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撤销武汉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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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我的中越战争回忆录

时光如流水，日月似穿梭，弹子间三十二年过去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永远也冲不掉三十二年前那场“突围”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死里逃生……这些情景现在只能在书本或影视中见到，而于我来说则是亲身经历啊！1979年3月11日，在我团二营遭敌伏击、全团12日被越军包围后，我们经过4天4夜的艰辛跋涉和拼死突围，虽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死亡与被俘的厄运，终于凭着顽强的毅力在3月16日回到了我们的祖国。

三十二年虽然过去了，但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失落；要记住那些获得了荣誉的英雄，也不要忘记那些在战斗中就这样平平淡淡牺牲的官兵；还有那些被俘的将士和至今仍然失踪在越南的300多名战友，我认为他们也是英雄。那场战争，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很模糊，很久远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评价这场战争，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血与火洗礼后的重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加，许多在年青时不曾在意的往事，越来越断断续续地浮现出来，特别是那些终身难忘的、亲身经历过生与死的故事，更易激发当时的感慨，唤起更多的思考和追忆，于是便有了想写写回忆录的冲动。尽管我文笔笨拙，但我还是要将那场突围之战述诸纸笔，述诸后世，就算“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一、备战

1978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知道越南在反华排华，把20多万华人华侨赶回了中国，中越关系十分紧张。但根本没有想到双方会交战。

1978年12月，我从家乡贵州省开阳县应征入伍，当时听说是进西藏汽车十六团。入伍后，我们在四川省德阳县黄许镇集中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经常见到有火车拖着大炮、坦克、军车等前往南方，也估计会与越南打仗。战友们也经常在一起议论，但接兵部队的干部都说不会的，你们枪都不会打，怎么会打仗呢。是的，谁也无法预料。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连队紧急结合，连长表情十分严肃地宣布，根据上级命令，我连一至六班因祖国需要，将调往其它部队，明天一早出发。顿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话音刚落，大家就议论纷纷，要调走的都说：完了，这下要去打仗了，这一辈子就结束了。没有被点名的心中暗喜，可能真的能进西藏当汽车兵了。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因我也在未点名之中）。大约一个星期后，连长又再次宣布，接上级命令，你们全部调往五十军一五零师四四八团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们开阳县一起入伍的308人只有60人进了西藏）。完了！我们当初想进藏当汽车兵的理想终于完蛋了！当天晚上，我们几个老乡聚在一起，都说不知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当兵就遇到战争？而且参战者还是本人？我们从同一个地方入伍，在一起集训才一个多月，连全班集体像都还没有时间去照，就分到参战部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被十几辆大卡车拉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山沟里，因为接兵干部全是西藏部队的，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四四八团到底在哪里。下车一问，这是十三军一一七团（四川彭县），当问到他们这么大的营房怎么见不到几人时？留守士兵说他们已经出国打仗去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战争真的离我很近了，其结果简直不敢想像。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过我们这代军人会遇上战争。随后，汽车调头把我们拉到目的地——四川省什邡县九里更（成都军区步兵学校所在地）。

车队在开进四四八团团部办公大楼前停下后，西藏接兵部队与四四八团相关人员立即办理了交接手续，然后就象交货物一样点个数，经对方核对人数无误后，接兵部队将车调头就消失在四川平原、、、、、、

由于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一天，很疲倦，下车后一会儿就坐在背包上睡着了。就在此时，我看见站在我们队伍前面穿四个兜的几个干部有的在指指点点，有的在交头接耳，好象是在选兵？对！我马上打起精神，把那有神的目光立刻投向站在前面的干部。真的，我这招还真管用，否则，哪有我的今天，因为在我当时所在的新兵班12人中，其余11人大都按顺序分在步兵二营，作战时为主攻营。战斗中就有5人（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光荣牺牲、一人受伤。不到一分钟，我的名字被点中，而且是几百名新兵中的第二个。当我回答起立后，就有几个干部和老兵前来帮我拿背包，我们最先被选走的只有3人（钟仁富、张仕钢和我）。大约走了两三分钟路程就到了我们所在的连队——特务连。

到了连队后，连长、指导员马上就给我们3人做工作，说我们是特务连，在打仗时专门执行特殊任务……一听特务连！我当时感到既新鲜、自豪但又有些害怕。在指导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3个新兵吃完早餐后就和连队一起到外进行强化训练。在途中，几声小喇叭突然响起：“前面发现敌情、准备战斗”！连长大声命令。这时，老兵们都各就各位。而我们3人，则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好不容易演习到了中午，连长又下达命令，说炊事班把饭煮好送到阵地来了，在途中遭“敌”伏击，叫我班派人前往营救。我和战友们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把饭抬到了阵地，但此时也累得满头大汉，加上思想上矛盾，根本就没有食欲、吃不下饭。指导员见此情况后，怕我们开小差，于是又马上过来给我们做工作，叫我们安心部队。

在部队一边训练、一边待命期间，团部大院广播喇叭不断地播送着中央广播电台谴责越南政府侵扰我国边境，枪杀我边民和边防军人的消息；谴责越南侵占柬埔寨和迫害驱赶越南华人、华侨的消息；连队黑板报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宣传专栏，让我们当兵的对越南政府的忘恩负义行径非常气愤，各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上战场。期间，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统一观看《钢铁战士》之类的战争影片，因为这是战前政治工作的需要。

时任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后，大约是1979年2月上旬的一天，我排一班某战友（首长警卫员）说，首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我们私下议论可能有所行动。果然，第二天团长、政委回来后，全团立即部署以最快速度作好一级战备。那天晚上，我们连队紧急集合，连长宣读了参战动员令。指导员立即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物品分三类进行打包，即第一类是日常用品，随身带走；第二类是暂时不用的，但可能过段时间会用上的物品打包后写上自己所在的班排，集中存放，由部队后续运到；第三类是准备送回家的东西，必须用纸写好留言、清单（实为遗书）用包裹包好后存放于连队保管室，并在包裹上写上家庭地址和本人（姓名）家收。如我的裹包上写的通讯地址是：“贵州省开阳县城关区委李昌茂家收”（因我父亲当时任城关区副区长）。如果发生意外，连队就会按照地址将包裹寄（送）到你的家里。

战令宣布后，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心里总是很沉闷，无话可说，只好低着头继续整理我的物品。收拾完认为有用的东西，把不重要的东西就用火烧掉。

第二天上午，我抽空将不需要的60多元现金以及相片等物品寄包裹回家，并未给父母说明什么，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他们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现在回想当时寄包裹纯属多余之举，给父母亲增添了不少忧愁。这一整天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况下度过的，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自从宣读了参战动员令以后，我们整个连队突然比以前肃静多了，再也没看到往日的轻松气氛。我很清楚的记得，原来我们连队每天早晨爱打篮球的几个老兵也突然停止了，最后只有一个老兵在天天坚持，但从面部表情完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打篮球一早上不说一句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篮球投到篮板上的声音也与往常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有意分散精力、消除想法、面对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当上了排长。那天晚上，我从外边回到营房看见同宿舍的战友们个个都在写《请战书》，由于我是共青团员，已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所以我也和其他战友一样，马上从床单下拿出信笺纸趴在床上写了一份《请战书》，第二天上午就交给了我们的排长。

在部队开赴前线之前，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强化训练。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减少战时的伤亡；二是等待上级命令。训练的科目主要有体能锻炼、战术应用、自救互救以及心理调节等。

1979年2月15日，我们不想等待、而又盼望等待的时间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全团在团部办公大楼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同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随后，连队就开始正式投入战前各项准备工作，炊事班把自己饲养的大肥猪全部刹掉，官兵们每天象过年一样，餐餐大酒大肉，大家都象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一样，从思想上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无法想象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军人，真正的军人，不怕死的军人。

二、开进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2月25日，我们奉命开赴广西方向作战，归广西前线许世友指挥。26日下午2点，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突然响起，各排清点完人数后以最快的速度统一从连队乘汽车出发，这次乘车和平时完全不同，因平时都在团部上车，是人等车；而这次是在连部、在营房门口，是车等人。据我所知，这并非上级统一安排，是接送我们的驾驶员自己的决定。不用问，他们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这一去不知有多少战友能活着回来，我们多加一脚油门总比你们身背几十斤重的装备到几百米外的团部乘车方便吧！是的，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凝聚民心的最大影响力就是战争，战争会让所有的国人亲如一家。我们连是一个排乘一辆车。留守的战友也一同帮助我们搬运物资，并送我们登上汽车，直到一辆辆披满伪装的军用卡车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才流着十分难过的眼泪回到营房。我们很理解，留守战友的眼泪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不能亲自上前线杀敌立功而难过；二是知道送走的战友们不知有多少能活着回来，也许是最后一眼看见我们呀。人心同然，你说他们此时此刻的心不难过吗？这不是平时的训练演习、排电影，是直奔越南战场、与敌人真枪实弹的打仗呀。全团几十辆军用卡车在团部外面的公路上排成长龙后就静悄悄地向什邡火车站开去。进入火车站，我们就和汽车分别上同一辆火车。我们坐在前面的闷罐车厢里，汽车就开到火车的平板上。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待汽车全部固定好后就出发。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的火车开始向南驶进……此时，我看见站台上有部分送行的亲人在哭着道别，车厢里的干部也含着泪水叮咛自已的孩子要听话(我们团部卫生院就有两夫妻一起上前线的，把小孩托付给自己的岳父母)。那场景实在让人难忘、令人心酸！

部队沿川黔铁路开进。随着火车加速的前行，大家在心理都隐约预感着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想到我们此行的真正意义，大家压抑着的心情像死一样的沉寂，默不作声，只有军列行驶的轮子与铁轨接触的“哐镗”声。在途中，火车开得很快，几乎没有停留过，如果停下了，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到军供站下车吃饭了。

大家都知道，闷灌车厢里没有窗户，只有在约两米高的地方有两个透气的小窗口，如果想看外面的风景，唯一的只能挤到每节车箱中间的车门口，这自然就成了我们大家轮流“享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些贵州兵，因为军列将从我们贵州经过，从北到南，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只有在门口才能看到那曾经多次看到的美丽景色，如遵义、乌江、贵阳等。站名是多么的亲切啊！不知是否最后一次经过这些地方了。这一路上的山山水水，我们越看越想看……

在途中，我们听到第一波中国军队20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使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和民兵伤亡惨重。

当我们部队路过广西金城江火车站、在军供站吃饭时，团参谋长在站台上给我们传达了最新战斗命令：同志们，攻打谅山的重要任务等待着我们，我们将与越南著名的三一六A师决一死战。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特别是到了南宁火车站后，战友们都下去吃饭了，我当时是在车上承担值班任务。几分钟后，一列拉满伤员的军列从前线疾驰而来，后面还挂了许多客车厢，刚好停在我们车旁。出于好奇，我走到车门口看了个够，他们有的头上包扎着纱布，有的用纱布掉着胳膊，有的正在晕睡……这时我的心在急剧的跳、大脑在不停的想，想什么？不得而之。我好奇地问车上的护士，她看见我是军人，而且是坐在开往前线的军列上，就毫无保密地回答我：“这车拉的是重伤员，不能与他们说话，你们去打仗时要小心点哈”。这类似亲切的话语，令我鼻子一酸，眼泪真的未经我同意就流了出来！

当我们部队全体官兵吃完早饭坐在车上快要起步的时候，大家都相互看着对方，谁也没有说话，就连一句平时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再见二字都没有人说。全都用一只手在向对方挥手再见，那情景如同即将离别的一对恋人，真是依依不舍，都有不少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在我们的火车逐渐与他们远离之后，车厢里的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家无话可说，之前看风景、一路谈笑风生的快乐就这样被伤员、列车带走了。

3月1日零晨4时许，我们终于到达了集结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一下火车，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前来帮助我们搬运武器弹药的全是中年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初春的蒙蒙细雨使得气氛显得更加的悲壮，我感觉十分压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要战争！

下车后，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行装，又随着部队冒雨向前陡步开进。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靠公路边的小村庄——明江公社峙利大队(现在叫乡、村)。到了农户家后，连长首先要求，这里是前方，离越南很近，越南特工经常在这里活动，严禁单人外出，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水井中去担，必须3人一组。听连长这么一说，我们感到随时随地都会有敌情发生，根本不敢单独活动，大家都会严格执行。但上厕所，这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去的，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因为在广西宁明县农村，他们的厕所大都在离住房几百米外的鱼塘边、呆角楼上，晚上上厕所一个人是肯定不敢去的。

天亮之后，我们在明江飞机场（抗美援越专用）附近的农户家里临时住了下来，等待上级命令。

在明江公社峙利大队待命期间，我们除了帮助农户打扫环境卫生、就是听首长们的战前教育。我们班9人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家有4口人，其中两个小孩，大的只有几岁，小的还不会走路。房子全部是用泥土和木头搭建起来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他们的厨房和库房，上几步楼梯就到二楼，我们就睡在他家库房。由于广西当时已经很热，里面又潮又湿，还有一股刺鼻的霉味道和猪屎味，因为他们的猪没有猪舍，环境卫生实在太差。白天我们根本不能入睡，因为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组（3架）战斗机从头上飞来飞去执行巡逻任务。

三、进攻

3月4日下午17点，当我们听说明天中国要宣布撤军的消息后，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还有些失望。因为我们从内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前线，不去打仗，面子上好象有点……

就在我们全连官兵正在议论撤军的时候，3月5日下午，我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我们将走出国门，到越南高平省配合友邻部队执行清剿任务队。于是，我们又赶快将小包袱等非作战物资集中统一存放。

出发前，连队为我们发放了用于中弹时自救的急救包、子弹、压缩饼干、3斤大米、食盐和净水片，自备了饮用水等。并统一换上了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解放鞋（有的叫它钢板鞋、重0.88公斤）。尽管如此，我们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当我准备好要带到战场的其它东西后，就将司务长发给我的“伤病员临时供给卡”放在自己战士服的上衣荷包内扣好。在越南作战期间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直到回国后才把它拿出来当宝贝一样与各类纪念品保存起来。这是我从越南带回来的唯一的参战证明了，至今仍保存完好。别看这一张小小的纸卡片，上次去广西友谊关还代替了50元钱的门票哩。

3月6日上午九时，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声突然响起，连长十分严肃地宣布命令：“同志们！我们即将开赴越南前线，我们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到了，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看着我们杀敌立功，人民看着我们保卫家园！”连长的话使得刚刚才授予番号为53360部队80分队的官兵立刻即惊呆了！气氛异常的压抑、异常的凄凉，官兵们彷佛像雷击一样呆呆的站在农家院坝里，久久说不出话来。尽管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苦算什么，死算什么，为了国家而死是无尚光荣的”的豪言壮语，但是此刻大家的心情仍然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沉闷。但是，此时的官兵们已经明白了无法避免的残酷与不可改变的事实，心理逐渐归于平静。大家想“反正都是一死，与其悲悲戚戚的死，不如轰轰烈烈的死”，想到这些，大家坦然了。当全体官兵铿锵有力的“坚决完成任务，不负人民重托！坚决打击敌人，维护领土完整！”的回答声响彻村庄的时候，领导们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上午十时正，一辆辆军用卡车早已披满伪装停在明江飞机场旁的公路边，各排在清点人数后，按照命令统一登上了卡车，马不停蹄的奔向战场——越南。我团在一五零师先行越过边境线，官兵们穿着总后制发的七七式新式军装，与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非常引人注目，也让我们倍感自豪。我们排开车的是一位个子很高清瘦帅气的老兵，在我的眼里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他招呼着我们上车，车箱里顿时弥漫着战争的气息。我们的车队是从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出国的。出国后就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到处都是被枪炮催毁的建筑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分不清是死人的还是死牲畜的，就象整个大气层都被污染了。看着汽军行驶的方向，个别胆小的新兵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说实话，上前线我们有两怕：一怕做俘虏；二怕受伤致残，但并不怕死。

3月7日，我们在开赴越南的行军途中，我军的各式军车、坦克、装甲车随处可见。

在越南，战车颠簸得更厉害了，山路又湿又滑，天黑之后驾驶员们由于怕开大灯暴露目标，都以前车的尾灯当目标，跟着红尾灯跑。如果前车开下公路，后面的车也会跟着滚下山。老天保佑，那天夜里没有出事，我们排所乘的汽车只滑到沟里一次。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说到达越南高平省会了，大家都好奇地站起来四处观望，整个高平省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我军炮弹击毁。

伴随着部队前进的路上，从路边遗留的迹象看到了战争那残酷的一面。尤其是我们的坦克，有些掉进了路边悬崖，有的被击毁在路边，还有的已被大火烧毁，余烟袅袅中，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战友整个人体被烧得只剩下有水分的肚子部分未烧尽，其余的部位全认不出人形了……

3月8日早上，我们前进的道路被越军炸坏，军车无法行驶，官兵们只好步行开进，大约在上午十一点过，首长叫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叫炊事班把早饭煮来吃了之后再继续前进。谁也无法预料，大约才半个多小时，也许是上千人的行动惊动了敌人，零星的炮弹向我们飞来，炮火爆炸后的浓烟升得很高。大部分连队都还没有吃完早饭，而我们特务连更是一口饭也没来得及吃，因为炊事班还没有把饭煮好，团长立即命令全团前进，准备战斗。连长命令炊事班把饭抬走，送到战士身边。不用问，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哪有心思吃饭。也正是因为没有吃上那已到口边的早饭，我们连队司务长入党问题就成了无言的结局，直到我退伍时也未能解决。就这样，我们在越南整整呆了10天10夜，只有第二天吃了一餐大米饭，其余时间大都吃干粮（压缩饼干）。

下午三点过钟，我们在越南高平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南地区正面与敌人相遇，此时枪炮声雷鸣，战斗正式打响，首长命令我们讯速占领高地。就在这时，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中暑？和我一个战斗小组的冯中华（江苏无锡人）突然晕倒在地。的确，前天才牺牲的战友和军马占据了整个公路，前面打扫战场的部队正在进行，场面惨不忍睹。加之越南北方白天二、三十度的高温，人马尸体已开始腐烂，尸体散发出的腥臭味让人闻到就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于是，连长命令我班用4人帮他拿随身物品，4人把他抬走。我的妈呀，他怎么会是我们班的？我们抬着他还能打仗吗？嘴上虽然不敢讲，但内心的确是这样想的。

进入阵地后，我们团机关一边派人放哨、一边不顾疲劳挖工事（猫耳洞），修筑掩体。由于天气较热，大伙都把随身携带的水壶里的水喝干了，班长叫我背着全班9个水壶去找水。说真的，我当时很不想去，因为我这一去不一定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但作为军人，必须坚决执行命令。于是，我就背着全班9个水壶下山，往高平方向回走，去寻找水源。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仍未找到取水的地方。在途中，随时听到、见到敌人零星的炮弹从我们上空呼啸而过，大都不以为然。突然，几发迫击炮弹从林中擦肩而来，尽管是第一次亲历战场，但凭人的本能，估计炮弹离我很近，就在这要命的紧急时刻，我用闪电般的速度扑到公路后边的沟底。“轰隆……轰隆隆……”几发炮弹落到离我几米远的公路上面，炮弹爆炸后掀起的泥土纷纷落到了我的身上。随后，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跑，由于此时9个水壶全是空的，跑的时候水壶之间肯定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无意中暴露了我军的目标，因而遭到了战友们的遣责。当我刚跑到团指挥部下面，敌人的枪炮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又猛烈地向我们打来。就在这时，前线一下子抬了20几个伤员和尸体下来，静静地放在我的旁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受伤和牺牲的战友。我回首望去一小时前都还活着的战友尸体，泪水禁不住地流了出来。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我终生不再把死放在心上。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即使再胆小的人，也会红眼！于是，大家胸中只有一个念头：死活也要和越军拼到底，打！

就在我们隐蔽的同时，我无意间发现一块大石下在滴岩浆水，我本能地用水壶接上，大约接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接了两壶。

天渐渐黑了下来，身后的那座大山除了炮声以外，也渐渐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我立即向山上走去，寻找我的连队。刚走到团指挥部，干部们正在制定天黑之前的冲锋作战计划，我也借此机会在此休息了一下，并认真听取团部的作战方案。

天快黑的时候，我在山顶上终于找到了我们连队。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当我见到排长后的第一句话就问：“排长（郑世彬、重庆人，现任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调研员），你捡到我枪没有？”他说：“枪！你几个小时都没回来，大家都以为你回不来了，已经上交连队了。敌人炮火这么利害，你还打什么水？”我说：“差一点被大炮炸了，好不容易打了两水壶。”排长说：“回来了就好，两壶水不到关键时刻任何人不能喝，快去挖猫耳洞，防止晚上敌人炮击。后来，就因此事，我回国后受到了连队的嘉奖。

在3月9日至10日的战斗中，我们团虽然牺牲了上百人，但仍然创造了不错的战绩。特别是在3月9日那天，二营五连在攻打班英南3号高地的战斗中，由于指挥果断，战术灵活，打得勇猛，仅27分钟就攻占了该高地极其被侧突出部，全歼守敌，并连续击退敌三次反扑，共毙敌54名，胜利的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二排和一排分别记了集体二功和三等功，四排战士闵中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其战斗经过是：9日18时35分，二排在我炮火掩护下，各班成疏开队形交替掩护从2号高地向3号高地跃进，仅8分钟就进至敌前沿，迅速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18点45分我炮火开始延伸，猛烈地压制3号高地主峰，八二无后座力炮当即摧毁敌火力点3个，二排趁势发起冲击。这时掩体内的敌人乱作一团。冲在前面的六班长一面令机枪压制壕内残存之敌，一面组织部分同志向敌第一道战壕内投弹，并利用手榴弹的爆炸效果，一举突入敌第一道战壕。四班在冲击中发现敌火力点，班长立即令机枪掩护，采取侧翼迂回，当即消灭了敌两个火力点。继六班之后，四班突入敌第一道战壕。五班在歼灭了鞍部附近之敌后，迅速突入第一道战壕，并向北卷击。

当二排准备发起冲击时，连指挥部发现三排走错了方向，当即令一排利用有利地形，迅速前出，进入战斗。一班接近敌前沿时发现有4个敌人正在架机枪占领射击位置，班长迅速令二组、机枪组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将其全部击毙，缴获班用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

二排突入第一道战壕后，在向敌第二道战壕冲击时，敌炮火开始向我拦阻射击。六班长、五班长相继负伤，但他们仍坚持战斗。当快接近敌主阵地时，又遭敌重机枪火力压制，六班长令全班向敌战壕内投弹，但因坡陡未奏效。此时四班进展顺利，以进至六班左侧，该班机枪手徐孝泉见此情况，奋不顾身，由左侧向敌后运动，在距敌10米处，突然跃起，一个点射将敌击毙，保障了六班迅速前进。据此情况，二排长果断调整部署，令四班居高临下向南卷击敌人，六班向西开展进攻，五班原定方向不变，四班在五、六班配合下，首先突入敌主阵地，该班战士闵中友灵活利用地形，以手榴弹和抵近射击，在邻兵配合下连续消灭敌3个火力点，毙敌4名。五班、六班冲向山顶后，遭敌4号高地火力压制，副连长一面令五班压制敌火力，一面呼唤炮火。这时已攻占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的一排一班，见二排被火力压制，班长主动用火力吸引4号高地敌火力，并指挥火箭筒手瞄准射击，3发3中，迅速摧毁敌火力点3个。四班随后从高地西部顶端向下实施攻击。于19时零2分二排在一排配合下，全歼了3号高地之敌，副连长令各班迅速加修工事，准备抗敌反扑。

在3月10日的战斗中，我们贵州省开阳县冯三区的王定昌就牺牲在班英南以南的3号高地。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获得“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因为他当时在我们一五零师四五零团三营九连任班爆破手（四五零团在出国作战期间一直与我团并肩战斗）。他们连队在攻打3号高地时，遭敌一座隐蔽的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我团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于是，王定昌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连长，“我是共青团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第一次将炸药包放入越军暗堡后被越军扔了出来；由于没有成功，他第二次用爆破筒也成功投入越军暗堡，但还是被越军扔了出来；此时，王定昌仍不心甘，又进行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就没前两次那么容易了，王定昌还未跑到暗堡前，就被越军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了越南的红土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此时，他年仅21岁。回国后团部给他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四、突围

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以南的朗登地区，我团二营突然遭敌伏击。因为缺乏经验，各连警戒以及我们特务连尖刀班的侦察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顿时，在云雾萦绕的群山之中枪炮齐鸣。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突然遭到越军集火射击，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越军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他们熟悉地形，并且具有较为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

战至当日下午，我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危急关头，团指挥部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军驻我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一、八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无法脱身。由于山地环境的影响，通讯不畅，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请求增援，但由于设备落后，未能如愿，只好边打边等。

实际上，3月11日晚上这段时间最为关键，我团因为得知本师另外两个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敌情后抢占了我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

为了不让已经被越军包围的战友们活活被越军消灭，3月12日早上，全团准备前去营救，没走多远，前面开路的侦察兵刚走到一水库坝坎上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军突然向我们开火，猛烈的炮火将我们团机关和走在前面的一营一分为二。我们立即停了下来，又与敌人展开战斗。战斗一直打到晚上，当天我们不知又牺牲了多少战友。此时道路已完全封锁，我们全团被包围了!

当天中午，我还见到了我的学生——鄢国友，因入伍前我在谷扬中学代课时教他们初二的语文。并再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脑筋要灵活，但后来还是未能回到祖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烈士陵园里，至今也没有找到他的墓碑。

这一整天，我团不仅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而且在不明敌情、不明地形和不明我情的情况下又采取了仓促的行动：3月12日下午，首长叫我们作好轻装准备，晚上突围，但不能泄密（由于我们是团机关警卫人员）。随后，我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但身上沉重的枪支、手榴弹等加上其它装备仍有三、四十斤，有的还把随身携带的大米、十字镐等乘人不注意时全部扔掉，由于怕其他战士或民兵看到，我们就在路边挖一个洞，再将大米从自己裤子里倒入洞内，这样就不易被人发现。因为其他战士看见后如果也跟着我们扔掉，关键时候如果没有大米，是要受到战场纪律处分的。

12日晚上9点正，我们随着41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正式突围。侦察兵在前面开路，整个部队鸦雀无声，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我们在过一条小河时，由于行走木板桥的人数较多，因而木板桥发出了响声，敌军听见后当即向我们开火。这时，我团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指挥大乱。就在我们彻底被敌军打散后，整个部队当时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有的说赶快占领山头、有的说赶快回撒、往高平返回……而我当时正在田坝中间，如果敌人发现了肯定死路一条，因为我们前进的时候我是走在队伍前面，现在调头回走我就成了最后。此时此刻，年仅19岁的我不知怎么如此沉着，至今我也不敢相信。他们大多朝人多的地方象电视《动物世界》节目中的几头狮子追赶一群野牛一样四处狂奔，而我却就近找到一头大水牛的尸体隐蔽起来。待枪声稍微少点后，我又爬起来（凭感觉）继续往前突围。在这危急关头，却没有哪名军官站出来勇挑全盘指挥的重任，也没有哪个连排敢当开路先锋。于是，团部最终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战斗力严重削弱。但在莽莽群山、云遮雾掩、强敌环伺之中，这一决定无异把部队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后来，由于通信联络中断，我们在与越军一场混战之后，全团前指、二营、一营一连、三营八连等部队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造成我团共542人失散，其中有202人在中越双方最后一次交换战俘时回到祖国。当天晚上，我们又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战友。就这样，我们连队也被打乱，没有一个排是完整的，我们一边向敌人还击，一边继续找路回国。

据战后资料表明，攻击我团的越军部队兵力开始是一个加强营，后来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没有重炮和装甲力量）。这本来是一场遭遇战，越军发现我军后冷静观察，首先选准我团前指突然袭击，之后因兵力不足而撤出，改以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保持接触，在此过程中又判断出我方战斗力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因而迅速调集部队，在我团回撤时打了一个歼灭战。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战场环境下，越军确实是一次堪称辉煌的胜利。

越南的北方属热带丛林，崇山峻岭，有的地方还有原始树林，蚊虫、山蚂蟥繁多。当日深夜，我们走进了一座大山深处，山里古木参天，林里爬满了藤蔓和荆棘，前进十分困难。走着走着，在我后面不远处传来几声呻吟和歌声，一位中弹致残的战友由于他头部伤势较重，大脑失去控制，因而不时发出呻吟和歌声。为了避免大部队被敌人发现，经请示与我们一同战斗的副师长后，命令抬担架的民兵把他的口堵了起来、、、、、、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此种心情，没有上过战场的人真的无法想象。

当晚，我们不知怎么走到越军哨所去了，敌人用越语叫我们“空得动（不要动）！”这下我心里想：遭了，肯定没命了。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反映怎么办时，走在前面的二排长（侦察兵）用匕首两下就把那越军放倒在地（我的右手掌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匕首刺伤的）。然后我们拔腿就跑。

为了赶快走出森林，在前面带路的尖刀班（侦察兵）拿着砍刀劈树开道，忽然“哒哒……哒哒哒……”一阵子弹向我们射来，前面的战士立即端起冲锋枪还击。因敌我情况不明，我们绕路继续拼命占领山头。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在天亮之前到达了山头。大家实在是太累了，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这时，已经连饿几天的我，背着近三、四十斤的枪支和装备，已经极为疲惫。靠着路边的石头不知不觉就那样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战友一巴掌拍醒，睁眼一看，吓了一跳，临走时我也顺手用巴掌拍了一下我左侧的战友，但拍了几下都未拍醒，结果一看，他已经牺牲了。当天晚上，我们总共才走了四、五公里。

3月13日，我们在途中遇到了一条宽几十米、深一米左右的大河。看上去河水清晰见底，由于我们在越南一个多星期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洁的水，于是大家在涉险过河时畅饮一肚之后，将水壶里的水全部换成了较为“清洁”的河水。谁知道，在我们沿河边往上走了几十米后，在一条流往大河的小溪中，发现有几具尸体的血还在往大河流。真倒霉，大家马上把水壶里的水倒了，但喝在肚子里的尸水就无法倒出了。当天下午，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头上时，发现远处村庄里有许多家禽、猪和牛马。看样子村庄里有人，于是指挥部命令团直属炮连向村子发射了几颗炮弹，在没有任何反映后我们开始包围村庄。进入村庄以后，院子有好几进深。当我们走到一院子中间时，一个七、八十岁的越南老头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从室内走了出来，用手挥动着向我们示意，可能是叫我们不要打他，他没有武器。突然，室内冲出一个老太婆掏出一颗手榴弹向我们扔来。走在最前面的团部卢干事当场被炸死，几个战友受伤，走在前面的战友没想更多，端起冲锋枪，一梭子弹全打在两老口身上，那老头和老太婆当即毙命。随后，我们一同前往屋内搜查。在搜查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室内机枪、六零炮、地雷、手榴弹等常规武器样样都有，大家被吓坏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走一段山路时被敌人发现，前面传来口令：“向后传，前面发现敌情，千万别发出响声”。毫不夸张地说，走在我前面的那个战友（冯中华），每走一步大约需要几秒钟。就这样，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发觉情况不对，我们已经掉队了，走了好久仍见不到部队，与前后都失去了联系。此时我真的心急如焚，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与副班长（姚宝林，山东人）商量3人突围方案。我说：“副班长、现在只有我们3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不能与敌人硬打，如果我受重伤，你可不管，我会用手榴弹结束生命；如果你受轻伤，我尽量把你带走。”他说：“对，快走。”因为在3月12日后，我们受伤的战友在来不及抢救时，就被越军活活用军刀割死，手段相当残忍。

没走多远，我和副班长在遇一河沟时听见了响声，又与副班长商量渡河方案，突然、“扑通”一声，刚才走得超级慢的那个战友也跑步赶上了，他一到就摔了一跤，我们一时大为紧张，那冲锋枪重重地掉到石头上的响声一下惊动了不远处村庄里的狗，那狗“嗷–嗷嗷……”向我们赴来，河沟上面公路上的敌人也打着手电向我们走来，令人毛骨悚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随手在河边检了一块石头向河的下游扔去。在引开狗和敌军视线之后，我们拼命地往山上跑。跑呀、跑呀、、、、、、当我们跑得头昏眼花、实在跑不动倒在地上休息时，汗水完全湿透了衣服。我的妈呀、好惊险！我又拣回了一条性命。

说实话，离开大部队后，要生存就要靠自己了。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未经历过如此险恶的环境，我们焦虑、惊恐地看着对方。天快亮的时候，我举头望着异国的夜空，找到了北斗星，对副班长说：祖国就在北斗星偏东45度的方向上，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能回到祖国。于是，我们3人在异国他乡又开始了艰险的突围，寻找我们的回国之路。由于我们是在突围，在没有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前，死神随时随地都在向我们招手。

不知哪有这么倒霉，3月14日下午，我们在跋涉一座大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几个越南妇女往山下走，当时我们只有3人，而且是一条独路。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当时真的害怕极了。她们每人提着一个提篮，上面用毛巾盖着，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心想，估计她们也怕我们。于是，我们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但眼睛一直盯着对方，那子弹上了堂、并打开保险的枪口也随时对准着她们，只要她们一动，我们就先发制人、给她一梭子。随着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心跳也在不断增加，当我们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双方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走过之后，双方硬是用目光将对方送到尽头，都怕对方返回过来开枪。我的妈呀！她们没有对我们下手。

那次战争，我们特务连的装备与一般步兵有些特别。除了基本的单兵保障装备装具外，我们是每人配五六式（折叠式）铁托冲锋枪1支。其他步兵战士一律配五六式步枪。3个备用弹夹，170发子弹，4颗手榴弹。部队从四川出发的头一天，上级给我团配了1支较为先进的试验武器——无声（微声）冲锋枪，160发子弹，由我连二排的二班长、侦察兵——阮少文同志使用。后来由于我团遭敌伏击，阮少文牺牲了，那支全团唯一的无声（微声）冲锋枪便落到敌人手里。

3月14日晚上，我们好不容易在一座半山腰上找到了大部队，好在我们没有从哨所经过，要不然也有可能被战友误伤或打死。因为参战部队每天统一有一个口令。而口令又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两种。普通口令由一个单词组成，特别口令由一个成语组成（例如：当晚普通口令为“团结”，那么在哨兵将枪口对准你后问口令：你必须回答“团”；如果你是自己人，你就马上叫他回令：他回答“结”。然后双方就会将枪放下。否则就先发制人，给你一枪）。因我们已经掉队一天多了，根本就无法知道口令。然后我们就迅速寻找有利地形暂时隐蔽起来，准备大睡一觉。刚睡着不久，忽然，我在睡梦中听到哨兵问口令，而对方根本回答不上，随后就你一枪、我一枪，大约打了六、七枪之后，大部队以为是敌人，于是，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对面值班机枪的子弹象下雨一样全部向我们山腰射来。又是睡在我身旁的那个战友（冯中华）爬起来端起冲锋枪“哒哒……哒哒哒……”猛扫一通。副班长当即大声喊道：“冯中华、你在干什么？别乱开枪”。他说：“快、敌人冲上来了”！于是，我和副班长立即将他抱住并压在地上，叫他不要开枪、都是自己人，而且主要的是怕暴露目标。也许是受到战争的惊吓，加上神经的高度紧张，不一会他又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全部投了出去，不知炸死了多少战友和民兵。发现情况不对，睡在我左上方几米远的团长听到是自己在打自己人后，马上气愤地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赶快停火”！那些干部听到团长的声音后，立即命令士兵停火。如再打几分钟，我们必死无疑。停火之后，我们发现团部的收发——李健（排级干部）受伤严重，子弹从臀部进去，从肩膀出来（当时是在睡觉），因流血过多、晕死过去，我们以为他牺牲了，就把他用雨衣包好后（面向中国）就地埋葬了。天亮之后，部队准备出发，继续突围。由于没有发现敌情，团长就叫各连和民兵把昨晚伤亡的人员抬走，包括尸体。谁知，李健被挖起来后还没死，两个民兵把他抬了回来。至今还活着，只是走路有点影响。

3月15日下午，我们终于突围出来，当我们在距离近千米的地方见到了对面山头上的解放军时，心里无比高兴。太好了，我们总算活着出来了！我们在与本师的四五零团和四十一军的部份战友一起会师后，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息、待命。随后，连长叫我们把师、团首长休息的山洞找好，安排好侦察警戒。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是和我们排长郑世彬、副连长腾书申（河南人、现任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起突围出来的，连长和通讯员他们也被打散，一班和二排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一班全部分别担任团首长们随身警卫，二排全部分别担任各主攻连队尖刀班在前面执行侦察任务。所以当时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只有警卫二班、三班以及工兵排的几个战友共20多人。在我的心中，我们副连长腾书申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务连长，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的络腮胡，无论擒拿、反擒拿或格斗，他都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地形学相当熟悉，射击技术相当过硬，30米内用手枪打头靶，基本上百发百中。在这次战斗中，他荣立三等功，回国后提升为连长。

突围出来后，由于大部分人都饿得头昏眼花，为了临时解决肚子的饥饿，大家便开始进村寻食。我们找遍了整过村庄，发现这个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年轻人和小孩子早已跑光，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中老年妇女。在那个小村庄，堆集了很多缴获的物资，除了军事物资外，还有很多民用物资。如中国援助的大米、自行车、贵州安顺的蜡染布、赤水的竹筷等，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我看见一位兄弟部队的战友正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兜圈子玩耍，手也就痒了。于是，我也找了一辆自行车，跳了上去，低头仔细一看，车身上打得清清楚楚：“永久牌”、“中国制造”。又是我们支援的！一骑起来，马上感觉这辆自行车比国内用的要好得多，无论是整车的钢材质量、手感舒适及轻巧度，都要比国内的同类自行车要好。于是，心里很不舒服，他妈的！中国的好东西都送到越南来了，可他们还向我们开枪、开炮！

不一会，不知哪里传来一个消息，叫每个连去一个人领刚杀的猪肉，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我的天呀，一个团分一头猪怎么分呀？于是大家就自己动手，村子里家禽、猪、牛和马样样都有，真的是各尽所需，任其选择。开始时都是用枪打，后来人多了怕误伤战友，就用砍刀。我就和两个战友去抓一头猪，我们两人各拉一只猪后脚，另一战友就用砍刀花开猪的屁股，把皮破了之后割掉一块瘦肉又把猪放了。有的为了方便，就去捉家禽，没有砍刀的战友捉到家禽后就用手把头揪它几十转，直到家禽死去为止。回来后就用弹药箱当柴、压缩饼干桶当锅，用水煮来吃。由于没有盐，我们又去百姓家里搜，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发现了几箩筐大米，但越南人也不憨，他们用稻子与大米混合在一起，一样一半，根本无法吃。我又用手往筐底伸抓，突然，筐中显出一个碗口大小的东西，我以为是地雷，就叫工兵排的来探测，结果不是金属。太好了，是一碗猪肉！我高兴地把它拿回来。还没来得及吃，而且桶里的猪肉也没有煮熟。后勤保障部队就送来了大量的“青刀豆、猪肉罐头、压缩饼干”等等食品，随后，上级命令我们马上把打死的家禽、未煮熟的猪肉通通就地用土埋好，不让越南人看到。否则，记者摄下照片后对我军不利。

当天下午，我们在公路上等车回国时，由于接我们大部队的卡车还未到达，我就和战友（老乡）钟仁富前往河边喝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的心理。但意外就是发生了：在我正准备低头喝水的同时，旁边一水碾房处突然站起来一个越南老头，说时尽、那时快。我迅速起身调转枪口对准他：“热呆勒（举起手来）！灯依姆（不要动）！”那老头听懂后就用手比划着肚子，可能是叫我不要打他，他是来河边礁米的。在我们搜身确认没有武器后，他就把我们带到马路上面的家里。在这个老头家里，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语录》、《列宁选节》等书籍，看样子他到过中国，也认得到部分中文。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些话，他也不时有点头发声等表示，而这种点头与其它反应不是茫目应和的，是与我们的表达意义相对应的。从他的表情和动作来看，这越南老头基本能听懂我说的话。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开枪打他，并且还和他做了个再见的手势。随后我就和钟仁富讲，要是那老头真的有枪我们就完了。

休息的时候，我们从路边战俘所里看到，越南人有越南人的长相，尤其是他们的妇女比较有特点，一个个长得黑赤赤的，脖子较长，脸儿也较圆，个子却高的高，矮的矮。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有很独特的地方，比如农民的粮食不象我们国内的农民，是把稻子、玉米碾成粒后晒干放好，而是把粮食一串串地吊在房梁上，要吃时才拿到小礁子里舂出米来。

五、凯旋

3月16日上午，我团的大部份官兵在越南艰难地熬过了生与死的考验的10天10夜之后，终于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乘若干辆大卡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沿公路从广西那坡县平孟关凯旋回国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昂首挺立的平孟关口，在绿树成荫的村庄，在部队回撤所经过的要道和路口上，到处是青松枝扎的凯旋门。沿途群众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各族人民穿着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象欢庆盛大节日一样迎接凯旋的英雄部队。当一辆辆英勇的战车和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卡车，满载风尘仆仆的战士，拖着大炮，威风凛凛地开过来的时候，当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凯旋门下走过的时候，早就迎候在公路两旁的各族群众，便一齐拥上前去。无比激动地表达他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身着各族服装的姑娘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小伙子们把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少先队员们把心爱的红领巾佩戴在炮口上，把一把把五彩纸花象迎接新娘一样撒在坦克上、卡车上，撒在战士们身上；大爹大妈热情地呼唤着，把热腾腾的茶水送到战士们手上，把新鲜的香蕉、油炸的花生米、洗净切好的甘蔗、染成红色的熟鸡蛋……硬塞到战士们的衣袋和挎包里。欢呼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们的战士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当我们走进平孟关看到五星红旗，看到用金字写着欢迎、致敬的大幅标语，看到前来欢迎的祖国亲人这些情形时，更是激动满怀，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下车后，当地许多女中学生就跑上来抢水壶给我们装水，抢不到的就哭，专门给我们准备的鸡蛋、甘蔗等各种慰问品送不出去的也要哭。参加欢迎仪式的姑娘们看到我们都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

由于我们这些入越作战近10天的干部战士，一路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雨水、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那身军服早已牛皮一般，又脏又硬，脸上只有两只眼球是白的。就这样，我们于3月16日下午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当天晚上，连队负责留守的副指导员李昌久开始发放包裹，当他叫到阮少文、卢小竹、刘怀利等大部分10天前都还活着的兄弟一下子无人应答时，他的双眼湿润了，声音也开始颤抖……于是，他抽泣着对我们说：“兄弟们、包裹全都在这间屋里，你们自己认领吧！”他实在念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连出国作战时的90多名官兵，而当天一起回国的只有60多人。另外有少数失去联系的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星期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如我团一营身受重伤的上士（给养员）肖家喜，在我们3月16日回国后，他一个人在越南拼死突围，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在3月24日才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后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他的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4颗手榴弹以及在越南吃的折耳根至今仍收藏于中央军事博物馆。在1985年五十军撤销番号后，肖家喜出任第十三集团军装甲旅副旅长，后来，他转业后被安排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国税一分局工作。

在这场战争中，我团还有2名战士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称号：一个是模范卫生员郭雪成；再一个就是二级战斗英雄闵中友。

后据了解，造成我团损失惨重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一份电报未翻译传达。也就是在3月12日我团被包围后，广西战区总指挥许世友急电命令我们沿着四十一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进行突围，要不就将我们与敌人一道，用炮火同归于尽。此事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在特务连，随时都和团部指挥官在一起，所以我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已作好了牺牲的最后准备。谁知道，当天下午，军委总指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急电命令我们往高平方向沿途返回，并且调配了大量军车在高平省城等候，将我们接送回国。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份电报在跟随我们一同作战的师机要科机要员收到后，他自认为是一般普通电报，因为进攻战斗已经结束，现在大家都在想法如何突围？难道上级又命令我们与敌人硬拼？况且后勤供给线已被切断，不外呼就是叫我们保持联系、注意安全罢了！因而就没有翻译这份事关全团上千名官兵的急电，从而导致了我团在越南越走越远、越打越散、人员越来越少、战斗力越来越弱、失去联系的官兵越来越多。最终以失踪300多人、被俘200多人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个机要员回国后也因此受到了成都军区军事法庭的审判。

回国之后，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没有通报我四四八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

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都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其间或许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感慨不已。而我团则不一样，上级还特意叫我们安排专职人员在团部办公室统一收听，每人桌上放有各连失踪人员的名单，听到后就将他们的名字用笔划上，核实后就向团长报告。

六、战俘

1979年3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到底有多少人被俘肯定是说不清楚的。直到硝烟散尽的1979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我军在这次“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总共有239人被俘（我团就有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

1979年4月下旬，在越南宣布中方全部被俘人员名单之后，我团就将没有名单的300多人列为失踪人员。其中就有我们贵州省开阳县的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等。后经电脑百度搜索、资料查找和笔者2011年5月实地考证，与我一起入伍的贵州省开阳县战友，在广西方向作战时牺牲的烈士只有蒙光辉（开阳县羊场区人，53357部队战士。共青团员，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葬于广西宁明县烈士陵园二区十三排八号）和王定昌（开阳县冯三区人，56045部队九连战士，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荣记三等功。现安葬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烈士陵园一区九排十七号）被运回祖国，其余的至今在下落不明。因为目前在广西所有烈士陵园没有他们的墓碑。

1979年5月，春寒料峭的季节终于过去，转眼又到了百花盛开的初夏，我被俘的战友们终于熬到了获释回国的日子。5月21日，两国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交换了第一批战俘。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最后一个换俘日，也是第五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现场更加热闹。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营造出泱泱大国敞开胸襟的氛围，效果奇佳。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广西南宁市郊吴圩机场的“学习班”。我团的组织人是王副团长。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198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听说那些被俘的战友今天就要回来了，大家兴奋得跑到团部门口去迎接，因为我有几个老乡和同学在那队伍之列，我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去看看那些在越南和广西生活了近一年的战友。我也加入到了那个欢迎的行列，在那天的黄昏时分，十多辆“大解放”卡车拉着他们的被装和行李开进了团部大门，我们欢呼着、向他们招手致意！

当天晚上，我们贵州老乡和被俘回来的老乡整整聊了一个晚上，气氛一直很沉闷。我们问得最多的是他们是如何被俘的？在越南受了些什么罪？在广西学了些什么等等……讲述中，他们不时从心灵深处流出痛苦而屈辱的泪水。他们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被越军包围后，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在后来的几天里，由于没有干粮和水，他们连吃野草、吃树皮都吞不下，小便解不出，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抵抗，人人疲惫不堪。3月18日，当时尚有一点力气的四排排长准备带2名战士下山去侦察敌情，搞水上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但是行动没有成功。时至3月19日上午，他们在与越军激战了7天7夜之后，敌人向他们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所剩人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落入敌手，当了战俘（包括我团一名副参谋长）。

他们说在越南确实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当天被俘后就被越军用八号铁丝把他们绑在卡车车箱上，双眼被布条绑着。几个小时后，他们也不知道被拉到一个好象是越南监狱的地方，然后交由越军看守。在越南，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共换了五、六次，给的食品大多是包谷（玉米面）、南瓜等，而且还叫他们自己做。在越南监狱，看守他们的士兵三分之一都是女兵。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但都按要求填了一张《被俘人员登记表》。我想这张表今天可能还在他们的档案里吧！至于今天这些人的下落和近况我也知道一些。比如我的老乡、马场区的杨祖全（在越南还被河内之声广播电台记者采访、凡当时收听过越南河内之声广播电台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第一批被采访、在电台讲话的战俘），回乡后还当过村长，2000年后移居贵阳市三桥路，从事个体工商业，2009年已病故。除个别战友（如：吴某某，开阳县花力人，现已退休）经常联系、见面外，仍有几个战友（如：徐某某，开阳县宅吉人，我的老乡；张某某，开阳县花力人，我的同学）退伍后一直没有联系，所以就不知道他们的近况了。但都听说过，他们回到家乡后大都为人低调，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除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外，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但我深信，当年能服从祖国的召唤，有勇气抄起一支枪跨过边境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十八、九岁的小男儿，就不愧为英雄。

据了解，战后杨勇第一副总参谋长亲临总结，我（五十）军关副军长被撤职，刘副军长被降职，侯副政委被党内警告。我团八连指导员冯增敏、一机连连长李和平被遣返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985年，五十军撤销番号，一五零师不复存在。

七、休整

在战争结束、回国后的一个多月里，由于我团仍有部分官兵未能回来，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因而上级命令我们不能与家人通信。这是军令，不得违反。在这期间，我家乡有家人参加战争的家属都陆续收到了从广西或云南前线寄回的家信，有报平安的、有报阵亡消息的、也有报立功喜报的，但只有我们公社一起入伍的7人中被分配到四四八团参战的6人家里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他们每天四处打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或民间各种传闻。就在这时，不知是谁传错了消息或有人故意捣乱，说我已经牺牲，而且还说得有根有据，包括我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在我家乡传得家喻户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后更是每天以泪洗脸，不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而且每天还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几公里外的邮电局去查收信件，天天都要等邮车到了、邮递员把信件拆分确认没有我的家信之后才失望的回去。我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在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在未进行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没有耐心再等我的消息了，就马上与他人建立了新的恋爱关系。后来在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气愤。我父亲除了每天坚持工作外，晚上还要打长途电话到广西四处查找我的下落。大约在连续打了十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父亲终于听到了我在广西宁明县的声音。大家知道，那时候个人是没有通讯工具的。打长途电话都是有线电话，都要通过贵州转广西、再由广西转部队。当我接到电话时，至少通过了近十个总机的人工转接才能接听。当时我父亲根本不相信我没有受伤。后来在我们部队回四川时，他到贵阳火车东站等了几天几夜、并且在一无联系方式、二无时间地点、三无任何标记的茫茫人海中居然找到了我，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硬是亲自见到我了才放心回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广西休整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基本没有什么训练任务，每天除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团外，就是白天看演出，晚上看电影。我们看演出的地方大都是在明江中学的大操场。

前来广西看望我们的第一批中央领导是国家副主席王震、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等。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唱家郭兰英当时给我们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六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南泥湾》，而另一首则是七十年代感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虽然郭老当年已年满50，但她当时的打扮仍和年轻时一样，她仍身着一条兰色的小围腰，与青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当她同时唱完两首歌曲后，我们台下的官兵同时掌声雷鸣，很多人都离开自己的位子站了起来，就是想看得再清楚些，离的再近一些。演出结束后，为了满足广大官兵的愿望，她还下台和我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第二批前来看望我们的有陶铸夫人、二炮文工团等。

在全国各地送到部队的慰问品中，大部分都是当时最好吃的。如猪肉、鸡蛋、各类罐头、白糖等，其数量可以豪不夸张的说，都是以车为单位。那一车又一车的鸡蛋、白糖和甘蔗，我们根本吃不完，就分给我们所住的农户家。他们也享福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鞋垫，而且大部分鞋垫上都绣有“送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几个大字。作为政府部门，除了中央慰问团送的一条枕巾、一只口杯、一枚记念章、一支盒装钢笔外，广西和四川两省均分别送给我们每人一件印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胜利纪念”的白色背心。

在广西前线，当地各式各样的车辆只要看到部队车辆就远远地靠右停下让路，没有谁去按喇叭。尤其是扎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恭恭敬敬的敬一个队礼，道一声：“解放军叔叔好，你们辛苦了！”惹得我们忙不迭地回礼并感动得想哭。

在广西，我们军人享受了不少优待：如坐公共汽车不要钱，也没有人挤，人们恭恭敬敬的让我们优先上车、并纷纷让座；进公园、看电影都不收我们的门票。

八、后记

一晃三十二年过去了，那悲壮的一幕幕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在人们记忆中淡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年那些经过战争洗礼的、曾经燃烧的光秃秃的森林早已恢复勃勃生机，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如今早已变为购销两旺的边境贸易市场。祈愿有良知的人们仍然记得：2万多位炎黄子孙曾在这里捐躯，300多名将士在异国他乡的越南至今下落不明，200多名被俘的战友曾被打下屈辱的烙印。

2011年5月上旬，在几个战友的共同倡议下，我们终于来到了当年在广西待命和打仗回国后休整的地方。并到宁明、龙州和法卡山等烈士陵园进行了悼念活动，第一次到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为在此沉睡了三十二年的战友上香、点烛、烧纸钱、化祭品等，祈祷他们在天堂一路走好！总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烈士陵园里，我至今还没有找到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等部份战友的墓碑，因为他们在新兵集训时和我是一个班的呀!他们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的越南国土。让我们永远记住、永远怀念那些为了祖国尊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一代军人——年轻的共和国战士吧！

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难得的人生经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思考。通过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和三十二年后第一次对战友烈士陵园的实地祭拜，真是感慨万千！记住吧，名利皆过眼云烟，人只要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年新兵
二零一一年六月于贵阳

王道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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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眼中的中国对越反击战

1978年，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了攻柬抗华的方针，遂大力加强和苏联的关系，苏联军事技术装备源源不断运抵越南。8月，以防空军中将沃罗比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技术顾问团120人随同运送装备的两架安-22军用运输机经巴基斯坦，印度到达河内。11.3，黎笋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12月，越军攻入柬埔寨。

苏联和越南于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同年12月13日生效，有效期25年。条约包括前言和9条正文。主要内容是：①双方将不断发展政治关系和加深全面合作，相互给予大力支持。②两国将共同努力加强和扩大互利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③促进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④缔约双方将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进行协商。⑤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该条约签订后，苏联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越南则凭借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积极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并于1978年12月25日向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

1979.2.17凌晨，经过30-3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中国军队越过了1460公里长的边界线进入越南。

从3：30-5：20，越南人民军全线遭受攻击。中国方面动用了60万人，投入7个步兵军，想要“教训”越南。中国先用2个军从北面进攻高平，准备沿红河河谷深入80-100公里；主攻方向是谅山，该地距中越边境19公里，距河内141公里。中国用3个军从东北方向进攻，目的是切断高平突出部，保障进攻谅山集团右翼的安全并打通通往河内的道路；西北是次要方向，在此方向有2个军进攻老街。

中国人认为此时打越南有利，因为85%的越南主力部队约10万人此刻正在柬埔寨作战，担负越中边境防卫任务的部队只有1个主力师和1个农业师，其余为地方部队，边防部队和民兵。然而，由于山高林密等地形和气候因素，战争打到第二天时，中国军队在越南境内只推进了15-20公里。

这时在莫斯科，苏联政府接到越南政府的紧急请求，要求苏联立即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义务。苏联方面经过考虑，决定向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指挥顾问团协助作战。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挑选刚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苏联国防部第一副总监奥巴图罗夫担任苏联驻越南总军事顾问。

盖纳吉.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1915.1.9生于维亚特省农民家庭，父亲一战时阵亡。1933年奥在烹饪学校毕业；不久入伍，1938年以特优成绩毕业于奥尔洛夫装甲坦克学校；1941.7再度以特优成绩毕业于工农红军机械摩托化学院；1952年总参军事学院毕业时获金质奖章。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时奥担任坦克旅副参谋长，结束时任机械化旅旅长，参加了解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战役。战后历任机械化师师长，步兵军军长，喀尔巴阡军区司令，参加过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1973年任国防部第一副总监。奥能熟练驾驶坦克，装甲车等各种作战车辆，熟悉各军兵种战术常识。

他博览群书，了解当代最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动态，在苏军将帅中被誉为“活的百科全书”。他和奥加尔科夫作了深入交谈，二人私交一向不错。受领任务后奥马上来到总参第10局索要有关越军现有武器装备情况，包括越军使用的苏式装备和美式装备。接着又到总参侦察总局提取关于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

奥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共20人，团员有总参作战局的米哈伊洛夫中将(1925年生，80年代历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参谋长，总参作战局局长，远东军区参谋长，1987-1991年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侦察总局局长，大将)，杰米亚年科中将，总参侦察总局的麦里尼琴科少将，津琴科少将，少将别尔纳茨基，巴尔迪舍夫，瓦西里耶夫，布托林，布尔加科夫，马约罗夫，施克拉博夫，科瓦里，海军少将斯克沃尔措夫，总参第10局的库米诺夫上校，通讯兵上校克洛奇科夫。考虑到奥巴图罗夫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夫人携其日常服用药物随团出征。

2月19日晨顾问团乘飞机抵达河内，奥先与沃罗比耶夫中将接洽，马上又同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原文如此，时文进勇为总参谋长，一年后始任国防部长)，越军总参谋长黎仲潭(音，判为副总长黎仲迅)商谈前线战局，随后各顾问分别派到越军总参谋部各对口局进入情况，奥本人则乘火车赴谅山前线就地了解战况。

