军一开进山西,就搞减租减息,变相的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怎么能够把日军退却以后的“空虚”,让这样的政权来填补呢?恢复原来的统治是理所当然,莫非赶走了日本,再由(俄帝代理)中共占领才合理吗?毛泽东之厉害在于:他命令搜集受害的一方想要恢复原有统治材料,这些材料必须是八路军处在“更忍无可忍”的可怜地步,然后将这些材料先公开,再通过宣传机器大力传播,还要让阎锡山出来加以制止。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几乎在每一次夺取权力的关头,毛泽东都先制造舆论,颠倒了黑白,然后在行动上继续其方针。毛泽东几乎总是成功。


  对于在山西用“合作”的手段取得政权,中共是以历史的经验来写的,刘少奇总结道:“抗战初期,旧军受挫,战斗力日益衰落时,阎锡山对新军寄以希望,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三个地区,阎锡山利用新军维持着形式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会在山西被称为阎锡山系统内的新派。实际上,新派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领袖是薄一波。……我们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注18)


  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有关著作中,都说是上当;中国共产党则完全公开承认对阎锡山的成功利用,结果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山西的军权和政权。


  【注释】:


  1、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五)第二一五八页,台湾商务印书錧发行,民国二十四年。
  2、中共党史资料徵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第九三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3、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页,解放军出版社发行,北京,一九八七年。
  4、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
  5、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上卷第二一○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年。
  6、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二二七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7、中共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八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件选编上)第八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件选编上)第五一页。
  1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件选编上)第一○二页。
  11、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一○一~一○二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2、《贺龙传》第一○四页。
  13、《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一○四页。
  14、《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一一二页。
  15、《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二四七~二四八页。
  16、《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第三○八六~三○八八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七十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七年。
  18、刘少奇著:《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年。


第三卷 三、明暗两面

  在日本人写的《蒋总统秘录》第一集中,有一封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重要信件,表示他对于蒋介石委员长以及国共合作抗战的忠贞不二,这一封信由周恩来亲自交到在武汉指挥会战的蒋介石手中。因为中国大陆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经典文选都不曾发表,没有办法证实这信件的真伪。近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提到了这封信,而且部份摘录,这就证实了这信件的确出自毛泽东之手。但是,基本的、最重要的部份却完全被删除了。因为这信件的基本精神与中共当时的作为完全两样。所以必须联系促成这封信件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各种文件,以及中共在这封信件前后的各种具体作为对比,来了解这信件的真正意义,并且进一步来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现在全文抄录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之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须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既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注1)


  这封信件中,对于十五个月的抗战的评价是“愈挫愈勇”、“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而不是中共后来一直宣扬的“蒋介石卖国,一贯消极抗战”;抗战阵营内部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只有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取得,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恭敬拥护之诚,对于国家民族之忠,对于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视都不曾见于其它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选集。


  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这信件说明如下:“九月二十九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同日,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注2)这第一次透露该封信是由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写的,可见这封信件是中共的这次重要会议的产物。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是对洛川会议以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的中共的路线和执行情况的一次全面检验,并且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的三个半天才做完的长篇报告,当时中共在延安的“解放社”曾经正式出版,但是在《毛泽东选集》及各种毛泽东的著作读本,只是将部份讲话另外加上标题发表。该长篇报告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一百零六页,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全文发表。(按:以下关于中共六中全会文件的大量引用,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一律不再另外【注释】)


  因为自从七七事变之后一年多以来,中共利用参加抗战的合法形势,已经从贫瘠的陕北扩展到山西全境,刚刚开始进一步向河北、山东扩展;军队也获得成倍的增加,每占据一个地方就着手建立国中之国。中共尝到了甜头,因此希望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三民主义有动人的歌颂,对蒋介石委员长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称赞,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的坚决肯定,这些都是中共其他任何领袖如王明等所不能比拟的。会议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即扩展军队和扩张地盘,但是仍然用合法的和平方法取得。


  以下对于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六中全会的有关文件进行分析,以便了解中共的两手策略。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而至胜的基础,是全民族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又仰赖于所谓的国共合作局面;抗战和国共的合作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因此,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历史传统和领袖,以及指导这一切的三民主义,都有对于毛泽东来说的空前绝后的肯定和歌颂。


  关于国民党的历史和抗战中的地位,毛泽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着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地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着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的肯定,在这次报告以后都再也听不到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


  关于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拥护,毛泽东在《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部份,第二个小标题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一开头就说:“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第十五个小标题是《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并且说道:“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的行动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之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之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当时汪兆铭刚刚当了汉奸,日本人全力扶植汪而打击蒋委员长;在武汉失陷以后,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中国国民政府不仅仅没有屈服,而且坚持持久抗战,对于汪的背叛,蒋介石委员长和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歌颂蒋介石委员长的原因之一。而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中国抵抗下去,以减轻其在远东的负担。这都是毛泽东不得不主张团结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刚刚才获得发展,力量仍然弱小,也没有本钱和国民政府公开对抗,仍然需要继续“合法”地利用国民政府。


  关于三民主义部份,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则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就是把国共两党的政治基础加以肯定了。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其它都是小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按照他的需要任意解释的,这里暂时含糊其辞。


  关于长期合作,毛泽东居然用一万几千字来论述。毛泽东说道:“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得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得合作决定着战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令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服从于统一性,阶级之间要讲调和,这就在理论上为长期合作提出了根据:“否认独立性,只讲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中共从来在实际生活中,把独立性放在统一性之上。而在理论上把统一性放在独立性之上,也只有这一次。王明被批判,因为他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实际上与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性摆在独立性之上是一样的。同样,毛泽东在这里提出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是相违背。但是,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定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也适用于阶级关系。”本来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中共利用抗战,利用国民党,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但是毛泽东把这一时的政策赋予根本的理论依据,等于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所以毛泽东以后长期隐瞒了他的这一讲话段落。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这主张,中共在行为上破坏团结,只顾发展军队和根据地,完全是对于这讲话的背叛。


  国共两党这样合作无间,是为了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毛说:“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毛泽东在这里居然说中共的未来既“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独立自由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放弃了共产党的未来,就是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个党就不是共产党。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应当研究毛泽东在这时期的思想,因为这超过了策略的需要,是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不足,推翻国民政府的信心不足,还是他的信仰动摇?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了有关的政治决议案,其中第三部份关于《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第二条是:“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第四部份的标题是:“国共长期合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其中说:“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在决议中尤其在有关中华民族的未来部份,简直是取消共产主义的再一次庄严的重复:“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然后在下一部分说:“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的利益,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


  这些决心、诚意和热情,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这动人的信件是给全体中国人阅读的。第一段说,伟大的民族抗战,“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虽然十六个月的时间消耗了数十万兵力,数十万万的经费,终不能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第二段开始就是:“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坚决领导抗战的民族领袖蒋委员长致崇高之敬意!并以无限的热忱与慰问之敬意,致之于前线抗日将领,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全体抗日战士,全体游击队指战员,中央及各级地方机关的领导者与工作人员,以及领导民众运动的全体爱国志士之前!中国在抗战中所得的成绩是数十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们、民众们,致以沉痛的吊唁!”在提及面临困难以后表示:“蒋委员长十月三十一日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昭示全国抗战到底的正确方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特表示全部的赞同和忠诚的拥护。”该文告号召:“全国所有武装部队,都应该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进行持久战,全面战争,以争取主动。”在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称为同志的段落中:“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本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六中全会再一次表明:本党对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的拥护。并更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并且在后面部份对此加以重复保证。从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文字表现出来的诚意几乎无懈可击。中国共产党如果真正的这样长期合作,中国人会减少好多的痛苦。


  可是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张闻天向大会作的有关中共的组织报告中,却常常有另外的一种主张,这代表着中共的另一面。前面曾经提到了两个面目完全不同的中共,这里通过毛和张两个不同的报告,也展示中共的两面。毛泽东的报告不久之后出版了单行本,在《毛泽东选集》第二集中,收录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讲话《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但是措辞经过修改,变得对国民政府尖锐;而张闻天的报告是在五十几年以后才见天日。


  其实在中共六中全会开幕之前(九月十四日~二十七日),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长篇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部份就有不同的重点:“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份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注3)这里为国共关系定性,即是“国共的合作是对立的阶级的合作”,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是对抗的阶级矛盾,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所以过去的苏维埃时期的武装斗争,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夺取政权;如今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也同样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夺取政权。统一和斗争的对象都是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向全国和国民政府公开的文件,只是其“统一”的一方面精神;在内部、在高层、在暗地里,国民政府始终是敌人,只有斗争可以解决问题。微笑面孔的统一战线,只是消灭敌人手段之一,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明了统一战线的实质。而毛泽东请周恩来转交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以及公开出版的讲话和文件,都只是其微笑的一面。


  张闻天虽然也谈到统一战线问题,但是强调的内容不同。张承认两党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相互之间存在互相防范与警戒;特别是国民党的‘联共’与‘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产党手里,也有武装政权。这些均是摩擦的来源。”张还指出在统一战线内部是不平等的,“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它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比它的统治地区小。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毛泽东的对外的讲话就没有触及这些存在的问题。张闻天在这里讲对国民党的“拥护”、“服从”都是“形式上”的外表,那实质呢?就是不拥护、不服从,这是共产党内部的真实出发点。


  张闻天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把国民党定性为“以大资产阶级为主的各阶级联合的党”,等等。因此张提出统一战线中的几个注意事项:


  “(甲)……在言论和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和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求成,不为挑拨者所利用。这要求全党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冲动,而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张用含蓄的说法,要求全党同志“持久”、“忍耐”,以改变现状。要求改变的内容,下面又含蓄而又明显的说出来了:


  “(乙)善于承认不平等,使不平等成为平等”,“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运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如八路),在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去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党、政、军、民方面)。这要求全党同志埋头苦干,在力量上去壮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等成为平等。”这里没有空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但是要求共产党员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改变现实,壮大自己以便平起平坐。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心,与毛泽东在公开讲话中表现的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诚意”,成为非常明显的对比。


  “(丙)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善于运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不平衡,组织共产党的力量(政权、武装、民众)。强化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奋斗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党,在两手方针的指导下,正在强化,防不胜防。


  “(丁)善于尊重国民党,帮助国民党,使之进步,以发展统一战线。……首先是到处尊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其领袖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各种形式。同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人,发生亲密关系。动员优秀份子到国民党中去。帮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在公开方面,又提出“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使之安心”,已经打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则暂时不动。


  国民党的执政当局,肯定会反抗共产党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夺权行为,因此张闻天专门指令对付的方法。在这报告中,同中共其它方面的说法一样,把敢于反抗中共者,一律叫做“顽固份子、动摇份子、妥协份子”,张指令对他们要“进行斗争”。稍稍研究一下毛泽东的言论,当不能忍让他的种种做法的时候,立即把这些人称作“亲日派”、“顽固份子”、“汉奸”。例如一直在中枢协助蒋介石指挥军队作战的何应钦,从来就被中共戴上这样“亲日派”的帽子,不知情者,还会以为这种任意加上的帽子是真的。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报告的张闻天,对于敢于反抗中共夺权者,命令进行坚决地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不怕进行必要的摩擦”,“不必要的摩擦不可有,必要的摩擦不可无”张指令道:“(丑)一般采用公开合法的民主的斗争方式。自始至终站在拥护抗战国策,拥护三民主义的立场。自始至终采取宣传、请求、请愿、舆论动员的立场上。自始至终以‘劝人为善’争取大多数的立场。这样可以:自己站稳立场,使大众看来是大公无私,光明正大,真能感动与争取大部份可变份子,而孤立不可救药份子。(寅)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争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对比前面毛泽东的公开信件和报告,这些内部执行统一战线的“诚意”措施,真叫人有点不寒而栗。


  张闻天的长篇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也有七十一页的篇幅,在党务方面对于种种中共如何发展壮大的措施非常详尽。


  例如第六节的标题是《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其中


  “(四)在扩大我们自己的武装方面,应注意下列各点:(甲)主要重心放在敌后方。(乙)大胆利用自己的合法权,扩大自己;(A)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组织各种支队;(B)尽力收编杂色队伍、自发武器,及各种游击队(地方党组织的尚未取得合法的在内);(C)动员新兵,收容散兵,动员各种基干自卫队、游击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丙)取得抗日政权下合法武装(如保安团等)及民众武装(如自卫队)的直接指挥权。……


  “(五)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必要要求:(甲)应该建立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机关及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到全军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三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乙)在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内,应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党委’),决定一切政治军事问题。……


  《党在其他军队中的工作》部份,应:


  “(甲)多同官长联络,当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与信任。(乙)在上层不愿意的情况下,不要在他们的军队内发展党。(丙)在中央军内一律不发展党的组织,但力求更多的同情者。……(戊)军队内的党,在需要秘密的条件下,以短小精干为原则。注意吸收官长中的特别党员。只有在军队主管长官不怕党的公开时,才大量发展党员。”


  第十四节标题是《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其中(四)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工作原则:“在大后方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应实行下列几个规定:(甲)共产党员仍用抗日救国积极份子或普通群众的面目参加一切公开的活动,不暴露自己是党员及党的组织。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多推动非党的进步份子及国民党的积极份子来带领工作,特别在党员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组织内注意不暴露自己。


  “(乙)争取党的某些领导者与机关的公开,在扩大党的影响上,推动统一战线上,是必要的,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党员(如国民参政员),应大胆的进行公开的活动。


  “(丙)应该使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划分清楚,使公开的同志与秘密机关的同志划分清楚,同时保持正确的联系。这必须:(A)不要同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而且党应想出特别办法,使之不暴露自己,如不编入支部,及同各别同志发生关系等。(B)做党的秘密工作的负责同志,一般应保持他们的秘密,埋藏在普通的群众中间,不担任负责的公开工作。……”


  以上摘录的,只是张闻天的长篇党务报告中的凤毛麟角。张的报告是中共行为的不服从、不拥护的实质;毛泽东的报告是“服从”、“拥护”的形式;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六中全会的公开声明的特点是诚恳和慷慨激昂,张的报告特点是极为周密细致的阴谋诡计。在明处的国民党执政当局一时还看不出暗的方面。


  同样用中共自己的、同时的、同样是领袖的报告、在同样的会议中,作为公开的宣传之用的和对内部指导行动的文件,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不是具体与中共打交道的当事人,很难体会中共的作为。稍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中共打交道吃了大亏,对中共这些方面有所揭露和批评,反而被一些天真的人怀疑是造谣宣传。而且对比之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防范简直是微不足道。在大半个世纪以后,在同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把真相公布出来时,江山早已易手。


  现在公布的六中全会的十三个文件,加上在九月共产国际的有关声明,以及两面性构成了这次全会的精神。在那时候,中共的军队内部是怎样把握这样一次会议的?因为那些冠冕堂皇的动人词句都是给广大中国民众和国民党人看的。


  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首脑参与编写《贺龙传》,对于这次会议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贺龙、关向应、萧克到达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召开的。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除听取贺龙、关向应有关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若干方针政策问题的汇报外,又同他们讨论了一二零师怎样贯彻巩固华北的问题。”这就是:“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贺龙懂得,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中一项重要任务。”(注3)中共中央一面在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尽情歌颂和献媚,可是在实际上加快了壮大发展的步伐。


  《贺龙传》中保留了一小段插曲,即开始贯彻六中全会的行动的时候,怎样对付国民政府驻在军中的代表:“之所以要秘密准备,除了战争需要保守机密外,贺龙还有一点考虑: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驻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一二零师的联络参谋叫陈宏谟,是个挂上校衔的四川人。贺龙想到,挺进冀中是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目的在于发展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取得这一战略行动的胜利,在队伍行动之前,必须蹒过这位联络参谋,所以,他下达了‘秘密准备’的命令。这正是贺龙精细的地方。出发前一天,陈宏谟才知道这件事……。”不仅仅中共的大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发展方针,与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意见各种中共的公开文件完全相反,就是这些蹒过参谋的细小做法,都会极大的伤害国共之间为了民族利益的合作。这为参谋会向蒋介石怎样汇报呢?


  为了“巩固华北”,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才闭幕十七天,就正式发出文件,特别指令一二九师在河北南部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摩擦,要“坚持原来立场”,“不轻易让步”;“对于统一战线我们认为:(A)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的材料,因为这个地域是摩擦厉害的地方(其他如群众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亦希总结)。(B)坚持原来立场,坚持主任公署,绝不轻易让步,坚持改造政权,坚持改造群众生活的比较激进的政策,工农群众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根本力量。(C)对地主资本家采取中立孤立麻痹的政策,但不要认为他们都已是汉奸或者在同一时候都去当汉奸,应当区别他们间的不同成份而定我们不同的态度,士绅座谈会的方式是有用的,但应防止其成为团结士绅的机关,亦不宜在乡村一级采用。”


  关于以上(A),简要说明如下:因为八路军在全山西获得大的发展以后,继续向东延伸,就是在河北中部平原,国民政府在这里留有政府继续领导军民游击抗战,八路军和他们产生了许多摩擦。中共中央感兴趣的正是这许多摩擦的经验,以便给中共七大提供材料,让所有中共军队参考;关于(B),引用《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说明如下:“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和彭德怀回到华北前线八路军总部,于十一月三十日对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发出指示:硬不破坏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应避免和鹿钟麟发生武装冲突,如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后又命令刘伯承亲率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刘伯承到冀南后,立即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同鹿钟麟会谈,明确表示了八路军的态度,争取其团结抗战,使鹿钟麟暂时有所收敛。下旬,邓小平赶赴冀南,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宫落户张庄召开了冀南平原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坚持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准备迎接即将来到的日军对冀南的更大规模的进攻。会议对冀南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当前形势下冀南斗争的方针是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注4)关于(C),以上最后“依靠工农群众”的几句话,是共产党发展势力的法宝,即是在苏维埃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的收买下层人心的做法,当然会引起地主资本家的恐惧,于是这一条规定要“采取中立孤立麻痹政策”,把消灭他们的日期延后到时机成熟之时。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发展华中”方针,就只能由新四军来承担。在江南的新四军,是由周恩来去传达会议精神的。根据《陈毅传》记录:“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陈毅与项英等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中全会精神。……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精神。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根据华中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以便更有力地开展华中和江南敌后的抗日工作。”“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的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注5)周恩来穿的是国民政府发给的军服,用的是国民政府发给的军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军队,做的工作却全部都是发展中共一党势力,以便有朝一日推翻国民政府的工作。


  按照中共的说法,国共两党信仰的三民主义是一样,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未来是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而且中共对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委员长的歌颂也有加,于是蒋介石向中共提出来,让两党合并,共同为新的中国而奋斗。这一信息,保存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


  根据王明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两党合并是蒋介石提出来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王明报告说:“对两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份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是至死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蒋介石深深知道,中共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如果中共不合并,表示其意志不改变,随着抗战的进行,中共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抗战胜利也“没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道:“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表示祝贺,另外为答覆蒋介石期望两党合并的意见,专门就国共关系致电蒋介石,非常明确地加以拒绝:“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代表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中共的拒绝没有留下一点余地。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宣誓要以阶级斗争改变中国的一切现存秩序,这拒绝等于是国共关系破裂的宣言。


  专门负责统一战线的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有一个《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内部报告,叙述从中共成立以来的所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其中各种理论依据和策略非常周到细致,这里只是摘录一小点。周恩来的统战策略,就是利用中共的敌人内部不一致的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他很明确地说,国民政府内部的各个派别,都是敌人,但是要联合一部分反对另外一部分。他说:“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必须重复指出,以上十六字,是中共统战策略的最完整归纳,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周恩来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里来,但是他们带有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从来都把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级的代表,只有打倒、消灭、推翻。所谓统一战线,就是在力量不够,或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种打算下一步再打倒、消灭、推翻的战略策略。因为抗战爆发,再因为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中共的保证,容许中共接受投降式的改编,参加抗战。可是中共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仍然把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势力,而且那些在那时候被“统”过去的“朋友”,后来在中共强大和执政以后,的确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命运。中共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早就制定了。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命令放弃武汉,蒋介石在十月三十一日发出《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但是占领武汉以后的日本军队已经陷入苦境,没有更大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占领地盘,中国的抗日战由守势作战转入了持久战。而国共关系则进入了激烈“摩擦”阶段,中共领导的军队则开始直接向国民政府领导的地方政府,如河北、山东等地直接武装夺取政权。


  【注释】


  1、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十集第71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民国六十三年。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九十页,北京,一九九三年。
  3、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二五一~二五七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
  4、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的二二四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5、当代中国丛书编写组:《陈毅传》第二○六~二○七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6、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第二○五~二一三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年。


第三卷 四、武装夺取河北山东

  当弱小的中共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时候,是以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名义,阎锡山指定八路军在晋北活动。可是八路军乘日本军队在太原会战中消灭了大量的国军正规部队以后,就在山西“自由行动”,利用牺盟会、决死队等合法的抗日组织,非常迅速地将八路军扩展至除了大中城市以外的山西全境,以及山西与其他省份交界地带,建立了几个中共政权;与此同时,八路军的兵力也成倍地增加。力量的增大,使得中共再也不愿意挤在山西高原的狭小天地,而企图进一步发展,即按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东进。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几乎都开赴河北;贺龙所部的一二零师首先在冀中平原建立根据地;刘伯承所部的一二九师的主力主要在冀南平原;林彪因为受伤,由陈光代理师长,以罗荣桓为政委的一一五师主力,则进军山东西部。这些地方本来就有国民政府所任命的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指挥着河北、山东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共进入河北、山东,都是没有经过国民政府同意的“自由行动”,于是直接用武装消灭在这里的国民政府的抵抗力量,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这冲突在当时被称为“摩擦”。最善于宣传的中共,当时把引起摩擦的责任都推给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毛泽东亲自出面把河北省的省主席鹿钟麟和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称为“摩擦专家”。但是最近十几年,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撰写的回忆录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揭示,河北省和山东省的摩擦,是中共为了发展势力的有计划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


  在九一八以后的中共有两次最重要的战略转移,一次是从江西的西进,横贯数省,那是为了生存,美其名曰“长征”,更通过宣传加上“北上抗日”的美名而流传于历史;第二次是从陕西东进,先至山西,扩展之后,再至河北、山东,这是中共的最重要的战略发展,包括人员和地盘。这东进为抗战胜利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中共军队的东进,造成与这里的国军的武装冲突,这是所有“摩擦”之源。因为在具体的地方,国共双方的武装力量你来我往,互有进攻和防卫,就没有可能说清楚谁打的第一枪。只有从战略总体上把握谁是进攻者,谁是从国民政府领导的地方政府手中武装夺取权力,才能够分清楚是非。


  中共中央曾经向国民政府公开保证,不在国民党和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员,但是,在河北省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北来奉国民政府之命在冀中坚持游击战,他被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以后,即奉中共之命率部四万多人脱离国军,加入中共军队,被编成第三纵队,吕则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以第三纵队为基础,使得贺龙的一二零主力东进冀中得以立足,而建立了中共冀中根据地政权。吕正操的部下独立二支队司令柴恩波不愿意跟随吕投共,由贺龙协助吕正操予以歼灭。


  日本军队占领着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留在小城市和农村的,是国民政府领导的游击队。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知道,东进的战斗对象,主要是那里的国民政府的军队。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作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定下了对付国军的原则(这文件现在发表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以下凡是出于这两本文件集的,一律不另外加【注释】)(注1)


  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定下了应付的方法,即“一面与蒋及各将领谈判,一面实行去做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在具体做法上丝毫不让步,但是在上层,又“诚心诚意”地尊重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第一条论述抗战的形势,把“摩擦”的责任反归于国民政府的地方主持人身上。主要之点是:“军政党民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摩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所引起。”既然八路军是主要军队,其政当然应由刚刚去河北省的八路军指挥官担当,所以,“为真正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中共“自由行动”进入河北之后,以军队为基础,要求“军政一致”,所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朱德担任省长,既得政权,而又合法。“为发展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部队多开一些分赴三省,而三省八路部队决不能减少。”这就是让在山西的八路军东进,在河北、山东发展。当然这会遭到原来就在那里的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抗拒,因此中共指令,对于“无理进攻必须反击”,中共中央在这里就公开下达了武装对付国民政府军队的命令。至于根本不经过国民政府同意就成立的各种政权机关,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国民政府明令撤销,中共中央却在这里命令“决不服从”。国民政府本来面对日本的占领地区所扶植起来的溥仪、汪精卫的伪政权;现在在抗日阵营的内部,在陕北政权以外,又出现了与山西交界的几个边区政权;再直接由八路军出面,在河北省消灭早已存在的国民政府所属地方政府,而建立完全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新的政权。在战争期间,世界上任何中央政府能够容忍吗?


  中共这内部指令下达时,日本军队已经占据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已经退守四川重庆。在这背景下,正式命令八路军以武装夺取华北的政权。


  查当时的国共两方面的报刊,完全是互相指责。真相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中共领袖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简直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于是,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那时候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应,以下简要摘抄。张荫梧的公开信说道:“我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可是我始终认为党的利益不能高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中,已经清楚的提出,放弃赤化运动,取消暴动政策,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服从最高统帅与国民政府的指挥,抛弃他们一党私利的活动,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忠于祖国应有的天职。……


  “然而结果却是完全与我们的理想两样。表面上他们在高唱‘拥护政府’的口号,骨子里却仍干着曾经宣言放弃的阴谋勾当,别有企图!对于友军,则极尽其破坏之能事。谁都知道,河北民军是河北民众的武装,站在国军的立场,应如何爱护与援助,使其在华北战场上发生更大作用。而共产党则分化诱驱,企图溶化在其特殊系统之下,将河北三千万人民所有的抗战武力,一变而成为他们一党自私的工具。因为防范的严密,阴谋未逞,便进而采取公开的武装威胁,多方面加以摧残。第一步便是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暴力解决了民军邢台区司令部张锡九部,并将邢台的民团首领安庆善、路纪武、赵天庆等六人残杀。民军参谋温文华,是辽县有名的公正士绅,也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毁家纾难,因为批评八路军‘游而不击’,竟予以‘托匪’的罪名而残杀,河北民军无不为之哗然。


  “二十七年十二月,初,日军由保定沧县向冀中进攻,鹿总司令命令民军第一、第六及特务三团。由南宫北上截击。乃行抵安国、博舒一带,八路军之吕正操部表示欢迎,竟于十五日深夜二时,以三千余之兵力,将其分别包围解决,除第一团力战不屈,突出重围,其余第六及特务团等,因变出意外,未加防范,大部均被缴械。事后则制造恶意宣传,……


  “本年四月,民军北上,八路军应如何尽其国军之责,积极援助,乃竟乘此机会,以其一二九师刘伯承一部,以陈继光一旅,周光策青年纵队等,于四月二十九日夜间,假称前往袭击任县日军,要求通过我们驻任县邢家湾之独立一旅第二团防地,乃一部份进入村内,突然会合村外的兵力,向该团攻击,杀死该团卫兵,威胁缴械,团长公宣清身负重伤,团副张子英,政治主任尹小波第均被杀害。同时,该旅驻扎在徐家河一带之第三团,亦被八路军淦河游击支队第一二九师解决,缴去了机枪十余挺,步枪数百支,杀了许多曾为民族抗战而屡建功绩的官兵。然而事后八路军向上级呈报,却蹒过杀自己兄弟的事实,伪称为抗战而来的胜利品。”(注2)


  以下是当时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与国民政府河北省省长鹿钟麟、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几封来往电报的原件,由于电报原件比较多,先根据电报把情节集中,再选择极少量抄录,看看当时的摩擦焦点的冀中事变的实况。


  事前民军张总指挥致电冀中军区吕司令员,希望到冀中招兵,吕正操表示要先到冀中行政公署领取证明文件,方可招兵。对于中共自己设立的行政机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向来是不承认的,但是不得不派人前往接洽。可是去招兵的结果是,连伙夫等四十九名新招收的学生全部被扣留,吕司令这才表示不允许在中共控制的地区招兵,并且不允许民军通过,所以张说“贵部第二大队坚阻不能前进,且号令民众,不许供给该部队给养”等语。以下是吕正操的电报原文,括号和其中的“注”是救亡日报社所加。正好代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以供参考:


  “吕氏来电:民军总指挥张桐轩先生,艳申及艳午申两电均悉。(一)在冀中招兵,须在军区领证明书到指定地点招募,方可招兵,此系中央命令,贵队招兵既未在军区领证明书(注:常见贵军招兵均无证明书,何以不受限制。)并招一些土匪流氓(注:参加民军者均为被压迫之良民,尽人皆知民军不要土匪流氓,而利用彼土匪流氓者大有人在),骚扰民众。(注:骚扰民众者不是民军,恐怕就是吕氏自己的部队吧!)各当地政府自不能不予以取缔。(二)向冀中开来队伍,弟绝不反对,但为统一指挥,决不可各部队自由行动,(注:又要藉指挥之名,把人家的统一成自己的。)冀中现已形成游击根据地,非敌区可比,调动部队指定路线,并不违反游击战术。(注:在贵军无此先例,何对人如此苛求!在此次我部开往冀中即经我王副总指挥宗汉、吴参谋长嘉谟面谒吕先生,在接受指定行军路线及防区条件下开入博野、安国者,致遭吕部袭击,可知吕先生在此时已预储阴谋,其令人痛心者如何耶?)博野、安国并不需要部队,贵军北来,现不能接受指定,请即开回。(注:本军受命中央,在保定一带打游击。不能因友军苛细干涉遂即放弃任务,故无开回之理。且安博一带抗日军愈多,游击力量愈强,如非不游不击,有何不需要?)弟为了抗战利益,(注:还是个人利益呢?)决不容许破坏这统一的指挥系统,(注:可是不惜反对整个中央的指挥系统──为阻止本军达到中央指定任务)亦非对任何人任何部队抱拒绝成见(注:欺人乎?自欺乎?)吾兄明达,自能鉴察,吕正操,江晚”(注3)(按:以下两个电报出处相同,不再另外标记)中共进入山西不到一年,合法地得到了速猛发展,以这力量为基础,强行进入了河北省。一旦进入并且占据新的地盘,就变成一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以上吕正操的电报中所显示的是,中央所统帅的军队,竟然可以不允许国军通过,并且还要缴械。甚至其语气和提法,都和刚刚进入山西时对阎锡山的恭顺完全不同。


  与此相对,张荫梧致吕正操的电报,主要举出中共不服从中央而从事割据的事实:“元密主席鹿转吕司令必之兄鉴:冀中变生,痛心曷极!弟对此事之认识如下:(一)冀中行政应隶属中央及省府系统,敝军受命中央及省府在河北境内抗日,自无畛域限制,中央及省府未令敝军受兄之节制指挥,故敝军无受贵军拘束之义务。(二)现中央任何部队,不经兄苛细条件完全容许后,不得来去冀中,是吾兄竟与中央分庭抗礼矣,设全国各地均成如此局面,是否封建割据之复活?贵军所谓统一战线,究竟作何解释?抗日前途安在?兄来电只言冀中军政统一之可贵,不知中华民国在全国军政之统一河北省政府在全国之统一尤可贵也。(三)此次敝军北上纯为应付敌人之扫荡冀中,而兄部围攻敝军,正值敝军下令进击定、望、保之前夜,抗日云何?统一战线云何?敝军将士无不为之挥泪。事后贵军宣言谓为解决武装汉奸,设弟如反唇相讥,国人之信任究将谁属?吾兄致鹿总司令电竟谓敝军开到博野袭击二分区司令部,事实胜于雄辩,如此颠倒是非诚为道德之累。(四)弟率军北上系奉鹿总司令之命令,亦为达成速击定望保之任务,冀中事变发生后,遵总司令电在旧城一带停止待命,而兄部萧治国来函公言,六千大军对弟完成包围,并在弟防地左右滥行发枪,扣压敝部官兵,弟恐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甘负怯于内战之名,一方面退避三舍,一方面报总司令,不还一弹,留待杀敌。贵部甘冒不韪破坏统一战线之行动,是否出于兄之命令?(五)事变已极,如何解决,方得正义伸张,错误纠正,统一巩固,抗日顺利,兄既明达,当能鉴及无待弟言,希即电覆,弟张荫梧养。”


  这类互相指责的电报很多,没有必要再摘录。以下引用几十年以后的中共元帅和将军的回忆,他们道出了过去不可能公开的事实。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回忆与当年张荫梧等所指出的中共的作为相符合。


  曾经担任中共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回忆了对国民政府所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是首先动武:“粉碎敌人扫荡后,日军放弃南宫。鹿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公署‘不知去向’为藉口,宣布予以撤销。是可忍熟不可忍,我们当即采取了反击措施: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保护’鹿主席,如国民党武装前来挑衅,迫不得已时即坚决回击;冀南行政公署也回南宫办公,行使职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广泛动员群众,开会庆祝八路军收复南宫得胜利,掀起反对赵云祥解散抗日团体,反对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请愿运动;我各专区专员、县长、区长一律照常行使职权;各基干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击等。鹿钟麟见大势不妙,南宫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枣强、冀县一带去了。”所谓先斩后奏,就是消灭了国军以后,再报告国民政府;所谓斩而不奏,就是打击了国军以后不吭声。这些做法当时只有双方参与其事者知道。除了这样的正面打击以外,还从领导层次内部分化瓦解民军。徐向前回忆道:“蒋介石为了给鹿钟麟壮胆大气,又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高树勋部要求来冀南抗日。该部是西北军的,在张北抗战中有一定贡献,当时算爱国官兵。中央指示我们,应对石、高部采取欢迎态度,使之‘能与我们亲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结石、高排挤八路军之企图,而使鹿陷于孤立,迫使鹿进步’。省委、行政公署和部队,在领导群众‘驱鹿’的同时,积极进行迎接石、高部的准备工作。”(注4)总是颠来倒去的石友三于是在中共反对鹿钟麟时公开采取中立政策,达到了中共的要求;后来中共又逼迫石友三,当投机取巧的石去和日本人勾结时,中共及时向蒋委员长报告石的汉奸行为,石于是被处决。


  吕正操后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那时候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在河北与国军搞摩擦的中心人物,也是一再指责国军制造摩擦的人,他近年坦白回忆了在他管辖地区怎样赶走国民党政权的:“十月间,鹿钟麟又通过杨秀林找黄敬,要我到南宫与他谈判,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他当时是冀察战区司令、河北省主席,我那时是冀中行署主任。鹿钟麟找我就是要搞所谓‘统一政令’。……会谈时,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并要发公文到各县去,我对他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按照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取消以后,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冀中归河北省统一管辖是当然的,但拥有兵马的吕正操完全拒绝国民政府与河北省政府的领导,而只是听命于晋察冀边区政府。不仅如此,还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抗日的河北民军的三个团:“十一月间,张荫梧要到冀中博野来,先派他的副司令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共产党员)到冀中来接洽,他们对我讲,张荫梧要以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带他的三个主力团到冀中博野和张仲翰的博野民军会合。我和王志平、孙志远商量后,答覆他们说,张荫梧要来可以,但是一定要由我们安排他的驻地和供给,行动要由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十二月初,张荫梧亲自带领他的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我二分区制造摩擦。我军被迫自卫,军区命令二分区:如果他们先打第一枪,就坚决消灭之。二分区火速从保定与定县调来所属部队,把河北民军全部包围,自拂晓打向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全部消灭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注5)当时这被称为“冀中事变”,这是国共在河北省第一次“摩擦”。从吕的回忆才知道,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的政治部主任居然是地下共产党员。而那时候,中共一再公开保证不在国军内部发展组织。张荫梧率领的三个民军团显然是通过中共的地下党员(政治部主任)让民军进入圈套,而民军没有想到国民政府统率下的八路军会消灭自己人,显然是毫无准备地被迅速消灭,不然三个团认真对抗,不是那样轻易被缴械。这回忆录还得意洋洋地记载了中共反咬一口的做法:“消灭了张荫梧的部队以后,我们就利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部’的牌子,向蒋介石、第一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发电,向全国通电,说明张荫梧袭击我部队,杀害我抗日干部,企图并吞游击第一支队,强占地盘,破坏抗战。那时我们还没有和国民党正面摩擦,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由张荫梧挑起的。”当年吕正操严厉指责民军制造摩擦,中共的各种宣传机器,也都大力谴责张荫梧制造事端,中共如何受损。几十年以后,当事人才以胜利者的姿态道出了真相。