奥巴图罗夫找到黎笋，向他讲解了前线的严峻局势并建议：立刻从柬埔寨调回一个军用于加强河内北部防线；用刚从苏联运到的武器紧急组建一个BM-21火箭炮师，也补充增援到河内至谅山方向；马上设法组织营救一个已被包围的师突围。黎笋批准了上述建议。

从柬埔寨撤回的一个军分乘火车和安-12军用运输机星夜驰援河内。与此同时为了强化顾问团和前线部队的通讯联络，从莫斯科军区经第比利斯空运来一个由68人组成的通讯连，由连长克里孔大尉率领。正是由于该连的到达，使顾问团和越军总参谋部能够依靠安全可靠的通讯联络，通过已下到前线的苏联顾问掌握住战区部队，从而能够从容不迫地下达战斗指令。

2月19日中国军队占领老街，3月2日占领高平，3月4日占领谅山，中国军队还控制了越南境内纵深30-50公里范围内的20座城镇。在此期间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也发生了战斗；波尔布特残部在柬越边境加紧了袭击活动；越南南方西部高原山区成立了福尔洛民族阵线反政府武装；撤到泰柬边境的红色高棉6个师重新集结进行反扑；在象山山脉和柬埔寨南方的磅逊港，波尔布特部队死灰复燃。所有这些情况不可能不消耗和分散顾问团的注意力。

由于越南军事领导人在以奥巴图罗夫大将为首的苏军顾问团协助下采取了有效的作战指挥措施，由于苏联武装力量在苏中边界一线所从事的大规模战略调动，终于迫使中国军队停止向前推进。3月5日中国宣布“有组织有计划的”撤军，战斗行动全部结束是在3月18日。根据越南方面的统计，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损失了62500人，280辆坦克和装甲车，118门大炮。

苏联顾问机构也有牺牲。3月，一架越军装备的安-24运输机在河内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的苏联空军少将马雷赫及6名苏军机组人员遇难。

奥巴图罗夫在越南继续工作到1982.8，除负责整建越南人民军外，还负责整建老挝部队和柬埔寨部队。1982.11-1985.8奥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85.8-1992.7担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国防部总监团顾问。退休后奥写了卫国战争回忆录《险途》，但未及发表。1996.4.29奥因病去世。

1979年中越战争，越方公布自己损失

《截至一九七九年三月底一些目前可以看见的损失初步统计表》

越南《人******》五月十七日刊载一份统计表，题为《截至一九七九年三月底一些目前可以看见的损失的初步统计表》，现分述如下：

(一)被毁灭的市：总数四个中被毁灭四个，占百分之一百。

(二)被摧毁的乡：总数三百二十个中被摧毁了三百二十个，占百分之一百。

(三)城市里被摧毁的民房面积：六十万平方米。

(四)城市里失去住房的人数：十五万。

(五)农村中被摧毁的住房：四万五千座。

(六)农村中失去住房的人数：二十万。

(七)被摧毁的中、小学校：总数九百零四所中的七百三十五所遭摧毁，占百分之八十一。

(八)没有学校读书的学生人数：十八万。

(九)被破坏的幼儿园：总数六百九十一所全部被破坏，

(十)失去学习场所的儿童人数：一万四千。

(十一)失去学校的教师人数：五千五百七十。

(十二)被破坏的医院和卫生站：总数四百三十所中的四百二十八所被摧毁，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其中；省级医院总数四所全部被破坏，占百分之一百；县级医院总数二十六所中的二十四所被摧毁，占百分之九十二；乡卫生站总数四百所全部被破坏，占百分之一百。

(十三)被破坏的林场：总数四十二个中的三十八个被破坏，占百分之九十。

(十四)被破坏的农场和农业站：四十一个。

(十五)被杀死或被抢走的牛：总数二十六万头中的十五万七千头被杀死或抢走，占百分之六十。

(十六)被杀死或抢走的猪：总数三十万五千头中的二十四万四千头被杀死或抢走，占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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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自卫反击战时越南并未装备苏22，空军装备以歼5歼6和米格21等战机为主，而且我军从未装备过米格21只是引进过数架整机和部分散件作为仿制的参照，79年参战时我歼7刚定型还相当不成熟更谈不上超越米格21。当时全军只有北京军区的少数几个部队试装了一共不到百架歼7，战时的确抽调了部分到前线，但实际上当时一线主力还是歼6。开战前全国含米格－21组装机和歼－7、歼－7－1就只有27架可飞，全都调到战区了。当时 空军对歼－7（MiG－21－F－13）不满意，改进型歼－7－1也差强人意，近乎停产所以就只有20多架。歼－7－2已经于1978年定型并由成飞批生产，相对来说这个主要依靠霹雳－2空空导弹作战的玩意比歼－6，也比歼－7－1先进。由于没有同类教练机可用,即使挑选歼－6的尖子飞行员改装歼－7－2，能驾驶它升空作战的飞行员比已经生产的飞机还少。若干年前＜＜兵工科技＞＞采访当年昆明空军司令部老干部时，老人家说“主要还是靠歼－5、歼－6撑大梁”。


以下就是周寿星副参谋长回答采访时的相关内容，供大家参考 ――“到了１９７９年，中国也只有７３架歼－７，空军当时只有两个歼－７团，我们师就有３１架，是１个团的编制，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们又亲自从成都接了５架，是直接飞到广西前线去的。当时规定是一定要在某个时间以前飞走，我们就在那里等，成都军区的一个司令，工厂的厂长、政委、总工程师，还有我一共是５个人，成立了检查小组，主要任务就是督促进度。当时越南已经是米格－２３了，我们还是歼－７（米格－２１）。对越自卫反击战时，７３架歼－７全都去了，一架都没有留。”以上文字，均发表于《兵工科技》杂志同年度１０月号题为《长空万里忆征程》的文中。


中国当时空军远远不如越南。1975年后的越南，空军飞机数量世界第3，第四的样子。海军也是如此（如果只按舰艇数量和吨位的话）。中国当时也没有萨姆3，山寨萨姆7还没出来，还是在越南靠偷了苏联人的萨姆7，弄了好久，才仿制的红缨5，萨姆3一直想山寨，也没成功。举个例子，整个越战期间，中国一共才支援越南3整套萨姆-2导弹系统，180枚导弹？哎------- 自己都不够用，也算多的了。 中国才支援100架飞机，苏联人支援了不止10几20倍吧？这100架，米格17，安2等，都是苏联的，山寨的米格19，也没在越战中发挥太大作用，虽然比没有强。但和苏联人支援的大量米格21差远了。由于技术落后，到了1979年，距离1962年赫鲁晓夫援助米格21生产线和图纸已经快20年了，全国的山寨米格21才80架。越南人用的米6等大型直升机，中国到现在也没得用，2008年露馅了，又怎么样呢？越南人当时在柬埔寨，大量使用了A-1攻击机,UH-1武直,C-123,C-130武装炮艇等，都是中国空军望尘莫及的复杂气象，复杂地形的近距支援。越南的什么UH-1,Mi-8的战场运输，救护，中国也没有。说到这里，1978年，中国从埃及进口了10架米格21的较新型号，大概是Mig-21ML。 还有大概6架米格23系列（今天昌平小汤山博物馆还有一架）用于帮助发展所谓的强-6（钱花光了后，也下马了）和歼8-2。 而当时中国的山寨米格21，质量工艺都不行，还没有任何全天候战斗力（山寨米格19们也一样）。根本不是越南人的对手。


1978年11月下旬，我在空18师教导队结束了专业学习之后，被分到空52团服役，空52团当时驻在湘西的一个野战机场，我和一起到52团报到的其 他战友是坐火车过去的，一路上，不断看到有满载着军用物资的军列南下，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快要打仗了。刚分到中队不久，部队就已经进入二级别战备状态，外出休假的都紧急归队，当时的报纸和电视新闻，我多少已经闻出战争快要打响的火药味了。78年12 月，我团所有歼-6战斗机都进行了空—空导弹或火箭弹的改装，为了与越南空军的飞机容易区别，所有参战飞机全部都喷上了草绿色的伪装色。（当时越南空军主 要战斗机和我方战斗机的机型大都是一样的，米格—17就是我们的歼—5，米格19就是我们的歼—6，米格21—就是我们的歼—7）。79年2月14日，我空18师接中央军委命令，除53团这个训练团之外，主力52团，54团以及夜航大队全部开赴前线参战。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 和空军的主力部队，空18师全部安派到广西前线一线的机场，54团于2月14日转场到达宁明机场，52团和于2月15日紧急转场到达田阳机场，夜航大队也 转场到达吴圩机场并且都马上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br> 当时，我人民空军主要参战的是以广空为主的空军部队（含导弹，高炮和雷达部队），广空出动了几乎所属全部的航空兵部队：空2师，空9师，空18师，空 35师，空42师，空48师以及直属广空的强击机独立团和侦察机独立团全部开赴了一线机场，加上云南方面的空13师和空24师及从张家口紧急调来的空7师 两个歼7团（当时空军刚刚开始改装歼7，空7师是当时唯一刚刚改装歼7的部队，驻张家口是担负着保卫北京任务的，也被紧急调来参战）。当时到达前线的各种飞机700多架，大部分为歼击机，其余为轰炸机和强击机，东线的空军前线指挥部由时任广空司令员的王海指挥作战。我空军航空兵部队从雷州半岛的遂溪机场到广西的宁明，田阳，吴圩机场及云南的蒙自和昆明机场，所有一线机场全部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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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六大主力步兵师

NO、1 机械化步兵第308师

越南人民军机械化步兵第308师是越军组建的第一个机动主力师，别称“先锋军师”，意思是最前头的部队。1949年1月，越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将各战区分散力量统一编组，组建一批军区主力团和一支总部直属的战略机动力量--第一个主力步兵师。4月，越军总部决定调刚从四号公路前线返回，战功显著的6个主力营（18 23 29 79 626步兵营和410炮兵营）正式组建第308师。5月，王承武任师长（当时称“司令”）兼政委，高文庆任副师长。随即参加了滔江战役、泸江战役。 1949年8月28日，308师（当时叫大团，1954年底改称师）在太原省同喜县屯都地区正式举行成立仪式，下辖步兵88 102 36团 11营炮兵410营、工兵营、通信营、运输营。越南政府代表陈登宁和总司令武元甲出席了成立仪式，武元甲代表总司令部将“决胜”军旗授予师长王承武。308师下辖各营均是越军各军区、战区、前线“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是全军的精华”。成立仪式后，308师即进行了“炼干整军”“锻炼党员、巩固组织”两大运动。

1950年2月底，该师在中越边界根据地进行了休整，西北战区政委双豪奉总部命令协助308师“巩固和训练工作”。3月底，308师率82、102团到中国云南省砚山营地，由13军帮助整训。8月，返回越南，使用“高-北-谅师”代号参加边界战役。原14军40师副师长王砚泉接替原37师副师长吴效闵任该师军事顾问，历时两年。1952年后，308师曾一度使用“三岛”代号活动于北部战场。越军总部认为：经过3年的锻炼和数次大的战役，该师“在各个方面迅速进步”，“在进攻坚固据点、运动伏击、长距离追击敌人，灵活机动转变作战形式等方面都能取得胜利”。1953年初，全师进至富寿地区待命，同年6月春季大捷后，进入太原地区整军。1953年底，改编为重装步兵师。在奠边府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战役突击任务。1954年10月10日奉命进驻河内市执行军管。越南北方解放后，调驻春梅地区。

抗法战争期间，308师参加了在北部和上寮战场组织的所有大规模战役。抗美战争期间，308师参加了1968年总进攻总奋起战役、1971年9号公路-- 下寮战役、1972年广治战役。1973年，调回北方休整，同年10月24日编入新组建的第一军（即决胜兵团）。在1975年春季总进攻和总奋起中，该师担任总部战略预备队。

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该师调回春梅地区驻防，主要任务是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该师作为战略预备队，担负保卫河内的任务。在苏联的帮助下，1979年中期该师改编为越军第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增强了机动作战能力和装甲进攻能力。

308师作为越军第一个主力步兵师，组建早，参加战役战斗多，经验丰富，官兵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是越军的头号主力、被称为“钢铁拳头师”。

越南军方认为308师具有“坚决执行命令，完成所有任务，克服一切困难；各方面争上游，勇于接受困难任务；行军神速，进攻勇猛，连续战斗，全歼敌人”的光荣传统.

308师全师和所属8个单位（2个团 2个营 4个连）、8名个人荣获“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NO、2 步兵第312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2师是越军组建的第三个机动主力师，别称“战胜师”。1950年11月初，边界战役结束后越军总部抽调308师11、16营和越北地区、第10战区等主力部队，以209团为基础，开始组建312师。1950年12月参加陈兴道战役，于27日阻击法军第3机动团，并取得全歼法军一个营的胜利，故将这一天定为该师传统日（成立纪念日），首任师长黎仲迅，政委陈度，下辖141团、165团、209团和师直炮兵、工兵、通信、运输营。

在抗法战争时期，该师主要在越西北担任战略机动任务。1951年3月参加黄花探战役，10月参加李常杰战役，12月参加和平战役。1952年10月参加西北战役。1953年4月参加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中该师担任主攻任务，攻克了法军最坚固的防御中心之一的兴兰据点群，并在总攻阶段活捉了法军司令德卡斯特莱准将。

抗美战争时期，奉命调往南方担任战略机动任务，归治天军区指挥，在广治--承天一带作战。尔后到老挝查尔平原和菠萝芬高原活动达3年之久，对老挝的情况比较熟悉。1971年回国后与308师协同作战，参加广治战役。1973年调回北方，1974年10月24日编入新成立的第一军。1975年3月，南下参加胡志明战役，长途行军1700公里，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迅速投入战斗，歼灭伪军第5师，解放土龙木省大部分地区，随后率先攻入伪总参谋部。

抗美战争结束后，该师调回北方，驻防北太省普安县，主要进行休整和训练。1982年调驻永富省多福县。1984年4月奉命到河江战场（即我老山、那拉当面）进行轮战，归2军区前指指挥。1988年3月底将防务移交325师，撤回原驻地。

312师组建早，参加实战多，部队纪律较严格，官兵素质较高，是越军中仅次于308师的主力部队。

312师全师和所属5个单位，3名个人荣获“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NO、3 机械化步兵第320师

越南人民军机械化步兵第320师是越军组建的第四个机动主力师，别称“平原师”。1950年底，越军总部将分散在宁平、南定和太平地区的独立营、团统一编组，着手组建320师。1951年1月16日，320师在宁平省儒关县正式举行成立仪式。文进勇任师长兼政委，武英任副师长，下辖48、52、64团和师直工兵、炮兵、通信、运输营等，总人数8000多人。1951年12月参加和平战役，随后参加南定地区山水庙战斗。1952年雨季，遵照总军委“在敌后坚持主力”的指示，配合地方部队牵制敌军，同时主动进攻敌后薄弱地区。320师没有参加奠边府战役，仍然在南定地区作战，歼敌6个营。该师整个抗法战争时期唯一一个活动在北部平原敌后的主力师。1955年5月16日，接管越北第二大城市--海防，实行军管，同时进行休整和精简。50年代后期，主要从事生产任务。

抗美战争爆发后，该师编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力量序列，先后转战广治、西原各战场，主要在丛林地带作战。1972年底，作为主攻力量参加广治战役。 1974年调波莱古。1975年2月参加西原战役，尔后编入新成立的第三军（即西原兵团）。4月参加胡志明战役，攻克伪总统府。

越南南方解放后，该师调往西原地区休整。1978年底参加侵柬作战，从西宁方向攻入柬埔寨，先后与第10师等部队一起攻占磅同、暹粒、马德望等地，1979年7月撤军回国，在军的编成内北调谅山省。

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在苏军帮助下，经过两年的时间，该师改装为越军第三个机械化步兵师。

320师是越军中仅次于308师、312师的第三号种子师，曾两次获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深得文进勇大将的宠爱。


N0、4 机械化步兵第304师

　　越南人民军机械化步兵第304师是越军组建的第二个机动主力师，别称“荣光师”。1949年底，越军抽调第三、四联区主力营、团，开始着手组建304 师。1950年3月10日，在第四联区清化省寿春县正式举行成立仪式，师长黄明草、政委黎掌。下辖9、57、66团和师直炮兵、工兵、通信、运输营，总人数7000余人。1950年3月-10月，在北部平原敌后活动。1951年5月参加光中战役，在和平地区首次进行了团级规模的伏击战。1952年春节后开始第一次集中整训，10月转入敌后。1953年参加上寮战役，1954年担任奠边府战役预备队。越南北方解放后担任战备值班任务。

　　抗美战争时期，该师分为A师和B师，304A师在南方广南一带参加战斗，304B师在北方太原地区训练部队。304A师1968年参加溪山战役， 1971年参加9号公路战役，1972年参加广治战役。1974年5月编入第二军（即香江兵团）。1975年参加顺化-岘港战役、胡志明战役。从东面攻入西贡市，活捉了伪总统杨文明。

　　越南统一后，该师进行短暂休整，次年进驻顺化-岘港地区。1978年底参加侵柬作战。1979年3月紧急驰援谅山地区，后调驻河北省谅江县。在苏军的帮助下，该师该编为越军第2个机械化步兵师，增强了防空作战能力和装甲进攻能力。

　　304师组建早，参加实战多，装备精良，素质较高，机动作战能力强，是越军头等主力师。


N0、5 步兵第316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6师是越军组建的第5个主力步兵师，别称“白颊鸟师”。1951年4月黄花探战役后，越军总部抽调参战主力营、团着手组建316师。 1951年5月1日，在谅山地区正式举行成立仪式，师长黎广波，政委朱辉珉。下辖步兵174团、98团、176团和师直属兵种分队，总人数7000余人。

该师成立后，即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坚持永富省敌后游击战。所属部队曾进入中国广西休整，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出原188师参谋长徐成功担任该师顾问，指导其训练和作战。1951年12月的和平战役中，316师和320师一起，为配合304师、308师、312师、351工炮师前线歼敌，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摧毁了一批法军据点。1952年参加西北战役，担任主攻任务。1953年参加上寮战役。在奠边府战役中，完成了消灭东面据点群之敌的任务。抗法战争结束后， 176团调离该师，148团调归该师。1954-1961年，316师驻莱州省，修建营房设施、休整和军事训练。1958年，该师炮兵营扩建为187炮团。

抗美战争期间,316师常年在老挝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主要转战于老挝北部的查尔-川圹平原地区，先后参加了南塔战役,9号公路-下寮战役,查尔平原- 川圹战役。1974年底分乘500卡车以机械化行军开赴南方参加西原战役。解放邦美蜀后，1975年3月27日编入新成立的第3军（即西原兵团），参加了彻底推翻南越伪政权的决定性战役--“胡志明战役”，沿14号公路直插西贡，攻克了该市西北的一批重要据点。南方解放后驻扎西原地区，并调出师中部分骨干组建了316B师. 1976年6月，316师调离第3军，部署于莱州省平卢地区。1978年6月30日第二军区成立后，为军区作战值班部队。

越南当局把316A师作为对付我国的一个“拳头”，移防前即排除了所有华侨、华裔官兵，移防后即以我军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演习，竭力向部队灌输反华仇华思想，煽动反华情绪。1978年3月和1979年1月，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以创始人身份两次到316师作战斗动员，并给全师官兵每人赠送一支“奠边府”牌香烟，以示关怀和鼓励。

1979年2月17日，我军发起自卫还击作战。18日，该师148团 174团 98团7营 187炮团一个营从平卢东调沙巴，奉命沿10号公路增援老街地区。21日，先头部队148团进至代乃地区，企图与345师夹击我军。我13军39师一部于 22日下午攻占代乃及其附近高地，切断了316A师和345师的联系。两天内打退148团30余次反扑，歼敌900余人。316A师东援柑糖的企图落空。敌东援计划失败后，在沙巴地区犹豫徘徊。我149师奉昆明军区前指和13军前指命令，加强32师95团和军区坦克团第3营围歼316A师主力。2月27日战斗打响，149师于3月3日攻克沙巴县城，战斗至3月5日结束。共计歼灭174团、148团5营、98团7营大部，148团4营及沙巴独立营各一部，约 2300余人.留在封土地区设防的98团（欠7营）亦遭我11军歼灭一部。在整个战争中，316A师遭我重创，共损失3000余人。

1979年4月，316师正式编入新成立的第6军（后改称29军，即滔江兵团）。战后一个月即恢复到战前编制，齐装满员，同时增编了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营，7月又组建了一个反坦克炮兵营。

1984年4月底5月初，我14军收复老山后，越北二军区制定了“MB-84”战役计划，企图收复“失地”。6月11日向我发起团级规模试探性进攻，被我击退。越军又从纵深抽调包括316师174团在内的万余部队进至河江地区，为其第二阶段进攻加强力量。7月12日凌晨，越军向我老山战区发起加强师规模的进攻。174团奉命攻击那拉地区142号、149号高地。我119团守备部队奋勇作战，激战10小时，毙敌300余名。彻底挫败了其进攻计划。

316师在越军中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基础牢，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擅长于山岳丛林地带作战，同时也有在平原河网地区打运动战、攻坚战、阻击战、长途奔袭等作战经验。

越南军方评价其具有--"彻底革命 勇敢顽强 不怕艰苦 克服困难 顽强坚定 忠实无私 谦虚团结 主动创造"的光荣传统。


N0、6 步兵第325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25师是越军组建的第6个主力步兵师，别称“爱子师”。1952年10月，越军总部将广平、广治、承天地区主力部队合编，着手组建 325师。1952年12月，在广治省爱子地区正式举行成立仪式，师长陈贵海，下辖步兵18团、95团、101团和师直属炮兵、工兵、运输营等，总人数 8000余人。

该师成立后，主要在越南中部广平-广治-承天地区开展抗法斗争。1953年底-1954年初，使用“南定师”代号，参加了冬春战略进攻。尔后进入老挝作战，解放了中寮地区，随后进入柬埔寨上丁地区活动。1966年增编炮兵84团。

抗美战争时期，在南方参加战斗。主要活动在平治天一带的越老边境地区和老挝中部地区。先后参加了溪山战役、9号公路战役、广治战役。1974年5月正式编入新成立的第二军。1975年先后参加西原战役、顺化-岘港战役和胡志明战役。

1976年，奉命调往9号公路沿线的香水地区驻防。1978年夏季调老挝下寮地区，年底在军的编成内入侵柬埔寨。1979年3月北调河北省陆岸县，担任中越边境地区机动作战任务。

1988年中，调至河江前线接替312师防务，驻防泸江以西。

325师擅长平原地区和山区丛林地带作战，机动性强，步兵协同水平较高，注重发挥炮火威力。



越军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地方打正规的防御战，部队再多，工事再坚固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例如谅山）；打硬碰硬的攻坚战（例如代乃），同样是头破血流占不到便宜。总体来看，越军的正规战和运动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但其经过长期游击战争的锻炼，最擅长的就是小分队分散游击作战，连以下指挥和战术较为熟练。大部队在作战中失利后，能够迅速化整为零，转入游击作战牵制和消耗对手。这一优点，在1979年中越战争的高平战场中有相当的表现。

西线149师1979年单挑316师（唯一的一次单对单），以远途劳顿未做休整之旅，在时间紧任务急，来不及侦察敌情勘察地形，本来就不适应自然条件，没有作战经验的情况下，于深夜大雨滂沱之际投入战斗，连续攻击前进30余公里，重创凭借险要地形和既设工事以逸待劳的越军头等主力师，正规作战能力明显比越军高得多．

越军在对法、对美、对华战争中伤亡出奇的大,充分暴露了其弱点：虽然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仗，但以游击战为主，真正经历的硬仗、恶仗少，高级将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明显缺乏；部队火力不强，攻坚能力差，协同也不好,打不赢反复争夺的恶仗。

越军单兵素质较好，顽强能吃苦，基层军官的实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也强。俗话说“没有打不了仗的部队；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上面。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越军共有4个步兵师与解放军大规模交战，分别是第二军区的316师、345师；第一军区的3师、346师。　

　越南人民军第3师是1965年9月根据越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关于成立南方主力步兵师的决议，于南部平定省组建，当时下辖2、68、141、142团，隶属第5军区。别称“金星师”，意思是南方的一颗金星，象征着胜利。

　抗美战争时期，3师一直活动在西原地区，保障“胡志明小道”的侧翼安全，并牵制美伪部分兵力，威胁岘港与西贡之间的陆上联系。作战中伤亡较大，68团因基本损失殆尽，一度被撤消番号；141团和142团同样因为伤亡过大合并为141团。1972年春，在平定以北地区作战时，补充了12团和271团。 1974年初，该师由于长期减员得不到及时补充，缩编为团。年底，越军为夺取彻底解放南方的胜利，再次将其扩编为师，调往庆和省芽庄地区进行临战训练。 1975年3月参加西原战役，4月底配属第2军参加胡志明战役。

　　战后，奉命调往芽庄为侵柬部队训练、输送新兵。步兵第68团改编为炮兵团。1976年上半年，曾经抽调700名新兵充实西南前线部队。1976年6 月，越军总参谋部命令3师北上，调驻河北省陆岸、陆南地区。步兵第271团调归生产部队。1978年7月，3师改隶第一军区，进驻谅山，为全训战备值班部队。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3师遭到歼灭性打击。12团在同登被基本歼灭，2团、141团和炮兵68团部分被歼。

　　1979年3月上旬，该师经过休整补充后，正式编入新成立的第5军（即芝陵兵团，后改称第14军），为军预备队师，增编了坦克营、反坦克炮营和防空营。

　　3师成立于抗美战争初期，官兵素质较高，荣誉感强，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对山林地带攻防作战和交通破袭作战也有一定的经验。但该师官兵自高自大情绪严重，与友邻单位关系长期处理不好。

　　1979年作战时师长阮维商、政委阮克豪。

越南人民军第345师于1977年4月在黄连山省柑塘地区组建，是以黄连山省军事指挥部所辖121团为基础扩编而成。命名为“高山师”，又称“柑塘师”，组建是是一个架子生产师，隶属越军总经济建设局，主要任务是修筑柑塘至老街的公路和屯垦戍边，同时担负柑塘磷矿区的保卫任务，首任师长朱光德大校。

1978年9月，出于侵柬反华的需要，345师改编为步兵师，改隶第二军区指挥，同时补充了步兵118、124团，新建炮兵190团，健全了师的建制，为军区作战值班师，担任老街方向浅近纵深防御任务。

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前推至谷珊一线支援黄连山省军事指挥部192团和254团作战，陆续遭到解放军沉重打击，大部被歼灭。解放军攻克柑塘后，345师陷入整体崩溃，残部沿红河两岸零星逃散。

战后，345师经过休整补充，调驻红河东岸栋光地区。正式编入新成立的第6军（即滔江兵团，后改称29军）。6月中旬，永富省军事指挥部下辖步兵753团调归该师。

345师由生产师改编而成，部队素质差，底子薄、战斗力弱，在与解放军的作战中伤亡惨重，重武器损失殆尽。190炮团死伤40%多，失去战斗力，其第10 营为了逃命丢弃了所有车辆火炮。越军总参谋部通知二军区给该师新发几门榴弹炮，345师回答：现在要人没人，要车没车，无法领取。该师领导干部战中指挥不力，临阵脱逃现象严重，师长麻永兰率师前指及121团、190团残部逃到外波河南岸，战后被撤职审查。121团团长、副团长丢弃部队各走一方，所部溃逃途中抢劫成风，几个营的主官被撤职。

1979年作战时师长麻永兰（此公后来咸鱼翻身，升任68军副军长）、政委阮德风。

越南人民军第346师于1976年底在河宣省宣光地区组建，是以第一军区经济建设346团为基础扩编而成。别称“高北师”，组建时仅辖246团，是一个架子经济建设师，首任师长黄便山大校。1978年2月该编为步兵师，6月，步兵677团、851团相继编入该师，并东调高平省。11月，组建了炮兵188 团。

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346师在高平省东部与解放军交战，遭到歼灭性打击。在朔江组织防御的246团基本被歼，政委、副政委被击毙，1营教导员被俘虏；在茶灵组织防御的677团仅剩不到两百人；在高平以北组织防御的851团遭重创，第8营被全歼；188炮团大部被歼，一名副团长被击毙。

战后，该师进行了休整补充，编入新成立的第8军（即北坡兵团，后改称26军）。1980年后，新组建了一个坦克营和萨姆-7型防空导弹排。

346师由经济建设部队扩编而成，部队军事素质差，所属各团除246团参加过抗美战争外，其余均是在南方解放后新建的，战斗力弱。

1979年作战时师长黄便山、政委黄越龙。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9师1965年9月成立于南部同帅地区，别称“同帅师”。1960年春，河内派出一支人民军干部队伍到南部湄公河三角洲靠近槟知的沼泽地区组织群众武装。1961年初，南方组建了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最早的2个营，干部由北方人担任。1963年，这2个营分别扩建为第1团和第2团，次年又成立了第3团。1965年9月，根据越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南方主力步兵师的决议，以上3个团合编组建为南方第一个主力步兵师—第9师，番号分别改称步兵279、272、95团。

抗美战争期间，该师主要在同塔梅地区活动。1972年4月，与步兵第5、7师配合在安禄周围进行了历时7个月的雨季攻势。195年4月，作为232兵团的主要突击力量，参加了胡志明战役，从西南方向攻入西贡。

南方解放后，该师在西贡市执行军事管制任务，同时集中进行城市作战战术训练。1977年底，参加了第一次侵柬作战，1978年底在第4军编成内沿1号公路参加全面侵柬战争，在金边—柴桢一带作战，伤亡较大。1979年3月，调至马德望地区清剿民柬武装。1981年8月，调至菩萨、磅清扬地区。1983年5 月，第4军撤回越南，第9师仍然留驻柬埔寨，隶属479司令部，后调至马德望省诗梳风地区。1988年4月，9师撤军回国，其在马德望省西北部的防务由柬伪步4师接替。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7师于1979年2月在胡志明市组建，由原第8军区下辖独立团为骨干合编而成，下辖步兵第6、747、775团，炮兵774团，成立后即进行入侵柬埔寨的临战训练。

1979年3月，该师投入柬埔寨战场，接替了302师在磅同地区的防务，师部设在暹粒以东6公里处。1980年7月，转隶479司令部指挥，同时使用代号 77师。6月，调至马德望省诗梳风地区作战，年底调驻暹粒省格罗兰地区，主要任务是扶持柬伪地方政权和帮助其组建地方部队。

1983年下半年，317师一部分与柬伪部队混编，主力撤回越南境内，驻防边和地区，进行休整补充，担负机动支援任务。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39师于1978年5月组建，下辖步兵第156、157、158团，总兵力约4000人，隶属第9军区，担任同塔省越柬边境一线守备任务。

1978年12月，该师参加了全面侵柬战争，同其他部队一道攻占了金边。次年4月，脱离第9军区序列，编入第4军，并新建了炮兵11团。1980年1月，调往柬埔寨西北的拜林地区清剿民柬武装。1981年驻调菩萨省，师部设在列县。1983年5月，第4军军部撤回越南后，339师仍留在柬埔寨境内，配属 979司令部，担负屯垦任务，同时帮助柬伪政权组建地方武装。1988年，339师撤军回国，防务由柬伪步兵第7师接替。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23师成立于1979年4月，系由广宁省队下辖步兵第43、第244团为基础扩编而成，总兵力5000余人，部署在芒街至河桧一线，隶属于广宁特区，师部设在广宁省广河县望拉。

1980年2月，增编步兵第792团。1981年后相继组建了师属坦克营、海岸炮兵营、高炮营等单位。323师为广宁特区一线重装步兵师，基本齐装满员。 1987年底广宁特区撤消后，转隶第三军区，同时师部率步兵第769、792团，炮兵第458团撤离边境地区，部署于二线汪秘至鸿基一带，执行经济建设和支援机动作战双重任务。所属步兵第43、244团移交广宁省军事指挥部，仍然驻防在边境地区。

当时越军以徒步机动为主，也具备一定的摩托化机动能力。除地炮、高炮（部）分队具备摩托化行军能力外，军有运输团、师有运输营、团有运输连，可供部队紧急出动所需。如师运输营编制2个汽车连（约80台车）和1个人力运输连，可保障两个加强营乘车紧急出动；团运输连有1个汽车班（5台车），可保障一个连紧急出动。

越军1944年12月22日在高平省原平县起家时只有34个人34条枪，先后经历了抗法救国战争、抗美救国战争、侵柬战争、中越战争，半个世纪的烽火岁月中，其编制情况随着部队作战的需要调整频繁、变化很大，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课题。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24师于1955年6月由第五联区地方部队扩编而成，下辖201团等3个团，这些部队抗法战争时期主要在西原战场活动。1955-1960年越军第建设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步兵第201团。

　　1966年，为适应抗美战争的需要，再度扩编为师，恢复第324师番号，一部进入西原地区作战，主力进入老挝下寮地区。1968年作为主力部队参加溪山战役，战后被越军总部命名为“溪山师”。1970年2月，参加老挝查尔平原-川圹战役。随后又参加了9号公路-下寮战役和广治战役。1974年5月，编入新成立的第二军，为治天战场主力部队。1975年，参加了顺化-岘港战役和胡志明战役。

　　南方解放后，324师调往藩朗、大叻地区休整和训练。1976年5月转隶第四军区。1977年1月进驻老挝，转隶越军驻老挝678兵团指挥。年底，进驻万象和万荣地区，清剿老挝武装，同时帮助老挝陆军组织训练。1988年撤回越南境内。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79师于1979年3月在越南中部地区组建，下辖步兵第182、184、825团，炮兵第484团，隶属第4军区。9月进驻老挝，转隶越军驻老第678兵团指挥。该师长期在老挝担负清剿老挝武装和中老边境部分地区守备任务。1982年，老挝政府授予该师一级老挝英雄勋章。1983 年参加了越军总参谋部组织的代号为“友谊83”的越老联合军事演习。从1985年开始，主要为为老挝训练部队和参加经济建设。1988年3月从老挝孟赛地区撤回越南境内。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38师成立于1956年12月11日，系由南部西区战场集结到北方的部分主力团、营组建而成，师长阮文贯、政委苏记。1958年3月， 338师缩编为旅，1961年春，改编为特别训练团，负责派往南方的干部战士的训练工作，亦称338基地。1976年初，恢复338师番号，改为经济建设师，隶属经济建设总局。1978年9月，越军为了适应侵柬反华的需要，将338师改编为步兵师，下辖步兵第460、461、462团和炮兵第208团，移防谅山省亭立地区，隶属第一军区。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460团以一个营进攻我国宁明县板烂地区，被广西军区边防1团2连和当地民兵击退；461 团和462团西调禄平支援谅山省独立第123团和327师155团作战，被我128师和127师歼灭一部。战后编入新成立的第5军（后改称14军），河北省独立第196团转隶该师建制。1980年增编一个坦克营和一个防空导弹排。1982年11月改隶第68军，1987年8月68军撤消后再次隶属14军。

338师历史较老，但经历的实战少，战斗力平平。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6师成立于抗美战争后期的南部南区，下辖步兵第4、95B团和师直属炮兵、工兵营等。该师成立后，主要在西贡东北地区活动。1975年初，编入第4军。4月初，协同第7军区部队进攻春禄。随后参加了胡志明战役。越南南方解放后，该师改隶第7军军区序列。1977年底参加了第一次侵柬作战，损失较大。1978年初撤回春禄地区，年底，该师番号撤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10师1972年9月20日成立于广德省112号根据地，隶属于B-3前线（即西原前线），首任师长阮孟军、政委邓武协，下辖步兵第 28、66、95团和师直属炮兵、工兵等营，别称达多师。该师成立后一直转战在广南-岘港地区。1975年3月作为主力参加西原战役，战役结束后编入新成立的第三军（即西原兵团），随即参加了胡志明战役。

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10师调驻林同省大叻地区。1977年底参加第一次侵柬战役，推进柬埔寨境内约30公里，但因伤亡较大，被迫撤回国内休整。1978 年底再次参加侵柬战役，配合320师强渡湄公河，连续攻占磅同、暹粒、马德望、菩萨等省。1979年3月，撤回越南境内。7月，第三军北调时，该师继续留驻西原地区清剿武装。1981年11月北上归建第三军。1984年7月，第66团调往河江战场，参加边境轮战。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56师于1974年3月在义静省西部林区组建，当时番号为316B师，隶属于第四军区。成立时为训练师，由316师抽调骨干组成，主要是为在南方作战的316师训练补充新兵，并担负支援老挝战场、修筑连接越老两国7号公路的任务。1975年初，开始担负长山通道中段公路的护路任务。越南全国统一后，316B师改编为经济建设部队，主要进行铁路施工、林区开发。1978年8月，316B师改编为步兵师，1979年3月，改番号为356师，命名为“奠边师”，转隶第二军区，进驻黄连山省保胜县。

1984年4月30日，我军收复老山地区后，356师奉命调往河宣省河江市参加战斗，开始使用马江师的代号。参加了7。12师级规模反扑，876团在进攻我662。6高地战斗中伤亡惨重。随后负责老山当面防御任务，1988年撤至永富省端雄地区。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55师组建于1979年3月底，由黄连山省军事指挥部及其下属3个团（192 194 254）改编而成，命名为“黄连山师”，首任师长阮文秋。5月编入新组建的第6军。随后不久增编步兵第752团，新建炮兵第468团。该师部署于代乃至柑塘一线，担负红河西岸防御作战任务，为越军一线重装步兵师。1987年越军调整防务，355师后撤至永富省越池地区执行施工和农业生产任务。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4师1979年8月29日组建于南方建江地区，首任师长阮第，下辖三个步兵团（10 20 30）和一个炮兵团（48），隶属于第9军区。1975年胡志明战役中，该师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作战，攻占了芹苴，消灭伪21师。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正式被命名为“后江师”（该师驻后江省）。

1977年2月，该师调往河仙地区从事农恳生产，5月开始在越柬边境作战。1978年12月参加全面侵柬战争，先后攻占了茶胶、磅士卑等地。从1979年3月开始，主要在磅逊东北地区和4号公路沿线作战。1980年4月，调驻戈公省。1988年底全部撤回越南。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5师于1965年11月23日在南方同奈省巴地成立，命名为“同奈”师，是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在南方组建的第四个主力步兵师。

第5师成立后，一直以分散游击形式活动于九龙江平原东北部和南部西区各省。1973年3月经柬埔寨渗入平隆省参加阮惠进攻战役。1975年月，编入新成立的232兵团（军级），担负胡志明战役中西贡以西和西南的主攻任务，在第8军区武装力量配合下，切断4号公路，攻占南越首都特区和警察总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越南战争结束后，第5师改隶第7军区，为战备值班部队。1977年底参加第一次大规模侵柬战争，1978年底参加全面侵柬作战，与第3师协同突破斯努以北柬军防线，入侵柬埔寨东北桔井地区。后又调往柬西北诗梳风、暹粒地区作战。

该师系侵柬越军主力部队，长期在马德望省清剿民柬武装。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2师于1965年10月20日在广南省先福地区成立，师长阮越、政委阮明德，下辖1团、21团和70营，是越军在南方组建的第三个步兵师，命名为“秋本师”。该师成立后，一直活动在19号公路沿线。1970年后主要在西原地区和老挝菠萝芬高原地区活动，多次与304师协同作战。1971 年参加9号公路战役，1975年参加顺化-岘港战役，1977年底参加第一次侵柬战役，1978年底参加全面侵柬战役，1981年底撤回国内。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26师于1978年12月初由第三军区生产师改编而成，当时下辖步兵第19团、第46团。12月25日，该师北调山罗省，改隶第二军区指挥。1979年2月我军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316师东调支援345师作战，326师即北上接替316师在封土、平卢地区的防务。1979年3月， 326师补充新兵3000余人，同时补充了部分武器装备。该师为重装步兵师，战后一直部署在我云南省金平县当面，担负封土方向独立作战任务。步兵第541 团和741团相继编入该师建制，并新建炮兵第200团。80年代后期，越军实施精简整编、部署调整。1988年2月，326师除741团外，后撤至平卢地区，原防务移交给莱州省军事指挥部。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47师1976年4月组建于义静省，当时为生产师，隶属第四军区。1979年中越战争前夕，紧急改编为步兵师。5月，在谅山省长定县进行了全面调整将原隶属于谅山省军事指挥部的步兵123团、199团正式编入该师，同时在原有部队基础上新建了步兵751团和炮兵474团，调整后被命名为长定师，隶属新成立的第5军。1980年，新建一个萨姆-7防空导弹连。1981年5月，我军收复法卡山后，347师多次组织团营级规模的反扑均未得逞，伤亡上千人。1982年，该师新建一个坦克营，全师总兵力达到7300余人。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5师于1977年4月在嘉莱--昆嵩省组建，为隶属于第五军区的经济建设师，该师成立后主要从事橡胶生产和加工，下辖一个林场和企业。1978年9月，越南出于侵柬反华的需要，315师改编为步兵师，下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978年12月底参加了全面侵柬战役，沿19号公路入侵柬埔寨纳塔腊基里省，后一直在上丁地区清剿民柬武装，1982年撤回国内，次年再度入侵柬埔寨，进驻柏威夏省东北地区。

越南北方到南方的战略运输线，分为陆地和海上两条。陆上由559部队经营，海上由759部队经营。

559部队成立之初，下辖两个营：陆上运输第301营和海上运输603营。1959年5月19日刚成立时的番号叫“特别军事工作团”，由武禀上校任司令兼政委。9月1日，根据越军国防-总司令部第446号决定，将部队更名为559部队（别号长山部队）。一直到1962年之前，海上运输任务都由该部负责。越军总部虽然早在1959年7月就已经决定组建759部队，但当时他们还只是直属总参谋部的一个研究海上运输问题的研究班子而已。1961年10月23日，759运输团才正式成立，团长段宏福、政委武辉福。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42师于1979年4月20日在岘港地区组建，师部位于岘港市，隶属第5军区，下辖步兵第467、809、811团。成立时每个团只是个架子单位，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全师不足3000人。7月，该师编入新成立的第7军，同时调驻顺化地区，随后补充了大量兵员。第7军撤消后，改隶第4军区，是该军区唯一的一个步兵师。342师成立后未经实战，主要担负帮助地方建设民兵武装力量的任务，多次派干部到驻地各县、乡、国营农场帮助训练民兵。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0师组建于1976年3月，当时为生产师，下辖两个生产团，隶属第9军区，主要任务是在同塔省种植橡胶。1978年4月，为适应侵略柬埔寨的需要改编为步兵师，下辖3步团1炮团。1978年12月，310师参加全面侵柬战役，入侵暹粒地区。1980年，侵柬越军调整指挥体制，调归第7 军区前指指挥，开往磅湛、磅同地区作战。1981年之后，主要负责在上述地区组建柬伪地方武装、扶植地方政权、清剿民柬武装力量。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07师于1978年7月12日在西原地区组建，隶属于第五军区，系由第五军区下辖各省独立步兵团合并组建而成，成立后即突击进行战前军事训练。1978年12月25日，参加全面入侵柬埔寨战役，沿2号公路进攻，先后占领安当比、崩龙、上丁等地。其后主要在柬埔寨19号公路眼线活动，直接归579司令部指挥。1979年7月以后，在柬埔寨东北安隆汶一带活动。1985年初，该师部分部队撤回越南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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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陆军的六大主力步兵师。


NO、1 机械化步兵第308师

越南人民军机械化步兵第308师是越军组建的第一个机动主力师，别称“先锋军师”，意思是最前头的部队。1949年1月，越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将各战区分散力量统一编组，组建一批军区主力团和一支总部直属的战略机动力量--第一个主力步兵师。4月，越军总部决定调刚从四号公路前线返回，战功显著的6个主力营（18 23 29 79 626步兵营和410炮兵营）正式组建第308师。5月，王承武任师长（当时称“司令”）兼政委，高文庆任副师长。随即参加了滔江战役、泸江战役。 1949年8月28日，308师（当时叫大团，1954年底改称师）在太原省同喜县屯都地区正式举行成立仪式，下辖步兵88 102 36团 11营炮兵410营、工兵营、通信营、运输营。越南政府代表陈登宁和总司令武元甲出席了成立仪式，武元甲代表总司令部将“决胜”军旗授予师长王承武。308师下辖各营均是越军各军区、战区、前线“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是全军的精华”。成立仪式后，308师即进行了“炼干整军”“锻炼党员、巩固组织”两大运动。1950年2月底，该师在中越边界根据地进行了休整，西北战区政委双豪奉总部命令协助308师“巩固和训练工作”。3月底，308师率82、102团到中国云南省砚山营地，由13军帮助整训。8月，返回越南，使用“高-北-谅师”代号参加边界战役。原14军40师副师长王砚泉接替原37师副师长吴效闵任该师军事顾问，历时两年。1952年后，308师曾一度使用“三岛”代号活动于北部战场。越军总部认为：经过3年的锻炼和数次大的战役，该师“在各个方面迅速进步”，“在进攻坚固据点、运动伏击、长距离追击敌人，灵活机动转变作战形式等方面都能取得胜利”。

1953年初，全师进至富寿地区待命，同年6月春季大捷后，进入太原地区整军。1953年底，改编为重装步兵师。在奠边府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战役突击任务。1954年10月10日奉命进驻河内市执行军管。越南北方解放后，调驻春梅地区。抗法战争期间，308师参加了在北部和上寮战场组织的所有大规模战役。抗美战争期间，308师参加了1968年总进攻总奋起战役、1971年9号公路-- 下寮战役、1972年广治战役。1973年，调回北方休整，同年10月24日编入新组建的第一军（即决胜兵团）。在1975年春季总进攻和总奋起中，该师担任总部战略预备队。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该师调回春梅地区驻防，主要任务是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该师作为战略预备队，担负保卫河内的任务。在苏联的帮助下，1979年中期该师改编为越军第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增强了机动作战能力和装甲进攻能力。308师作为越军第一个主力步兵师，组建早，参加战役战斗多，经验丰富，官兵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是越军的头号主力、被称为“钢铁拳头师”。 越南军方认为308师具有“坚决执行命令，完成所有任务，克服一切困难；各方面争上游，勇于接受困难任务；行军神速，进攻勇猛，连续战斗，全歼敌人”的光荣传统。308师全师和所属8个单位（2个团 2个营 4个连）、8名个人荣获“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NO、2 步兵第312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2师是越军组建的第三个机动主力师，别称“战胜师”。1950年11月初，边界战役结束后越军总部抽调308师11、16营和越北地区、第10战区等主力部队，以209团为基础，开始组建312师。1950年12月参加陈兴道战役，于27日阻击法军第3机动团，并取得全歼法军一个营的胜利，故将这一天定为该师传统日（成立纪念日），首任师长黎仲迅，政委陈度，下辖141团、165团、209团和师直炮兵、工兵、通信、运输营。在抗法战争时期，该师主要在越西北担任战略机动任务。1951年3月参加黄花探战役，10月参加李常杰战役，12月参加和平战役。1952年10月参加西北战役。1953年4月参加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中该师担任主攻任务，攻克了法军最坚固的防御中心之一的兴兰据点群，并在总攻阶段活捉了法军司令德卡斯特莱准将。抗美战争时期，奉命调往南方担任战略机动任务，归治天军区指挥，在广治--承天一带作战。尔后到老挝查尔平原和菠萝芬高原活动达3年之久，对老挝的情况比较熟悉。1971年回国后与308师协同作战，参加广治战役。1973年调回北方，1974年10月24日编入新成立的第一军。1975年3月，南下参加胡志明战役，长途行军1700公里，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迅速投入战斗，歼灭伪军第5师，解放土龙木省大部分地区，随后率先攻入伪总参谋部。抗美战争结束后，该师调回北方，驻防北太省普安县，主要进行休整和训练。1982年调驻永富省多福县。1984年4月奉命到河江战场（即我老山、那拉当面）进行轮战，归2军区前指指挥。1988年3月底将防务移交325师，撤回原驻地。312师组建早，参加实战多，部队纪律较严格，官兵素质较高，是越军中仅次于308师的主力部队。312师全师和所属5个单位，3名个人荣获“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NO、3 机械化步兵第320师

越南人民军机械化步兵第320师是越军组建的第四个机动主力师，别称“平原师”。1950年底，越军总部将分散在宁平、南定和太平地区的独立营、团统一编组，着手组建320师。1951年1月16日，320师在宁平省儒关县正式举行成立仪式。文进勇任师长兼政委，武英任副师长，下辖48、52、64团和师直工兵、炮兵、通信、运输营等，总人数8000多人。1951年12月参加和平战役，随后参加南定地区山水庙战斗。1952年雨季，遵照总军委“在敌后坚持主力”的指示，配合地方部队牵制敌军，同时主动进攻敌后薄弱地区。320师没有参加奠边府战役，仍然在南定地区作战，歼敌6个营。该师整个抗法战争时期唯一一个活动在北部平原敌后的主力师。1955年5月16日，接管越北第二大城市--海防，实行军管，同时进行休整和精简。50年代后期，主要从事生产任务。抗美战争爆发后，该师编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力量序列，先后转战广治、西原各战场，主要在丛林地带作战。1972年底，作为主攻力量参加广治战役。1974年调波莱古。1975年2月参加西原战役，尔后编入新成立的第三军（即西原兵团）。4月参加胡志明战役，攻克伪总统府。 越南南方解放后，该师调往西原地区休整。1978年底参加侵柬作战，从西宁方向攻入柬埔寨，先后与第10师等部队一起攻占磅同、暹粒、马德望等地，1979年7月撤军回国，在军的编成内北调谅山省。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在苏军帮助下，经过两年的时间，该师改装为越军第三个机械化步兵师。320师是越军中仅次于308师、312师的第三号种子师，曾两次获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深得文进勇大将的宠爱。

N0、4 机械化步兵第304师

越南人民军机械化步兵第304师是越军组建的第二个机动主力师，别称“荣光师”。1949年底，越军抽调第三、四联区主力营、团，开始着手组建304 师。1950年3月10日，在第四联区清化省寿春县正式举行成立仪式，师长黄明草、政委黎掌。下辖9、57、66团和师直炮兵、工兵、通信、运输营，总人数7000余人。1950年3月-10月，在北部平原敌后活动。1951年5月参加光中战役，在和平地区首次进行了团级规模的伏击战。1952年春节后开始第一次集中整训，10月转入敌后。1953年参加上寮战役，1954年担任奠边府战役预备队。越南北方解放后担任战备值班任务。抗美战争时期，该师分为A师和B师，304A师在南方广南一带参加战斗，304B师在北方太原地区训练部队。304A师1968年参加溪山战役， 1971年参加9号公路战役，1972年参加广治战役。1974年5月编入第二军（即香江兵团）。1975年参加顺化-岘港战役、胡志明战役。从东面攻入西贡市，活捉了伪总统杨文明。越南统一后，该师进行短暂休整，次年进驻顺化-岘港地区。1978年底参加侵柬作战。1979年3月紧急驰援谅山地区，后调驻河北省谅江县。在苏军的帮助下，该师该编为越军第2个机械化步兵师，增强了防空作战能力和装甲进攻能力。304师组建早，参加实战多，装备精良，素质较高，机动作战能力强，是越军头等主力师。

N0、5 步兵第316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16师是越军组建的第5个主力步兵师，别称“白颊鸟师”。1951年4月黄花探战役后，越军总部抽调参战主力营、团着手组建316师。 1951年5月1日，在谅山地区正式举行成立仪式，师长黎广波，政委朱辉珉。下辖步兵174团、98团、176团和师直属兵种分队，总人数7000余人。该师成立后，即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坚持永富省敌后游击战。所属部队曾进入中国广西休整，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出原188师参谋长徐成功担任该师顾问，指导其训练和作战。1951年12月的和平战役中，316师和320师一起，为配合304师、308师、312师、351工炮师前线歼敌，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摧毁了一批法军据点。1952年参加西北战役，担任主攻任务。1953年参加上寮战役。在奠边府战役中，完成了消灭东面据点群之敌的任务。抗法战争结束后， 176团调离该师，148团调归该师。1954-1961年，316师驻莱州省，修建营房设施、休整和军事训练。1958年，该师炮兵营扩建为187炮团。抗美战争期间,316师常年在老挝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主要转战于老挝北部的查尔-川圹平原地区，先后参加了南塔战役,9号公路-下寮战役,查尔平原- 川圹战役。1974年底分乘500卡车以机械化行军开赴南方参加西原战役。解放邦美蜀后，1975年3月27日编入新成立的第3军（即西原兵团），参加了彻底推翻南越伪政权的决定性战役--“胡志明战役”，沿14号公路直插西贡，攻克了该市西北的一批重要据点。南方解放后驻扎西原地区，并调出师中部分骨干组建了316B师. 1976年6月，316师调离第3军，部署于莱州省平卢地区。1978年6月30日第二军区成立后，为军区作战值班部队。越南当局把316A师作为对付我国的一个“拳头”，移防前即排除了所有华侨、华裔官兵，移防后即以我军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演习，竭力向部队灌输反华仇华思想，煽动反华情绪。1978年3月和1979年1月，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以创始人身份两次到316师作战斗动员，并给全师官兵每人赠送一支“奠边府”牌香烟，以示关怀和鼓励。1979年2月17日，我军发起自卫还击作战。18日，该师148团 174团 98团7营 187炮团一个营从平卢东调沙巴，奉命沿10号公路增援老街地区。21日，先头部队148团进至代乃地区，企图与345师夹击我军。我13军39师一部于 22日下午攻占代乃及其附近高地，切断了316A师和345师的联系。两天内打退148团30余次反扑，歼敌900余人。316A师东援柑糖的企图落空。敌东援计划失败后，在沙巴地区犹豫徘徊。我149师奉昆明军区前指和13军前指命令，加强32师95团和军区坦克团第3营围歼316A师主力。2月27日战斗打响，149师于3月3日攻克沙巴县城，战斗至3月5日结束。共计歼灭174团、148团5营、98团7营大部，148团4营及沙巴独立营各一部，约 2300余人.留在封土地区设防的98团（欠7营）亦遭我11军歼灭一部。在整个战争中，316A师遭我重创，共损失3000余人。1979年4月，316师正式编入新成立的第6军（后改称29军，即滔江兵团）。战后一个月即恢复到战前编制，齐装满员，同时增编了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营，7月又组建了一个反坦克炮兵营。1984年4月底5月初，我14军收复老山后，越北二军区制定了“MB-84”战役计划，企图收复“失地”。6月11日向我发起团级规模试探性进攻，被我击退。越军又从纵深抽调包括316师174团在内的万余部队进至河江地区，为其第二阶段进攻加强力量。7月12日凌晨，越军向我老山战区发起加强师规模的进攻。174团奉命攻击那拉地区142号、149号高地。我119团守备部队奋勇作战，激战10小时，毙敌300余名。彻底挫败了其进攻计划。316师在越军中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基础牢，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擅长于山岳丛林地带作战，同时也有在平原河网地区打运动战、攻坚战、阻击战、长途奔袭等作战经验。越南军方评价其具有--"彻底革命 勇敢顽强 不怕艰苦 克服困难 顽强坚定 忠实无私 谦虚团结 主动创造"的光荣传统。

N0、6 步兵第325师

越南人民军步兵第325师是越军组建的第6个主力步兵师，别称“爱子师”。1952年10月，越军总部将广平、广治、承天地区主力部队合编，着手组建 325师。1952年12月，在广治省爱子地区正式举行成立仪式，师长陈贵海，下辖步兵18团、95团、101团和师直属炮兵、工兵、运输营等，总人数 8000余人。

该师成立后，主要在越南中部广平-广治-承天地区开展抗法斗争。1953年底-1954年初，使用“南定师”代号，参加了冬春战略进攻。尔后进入老挝作战，解放了中寮地区，随后进入柬埔寨上丁地区活动。1966年增编炮兵84团。抗美战争时期，在南方参加战斗。主要活动在平治天一带的越老边境地区和老挝中部地区。先后参加了溪山战役、9号公路战役、广治战役。1974年5月正式编入新成立的第二军。1975年先后参加西原战役、顺化-岘港战役和胡志明战役。1976年，奉命调往9号公路沿线的香水地区驻防。1978年夏季调老挝下寮地区，年底在军的编成内入侵柬埔寨。1979年3月北调河北省陆岸县，担任中越边境地区机动作战任务。1988年中，调至河江前线接替312师防务，驻防泸江以西。325师擅长平原地区和山区丛林地带作战，机动性强，步兵协同水平较高，注重发挥炮火威力。越军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地方打正规的防御战，部队再多，工事再坚固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例如谅山）；打硬碰硬的攻坚战（例如代乃），同样是头破血流占不到便宜。总体来看，越军的正规战和运动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但其经过长期游击战争的锻炼，最擅长的就是小分队分散游击作战，连以下指挥和战术较为熟练。大部队在作战中失利后，能够迅速化整为零，转入游击作战牵制和消耗对手。这一优点，在1979年中越战争的高平战场中有相当的表现。西线149师1979年单挑316师（唯一的一次单对单），以远途劳顿未做休整之旅，在时间紧任务急，来不及侦察敌情勘察地形，本来就不适应自然条件，没有作战经验的情况下，于深夜大雨滂沱之际投入战斗，连续攻击前进30余公里，重创凭借险要地形和既设工事以逸待劳的越军头等主力师，正规作战能力明显比越军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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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目录

作者简介
序
导言
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三、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基础
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
一、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三、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
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
一、决策前提：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
二、决策动机：苏联在朝鲜的目标
三、决策条件：对美国和中国反应的定位
第四章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二、毛泽东被迫下定的决心
三、中苏关系面对战争的考验
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
一、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三、中苏在战场上的协调和统一
余论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一、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二、毛泽东坚持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三、苏联对同盟条约的精心设计
四、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让步
五、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余论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余论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余论五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一、关于贷款数额
二、关于贷款用途
三、关于贷款条件
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
余论七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后记
简体字本出版后记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在北京。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976年春因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言论公安局拘捕。1977年11月得到平反，被调到北京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出版《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1979年5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现代史专业。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下海经商。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序

　　齐世荣　

　　沈志华同志的大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专门知识，不能对书中的具体论点发表意见，但读后印象颇深，故拟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谈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撰写历史著作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尽可能搜集丰富的史料，然后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形成作者的论点。这些本都是史家应下的功夫，但今天却有一些人对此置之不顾，专走“捷径”。他们主观主义地先想出一些观点，然后找几条材料予以“证明”。这类文章，乍一看来也似乎有理有据，但如仔细审阅一番便不免破绽百出。沈志华同志的大作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查阅了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对于当代人的著述他也广泛阅读，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




导言

　　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

　　在1950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对此后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第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对莫斯科长达两个月的访问，新中国和苏联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朝鲜半岛在6月25日爆发了大规模内战，美国立即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

　　那么，在相继发生的这两个事件之间，即中苏同盟的形成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历史中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史料，在19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课题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见。

　　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美国决策的军人和政客，如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 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 格罗斯(Ernest A. Gros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特别顾问埃夫里尔. 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 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 穆乔(John J. Muccio)等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 一书，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外交文件》(FRUS)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关于朝鲜政策的两部著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到1984年，《美国外交文件》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不过，这一时期对朝鲜战争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献，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在西方研究者中，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多数是以美国政策为核心的。在冷战激化的50-60年代，产生了传统学派；在美国出现反战高潮的70年代，出现了修正学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90年代，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和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即使涉及到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大多是以美国对苏、对华的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的。

　　在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有关中苏同盟以及中国出兵朝鲜等问题的讨论，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不断推出了许多很有学术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在于，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80年代末才开始陆续公布于世的。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1987-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8卷(1992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1992-1993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6卷(1993年)、《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1990年)等。这些以及随后不断出版的文献资料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和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中国档案。此外，在有些官方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谭旌樵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王焰等编的《彭德怀传》(1993年)、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94年)，特别是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1996年)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97年)等。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等等。

　　中国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全文刊出。把更多中国档案文献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的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辑、出版的不定期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或摘录翻译刊出，如托马斯. 克里斯坦森的论文《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有关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特别是谢尔盖. 冈察洛夫、约翰. 路易斯、薛理泰的专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作为附录，该书收入了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82个档案文件，其中62个文件译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华人学者陈兼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

　　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解密或发表，90年代初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最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的主要论著有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的《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熊华源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和《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郝雨凡、翟志海的《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0年)；托马斯. 克里斯坦森的《威胁、自信与和平的最后机会》(1992年)；迈克尔. 亨特的《北京与朝鲜危机》(1992年)；冈察洛夫、路易斯、薛理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1993年)；陈兼的《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1994年)、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95年)等。

　　进一步把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推向高潮的基础，在于俄国最新史料的大量涌现。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真相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内务省副相姜相浩(Kang Sangho)、驻苏大使李相朝(Lee Sang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Im 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S.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洛博夫(G.A.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波尔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Nam Il)的首席顾问索济诺夫(V.D.Sozinov)等人。

　　其时，封闭多年的俄国档案文献也开始陆续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4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J.V.Stalin)与金日成(Kim Il sung)、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件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 Youngsam)，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Baek Juhyun)等人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朝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中国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俄国档案馆中也发掘出不少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如凯瑟琳. 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1993年)；德米特里. 沃尔科格诺夫的《对此应该惧怕吗？》(1993年)、弗拉奇米尔. 彼得洛夫的《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1994年)、阿. 符. 托尔库诺夫和叶. 普. 乌菲姆采夫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1995年)；亚力山大. 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据》(1996年)；叶甫根尼. 巴加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1949-1951年》(1996年)等。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 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 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00余件档案译成英文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

　　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又出现了一批利用俄国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讨论朝鲜战争历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前面提到的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巴加诺夫等人的论著；韩国学者的论著有朴文洙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4年)、朴明林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1994年) 等；在西方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威瑟斯比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乔恩. 哈利迪的《苏联在朝鲜的空战》(1993年)、威廉. 斯德克的《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1995年) 等。中国学者使用俄国文献研究朝鲜战争的论著有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发表的青石(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以及笔者的专著和论文等。

　　这次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此前后，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关于中国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官方出版和发表档案文献，以及根据档案资料编写的工具书 。至于俄国的档案文献，除了俄国学者在专业杂志进行的简要介绍外，主要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撰研究所影印出版的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106件军事档案。此外，笔者在多年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对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献情有独钟，为让更多的可以使用中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各国学者能够利用这些重要的史料，特将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700多件档案(包括附件)的中译文编辑成书出版，取名为《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相关专著很多，主要有齐德学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林利民的《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逄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等，　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术论文。国外学者也有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并且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的领域。

　　总之，随着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和莫斯科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和俄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像的。档案材料的多边化还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过去各种学派分野的界限已经模糊。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从本国的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对朝鲜战争起源进行的研究，也就再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分歧的看法。这里除了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和概念使用的问题。即使人们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但是由于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或者各自使用的概念及其含义不同，往往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为了便于论述，本书在讨论主题——朝鲜战争的起源及其与中苏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做几点说明。

　　第一，在战争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使用“第一枪”这个概念。关于谁打了朝鲜战争“第一枪”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是仍然毫无结果。其实，在这里所谓“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军事冲突中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往往是说不清的问题，有意发动进攻者往往引诱对方先开第一枪，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在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一年多，那么在这数千次的交火中，究竟哪一枪算是“第一枪”？所以，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带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无论这种军事行动是属于主动进攻，还是属于被迫反击，其结果都是使这场战争成为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研究的起点。否则，即使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再延续一年也未必会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和大国对抗的焦点，这一冲突引发的结果也未必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分析和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此。

　　第二，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界定。以往谈到朝鲜战争的起源，人们大多是仅就南北朝鲜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进行分析和讨论，这是不够的。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就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而言，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中国则与苏联和朝鲜结成了联盟，但是从作战双方对战争的指挥权、控制权，以及投入人力、物力的综合指数看，美国和中国都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规模向南挺进开始，第二阶段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冲突开始，第三阶段从美国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攻开始，第四阶段从中国派兵入朝并与美军发生战斗开始，第五阶段从作战双方沿三八线附近停火并进行停战谈判开始。从时间上看，自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即从战争爆发到第四阶段开始，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而从中国出兵到战争结束则有33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实际上是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过程。从规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阶段开始，即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以后，才构成中国与美国直接对阵的局面，这场战争也才形成为完整概念上的朝鲜战争。这就是说，应该把战争在第四阶段开始以前的发展，都看成是构成战争起源的重要内容。显然，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所以，对于战争起源的分析，除了战前的背景以外，还必须对直到中国出兵时的战争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本书即是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的关系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研究的。

　　第三，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必须对中苏领导人的决策动机进行考察。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首先，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与斯大林，他们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战略谋划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直接掌握着一切对苏联联系的渠道和细节，大部分函电往来都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而由于建国初期档案制度不健全，在相关的部门却没有留下档案文献。此外，为了保密起见，有些重要的会议则根本没有记录。同样，斯大林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始终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直接控制着与毛泽东的所有接触，而且也常常禁止保存与外国元首之间较为敏感的谈话记录。

　　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决策者实际上都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思考和做出决策的，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如果只对这一过程进行纯理性的分析，而缺乏对决策者的个性和环境，以及基于这种个性和环境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这种研究必然会遇到重大障碍。

　　再次，如果说在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双方对朝鲜战争态度和方针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心理和思维的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人的回忆录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这就是说，除了应该广泛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外，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于研究者个人的分析和推理。本书分析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考虑时，由于没有掌握直接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间接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推断的。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研究中，本书综合利用了迄今为止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结构如下：

　　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逐步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苏联来讲，其分界线在于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然而，苏美对抗的重点在欧洲，当柏林危机爆发时，苏联在亚洲的目标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满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南北分治状态，而在中国，其重点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斯大林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使斯大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以及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苏联与中共之间建立了真正合作的基础。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此来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在国际关系方面引起对苏联不利的连锁反应，因此难以接受中国的主张。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由于双方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的差距而一度陷入了僵局。

　　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以免进一步刺激美国)，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

　　就朝鲜冲突本身而言，斯大林主要是不能承受因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在亚洲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因此莫斯科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远东战略方针。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方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的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

　　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及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设想朝鲜战争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如果美国不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了。尽管莫斯科希望金日成的举动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

　　朝鲜半岛的内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作为亚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一番较量。由于在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中苏之间产生分歧，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就在斯大林通知金日成撤出朝鲜，而中苏同盟条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由于在战争中双方利益的趋同性，中苏同盟在中国出兵朝鲜后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保证中国在这场艰苦和漫长的战争中得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之一。其结果，朝鲜战争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掩盖了隐含的分歧和矛盾。

　　结论：

　　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苏结成同盟关系是直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过去在西方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后来修正派出现后，这种说法已不多见。但最近韩国学者似乎在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找到了证据，再次提出了“共谋”理论。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

　　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中苏结成同盟和朝鲜爆发战争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得以产生，其关键性的主导人物是斯大林。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两个事件本身则标志着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自1945年确定的在远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战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和对朝鲜的政策都是从稳定东方局势、维持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而这两方面的政策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然而，当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应政策的变化就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对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政策进行考察。




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总体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苏联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助于了解中苏双方结成同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研究著作——无论是传统学派的还是修正学派的，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

　　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苏美之间的对抗。

　　这些说法似乎还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中苏结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础。

　　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

　　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次，虽然罗斯福(Roosevelt)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如邱吉尔(Churchill)，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

　　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而形成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亲苏政府或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出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

　　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不满意以及苏联的扩张意图。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

　　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Kennan)“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开启了一道门缝。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Tito)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与此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ovikov)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然而，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叫嚷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冷战产生的基础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表现为地缘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一举冲出了美洲。从美国本土出发，一面向东，战后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意等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一面向西，战败的日本、懦弱的中国和菲律宾，为美国进入亚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空间。苏联则摆脱了战前的“孤岛”状态，一面向西进军欧洲，通过解放东欧各国而占领了广阔的安全地带；一面向东发展，策动蒙古独立，控制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同时觊觎近东。这样，从地缘政治上形成了美苏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对峙局面。同时，美国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以美元和美国占领军开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企图按照美国方式把全球带入“自由世界”。苏联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力图把从希特勒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各独立国家纳入苏联体制的运行轨道，领导全人类走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根本对立的局面。

　　不过，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发展过程。从苏联方面讲，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大体上是沿着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这样一道轨迹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策是整体发生变化的。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而对亚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对欧洲政策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对亚洲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或同时随着其欧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相反，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苏联在亚洲仍然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

　　当然，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不过，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与在欧洲表现出来的直接对抗不同，美苏两国在亚洲都采取了某种克制的态度，这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上。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战后苏联势力进入亚洲是从对日作战开始的。同盟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出于在太平洋战争决战时减少美军伤亡以及限制苏联战后在东方扩张的双重目的，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并明确其政治条件。但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直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后来，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已经不再希望苏联染指亚洲事务了，但是在美国原子弹投放日本、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时，苏联却在中苏谈判尚无结果、其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军队展开了大举进攻，从而在亚洲取得了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有利的外交地位。

　　苏联在日本的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同时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尔塔协定的认可，后者则完全要依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进展而定了。苏联与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交锋的结果是，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并参加对日管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却形成了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共同占领朝鲜半岛的局面。

　　由于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当美国军队正在日本南部列岛与日军激战时，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了朝鲜半岛。由于日本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很快就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结果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种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

　　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美军于9月6日顺利进驻汉城。

　　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苏联非常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也是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不过，华盛顿考虑的是朝鲜问题，而莫斯科的眼睛却是盯在日本本土上。

　　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上校腊斯克估计的那样，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是有交换条件的。笔者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鉴于德国分裂的教训，只有独自占领日本才能限制苏联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而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于是，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修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这是雅尔塔协定已有明文规定的，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修改意见——让苏军进入日本本土，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美国已经决定日本本土各部将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做出安排，而麦克阿瑟“将使用盟国的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Derevyanko)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中途搁浅，而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朝鲜南部让给美国，而将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直到1950年才出现。

　　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首脑举行会晤时，罗斯福提出了讨论领土托管的问题，并向斯大林建议，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Hopkins)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

　　苏联并非不重视朝鲜半岛的地位，只是当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方针。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两名官员撰写的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雅尔塔会议后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经常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地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第一，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不过在当时仍然认为日本是主要威胁，所以要特别防止日本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第二，苏联并没有提出占领或单独控制朝鲜半岛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

　　大体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苏联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直到1945年9月，苏联政府在以政治方法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但认为拟议中的托管制度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根据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鉴于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日本对朝鲜长期所产生的有害后果，促进使朝鲜人民可以实现完整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的条件的形成”，苏联政府应该提出的建议是“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这些档案文件说明，在1945年9月，莫斯科的目标只是要通过对朝鲜的共同管理的某种方式保护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斯大林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如他在欧洲对波兰的控制那样，甚至在开始时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相反，他实行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这种战略是要在掌握一些军事战略要地的前提下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

　　至少到1945年末，苏联的政策仍然是希望能通过外部力量，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对苏友好或至少是不敌对的统一政府。由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Malik)起草的题名为《关于统一的朝鲜政府的问题》的外交部背景报告表明，1945年12月，苏联打算采取特别措施组织关于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选举。报告认为“苏联反对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建议(1)支持并且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2)表示支持建立由所有的朝鲜社会和政治组织参加的朝鲜临时政府；(3)所有的这些组织必须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以筹备召开立宪会议；(4)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必须在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雇员和其他集团之间召开各种民主会议，以广泛讨论并且提出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和统一的朝鲜政府官员的候选人；(5)建立由苏联和美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联合委员会以负责这项筹备工作(可能的话也可包括中国和英国的代表)；(6)解决因苏军和美军驻扎在朝鲜而产生的所有迫切问题，建立由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苏美特别委员会。

　　正是出于尽快形成与美国合作局面的目的，苏联在朝鲜北方组织临时政权机构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虽然1945年10月10日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已经把在苏联远东地区受训的以金日成为首的第88旅朝鲜营的66名军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11月19日朝鲜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时，当选为主席的却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义领袖、朝鲜人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曹晚植(Cho Mansik)。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不愿意支持南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不愿意在美国占领区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虽然在朝鲜北方积极改组共产党并指导其开展活动，但这些做法绝不超出三八线的范围。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共产党主席是后来到朝鲜北方出任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Park Henyong)。在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利于南朝鲜共产党的干预。相反，苏联要求南朝鲜的共产党人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在1945年来自朝鲜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

　　此外，1945年苏联在朝鲜的经济政策也说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长期占领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的打算。由外交部第二远东司顾问苏兹达列夫(Suzdalev)为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报告》开列了日本在朝鲜财产的详细清单，并且做出三个结论：(1)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完全剥夺这些企业；(2)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所有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服务的，而且为从日本人手中夺取这些企业，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3)最后，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作为赔款的一部分转交给苏联，补偿从苏联建国起日本给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本在1918年到1923年对远东干涉而造成的损失。

　　尽管苏联占领当局一开始就向朝鲜人公开保证“将保护所有朝鲜企业的财产，并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你们，维持你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到9月20日，斯大林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保护“北朝鲜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财产”，“鼓励当地居民继续自已的和平工作，保护工业、贸易、市政和其他事业的正常运作”，驻北朝鲜的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行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但实际上，从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显然，如果苏联一开始就有意把朝鲜作为它的卫星国，恐怕就不会采取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了。

　　然而，苏联也估计到，通过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对苏友好的朝鲜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副司长扎布罗金(Zabuloki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因为有众多的政党和集团，它们之间缺乏统一，还有美国的引诱。”“与此同时，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不能不涉及苏联的利益，因为这个政府的性质将是决定朝鲜临时政府在未来的朝鲜国内外政策中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朝鲜在今后是成为我们新的忧虑的滋生地，还是成为我们在远东安全的有力的立足点之一，就取决于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了”。扎布罗金的结论是朝鲜政府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可能的方法实现：(1)在苏联、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协议基础上建立朝鲜政府。以这种形式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将会遭到朝鲜反动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政府无疑将会赞成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反动分子将会寻求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2)召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通过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全体朝鲜人民(卖国贼除外)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人民会议必须宣布成立朝鲜共和国和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这是解决建立朝鲜政府问题的更能够接受的形式。

　　美苏之间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一个统一的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了。随着美国在南朝鲜逐步推行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1946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后，苏联开始改变了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政策，而是积极帮助朝鲜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成熟起来，以期通过朝鲜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统一政府。扎布罗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被苏联政府采纳了。

　　苏联占领当局首先加强了朝鲜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作战后立即在那里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称作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苏联占领军在朝鲜北方各道及其所辖各级行政机构中普遍建立的警备司令部总计有113个。在最初阶段，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只是保管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财产和武器，但后来，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为从各个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随着8月15日朝鲜的解放，在朝鲜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种自治管理机构，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员会，逐步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这种朝鲜人自发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填补了日本统治崩溃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起到了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公共设施及工业、交通设施的作用。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后取缔了那里的人民委员会，而建立起美国当局直接管理的军政府。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则与北方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对其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机构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占领区，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基本完成，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苏联占领当局则通过警备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委员会。以后，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急剧扩大化，承担起了从各个方面支持其所在地的人民政治委员会的责任，贯彻、执行和维护与军事管制相似的地方法律。

　　1945年10月初，经上报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元帅同意，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府，以帮助在朝鲜北方建立正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民政府是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Chistiakov)中将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同时直接隶属于什特科夫(Shtykov)将军领导的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罗曼年科(Romanenko)少将被任命为民政府长官。朝鲜北方的苏联民政府与在朝鲜南方的美国军政府相比规模确实小得多，但是，通过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苏联牢牢控制着朝鲜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1946年初联合委员会进行谈判时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美国军政府企图改变在南部朝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权力的分配，宣布朝鲜共产党非法，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同时鼓励温和的左派加入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以便为在南方控制下进行大选创造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也在朝鲜北方积极扶持政治力量，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进行筹备工作。

　　1946年2月8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时的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曹晚植在抗日斗争中是极受尊重的朝鲜民族领袖，但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当然是苏联人不能容忍的。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30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朝鲜北方的临时人民委员会是由苏联占领当局一手操办而成立的，在莫斯科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藏有由苏联官员起草的朝鲜宪法和法规的大量文献。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北方训练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建立宣传机构和苏联模式的社会组织的报告。

　　在这样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当局逐步减少了对朝鲜北方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自从1946年2月苏联民政府向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移交权力之后，民政府总部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1946年9月，在民政府的各处共有官员200人，但到1946年12月，官员数字降到了60人。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之后，苏联民政府的人员作了进一步的裁减和更换。有材料说，到1947年7月，在朝鲜人民委员会中苏联顾问的人数已降到30人。

　　与此同时，苏联在朝鲜驻军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1946年12月，苏联军队开始主动撤离朝鲜，当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苏联军队的保卫工作。随着朝鲜人接管了自己的警察和军队，苏联占领军总数从1946年的40000人减少到1947年的10000人。1947年4月3日，苏联占领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上将的职务也由一位中将军衔的军官柯罗特科夫(Korotkov)接任。

　　俄国档案材料证明，与美国在朝鲜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难题相比，苏联对朝鲜北方的控制则有效得多，苏联的政策方针也能得到认真贯彻。1947年2月20日，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鲜的统一和迅速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朝鲜临时政府。”3月1日，朝鲜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复莫洛托夫的信函说：“考虑到朝鲜至今未能实现统一，北朝鲜人民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按照莫斯科决议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日朝鲜解放纪念日这一天，金日成又在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复函中说：“我们深信统一的民主朝鲜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朝鲜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相信，由于苏联以及您个人努力的结果，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将按照符合整个朝鲜人民利益的三国外长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得到解决。”

　　为了加强朝鲜北方的经济力量，苏联也改变了对朝鲜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开始向朝鲜北方提供经济援助。1947年5月12日，梅列茨科夫和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联名电报称：

　　没有苏联或其他外国专家的帮助，北朝鲜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将无法运转。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北朝鲜派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在北、南朝鲜统一和朝鲜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苏联专家尚未抵达北朝鲜，那么朝鲜临时政府由于不能没有外国技术援助而必然会去请美国专家为朝鲜工作，这样就会加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而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请求您下指示尽快派苏联专家到北朝鲜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这个文件充分表明了当时苏联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对此，莫洛托夫批示：“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必须支持这个建议。”尽管在笔者收集到的档案复印件上，斯大林的亲笔批示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他对此是表示同意的。

　　总之，在1946-1947年，美苏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实际上他们确实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至于是美国还是苏联首先决定要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建立单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断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美苏两国在欧洲形成对抗局面之时，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了。

　　随着南方大韩民国的成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北方成立了，并且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48年10月12日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说：“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维护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统一独立国家的权利，欢迎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愿它在为朝鲜民族复兴和民主发展的活动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表示同意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关系。”

　　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北方迅速发展、强大起来，以制约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然而，斯大林在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即使已经无法合作，苏联也决不愿意与美国形成像柏林危机那样的公开对抗。莫斯科的目标仅仅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只不过原来设想的这个邻邦是整个朝鲜半岛，而现在则是朝鲜的北方。原因很简单，当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处于尖锐对立的1948年，斯大林不可能把朝鲜问题摆在第一位。由于在外交政策中执行欧洲第一的方针，同时苏联人也必须首先解决战争给本国在人力和物质上造成的极大损失，从而不得不把东北亚置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导致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金日成在建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与苏联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以此加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统一朝鲜事业中的地位和影响。金日成准备在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提出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1949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的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代表团访苏问题给莫斯科的报告说明了苏联的立场：

　　对于金日成曾表示的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一事，我向金日成和朴宪永解释说，在目前国家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情况下签订这个条约是不妥的，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便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

　　我的这个通报使得金日成和朴宪永有点不安。金日成吞吞吐吐地试图解释签订条约的理由。他为了强调自己的想法，说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金钭奉(Kim Doobong)曾多次向他提出，应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么必须签订一个苏联援助朝鲜的秘密协定。

　　在我作了补充解释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同意现在提出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还不是时机。

　　结果，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只是与苏联签订了经济文化协议。

　　关于金日成在1949年3月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否涉及到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统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指出，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目前的形势已经需要并有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放整个国家，但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北方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苏美关于三八线有协议，而且美国有可能进行干涉。斯大林还说，如果敌人进攻平壤，他们可以通过发动反击，尝试以军事手段实现重新统一。但是，在会谈中作为斯大林译员的贾丕才(Kapitsa)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接受采访时都证明当时根本没有谈到过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于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1993年第8期)载文说斯大林在莫斯科逼迫金日成准备向南方进攻的计划，还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曾带领一批高级助手再次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等等，则完全不可信，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可以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与金日成谈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少也没有同意北朝鲜这样做。

　　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这与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说，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三、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基础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特使哈里曼的会晤告诉了美国，又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同时，斯大林也对美国的保证做出了回报，即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这些协定充分保证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

　　直到新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实现上述权益。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空前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心腹之患。根据章百家的分析，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路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在当时，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一党的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时，国民党却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推持自已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已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7月初中苏谈判开始以后，作为对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蒋介石还让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

　　既然斯大林已经对美国做过承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

　　斯大林为实现对华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中共与苏联本来就不稳定、不和谐的关系上笼罩了一层更加暗淡的阴影。

　　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示了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完成，而实现这一转轨的基础就在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因此，这里着重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角度讨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变化。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先是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相对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后，中共与苏联的矛盾主要又表现在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胡乔木回忆说：“苏联代表到延安，一见面就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苏联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规模出兵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不仅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也是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其目标之一就是清除苏联势力在党内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共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指挥的独立倾向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和怀疑，延安整风运动更加深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满和成见。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斯大林在1944年6月22日与美国代表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

　　中共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关系，到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就显得更加复杂了。

　　当中共确定自己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时，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毛泽东曾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会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表示“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由于对苏联出兵东北并对中共提供帮助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方针，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斗。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党委发出的通知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东北问题特别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同时，中共在华北、华南地区也采取了进攻战略。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日，又给晋察冀等分局致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然而，此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Hurley)和蒋介石抓住时机提出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并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以，中共准备在各条战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方针显然是与苏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相抵触的。斯大林在8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来两封电报，坚决反对中共的主张，要求毛泽东答应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

　　尽管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但在美国和苏联双重外交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的整个战略方针。就当时中共的力量而言，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法完成进攻战略的。于是，毛泽东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改变了向大城市进攻的战略。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理由是这种起义将变为反对蒋介石的行动。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撤销占领大城市计划的指示。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做长篇发言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关于重庆谈判，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定。要看情况。在8月26日的发言中，毛泽东还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已经想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有限的。还在苏联出兵之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于8月3日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就提醒说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王若飞的估计非常准确。

　　显然，中共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在于，尽管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矛盾，并且苏联的对华政策受到远东国际形势的制约，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使他们认为，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因此，中共调整和转变政策时的考虑仍然是以配合苏联的在华行动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为基础的。为了与苏联红军的行动相配合，同时也与重庆谈判的局面协调起来，中共决定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然已估计到“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仍认为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有具体指示说“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中共当时的考虑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所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

　　不过，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在华政策的目标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为了履行中苏条约以及苏联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承诺，苏联此时正在要求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报告，8月27日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国军队到满洲，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对日本破坏者的防范。哈里曼认为，这表明苏联将遵守协议在3个月内撤出满洲，因此，建议立即把这件事与在东北部署中国军队的计划联系起来考虑。

　　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因此，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军队是否“放任”，是否“同情”，完全是依苏联在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和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中共对东北的政策也不得不随着苏联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到1945年9月初，关内的中共军队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已经迅速地接近或开进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

　　但这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各部队对莫斯科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一致，有的部队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如在山海关、大连、沈阳等地，而在有些地方，中共军队与苏军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

　　关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与苏军发生矛盾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经很多，最近在俄国档案中也发现了这方面的文字材料。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联共(布)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

　　为了表明苏联的态度并协调与中共的关系，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军队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不得不设想为“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则“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不久，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调，苏联拒绝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由于美国在东北的举动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苏联开始调整其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10月，美国一艘军舰强行驶入大连港，其舰长还上岸视察了周围的情况。这一事件激怒了苏军在东北的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代表会谈时曾反复提到此事，其语气和表情十分严肃，致使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张嘉璈认识到“苏联不愿意让我们依靠美国来运输我们的军队，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美国在东北获得一席之地”，这表明马利诺夫斯基“对我们依靠美国的力量把我们的军队运到东北的不满程度以及苏联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势力渗透到东北”。

　　为了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对国民党起到牵制作用，苏联不仅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中共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中共“可逐渐接收政府”，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迁移到东北。

　　受到苏联这一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10月19日、11月1日连续向有关各部队发出指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蒋军，将主力集中于锦州、营口、沈阳一线，“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总的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中共中央必然需要苏联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于是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政权等要求。苏方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其结果是接管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既没能在大连也未曾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这当然是苏联与中共合作的结果。

　　然而，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国民党施加压力。当时苏联代表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东北接收和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中国方面要求先完成东北接收再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而苏联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双方争执不下。对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经济代表张嘉璈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时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只要国民党能够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马上就会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的对策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命令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撤回关内，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经济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以此争取苏联的政治回报。这一手果然灵验。11月17日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的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军队严格遵守中苏条约”，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洲的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军队推迟撤离的话，苏联军队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19日，重庆表示如果苏联愿意帮助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以及在上海和陆地的运输，并解除满洲中共军队的武装，红军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20日，莫斯科通知重庆，红军将保障国民党军队安全到达沈阳和长春。

　　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苏联又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在苏军撤出东北前也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12月初，莫洛托夫还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

　　与此同时，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香港的九龙和越南的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面对突然变化的情况，中共也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方针。11月20日和28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提出“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苏联占领当局的举动使中共认识到“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中共的主力部队只能再次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这时，身处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人已经看出苏联对华政策根本方针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他们在11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所谓“保持和平”不过是中共领导人维护苏联面子的说法，而抛弃对苏联援助的幻想则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远东政策实质的认识。

　　到1945年12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表示支持统一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莫洛托夫还一再声明“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并表示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并无二致”。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斯大林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的如下态度：苏联在延安只有3名代表，因为不同意中共中断重庆谈判的做法，苏联已经召回了所有在延安的代表；苏联重申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精神，即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的政府，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不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如果中共没有要求，苏联不便向中共提出建议，而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就不再向苏联要求建议了；苏联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如果他们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将按照对蒋经国所述的精神向他们提出建议；中共想进入满洲，但苏联没有放行；苏联愿意在解决新疆起义的问题上充当调停人，苏联能够对新疆起义者发挥作用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远东利益有希望通过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来实现了。于是，当马歇尔(Marshall)在此时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共请求苏联也参与调停的建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民主改革。莫斯科还警告中共绝不能在东北开战，否则会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

　　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非常不满，甚至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马歇尔来华后，毛泽东让周恩来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一方面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向美国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苏联的不满，而确实有意争取美国的援助。

　　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即：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换句话说，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做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了。

　　但是到1946年春，东北局势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迫使苏联陷于未按其预想获取在东北的经济权益而又不得不从东北撤出军队的窘迫局面。

　　首先是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其主要分歧在于：一是经济合作的范围不同。尽管苏联大大缩减了共同经营的企业，但相当数量的重工业企业及航空、内河航运企业是中国不能同意给予的。二是合办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是由中方担任还是由苏方担任，双方持对立的立场。三是双方决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时间不同。苏联要求在撤军之前完成，中国则坚持在苏军撤退之后再签署。这样，在第三次撤军日期(1946年2月1日)来临之际，中苏关于经济合作的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联为谋求东北的经济利益，多次以“不解决经济合作问题就不撤军”来威胁中国。而国民党政府也对出让太多的东北权益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时而软磨，时而硬抗，蒋介石索性表示：“只要苏联不撤军，我们就不会讨论并进行经济合作。我们仍将搁置这一问题，静待事态发展。”　这实际是采取一种“冷处理”的策略，让苏联充分暴露其外交意图，以寻求国际声援。由于2月1日以后苏军继续占领东北，中国谈判代表便离开长春，中苏经济谈判中断。此后苏联要求继续在长春谈判，中国政府予以拒绝，但声明说如果谈判移往重庆举行，可以考虑。经济谈判遥遥无期，但双方商定的苏军撤出东北的日期已过，这样，苏联在外交上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是东北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当美国政府得知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谈判的情况后，于2月9日正式向中苏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声称中苏商讨的对共同经营中国东北工矿业违反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英国也表示支持美国这一立场。来华进行国共关系调处的马歇尔此时则鼓励中国政府顶住苏联的压力，对“战利品”和经济合作问题不给予任何承诺。他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时间对苏联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驻满洲越久，它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就越清楚地成为中苏条约的存心破坏者。”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又给王世杰发电，提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如果涉及赔偿问题，应由远东委员会来解决。这样，中苏间经济合作问题就将被提到国际外交舞台上，苏联则将卷入与美、英进行直接较量的境地。同时，与此有密切相关的苏联撤军问题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问题，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

　　再次是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反苏情绪也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从东北撤军的决定。1946年2月11日，为了迫使苏联尽早撤军，美英两国发表了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文。不久，报上又刊登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以及苏军中止撤军的情况。这些消息的披露激起了中国舆论的极大愤慨，重庆、长春、南京等大城市连续发生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蒋介石利用这一形势发表了较为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满洲享有完整的主权。与此同时，1946年1月16日发生的国民党负责东北接收的技术人员张莘夫遇害事件也被国民党报纸利用，在国民中掀起了强烈的反苏情绪。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是势在必行了。然而，斯大林又决不甘心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在东北立足。斯大林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但却深深怀疑这个政策具有扩张性，他曾警告中国政府说，“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而国民政府在开放门户的同时还应做好关闭门户的准备。1946年初，当美国特使魏德迈(Wedemeyer)宣布要帮助杜聿明把大部队运往东北时，马利诺夫斯基便对张嘉璈明确表示，苏联一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美元渗入东北。张嘉璈认为，“在今天美国人进一步表示出在东北扶植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后，苏联人的疑虑和忌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苏联对于美国军队出现在东北的问题更加担忧，斯大林在1945年12月30日接见蒋经国时就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因为这是苏联的范围。无论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进入满洲。

　　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些地区，如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1946年3月8日，苏联军队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红军将撤出抚顺、吉林和沈阳等地区，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中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果然，3月9日苏联驻沈阳军事占领当局出乎意料地突然接到在两日内撤离沈阳的命令，这一决定连沈阳卫戊司令斯坦克维奇(Stankovich)都感到莫名其妙。在另外一些地区，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地区，苏联占领当局则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苏军在即将撤离时还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联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此同时，苏联军事当局还应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的要求，把缴获的近50车厢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并通过朝鲜的清津港经对马海峡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20台货运机车。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东北的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此时中共已经不是完全依据苏联政策的改变而进行战略调整了，中共领导人对于1946年初东北问题国际背景的复杂性是有充分认识的。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送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全力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图消灭中共军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刘少奇在3月5日给东北局命令中说，苏联想在满洲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但到目前为止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起全国性的反苏运动，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红军推迟了其撤离计划。刘少奇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侯，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运动，苏联在满洲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中共。因此，东北局应利用这一形势，立即与苏军联系，并将商议结果报中央。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要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

　　当然，利用苏联撤军占据战略要地，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甚至考虑到即使苏联不支持也要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占领东北的军事准备。3月15日，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指出：“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并特别强调，重庆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3月16日的电报又说：“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让出地方。”

　　在强调对于重庆谈判暂不让步的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其在东北的军队迅速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3月24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占领长哈及中东路”，要东北局速与苏联占领当局联系“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3月25日又电告：在东北实际停战前，“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是保卫北满”。对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以免停战小组到达后交给国民党占领。

　　这样，在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时，中共军队乘苏军已从长春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及时地进入或夺取了南满许多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的城市，如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和通化，并在3月中旬攻占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了被国民党政府利用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长春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背靠北满、依托内线的有利战略态势下，毛泽东甚至决心在战略要地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他在4月19日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出了“寸土必争，决不退让”的口号，又在4月20日致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提出了准备“把长春变成马德里”的方针。

　　尽管此期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并不是完全依据斯大林的政策制定的，但与苏联的支持和鼓励显然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客观上的政策性吻合使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做出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地区进行决战的不合时宜的决定。1946年年中，在四平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现实结果是林彪的部队损失惨重而败退，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我们虽已得到长、哈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的，“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我军“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以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互动条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苏军撤退之前，苏联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争夺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不过是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筹码；苏军撤退之后，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唯一能够牵制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发展的因素就是中共，而且，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946年底，苏联贸易机构公开与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建立经济关系，并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经济援助，这反映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的“转轨”迹象。

　　然而，这并不表明苏联在其军队撤出中国领土后的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斯大林要保持与中共的联系，并通过援助加强中共的力量以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另一方面，苏联仍然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当然需要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而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苏联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欧洲的紧张局势迫使斯大林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在东方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这就决定了苏联不情愿也不会全力支持和援助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中共对苏联的政策也有两重性。毛泽东决心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道路，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更坚定了中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尽管毛泽东的决策不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但他认识到只有苏联才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以必须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军撤退以后，中共不仅继续保持着与莫斯科的联系，甚至越来越频繁地向斯大林请示报告，以此来争取苏联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此，如果说战后初期中共的发展战略大体上是依苏联在亚洲政策的变化而改变的话，那么1946年下半年直至1948年底，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现象。

　　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与美国一致的，即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由苏联参与和谈，从而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地位，并以此制约美国。因此，莫斯科一面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又向美国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6年12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莫洛托夫在1947年4月初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关系上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在东北，苏联政府一方面扶植和援助在北满的中共政权，并暗中支持在苏联占领区大连和旅顺的共产党人，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占领当局几次邀请国民党派遣谈判团到旅顺来，还于1947年4月同国民党就海军基地的北部“边界”问题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谈判，并且在1947年6月接待了由南京派来的国民党高层代表团。

　　1947年夏，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转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这种结果显然不利于苏联确定的稳定亚洲局势的方针，因此，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即转变为促进国共和平谈判。1947年10月，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Sachikov)向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郑亦同提出了苏联出面进行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苏联大使竭力要让中国政府相信，苏美关系的倒退并不同样要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萨奇科夫大使称，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苏联认为，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萨奇科夫建议苏中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问题举行会谈。

　　据1948年2月至3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Stuart)致国务卿的电报说，苏联驻华武官罗申(Roshchin)在1月回国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处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处。因此，罗申在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处”，尽管“中国人同意对罗申的任命，未必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立刻寻求苏联的调处。但是，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理由是“我们同意莫斯科的提法，他们认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

　　罗申自1948年2月22日回到中国后，直到1949年初，不断为调停而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接触。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进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称，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但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年8月，罗申与王世杰会晤时又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会谈记录还证实，蒋介石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于当年9月访问莫斯科。罗申承认他是中间人，并与蒋经国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还提出，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苏联大使甚至直接向美国大使馆提出呼吁，以取得对其调停努力的支持。有材料说，罗申的调停努力在国民党官员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功。

　　如果说此时斯大林的目标与美国对华政策倾向一致的话，那么显然与中共的愿望则是背道而驰的。到1946年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延安与莫斯科的根本方针是不同的：苏联在亚洲需要的是妥协，而中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毛泽东在1946年4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

　　面对苏美之间实行妥协与合作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则要为自己的理想起来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此时十分强调中共在东北应提倡自力更生，准备持久战争。他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

　　毛泽东在同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其结论是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妥协才能战胜美国反动派，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保卫苏联。

　　章百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斯特朗是1947年4月才将毛泽东的谈话发表的。事实上，这一观点陆定一在1947年1月2日发表的署名文章《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中便已经披露出来。章文认为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从这一思想出发，毛泽东开始探讨独立的外交方针。斯大林派给中共的技术专家兼联络员科瓦廖夫(Kovalev)曾向莫斯科报告说，1947年毛泽东将两位高级助手陆定一和刘宁一派往南斯拉夫，毛泽东想知道“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抗的条件下，找到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方法的”。

　　此外，毛泽东还在194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会议的准备会议上发言，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协定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

　　在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毛泽东还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46年4月起草的那个文件，并再次提出各国人民应开展独立斗争的方针。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到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反攻均取得重大胜利，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主要强调中国革命战争的进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总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目前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起的根本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共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地位。1948年4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

　　至于对待共产党，是年5月斯大林向科瓦廖夫出示了毛泽东请求援助的电报，并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几天后，在科瓦廖夫前往中国前夕同他谈话时，斯大林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不久前，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发表了在台湾发现的四份档案文件，似乎证明了苏联在1948年春夏的这一立场。这些据称是国民党政府驻布鲁塞尔使馆人员从一名苏联信使那里获得的苏联内部文件，包括一份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副本、两份日期为1948年5月22日和6月6日的军事命令和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电文。

　　根据这些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提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同时，斯大林也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而迷惑”，以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1948年5月22日和7月6日苏军对外作战部致哈尔滨苏军东亚作战部主任马纳加罗夫(Managalov)中将的电报更具体地指示：“应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洲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提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关炮以及飞机，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受训练。”电报甚至说：“苏军总参谋长已经制定一项详细的军事作战计划”，“到今年夏季结束时，将要对敌人实施连续的打击，以迫使他们投降或至少大大削弱他们，以至于他们即使得到美国人援助，也不能再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以后，你所有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消灭敌人。这对于确立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不过，命令也谨慎地指出：“只有在我们已经解放的土地得到巩固的时候和地区，才能做进一步的推进。”

　　尽管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尚不能完全确定，但默里倾向于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并且说明苏联当时只是利用中共的胜利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起到制约作用，而不是希望中共真正获得全国性的最后胜利。默里还分析说，如果这些文件只是苏联故意向国民党提供的假情报，那么其目的就是为了恫吓国民党以使其同意苏联的调停建议。这与罗申发出的要在满洲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的威胁是完全一致的。在调停努力的背后，苏联在德黑兰、布鲁塞尔和南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强调，国民党不要跟着美国一起参与“冷战”，反对苏联。如果苏联的调停成功，则可以避免当欧洲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同时，由于中共的全面胜利并加入苏联集团而在亚洲引发一场与美国的新的对抗。这一分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到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有材料证明，1948年6月12日苏联代表向莫斯科报告，高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特别是75毫米日式火炮的炮弹，以便发动对四平的进攻。但苏联并未提供这批军火。

　　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的经济援助到1948年也有了明显增长。1947年苏联对外贸易组织与东北地区人民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迅速增长为15100万卢布。另有文件说，1948年9月林彪直接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名苏联技术顾问和工程师。10月，高岗也直接要求斯大林提供铁路设备和20000吨棉花。12月底，高岗还直接向苏联驻中国东北的官员提出援助铁路车辆、器材和电力的要求。1948年6月，应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由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员和熟练工人220名。该小组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包括抢修列车、潜水站、起重机和其他机械。为修复铁路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也从苏联运来了，有金属构件、钢轨、桥桩、钢梁等。东北解放区的铁路修复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展，截至1948年12月15日止，已修复满洲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及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其中包括长987米的松花江二号大桥、哈尔滨至长春间的长320米的饮马河大桥、吉林至长春间的长440米的松花江桥，以及其他各线的12座大中型桥梁。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也越来越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注意从未来新中国外交方针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信号。1948年6月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11月8日的《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公开表明中共立场的重要文章，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在这篇文章里，刘少奇指出世界已经分为两个阵营，而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更加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

　　毛泽东加强与苏联关系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从1948年春起一再提出要亲自访问莫斯科的要求。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苏联学者认为最早提出是在1947年初，而且首先是由中共方面倡议的，其文献证据是斯大林在1947年6月15日致延安的苏联医生兼联络员奥尔洛夫(Orlov，化名杰列宾)的电报：“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与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而据毛泽东的翻译兼秘书师哲回忆，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以为“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江青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便主动提出派专机来接毛泽东等中共主要负责人去苏联。当斯大林了解到事情并非如西方传言那样后，立即在7月1日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争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如前所述，1947年初毛泽东正在考虑独立于苏联政策的发展道路，因此说此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亲赴莫斯科访问似乎是不可能的。以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逻辑而言，当时中苏意见有分歧，而中共的力量还不足以自立，他亲自去见斯大林，除了招致一顿训斥外没有什么意义。1948年2月铁托拒绝到莫斯科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到1948年春，中国内战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中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苏联对话了，这时，毛泽东才会从未来新中国外交的角度考虑与苏联加强联系和寻求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决定提早动身到苏联。”“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4月29日斯大林即回电表示同意。到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建议他推迟动身，电报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在火线上。我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毛泽东当日便回电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

　　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问题。他在7月4日的电报中说：“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地、海上、空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毛泽东还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坐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7月14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奥尔洛夫在1948年7月14日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虽然对于斯大林再次推迟他的访问表示同意，但他明显地表现出不满。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没想到会遭到拒绝。

　　越到中国革命接近胜利，考虑到未来新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中共越感到需要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毛泽东很快又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问题。1948年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叙述了他同毛泽东一次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7、一系列其他问题。

　　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以使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

　　没有见到苏联方面对此做出反应的材料。毛泽东在9月28日再次致电莫斯科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老板亲自汇报。(为了)得到指示，我打算在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的汇报，请您向联共(布)中央和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

　　从上述电报的行文可以看出，毛泽东急于直接见到斯大林，而且言词恳切，语气恭敬，其目的是表明中共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将请示莫斯科，并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性。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但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处理国内建设问题以及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加强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

　　斯大林此时对中共在远东局势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转变。尽管出于对亚洲国际斗争的策略考虑，斯大林一再拒绝毛泽东亲自访苏，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与中共直接接触。所以，当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8日再次发出电报，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8年12月底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会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了解中共的要求和愿望，并说明苏联领导人就后者向莫斯科提出的诸问题的看法。

　　总之，尽管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到1948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站在一起了。




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

　　对1949-1950年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对于双方来说，结成这一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对美国的政策以及怎样解决各自的实际利益这两个方面。对付美国这个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同盟得以缔结的基本条件，也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是，毛泽东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完成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而苏联一方面要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美国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一方面又要避免使苏联直接陷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此外，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必然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所得到的在远东的根本权益。在这两个方面，既存在着中苏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和目标，又隐含着中苏同盟产生矛盾和分歧的条件。在1949年年初、年中和年底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会晤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统一性和矛盾性，而其表现形式又有着微妙的变化。不过，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即毛泽东决心向苏联“一边倒”。




一、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在1948-1949年的冬天，亚洲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引起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以至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Vyshinskii)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示说：“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

　　但此时，斯大林对于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怎样立场以及会走上什么道路却一无所知。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抱怨态度和试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泽东，苏联政府已经向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和满洲里的领事下达了如下指示：

　　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

　　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1948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至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同时，斯大林还为毛泽东准备好了对国民党征询意见的答复：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

　　斯大林接着指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决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

　　或许是考虑到应该采取更为妥善和策略的说法，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可能拒绝苏联的建议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未等毛泽东的答复，1月11日斯大林又来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条件国民党不同意，“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

　　毛泽东显然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在1月12日的回电中直接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他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应该做出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表示了中共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

　　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情了，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

　　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不过，美、英等国在苏联之前已经明确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人，和谈一事只能作罢。

　　这样，当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时，他所准备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决的这一问题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学者根据俄国最近公布的这些档案文件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这种理解恐怕不够准确。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电报的理解没有错误，斯大林开始的确是有意由苏联单独出面充当调停人来促成国共和谈，这在电文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考虑到中共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调停人的问题，而是完全从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应断然拒绝和谈。正是出于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以后，于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不过，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斯大林此时处事也是非常谨慎的，既然已经知道中共的坚决态度，他是不会再提出调停的问题了。1月21日，蒋介石面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迫不得已宣告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了前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立即召见罗申，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停止内战。但罗申经请示斯大林后尖刻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李宗仁再派人去见罗申，得到的答复是，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显然，这是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根本转变。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苏联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但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过去的方针，斯大林实际已经在考虑改变苏联的政策了，所以他很快就对苏联出面调停的事情默不作声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标志，是值得斯大林高兴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这也正是斯大林派米高扬去西柏坡的主要目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

　　关于中共的立场和政策，主要是毛泽东介绍的。据师哲的回忆，从2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一个人整整谈了三天，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尽管米高扬对毛泽东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谈话方式很不习惯，但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基本状况总算是有了大体的了解。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通过1945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待这个条约的问题又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集中的表现形式。

　　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表示，新中国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苏联方面态度坚决，抢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内蒙古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再坚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扬在60年代回顾此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中国政府都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自已的军队，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前进，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恐怕什么时侯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其结果大概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谈话时在座的任弼时在这个时侯插话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斯大林针对我就此事的报告给我发来一个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要属于外蒙古。”毛泽东悉知这个电报后说他会考虑这个电报，还说他们“当然不会维护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路线，也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很显然，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像1945年谈判中苏条约时一样寸步不让，并且采取了一种先声夺人的姿态。毛泽东对此只能作罢。

　　在新疆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很谨慎地提到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米高扬则非常明确地表示苏联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正在进行独立运动，这个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该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新疆虽然也是苏联关注的地区之一，但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没有涉及新疆问题。当时斯大林即以苏联政府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后来，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的方式保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遭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尽管如此，由于大量苏联侨民的存在，莫斯科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换句话说，苏联对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无所不在、被称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而不是通过占有领土或签订条约。所以，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已经预先做好了让步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共根本还无法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当然，东北问题是中苏双方关切的焦点。不过，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非常慎重和试探性的方针。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有人认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但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对，“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

　　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斯大林明确向中共指出了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条件后，才表示也可以根据中共的要求立即撤军。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说法是没有诚意的，实际上他也了解中国眼下不会提出撤军的要求。

　　果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听到苏联的态度后，几乎同时表示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因为这样做只能对美国有利。毛泽东说，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将保守秘密，等到将来，中国粉碎了政治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重新考虑条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中共的态度似乎是十分诚恳的，但米高扬的感觉是“他有自已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说透”。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米高扬的感觉是正确的。

　　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他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长春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长春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也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长春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含糊地回答说：“在长春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磨擦，这些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比如，国民党军队掠夺了长春铁路和一部分企业，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最终归还给了长春铁路。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似乎正在破坏这些条约，把企业交给了长春铁路。”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

　　看起来，虽然斯大林对于中苏条约的命运问题已经忧心忡忡，但中共领导人对此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或许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从会谈情况看，中共领导人更多谈论的是要求苏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药及武器生产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生产在内的后勤工作。周恩来还希望苏联提供钢材、汽油、汽车及其他机器和物资。

　　在2月2日的会谈中，朱德和任弼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就此次谈话，米高扬在电报中特别写道：“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2月3日，刘少奇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也涉及到了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他建议，在帮助中国工业发展方面苏联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提供资金。并表示中国方面迫切想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多大规模的帮助。对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要求，米高扬除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外，其余均声明要请示莫斯科的意见。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提供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只能给3亿，并建议中共确定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清单。

　　从上述情况看，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谈中几次表示即使苏联不能给予贷款或其他援助，也不会埋怨见怪，但最后还是请求苏联尽快提供军需物品，并决定将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去莫斯科，以便签订贷款协议及讨论其他重要问题。

　　至于中共采取的政治方针，综合俄国档案文献的材料可以看出，米高扬在他的报告中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中共决定不急于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原因是缺乏管理干部，以及难以解决城市供应问题。米高扬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意见对此提出了反驳，指出应尽快占领大城市，以便加强中共党员中无产阶级的基础。

　　第二，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成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对“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影响”感到满意，并说“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米高扬认为这与中共及其军队长期在山区活动而远离工人阶级和大城市有关。

　　第三，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如果现在成立政府必然是联合政府，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并坚持在夺取南京后不能立即成立政府。米高扬劝说毛泽东应在占领南京或上海后，迅速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认为这对国内和国际斗争都有利。

　　第四，关于外国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一个方案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的问题。对此，米高扬未表示意见。

　　第五，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接受联共(布)的领导和指挥，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并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第六，中共领导人表示，新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原则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从时间上讲是长期的，对“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面进攻还要等10-15年”。希望苏联对此提出建议。

　　从俄国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华期间尽管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之深入，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之广泛，特别是在此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斯大林与米高扬之间电报往来之频繁，毕竟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和要求，以及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以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




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与苏联结成联盟。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现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

　　为了向莫斯科表示中共的这一愿望，毛泽东加紧了与斯大林的联系。特别是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中共不愿将大门关闭，但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还是时时处处向莫斯科请示、汇报。

　　在当时恢复经济急需贷款援助的情况下，由于向苏联要求的贷款一时无法得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问题便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当时，西方国家的财团也有在华投资的意向。但是毛泽东深知这种问题的敏感性，他必须向苏联通报，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

　　4月13日，已经成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了他4月9日同毛泽东长达3小时的会谈情况。会谈时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表示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还主动表示：“我们把这项建议看作是试图与我们达成交易，这不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而是(按马歇尔的计划)使美国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并使中国人民服从他们，就像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不过，毛泽东随后又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

　　针对上述电报，斯大林4月19日打电报给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会谈时，请告诉他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话。……第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

　　显然是因为没有摸透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或者是出于避免引起苏联猜疑的考虑，中共始终未曾接受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在中美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上，毛泽东也特别注意听取莫斯科的意见。科瓦廖夫回忆说，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就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向他通报情况并征徇苏联的意见。

　　5月23日，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简要地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会谈中司徒雷登曾表示其个人意见说，他们美国人现在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就是证明。他还说，人民解放军一入城(青岛、上海)美国人就把陆海军撤走。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民主人士要尽可能广泛一些。联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将予以承认，并同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是矛盾的。麦克阿瑟不久前派两团美国士兵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驻上海的舰队。或者司徒雷登说谎，或者军人们(麦克阿瑟)不尊重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

　　5月26日，斯大林在打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要他转告毛泽东，他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并说“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

　　不过，当时苏联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发展的考虑比毛泽东估计得要复杂和微妙。斯大林一方面不愿意中共与美国密切接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出兵干涉中共的解放事业，甚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忧虑不在于中共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而在于中共采取过分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造成借口。因为一旦美国出兵，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苏联介入这场冲突，势必与美国在亚洲卷入一场战争；如果苏联采取回避态度，万一中共不敌美国，就会直接损害苏联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

　　至于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共打过长江的问题，据笔者目前看到的史料，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从罗申的活动和斯大林关于苏联出面调停的上述电报可以看出，苏共确实有意让国共双方划江而治，虽然这是没有明言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屡次表示对斯大林有怨气是事出有因的。胡乔木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即斯大林没有正式提出过阻止中共军队渡江作战，但这种意图是有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曾表露过类似的担忧。1949年4月1日，即在中共军队渡江前，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克拉克(Clark)致电马歇尔说，罗申告诉他，如果中共最终夺取全国就会感到“骑虎难下”，面对无法应付的局面。实际上，真正感到“骑虎难下”的是斯大林。例如，中共军队在渡江战役中炮击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和“伦敦”号巡洋舰后，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保守党要求对红色中国宣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此时正在北平的科瓦廖夫根据莫斯科对他的报告的反应，“感到危机时刻已经来临”，“辽东半岛的苏军以及在旅顺口和太平洋其他基地的苏联舰队已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但“对所有人来说，庆幸的是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

　　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结成同盟打下基础，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面铺平道路。同时，学习苏联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争取苏联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刘少奇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会谈和交换的各种文件，基本上达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但有些问题则留待毛泽东亲自去莫斯科解决。

　　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中苏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刘少奇通报中国国内的基本形势和中共有关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征求苏联方面的指示和意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斯大林在阅读这个报告的俄文本时在文件上做了许多批注，并划了许多着重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次二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谈到今后的任务，报告认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关于未来的国家管理问题，报告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报告指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什么是‘官僚资本’？)”报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须解释的。(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报告区分了中国的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报告特别强调：“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几项原则：“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对。)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利益的问题，报告说：“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什么样的限制？)”至于“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对。)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关于在华的外交官员，报告中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名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关于新政府成立后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对。)”报告同时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根据斯大林对这份报告的批注以及后来的会谈情况，可以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状况是满意的，对中共中央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赞同的。就是说，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上虽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刘少奇阐明了中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即新中国将坚决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反对走“中间路线”。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这样，就确定了中苏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共的这一立场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和赞赏，7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甚至还出版了单行本。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也特别解释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边倒”方针：“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报告还指出：“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刘少奇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问题上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刘少奇表示“没有什么妨碍”，但斯大林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侯都要讲团结。斯大林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

　　斯大林还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表明了苏联赞同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融洽和谐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明白中国最急需的就是经济援助，根据俄国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第一天，即6月26-27日深夜的会谈中，主要讲的都是如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而且这笔贷款是按照1%的低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的商品形式提供给中国，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斯大林还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而且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苏联还准备派专家并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事的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在回答中国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作好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建立这条航线”，并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还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修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的铁路。刘少奇根据国内来电的要求，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苏联方面对这一计划当即表示赞同，只是提议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斯大林还根据中国的要求派出苏联空军布防在旅顺到大连之间，以对付国民党的空袭。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情报及反间谍方面进行合作。高岗和刘少奇说，过去苏联在中国的大部分情报网已经靠不住，甚至正在为美国和蒋介石工作，他们要求停止这些无法控制的间谍的活动。斯大林回答说：“形势要求我们把我们双方的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我们准备立即这样做……让我们采取联合阵线的行动！”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提出向苏联学习管理经验、在苏联参观访问、派人到苏联学习以及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要求。刘少奇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又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苏联解答或给以指导的问题，这包括了解苏联的国家结构、经济政策、文化和教育机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苏联方面尽力满足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些要求。

　　7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高岗，同意由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鉴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机构刚刚建立，既缺少专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根本无法提出所需设备和货物的清单，毛泽东建议刘少奇与联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专家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那么最好请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时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不久，苏联加快了对中共援助的步伐。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19日决定向中国提供334架飞机和大炮，其中包括360门高射炮，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此后又提供了价值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5日决议，还提供了价值630万美元的钢轨和固定件。