  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道:“这时,彭德怀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到旅部,彭德怀的反摩擦作战方案已成竹在胸,立即下令调动部队打朱怀冰。彭德怀指挥作战历来坚定果断,说干就干,但这次是要打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是要打一个大仗,非同小可。……在彭德怀和一二九师首长指挥下,反摩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是冀鲁豫、冀南我军将石友三部打垮。继之,是晋冀豫我军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打垮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尤其是予朱怀冰部打击最大。鹿钟麟在林县被我三四四旅部活捉,我让部队将他放走,以保持统战关系。”(注6)中共完全不遵照指定地区,哪里符合其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就派军队开赴哪里;哪里有国民政府的军队阻挡,就为了“革命利益”而消灭之;然后再控诉国民党消灭异己破坏抗战。翻阅那时的报刊,中共总是诉苦,说如何被动的被国军打击,弱者往往又容易博得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同情,黄克诚和其他人的回忆一样,说明了主动者是彭德怀直接指挥的八路军。


  八路军在河北省发展力量和建立根据地,本来还是希望像山西阎锡山一样,“合作”进行。但是河北省的鹿钟麟和张荫梧等不同意,不愿把抵抗日本人所夺回的土地,再交给不服从中央的事实上是割据的八路军,所以引起对抗。聂荣臻元帅那时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他回忆瓦解河北省的抗日民军有两种手段,即从内部和外部:“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摩擦活动,我们从团结对敌、坚持华北抗战的愿望出发,采取了克制态度。八路军总部曾几度派人向鹿钟麟交涉。……我们被迫还击,是从粉碎张荫梧开始的。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独霸博野一带的反动地方势力。


  ……一九三八年三月,张荫梧到冀南,不久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在博野一带不断向我们挑衅,积极进行摩擦。他密令这三个团长,把队伍拉走,并袭击了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进步较快的警卫营包围缴械。接着,又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翰司令排挤出了民军。张仲翰同志以后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以后,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委派了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员。殊不知张存实同志这时已经是我党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后,不但没有按照张荫梧的计划把这支武装拉过去,反而为我们创造了争取和改造这支部队的条件。加上我们增派了一部分政治干部到民军工作,民军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在我们的影响和耐心教育下,许多官兵觉悟,表示要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有一些顽固份子拒不接受改造,偷偷地率领部队投靠了张荫梧。……冀中军区和正在冀中的一二零师,火速调来部队,对张荫梧及时进行了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突围外,其部队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们解决。同年八月,在击南元氏、赞皇地区,张的余部两千多人被我一二九师歼灭。”聂记述了消灭朱怀冰的经过:“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和刘道生同志率领,配属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那个旅,在晋东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区,同朱怀冰打了一仗。参战部队迂回到朱怀冰军部的后面,一个攻击,歼灭了他的三个师。朱怀冰的部队被打的落花流水,他的参谋人员和司令部人员,都被我们俘虏了。”(注7)


  冀中主要是贺龙率领的一二零师和吕正操指挥的三纵队,贺龙因为紧急任务而半途撤回晋西北。根据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聂荣臻和彭真电,派贺龙去的原因之一是,从东北军过来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以中共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要求来说还差的远,要求贺龙、关向应去帮助吕正操带过来的东北军队“革命化”,贺龙成功地做了。经过一二零师帮助整训以后,“八路军化”了的冀中军区,共建成了十四个主力团;而且仅仅才九个月多,贺龙所部也获得大发展:“一二零师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已由东渡黄河的八二二七人增加到四七九九一人,扩大了五倍多,这个阶段成为一二零师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注7)周恩来信誓旦旦向蒋委员长保证的军队人数限制,完全是欺骗国民政府的。


  中共对河北省南部根据地的创建,由刘伯承统率的一二九师进行。由邓力群主编,当年第二野战军的文化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等撰写的《刘伯承传》道出了部份过程。中共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口径几乎一致,总是说:“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全国各地制造摩擦,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其实,在中共为了抗日提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不搞苏维埃和阶级斗争,取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抗战,全面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等四项保证以后,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方针。而是中共利用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善意,按照毛泽东的洛川会议的发展势力和地盘原则,在山西省迅速建立了根据地,成倍地扩大八路军队伍。国民政府和有关当局这时候仍然是容忍和交涉。直到八路军乘山西之势,扩展到河北省,并且武装夺取了国民政府的河北省地方政权以后,蒋介石再通过周恩来,希望两党合并,而毛泽东明确地回应是,要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引起中国国民党在五中全会的决定。中共的宣传部门从来没有提到五中全会作出相关决议的前因后果,而只是提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把这决议作为摩擦事件的基本原因。这是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的重要改动。中共不顾民族利益,乘机夺取政权,无限扩大军队和建立无数国中之国,才是摩擦的根本原因。所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中共已经取得政权,就倒果为因,长期而系统地把在抗战中的夺取政权合法化,还把责任归到艰苦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身上。幸好许多中共开国元勋的回忆录和中共中央文件道出了真相。


  《刘伯承传》记述道:“刘伯承跟邓小平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种种矛盾,认为顽固派部队的广大官兵是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是团结争取的主要对象。顽固派里存在着派系斗争,可以加以利用,争取他们大部中立或暂时中立,一部向八路军靠拢,集中力量打击反共顽固份子、特务份子。在当前,鹿钟麟势孤力薄,所部张荫梧是反共最积极的家伙,应首先予以打击。八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令第三八五旅主力及青年抗日纵队、独立纵队,冀西游击支队各一部,对张荫梧进行打击。反击部队采取分进和击的战术,从各方面进到元氏皇赞地区,突然发起猛烈的打击,张荫梧部大部被歼,残部逃向冀南赵县、栾城地区,又遭到东纵队主力打击,全部被歼,张荫梧只身逃脱。张荫梧所属民军独立旅王子耀部,在任家湾被青年抗日纵队一部消灭。”至于分化瓦解方面:把民军第四团团长朱程拉过去;民军第二纵队第二师范子侠师长统率四千多人,由刘伯承一再联络:“经过不断地争取教育,范子侠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率部参加八路军,改番号为第一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注8)总之,冀南的抗日民军被中共软硬兼施瓦解。


  从策略讲,中共在河北省对待鹿钟麟并非一味地强硬消灭,而是经常试图接触谈判,以两手对待之。彭德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旬就曾经和鹿钟麟会谈,刘伯承在到达冀南时找鹿钟麟会谈,似乎是很有联合抗战的诚意,其实是在打击消灭以前的策略。《毛泽东年谱》中又透露出不少新的史料。他对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指令道:“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加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商讨交涉。”鹿钟麟对于这既成事实不反抗吗?破裂的责任在谁呢?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与鹿钟麟谈判的原则。他指令聂荣臻、彭真、邓小平、宋任穷:“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碍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注9)这是要鹿钟麟投降,鹿不愿承认中共造成的既定事实并且稍有反抗,就一直被中共宣传成“汉奸投降派”。


  国民政府留在河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所有军队,即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统率的军队,不是被日本人消灭,而是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消灭掉了。中共的三位元帅、一位大将、二位上将的回忆录和传记,已经清清楚楚向历史做了交待。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北平、武汉、济南等大城市,但是山东的广大地区,仍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沈鸿烈被委任为省主席,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统率十余万军队与日本军队抗衡,占据着沂蒙山等要地。


  因为中共在江南有新四军、山西、河北有八路军,是分开的,山东若被中共占据,就可以把华北的八路军与江南的新四军联成一片,山东战略地位的确很重要。在抗战开始以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经开始在那里活动。一九三七年前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已经组织游击队活动,到一九三九年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为了占领山东,延安命令,八路军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抽调兵力,进入山东展开工作,这支主力部队已经有七万人左右;再有就是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九年五月派遣徐向前去山东统合整个山东的中共武装,成立了八路军一纵队,由徐向前担任司令员。于是,在日本军队的鼻子底下,在山东出现了国共军队惨烈的流血悲剧,获胜的是中共一方。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发出《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共四条,以第一、第二两条最重要:“(一)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份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我各支队活动区域问题上,应尽力争取有利地区,决不放弃已得地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能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解放区。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得财源决不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及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这条指令根本上是,在地区、政权、财权问题上,决不让步,要“准备长期摩擦”,即不是对抗日本侵略军队,而是长期、坚决对抗反侵略的国军。这里已经和过去中共中央的总是假借抗战之名的指令不一样。这坚决的指令是徐向前去全面领导山东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时发出的。


  第二条是分化瓦解国军的策略,特别是违背一再保证的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不发展中共组织的协议;“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对帮助东北军发展及供给干部应特别慎重,否则会自己搬石头打自己的脚,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训。”在河北省的东北军中,中共已经通过地下党和吕正操把大量东北军变成中共的武装力量;在山东,东北军中有解方等重要地下党员在起作用,这条指令在东北军中公开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并且试图分化山东省长于学忠所统率的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徐向前记录了他与于学忠的对话:“他说:你们明白,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任,不经过我们的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注10)(按:以下的徐向前回忆出处相同,不另外【注释】)这段对话说明,引起“摩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共的八路军在抗战中即开始夺取政权。


  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做的长篇报告中,对于摩擦问题指令道:“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予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坏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卫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摩而不裂’。严防挑衅,不要上当。”毛泽东在挑起摩擦的时候,不仅仅在行为上极为大胆坚决,而且在宣传上,把敢于对抗中共的夺权者的任何人,一律叫做投降派,即把反共和投降两个词汇统一运用,从而把中共的一切行为都宣传成为了抗战;而且他敢于把他制造的“反摩擦”说成是“在于巩固国共合作”,即把破坏抗战的行为,用一整套的宣传术语把其说成是“为了抗战和统一战线”,所以制造斗争是为了统一的谬论。


  徐向前回忆,当八路军初去时,很孤立:“政权在谁手里?在国民党手里,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多是国民党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我们的。”政权既然在国民政府手里,为什么还要去夺权呢?但是中共中央直接命令向国民党夺权,从而开始了八路军打中国人的悲剧。徐向前记载的中央指示说:“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和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经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以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况不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怎么改变呢?他叙述的办法有两点,一是在日本军队撤退后,立即组织中共政权,二是直接消灭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总之,按照中央指示,用一切手段对付国民党,这两点都做到了。


  徐向前记述:“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国民党政权垮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地区。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到一九四○年三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有四十多个;年底,发展到九十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注10)以抗日为名自行到山东的八路军,不是和日本人争夺大中城市,而是和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夺小城市和农村的地盘,摩擦就难免了。国民党如稍有反抗,中共的舆论攻势立即就铺天盖地而来,毛泽东亲自宣扬:“张阴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阴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笔杆子从来都是左翼文人占优势,是非黑白就颠倒了。徐向前写道:“对付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须公开揭露,晓谕国人,使其丑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鸿烈、秦启荣每次制造摩擦事件,我们都通过发表抗议、声明、通电报纸宣传、张贴标语传单、举行群众集会、致友军信件等形式,说明事实真相,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及其散布的种种谎言。政治揭露及时、有力,中间派便容易同情我们,顽固派的处境便日益孤立。……一九三九年八月……由张经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挥,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参加,几天之内,我军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枪两千余支。”中共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权成功了。


  山东的大部份地区被日寇和中共占据以后,只好将山东省政府移到安徽省,被毛泽东点名的秦启荣出于责任感,坚决留下,到鲁西山区去坚持对付日本人和八路军。但他很快被中共偷袭身亡,一本纪念秦启荣的回忆录写道:“时国军既退,未敢远离,乃移驻安邱之辉蕖。八月六日夜,先生闻西南有枪声,知有警,起视之,寂然,时许,枪大作……至八时许,从容执手枪出,初向北,遇伏,转而东,伏益众,先生谓从者曰,今日之役,非死则俘尔,为主义牺牲,吾所得矣。旋顾卫士仅余一人,问曰:汝尚余子弹几何?曰三十余,曰,我仅三发;然仍须击也。语未尽,卫士回顾,先生仆地。欲起者再,即以枪自击之,死焉。”秦启荣死的时候的职位是:山东省建设厅长、鲁南办事处主任,代理行使山东省省主席职务。(注11)据统计,在山东坚持打游击的国军,死于中共枪下者,多于死在日本人枪下。这是中共成功地向山东发展的自然结果。


  山东鲁西区党委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作出《关于鲁西形势及斗争方针的意见》,这内部文件指出战斗任务的中心仍然不是打日本人,而是打中国人:“为巩固扩大鲁西抗日阵地坚决以反摩擦来答覆顽固份子的无理摩擦,是目前实际战斗任务的中心。”一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在黎城召开的北方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会议的报告中,专门有《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一节,他指出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艺术,即消灭了国民党,还要国民党有苦说不出。


  中共中央乘胜前进,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发出《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在策略上指示道:“在反摩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份彼此的各种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及其他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的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进行统一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绝决不让步。对中间如老同盟会及公正士绅等应联合之并发动其积极性。……”这些历史文件非常清楚地一再证明,中共所进行的不是抗战,而是夺取政权。在这份文件中,并没有阻击日本军队的中共,进一步要求扩大军队的力量:“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彭雪枫部应当大大扩大,应当收徒手兵,在山东及整个苏鲁战区应当发展新四军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应当毫不犹豫的执行这一计划。”在战略方面指示道:“在战略部署方面,必须极力注意我们在鲁西南、在豫东、在皖北、在苏北地区,这几个方面猛烈广大的发展。一一五师彭雪枫部及苏南苏北支队应在这些方向共计发展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五百万以上的有组织的民众……。一方面造成武装与民众的长城,用以隔断山东顽固份子与国民党的大后方的联系,以孤立这些顽固份子,一方面与江北新四军真正联系起来,迅速打成一片。”中共中央的这些战略部署,根本是为了把江南华北连接起来。


  徐向前只在山东工作一年就返回延安,他总结在山东的扩大情况道:“山东纵队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月间是二万五千人,到一九四○年上半年,即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一五师的三万多人)。一一五师一九四○年初是五万八千余人,到九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队团等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这总结中有打击日本军队的记录吗?


  在陪都重庆,中共出版的书籍公开为其夺取政权辩护,以下根据进步社编写的《今日之摩擦问题》中,以国共两方军事首领的两封电报,摘其有关山东的部份作为本节的结尾: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发起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往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称,查徐向前部于十四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覆电愿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博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于十八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十八日被敌占领,二十二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二十二日始撤去等语。”这公开质问八路军领导的电报,与一九八○年代徐向前的回忆录是符合的。


  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在十一月九日联合答覆,对于所举的事实,竟然不能答覆,只是说:“痛心”而已,一共几句话:“其中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遵电所示者,言之甚痛心,其发生之原因,消除之方策,德等早已迭次陈明在案。”(注12)这更证明了中共当时就理亏,如今加上元帅将领们的回忆,这一历史应当定案。


  概括言之,中共对于国民政府所统帅的抗日部队,对待强大而没有力量消灭者,则联合与利用之,甚至在遭到反击以后,仍然保持笑脸,如山西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指令反击以后,中共中央命令武装反击,但是在公开文件中对阎锡山,仍然高呼拥护;在河北省则是一面谈判,一面武装消灭,毫不留情,并且在宣传上一再说鹿钟麟、张阴梧、朱怀冰是汉奸投降派;在山东,则对于妨碍中共夺权和建立根据地者一律果断歼灭之,连谈判都不要,事后说消灭了汉奸即是。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
  2、徐孤星、陈于逸编《国共摩擦问题》第十四至十六页,国际文化编译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年,香港。
  3、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救亡日报社编:《献给关心河北问题的朋友》第十七至二十页,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4、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626-627页,解放军出版社发行,北京,一九八七年。
  5、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6、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第27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7、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52-45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年第二版。
  8、李曼村等主编:《刘伯承传》第225-2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年。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88-8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10、《徐向前回忆录》第页。
  11、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二年。
  12、进步社编:《今日之摩擦问题》,第23-26页,一九四○年。



第四卷 一、新四军的任务

  专门为了抗日而报请国民政府同意成立的新四军有一个显着特点,其基本任务就是打击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而不是日本军队,这是新的史料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定。所谓“发展华中”,就是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武装夺取权力。原来一直负责华北党务工作的刘少奇在会议后,立即改任中原局书记,以及江北指挥部政治委员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他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着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的工作,特别是苏北根据地的建立。


  华北得手,毛泽东等沾沾自喜,立即从华北转向华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指示刘少奇,关于华北的一段是胜利者的总结:“华北、西北摩擦情况,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石、高已溃散,残部退山东之荷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辉县,何绍南已逃跑,保安队被大部消灭,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支线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达四十县。”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八路军从日本军队手中夺取的吗?以上所列的进攻打击对象全部都是国军及其高级将领!中共要乘胜推进,转向华中:“顽方在华北摩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以上两段分别摘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第三二四页、三四二页)另外一份重要文件没有选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但是在《毛泽东年谱》(一九四○年四月五日第一八四页)中摘录,毛泽东夺取全国的野心已经毕露:“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造成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好像是在大地图前面用大笔一划,划定了地区,然后就派遣军队去夺取,但是从来不是从日本占领者手中夺取。这证明无论哪里发生国共之间的摩擦,皆不取决于国民政府,而是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公布,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的行动指示中,竟然没有一处要新四军去抗日,只要去扩大地盘。现在全文抄录,在每一条后加以分析:“长江东南局及项英同志:甲、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一段是讲华北的游而不击的经验的成功。“乙、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调动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这一段行动方针,完全没有命令新四军如何去准备抗日,而都是命令“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和根据地政权。“丙、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有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应与过去有根本区别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中央书记处。”(中共)过去与国民党作殊死战与(中共)抗战中对付日本人,在方法和方式上有什么根本不同呢?是“巩固统一战线”,是“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像过去(中共)打国民党军队那样,(不是中共)去与日本军队拼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登载,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发出了《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其第一条指出发展的必要性:“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过去由竹沟出发之少数部队,如八团队彭雪枫部现在已发展合计万余人,在鄂境我成立之游击队亦有数千人,便是明证。在江南则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致发展迟缓,在将来发展亦有很多困难,在华北则过去已有大量发展,现在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因此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第二条只有两句话:“蒋已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以下的具体布置省略不录。


  为什么要在华中发展呢?在华北的山西、河北、山东都已经有大量发展,目前进入巩固时期,彭雪枫等部的经验显示,在华中可以大有可为:战略地位重要。但是以上的文件也透漏,在华中的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之雄厚”。既然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之雄厚,为什么要去和国民党争地盘呢?要抗日应该和日本军队相争才对。这显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明白在华中的发展会造成和国民政府抗日力量的冲突,但是中共以华中的战略利益重要而不顾一切。


  在发出以上指令以后三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提出打击的对象不是日本军队:“依皖东抗日目前的情况,必须我们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份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所谓“统战工作”的内容,是分化瓦解国军;打击所谓“汉奸和顽固份子”,就是打击敢于妨碍中共的扩展行动者;扩展所谓“群众运动”,就是变相的苏维埃运动;然后是目的:“建立根据地”,即拥有武装力量的国中之国。


  在对待日本军队方面,先后建立中共政权的各个省区,也不相同。在山西省,是中共刚刚开始抗日的时候,为了配合国军对抗日本军队的正面进攻,从侧面也和日军有过一再的小型的战斗,平型关是其中之大者;在河北,中共在分散的农村也不得不面对日军的扫荡,也有小的零星战斗;在山东,八路军反击日本军队的小扫荡也时常有,徐向前所部的山东纵队有七万多人,调拨给一一五师的有三万多人,共十多万人,他列举了两年中有八次与日军小冲突(其中有两次是小到不能记载的冲突加起来算的),平均三个月一次。


  但是在华中,中共军队真正的作战对象却完全是国军。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有点惊人地发现,从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以来到一九四○年底的接近两年的时间,刘少奇的所有向中央的报告和他对新四军的指令,没有一次是为了打击日军,而是全部针对国军的。以下主要根据《刘少奇年谱》,参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新四军主要指挥员等的回忆录等,看看新四军如何成长和建立江南根据地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率领了中原局机关及干部三百多人到达安徽涡阳县开始,直接领导了华中的中共军队的扩大和建立新政权的活动,以下逐月清理其活动。


  十一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汇报彭雪枫的活动以后,对于发展前途说道:“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半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做到。”(注1)(按:以下凡是出自《刘少奇年谱》者,一律不再加注。)但是原来中原局的驻地竹沟,仍然有许多伤病员,在十一月中旬受到袭击,这件事表示江南的冲突加剧。


  根据这报告,延安发出《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东至海边发展的指示》(注2)(按:以下凡是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也一律不再加注)“甲”是对刘的报告“完全同意”;“乙”指令道:“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用地图的比例尺粗略的量了一下,安庆在安徽省的西部,到上海的距离大约是五百五十公里;合肥在安徽省的中部,到海边大约四百公里。这是一片极为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都如果赤化,抗战胜利以后的国民政府将不可能回到南京首都,因为南京上海都在其包括的地区之内。过去苏维埃时代,中共不仅仅不能随意夺取中华民国的土地,而且起码的立足点都成问题。如今以抗日的名义可以随意扩展;过去苏维埃时期,中共的武装斗争斗了十年,到西安事变的时候,仍然只有大约三万人,如今的每一次徵兵,都是以抗战的名义,所以成倍地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以下的几条都是吸收知识份子,以便培养中共的干部方面的,毛泽东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这方面暂时不计。






  十二月十一日:刘少奇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项英:“在皖东津浦路沿线,韩德勤、李本一等部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军围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来到新四军做出的决议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决议一直是新四军发展的基本方针,而皖东北向东,就是苏北,这是中共中央一直坚持建立根据地的中心。所以这里坚持“控制东进道路”。十二月十九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整个华中,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二)豫东彭雪枫活动地区;(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通知,把苏北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据十二月二十七日刘少奇致项英等的电报,彭雪枫部给养已经解决,由原来的三个团发展到十余个团。并且刘少奇主持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工作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坚决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刘少奇主张向苏北发展,也与陈毅的主张相合,但是原来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却持不同看法,主张向南。刘少奇得到了延安的支持。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并且给新四军下达坚决以武装对抗摩擦的强硬指令:“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力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


  一九四○年一月,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往还的内容,主要都是强调新四军往淮河以北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具体部署从新四军其它部队抽调兵力到江北去。一月十日,延安指令负责南方局的周恩来给国民党谈判时,正式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的编制为二十二万人,月饷为四百四十万元(平均每人二十元计),新四军编制为三个师,五万人,月饷一百万元;并且补充子弹一千万发。次日的指令再次强调此数目,并且加上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中共企图让国民政府承认其扩军的事实,并且把扩展的地盘合法化。过去苏维埃时期,流了多少鲜血还难以生存,如今抗战时期,同样是扩大,还要吃国民政府的粮饷,真是天地之别。


  特别要提及的是,在一月十九日,《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一共一五条,其中第二条是:“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候才能决定。”这一段之难得在于,没有堂皇的抗日语言,而是赤裸裸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规划。毛泽东一个月以后曾经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对于扩张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经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在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注3)正是中共利用抗战得到的一党的优势,所以在给新四军的指令当中,已经在讨论和国民政府公开分裂而“划江而治”的打算了。毛泽东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到处建立根据地的措施,一举一动都是削弱抗战,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的顾忌。中共中央指示的第三条就说道:“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当然会引起摩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击,给武装进攻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复投降危险,反摩擦就是反对反攻派投降派的斗争……。”中共处处是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权,所以“当然会引起摩擦”;对待摩擦就是“反攻”,即军事上的冲突;还声称这“就是反对投降派的斗争”。解读毛泽东的政治语言必须谨慎,他把任何反对他的政治力量都戴上“投降派”的帽子,他一直在反对国民党,从国民政府手中夺权,但是看不到一个国民政府的字眼,都以“汉奸投降派”代替了。


  刘少奇在二月初主持了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布置加强反摩擦的斗争;二月七日的《刘少奇年谱》的全文抄录如下:“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心环节,是猛烈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下的一切武装部队’。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力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去进行。’”从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内的讲话和活动都证明,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意旨的最好和最忠实的贯彻者。就是这几年功夫,到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超过朱德、周恩来而跃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这里指令的“中心环节”是“猛烈发展八路军”,完全不要国民政府的“允许”,也不需要“商定”。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发出破坏所谓的“合作”,而过去是隐秘的破坏。当然这会引起国民政府的反对,刘命令要“坚决进行反摩擦斗争”。这体现中共已经为了战后打下江山而不顾一切了。






  正是在二月十日,延安向所有中共的最高级将领发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命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公布了这一指令。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项英、陈毅。指名高级将领,就有更坚决执行的含义,“甲”部份是情况分析,“乙”部份是布置任务,即“将整个华北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这里所赤化的,已经是除去荒凉的沙漠和高寒地区以外的半壁中国!“丙”部份是具体部署,关于新四军和江南的部份原文抄录如下:


  “丙部署:为达上述的目的,我之部署应如下:


  “(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
  “(二)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三)胡服(按:即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至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
  “(四)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
  “(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四万。”


  以下还有对八路军各个师、纵队、军区司令等的详细任务的指令,在此不录。所有的指令中都有“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之语。所谓“反动”者,从来不是指日本军队,而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地方政府;从逻辑次序讲,要肃清国民政府的军队和一切“反动”势力,才能建立中共的地方政权。而且特别指令“以上任务限于一年之内完成”,军令如山!这是一个向所有中共军队发出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命令,是秘密的向国民政府宣战的指令,也是不顾抗战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之私而孤行的强有力的证明。


  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在西安事变以后曾经完全停止,然后在河北、山东断断续续进行,在华中由于新四军全面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权力,已经正式开始了。实际上从此之后,国民政府为了维护民族存亡而和日本军队继续作战以外,又要扞卫中华民国而和中国共产党作战,而面对已经开始强大起来,却声称是抗日的中共全国性的武装夺权。


  在以上文件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后命令道:“完成上述任务,依靠坚决消灭敌人及一切向我进攻之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按:以上指出的三种要坚决消灭的‘敌人’,都不是日本军队),但同时还依靠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猛烈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按:所谓的统一战线也是向中华民国军民‘攻心’,从内部瓦解以国民政府为首的抗日阵营),极力孤立反动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团结一切比较进步份子,争取一切中间知识份子(按:所谓的‘进步派’等,已经由历史证明是对中共损害民族利益不闻不问的听话者,后来在中共执政以后才大部份被作为敌人成为阶下囚,而知识份子,在利用以后一直是毛泽东肃清的对象)……”中共对待国民党人的分化策略,长期而系统,周到而严密。所以中共在打江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这是致胜的法宝之一。


  根据《刘少奇年谱》,华中地区头号人物刘少奇在二月二十九日写信给张爱萍等,就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华中进行了具体布置,规定苏皖地区党和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奸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之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须达到三万人枪以上,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整训。必须坚决建立政权,派遣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等)去做县长、区长。必须建立广大的自卫军。必须建立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救国会,工人、青年、妇女等救国会。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以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的给养及斗争中的各种任务。”这现在才公布的经典文献中所提出的五个“必须”,每一条都是过去中共建立苏维埃制度,建立国中之国的具体措施,都是为了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每一条都以抗日名义而推行。


  在三月、四月,按照延安的命令,在华中的新四军按照攻势防御的策略和国民政府军队发生激烈冲突。根据中共中央的大量未曾公布的文件而成的《毛泽东年谱》和《刘少奇年谱》记载,在这两个月,中共在华北采取守势甚至退却,以便在华中积极进攻。毛的“年谱”中,在二月二十日,毛曾经致电彭德怀论及整个形势道:“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们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在三月五日与王稼祥联合致负责华北军事的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在三月七日再次指示对国军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和阎锡山让步,以求得“和平”,并且指出中共在华北已经占领了若干地区,算是很大得胜利。由朱德亲自出面在四月在西安见卫立煌,表达“八路军坚决不打中央军”的善意。


  在华北求得和平以后,立即在三月二十九日,命令八路军三四四旅增援华中,指出华中是摩擦中心:“在华中武装摩擦中,我方的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以西地区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所以非常明显,任何地方的“摩擦”或“和平”,主动者皆中共也。毛泽东在四月一日致电华北、华中两军指挥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雪枫、刘少奇、项英、陈毅,指出在华北“应仅守防线,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在华中,“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在八路军抽调的四五万人到达以后,“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在华中的武装冲突在延安的直接指挥下激烈起来。


  战斗首先在皖南开始,然而最重要的是苏北,中共中央认为现在是发展苏北的最好时机,可是师出无名,大量新四军到苏北去攻打原来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守军和政权,会在政治上难以立足。刘少奇等领导人于是设计了圈套,即引诱国军先打,这引诱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四月初,刘少奇指令叶飞“负担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四月十九日,命令“叶飞、管文蔚必须立即在苏北行动,吸引韩德勤向其进攻,我在自卫口号下至适当时机再去增援。才能解决苏北问题。否则,我即使有足够军力,却无充分政治理由向苏北大胆行动。”在吸引国军进攻以前,由黄克诚率领的约一万二千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已经从山西太行山出发;八路军彭吴支队的一万二千人,也从山东南下,向苏北前进。这两支八路军纵队,加上新四军的彭雪枫支队、罗炳辉率领的第五支队、戴季英率领的第四支队、陈毅的叶飞支队,势力相当雄厚。


  参与其事者黄克诚大将,抗战时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八路军如何配合这次军事行动:“当十月二日顽韩军开始向黄桥大举进攻时,陈毅急电我率部驰援。我回电告以即刻出发。……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电令,我于十月四日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埠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镇,直下盐城,沿途歼灭顽军第十常备旅和独立第三旅等部,切断韩军之归路,动摇其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造成南北两面作战之势。”(注4)不过黄克诚部受阻于陇南铁路以北,没有赶上和韩克勤所部的大战,只能在北面起到战略牵制作用,所以黄克诚也承认只是战略上的“作战之势”。


  叶飞后来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刘少奇的一次谈话,刘少奇说国民党“很蠢”,没有防备中共,“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并且回忆道:“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要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中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动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的勤。”(注5)这也证明打着抗日旗号的新四军,到苏北是向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武装夺权,而且还要嫁祸于人,既要消灭国军,又设置圈套,把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毛泽东和中共编造了国民党进行几次“反共高潮”的提法,几乎现在大陆的还在大量照本宣科,如今用中共自己当时的文件证明,从山西、河北、山东到江南各省,主动者都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发动了进攻中国抗日军队的一次又一次的高潮,而通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把这说成是国民政府主动的“反共高潮”。中共既大大损害了抗日力量,还制造了至今仍然见之于文字的宣传。


  五月二十二日,刘少奇致电苏北挺进纵队司令叶飞,要求他在中共最寄予希望的苏北,一定要坚持两个月以上,而且在军事上不要先下手。


  中共在华北的成功扩张已经教训了国民政府领导人,如今把新的发展焦点放在了华中,特别是苏北,当然不可能轻易让中共达到目的,在苏北有中共最感到棘手的韩德勤部七万多人,主力是国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在苏南有顾祝同、冷欣率领的正规军,以及广西军队李品仙部严阵以待。所以在中共急于得到的苏北,在军队的势力上,新四军处于劣势。


  由项英统率的在皖南的新四军总部和若干主力部队,一直想东移到苏南,面对重重障碍,难于执行;陈毅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拥有善战的第一、第二支队,本想从江北抽调叶飞部南下,从皖南将军部东进,以便以江南为中心展开,但是苏北势力单薄,叶飞部有被消灭的危险,延安和刘少奇一再派兵驰援,以至于陈毅不得不亲自带领军队开赴苏北。


  国军对叶飞部所在地郭村的进攻在六月二十八日开始。但是,在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将进攻部队的部署和进攻发起的时间都通知了叶飞部;而且国军担任主攻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在关键时刻命令第五、第六支队、陈玉生支队掉转枪口,使得进攻失败,郭村解围。《粟裕战争回忆录》写道:“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率领一个团(该团是我地方党领导的部队,为适应斗争环境,当时公开用李明扬八支队番号),共产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一个营(该营是李明扬的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是我地方党控制的),在我第四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我军转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三个团,迫使李军全线退却。”(注6)中共曾经一再公开声称为了抗日,不在国军中发展组织,但是实际行动相反。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对华中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作报告,总结华中地区的经验教训。他以他的权威地位再次证明了中共在华中的作为只是为了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政权,证明了新四军的打击对象从来都是国军。他指出:“在上海、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期间,华中工作由于忽视在敌后广大乡村组织发展武装,组织广大群众和建立根据地,以致于错失良机。结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恢复了政权,并与我发生摩擦。中原局根据华中敌后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抵抗顽固派的进攻。经过半年多的反摩擦斗争,建立了三十多个县的抗日政权,确定了党在华中的抗日地位,巩固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报告强调,华中是战略上的枢纽,在全国有极大的重要性。”这说明,国民政府在华中恢复了政权以后,经过刘少奇领导的“反摩擦斗争”,已经从国民政府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三十多个县的政权。所谓战略上的地位,也并非对抗日战争而言,而是中共准备夺取全国而言。


  新四军在郭村取得胜利以后,对于仍然强大的国军部队巧妙而成功地进行了分化瓦解。由陈毅亲自出面,软硬兼施,使得有私心的李明扬、李长江部保持中立;又采取释放俘虏和枪枝,或故意在特定的时候不进攻某某部队,使得国军部队有的指挥官和陈毅部队暗自相通。中共于是集中力量,在黄桥歼灭了韩德勤部的六十九军和独立旅,从而实现了中共占领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构想。


  华中的总指挥是刘少奇。陈毅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称赞刘少奇在苏北地区不怕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建立根据地的指令:“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做了两件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问题,一件事是进行了反摩擦,号召新四军进行了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这是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怕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打不赢。少奇同志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可,而且一定要打赢。”(注7)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近年所编辑的《刘少奇年谱》,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到达中原局所在地竹沟起,到一九四○年十月黄桥取得苏北的作战胜利为止,现在公布他的所有的一百三十几个电报、报告、指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针对日本军队的;同样,这期间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新四军的全部的电报和指示中,也没有一个是要新四军去打日本军队,新四军在此期间调用全部军队打击国军,建立了战略要地苏北的中共政权。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历史事实!