　　第四，刘少奇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新疆问题上取得合作成功，是加强中苏之间理解和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苏利益冲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对东北问题比较敏感，那么在新疆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慷慨大度。在与刘少奇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主动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斯大林还建议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为了帮助新疆尽早得到解放，斯大林表示苏联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迅速地驱散并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经请示毛泽东后，7月6日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毛泽东原计划于1950年或1951年解决新疆问题，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

　　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当地可靠的领导人。当年稍晚时候，中共便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了新疆问题。

　　应该看到，斯大林对新疆问题的建议和关心主要考虑的并非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出于在已经决定苏联不再介入新疆问题的前提下对西方势力渗透这一地区的担忧。虽然如此，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斯大林的建议和帮助有直接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很难说不是为了在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苏条约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判遇到了障碍。

　　第五，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自然要求废除包括中苏条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是当时中苏双方利益冲突之所在。如果说当米高扬访问时苏联提出这一问题有些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那么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毛泽东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非常谨慎，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本意和底线。

　　米高扬离开中国之后，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以往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周恩来的这种说法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本意还摸不透，或者说对米高扬所表示的苏联对待原中苏条约的立场持怀疑态度。而斯大林也摸不清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中共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也只是提出“可以谈谈看”。

　　中苏双方在条约问题上互相摸底、互相试探的心态在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在该报告上的批注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对。）

　　在7月11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对长春铁路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已经在西柏坡表明了苏联的意见，即苏联认为条约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留。虽然中国方面对长春铁路问题没有表态，但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斯大林显然是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会引起冲突，因此将问题搁置起来可能要好一些。

　　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已经知道中国并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于是又重复了米高扬的说法，即提出两个方案要中国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

　　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而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明确地对刘少奇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总的说来，刘少奇虽然表示可以继承旧条约，但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显然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只是留出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而已。这一点，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这一点，从斯大林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言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莫斯科“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不过斯大林以这种说法来试探中共的意图却也是非常明显的。看来，斯大林是想把问题拖下来，或等待毛泽东首先明确其要求或做出让步。

　　第六，莫斯科会谈中中苏之间的另一个分歧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准备、也很不情愿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向中共提供帮助。

　　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但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台湾是中共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而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帮助。

　　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已经透露了中共对进攻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到解放台湾问题。信中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于是，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由我们占领。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斯大林表露了他对战争的真实感受，又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斯大林建议把这件事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7月27日，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中央委员会总部，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参加了会议。苏联方面除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外，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参加了。斯大林在会上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建议和要求中国人不要发动台湾战役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以上情况说明，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他们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实际的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可能的合作。这正是刘少奇与斯大林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基础。从这一点看，美国教授陈兼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然而，就双边关系来说，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没有解决中苏之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直接对话了。




三、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

　　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在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也需要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正如韦斯塔教授认为的，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合，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但中共要求与苏联结成同盟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这种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显得尤其迫切。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确是心急如焚。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不断向苏联方面反映这种状况。

　　1949年10月2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向他指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和困难”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于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缺乏专业技术干部也是经济恢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陈云在谈话中指出：“缺少忠实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里，70位工程师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Tikhvickii)在他的题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和1949年的国民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实：在天津、上海、重庆、广州这样一些重要工业中心解放时，那里75%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瘫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一片废墟——炸毁了堤坝，践踏了几万公顷农田，带走或炸毁了火车机车和车厢，毁坏了发电站和仓库，破坏了交通、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凿沉了船只。国民党撤离上海时毁坏了国际无线电台，炸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主要车间和江湾机场的油库，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轮船。从无锡逃跑时焚烧了1000多辆满载从上海送来的工业设备的卡车。从武汉到广州的100多座铁路桥被炸掉了90多座。在汉口毁坏了30多只船，炸毁了连接武汉三镇的所有铁路桥梁。

　　此外，1949年12月19日由周恩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亿亩，粮食减产约120亿斤，灾民约4000万。

　　正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担忧，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与苏联结成同盟的信念。用刘少奇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联合苏联”就是“立国的基本政策”。

　　然而，毛泽东明白决不能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必须向斯大林说明，中苏同盟不仅有利于中国，从根本上讲也是有利于苏联的。毛泽东的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他的出发点是要让莫斯科知道，为了在政治上共同对付美国，苏联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美国是否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以及中共如何了解到这一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李克农传递这样的信息，无疑是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对此，毛泽东是有感受的，他曾对中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说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因为这将引起苏联的怀疑。当然，毛泽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所以中国领导人还向苏联透露，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总之，毛泽东一方面是要表明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密切中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从李克农的信息中还可以体会到的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的。

　　除了寻求经济援助，毛泽东去莫斯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随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人员师哲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回忆，他认为中苏领导人在会谈初期遇到难题或产生隔阂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会”，特别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泽东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而一些俄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如列多夫斯基、库利克等)在接受笔者采访或进行学术交流时说，毛泽东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养病，所以毛泽东后来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把他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即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在10月就开始了，最初打算出访3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并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第二个月去东欧国家访问，第三个月在索契疗养。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这次访问将秘密进行。在11月5日的谈话中，科瓦廖夫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毛泽东则提出他想于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并亲自向斯大林祝寿。因有许多国家将派代表团出席斯大林的寿辰庆典，所以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也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随后，11月8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再次向罗申大使表达了毛泽东要访苏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他将亲自前往莫斯科谈判。中共中央11月9日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王稼祥立即向苏共中央转达了这个意思。对此，葛罗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议，既然中国人谈到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访可能影响工作，苏联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选择。这实际上是暗示只要毛泽东一人来访。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误会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

　　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不便再予以直接拒绝，便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但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经把12月16日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共中央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失望。毛泽东本人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Yudin)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Fedorenko)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如果说与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相比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有所改变，那就是现在苏联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中苏条约在实际上进行修改，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这样做至少不会因中苏条约的改变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给苏联引出更多的麻烦。

　　斯大林显然认为苏联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更加注重问题的形式方面。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考虑到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从而扫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此时，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做出相应的让步，毛泽东则提出准备静心休养，并要提前打道回府，以示对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的不满和抗议。

　　1950年元旦这一天，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Shvernik)、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贝利亚(Beria)、马林科夫(Malenkov)、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应当只具有简单的座谈性质。他不想就这些会见提出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者说是不讨论实质性问题。会见应当每天安排一次，时间不要太长，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之后。”“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本人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从他的健康考虑，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会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曾打算到苏联各地去看看，现在，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不想在苏联各地旅行了”。最后，毛泽东提出，他原计划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但现在他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看来，除了“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面对毫不退让的毛泽东，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

　　首先使斯大林受到刺激的是西方的报纸。由于自斯大林寿辰庆典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在苏联的媒体上出现过，各国驻莫斯科使馆都议论纷纷，到处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在西方媒体也引起了种种猜测，甚至有消息说毛泽东被软禁起来了。对此，中苏双方都感到不妥。王稼祥大使提出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方式解脱困境，并公开说明毛泽东访苏的目的。第二天，即1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消息。毛泽东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出来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无非是想给斯大林施加压力，迫使他讨论新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在报纸公开发表这样的谈话已经表示出苏联的让步倾向。毛泽东后来承认，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斯大林决策的事情。毛泽东在1月1日与罗申会谈时告诉他，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一个消息：“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实际情况是，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12月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致电周恩来，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把缅甸、印度、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将与中国建交的信息告诉苏联方面看来不是没有用意的。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冈察洛夫等人则认为，英国承认中国一事对斯大林的震动很大，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无疑对苏联是一个刺激。看来，斯大林需要考虑再次做出让步了。

　　此外，韦斯塔教授根据俄国档案材料，还提出了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促使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当中国领导人新年期间在莫斯科逗留时，毛泽东不断地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罗申等人做工作，结果，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毛泽东没有签订一项新条约就离开莫斯科，会损害他本人及他的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他们觉得苏联有责任保证这个新的共产主义邻国的安全。于是，在这些领导人当中由米高扬出面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在不给苏联带来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签订一项新的条约。

　　总之，到1月2日这种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尽力弥缝中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裂痕。1月6日，维辛斯基拜访毛泽东，并进行了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维辛斯基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五天之内派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他们将在一个月内写出关于水利枢纽设备状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维辛斯基还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来电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苏联方面根据专家的计算，决定按苏联空军的标准从1月开始即向中国提供所需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为这批燃料进行支付的方式和条件，可以在1950年的贸易谈判中再解决。毛泽东再次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

　　苏联方面还提出了一个令毛泽东十分感兴趣的建议，即由中国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其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苏联将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而“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百分之百地同意这个建议”。

　　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毛泽东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和修改条约其他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

　　为了表示中国与苏联立场的一致，1月13日，毛泽东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1月17日，毛泽东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并说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毛泽东还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此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主张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认为驻日美军对于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过，当时中共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战争期间，野坂参三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回国后也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为了保持与苏联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还是在1月14日指示胡乔木应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后来，毛泽东还特意指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看。

　　不过，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在中苏两国商定共同发表驳斥艾奇逊(Acheson)1月12日演说的声明这件事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矛盾。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对于艾奇逊在演说中发表的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斯大林要求中国和苏、蒙同时以官方名义发表声明进行反驳，但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官方’的声明”，结果，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的。对此，斯大林十分不满，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还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毛泽东为此憋了一肚子气，始终一言不发。

　　在师哲看来这是又一场“误会”，但从现有文字材料看，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1月17日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时苏联方面就明确提出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同意发表声明，但又特意问到：“由新华社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对此表示同意，并具体谈到“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稿”，经苏联研究和修改后“用电报发往北京，由代行外交部长职务的副部长发表这个声明”。显然，这里是无法用“误会”来解释的。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以新闻总署的名义发表声明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坚持己见并对斯大林的指责颇为不满却是事实。这至少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当时还是缺乏理解和谅解的。

　　总的说来，中苏关于新条约的谈判还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周恩来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后，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的问题。会谈开始前，苏联方面已经将有关新条约的12个文件起草好，并于会谈当天交给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谈中却显得有点被动。

　　关于新条约的内容，毛泽东只是强调“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但没有说出具体意见。关于旅顺问题，按照苏方的意见，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但指出如果大连继续作为自由港，则是符合美英“门户开放”的政策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提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关于长春铁路，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运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同时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对此，莫洛托夫指出：“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代理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周恩来接过来说：“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长春铁路局和局长职务必须撤销，并建立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代理。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斯大林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见，表示：“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的代理就必须更换。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莫洛托夫还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要把中方投资比例增加到51％的要求“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斯大林也表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毛泽东则出来调解说：“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在后来的谈判中，主要障碍就出在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上。

　　这次会谈确定了关于条约谈判的基本原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从后来公布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看，与1945年的条约相对照，改动主要在于：缩短了归还旅顺港和长春铁路的时间，即由过去的30年改为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以前；大连的行政权力过去受到苏方制约，现在则完全直属中国管辖；长春铁路局局长和理事会主席及旅顺基地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过去由苏方担任，现在则采取轮换制。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中国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方面，总的来看，苏方倾向于较多地保留1945年协定的内容，而中国的草案却基本上要推倒重来。争执的结果是斯大林再次做出让步，即大体上接受了1月26日周恩来提出的修改草案。

　　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和协定中还有一些文本没有公布，对这些问题中苏之间也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周恩来在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周恩来说明，这些协议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如果签字的协议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还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议，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表示，尽管周恩来表述的意见非常明确，但双方之间没有约定要将所有的协议和其他文件公布，因此，公布这些文件的问题必须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将向斯大林汇报。

　　没有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继续讨论的文献，但最后的结果是确有一些协定没有公布。在这些没有公布的协定中，根据俄国目前解密的档案材料，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其一，关于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的问题。

　　苏方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后曾建议，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会谈中，中苏双方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不同的立场。针对苏联的建议，周恩来提出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应以受到战争威胁为条件，并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沿满洲里车站，经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新疆省的伊宁一线进行运输和调动，运价按现行苏联军队的运输标准。2月1日，米高扬答复说这个问题根据中方的愿望做如下改动：“规定沿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只能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苏方解释说，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调动军队可以缩短一半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对此无须任何证明，这里所指的就是当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同时，米高扬表示“中方关于其有权沿满洲里到新疆的铁路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国长春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是反对苏联建议的一种特殊的隐蔽形式”。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还抱怨说，苏方“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正是周恩来本人确认的如果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同意苏联可以沿长春铁路向任何方向调动军队”，“现在，当我们同意将长春铁路交给中国时，中国人的意见又变了，他们反对我们沿长春铁路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运部队。”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中方的建议，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建议或对抗性建议”。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并没想到在议定书中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从逻辑上讲，这种调动是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在协定草案中规定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长春铁路调遣部队，而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国土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中国就无法理解这一条款的内容了。因此，中方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这一条中补充这样的规定：中方可以沿苏联铁路在东北和新疆之间调动部队。此外，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建议使用这些铁路从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时间和开支。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米高扬最后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可以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但要保留现有的协议书，而只把有效期从原来的30年缩短到10年。这就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共同占有长春铁路的期限，在已经商定的1952年结束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年。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重新讨论关于长春铁路协定有效期的问题，于是只得同意苏方的修改意见，即当苏联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苏军可以使用长春铁路调动部队，而不提中方使用苏联铁路的问题。不过，周恩来又退一步提出，尽管在文件中可以不做出规定，但中方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米高扬说，中国关于有权经苏联领土调运军队的建议被拒绝，并不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利用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争论至此结束。

　　不过，苏联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感受是强烈的。按米高扬的话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苏联仅仅在一条线路上调动军队中方还不想同意。如果中方连做出这样的让步都不能，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尽管事实如此，苏联方面的感受也有一定道理，但中方出于对等原则的考虑提出这样的修改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应该看到，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军队有权在中国领土上调动的建议，从长远考虑，显然是有顾虑的。

　　其二，关于秘密《补充协定》的问题。

　　根据中国现有的材料，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在中苏新条约之外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活动”。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中国的材料还显示，毛泽东曾在1月22日的谈判中对此建议提出疑问，后来也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但是根据俄国的文献材料，当时毛泽东对这一补充协定并没有表示反对，而只是“在文字方面”提出了小小的修改意见，即将“租让”改为“租让权”。俄国档案中关于1月22日会谈的记录也没有提到《补充协定》的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并非档案文献的记载。看来要搞清这一问题，只能有待于中国方面档案文献的公布了。不过，毛泽东后来对这个秘密的《补充协定》非常不满，确是事实，他曾在多次讲话中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客观地讲，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不满是有道理的，这个《补充协定》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只是限制了中国一方在东北和新疆这两个地区行使自己的主权，因为当时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第三国”的资本和公民的问题。

　　至于毛泽东后来同样表示强烈不满的另外几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即所谓“合作社”问题，其实怪不到苏联人头上，因为如前文所说，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提出了请苏联来中国办合营公司或租让公司的建议，而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在新疆建立合股公司的问题也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

　　中苏同盟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尽管有些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署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东亚地区的安全。

　　然而，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东亚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因此，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




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反对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唯一的直接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是“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最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推断和争论。

　　叶甫根尼.巴加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

　　瓦列里.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

　　李钟植和陈兼都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

　　谢尔盖.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将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

　　詹姆斯.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

　　约翰.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

　　约翰.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

　　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数都与斯大林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本书即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决策前提：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

　　斯大林同意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决心在东北亚面临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决心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爆发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都已经具备，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远东战略和策略。

　　如前所述，苏联在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强烈的对抗性反应以后，国际形势已经呈现出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而苏联与美国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不过，苏联在欧洲采取保守的与西方对峙的方针，并不说明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与美国对抗的战略，问题在于对抗的条件和方式。莫斯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地区。

　　欧洲的柏林危机尚未过去，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李承晚(Syngman Rhee)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方的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但是，斯大林采取的态度却是压制金日成对此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

　　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Shtemenko)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24次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的。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形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同年5月2日什特科夫报告说：“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一到三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

　　到了6-7月间，形势进一步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数量增加了。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察旅的行动，它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

　　7月13日什特科夫又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

　　当时，美国已经于1949年6月完成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行动，正如牛军教授所说，美国军队这一时期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准备，而莫斯科对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意图的估计则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了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朝鲜北方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向他们南方发起进攻，甚至在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不仅如此，莫斯科还制止金日成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任何军事行动。

　　平壤在实行朝鲜和平统一计划 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军事准备。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Tunkin)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Mun Il)通报说，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顿金还证实，北朝鲜确实截获了一份南朝鲜军队关于炮击海州市的命令，但命令所定的炮击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和反应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顿金本人的意见却不同，他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南朝鲜的内战，但是，“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5日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电报还附有南北朝鲜军事力量对比的详细材料。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上述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据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这里涉及到一个目前史学界存疑的问题，即1949年底金日成是否与斯大林进行过秘密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是什么。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来到了莫斯科，并要求“用武力解决南朝鲜的问题”。贾丕才在1992年4月3日接受冈察洛夫等人的采访时也说，金日成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于1949年11-12月带着一个进攻计划来到莫斯科。但据另外一位接受学者采访的未透露姓名俄国高级外交官说，他曾查遍俄国档案，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冈察洛夫等人认为“很可能是莫斯科与平壤在这一时期频繁的通信往来被错认为是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会谈了”。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这样一次访问，也不能说明斯大林在1949年底已经改变了政策，因为从赫鲁晓夫和贾丕才的回忆看，斯大林并没有同意金日成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

　　本书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平壤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是因为美国不会干涉就决定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在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以美国不会干涉作为实现其动机的必要条件，否则，莫斯科就不必非要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了。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即使在斯大林倾向于接受美国不会进行干涉的估计并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行动后，仍然谨慎地避免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因此，斯大林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平壤是否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会议所要求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是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如果说到斯大林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采取这一举动的原因。




二、决策动机：苏联在朝鲜的目标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Lee Jooyon)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v)和佩利申科(Pelishenko)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担心再次受到莫斯科的训斥，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找到什特科夫大使，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金日成又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甚至质问什特科夫“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的精神答复金日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1月30日，即斯大林被迫接受了中国方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协定的草案后，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好，不能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开放绿灯，因此，这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在1950年初已经开始改变以往对朝鲜的政策了。此后，事情便按照斯大林改变了的方针顺利地发展下去。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Vasiliyev)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

　　3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给人民军补足装备，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3月18日，斯大林回电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这一请求。

　　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Brezhnev)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做出，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

　　那么，在这短短的1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是被迫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而这就意味着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与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斯大林与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阿吾地(朝鲜)和克拉斯基诺(苏联)的铁路线。这样，尽管与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当然，这里说斯大林在此时想到了朝鲜问题完全是一种推断，不过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早在战后初期苏联就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是把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把这些战略要地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外交部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

　　(1)苏军占领三八线以北朝鲜地区的时间必须与美军占领朝鲜其余的地区的时间相同。坚持将济洲半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里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假设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中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在确定日本和朝鲜的未来边界时，必须提议将对马岛划归朝鲜，理由是从历史上看，对马岛一直是日本侵略大陆国家尤其是朝鲜的基地。

　　(2)必须支持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3)待占领时期结束后，(必须)提议由四国实施对琉球群岛的共同国际托管，或者由中国单独托管。显然，美国想要在琉球群岛建立其军事基地。

　　(4)在占领期结束后，(必须)提议对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卡罗来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国际托管制度。可以支持美国对一些战略地区的要求，条件是美国同意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在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考虑中，朝鲜半岛本来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当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在朝鲜半岛，美国与苏联则已有以三八线划界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早在1947年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也还是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远东地区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

　　这里还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　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如前所述，在划分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还可能考虑到他的声誉。莫斯科不能一再地阻止亚洲国家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事实证明苏联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犯有错误之后，斯大林显然不想在朝鲜革命的问题上再遭到非议。

　　不过，斯大林更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与国家利益相比，对个人声誉的考虑应该是第二位的。所以说，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有另外一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三、决策条件：对美国和中国反应的定位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周密考虑和妥善处理与这两个方面关系的措施。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点考虑：

　　第一，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

　　1950年6月20日，就在北朝鲜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筹备时，什特科夫给莫斯科发来一封特急电，电报说：“金日成同志请求转告：为了发起攻击和登陆，需要军舰。已有两艘船抵达，但船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我认为这种请求应该给予满足。”但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的答复却是：“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

　　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从斯大林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给美国提供干预朝鲜问题的借口这样的思维逻辑分析，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斯大林决心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不是出于对抗美国在日本实施的政策的考虑。尽管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引起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大国的不满，苏联在对日本管制以及对日和约问题上也与美国争论不休，但1949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总体说是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而美国给日本以独立地位以及在日本驻军合法化均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情。苏联控制朝鲜半岛，就其结果来说当然有利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发展，但就其动机而言，斯大林决不会有意刺激美国改变其收缩政策。除非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仅仅出于对日本问题的考虑便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而进攻日本必然要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违背莫斯科的既定方针的。反过来说，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

　　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Tkachenko)回忆说，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这个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

　　此外，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直接参与了北朝鲜作战计划制定的全过程。他在90年代初回忆说，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北朝鲜的作战方案行不通，便自己起草了一个以反击南方入侵而进行军事演习的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包括给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命令，以及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文件。进攻部队分为两路，以金雄(Kim Woong)为司令的第一方面军作为主攻部队直取汉城，以武亭(Moo Jeong)为司令的第二方面军为侧翼部队，实现从南面对汉城的包围。总之，计划的目标就是拿下汉城。当时他们按照惯例认为，只要夺取了首都，再加上南方的起义，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其军事行动确曾一度停顿下来。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莫斯科的估计是，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

　　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批准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斯大林才会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据贾丕才回忆，在斯大林与金日成1950年4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当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安排秘密来到北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遭到质疑时，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紧接着又补充说“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在强迫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其根本用意是在万一美国出面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来承担援助朝鲜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斯大林才能应付自如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

　　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莫斯科在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时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

　　第一，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亚洲成为苏联与美国对抗的盟友和先锋。

　　第二，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就是说，斯大林在考虑朝鲜统一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两相比较，斯大林当然会认为首先解决朝鲜问题对苏联更为有利。其理由在于：

　　(1)就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1950年1月11日刘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报告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但斯大林担心苏联出动空军会引起美国进行干涉，这一点，他在与刘少奇和毛泽东会谈时讲得十分明白。

　　(2)就苏联与平壤和北京的关系而言，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朝鲜的行为可以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苏联虽然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也不放心。

　　(3)就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而言，由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当然符合斯大林此时对东北亚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考虑。而新中国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以后，毛泽东将怎样行事斯大林是没有把握的，说不定将来中国还会对苏联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进行决策时解决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矛盾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力量和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那么，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斯大林是否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这是在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理解斯大林在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前提。

　　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其次，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了解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情况。毛泽东答应帮助金日成，但并不主张金日成主动采取军事行动。

　　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先到沈阳与高岗会面，并与中共中央进行了联系。在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

　　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向维辛斯基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金日成的通报说，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对于金一提出的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个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在朝鲜，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泽东说：“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苏联就在旁边，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关于东方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在毛泽东的通报中，关于成立东方情报局和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的问题与金日成的通报基本一致，但谈到朝鲜局势时则有很大不同。根据这个通报，毛泽东说，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当金一说美军撤出南朝鲜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时，毛泽东劝他们进行反击，但如果有日军参加就要慎重。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出现敌人占优势的情况，并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但毛泽东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从这两个通报都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当时是担心朝鲜北方会受到南方的攻击。但是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没有提到毛泽东反对主动进攻，而在中国通报中毛泽东则明确地劝告金日成不要主动进攻。至于哪一个通报更为准确，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金日成谈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时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显然，金日成后来的说法同毛泽东的通报是一致的。托尔库诺夫和乌尔姆采夫在研究中已经注意中朝这两个通报之间存在差别的问题，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中、朝、苏三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之，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天并不赞成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那么，中国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转交北朝鲜是否就证明支持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部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武亭便率领由1000名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一个团回到朝鲜。在中国内战中也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

　　朝鲜族部队大量回国是在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关于回国的人数和时间，过去的研究中有不同说法。根据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做出判断：1949年5月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共有三个师约37000余朝鲜族官兵分别于1949年7月和1950年4月回到朝鲜。

　　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

　　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1950年1月初提出来的。当时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人民解放军中有由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随后，中国政府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表示同意，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Kim Kwanghyeb)到中国洽谈此事。只是由于朝鲜驻地有困难，朝鲜政府希望这些部队在4月以后再回国。最后，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当时赞同和支持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1949年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时期在中国已经过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问题。因此，怀廷教授很早就做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现象。

　　关于中国在朝鲜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苏联领导人是知道的。如上所述，斯大林从平壤和北京已经了解到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至于中苏领导人之间，根据现有的材料，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经与斯大林本人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时是否已经商定将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大争论。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除了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外，斯大林与毛泽东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1949年12月16日、12月24日、1950年1月22日)和一次小范围关于艾奇逊演说的声明的谈话(1950年1月下旬)，而这几次会谈均未涉及这个问题。在12月2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可能讨论过朝鲜的局势，但也绝没有提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对自己支持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斯大林对他的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当然，人们会想到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可能还进行过秘密会晤。关于这个问题，韦斯塔教授对笔者谈起了一个情况。韦斯塔曾为挖掘俄国档案在莫斯科工作了6年，在此其期间他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据贾丕才透露，斯大林的确曾两次邀请毛泽东到他的私人别墅会晤，双方都没有官方人员出场，斯大林只请了一位他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私人朋友担任翻译。在2月15日的第二次私人会晤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到了朝鲜问题，但具体内容不详。不过，下面将要谈到的在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存在与毛泽东的秘密会晤，斯大林也肯定没有向他提起自己的决定。

　　金日成在1950年4月从莫斯科回国后，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飞赴北京，于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因此当时中断会谈，并连夜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因为中国空军学校毕业的第一批速成飞行员是苏联专家培养的，而且中国不断催促苏联加快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1950年4月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要求苏方在1950年夏天或至迟1951年春天前发来中国。第二，中国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加上集体转业进行开荒的42军总计不足20万人，而在东南沿海为解放台湾已经调集了16个军。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对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考虑到在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其二，考虑到中共在亚洲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希望将来中国为朝鲜问题承担责任，斯大林在与金日成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需要向毛泽东转达这一决定，求得中国的同意。

　　其三，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以及在美国不干涉朝鲜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需要中国介入，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

　　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一句话，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的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第四章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挺进。美国政府立即对此做出反应，几天以后便派出飞机、军舰和地面部队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入了中国的台湾海峡。随后，在联合国军的旗帜下，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卷入这场战争。4个月后，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人民志愿军部队赴朝作战，随后几十万大军跨过鸭绿江。于是，朝鲜战争便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卷入国家最多、投入兵力最大、也是除越南战争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国际性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局部化的世界大战”。

　　从实质上讲，这场战争体现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冲突，而作为战争主体的另一方就是刚刚结成同盟关系的中国和苏联。中国和苏联各自对战争目标的确定，对战争中战略和策略的的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对战争的结局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对中苏同盟的严重考验。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未顾及朝鲜冲突问题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加强苏联对亚洲的控制和影响，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如设想的那样，战争初期的进展十分顺利。现在披露的1950年6月26日什特科夫给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Zakharov)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的真实情况：

　　谨此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和进程。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

　　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但与苏联和朝鲜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介入这场战争，而且越陷越深。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

　　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心情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

　　(1)你对朝鲜司令部的任何计划都没有报告。司令部是否打算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推进？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2)还要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否被吓坏了，还是在顽强地继续坚守？

　　(3)朝鲜政府对袭击和武装干涉不想提出公开抗议吗？我们认为应该这么做。

　　(4)我们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将这点通知金日成。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这一点对莫斯科并不困难，但是，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显然，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平壤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保证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然而他却不能让外界知道苏联对金日成的支持。战争爆发后，莫斯科迟迟没有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返回安理会，与此不无关系。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顾问的态度更说明了这一点。朝鲜战争爆发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但是，当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以南挺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这样，才出现了什特科夫关于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

　　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斯大林的谨慎小心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汇报说，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在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显然，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

　　正如下文将要讲到的，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斯大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又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

　　8月中旬以后，战争进入僵持阶段。这时，斯大林表现得更加焦急，也更为谨慎。而且，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答应提供军事装备外，莫斯科开始更多地给朝鲜人以精神鼓励。8月28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口头转告金日成以下事项。如果他要求书面形式，可以给予，但不要签署我的名字。

　　一、联共(布)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可被赶出朝鲜。

　　二、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连续的胜利。俄国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对德作战时期就未曾有连续的胜利。朝鲜人民的最大胜利就是，朝鲜已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成为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运动的旗帜。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军队现在都将向朝鲜人民军学习，给予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坚决打击的艺术。此外，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现在朝鲜并不孤立，他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

　　三、建议金日成同志在前线不要分散使用而要集中使用空军。要使人民军的每次进攻开始时都有强击机对敌人军队的有力打击与之相配合，歼击机则尽可能保护人民军不受敌机的攻击。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

　　总之，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方针是积极的，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战争胜利，但其限度是苏联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之后。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问题了。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由于情况不明，从而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立即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尽管有人提出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完全放弃。6月30日，周恩来与海军司令肖劲光谈话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这些情况说明，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朝鲜爆发战争的问题还是十分关切的，并表示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战争爆发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6月30日周恩来派原定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即柴成文)先以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去朝鲜，以便保持与朝鲜的联系。柴军武一行出发前，周恩来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7月初，中国政府还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族干部由军区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对于苏联政府提出的请中国政府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不论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入境经哈尔滨、长春、沈阳至旅大，或由安东转朝鲜，均应于事前经中长路苏方理事会副主任或中长路苏方局长通知余光生，以便能及时调度车辆，免误事机”。

　　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当时，东北是全国范围内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其部队人数只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27。成立东北边防军说明在中国的军事部署中东北已经成为重点之一，其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加强防卫力量。虽然7月初周恩来已经向罗申提到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但所说的先决条件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当时的战况是朝鲜人民军还在朝鲜南部迅速向前推进，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所以也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联合国军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8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

　　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同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军队建设应有一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

　　8月26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并说“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

　　8月27日，毛泽东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要他们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

　　看来，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但是从“军队建设三年规划”和避免“临急应战”的安排看，出兵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问题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做好充分准备的角度所作的以防万一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苏联和中国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

　　斯大林对于朝鲜局势出现逆转的情况首先表现出急躁和焦虑。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4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化名马特维耶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到东线和东北线守卫汉城。斯大林还再次敦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空中掩护及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

　　斯大林采取的紧急措施似乎是要把苏联空军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斯大林这时似乎采取了一种背离以往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惯方针的做法。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可能确有此考虑，因为朝鲜局势的发展毕竟关系到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但是权衡利弊以后斯大林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9月23日，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在报告中提出：为阻止美军对平壤的空袭，苏联空军准备在前线部署战斗机部队，并将于10月1日和2日两天内把飞行部队投入到平壤，10月3日开始行动。但华西列夫斯基接着提出警告：因空战指挥时使用俄语进行无线通话，在第一次空战后美军就会知道苏联飞行员在平壤上空活动。看来，华西列夫斯基的提醒不是没起作用，事实上，当战局进一步恶化、美国真的越过三八线、朝鲜急需莫斯科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派空军保护平壤。

　　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也“没有保障”。

　　这时，斯大林显得焦躁不安，并对朝鲜军队和苏联顾问大加指责。在9月27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先是责备朝鲜军队的“前线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严厉批评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特别强调造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忽视了“敌人在仁川登陆的战略意义，他们否认这次登陆的意义，什特科夫甚至建议追查在《真理报》发表评论美国登陆情况的作者。这种忽视和缺乏战略眼光的状况致使他们怀疑从南方向汉城地区抽调部队的必要性，调动部队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搁了”。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4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局势的”。斯大林大概忘记了中国领导人早在7月初就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同志美国军队在仁川或朝鲜人民军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当时金日成固然因求胜心切而无视中国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在事前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

　　在10月1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斯大林大概也忘记了正是由于他本人的命令，苏联军事顾问在朝鲜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奉命无论如何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他们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及施加影响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斯大林立即考虑到要中国出兵的问题。据师哲回忆，仁川登陆一两天后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发电，询问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是否能够派兵到朝鲜作战。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了。

　　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开始参与对朝鲜战事的谋划。9月20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一)“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三)“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四)在打法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箝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五)“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不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此项建议。

　　10月1日夜，周恩来又致电倪志亮并转告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八个师既已被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另一方面，出兵朝鲜问题已经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警告。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Panikar)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这时，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

　　9月28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也是暗示要求援助。

　　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前线军队的情况：“由于纪律涣散，不服从命令”，敌人已经“切断了第1方面军与第2方面军的联系”，与汉城的崔庸健(Choi Yonggun)一直没有取得联系。金日成担心敌人会越过三八线，并说他们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计划组建15个师继续战斗，但“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组织新部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敌人”。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近日来形势日益复杂。敌人已完全切断第1方面军的6个师和2个旅，并攻进原州，切断了第2方面军的7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有效抵抗敌军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政治形势也在复杂化。敌人向北朝鲜境内投下伞兵以侦察苏联援助何种物资，并组织破坏活动。反动势力在北朝鲜已开始抬头。”报告还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应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

　　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该信9月30日夜晚23时30分以“特急电报”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10月1日0时35分解密，1时45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别墅的时间是2时50分。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当天给平壤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以及给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中。

　　在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但他首先强调北朝鲜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反复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同时，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要罗申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但是，据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我看朝鲜同志已经陷入了困境。”斯大林简单讲了一下朝鲜的情况后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当然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二、毛泽东被迫下定的决心

　　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有很多微妙的考虑，他们往往都是先揣摸对方的心理，探询对方的意图，然后才迈出谨慎的一步。上文讲到，斯大林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这样，下文将要说明，毛泽东在考虑到与苏联的关系时也是如此。中苏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猜疑和误解是事实，也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问题在于哪一方首先从同盟的共同利益出发做出让步和牺牲。

　　在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10月2日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

　　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中国当局为了表明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对历史的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

　　关于中国出兵的问题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论著，这里特别提出10月2日电报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结果，对于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时间、内容和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据笔者向权威人士了解，确有毛泽东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虽然后来发表时有所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公布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做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本身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将这两封公开发表的电报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下比较。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毛泽东直接写给斯大林的，电报说：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俄国公布的电报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达了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罗申说：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Kotov)和孔诺夫(Konov)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二、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从电报原件的形式看，此电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而是罗申发给斯大林的，那么可以断定，这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时做出的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由苏联大使馆拍发的，所以中国档案馆就没有保存这个文件。

　　那么，俄国档案馆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笔者在相关部门查证，中国这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10月2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

　　当然，这只是判断电报没有发出去的形式上的根据。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发出已经起草好的电报，而与罗申谈了另一封电报的内容呢？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实际情况是，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

　　据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任弼时因病未参加会议)。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第二天起草了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

　　但是，问题出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没有见到关于10月2日会议讨论的详细材料，但根据会议的结果以及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的口气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中央领导人主张在出兵朝鲜的问题要谨慎从事。或许是因为事情紧急，毛泽东只得先告诉苏联方面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实际上，毛泽东所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已经暗示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对出兵问题是有分歧的，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的内容当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

　　当然，10月2日这两封电报拟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中国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那么，毛泽东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出兵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有极大困难。关于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并列举了种种困难。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应该说，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新中国面临的是一片衰败的经济景象：通货膨胀急剧，失业现象猛增，企业开工不足，农业灾情严重，运输系统也大幅度遭到破坏；工业产量只有战前最好记录的30%，轻工业和农业也不超过70%；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闹水灾，受灾面积12795万亩，完全依靠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由于25%的人已经断粮，中共湖南省委1950年3月5日不得不做出关于渡荒的紧急指示；1950年工业设备的利用率平均只45%左右，其中面粉制作业35%，橡胶工业30%，毛纺织业不到30%，丝织也只有35%左右；由于生产萧条，增加了失业，特别是作为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因为受到封锁和严重轰炸，失业现象最为严重，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透露，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在最近的3个月中新失业的工人将近12万人，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同时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美蒋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煽惑，一旦处理不好，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就会陷入极大困难，“甚至可以动摇到城市人民政权的基础”。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出兵与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作战，其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将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间接或隐约地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担心(“两军相持成为僵局”)到初战方略的安排(“只打防御战”)，都反映出毛泽东对困难局面的考虑。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

　　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对比和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不是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毛泽东本人还是主张出兵的，所以他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其次，毛泽东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而当时这个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与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再次，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他很难向苏联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

　　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志愿军主帅，彭德怀的讲话对于统一意见起了很大作用。实际情况是，10月4日下午彭德怀赶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并要他统率志愿军，这样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

　　一旦做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5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10月15日进入朝鲜。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

　　虽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意见，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急于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此时，斯大林却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10月2日的答复后，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向朝鲜人提出调回苏联专家的问题时，您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10月5日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十分焦虑，他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了。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在决定撤退在朝苏联人员的同时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在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中，斯大林的口气更加坚决，提出的理由似乎也更加充分。

　　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转述了他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出兵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其意图显而易见是要把一切责任推到中国领导人身上。电报全文如下：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并同他们详细会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了金日成。从什特科夫10月9日转呈的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及10月10日葛罗米柯会见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朱宁河的情况可以判断，金日成已经得知中国准备出兵的情况了，因为这时朝鲜提出的只是培训飞行员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问题，显然不是以前那种急切要求援助的问题。然而，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斯大林还是有所保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0月2日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更是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早在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如果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否出兵是对中苏同盟的考验，那么毛泽东则认为苏联是否保证必要的军事援助是对中苏同盟关系更大的考验。




三、中苏关系面对战争的考验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因此，在各方面回忆说法不一和缺乏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还要根据旁证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做出判断。同时，只能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目前则无从考证。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况且，如前文所说，周恩来本人一直是赞成出兵的，并几次在会议上提到出兵问题。当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的意见后，周恩来更是坚决执行这一决定的。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还在做一些人的说服工作：“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不过，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比，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究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其次，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有不同说法。

　　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

　　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结果是：一、苏联空军暂不出动；二、中苏均暂不出兵；三、建议北朝鲜尽早撤退。

　　在师哲的回忆中，先是说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后面又说到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

　　李海文和张希研究的结论是：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1日7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主要是斯大林和周恩来在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到，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后来的谈话中都曾提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

　　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文献证据，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毛泽东13日的回电以及中苏双方采取的措施看，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做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从前文所述斯大林10月初两次致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坚决主张中国出兵的，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还是下决心并坚持派兵入朝作战的。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提出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有原因的，可以判断，这个原因就是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而斯大林在会谈中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即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

　　那么，苏联以前是否曾答应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7月5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至于掩护中国入朝部队作战的问题，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的电报都只是原则上提了一句。而苏联答应援助中国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从兵力和部署看，其任务似乎主要是协助中国部队解决东北地区的防空问题。从军事角度讲，关于这个问题，中苏双方当时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讲，要求苏联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关键就是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决定出兵以后，中国军事指挥员对这方面的要求就显得非常迫切了。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很多与会者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这里说的空军部队当然是指苏联空军。

　　但是，斯大林与周恩来10月11日会谈的结果却是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的时间，同时，苏联将来会以什么方式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下来。

　　由于苏联空军推迟出动，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初步结果是中国暂不出兵朝鲜。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1艘战列舰、3艘重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3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就估计到美国军队将要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这一次不是在朝鲜南方的仁川-汉城一线，而是在朝鲜北方的平壤-元山一线，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向朝中和朝苏边界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前进。

　　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指望中国出兵已经不可能，军情又如此紧急，斯大林必须当机立断了。当天下午，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同一天，莫斯科还做出另一项决定。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看来，斯大林是决定放弃朝鲜了。

　　而此时中国则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

　　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北京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11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苏联以何种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及方式。毛泽东认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

　　同样在13日，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先解释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然后，通知了中国的决定：“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它能够打李承晚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此后，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当天，斯大林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

　　中国出兵的问题解决了，但关于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事情还要继续讨论。毛泽东电报中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掩护我们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问题入朝作战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而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13日电报后于当夜约见了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日又收到毛泽东两封电报。第一封来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指出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同时电报再次提出13日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第二封来电通报了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说明要等6个月后再进攻元山和平壤。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内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当即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

　　显然，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空军和武器援助是中国做出决策和制定战略部署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结果，斯大林在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只是掩护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将出国的中国军队处于十分困难和窘迫的境地。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愿意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下面将要谈到的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也说明，苏联的空军援助仅限于保护中国领空和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

　　以上情况表明，斯大林虽然一直答应为中国部队提供空军援助，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推迟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并且拒绝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当然，说斯大林完全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是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是缺乏经验的，直到10月13日前他们还在指望苏联的“空军掩护”。周恩来去莫斯科谈判的主要目的，即中国提出的主要出兵条件，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却在中国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虽然中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但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把毛泽东推上了战场，却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又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出军队赴朝作战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

　　斯大林考虑的是尽量避免使苏联卷入与美国的公开冲突，而在危急的关头要中国在亚洲负起责任。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主要有两个看法比较有说服力。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只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现在发表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讲话都可以成为这种观点的证据。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这些看法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因素。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而莫斯科对战争局势继续恶化的对策和安排显然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苏联驻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斯大林甚至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一点，如前文所引，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如果战争扩大，由于中苏同盟的关系，苏联也将参与进来。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

　　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亚洲消耗和拖住美国。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应尽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

　　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

　　众所周知，斯大林过去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存有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担心中国走“铁托式”的道路，与苏联结盟是另有所图。这种看法在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果，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对斯大林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但是作为同盟国，中苏之间的真正合作是从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开始的。在战争期间，中苏双方加深了信任和理解，至少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是这样。正如俄国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在其著作中指出的：“朝鲜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一、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以后。目前尚无苏联军事调动的直接文献，但实际情况是苏联空军在11月初，即中国军队入朝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中朝边界的上空投入了战斗。英国记者乔恩.哈利迪利用对许多当年参加过朝鲜空战的俄国军事人员进行采访的大量材料，详细描述了苏联空军投入的这场实际上是与美国空军直接作战的经过。据他的考察：

　　俄国人驾驶的米格-15尽机首次进入朝鲜战区的时间显然是在1950年11月初。但是，他们首次作战究竟是1950年11月初还是1951年1月中旬，仍然众说纷纭。一位了解内情的俄国人在采访中告诉我：朝鲜天空出现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是由俄国人驾驶的。1950年11月1日，米格飞机首次出现在朝鲜上空；11月18日，进行第一次喷气机空战。被采访的其他俄国人则说，他们的空军是11月下半月才第一次进入朝鲜作战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准确的日期。洛博夫(Lobov)将军在他撰写的空战回忆中说，他进入朝鲜新义州的“确切日期，是在美国大规模空袭新义州之后”。对新义州的大规模空袭发生在1950年11月8日，由此推论，洛博夫是在195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达中国的。

　　现在已有档案文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11月2日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空战是发生在1950年11月1日。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Belov)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

　　在斯大林眼中，空军问题是最敏感的，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此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空军部队也不断有所加强。

　　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对此，毛泽东十分感激。

　　由于中国军队后方运输线遭受敌机严重破坏，军需供应十分困难，1951年2月23日，周恩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大将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进驻鸭绿江北侧，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扎哈罗夫予以拒绝，使彭德怀非常不满，并于25日和28日两次找毛泽东，商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于是，毛泽东在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因此，毛泽东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是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立即回电说：“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有一条金属飞机跑道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上封电报同意派出两个空军师外，“由于即将到来的几个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

　　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未能进驻朝鲜，但驻沈阳和鞍山的苏联空军部队不久便转移到安东以西仅20公里的庙沟机场，以后又进入了距边境不远的大蒲和大孤山机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上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变。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在朝鲜战争中，由格奥尔基.洛博夫将军统一指挥的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平均有57%左右可在同一时间参加作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000人。据什捷缅科的报告，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损失63架。从苏联空军参战的规模和取得的战果看，苏联实际上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虽然苏美双方当时对此都保持沉默并封锁了消息。

　　当然，斯大林还是掌握着不在前线使用苏联空军的原则，这一点，他在一封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斯大林指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Krasovskii)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认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曾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空军王牌飞行员别列亚耶夫(Pepelyayev)则肯定地说：俄国人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中国的资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这些情况说明，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对此后来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这就是说，中苏这两个盟国在具体战斗中没有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是双方领导人有默契和理解的。

　　当然，不是说中苏之间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分歧和矛盾，有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役的具体指挥和战术的具体运用上也会发生意见分歧。但他们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

　　国内战争使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形成的思维定式之一是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以往采取大迂回包围美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团都难以实行歼灭，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同时，毛泽东仍然主张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把敌人放进来打，“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回电中说：“该电报中所述的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种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英、美军很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不付出巨大损失就难以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斯大林还提醒说：“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在过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交往中，任何一方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来都是谨慎的、间接的或试探性的，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和缺乏理解的状态。此时斯大林能够如此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至少是有了一定的信任感。

　　毛泽东对斯大林也表现出信任和尊重。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

　　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中苏友谊和中苏关系的牢固性。例如，1950年12月29日中共东北局发出与苏联军事人员搞好关系的指示电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4日将这一指示电批转全国和全军，要求“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正如叶剑英在同苏联驻广州领事马卢欣(Malusin)谈话时所说的：“中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任何时候也不保密。我先后在上海、延安、华北各地方工作过，我一直知道中共领导人这一观点。我经常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我清楚，政治局没有背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过任何决议。只有联共(布)和苏联能够和正在给予中国友好的援助。因此，很自然，中共和中国领导人应当认真地向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中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与苏联友好的事业首先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和中国人的友好行为。这是毛泽东的观点。”叶剑英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50年中国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抱怨同在京的苏联同志有磨擦，对此毛泽东提醒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与苏方关系变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首先认为是中国同志做得不对。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系就完全和谐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双方还是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的。例如，在种植橡胶的问题上就反映出这种矛盾。被斯大林称为“液体金子”的橡胶是苏联急需的战略物资，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禁运，斯大林曾多次建议中国单独或与苏联合作在中国的南方种植橡胶。苏联倾向于通过中苏合股公司的形式开发橡胶的生产，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告诉斯大林：“在对这一问题经过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毛泽东建议，苏联可以提供贷款，中国以每年生产出来50%以上的橡胶偿还贷款，其价格可以低于世界市场。1952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有关橡胶的协议时，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我们每年想从你们那里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当周恩来表示无法保证这样大量的要求时，斯大林说，只要中国尽量供货，协议的写法可以留有余地。但如果中方不能如数提供橡胶，苏联将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

　　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这种矛盾在当时还是个别现象，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主要依赖的毕竟还是苏联这个盟国，而斯大林也确实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出兵朝鲜本身就是对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斯大林对这一点非常明白。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保证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的确这样做了。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而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

　　俄国档案文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的。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满洲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

　　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航空兵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下来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和不太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10天以内的时间。

　　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

　　几天后，斯大林对苏联的这一决定做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么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为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斯大林这一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从中苏两国领导人往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

　　当然，中苏关于军事援助的交涉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在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僵持阶段以后，毛泽东仍然要求苏联大规模提供装备，而斯大林似乎认为中国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要求斯大林：“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不过，客观地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其真实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时任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办公室秘书的王亚志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了笔者如下情况：

　　关于陆军装备，50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其中56个师是完全按苏军编制装备的，也就是在战争期间谈判的这60个师的装备(其中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另1个师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另外50个师则是用国产的仿苏武器换装的。这56个师的编制配备与苏军完全一样，即每个师(14963人)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57反坦克炮营。炮团装备有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12门)；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Т-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辆；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炮12门；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门，汽车261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136匹。这些部队主要是在国内驻防，真正到朝鲜前线作战的仅有3个师。主要原因，一是装备时间晚了，部队全部换装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二是苏军的装备不太适合朝鲜的山地作战。

　　关于装甲兵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为建立和培训中国的坦克装甲兵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军派遣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于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其装备有Т-34中型坦克300辆，ИС-2重型坦克60辆，ИСУ-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用上述装备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关于高炮部队，战争期间，中国利用苏联提供的37毫米高射炮编组了101个独立高射炮营，其中有53个营先后入朝作战，另40个营则编入国内各大城市防空高射炮师、团，4个营编入坦克师，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此外，还组建了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用苏联85毫米高射炮装备了24个营，用76.2毫米高射炮装备了14个营)，这些部队均曾入朝作战。

　　炮兵方面，中国军队在50年代还用苏联武器装备了火箭炮师2个(9个团)、榴弹炮兵师14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雷达营8个。

　　工兵方面，用苏联的工程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作战13个团。

　　铁道兵方面，入朝的铁道兵10个师，加上铁路员工共15万余人，其工程器材基本上购自苏联。

　　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苏联购进的，用于全军各通信分队和防化分队。

　　空军方面，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

　　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不过，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如配备弹药有限的美制76.2毫米海岸炮等。1952年5月中国兵器工业委员会决定生产18种制式的标准武器，其中除3种仿美制式外，15种都需要按照苏联的图纸生产。下半年苏联方面派出专家来中国考察，并提供了图纸，但后来得知，苏联提供的都是在本国已经停产的武器的图纸。还有，1952年8月彭德怀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加强中国空军问题，彭德怀提出要苏联援助伊尔-28新型轰炸机，斯大林满口答应下来，但其条件是要中国购买足以装备4个师的120架图-4轰炸机。由于支付能力有限，中国只买了10架。后来才知道，苏联当时刚刚研制出图-16新型轰炸机，而图-4轰炸机是即将被淘汰的。此外，中国用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中的2000万购买了第一批鱼雷快艇，其主机都是翻修过的，寿命不及新主机的一半。中国海军后来购买的两艘潜水艇和4艘驱逐舰也都是旧货。

　　总的来说，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是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参与战争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据周恩来的通报，中国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预算的44%，1951年占52%。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很大损害，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进口原材料和器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在一倍左右，有的上涨了四倍。同时，出口产品则大大减少，1950年中国土产品出口约4亿美元，1951年计划减少为2.3亿美元。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均减少90%以上，与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遇到重重困难。

　　周恩来曾在同罗申的谈话中把中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财政非常紧张，二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在这两方面苏联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苏联的经济援助为中国恢复社会经济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年，中国请求苏联提供15.044亿卢布(2.838亿美元)的货物，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起重运输、能源动力等设备，以及黑色金属轧材、金属切削机床。这些都是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而当时这些物资只能从苏联那里得到。经过研究，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价值1.357亿美元的供货，同时苏联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508亿美元的货物。中苏贸易额1949年为2630万美元，1950年增长了9倍多，为24190万美元。中苏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即跃居第一位。进口最多的是机器和工具，其次是石油产品和钢材，都是中国“生产建设上所急需的物品，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肯出卖的物品”。苏联在对华贸易中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例如对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此外，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口的许多货物也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因此，大量地开展对苏联的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确定的方向。

　　与此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经济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同意邀请中国人员赴苏学习。朝鲜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延长正在中国工作的126名苏联专家的期限，时间为一年，同时要求苏联接纳一批中国的经济工作人员(133名干部和33名翻译)到苏联进行考察和学习，时间为3个到半年。这两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的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因有些专家回国，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又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国派遣239名专家。这些专家顾问的到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韦斯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朝鲜战争中，“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斯大林还是计划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中苏在战场上的协调和统一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

　　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二三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领导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采取稳进方针。

　　12月19日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早已达成了默契。

　　12月5日苏联就表示出倾向性意见。在葛罗米柯与中国大使王稼祥会谈时，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葛罗米柯回答说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王稼祥对此表示同意。尽管王稼祥和葛罗米柯都事先声明这个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且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显然经过双方领导人的授意在互相摸底。

　　就在这一天，缅甸、埃及、印度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和英、印等国家还不断向中国探询停战条件。

　　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不过，毛泽东没有忘记事先征求苏联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召见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还恳切地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对于中国志愿军来说已是强弩之末。在战斗中，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突破三八线并攻占汉城后，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出国连续作战已近三个月的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这一次他们支持了彭德怀。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当他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已见。与此同时，彭德怀在前方也遭到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大使的反对。苏联新任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极力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

　　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又是通过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调才化解了这次矛盾。首先，他们都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来电建议，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当金日成再次要求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时，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指出，人民军可放在汉江以南第一线，而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南进的人民军可由朝鲜政府自己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三八线以北的守备任务。朝鲜军队当然不会孤军深入，金日成不得不接受彭德怀关于部队休整的主张。此后，1月14日，毛泽东又电示彭德怀和金日成，只有经过2-3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正是由于中苏领导人的协调，在前线的中朝指挥员之间才消除了分歧，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完全停止进攻，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这个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政府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决议，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人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城-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在高级指挥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同一天，毛泽东将他的决定报告斯大林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

　　经过彭德怀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于3月初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在此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虽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但牺牲巨大，损失严重。

　　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概括此次回顾的过程和后果时是这样写的：“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

　　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中共中央经与朝鲜方面协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正式决定采取在准备长期坚持战争的同时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

　　但是，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有一个与苏联协调步骤的问题，于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实际上，斯大林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考虑和谈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Tsarapkin)于5月初便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与马立克会谈的任务。6月5日，马立克在与凯南的第二次会谈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不认为它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在1月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

　　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

　　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

　　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尽管马立克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但由于美国和中国都不愿主动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斯大林最后决定还是由苏联提出这一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Kirk)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没有如此默契的合作，即如果斯大林坚持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战争僵持的局面还会延续下去，而中朝军队面临的局势也会更加困难。

　　马立克发表演说的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有意向他表明苏联所采取的是尊重中国意见的合作态度：“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毛泽东也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

　　到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对此，斯大林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映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

　　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

　　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可能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

　　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余论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也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然而，由于相关档案文献的缺乏，以往研究者依据现有的材料无法肯定和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是谁做出了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化解利益冲突的结果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甚至因当事人记忆上的模糊或错误，导致人们得出了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97年，笔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尽管这还不是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全部档案文献，但对这些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从而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正确地判断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并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一、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实现统一，那将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随后，斯大林又来电表明了同样强硬的立场，毛泽东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问题。关于东北问题，中苏双方都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谈到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国政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国没有海军，因此目前尚无力收回旅顺港，于是，在得到米高扬的报告后致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所以，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正确的：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

　　斯大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会提出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来华的科瓦廖夫回忆，斯大林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个直接涉及中苏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前两个问题那样表示明确的态度。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他接着又暗示将一些东北企业归属中长路是违背有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然而，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但是对于即将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等待的。至迟1949年4月，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已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对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以新约代替旧约，不过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访苏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讲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按照事先的准备向苏联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举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同盟条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寄希望于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了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二、毛泽东坚持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

　　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很不高兴，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在第一对话中，斯大林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却未能明确表达出中方的立场。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通过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仍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是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日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的几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

　　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中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了签订新条约、捍卫新中国利益的决心。斯大林必须考虑到毛泽东的处境和可能做出的反应。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一个震动，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显然，考虑到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中美缓和对苏联在亚洲利益形成的威胁，斯大林也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

　　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三、苏联对同盟条约的精心设计

　　中苏第一回合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新条约以代替1945年的条约，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关键的问题在于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在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条约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的各种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斯大林所谓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将引起破坏雅尔塔体系的连锁反应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毛泽东此时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他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和1月9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只是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的行装。

　　然而，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

　　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较具体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则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过的说法，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

　　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20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

　　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

　　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注意到了中方的这一说法。

　　为了在新条约中保留旧条约的部分内容，苏联需要从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理论中找到法律根据。苏联外交部条约法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1月13日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理论中，都没有谈到在旧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其内容被新条约所吸收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不乏在旧条约没有被明确废除和取消的情况下其内容与新条约并行有效的例子。杜尔金涅夫斯基列举了道威斯和杨格计划，关于同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1890年和1906年中英西藏协定，以及苏联先后与法国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实例，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外交部此举的意图主要是针对中长铁路和大连问题的。鉴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在近期收回旅顺港军事基地，因而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就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的控制权上，所以，莫斯科极为重视有关中长铁路及大连港的协定，其方针就是将这一问题与条约本身(含旅顺问题)区别开而单独提出。

　　苏联外交部首先确定了处理中长铁路协定的原则。根据法律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专门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

　　接着，苏联交通部便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1月19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如下的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一、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须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三、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一、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二、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还特别说明，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这就是说，保证对中长铁路的控制，对于苏联不仅有战略利益，而且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1月21日，葛罗米柯、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

　　一、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二、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

　　五、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2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况且，莫斯科也不愿为中方代表提供讨论这三个协定具体内容的机会。

　　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这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期望，接下来就要看刚刚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拿出的是什么方案了。




四、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让步

　　中苏关于签订新条约谈判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在于，同苏联改变其谈判方针一样，中国提出的条约方案也完全背离了谈判开始时本身提出的方针。中方原先提出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条约，而在实际上可以保留旧条约的具体内容。但在确定了要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原则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协定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

　　正是在涉及双方实际经济利益的谈判中，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便暴露出来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1月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

　　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按照以前中国方面的说法，1950年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于1月26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的确是有周密考虑的，他们在中方尚未提出对应方案之前提出超出原协定内容的要求，不外是为下一步谈判留出让步的余地。

　　然而，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中方却提出了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了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

　　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作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作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做出重大让步的的确是苏联方面。

　　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

　　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和闲心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月11-13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2月14日18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

　　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双方都没有公布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议定书和那个《补充协定》。

　　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五、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

　　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个别条款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收回了。

　　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牺牲苏联多年来梦寐以求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吗？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和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当然是要以此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仅仅如此焉能弥补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损失？那么，斯大林能够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层的考虑？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尽管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许诺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但是在正式谈判中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因此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尔金涅夫斯基向维辛斯基报告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1945年11月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还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然而，苏方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用上。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照会全文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谨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的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

　　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耿耿于怀，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其宣传重点是“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1950年1月17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当艾奇逊1月12日关于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至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当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同意中国的主张、放弃苏联在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周恩来提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对此斯大林迟迟没有做出反应，因为苏联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1949年9月苏联领导人还专门为此做过决议。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的上述设想和动机，但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甚至在是年9月美苏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以后，苏联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在朝鲜南方的“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不仅战时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是众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当美苏之间讨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时，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通过对中苏外交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做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尽管对《补充协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他常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说法，也表明他当时接受这个协定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开辟了中苏同盟的新天地，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同盟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其日译文发表在(日)《思想》杂志2001年8月号，英译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2年第3期，俄译文发表在(俄)《远东问题》2002年第4期。现略有改动。）




余论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和争执，这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也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10-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对此，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 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当时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

　　苏联空军部队共有13个师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一支部队。

　　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第324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64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个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的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

　　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

　　此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1个航空供应师，2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

　　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

　　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但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

　　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中国人无疑是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迫使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

　　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已经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略有改动。）




余论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朝鲜战争期间，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还缺少专门的研究和详细的考察。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1950-1953年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及其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 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笔者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人。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定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苏联对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事情非常重视和谨慎，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急于聘请这些顾问和专家的迫切心情。不过，从上述往来函电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中国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目的基本是为了部队训练和掌握苏式武器，尽管这些部队和武器后来大多也用在了朝鲜战场，但与苏联顾问毕竟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的具体情况，中国方面有大量的回忆史料。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6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4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6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6个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1名专家培训1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

　　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空军陆战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7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空军陆战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的全部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中国的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4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在培训中国军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方面，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作用的确是不可替代的。至于说到直接参与或干预在朝鲜战场作战指挥的情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莫斯科的意见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在战争中苏联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

　　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了，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




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毛泽东对此做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

　　不过，斯大林的答复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部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去电说：“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也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1名少将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向作战部交待任务时也强调：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另据军委作战部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

　　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理由是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

　　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收集和传送有关战争的情报，联系和协商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而没有参与对战争进程的指导，更没有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产生影响。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




余论五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 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尚未说清楚但必须说清楚的问题。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时 间
　　金额(旧卢布)
　　用 途

　　1
　　1950年2月14日
　　12亿
　　经济建设

　　2
　　1951年2月1日
　　9.86亿
　　购买军用物资

　　3
　　1952年9月15日
　　0.38亿
　　种植橡胶

　　4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
　　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5
　　1953年6月4日
　　6.1亿
　　购买海军装备

　　6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9
　　1954年12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苏联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亿
　　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
　　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总计
　　56.76亿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其中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到1965年可以还清。 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经贸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时间
　　金额(新卢布)
　　金额(旧卢布)

　　1
　　1950年
　　2.7亿
　　12亿

　　2
　　1951年
　　4.33亿
　　19.269亿

　　3
　　1952年
　　2.415亿
　　10.747亿

　　4
　　1953年
　　1.352亿
　　6.016亿

　　5
　　1954年
　　1.882亿
　　8.375亿

　　6
　　1955年
　　2.182亿
　　9.710亿

　　总计
　　14.861亿
　　66.117亿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再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这些均可略去不计。至于其他项目的数额，双方的统计则完全一致。因此，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最近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差额。《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 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卢布。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卢布，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亦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对周恩来这段话应作如下理解：实际使用19亿多卢布，而欠款只能算9.8亿多卢布，原因是“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即减去了折扣数额9亿多。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所以，周恩来批示中所说“19亿多卢布”和“9.8亿多卢布”，都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这一项贷款数额而言的。

　　但是，苏联方面在清算时确定1951年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可能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年 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同月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在此之外，毛泽东又要求苏联提供新的6亿卢布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进一步说明，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且中方已经得到答复。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再次证明，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如此计算的结果，在整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 ——没有材料证明应该把苏联转让的股份作为贷款，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正式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二、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对中国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 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来确定贷款用途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外交史》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是不妥当的。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其用途是“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但实际上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但尚未签署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这笔贷款以每年同等数目分五年支付，即一年2.4亿卢布(6000万美元)，而第一年贷款中的4000万美元，除钢轨外，大体上定购的都是军用物资。剩余的2000万美元则决定给海空军定货使用。这就是说，第一年的贷款基本上用于军事方面了。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又不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3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法保持2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同日，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列入了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斯大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泽东，至1950年10月中旬(即中国出兵朝鲜)以前，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此外，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经与中方商定，“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这就说明，在12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亿转为军事贷款了。至于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明，但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回忆，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将这3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拨给海军使用，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急需空军支援，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1950年和1951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肖劲光使用的“军事贷款”这个用语表明，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据以上材料估计，1950年的贷款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军事贷款有折扣)，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而且似应算在抗美援朝贷款项目下。

　　同时，《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项下的五笔贷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属于抗美援朝贷款，这一项没有问题，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以后，而且其条件也不是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把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贷款未免牵强。

　　至于1952年11月9日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实际上，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个师装备中，3个师的装备经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其余将在两年内交齐，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电报，指示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向前，“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军委下达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以后，交货日期再次推迟。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1952年16个师，1953年20个师，1954年20个师。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毛泽东说，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后来协定签订了，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只有3个师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及部分122榴弹炮炮弹用于朝鲜战场，其余均未用于朝鲜战争。另外，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军事贷款那样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

　　这里就涉及到了所谓抗美援朝贷款的折扣问题。关于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条件，苏方提出的意见是：“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经中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朝鲜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不顾艰难困苦出兵朝鲜作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顺便说一句，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所以苏联方面后来在讨论偿还贷款时总把这个折扣问题挂在嘴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则没有按上述条件提供。由于中国急需现代武器改装部队，又只能采取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些装备，而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提供贷款有困难，所以周恩来提出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中国将全额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这一问题，请周恩来确认支付中国60个师装备的军事贷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即这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当周恩来表示肯定的态度后，斯大林立即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所以，这60个步兵师的贷款，从条件上看，苏联似乎也没有把它计入抗美援朝的贷款。

　　归纳一下，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项及1951年两笔补充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中3个师的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

　　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列表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金额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总计
　　68.713
　　66.163
　　62.88 (约32亿)
　　3.283




三、关于贷款条件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280亿卢布。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1957年给印度贷款10亿多卢布，偿还期12年。1954-1956年给阿富汗贷款4.13亿卢布，偿还期30年。1956-1957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4.264亿卢布，偿还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25亿卢布。此外，1953年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无偿经济援助10亿卢布，以后又增加了7.6亿卢布贷款，并经1960年10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4亿卢布。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及冷战环境而需保证国家安全的原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的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3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1948年2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经济贷款之外另行提供军事贷款；中国出兵以后，特别是1951年初，毛泽东又屡次要求斯大林增加军事贷款。对中国的这两次要求苏联方面立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关于60个步兵师装备和海军设备供应的谈判进展则十分缓慢，为此，中国方面显得非常急迫，而苏联方面似乎也确有为难之处。

　　1951年6月，高岗和彭德怀受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军队更换装备的事情。当时斯大林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然而，在莫斯科进行预备谈判的总参谋长徐向前报告，按苏联总参谋部的安排，在这60个师的装备中，当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安排“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徐向前会见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提出了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同样要求，并提交了经过修订补充的60个师装备的最后订单。第二天，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这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6月30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复：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此后，苏联又提出1951年只能完成4个师装备的供货，其余6个师的装备推迟到1952年上半年，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因此“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

　　发货的时间和数量基本确定下来以后，中方提出了供货方式的问题。毛泽东在10月4日的电报中提醒斯大林：“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所谓“军事贷款”，就意味着按照2月1日贷款协定，即以半价偿付的条件执行。毛泽东的意图是清楚的，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进行谈判，但提出的建议是“根据提供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没有看到谈判过程的历史文献，但其结果如前所述，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没有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的条件按半价执行，而是需要按全价付款。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的海军装备贷款总额苏联则表示难以接受。关于海军装备的贷款，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提出的数额是18亿卢布，要求“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和两名中国海军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进行谈判。苏联同意来人进行谈判，但谈判实际进展极不顺利。到是年9月，周恩来只得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想要得到40亿卢布的贷款，大体安排是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另外18亿的飞机货款中国打算用现金支付。斯大林同意提供贷款，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40亿这个数字。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苏联方面是如何计算的，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

　　也许是苏联方面确有实际困难，也许是斯大林不愿提供大量的经济贷款，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没有强求增加经济贷款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在1950年2月的贷款谈判中提出的贷款条件令人感到不满。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谈到贷款的附加条件问题。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尽管后来苏方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最高年产为22401吨，1949年仅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的供货，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件事更使中国人对苏联的条件感到不满，这就是关于向苏联提供橡胶的问题。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7万吨。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提出：“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 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略有修改。）



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

　　——来自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5.5%，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50-70%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罗申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的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几乎是同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

　　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略)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一 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略）

　　表中的3项，即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在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　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所示)足以说明1950-1952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表二 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略）

　　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　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后，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毛泽东于1952年2月8日批示：“关于工业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中财委党组干事会于2月18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定货、催货。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定货。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定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定单事前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定货单的金额及定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7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千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千瓦；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

　　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1948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别保持在13.7%和24%。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主政新疆的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当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2.838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1950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品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产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到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 “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1953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做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此颇有些计较。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罗申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　至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罗申提出的问题，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据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外交家多勃雷宁回忆，当时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中国领导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即为24190万美元，增长8倍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则跃居第1位，为30%，1953年更上升为56.3%。

　　四、开办合股公司

　　在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早1939年9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

　　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当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1950年1月2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然而，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55年2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4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三)。

　　表三 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3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该公司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719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所四示：

　　表四 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表中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定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定货3200万卢布。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至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感到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部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甚至产生了“没有看见苏联同志先进经验”的错误想法。同时，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至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的政府行为，更不能证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总体说来，建国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据表五　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表五 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略）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移交是根据中苏协定办理的，说不上是对中国的特别援助，但这些企业和资产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作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了4.5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200%，生产总值提高了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36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仅上述3 个工厂就培养出技术人员4650余名。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以及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与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提供技术资料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见表六)。1953年，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

　　表六 中苏图书资料交换情况（略）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

　　从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具体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略）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经济技术专家已有600余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座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　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科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关于1950-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1953年7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277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172名。而据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上说，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有252名，除明年需辞聘31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37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237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　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最初派遣专家工作缺乏计划性，想要得到精确数字也未必可能。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时期，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的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他们也“勉强接受设计”。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去年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2.25倍，节约投资2000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的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央财经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1952年3月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当然，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之间也曾有过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支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报酬方面。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具体事宜与科瓦廖夫商议。

　　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新条款后，情况有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在2月11日与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表示不理解第一条款的含义，即苏方提出中国政府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费用，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应交给苏联政府，这一条款适用于所有专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中国可以用实物支付这笔费用的要求，米高扬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第二天，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要求罗申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转告，昨天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定的第四款，并同毛泽东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规定每月支付苏联专家的补偿费用2000-4000卢布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如果采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1500-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会谈中，中方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减少外汇的支出。对此葛罗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苏方准备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

　　情况汇报到北京，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电：关于专家协定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在莫斯科签字。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第2264-883сс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其基本原则同3月27日的协定一样：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鉴于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苏又签订了有关苏联设计专家来华收集设计资料的《00348号合同》，其中作为附件的“技术援助条件”仍然规定：苏联专家的“工薪按中国当地相当职务与能力之专家现行工薪标准支付，其中包括工薪外之津贴及奖金”。当然，在实际执行中，中国政府给予苏联专家的工资待遇是远远高于国内标准的。

　　此外，由于中方缺乏经验，派遣专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矛盾，主要表现在聘请专家没有计划性，管理混乱，以及不能满足专家要求的工作条件等等。由于没有统一计划和管理，造成有些专家已经来到中国，而用人单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单位聘请专家时没有考虑住处和翻译等相应条件，不得不一再削减人数，造成双方被动。为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而收集原始资料的工作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不能按时交付齐备的资料，致使苏联专家的设计进度受到影响。如1951年鞍钢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专责制的现象，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来，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和领导。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代总顾问布拉金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七、培养中国专家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本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就不多，而在校学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对苏联大使所说：“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　然而，从中共党员中培养科技人员则受制于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陆定一说，中共领导准备用2-3年时间在上述党的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显然，对于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无法指望的。同时，直接从科研机构中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很困难。解放前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员42名。　因此，迅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铁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8月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最后，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

　　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还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做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 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4期，略有改动。）




余论七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以及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阻碍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至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拉祖瓦耶夫的报告说，他们“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同时，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鲜当时已经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驻朝鲜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愿意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应允许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　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 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至于和谈问题，曾在板门店指导中方谈判的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这种方针，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的觊觎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克拉克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

　　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在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

　　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因而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

　　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指手画脚的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收看了转交给毛泽东的信件后，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

　　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公开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告：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驻苏大使波伦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

　　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

　　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积极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让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地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

　　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

　　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原载《世界史》2001年第2期，略有修改。）





后记

　　一部严肃认真的书稿的产生，往往并非作者以一己之功力铢积寸累而成，它还得益于诸多学者友人的倾心施教，或助其去芜存菁，或为之锦上添花，成就出一番模样。而学问也正是在此教学相长之中升堂入室，钩深致远。本书的完成即是如此。

　　这里，我首先要衷心感谢那些向我讲述其亲身经历并提供珍贵史料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或者直接参与了本书所述的历史事件，或者与本书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是：本书所述历史时期之中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中国驻朝武官及政务参赞柴成文、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张希和王亚志、中国第一批驻苏大使馆官员荣植，以及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А．Ледовский)、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С. Тихвинский)。

　　其次，我应该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在我对俄国和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这些机构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为我查找原始档案和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和帮助。

　　我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曾与国内许多学术界同行和朋友交换看法和资料，进行磋商和讨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在此，我对丁明、马沈、牛军、皮声浩、华庆昭、曲爱国、朱元石、齐德学、李丹慧、李向前、李海文、李捷、李樵、杨奎松、陈东林、金冲及、闻一、徐焰、陶文钊、章百家、程中原、熊华源、薛衔天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在国外的许多学术界朋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 Jian)、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Zhang Shuguang)、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卿斯美(Simei Qing)、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俄国学者兼外交家冈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Соколов)、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员韦斯塔(Odd Arne Westad)、联邦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英国著名记者哈利迪(Jon Halliday)、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Gordon Chang)和薛理泰(Xue Litai)等。他们或无偿地为我提供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或认真地同我讨论学术问题，这些都使我在写作本书时受益匪浅。

　　本书初稿完成后，又承蒙牛军、陈东林、陈兼、李丹慧、李捷、杨奎松、章百家等人仔细阅读并提出了重要而有益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亦心存深深的感激之情。

　　本书正文部分完稿于199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及时与广大读者见面。现仅作少量文字和技术性修改付梓，一则因出版时间紧迫，二则是笔者书中的思路和观点至今基本没有改变。至于近年来发现的新材料及产生的新看法，作为余论附后，以飨读者。

　　文以载道，而文责自负。囿于笔者疏才浅学，书中舛误必多，仅以拙著就教于学界同仁和朋友。

　　沈志华

　　2003年9月于北京南郊半壁店




简体字本出版后记

　　今年2-8月，我和丹慧同时应邀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作学术访问。刚刚回到北京，便接到我在广州的朋友杨茂东来电，说我的一本学术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已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查通过，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将在1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茂东要我立即抓紧时间修订，期限只有20天。

　　说来真是起个大早，却赶了晚集。记得还是2000年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的时候，中山大学请我去作学术讲演，题目就是“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茂东当时也是听众之一。连续5个小时的讲演结束后，他激动地找到我，希望我将讲演的内容写成专著，由他联系出版。茂东的热情令人感动，但经验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出版朝鲜战争的书绝非易事。1993年东北一家出版社就约我写一本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专著，我欣然应承下来。花费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我完成了出版社所交付的任务，书名为《三八线困扰世界——对朝鲜战争历史的重新思考》。想不到出版社审稿时提出，书中的看法与当时的官方观点相差太大，如不做重大修改无法出版。学术观点岂是能够随便更改的？折腾了半年，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我只好把书稿交给了一家香港出版公司。出版商为了占有市场，将书名改为《朝鲜战争揭秘》，但好在对内容未做任何更改。1994年以后，随着俄国总统叶利钦向韩国赠送了一批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件，俄国档案馆一度向学者敞开了大门，相关的历史文件被大量公布或披露出来。利用这个机会，我在收集和整理俄国历史档案的同时特别留意了有关朝鲜战争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于1997年完成了另一部专著，取名为《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这次写作的目标就是要在大陆出版，因此我十分注意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谨言慎行。这一次，出版社的审查关总算过去了，编辑部对书稿十分满意，准备开机就印40000册。哪知送到外交部审稿，答复还是“目前不宜出版”。出于无奈，书稿又送到了香港，并很快出版了，书名改为《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有了这些经历，我对茂东的提议没有动心，并劝他也冷静下来。

　　今年赶上朝鲜战争停战签字50周年，茂东旧事重提，年初又找我，希望在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写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书。我确实也有此意，但鉴于出版界目前的状况，这件事恐怕要过若干年再考虑。在茂东的一再鼓动下，我答应让他先拿1998年在香港出版的这部书稿及几篇已经发表的近作去送审，如能通过再考虑修订或重写。未曾想，这一次竟然通过出版审查。遗憾的是时间太紧，重写或修订都不可能了。经与出版社商议，在原香港繁体字本的基础上作如下改动：

　　一、书名改为《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

　　二、除个别文字和技术性改动外，正文基本保留原貌。好在经过几年的研究，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掌握的更多、更新的材料只是进一步充实和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改动或需要说明的地方，以“再版注”表示。

　　三、原书的注释方式欠规范，现按照国际学术惯例加以全面调整。

　　四、鉴于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450余件)中文本已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出版，故删去作为原书附录的十余件俄国档案译文。

　　五、选择几篇本人近年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论文附于书后，以便读者了解一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朝鲜半岛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到今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后，世事沧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却依然如旧。最近吵闹翻天的朝核危机不禁使人想到，当年在板门店签订的只是停战协定而不是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讲朝鲜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不过，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中，爱好和平的人们有理由期待：朝核危机将不会引发一轮新的战争，而中美朝50年后的再次会谈则有可能彻底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

　　最后，我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同仁和杨茂东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志华

　　2003年8月28日于北京南郊

[yellowcranetower]

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鲜为人知的八个历史细节和现实意义


“那是1950年的一个礼拜天，我们当时正在教堂里，听说要打仗，心里很痛苦。”朝鲜战争的亲历者李先生曾向BBC回忆说。北朝鲜军队在6月25日进入韩国，不到一星期，就拿下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

几天后，北朝鲜军队开进位于朝鲜半岛中心的原州，当时李先生一家就居住在此。"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恐惧。"

距离朝鲜战争的爆发整整过去70年，在美国它是“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它是“抗美援朝”，在朝鲜半岛，这场战争造成的伤痕依然未能愈合。

70年过去，三八线附近仍然是全球瞩目的军事热点区域。70年过去，当年站在朝鲜与韩国背后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经历了破冰、融合，到再次走到针锋相对的对立面，为这场还未结束的战争赋予了现实意义。

朝鲜战争爆发70年之际，有必要重温一些历史细节，为当前围绕半岛的大国博弈提供一份历史注脚。

细节一：抵抗侵略还是被裹挟上船

“我们大家那会儿对美国特别仇恨，大家说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日本刚侵略了一次，美国又来侵略我们。这次咱们不做亡国奴，咱们一定要参加‘抗美援朝’，大家纷纷报名，没有一个不报名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曾向BBC中文回忆。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抵抗侵略一直是这场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官方语境强调战争起因是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入侵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产党政权，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因此中国被迫派出兵参战。

这种说法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构建，北朝鲜称，“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这次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是抗美卫国战争”。

不过随着停战协议、中美建交、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史学界普遍认为，是金日成在得到苏联同意和支持的承诺后，首先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发动突然进攻。

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阮铭曾向BBC中文表示，实际上当时斯大林跟金日成之间的约定，毛泽东并不知道。毛泽东质疑来中国谈判的金日成，是否有能力打下韩国全境，如果美国介入并登陆怎么办。“但是金日成拿出斯大林跟他谈话的记录，毛泽东就想2比1，斯大林跟金日成说要打，那他就反对不了。”

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共产党军队突袭南方，在战争最初势如破竹，当年9月初几乎攻占朝鲜半岛全境。但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由美军指挥的联合国军帮助韩国军队予以抵抗，9月15日成功实施仁川登陆，一举反攻，改变战略态势，金日成军队很快陷入绝境。

10月，联合国军北部战线已经推进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

面对这种危机局势，毛泽东感觉非常为难，阮铭回忆，“胡耀邦曾讲，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期几天几夜抽烟不睡觉，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是反对的，另外对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很了解，后来主张打的占了上风，周恩来就说，在门外打比较有利。”

紧接着，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的秘电，要求中共出兵援助北朝鲜。

细节二：中美的战略误判

最终，战争爆发近4个月后，中国入局。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电令中国东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后来取得全面胜利的“第一次战役”，因此25日被中国官方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局部战争，但事后的诸多历史材料显示，这场战争存在诸多误判。

就美国而言，参与战争的直接目的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任总统杜鲁门称，如果任由共产党武力入侵韩国，而未受到反对和抵抗，那没有小国有勇气抵抗强大的共产主义邻国的侵略，那么就如二战爆发之前的局势一样，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中国而言，即便参战前夕，介入这场战争也是不情愿的，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台湾，而非朝鲜。

阮铭回忆，“中国比较意外，因为中国当时的下一步是解放台湾，实际上毛泽东是这样打算，老百姓心里也是这样想的，那么突然爆发一个韩战（朝鲜战争），毛泽东1949年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谈就是希望解放台湾，斯大林也答应了，实际上当时斯大林看起来还留了一手，就是跟金日成之间的这种（约定），毛泽东并不知道。”

直至近些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纪念朝鲜战争的文章中也表达出类似的意见，“朝鲜战争之所以不可忘却，是因为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中国刚获解放，百废待兴，还面临着繁重的追击残敌任务，还有台湾和西藏问题亟待解决。不合时宜的战争彻底打乱了国内议程。”

约瑟夫·古尔登所著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一书通过历史资料认为，中国参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如果坚持最初的策略，打到三八线停下来，还原北朝鲜南下前的局势，甚至，只让南韩部队越过三八线继续往北进攻，战争可能都不会扩大。

中国政府曾反复警告如果打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充当两个阵营的沟通渠道。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通过他对美国喊话，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也向潘尼迦表示，美国越过三八线，“不会坐视不顾”。古尔登在书中披露，潘尼迦问周恩来，如果是韩国人越过三八线打过来呢？周恩来认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中国不会动。

就在这些警告声中，美国中情局则在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已决定不公开介入”。美国因此不顾这些警告，继续北上，导致中国参战，战争扩大。

基于这些误判而爆发的战争，不禁让人发问，这场损失重大的战争究竟值不值得？

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在国内力排众议坚持出兵的一个原因是要以此争取斯大林的信任：说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能够担当责任的一员。这样才能让中苏同盟起到稳定新中国的作用。

如果这是中国参战的目的，那目的显然达到了，战后苏联的援助源源不断。中共刚刚建政，这一仗也客观上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代价则是，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耗巨资参战，国内的发展和稳定被大大限制，而且这一战使美国回到东亚，“解放台湾”的日程也被搁置。

美国最初参战的目的也达到了，即保住南韩政权。但之后消灭北朝鲜政权的目的未能实现，不过美韩自此建立军事同盟，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支柱之一。

细节三：中美之间没有宣战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短兵相接的中美两国，从未互相宣战。

彼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五年，参战各方都默契地将其控制为“有限战争”。

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赴朝，以示中国没有跟美国宣战。而美军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而非单一国家参战。

美国意会到这点，为免与中国全面开战，美国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出动33000人部队进入朝鲜作战的提议，因为“如果台湾的军队出现在朝鲜，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所以“绝不允许蒋介石成为对中共战争的导火索，这样的结果可能使我们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美国告诉蒋介石如果乘朝鲜战争之际“反攻大陆”，第七舰队将武力阻止，第七舰队甚至将靠近大陆的金门岛等排除在美国保护之外。

苏联则完美地扮演了一场“代理人战争”的幕后角色，一方面对中国和北朝鲜提供各种支援，另一方面，严禁己方直接参与到战争中。在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后，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给予直接军事援助，这一请求被斯大林搁置。

苏联揭秘的档案披露，苏联的意图是不直接参战，把战争在朝鲜半岛的范围内扩大，使美国深陷对朝鲜的军事干涉之中，也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远东。

细节四：战争原本不到一年就可结束

美国接连误判中国在朝鲜的参与程度，直到11月才承认中共军队在朝鲜的存在，并认为是小规模、防务性的。随后美国发动“圣诞攻势”，力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然而，中国军队发起第二次战役，不到一个月将联合国军打退回三八线。第三次战役后甚至退回汉城以南。

1951年1月13日，志愿军在连续发动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后，联合国军提出停战建议。

但这次误判者轮到中国。毛泽东要求趁热打铁，指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朝鲜半岛。

沈志华曾向BBC中文表示，中国拒绝的原因是有两个判断失误。第一，认为这个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试图利用和谈喘一口气。其实美国是被迫接受议和的，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拒绝，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第二，对敌我力量判断失误。

此时，中国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是0.6:1，而两年后签订停战协议时反转为2.6:1。

如果1951年1月停战，这场战争的规模将控制在半年内，中国则将仅以较小代价完成战略目标。错过这次停战机会，使战争又延长了两年多，并付出了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代价。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对中国人而言，这一描述也未尝不准确。

细节五：战争死亡人数争议

中国官方经常自豪地引用当时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话——“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以此暗示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根据199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中国先后入朝作战的总兵力近190万人。

但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具体伤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但无论哪种统计方法，都能显示出中国参战的惨重代价。

直到1953年7月27日宣布停战。中国最初的统计数字，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148977人、负伤220218人，失踪25621人及被俘21400人。

但近些年这一数字有所修改。2010年出版的中国《文史参考》又称，共有18万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据美国方面统计，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40万人以上、负伤48.6万人及被俘21839人。

相比之下，联合国军伤亡较轻，但也非常可观。联合国军共死亡57606人，伤病115183人，失踪及被俘6973人，总计179762人。 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占外国军队死亡总数的94.16%。

在美国，这场战争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越战之间，规模和历史影响都要小得多，因此也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

细节六：日本的“天佑神助”

如果说这场战争有谁获益，那么日本必然在列。

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天佑神助”。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一片废墟，遍地焦土。1950年，仍在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正处于“经济萧条的边缘”。

但日本的萧条就此反转，联合国军参战一个月后，就在横滨设置机构，开始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所需要的被服、军用毛毯、作战沙袋以及各种钢材等军需物资。从1950年到1952年底，美国的军需物资采购额度达10亿美元。

而这些战时订单，为复苏中的日本工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需求，后者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资和生产。

战争后期，1952年，占领军司令部甚至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再加上修理车辆、飞机等业务，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坦克等的重工企业得以东山再起。

日本获得的战争红利，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到1955年，包括间接军需物资在内的总额度至少有36亿美元。

美国订单带来的不仅是需求，还有美国的产业经验，包括技术、工程和质量管理等，这些先进的经验如一针强心剂快速注入疲弱的日本经济，日本不仅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将经济恢复到二战以前，也为之后半个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基础。

政治上，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因此从占领与被占领，变为盟友关系，并在外交上重返国际社会。

细节七：理论上讲，这场战争还未结束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了军事分界线，而交战双方各后退了两公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战争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遣返战俘等。

此外，交战双方的武装力量在停战协定签订的12小时内停止敌对行为，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而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的60天内，各方将其收容的战俘分批遣返，或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

虽有停战协定，但双方未签署和平条约，因此朝鲜战争从国际法上来讲并未正式终止，三八线地区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军事对峙区域，不时发生小规模朝韩军事冲突。

值得一提的时，当时南韩领导人李承晚反对下，韩国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不过韩国执行了协议的条款。

随后的几十年，朝韩两国都曾单方面宣布退出停战协议。

1954年，韩国方面称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朝鲜停战协定》。

2009年，由于不满韩国加入“防核扩散安全倡议”，朝鲜方面表示，停战协定失效，朝鲜将不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

2013年，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从3月11日起，不再承认停战协定，朝鲜人民军将处于“全面对抗战”的准备状态。

2018年，停战协议似乎迎来一些好消息。9月9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平壤共同宣言》，承诺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韩国青瓦台首席秘书尹永燦甚至分析，事实上形同宣布战争状态结束，为朝韩互不侵犯提供保障。

但好消息没有继续执行的下文，并在2020年出现反转。

今年6月，朝韩关系突然变得紧张，据称直接原因是一些“脱北者”组织在两国边境通过气球向朝鲜发送宣传单和优盘。随后平壤宣布切断和首尔的所有官方联系，几个小时后，朝鲜炸毁了位于边境小镇开城的朝韩联络办公室所在大楼。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李雷夫（Leif Eric-Easley）表示，朝鲜方面炸毁联络大楼标志着对朝韩合作的全面摧毁。

朝韩长期对峙导致亲人离散。图为2000年首尔一场离散家属会面活动上，64岁的朝鲜儿子，哭泣地拥抱自己86岁的韩国母亲。

细节八：朝鲜战争的现实意义

不同与朝鲜与韩国，过去70年，另外两个参战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令人咋舌的转折。

朝鲜战争之后两国对峙近30年，19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破冰。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密切，2001年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加入WTO，走上全球化的道路，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中国用了40年时间，经济总量发展到全球第二，从不及美国的零头，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水平。

而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像经济一样全面改革，当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庞大国家快速崛起，不可避免地爆发矛盾。

矛盾以贸易战的方式首先爆发。同时，两国之间"科技冷战"的趋势也被频频提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中国企图要在未来主要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诸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这是竞争的核心，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就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要强国。

美国专家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的基础并非维持庞大的常备军，而是高科技武器系统。如果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成功，那么美国军事实力就可能要落后。

根据BBC驻美记者报道，美国国防部现在认为，对付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军事目标。

中美关系由密切合作，转向互不信任，另外界对朝鲜半岛局势脆弱的平衡更加担心——一旦朝鲜局势突变，爆发战争，可能再次成为中美对抗的角力场。

更令人忧虑的是，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力，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烈度和影响或许不会再是"被遗忘的战争"。

美国安全事务作者迈克尔·佩克（Michael Peck）在《国家利益》上发文说，一旦中美发生冲突，失控的风险很大，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战争冲突中表现出迅速升级取得速胜的特点，即使在冲突过程中展开谈判，往往也要等到在冲突中取得有利地位后。

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学者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撰文称，共产主义中国在冲突初始阶段只有面对弱势一方才愿意建立沟通渠道，否则中国会切断沟通，直到他们在战争中显示了足够力量后才考虑沟通。

虽然梅惠琳承认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从前战争时期的中国，中国现在的军力超过邻国，经济也更融入全球市场，但是中共控制公众舆论的能力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因此，中国公众舆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增加中国在冲突中妥协让步的难度。





林彪讲话泄露真相 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阴谋

作者： 黄海

中共党史一直把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性质说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战争的原因归为美国要侵略中国。然而，党喉舌媒体《人民网》此前在引述林彪讲话时却泄露了朝鲜战争的秘密。

6月25日是朝鲜真正爆发日，《人民网》曾发文纪念朝鲜战争。文章在引述中国前某集团军参谋雷英夫的回忆时说：“林彪说，我们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都是不明智的。”林彪并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一次阴谋”。

建政之后，中方军委将渡海作战的主要目标转向台湾。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决定让粟裕挂帅。正在青岛疗养的粟裕怕误大事，8月1日，他撑起病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共政府出兵。从10月2日到5日，毛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的问题。刚开始很多与会者投了反对票。林彪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陈毅说得对，我们要休养生息。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也不失一个机会。”

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次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毛问林彪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林彪认为不会，美国如果想介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所动作。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

林彪甚至对毛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美国侵犯中国，我带兵抗击美国。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占上风。而现在我们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鲜的地形不利于北朝鲜和中国，而有利于南朝鲜和有大批军舰的美国。

时任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回忆：“林彪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们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话是这么说，林彪还是做好了入朝的准备，换了住处，还换掉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林办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他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水壶也都无字。

最终，毛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周恩来在会上说：“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好，不会叫彭德怀去的。”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军方对入朝作战提出很多困难。10月7日，毛约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谈话，准备让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商谈，请求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提供空军掩护。





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作者：姚监复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毛泽东利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大肆镇压反革命、搞暴力流血土改。激化矛盾、制造仇恨，造成毛泽东认定，建国后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强调阶级斗争、增强阶级观念，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什么是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抗美援朝！

为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杜润生老人，对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党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因为他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被明令撤销了。但是，他的视野和思考的范围更广阔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润生突然考我：“你说，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我答道：“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决议中定的浩劫？”杜润生摇摇头后深沉地说：“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仅认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对于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有一种看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要务。另一种看法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应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由于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本来对两种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调和并列的二元论的毛泽东，逐步改变了模糊不定的观点，认定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认为，抗美援朝是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

二、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中国牵连进朝鲜战争“绝对错了”。

在决定是否参与朝鲜战争时，中国领导层有过激烈争论，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以外，总理和各位副总理、九位元帅及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赞成出兵渡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林彪、粟裕两位战将都以有病为由婉辞帅印。事后看来，不出兵的意见是正确的。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也认为，中国卷入朝战，绝对错了。

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薛理泰、赵刚：《中国国家安全的罩门——谈朝鲜半岛局势之走向》，《领导者》总第37期，（2010.12），第11页】

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回忆了1952年11月10日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谈及毛泽东后悔不掌握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战略方针而出兵朝鲜事。毛连声问道：“我们出兵对吗？”“我们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刘少奇说：“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做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即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亚瑟集中轰炸渖阳到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亚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亚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1页）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会见过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当时就讲过，他看过美国内部资料，在1950年杜鲁门有一个对台湾的处理方案，在大陆解放军解放台湾时，美军第七舰队不会支持国民党军队，反而会将蒋介石送到菲律宾去流亡。接着，美国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企图拉拢中国对抗苏联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是大铁托，不会像东欧领导人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联斯大林。薛君度叹道：“你们共产党缺乏战略情报，判断失误，才决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湾，而出兵朝鲜，结果台湾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确系最大错误。

所以，抗美援朝最终取得停战协议的平局，虽然提高了国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牺牲近百万人命、延迟了建设和开放、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失和遗留了台湾难题的沉重代价，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正如毛泽东总结的这是一个建国以来“绝对错了”的极大错误。





赫鲁晓夫评价朝鲜战争：战争是金的主意 毛表示赞成

作者：颜昌海

我并非谴责斯大林鼓励金日成，相反，如果我处于斯大林的职位，我也会鼓励金的。（赫氏后来在1956年苏共20大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罪行，但在是谁挑起侵略韩国战争此事上，并未“栽赃”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答复也是赞成的。他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并进一步认为：既然这场战争将是朝鲜人民自己决定的内部事务，美国人不会干预的。（历史证明毛的预测完全错误。）

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一份美国驻首尔大使馆2010年2月22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内容称，在金正日死后，北京将无法阻止朝鲜崩溃，中国大陆高层对朝鲜的态度有分歧。

据这份代号为10SEOUL272的机密电报称，韩国外交部次长千英宇2010年2月17日告诉大使，在金正日死后，北京将无法阻止朝鲜崩溃。千英宇说，朝鲜的经济已经崩溃，其政治将在金正日去世后“两到三年内”崩溃。

千英宇驳斥韩国媒体关于中国公司已同意向朝鲜经济注资100亿美元的报导，称没有根据。他表示，北京并没有想使用经济杠杆，迫使朝鲜的政策发生改变。千英宇承认，北京真正想要一个无核化的朝鲜，但北京对目前现状也很满足。除非中国大陆把朝鲜推到崩溃的边缘，朝鲜很可能会继续拒绝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无核化。千英宇在谈到中国大陆高层对朝鲜态度的分歧时表示，北京的官员认为朝鲜半岛应该统一在韩国的控制下。千英宇说，朝鲜作为缓冲国对北京几乎没有价值。千英宇还表示，一个强大的韩日关系将有助于东京接受的统一的朝鲜半岛。

金家王朝极端奢侈与资金不足悄悄卖黄金——

据资料显示，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进口高档奢侈品的数额远远超出其父亲金正日执政时期。仅在过去两年间，朝鲜就耗资10亿多美元从中国进口奢侈品发放给特权阶层，这些物品包括高级汽车、电视、计算机、高级洋酒、手表等。分析认为，金正恩试图以此方法收买特权阶层的人心，维护其脆弱的独裁统治。除此之外，金正恩家庭的奢侈程度也远超其父亲金正日。据报导，金正恩与其夫人李雪主不但配戴名牌手表、购名贵手袋，而且耗费巨资购买进口游艇、建专用滑雪场等供其个人享用。他们通宵达旦设酒宴集体狂欢时使用的洋酒进口量，也比金正日在位时还多。

由于长期受到国际制裁，使本来就资金匮乏的朝鲜经过上述“折腾”，再加上庆祝金日成百年冥诞、试射导弹等，导致朝鲜资金来源更为紧张。韩国《朝鲜日报》曾报导，穷困的朝鲜最近1年向中国大陆出口2吨以上的黄金，换得1亿美元。这是在过去无论经济如何困窘，也没打开过的“最后钱袋”。

韩国《东亚日报》2012年6月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平均每年至少向朝鲜无偿提供10万吨粮食、50万吨石油，以及价值2000万美元的其它物资。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2012年8月17日访华时，不但被温家宝数落了一通，而且一分钱没给就把他打发了，此事被外电称为“极为罕见”。路透社说，金正恩曾寻求9月访华。这一要求被“婉转”拒绝。

抗美援朝无正义可言——

一提金家王朝的发迹，就必然回忆到“金一世”当年所发动的侵略韩国战争以及中国大陆的“抗美援朝”。在御用历史学家和无骨文人的笔下，“抗美援朝”至今仍是对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之战和“打败美国野心狼”的胜利之战。其实，联合国解密档案早已透露：当年首先是狂妄凶恶的金日成突然侵略韩国，企图用武力一举统一朝鲜半岛，然后才有以联合国名义成立的多国联军（以美军为首）为保护韩国人民而对朝鲜军队的沉重打击。金日成既已丧失道义，“抗美援朝”自然也无正义可言。

《赫鲁晓夫回忆录》其中就有一章《朝鲜战争》；作者是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掌控苏联多年；当年由于斯大林的介入，作为斯大林的幕僚，赫氏对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自然一清二楚，而对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等人在侵略韩国战争过程中的各种态度、反应及表现，又多有具体描述。

金日成在1949年就密谋进犯韩国——

《赫鲁晓夫回忆录》：“大约在1949年底，即我从乌克兰被斯大林调入莫斯科时，金日成率领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以求教于斯大林。朝鲜人想要用刺刀尖刺破韩国。金日成说：我们的第一次攻击一定会在韩国立刻引起内部暴动，南北人民的力量将会取胜。自然，斯大林不能反对金的决定，他似乎确信作为共产主义者，不要插手原本应由朝鲜人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朝鲜说是要帮助被李承晚统治的韩国人民。斯大林说服金日成，劝他对此事要考虑再三，做些计算，然后制定一个具体计划。金日成先回国，待进犯计划准备完毕，又来莫斯科。他告诉斯大林说他一定会胜利的。我记得斯大林对此表示怀疑。他担心美国人会干预（斯大林对美国介入的预测，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倾向认为：假如战争真如金日成所说将很快取胜，那么就可避免美国的介入。”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决定征求毛泽东对金日成计划的意见。我必须强调：这场战争不是斯大林而是金日成的主意。金是挑起者。当然，斯大林没有劝阻金日成。依我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会劝阻充满信心的金日成要把韩国从李承晚和反革命美国影响中解放出来。但若真的如此，又有违于共产主义者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我并非谴责斯大林鼓励金日成，相反，如果我处于斯大林的职位，我也会鼓励金的。（赫氏后来在1956年苏共20大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罪行，但在是谁挑起侵略韩国战争此事上，并未“栽赃”于斯大林。）

“毛泽东的答复也是赞成的。他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并进一步认为：既然这场战争将是朝鲜人民自己决定的内部事务，美国人不会干预的。（历史证明毛的预测完全错误。）

“我记得在斯大林官邸举行的那场气氛高昂的晚宴上，金日成告诉我们朝鲜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了有关韩国的许多深具吸引力的东西，即肥沃土壤和适合种植稻米的优良气候，非常赚钱的渔业等等。金日成说南朝鲜统一后，将有利于整个朝鲜。朝鲜将能保证北部工业原材料之供应，而南部盛产的鱼类。稻米和其它农产品又能满足全朝鲜人民的食品需求。我们祝愿金日成事事成功，并向全体朝鲜领导人祝酒，期望他们斗争胜利的那一天。”

苏联为挑起战争的朝鲜提供大量武器和军事设备——

《赫鲁晓夫回忆录》：“我们本来就一直在不时提供武器给朝鲜。很明显，他们将接受必需数量的坦克、大炮、机枪、步枪、工程设备及防空武器等。我们的空军战机已经用于保卫平壤，因此也在朝鲜设立了军事基地。

决定性时刻到来，战争打响了。（朝鲜的）攻击发起成功，军队迅速扫荡南部。但是很不幸，金日成所预言的战事一开，韩国人民就会立刻在内部造反推翻李承晚的结果并未出现。起先看来，金日成预测不错：韩国政权不稳，也无力防卫，抵抗不力。李承晚在韩国确实缺乏支持，但那里还没有足够的内部势力以产生共产主义起义。很明显，朝鲜党的准备.组织工作并不充分。金曾以为朝共组织已遍布韩国，一旦得到信号，就会四处造反，但这根本没有发生过。”（赫氏所述，充分证明韩国人民根本反对金日成的侵犯。既然金日成发动的是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

“朝鲜占领了汉城。我们都很高兴，再次祝愿金日成成功，因为这是民族解放战争，不是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战争，而是阶级战争。然而，就在金日成军队打近釜山时，其战斗力突然减弱。釜山是南部最后一个港城，它本应在战事结束前被占领。如果它已被占领，那么朝鲜就可以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它将成为一个单独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富有原材料和工农业。

但这并未发生。敌人利用了李承晚在釜山组织的顽强抵抗之优势，他们已准备好部队登陆仁川。此次登陆袭击成功了。形势对朝鲜非常危险。事实上，在韩国的全部朝鲜军队已被登陆行动所切断，他们的大部分武器都被李承晚军队缴获。在此危机时刻，朝鲜面临着灾难性的威胁。”

斯大林在侵略韩国战争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

《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大林应对朝鲜所处危险局势部分负责。事情是：当金日成准备突围反击时，斯大林下令召回我们在朝鲜师部及旅部的顾问，以及所有帮助朝鲜建设军队的顾问。我问斯大林为何这样做？，他不耐烦地说：‘把我们的顾问再保留在那里，已太危险，万一他们被俘，就会成为敌人指控我们参与此战的人证。此战本来就是金日成的事务’。所以，我们的所有顾问都被召回。结果，朝鲜军队刚一开始就陷入麻烦，在仁川以后开始的阵地战中，我不断提心吊胆地收读关于金日成陷入悲惨局势的军事报告。我对金深感抱歉，有一次建议斯大林再向金提供有限的援助。我说：‘金日成本人并非军人，现又面对第一流的美国军队。我们的驻朝大使是以前列宁格勒地区委员会的第二书记。尽管他曾经得过副将军的战时军衔，但他并非职业军人。他甚至没有经过基本的军事培训。我们完全可用另一个指挥过实际战役的合格军人来代替。比如说马林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他指挥过远东军区。我们为何不把马林诺夫斯基派去朝鲜以帮助金日成作战呢？’；斯大林以绝对敌意否定了我的建议。我大为惊讶。斯大林没有祝福过金日成吗？我们没有支援武器给金日成吗？我们不是站在金日成一边吗？但我们的帮助仅仅是武器。如果我们没有拒绝金的请求而派遣一名合格军官去评估战事，并指导战役，无疑金日成便会取胜。我相信：如果金得到我们的一个或顶多两个坦克师，他将加速向南部推进，并占领釜山。后来，美国报纸说：如果釜山被（朝鲜）拿下，美国将不会以武装部队干预。（赫鲁晓夫对此事记忆有误。据Edward Crankshaw的评注：就在朝鲜发起攻击以后，美国立刻以空军干预，随后又派步兵大军，即麦克阿瑟将军整合他在日本的卫戍部队所组成。在战争初期，美军伤亡惨重，并有一名师部将军被俘。但仍有足够军队打入最南端的釜山滩头阵地。没有美国人，釜山肯定会被攻占。其间，麦克阿瑟又在准备登陆仁川而对朝鲜军队进行粉碎性两栖打击。但以后中国人在1950年秋天的干预，又把战争形势再次转变。）

在拖延很久以后，美国人自己发动了登陆反击。美军夺回了汉城，并向北推进，穿过了三八线，即在日本战败后根据和平协定建立的定界线。形势对朝鲜和金日成已变成大灾难。朝鲜空军的装备大都是MIG-15，即我们最新最好也是最易操纵的喷气式战机。在战争进程中，美国人重新装备了空军，并引进了一种比我们更快更强的新战机。我们的MIG-15战机顿显过时，并开始遭受挫败。我们失去了空中优势。美国人可能割断我们的空中防卫，并泰然轰炸朝鲜，我们无力提供对城市和电厂的空中保护。”

毛泽东请示斯大林：中国军队是否应入朝参战？——

《赫鲁晓夫回忆录》：“当朝鲜的悲惨局势仍在发展，我们对金日成及朝鲜人民深感抱歉时，周恩来突然出现。在他会见斯大林时，我并不在场。其时斯大林正在南部的Sochi，周直接飞去那里会谈。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后，对我说周恩来是受毛泽东指示飞来的。当时，朝鲜军队的大部分几乎都被摧毁了。周恩来请示斯大林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开赴朝鲜境内，以便阻挡美国人及韩国人的步伐。起先，斯大林和周恩来似乎都断定：中国若干预，将不会成功。然而，就在周回国前，不知是谁（或是受毛泽东指令的周恩来，抑或斯大林自己）重拾话题。然后，他们同意中国应该对朝鲜提供积极支持。中国军队已经驻扎在边界一带。斯大林和周恩来相信中国军队将能完全掌握局势，他们将打败美国及韩国军队，并扭转朝鲜的悲惨形势。周恩来飞回北京。他是毛泽东的最有影响、最有才能的顾问，斯大林对周也很尊重。我们都认为周是一个机智、灵活、头脑更新的人，与他交谈会很明智。”

彭德怀对中国军队与美军的交战过分乐观——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国并未宣战，只是把志愿军送入朝鲜。这些军队由彭德怀指挥，毛对彭最为尊重，曾经说彭是中国军事地平线上最明亮的一颗星。战争重新开始。中国军队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人和韩国人的推进。阵地战到处出现。在档案馆里，你可发现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局势报告文件。彭撰写了冗长电报，详细叙述抗击美国人的战役。他断然宣称：敌人将会被包围，在决定性的侧翼进攻下被歼灭。在这些先是送给毛泽东，后来又转送斯大林的战役报告里，‘美国军队被消灭，战争已结束了’这样的描述已有好几次。

不幸的是，战争根本没有很快结束。我们得到消息说毛泽东的儿子，一个将军，在美军对指挥部的轰炸中丧生。（此人应是毛的长子毛岸英[1922-1950]，其职位并非赫鲁晓夫所说的将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这样，毛泽东自己的儿子死于韩国！因为技术和武器严重不如美国的优良，中国遭受了可怕的损失。无论在进攻或防守上，中国的战术大都依靠纯粹的人力。

战争开始延长。在双方不断卷入时，战斗也变得更加血腥。前线似乎在稳定。当朝鲜人开始对韩国人施加压力时，美国军队占领了平壤，并把朝鲜人打回由日本投降协定制定的边界线。（赫鲁晓夫的述评，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绩不以为然之同时，又流露出对美国军队战术及其武器装备的赞赏。）

我对朝鲜战争的记忆，不可避免是粗略的。我没有看到任何讨论对朝鲜的军事技术援助问题的文件。但我基本理解我们的政策。我阅读寄自我们大使的所有文件。在战争开始时，我已经得到特殊公民权利，并被放入政治局邮件名单。在乌克兰工作时，我没能收到任何政治局邮件，除了那些直接关系到乌克兰或我个人的主题。然后，我被调入莫斯科，斯大林说机密文件可以转交我，这就使我开始看到毛泽东收自彭德怀、再转送斯大林的战役报告，也使我能够熟悉在韩国不断发展的局势。”（赫鲁晓夫此处说明，是为了证明他对朝鲜战争的进程之上述介绍，是有机密档案为根据的。）

大陆官方关于朝鲜战争的种种谎言——

大陆官方史书对建政后首场外战“抗美援朝”的缘由，说法一向如此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赴朝参战的命令。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向进犯鸭绿江附近的美国侵略军发起强大反攻。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参见《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1840-1980）》知识出版社1984年3月上海版）

但从以上《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描述，可见官方说法里的种种谎言：首先，大陆官方所用貌似中性的“朝鲜战争”一词，其实是粉饰金日成悍然挑起的侵略韩国战争。1949年底，金日成首先将侵略意图通知斯大林，斯大林再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见毛泽东早已知晓金日成将要发动的战争之侵略性质，但却颠倒黑白称此战争为“朝鲜内政”。其次，因为金日成首先侵犯韩国，为了保护盟友，美国决定反攻朝鲜。此应视为“反侵略战争”，却被大陆官方诬称“武装干涉”。再次，因为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立即遭到美国等盟友的强烈反击，很快将金日成军队驱赶回北部边界，即靠近中国东北处；但大陆官方却诬称美国“进犯鸭绿江”。又，既然金日成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毛泽东命令的“援朝”就是在援助侵略。既如此，所谓“抗美援朝”在道义上就绝无“伟大”可言。

中国的“抗美援朝”，与美国的“抗金打毛”，既是血腥现代战争，双方伤亡之大，可以想见。但大陆官方为了政治需要，一向报喜隐忧。据大陆官方对外公布的、也由官方出版物统一口径的“抗美援朝”的损失数据，一般表述是：当年战场直接统计是死伤11.4万人。后来累计是18万人；花费人民币新币62亿元，欠下苏联30亿元人民币的军火债。但现在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陆官方官方的统计数字远远小于真实数字。仅以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透露的史实为例：在介绍朝鲜战争双方伤亡情况时，费正清写到：“……美国的伤亡达14万2千人，使朝鲜族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4次最大的战争。”（韩国的伤亡数字估计为30万，朝鲜约52万，中国可能达90万。）（参见《美国与中国》，费正清著，张理京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283页）大陆官方数字18万，费正清数字90万，两者之差，霄壤之别。怎不令人深思！

大陆官方在“抗美援朝”战争进程中，只公布某一战役毙伤俘敌军及击落击伤敌机之庞大数字，却隐瞒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真实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数据。仅以中美双方第一次师以上大规模作战的第二次战役（即著名的1950年11月长津水库之战）为例，原第三野战军精锐宋时轮第九兵团12个师的15万人马，企图围歼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2.2万人。结果美军不仅杀出重围，从海上安全撤离，而且还带走所有伤兵、阵亡将士遗体及9万平民。据统计，宋兵团此役伤亡高达9.5万人，其中活活冻死者就有4万多，冻伤几万人，几乎全军覆灭。但志愿军军方统计说宋兵团伤亡4万多人，牺牲7千多，整整隐瞒了一倍的伤亡数字！此统计又说美军陆战队一师2万多人，冻伤者7千，其冻伤率高达35%。须知，连此战志愿军人员自己都承认：美军御寒设备远比我们的好。我们都是穿单衣作战，每天一般只啃两个生土豆充饥。此外，据近年中国非御用史学者描述一致透露：宋时轮在“长津水库之战”后曾叹：这让我怎么向陈老总交待呀？（陈老总，即陈毅，原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先后任三野第十纵队司令员，第九兵团司令员）就凭宋时轮这句真话，便可见此役志愿军损失之惨重。由此更可推断志愿军军方对整个战争统计数字之大谬不然。

周恩来在1954年向赫鲁晓夫私下承认“抗美援朝”的重大损失——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说“中国遭受了可怕的损失”，以他的苏联高层领导之身份，以他能亲睹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军情报告之便利，他的说法应该可信，尽管他没透露这种“可怕损失”的具体数字。在回忆录的《胡志明和越南战争》一章里，则发现赫氏所说“可怕损失”的一个佐证如下：（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苏联、中国和越南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会议）“在克林姆林宫凯瑟琳大厅的那次会议的间隙，周恩来强留我听他说话，他把我带到一个角落，说：‘胡志明同志已告诉我越南局势几乎无望，越南人将无力反抗法国，因此他们决定如需要，就撤退到中国边界，他们又想要中国派军队进入越南，就像我们在朝鲜所做的。换言之，越南人是想让我们帮助他们赶走法国人。我们只是不能批准胡志明的请求。我们已经在朝鲜牺牲了太多的人员——那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已没有条件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当时中苏两党关系尚好，苏联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盟主，中国代表周恩来对“老大哥”苏联代表赫鲁晓夫所吐露的心声，想来是可信之言。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突然袭击南韩，朝鲜战争爆发。到了26日大韩國首都汉城（今首尔）的市民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前一天晚上，从前线不断撤下来一批批伤兵，市民们上前向伤兵打探前线的战况。那些士兵们的说法各异，但是都有同一个信息，那就是“坦克！北方的坦克厉害！而我们却没有坦克部队。”而正在此时，北朝鲜人民军的T-34/85坦克纵队正延着议政——汉城公路一路南下。

北朝鲜人民军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装甲兵的建设，朝鲜装甲部队的前身第5坦克团于1948年成立，由苏联派遣军事人员进行指导，专门从事培养装甲兵人才。苏联为他们提供了在当时性能先进的T-34/85坦克（二战中的功勋坦克——曾被德国陆军元帅克莱斯特称赞为“世上最完美的坦克”）作为教学器材。在苏联教官的严格训练下，这批朝鲜人民军装甲部队的种子学员进步很快。逐渐掌握了苏式坦克的操纵技术和基础的作战技能。并且朝鲜人民军也继承了苏联把装甲兵作为突击兵种来使用的作战思想。

到了1949年5月随着更多苏联援助的坦克和其他技术装备的抵达，北朝鲜以第15坦克团为基础，成立了人民军第105坦克旅。该旅依照苏联1944年坦克旅编制。其下辖有3个坦克团，共装备T-34/85坦克183辆、SU-76M自行火炮16辆，共有兵员约6000名。此后又有一批出生在苏联在当地坦克学校毕业的朝鲜籍人先后回到北朝鲜，朝鲜将他们独立编成了第208坦克团，拥有坦克30辆。至此立国不久的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拥有了一支战斗力称雄亚洲的坦克部队。

而当时同样新组建起来的韩国军队却没有装备一辆坦克，1949年韩国陆军曾向美国军事顾问提出装备坦克的请求。但是美军顾问团认为朝鲜半岛的地形北部大多是山地、丘陵地形复杂。南部的一些平原地区稻田密布，而且一些老式的桥梁也无法承受坦克的重量，因而不适合装甲部队行动。所以拒绝了韩国方面的请求。他们还据此认为苏联也不会为北朝鲜方面配备坦克。还主观的判断北朝鲜方面只有少量日军遗留下来的老式坦克，不会构成威胁！于是韩国军队只装备了少量M1型57毫米反坦克炮以及1900具M9型6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