  【注释】:


  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一九九六年
  二、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
  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四、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五、叶飞著:《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六、粟裕著:《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二一七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七、《当代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第三三九页,北京,一九九一年。


第四卷 二、百团大战

  中共在抗战中有两支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至今中共几乎举不出新四军任何一次稍稍象样的对日战斗,但是八路军的对日本作战,却可以响亮的举出两次: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规模给日本军队造成的损失超过平型关之战。这是真正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订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德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至今虽然在北京出版了《毛泽东文集》(按:仅仅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出版了五卷),资料较多的《毛泽东年谱》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选集,其中公布许多过去不曾见世的新资料,但是毛泽东公开批评百团大战的资料,仍然不曾见到。


  为什么打击日本军队错了?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中,才正式把百团大战作为彭德怀的罪状之一。众所周知,彭德怀被毛泽东肃整,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劳民伤财的大跃进批评所致。毛泽东在彭德怀发出给他的那封有名的“万言书”以后,对彭德怀进行了翻旧账的总批判。


  破坏正太铁路的两个主力之一的指挥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铁路和其它主要交通线的破坏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成了‘百团大战’。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铁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蒋介石很惊慌。”(注1)聂元帅指出不是没有报告,而是暴露了力量,这力量本来不是用来打击日本,而是抗战胜利以后打江山用的。这是问题的实质,但是这实质又不便于拿到桌面上,就有“没有事先报告毛泽东”的编造。


  叙述得坦白清楚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彭德怀材料汇编》,那时候的红卫兵没有顾虑党的秘密问题。关于百团大战,该资料的一段摘要如下:“一九四○年八月~十二月,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彭贼伙同朱德等发动了‘百团大战’。当时日寇兵分数路进攻西安、昆明、重庆。彭德怀坚决执行王明路线,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在正太、同浦线等长达五千里的战线上,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很快去电嘉奖:‘朱副长官、彭副司令员:选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中正’,百团大战,根本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硬打硬拼,使我军损失很大。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军力量,使得日寇更加强了以对付共产党为主的作战方针,……百团大战使得蒋介石更加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主席早在百团大战进行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等的错误做法,毛主席说:‘彭德怀干这么大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是很坏。’”(注2)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首都红卫兵是以四个学校为中心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是四个学校之首,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这里的材料来自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罪恶史》,显然直接来自中央文革,也间接反映毛泽东的观点。其中毛泽东根本认为不应该打这场战役,他否定百团大战的很珍贵的原始材料,一系列的批判都是毛的话的延伸。


  彭德怀后来在庐山会议(按: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检讨中,说他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也有政治上的不当:“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来未请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上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注3)彭德怀在被批判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根据参加者的回忆,为了党的团结,彭违心的做了自我检讨,把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后来进行了翻案。毛死后,更多的含义相反的资料得以发表。


  毛泽东制止同样一次破袭战斗,是在几个月以前。一本综合许多资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中记载,一九四○年四月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决定对日本军队主要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战,具体的任务已经下达到一一九师、一二○师和徐向前率领的山东纵队,命令下达的第二天,就收到毛泽东的急电,命令将主力去对付国民政府的第九十军,并且抽调相当军力南下支援新四军。(注4)毛泽东找藉口拆台,没有打成。


  多种资料显示,为了保存势力在抗战后打江山,毛泽东坚决反对进行任何针对日本军队的战役,不仅仅在当时,而且也在百团大战以后。


  为什么彭德怀等人要进行这一次战役呢?


  根据彭德怀在困境中的好几次对他自己历史的叙述,被编成《彭德怀自述》发行。书中彭德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反驳。根据彭德怀的反驳,我们也可以了解批评他的人的观点。首先,进行百团大战,是为了中共自身的利益,而非为中华民国。彭的回忆证实,中共的根据地受到日本军队扩张的压力:“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被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根据聂荣臻、刘伯承等核心参与人物的回忆,当时叫做‘破袭战’,百团大战是后来宣传用而取的。彭德怀的回忆中指出参与的只有二十二个团)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注5)还有是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军队可能进攻西安,隔断西北的交通等情况。


  刘伯承回忆,由于中共在山西、河北取得政权和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的败退,中共的根据地就不得不面对日本在华北的统治。而日本人在华北的统治主要在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其势力的伸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日本人为了扩大和加强其统治,在华北加紧修筑公路,不仅仅把河北、山西的中共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也威胁到中共根据地的生存。于是在八路军的几个最高级将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讨论了破坏日本统治者的交通设施问题。这就是百团大战的起点。


  展开“交通斗争”,似乎是中共的军事战略家刘伯承提出的,因为在冀南平原上,日本侵略者利用铁路公路交通来分割打击根据地,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刘伯承说:“敌人目前进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是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输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残的经济战,麻痹与奴化的宣传战、思想战。……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注6)所以刘伯承曾经指挥部队进行过好些破坏日本人交通的行动。


  聂荣臻回忆道:“发动正太铁路破袭战,是一九四○年春天,我到晋东南时就酝酿确定的。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过正太铁路破袭战的问题。先后参加讨论的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同志和我。议论中,有的同志曾提出,想把正太路搞掉,使晋冀鲁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注7)根据《刘伯承传》,参加讨论的还有邓小平、陈赓、陈锡联。对日本进行破袭战取得了八路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意见,而不是彭德怀的个人主张。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按:以下凡是出自该文件者,一律不另加【注释】),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联合的预备命令在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下达聂、贺、关、刘、邓统率的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并报军委”。甲部份是“情况与任务”,论述此行动的必要性;乙部份是“战役组织”:“(一)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份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三)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兵力,计聂区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零师四~六个团,总部炮团大队,工兵一部。”(注8)(按:这最权威的参与的团数目与彭德怀的回忆接近,可见所谓“百团”是宣传)“这一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诸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发动百团大战,由于延安收到七月二十二日的预备命令赫然在案,毛泽东死以后得以澄清真相。”(注9)《彭德怀年谱》的七月二十二日的内容记载,在七月二十四日,又向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万万火急”的决定进行该战役的绝密抄件。


  这个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并没有反对,也没有看见后来所指出的错误。可是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各个部队展开。彭德怀写道:“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人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按:原文这里有误,将‘八’错为‘七’,出版者已加【注释】纠正),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注10)《刘伯承传》记载,一二九师参谋长在八月二日就向下级参谋长们做了部署,《关于破路经验通报》下发给了部队;八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就作战指导思想给各部队发出了指示。在发动供给前几天,刘伯承、邓小平,以及聂荣臻都到了前线指挥所。可以说,箭已经放在弦上,彭德怀担心“敌人发觉”。八路军军长朱德正在延安,如果毛反对,立即就会发电报制止。


  朱德、彭德怀、左权的正式行动命令在八月八日发出,主要是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划分,规定:“聂集团主力的十个团”负责破坏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平定段,袭击重点在娘子关到井径煤矿段,并且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刘邓集团以八个团的主力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主要破坏正太铁路以西的路段;“贺关集团应破坏平遥以北同蒲线”,并且阻敌向正太线增援。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同一天的《关于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中规定:“破坏的对象是桥梁、隧道、车站、铁路;破坏的方法为爆破、毁坏、燃烧”。根据《彭德怀年谱》,在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左权将这次破袭行动定名为“百团大战”。同样在《年谱》中记载,参加的兵力有三十个团。


  八月二十日晚,八路军在正太路东西各路段,同时发起了破坏日本军队交通的大规模袭击战。负责破坏正太铁路西段的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回忆道:“二十日晚,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三个纵队的任务分工是,右纵队破袭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展战果;中央纵队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井径煤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我们计划攻击的重点是井径煤矿和娘子关。”娘子关的四个大碉堡被中央纵队攻占。“占领娘子关以后,我军乘胜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收割了大批电线。二十一日,日军增援部队赶来,我军破坏了碉堡工事后,主动撤离了娘子关。”井径煤矿所生产的煤,主要供应鞍山昭和制钢所生产钢铁用,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军工生产。在煤矿工人配合下占领了井径煤矿以后,因为日军派包括坦克部队的大批部队增援,所以立即撤出。左路纵队攻击两个铁路据点没有攻下,“为避免过大的伤亡,最后放弃了攻占这两个据点的计划。”(注11)聂荣臻没有记录右路纵队的战果。


  负责破坏正太路东段的是一二九师,对娘子关至榆次段展开攻击,同时破坏桥梁和铁路。右翼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连续三次攻击,占领了桑拿据点;左翼芦家庄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车站外围的四个碉堡。到了二十一日,正太路西段二十据点,除少数外,都被占领。一二九师的部队还突进到了阳泉城内,阳泉煤矿地面上的机械设备也被全部破坏。并且组织大量民工相当彻底地破坏了许多的车站、桥梁、水塔、隧道,基本使得正太铁路瘫痪了。一二零师在破坏同蒲铁路及其紧靠的公路、据点的同时,还派兵伏击前来增援的日军第三中队。


  战斗发起后,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左权给各个师领导、并上报军委的电报中指出:“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为了宣传之用,“百团大战”的名字在这电报中就定下来了。第一阶段二十二天的战斗,摧毁了正太铁路的三分之二,破坏了日本人急需的主要煤矿,还破坏了一千多公里的公路。


  第一阶段胜利的轻易取得,使得延安也欣喜若狂,毛泽东发来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根据《彭德怀自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九月十日向全军发出指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打击敌人的方面去,藉以缩小占领地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战果的数量,给予二百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以延缓作用。”(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第四八八~四八九页)。并且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有关指示中指出:“我党十五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从现在为止所能得到的各种史料判断,这时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内部不仅没有反对意见,而且鼓励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组织扩大百团战役行动”。用极少的代价,就减少了日本军队对于华北根据地的威胁,为什么不支持呢?正是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和鼓励,才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战斗。而第二阶段的战斗有许多是八路军没有打过的攻坚战,由此才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但是这伤亡的责任,从中共的整风到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彭德怀的罪状。这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鼓励扩大战果的电报,是在彭德怀去世以后二十多年才公布于世。


  在第一阶段破袭战顺利进行的时候,九月七日,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致电百团大战的破坏正太铁路的指挥员们吕正操、程子华、宋任穷、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军委,该电报一共四点,第一点再次指出了中共根据地被日本人分割的严重情况:“敌在平原地区方谋交通线之构筑,以进一步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现卫河已被封锁,使我与鲁西北、冀鲁豫及津蒲线以东交通极感困难。沧石路、德石路、邯郸路敌正在日夜修筑,如该三线完成,必继续修筑平大(北平到大名)公路,将来我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危险实甚。”第二点指出:“没有交通战上之胜利,坚持平原是不可能的。”第三、四点是具体布置。(注12)这文件的重要性在于,以文件方式叙述了进行这次破袭战的必要性,而且仍然上报了中央军委,这决不是彭德怀个人的心血来潮。


  九月十日,第一阶段结束,紧接在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甲)继续破坏敌寇交通,(乙)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一二零师截断和破坏同蒲路;冀中冀南的部队打击和破坏修筑中的石沧铁路。晋察冀军区主要是夺取涞源、灵邱两个县城以及破坏两个县城之间的公路;一二九师夺取榆社、辽县并且破坏白晋路;并且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原来在正太铁路沿线的部队的行动不变。这样的命令,显然是贯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令。


  九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二阶段的破袭战,但是日军已经加强了防备。晋察冀军区连续攻打涞源三天,到二十六日,只拔除了周围的十余个据点,而且日军在二十八日派出增援部队,于是转向攻打灵邱、浑源两个小城市,同样因为日军的顽强抵抗和增援部队到来而半途放弃。本来,敌人增援是战争中的常态,应该是预计之中的;一二九师攻下了榆社县城和周围部份据点,是想要解除日军分割太行山北部根据地的状况。榆县虽然攻下,但是因为日军的援军逼近,不得不立即放弃,也未攻占计划中的辽县;一二零师攻打同蒲铁路的据点,也仅仅使得铁路交通中断而已。第二阶段战役原来打算要攻下四个县城,但是只打下一个,而且马上放弃。事实上,百团大战到此结束了,因为第三阶段的进攻从来没有进行。


  恢复交通是日本人的当务之急,所以对八路军立即进行扫荡。以后为了扩大战果的宣传需要,把对付日军的反扫荡,称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其实中共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十二月十日宣布百团大战在十二月五日正式结束。可是《彭德怀年谱》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载:“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来电:‘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在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新中华报》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发表标题为《百团大战光辉战绩》的长篇文章,其中公布:“消灭敌伪之有生力量,计毙伤日军二万六百四十五人(内有内有大队长以上之军官十八人),毙伤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日伪军加起来的总数则是二万五千八百人;消灭了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个;步枪五千四百三十七支,轻机枪一百七十九挺,重机枪四十五挺等(按:以上为八路军统计),另外据日军统计:“正太路炸毁了桥梁四十八座,铁路被破坏四十处,车站被烧毁七处,给水塔被炸毁两座,隧道被炸塌七处……;平汉路:桥梁被炸毁十九座,铁路被破坏六十七处,车站被烧毁十二处……电线被割断三十八公里;同蒲路:桥梁被炸六座,铁路被破坏七处,车站被烧毁一处,水塔被炸倒三座……。”(注13)战果空前。这次破袭战严重地破坏了日本人的交通,摧毁了在中共根据地内的不少碉堡,收复了一些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


  八路军第一次真正和日本军队的交锋中,死伤也惨重,根据八路军军部所提供的数字:八路军和参与破袭的地方武装,共牺牲五千八百九十人,负伤者有一万一千七百人,即死伤总数一万七千五百人。这是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巨大代价中的一部分。付出重大代价破坏的正太铁路,在日军加强防卫和抢修以后,在一个月以后恢复通行。


  这场战役结束以后不到两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政治上清算王明,树立毛泽东对党的绝对统治,并且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化运动,百团大战第一次在这里受到批评(见《聂荣臻回忆录》);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受到批评,彭德怀以他在军中强有力的地位,极力反驳(见《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辑的材料中记载:“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以前,由中央召集的有中央和地方同志参加的以批判彭德怀的错误路线为目的的‘华北工作会议’,针对彭德怀作了四十天斗争。他勉强作了检讨……”彭德怀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退日本军队的“囚笼政策”,这囚笼政策已经使得中共的根据地缩小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彭已经是受尽折磨的阶下囚,他却乘交代问题之机,三次写出他的经历,对于百团大战,他的反驳相当详尽,毫不退让,认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是主要的,应该打。他所承认的有些错误,都是枝节问题。


  彭德怀在他被囚禁的最后日子,经历着精神和肉体上最残酷的折磨。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他,当然担心种种诬蔑之词,种种毛泽东~中央文革~红卫兵强加给他的罪名,会成为官家的正史。所以他显然想通过交代问题的机会,对他的一生奋斗的历程进行回顾(也是对中央文革搞逼供信的交代),以事实对他的历史功过做出强烈的辩解。他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叙述事情的经过,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历史。


  百团大战真正由八路军第一次主动袭击日军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斗,对于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以外,关于政治上他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他说:“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游而不击’的谣言。”


  从抗战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共一直说抗战是中共领导的,是由八路军、新四军打的,国民党一直进行投降活动,蒋介石在峨眉山观战。几十年以后真相慢慢露出,史学界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知识份子们已经据史论证,写出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抗日史书。最近十几年以来,大陆已经统一把调子改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抗日战争”。彭德怀认为百团大战“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非常有利于中共。在平型关战役中,平型关的战斗只是全部战役的一小部份,林彪在沟内指挥的伏击战,又只是平型关战斗的一小部份,至今各方的史料已经公布,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胜利的确可贵,但是只是消灭了日寇几百人。可是八路军向全国发出的最初战报是消灭了日寇一万多人,后来悄悄修改成四千多人,再修改成一千人。可是,这是八路军当时能够拿出的第一次战役。之后日寇席卷半个中国,国军几十万,上百万的阵亡,八路军、新四军却拿不出另外一点点战绩,完全是扩大地盘,消灭国军的活动,也是最善于宣传的中共所难以掩盖的。而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确使得八路军以新的面目出现于国人面前,改变了昔日游而不击的形像。这是彭德怀等八路军将士之功。


  中共长期的只顾扩大地盘和壮大武装力量的措施,也使得在陪都重庆的周恩来抬不起头。如今有了百团大战,周恩来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一九四○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给中央关于《阻塞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藉口,争取中间势力》的建议中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亦说最好。扩大此反扫荡行动到山东及新四军”,“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五日,周恩来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华北百团大战是第一件兴奋人心的大事,我们在此处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大公》、《新蜀》、《新民》、《国民公报》发表我的谈话,今日《大公报》、《新蜀》社论称赞华北八路军战绩,蒋有电嘉奖,何亦允发子弹。”(注14)所以在政治上,百团大战是很利于中共改变自己游而不击的形象,宣传方面得利甚多。


  《彭德怀自述》中谈到他的所谓错误时,有一点是他站在中共立场上,检讨他曾经站在了中华民国的立场:“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线,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侵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的破袭战役,其意义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到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至那时仍然供应八路军的枪械和部份粮饷,当然应该为了整个民族而战,而国民政府那时领导着整个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当然代表,百团大战是中共军队第二次名正言顺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减轻了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应当是功劳,但是竟然是作为缺点来看。这说明不抗战,只是打击国民政府军队,只是扩大根据地的地盘,像八路军、新四军一贯所做的那样,才是优点。这检讨的角度所反映出的思想立场,是相当深刻的。


  曾经担任周恩来主要助手之一、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记述在中共七大前夕,彭德怀被批评的四点。一是彭德怀在一九四三年在中共机关报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并且彭德怀还承认孔子的警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毛泽东在批评的时候主张“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这可怕的思想是毛泽东后来执政整死几千万人的部份思想根源;二是关于百团大战,批评者认为彭德怀“在敌人面前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但是彭不承认这是错误;三是对毛泽东“闹独立性”,薄一波对此大加赞赏;四是彭的参加革命“为什么不早一点”的莫须有意见。(注15)中共“七大”,是在毛泽东通过整风重重打击了王明,而建立起他的绝对个人统治的运动,所以要整一下彭这位正派而又敢说敢言的军队实权人物,百团大战问题只是藉口之一。彭对于种种错误都检讨,惟独对于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力量”这一点坚决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意给后世留下难以改动的历史而写的《自述》中反驳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毒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以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惨案呢?”(注16)


  可以说,从整风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整死彭德怀为止,所有对百团大战的指责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但是又没有一次能够抓得住要害。说彭德怀没有请示,是个人主义错误,彭德怀慷慨承认检讨,而事实上根据中共中央文件,不仅仅请示过,而且受到毛泽东本人的祝贺;第一阶段结束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指令进一步扩大,要其它军队和根据地学习。由此而来的第二阶段战役,是造成八路军损失的主要原因,这损失的责任却全部推给彭德怀;甚至把以后中共在各种场合的损失原因都推给彭德怀,彭根据常识很轻易就驳斥了。好像毛泽东及其笔杆子们抹黑百团大战毫无办法。为什么?






  在中共的华北根据地受到日本军队的削弱压迫的时候,彭德怀和刘伯承等军人出于中共自身的利益,而对日本军队进行打击。之前中共的宣传一再地嘲笑国民政府军队和日本军队作战的无能,如今中共军队出动,还不是进行像国军那样的阻击性质的大规模会战,每次都仅仅是打几个碉堡,和由众多的民工参与破坏铁路,就遭到巨大的伤亡,这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不允许的,因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全部战略活动就是蓄积力量,扩大地盘,彭德怀所指挥的百团大战在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相违背;再以时间看,中共中央当时的战略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这突如其来的华北的破袭战争,是与此战略相违背的。事实上从华北八路军抽调去支持华中的黄克诚部,因为华北的日本军队开始扫荡的局面而不得不活动于陇海路以北,而不能及时到达华中。这是毛泽东随时以此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却又难以把批判的内容说透的根本原因,因为说透了就是“抗日有罪”,抗日又正是中共进行公开活动于团结发展的基本依据。


  但是历史应当给百团大战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可歌可颂的一部分,这是八路军非常难得的一页辉煌历史。


  【注释】:


  1、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50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年。
  2、《彭德怀资料集》第124-125页,由香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的该书,没有标明出版社。该资料出自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主编的资料集。
  3、《彭德怀资料集》第67页
  4、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90-9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5、彭德怀著:《彭德怀自述》第235页,人民出版社发行,北京,1994年。
  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刘伯承传》第238-2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年。
  7、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94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6年。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第649页。
  9、《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93页。
  10、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发行,北京,1998年。
  11、《聂荣臻回忆录》
  1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第45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8年。
  13、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第二卷第13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90年。
  14、《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98页。
  15、薄一波著:《领袖、元帅、战友》第105-10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二版。
  16、《彭德怀自述》第240页。
  1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第508-509页。


第四卷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

  国民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全力抗日的结果,摘取胜利果实的将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以推翻国民政府为根本目的,在抗日开始的三年来的全部活动证明,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一步步接近其目标。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推进历史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求和谐,并且以改革而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的民生史观相反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接受由苏共控制,并且代表苏共在中国利益的中共实现其目的。不过第三国际和毛泽东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斯大林更着眼苏联东部安全的现实利益,由此希望中共和国民政府一致抗战,减轻日本军队在远东的压力;但是毛泽东更着眼于取得中国政权的长远利益,所以一刻也没有停止暴力革命,将抗战只是作为发展的良好时机,按照这基本需要,把统一战线只是作为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手段,甚至与国军发生冲突也不顾,或稍稍实行一点小的退却而已。毛泽东和第三国际主席团成员王明的冲突,既有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体现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毛泽东个人夺取中国统治地位的冲突。毛泽东作为中共的当然领袖的地位,是在抗战爆发以后,他以抗战为掩饰的不停的暴力革命路线的成功,没有他的“自由行动”而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以及几十万军队,中共不可能在抗战胜利以后夺取全国政权。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从实践中明白中共利用抗战的企图心,当然会对此做出反应。而中共的一切扩张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这反应也首先只可能是武装的。


  最初的局部反击在山西;由国民政府中央主导的反击在安徽南部。中国人的鲜血流在日本人的枪炮下的时候,现在又要同时流在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中国农民暴动者的枪炮底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若干历史现象已经比较清楚。这时候的中国农民暴动,其实是被毛泽东等在特殊形势下所鼓动起来的。这个鼓动的核心群体,有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得意寻找出路,而主导者毛泽东,则是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传统农民暴动领袖,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无数农民暴动领袖,没有一个没有帝王思想。这样一个对民族的利益,对大众的疾苦都全然无动于衷者,其一切行为都被欲得天下的帝王思想所支配。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才有洛川会议的只求中共军队的发展而不顾抗日的决定。才有贯彻这会议决定的利用统一战线的山西和平夺权模式,才有河北、山东的武装夺权模式,才有大量的变相苏维埃式的根据地,才有国共两党军队紧接着的流血冲突。


  从现在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同时要对两个敌人作战:日本军队,和一心想当皇帝的毛泽东所统领的中共军队,这两个军队都同样以推翻中国国民政府为目的,都把枪炮对准中国人的胸膛。


  这就是从抗战开始以来的国共斗争历史。这历史已经因为胜利者的强有力地长期宣传,在震耳欲聋的抗日口号声中,完全把真相和实质掩盖起来了。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整理党务的决定着眼于政治上的限制中共;同年十一月的六中全会,已经从政治限共为主,变成军事限共为主,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等文件。


  最先最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阎锡山终于明白,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山西的抗日组织和军队,实际上都是被中共操纵。当时的情势是:山西的大中城市被日寇占领,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则被中共占领了大部份。这样的局面,在现今大陆出版的书籍中有概括的描述:“抗战初期,旧军受挫,战斗力日益衰落时,阎锡山对新军寄予希望。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三个地区,阎锡山利用新军维持着他名义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会,在山西被称为阎锡山系统的新派。实际上,新派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的领袖是薄一波。刘少奇总结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成功经验时高度评价了山西新派,指出:‘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注1)中共最重要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几十年以后回忆说:“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也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因而这些县的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它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些军队的真正归属,朱德对薄一波说道:“你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阎锡山显然上了中共的当。对于共产党的作为,阎锡山会怎么想?还是薄一波写道:“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想到自己经营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份地区已沦入敌手,旧军溃不成军;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注2)国共合作换取的是失去一切,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都会做出反应。


  中共怎么办呢?是否可能会因为自己造成了这样破坏抗战的局面,就有所收敛,而真正顾全抗日的大局呢?完全不是,而是正面对抗,加剧冲突。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军队问题。所以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寸步不让。现在中国大陆有关抗战的书籍中,中国知识份子们已经根据史实,正面肯定了许多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功绩,但是对于抗战中的国共冲突,仍然是非常严格的禁区,只能够按照规定的宣传口径描写。在山西所引发的这场冲突,从来被命名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哪怕中共在其它场合,甚至同一本书中已经详细地道出了中共如何乘阎锡山之危而夺取了政权,但是对于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描述,从来避开这些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孤立地写阎锡山如何与蒋介石联合反共。


  阎锡山开始时并不打算以武力解决,甚至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四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山西军政民的高级干部会议,薄一波也让参加。阎锡山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而这是抗战一开始中共就向国民政府保证过的。但是遭到了中共严厉的抵制和拒绝。这一点在中共内部也是早就有分歧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同一本书中回忆刘少奇的功绩时写道:“少奇同志对山西的指导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失误的。他后来在总结六年敌后工作时,就说道: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各别政策上及各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不正确地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好在这一次错误由他自己纠正了。”在山西的中共当局既然以违背与国民政府的协议为起点,大肆在国军中发展党组织,而造成了山西的新军被中共全面控制的局面,当阎锡山据理要求中共撤出这些党组织的时候,薄一波等中共领导成员,在宜川秋林会议上会拒绝了阎锡山的要求。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专门为了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即“阎锡山较向右转”发出指示(按以下凡是出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概不另注)一共五条:第一条的基本精神是维持中共得到巨大利益的局面,口号是“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第二条是对在山西的国民党部“采取抵制的方针”,分化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第三条是“对山西旧军旧派采取争取的方针”。第四条是“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应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方针,要他们善于拥阎,尊重阎的领导与形式,取得阎的信仰”。第五条是“党的组织应更秘密起来,特别是在新军及政权中的党员更应求短小精干,秘密隐蔽,纠正一切暴露的方式”。当时双方还没有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但是中共所采取的几条措施都不是缓和冲突,而是耍手段保持既得利益,并且作武装冲突的准备。在秋林会议以后,朱德和北方局指示:“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掌握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注3)


  但是在华北和华中爆发冲突的局面已经逐渐明显,中共准备的政策是正面对抗,保住已经取得的部份政权。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待局部冲突的指示》,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在“七七”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共军队非常弱小,所以提出了四条归顺国民政府的条件:如今中共八路军大约已经扩展到五十万,虽然比起国军仍然弱小,可是国军负起了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重大责任,以避免国家不亡,不可能抽调大批军队与中共军队相对抗。所以在局部相比起来,中共已经相当强大了。这一情形使得中共中央敢于提出这强硬对抗的原则。而且最初是中共侵“犯人”,到了被犯者反抗的时候,毛泽东就打出这颠倒是非的口号。


  到了秋天,山西的形势已经变得严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善于进行斗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宣传需要,把这场冲突叫做“反逆流”、“反投降妥协的斗争”。其实中共在抗战中从来没有停止反对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可是在各种文件中,反对的总是“亲日派”、“投降派”之类,一方面是为了分化国民党的需要,也是因为“反对国民政府”永远难以出口。所以在山西明明反对的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国军和地方政府,文件中说成是“反投降危机”,文件中专门指令“不要指出阎锡山的名字”;同时文件中指令肃清山西“新派”内部不可靠份子,以“转变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险”。由延安的中共中央起草,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提出的方针是“开展山西的反汉奸运动”,“巩固山西统一战线”,“坚持阎司令长官颁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发扬山西抗战的光荣历史”、“驱逐日寇出山西”、“驱逐日寇出华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宣言是阎锡山开始反击中共的时候,中共在宣传方面的一部分,但是阎锡山却在口号中是拥护对象;中共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寸步不让,损伤了抗战力量,宣言中的爱国口号却比谁都喊得响亮。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和宣传上的两手配合得相当巧妙,以至于光是从宣传文字上,几乎找不出中共的纰漏,以这些口号书写的历史,就会是颠倒的。只有从现在才公布的其内部文件中才可以得到真实的、相反的指令,例如刚刚两个月以后,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阎锡山为“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者,“十分恶毒”。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的指示中,命令给山西“旧派”以有力的还击,“但不要反对阎”,就像在华北、华中范围内广泛的袭击国军,但是一直高喊“拥护蒋委员长”一样。中共的两手策略的灵活运用,真是前无古人可比!


  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爆发。


  当时新军中的部份中共武装力量,认为时机成熟,在中共领导下公开地投向八路军,这是事变的导火线,阎锡山的有关年谱中记载如下:“先生属下之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发动叛变,一般称为新军叛变,或晋西事变。决死队共四个纵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为薄一波,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为戎伍胜,驻晋东南上党地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为张文昂,由政治主任韩钧掌握政委之权,驻晋西汾阳一带,第四纵队政治委员为雷任民,驻晋西北兴县嵙岚一带。因此次事变发动在晋西,故亦称晋西事变。又因为这四个纵队,是抗战中新成立的军队称为新军。以韩钧率先叛变,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陆续叛变,故亦称新军叛变。此次事变正在抗战初期,对当时第二战区有相当影响。”“韩钧叛变后,因在晋西被我正规军包围,一开始即向晋西北逃窜,在逃窜途中,官兵逃往及被我正规军追剿逃回及流散者人数颇多,第三纵队大部由赵世铃等整团带回,惟在晋东南薄一波部,因日军铁路隔绝,逃回者较少。”(注4)本来这几个纵队已经是中共的军队,只是打着阎锡山的旗号,正式投向八路军是很正常的事情。薄一波在九十年代再版的回忆录中说“‘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一二零师战斗序列。”(注5)薄一波的回忆录道出了冲突的实质,证实了阎锡山年谱中所说非假。阎锡山辛辛苦苦组织的抗日军队,竟然全部正式投入中共军队,他能够没有反应吗?这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国民政府不抗日而迫害中共的证明,中共是国共斗争的最后胜利者,这成为了“历史”。


  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以负责指挥全局的角度对此次叛变简要有记录:“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消晋南三角地带内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刻勾引晋省新军薄一波、韩钧、戎胜伍等叛变,这十余团之众,贺笼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上之主要攻势计划,完全被其破坏。”(注6)这当然严重影响到抗战的军事战略,损失在中华民族,得利在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


  在《彭德怀年谱》中,关于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注释】如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以六个纵队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晋西独立大队。决死二纵队被迫自卫反击,阎锡山当即宣布二纵队为叛军,蒋介石也立即同意阎锡山提出的‘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产势力’的方针。继之,孙楚部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向决死一纵队、三纵队进攻,摧毁抗日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份子。是为阎锡山发动的山西十二月反共事变,亦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端。”(注7)耐人玩味的是,阎锡山命令进攻由他建立、由他供给粮食和武器弹药的决死纵队本身,就说明中共利用抗日而将抗日军队为己有破坏了抗日,才有阎锡山发动攻击的行为;而第二纵队竟然敢“自卫反击”其上司,阎锡山才宣布决死纵队已经叛变。


  同时,还发生“陇东事件”,在甘肃、宁夏等地发生性质几乎相同的武装冲突,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判断为“乱党必叛,固无疑也”,中共此举是对中华民国和神圣抗日战争的公开背叛。


  毛泽东的“决不让步”的指示立即下达,并且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做出部署:“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通道,打通延水关。”晋西北原来就是贺龙的一二零师占领,晋东南则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占领,中共失去了晋西南,但是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和晋东南。而且在河北的八路军乘此进攻朱怀冰部。中共这时不可能完全和国民政府展开大规模战斗,所以继续将“反逆拥阎”的口号高喊,留下退步的余地。


  中共同时派遣彭德怀赴秋林会见阎锡山,在西安会见卫立煌;再派萧劲光、王若飞见阎锡山;在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王家祥的电报中,判定阎锡山“本人觉解决新军已非已力所能为”,所以最后在一九四○年二月由朱德会见阎锡山,划定界限分治,巩固既成事实。


  毛泽东在一月三十一还指示:“(一)巩固晋西北……。(二)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向阎、梁通电,痛切陈词,拥阎抗战……。(三)八路军可向阎表示愿为和平解决而效力……。”狡猾的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最后和平无望,武装冲突又起时,我们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因为社会人士更易了解冲突责任是在旧派身上,更对我会更同情。”军事上胜利了,政治上也要占优势。


  中共已经建立了根据地,已经成倍地扩大了军队,以武装的军队从国民政府任命的敌后政权和军队中夺取了山西的若干地方政权。国民政府和山西地方当局的反击只取得了有限的结果,抗战开始时侯政治和军事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存在。


  至此,国共的所谓第二次合作已经名存实亡。


  【注释】:


  1、《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248页。
  2、薄一波著:《领袖、元帅、战友》第42,43,7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
  3、《领袖、元帅、战友》第82页。
  4、《阎锡山年谱》
  5、《领袖、元帅、战友》第82页。
  6、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400-401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台北,中华民国74年。
  7、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1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年。


第四卷 四、江南的冲突

  一年以后,因为中共中央“扩大华中”的方针,引起了一场更严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新四军在华中的扩展第一次受挫,也是中共利用抗日扩张的第一次受挫,中共把这叫做“皖南事变”。


  新四军在黄桥歼灭国军一万多人,国军高级将领阵亡以后,中共内部一片欢欣。刘少奇在十月八日致电延安说:“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注1)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军队,在十月十日在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镇会师,并且继续前进与陈毅部会合,中共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实现;刘少奇紧接着致电毛泽东、朱德说:“除华北以外,如我再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相当的保证。”中共领导人在这里已经不是讨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是“中国革命”,即在抗战胜利以后推翻中华民国有了“相当的保证”。


  黄桥事变直接唤起了国民党人的警觉,并且立即反击。仅仅十一天以后,何应钦、白崇禧就发出了有名的皓电,奏起了冲突的序曲。从这可以看出黄桥事变是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的导火线。


  本来,在八路军几乎肆无忌惮地在山西、河北、山东打击国军和大力发展力量的做法,已经引起了中国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中央早在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做出《提示案》,对八路军、新四军自由发展做出了限制和规定,首先是取消晋察冀战区,正式划出了活动地区的三十六个县的县名。这个战区完全由第二战区副长官朱德全权负责,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以内调入这划定的区域;调入以后,不得以任何名义在原来地区设立留守机关,或留下秘密武装和武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超出地区之外,等等。《提示案》并且已经同意八路军编为“三个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变为两个师。”这等于国民政府已经事实上部份认可了中共自己扩充的相当军队,已经很宽厚。《提示案》的结尾规定“一、绝对服从命令。二、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成立部队。……”这个《提示案》,是对中共在华北各省各种活动的回答。显然该《提示案》着重于限制,根本没有武装打击的意味,但是结尾处的“绝对服从军令”的规定,已经显得特别严肃。在民族危亡的战争期间,在作战时不服从命令,走遍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允许的。中共军队的“独立自由”原则在这里才正式受到了限制,这也合乎中共在刚刚准备参加抗战而发表的归顺声明中的四点保证。如果中共不是以推翻国民政府作为自己的第一目的,这《提示案》就会是解决国共冲突的蓝本。


  可惜的是,周恩来在九月初代表中共中央对此《提示案》做出回应,完全回避其中的实质问题而提出了三点解决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限,分头击敌。”(注9)以上第一点的实质是要求扩大朱德所管辖的地区,即从山西扩大至河北、山东,要国民政府承认;第二,当时中共号称有军队五十万,加上游击队,数量更大,国民政府不可能发饷,这是拒绝《提示案》的口实;第三点,中共的占领地区,已经从陕北十几个县扩大了许多倍,如今国民政府退一步予以承认,但是不能再扩大,所以划定地区解决冲突,但是被拒绝。


  这拒绝,留给国民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准备力量,以便强迫中共执行命令。因为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判断,国民政府不可能继续豢养一支加紧推翻自己的武装力量,任其壮大而不顾。


  就在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得悉,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统率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深受新四军打击的韩德勤部队;势力雄厚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汤恩伯的统率下,威胁皖西豫东的新四军部队。中共在压力下没有妥协,立即命令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德志率部南下,准备于一个半月内达到新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彭雪枫所在地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旅南下,半个月内到达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所在地区。毛泽东不在压力下屈服,而是从华北调兵遣将,迎头对抗。(注3)


  到了十月初,陈毅部在黄桥镇歼灭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以后,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升级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损失七千人,黄桥事变中,国军损失一万一千人,但是如今皖南事变的控诉国民政府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但是没有人知道在黄桥事变中国军的损失。一个国家的正式军队,被号称同样属于国家的中共军队所进攻歼灭。大概是因为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推翻,是失败者;并且中共的宣传太厉害。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的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