战争爆发后人民军第105坦克旅奉命做为西线进攻的矛头支援第1军团，向汉城方向发起进攻。6月25日在人民军第1师在105坦克旅第203坦克团的支援下逼近临津江北岸。韩军第1师师长白善烨下令各部死守阵地。在高浪浦里韩军第13团遭遇203坦克团的正面进攻，许多韩国士兵还是头一回看见这种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开近时连大地都会震动的钢铁怪物。在这种震撼力的冲击下许多韩国士兵的意志出现崩溃。而相比较之下他们更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韩军操纵57毫米反坦克炮向坦克纵队射击。但是炮弹打在T-34/85的前装甲上当当作响之后就纷纷跳飞并不能使它受到损坏，而T-34/85坦克群85毫米坦克炮的火力反击却把韩军的反坦克炮炸的人仰马翻。眼见阵地就要被突破，少数曾经在日军中服过役的韩军军官模仿当年日军的反坦克战术，孤注一掷的组织起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冲向T-34/85坦克与其同归于尽。在拼死攻击下终于炸毁了数辆坦克暂时阻止了人民军的进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许多敢死队员被T-34/85的履带活活碾死。其他人也失去了冲锋的勇气。当晚13团残部放弃阵地撤退到临津江以南。人民军随即迅速突破成功占领了临津江大桥。

此外北朝鲜第3师和第4师在2个坦克团共80辆T-34/85并加强有24辆SU76自行火炮的强大装甲部队支援下进攻汉城的北大门议政市。守卫此地的韩军第7步兵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同样由于缺乏有效反坦克武器以及平时反坦克作战训练不足，韩国军队伤亡惨重仍无法阻止人民军装甲兵的突破。为了守住议政26日韩军第7师反动反击，但进展不佳。而人民军第3师则趁敌后方空虚沿抱川公路向南推进，在钢铁洪流的面前韩国军队束手无策。26日夜人民军占领议政，27日清晨以坦克部队为前锋沿着公路继续南下汉城。议政失守后韩军第7师和第1师侧翼暴露，被迫撤退，至此汉城北部防线全线崩溃。在相继击溃韩军首都师以及第2、3、5师的抵抗后，1950年6月28日凌晨，朝鲜人民军的T34/85坦克纵队隆隆驶入汉城街道。溃败中的韩军为了阻止人民军推进提前炸毁了汉江大桥至使部分仍在北岸阻击的守军无法撤退。连同他们的装备一起被人民军的坦克兵俘虏。在汉城一役中韩军损失达4.4万人，而人民军的装甲部队仅有8辆坦克被摧毁。人民军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主要是大规模运用装甲部队快速穿插，而韩国军队缺乏对付T-34/85的有效手段，因此取得了优异的战果。

汉城失守后美国认识到韩国无力抵挡北朝鲜的进攻，于是开始对韩国进行援助。除了出动海空军进行火力支援外还出动地面部队直接参战。第一支抵达前线的是美军24师21团1营由史密斯中校率领的一个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史密斯特遣队”共406人装备2门75毫米无坐力炮，2门107毫米迫击炮，4门60毫米迫击炮和6个M9式6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此外还包括第52野战炮兵营，该营装备6门105毫米榴弹炮。把这样一支实力薄弱的小分队做为先头部队很显然美国低估了朝鲜军队的实力。

7月1日朝鲜人民军第4师渡过汉江进攻永登浦市，由于缺乏把坦克等重装备运过江的器材，装甲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只得用步兵发动进攻，在韩军的顽强抵抗下人民军进展迟缓。7月3日汉江大桥修复，在人民军4辆T-34/85坦克投入战斗后韩军被迫放弃了永登浦。随后人民军又乘胜展开了水原战役，此时韩国军方已经认识到了坦克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消除士兵对于T34的恐惧，于是组织军官手持美制M9型反坦克火箭筒编成打坦克突击组，希望能起到示范作用，可是M9型6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打T-34/85坦克完全无效。而坦克突击组在坦克火力下却损失惨重，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了韩国士兵对T-34/85坦克的畏惧！

7月5日上午7时从水原方向过来的第105坦克师（汉城战役后105坦克旅已升级为师，但编成没有改变）向美军乌山阵地开来。当先头的8辆坦克逼近到2000米距离时，在上午8时16分美军的炮兵向T34/85坦克纵队射出了第一发炮弹。当时在步兵阵地上的巴斯将军认为这是个历史性的瞬间，特地作了准确的记录。

在位于步兵阵地上的炮兵前进观察军官的引导下。炮弹纷纷命中目标，但是坦克纵队并未受到影响，T-34/85坦克继续前进。当坦克到达距步兵阵地只有约700码的时候，史密斯下令2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坦克开火。在近距离上75毫米炮弹相继命中目标。可在烟雾中只听到当当的金属撞击声。却未见T34/85受损，继续一边用85毫米坦克炮漫无目地的还击，一边沿着坡度很陡的道路爬上来。此时坦克已经逼近到了步兵前沿，美军的反坦克火箭筒手绕到坦克纵队后方，用60毫米M9型火箭筒在15米近距离上连续发射了22枚火箭弹，但是依然没有效果。这种被美国大兵称之为“巴祖卡”的反坦克火箭筒在二战中是对付德军坦克的利器，在欧洲战场曾屡建奇功，可是面对T-34/85已经显得过时了，而史密斯中校认为这是因为“炸药陈旧，所以性能下降了”。

转眼间坦克纵队突破美军前沿阵地继续往纵深发展，美军只得用105毫米榴弹炮打出了手头仅有的6发反坦克榴弹终于将一辆T34坦克的履带打断，另有一辆起火燃烧。两名朝鲜坦克兵举着手从坦克里跳出来，随后出来的第三名坦克手手持冲锋枪向美军机枪阵地开火，打死了一名美军机枪手（这是漫长的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第一名美国兵）美军立即开火将这三人击毙。紧随其后的T34/85坦克将前面两辆受伤的坦克推到路边后继续前进，此时反坦克榴弹已经打完，105毫米榴弹炮只得用普通的榴弹轰击坦克但这只能让其震动一下或是跳飞到一边无法对T34/85构成大的威胁。T34纵队并未向步兵阵地全力进攻而是迅速沿公路向后方开去。

在先头部队通过后第二批坦克纵队又紧接着开了过来，眼见着还有更多的坦克拥过来，这在美军士兵当中引起了恐慌，军官们只得亲自操炮向坦克射击，火箭筒组首发命中先头坦克，火箭弹打在T34/85的前装甲上却被反弹回来。但坦克纵队没有过多理会继续高速从美军阵地穿越。到上午9时半共计有33辆北朝鲜的坦克从美军阵地前开过。其中有四辆被击毁，美军伤亡约20余人，自己的装备无法对付T34坦克这对于美军士兵的心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随后公路上又出现了由3辆T34坦克开路的人民军第4步兵师第16、18团的约5000人的步兵部队，史密斯特遣队进行了阻击，3辆T34/85坦克开到美军阵地前用坦克炮对准火力点进行压制。在人民军优势兵力和炮兵越来越猛烈的炮火下史密斯特遣队支撑了3个多小时后不支撤退。撤走时只来的及带上伤员，阵亡的士兵在盖上星条旗后被迫抛弃。乌山首战中美军损失约150人所有火炮全部丢弃。105坦克旅损失4辆坦克另有3辆坦克被击伤。

这场战斗终于使美军不敢再低估人民军的战斗力，于是又被迫放弃了平泽。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认识到人民军T34/85坦克的威力，要求上级立即补充大量反坦克榴弹。面对T34/85的突击美军节节败退，在美国大兵中同样泛起了对T34/85的恐惧，但是美军上层仍认为是士兵对火箭筒操作不当和缺乏近距离攻击的勇气。为鼓舞士气，美军军官也亲自上阵操作火箭筒与T34/85坦克展开了近距离“格斗”。

7月7日夜人民军第4师和第107坦克团逼近天安与美军展开激战，8日清晨五六辆T34坦克突入市区向美军的车辆开火并轰击可能住有美国士兵的房子，在激战中刚刚上任不久的第34团新任团长马丁上校扛起火箭筒向一辆T-34/85开火，随即自己也被坦克炮击中身亡，随后他被追授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在天安美军第3营损失惨重伤亡被俘500余人。人民军107团仅损失两辆坦克。

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致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朝鲜战局很严重——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性能优越，具有类似过去德国军队那样的能力。”为了有效对付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核心——T34/85坦克，美军想方设法，为了发挥空中优势成立了战术空中指挥特遣队，每支小队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名无线电修理员和一名司机组成。专门用来为空军对地打击指示目标，空军向美军第24师派遣了6支战术空中指挥特遣队。并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还向前线运送大量炮兵部队包括155毫米远程榴弹炮，大大加强了火力。

7月9日在全义以南12公里处美军阵地的观察哨发现前方有一支人民军由11辆坦克和数百名步兵组成的纵队向这里开来，空中观察员立即呼叫空中支援。几分钟后空军战机便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战斗轰炸机又对平泽和全义之间的公路狂轰滥炸。黄昏时空中观察员报告击毁5辆北朝鲜坦克，同时公路上至少有100余辆北朝鲜的军车在燃烧，另有20辆坦克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但是随后到了10日人民军的T34/85坦克依然参加了进攻，用机枪和85毫米火炮向美军阵地开火，美军后撤，到了夜晚在刚刚运抵前线的M24“霞飞”轻型坦克的掩护下发动了反击，由此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第一场坦克战，M24坦克首先开火击伤一辆T-34/85，但随后T34/85开始还击一连击毁了两辆M24“霞飞”，美军轻型坦克显然不敌T-34/85只得后撤。在此后的战斗中装备M24坦克的第78坦克营A连损失惨重又有10余辆坦克被T-34/85坦克击毁。眼见不是对手，美军坦克兵士气低落，第79坦克营A连也患上了“T34恐惧症”。

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人民军的坦克部队蒙受了一次惨重的损失：当天下午美军的F80喷气机群飞临平泽时发现大批人民军T-34/85坦克和其他车辆集中停在美军第34团7月6日撤退时炸毁的一座断桥的北面。飞行员立即将情况上报，第5空军联队迅速调集了所有可以出动的作战飞机：有B26轰炸机、F80喷气战斗机和双引擎野马式战斗机。直奔那难得一见的大群目标，无数炸彈和凝固汽油弹倾泻而下，将桥的北端炸成一片火海。此后根据观察员目测的战告：此次攻击共摧毁38辆坦克、7辆半履带车和117辆卡车，并造成敌方大量人员伤亡。战果无疑是有些夸大，但这也许是在朝鲜战争中北朝鲜人民军装甲部队蒙受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大白天在美国空军的眼皮子底下集中使用装甲部队是非常冒失的行为。从此也可以说T34/85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在熊熊大火中破灭。北朝鲜人民军再也无法将T34/85坦克集中起来构成一道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了。只能被迫把坦克四散隐蔽起来，小股出击。这样一来却失去了最强大的突击力量。推进速度大大降底。

7月16日人民军攻占大坪里击溃了美军第19团后，强渡锦江。韩国第6大城市大田门户洞开，防守大田的美军第24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阻击战人员和装备都损失惨重，实力大为下降。而美军大批增援部队一时还到不了战场。坦克部队的M26“潘兴”重型坦克和改进过的M4A3“谢尔曼”坦克都还在运送的路途中，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此时美军投入了一种新式武器，这就是被之为“超级巴祖卡”的89毫米新型反坦克火箭筒。其实早在二战未期美军为了对付德军装甲部队中的重型坦克，开始研制新型反坦克火箭。新型火箭筒的口径为89毫米，能够有效对付德军的“虎”式和“豹”式坦克。但是当试射成功的时候二战已经临近尾声。新式火箭筒方案也就被束之高阁。

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为此前美军装备的老式60毫米“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无法击穿T34/85坦克的正面装甲。陆军军械部又想起已研制成功的新型火箭筒于是立即找出图纸，于1950年6月10日完成设计。随后立即投入生产，1个月时间就生产了数千具新型火箭筒和火箭弹。7月3日定名为M20型的新“超级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装上了飞机，10抵达大田机场，立即下发到部队，正赶上了大田防御战。这种M20型反坦克火箭筒采用铝制两段结构，有效射程200米，最大射程1200米，全重6.3千克。火箭弹初速达104米/秒，穿甲厚度280毫米，几乎是老“巴祖卡”的4倍，成为了T34/85坦克的可怕对手。

7月20日凌晨人民军的装甲部队渡过甲川河，向美第34团1营发动进攻。这个营阵地上本来有一支配备了新式89毫米“超级巴祖卡”火箭筒的反坦克小分队，但战斗一开始。这些患有“T34恐惧症”的这些火箭筒手就全部四散奔逃，T34/85坦克轻松碾过美军这个营的阵地继续向大田市区前进。为了阻滞人民军坦克的推进。第34团团长比彻姆亲自带领装备新“超级巴祖卡”火箭筒的工兵组，在通往大田的京釜公路和论山公路的交叉点设伏，望着渐渐逼近的T34/85在团长的指挥下工兵组射出了一枚火箭弹，首发命中，坦克立即起火。随后工兵组立即转移方向又摧毁了跟进的两辆T34坦克，“超级巴祖卡”首战告捷！

人民军的主力部队突破西北方向美军的防线后主力集结在城西，并未进城，而是派了载有狙击手的坦克冲进市区制.造混乱。T34/85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向一切发现的美军目标开火。而美军的反坦克小组则躲在暗处向T34/85发射火箭弹混战逐渐变成了一场追猎坦克的游戏，连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也扛起火箭筒加入进来。到上午9点共摧毁了4辆T34/85，迪安将军带领几名士兵在城区中游走，此时一辆T34/85从34团指挥部旁边驶过，迪安将军和火箭筒小分队一边追赶，一边躲避狙击手的冷枪。追击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接近了那辆T34/85立即发射了3枚火箭弹将其击毁。在迪安将军的回忆录中与道：“我追赶坦克，是为了给部下树立反坦克战斗的榜样”。这辆T34/85坦克的残骸至今仍被保存在韩国大田市，供人们参观。其车体侧面上写着：1950年7月20日，在WF迪安将军的监督下摧毁。

但是，89毫米火箭筒并不是每次都能击毁T34/85，侦察连的3个火箭筒组，在30-60米的距离上向三辆T34/85发射了7枚火箭弹，只击毁了其中一辆。还有的火箭弹打在T34/85坦克正面，除了发出当当的响声以外没有任何效果。假如命中点和射击角度不正确，就很难奏效。

迪安将军个人的匹夫之勇难以改变整个战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民军坦克和军队拥入大田，把猛烈的炮火倾泻在城市里，美军渐渐抵挡不住，被迫又一次后撤，撤退进行的十分混乱，部队各自为战，迪安将军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与部下走散后最终被人民军俘虏。大田之战中美第24师伤亡惨重，从乌山阻击战开始到放弃沃川。第24师原先的15965人，车辆4773辆，经过17天的战斗损失兵员7305人，装备损失60％，而人民军的坦克在大田之战中也损失惨重有20辆被摧毁。

大田之战结束后，为了赶在大批美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锁定胜局，人民军紧接着发动了第四次战役，集中主力以105坦克旅通过太白山脉向洛东江一线推进。此时美军精锐部队骑兵第一师已经抵达韩国。7月22日人民军第3师16团配以106坦克团遭遇骑兵第8团1营，人民军以坦克为先导发动进攻。美军在炮火掩护下以“超级巴祖卡”击毁3辆T34/85，由于美军大批炮兵已经到达前线。在猛烈的拦射炮火下人民军正面攻击损失惨重。此后人民军巧妙的采用了穿插战术，并在美军的后方公路上设置了路障，切断了美军的补给，迫使美军扔下辎重装备撤退。

虽然人民军一路势如破竹，但是由于美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来，人员装备和火力都等到加强，新近从夏威夷来到朝鲜的美军第5团拥有14辆装备90毫米火炮的M26“潘兴”重型坦克这种坦克无论火力还是装甲防护都强于T34/85，而第1临时海军陆战队旅有整整一个营的M26坦克，此外还有54辆从太平洋岛屿上打捞出来经过修理的M4A3型“谢尔曼”中型坦克也已经交付给了新组建的第89坦克营，而且还有80辆坦克正在运送途中。而朝鲜人民军经过长时间的消耗。人员装备均损失很大，又没有有效补充可以使用的坦克下只剩下40辆，还不到美军一个坦克营的数量。

随着美军的89毫米火箭筒、155毫米榴弹炮、“潘兴”坦克的相继投入战场，特别是美军空军的战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对于T34/85的杀伤力极大。内含110加仑汽油的凝固汽油弹可以使45平方米的面积内燃烧20秒钟，使T35/85坦克的橡胶诱导轮起火，导致车内的彈藥和油料爆炸。在大田战斗中在美空军凝固汽油弹的攻击下T35/85坦克损失惨重，被美国空军毁伤的T34/85占到被击毁总数的75％，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在白天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实力的对比对于人民军越来越不利，然而由于连战皆捷，人民军的士气依然高涨，继续在战场上一次次突破敌军的防线，并且使美军的情报机构一直高估了人民军的实力。

7月31日，沿京釜公路推进的人民军第3步兵师第9团和第203坦克团冒险在白天强行突袭了美第7骑兵团的阵地，25辆T34/85坦克一路所向披靡直接从美军第8工兵营营部的帐篷上压了过去，一度逼近骑一师的师部。但是好境不长，很快美空军战机呼啸而来，投下凝固汽油弹，部署在后方的美炮兵155毫米“长汤姆”榴弹炮也猛烈开火，人民军坦克的进攻队形被炸成一片火海。造成13辆T34/85坦克受损，6辆被彻底摧毁。在这次战斗中第203坦克团的战斗力损失大半。

7月24日人民军第2师乘着大雾向美军发动进攻，8辆T34/85一直开到美军的阵地前沿，用85毫米炮向美军猛烈开火掩护步兵进攻。其中的3辆伴随步兵从公路上突破了美军第27团1营营部，危机关头，A连连长罗甘威斯顿上尉身先士卒，操起89毫米“超级巴祖卡”击毁了一辆T34/85坦克，极大的鼓舞了美军的士气。不久浓雾散去，一辆辆T34/85在阳光下清晰的出现在美国大兵的眼前，“超级巴祖卡”随即又击毁了两辆。此时F86喷气战斗机飞来，用刚刚研制成功的130毫米空对地火箭弹迅速摧毁了另外3辆坦克。这样一个早上人民军又损失了6辆T34/85坦克。

7月23日人民军109坦克团攻入咸昌，被美军第90野战炮兵营击毁4辆，美国空军解决了剩下的1辆。

7月28最初抵达朝鲜的3辆M26“潘兴”坦克被火速派往战略重镇晋州，7月29日人民军第6师向晋州发起进攻。7月31人民军3辆T34/85和3辆SU76自行火炮突入市区。而美军寄予厚望的3辆“潘兴”却在关键时候发动机出了故障，被迫全部放弃。错过了与T34/85交手的机会。

8月7日已经退守釜山的美第8集团军为了稳固防线下令美军向战线西侧的人民军发动大规模反击，在强大海空军火力支援下代号为“基恩”作战的行动开始。冒着敌军猛烈的空地火力人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美军进展缓慢，每一处阵地都要反复争夺。8月12清晨人民军发动反击，穿插到敌军后方，切断了美军的补给线，将美军的第555炮兵营和第90炮兵营包围在钵山。

两辆人民军的T34/85坦克和数门反坦克炮开到美军炮兵阵地前向美军的火炮开火，第555炮兵营用105毫米榴弹炮向坦克反击，但是由于没有专用的反坦克榴弹没有丝毫效果。而第90炮兵营的155毫米榴弹炮的火炮仰角太高，无法放低向坦克近距离平射。最后在坦克掩护下北朝鲜步兵占领了555营的阵地，第90炮兵营顽强坚守，天亮后美军“海盗”式攻击机对人民军部队进行了扫射，但是已经于事无补。美军此役损失惨重，将此山谷称之为“流血之谷”、“炮兵的坟墓”。美军第555炮兵营8门105毫米榴弹炮全部损失殆尽，80人阵亡另有80人负伤。而第90炮兵营的6门155毫米榴弹炮也荡然无存，阵亡10人，伤60人，还有30人失踪。

虽然人民军击退了美军的反击，但是自身伤亡也很严重。在西线的攻势暂时停止。与此同时美军的增援部队和装备还在援援不断抵达。到8月底中型坦克已经达到200辆。8月5日人民军第4步兵师渡过洛东江向驻守交通枢纽灵山的美军第24师发动进攻，并且抢占了灵山附近制高点五峰里岭和三叶草高地，成功击退了美第2师第9步兵团的反击。并运来了14门122毫米榴弹炮向灵山进行炮击，为了夺回制高点美军组织兵力反复冲击但均被击退。但是在美军海空军战机反复轰炸和地面猛烈的炮火下人民军的力量也伤亡极大，武器彈藥得不到有效补充，缺医少药，战斗力大大减弱。

8月17日18架F4U“海盗”式攻击机对五峰里岭进行了密集轰炸，随后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第5团在54门105毫米和一个整营的155毫米榴弹炮的支援下再次发起进攻，据守高地的人民军士兵在附近“三叶草”高地的火力支援下一次次打退了进攻。到了下午4时美军第24师第9步兵团为配合海军陆战队的攻击同时向“三叶草”高地发起了进攻。第24师的炮兵向“三叶草”高地发射了大量空爆弹，大量杀伤了战壕里的人民军士兵。第9团得以顺利攻占了阵地并以火力支援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到了下午5时海军陆战队终于夺取了五峰里岭北面的高地。

陷入危机中的北朝鲜第4师只得出动坦克部队进行最后一搏，4辆T34/85坦克引导数百名步兵向美军防线发起反击。美军发现后立即出动3辆M26“潘兴”坦克迎战，两个装备“超级巴祖卡”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的反坦克小分队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也严阵以待。很快T34/85纵队开到了“三叶草”高地和五峰里岭高地之间的关隘口，当打头的T34/85进入射程后反坦克小分队的89毫米火箭筒抢先开火，击中T34/85的履带，T34/85立即开炮还击。随后75毫米无后坐力炮发射的炮弹击穿了坦克的侧装甲，T34/85坦克被迫停了下来，但是机枪和火炮仍在射击。最后M26“潘兴”坦克瞄准它发射了一发90毫米穿甲弹终于将这辆T34/85击毁，紧随其后的T35/85加速冲向“潘兴”坦克，迅速被“潘兴”坦克一一从容锁定，90毫米穿甲弹呼啸着击穿了它们的前装甲。将其摧毁，事后M26坦克的炮手轻松的形容打T34/85的前装甲板如同“开鱼子酱罐头”一般容易。T34/85坦克在地面上遇到了它的又一个克星。随后的人民军步兵只得立即撤退。夜间人民军又发动了一系列夜袭，均被击退损失惨重。

19日晨人民军最后的反击失败后，被迫撤退。在美军战斗轰炸机不断袭击和地面炮火下又蒙受了很大损失。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完成了会师，缴获了包括34门122毫米榴弹炮和1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在此期间人民军的105坦克师配合第13步兵师向釜山防线上的大邱发动进攻，推进到了多宝洞一线。第13步兵师总计得到14辆T34/85支援，这里的地形十分特殊，人民军只能通过唯一一条1英里长南北走向的公路向大邱前进，公路两旁都是连绵数里的高山，被美军称之“保龄球道”美军第27步兵团驻守在“保龄球道”的南段，韩国第11步兵师则守在公路两旁的山峰上。

8月18日夜，炮火准备后朝鲜人民军开始穿越“保龄球道”，以两辆T34/85坦克和一辆SU76自行火炮为先导，步兵乘卡车在后跟进。当T34/85逼近美军阵地约60米距离时，美军的89毫米火箭筒击毁了第二辆T34/85，紧接着又向第一辆坦克发射了两枚火箭弹，但都没有爆炸，坦克兵却吓的弃车而逃。SU76自行火炮也被美第8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反坦克榴弹击毁。人民军步兵发动进攻在付出100多人伤亡后不得不撤退。接下来的6天夜晚，人民军不断发动以坦克为先导的攻击，T34/85坦克排成纵队，以85毫米炮不断的向美军阵地开火。到了21日为止已经损失14辆坦克、4辆自行火炮，人员伤亡也很大。但是始终无法突破美军由坦克、89毫米火箭筒、炮兵组成的火力网。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人民军被迫停止了进攻。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巨大消耗，朝鲜人民军的105坦克师只剩不到20辆。为了准备再度向已经被压缩到釜山周边狭小地区的联合国军环形防线发动最后的攻势，人民军的坦克部队进行了补充休整，8月23日又有83辆T34/85坦克从苏联运抵平壤。在此基础上新成立了第16坦克旅（共43辆T34/85)和17坦克旅（共40辆T34/85）并立即南下参战，使坦克总数又回升到100辆左右。而此时美军极其盟国拥有的坦克数量已经达到600辆再加上海空军和炮兵的的强大火力，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1950年8月31日人民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第16坦克旅配合第9步兵师突破洛东江向灵山逼近。9月2日4辆T34/85掩护1个营向灵山东侧的美第2工兵营阵地发起突袭，美军士兵用9支89毫米“新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和9支60毫米“老巴祖卡”火箭筒阻止了人民军坦克的进攻。这时美军第72坦克营的M26“潘兴”式坦克也赶来支援。“潘兴”坦克M3型50倍口径90毫米坦克炮的精确远距离火力阻止了人民军的攻势。在这一天刚刚运抵前线的美军最新式M46“巴顿”坦克出现在战场，但是出师不利，首次参战的两辆M46一辆触到地雷另一辆被人民军的反坦克炮从近距离击毁。

9月3日，海军陆战队第5团向灵山反攻，在空军力量的掩护下击退了人民军的进攻，击毁4辆T34/85，第5辆上的乘员弃车而逃。9月4日陆战队占领了人民军第9师的师部，美军发现那里的帐篷原封未动，两辆被遗弃的T34也完好无损。第二天一支300多人的人民军出忽意料的发动反击，两辆T34/85抢先开火击毁了美军打头阵的两辆M26“潘兴”坦克，但随即被美军的89毫米火箭筒击毁，美军在炮火的支援下打退了人民军的冲锋。

就在人民军在釜山前线的攻势受挫时，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力排众议在被海军认为是最不适合进行两栖作战的仁川指挥第10军7万人实施登陆，开始了被李奇微称作“5000比1的赌博”。而由于此前判断失误，人民军在仁川的兵力极其薄弱，仅有海岸警备队和一个营的兵力约2000人，根本无力抵挡美军的进攻。人民军急调新组建的第17坦克师向美军反击，16日清晨第42摩托化团6辆T34/85坦克伴随步兵从汉城出发支援仁川，在距仁川5公里时被美军海军的F4U“海盗”战斗攻击机发现，“海盗”式攻击机立即用凝固汽油弹进行了攻击，炸中了3辆T34/85，人民军的坦克纵队还击并击落了一架飞机。随后赶来的F4U又攻击并炸毁了剩下的坦克。飞行员向地面部队报告已经摧毁了人民军的坦克，但是当陆战队1团推进到人民军坦克附近时3辆炮塔依然能转动的T34/85坦克突然向美军的打头的M26坦克开火，但因距离过远未能击穿“潘兴”坦克120毫米厚的正面装甲，M26迅速反击将3辆T34/85全部击毁。

9月17日早上5点45分，美军第5陆战团D连警戒哨兵发现晨雾中有6辆T34/85和一支步兵部队正向美军阵地开来，这也是人民军42摩托化团的坦克，奉命搭载新组建的第18师22团2营前往金浦机场阻击美军。收到警报后美军的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M26坦克、75毫米无后坐力炮立即在公路边设伏，当人民军的纵队接近到距离阵地约70米处时反坦克火箭筒命中了第一辆T34/85，接着美军各种武器一起开火。人民军毫无防备部队还没来的及展开就被击溃。6辆坦克全部被击毁，200余人阵亡。陆战队只有一人负伤。与此同时第18师22团已到达前线向美军第1陆战团反动反击，在交战中4辆T34/85被美军的M26“潘兴”坦克击毁。

9月19日美军陆战1团向永登浦发动进攻，人民军第18师以1个营的兵力及5辆T34/85发起反攻。美军的火箭筒手逼近到近距离发起攻击，一举击毁2辆T34/85双方一直激战到黎明人民军最终不支而退。

9月21日陆战1团1营A连攻占了永登浦通往汉城公路一侧的堤坝，天黑前5辆T34/85坦克从市区开出向美军阵地反击，A连没有反坦克炮用89毫米火箭筒和T34/85展开了一对一的近战。人民军坦克排成纵队行进，用85毫米炮和机枪和美军阵地射击，但是由于发射的是穿甲弹，炮弹深深的钻进土里。并未给美军造成伤亡。美军反坦克手依托地形掩护，将一辆T34/85炮塔击穿。美军为了鼓励士气，进行了击毁坦克竞赛，许诺如果谁击毁的多就给予巨额奖金。结果3辆T34被美军用火箭筒击毁，另两辆只得撤退。开战初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并曾经给敌方部队的心理投下巨大阴影的T34/85坦克如今不再是令敌人胆寒的利器，却成为了美国大兵为立功得奖而捕捉的“猎物”。

在汉城地区战斗中人民军共有53辆T34/85投入了战斗，其中有48辆被击毁5辆被丢弃。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第105坦克师被紧急调回汉城。9月25日晚美军攻入市区，26日凌晨人民军出动12辆T34/85坦克和2辆SU-76M自行火炮及一个步兵团的兵力向麻浦街的美军陆战1团实施反击，但被美军猛烈的炮火阻拦，领头的坦克触上了地雷第2辆坦克被无后坐力炮击毁。可是只要美军炮火稍一停懈，T34/85就掩护步兵又冲上来。双方激战一夜美军四个炮兵营打光了所有的炮弹，人民军4辆坦克和2辆自行火炮被击毁。105坦克师师部在撤退过程中遭到美军第32步兵团的伏击损失惨重，5辆坦克和40辆卡车以及火炮3门被击毁和缴获，在数百人的伤亡中还包括一些高级指挥人员。指挥伏击的美军L连连长麦克弗里中尉由此被授予银星奖章。

在美第10军攻克汉城的同时9月24日，人民军105装甲师增援部队与美军第7步兵师31团2营发生激战。在美军反坦克火箭筒和坦克、炮兵的联合火力下损失了4辆T34坦克，被迫转入防御。27日美军第31团在与从洛东江地区赶来的美第1骑兵师先遣队汇合后向人民军驻守的乌山阵地（此处正是此前史密斯特遣队防守过的地方）发起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共击毁T34/85坦克14辆反坦克炮6门，但未能突破人民军阵地。28日经过长时间的火力准备后终于拿下了人民军在乌山的防御阵地，此后第31团团长因为指挥进攻不当而被撤职。

而在釜山前线为了配合在仁川的登陆作战，美第8集团军也开始向人民军的防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人民军各部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9月18日美军第5团和骑兵第5团向人民军第7团防守的锦舞峰发起进攻，美军在强大炮火和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向人民军阵地发动了一波波进攻。但是锦舞山主阵地在人民军的坚守下岿然不动，为了配合第5团的进攻第5骑兵团2营猛攻203高地，但是先导的坦克不是触上地雷就是被反坦克火力击毁。仅在17日和18日两天就损失了9辆坦克和1辆装甲推土机。原因就在于人民军在203高地南斜面阵地上布置了3辆T34/85坦克，他们把车身埋进土里，只露出炮塔把坦克当作固定火力点来使用，用85毫米坦克炮封锁了美军的前进道路。

在终于摸清楚人民军坦克掩体的具体位置后，美军M26“潘兴”坦克利用人民军坦克的射击死角接近，以诱饵坦克将这些T34/85引了出来，在交火中用T34/85被“潘兴”的90毫米火炮一一摧毁。在消灭了侧射火力的威胁后，到18日黄昏骑兵5团2营终于拿下了203高地。而此时该营的3个步兵连加起来只剩下165人了。在四周高地相继丢失后锦舞山顶峰还有大约200多名人民军官兵利用战壕和散兵坑顽强死守，一次次打退了第5团3营的冲锋。美军用105毫米榴弹炮猛轰但由于杀伤效果不佳，只得出动了“野马”式战斗机投下凝固汽油弹将整个山顶烧成了焦土，并反复扫射。最终包括人民军第7团团长在内的官兵经过浴血奋战后几乎全部阵亡，历时3天的锦舞峰争夺战终于宣告结束。

9月20日美军占领人民军第3师在洛东江的最后一个据点，第3师和配属的第105坦克师撤退到了尚州。美第5骑兵团在倭馆地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28辆T34坦克的残骸。第105坦克师第203坦克团此时的坦克数目只剩下9辆第107坦克团只剩14辆。但是人民军第13师官兵在多宝洞之战中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御战，击毁了美军骑兵第8团的7辆M26“潘兴”坦克，延缓了美军的推进。但是到了9月21日人民军的防线全线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2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下令全军向三八线撤退。

美军开始了全线追击，为了加速向人民军后方突击专门组建了一支快速穿插纵队：林奇特遣队。这支特遣队也是美第1骑兵师的先头部队，编成内以第7骑兵团第3营为基干补充一个工兵连、7辆M4A3E8坦克、一个侦察排、一个指挥空军飞机进行空中打击的空军战术指挥分队。特遣队的指挥官就是詹姆斯H林奇中校。

9月22日特遣队出发。一路上不断与人民军的小股部队交火，到了26日夜通过了依然驻有人民军大部队的天安城。在黑暗中被人民军误以为是已方部队因此双方未发生交火，林奇特遣队继续向前推进，到了午夜时分在河凤里与人民军第16装甲旅的两辆T34/85坦克遭遇。T34/85用大炮和机枪向特遣队猛烈射击，美军的反坦克小分队用“超级巴祖卡”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击毁了其中一辆，但是另一辆T34/85坦克一边射击一边继续沿着挤满了美军车辆的道路开了过来，并撞翻了好几辆卡车。一直开进了路边的稻田里。被75毫米无后座力炮击中后无法再开动，但是其85毫米火炮依然不停的向美军开火，特遣队中的詹姆斯B韦伯尔上尉爬上这辆T34/85坦克把一桶汽油浇进了坦克后面的引擎盖舱口里，坦克因电火花起火爆炸。气浪把韦柏尔抛到了20英尺外但他却只受了点轻伤。

此时又有两辆T34/85坦克闻讯开了过来。探出头来张望的坦克车长看到公路上美军燃起雄雄大火的车队后立即“咣当”一声关上舱盖投入了战斗，林奇特遣队的M4A3E8坦克也开到了队伍前面与T34/85接上了火。并击毁一辆T34/85但是很快人民军又调来了8辆坦克向美军反击，两辆M4A3E8坦克被85毫米坦克炮击毁。林奇特遣队眼看就要抵挡不住人民军坦克的突击，危机时刻韦伯尔上尉冲上前用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接连打瘫了两辆T34/85坦克。威拉德H霍普金斯军士在激战中奋勇爬上一辆T34/85向敞开的舱盖里投进去一颗手榴弹，这辆坦克上刚刚还在不停吼叫着的85毫米炮和机枪顿时就哑然无声了。此后他又协助其他火箭筒小分队接连击毁了4辆T34/85坦克。但是依然有一辆T34/85冲进车队里横冲直撞，一边射击一边碾压车辆从队头一直杀到队尾。美军立即把一门105毫米榴弹炮从牵引车上卸下来在近距离向那辆坦克射击，终于将其击毁。但是，在对射中勇敢的霍普金斯军士阵亡了。后来他（追授）同韦伯尔上尉一同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其余3辆T34/85在激烈的对射中退走了。在这场激战中两名美军阵亡，28人负伤。两辆坦克和15辆汽车被摧毁。第2天早上徒步行进的林奇特遣队又遇上了一辆单独的T34/85，迅速用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将其击毁。随后特遣队与美第7师31团相遇。这标志着美第8集团军和在仁川登陆的第10军完成了会合。经此一战人民军第16坦克旅只剩不到20辆坦克，不久即被迫解散。

尽管美军一路高奏凯歌，但人民军各部在撤退途中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抵抗。10月12日美第1军与人民军在金川地区展开激战，10月13日美骑兵第8团攻击豆石山，驻守此地的人民军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顽强据守，以坦克、野战炮、迫击炮组成交叉火力。并不断向美军实驰反冲击，战斗进行的激烈异常。在此期间多次发生了T34/85与M26“潘兴”坦克之间的遭遇战。

其中一场这两种坦克之间一对一的“单挑”颇具典型意义：一天清晨一辆人民军T34/85坦克借助晨雾的掩护偷袭一辆在公路上警戒的M26“潘兴”，“潘兴”坦克发现后立即向这辆T34/85开火，T34/85一面还击一面加速冲过来，85毫米炮弹连连打在“潘兴”坦克炮塔的正面装甲上但都被弹飞。随后M26“潘兴”坦克发射的一发90毫米炮弹正巧击中T34/85的炮管将其火炮炸飞。此时T34/85的驾驶员模仿库尔斯克战场上打光炮弹的苏军坦克手用车体去撞击德军“虎”式坦克的自殺性战术。猛冲过来试图于“潘兴”坦克同归于尽。但是由于“潘兴”坦克急忙倒车，所以减弱了冲击力，但此时双方紧靠在一起“潘兴”坦克无法开火，因此“潘兴”坦克试图绕到T34/85的后面开火。T34/85不让它绕就向后倒车，M26“潘兴”抓住时机在极近距离开火击毁了这辆T34/85。在朝鲜的山地丘陵之间这种坦克之间的“肉搏战”还发生过多次。结果都是一边倒，皮糙肉厚的“潘兴”取得了全胜的纪录，共有8辆T34/85被击毁而M26“潘兴”无一受损，曾经在朝鲜战场创造过无敌神化的T34/85这又似乎回到了在欧洲面对德军“虎”式和“虎王”重型坦克时的悲惨命运。而战至10月14日美军才基本肃清了金川地区的人民军部队。

鉴于坦克在朝鲜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美军在10月份专门成立调查组研究了双方坦克的损失原因，此后得出的结论如下：

1、在战争头三个月期间(1950年6月25日-9月30日）共有239辆T34/85被击毁或丢弃。其中被飞机击毁的达102辆占总数的43％、其中有60辆被凝固汽油弹击毁，但是大部分是因为先被89毫米火箭筒击伤无法行动而后再被飞机炸毁的。由此可见“超级巴祖卡”对美军的反坦克作战起到了关键作用，功不可没！

2、被美军坦克击毁39辆占到损失的16％

3、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击毁13辆占到损失的5％

4、因燃油耗尽丢弃59辆占到损失的25％

5、其他原因（毁于美军炮火等等）26辆占到损失的11％

而美军的坦克大多是被地雷炸毁的。

到了10月20日美军占领平壤后，韩军在于23日攻陷了朝鲜北部的熙川，在那里缴获了28辆稍加修复就可以使用的T34/85坦克和彈藥列车。10月27日英军第27步兵旅在博川渡过大宁江进攻西岸高地时遭到人民军坦克部队的猛烈反击，英军在空军战机和炮兵的掩护下摧毁了10辆T34/85坦克和两辆SU76自行火炮。随后继续向定州前进，29日当晚人民军的坦克伴随步兵再次向英军实施反击，澳大利亚步兵营以伤亡39人为代价用89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击毁3辆T34/85打退了人民军的攻势。但此时英军也已经无力再向前推进。此后美军第21步兵团接替了英军的位置。

10月31日凌晨2时左右，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坦克遭遇战爆发了。7辆人民军的T34/85坦克和500名左右的步兵伏击了美军21团2营，T34/85坦克在300米距离上向美军10余辆M26“潘兴”坦克纵队射击但是所有的穿甲弹都无法穿透“潘兴”的正面装甲，M26立即向T34/85还击，双方的穿甲弹在夜空中穿梭。激战到黎明时分人民军终于不支撤退共损失5辆T34/85、7门反坦克炮。等到天完全放亮后美军战机又击毁了剩下的2辆T34/85坦克，此战后美21团2营营长被授予特殊勋章。11月1日美21团1营（恰好是第一个在朝鲜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的原班人马）已经推进到了距中朝边境城市新义州和鸭绿江仅30公里的清固洞。下午3时人民军7辆T34/85坦克和500名步兵向这支美军发动进攻，激战半小时后被击退。

至此人民军装甲兵在朝鲜战争初期的大规模作战降下了帷幕。而怀着胜利后喜悦心情的美国大兵们都认为战争的结束已经指日可待，完成扫荡任务后就即将回到久别的家中与亲人们团聚。可是他们不知道这还只是这场漫长战争的开始阶段。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写的《朝鲜战争》和贝文亚历山大的著作《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原题《半岛铁骑：1950朝鲜人民军装甲兵战史》





长津湖之战，又称长津湖战役或长今湖战役（韩语：장진호전투；英语：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一场决定性战斗，当时中共志愿军的宋时轮第九兵团，齐装满员，十五万人，在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设伏包围了美第十军，属美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共计两万多人。

1950年11月的长津水库之战，原第三野战军精锐宋时伦第九兵团12个师15万人马企图围歼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2万2千人，结果是美国陆战一师杀出重围从海上安全撤离。不仅没丢弃重装备，而且带走了所有伤兵，阵亡将士尸体，以及九万平民。第九兵团此役伤亡九万五千人，除伙夫，马弁，参谋，干事，医院的护士，文工团员，能拿枪杆的剩下不多了。

长津湖战役，志愿军打惨了。刚刚取得内战胜利的9兵团15万骄兵悍将，顷刻间死伤9万多，实在让人无法接受。27军是国内最精锐部队，就这么轻易葬送了。李钟奇煽彭德怀耳光，应该是有报长津湖一箭之仇的因素。至于长津湖战役的副总指挥陶勇，死的更惨。1966年被27军军长刘浩天直接推入水井淹死。许世友也对宋时轮咬牙切齿。可见长津湖没有打好，使得很多将领之间结下了梁子。

其中“德洞山口”争夺战最为经典──美军陆战一师7团2营F连连长，率领全连240人守卫“德洞山口”。这是美军陆战一师突围的唯一通道，20军59师和27军79师一个团，猛攻“德洞山口”，陆战一师7团2营F连以下阵亡29人，牢牢守住“德洞山口”，保证美军陆战一师全师突出重围，在零下40度战场上由于志愿军没有冬装，只要中弹躺下存活的可能很小。“德洞山口”争夺战中志愿军20军59师几乎被全歼。

从1950年11月27到12月5日，仅仅8天，宋时轮第9兵团的4个军15万人伤亡了9万5千，活活冻死的有4万多，冻伤几万人，第9兵团活下来的人也都冻坏了手和脚，基本上等于是全军覆灭。要到第五次战役才又参战，但战斗能力显然不行。

后来在统计中竟然统计志愿军9兵团伤亡4万多人，其中战死7000多，也就是说有33000多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冻伤，就算33000多人都是冻伤吧，九兵团15万人总数中冻伤率是多少？仅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2万多人，冻伤有7千，陆战一师一共多少人？2万人吧，冻伤率多高？9兵团多少人？15万！志愿军的冻伤率居然比美军低？这是不可能的！连中共都承认“美军御寒装备比我们好的多，志愿军都是穿单衣作战”，结果志愿军冻伤率却大大低于美军！---志愿军并不比美国人耐冻。何况当时志愿军穿单衣，每天只能啃两个生土豆充饥。

刘伯承评价这次战役时说：“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1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





朝鲜战争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中一直称作“抗美援朝”，实质是金日成的北朝鲜军队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越过国际公认划分南北朝鲜“三八线”侵略韩国。中共还谎称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让美国人回到谈判桌。其真实情形是中共及北朝鲜军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的打击下伤亡惨重，几次重大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尸横遍野，目前这些照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中共送来的中共军队四野的3个整装朝鲜师的支持入侵南韩。当时，韩国国军三分之二的军队尚未进入战备状态，也缺乏对全面战争的准备。这导致韩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战线快速南移。

当年6月，联合国决议联合出兵朝鲜半岛。9月15日，美军成功在仁川登陆，从朝鲜军队后方突袭，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一线，迅速夺回了仁川港和附近岛屿。

因战事进展极其顺利，将朝鲜军赶回三八线以北的计划产生大幅改变。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乘胜追击，将共产主义势力逐出整个朝鲜半岛。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0月19日，美军攻占平壤。同一天中国军队入朝参战。

10月25日中共军队发起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中共军队第42军第124师在黄草岭一线与韩国第3师（首都师）发生战斗，11月1日美陆战1师陆战7团增援，进行了近2个星期的战斗。124师在联军强大的炮火下被击溃，死伤惨重。此后，中共对美陆战1师恨之入骨，在第二次战役中意图对其围歼。

第一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判断，认为入朝中国军队总兵力不过三四万人，因此决定发起“总攻势”，以美第8集团军在西，第10军在东，发动钳形攻势，向鸭绿江全线推进，试图一举消灭在朝鲜境内的全部中国、北朝鲜军，争取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此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总兵力高达55.3万人，而中国军队首批入朝部队共约23万人，人数上处于劣势，装备与火力上就更为悬殊。

饥饿与寒冷是中国军队的最大敌人

接下来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中共不惜人命，妄想围歼美军陆一师，在严寒的天气下急调只穿着单薄衣服的华东野战军精锐第9兵团15万人入朝参战。

中共第9兵团本来一直在福建战备，准备攻占台湾，现在被急调到朝鲜高寒地区，并没有任何准备。当时熟悉朝鲜高寒气候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见此情景立即警告道：“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了，冻都把你们冻死了！”

1950年刚巧是朝鲜50年间气温最低的冬天，第9兵团每个班十多人却只有一两床棉被，夜间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下十多个人挤在摊在雪地上的棉被互相搂抱取暖。还只穿着胶鞋的士兵脚都冻坏了，因此入朝第一天，就冻伤800人。

据中共27军战史记载：由于寒冷非战斗减员达1万人以上，武器也不能够有效使用。战斗中，士兵在积雪地面野营，脚、袜子和手等冻得像雪团一样白，连手榴弹的弦也拉不出来，引信也不发火。迫击炮的身管因为寒冷收缩，导致迫击炮七成无法射击。士兵们的手与炮弹炮身都粘在一起了……

战后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给彭德怀及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称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连设伏准备攻歼美7师第31团。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成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遗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一名美军下士回忆其中的一场战斗，美军在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下，对包围他们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反击，出乎意料之外，攻山的战斗并不激烈。他们团仅以很小的伤亡，就攻到山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阵地。

一到山顶，美军被惊呆了。小小的山头上到处是死亡的中国士兵，大约有一二百具尸体。每走一步都会踩到尸体。他们好像大多是在空袭和炮击时被炸死的，尸首不全，肢体四散。但是根据他们铁青的肤色和无血的肢体推断，很多士兵在美军的空袭和炮击前已经被冻死了。他们都是身着薄衣薄裤单鞋，没有棉大衣，有些尸体三三两两抱在一起取暖。

在一次战斗中，中共27军第80师第240团第5连冲锋时受到敌火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最后全部冻死。

一名27军士兵回忆说，他们奉命从侧翼追击美军陆战1师和陆军第7师参谋部，追到一条公路上，那是美军撤退的唯一一条公路，他们发现20军大约一个连部队，戴着大盖帽，拿毛巾把耳朵捂起来，穿着胶鞋和南方的棉衣，蹲在雪坑里面，枪朝向公路。“我想去拉一拉，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硬了，他们都活活冻死在那个地方了，一个连。”

据美国公开史料记载，在美军撤退必经之路水门桥的山坡上，美军一个排登上山顶后，发现战壕内有50名中国军人已经因为饥饿和严寒，完全不能动弹了。

相比之下，美军陆战1师的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小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由于弹药、汽油充足，为防止装备受冻损坏，美军规定隔30分钟武器就要射击一次。美军各连连长拚命叫疲惫不堪的士兵换下潮湿的袜子，以免冻伤。尽管如此，美军一个营在一天中仍然有67人由于冻伤而不能行动，其中几个人此后被迫截肢。天晴后气温依旧极低，美军一个连发现竟然有40%的轻武器没法打响。

在粮食供应方面，中共军队第9兵团每人携带最多一周的炒面、炒黄豆或土豆，而这只是以每天一到两顿的标准计算，在此后这一周内则基本得不到后方任何粮食补给。由于炒面等食物营养单一，导致部队普遍出现夜盲症和营养不良。而即便是炒面在战争打响后也难于保持供给。

长津湖战役中，中共军队各部只能在人口稀少的就地筹粮、抢粮，几乎是刮地三尺，所得寥寥，有的部队断粮达七天，各部队平均断粮均在两天以上。经常是两个冻得硬梆梆的土豆就是一天的口粮，即使是两个冻土豆也只能满足作战部队，机关的参谋人员则是外出执行任务才有，留守人员连这都没有。

士兵们通常是将干粮袋里的最后一点碎末留下来，称之为“冲锋粮”，直到发起攻击时才一口吞下以补充一点能量。

而美军士兵们不仅有完善的御寒装备，还能享受到丰盛的“感恩节大餐”。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A连下士海洛德•摩尔豪森回忆说：“感恩节那天，我们又接到继续向北开进的命令。大家一片怨言，因为我们将吃不上盼望已久的感恩节大餐了。当天傍晚，我们到达指定地点，扎寨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惊喜地发现，连队厨房已连夜赶到我们驻地，开始准备感恩节的晚餐。我们吃到火鸡、火腿、苹果派，和其它很多好吃的。我吃得太多，肚皮都要撑破了。”

美军俘虏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很多中国军人当时把他们扔在一边，争先恐后去汽车上搜寻各种食物时，有人甚至激动得直流眼泪。甚至在长津湖战役中美军陆战1师派往下碣隅里增援的“德莱斯代尔特遣队”被中共军队包围投降后，中共士兵们只忙着抢美军汽车上的补给品，而让一些美国士兵溜走。

美军强大的炮火与空中支援让中共军队尸横遍野

在朝鲜战争中，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战役是中共一直吹虚包围美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两次战例之一，中共称歼灭了美军第7师第31团一个整团，而且31团的军旗也挂在中共军事博物馆。

实际上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共军队第9兵团对美军进行突袭并分割包围，但却无法将之歼灭，反被美军大量杀伤。第9兵团以近15万兵力，事先埋伏好袭击美军2万人，不但让美军突围，最后成建制撤离，而自己还被打得减员近9万人，要“修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直到1951年4月才能继续参战。而美军陆战1师不到一个月就又出场作战了。

而被中共“歼灭”的美军第7师第31团，其实是第23团1营、第31团3营和第32团1营，这三个营分别坚守长津湖附近三个阵地，以掩护陆军第7师撤退。战斗中第31团团长麦克莱恩阵亡。激战过后，这3个“被全歼”的营原有人数2500人，此战后归队1050人，损失约3/5。在这三个营的掩护下，第七师顺利突围抵达兴南港。

美军如此强捍，很大原因是美军的武器都是现代化装备，空中支援也极其强大，而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的差距已不能一个词汇来形容。中国军队的武器还是国共内战时装备，只有少量迫击炮，手榴弹成了重武器，一个连一挺重机枪，一个排一挺轻机枪，一个班有一挺加拿大制冲锋枪，普通士兵是三八式、中正式枪。面对拥有空中、地面重火力的美军，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犹如飞蛾扑火，真是让人惨不忍睹，毕竟他们都是有父母生。

在长津湖战役中，突然受袭的美国陆战1师应变能力出色，他们用坦克在三处主要被围地域组成环形防线。而中国军队每个团只有8、9门老式火箭筒，没有用于火力突击的大炮，只有中小口径的迫击炮用作掩护步兵冲锋，但在严寒中三分之二迫击炮打出去的炮弹成了哑弹。步兵只能用步枪、机枪去冲击美军的火力网。

一名曾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中国军人王学东回忆说：“战斗进行得非常猛烈和艰苦。美陆战队是美国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强大的地面火力以及空中掩护，使得他们能够坚守住阵地。几天下来，我们58师想歼灭他们一个连或小股部队的作战计划，也都没有实现。”

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最强的一次火力是，11月28日夜突袭下碣隅里美军阵地冲锋前的火力准备，试探性的进攻刚刚结束，中共军队58师集中18门82毫米迫击炮和54门60毫米迫击炮，并为每门82毫米和60毫米迫击炮分别准备了90发和120发炮弹，持续发炮30分钟，也是仅此而已。

接下来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冲锋马上陷入了美军的坦克炮、无后座力炮、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等火器在阵地前形成了一片火制的死亡地带中。

这场激战，中共军队在人海战术中一度突破防线，甚至一直冲到了纵深的美军正在修建的机场。但是这些冲进下碣隅里村里中共军人却是四散忙着在美军帐篷和民居内寻找食物和被服，最后被美军的预备队全部清剿。

中共军队严重缺乏供养，在进攻美军时，迫击炮射击只是限制在防线前，而在下碣隅里纵深空地上，到处是美军的弹药和燃料，只要一发炮弹就能摧毁大量的补给物资。事后美军猜测是中共军队想夺下阵地后能补充物资，以至舍不得炸掉，这样反而让美军有足够的弹药物资坚守。

到11月29日白天，美军组织反攻，其中夜间占领了1071高地的中共58师9连阵亡超过三分之二，余下的几乎全部带伤。而守东丘各高地中共58师172团各部在失去了与团、师联系伤亡惨重。

到刚入夜，美军夜航飞机便根据陆战1师派出的韩国便衣侦察兵的报告，几乎是倾巢出动，对58师集结地进行猛烈的覆盖轰炸。58师伤亡惨重，原定当晚的总攻行动被迫取消。据返航的美军飞行员报告，在下碣隅里周围的中共军队是如此之多，随便投下炸弹都能炸到目标。

在长津湖战役中另个激战地点德洞山口地区，11月27日晚中共军队与美军守军进行激战，但天亮后，美军守军即召来空中支援，澳大利亚空军的4架F51战斗轰炸机，向德洞山口附近的中国军队集结地进行了反复而猛烈的连续轰炸。还有一次，美军飞机对中国军队控制的一处山脊进行整整半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整个山脊化为一片火海，使之成为被美军称作“地球上最没用的土地”！

在美军有关文献中对中共军队做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军队）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第二波就跨过其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波和第四波继续跟进。他们不怕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仿佛是些殉教者。”

其实早在中共延安整风后，中共就一直加强军队的洗脑教育，每次战斗后都要每个士兵作自我批评，在战场上有没有贪生怕死等等，只有原来国民党军投降中共的官兵还保持的清醒的头脑，在朝鲜战争中大批主动投降联军。

再有美军的现代化装备也让中共军队傻眼，在长津湖战役中，被围的美军陆战队工兵用3天时间在下碣隅里拓宽了一条可以通行坦克的道路。仅仅十来天时间，在四面环山的小谷地建成一座可以起降C-47运输机的临时机场，之后还陆续建成供给基地、野战医院。5400名美军伤员通过降落在机场的C-119和C-52运输机全部撤离包围圈。

而且美国空军给守军运来了大量急需的弹药、食品、药品、防寒服装、油料。运输数量之多，以至于美军最后撤离时，先用炸药把以千吨计的各种物资全部炸毁，然后再用推土机坦克辗压。

这场战役，为了确保美军陆一师的撤退，美军组织了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空中支援。位于咸兴附近连浦机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平均每天出动100架次的飞机，美军5艘航空母舰每天平均出动130架次以上，美军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则每天出动不同架次的中型和重型轰炸机。对陆战1师阵地，还有此后撤退时公路左右5公里内所有可疑目标进行疯狂的轰炸。

在美军强大的火力下中国军队白天只能隐蔽在山谷和岩石的罅隙中，躲避凝固汽油弹及美军撤离纵队中坦克炮、105榴弹炮和155毫米榴弹炮不惜弹药的轰击。

美军空投能力及其国力科技水平更是超乎中共军队想像。水门桥是美军南撤必经要道，中共渗透部队在美军到达前就已摧毁这座在悬崖上的桥梁。

美军到达后估计修复水门桥需要空降4套钢制M2式车辙桥，在这之前从未尝试过。为保险起见，12月7日，美军8架C-119运输机空投了8套M2车辙桥。为了让沉重的舟桥不至于摔坏，甚至用最短时间设计了更大的降落伞。这让美军成功撤离，摆脱了中共军队的追击。

经过长津湖之战，美国军方上层看到中国军队精锐部队不外如此，在五倍以上兵力优势及态势地形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都无法歼灭陆战1师，因而确立了继续将朝鲜战争持续下去的决心。

中共蔑视生命的价值观是让中国军人伤亡惨重的根本原因

中共第九兵团从福建开进朝鲜，着装仍是夏装，入朝前只发给棉衣棉裤，而无内御寒服装。在严寒下，士兵百分百的被冻伤，甚至有成建制的士兵冻死在阵地上。

而长津战役中，美军前线曾要求先空投弹药，但美军司令部方面分析认为：弹药补充是次要的，御寒装备是主要的，首先保人身安全避免冻伤为主。如果没有弹药作战，可以投降。但冻死冻伤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空投了御寒装备而非弹药，这是两种军队生命观念差别的体现。陆战师一团勒普上校也说︰“如果活着，就能用刺刀战斗，没有御寒设备则只能死亡。”

早在1942年11月二战时期，鉴于一个姓苏立文的美国家庭有五兄弟同在一艘军舰上服役，而此舰在对日作战时被击沉，五兄弟同时葬身太平洋。美国国会就通过《苏立文法案》，严禁同一家族的兄弟全部上前线。

在一位美军阵亡战士的墓碑上刻着他母亲的话：“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士兵。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而中共的洗脑宣传中却是用身体“堵机枪”而死的黄继光母亲送另一个儿子参军。





朝鲜战争中惨烈的砥平里战役

世视荟

砥平里——朝鲜南部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镇，位置在横城以西、杨平以东、南汉江以北，距离汉城40公里，其直径约为5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砥平里就坐落在这个小小的盆地中。

1951年2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令全世界为之震憾的血腥战斗：参与作战的志愿军5个主力师（5万余人）向被包围的美步兵23团（4000余人），连续2个夜晚发起进攻，最后阵亡3万余人，抛下1万多具尸体，无奈地撤出战场。

这段历史真相，被隐瞒了近40年，直至1990年代以后，才逐渐浮出水面。

1950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4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宣而战，在朝鲜西线和东线战场，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使得毫无准备的联合国军措手不及，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11月29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全面撤退。

就在联合国军撤退的同时，中共却源源不断地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至12中、下旬，中共再次将20万解放军冠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到了朝鲜战场。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面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中国军队取得令全世界震惊的空前“大捷”。

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印度、埃及等联合国13个中立国家呼吁交战双方举行停火谈判，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如果中共接受停战谈判，就此罢手，那么朝鲜战争就会以中国“志愿军”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然而毛泽东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联合国军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全线崩溃。毛在中央军委会上说：“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提出先停火再谈判，分明是想借谈判获得喘息时间。我们决不上当。我们一定要打到釜山去，把侵略者赶下太平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决不班师。”

信奉斗争哲学、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绝不会留给对手任何机会，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2月31日，彭德怀司令指挥志愿军全面越过三八线，将战争的火焰再一次燃向南方。在志愿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1月4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退至平泽、原州、三徙一线。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韩国首都汉城，开创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在短短半年中三易其主的先例。

汉城的沦陷，又一次引发了南朝鲜百姓的逃难浪潮，深受战争荼毒的50多万汉城居民，怀着对共产政权的恐惧，再次惊惶出逃：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冰冻的江面上，到处是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以及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有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也没有人理会躺在雪地上，奄奄一息的人……

汉江上，美军搭建了两座临时浮桥，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涌上浮桥，狭窄的桥面由于挤满了车辆和人流在不断摇晃，不断有人被挤下浮桥掉到冰冻的江面上，凄厉的哭喊声和呼唤声在寒风中久久回荡。

这场由金日成发起的战争，给朝鲜南北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

1950年12月23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也在撤退途中遭遇车祸身亡。12月26日，马修·李奇微被麦克阿瑟将军任命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上尉教官，由于他的出色军事才能，引起麦克阿瑟将军的注视。李奇微将军到达朝鲜战场后，果然不负麦克阿瑟将军重望，朝鲜战争的发展轨迹就此发生了改变。

自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以后，美军开始了其战略撤退。所谓“第三次战役”，其实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战斗，志愿军基本上是一路尾随在美军后面走过来的。

汉城，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个一心想成为“全世界革命领袖”的农民儿子，就此以为解放军的战斗力真的可以和美军平起平坐了，他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他不无得意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开始要“喊着打！”

中共的报纸和电台广播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报导志愿军的“赫赫战果”：兴南、元山、平壤、春川相继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攻克，几十万美军和李承晚伪军被击溃，正在狼狈逃窜，中国人民志愿军横扫千军、锐不可当。

汉城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下令北京放鞭炮焰火庆祝，全国各地同时组织了数百万人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志愿军：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并不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真实惨况，他们在共产党的组织下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欢庆胜利，成千上万兴奋狂热、情绪高亢的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战场去打击“美帝侵略者”。

然而，在这场闹剧中唯一头脑清醒的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元帅，随着志愿军不断向南推进，战线越来越长，志愿军的后勤支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朝鲜南部地势平坦，极有利于美军机械化重装备部队的展开，志愿军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上回忆起“第三次战役”时说道“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我们打过去的，可以说是走过去的”。

然而，这些战场的真相，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就像无数被中国政府深埋在红色历史坟墓中的“黑匣子”一样，永远不得而知。

就在中共大肆庆祝汉城被“光复”的第三天，1月7日，联合国军停止了退却，李奇微将军下令第8集团军在西线和东线战场同时向中国军队发动了代号为“猎狗行动”和“雷霆作战”的反击，漫天的炮火再次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首当其冲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的炮火打击下，死伤累累，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策大将也被美军炮火炸死，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终于被遏制了。

1月25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说明前线战事紧急，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后撤。但毛28日的回电让彭大吃一惊：“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二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毛告知彭德怀，一百多万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中朝边境，正在等待开赴朝鲜。毛充满必胜信心地指示彭：“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以后，再进行2至3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次战役……”毛泽东此时似乎已经看到了朝鲜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

在毛的命令下，彭德怀不得不硬着头皮策划再次发动进攻，并按照毛的指示，把战役目标定为三六线的大田、安东。

正当西线的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死死地阻击联合国军的反攻，而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却一路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迅速向前推进，进抵邸平里的美23团和占领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就这样从整个战线上突了出来。

战场上出现的这种状态，使正对战场局势一筹莫展的彭德怀突然感到有了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彭德怀的设想是，死死地顶住西线，把大兵团快速集中于东线，对相对实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进行大规模反击，如果反击成功，将打破联合国军的进攻态势，改变目前志愿军节节败退的局面，使中国军队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事实上彭德怀的反击计划具有很大的冒险成分，因为东线战场的志愿军要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1.在西线作战的志愿军必须把美军牢牢地阻止在汉江以南。如果西线的志愿军被击垮，那么不用说反击了，整个东线作战的志愿军将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处境。

2.东线的志愿军有把握对被包围的敌军予于歼灭。

这两点，对于装备落后，靠“骡马运输、徒步行军”的中国军队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第二点，长津湖战役已经表明，武器简陋的中国军队即使包围了美军，也没能力将其歼灭。然而作为中方军队统帅的彭德怀却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志愿军还是可以像国共内战时一样，单靠“人海”的优势就能弥补这些不足。

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彭德怀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有一点让彭放心的是，毛承诺的100多万“志愿军”已在鸭绿江边集结，正在开赴朝鲜战场，即使战役进行得不顺利，彭也可以通过这次战役，掩护志愿军增援部队安全抵达，从而与美军展开一场更大的决战。

2月5日，彭德怀电令志愿军第42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对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阻击，同时，邓华指挥的第39、第40、第66军奉命向东移动，准备按照计划发动反击。

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就在这种情形下展开了。

2月11日晚，战斗首先在横城打响，彭德怀以志愿军4个军（第39军、40军、42军、66军），以及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二十几万兵力，向位于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彭德怀期望由此打开缺口，进而击破东线美军在原州的防线。

在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下，战斗力薄弱的南朝鲜军队一触即溃，尤其是南朝鲜第8师，遭到突然攻击后，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就纷纷溃退，致使美步兵第2师的侧翼完全暴露，使之不得不与美空降187团一起紧急后撤，从而打乱了联合国军的部署，战役一开始似乎开始朝着有利于志愿军方向发展。

志愿军在横城战役取得首仗胜利，使得驻守在邸平里的美23团独自孤零零地突出在中国军队的攻击线上，“志司”按照计划，将攻击之矛指向邸平里，打算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决美23团。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说不定已经准备逃跑了，志愿军必须趁其在逃跑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消灭。

2月13日晚，战役总指挥、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调集了39军、40军、42军的5个师（115师、116师、117师、119师、126师），向驻守在邸平里的美步兵2师第23团发起猛烈进攻，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帷幕。

正如志愿军司令部所判断的那样，战役开始之前的13日中午，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也乘直升机到达邸平里，就砥平里23团的处境和团长弗里曼上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导致在邸平里的美步兵第2师23团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阿尔蒙德军长听取了弗里曼团长关于立即撤退的建议及其理由，也得出结论：23团应在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尚未形成包围态势之前，尽快撤出邸平里。

阿尔蒙德飞走以后，弗里曼团长下达了撤退命令。

正当美23团的士兵们收拾行装准备撤离时，弗里曼团长收到了一份紧急电报：

坚守砥平里，不准撤退！——命令来自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正是这份电报，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

坚守砥平里的决定出自李奇微将军对整个战局的独到判断，李奇微接替阵亡的沃克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还不到2个月。他一到朝鲜战场，就被卷入了联合国军的撤退洪流中。由于中国军队的强势参战，美军上下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南朝鲜军队更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李奇微将军乘坐一架轻型飞机，带着几名助手，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直接同战地指挥官见面，了解战况，分析局势，在这段时间里，他查阅了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与中国军队所有的战斗报告，从中发现了中国军队的4个致命的弱点：

(1)人数庞大的中国军队，由于受给养的限制，每次进攻持续时间不超过7天；

(2)徒步前进的中国军队，每天推进距离不超过20公里；

(3)以步枪、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的中国军队，其攻坚能力极其低下，即使包围美军，也无能力歼灭。

(4)为了躲避美机轰炸，中国军队白天不敢行动，所有进攻只能在晚上进行。

因此，掌握了这些弱点以后，面对中国军队在横城地区表面上的强大攻势，李奇微将军没有丝毫惊慌，他十分清楚中国军队在目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居然胆敢冒险发动攻势，只会令其陷入更大的困境，只要美23团将中国军队主力吸引在邸平里，联合国军就可利用其强大的空中力量和地面炮火，将其完全摧毁。李奇微将军认为，孤立无援的陆战1师在北部长津湖地区被十几万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也能做到全身而退，那么在南部的三七线，在东西战场已经连成一体的联合国军防线面前，中国军队将为他们的进攻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据守砥平里的联合国军除了美军第23团外，还有一个坦克中队、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法国营，总兵力约四千人，防守面积仅直径1.5公里。其中法国营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其成员全部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战场老兵，许多志愿者为了加入该营而自愿降低自己原来的军衔，尤其是营长拉尔夫·莫尔克拉中校。

拉尔夫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军人，他原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中将，为了抵制共产赤祸，宁愿将自己军衔降为中校赴朝鲜参战。该营由1017人组成，共有3个步兵连，一个重武器连和一个营部连，隶属美步兵第2师23团。

法国营于10月25到达朝鲜，由于战况紧急，原定3周的美式武器适应训练缩短为10天即被投入战场。该营作战经验丰富、作风彪悍顽强，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法国营和美23团3营一起在双联隧道地区击溃了志愿军第125师，使得美军对其战斗力不得不刮目相看。

接到李奇微将军坚守邸平里的命令以后，弗里曼团长下令部队立即修筑防御工事，士兵们将数千米环状铁丝网铺设在阵地前沿，密集地布置了防步兵地雷和照明汽油弹。施工机械也在紧张地挖掘壕沟，20辆坦克作为机动火力被布置在前沿阵地，各阵地之间的接合部，全部用M-16高射机枪和坦克严密封锁，弗里曼上校还在防御圈内设下炮兵阵地，集中使用26门野战榴弹炮和51门迫击炮。弗里曼上校还建立了步兵、坦克、炮兵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使美军强大的火力尽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防御工事完成不久，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广袤的雪野显得一片寂静。23团接到美侦察机发来的报告：数目庞大的中国部队正在从北面和东面向邸平里开进。弗里曼上校向部队发出了“准备迎击中国人进攻”的命令。

黑夜中，联合国军士兵们一个个紧握武器，匍匐在战壕里，神情紧张地等待中国士兵的出现。

13日深夜21时，成千上万志愿军士兵的身影浮现在雪地上，他们的胶鞋底磨擦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十分令人恐怖。随着凄厉、刺耳的喇叭声，中国士兵开始了进攻。

一位当年参战的美军士兵的描述道：“夜幕降临时，四周响起了凄厉的军号声，他们（指中国军人）满山满谷地涌了出来，不畏生死地冲向我们，然后一排排地象麦捆似的被机枪火力搁倒，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地往上冲，又被搁倒。我们的机枪狂吐着火焰，枪管打得通红，臂膀打得酸痛，看着满坑满谷的尸体，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战斗，这简直就是屠杀。”

就这样，中国士兵一波紧接一波的进攻，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中国士兵踏着同伴们的尸体不顾一切地冲锋，令他们毛骨悚然，就连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老兵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这是一支比日军更不顾惜士兵生命的军队。

环形防线里的美军坦克和重炮猛烈地轰击志愿军的冲锋集群，平均每百平方米瞬间落下十几颗炸弹，随着火光闪耀、弹片横飞，鲜血染红了的整个砥平里，一百多人的志愿军连队往往几分钟后就只剩七八人。仅一个晚上，被打死的39军117师的士兵就达4000人以上，投入进攻的志愿军357团3营在一次进攻之后，只有数人生还。炮火连天的邸平里战场，中国士兵就这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同美军的飞机坦克、榴弹炮、高射机枪对决。整整一个晚上，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117师的士兵除了肢体横飞、死伤惨重以外，没能攻下一处阵地。

在激烈的战斗中，美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也被弹片击中臂部而受伤。

2月14日。

39军指挥部设在砥平里以北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林间的空地上架着几座电台，报务员头戴耳机正在紧张工作。军长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只是一个劲地在抽烟，两人愁眉苦脸，焦虑万分。他们刚接到一个雷击般的消息：担任阻击骊州、原州向砥平里增援的39军116师，在行军至注岩里途中，被美军空中侦察机发现，美军立即调集原州附近的炮兵群，在空军的配合下，集中炮火轰击这个纵队达四小时之久。就这样，这支一万多人的志愿军纵队在到达战场之前，就被美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伤7千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场。

吴信泉，这位在云山战役时，号称要将美骑兵1师“包饺子”当“下酒菜”的中国“王牌军”军长，此时才真正领教了美军凶悍的战斗力，面对39军一个晚上就遭受如此巨大的伤亡，他的手禁不住发抖了，他已经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骄狂。2月12日，吴信泉刚接到攻打邸平里任务时，根本没把邸平里的美军放在眼里，“志司”副司令邓华布置以39军的115、116、117师为主力，40军的119师、42军的126师协助进攻的方案时，吴信泉心里还觉得暗自好笑，他认为邓华过于谨慎，区区邸平里的一个团的美军，只不过是一块送到“志愿军”嘴边的“肥肉”，还不够39军“吃”的，根本没有必要再安排其他两个师。因此13日深夜，在116师、119师、126师还未赶到战场的情况下，吴信泉军长独自下令发起进攻，致使117师在进攻中死伤惨重。

奉命南下包抄邸平里的39军115师，经过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路坡高崖陡，以至连马匹都被丢弃，好不容易行军至砥平里以东时已是13日深夜。115师于十四日凌晨发起攻击，但打下以后从俘虏口中才知道，他们攻下的只是邸平里外围的一个叫马山的山头，砥平里还在西南方向。此时砥平里的枪炮声已经停止了，39军117师已被打得尸横遍野，已经没有能力再发起进攻了。

参加对砥平里攻击的第42军126师也犯了和115师同样的错误。这个师接到攻击邸平里的任务被配属给第39军后，按照地图上指示的路线向砥平里进军。当按照判断的方位和计算的行进时间应该到达邸平里的时候，部队发现了山谷中一个小村子，于是126师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进攻，攻占了这座村庄。直到天亮以后才搞清楚不是邸平里，而是位于邸平里东南方向10公里处的一个叫田谷的村镇。

天亮了，轮到占据马山的志愿军115师成为美军攻击的靶子。为了夺回制高点，美军集中重炮向马山展开凶猛的轰击，美空军也加入攻击战斗，数十架美海盗式攻击机超低空扑向志愿军阵地，轮番扫射，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马山阵地沦陷在一片火海中，中午时分，邸平里美23团出动坦克和步兵向马山志愿军阵地猛烈反击，115师三个团在美军反复轰炸和扫射下，死伤狼籍，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士兵回忆道，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阵地轰炸时，他们连队就在山脚下面，只听见从山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鸣声，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烧着时发出的惨叫，一直传到山下……

志愿军434团2营王少白营长给团长王扶之打电话时哭着说，他的营死了三分之二，快要打光了，要求撤离马山。

然而，115师要求撤出马山的要求没有得到军部批准，吴信泉军长知道如果马山丢了，砥平里战役更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命令115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马山。

14日下午，一架直升机轰鸣着，徐徐降落在美23团团部后面的空地上，美军士兵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头戴一顶美军特有的防冻绒帽，胸前挂着两个手雷，从直升机机舱里爬了下来。

李奇微将军是亲自来到邸平里视察战况的，他对美23团士兵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感到欣慰，他见到了手臂负伤的弗里曼团长。李奇微将军告诉弗里曼上校，邸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的作战计划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他完全清楚23团的危险境地，他对弗里曼团长说：“你一定要再坚持一个晚上。”李告诉弗里曼，他已经命令美国骑兵1师增援砥平里。美军在原州一带的重炮部队也将为23团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李奇微将军亲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23团士兵的士气，但也仅此而已，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美23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死，孤军奋战了。

美第10军军部得知弗里曼上校负伤的消息后，专门派出1架直升机接他去后方治疗，被弗里曼一口回绝，他说：“我既然把士兵们带到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带出去。”弗里曼上校命令部队利用白天加紧加固防御阵地，准备应付志愿军的夜袭，以坚持到援军的到来。（注：弗里曼上校一直坚持到援军——美骑兵5团的坦克15日下午低达邸平里后，才乘直升机离开战场。）

14日晚，志愿军第40军119师和第42军126师到达了战场，自此，参战的志愿军攻击部队全部到齐。中国军人从四面八方把邸平里围得水泄不通，天黑不久，邸平里南面升起了几颗信号弹，志愿军向这个直径仅1.5公里的联合国军环形阵地又一次发起了攻击，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砥平里周围山坡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黑夜中他们一个个手执火把，在喇叭声、锣鼓声和山崩地裂般的喊杀声中，犹如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密密麻麻、浩浩荡荡、漫山遍野地涌向美23团防御阵地。

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反应过来，开始集中坦克和火炮猛烈地拦阻射击，各轻重武器和平射的高射机枪也在阵地前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冲在前面地志愿军士兵成排成排地倒在火力网下，可是后面的士兵毫不在意，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完全不把生死当一回事。

夜战的景象惊心动魄，照明弹、曳光弹、飞散的信号弹以及四射的火花把邸平里夜空点缀得绚丽缤纷。每隔五分钟，美军阵地上就腾空升起一排排照明弹，数十条曳光弹组成的光带接连不断地交叉在夜空。

美C-47运输机也飞抵战场，用降落伞投下一批又一批照明弹，这些照明弹宛如一盏盏巨大的灯笼，长时间地漂浮在砥平里上空，把整个战场照耀得雪白如昼。在明亮刺眼的白光下，中国士兵的影子满山满坡地在蛹动着，他们穿着臃肿棉袄，步履笨拙地迈向美军阵地。在美军设置的铁丝网前，不计其数的志愿军士兵被打死，美军发现中国士兵面对铁丝网显得束手无策，他们甚至连简单的破坏工具都没有，只能试图从网下钻过去，而这正在美军机枪的有效射程之下，不一会，铁丝网前就堆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有好几处地方中国士兵的尸体已经高过铁丝网，形成了一座座尸体桥，把整段铁丝网都压扁了。

一波又一波、一群又一群，志愿军排山倒海式的冲锋接连不断，中共指挥官丝毫不惜啬士兵的生命，一拨又一拨地将士兵投入杀戮战场，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就这样被美军猛烈而无情的炮火吞噬，撕成碎片。

战场上，到处散落着中国士兵的躯体及残肢断臂，白雪覆盖的邸平里雪原已被志愿军士兵的鲜血浸泡成黑红色。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国著名演员迈克尔·凯恩，是一名出身贫困，思想左倾的青年，曾对共产主义颇具同情，然而，朝鲜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告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张戎女士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士兵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潮一潮地往前冲锋，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这些人连自己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在中国士兵一轮又一轮的“万岁冲锋”下，联合国军的防御阵地也险象环生，法国营有一个防御点上的士兵全部阵亡，蜂拥而来的志愿军士兵攻占了这个防御点，营长莫尔克拉中校迅速调动高射机枪排向冲上阵地的志愿军士兵密集扫射，弗里曼上校也派出美军一个排前来支援，终于将冲进阵地的几百名中国士兵击毙，重新夺回了阵地。

然而美军G连防守阵地上的形势却越来越危急，G连士兵已经连续击退了中国军队的十几次进攻，但眼前突然又出现了令人惊劾的一幕：五、六百名头绑白布条，身强力壮的志愿军敢死队员，每人将一个六磅重的炸药包捆在一根长长的树棍上（用来炸毁美军的工事），一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一面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全然不顾迎面而来的子弹，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一批一批地倒在美军的机枪扫射下，但更多的中国士兵继续沿着被鲜血染红的山坡向上狂冲，不少人被自己同伴的尸体绊得踉踉跄跄，但依然疯狂地冲向美军所布下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一些中国士兵被地雷炸飞以后，残缺的肢体落下挂在带刺的铁丝网上，形状十分骇人，尸体的后面，有更多数不清的中国士兵涌了上来。美军的重炮和高射机枪虽然不停地开火打死许多进攻的中国军人，但还是有不少志愿军士兵越过了铁丝网和地雷区闯入美军阵地。

午夜时分，G连防守的阵地终于被中国军队攻破了，在炮弹和手榴弹连续不断爆炸的闪光中，黑压压的中国士兵如蚂蚁一般地爬上了G连的防御阵地，许多美军士兵阵亡，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退到阵地背后的山坡下。

由于G连阵地的失守，美军环形防线被撕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弗里曼上校调集两辆坦克进行反击，但没有奏效，近千名中国士兵已经涌入了阵地，并且继续向美军阵地纵深发起攻击，美军环形防线上的缺口越来越大，弗里曼上校不得不将最后的预备队——23团的突击连和工程连投入战场，来阻挡蜂拥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士兵。命运的天平开始偏向了中国军队。

两军激烈的攻防此起彼伏，惨烈的白刃战和肉搏战在邸平里的每一处阵地上演，金属的撞击声、咆哮的喊杀声、子弹的射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汇成一片。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志愿军”最害怕的时刻又一次来到了——天，开始亮了。

15日黎明，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对邸平里的美23团官兵来说，最危险的黑暗时刻终于过去了。

从美海军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编队，一批接一批地飞抵邸平里上空，将成吨成吨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把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攻占G连阵地的一千多名志愿军士兵也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志愿军的攻势被遏制了，朝鲜的白天，是美国空军的天下。

天亮以后，美空军给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运来大批补给和弹药，同时将200多名伤兵用直升机运至后方。美航母舰队的舰载机介入战场以后，攻击任务主要由美航空兵和邸平里附近的美军炮兵部队进行。在天黑以前，志愿军是不敢展开大规模攻击的。

邓华指挥部对39军军长吴信泉连续两个晚上没有拿下邸平里极为不满，15日上午发来电令，要求部队加紧准备，最迟一定要在16日晚上拿下砥平里。

军长吴信泉心里叫苦不迭，参与直接攻打邸平里的志愿军三个师共只有三个炮兵营，加起来才36门炮，而且只剩三百多发炮弹，原本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第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全部被毁，这就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志愿军失去了炮兵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没有炮兵协同，这仗怎么能打？”谭友林副军长愤愤地对吴信泉说。

吴信泉默默抽着烟没有开口。这时从砥平里南方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令他焦急万分，他知道守卫马山的115师也已经陷入灭顶之灾，正在经受美军重炮、坦克和飞机的反复轰炸，这位中共“王牌军”军长心里十分清楚，以志愿军步兵的轻武器与美军强大火力对抗下去，其后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吴信泉下了决心，喊来作战参谋：“给”邓指“发报，讲明砥平里的情况，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然而吴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邓指”同意，鉴于39军死伤惨重，已实际上失去战斗能力，15日中午，邓华指挥部发来电报，参加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部队，归40军指挥，由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负责组建“前指”，同时指派40军军长温玉成立即赶赴邸平里指挥战斗。

美23团在邸平里遭到十倍以上中国军队的攻击，14日，李奇微将军命令美骑兵1师第5团北上增援砥平里。15日上午，美第5骑兵团出发，这支由3个步兵营、2个炮兵营、2个坦克连、一个工兵连以及28辆补给卡车和19辆救护车组成的增援部队，上路不久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

中国军队占领了山边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射击，虽然火力猛烈，但效果甚微，美骑兵5团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向公路两侧的高地进攻，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地，几百名中国士兵被打死，然而美骑兵5团团长柯罗姆贝茨上校发现：“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好像越打越多，中国士兵的忍耐力和对死亡的承受力令人吃惊。”

由于志愿军的顽强阻击，美军进展十分缓慢，整整一个上午，美第5骑兵团如蜗牛一般地前进。如果美第5骑兵团不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邸平里，邸平里的美23团和美第5骑兵团都将陷入危险境地。柯罗姆奇泽上校下了决心：放下那些载满物资的卡车以及仍然在山岭两侧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步兵，只率领坦克连，凭借着厚厚的装甲直冲砥平里。

下午3时，坦克突击纵队组建完毕：一共23辆坦克，160名步兵，由柯罗姆贝茨上校亲自率领，45分钟以后，这支孤注一掷的坦克突击纵队开始前进了，美军的轰炸机沿着坦克纵队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高地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公路两侧两个营的美军则全力向中国阻击阵地发动钳制火力的进攻，联络飞机在头顶来回盘旋，担任引导炮兵射击和报告前方敌情的任务。为了防御志愿军的伏击，坦克突击纵队以每辆坦克的间隔50米，总长度为1.5公里的战斗队形迅速朝前推进。

坦克纵队在通过一个叫曲水里的小村庄（位于邸平里以南6公里）时，遭到中国士兵的猛烈阻击，阻击美骑兵一师五团的是在注岩里被美军炮火击溃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的残部。中国士兵从村庄两侧的高地上向坦克分队进行射击，成束的手榴弹在坦克上爆炸，但对厚装甲的坦克毫无作用，最后，中国士兵在军官的命令下抱着炸药包，躺在坦克行进的道路上引爆炸药。坦克纵队的数辆坦克被炸毁，搭乘坦克的L连160名士兵也只剩下了60人。几辆被炸断履带停泊在路旁的坦克请求支援时，被柯罗姆贝茨上校拒绝了，他吼道：“不能停下！停下来就全完了！”他命令余下的坦克不要理会，继续前进，迅速冲过志愿军把守的曲水里村庄。

在距离砥平里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坦克纵队穿过了由115师343团占据的一段险要的路段：这是一段位于望美山的右侧，于山腰凿开的极其狭窄的豁口，全长140米，两侧的悬崖断壁高达15米，路宽仅能勉强通过一辆坦克。当时志愿军343团团长王扶之发现远处大路上烟尘滚滚，还以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因为曲水里有116师打援，美军过不来。等到发现是美军坦克时，已经来不及了，倾刻间，美骑兵5团的十余辆坦克隆隆而至，343团团长王扶之慌忙派出团部警卫连进行阻击，在悬崖上面的中国士兵把成束的手榴弹和数个捆在一起的炸药包扔了下来，又有30多名在坦克炮塔上的美军士兵在交战中阵亡，但志愿军343团并没能阻挡坦克的前进，柯罗姆奇泽上校率领的坦克突击纵队，迅速穿过了隘口。

经过1小时15分钟，美骑兵5团的坦克突击纵队成功地突破了志愿军的6公里防线，于下午17时到达邸平里。虽然这支增援部队只剩下十几辆坦克和23名步兵（其中还包括13名伤员），但却给了邸平里的联合国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战壕中的美军士兵看到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战场时，禁不住欢呼起来。

一位参加邸平里战斗的美军老兵回忆：“当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中国军队背后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还在作战的中国士兵突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一个个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扔下武器向四处逃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防御阵地四周的山丘上都是逃跑的中国士兵，密密麻麻，漫山遍野！此时飞机追着俯冲轰炸、坦克猛轰、防空高射机枪在怒吼，步兵用各种自动武器向逃跑的中国士兵开火射击！真是难以相信的一天！我们就这么解围了。”

15日傍晚，40军军长温玉成奉邓华副司令的命令抵达砥平里战场时，志愿军的战线已经崩溃，温玉成军长登上邸平里的北面207高地，拿望远镜俯瞰整个战场，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憾：在美军阵地前面，志愿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尤其是邸平里南侧望美山的整个山坡，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坟场，全部被尸体覆盖，场面血腥，惨不忍睹。

面对如此场景，温玉成军长不得不打电报给邓华副司令，明确地表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役，必须立即撤出战场。

战场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当日黄昏，邓集团指挥部终于做出撤离砥平里的决定。

15日夜，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雪，守候在砥平里环形阵地中的美军士兵和法军士兵还在紧张地等待着中国军队的再次攻击。

漆黑的阵地前沿此时出现了数百支中国士兵的火把，闪烁的火苗犹如死亡士兵的幽灵，时隐时现、吵吵嚷嚷地在美军阵地四周晃动了整整一夜。

这天夜里，中国士兵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在尸体堆里翻找尚未死去的同伴和抬走部分阵亡者的遗体，由于大部分中国士兵尸体来不及搬走，很快就被大雪掩埋了。

天亮以后，美军士兵惊愕地发现，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一个个都不见了，阵地周围的尸体也全都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寂静的山岗和白茫茫的雪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砥平里战役，以志愿军的血腥惨败而告终。

据美军资料记载，参与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共有5个主力师，5万余人，其中115师、负责打援，直接攻击邸平里的是116、117、119、126四个师。

战斗结果：116师还未赶到邸平里战场就被美空军的炮火消灭，其他3个师在连续强攻2昼夜之后反被打得支离破碎，死亡人数超过了2万，最后不得不自行退出战场。而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仅伤亡200余百人。中国军队仅遗弃在美23团阵地上的尸体就有一万多具，另外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士兵因为难忍饥饿而向美军投降。

志愿军359团3营的官兵在邸平里战役中几乎全部战死，该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哭着喊着，死也不肯离开遍布他手下士兵尸体的阵地，最后被硬抬下来。

志愿军357团团长孟灼华在向上级汇报士兵伤亡的情况时，因痛苦万分而泣不成声。

这些在国共内战时期久经战火锤炼的战场老兵，也是第一次经历如此惨烈的战斗，在美军雷霆万钧的炮火下，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全都崩溃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19师是林彪“四野”属下韩先楚的“三纵”，号称“旋风部队”，在国内战场所向披靡，从东北的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没想到在砥平里仅一个晚上，这股“旋风”就被美军的一个团打得丧失了战斗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26师原是林彪“四野”属下的5纵，该师在辽沈、平津战役中，战功卓著。朝鲜战争爆发时，126师作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于10月19日夜跨过鸭绿江。第一次战役中，该师在东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奉命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荣获了“黄草岭守备英雄连”及“烟台峰守备英雄连”称号。邸平里战役以后，该师已不成编制，不得不“回国休整”。

在邸平里战役中死伤最为惨烈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这支“四野”的“攻坚尖刀”，在国共内战中更是屡建奇功。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39军从东北雪原的长白山一直打到西南边陲的镇南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成为第一批出征朝鲜的部队。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动的云山突袭战中，39军一举击溃美骑兵1师5团，并全歼美骑兵5团第3营，还缴获了4架飞机，震动了美国朝野。39军因此成为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支整建制消灭美军部队的中国军队，美第5骑兵团3营也因此被美陆军部取消了番号。

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中，39军更是一马当先，率先进入汉城，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支开进敌国首都的军队。然而令人没有料到，这支所向无敌的军队，在邸平里不足1.5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被美步兵23团打得尸横遍野，开战前拥有3万多名士兵的39军，两天以后，人数已不足1万人。

16日凌晨，围攻邸平里的志愿军39军残兵败将，用马匹驮载着尸体，搀扶着伤兵、在漫天大雪中，凄惨不堪地朝三八线退去，同一个月前这支雄壮威武的部队开进汉城时不可一世的情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仓皇撤离，大部分牺牲的中国士兵尸体被遗弃在战场上，被大雪掩埋。

这场死伤惨烈的战斗，让39军军长吴信泉内心痛疚不已，风雪中，这位身经百战的中共将领骑在马上，不断地回望砥平里，泪水盈满了眼眶。此时，他想起了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官邸的墙壁上，李奇微将军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现在他终于明白“致意”的含义了。

40年后的某一天，一位年届8旬，在中共某“干休所”颐养天年的老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则消息：韩国建筑工人在砥平里一带施工中，挖掘出十九具士兵尸骨，据辨认，这些死者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遗骸四周的泥土里还散埋着中国士兵用过的遗物，除了子弹、手榴弹以外，还有水壶、饭盒、牙刷、胶鞋、皮夹子等私人物品……根据停战协议条款，这些尸骨和遗物将交还三八线以北中朝一方安葬。

这则新闻使得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只见他胸口起伏、嘴唇颤抖，浑身不停地哆嗦着，泪水和鼻涕沾满了衣襟。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这段惨痛历史的见证人——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40年过去了，邸平里战场的惨烈情景，依然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邸平里志愿军烈士遗骸”是原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临终前看到的最后一则新闻，几天以后，这位老人在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砥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军队令全世界恐惧的“人海战争”，被美军的一个团——步兵23团在邸平里击得粉碎，彭德怀发动的“第四次战役”从此烟消云散。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除了丢下3万多具士兵尸体以外，连大田、安东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邸平里战役，使得中国军队极其低下的攻坚能力暴露无遗。这场战役后，联合国军从战略退却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包围过美军的任何一支部队。

1952年5月，李奇微将军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我要简短的提一下弗里曼上校指挥的美国陆军第23团和配属的法国营的部队，虽然他们在远离主力战线的前方被数量众多的中国军队包围，在接近零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击退了敌军的反复进攻，最后成功地坚持到了援军的到来。我想说，这些美国军人和他们的法国战友，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他们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作战部队。”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枪是1951年4月22日中共军队偷袭西线英军第29旅。中方随即向38线以南全线推进。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采用“逐步撤退，保持接触，大量杀伤中国有生力量”的原则，用飞机大炮等远程火力应对彭德怀的人海战术。5月中旬李奇微认定，中国军队伤亡已经很大且后勤将耗尽，命令反攻开始。随后联合国军大胜，中国军队全线溃败，退回38线以北。6月10日战役结束。

随着国内19兵团、3兵团的来到和9兵团战斗力的恢复，又发起了“五次战役”，仍然希望像“三次战役”那样一口气推进。在消耗完作战物资后，中国军队又开始了例行的后撤休整。但此刻，彭德怀犯了个不该犯的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精密地组织后退的行动，而是要各兵团自行组织后撤。结果各部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而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特点的美军乘势发动了“箝入式”的反攻。突破从西边开始，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首先抵挡不住冲击，开始后退，影响到了19兵团的65军，65军没有完成兵团交给的阻击任务，提前撤出了阵地，连带着63军也开始后退。63军在后撤时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没有通知到东边的60军，在西边，3兵团司令部电台被炸，失去指挥，12军阵地又被突破，又影响到15军，15军见形势不好，自行决定后撤，但没有通知西边的60军，结果造成60军180师孤军突出。同时，第二阶段担任反击的9兵团27军及配属的12军部队也被截断。被截断的27军先就地挡住了美军的正面进攻，然后机动灵活地重新选择了后撤路线，摆脱了危机。但60军180师由于军师领导的指挥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后阵线由63军，15军，20军，27军等部队稳定了下来。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国士兵的被俘人员中，80%是“五次战役”被俘的，其中3兵团又占3分之2，其中180师的被俘人员又占3兵团的3分之2。

联合国军在反攻中以轻微的代价，造成中方大量伤亡。联合国军和战后的史学称为“五月大屠杀”。亲历战斗的美军老兵称：“中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是现代战争史上，最血腥的死亡景象之一。”5月29日彭德怀通电全军：“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6月1日彭致电毛：“三兵团（前线主力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当时“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直白的翻译：志愿军高级军官逃跑时丢下部队不管。

第五次战役双方伤亡情况，中共只公布战斗减员8万5千人。志愿军历来有“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之分，而这二者可能都没有包括后勤民工的伤亡。在很少的中方伤亡资料里，非战斗减员经常接近或超过战斗减员。联合国军统计的伤亡数，大多以月份计算，因为“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方概念，联军并没有此概念。根据美国陆军的军事历史中心报告，1951年4到6月间中朝伤亡总数超过20万，而当时中朝军队中70%以上是中国人。其实联军也很难统计中朝的全部伤亡数，尤其是远程武器造成的中朝后方伤亡。当时联军主力是3个美军兵团和2个韩国兵团。美军第9兵团的战果报告，包含较详细的中方受伤与死亡数据。到5月底，仅此一个兵团造成志愿军伤亡约6万2千，其中死亡约4万4千，伤亡中的死亡率约70%。综合以上数据估计，不算民工，中方军人死亡可能10万余。因原始数据的不确定性，依保守原则，以下分析取中方死亡8万。联军方面，据美国军医总监办公室，1951年4、5、6月美军战斗中死亡总数分别为679、818、508人，共死2005人；伤3697、3554、2842人，共伤10093人。参战的还有南北韩军队和联合国军中的其他19国。根据美国陆军史料，从1950年11月中国参战到1951年7月底，北朝鲜伤亡数远大于韩国，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现像在第五次战役里有改变。同期的联合国军中的其他国家伤亡相对很小，不到美军伤亡的6%。另外中共称战役中“歼敌联合国军多国部队8万2千余人”，但没有公布详情。

就在彭德怀发出有关前线士兵“四处溃逃”的电报后第4天，毛于1951年6月5日急电斯大林，要立即派高岗去莫斯科商讨“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抵达苏联后，高岗和金日成共同面对斯大林“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的困难”，并要求斯大林考虑停战。但战后中国的对内宣传是，美军因为被中国军队打败才止战于38线以南。1951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就在毛急电斯大林后的第3天，取用的头条标题竟是“侵朝美军的狼狈相”。





下面是1954年到1956年间发生的一些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中共军内的传达文件中披露的﹐对外以前是属于机密。文件中披露﹕

“第一，从1954年到1956年8月，共发生志愿军扣押或侮辱朝鲜政府人员、人民群众的事件355起，其中最严重的是几次扣留朝鲜党政高级负责人员，以及擅自搜查、逮捕朝鲜人员并进行非法审讯的事件。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军所属部队曾将到部队驻地附近打猎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滞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竟然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曾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禁区？”在此前后，还曾经发生过滞留朴正爱、朝鲜的内务相方学世及苏联专家等几次类似的事件。”

“1956年6月，志愿军某师教练汽车不给在他后面行驶的一辆朝鲜吉普车让路。吉普车从旁边超车，志愿军车上人员喝令人家站住，吉普车未停，志愿军车上一个班长就用手枪向前车方向打了两枪，吉普被迫停车。志愿军车上人员随即跳下车来质问：“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气势汹汹。朝方车上人员是江原道党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对超车表示道歉，问志愿军车上人员属于哪个部分，志愿军车上人员不予回答，开车扬长而去。 ”

“1956年3月，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供应站助理员杨振华等5人，到胜湖里购物，宿于朝鲜国营旅馆。晚上出去看电影时，放在旅馆内的文件、行李等被盗。杨等向当地内务机关报告后，朝方对此非常重视，多方设法查询。但杨竟毫无根据地怀疑是朝方的旅馆人员所盗，就将旅馆经理捆绑，要送往朝方内务机关。经朝方内务人员解释，杨把经理释放。但几天后，杨等又把旅馆中一名招待员拖至野外，加以捆绑，用手枪逼问文件、行李等物所在。因没有结果，杨等再次把旅馆经理捆绑，押在炉灶间，直到朝方内务人员闻讯赶来才把人放出。 ”

“第二，从1954年到1956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汽车肇事、枪走火、强奸行凶等事件，朝鲜人民共伤亡417人（自志愿军入朝以来，总的数字已达1,000人以上），其中以车祸伤亡数字最大。志愿军后勤部汽车某团的汽车曾在宽七公尺的公路上肇事，死一伤四。这类严重事件，大多是由于在行人密集的地区不减车速、不遵守交通规则所导致。志愿军后勤部汽车某团的一个司机，用枪吓唬小孩，不慎走火，把一个14岁的朝鲜女孩击毙。而这个女孩的弟弟在我部队搜山时又误被击毙。当地朝鲜居民说：“志愿军打死一个又一个，像打麻雀一样！””

“1954和1955年，共发生强奸杀人事件20起。 最严重的如：1954年11月，某军班长李自祥强奸朝鲜妇女不遂，用刀砍死母女二人，砍伤一人，并放火烧房，企图灭迹；1954年10 月，某军卫生员曹伯庆，强奸时被人撞破，杀死男孩一名，伤男女四人。1954～55年中，共发现强奸朝鲜妇女案件68起，通奸的数字则数十倍于此。仅在 1956年上半年中，全军共发现强奸、强奸未遂和通奸案件208起。”

“特别严重的是，这类事件甚至发生在个别师团军官中。由强奸、通奸而产生的私生子为数不少。有时部队移防，朝鲜妇女就背着私生子找到部队，影响很坏。仅某军某师在1955年移防时就曾发现私生子13名。”

“第三，1955至1956年间，志愿军修建营房中，全军占用的耕地总数大约有800多万平方公尺。有些单位为求营房集中，讲排场，曾发生过叫当地居民移坟、拆房的情况。有些田地被占的朝鲜人民，虽然得到了补偿，仍很不满意，含泪去别的地方开荒。 ”

“第四，个别人员利用回国机会违法走私，牟取暴利。如志愿军政治部的敌工助理员金王禄曾在国内买了价值700多元的颜料，企图到朝鲜高价出售；军交部军官王宏被新义州的不法华侨利用，由安东购买大批盘尼西林、链霉素等药品，企图走私出口。仅在1956年5～7月中，经安东市海关查获的军事人员走私案件就有13起。”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纪实文字）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纪实文字）

作者刘家驹，朝战中的文化教员，回国后做到《解放军文艺》副总。他的文章篇幅不长，却能管见当年志愿军内自相残杀、厌战、军纪涣散、宪兵队执法、抢光老百姓东西、杀老百姓、吃战友死尸、寻机投降、瞎指挥等不堪内幕，很有意思的一手记录。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刘家驹

一

　1950年秋，我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 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

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二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三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四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SPAN>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五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六

　刚开始享受心情的缓和，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包米芯子捞起两个来塞给了我，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包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F86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七

　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八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 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司令部的。”九二�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本博：这位国军的班长才真正是最可爱的人哈。）

九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十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十一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在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什么人？传话人说不清楚。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肯定是家里人带来嘱咐，我喜出望外，跟连长打了个招呼，一气跑了十多华里来到师部。慰问团住在师部附近的一条山沟的小坑道里，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他果然带来我父母的问候，好长时间没写信回家了，他们都牵挂我的死活。
　代表团成员将分头给部队作鼓舞斗志的报告，谈家乡的新气象、新面貌。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过去，我在家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他们的轶事，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们的演出。
　第三天，师里安排我们山炮营观看慰问团的演出。地点在离阵地后方十多公里的一片树林里，这里有高大的落叶松，足以掩蔽500多人的活动。慰问团为我们师一天要演两场，演出时是高度的戒备，场地四周设有防空哨，敌机一来就鸣枪示警，同时，安排了慰问团和部队疏散的路线和防空地域，还专门有一个高炮营保护。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剧情说明书上说，志愿军就是八仙，打败侵略者的法宝就是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我一听十分欣喜，七团团长是川南人，1938年只身跑到陕北参了军，他的乡音未改，乡情更浓烈。我说：“好啊，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用真刀真枪打美国鬼子的，你回去够你摆一辈子的龙门阵！”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我们已和敌人对峙近一年，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每个月要打好几回，我们称之为“挤”阵地，来来回回的争夺，目的不只是争地盘，而是诱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如攻打641，我们已打过好多次，无需作多大准备，说打就打，有现成的射击诸元，最大的准备就是炮弹数量。我回到阵地，连长分配给我们排60发炮弹，只需10分钟就可以打完。
　我从乔哥那里知道，慰问团要来观战，观看的位置肯定是在我们阵地后面的龙凤山。龙凤山山势突兀，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敌人一线营垒的全景，山上有师的前进指挥所，团指挥所和我们营的炮兵观测所。我还打听到，师团都安排人给慰问团做现场解说。我在电话里要求营长也安排我，营长知道我在慰问团有亲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我提前来到龙凤山我们营的观测所。等了半个时辰，慰问团一行在师警卫连的护卫下爬上山来了，他们有12个代表和8个演员。据说，来的人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他们分成7个小组，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
　山上的指挥所都是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活动面积小，只能容下三到五人，原值班的和通信人员都撤走，�望孔有30——50公分宽，可供三人观望。师领导担心不够，还让工兵连在附近又构筑了几个临时观察所备用。我们的观测所有一架20倍的炮对镜，一个代表往镜里瞧时，兴奋的喊开了：呀呀，敌人从工事里伸出来的枪都看见了！
　我向他们三人介绍了敌我态势，这场战斗用多少炮弹打，多少人攻。他们仨听得新奇又新鲜，傻傻地张着嘴。更让乔哥感动的是，他在家乡见我时，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已是带兵的排长了（其实还是见习的），表扬说：老弟呀，你像个官了。
　我把炮对镜对向攻击目标641，还给他们配了两个望远镜。我一边讲解，一边给他们指示目标。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 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到各观察点的代表都已在掩蔽部就位，山上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等待我们的炮火准备。9时整，龙凤山左侧喀秋莎阵地的炮火首先响起，这是苏联二战后期发明的多管火箭炮，一个齐射同时打出64发，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两分钟之后，百炮齐鸣，千百发炮弹从龙凤山前掠过，肉眼都看见弹丸在空中飞行，无以计数的小黑点，很像蜂群出巢，带着尖利的啸声扑向敌人的阵地！霎时间，641山头上弹着密布，一簇簇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传来地动山摇的炸裂声，火光闪烁，石块泥土在硝烟中上下翻飞，三位代表看得兴奋的跳起了脚，嘴里直叫：啊呀呀，真了不得，了不得！
　火炮的射击还没停，我步兵一个排从617阵地出动接敌。等炮火延伸，步兵排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边冲击边用手中枪射击。当他们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时，突然从残存的工事里一挺轻机枪复活了！攻击的先头班倒下了，跟进的一个班给打的往坡下翻滚。我的心沉了：我们使用了比过去打641多两倍的火力，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摧毁敌人工事？很快，团的82炮连进行火力支援，打了五分钟，敌人机枪哑了。五连的又一个排很快向641靠近，刚接敌到150米左右，敌人从642阵地上扑下来一个班，手中全是冲锋枪。过去，敌人是不敢白天反击的，为什么今天竟敢出来碰硬？我们的第二个排也给突如其来的增援火力打得趴在坡上。炮火不能支援了，因靠敌太近，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僵在那里，都用自己手中武器对射。这时，我发现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在一块石头边上正挥动手臂，不一会，后面上来一挺轻机枪，卧在他身边不住点的向641阵地射击。敌人大都趴在残留的工事、堑壕或弹坑里顽强的对我进行阻击。机枪打了一阵，丝毫不能掩护步兵前进。
　我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挤”阵地，都是多路攻击，敌人总是措手不及，惟独这次是专为代表观看，仅选择一个光秃秃的山坡，而且还是单一的路线在出击，只为看，不为战，把战士生命当了儿戏。
　敌人开始在我进攻道路上进行炮火拦阻射击，五连全暴露在山坡上挨打。在岩石边的指挥员已无能为力了，我看到他把挂在胸前的一只小羊角号放到嘴里，我虽然听不到号声，但我能猜度他是在下达撤退的号令。果然，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山梁上没有枪声了，战斗已停止。我们的三位代表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没见到消灭一个敌人，看到的是自己人死了一大堆。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我安抚他们说，失败是兵家的常事。乔哥保证说，我们回到四川不会乱说的。
　七团团长在战场上培养了争强好胜的脾性，这次却在祖国亲人跟前大丢了面子。送走慰问团，他火冒三丈，要惩处指挥战斗的二营副教导员。团长之所以用他，一是年轻，二是四川人，如让代表们看他打了胜仗，会给四川人增光添彩的。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赵参谋到二营，把副教导员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山沟里，举起手枪对向他脑后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副教导员已泪流满面，说“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团长！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仗——团长是要我表演啊！排兵布阵都是你们来制定的，我的失职是没有拿下阵地。”
　赵参谋的心颤动了，这场战斗是他和团长来二营部署的，团长还特别指名要副教导员代连长指挥，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他慢慢放低了枪口，回过头对跟在身边看他执行死刑的营长和教导员说：“你们给他松绑带回去，等候发落。”
　赵参谋没直接去找团长解释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即使他敢去，也会尝到苦果。他先找了慰问团副团长，请他出面干预。这位副团长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和我们师政委交换意见时说，责任不在基层，不能再用干部的性命去抵偿这场战斗的损失，希望枪下留人。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长。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养兵用兵，为祖国生存而战，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在朝鲜用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多少还体现了些爱国主义精神，可我们这位团长打的这一仗，我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为它定名。

[yellowcranetower]

李奇微：《朝鲜战争》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朝鲜战争大事
附录



序言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厉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页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咐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于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己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常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走。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已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巳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
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己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荆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邻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间，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毅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祥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已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木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乒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祥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撕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本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一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衷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第一章