  皓电是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其下属朱德、彭德怀、叶廷,带有军令的性质。开头叙述摩擦和磋商的事实,叙述了八路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鸿烈后撤。十四日,徐部又攻陷鲁村的冲突以后,又叙述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及管文蔚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击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又陷泰兴、黄桥及泰县之江堰曲搪。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切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严令禁止,仍顽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被冲落水,生死不明……查苏北、鲁村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谈后提示方案则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军张目也。综观过去陕、冀、晋、绥、鲁、苏、皖等地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


  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
  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
  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
  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以上事端,实为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注4)过去,这皓电中所指出各点,总令人怀疑是国民党的宣传,如今对照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元帅和将军们的回忆录,知道这是事实,连人名、时间、地点都相符合,完全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之名,行夺权之实,而挑起武装冲突的结论。


  皓电被毛泽东称为哀的美敦书(毛致周恩来十一月一日电),最重要之点是限期一个月内将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毛泽东在次日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命令停止对韩德勤部队的攻击,然后由毛起草回覆电报,并且送重庆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在重庆的周恩来在二十九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如果不执行皓电,一个月内将部队撤至规定的地点,国民政府会取消新四军番号,还要正式讨伐。


  为了解决双方冲突,国民政府早就打算要共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但是中共坚决拒绝。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四月五日《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中,毛泽东说:“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的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们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冲突时,我军决不能陷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注5)这第一点显示中共军队不愿意在华北前线抵抗日军;第二点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后夺取政权的战略需要,中共军队必须留在华中。中共为了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不怕冲突下去。后来皓电正式发出以后,中共则以各种手段来抵制。


  在十一月一日,毛告诉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几个新四军最高将领:“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皖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按:以下逐日实录《毛泽东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不另外注明出处)


  十一月二日周恩来曾经来电,主张“表面缓和,实际抵抗”。


  十一月三日,按照周的“表面缓和”的意见,已经拟好的准备和国民政府破裂的“炸弹宣言”决定缓发。毛泽东覆电周,指出准备内战的最黑暗待遇局面;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将“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十一月四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各主要将领,要他们学习陈毅在黄桥事变中分化拉拢瓦解国军的经验;刘少奇偕同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到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会合。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指令中共情报首领,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向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表示:“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


  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就答覆皓电事,将要点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这一天,新四军军部报告毛泽东,军长叶挺将去上饶,要求“保证安全”,“要求划出溧阳给我们住两个月,部队逐渐从苏南北渡”,“要求补给开拔费、弹药及预发半年津贴”(注6)


  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一共有九点。皓电发出以后,加之国民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的扩张做出回应,中共中央觉得时局严重,但是丝毫不打算放弃既得利益,想要把这一切都称为“投降活动”而从政治宣传方面来加以解决:“(一)……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份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中共利用抗日战争在山西、河北、山东、苏北等地挑起摩擦,极大地削弱抗日力量,但是国民政府一旦要做出反应,立即就以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把这说成是“亡国活动”,以便保护中共的势力。(三)是策略指示:“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和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和复兴社,也不要骂英美和英美派……”。过去骂得太多,如今形势不利的时候,连忙改口。(四)是分化军队策略。明明一切是蒋介石的命令,如今不敢骂蒋委员长,而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所为。(五)“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六)“对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完全的有秩序地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这里的“隐蔽”、“埋伏”和“蓄积力量”,是为了“等待时机”,这“时机”就是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时机,中共从成立到抗战,这基本目标从来没有一点变更,而是加紧进行了。最后(九)是要加强信心:“我党有五十万军队,有六十万党员”,“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战胜这些黑暗的”。中共力量已经壮大,不可忽视了。


  到了十一月九日,由毛泽东起草(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集第310-315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覆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对于皓电指出的许多中共破坏抗战的具体事实没有争办,表示有“复杂原因”,希望“彻察”,如果责任在自己,表示“不偏袒,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对比现在公布的毛泽东同时下达的一系列攻击国军部队的指令,真是令人感叹不已!皓电的基本问题是中共所有军队调往黄河以北的命令,毛泽东婉转地加以拒绝,理由是地方军队,难以离乡背井,“驱迫上道,其事甚难”。因此:“对于江南正规军队,德等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期限,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毛泽东年谱》中公布了同一天毛泽东致周恩来电,对于佳电的八路军、新四军撤退问题加以解释:“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明确暂时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这拒绝中共军队调到黄河以北用“免调”之词,显然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给周的电报中,还透漏中共也在准备另外一手:“刘少奇已到盐城,正与黄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恩伯、覃连芳的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介石、顾祝同的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可以延缓其进攻。”毛泽东这样对待军令,其结果可想而知。


  国军不得不从江西、福建等地抽调军队到华中,任何当政者都不会允许中共这样继续下去。但是仍然再三要求和平解决,何应钦与白崇禧于是再发齐电,指出了中共佳电的严重性:“今披阅来电,按之事实,则兄等对统帅命令,仍以推诿延宕为得计,迄无确切遵从之表示,而凡所指陈,更以避实就虚为掩护,绝无平心静气之反省,此实应钦、崇禧之大惑……。”并且进一步质问道:“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开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之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我之所痛,即为敌之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孙等部,因兄等横加攻击,奉命调开以后,我军势力遂行薄弱,敌遂得舒其喘息,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暨正熏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亦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通车典礼,此则友军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这篇万字长电从各方面以事实举出中共破坏抗战的行为。


  “至对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假借民意以摧毁之;上自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欲加排除,则一律诬以投降妥协之恶名,驱迫残戮,极人间之至惨!在晋、冀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错愕!而身受迫害之军民,间关幸免,怨愤相訾,至谓该军在晋、冀、鲁、苏之所为,迹其手段,几与敌人到处残戮我同胞与制造傀儡维持会之方式,如出一辙。揆其居心,则凡敌后各地,非属该军设置之政治组织与民众力量,必须一网打尽,……”


  关于中共强调移动有困难时指出:“夫部队作战地境及任务,皆由统帅部命令所指定,决无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动之防地;如非别具作用,则任何部队,皆应奉命开调,更无失去地方人心之理由。……”


  关于要求按五十万人数发饷事,该电报说:“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而且对外宣称‘中央未按该军兵额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


  以下分别驳斥关于补给问题、边区问题、反共高潮问题,并且指出如今给以朱德指挥冀察区军事指挥的大权,中央已经“委曲求全,无微不至矣”!最后以强硬口气规劝道:“确认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始能策励全国军民,共趋一鹄;亦惟有冀兄等听从军令调度,忠实执行任务,始能有俾于抗战。……”


  这正副总参谋长下令的第二天,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在十二月九日也发出手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但是已经宽展限定的时期“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军令如山,非同儿戏,不听命令,必有后果。


  可是领导抗日的中华民国最高当局国民政府的这个类似最后通牒发出以后,中共作何反应呢?是否打算避免国共之间的流血冲突,或将枪口对外呢?根据《刘少奇年谱》,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以来至此期间,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十二月十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韩部及东北军……已被击退,并消灭其一部,……我主力在车桥、曹甸之间及其以西平桥一带,拟各个消灭之”。


  十二月十三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总攻曹甸”。在蒋介石的手令下达以后,中共却以八路军黄克诚旅,新四军苏北主力联合的力量发动大规模战役总攻,为很紧张的国共关系火上添油。因为中共军队发动总攻击的战役失败了,所以至今这次战役的记录资料很少。


  十二月十四日以后的数天,刘少奇一再请求中共中央向苏北增兵,请求派遣杨德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的四个团南下。而发起的曹甸战役失败了;“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两千人,消耗甚大。”两天就伤亡两千多人,是非常大的失败。肯定这次战役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后来的当权人物所发动,所以这样大的牺牲,竟然没有见到追究责任,只是在今天的刘少奇年谱中略略提及。


  《毛泽东年谱》记载,在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一级领导人,“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蒋介石的手令已经下达,再加以具体的军事压力,以期望中共军队能够听命妥协。但是从华北到华中一直胜利扩张的毛泽东,并没有退让妥协,而是进一步增兵江南:“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德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个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尤有甚者,命令在困境中的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望叶挺、项英率部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这一天,就汪精卫与日本人已经紧密结合之事发出指令,叫不要再如过去那样骂国民党投降了,“这会引起国民党反感,人民也会不了解”。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一直把敢于对抗其力量扩张者,一律称呼为“亲日派”、“投降派”加以军事、政治双重打击,如今证明与事实完全不符合,要稍稍改变策略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了毛泽东不仅不执行国民政府命令,而且以不让步沾沾自喜,只是准备待机给国民政府“重重的一棒”:“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待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注5)如果仅仅以国共两党的情形看,这个电报是正常的;如果结合具体的抗战形势中,这个电报就会令人触目惊心。


  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令新四军各位领导人:“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部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指令周恩来:“惟有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中共以调兵遣将的备战方式对待蒋介石的手令,国民政府当然一清二楚;如今通过周恩来转告的,是正面的拒绝蒋介石和国军正副参谋长的军令。


  毛泽东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于国民政府这一次的决心完全估计不足,以为又可以像在山西、河北、山东的冒险行为那样,不会受到处罚,可以抵制和拖过去。


  早在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中就说道:“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会谈,说江南部队开发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摩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按:毛泽东这一对形势估计不正确的讲话,没有收入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摘要见于《毛泽东年谱》)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继续表现了他对蒋介石的执行命令的决心估计不足;“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这对形势错误的估计在同一天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也存在:“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覆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想而知。……现苏北战事已停,望示意白崇禧,如想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德宏师撤退。杨德志旅一个月后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可以对付蒋、桂军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国军正副参谋长的两次命令下达,再加上蒋介石的强硬的手令,国共关系已经非常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始终对军令一拖再拖,新四军和八路军黄克诚旅会合后,还发动了大规模的曹甸战役,并且继续调兵遣将,准备正面的军事对抗。正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国民政府的决心完全估计错误,才有他对抗国民政府严厉命令的冒险举动。不过毛泽东的错误从来没有在中共党内得到清算检讨,因为他一直执掌大权,所有的检讨都由别人来做。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使得他敢于命令新四军军部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从指定的皖南渡江,而从苏北,导致了和三面包围的国军发生冲突被歼。


  具体事实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如国民政府的官方宣传说,因为新四军有意主动袭击国军第四十师而引起?还是如共产党的宣传所说,是蒋介石的预谋?


  事实上两种说法的根据不足,按照常理,新四军军部移动过程中,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国军有七万之众),不可能主动去袭击国军的正规部队,挑起战争。此说找不出任何一样稍微象样的证据。据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錧所存原件,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向苏南移动后蒋介石委员长下达的强制命令是:“(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这里最权威地显示强制命令发出的时候,并没有国军受到攻击之说。当事人,负责歼灭新四军军部的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在同一天密令进剿新四军的电报中,开头就是:“叶挺、项英不听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四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注6)这密电和蒋介石的命令一致,没有新四军进攻国军的任何说法。以后颇为流行的,包括日本人古屋奎二所着的《蒋总统秘录》中所说的新四军企图伏击国军第四十师的说法,不能成立。


  可是现在中共公布的若干国民政府有关档案中,也证明不是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预谋。蒋介石在十二月十日曾经下达给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命令,准备解决新四军,但要出现两种情况才能以武力解决:“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他的指令和徐永昌给正副参谋总长的呈文一样,即准备剿灭新四军要具备以上条件。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撤离大陆的时候,留下了许多重要档案,如今不少已经公布出版,其中没有一条与上面的指令相违背,没有任何文件证明曾经预谋,要乘机剿灭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军部七千人被歼灭的原因,从总的讲,是毛泽东的对形势估计错误,一再公开违抗军令,使得在事变之前,国共的关系已经极端对立,彼此疑惧很深,以至于冲突一触即发。例如黄桥事变后华中的形势是:“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势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注7)而且在黄克诚所率领的八路军刚刚到达苏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移动所有中共军队至黄河以北的命令已发的情况下,还发动好几千人进攻国军的曹甸战役;不仅仅如此,毛泽东指示,除了皖南北撤以外,其它各方面寸步不让,竟然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达命令,从八路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等抽调七万精兵,准备打入国民政府的抗战大后方四川,限令两个月内准备完成;还继续包围在兴化的韩德勤部,做出随时要消灭的姿态。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共军队之间爆发冲突是随时可能的。


  具体的导火线是在新四军部的具体行动路线上,再次任意改变,而且毛泽东直接命令这改变,使得新四军军部以及所率的部队被歼灭。下面以中共的文件佐证之。(以下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一律不另外加注,只标出页码)(注8)


  本来,国共双方都同意在苏南渡过长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皖南行署电报中(第84页)所规定的两条路线,都是在宜兴以西的南渡、上沛、竹箦一带,再往北就是镇江。可是过了几天,何参谋总长在有关的函件中,提出了修正,并且道出了原因:“对在江南之N4A(按,即新四军NewFourthArmy)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第84页)这规定立即在李品仙给当地驻军的密电中出现。查有关地图,李品仙所规定的六条路线中,全部都是在繁昌、无为、铜陵附近,即都紧靠新四军的原来皖南一带的驻地(第85页);


  十二月九日上官云相的有关电报中记述,“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陆续北移渡江”(93页);蒋介石在十二月十日给顾祝同的密电中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94页)这个至关重要的电报所列出的理由,与何应钦的一样;


  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抄送何应钦关于皖南新四军移动的情报中,仍然记载:“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由泾县云岭陆续向繁昌县北移。该县宛里丁家垮附近尚驻有该军一营。”这个电报中还报告,南陵(按:就在繁昌以南)附近驻有傅秋涛的一个团。在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和主力被歼灭,只有两千余人突围,这两千余人主要是傅秋涛率领的一个团,这个团走的是规定路线,在江北无为集结。


  如果要消灭这些渡过长江者,是非常容易的事,这证明这条规定的路线是通畅的、安全的;


  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这条渡江路线的军令,由蒋介石直接发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全文如下:“限期到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梗(23日)有电均悉,密(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照知外仰即遵照!中正,江(三日)”这由蒋介石直接给叶挺的军令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中共方面却把军令当成儿戏,几乎在同时,毛泽东直接下达命令走苏南,而国军韩德勤部主力已经损失,仍然被围在那以北。


  根据日本出版的《毛泽东补卷》(卷六)(注9)中的指令,在事变发生之前,毛泽东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直接从皖南渡江的命令,他并不了解蒋介石一再下令规定路线的严重性: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希望交涉“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并希望“速告结果”(234页);在十二月三十日,即事变之前五天,毛致电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他和周恩来都不顾蒋介石在皖南渡江的命令,决定走苏南,这是导致事变发生的最重要的指令:“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江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周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243页)经过中共一再的扩张,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对中共军队的疑惧已经很深,特别是在黄桥事变以后,中共在苏北军事上完全处于优势,生怕皖南军部的主力部队再去加强,蒋介石划定的路线不仅仅从繁、铜一带渡江,而且一直到黄河北岸的路线都规定了,这路线的旁边是国军的部队。这些部队的集结引起项英、周恩来的疑惧是正常的。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想按照规定的路线北移;尤其是事变发生的前一天,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朱德覆电叶挺、项英,这是命令:“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第245页)这与前面引用蒋介石在这一天给叶挺的强硬指令完全相反。叶挺、项英没有理会蒋介石的命令,而执行了延安的命令。而顾祝同指挥的七万多人的大军,已经把军部团团包围,只留下往北的一条路。这改变路线,就使得新四军一定要对包围的部队采取进攻突围行动,从而引发两军的激烈冲突;并且刚刚经过新四军发动黄桥事变,又发动过大规模的曹甸战役,中共在苏北已经取得军事的优势,岂容新四军从苏南到苏北去加强力量,消灭危在旦夕的韩德勤部呢?于是事变发生,皖南的军部被包围和被歼灭。






  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出在走苏南这条路线上,新四军军部被歼以后,中共一再声明此北移行动是遵国民政府的命令,而遭预谋伏击,但是不能指出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命令。因为一再的命令中,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令中,两次要求新四军按照指定路线,在南岸繁昌一带渡江,在江北无为一带集结。违命者是中共自己。如果不是这些原始文件如今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等出版,事实真相仍然会继续被宣传蒙蔽。


  《毛泽东年谱》还记载“一月十五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还专门做出全面否定项英的《中央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把项英比做张国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第31页)。项英在江西苏维埃国家时期,就是政府副主席,后来坚持江南,是东南局的书记,新四军所有其他人都在他之下,党内地位很高,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颇为密切。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地位升起以后,他从来没有在毛泽东的小集团之中。而且毛泽东和江青结合,抛弃了井冈山同患难的贺子贞,项英也有微词,说这样的人怎样有资格做党的领袖。中共确定发展华中的方针以后,派遣到江南发号司令的,是毛泽东的心腹,没有任何武装斗争历史的刘少奇,而且刘少奇倚重的是陈毅和饶漱石。项英对于移动军部到苏北的确犹豫,也许还因为,军部有中共最好的野战医院,有庞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有太多的江南来的文职人员,等等,搬动太困难。也许这些原因,使得项英表现出移动的犹豫。但是这并不是新四军军部被消灭的直接原因,毛泽东将失败的原因归依于已经牺牲的项英,是为自己推卸罪责。因为,将国共关系绷得太紧,但是又以为蒋介石的命令是吓人,并且完全不遵照蒋介石的一再命令,再将北上路线定为苏南,都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才是造成皖南事变的中共方面的真正的负责人。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0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
  3、《毛泽东年谱》第206页。《皖南事变》
  4、中国共产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第4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0年。
  5、毛泽东著《毛泽东集补卷》第六卷第211页,株式会社,苍苍社,东京,1984年。
  6、《皖南事变》第118页。
  7、粟裕著:《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41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年。
  8、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
  9、毛泽东著《毛泽东集补遗》。


第五卷 一、苏日友好条约

  在德国法西斯对欧洲若干国家和民族大肆侵略和蹂躏,西方国家和民众刚刚起来抵抗的时候,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突然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是公开纵容德国侵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以便在西方国家和德国的战争中渔利,而根本不顾欧洲的许多弱小国家被德国法西斯践踏的可悲事实。这不仅遭遇到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而且连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谅解。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回忆道:“苏德战争以前,苏联也是危险的。他们同德国签订和约是不得已。苏联政府的政治信誉因此大受影响,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尽管苏联反复强调,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不必介入,但仍然不能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接受,因为共产党是反法西斯的。”(注1)苏联把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解释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以便为纵容法西斯侵略的做法找出根据。作为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立即予以附合,毛泽东以一片喝彩回应,为此在九月一日对新华社发表谈话,称赞该条约;毛泽东亲自给九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也是充份肯定:九月十四日还给延安中共的干部大会演讲,认为整个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没有所谓正义性问题。由于苏联的姑息,德国对波兰在九月十四日发动进攻。苏联对任何事情总是口口声声以道德、正义出发,但是在具体事实上,从来都是为其国家民族利益。


  在远东,那时候日本的真正敌人仍然是苏联,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利益而紧张地对峙了几十年。苏联为了减轻日本军队的压力而支持中国抗战,也指令中共抗战,期望用中国人的鲜血来消耗和拖住日本,以便抵挡日本人的威胁。中共虽然为了自己的长远夺取政权的利益,有时候并不完全照办,不顾抗战而从国民政府的手中夺取政权,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中共)绝对不可能抗拒苏联的任何命令。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竟然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开出卖中国的抗战,中共竟然又是一片喝彩。但是苏日互相承认对中国土地占领的这项条约,却震惊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全国发出反对的怒吼,重庆各报纸都大幅刊载。根据四月十五日著名的《大公报》,其条约如下: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之文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日苏的共同宣言全文如下:“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两国为了争夺中国的领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宿敌,匆匆重新瓜分中国的北方以后,妥协了。一向比较公允,甚至比较亲近苏联的《大公报》,立即发表社论:“第一、……日本与中国战争已打到第四年,它又与德、意两国订有军事同盟而迟早须参加欧战;苏联与它缔结中立条约保证不侵犯,并保证在与其他一个或数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遵守中立。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侵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故这条约虽一再出现‘和平’字样,而其实际却正与‘和平’背道而驰。


  “第二、……中苏邦交的基础建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中国始终守此项誓约,凡损害苏联利益及以苏联为敌的条约及集团,中国均曾拒绝签订拒绝参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国诱胁的防共协定、防共同盟均为中国所拒绝,这实际是中日开战的基本原因之一。现在苏联与日本订立此约,是便利了中国的敌人,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且共同宣言中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且在中日开战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给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显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协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


  “第三、尤可遗憾的,是苏日共同宣言的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东北四省的领土是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的人民是中国的人民,日本强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强要奴役中国的人民,中国为此与日本打着生死存亡的大仗;苏联代表亦曾为此在国联席上谴责过日本,曾接受国联历次否认所谓‘满洲国’决议,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中有‘不订立有损害中国主权之条约及协议’现在苏联所为,实属违约背信。……”


  这个背信弃义的条约,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十四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十八日,王外长在国民参议会作专题报告;蒋介石在二十四日向党政军的长官详细分析日苏条约的利与害,并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告知远东的局势必将出现新发展,日本即将南进;重庆的各报纸(中共《新华日报》例外)也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的背叛;连一向亲苏亲共的沈君儒、王造时、张申府等,在十九日联名请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斯大林,对该条约损害中国主权表示遗憾,拥护中国政府的声明。


  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既令人意外,也并不令人意外。意外者,作为一个中国政党,对于日本和苏联的勾结,对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又一次被出卖,毫无任何的民族之情,令人意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都是苏联操纵的结果,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阶级论;《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表明,民族主义在理论体系中没有地位,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所以在行动中,在全民的抗日战争中,只顾一党的私利的而损伤中华民族的做法,进而对苏日条约独表赞同,又令人不感到意外。


  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四月十四日发表社论赞扬该条约,为苏日瓜分内蒙古和满洲辩护:“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这本是苏日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今后的安全,这丝毫不能也没有改变中国的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的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久已存在的事实是,日苏分别以武力占领瓜分了中国的土地,如今两国侵略者互相承认,以便相安无事,这对于侵略者是好事,对被侵略者自然是坏事,《新华日报》的庆幸,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说话,赞扬他们侵犯中国的主权。


  延安的《解放》周刊以《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为题,登载文章说:“三国同盟方面,极力夸为自己的胜利,谓为苏德协定及三国同盟之逻辑发展。美英方面则极力缩小该条约的意义,同时亦暴露其一贯挑拨苏日关系,企图使苏联外交政策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之阴谋,遭到了严重失败之恐慌情绪,但仍在继续挑拨苏德关系……但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企图引导中国走入投降道路。顽固派方面,则企图利用狭隘的民族情绪以为反苏反共之活动,客观上为亲日派所利用。”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苏日条约的反对者是美、英、国民党(被中共分为顽固派和亲日派);赞成者是德、意、日和中共,中共和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竟然持同一的立场。重庆和延安的中共报纸敢于如此称赞苏日条约,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这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是没有是非的,抗日只是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自然已经失去意义,若不是德国在两国多月后进攻苏联,使中共的立场发生变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还会走多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按:以下凡是出于该文件者,一律不再加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条约发表意见”为题,发表了五点意见。开头两条是站在苏联立场上对条约的充分肯定:“(一)……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本来日本军阀为了南下,极需要缓和来自北方的压力,一直要与苏联缔约,但因为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露出弱点,所以苏联一直拒绝,甚至日本外相松冈三月抵达莫斯科后,仍然受到冷遇。当松冈从西欧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在苏联的要求下,突然在四月十三日在克里姆林宫签约,两国以中国的主权做交易材料。中共的正式声明肯定这条约首先有利于苏联,只要有利于苏联,就会有利于中共,所以中共说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可是在逻辑上怎么会有益于被压迫民族,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呢?中华民族正在因此受到宰割!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是有利的。”让德国在欧洲横行,让日本在中国肆虐,苏联置身事外,谁都要争取它,地位当然提高了。这纵容侵略,拿中国的领土作为交换,只会对苏联有益。中共的赞美,完全是站在苏联的立场,是对抗战的又一背叛。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正义的长期抗战,……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会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将外蒙古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全世界正式承认日本霸占东北四省,还谈什么援助?中共深信苏联,是因为中共从成立以来都是苏联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将中国人民正在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霸占一部份,交换给日本一部份,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对苏联失望,这从当时重庆各报纸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只有中共不失望,中共从中华民族的立场超脱出来,也便于中共在抗战中更多的“自由行动”。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为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使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日本同苏联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并利用来侵犯苏联和它的势力范围,如被苏联霸占的外蒙古,使得中苏在抗战问题上有若干的一致利益。现在苏联承认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以交换日本承认苏联对中国外蒙古的占领,求得两个强盗的平安无事,只能对两个强盗有利,受损的是中国。对中共可能有利,即利用这种出卖行为来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支持。


  “(五)在苏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这一条都是宣传用的高调和废话,不值得分析。


  那时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数十年以后的回忆,对毛泽东等人的作为,作出了历史的见证:“一九四○年十月毛泽东公开主张,在国际推行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与苏联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失陷亲日汉奸路线,事实经过是这样的。十月的一个夜间,延安《新中华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三日刊)要把次日付印的该报稿件送给我审阅(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并直接领导《新中华报》编辑部),我注意到社论的题目是《论德意日苏同盟》,‘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我问这位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来的’他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召开了有本报全体编辑和中央宣传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宣布,在国际上要实行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实行联日联汪的统一战线。他在会上宣布,他已经写好了一篇《论德意日苏同盟》,作为最近一期《新中华报》的社论,这样大的问题,难道他事前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吗?’‘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我向这位编辑说。毛泽东承认,他是召开过这个座谈会,他并且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英美法苏同盟,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现在事变发展证明这错了,应当实行的不是英美法苏同盟,而是德意日苏同盟。’……他就用这样半耍赖半恳求的办法,使这篇论文得以在《新中华报》发表。”(注2)充满怨恨的王明,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开罪于苏联有许多的指责和批评,但其中也仍然有一些真实历史的记载。


  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也有一些与这时候相关的文件,例如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开头就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而引起的。战争的性质,无论是德国或英、法、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在“中央一九四一年四月政治局情报”中,即在苏日条约签订的月份,内部说道:“四月十三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使英美这种阴谋受到打击。……这个条约是利于苏联,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而惟独不利于帝国主义阴谋家的。它是苏联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保障了苏联的和平建设,提高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使苏联获得使用其力量以保卫其边疆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充分自由。”这也可以与王明的回忆互相证明。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局势,除了苏联自己,所有的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坏的,中共倒向任何一方,都是合情合理。在该通报中,还两次把中国社会各界对苏日条约的反对称作“狭隘民族情绪”;“顽固派虽然不敢公开反苏,但其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对苏日条约进行欺骗宣传之危险,全党必须反复揭破之,必须根据我党四月十六日声明,对各界说明该条约的意义,务使亲日派顽固派之反动宣传不易获逞。”中国人普遍的民族情绪,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是一个民族长期被欺凌、掠夺和污辱的正常反抗。如果没有这一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早就被瓜分了。中共从成立起的确就没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的任何利益,都宣传成符合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苏联的利益,当然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共虽然一直破坏抗战,只要这破坏没有对苏联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害,都是合理的。


  苏日的谅解勾结,加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绝对支持,就使得日本可以抽出力量南下,鼓励了日本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当年的许多报纸和文件,以及何应钦参谋长等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但是如果这里过多的引用,会有片面之嫌。现在依据北京的出版物,以中共自己的史料,来说明在苏日条约签订前后中共的作为。


  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共宣传所谓的国民政府的两次“反共高潮”,即国民政府对中共肆无忌惮的扩展夺权的最初两次反击,不是中共自己打退的,而是日本军队帮忙打退的,出此言者,是毛泽东的内部密电。


  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指一九三九年底,当阎锡山对中共的行动反抗时,即“十二月事变”,日军立即从后面扫荡国军,使之半途而废。


  中共中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进攻”,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有情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然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准备通过晋城、长治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这个电报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毛泽东竟然将十分严肃的日本侵略中国,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民的抵抗,称为“日蒋矛盾”,中国共产党当然会在“日蒋矛盾”以外了;二、毛泽东在“日蒋矛盾”感受到什么?即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如何对国军发动攻击、中共的根据地一再扩展之时,日军都视而不见。一旦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反击中共,日军马上就从后面扫荡国军,使得国军不得不退却,“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日军在这里使得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帮共产党的忙,出自毛泽东之口。当时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即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灭,根本在于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民族正义力量,在抵抗着日本军队,国民政府当然是日本侵略者的真正敌手。所以任何打击中国军队的举动,都是对日本军队有利。当时在打击和消灭中国军队的武装力量,就只有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这是稍稍有常识者都明白的事实,所以在山西的八路军有困难的时候,日军帮忙,这是不可争办的事实。这个毛泽东的电报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第一次透露出:使得“第一次反共高潮”下降者,是日本军队。


  中共把江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叫做“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居然又是日本军队及时挽救新四军。以下仍然以中共发表的史料说明之。


  日本人看到新四军的军部被歼灭,由汤恩伯、李品仙等率领的国民政府的部份主力军队仍然在皖北、苏南、河南南部,继续形成包围,要强迫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所以在皖南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下旬,根据《毛泽东年谱》,“日军发起豫南战役”。中共中央如何对待呢?毛泽东覆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然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然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们有利。”这个电报令人注意之处有两点:其一是:“日蒋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从抗战开始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中国百姓在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领导下反抗,从抗战爆发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以毛泽东只顾自己私利的立场来看,内部承认这“矛盾”是主要的,就承认了抗战是国民政府领导打的,而不是几十年中共一贯宣传的,说是中共领导打的;其二是,毛泽东在高层内部说要想“仍然尽量利用之”抗战,就承认了中共在抗战之外,就是从世界一流的日军进攻国军的战争中得利。这是中共把自己置之于抗击日本侵略者之外的又一文字证明。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周恩来等,对于日军集中五个以上师团在河南发动进攻,国军前线军事危急,毛指示对国民政府坚决斗争,以压迫国民政府退让妥协:“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舟、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路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以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到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之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毛泽东在这里点出的几个军(汤恩伯、何柱国、李仙舟、李品仙诸军。自由人注)


  ,都是强迫新四军北移而实行包围的主力军,即“皖南事变的主力”,他们竟然在这时候遭到日军的大规模袭击,这完全是公开对中共军队的救援。这个电报暴露出国民政府的极端困难的处境,即无论中共怎样扩大势力,国民政府不可能施行强制行动,不然日军就要对国军发动攻击,以便对中共实行援助。国民政府除了妥协之外,不可能对中共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毛泽东所以命令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谈判要强硬,“坚持尖锐斗争立场”。几天以后,毛再次致电周恩来声称:“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经终结。”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日本军队打退了,日本军队和中共军队互相支持帮助,已经是毛泽东的电文显示出来的历史事实。


  日军帮忙新四军,也见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刘少奇年谱》中。政治委员刘少奇、军长陈毅等新四军领导的来往函电: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联合致电新四军的师一级领导共三个电报。致彭雪枫、黄克诚说:“敌大举进攻河南,汤部西撤后黄河以西空虚,何柱国受损失最大,我应乘机向西发展。”“雪枫部应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多数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并要求黄克诚派三个团协助。同一天,陈毅与他的参谋长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二师的师一级领导的电文中说:“敌人大举扫荡河南,汤、李受大损失,向我进攻已不可能,华中情势已变,我应乘机大发展。……”致电李先念等说:“敌寇大举向河南进攻,你们应向豫南发展。……”日军帮助新四军解围,是难以辩解的历史事实。


  由于日寇向国军进攻,解救了新四军,新四军则乘机大发展,《刘少奇年谱》中有多个电报,以下略举一、二:二月五日,刘少奇.陈毅致电彭雪枫等:“在河南豫西及陕南建立根据地,也是你们及李先念的任务,必要时克诚再加上来,华北亦可增兵来。但你们必须首先到黄河以西去建立一个根据地,为我华中、华北打开一条西进出路。”二月八日、十日致电张云逸等,在“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时,布置一系列具体的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如今公布的文件显示,日本人也的确反对中共军队调动到黄河以北,认为于其不利,所以毛泽东拒绝北移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宰相东条英机的赞扬。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的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国军表现得幸灾乐祸:“恩来同志:(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白何反共计划招来的。(二)汤集团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毫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二)……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到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三十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抵抗,但日本决不依赖国际纠纷,而是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中国问题。’故南河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一方面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道出了日本不喜欢中共军队到河北,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强行命令中共军队北移,到黄河以北,最后日军袭击反共军的主力,使得蒋介石的命令的战略决定不能实行。正说明了蒋介石调动命令的正确,而毛泽东坚决不北移,正好符合日本人的需要。中共中央文件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不得不两面作战,以及日军和共军默契配合的历史事实。


  日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联合进攻中国军队的直接结果,给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增加了许多的困难。然而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到底是中国军队,他们做的许多事情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军事的全面围剿更不可能,所以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电周恩来说蒋介石“手忙脚乱”:“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和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苏北方面韩德勤完了,王茂功、冷欣等决不能去,我打李长江有发展。皖西方面,我挺进团已到桐城、潜山。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淮北方面,李仙洲亦绝不能深入。皖南方面,我正派曾希圣过江收容,再在芜湖一带创立根据地,项英一部在浙境孝丰活动。……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注4)中共究竟站在抗日方面还是反对抗日方面,即站在日本方面,以上的几个文件已经清楚地做了说明。


  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更把听从苏联命令的中共,划到了日本的一边,日本就更加放肆对付英美和国民政府。日本军队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向守卫中条山的国军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共新的立场,将在新的战争中得到考验。


  苏日条约的发表,使日本人能够从朝鲜、华北和东北抽调五个师团南下,首先的目标在晋南的中条山,那里不仅有国军部队,还驻扎着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据中国军队参谋长何应钦的叙述,国军的四个师团,守卫着豫北、晋南的广约一百七十公里、宽约五十公里的中条山脉,这是背临黄河、前扼山关的战略要地,尤其对于山西省很重要。敌人以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进攻。经过二十一天的激烈作战,中条山大部被日军占领,国军新编二十七师的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都壮烈牺牲。何总参谋长记述道:“此次会战,自五月七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共二十一日,敌因在华北方面交通便利,故易抽转兵力,形成优势,并有空军助战,兼用毒气,所以最初数日的攻击比较顺利,虽然失去中条山若干山隘及该山以南的几个渡口,但我主力仍在极恶劣情况之下,突破包围,转向敌后攻击,使敌始终不能完全占领中条山。”(注5)这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注意。超然于国共两党的重庆《大公报》对此评论道:“尤其离奇的,是对于第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主力时,不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可能有部份出自敌人的造谣……我们热忱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反证。……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尺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份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中共的立场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暴露在全国各界民众的面前,大众纷纷要求八路军出兵打击日军,支援艰苦战斗中的国军。《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泽东在此期间的活动情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军队进攻中条山之后的第二天,即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认为国共之间类似一九二七年的全面破裂不可能出现,因此,中共的策略是“以拉对拉,以打对打”,重点是争取中间派,以便瓦解国军,中条山发生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中共把对付国军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还说,现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候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打日本人是暂时的,夺取政权是根本的,毛泽东的共和国的样板就是各个根据地。


  但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对于国民政府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提出了四项先决条件:“(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殚,(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五月九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时,要求他们配合国军作战时,要“极力发展统战工作”,这是要乘机瓦解国军。


  五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重新提出配合中央军作战时必须的先决条件:“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即皖南新四军的损失问题,继续供应新四军的粮饷合武器弹药问题,和因为中共在山西、河北、山东、江南扩大和进攻国军,即要国军不能有任何反抗。根据中共的逻辑,反过来,承担正面战场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军几年之内受到中共那样大的打击,这损失中共赔偿吗?完全是不抗日,而掀起国共之间战争的军队,还要继续由国民政府供应一切吗?中共如此损伤整个中国的抗战,不能有任何反对吗?这蛮横要求,不过是国军在中条山被日军围攻的时候,中共不愿意援助而故意提出的行不通的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还透露,周恩来五月十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了蒋介石通过联络官对周的谈话,即日寇正欲再度进攻中条山,情况紧急,希望中共出兵援助国军:“委座要我向周先生一谈军事,目前日苏条约后抽出五个师团用在任何一地区,只能消耗敌我兵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现发现有四个师团在调动,十九师团从朝鲜来,已在中条山发现二十四师团,从热河移动,第二、七师团由其国内开来,似均向华北移动,如果均至中条山,则敌人扫荡黄河以北是肯定了的,并且还有进攻潼关模样,第十八集团军除了对日妥协必定对日打击。如果能配合,作战前仍阻日于河北,否则敌在华北交通已固,只剩此中条山,一旦失守,华北完了,西北也必跟着紧急,国际路线也得成问题,据说中共在西北集重兵,如真放弃华北,恐西北亦难保,一切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所表示,亦即希望配合行动……。”(注6)这通过周恩来透露出来的请求中共出兵的谈话,反映出苏日条约对中国不利后果,反映出抗战形势的紧急,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的沉重压力下,甚至以华北最后一个据点失守,西北也可能丢失来请求中共出兵援助。可是毛泽东却提出以上的三个先决条件。


  这场战争非常激烈,日本和西方等通讯都一再报道,中国有三万多人伤亡,日军损失也上万人。


  在舆论的压力下,似乎中共军队也要打击日本军队,援助国军了。现在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等著作中,的确有了毛泽东命令支援国军的文件。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还发出了配合作战的命令。第一次说:“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配合。”。第二个电报要求彭德怀“在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


  五月十六日,彭德怀向八路军各师一级首长正式发出配合国军的作战命令:“为提高与坚定国民党作战决心,兴奋民众,扩大我之政治影响,除由一二九师及决死纵队各一部兵力在安阳以南之平汉路、洪洞以北之同蒲路各先行破袭外,我华北各兵团(除山东部队外)应立即准备于近期内作较大之行动,配合友军作战。”以下还对各个师有详细的命令。(注7)毛泽东还把即将配合国军作战的情况通报了周恩来、廖承志等,要他们告诉他们的国际友人,其中包括苏联驻重庆武官、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朱可夫。


  在陪都重庆,周恩来亲自致函《大公报》社张季鸾、王芸生,声称八路军在中条山将“有战报、有战果”公布。不管中共动机怎样,这次配合国军作战,既下达了命令,又在陪都造成了舆论,应当真有其事。令人吃惊的是,这配合作战竟然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八路军出动了吗?后来经过报社查证,八路军完全没有参战。查一查五月七日开始的所谓《十四次中条山扫荡战》的有关报道,无论温县、封门口等东路,绦县、横岭等南路,夏县、台柴村等西路,阳城、冀城等北路,都找不到任何八路军中条山作战的战绩;再翻阅中共元帅将领们的抗日回忆录,也不见任何参战的踪迹。八路军竟然按兵不动。现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錧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也没有任何八路军参战支援国军的记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撤销参战的命令,八路军的各路人马不可能都不去,这内部指令至今没有被选入任何文件集。


  在苏日合作的大前提下,又期盼日本人尽量多消灭中国军队的中国共产党,不配合国军作战是合情合理的。不仅仅不配合,还乘机发展。《陈毅传》记载:陈毅在苏北行政公署发表演说以后,“大会刚闭,便收到刘少奇发来的急电,说日军因其侵华战略需要,以五个师团大举向河南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万反共军进攻的部署已被打乱。望速返盐城,共商大计。”新四军如何从日军在中条山的进攻中得利呢?刚才出版的《刘少奇年谱》中透露出相当的秘密。


  中共最初表示杀敌请缨几乎是无条件的,却将国中之国从陕北扩大的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地,自行立法,收税,发行货币和建立一整套以军队为中心的人事行政系统;八路军的兵力从二万二千人扩大到一九四○年的四十万人(国民政府和中共协议的规定兵额是四万五千人)新四军由三千人扩大到十万人(协议的兵额是一万二千人)。由此而产生的国共之间一系列“摩擦”,除了中共在皖南正面对抗命令吃了小亏,其它几乎全胜。日本军队多消灭一个国军,中共将领夺取政权,就少一个敌人。抗日口号,只是有圆滑的待人接物技巧的周恩来在陪都应付若干人士的手段,和瓦解国民党人的策略,以及进行国际统战的需要。


  不过,中条山战役刚刚结束才一个月,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在欧洲对苏联发起了猛烈攻击。以苏联利益为首要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立场上立即有一个根本的、有点滑稽的转变,而且立即又从共产主义的理论加以“解释”。不管怎样,国共之间的关系因为日本的最重要盟国德国进攻苏联而缓和了,当时的情报显示,日本已经准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因此难以安眠达一个星期,因为苏联将难以抵挡东西两面的夹攻,中共也开始准备对日全面作战。这样,中共大规模向国民政府夺权,并且和日本军队配合的行动基本终止。引人注意的是,无论日军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中共始终不顾,而一直向抗日的国军进攻;到了苏联受到威胁,中共才第一次真正准备抗日。


  在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法西斯奴役。”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变得慎重一些。他在六月二十八日覆电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时说道:“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上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但是经过日本军队在中条山的打击以后,国共之间力量已经明显消长,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对付中共的胡作非为,因为在山西和皖南两次对中共的扩张做出反应,都是日本军队从后面袭击国军,给中共解了围,本身在正面战场抵挡日军的国军,难以再做出什么举动;中共基于苏德战争的形势,警惕日本袭击苏联,暂时停止了扩张,军队也基本停止了对国军的进攻;紧接着,毛泽东为了他个人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稳固,展开了整风运动,整垮了王明。直到抗战胜利将要到来之时,才展开了和国民党的正面战争。


  【注释】:


  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2、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74年,台北。
  3、《中共半世纪和叛徒毛泽东》,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1980年。
  4、毛泽东著:《毛泽东集补卷》第七卷第31页,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发行,东京,1985年。
  5、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年,台北。
  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250-25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年。
  7、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50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第五卷 二、潘汉年的悲剧

  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给含冤去世已经五年的潘汉年平反,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回忆纪念文字,表彰潘汉年的功劳,中国共产党勾结日本侵略者的线索才逐渐呈现出来。


  在抗战中勾结日本的汉奸大罪,大概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与日本有秘密勾结行为的主持人或执行者,总是竭尽所能地隐瞒或销毁罪证。所以要将这方面的事情揭露出来,是颇为困难的,有的事情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被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挫败,并且在中共夺得政权以后,因为不堪忍受毛的压迫而移居苏联,他因此逃过文化大革命一劫,得以有机会透露出一些中共高层的秘密。他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愤慲之气较多,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的路径。王明写道:“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秘密地、不经党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饶)派人代表他(毛)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动。但是无论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那时都不敢相信毛泽东是‘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是共产党耍的什么阴谋,想骗他们上当。所以谈判始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结果。”


  “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同日汪勾结的事实作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武器。幸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享有极大的威信,中共又是发起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所以蒋帮很难使人相信中共领导人中也会出现秦桧、汪精卫式的民族败类。因而他们借此作反共宣传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反对‘高饶联盟’的藉口下,逮捕和杀害了饶漱石,并且乘机逮捕和杀害了饶漱石奉毛泽东命令去和日汪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当时新四军的情报部长),以及日汪方面的谈判代表胡钧鹤(他原是我党叛徒;在上述谈判中潘汉年同志说服了他重新替我党服务),就是为了消灭他(毛泽东)实行汉奸路线的人证。


  “由于胡钧鹤是一个一身而三任的谍报人员(他是蒋介石和日汪双方的间谍,又被潘汉年同志争取过来作为新四军在日汪和蒋介石双方进行反间谍活动的人员),所以他同潘汉年同志谈判内容很快就交给蒋介石特务机关转报给英美在华的谍报机关代表。这样,英美帝国主义认识到:毛泽东既然在日本入侵和全民抗战的条件下实行亲日路线,愿作亲日汉奸,那么另一种情况,他(毛泽东)无疑可以和他们(日汪)联盟。”(注1)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最底下有如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标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上海各界人民,拥护逮捕反革命份子潘汉年胡风》。关于胡风的“罪行”已经是旧闻。如今突然加上一个在四月份才给上海苏联展览馆剪彩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名字,实在让人吃惊。但是该新闻并未公布潘汉年的罪状,只是登载了上海市金仲华、农业劳模耿长锁、武汉民盟主任马哲民等的拥护的消息,有点令人莫名其妙,虽然上海报纸早有披露。如今的许多纪念文章都证实,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终生;一九七二年,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仍然未给潘汉年平反;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湖南去世;去世五年多以后,给予正式平反,并且得到高度的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注2)(以下凡出自《潘汉年在上海》不再另外加【注释】,该书的大多数撰写者都是潘汉年从事情报活动的故旧或中共的有关人员)


  潘汉年的主要罪名是什么呢?《潘汉年传略》记载稍稍详细:“那是一九四三年,他奉命去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到上海后,潘汉年了解到,此时李士群正在南京,于是,又马上赶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见到李士群后,没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要见潘汉年,对于李士群的要求,反复衡量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这次会见,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进行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了党的原则。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时,正值整风运动进入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楚情况,便没有向华中局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一九四五年参加党的‘七大’时,他在见到毛泽东时,曾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此事,又因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与赞扬,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话语。他不曾想到,这会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造成终身遗憾和痛苦。四月二日(按: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向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汇报了一九四三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并说明了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请他转报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便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迅速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四月三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


  问题在于,中共中央的另一位情报部门负责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上将亲自主持的调查组,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以后,发现潘汉年并没有其它的任何问题,可是毛泽东执意不释放。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的重要人物罗青长回忆道:“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实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三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何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的革命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七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钧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这对潘汉年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交给中央以后,却没有下文。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却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毛泽东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肯定潘汉年有可杀之罪。在一九六二年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又点名潘汉年有可杀之罪不杀,并且还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新的罪名:“秘密投降国民党,是CC特务”的罪名。现在的史料都肯定,潘汉年的被捕和不顾调查报告再加以重罪,都是毛泽东一手钦定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潘汉年加上如此重罪,迫害致死呢?


  中共中央通过潘汉年与日本联系主要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与日本战略情报特务直接挂钩。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建立了其在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花堂”,直接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部领导,首任机关长是影佐禛昭中将;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内也有一个专门的情报机关,由岩井英一领导。潘汉年通过一个曾经是三十年代左翼文人袁殊和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潘汉年把这位左翼文人拉入了情报机关,袁殊先后为中共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为袁曾经留学日本,所以和日本特务岩井建立了联系。袁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被国民政府情报部门逮捕以后,变成了戴笠的手下,但是出狱后他又找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建立了联系,他成了公开的汉奸机关“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负责人。通过袁殊,潘汉年与岩井英一在虹口的一家日本餐馆见面。这是日本和中共高级情报人员正式合作的开始。


  那时潘汉年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负责情报工作,每半月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每月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一万元。一九四○年以后,袁殊担任了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汪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高级职务,但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以后,担任特务机关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共建国后,担任国务院(按:建国初期叫政务院)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要职。


  第二条路线是通过汪伪政府的特务头目、汪政权的警政署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李士群早期留学苏联,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利用李士群为自己当汉奸留后路的心理,潘汉年将李士群处作为一条重要情报管道。此路线分为先后两种。先是通过女作家关露(按:真实姓名胡涛楣),派遣关露的命令经过叶剑英、廖承志下达。关露除了和李士群公开往来外,还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与日本海军合办的杂志《女声》的编辑,并曾到日本去参加过“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关露在一九四一年撤退到新四军,于是由潘汉年直接出面,在一九四二年初,由岩井安排,潘汉年和日本在华最高特务头目影佐见面,经过影佐批准,潘直接和李士群联系,然后潘到上海愚园路李的公馆拜见李士群。


  本来,在战争中双方搜取敌方的情报为战争服务,是很正常的事情,情报战是战争的一部分,中共为了推翻国民政府统治,其地下党员就长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搜集各种他们需要的情报,国民政府为了保卫自己政权也如是。


  抗战中,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双方展开了政治、军事、经济的激烈搏斗,情报战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中共在一切场合公开参加了抗战,所以中共的情报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一部分,为中国抗日军队服务,应当在国民政府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日本情报部门进行战斗。但是,就像八路军、新四军在实际战争中主要是打击国民政府军队一样,中共的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以下共分两点说明之,其一是和日本、汪伪特务机关的关系;其二是彼此交换的情报内容。


  其一,与日本和汪伪特务机关的关系:


  潘汉年为首的中共情报活动对国民政府的抗战一方是绝对秘密的;对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是公开的,是协作勾结关系。延安的毛泽东根据地政权仅仅与日本侵略军有某些默契,不可能进一步公开勾结,暗中的勾结是通过潘汉年,潘在日本特务机关的保护下活动。


  首先,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都知道潘汉年的中共情报首脑的真实身份,彼此是公开的交换情报关系,而不是地下的秘密情报关系。(按:以下的引文出自《潘汉年的情报生涯》(注3)一书),该书作者在《后记》中说:“一九八九年,在公安部领导的支持和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我用业余时间写成了《潘汉年传》一书。……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这位杰出人物的历史全貌,我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许多从未公开过的历史档案资料,书稿虽经过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审阅和指正,但为慎重起见,在一九九一年出版时,仍只限在政法系统内发行,印数也很少,只在很小范围内能够见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谢建华同志的热心帮助。……”(按:本节凡是出自该书者,一律不另外【注释】)


  在岩井英一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以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陪同见面的袁殊首先按照潘汉年几天前约定的内容向岩井介绍了这位‘胡越明’胡先生的简单情况。岩井很客气地表示,欢迎胡先生和袁先生合作,欢迎胡先生做我们的朋友。……又隔了一段时间,岩井就派袁殊到香港和潘汉年取得联系,正式请求潘汉年和袁殊合作。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并请潘汉年拟订一个工作报告给岩井。看来岩井很重视潘汉年这个情报关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


  例如:岩井给潘汉年一个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通行:“上面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岩井还以自己名义在汇中饭店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场所。”这哪里是情报战中的对手,是日本与中共高级情报领导人物之间的合作。


  再例如:岩井曾经介绍潘汉年和日本在华最高特务影佐禛昭见面。关于影佐禛昭,该书介绍如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的上海的虹口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因其办公楼叫‘梅花堂’,日本便称它的这个特务机关为‘梅机关’,‘梅机关’实际是日本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其成员包括了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的代表共三十余人。直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指挥。首任机关长影佐禛昭,是一个臭名昭着的日本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远在一九三一年他在日本驻华使馆任职时,就和中国的亲日派人物有过秘密的接触。一九三八年冬天到一九三九年春天,影佐在策划汪精卫叛逃投敌充当汉奸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他直接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迎接到南京组织伪政权的。汪伪政权正式成立后,他以中将军衔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实际上监视和控制着汪伪政权的一切重大活动。”影佐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这是日本和中共最高情报官员的会面和联系。


  另外,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共驻香港的情报人员需要撤退和重新部署,竟然也是由潘汉年找岩井,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派出专人,与潘派出的人一同到香港,安排了中共情报班子的撤退。潘在提出要求以后几天,岩井约见潘,岩井说:“我们已经接到驻香港领事馆的报告,说小泉先生和陈曼云女士的联系因战事而中断(按:在香港也是日本和中共的特务机关合作办事,中共方面专门的联系人就是陈曼云女士),希望上海方面派人去帮助恢复和陈曼云的联系,我想,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拟定计划撤退和转移了。”潘派叶文津去,带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介绍信,并且在上海派出日本特务德田一起去。“由于得到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潘汉年在香港的一班情报人员撤退和转移的计划很快就顺利落实了:张唯一带领几位干部和叶文津一起转移到了上海,陈曼云等另外几位干部在一位情报骨干带领下撤退到了内地。不久,撤退到上海的情报班子便开始了新的运作。转移到内地的一拨人也和上海联系上了,通过无线电波,潘汉年系统的情报网络又运转起了。”这显示中共的情报班底对日本人已经不是秘密,而且是联合办事,日方和中共方的保密和搜集情报的对象,只可能是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可见日本和中共秘密合作关系的深度。


  在《潘汉年》一书中,按照中共文化部门负责人之一楼适夷的回忆,反映出潘汉年和日本特务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在袁殊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以后,记载了被营救的情况;“没一会儿,潘汉年果真来了,听后,便安慰她,‘不要紧的,他马上就会出来,我给你一个电话,你按这个电话去说明一下情况就行了。’他迅速在纸条上写下了电话号码。袁殊的妻子照他说的办了。果然点到飞灵,电话一挂通,立即就有人──而且是日本人,出面直接上七十六号,把袁殊给接了出来,平安无恙。潘汉年可谓神通广大,连楼适夷也为之吃惊──他该有怎样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呀,乍一看不可思议,怎么能指挥起日本人了呢?……电话的去处,正是前面提到的岩井公馆。而潘汉年的身份,竟是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所信任的一名合作者与情报人员,化名胡越明,他身上,还有日伪高级职员的身份证明。”(注4)潘汉年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合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了。


  日本和汪伪特务系统既是统一的,又各有职责,所以潘汉年除了和日本战略情报负责人岩井直接联系以外,还和汪伪的特务头子联系,略举如下:


  根据《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按:在《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一九三八年九月,潘汉年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一九三九年四月去上海,在去上海以前,“就争取、分化汉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见”。潘汉年和李士群之间的情报交换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就开始,长达六年。而且和日汪特务的接触不止李士群,相当广泛。另一位老资格的情报负责人刘仁寿回忆道:“抗战期间,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梅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


  和李士群的秘密关系从两件事可以看出来:中共江苏省省委书记刘晓等从上海到新四军驻地,是由李的特务系统全程护送:“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清晨,潘汉年、刘晓、王尧山(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以及张本、赵先一行五人,穿着考究的衣装,分乘两辆出租汽车悄悄驶往上海火车站,乘坐设备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了上海。当日中午到达镇江。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迎侯……。次日清晨,潘汉年等人乘一条机帆船驶往仪征。刘毅殷勤护送。下午便到达仪征县城。在仪征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刘毅找来几名挑夫,为潘汉年等人提着行李,匆匆出城赶路。出城十多里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这次撤退顺利的完成,同时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起了一条新的交通线。这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汉奸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收获。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安全方面的问题。”新四军军部还从此行得到了电报密码,从此开始了和汪伪政权的直接电报联系。李士群因为早期是中共党员的关系,又因为战争的前景不明,要为自己留后路,通过潘汉年重新和中共搭上勾,而为日本和中共两个主子服务,他将中共情报人员袁殊安排在岩井公馆;而对于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李士群就坚决打击。正因为如此,由国民政府情报部门主要负责人戴笠亲自下命令,由企图戴罪立功的大汉奸周佛海等,将李士群毒死。这件事也能够看出潘汉年的情报活动的帮凶是日本,敌手是国民政府。


  另外一件事情是,李士群安排潘汉年直接与汪精卫见面,这超出了一般情报工作的范围。这见面后来潘汉年交代是被挟持所致,据闻,因为此见面没有报告毛泽东而潘后来蒙受牢狱之灾。根据后来为潘开脱罪责的记述,以潘和汪的对白,看看汪政权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我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们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潘汉年也最后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机会。’”(注5)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加上汪伪政权),中共延安政府三方。国民政府一方是后面两方夺取中国所必须打败或消灭的,后面两方事实上是秘密结合在一起的。汪精卫所期望的,是中共抛弃和国民政府的假联合,由中共和汪政权公开的真联合。汪精卫在接见潘汉年以后期望继续通过李士群联系的一条渠道已经存在,潘最后的回答也为双方继续在政治上合作留下余地。这对话表明的汪伪政权与中共政权之间在政治上的若干一致,而且潘汉年所做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情报工作。但是,汪精卫提出的合作时机已晚,因为一九四三年,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日本对英、美的败局已经明显,中共没有那样傻,恰恰相反,中共在这样时候调回了联络员兼情报负责人的潘汉年。


  其二,互相之间交换的情报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潘汉年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潘汉年被平反以后,其他的当事人为了怀念和表彰潘的功绩,而透露出的一点点。因此,只能够明确知道潘所得到的有用于中共的情报;对于潘提供给日本人的情报,只能够从叙述中去捕捉。因为,潘不可能提供有关中共的情报给日本,而只能够提供国民政府和国军军事行动的情报。日本人也最需要在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报,因为日本已经陷入中国抗战中不能自拔,而导致最后全面失败。这是所有回忆潘的文章和传记中讳莫如深的。


  向日本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些什么呢?分为国际战略情报和有关新四军两个方面。


  关于国际战略情报,尹骐的著作中分为三点:“一是: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一九四○年一月,……潘汉年又不断向中央发出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情报,包括日本外相和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祺在东京进行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了重大让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开始勾搭;日本提出要开放长江,开放华北,让日本在海南岛驻军;美国则透露,只要能够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美将对日做出让步。……当时,中共中央还将这些重要情报通知了苏联红军指挥部。”


  “二是:对苏德战争的及时警报。……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人口中获悉美国方面已经做出估计,苏德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当机立断,于六月十三日向延安总部专门发出了一份《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这份提前发出的战略情报,也在六月二十日被及时地转告了苏联方面。”


  “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关于日军究竟南进还是北进的战略情报。……有关部门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表明,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月间,潘汉年向延安发出的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情报(按:共有七条)……这些重要信息当时也通报给了苏联,苏联也正是在获得这类重要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才敢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来支援西线,参加保卫莫斯科战役。”


  关于国内方面,潘汉年及时的把日军将要“清乡”扫荡的情报,立即给了新四军军部,“一九四三年春末夏初之际,形势骤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有消息说,汪伪军又将有大规模的扫荡根据地的行动,新四军和华中局的领导因为得不到确实可靠的情报,只凭传言是无法做出准确部署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于是派潘到上海。“李士群回到上海后又邀请潘汉年见一次面。他向潘介绍了日伪军队暂时不会有大规模军事扫荡情况,同时又表示,今后还希望和新四军方面加强联系,交换情报。……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它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据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破坏铁路交通的。”新四军从成立起,就一直打击和消灭江南的国军,如今再通过潘汉年的对日勾结,就完全和日本军队妥协,而一心一意消灭国军了。新四军从成立起到抗战结束,有任何抗日的功绩吗?潘汉年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是情报工作,而是和日军勾结消灭中国军队,出卖中华民族。这些事情,通过对潘汉年的平反昭雪,才第一次见世面。


  日本特务机关向潘提供了这样多的情报,对中共情报系统给予了这样多的方便,中共当然回报,这就是交换:“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关;潘汉年则以胡明越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潘提供的是什么呢?这是至今为止中共仍然要保持的机密,但是,我们从有关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略略理出潘汉年向日本提供情报的一点点大致内容。


  日本人需要什么呢?潘汉年第一次和岩井英一见面的时候:“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情况”。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档案写成的书,道出了日本人真正的需要。潘汉年呢?“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其中的“适度”两字,是表彰潘功绩的写书人所加,日本人需要的,当然不是有关共产党的,潘也不会提供。在同一页书中写道:“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这决不是从一般电台、报纸得到的拼凑的情况,这些情况日本人可以自己弄到。只可能是中共以抗日之名义,在重庆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等以合法身份在国民政府高层和在各地的得到的有关国民政府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日本政府需要这些情报来对付中国的抗战。出卖中国抗战的情报,交换有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是理所成章的事情。关于潘汉年提供的情报内容,在同一本书中再一次提到:“岩井英一在运用胡越明(潘汉年)的问题上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他很看重潘汉年的能量,知道潘汉年有强有力的情报班子,通过潘汉年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蒋介石政府和英美等国的关系的情报。”潘汉年是中共情报的首脑之一,潘汉年从一九三九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社会部的副部长,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一九四三年华中情报委员会成立,担任情报部长,领导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工作。他直接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手下工作,他提供的情报直接给延安中共中央,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来源也应当是中共中央。正因为潘提供的情报有价值,所以和日本情报机关的交换能够长期维持。请注意前面提到的审查潘汉年小组的组长罗青长所说的:“当时所采取的革命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这透露了潘不只是情报工作,而是按照中央指示和允许的“两面政策”,就是(共产党)出卖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


  《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有多篇纪念文章。罗长青是中共情报系统的要员,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国务院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他是潘汉年专案组的成员,他的文章指出,潘汉年是直接受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指示行事,除了会见汪精卫这一件事没有向毛汇报,全部与汪伪的接触毛、周都知情,常常直接掌握,每一件来往电文都保存至今。因为潘对中共的特殊贡献,在一九四五年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表扬。若不是华中党内陈毅和其政委饶漱石的内斗问题,潘汉年在那时就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按:潘汉年站在陈毅一边)。可见潘汉年与日本人的勾结不是他的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正常的战略策略。


  从中共的历史,以及中共从来都把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它的革命的对象看,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正面战场受到的阻击看,从中国军队在战场受到日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夹击看,中共出卖领导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是正常的。


  除了潘汉年以外,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刘少奇与南京伪政府的联系,也因为他被打倒而曝光。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的文件,规定传达到每一个人,几乎家喻户晓,其中有几句话令人注意:“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份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随着刘少奇的平反,一般都把这理解成污蔑。但是在一九八○年代给周佛海的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周幼海平反,在有关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第一件是杨宇九的事。杨是刘少奇同志的表外甥女。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任新四军军委,曾派杨宇九到南京做过周佛海的工作。杨宇九是幼海外祖父杨自容最喜欢的女学生,也是幼海外祖母的乾女儿,幼海一直叫她杨阿姨。周佛海是知道杨宇九和刘少奇关系的,固伪政府成立后,即委派杨的弟弟杨叔丹为财政部警卫队长,借此留条后路。一九四一年春,杨宇九亲自到南京,通过杨叔丹试探后,面见周佛海,传达刘少奇的话,希望周今后保持联系,戴罪立功。后来,杨宇九还到上海,住在周的家里。”周和杨的具体联系内容,不可能知道。另外:“第二件是冯少白代表共产党和周佛海接触的事。当时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是周的亲信,邵有个亲戚叫冯龙(即冯少白),是专做敌陷区策反工作的新四军重要干部。一九四三年冯少白从苏北来到上海,通过邵式军,在上海湖南路周家,和周佛海谈话。……后来,冯返苏北,的确和邵式军一直往来。”(注6)


  在近年北京出版的《周佛海日记》中,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提到冯少白:“六时,筱月带冯龙(按:日记中此处原注解如下:‘冯龙,冯少白,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筱月,即邵式军,冯龙的姑夫,时冯龙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之命,往上海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与周佛海等进行了接触。)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在同年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邵式军的名字出现几十处。后来抗战胜利后,邵式军逃往新四军驻地,其巨大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注7)周佛海的日记中的为中共服务的情报人员,如李士群、胡均鹤、关露等都经常出现,只是没有记录更多的内容。


  杨宇九、冯少白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同于一般地下秘密工作,去搜集情报,而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代表中共进行工作,双方都必须获利,所以他们可能交换一定的情报。交换的是什么?已经不可能知道;因为双方的联络层次很高:一方是刘少奇、潘汉年,一方是陈公博、周佛海,他们后面是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是汪精卫、日本特工头目。他们是这两股力量求政治联系和妥协的黑暗渠道。


  如果不是德国进攻苏联,而是苏德、苏日联合亲善,中共与日本的合作不知道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从实际的对日战斗中,感受到了中共与日本勾结,其一是一九四○年四月下旬


  共军与日军彼此呼应


  四月二十二日,在晋南地区,日军突然发动攻击。中国政府军于翌日歼灭日军五千余人于晋省东南部的高平,继之又于二十六日击溃日军千余人于中条山,才遏阻住敌人的攻势;而日军之发动此次战事,实则是由于共产党之“诱导”而来。


  ‘中共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国军之意甚明。’(四月二十二日日记)同年五月,仍然在山西的南部的战斗以后,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道:


  及至五月,日军侵入晋南,使在山西中部政府军通往河北省的路线为之切断。(五月十一日日记)(注8)战争进行的时候,蒋介石从总体的形势发展上,从指挥中具体地感觉到日军和中共的勾结。蒋介石没有证据,但是我们从现在从表彰潘汉年的回忆录中,可以证实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蒋介石在台湾写了《苏俄在中国》一书,他已经掌握了中共与日本人勾结的材料了,他记述道: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端之战,中共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势,其幕后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串的事变。(注)


  《潘汉年在上海》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两本书所透露的,是中共与日本人勾结的具体行为,有行为而无内容;蒋介石的日记和著作所提到的,是一些中共勾结日本人的具体内容,而没有材料说明如何勾结。二者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中共出卖民族的具体画面。为了使事实再充分一些,特将何应钦的著作中的有关内容,列举几条出来,对照现在大陆的有关出版物,事情就更加清楚。


  何应钦以长期抗战中国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写出初稿,在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再补充大量史料而成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其中破坏国军抗战一章,列举出了许许多多难以辩驳的事实,现随意挑选几段,以便从公开的正面战场的进退,印证中共勾结日本侵略者: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乘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零四师团、一零八师团、一零九师团大举进犯,我第二战区正全力迎击时,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忽擅自开放东阳关,纵敌深入,使我临汾附近的国军,陷入日军包围,被迫向同蒲路之西侧山区转进。”


  “二十七年,第十八集团军已自由开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贺龙、赵成全、吕正操等部及东进纵队、青年纵队等,用围攻袭击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县、北马庄、武靖、安次、赞皇、元氏、赵县、隆平、武安、上焦氏、锁金市等地区,次第解决河北抗日民军张荫梧部及乔明礼、丁树本、张锡九、尚中叶、杨玉昆、赵天清等部,于是中央所编成在河北之抗日民军,悉被摧残,减轻华北敌军所受之牵制。”


  “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灭晋南三角地带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时勾结晋省新军薄一波、韩钧、戍胜伍等叛变,达十余团之众,贺龙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之主要攻势计划,完全被其破坏。”


  “二十九年六、七月间,在河北的第十八集团军又移兵南岸,时彭明治、杨勇、杨尚志、萧华、陈再道、赵金城第及第一一五师主力对孙良诚、高树勋攻击,激战数旬,孙、高两部不得已又退回黄河以北;该军于占领鲁西之后又逐渐伸张其势力以侵扰豫东、皖北,并与擅自江南渡过江北之新四军互相呼应,向鲁、苏、皖、豫边区节节前进,致河北之敌得以舒其喘息,在华北方面积极布置军事,发展交通,建设经济,开发资源,其新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于二十九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阻碍,竟于十一月十五日迅速完成,举行通车典礼,是为该军不专心对敌作战,一意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的又一明证。共军迫走鹿钟麟、朱怀冰部后,使敌军在华北从容建设交通,便利军需供输,其发展之情况如下:一、敷设铁路四二五公里……。二、开辟公路四四○九公里……。”关于交通,何应钦是从具体的结果推断出八路军的行动如何有利于日军。但是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不利于中共的交通才破坏,实际让日军以便利的交通去打国军。这如果没有通过潘汉年去正面勾结,也是一种间接勾结。现在抄录部份中央军委文件如下:“一、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坏之,凡在敌伪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二、凡我方所需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注9)这里透露出,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基层,与伪军有广泛的联系与勾结。


  还有一些疑问待解开,如中共所谓的两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政府被中共的大规模扩充地盘和不听军令而逼出来的行动,为什么日军却及时准确地从后面袭击国军?蒋介石、何应钦所列举出的中共与日军配合的实例后面,究竟潘汉年等中共情报人员出卖了一些什么?究竟日本与中共的情报交换造成了抗战多大的损失?等等,总应该让全体中国人知道真相。这样真相大白的日子还有多远呢?


  揭示潘汉年的作为,还有一把重要的钥匙,就是弄清当年与潘汉年打交道,并且给以潘汉年以优待保护的影佐禛昭少将的真实面目,以便了解潘不仅仅是特务的另外的重要一面。这一面显示,潘汉年已经不仅仅是情报首脑,而是延安中共中央驻日本方面的联络人。


  在有关潘汉年所有著作中,都把影佐仅仅作为一般特务头目对待。实际上,影佐是日本政府所谓“和平运动”的领导人。正是影佐,促成了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投敌。汪精卫汉奸集团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昆明飞河内,打前站的是高宗武,高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现在日本方面公布的文件证实,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和梅思平就与影佐禛昭、今井武夫签订了《上海重光堂秘密协议》,详细规划和安排了汪等的投降事宜。在经过删节的一九八六年北京出版的《周佛海日记》中,有许多地方说明了影佐其人,周佛海当时是汪精卫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行政院副院长。


  周佛海和影佐,是当时中日双方从事所谓“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周佛海等人物对抗战前途是极为悲观的,认为抵抗必亡,而他又一心一意追求个人权利,所以投敌。当了汉奸以后,继续以他的关系和影响对重庆方面进行拉拢,谓之“和平运动”;日本方面也有相当的人士,不以为中国应当是日本的敌手,真正的敌手应当是苏联和英美,这些国家是在国际上和日本帝国激烈争夺者,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应当从深陷在中国的泥淖中抽出来,走“和平”道路,影佐就是日本方面专门从事拉拢上层人物的“和平运动”的主要干将,和周佛海非常密切。和平运动主要因为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而失败。现在以《周佛海日记》为根据,弄清有佐少将是何许人物,自然就弄清了他和潘汉年的关系实质。


  以下只摘录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有关影佐的部份日记:二月七日:“影佐来,谈一小时。余谓全面和平必须以蒋为对象,如日本肯实行撤兵,蒋非绝对不和。影佐谓蒋以三四年后美英必胜,日方又无攻渝之意,故必再坚持三四年,以期最后胜利,必不言和;日本尚有望蒋和平者,实属梦想。滇缅路即使断绝,蒋必不言和。其言颇有至理。余谓中国人十九均以为英美必胜,余虽不如此,但胜负之数实在未可知之数。盖日占地既多,备多力分,而英、美制造力量又远过日本,故日本必胜亦无绝对把握。渠亦谓然,但谓日本不致即败。”


  二月二十六日:“影佐少将自香港返京,报告香港情形,断定重庆决不讲和;日本尚希望重庆和平者,实属梦想。其观察甚正确。”


  二月二十八日:“在家接见日本名记者神尾茂,老友也。承告东京一般意见,以为日本战胜,驱英、美势力出东亚,重庆必感困难,全面和平可以实现,咸抱乐观。当告以余所观察适相反,重庆抗战数年,所期待者英美参战也;且重庆以为英、美经济力远胜日本,一时军事失败,不关胜负,最后日本必因经济战而失败,故军队中有意来归者,最近突变态度。故重庆言和决不可能。渠始恍然大悟。甚矣,日本对华认识不清也!”


  “八时起,影佐少将电话,望上午见面,以上午均有预约,定为下午五时。……汪公馆来电话,谓主席瞩即往,影佐少将亦在专侯,有要事。因即赴往。至则公博已先至。汪先生谓:影佐调北满,为炮兵司令。闻讯大惊,数月谣言今果实现矣。和平运动初期之日方友人,均风流云散,今后工作益感困难。惟详细研究,或无深刻之政治意义。盖国府既不言和,又不能恢复临时及维新局面,除强化国府外,日方实无路可走。当由汪先生电东条首相挽留,恐难如愿。”(注10)


  影佐的身份既然如此,他为什么给予潘汉年的各种方便和爱护,甚至每月发活动经费的原因就清楚了,当然是与延安保持一种上层的联系的需要。另外前面曾经引用潘汉年被汪精卫接见时的对白内容,也证明潘不是一个一般的搞情报的人,而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被接见,汪精卫决不会对一个单纯的情报人员讲述他对于和中共合作的诚意。潘汉年实际是延安驻日本和汪伪政权方面的代表,兼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而非地下秘密式的公开情报工作,主要是用国民政府抗战的情报和英美的情报,与日本交换中共和苏联有用的情报。


  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怕至今还不会透露。


  做尽了坏事而又冠冕堂皇的毛泽东,当然害怕他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决定灭口,亲自决定逮捕潘汉年。甚至在对潘的专案调查结束以后,除了发现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以外,未发现其它任何的不当处,却反而在一九六三年一月,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判处潘汉年十五年徒刑;在一九七二年,改判潘汉年无期徒刑。毛泽东死后仍然不释放,直到潘汉年在湖南劳改农场死去。


  “口”是灭了,不服的潘汉年的战友,运用中共所保存的秘密档案,以及他们有保留的回忆,在肯定表彰潘汉年的过程中,还是将毛泽东~中共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事实写出来,虽然只透露了一点点。


  【注释】:


  1、王明著:《半个世纪和叛徒毛泽东》。
  2、《潘汉年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3、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4、谭元亨著:《潘汉年》第16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一九九六年。
  5、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60-161页。
  6、上海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宛》第34-35页,沈立行文:《我所知道的周幼海》,一九九二年。
  7、周佛海著:《周佛海日记》第822页、906页,蔡德金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8、《蒋总统秘录》第十二集第九十五页,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中央日报社出版,民国六十三年,台北。
  9、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台北。
  10、周佛海著:《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第五卷 三、整风统一全党

  在新四军占领苏北以后,中共的力量扩张基本达到了极限,由扩张转入巩固,特别是加强连接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要地山东地区;另外,自从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以后,迅速逼近莫斯科附近,如果日本在远东再发动进攻,苏联就会更难以支持。所以,莫斯科曾经指令中共延安当局,不要再去进攻国民政府军队,以便国民政府军队专门抵抗日军,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


  因此,从一九四二年夏天以后,国共之间的局势相对地稳定,于是毛泽东抓紧时机整顿中共内部。《毛泽东年谱》记载毛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皖南事变后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可见只要中共不去扩张地盘,国共之间就和平。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说“其目的都是争取时局好转”。所以乘机整顿内部,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的杰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将中国共产党完全统一在他的周围,使得他变成中共绝对的党的领袖。他成功地把自己的“思想”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几乎与马列主义并列;使得中共成为一个组织空前严密、思想相当统一的更强有力的政党。


  在抗战前期所建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将矛盾绝对化的阶级斗争哲学,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求和谐的仁的哲学完全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都核心,是在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求得和谐,即“诚”,“诚”首先是一种人的内心的道德境界,实行起来,与天地万物的规律一致。《中庸》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在这里,和谐的“诚”是绝对的;但是在毛泽东从苏俄抄袭来的斗哲学里,“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凭着手中的权力,将斗争哲学在全中国实践,于是,几千万人被整死饿死。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吴虞,只是扮演打倒孔家店的角色;而具体用苏俄的斗争哲学来填补文化真空的,则是毛泽东;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最早全面地在中共党内贯彻斗争哲学。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灵魂的全面摧残。


  在组织方面,整风运动将列宁的建党学说在中国实践,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欧洲的中世纪,是被基督教会严密统治的组织社会,随着文艺复兴对人的关怀和工业社会的兴起,出现了追求人的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但是俄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其中世纪的统治精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组织中保存下来。这一套思想和组织方法,恰恰适合满脑子帝王思想的毛泽东的需要。整风运动,通过个人的反省和众人的批判,将共产党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毛氏组织王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再把全中国变成为一个严密的毛氏组织王国。


  所以,整风运动不仅仅是毛泽东排除王明等党内的其他领袖,将自己树立为党的绝对领袖的一场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其所建立的中共延安“解放区”王国,更是几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世纪王国的雏形。


  在抗战中,中共破坏抗战,不顾民族利益而发展一党地盘和势力的同时,却伴随以每一天都咒骂“蒋介石国民党卖国”的强力宣传,这体现了毛泽东自称的“痞子运动”天才。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那样颠倒黑白的技巧和孤注一掷的胆量。


  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走了第二步,就是整顿内部,以便他个人从思想和组织加强对中共,首先是对高级干部的控制。他先确定中共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是非,然后让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都以这是非来衡量检查自己,使得每一个人经过一番“思想革命”,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中国的古代是一个重道德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主张自省,即通过人们内在的“思”来唤起自己的善性,来对社会和他人关注。这方法被毛泽东接过来,将“自省”的内容根本变更,用来检查是否站在毛泽东个人方面;毛泽东以外的党的所有领导者: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都被定性为党的罪人,再以反宗派为名,建立起毛泽东的绝对宗派,凡是与毛关系好的和拥护他的,都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毛的帮派在中共党内的绝对地位;更通过在组织方面的“审干”,人人自我检查和互相批判揭发,将恐怖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建立起党的铁的纪律,组织层层控制,人人互相监督,使得中共成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强大的政治集体。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整风运动。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这就是半年以后开展整风运动的前奏。所谓的主观主义,就是与毛的政见不合者的代名词,主要是指王明;所谓宗派主义,就是毛的派别以外的中共内部所有的派别。王明不服,在十月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反驳。于是,在十月十三日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


  为此,必须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清算过去的中共历史,并且编成一部以毛为中心的路线斗争史,最初由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的是《六大以来》,半途参与其事的毛的秘书胡乔木记述道:“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开始我不知道秘书该怎么做。后来我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我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才找对任务了。’……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景?回来干什么?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常识。……王明一回来,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这是斯大林的思想,他认为只有蒋介石能抗日,认为张学良、共产党没有作为。……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错误。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他的错误。……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一九三○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清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注1)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一般不在他的冠冕堂皇的各种讲话之中,而在他执政以后建立的空前独裁的统治,在今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毛在抗战中的政治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这党外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政府;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由他做绝对的领袖,这党内敌人就是王明。王明有苏联的支持,他也有他的理论武器,他在一九三○年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一系列著作,王明这小册子一九四○年在延安再版,就是向毛泽东挑战;而且,毛泽东虽然有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一批中共的著名的领导人拥护,特别拥有八路军、新四军各个将领的支持,但是王明在党内也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干的周恩来就是王明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在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批从苏联回来的领导者,如博古、陈云、康生、张闻天等都与王明的关系深厚。如果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怎么能够让其他人来坐呢?心腹之患不得不除。毛泽东怎样来进行党内斗争呢?他的政策和策略,中共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人数锐减到一万人左右;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却有十多万人。但毛泽东掌握着党的中央机关,不仅仅人才比较多,而且可以发号司令。当毛泽东知道陕西境内有红军部队以后,突然不经过中央政治局商讨北上。张国焘因此不服而有另立中央之举,立即被戴上分裂主义的帽子;本来打通新疆与苏联联系是中共的既定政策,由强大的四方面军担此重任,毛泽东假国民政府“马家军”之手将四方面军主要力量消灭,还要给张国焘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四方面军西进出自毛泽东之口,在一九八七年初北京办的《历史研究》杂志上,通过毛泽东的两个电报透露出来。然后毛泽东逼走了张国焘,将四方面军的人才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和其他人马拉过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王明兴致勃勃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仰仗斯大林的支持有不可一世之气势,但与王明关系不和、正在四面楚歌的张国焘暗自判断,王明将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凡本事,就是把肮脏的任何夺取权力的举动,都要披上各种粉饰的伪装。例如他从参加抗战以来就不听从国民政府命令而扩大权力,这样的做法被称作“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抗战开始就把任何敢于抗拒中共的国民党人,就称作“亲日派”、“投降派”、“顽固派”、“汉奸派”等等。他对于党内的权力之争,也总是披上马列主义的理论外衣,无论早期对张国焘、王明,或者晚期打倒刘少奇都是如此,使得他肮脏的胜利变的堂皇,而且也便于吸收更多的追随者。打倒王明的整风运动,其主旨叫做“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口口声声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办事,其实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仍然没有读过多少经典著作,他的所谓的理论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经过旁人帮助抄自苏联,而且从哲学的角度讲,非常浅薄;他不懂任何外文,理论底子也薄弱,在战争环境中,也读不到什么书,除了中国的古籍。他的整风的理论口号,是他及时发明和为他发动的党内斗争服务。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吹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号角。毛说中共中央的路线没有问题,问题在那里呢?“就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党内外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言语文字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风没有去掉。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主观主义。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宗派主义。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党八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毛说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注2)历史已经证明,他要打倒的是王明,在开始进行整风的文件中却不见王明的影子,满口“马列主义”,即用来确定是非,毛真是高明。


  对于广大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毛泽东如何损伤中华民族,如何破坏抗战,用中共的意识形态语言都有一套解释,尤其中共已经从陕北山沟沟中的三、四万人,变成了拥有陕北,山西、河北、山东、苏北和鄂豫交界一带的广大地区,拥有几十万武装力量的强大政治力量,这事实本身就容易确定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他有本钱来清算其他人,而毛泽东所碰到的抗战的时机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失败责任在谁?在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特别是仍然有一定势力的王明。毛花了相当的功夫来清算王明。


  从延安整风起以后几十年,中共所有的党内运动都是“三步曲”,即第一学习文件,确立该运动的目的和是非;第二是每一个人以所确立的是非为标准做自我检查,然后由其他人对检查人进行分析批判,把每一个人批评得体无完肤;第三是组织处理,大部份给予宽大政策。这使得每一个人在运动结束以后都战战兢兢,随时提醒自己不要犯错误,要对党忠诚,并且感谢党的信任和宽大。这步骤体现在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就延安学习与检查问题的工作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个机关中的积极份子与落后份子不要平等看待,要使积极份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份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学习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需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注3)


  延安整风开始就是学习党的历史,即从整风开始就学习毛亲自参与写作的《六大以来》,连中央书记处的最高级成员也不例外。到四月三日,已经通读了一遍,延安各机关也如是。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其亲自作长篇报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即以他自己为中心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构成中共的所谓历史。对于中共的所谓路线问题,即在中共的派系斗争中,是站在毛泽东一方,还是站在王明、张国焘一方,是整风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认识。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又称为中央研究组,“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然后,毛泽东以召开“七大”(按:“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五月召开)为名,要求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毛泽东为了示范,把他自己和陈伯达、康生三人编在一个小组,而陈伯达是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能手,他正是在整风运动中开始高升的;康生则是从王明阵营投靠毛泽东以后,成为毛泽东排除异己的最凶横的打手。整风运动一开始(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就是地位仅仅次于毛泽东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掌握着整人的大权。


  自古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传统,为防止任何可能的军队高级领导不忠于毛泽东个人的事情发生,八路军、新四军的最主要领导干部,都先后被命令到延安长期住下,以解决路线认识──对毛泽东的忠实问题。


  聂荣臻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离开他亲手创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他在根据地已经六年,他到延安参加整风,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曾经是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徐向前,在为山东根据地奠定基础以后,早在一九四○年夏天就奉命到延安,其间,彭德怀曾经致电毛泽东,期望任命徐向前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毛泽东当然不放心,宁愿长期让山东根据地内部不和,工作极差。直到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到达山东以后才加以整顿,就是不让这个善战的指挥员去指挥枪杆子,而让徐就住在靠近毛泽东窑洞的地方,也是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重新指挥军队;刘伯承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秘密返回延安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让他回前线;陈毅从井冈山起就与毛泽东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所以在新四军遭难以后被任命为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狱),他因为与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不和睦,被饶排挤走,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军部,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到达延安,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延安;周恩来和林彪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回到延安。林彪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的爱将,从苏联养伤归来,毛亲自到机场迎接,到达延安以后,又让林彪代表他本人去重庆见蒋介石委员长,自然不属于被整的范围,但是周恩来就不同了。


  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毛泽东之上,势力雄厚,在江西曾经和王明集团的人一起排斥毛泽东,王明回忆说,毛泽东命令周恩来从重庆回去是要挨整的,结果周一转向,很快就过关了。周恩来在七月十六日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人亲自迎接;八月二日,又举行欢迎周的晚会,周恩来竟然在欢迎会上当面歌颂毛泽东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行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了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注4)虽然周转变的快,可是仍然以回顾中共历史的方式作书面检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份,分为《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份,光是书面提纲就有两万多字。然后和王明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博古一起被激烈的批判(以上见胡乔木的回忆录);因此毛泽东放过和拉拢了周,只是把王明本人定性为左倾路线的理论创造者和制定者,博古则为执行者和发挥者。周恩来被毛泽东拉入六届七中全会的五人主席团。一打一拉,分别对待,总是占据多数。


  回到延安最迟的是彭德怀,彭德怀对中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但是对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并不过分崇拜,有意见照样提出,对王明在抗战中的主张部份同意,而且发表过几次与毛泽东主张相左的文章,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至夏天,竟然对这个八路军的实际全权主持人(朱德长期在延安,不在八路军总部)批判围攻四十几天。聂荣臻回忆道:“整风过程中,在延安还举行了华北会议,参加华北会议的,除去新四军的同志,各根据地负责人都出席了。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百团大战战果很大,用意也是很好的,只是后来硬啃敌人弱点,非要攻下来不可,使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华北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显然是过头了,过火了,搞得彭德怀同志也难过。”(注5)这后台当然是掌握整风绝对大权的毛泽东,整整半年的时期,毛泽东送来没有加以制止。


  通过文件的学习和高级干部的思想检查批判,毛泽东的绝对地位得以建立。


  只是高级干部统一了思想还不够,对社会深有影响的,还有文学艺术。许多不满意国民政府统治现实,或者为了抗战而跑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并不信仰马列主义,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毛泽东的个人王国如果要建立,必须要消除这些与他的王国相抵抗的东西,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发表了三次讲话。即在整风学习阶段,除了高级干部从路线上统一到毛泽东路线以外,毛对于文艺政策亲自制定,发表了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中国大陆文学家的话来说,这为所有中共统治下的文学艺术家套上了一道“紧箍咒”,长达几十年之久。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艺是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文艺就必须为共产党的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把文艺称为“文化的军队”,与“手里拿着枪杆子的军队”并列。这就使得表达文艺工作者个人对人生和社会看法和价值判断失去了自由,文艺工作者从此被套在共产党的车轮上拖着走,违者被碾碎。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他说:“在整顿三风之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王国最可怕和惨无人道的,就是禁锢思想,控制思想,改造思想,要在人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的标准就是绝对地成为毛泽东一切杀人、整人政策的歌功颂德者。而知识份子往往眼光比较开阔,总是有一些个人的独到看法,所以知识份子成为毛泽东历次整人运动的对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对象的第九种人,悲惨异常。而首次提出全面的改造思想,就是整风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讲话。而“转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为的是“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多么动听!而实际上,就是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切现实,不然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方针在中共建国以后伴随恐怖政权变本加厉地进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为工农兵服务”,除了直接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其它的任何作品都不能见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思想恐怖专政时代。这起点就是整风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都纳入毛泽东的王国以后,组织上也必须建立一个专制王国,这就把对中下级干部的政治审查工作提到了日程上,这造成了延安的一片恐怖。现在的中共为了维持毛泽东的形象,总是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害死千万的中国人的罪行推到所谓“四人帮”的头上。而整风中的造成延安恐怖的罪行,则推到康生头上。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议上制造恐怖说:“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反对革命份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为害是何等严重!”于是,“整个延安一夜间变成为私立公堂和人间地狱了。到处是大喊大叫、声色俱厉的逼供。有的单位,甚至于特务已占了压倒优势,好人倒反而寥寥无几了。……挖出的特务越多,康生的成绩也就越大。‘毫不夸张地说,’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分析敌情时,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他说:‘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康生所造成的恐怖状况触目惊心:“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了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连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延安和延安地区,成为特务的天下了。挖红了眼,像发疯似的,一个人高兴时像特务,忧愁时也像特务;爱说爱道像特务,沉默寡言也像特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看怎么像特务。”(注6)这是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干部之一公布的情况。但是现在大陆有关人的著作中都众口一致地说,这是康生干的,而回避康生的后台毛泽东,毛干的坏事仍然被长期地掩盖起来,证明有三: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肃清内奸”,培养“肃奸干部”的指令;他在八月八日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强调“审干”是党校六门课程中的两门主课;他在一九四三年发出的抓特务详细指令没有收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重要官方出版物当中。根据日本编辑的《毛泽东补卷》,毛亲自拟订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致延安到处抓特务,造成一片恐怖。该决定第一段充分显现出毛泽东的用心,毛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又积极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转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故特务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这是指令要大规模抓特务。在中间的一段毛泽东指令培训特务打手:“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查、询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最后一段是“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掺杂进行。凡是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的地方,就可以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它部门及其它地方,决不可普遍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或地方,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注7)毛泽东的名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时,正是延安抓特务紧张的时候,毛泽东为了强调抓特务的重要性,特别加上一些有关“抓特务”指令,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版的单行本的时候,统统删除掉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继续传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回忆录中不慎透露:“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不仅仅这些抓特务的指令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的,他重用屠夫式的康生,把他一手扶上台,在之后几十年中一直是毛泽东消灭政治敌手的刽子手。


  康生本来是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副团长,是王明的得力助手,他在莫斯科受过斯大林大肆杀戮的肃反运动的熏陶,他和王明一同回到延安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眼见王明失势而投靠毛泽东,而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是书记处书记。他一生最会揣摩毛泽东的内心,然后充当打手。毛泽东在整肃王明的整风运动中,居然让康生担任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康生当然秉承毛泽东之意行事。如果康生在肃整中下级干部的抢救运动中不是顺应毛泽东的旨意办事,早就撤销了他。相反,毛泽东还提拔他担任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和情报部的部长,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的组织调整中,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由于康生的投机和善于整人,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的名声也不好,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由毛泽东亲自做工作,才让康生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如果康生整人违背了毛泽东之意,毛泽东只要说一句话,就把这个有民愤的王明分子赶下台了。这一切证明,在延安大抓特务的后台,是毛泽东;当然,在积怨过多的时候,在一九四四年冬天,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亲自向整风运动中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还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那时候毛的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已经是党的绝对领袖,谁敢怨他呢?任何专制政体都离不开恐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毛泽东一生都是制造恐怖统治的能手,他需要康生这种人来制造恐怖,只是有时候需要对此加以掩盖而已。


  因为整人太多,毛泽东真正地认错了吗?不!最明显的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王实味是一个不满现状的知识份子,为了实现理想而来到延安,担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但是,延安的现实使他失望,他发现中共的官僚们,口说平等,实际连吃饭都分等级,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别,为此他写了文章批评,没有想到因此惹上杀身之祸。他的《矢与的》三篇文章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作为墙报发表,毛泽东在四月初的晚上就亲自用马灯和火把照明,到中央研究院观看。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于是,发动了对王实味的文化围剿,而且亲自给王实味扣上“托派、日特兼国特”的可怕罪名,王从此失去了自由。十年前才得知,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在山西,王实味被斧头砍死。(注8)《康生外传》的作者也记述道:“一九四四年底,到平反甄别结束的时候,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关在延安保安处的窑洞里。这都是康生亲自‘鉴定’的‘特务’、‘汉奸’、‘托派’。不予审理、平反。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延安时,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部队撤离延安到黄河边,在康生的命令下秘密处决了。”(注9)


  在高级干部中确定了以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为中心的是非,在中下级干部的心中根植下恐怖(同时再不断地加以“思想改造、提高认识”),整风运动就走入建设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班子阶段。


  最主要的是,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按:以后叫“毛泽东思想”)的制造者刘少奇一下提拔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只有做地下工作的经历,对于中共赖以壮大的武装斗争没有贡献;只是在一九四○年底才被派遣到新四军,到达之后指挥了新四军最大败绩之一的曹甸战役。如果是旁人,一定会被毛泽东追究;刘少奇在抗战爆发之初仅仅是作用不大的北方局负责人之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毛泽东把他的这个小老乡留在延安,在十月第一次批判王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比他地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有十一人,而且与王明密切的张闻天仍然是总书记;到了整风进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的地位巩固,王明成为了批判肃整对象,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由毛泽东直接提拔,成为了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成为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务委员的书记处三人书记之一,还是军委副主席,其地位仅仅在毛泽东一个人之下;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由毛泽东负责宣传委员会,刘少奇负责组织委员会。毛泽东的小宗派合法化,成为党的主流派。昔日的总书记张闻天被下放到基层锻练;住在医院的王明因为被注射水银(见王明的回忆录和他当时为此事写的诗歌),被医院的外国医生发现抢救过来,从此没有出席中共中央的所有会议;博古在会上一再做检查,第二次检查以后,再次被批判清算了两天;周恩来虽然被拉过来,也在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在八月三十日,九月一日做检查外,在以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还做了四篇学习检查的长篇笔记。周恩来虽然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一共五个副主席)的宝座,最高的书记处的三位书记没有他,具体的组织和宣传委员会没有他,他只是与国民政府打交道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实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控制。


  通过整风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毛泽东为中心来解释,使得对文学艺术必需为中共的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特别是在组织上,完全以毛泽东的个人需要而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整风运动的真正结果。


  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思想,也在这次运动中暴露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相对立的。这集中表现在对彭德怀批判的一封信件中。彭德怀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在向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讲话时,谈到教育问题,该讲话在四月七日发表。彭德怀说:“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的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注10)为此,毛泽东在六月六日(按: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九集将日期定为五月六日,此按照《彭德怀年谱》和《毛泽东年谱》的日期)致电彭德怀,对该信件加以批判,毛泽东的这封信件,是他的文化专制思想的最早全面的暴露,全文如下: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们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现实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份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份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注11)


  毛泽东在他正式发表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用的是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之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而把他自己的真正意图藏在后面。但是这里批判彭德怀的信件,却是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赤裸裸对自由平等的概念解释做出反对,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全面专制的思想的最早全面透露。


  毛泽东的信件所表露出的问题有三:


  第一、根据中共扩大根据地的政治需要,完全抛弃这些定义的本来含义,而任意加以武断地解释。中共历来有这方面的传统。早在联俄容共期间,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为适应夺取政权的需要,将“联俄容共”改成“联俄联共”,并且运用至今,虽然从孙中山先生所有著作之中,至今找不到一个“联俄联共”的名词;而且毛泽东在抗日开始的时候,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第一条就表示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却强词夺理地声称“联俄联共”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内容,而且在其它演讲和著作中一再重复,把这窜改成为“真理”。如今毛泽东再施故技,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来意义都去掉,而作为掩饰中共根据地的遮羞布。毛泽东的本事的确非凡,在中共一九三七年红军接受改编的时候,提出的四条保证,经过几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中共的每一条做法都是背道而驰,一般中共人员在社会大众的批评面前唯恐躲犹不及,但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居然举出这四条,说中共条条都实行了,没有执行的是国民政府,毛泽东说道:“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及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我们完全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上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一项政策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坏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坏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自己的诺言,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了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苏维埃政权还是抗战第一年就取消了,三三制的民权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现状,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了的地方,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第四,‘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早已‘取消’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现了。”(注10)如像这样理直气壮撒弥天大谎的政客,的确难以找出第二个人。毛泽东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意篡改,只是他的小事一桩。再如他将刘少奇一手扶上台,在整风运动中,把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内斗争》都作为整风中干部必读的二十二篇文件之一,但当毛泽东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把刘所有的著作都作为大毒草,发动所垄断的全国的宣传工具“猛批黑‘修养’”声称这是刘少奇背着他写的“资产阶级的大毒草”。总之,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常常是谎言的汇集,他篡改“自由、平等、博爱”等经典概念,只是他常常任意撒谎的一次而已。


  第二,毛泽东否定西方思想的精华。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对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反抗而提出来的,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倡民主,也是遵循此路。但是毛泽东却强调民主只是为了抗日之用,实际上否定了民主制度本身。毛泽东“用”民主制度的什么呢?用其名,而去其实。中共为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所有的根据地──国中之国,在“根据地”的前面一律冠之以“抗日民主”字眼。用“抗日”两个字,是为了利用整个民族危亡的局面;用“民主”两个字,是为了批评国民政府不“民主”而分享国家权力。实际上,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民主是远远不完备的;而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根据地”,却完全没有民主。例如,中共能够在抗战临时首都重庆正式发行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让这报纸天天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天天骂国民党;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几乎一直在各种左翼刊物上发表各种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重庆的剧场主要上演的是郭沫若、曹禺、田汉、吴祖光等的作品,唱的歌曲大多数由中共党员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任光等谱曲。但是,在中共的“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却容不下一个王实味。连老资格的女共产党员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对根据地稍有批评,也立即成为整风的对象。对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的“党性”要求,成为束缚每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工具,不同意见不可能稍有表露。整风就是把一个欧洲中世纪式的小公国全面的建立起来,所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是恐惧万分的,“自由、平等、博爱”怎么竟然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提出来!毛泽东之所以将“三民主义”的内容偷偷改成共产专制主义,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偷偷改成不自由、不平等、和仇恨,表示他的政治理念和全世界优秀文化价值遗产根本相反。“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来自西方。因为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压迫,而有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法国革命就是以追求个人自由为最大特点;美国在独立以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必需缴纳大量的税,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使得美国独立战争以争取平等为首要,以后林肯总统也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而领导了公民战争;至于博爱,更是以宗教获得精神超越的西方文化的基石,其相对概念为仇恨、斗争。这些概念在人类短暂历史进程中,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任何一个只要不是完全为自己私利的当权者,都会仔细研地究和吸取这些人类共同的政治文化遗产,就像孙中山先生在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就将自由平等作为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份,在理论修养上并不深厚的彭德怀以定义出发,并且结合抗日的具体情况只对此做了非常浅显的解释,毛泽东居然逐一批判。毛泽东所推行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甚至连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点点重视人的价值的异化理论都要篡改,早期的年轻马克思,曾经写了一本《哲学经济学手稿》,提倡重视人的价值,认为资本主义使得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人自居的毛泽东,竟然禁止此书出版,直到毛泽东死后的一九七九年,才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整风中规定的二十二个必须学习的文件中,国外的马列主义文件占六个,即: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其中有五个文件都是斯大林的著作,只有季米特洛夫的一本不是斯大林的,但是季是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第一号爱将,仍然基本是斯大林的主张。而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杀了多少人!在肃反运动中杀了多少人!他的主张和思想正是毛泽东所赞同和需要的,正是毛泽东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在研究所谓“毛泽东思想”时,只要剥去其种种理论遮羞布,剩下的就只是整人害人的古今中外的文化糟粕。毛泽东领导的所谓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的全面大倒退,倒退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黑暗时期。毛泽东早在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由、民主、博爱”的恐惧,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的心灵写照,也是专制社会将要降临中国社会的可怕的预兆。鲁迅的得意门生胡风在一九五五年挨整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毕生追求得到了相反的东西,他惊呼“中世纪来临”,但是晚了,他被毛泽东亲自命令逮捕,他的曾经为中共政权拼过命的许多追随者们,都立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份子。


  第三、毛泽东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历数千年不坠,在于这文化适合中国人生存,在于其文化核心提倡“仁”的哲学。一方面传统儒家肯定人有善性,比如看见小孩子掉在井里,会自发去救,因此提倡发挥人自身的善性,而且将人对自己的亲人的热爱作为仁的道德境界,使得仁的哲学容易实行;而且“爱亲人”是仁的起点,就包含了对个人欲望的肯定,甚至仁“起于夫妇之道”。但是要对亲人以外的人也很好就不容易,因此提出了将心比心的公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人的欲求加以规范,这就是重视人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又是与人的本性一致的,这最高的境界就是“诚”,以便求得人自身、求得整个社会、天地的和谐。这就规范了人欲横流的社会,使得在保留了人的欲望的前提下,达到和谐平衡,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不解体的基本秘诀在此。非常可怕的是,毛泽东竟然批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式。在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共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都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但是他们都不敢批判这公式,李大钊甚至辩解他是对着宋明理学来的。因为如果作为一个统治者,公开放纵人的欲望,就只能在整个社会提倡人整人、人杀人、人吃人。西方文化对个人的欲望虽然肯定,但是有强有力的宗教来节制和调节。毛泽东所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精髓,摧毁中华民族的灵魂,而把中华民族导向灭亡。


  在这样的哲学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这个民族败类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不仅仅造成了无数民族瑰宝的毁灭,一亿多人受到冲击,还在精神价值观上,对民族精神造成极大的损伤。在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毛泽东这方面的明显流露,就是在整风之中给彭德怀的这封电报。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份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所以要“强调镇压反动份子的必要”,而平等,是不能给予“反革命”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名着,其中提倡只对人民内部给予“民主”,对敌人给予专政。至于“人民”和“敌人”的区别标准,则只能够由掌权的党来决定。在这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实行了压迫摧残。这样把“民主”只给予一部份人的思想,大概最早也见于给彭德怀的这封信件。毛泽东在抗战中不仅仅出卖民族,还具体摧毁民族的灵魂。这信件的确是整风运动中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影响极为深远。


  延安整风以后所建立的毛泽东根据地,就是把社会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通过共产党的不同阶层的党委或支部,对所有的人实行严格的控制;经济上控制一切资源,控制财经、银行,控制每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的消费;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控制人的由生到死的全过程。而恐怖的利剑高悬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不听话的话,利剑就掉下来。就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的社会调查部专门控制和监视,刽子手式的特务头子康生任部长,让高级干部们常常也不寒而憟。


  延安整风所建立的根据地,是几年以后建立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注释】:


  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4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整顿党的作风》,人民出版社,北京,1951年。
  3、《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75-376页。
  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1-292页。
  5、《聂荣臻回忆录》第564-565页。
  6、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91-92页,晓园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9年。
  7、毛泽东著:《毛泽东补卷》第七集125-131页,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东京,1985年。
  8、戴晴著:《毛泽东、党天下、野百合花》,新风出版社,台北,1991年。
  9、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99页。
  10、《彭德怀年谱》第280-281页。
  11、毛泽东著:《毛泽东集》第九集第13-14页,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1971年,东京。


第六卷 一、日本“一号作战”

  什么时候是中共扩大根据地、壮大军队的最佳时机?是国军和日军酣战、是国军受创最巨的时候。分为两个阶段,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和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中间是中共克复困难和整顿内部的时期。


  前面已经讲过。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是中共在山西、河北、山东大发展的一年,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利用“牺盟”、“决死队”等组织,夺取了山西的大部份地区;在河北,消灭了鹿钟麟、张荫梧领导的许多抗日武装;在山东,消灭了沈鸿烈和秦启荣等部;同时,晋察冀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但是在这时期,国军却继续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即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中国军队的牺牲极大。这却是中共扩大势力的背景。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武汉周围仍然受到国军的威胁。南昌则威胁着九江、威胁着日本人控制的长江行道,掩护着重要的浙赣铁路,南昌飞机场起飞的飞机,时时空袭日本的占领地区。因此,南昌是日本人攻下武汉以后首要的打击目标。南昌保卫战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进行,极为惨烈。由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编写、河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记载:“南昌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伤亡十分重大,战死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四名,受伤一万七千零三十三人,失踪一万零五百六十五人。”(注1)蒋介石命令反攻南昌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九日进行,主力部队曾经两度占领南昌飞机场,便衣队曾经突入南昌城内,在战斗中,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宝安殉国,二十六师师长负重伤。国军因为武器装备较差,难以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失去南昌,只能在周围与日军对峙。但是该战役国军以血肉之躯,给日军以大量消耗,对持久战有利。


  武汉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是日军的速决战已经失败,而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而且日本以占领武汉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企图也失败,中国人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毫不为之所动,以消耗日军为基本战略。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一方面在战场上损失惨重,而在中国内部,既顾不上汪精卫集团的叛国,也顾不上中共的扩大势力和地盘。


  日军为了打通北面的平汉铁路、南面的粤汉铁路,将中国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并且为了对付国军第一、三、五、六战区形成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在南昌会战以后,日军很快在湖北一带开展进攻,大规模的随枣会战于是开始,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日军出动十二万人大军,包括四个师团,骑兵两个旅团,以及炮兵、装甲兵、空军等;国军以二十万人应战,包括步兵四十一个师等,仅有弱小的炮兵,完全没有空军支援,以李宗仁为司令的第五战区为主,这就是随枣会战:“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第五战区在四月攻势中,对平汉铁路南端(武胜关以南)发起攻击。同时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将军部(由湘北转用于枣阳方面),对武汉日军造成极大威胁。四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于江北调集三个师团另两个骑兵旅团,进攻随县、枣阳,企图打击国军野战兵力,解除武汉威胁。同时以一个师团于平汉路南段对大别山方面警戒,掩护其主力侧背。”(注3)战斗在各个战场都非常激烈,国军的许多指挥官大都亲自在第一线指挥,第一一九师师长李金田就亲自率队出击,在艰难条件下坚守了六天之久;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第一线指挥时,壮烈牺牲,北京至今有“张自忠路”纪念他;守卫宜昌的第十八军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两天,无一退缩。日军虽然强大,但是因为兵力不足,只有中国军队的一半,而又没有加以集中作战,分散在各个战场,所以没有能够达到歼灭国军野战主力的目的;国军也没有能够消灭日军的主力。历史学家黎东方统计,在该会战中,日军伤亡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人。


  日军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国派遣军总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以冈村宁次中将具体贯彻其摧毁中国抗战的企图,而展开了为湘赣作战,又叫做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企图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于湘赣北面。在海空军配合下,日军出动十万多精锐部队,国军以二十四万部队抵抗。湘北的洞庭湖和密集的河流水网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动,九月十八日在新墙河一带,日军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被国军第五十二军击退,之后连续九天,两军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在长沙以北,到九月三十日,国军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日军在十月一日开始撤退,国军则紧追不舍,至十月十四日,湘北作战结束。在赣北,从九月十四日起,在会埠、高安、缭河一带,国军与日军周旋,互有胜负。到了十月二日,乘日军在湘北撤退,国军发动攻击,日军在八日开始在赣北全面退却。并在十月八日,在战略要地幕阜山,日军遭国军侧翼袭击而失败。日军发动一连串进攻湘赣北部山地的中国军队,日军只以四个师团十万人的兵力,在东西二百余公里,南北一百余公里的土地上,想要包围和歼灭总数超过二十万人的国军,当然不可能。这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动用了大约十一万人,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使用了十八万六千多人。日军没有能够占领长沙,也没有消灭掉中国军队的主力关麟征部,冈村宁次的这两个战略目的都没有达到。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半月,日军利用其现代化的海空军优势,乘广西海岸空虚之际在钦州登陆,成功地发动桂南战役,日军以五个师团分三路北上,迅速在二十四日占领南宁,进而占领战略要地昆仑关,从而截断通往越南的重要交通线。蒋委员长鉴于战略地位之重要,以十四个师的兵力在十二月十八日发动反攻,经过十几天的激战,在三十一日夺回昆仑关,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一个旅团,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于是在一九四○年一月初,从广东抽调部队在一月底发动进攻,夺取了昆仑关,但是未能达到歼灭国军主力的目的;国军在二月十四日再次夺回昆仑关,双方对峙。直到五月欧战爆发,日军开赴越南,国军才在十月底收复南宁等地。桂南会战才结束。


  在一九四○年九月七日的大战是长沙第二次会战,这次大战的策应作战地区包括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广大地区。主战场在湖南的第九战区。国军动员的兵力达到三十七万八千人,主动进攻的日军则有十一万五千人。由于日军在战前成功秘密地抽调河南、江西、湖北的军队,加上原来在湖北南部的第四十师团,集中了优势兵力到战场;加之破译了第九战区的通讯密码,所以日军在初期进攻取得成功。该会战日军占领了长沙,国军伤亡巨大:“依据战报资料计算,概为: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八师55%,第五十七师40%;第三十七军之第六十师50%、第一四零师30%;第十军之第三师35%、第一零九师28%;第四军之第一零二师45%;第二十六军之第四十四师24%;其余部队伤亡均在20%以下。”这仅仅是五个军所属几个师的损失,而参战的有三十五个师,还不包括策应的部队。但是战役的后期,中国军民一起发动反攻,使得日军不得不在十月一日开始撤退出长沙,日军的资料统计,该战役伤亡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人。(注2)


  日军不甘心失败,由同一个指挥官阿南率领三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大约七万多人再次进攻长沙,薛岳指挥十个军约二十六万多人迎击,开始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的争夺战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开始,日军强攻三天不下,一月四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并且在日军撤退时伏击,到一月十五日会战结束,日军自己记载损失六千多人。长沙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三次长沙会战都以日军失败告终。


  中国还派出了远征军到缅甸,这精锐的九个师,帮助了那里的英国军队抵抗日军。


  中国人完全以爱国的民族精神凝聚成力量,中国军队完全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的进攻。但是在前面抵挡住了日本侵略者时,背后却一刀又一刀地被中共砍伤,华北大部被中共占去──按照俄国文化精神建立了国家。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被中共称为最困难的两年,中共主要巩固已有的势力和地盘,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中共的根据地突然大大再次扩展,和国军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为什么?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日本侵略者给予了中国军队很大打击,被称为“一号作战”。日本因为海上与美国的战斗受挫,急于打通陆上通道,以补给东南亚的必需物资和各种支援。日本从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抽调了十个师团进行了这次战争。历史家黎东方教授写道:“正当‘驻印军’部队五个现代化师,与‘远征军’部队十四个现代化师,在缅甸及云南西部对日作战时,日本见到中国内地的军力空虚,便给了中国军队以很重的一次打击,称之为‘一号作战’。一号作战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开始,到三十四年二月结束。它包括三次会战与一次重要战斗。三次会战是中原会战、长衡会战与黔桂会战,重要战斗是湘粤赣战斗。中国于这个一号作战时所受的损失,远超过史迪威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所赢得的收获。中国失掉了洛阳、郑州、衡阳、桂林、柳州、韶关、彬县、赣州、遂川与长沙。以前长沙曾经有三次未被日军拿去,这一次却被日军攻占。华军的伤亡在十二万以上。其中守衡阳的方先觉守了四十八天,对抗了人数超过第十军五倍的日军。日本这次达到了它的愿望。它占领了中国所有的铁路线,除了潼关以西的一段以外。它已能实现几年来的梦想,由朝鲜的釜山运兵,经过沈阳北平、武汉、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直达越南的河内,或在到了衡阳以后,经由韶关、广州,直达香港。日军于这一号作战时,穿过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省,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到达贵州省的独山。”(注3)当日本人到达防务空虚的陪都重庆南面几百公里的独山的时候,全国为之震动,幸亏孙元良率部赶到,守住了独山。通过这一战役,其打通陆路对东南亚的供应线的目的达到了,并且重创了中国军队。


  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抗战建国七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谈到这次作战:


  敌人在最近半年来的战略,就是东条所谓《陆主海副分区作战》的战略,这就是敌人要竭尽他的陆军力量来弥补他海空军的缺陷,想以中国陆上的进攻,补偿其在太平洋上所受的挫失,想以空间换取其〔第76页〕最后挣扎的时间。他这一次大举进犯的目的,显然有三点:第一是要打击我们中国的野战军,减弱我们反攻的主力;第二是要想破坏我们粤汉与湘桂沿线的空军基地,减少他本土所受空中反攻的威胁;而其最主要的是在第三点,就是要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在缅甸,在越南,在中南半岛,以及孤悬在南洋海上的各处寇军,辟一条败溃时逃生的退路。(注4)日本军队发动“一号作战”的直接动机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国的江西的基地起飞的B-25轰炸机直接轰炸了日本本土。


  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对“一号作战”中的三场战役分别有所记述。关于豫中会战记载道:“敌寇以打击我豫西之野战军,并打通平汉路之目的,于三十三年三月底,将新乡及邙山间铁路及黄河铁桥先后修复,并抽调原驻黄河以北各地敌寇约十余万人集结于新乡、开封一带,于四月十八、十九两日,分别由中牟、邙山头渡犯,至二十三日敌分别窜占我新乡、密县各县城;我军于二十七日拂晓,全面向占领新乡、密县之敌反攻,近迫城郊,斩获甚多。二十九日敌主力向许昌方面转移,三十日分三路围攻许昌,我守军与敌血战数夜……。综合豫中战役,我高级将领阵亡者,计有李家钰总司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了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上校团长杨尚武、李培芹、刘国昌、曹和等,敌亦伤亡严重。”(注5)


  日寇发动攻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华北兵力抽调很多,防务自然空虚。豫南战役以后,日军的主力进一步南下去湖南,这正是未受丝毫损失的八路军打击日本军队的极好时机。如果八路军此时出兵打击日本军队,对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战略形势,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可是中共根本不打击日寇,只是乘机扩大地盘。


  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二日发出指令,该指令仍然没有收入近年北京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只在《毛泽东年谱》中有摘要,这一天《年谱》的文字是:“致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德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进犯,我军应乘日军进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础。”(注6)毛泽东关切的只是填补力量空虚,开辟豫西工作,以便建立新的根据地。好像根本不存在打击日本的任务似的。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有中央书记处发出的指示如下:标题《中央书记处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指示》:“(一)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陇南铁路潼关以东一段,……国民党汤恩伯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二)国民党在敌人及各方压力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的摩擦,妨碍大局,此点前已通知各地。(三)然而河南地方党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中央决定: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冀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四)上述负责党委应即切侦查河南皖北情况,并选择河南皖北干部党员,秘密派回去进行群众工作及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人民武装,以便将来能给河南皖北敌后游击队以一般指导。但在目前我们所组织的游击队,暂时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党的关系亦应暂时保密。它们一律以地方人民保卫家乡的游击队名义出现……。”(注7)此文件发自五月十一日,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其策略是中共各级组织不能在此时和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但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扩展的机会,河南本地的力量已经不够用,必须立即由中共其它的分局派人来共同完成,但要秘密地发展不打八路军新四军旗号的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


  日本军队打击国军,给予中共多好的机会,中共夺取政权的企图,还表现在刘少奇、陈毅给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的指示中:“张饶李郑: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进,似乎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进行夹击,亦指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注8)中共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乘国军战败而大获其利。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一书中,公开记述中共如何乘日本发动豫南战役而得利:“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动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的豫、湘、桂战役中,集中九万七千余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在三十七天的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了二十多万人枪,(日本人)占领了豫中、豫西三十八座县城和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向河南敌后发展的策略。中央要求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及太行、太岳淮北、豫鄂边区党委派遣干部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一起赴河南新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豫西抗日根据地经过近一年的开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时,已成为有二万多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成为沟通陕北、华北和华中解放区的纽带。”(注9)真实的历史是,由日本人把中华民国军队消灭了,然后是声称为民族而战的中国共产党,不去打日本,乘机建立国中之国。


  根据延安的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派出强有力的部队到河南西部建立新的根据地。


  八路军太行军区派遣由一千七百人组成的第一支队,南下豫西的嵩山、箕山地区,很快发展到七千多人,活动地区扩张到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由太岳军区组成第二支队渡黄河南下至新安、洛宁等地区,并配以中央党校的干部一百多人;直接由延安的官兵组成的第三、第四支队,在王树声(后来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带领下,在豫西建立了三个政权;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建立河南军区。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豫西根据地已经成为有两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地区,成为联结陕北、华北、华中的枢纽。这重要的战略根据地的建立,就是日本人消灭了国军以后开创的。


  在新四军方面,第四师五个主力团由师长彭雪枫亲自率领,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挺进豫西,有关彭雪枫的传记记载:只有在西进通过平汉铁路时,担心与日军冲突,新四军乘国军受到日本军队沉重打击的局面,对国军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不是消灭日军,而是消灭国军来建立豫西根据地,第四师的师长彭雪枫就死在这次战斗之中。第四师在师长彭雪枫率领下,于八月中旬从宿县北部越过津浦路,与日军没有发生战斗,从九月十一日开始,第四师主动攻击国军段海洲部、苗秀霖部,经过四天激战,毙伤国军四千余人;第四师主力于九月十一日围攻固守在夏邑八里庄圩寨内的国军李光明部,毙伤百余人,俘李光明以下官兵五百多人。在这次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中弹身亡,就倒在一九九○年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身旁。张震回忆彭雪枫时,为我们展现了新四军英勇打击刚刚受到日军严重挫伤的国军的情形,张写道:“我随着他站在围墙的高处观察,以便指挥部队,他的警卫员刘瑞芳把他拉下来,站在寨墙的散兵坑内,露着半个身子在外面指挥。这是旭日渐渐东升,我们看见五里外的地方尘土飞扬,银蛇奔舞,原来是我师骑兵团出击了,拿着马刀在砍敌人。骑兵团也是彭雪枫同志的三宝之一,几乎每个战士他都能叫出名字。部队继承了红军时期猛打猛冲的精神,使敌人和伪军为之胆寒。……不几分钟灰尘消散了,只见成批的俘虏向师长指挥所押送来了,只剩下零落的枪声,大家都很高兴,雪枫同志正要骑兵团将敌支队长送来,询问敌、伪顽向我进攻计划时,远远地又传来一声冷枪声。雪枫同志突然倒下了,警卫员马上把我拉下来。我只见到他哼了一声,眼睛向我注视了一下,刹那间,瞳孔的光芒即刻消失了。”(注10)新四军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干部,有项英、袁国平、彭雪枫三位,都没有在抗击日本军队时为国牺牲。第四师继续进攻国军,到了十一月下旬,这支专门打击国军的“抗日部队”发展到一万余人,其外围民兵自卫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迄今为止,在各种抗日战争的有关书籍中,不曾收录国共间的这一场战争。担任进攻的是新四军约五个团和数目不详的八路军,守方是中华民国的军队。时间是日本军队正在进行“一号作战”,给予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的时候。这场战役以国军的失败告终。如果将这场数万人参加的战争算入抗战,则中共军队和日本军队的敌人是同一个,不能算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如果不算入抗战,这场战争又发生在抗日战争的正激烈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共军队的“抗日”的缩影。这些“抗日史迹”,是中共最近自己公布的。


  另外,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区,由新四军第五师为主组成的豫南游击队。一九四五年一月,豫南根据地已拥有东西七十余公里、南北近一百公里的地区,在这里建立起七个县的反中华民国政权。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决定乘日军发动豫南鄂北战役之际,把豫鄂和豫中、豫南新区联成一片。此后,打退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收复了四望山根据地,将豫中、豫南联成一片。这仍然是在著名的日本“一号作战”时,中共和日军从不同地区进攻国民政府军队的历史事实。


  在日本的“一号作战”中,日本军队以优势兵力击溃汤恩伯部以后,于四月二十日占领郑州;日军投入兵力十七万人参加长沙、衡阳战役。国军以第七十二军、第五十八军、第四十四军、第二十军展开攻势,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日军的两路前进。第四十四军在浏阳争夺战中喋血奋战九昼夜而失守,第四军也被击溃,日军于六月十八日占领长沙;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了有名的衡阳保卫战。在湘江东岸,国军调遣第二十六军、第二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军参战。在湘江西岸方面,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军、第一百军、第六十二军迎击来犯之敌,后来又调动总预备队第四十六军加入总攻,经过了一个半月的激战,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伤亡大部份,企图增援的第六十二军也付出很大代价而失败,衡阳在八月七日失守。长沙、衡阳之战,何应钦根据国防部的统计,国军官兵死伤九万零五百余人,日军也伤亡六万六千多人。何等惨烈!


  当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湖南以血肉相拼的时候,中共在做什么?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总数已经达到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总数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中共军队总数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人。中共军队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苏北一带,八路军三大主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早在一九四○年就集中在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和山东地区。将近四十万人的八路军本身就在平汉路两侧,如果就地袭击日报军队,将大大拖住日本人南进的战略进攻。其实坐山观虎斗还不算太坏,而中共竟是乘九万多国军伤亡的时候,在中国军人的血肉之躯上,去扩大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地盘。


  毛泽东没有兵力去填补日军消灭国军以后所留下的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的空虚,但是另有图谋。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李先念等:“(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四)中央准备派一百个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注11)中共在抗战中是发展、发展,还是发展,一切为了打江山,其它都是次要。


  几天以后的七月十五日,在国军在湖南被日本打败后的惨痛的日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记载,毛泽东致电李先念和各个中央分局,掩不住他的幸灾乐祸的情感:“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的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资困难,发展了广大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以后,一般都由伪军来占领,毛泽东说的“消灭了许多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是真话,即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只需要铁路和沿线的城市及飞机场,广大土地则被中共军队捡便宜占领。迄今为止公布的有关中共文件,没有一件命令八路军去碰一碰日本军队,日本军队也就只顾南下打中国军队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默契配合。有了这巧妙的配合,就的确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局面:“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毛泽东又说,“在敌人继续进攻的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这也说得正确,因为八月七日,衡阳最后失守,日军立即沿湘桂路继续南下,在九月中旬,展开了桂林柳州战役。


  桂柳战役,中国军队投入十余万人,日本投入约四万人,历时三个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打到贵州独山,最后形成对峙局面结束。


  在桂林危急得时候,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作疏散的指示,仍然本着乘火打劫的一贯做法,指示在湖南建立武装事宜:“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一、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秘密转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人民的武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战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四、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发展。五、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注12)这指示的主要精神,仍然是要在日本人消灭或赶走了国军的地方,如指示中的湖南、沿粤汉路、广州湾发展;中共已经有的武装,如指示中的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则分别直接去填补粤汉路和广州湾的空虚,在湖南在时机和力量未成熟以前,仍然要秘密隐蔽。中共的指示中已经习惯称日本人为“敌”,与日本战斗的国军,则称为“顽”,都是敌人。这与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不久接受改编时候的“诚心诚意”,已经有天壤之别。令人注意的是,在国军遭受如此巨大损失,甚至陪都重庆都一度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东江和琼崖游击队的任务,仍然只是利用空虚占领地盘,发展势力,从无从背后袭击日军的指示。


  从河南、湖南、到两广,任何敌后对日本军队的袭击,都会产生重要的战略价值。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北方打到南方,在正面战场节节推进,而从无后顾之忧。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近五十万人的兵力和二百多万民兵,是可以大大威胁日本军队的后方的。日本人敢于肆无忌惮地南下而没有后顾之忧,在战略上对中共是充分了解的。八路军、新四军除了在抗战爆发初期,在平型关袭击过日本的辎重部队,在百团大战袭击过敌人的交通线以外,在抗战最艰苦的最后四年,最善于吹嘘宣传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举得出一次打击日本军队稍俱规模的战役吗?最多在根据地附近烧炮楼而已。


  在“一号作战”中,日本人在前面消灭国军,中共在后面占据土地;日本人只需要铁路线,中共则需要铁路沿线的地区扩张;中共从不碰撞日本人的铁路线,日本人也不去惹是生非打击中共;有时候,中共和日本军队一起夹攻中华民国军队,互相的呼应极好。


  顺便要提到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地地位稳固以后,他的对苏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并不再将中国的利益继续出卖给苏联,连老子也不要了,而仅仅为自己的夺权扩展需要。在后来中苏交恶的一九六○年代末期,苏联汉学家和莫斯科电台,举出了中共背弃苏联事实。例如:“一九四一年七月,苏联通知延安,日本正在向大陆派遣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并且请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牵制日本军队,不让他们集中在通向苏联边界的地区,例如,请求破坏铁道交通。但是毛泽东和过去一样,没有理睬这个请求。一九四一年一月,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旦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没有作出直接的答覆,后来他破坏了一切旨在采取对日敌对行动的努力。”(注13)当苏联在东西方同时受到德、日威胁时,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曾经因此着急的睡不着觉。但是,吃苏联奶水长大的中共毛泽东,却坐视不顾。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义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看重的事情,其它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


  【注释】:


  1、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68-1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七)第31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
  3、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312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台北,中华民国七十九年。
  4、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5、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15-216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台北,中华民国七十七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室:《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9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1943-1944)第231-232页,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同【注释】7。
  9、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528-529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0、《忆彭雪峰同志》中的张震文:《忆我的良师益友彭雪峰同志》,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1、同【注释】7。
  12、同【注释】7。
  13、郭华伦著:《中共史论》第四册,中华民国国际研究所编印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年。


第六卷 二、国中之国

  中共在“九一八”以后不久在江西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消失了。但是借助西安事变而获得的合法机会,利用抗战的形势,以军队为后盾,在短短的八年期间,迅速在华北、华中,甚至华南,建立了内容基本一样而名称不同的实质上的苏维埃国家──中共一直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在中华民国之内的国家。


  之所以实质是国家,因为其思想指导原则与中华民国完全不同,有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的独立的政权,有独立的财政系统,有独立的军队,其一切宗旨、战略和策略完全是在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立国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


  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及建国大纲。其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以后,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发扬民族精神,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核心是仁爱的生活哲学,以便从根本上振兴中华民族;其民权主义,主要是吸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再根据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优良传统方面而创造出五权分立,并且根据中国老百姓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心理,提出要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和内在要求,以便逐步实现民主,而不是把西方思想简单地搬过来;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互助和谐,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是老百姓生存问题,因此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改革现行经济制度的政策。不同政党之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是正常的形象,但是这里已经不是不同的政党的主张问题,而是都拥有武装的国家机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国中之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完全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只是中共一直声称其信仰三民主义,而实际是利用三民主义来进行统战工作,掩盖其搞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有三个阶段,在联俄容共的武汉时期,将中共自己发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做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一切著作中都没有这个所谓“三大政策”的名词;在其所谓“土地革命时期”,即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用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所说的,那时“把孙中山丢开”了;抗战开始以后才又宣布“信仰”三民主义,其实是随心所欲地尽情利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是有内外之别的,对外的常常是策略的需要,是为了骗取人民好感以便获得支持。例如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通篇都是要搞三民主义,而不见搞社会主义的影子。然后这个外国记者就回去写访问记,为中共的形象做免费宣传。毛泽东对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民主主义呢?他仍然是随心所欲地说:“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注1)不仅仅如此,抗战初期中共在接受改编时,在正式文件中自己所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这也仅仅是为了欺骗中国人的。不会对中共的政策形成什么约束。何况毛泽东常常随意窜改,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他所需要的东西,中共的真正指导思想,只有在内部的讲话和实际政策中,才能找到。例如在整风运动之中,最重要就是统一思想,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以他为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理论上,统一到毛泽东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而绝对没有三民主义的踪影。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提倡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主要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著作,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整人哲学,从来没有提倡过学习三民主义。两个政党的根本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共根据地和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泾渭分明的。


  因为根据地内从来没有立法、司法系统,只是根据毛泽东等的思想意志指导一切,所以这里的立国指导思想差别,又更为重要。


  二、完全不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的、在中华民国内部独立自主的专制政权


  中共建立的所有政权,从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抗战时期的边区“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建立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不是独裁专制政权,这已经不用浪费笔墨去做任何说明,并且这本身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行的。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经明确地在其经典著作《歌达纲领批判》中主张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的时期相当长,直到所谓阶级被消灭为止;马克思并且指出,只是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者,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重点,就是发展马克思的专政思想,为他们的铁腕统治服务。所以,中共的统治思想是被孙中山先生批判过的,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格格不入的,是对民权主义的倒退。但是,毛泽东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知道三民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政权还弱小的时候,特别需要利用三民主义来对专制政权加以掩饰,居然声称根据地内以民权主义来建立政权,提出了中共一再加以宣传的所谓“三三制”。什么是“三三制”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中有作为宣传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开始就说:“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边区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完全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政府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坚决执行之……。”关于“三三制”解释道:“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保持包办。”但是中共中央在内部对“三三制”指令就与公开的作为宣传用的纲领就不同了:“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权的确立;另方面应吸收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加……”(注2)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具体指示,第一点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权,第二点是,参加政权的人必须是“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即只能唱歌颂者,而且这些参政的特定人士只能够由共产党来选择吸收,共产党高高在政权之上,由共产党来指定人士来组成所谓的“民主”三三制参议会。共产党凭借什么权利来指定“参议员”呢?军队。所有的根据地都是由共产党的军队夺取的,军队的领导者就成为边区政权的实际决策者。这样的政权,就是边区──中华民国中的国中之国。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一再鼓吹边区的民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三三制”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等。这军事专政政权的遮羞布就是“三三制”,就像现在中共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样,不伦不类。


  三、建立了独立于中华民国以外的全套财政系统。


  为什么蒋介石委员长指责中共建立新的封建割据?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参战,立即建立了包括军队、政权的议会、政府,以及银行等作为一个国家才能够有的全套行政、立法、司法系统,而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只是在口头拥护国民政府。这当然和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一样。以财政来说,中共的边区政权,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建立边区银行,自行收税。现在以最大的晋察冀边区的例子来说明:“边区银行,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银行,它为边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服务。放款、存款、汇兑等业务的开展,对于边区经济的活跃、人民生活的调剂与改善上起着极伟大的作用。从二十八年以来,边区银行为救济水灾、开展合作事业,放款达一千八百余万元。……边区银行是边区的金融中心,五年来,边区发行纸币如下:27年,100;28年,396.34;29年,835.75;30年,844.53;31年,1,229,95。这样一点数字,在反攻以后,是不足应付市场需要的,因此,今天我们就需要准备反攻阶段以后的工作。边区钞票靠着边区人民政府作后盾,它会继续壮大,继续在广大人民中树立更高的威信。”(注3)这正是中共在中华民国内部建立小的割据政权的证明。关于边区银行,《聂荣臻回忆录》说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八月指示我们: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扩大军费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需要的数量……。边区银行成立后,在擅长理财的边区政府主任兼财政处长宋劭文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开展了银行业务,同敌伪在货币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注4)中共自己的金融体系遍布华北、华中,以及华南的根据地,这不是割据政权又是什么?















【注】:尚有更多钞票图片在《附录·中共1949年以前发行的钞票辑录》中。


  并且每一个根据地内部都有着中共绝对控制的行政系统,做装饰用的司法系统;至于立法系统则没有,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毛泽东的指示,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的法律。“三三制”就是中共建立的一套制度,来掩饰和保护中共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和策略。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根据地的基层政权的性质。这些由中共建立的村、乡、县级基层政权,许多都是只为日本和中共服务,而只反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汉奸政权。过去因为史料缺乏,不足以证明,现在用中共边区首长的内部报告,将历史的真实情况罗列出来。以下主要以中共中央文件来证实之(按:以下凡是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者,不另外加注);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里《如何组织群众》的第一条是:“经过上层汉奸关系,在日寇允许下,组织汉奸形式的群众团体,或打入敌伪已组织的群众团体中进行耐心的埋头工作,在可能限度内,为群众谋些利益,逐渐取得群众信仰。”


  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第五点是:“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形式……。”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对于汉奸政权有详细的规定,共分三点:“(一)抗日的两面政权,在目前一般是由抗日的一面政权改变而来,本质上是我们的政权,但因军事上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不能不应付敌伪(在游击根据地)或用伪组织形式伪装自己(在接敌区及部份的游击根据地)。这种抗日的两面村政权,我之行政村建制与村公所组织必须坚持。……(二)中间的两面政权。在目前一般是豪绅、地主或者是地痞、流氓把持的政权。在这种地区,我之广大群众发动还很差,敌人的控制力量也不算大(我之工作人员脱离群众或敌之高压政策,也有由抗日的两面政权或亲日的两面政权转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这种政权,一般动摇研与敌我之间,可能双方应付都好,取得双方的信赖,也可能双方应付都坏,取得双方的不满……。(三)亲日的两面政权。……对于这种政权。不可能使它坚持行政村的建制,保留村公所的名义,应该利用种种机会、种种方法打击之,使之由亲日的两面政权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或直接转变为抗日的两面政权。”


  中共元帅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经常拉锯的边沿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了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注5)


  以上所谓“抗日”的政权,或者是拥护中共的,或者是为日本侵略军服务的,这正是中共整个根据地政权的缩影。中共的政权明暗勾结日本,就是两面政权,真正要打倒的对象,就只可能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与潘汉年在上层勾结日本出卖抗战是一样的。潘汉年手下的许多情报人员是汉奸,如上面提到的袁殊、关露,都只为日本人和中共服务;在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的胡均鹤,一出狱就到潘汉年处报到,立即获得中共重用,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华东情报部的负责人,专门对付中华民国,他和潘汉年一样,后来遭到灭口的命运;周佛海的亲信邵式军,胜利以后立即逃到“解放区”,其搜刮的巨大家产被国民政府没收;其他在潘汉年领导下的汉奸,如中共地下党员吕一峰,利用其兄在国民政府的地位出卖情报给日本,在抗战胜利以后逃到中共根据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后,吕担任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要职。这种既服务于日本人,又服务于中共的人,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抗日政府。


  四、在农村实行变相的苏维埃的土地政策,以收买人心


  土地是中共的命根子,从中共江西时期起,到抗战时期,到打天下时期,都是千百万农民为之拼命,农民以为只有共产党会给他们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的土地而战。直到中共坐稳定了江山,才通过所谓的互助合作运动,再通过人民公社运动,把一千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统统废除,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国有,而“国”是共产党的,是毛泽东的,农民沦为失去起码自由的社会最底层的农奴。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延续的根基,是中国文化保存的基本所在,历史上无论多少动乱,最后都能够恢复生气并且出现繁荣景象,与中国农村的关系极大。但是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得到造反的灵感,看到了贫穷农村的土地问题可以用平均主义来煽动,来从根本上打翻,以便获得其推翻国民政府的力量和建立他自己统制的专制王朝。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叙述道:“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着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6)(按:以下数段的毛泽东的语录都出自同一本《毛泽东文集》,一律不另外【注释】)这段话非常重要,就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就只吸取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就是到了毛泽东统治全中国以后,他仍然相信这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所以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而不是以建设国家、富裕百姓为本务,哪怕斗得生灵涂炭,其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二○年代的毛泽东于是对农村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写出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以后的中共,就始终以农村为根本,即用土地来获得农民的支持,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在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时代,就是打家劫舍的“打土豪、分田地”。


  在抗战接受改编时,中共保证之一是不从事推翻地主的土地革命。以后虽然个别仍然有打倒地主的现象,但很快被制止。由毛泽东亲自书写、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一九四○年给华中发出指令,就是要纠正主要在土地政策中出现过左的现象。聪明的毛泽东看到:“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其中的顽固派就是指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毛泽东又指示道:“土地政策实行部份减租减息以争取农民基本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经济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现实争取人心的需要,使得抗战中中共各个根据地的土地政策,都是减租减息。甚至对大地主也是采取过“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指令:“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拉之手段。”这土地政策本身是出自其根据地得人心的统战需要,所以按照这需要,在抗战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抗战胜利以后才恢复过去的暴力土改。


  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将农民定为“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但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有关的附件中规定:“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还有关于债务方面的规定,(注7)中共暂时的统战需要,使华北、华中的地主们多活了几年,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要“打倒蒋介石”了,才被从肉体上消灭掉。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早就有“平均地权”的思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在一九四二年也曾经讨论过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政策,但是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之中,没有可能去实施。中共为了获取民心,在各方面不受中华民国政府领导,自行制定和实行国民政府来不及实行的土地政策。这完全是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


  五、中共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


  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是一九二七年中共失败以后在三湾改编红军的时侯,由毛泽东所建立的传统,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仍然由党,而不是国家控制,支部继续设在连队上。连队有高于指挥员的政治指导员,营一级有教导员,团级、师级、军级都有政治委员。在抗战的初期,中共曾经同意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不到半年就偷偷恢复,忙于战争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毫无办法。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份:(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所谓主力军,即八路军、新四军,研究一下中共元帅、将领的回忆录可以发现,这主力军完全不和日本军队对抗,对付日本军队扫荡的主要是各根据地的地方军,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初已经发展到九十几万,足以和损失惨重的国军抗衡;地方军,即主力军以外的脱离生产的专业武装人员,如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有八万地方军。(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注7)。《聂荣臻回忆录》中的数字与此相合;“到边区参政会召开的时候(按:一九四三年一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边区政府已经辖有十三个专区,九十八个县,六百五十个区,一万五千三百多个行政村,共约两千万人口。……边区普遍实行了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到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多人,民兵有四十多万人。”(注8);而“人民武装”,更是众多。根据《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为本队队员。”边区的文件规定,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组织是敌后武工队,核心是民兵组织,边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所以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完全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国民政府以外,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军事国家,不过这个抗日时期的军事“国家”,一直蓄积力量准备推翻国民政府。


  六、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政府


  声称抗日的中共,需要保卫的是中国。但是却一刻也不停止地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抗日政府,这就是中共津津乐道的统一战线工作。如果说军事上,中共和日本军队偶然还有冲突,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却百分之百是对付国民政府的,特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分化瓦解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破坏抗战。


  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有精辟的“十六字方针”,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答覆晋察冀边区当局关于大资产阶级有无所谓革命性问题时,按照毛泽东意见又有概括:“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份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总不会错。”统一战线的主要领导者是周恩来。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以《论统一战线》为题目向大会做报告。在节录周恩来的有关统一战线报告以前,要节录周恩来对蒋介石的看法。因为在一切公开场合都把蒋介石尊称为“校长”、“委员长”的周,在背地里却把蒋介石一直骂作法西斯。正是因为中共在内部把蒋介石和国民党都定为法西斯,所以对于这“最反动份子各个击破”,造反有理。


  早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周恩来就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为题做报告。第一段全文如下:“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和破坏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们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其演讲分为四个部份:“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周恩来在这里指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像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几年前对蒋委员长如此尊重?“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蒋介石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唯心论,其力行哲学和心理建设方面的四维八德、历史观、国家观、战争观、政党观等等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怎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周恩来永远回答不出。“三、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即蒋介石的历史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周无法解释,他和中共怎么能够在法西斯的蒋介石领导下一起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那时候,连欧洲的法西斯都还没有出炉;“四、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将国民政府的全部政策归纳为十二条,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其实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正在同世界上的法西斯德、意、日作殊死战斗;“五、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归纳国民政府的统治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那么斯大林的苏联呢?对照毛、周过去的内外言论,曾经一再歌颂蒋委员长和中国国民党,究竟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确的?对于这样的法西斯政府,当然在推翻之列,所以最后一段说:“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注9)蒋介石当时就允许周恩来等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公开活动,办《新华日报》天天宣扬中共方针,不断造谣和骂国民党,在参议会有席位,庞大的中共党员组成的文学艺术家队伍,一直公开合法活动;就是败退到台湾,实行和平土改和乡镇基层选举,为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是“法西斯主义”吗?而毛泽东由周恩来当帮凶在中国大陆整死几千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暴政,谁是法西斯呢?


  周恩来将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都戴上法西斯主义帽子,是在中共的羽毛开始丰满,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候。夺取政权必须具备正义性,这就必须在全中国百姓的面前将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其领袖蒋介石委员长加以丑化,于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加以充分发挥,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就像抗战前期始终咬定国民政府是投降派当政一样。这是大敌当前的统一的国家内部所允许的吗?


  蒋介石国民党既然是如此不可救药,当然应当打倒推翻。除了主要的军事手段以外,就是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手段。一九四五年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分为两个部份,第一部份谈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一贯实行压迫中国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而共产党则实行人民战争的坚持抗战路线,使得抗战走向胜利:“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在继续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抗战竟然是中共发动的,真是奇闻!以此为基础,编造了中共领导抗战的四个阶段,和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抗战的历史。周恩来所编造的历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几十年中共大量歪曲抗战历史的基础。


  周恩来演讲的第二部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其根据是毛泽东提出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朋友的理论。关于“敌人”部份,周说:“有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煞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周说得很清楚,即蒋介石国民党永远是反动的,只是在一定的时候,应当加以利用,但是根本上永远是革命的对象。看来,西安事变以后,蒋委员长容纳中共抗日是天大的错误,因为中共始终把他当作法西斯,当作革命的永远敌人,中共主动请求的投诚式的改编,只是一种利用国民政府的策略。


  至于不满意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是中共经常联合与交朋友的对象,也是分化瓦解的对象,周怎么在内部说他们呢?“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按:中共经常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反民主,中共就成为民主的化身;称别人为投降派,中共就变成抗战派)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注10)并且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昨天的敌人和朋友,今天往往是朋友和敌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按:一般指中国知识份子)都是一样有两面性,“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周在这里一再例举了冯玉祥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而冯玉祥那时候,正在重庆和中共打得火热。从这里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在打倒蒋介石时候的盟友大部份都被陆续清算,成为了毛泽东专政的对象,就连唯唯诺诺者虽然逃过了历次运动,几乎没有一个逃过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中共看来,本质上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蒋介石一样是敌人,短时间利用而已,价值过去以后,再行清算。中共的对待朋友之道,令人毛骨悚然!


  最后周恩来讲领导权问题,要寸步不让。那时候中共从来没有掌握过全国的领导权,其意思是不断地、坚定不移地夺取领导权。周说:“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毛泽东的法宝。


  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原则和政策,如何来分化瓦解抗日的中国军队呢?


  陈毅的统战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因为他一直和国民党中非嫡系部队长官交朋友,多次缓和了国军各部队联合对抗新四军的局面,然后先后分批地被新四军消灭。陈毅性格豪爽,诗文俱佳,又到过法国,属于有教养之辈,正好弥补中共工农干部无知的不足,所以为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服务时,有其特殊的作用。也正如周恩来的文质彬彬容易引起美国人和国民党有的上层人士的欢心一样。为了集中打击韩德勤,中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就决定争取苏鲁皖战区正、副指挥李长江、李明扬的中立。正好在一九三九年,总指挥李明扬希望十万发子弹通过新四军防地,于是,陈毅和二李搭上关系,李明扬甚至把有关反共的机密文件给陈毅看,互相待如上宾。陈毅则一再挑拨李与中央政府和韩德勤的关系。同时,新四军开始做国军下层军官的争取工作,在一九四○年六月,二李部队和新四军在郭村激战,由于李部所属两个支队的指挥官已经是中共党员,二李战败。陈毅在七月八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对二李分化瓦解是正确的:“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上层争取,积极组织其中、下层的路线是正确的。”(注11)为了孤立韩德勤,陈毅亲自写信并派人到泰州,表示不打泰州,并且释放俘虏。毛泽东、朱德及时在七月十六日致电陈毅、刘少奇,进一步就分化国军发出指令。并且中共中央军委具体指令“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以便打击韩德勤部队。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与二李达成口头协议,二李掩护新四军东进,交换条件是将若干防地让给二李,如果新四军与韩德勤作战,二李保持中立。孤立和包围了国军主力韩德勤部队,于是在黄桥大战中完全将其击败。但是二李因此变得非常孤立,最后李长江投靠汪伪叛国集团,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刘少奇下令讨伐叛军李长江部;李明扬仅仅剩下一千多人,最后只有土崩瓦解。


  如何瓦解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山东领导一纵队的徐向前回忆道:“首先要对国民党营垒在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子于学忠、沈鸿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原来是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到底。……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摩擦。……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于河北张荫梧的指示,成为鲁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顽固不可一世。……有了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注12)在重点打击的原则下,秦启荣部被全部击溃。


  另外,道貌岸然的周恩来在重庆一再利用国民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从上层分化瓦解,不停地拉拢失意政客,制造矛盾,已经有许多这方面的回忆,此不赘述。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强烈地批评国民政府不民主。实际上,全世界所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权以外,以民主的名义像中共一样掌握着军队;没有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政权组织,以反对和推翻国家为宗旨的小国家。中共既建立了国家政权所有的各种机构,又继续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得到更多,声称自己站在民主的一面;国民政府既领导了全民抗战,容许中共的国中之国存在,却一直被声称是抗战阵营中的政党指责为投降派和法西斯。


  在德国、日本的败局定了以后,这样的国中之国,迅速地扩大力量,准备夺取全国政权。


  在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报告说:中共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了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多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注13)毛泽东一面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面派军队进入国民党毫无统治基础的东北。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通知山东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立即组织力量进入东北;九月十一日,命令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十二万五千人分散进入东北,他们及时得到了苏联红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他们将国民政府


  毛泽东这时发表和宣传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以模糊和动人的词句,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幻觉,以为中共会带给他们西方式的民主社会……。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
  2、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161页。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第788-7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89年。
  4、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74-47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5、徐向前著:《我的回忆》下册,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78-379页,人民出版社编,1996年。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第863页。
  8、《聂荣臻回忆录》第552页。
  9、周恩来著:《周恩来政论选集》上册第432-4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北京,1993年。
  10、《周恩来政论选集》第456-491页。
  11、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第39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
  12、徐向前著:《我的回忆》下册,第660-66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六卷 三、被出卖的民族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之中,被当时只有二十年左右历史的中共出卖,以换取这个党的强大,进而夺取全中国。幸好,全民团结在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政府周围,以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以血肉组成的长城,在国际盟友的配合支援下,克服了内忧外患,打败了世界一流强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是极为光荣的一页。


  对于这场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刘大年教授指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的胜利。中国抗击日本兵力量最多。按日本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百分之九十,最少的一年占百分之三十五,八年中平均占百分之七十六点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然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最大。‘九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其中八十九万余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一百九十八万四千余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死亡两千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中国抗日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一亿七千万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四百六十亿美元,援助中国不过六亿三千万美元,不足七十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的力量,仍然需要有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的冲绳岛,仍需要有苏联出兵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战场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注1)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人,以血肉白骨的巨大代价,为人类的文明、正义和幸福作出了贡献。


  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迅速壮大的力量不断从军事、政治上和日本一起夹击国民政府,消耗中国许多的抗日力量,这胜利还要辉煌得多。


  关于中国方面付出的惨重代价,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总结式地写道:“我国自‘七七事变’被迫奋起抗战,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光荣胜利为止,历时八年又一月另七天。其间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官兵死伤:陆军方面,阵亡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人,失踪一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负伤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三十五人,合计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方面,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负伤一百四十七人;海军方面人数损失虽然不多,然全部舰艇,都在开展初期得江防封锁与历次作战中,损失殆尽。而人民间接直接损伤者,则在二千万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一亿以上。至于财产损失,资源损失,税收及日伪所发钞票损失,实在无法估计。”(注2)其中还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多位同胞被日军惨杀。在一九四六年何应钦就出版了《八年抗战之经过》,后来在台湾看见中共一再窜改抗日战争历史的宣传,又目睹日本文部省修改其教科书,所以再召集僚属,增订内容,更名为《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发表。可见其所例举数字等内容的慎重详实。


  但是,中共在抗战中不仅仅出卖了中华民族,乘机迅速发展壮大,还在抗战胜利前夕,系统地编造了抗战是中共打的神话。编造了国民政府是不抗战的卖国政府的谎言,隐瞒和歪曲了中国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艰苦抗战事实。这样如此会颠倒黑白宣传的政党,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


  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刊印的题目是:《国共抗战成绩比较》,开头就说:“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最后一段是:“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国配合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配合作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


  同一天《解放日报》的宣传攻势还有长文,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最后几句话是:“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按:这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话),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样说,谁又能去调查真假呢?


  两天以后,《解放日报》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在其中引用了三次归纳性的“事实证明”,分别抄录如下:“……事实证明了: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而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游不击。”“……事实证明了:不是共产党是‘新式封建’和变相军阀,而是国民党反动派是老式封建和道地军阀。”“……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万万取消不得,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九四三年“九一八”十二周年,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题目是:《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以一万几千字系统论述共产党爱国和国民党卖国。(注3)在中国,特别是正在流血的抗日战争之中,爱国与卖国是第一重要的,汪精卫卖国,马上就完蛋了。中共以爱国来粉饰自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


  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对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长篇谈话,这谈话中的谎言,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该谈话正式发表时,根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证实,毛泽东亲自加以修改。以下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集,摘录叶剑英谈话的大约四十分之一,让读者看看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文件,是如何编造历史的: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统一战线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根据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十四个师团,约二十二万人。八路军抗击了一一点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五强;友军仅抗击了二点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然后叶剑英用大量的令人搞不清楚的地名和部队名称,来证明他的数字。关于华中新四军,叶说:“在华中敌军,计十六个师团约二十六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九点五个师团,友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点五)六点五个师团。……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抗击。第三十四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甚至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对日作战记录的中共华南游击队,也在此声称抗击了日军百分之二十二。叶剑英总括说:“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有几次战役性进攻,并无战略性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期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所以失败的主因。……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份以前,共产党负担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叶剑英还公布了几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其一是,“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整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百零九名,新四军一百四十六名。”其二是,八路军毙伤日军总数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另加俘虏日军两千四百零七人,还有近三十万伪军;新四军更很少打过日军,举不出毙伤日军的战绩,就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和伪军混合,以日伪的名义,列出“日伪军”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被消灭。


  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夸张得更大:“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国土,抗击了大部份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战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给他守卫的,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注4)毛泽东的许多撒谎,靠着中共的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特别是由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倾国家政经之力来神化他,他的谎言就变成了中共的历史纲要。


  叶剑英的统计数字超出了常识,中共的八路军一共有多少个师?多少个团?以叶所公布的八路军牺牲的团长四百零九人计算,加上新四军牺牲的团长数一百四十六人,等于五百五十五人,再除七(叶公布数字时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那时只抗战了七年)平均每年要牺牲七十九个团长还多,夸大的不可思义。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共产党抗战英杰》一书,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连长、营长,甚至包括去袭击国军而死的干部,一共才死六十二人。真正在抗战前线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团级以上干部,按照此书,只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谢家庆、叶成焕、丁思林、郭征、廖海涛五位英烈,不知为什么没有计算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和赵尚志等两位干部,大概他们和延安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属于八路军;而后来的彭雪枫是在抗战中进攻国民政府军队而死。以上解放军出版社公布的中共团级以上干部的牺牲数字,只有叶剑英公布的六十分之一,多么悬殊!


  这是中共在欺骗全世界。


  暂且不论何应钦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存的史料,共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仅根据中国大陆在一九八七年由河南出版社印行的《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其中有姓名、籍贯、职衔、殉国时间地点和简历者,达到一百一十五位将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牺牲在与日本军队的正面战斗中,就可以推测阻击日本军队的艰难激烈的程度。


  毛泽东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蒋介石在峨眉山观战不抗日。但是只要稍微查阅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蒋介石上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是在一九三六年,那时在抗战爆发以前。自从“七七”抗战以后,从来没有再去过峨眉山。中共“七大”的主席台顶上的巨大横幅书写“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泽东作为一党的最高领袖,在神圣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亲自造谣,可见这个党的历史基本上是立足于谎言,可见这个党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抗日战争中,中共真正地像叶剑英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击了大部份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日本军人死在中共手下的一定会占绝大多数。我们仍然用中共自己的资料来说明问题。一九九四年,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血祭太阳旗》一书,这本书的许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方面直接翻译,大多数年份的后面,附有该年日本在中国战死的将领的小传。在全书最后的附录二,是《在华毙命日军将领录》,共有一百二十九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死在与中共的战斗中共只有三个,一个是阿部规秀中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被八路军击毙,另外两个受伤不治而死。(注5)要知道,日本当时是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装备的精良,训练的有素,远远非中国军队能够相比。但是,竟然有那么多的高级将领战死在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之英勇,战斗之惨烈。叶剑英却说,一九四四年的“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和湖南:“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但是,根据《血战太阳旗》中翻译过来的日本方面的资料,正是在一九四四年,如下的日军将领被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击毙:


  4月19日,陆军中将下川义忠在湖北被击毙;
  6月1日,陆军中将横山武彦被击毙;
  6月10日,日军的木村千代太中将在河南被地雷炸死;
  在7月21日,和尔隆基少将在长沙会战中,被飞来的炮弹炸死;
  7月23日,大桥彦四郎少将在湖南作战时被击毙;
  8月6日,志摩源吉中将战死在衡阳城下;
  8月20日,大西洋少将在空战中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当然,这一年不可能有一个将领死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国军高级将领在抵抗日本的《一号作战》中(正是叶剑英和中共报刊所讽刺的),竟然壮烈地牺牲了九位,他们是李家钰将军、陈绍棠将军、周鼎铭将军、王剑岳将军、王甲本将军、阚维雍将军、陈济恒将军、史蔚馥将军、吕旃蒙将军,同期在其它地方牺牲的还有卢广伟将军和张景南将军。有的将军虽然没有战死,但是仍然可歌可泣,例如衡阳保卫战就非常壮烈。在所有援军被日军击退的情形下,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坚守了四十多天,全军绝大部分伤亡,无一退却。在日军突入衡阳城以后,国军逐街逐屋进行防守时,方先觉给蒋委员长拍发了如下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军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注6)此战役令日本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达一万九千多人,几个将军战死,连参加此战役的日本军人都佩服方先觉等中国将士的献身精神。


  仅仅在这一年,中国军队就有这么多将军殉国,数十万国军伤亡,中共却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说成是“招架一下”、“袖手旁观”!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此时除了占领土地(日本人消灭了在土地上的中国军队)、扩大根据地,碰过日本军队吗?拿得出任何战果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现在却仍然把叶剑英的谎言选入,正是要继续欺骗后来者。中共已经靠欺骗获得巨大利益,能不叫谎言继续吗?


  事实上,自从抗战初期,中共的根据地和日本人在华北的利益冲突,造成中共军事将领进行“百团大战”,日本人损失了好几百个人和不少碉堡、铁路,导致了日军进行报复扫荡以外,自那以后,八路军和日军之间达成了事实上的默契,八路军不打日军,担负太平洋作战军力深感不足的日军,也就不去打八路军了,这就是毛泽东的著名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日本人何必去打不犯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呢?而且八路军的第二号人物彭德怀就因为这抗日行动被批判了几十年,还有谁再敢去攻击日军呢?这些历史事实,只有在几十年以后,由中共中央的文件才能够见到真相,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若有任何叙述事实的反驳,都会被认为是宣传;其实相反,宣传工作正是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靠长期地、系统地宣传,几乎在中国大陆被塑造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伤亡人数,各种记载不一致。


  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战》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二百四十一万八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死亡四十八万三千二百零八人,受伤的是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人。何应钦的数字很谨慎。


  黎东方教授是现在海峡两岸都接受的著名史学家,他所用的日军在华伤亡的数字,没有用国民党的统计,也不用中共的统计,而用日本陆军部的部分统计,这就避免了政治宣传的夸大缩小的可能。关于日军死伤总数,黎东方说:“伊藤正德在他的《军阀兴亡史》中,列了七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人,作为在华日军的死伤总数。他不曾把桂黔会战和湘鄂赣会战的日军死伤人数包括进去。倘若包括进去,则在华日军死伤人数总数可能超过八十万人。”他根据日本统计的日军伤亡数字,但是只有几次具体战役,材料不够。


  中共所能举出的平型关袭击辎重部队之战,并歼灭日军几百人的战绩,应当包括在平型关战役之中,平型关战役则包括在太原保卫战之中;关于百团大战中消灭日军几百人的战绩,黎东方教授根据日本的统计,有如下的一段说明:“中共军队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发动了对日的攻势,所使用的兵力有刘伯承第一二九师的七个团与贺龙第一百二十师的两个旅(计四个团),以及国民政府第二战区长官所创立的若干游击队。中共所破坏的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以及一段平汉铁路,这三条铁路上的若干火车站与仓库。他们于九月二十三日于榆塞的一个中学里面杀死四百个日本兵,又在武乡县附近的官家庙击溃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一个大队,使得这个大队丢下了二百八十具尸体。”(注7)这主要两地一共击毙日军六百八十多人。加上其它地方,应当上千人,这是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悲壮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毛泽东宣布抵挡了日军百分之九十,却举不出在何时、何地,更举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战役!


  北京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的数字,在《血祭太阳旗》的最后有《侵华日军伤亡统计表》,从1931年开始,每一年的伤亡数字都有,特抄录如下:


  时间(年) 伤(人)  亡(人)
  ━━━━━━━━━━━━━━━━━
  1931    4,800    3,000
  1932    1,800    1,500
  1933    2,400    2,100
  1934    1,000    800
  1935    2,700    1,900
  1936    2,500    2,700
  1937    170,000   160,000
  1938    240,000   250,000
  1939    88,000    57,000
  1940    103,000   83000
  1941    113,000   68,000
  1942    76,000    27,000
  1943    123,000   77,000
  1944    158,000   147,000
  1945    86,000    74,000
  ─────────────────
  总计    1,172,200  1,055,000
  ━━━━━━━━━━━━━━━━━


  将以上伤和亡的数字加起来,就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注8)


  显然,何应钦和黎东方的数字比这都太小!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年教授,他引用的数字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他是利用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就是在华死亡人数。此数与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公布的数字相差不大,


  胜利夺取政权以后的毛泽东,在几十年统治中,却一直系统地宣传国民政府是卖国政府,抗战是中国共产党打的,以便获取民心。因为任何出卖民族者,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难以饶恕的罪人。


  为此,对于国民政府领导抗日战争所留下的许多壮烈的遗迹,当然必须销毁。所以从中共执政起,就系统地把牺牲的抗战官兵的各种纪念遗迹,如纪念碑、铜像等陆续全部拆除。如南京灵谷寺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军的牌位,如在衡山之麓的为纪念在湖南几次大战中牺牲的官兵,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且供奉烈士的牌位,都先后一并销毁;如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的王铭章将军、李家钰将军、赵裕斌将军,和抗战中率领川军上前线在武汉去世的刘湘将军的坟墓,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尸扬灰;甚至抗战中在重庆去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坟墓,也被挖掘焚毁;牺牲了那么多的中国士兵,他们个个都应当被永远追念,但是如今已经没有一个抗日军人的公墓……。


  一九八○年代,这些坟墓大都恢复了,但是里面却大都是空空的。……为国牺牲的几百万中国官兵的魂魄,只有在地下哭泣,多么悲惨!他们被日本军队杀死,然后被中国共产党焚骨扬灰,在他们所成功保卫过的中国国土上,他们连一小片葬身之地都没有……。对比美国在各次战争中所牺牲官兵的烈士陵园,都是青青草地上排列着白色的整齐墓碑,让烈士们安静地躺卧,让蓝天白云陪伴着他们,让轻风抚摸着他们……。再对比日本侵略者的亡魂,都仍然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所有中国人都会为此悲泣!为此愤怒……!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以出卖中华民族来换取了一党的巨大私利,终于夺取了政权。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而言,是大大的有功之臣,但是对有好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大大的罪人!


  而战争也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破坏了早就千疮百孔的农村,加速了财政的破产;国家的权力本身带来腐化,执政党的内部派系为了利益而不和;以及国际环境都不利于治疗战争的各种破坏,这也给中共带来了方便夺权的机会。


  后来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利用国家机器,长期而系统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苏俄式价值观,企图使中华民族失去灵魂。但是,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从历史宏观角度讲,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较量的失败,中国人仍然不自觉地选择以家庭为中心的亲情生活方式。中华民族的灵魂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却仍然依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躯壳上,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形象在世界上屹立着;但是伦理本位的观念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也许一、两代人都难以恢复;并且现在公认毛泽东时代整死、饿死的人数在四千万以上,其中包括了大批的知识精英;加之毛泽东~中共在抗战之中长期对中华民族的出卖,他的功过在何?他难道不应当列入吴三桂、石敬塘、汪精卫一类的出卖民族者的行列吗?其实(毛泽东~共产党)要比这些历史上的大汉奸超过许多。


  毛泽东在抗战中损伤民族利益,并不是孤立的。例如统一战线的头号执行者周恩来就是一清二楚的,难道他们也存心卖国吗?因为在那具体历史时期,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这信仰中规定了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所以他们忠实地执行──最初忠于苏联,后来忠于即将全面夺取江山的党。所以抗战完全是中共利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要去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个党的方针就是如此,党的领袖们从来没有立足于民族的是非观。


  历史的真相必须首先揭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总结,当负的历史责任不容许逃避。毛泽东~中共摧毁中华民族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连环进行,就因为历史真相被篡改和遮掩,也就从来没有得到起码的揭露和清算。中国人自会明断是非,天下自有公论──这就是天下的走势──以中国人的人心为转移。


  从秦汉大统一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风雨,度过了多少危机,总是从黑暗中一再迎来柳暗花明的盛世,抗战中,中华民族虽然外有强敌,内有国贼,仍然取得了最后胜利;毛泽东执政,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再遭严重摧残,但中华民族仍然挺立在世界,以中国文化精神凝聚的民族,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世界作出更伟大的贡献。


  【注释】:


  1、刘大年著:《中国抗日之中史丛书》总序言,录自《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二页,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年。
  2、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455页,国防部史政局编印局,台北,中华民国七十四年。
  3、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542-576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610-619页。
  5、柳风著:《血祭太阳旗》第375-385页,中央编译馆出版社发行,北京,1994年。
  6、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第十三集第134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7、黎东方著:《中华民国史》第321-325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79年。
  8、《血祭太阳旗》第379页。


附录 余杰: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中共壮大之谜》

  历史真是如此吗?


  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后两句话我同意,但第一句话却有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都不存在。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的面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更加独裁和残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怜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后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的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他的主导下用“反语”写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一直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自唾其面”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自己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代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而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以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而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拚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的民族气节的荒唐话,他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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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瞒”和“骗”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的张学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后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这不是他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行动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中共壮大之谜》还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而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对立,一心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却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潘汉年的悲剧”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着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够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覆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汉奸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附录 中日会战地图



  注:此图片为缩略浏览,如需观看清晰效果,可复制图片粘贴至“画图”工具,保存为gif格式。“画图”工具系统路径为“开始──程序──附件──画图”,保存时会有“颜色信息丢失”提示,无需理会,此图片原本为gif格式。



附录 中共1949年以前发行的钞票辑录


1932-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全套五枚


民国三十三年江淮银行改华中银行毛主席像伍拾圆纸币一枚


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华中银行纸币一组十五枚


民国三十四年华中银行毛主席像拾圆、壹百圆纸币各一枚


民国三十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壹佰圆打孔样票一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壹圆.五星.川陕省造币厂造.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地球.铁锤链刀图.下四星.一九三四年.大珍银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银币券(布币) 1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铜币券 3串文


皖西北特区苏为埃银行1元(带马克思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布币) 1元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1000元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银币券 1元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 2角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 5角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 1元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 1元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 1元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票 2元


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银币券 1元


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铜币券


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纸券(布币) 1角


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纸券(布币) 5角


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纸券 1角


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纸券 5角


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纸券 1元

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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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四 12月 24, 2020 2:21 am

中国陆军部队编制 --详细到地级市的部署



共设有集团军21个。


甲类集团军(7个):


第27集团军(北京军区,军部:石家庄)辖:该军所有师已改编为旅,现辖第79、80

、81步兵旅,炮兵旅,工兵团,防化团.

第38集团军北京军区,军部:保定,全军三大重装集团军之一) 编制为五个师(坦克

师、机械化师、摩步师、步兵师、炮兵师) ,三旅(导弹旅、高炮旅、工兵旅)和

直升机大队(已改制为直升机团),以及防化团、工兵团、通讯团、电子对抗分队等

保障部队,编员8.6万人,属重装集团军,是全军战备值班部队中配备在主要方向的

快速快速反应部队,2-7昼夜可抵达中国任何地方。各师有:112师(辖334团,335团

,336团,24坦克团),113师(摩步师),坦克6师(坦克322辆),114(摩步师)、

第151师(摩步师)、独立炮兵旅、工兵团、通讯团 。

第39集团军:(沈阳军区,军部:营口。全军三大重装集团军之一), 属满编军,武器

配备优良,下辖四个师,即115摩步师(下辖343团),116混成师,117 机械化师和

第3坦克师(坦克322辆),以及装备"小羚羊"的陆军航空兵大队(团)、特种兵大队

、防空旅 、工兵团、防化团等技术兵种,全军现有7万5千人。64军撤编后190师并入

39军。

第13集团军(成都军区,擅长山地作战),有陆航团,第38、39步兵师 ,149师,第有

37摩步师(另说还有 145师), 装甲旅,炮兵旅。



第1集团军(南京军区,军部:杭州),辖第1两栖机械化师(辖第1团)、第3、7步

兵师 ,第79机械化师(原属第27军),第10装甲师、导炮旅、电子对抗分队。



第21集团军(兰州军区),有直升机团,辖有61步兵师(辖第183团),62步兵师,

63机械化师,第12坦克师,第19炮兵旅。



第54集团军(济南军区,军部:新乡,全军三大重装集团军之一),全军实行四个师

的编制,属于全军战略预备部队。属下的127师(辖第379团)和162师装备的都是我

军一流的机械化装备,130师是混成师(据说已改编为第160摩步旅),都部署于京广

陇海线上,与第15空降军毗邻,战时可以实施快速投送,是我军最靠近台海前线的战

略预备队。第54集团军还辖有军属直升机大队、电子对抗大队、特种兵大队、第?坦

克师(坦克322辆)、防空导炮旅、地炮旅等技术兵种,全集团军8万9千人,镇守中

原,向北增援北京,南可驰援南京、广州战区,是担负战略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集

团军的主要作战和保障部队只要6小时即可动员完毕,投送至北京或台海前线只需15

小时。第162师是"拳头师",担任最快战役反应任务,127师属下的379团,就是著名

的叶挺独立团。原属54军的第134师转制为武警部队。



乙类集团军:



第12集团军(南京军区,军部:徐州)第179摩步旅,第34旅,第36、37步兵师、坦

克2师(有1个团已换装88C),另有一个反坦克旅,一个陆航团。



第24集团军(北京军区,军部:承德),辖70、71步兵师、坦克1师 。



第63集团军(北京军区,军部:鹰潭),为简编乙类集团军,下属的第189师改制为山

西省武警总队,军以下只有第187、188两个步兵师,其中只有187步兵师实现了摩托

化,另辖第7装甲旅。如果将陆军的 39军、54军列为一等战斗力部队,第12、20、31

军列为二等战斗力部队,第63集团军充其量也只能算三等部队。已于2000年调属南京

军区。



第31集团军(驻福建),辖有第91、92、86三个满装步兵师,该军辖有独立的高炮旅

和地炮旅,另外还有一个坦克旅和军直属侦察队,是我军唯一拥有两个独立炮兵旅的

集团军(其中一为第3炮兵旅),31军属下有第13防空旅,31军的坦克以63式系列为

主。



第42集团军:(军部:广东惠州)1996年台海形势紧张后,中央军委从战略上考虑,

重新按甲类军装备第42集团军,实行一军四师制。现第42集团军下属:广州军区战备

值班师第124机械化师(驻罗浮山飞云顶下的长宁镇),第125(驻惠州)、126步兵

师(驻汕头),以及军属炮兵师(即炮兵一师,驻韶关市曲江县城马坝镇,将改制成

导炮旅)、坦克旅(驻花县,也许是装备322辆坦克的坦克师)、舟桥团(驻湖南)

、高炮团(另说为防空旅)、特种兵大队、电子对抗分队等,还有一个在第42集团军

编成内直属总参陆军航空兵局的陆军航空兵团,配有武装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第42

集团军的武器装备,已接近甲类军,具有较强的攻击作战的能力,特别是124师的作

战武器已全部实现装甲化和摩托化。



第47集团军:(兰州军区,军部:临潼),为简编集团军,军属139、140、141三个

步兵师和一个第?坦克师,及第6炮兵旅和一个航空兵团。其中141师已实现摩托化,

是该军的主力师。



第41集团军(驻柳州),现第41集团军辖三个师:121摩托步兵师("塔山守备英雄团

"在这个师),123师("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 在这个师),第164师以及军

属高炮旅、舟桥团。(另:有122师)



第14集团军(驻云南开远,擅长丛林战),第40、41、42步兵师 。(另说为40,49

两师)。



第40集团军:(沈阳军区,军部:锦州),编为简编集团军,只有下属的第118师保

留甲类师编制,第119师将精编为第119机械化旅,第120师将被撤销番号,骨干编入

武警编制,技术兵种在第5坦克师、地炮团、工兵团、防化团以外,可能还要组建防

空导弹旅。新编入第47师。据悉到2000年该军所有师已改编成旅。



第26集团军:(济南军区,军部:莱阳),辖:第137步兵师 ,第199摩托化步兵师

,第8坦克师(装备96式坦克)、高炮旅。



第16集团军:(沈阳军区,军部:长春),辖:第32师、第46师、第47步兵师,另有

一个反坦克旅。



第23集团军:(沈阳军区),有陆航团(直属总参陆航局),下辖第65、66、67步兵

师,和独立防空炮兵旅、地炮旅。新编入第48机械化旅(原属第16集团军)。



第20集团军:(济南军区,军部:开封),辖: 第58摩托化步兵旅、59、60步兵师

,另有第11装甲旅。据悉到2000年该军所有师已改编成旅。



第65集团军:(军部在河北张家口),辖187师(原属63军),193师、194师,第6炮兵

师,另有一个航空兵团,另说有第7坦克师,装备与同在一军区的第38、27集团军相

比,简直也是天上地下之别。



快速反应部队:陆军步兵师3个:第162师(属54集团军)、63师(属21集团军)、149

师(属13集团军)



中国坦克师序列:



第1师--------第24军

第2师--------第12军

第3师--------第39军

第12师--------第21军

第5师--------第40军

第6师--------第38军

第7师--------第65军(亦可能改做北京蓝军装甲旅)

第8师--------第26军

第10师-------第1军

第11师-------第20军

其他部队

成都军区

“猎豹”特种作战大队



兰州军区

新疆军区总计有10万兵力

新疆军区直属部队:炮兵第2旅,工兵第9团,独立第1团,独立第2团

新疆军区

第6高原师(下辖有第21装甲团),第13炮兵旅,第4摩托化步兵师(装备有85C坦克和

WZ551装甲步兵战车),第8师,第7师,第11步兵师,



西藏军区

第52山地旅

第53山地旅

第55山地旅



北京军区

第82步兵旅

第196步兵旅



岸防部队

第23海防师



武警部队

武警第181师

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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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hankowbund » 周日 12月 04, 2022 6:33 pm

邓在45动乱时彻底反毛,但毛仅仅把他下放工厂,真菩萨心肠

对付45天安门动乱,也仅仅是动员工人纠查队驱散。对比邓后来怎么动用军队血腥镇压88,阻止人大召开,囚禁对自己有威胁的领导人,毛对邓真是仁慈太多了。以毛这么多年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走过来的最高领导人,他不知道继续留着邓有多大威胁吗?留着隐患目的是什么?你能再起就让你继续表演,不能再起就是你的命运。毛的母亲信佛,不能不说毛潜意识中有菩萨心肠,有唐僧情节,有因果情节,很多事即使知道结果也不愿意做绝了。

毛起用邓是在45天安门动乱之前,但后来毛再次启用邓没多久,他就又再次反毛,和一帮高干利用自己子女在45天安门动乱时借着纪念周总理去世来反对毛派,邓还亲自跑到天安门在幕后指挥,这才叫一小撮人的阴谋,这才叫反革命动乱,这才叫广场上的高干子弟学生被利用。,然后毛就彻底看透他了(再看不透还叫毛领袖吗?),什么叫死不改悔?这不叫死不改悔叫什么?但看看毛怎么对付邓,连党籍都没开除,仅仅下放工厂,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再看看邓88怎么对付别人,高下立判。

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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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帖子 hankowbund » 周三 12月 07, 2022 12:27 am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底牌

对于邓小平,一句话足以概括,他是毛泽东的底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然是从苏区“邓毛谢古”事件开始的。政治斗争中,一旦你被贴上一个标签,基本很难再摆脱了。你要是想自己撕下来,一个是个人的政治信用会出问题,再一个,别人也得信啊。鉴于邓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实际上是和毛共患难的,所以邓其实一直就是毛的人,直到1976年毛去世都是。

邓在长征中没有出彩的地方,他自己也说是“跟着走”。作为毛的心腹,邓真正开始登上党内斗争的政治舞台,是从接任129师政委开始的。此前担任这个政委的是林育英(也叫张浩),也就是林彪的堂兄,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此后,邓出任中原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渡江战役总前委直到西南局第一书记,都是除彭德怀以外,老毛在军中最信赖的心腹之一。建国后直到60年代初,邓都是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干将,包括初期整顿财经、高饶事件、反右、大跃进、中苏论战等等。因此邓在八大上进常委,担任总书记,是毛在加强对党务的控制。毛多次夸邓小平政治水平高,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既是爱才,也是在加强邓的地位。毛在同赫鲁晓夫、蒙哥马利的会谈中提到过邓是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继承人。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封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并很快随着刘少奇被打倒了。虽然是林彪发难的,但是毛毕竟没表态保邓。60年代的头几年,邓小平和毛疏远了不少,很少向他报告工作,却和刘少奇走的很近。这是邓被封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的重要原因。邓的表现,让毛都不好意思不打倒他,否则打倒刘就说不过去了,更别提林彪的极力推动了。但是其实毛还是保护了邓的,否则,对比刘少奇的下场,作为走资派二号人物,邓本人自始至终豪发无伤,这不是个奇迹吗?邓文革中最大的损失是大儿子跳楼致残,但是邓朴方很快就被送到301医院治疗修养了。后来毛借战备疏散的理由把邓下放到江西,看似发配,却正好躲过了林彪、江青的斗争锋芒。作为毛曾经点过名的总书记和二号继承人,林彪江青不可能放过邓小平。此即所谓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亡。邓被下放江西的时候,毛让邓忍耐,并且强调刘、邓是可以分开的,还说有事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毛写信。文革中,周总理保护过很多人,而由最高领袖直接过问保护的,却并不多。

毛重视意识形态,希望中国能继续走社会主义路线,但是理智告诉毛,无论哪种路线,独立自主的完成工业化都是中国的最高利益,所有其它安排都得为这一根本利益服务。所以毛才在文革的高潮中开启了中美缓和的大门,才有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毛至少从1968年就在考虑联美的可能性了。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2月,毛下令四老帅研判国际局势;9月,四老帅体会毛的意图,给出的报告结论是,联美可行。毛这是在统一党内军内高层的认识。先从军内做起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军队是一切政治决策的信用背书。不过,林彪这一关却一直没过去。毛林矛盾从1969年开始加剧,也不是偶然的。不过毛联美抗苏的意志坚硬如铁。在国际政治上,这是中国这盘棋能活的关键,也是中国和苏联闹翻后,通过向西方和美国靠拢继续完成工业化的唯一希望。林出逃后,毛大病一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猜毛一直希望林能回心转意,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毕竟林战功赫赫,而且战争年代也算是毛的嫡系爱将之一。况且,林副主席叛逃这件事的确会对人民群众和高干群体的心灵以巨大冲击,虽然以毛的威望能稳定住局面,但是代价还是太大了。

毛本人的个性是浪漫随意的,但是政治的残酷却迫使他不断做出最现实的选择。只有毛的威望和手腕能保证中国在转向联合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能控制住局面。而在联美这件事上,毛的现实主义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是在贯彻历史的意志。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毛对他身后的中国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打算了。林彪倒台后一年,邓小平复出,担任的职务是“三副一长”,比他打倒前的职务还全面。自毛成为领袖后,刘从没管过军事,周从没管过党务,林彪从没管过政务,彭德怀陈云更只是专门领域的人才。在毛手下全面负责党政军工作的,仅邓小平一人。毛对邓的期待和器重可见一斑。文革后期,毛特别希望邓能主持通过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被邓拒绝了。邓的选择其实也是现实的,这为他日后复出主持评价文革,奠定改开的政治基础预留了空间。不过,毛为什么这么看重邓的观点?毛自己说过,他这一辈子只干过两件事,打跑日本人和蒋介石并建立新中国,以及发动文革。文革是毛的心结,也是理解毛的关键。邓拒绝主持通过肯定文革的决议后,毛完全有机会彻底批倒批臭邓小平。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毛解除了邓的职务,却特别声明保留邓的党籍,以观后效。天安门事件后,江青妄图冲击邓小平,借文革群众之手干掉邓小平。毛则要汪东兴特别保护邓小平,连江青也不知道邓的藏身之处。在明知邓并没有肯定文革,而且一旦上台很有可能推翻文革路线的情况下,毛为什么还这么做?那个时候毛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岁月了,并不能完全知道外面的情况,江青其实是完全可能借群众之手搞死邓小平的,毛不必因此承担太大的道德责任。但毛还是特意保护了邓小平。其实,毛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对邓的保护和提携是一以贯之的。没有毛的保护,邓是不可能豪发无伤的挺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就身后的政局来说,从私心考虑,毛当然希望能有一个强力人物维护他的文革路线,至少要给以正面评价。但是从公心考虑,毛知道他必须给中国留一个能维持国家独立统一和继续工业化的强力人物。毛留下的那个政局,如果华国锋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在叶剑英李先念的协助下,左能压制四人帮,右能怀柔邓小平,走一条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最好不过了。但是毛事实上没有这么乐观。毛对他死后中国政局的走向还是有预见的。以他的政治智慧和半个多世纪的斗争经验,毛不可能不知道江青等人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成器,也知道华国锋在面对邓小平叶剑英等元老派的时候,基本没有多少政治优势。他对江青说,我死后,你们怎么办,天知道。毛还说,他死后,没人可以压得住邓小平,并说叶剑英早就被邓小平招安了。但是毛还是希望他死后政权的过渡能平稳一些,少一些风雨。所以,毛的最终方案是,如果华国锋确实能力不济,摆不平左右,邓小平要能有机会出来控制局面。比起文革路线被推翻,国家陷于分裂是更大的危险。而只要维持统一,继续工业化,中国就有强大的根基,人民也有翻身的机会。历史事实是,毛死的时候,中央里能称得上邓小平对手的元老几乎一个都没了,留下的叶剑英成了邓复出的最大推手,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的陈云成了邓小平的盟友;四人帮除了玩玩笔杆子和搞批斗,没有任何政治才能,毛也从没让他们插手过军队,最先出局;华国锋缺少资历和根基,政治手腕比邓小平差了好几万里,最终从高层出局。邓小平以他的威望、能力和超长的政治生命,统一了全党。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的第二阶段。直到今天,中国已经以第一工业大国之姿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在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生存问题之后,邓小平和他推行的路线完成了中国要强大起来的问题。

在中共党内,邓小平其实一直是毛派的人。文革后周恩来走上神坛,坊间一直流传周选定了邓小平做政治继承人,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周是什么人?他是支持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和联美抗苏的,并且是邓小平淡出高层后最忠实的执行毛的路线的人。林彪倒台后,周恩来实际上前所未有的成了党内二号实权人物,这种局面自长征结束后从没出现过。邓的复出,既是毛为培养继承人做的安排,也是意在牵制周恩来。所以邓在复出不久的一次会上,一句话就让老毛高兴的不得了,他对周总理说,“我们对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你对主席是可望而可及的,你今后要注意”。这句话很重,但是在周听来并不算太刺耳。因为邓说的是事实,周确实需要注意。这就是邓的水平。毛泽东知道他没有选错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毛在军中的心腹之一;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是毛的得力干将;在身后的政治安排中,邓小平是毛最终选中的接班人。一句话,邓小平是毛泽东政治生涯最后的底牌,尤其是对毛身后的中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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