“清晨静谧的国土”——暴风雨到来的前夕
对于朝鲜的地理、历史、气候、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朝鲜人民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充分理解朝鲜战争。朝鲜目前分隔成南北两个部分并非自然条件所致。因自然条件而使朝鲜一分为二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濒临日本海、南北走向的太白山脉使得朝鲜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朝鲜在地理上、战略上、经济上和种族上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如一个人的双臂、双腿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它的每一个部分对于其他各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朝鲜被三八线隔绝开来儿乎纯属偶然，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这件事对于当时的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是那样微不足道，以至于今天没有哪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是谁首先提出这种以三八线为界的主张的。
严格地讲，三八线根本谈不上是一条边界线。从军事上讲，这条线无法防守，从传统上讲，它又无任何意义可言。居住在该线以北的朝鲜人同居住在该线以南的朝鲜人一详，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菜，喜爱的是相同的衣着和习惯，此外，还怀有相同的民族自豪感。
历史上，朝鲜虽遭受过周围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但它在本国人民的心目中却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着的。而且，若干世纪以来，朝鲜人一直怀有自己管理自已国家事务的愿望。由于不利的地理条件，朝鲜几乎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个争战的沙常尽管国际间有着各种禁止侵犯朝鲜的协定和条约，中国、俄国和日本仍屡次三番地想吞并朝鲜的领土，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保证，一旦朝鲜遭到进攻，就应给予援助，但是，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以前，美国从未伸出过援助之手解救过这个不幸的弱小王国，，以使其免遭邻近敌国的侵占。
长达六百英里的朝鲜半岛如同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它直指日本四大岛屿中最南端的九州岛，很容易引起对方越过狭窄的对马海峡的入侵。从朝鲜的主要港口釜山到日本内海入口处下关，全部航程仅一百英里稍多广点。朝鲜半岛把靠近北极的日本海与靠近赤道的黄海分隔开来。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为何有着极为悬殊的温差。朝鲜虽位于温带地区，与我国的肯塔基州在同一纬度上，但在其北部六千英尺高的陡峭山岭上，冬季的寒冷气温可低达华氏零下五十度，而在南方的稻米之乡，炎热的夏季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步兵所头疼的各种困难这里都能碰到：深厚的积雪，泥泞不堪的道路，夏季的倾盆大雨，四处飞扬、令人难以忍受的尘土。不过，这里也有绿色的稻田。看上去是那样地青葱、明快，使人心旷神治。
朝鲜有一个特点，是任何作战人员都不会忘却的，那就是臭气熏天。由于用人粪来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车装运这种东西，因而乡间的空气中弥漫着十分强烈的臭味，使人乍一闻到不堪忍受。
朝鲜是个贫困的国家。在南方低地地区，自然草木植被早就遭到砍伐，被人们用作燃料、粮食和饲料。所以，那里生长的植物现在主要是一种矮小多节的灌木。这些灌木丛几乎无法让人荫蔽和栖身。这里很难见到青枝绿叶，也打不到什么柴火。南方的村民用长长的耙子在地上楼扒，收罗起每一点可供烧火的东西。他们把树根、枝条、稻草、破布头和各种杂七杂八的废物，都细心地检起来贮藏好，以备日后生炉子。在村庄里，路边的沟壕便算是敞开的下水道。这也加剧了本来到处就能闻到的恶臭。猪，是村民喂养的主要家畜，在污秽中到处乱窜。警觉的饿狗连人们丢弃的最令人恶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小孩子们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裤子恰好在后面开了个口，为的是能随时大小便。
南方的水稻败成很好。朝鲜人还大量种植卷心菜，不过菜常常长得很老了还不收割。他们把这种菜收进家后；就和鱼头及其他美味一起贮存在大坛子里，经烧煮之后便作为一种叫“金荠”的家常菜供食。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这种东西实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鲜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从中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村庄的茅舍都很矮小，室内陈设简陋，光亮靠糊着油纸的窗户提供，这种油纸可以透光。南方平展的土地都经过精心的耕作。到处都是居民点。
北朝鲜拥有一个工业区。工业区的粮食主要依赖于南方。北朝鲜陡峭的山峦上可以见到成片成片的高大常青树木。间或，还可看到险峻的花岗岩绝壁从六千英尺高的山岭上陡然直下。由空中鸟瞰或者信步于山间、海滨时，北方地区整个说来似乎非常秀丽。当夏季消然离去，生长着茂密阔叶林的山麓、小丘便转成了金色、黄色以及各种令入惊奇的红色和揭色。蔚蓝的天空常常万里无云。半岛两边的大海一望无涯，深逢明净。。，，但是，最北方却是一派比较可怕的景象；尤其是冬季，在遥远的满洲荒野上形成的暴风雪常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呼啸而至，满山遍野顿时便可覆盖十英尺厚的积雪。这一地区因山脉一直向鸭绿江延伸，所以倒是真的被分隔开来。
在这里，军队无法越过无路可行的山脊，保持一条稳固的战线，甚至无法保持相互间的联络。在整个这一地区，道路蜿蜒袖折而且相互间隔很大。山地间大都是些羊肠小道，人员和牲畜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这里的森林为徒步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荫蔽条件。无数狭窄的山谷、令人头痛的羊肠小道以及刀刃一样的山岭，能使害怕进入无路可行的山地的高度机械化军队寸步难行。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乓，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荫蔽的绝好机会。
我们对地形一无所知，我们企图利用的地图则错误百出，这使敌人占了更多的便宜。熟悉地形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秘密武器。我们查找的道路实际上常常都不存在，或者一10一竞是些轮式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
与朝鲜险恶的地形不同，朝鲜人民十分殷勤好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是温顺和善的百姓。经过适当的训练。
他们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非常俭朴的农民。他们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对日本人怀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对残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于怀。朝鲜人象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我行我素，喜欢绝对个人自由，因而也就象爱尔兰人一贯表现的那样不大可能屈服于强加给他们的政治统一。
朝鲜人没有受过自治训练，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训练也很差，所以，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现代化国家，他们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她们不熟悉我们的各种习惯，我们亦无力打破坚实的语言障碍。加之在与他们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又办了那么多轻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间进行合作极极其困难的，尤其当极大的危险迫在眉睫，来不及制定计划或拟定草约时，这种含作便更趋困难。
美国知道朝鲜（从前，我们的地理书上写作“高丽”）的存在是相当近期的事情，外交上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则更短，一八三三年，热衷于打开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对同朝鲜进行贸易曾表示过一定的兴趣。可是，即使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朝鲜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一八六六年，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朝鲜被处以死刑，被触怒的法、美两国政府曾一度准备联合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幸而后来放弃了此项计划。但是，此后为能与朝鲜谈判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结果，美国诲军舰艇同朝鲜海岸炮乓发生了炮战并捉到了几个朝鲜俘虏。然而，为进行谈判，我们仍坚持做出种种努力。一开始由日本居中调解，以后则改由中国担当调解人。
一八八二年，我们与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商务关系。该条约尤其引人注肩的一个特点是含有这样一项条款：保证“两国之任何一国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支援”。究竟何为“不公正对待”，在尔后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国对这一词义的理解似乎相当地狭窄。
在后来的儿乎所有有关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一再反复出现。可是，自从在天津签订条约之后，独立一直不过是个神话而己。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强制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个”清晨静谧的国土”而相互争斗时，我们则不进行干预。
在天津签订条约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所拥有的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控制朝鲜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当我驻朝使节对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满、遭到中国驻扎官的反对时，我们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节。一八九四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酿成战争时，我们又一次尽力避免站在任何一边；而将所做的一切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近邻国家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外交上“勾销”朝鲜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逊还不会拼写自已的姓名时就已奠定了基矗中日冲突期间，我们拒绝了英国要我们与德国、俄国一12一和法国间它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预的建议。后来，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之后，我们在承认日本权利的同时再一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俄国与日本之间为了朝鲜半岛而开始争夺时，我国国务院责成我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的全体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二十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实践原定的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誓约。但是，这两次我们都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日俄战争的头一个月，当日本把朝鲜变成一个保护国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这样的话“勾销”了朝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着朝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去反对日本人。他们（朝鲜人）依靠自己的防御力量根本无法给对方以任何打击。”这就是我们在朝鲜沦为保护国的五年和六年前对朝鲜的请求所作的答复。朝鲜的请求是要我们负责在大国间达成一项确保朝鲜完整统一的协定。通过一九○五年的塔夫脱一桂太郎协定，我们正式确定了对朝鲜的不介入政策。在协定中，我们同意日本将朝鲜置于其保护之下。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对我们在远东刚刚占领的菲律宾应放弃一切侵略意图。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附属国人民因威尔逊的自决权宣言而感到激动时，在朝鲜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秘密地聚集在朝鲜式的地窖里，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独立宣言。女学虫们在飘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们从未引起过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怀疑，或者被无数日本奸细所发觉。这些日本奸细平时混杂在朝鲜人之中，时刻提防着这种组织公开起义的活动。
在南方和北方的数百个乡村中，朝鲜爱国者秘密集会，一13一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动计划。总共有数万名男女参加集会，可是，他们的计划从未走漏过风声传到日本人那里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内的三十三名朝鲜领袖人物聚集在汉城的明月饭店，举行最后一次聚餐会。他们宣读了独立宣言，挥笔签下了自已的名字，尔后把警察叫了进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数百万人聚集在街头巷尾聆听朝鲜领袖人物宣读独立宣言。然后，他们举着被禁止的朝鲜国旗，兴高采烈地穿过各个村庄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赤手空拳，毫无使用暴力的企图。但是，在后来的短短几周内，有数千人被日本人处死。在此期间，我国国务院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国驻汉城领事，要他“极其谨慎，不得助长任何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美国会帮助朝鲜民族主义者实行他们的行动计划”，也不得给日本造成一种那怕美国政府同情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印象。
所以，杜鲁门总统的下述做法与我国对朝鲜问题的传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随着朝鲜被划分为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要求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这样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对朝鲜的事务不应陷得太深，以至于任何派别或国家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美国开战的理由”。
美国尽管在开罗和波茨坦曾公开表示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的愿望，但它还是回到了它那传统的不介入的立场上。在开罗，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一致同意朝鲜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苏联总理{应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与富兰克林。罗渐福总统会见时也曾赞同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过了一项声明，保证朝鲜在苏联、大不列颠和中国共同托管五年之后实现独立。托管之事没有提及美国（事后，斯大林坚持美国应包括在托管国之列）。
日本投降后，美国意外地发觉自己掌管着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权衡后果，只是稍作计划，美国便着手履行其从末正式获得承认的托管义务。
结果，它几乎是立即便铸成了一个大错，失去了朝鲜入民的信任与合作。这一错误是，它曾加强了受人鄙视的日本行政官员在办公机构中的地位。这种做法顿时激起了朝鲜人的怒火，美国被这种怒火搞得张皇失措，因此又错上加错，急急忙忙地将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却是极本不够格的美国公民来填补出现的空缺。这些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由于需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产生的问题。\、当然，未能与苏联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又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造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相互指责。双方都指责对方从事反对自己的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朝鲜人民群情激昂，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美苏双方。他们怀疑这两个国家准备再次背信弃义，不履行那个经常兑现不了的、给朝鲜以独立的诺言。.最后，美国对于争取与苏联合作建立托管之事终于感到绝望，便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这个举动引起苏联指责我们违反了原定的协议。联合国提议在双方管辖地区进行自由选举，可是苏联人拒不允许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苏方管辖区。他们早先就坚持，只有那些曾经“全力支持”莫斯科托管协议的党派、团体才可以参加选举。这实际上取消了美方管辖区内所有党派、团体参加选举的资格。因为在美方管辖区，言论自由使人们可以对任何延误独立的做法，托管也罢，不托管也罢，公开表示不满。
最终的结果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南朝鲜举行了一次选举；建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随后，苏联针对美国的做法制造了一个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此后，美国结束了自己的军事占领，千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这一行动再次反映出我们一贯信奉不介入的理论，尽管苏联早先曾宣布打算在一九四八年将全部苏军撒离朝鲜；并且据报道，他们如期完成了撒军计划。但是，如果当时能严肃认真地分析一下后来出现的局势，我们也许能发现，我们实际上是让年幼的共和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我们对朝鲜向题的处理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于我幻没有为之奋斗的实际目标，而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可以使我们随时从朝鲜脱身，赶回国去重新一心一意地处理我们关心的各种国内问题。相反，苏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让朝鲜半岛“独立”的计划，该计划要使朝鲜不受除苏联之外任何国家的控制。几乎从美国一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使战争胜利在握的时刻起，苏联就已经开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了。
首先，苏联早就开始了训练经过选拔的朝鲜干部的勾一16一当，企图靠这些人来建立和维持一个苏联式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反苏团体都要被剥夺发言权。苏联还为训练和武装一支规模颇大的北朝鲜军队直接进行了准备。这支军队包括步乒、机械化师和边防警察。起初，这些部队装备的是日本人投降时所缴获的武器。后来，苏军在一九四八年撒离时将自已的武器留给了刚刚受讨训练的北朝鲜人。一九五○年的最初几个月，就在北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动入侵之前，苏联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其中包括：重炮、T~34式坦克、卡车、自动武器和大约一百八十架新型飞机。其中约有四十架“雅克”战斗机和七十架攻击轰炸机。
进犯南朝鲜之前，北朝群人民军已能投入使用的部队计有八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两个实力达编制数一半的步兵师、一个摩托车侦察团，一个装备T-34式。中型坦克的装甲旅和五个边防警察组成的旅，总兵力达十三万五千人。
但是，这支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所押有的人数和现代化装备，它还拥有大量日本统治时期逃往苏联并与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一起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朝鲜人，此外，还有数千名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在苏联接受过为期三年训练的人员。政府职务也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员充任。这些人大都象金日成首相一样，从一九四三年起就在苏联接受过彻底的思想灌输。北朝鲜人民军师以上部队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苏联军队中担任过初级军官并立过战功的朝鲜人指挥。北朝鲜人民军每个师约有十五名苏军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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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八线以南，为了对付这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格的现代化军队，我们留下了一支我们甚至不敢称之为军队的相当可怜的部队（美国如此醉心于从朝鲜脱身，以至不允许我们在南嘲鲜的人员用“军队”这个字眼来称呼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以便在我们撤离朝鲜后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对自由的热爱和为国献身的精神并不亚于北朝鲜人。况且，在我们管辖区内就有许多逃自苏方管辖区的朝鲜人。在南朝鲜方面，打杖的意愿或战斗的勇气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紧张严格的训练和优秀的指挥官。在我们未能弥补的主要不足之处中，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
仅仅说我们当时愚蠢和缺乏预见性，这是不够的。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迪安。艾奇逊把朝鲜作为我防御圈之外的地区而公然加以“勾销”，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迪安。艾奇逊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朝鲜一直处于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在与朝鲜的关系史上，我们曾数次将其“匀销”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备，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不用说，还存在不少实际的困难。南朝鲜没有大量从满洲返回的人员，而国内经受遭现代战争锻练的人也比较少。只有少数朝鲜军官会说英语，会说朝鲜语的美国顾问则更少。美国军语在朝文中几乎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在南朝鲜军队中“面子”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南朝鲜军官感到很难接受军衔比自已低的美国顾问的建议。他们对同自已意见相反的观点常常公开表示不满。因此，他们自己的参谋人员都不大敢表示不同的意见。许多南朝鲜军官之所以得到任命系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平时期我们国民警卫队中的许多军官被任命的情形是一样的。
所以，韩国军官的军事才能从未受到过考核。有许多部队分散在各处执行剿匪任务和其他国内治安任务；部队的训练不足，截至一九四九年年底，十六个营中完成营一级训练任务的还不足半数。南朝鲜军队没有重炮，役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空军。无怪乎李承晚和其他韩国领导人对北朝鲜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以及三八线以南在这方面的薄弱状况表示恐慌和沮丧。.但是，这些情况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对朝鲜采取的政策。一九四八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认真考虑过要帮助南朝鲜组建一支野战军，可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又放弃了这个方案，主要原因是“美国占领军的兵力已经缩减，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无论怎样朝鲜都无法防守。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官方声明以及所有军事上的决策，从根本上说都是出自这种看法。在我们的会议中从未提起过“有限战争”的概念。我们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使我国国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孩子们重返家园，军队遣散，刀枪入库和陆海空三军一lgⅹ士乒复员。对这种举国一致强烈要求遣散我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地加以指责。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竟极力主张国家继续保持战备状态，继续在距本国八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驻札大枇部队，那他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在分析朝鲜形势时，我们过于相信我们自己对敌人意图的主观判断，面对我们所了解的敌人的实力情况却过于轻视。北朝鲜有着强大的突击力量，在南、北朝鲜的边界附近则集结着北朝鲜的军队。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情报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我们的分析判断出了毛玻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认定，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并不想冒原子战争的风险去诉诸武装侵略。如前所述，有限战争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我们所熟悉的有限战争只是从下述意父上来理解的，即所有战争都要受参战国是否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个条件的限制。
鉴于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迪安。艾奇逊的讲话时机（一九五○年一月）不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朝鲜排除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南朝鲜军从力量薄弱，美国政府又受到本国民众要求将全部美军撤回国内的强大压力。这些情况苏联人当然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艾奇逊这种我们无意防守朝鲜的明显表示是丝毫也无助于动摇敌人采取行动的决心的。将朝鲜划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并非迪安。艾奇逊所发明，亦非杜鲁门政府所独创。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海、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和期帕茨）曾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进行过研究，最后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这样写道；“。.....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无怪乎这四位军事上的权威人物经迎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会获得总统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麦克陌瑟将军曾分别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首先是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尔后是亚利旁那州《明星日报》记者沃尔特。马修斯。据报道，麦克阿瑟将军在接见记者时曾勾划了一个显然把福摩萨（台湾，下同——译注）排除在外的防御圈。这件事并未引起特别的哄动，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认为，福摩萨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必定无疑。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应急计划也没有将朝鲜或福摩萨的防御考虑进去。究竞采取何种口径来弥补福摩萨沦陷后给美国威信造成的损失，当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简要指示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群情激昂，强烈要求美国保卫这个岛屿。但是，没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改变我们的对韩政策。显然，对朝鲜采取的传统“勾销”政策依然在起着作用。，如何解释我们在情报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有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总动员并补充了数千名应征入伍者，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增长了一倍。同时，我们也了解自己的弱点。其实，一九四七年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就不断就威胁着远东的各种危险情况发出过警告，并且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部队的实力。然而，当时政府正处于要求削减军费的巨大压力之下，因而三军各兵一21一种都“挨了手术刀”。海军的战斗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以及进行水雷战的各种装备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空军一开始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一般作战飞机和输送部从的运输机也不足。空军的照相侦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读人员奇缺。这给地面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储备削减到少得可怜的地步，生产设备则有的拆除，有的绝对加以封存。我们对于联合国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动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战争已经厌倦，还认为共产党“不准备”使自己卷入大规模核屠杀之中。此外，我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引起潜在敌人与我们发生重大争执。，我们对在敌人入侵前夕获得的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上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大规模越过边界的前六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战地情报机构曾报告，发现三八线以北“敌部队在广泛凋动”，同时还发现；“三八线北侧的全体居民转移至距该线两公里外的地区，元山至铁原铁路的民运业务己经停止，该线仅用作军用物品的运输专线，武装部队正向边界地区运动，大枇军械和弹药正运往边界地区”。怎么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居然还没有想到敌人的进攻，实在令人费解。
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没有从这份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没有标明急件的情况下便将其转呈给了华盛顿。总部后来企图推卸对这种近乎典型的作战准备活动未能加以说明的全部责任，并坚持说，他们曾向华盛顿“转呈过全部事实材料”。
但是，这井不能开脱他们的如下错误做法，即北朝鲜军队一22一发动突袭的前六天，总部曾向华盛顿、呈送过一份解释性的报告，报告指出，“显然，苏联顾问们认为，现在利用政治手段（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制服南朝鲜政府比较适宜，特别..是鉴于北朝鲜在南朝鲜进行的游击战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总部的责任是无法开脱的。我从为，问题狠明显，总部象我们在国内外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认为，所有这些动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过是对方向我们展开心理上的＇冷战＇时所，采取的一种狠正常的做法。这种“冷战”不仅在朝鲜，而且在我们认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除此之外，东京还有一种不信任亚洲谍报人员的倾向，认为南朝鲜人有一种特别的毛病，，还未看到狼就惊呼“狼来了！”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北朝鲜军队的这种调动一九四七年也曾发现过。当时，三八线与后方地区全副武装的北朝鲜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换防。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所具有的强大的战斗力。这一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战争爆发时，总部对于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敌人的实力。
正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时，我们开始从朝鲜撤出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有人硬说我们是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样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是美国自己起草并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83一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这支军从的步乒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一批美军战术部队却正在撤离南朝鲜。直到七月份，边界才恢复到原先的态势。就在同一月，三八线以南的开城遭到北朝鲜步兵和炮乒的攻击。后来在八月份，瓮津半岛再度遭受入侵，经过激战，北朝鲜人终于被赶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
不过，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军事当局乃至政府当局都一24一一致要求从朝鲜撤军，或者对那个不幸国家的事务只愿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人的观点是，朝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任何在朝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认识到北朝鲜人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侵略行动，则应迅速疏散美国侨民，并且毫不迟疑地向联合国安理会说明事实真相。他还极力主张，在我战斗部队撒离之前，应重新分折朝鲜局势。布莱德雷的观点遭到了否决。
此外，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约翰。贝尔德上校也曾独自一人提出过警告。他对当时刚刚任命为驻朝大使的约翱说，南朝鲜军队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保证维持边界的现状。他报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韩国军队在火力上也让北朝鲜军队完全占了上风。北朝鲜军队拥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约为十七英里，而美国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约只有七英里。他还强烈要求送给韩国军队一些防空武器，建议向他们提供F-51飞机，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引起重视。
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文职官员们早先也曾大声疾呼反对立即拆除我们的战争机器，关闭我们的军工生产部门。但是，正如如杜鲁门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些呼声“被国会和报刊淹没了”。因此，最后当大炮终于宣告朝鲜爆发全面战争时，我们创建的幼小共和国发现它处于毫无抵抗准备的状态，而我们也发现自己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无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协定。



第二章

挑战与反应———史密斯特遣部队的英勇抵抗
一九五O年六月，沿整个三八线对峙的南、北朝鲜军队在实力和战备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北朝鲜军队旨在侵占南朝鲜全境的大规模进攻居然为南朝鲜军队所阻滞，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北朝鲜军队拥有装甲部队，而南朝鲜军队却没有。北朝鲜军队拥有的火炮在数量和射程上都大大超过了我们提供给南朝鲜的火炮。南朝鲜炮兵的大多数火炮已经多中未曾使用。北朝鲜人民军可以得到飞机的掩护，而南朝鲜军队甚至连高炮部队都感到不足。南朝鲜军队也没有任何可以抗击对方坦克的火炮。这种情况同以往少数童子军企图以手中的轻武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情形很相似。
要想有效地发挥火炮的作用，必须做到能集中火力于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标定出集火射击的诸元，训练好炮手，并且对火炮进行试射。而这一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都未能做到。可是，北朝鲜人民军的榴弹炮几个月来却一直瞄准着在南朝鲜境内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之前已经对开城市进行过两次炮击。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进攻是在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发起的。这是一个雨水淅沥的夏日之晨。敌人对各个进攻地带亦即通往汉城和春川的的山谷间的主要公路或曰“走廊”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敌人沿着这些谷地实施了主要突击。T—34式坦克在前面隆隆地开进，步兵一遇到抵抗就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为配合这些进攻，敌人侵占了整个瓮律半岛，并且沿东海岸实施了一次两栖迂回行动。这次迂回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那些守护南北走向的海岸公路和通往西南方向之洪川、原州和堤川的公路的南朝鲜军队退路。任何—个在手头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抗击过敌坦克的人，都能理解数量上居于劣势的韩国军队中笼罩着的恐怖气氛。
当时，韩国军队正面临敌人在坦克支援下对汉城实施的钳形进攻。在这些韩国军队中，除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曾参加过反游击战的部队之外，很少有什么部队参加过实际战斗。许多人几乎根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对指挥官(某些指挥官在开战头几天就丢下部队开了小差）缺乏信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对自己的翼侧实施包围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部队几乎没有为实施纵深防御或者建立补给系统而进行过任何准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是为了应付国内治安而进行装备和训练的，因此，许多士兵感到无法抗击大批有组织的蜂拥而至的凶恶敌人。
在美国军队参战之前，竟然有许多南朝鲜部队未作任何抵抗。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进行抵抗菌素和完全丧失了组绢纪律性。
然而，也有一些英勇作战的例外情况。如果不是少数几支进行了适当作战准备的韩国军队英勇奋战，可能还会丧失一两天极其宝贵的时间，也就有可能遭到彻底的失败。南朝鲜第6师是在北朝鲜入侵前做好战斗准备的一支部队。
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托马斯?麦克费尔中校曾担任该师的高级顾问。他很快便征得了该师师长金将军的同意，着手实施一项紧张的训练计划。第6师负责防守通向春川的接近路，经常要对付通过春川与江陵之间几条固定路线穿越三八线的成帮的游击队。就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南朝鲜第6师经常与这些穿越边界的、人数多少不等的成帮入侵者进行战斗，所以，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经受了一定的锻练。
第6师的炮兵分队和工兵分队也进行了训练。长期闲置不用的榴弹炮进行了一定的试射，集火射击的诺元进行了测定和标定，发射阵地也进行了改善。根据麦克费尔中校很明智的指示，情报分队得到了加强和训练，并且被频繁地派到三八线以北执行任务。他们从那边返回时所带的情报有力地证明，敌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发现了敌军伪装良好的坦克，新调来的部队，以及高炮连。所有这一切都使麦克费尔中校感到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他曾将这些情报呈报上级，但未引起重视。)。他说服师长取消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所有周末通行证，充分加强了防御阵地上的兵力。因此，当敌军果真发起进攻时，南朝鲜第6师已经作好了抵抗的准备。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阻滞了北朝鲜人民军向汉城发动的大规模强攻，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如友邻部队对这次进攻也能作好同样的准备，则这次进攻受阻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那样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沿汉江组织起某种抵抗，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南朝鲜第6师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以精确的集火射击打得敌人惊慌失措，陷于混乱，而且，用预备队削弱了最初突入的政部队。但是，此后却传来了两翼友邻部队已经仓皇逃跑的稍息。这使得第6师两翼暴露，有可能很快为敌人所包围。因此，除撤退外别无出路。在春川以南，已经构筑了防御阵地，第6师港备在那里进一步组织抵抗。
但是，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此时接到了撤离汉城的命令6麦克费尔中校接到指示，令其动身前往大邱，再由那里乘飞机转移出去。待他能够返回来帮助重新组织丧魂落魄的南朝鲜部队时，汉城已落入敌手，退却已经变成了溃逃。
在首都防御战中，南朝鲜第l师也进行了同样英勇的战斗。该师的一个步兵连在汉城以北某高地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一人战死为止。然而，其他各处却是一派惊慌失措的景象。瓮律半岛于第二天黄昏完全被敌人占领。于是，敌人进攻瓮律半岛的部队便腾出手来加入了对汉城的强攻。残存的南朝鲜部队不得不借助登陆舰撤了出来，以便加强首都毫无希望的防御。开城，该国的一座古城，在第一天拂晓进攻发起后仅仅四个小时就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翌日黄昏，敌军在坦克支援下，沿狭窄的走廊地带挺进至议政府城下，并包围了该城，打通了直接通往汉城的首路。平民百姓、溃不成军的部队、装满坛坛罐罐的大车、小马驹、大公中，无所不有，都在逃难，形成了一股逃难的人流。在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这股人流喧闹曹杂，然而却又显得出奇地耐心。零星的反冲击几乎无法降低敌人向首都前进的速度。
但是，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市郊之前，南朝鲜军队参谋总长就已经集合起全体随员越过汉江南逃了。据南朝鲜方面称，“在本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蔡将军“被送上了一辆吉普车，送到汉江以南”。究竟他是以何种形式表示反对，又是哪一级迫使他上的吉普车，我们在汉城的美国人是无从了解的。据美国陆军在朝鲜作战的正式史料记载，在没有通知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下，整个南朝鲜陆军司令部便转移至汉城至水原半途的始兴。当美国人获知此事之后，在场的美国高级军官威廉?赖特上校(后晋升为中将)遂召集其参谋人员出发往南，企图说服南朝鲜人返回来。可是，他们费尽口舌未能成功。结果，仍在汉城以北作战的南朝鲜部队同司令部失掉了联络。不久，老百姓便恐慌不安起来，大规模逃难开始了。(三天之后，即六月三十日，南朝鲜政府解除了蔡将军的职务，由钟日昆将军接替了他。钟将军在指挥上堪称楷模。他后来成为骏美国大使。现在，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任外交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城内早已大火熊熊，到处悬挂着共党的旗帜。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政治、交通和精神上的中心汉城的丢失，全部有效的抵抗行动均以彻底失败告终。南朝鲜军队连同大批身穿白色服装的难民(其中混杂着许多在北方受过训练的渗透者)一窝蜂地涌过了汉江。可是，东京的总部却一度认为，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形成的障碍进行一番抵抗。
然而，六月二十九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象他以往经常所做的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察看了一番。通过察看，他认识到，如果得不到大规模增援，就不可能阻挡故人进攻的势头。麦克阿瑟和他的七名高级参谋，其中包括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和乔治?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由东京飞抵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的水原，并在前进指挥所听取了驻韩国军事顾问团两名刚从汉城返回的军官所作的简要汇报。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与这两名军官一道分乘两辆征用的吉普车向汉江进发，他们在这股由难民、大车、行李、部队和车辆组成的南逃的洪流中奋力穿行。在一个可以俯瞰汉江谷地的高地上，麦克阿瑟观察了逃难的混乱景象。不久，他便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南朝鲜部队正处于混乱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缺乏指挥。.....他们无力夺取主动权。.....”。
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只停留过五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听取情况介绍和旅途上，直接用于观察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他就南朝鲜军队的抗击行动所作的刻薄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因此，除非我们迅速投入巨大的兵力，否则整个半岛很快就会沦陷。
(下面的趣闻可以说明麦克阿瑟眼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其《回忆录》一书中，麦克阿瑟曾把退却描绘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从可以俯视汉江的高地上，他看到了“从汉城的废墟上冉冉上升的冲天烟柱”和“正在撤退的、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队伍”，看到这些队伍“常常为满身尘土、挤来挤去的逃难人群所阻塞而不能举步”。但是，当时站在麦克阿瑟身旁观看同样情景的阿尔蒙德将军所描绘的景象却不是这样地令人绝望。他所见到的部队既不是气喘吁吁，也不是溃不成军。相反，尽管追击炮弹不时地落下——当然，还没有近到危险的程度——“所有的人却仍然谈笑风生，他们仍然荷枪实弹、武装整齐，仍然颐得上向我们致意”。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二小时雨的情况下，“人群”怎么还会“满身尘土”。可是，在麦克阿瑟许多由别人代为捉刀的报告中，一些看问题比我敏锐的人也发现存在言过其实的倾向。)美国为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而拟制的计划，此时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重新修定，估计必须投入朝鲜的兵力也几乎是在成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情报部门事先曾提供过充分的事实情况，本来可以作为我们采取相应步骤的依据。但是，我们未能对这些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北朝鲜人民军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整、具有高度战备程度的军队。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规模和样式毫无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才如梦方醒，才被迫想起了我们遭到严重削减的军队，才不得不仓促上阵，以便从就要降临的大灾大难中抢救出我们所能抢救的一切。
我们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入侵所危及的美国国民安全地转移出去。为此，我们事先曾港备了一份“油煎饼计划”。这是一年前在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大使馆协助下由东京的总部拟制的。莫西奥大使负责在发生重大的紧急情况时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现在，紧急情况出现了，这项计划也就毫不迟疑地付诸实施了。海军、空军和美国使馆都行动起来，干得十分顺利、迅速而且有效，结果，全部有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也没有丢下，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重伤。我们的驻远东部队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胜利，很快就为重大的不幸和灾祸掩盖了，以至于华盛顿本应拍发的“干得好”的电报一直都没有发来。
现在，总司令的当务之急是拼凑足够的兵力和弹药来进行一场比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大四倍的战争。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定下决心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在作出反应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和军事领导人没有产生片刻的犹豫和怀疑，这是值得赞扬的。从汉城发出的宣布南朝鲜领土遭受北朝鲜军队入侵的电报，于六月二十四日①(星期六)下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传至华盛顿。下午十时之前，电报的副本就交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手中。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总统正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星期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政府各部门的值班官员一直在忙着确定他们必须通知的人员名单，以便向那些需要首先知道战争已在朝鲜爆发的人发出通告。
美国在长期采取让朝鲜任凭命运摆布的政策之后，这次是否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那是很难肯定的。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我们这些最先听到从世界另一面传来的不样消息的人，内心里大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如果总统在确定应该首先采取何种行动之前能够先与自己的所有顾问郑重其事地进行磋商，那就不会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优柔寡断、瞻前顾(1)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早十四个小时。——作者后并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性格。数小时之内，他就命令使用“美国空、海军力量为南朝鲜政府军提供掩护和支援。”
六月三十日，他批准了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此后不久，他又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其所属地面部队的全权。”
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感受到。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公民，由于深受报刊和政客的影响，由于本身强烈的主观愿望，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不久就会被我们留在那里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所扑灭。可是，各处的军人听到这一消息却深感不安。他们对于国会减少预算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砍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情况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长期所关心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意图，而是苏联的实力。此时，大部分军人感到担心的是共产党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是如何传给我的，它对我的影响又是多么地深刻。一九五O年六月，我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值班。当时，我刚刚结束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第28步兵师的视察。那一夜，我象其他许多正在酣睡的人们一样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当我听到来自午夜华盛顿的一个镇定而准确的声音告诉我莫西奥大使发来的消息时，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我将能体谅人的妻子叫醒，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她，并且让她赶快穿好衣服，作好回首都的准备。当我们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卡莱尔兵营的重要人物住宅区沉浸在乡间的静谧气氛之中。当整个乡村仍在酣睡之际，我们在夜暗中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心照不宣，纳粹投降以来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和平了。我不禁想到了这条道路两旁乃至全国各地正在熟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多么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不用说，我们能够投入朝鲜的首批部队只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已经担负了将那里的全体美国公民和少数外国人转移至安全地区的任务。以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指挥的第7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赋予其主要作战部队第77特混舰队以这样的任务：在消灭敌人所有的海军力量之后，封锁朝鲜的海岸线。朝鲜战争编年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地面部队的艰苦战斗，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因为地面部队曾被迫与一个足智多谋、数量上占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敌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但是，美国海军的全体舰上人员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他们沿朝鲜海岸执行封锁任务，不顾一切地从事排除航道中水雷的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他们还要遂行水下爆破任务，这项工作常常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进行。至于说到飞行员，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战争可能在六十天之内就会告终，整个朝鲜也就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照片判读人员，飞行人员遂行侦察任务受到了影响。但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狭小的跑道或光滑的甲板上起飞作战，因而仍得以在战争之初消灭北朝鲜的空军，摧毁其大部分装甲车辆，并将急需的人员和补给运往最危急的地点。海军控制着航道并防止了任何规模的敌部队由两侧的海岸登陆，同时输送了迅速加强第8集团军所必需的补给品和装备器材。空军则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地面部队才能在朝鲜夺得一个不太稳固的立足点，并能在援军到达之前进行固守。
由于批准使用的那个团战斗队(一个加强步兵团)无法及时从夏威夷赶到作战地带，麦克阿瑟将军遂命令立即空运一个步兵营到朝鲜应急，命令该营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并通过迟滞行动争取时间以使更多的部队能运至朝鲜。该营预定飞往当时仍在己方部队手中的水原机场，但是由于为恶劣的天气所耽搁，最后只得降落在釜山机常他们从釜山出发，沿公路和铁路向前机动，去迎击正在稳步推进的敌人。
这支部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是根据其指挥官史密斯中校的名字命名的。在那艰苦奋战的几天之中，这是唯一的一支在地面作战的美国部队。这支部队只有五百人：两个步兵连、两个4．2英寸追击炮排(不得不全部作为野战炮兵使用)、一个75毫米无后座力炮组，以及六个2．36英寸火箭筒小队。他们的对手是数量上为他们一百多倍的、装备有T—34式坦克和野战火炮的敌军。史密斯特遣部队没有预备队，没有可击毁装甲很厚的敌坦克的武器，也没有可与敌之榴弹炮相抗衡的武器。(史密斯特遣部队倒是辖有第52野炮营的A连，但是，在向前方机动时该连掉队，七月五日战斗打晌时未能赶到。)谈起这一小股装备低劣的部队的情况是令人伤心的：他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适应执行守备任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打仗。他们刚切口失去了在平静的日本所享受的那种悠闲、安逸的生活。在日本，他们吃惯了盛撰佳看，与女友一起消磨时光，甚至连擦自己的皮鞋也要找人代劳。
在朝鲜，他们毫无怨言地施着沉重的脚步向前开进，到一些既无掩蔽又无荫蔽的山岗上或污泥齐腿深的、臭气熏天的稻田里去迎接死亡。他们所进行的抵抗看起来也许徒劳无功，毫无希望。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至多不过是在一些高地上坚守阵地，直到敌军几乎完全把他们包围或者自己弹尽粮绝为止。尔后，他们通过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每个居民都可能是敌人的地区实施后撤，并拼命设法在某个地点重新集合部队，进行另一次毫无希望的抵抗。在进行第一次战斗时，特遣部队有些恐慌，显得非常混乱。七月五日上午八时，敌人以三十辆坦克和一支强大的步兵部队向乌山附近发起了进攻。史密斯特遣部队不久便被迫在退却与被歼之间进行抉择。他们坚守阵地，一直打到弹药告专罄才开始有些混乱地撤退。撤退中遭到很大损失。
在此后的数周之内，部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的。
敌人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发起进攻，不断对暴露的两翼进行试探，并且还机动其装甲部队，象对付玩具枪一样对付我们的火力。没有预备队的第24步兵师几乎在不断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有时在行军中就打起脑来，常常是多日咆不上一顿热饭，但是，他们却能顽强地坚持，以争取极其宝贵的时间。七月五日晚，第21步兵团战斗队第l营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第24师剩余部队开始在大田地区建立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将军从一开始就拟制了范围广泛、森罗万象的计划：他打算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投入他能迅速运送到那里的各种部队，阻止敌人的进攻；直接利用宽阔的汉江这一天然障碍(汉江是朝鲜为数甚少的几条河水很深、难以徒涉的河流)进行抵抗。他准备迅速集结起两个美军师的兵力。这支部队加上南朝鲜军队便足以(根据麦克阿瑟最初的判断)迟滞敌人的进攻，并保证在半岛上保持足够的立足地区。尔后，在获得足够的兵力之后(总司令估计，这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他将首先以两个师组成的军实施一次两栖突击，从而转入进攻，夺占仁川——汉城地区，控制敌交通与补给线，尔后全歼敌军。
可是，这个计划是在总部了解敌人的实力之前制定的。
所以，战斗一打响，麦克阿瑟将军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便急剧地增加。汉江几乎没有降低敌人进攻的速度，南岸的南朝鲜步兵在猛烈的、无法回击的炮火打击下很快便士崩瓦解。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了这道天然障碍，开始向南迅猛突击。第24师的前方分队沿汉城至釜山的主要公路和双轨铁路的总轴线主动实施退却。我空军摧毁了敌军大量坦克，杀伤了许多徒步步兵，并且不断地在近距离上阻止敌军前进。但是，在那里与敌人争夺阵地的却只是一个师的残余部队。该师本来就人员不足，已遭受沉重打击，并月．在火力上也弱于对方。
在十七天的艰苦战斗中，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进行了五次大的迟滞作战行动，后撤了七十英里。七月五日和六日，他们在乌山附近进行了首次阻击；八日，他们又于天安附近再次组织抵抗；十一日，在全义和鸟致院之间的地区作战；尔后，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他们沿锦江抗击敌人达三天之久。也许，他们最艰苦的战斗是在大田市及其周围进行的，这次战斗使他们失去了勇敢的指挥官威廉?迪安少将(在那儿被俘)。就是在这个地区，他们冒着街巷两侧房顶上敌人狙击手和自动枪手的火力，经过苦战才穿过了危险的街巷。
敌人利用坦克突破我军防御之后，常以步兵从两翼对我实施迂回，包围炮兵分队，尔后向后方实施卷击。因此，每个成员(炮手、宪兵、甚至卫生兵)到时都得拿起卡宾枪或步枪仓促建立起环形防御圈，并作好夺路撤至后方的准备。
在游击队和受过训练的共产党破坏分子袭扰下，我们的补给线不断遭到破坏，后方地区也没有安全保障。这些人都是混在无数难民中渗入我方的。到处是无休止的战斗，无休止的退却，无休止的危险。巡逻兵被派出去寻找同部队失掉联系的人员时常常发现这些人员反剪着双臂死在地上，每个人后脑勺上都有一个枪眼。这段时间，有时大雨如注，有时夏日的骄阳蒸烤着人们的衣服和皮肤，一个个口干舌燥。
七月二十日，大团弃守。此后不几天，因获得从第？
步兵师(现为我留驻日本的全部战斗守备部队)抽调的部分兵力而勉强可以作战的第25师和第1骑兵师，在一百英里宽的战线上的各个地点进入了战斗。这条战线由大田——大邱公路和铁路以西一直延伸到浦项洞以北的日本海海域。第24师伤亡惨重，病苦、疲惫而且肮脏，他们四处寻找喘息的机会，然而希望落空，他们被迅速调至洛东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准备在那里阻止敌军对我军南翼实施迂回。
敌人对我得到加强的防线的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问题就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缩小防御正面，以便形成足够的防御纵深，防止敌人达成突贯。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又有增援部队在釜山上陆，从而加强了我军前线的力量。陆军第5团战斗队于八月一日由夏威夷赶到朝鲜，第3步兵师于同一天开始在釜山登陆。第二天，第l暂编陆战旅上岸。他们到达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因为，当时的情况已十分危急。
五角大楼的观察员们早就知道一场灾难威胁着南方，因为，通过空中侦察，我们不断得到敌军一支队伍沿西海岸向半岛顶端的马山运动的情况。如果敌军在这个地点达成突破，就可能出现十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半岛就要放弃，我们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就会遭到血腥屠杀。
但是，指挥第8集团军的沃尔顿?沃克中将已经宣布，巴丹岛那样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七月二十九日晋州陷落之后，在第8集团军的处境仍在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沃克宣布：“决不能再后撤了！....我们必须战斗到底！....我们要守住这条防线！我们要赢得胜利！”
他们果然赢得了胜利，这是通过殊死的战斗和出色的机动赢得的胜利。首先，沃克急速以加强后接近战斗编制实力的架子部队来对付最严重的威胁——正在由南面迫近的敌军纵队。这支队伍有可能席卷沃克的整个防线。第25师巧妙、快速地实施机动，从敌军兵力当时还比较薄弱的北面转移到南面，那里，马山——晋州防线正濒于崩溃。
刚口上陆的第１暂编陆战旅也立即投入到那一地段，从而大大加强了那里的力量。爱德华?克雷格准将指挥的这个旅下辖第5陆战团和第33陆战队航空大队。该旅到达时，实力不足编制数，缺编的单位与第8集团军所属其他部队差不多(一个步兵营只有两个步兵连，而不是三个；炮兵连只有四门炮，而不是六门)。该旅的兵力总共六千五百人，能够在M—26“潘兴”式坦克的支援下加入战斗。这种坦克装备有90毫米火炮，比T—34式坦克强。这支部队使南部转危为安，阻止了敌人的前进。(由于敌人是在夜间行进，我们的飞机在此之前未能降低故人的前进速度。)现在，第8集团军已建立了自己的最后防线，即后来的所谓“釜山环形防御圈”。防御圈是一个三面临敌的宽大防线，保护着连接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边形地区。这个铁路四边形是为我们分散配置的部队提供补给的生命线。为避免这条生命线被敌人切断和遭到炮火袭击，沃克决定尽量扼守洛东江一线，尽管当时敌人已经在洛东江的好几个地点远远地突入江南地区。
这并不是一条绵亘的防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一些分散的支撑点组成的。我们的部队可以由这些支撑点向外出击，如同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所形容的那样，“一次又一砍地扑灭大火”。疲惫不堪的部队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预备队。在六个星期当中，敌人不断向两翼实施强大的突击，同时在中央发起旨在查明薄弱点的试探性进攻。无论何时，拂晓或是午夜，都经常要迅速召集起一切可以抽调出来的人员(譬如，由某师抽调的一个营，从另一师抽调的一个连，从某个其他的部队抽调的五十或一百名士兵)去应讨一些十分危急的情况。一堆火刚被扑灭，不知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冒出火苗，出现危急情况，又不得不采取零零星屋的办法加以应付。
参加这次为期六周战斗的部队计有：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不满员的师、英军第27旅、南朝鲜军队残存的所有部队(五个师)、第l暂编陆战旅以及陆战队、空军和海军所能提供的所有作战飞机。在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时，陆战队被抽调了出去。这使沃克陷入缺少兵力和补给的绝境。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这反映出他坚韧不跋的精神和所属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沃克本人象第8集团军的许多军官一样，认为由于总部偏向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正在准备实施仁川登陆的第10军，所以，第8集团军的实力受到了影响。但是，他们没有以实力不足作为向敌人退让的借口。沃克经过艰苦的努力果断地在最需要兵力的地方集中起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兵力。尔后，当估计仁川登陆使敌军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时，他又奋力突出了环形防御围。但是，他那在战斗中已大大损耗的部队由于缺乏应有的器材，根本无法强渡洛东江。虽然，随着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我们轰炸了敌人的战线，但是，敌人有好几天似乎并不知道已方部队在北部遭到了痛击。在洛东江一线，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空军的攻击已经“将北朝鲜人民军打得屈膝投降”(这是空军正式史料中的说法)。隔着宽阔的、难以跨越的洛东江天堑与沃克对峙的，仍然是一个军纪严明、装备精良、决心坚定的敌人。
“我们是后娘养的”，沃克在电话里向总部说(指他们未能得到所需要的工兵器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会因此裹足不前”。他果然没有裹足不前。然而，敌人仍然象仁川登陆之前一样疯狂地在战斗。敌人认为，沃克将军当时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弄到对岸。沃克曾受命于九月十五日发起进攻，由防御圈出击。后来，麦克阿瑟又同意他推迟一天行动，以便在仁川登陆的次日再开始出击。二十一日，沃克仍然未能打开突围之路，敌人毫无撤退的迹象。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计划遭受的这一挫折甚为关切，要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定一个短期的速决作战方案——在汉城正南一百英里处、位于西海岸的锦山实施一次登陆。可是，在这个方案的最后阶段尚未制定出来之前，敌人终于表现出无心恋战的迹象。仁川登陆成功了，北朝鲜人民军处于被消灭的危险境地。九月二十三日，艾伦将军通过电话向东京总部说：“肯定要出什么事了。我们已经有一整天没有遭到反击了。”不久，位于最南部的那些很可能被切断退路的敌军部队开始北撤。沃克立即命令实施追击，指示各路纵队置两翼安危于不顾，毫不迟疑地向汉城方向发起猛攻。部队执行了沃克的命令，他们象所有作好战斗港备、终于看到胜利曙光的部队一样全力投入了这次追击。
九月二十七日，向北卷击的第1骑兵师的士兵们在水原附近与向南突击的美第7师的先头分队会合。口袋终于扎了起来。这时，北朝鲜人民军开始土崩瓦解，数万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由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临时建立起来的许多战俘营。
麦克阿瑟又表现出他那一贯过于乐观的情绪，在没有真正赢得胜利之前就认为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九月二十五日，他和阿尔蒙德将军都宣布，汉城“已再次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第10军所属部队，尤其是陆战师所遇到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在这之后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巷战，战斗人员和居民又遭到一些伤亡。直到九月二十八日，该城的所有残敌才最后肃清。接着，在一次简短而激动人心的庆典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将朝鲜的都城转交给李总统。
参加这次作战的所有部队都得到了荣誉，而这次作战的卓越组织者麦克阿瑟将军则获得了特殊的荣誉。在我们军界领导人中，差不多唯有他独具慧眼，看到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做了之后又能得到些什么。但是，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许多人的心中更是对史密斯特遣部队堪称英勇的作战行动，当然还有第24师的作战行动，充满了感激之情。史密斯特遣部队是一支装备不足、人数甚少、几乎被人忘却的弱小美国战斗部队，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年轻新兵。正如杜鲁门总统在赞扬他们的抵抗行动时所说的，他们确实“进行了一次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后卫战斗”。总统说，“由于几位杰出的将军指挥的一小批英勇的年轻人能力挽狂澜，我们才得以集结起反突击的兵力。”
确实，由于我们的空中力量不断给北朝鲜人民军以沉重打击，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事情并不象某些正式材料肯定的那样，我认为，粉碎北朝鲜人民军、使我地面部队能比较容易地吃掉他们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这种沉重的打击，也不是被一枚地雷炸死的北朝鲜人民军最得力的领导人姜健中将(美国人称之为金空)之死。沿釜山环形防御圈与北朝鲜人民军对抗的士兵们发现，这是一个凶猛、狡诈、残忍和坚决的敌人，他们不得不通过地面战斗来战胜这个敌人。



第三章

进攻中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及由环形防御围出击
仁川登陆作战即“铬铁行动”，从发起到整个行动的实施都是一次典型的麦克阿瑟式的作战行动。这次大胆的五千比一的冒险，使我们在朝鲜的部队恢复了主动，没有被敌人赶人大海。当我们这些人差不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国已处于战争之中时，麦克阿瑟就已经开始拟定这次两栖包围计划了。这次行动集中反映了他整个太平洋战略的特点。按照这一计划，麦克阿瑟将在敌人最难预料的地点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当其他人在考虑如何平安地撤出我们的军队时，麦克阿瑟却在为取得胜利而拟定计划。
起初，没有多少人支持他。我知道，当他就这一计划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扼要说明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他的计划是否可行表示怀疑。有些人直到这次行动的成功既成事实之后才放弃自己的看法。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能言善辩的人。他能很雄辩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以至那些决心反对他的人都能被他争取过来，转面对他表示热情的支持。
正当我们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经过浴血奋战的军队撤往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时候，正当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给他补充越来越多的兵员和物资的时候，在国内有许多人发出了冷静面又合乎情理的呼声，提醒我们不要把已经缩减的兵力过多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去，因为这次行动可能仅仅是一场小规模冲突的序幕，而这场小规模冲突可能又会很快蔓延到欧洲，并且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在其他战区，我们还有比朝鲜更加重要、更便于防御的地点需要保卫，况且，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兵力可以抽调到朝鲜。在远东地区，我们有一支重要的野战部队：第8集团军。这支占领军实际上并不负有防守朝鲜的任务。为了完成其在日本的占领任务和治安任务，该集团军分散地驻扎在整个日本。它只有很少的几个训练地域；也许，通过在这些地域进行训练，其所属部队能保持战备状态。可是，这些部队助战备训练任务早巳降至次要地位。
尽管麦克阿瑟告诫说远东确实存在着危险，他还是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断地被削减。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步兵师(含第1骑兵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实力都低于规定的中万二千五百人的临时编制数，即使这个数字也大大低于一万八千九百人的战时满员编制数。每个师都缺少一千五百支步枪和应有的全部90毫米反坦克烟，每师九个步兵营缺少三个，师属炮兵的三个炮连缺少一个，此外，团属坦克连一个也没有。仅第1骑兵师保留有一个建制的中型坦克营。集团军下面没有军部及军部掌握的中型和重型炮兵、工兵以及通信兵等重要的军属部队。
海军和空军同样不足编制数额。海军的作战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与器材等都低于规定的数量。空军最初根本没有喷气式战斗机，其他作战飞机和运载部队的飞机亦很少。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空中目视侦察与照相侦察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兵力单薄的状况不只表现在远东地区。在国内，整个总预备队只有被精打细算的人们搞得仅剩下骨架的第3架子师，加上第82空降师。
这就是遣散军队给我们造成的状况。此外，遣散军队还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除了那些后备役人员亦即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复员的老兵之外，我们已无处搜寻受过训练的兵员了。这些老兵大都刚刚安顿下来，已经有了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梦寐以求的称心工作和家庭。这些人已经流血流汗，备尝艰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都不愿意重返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再重新吃一次苦头。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也不愿意再征召他们入伍。可是，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所需要的人员呢？如果征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入伍，并使他们具备参加实战的能力，那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可是，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不得不把部队空运到前方去。所以，除非让退伍的军人再次服投，否则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抽调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战斗。开始，他要求上级投入一个团战斗队，后来又估计需要两个齐装满员的师。七月七日，他要求派出四至四个半满员的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四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群。两天之后，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还需要马上获得一个“至少由四个师组成并带有全部建制兵种勤务部队的野战集团军”。不难理解，他对五角大楼的上司是很不耐烦的。他的上司们对于把我们当时的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一个我们并未选择过的也许还是非常次要的战区感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战区展开。
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
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
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引起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井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劝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多伊尔海军上将发言说，这个作战行动至少“不是不可能成功的”。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则感到自已的担忧已不复存在。甚至在所有的人中疑虑最甚的谢尔曼海军上将，按乔伊的说法，“也几乎被说服了”。总司令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与谢尔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闯的讨论，终于说服了谢尔曼。在与麦克阿瑟私下讨论之后，谢尔曼说，“但愿我也有同那个人一样的信心。”
当然，仅仅有信心还是不太够的。现在还必须争取政府的赞同，使其允许我们把整个总预备队拿去孤注一掷。
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九月十五日(登陆行动开始的日期)只有两小时的涨潮期，超出这段时间，登陆舰艇就会在泥滩上搁浅丧失战斗力；暂编第1陆战旅必须从处境十分危急的釜山撤出来补充第l陆战师；运输舰船不足；这次靠北面采取的包围迂回行动过于深远，不大可能很快解除南部战线的部队受到的压力；一次台风也许正在形成——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肯定能达成突然性，而这又是一切两栖登陆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北朝鲜人决不会料到美国人会于出这种“无法做到、愚蠢透顶的”事情(可笑的是，那一年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人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
国防部长路易斯?纳翰逊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铬铁行动”这次五千比一的赌博，终于获准付诸实施了。正当釜山环形防御圈里被围困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设法避免近在咫尺的灾难时，战区司令开始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将彻底击溃敌人，保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这次行动与一七五九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的突击非常相似，那次突击指向了敌人“以为”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
“铬铁行动”的第一个步骤是对港湾附近的岛屿进行侦察，这些岛屿控制着狭窄的海峡。九月一日夜间，一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青年海军上尉被送到仁川附近助岛上。他进行了两周的侦察活动，以确定敌人的火炮阵位，测量沿海堤岸的高度。这些活动大部分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他干得很成功，在九月十五日拂晓前甚至还打开了一座灯塔上的指示灯，引导第一批突击舰船驶入仁川港。
战斗在破晓时打响了，美军驱逐舰以及英、美的巡洋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驱逐舰的舰长们在敌人炮口之下勇敢地沿海峡向上行驶。第一项任务是压制月尾岛。这个小岛正好横卧在海峡当中，穿过海峡的所有船只都在其火炮直射距离之内。不过，该岛并未象我们担心的那样已经坚固设防。在我海军的轰击之下，岛上的火炮很快就哑巴了。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向小岛的滩头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六时半，第5陆战团所属第3营向滩头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粉碎了晕头转向的敌人，并且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占领该岛。此后，岛上配置了火炮，以便支援部队向海堤冲击。陆战队员们在好几处使用梯子登上了比登陆舰船头还要高出四英尺的海堤。在其他地点，则干脆用坦克登陆舰在海堤上撞出缺口，或者由陆战队员用炸药炸开缺口，让冲击部队由这些缺口涌过去。白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巩固阵地。天黑时，第1陆战师的先遣分队终于在滩头阵地站住了脚，作好了抗击敌人反冲击的准备。但是，由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敌人以后再也没有发起过反冲击。翌日，经过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斗，我们夺取了汉城的金浦机常一天之后，第7步兵师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在仁川上陆，并迅速插向内陆以切断当时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北朝鲜人民军的主要退路。
然而，重新夺占汉城的战斗还是很艰苦的。尽管麦克阿瑟报告说该城在二十五日巳中中“掌握在已方部队手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却仍然在冒着敌人的机枪、反坦克炮和狙击手火力进行逐街逐屋的战斗，一直打到二十八日，直到最后一个北朝鲜士兵从熊熊燃烧的掩体中张皇逃走、全城到处硝烟弥漫为止。
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定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象每次获得重大胜利时一样，仁川登陆的胜利也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预先未充分估计到。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之前，按照惯例，应召集全体主官和参谋人员进行图上兵棋演习。各部队指挥官都应扼要说明如何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彻底的失败到重大的胜利都应考虑到。可是这一回，就算预先针对这次了不起的胜利制定过什么计划，那这个计划也是考虑得很不充分的。联合国军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北朝鲜人民军得以逃走，继续有组织地在北方与我军作战，或者在南方我军战线的后方，以大规模游击战行动坚持战斗。
华盛顿方面在制定扩张战果的详细行动方案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为了弄清诸如中国人对我们的胜利会有何种反应、俄国人又会作出何种反应等一些难以猜测的问题，华盛顿迟迟没有定下决心。
大多数参谋人员以及沃克将军本人都认为，当时直属东京总部指挥的第10军在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之后，会转隶第8集团军指挥。这样，第10军可以更有效地实施机动和得到补给。但是，麦克阿瑟却坚持把第10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那种认为第8集团军再度受到轻视、第10军受到偏爱的看法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两支部队之间虽然从未发生过公开表示妒忌的事情或不愿合作的情况，但是他们缺乏密切协同时相互间不可缺少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
就连他的上级也好象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结果，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当他打算在七百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许多军事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谁能站在自己的上级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认为他的计划是错误的，那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比匹夫之勇更难能可贵)。这就象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正是你“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的时候。但是，每一个军事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为了对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的人负责，当他感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的时候，应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少数人对麦克阿瑟的新决定(在东海岸的元山采取另一次具有麦克阿瑟风格的仁川式登陆作战行动)稍有一些不满。可是，尽管该计划的某些缺陷很明显，很严重，却没有人表示坚决反对。然而，这次作战行动却显然是麦克阿瑟为什么要把第10军置于总部指挥之下的理由。尽管计划本身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直接控制第10军的做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完成在元山登陆的任务，需要从仁川和釜山把第10军的大部分人员运出去(第l陆战师要经仁川拉出去，第7师则要从陆上由铁路和公路进至釜山)，从而在极其紧要的时刻增加铁路和这两个设备不足的港口的负担，严重干扰对第8集团军持续不断的补给。这种补给，第8集团军不久便失掉了，这使他们很恼火(由于撤退堵塞了公路和铁路，甚至连炮弹都不得不空运到汉城)。
不论在元山实施另一次仁川式的突击有多么好的理由，都比不上迅速封闭针对逃跑的北朝鲜人设下的包围圈重要。在陆上，有一条从汉城至元山的良好公路和一条铁路(诚然，公路和铁路遭受过轰炸)穿过朝鲜半岛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区。在仁川上陆的部队本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迅速机动，往北尔后往东向元山进击，与沿着东海岸一直向北突进的部队会合。这样便可关上大门，阻止正在迅速逃跑的敌军并使其没有时间重整部队。
然而，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汉城街头的战斗停止前的两天，才开始认真拟制扩张仁川登陆战果的计划。麦克阿瑟要求拟制一个“在陆上追击配合下、以一次新的两栖包围行动歼灭北朝鲜人”的计划。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案。按照第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该向北尔后向西北朝敌人首都平壤方向进攻，同时，应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夺占黄海上的重要港口———镇南浦。按照另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沿汉城——元山走廊地区向北尔后转向冻北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应同样以一次两栖突击进攻元山。沃克将军原以为第10军会由他指挥，因而赞同派第10军迅速由陆上进击元山。但是，事实并不象他所想的那样。
也有一些人主张从蜂腰部或者说狭窄的部位切断朝鲜半岛，使联合国军占据平壤、元山一线。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讲似乎完全行得通。然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形情况，后勤专家们就会胆战心惊；那里有许多非常崎岖狭窄的关口要隘，铁路线千转百回且隧道密布(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曾对铁路进行过无休止的轰炸)。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第10军应该由总部直接指挥，那就是在一切补给事务均由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陡峭山脉另一边的一位指挥官负责的情况下，要想满足这个军对粮秣、弹药和油料的需求极端困难。
并没有人否认我们需要有一个象元山这样的港口。有了这样的港口，成千上万吨粮食、弹药和汽油便可以运来满足那些将要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作战的部队的需要。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应该从陆上还是由海上接近元山。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由海上实施突击。在场的海军领导人和全部有关的师长都反对实施两栖包围，但却没有人强烈地表示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人的判断力或预见能力感到怀疑，他刚刚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奇迹。那怕他建议由一个营从水面上走到元山大概也会有人愿意试一试的。
越过三八线全歼朝鲜半岛上敌军的计划当然要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因为这样做牵涉面很大。赤色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通过无线电进行威胁，说如果北朝鲜遭受入侵，它就要参战。还有人认为，一旦我们越过这条象征性的界限，也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参战。然而，问题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歼灭北朝鲜人民军，而让它爬回庇护所去医治创伤，那么，要不了多久它还会进行入侵的。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进入北朝鲜作战。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也许正是这个条件才影响了麦克阿瑟，反而使他后来令人费解地拒不承认已有大批中国军队参战。因为，九月二十七日通过无线电授予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极力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使，那就是“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对方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马歇尔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遇到障碍。”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象一只金色的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第四章

鸭绿江边险遭惨败——中国人参战——第1陆战师且战且退
麦克阿瑟原先那个利用仁川登陆的胜利、分兵两路越过三八线进军的计划倒是十分简单合理。但是，其效果却要取决于天候、地形和中国人的反应这三今未知因素。而且，后来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促使总司令将基本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使第10军分散地部署在朝鲜的整个崎岖地形上，造成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直接联络，而且极易遭受游击队的骚扰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至于中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威胁简直是置若罔闻，面且，他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已大批越过鸭绿江的最初的明显迹象，或者对这些迹象没有引起重视。他计划赶在季节的前面，在大雪降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看到，地形却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对这个敌人的力量，他根中没有充分估计到。崎岖的地形使左路(西线)和右路（东线)部队无法保持哪怕很脆的联络。
麦克阿瑟将右翼第10用留归自已直接指挥，而将左翼(或称西段)交给沃克将军及第8集团军。这也许会使人觉得，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和无路可通的峡谷会把部队分隔开来。但是，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让沃克同时负责所属部队和第10军的后勤补给就是明证。把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沃克身上面又不让他负责对第10军的作战指挥(这种作战指挥不会给沃克增加什么负担)，这实际上只能使人对麦克阿瑟抓住第10军不放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而且还会增加两位指挥官之间的隔阂。
最初，计划规定，第8集团军于A日(十月十七日，D日的前三天)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总的矛头指向平壤。
第10军第l陆战师定于D日以一次两栖突击夺占元山。尔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施向心突击。一旦会合，就会封闭半岛，从而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于是，这两支部队便可以协调一致地向定州一宁远一兴南一线推进。
执行该计划有两个明显的障碍。第一，第10军由汉城、仁川地区后撤会使第8集团军无法使用港口和输送设施，从而在数周内得不到补给物资。第二个障碍研究一下地形也很清楚，即两支部队无法沿东西轴线实施进攻以达成会合。我现在仍然认为，合理的打法是，派一个美军师，象第8集团军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时那样，携带必需的补给品，置两翼于不顾，由陆路进攻元山，这样，该师就会有夺取元山地区并肃清该地区之敌军的绝好机会，其效果和速度都会比实际采用的打法好得多。当时，相距最近的中共部队仍然在鸭绿江以北。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事情，促使计划进一步作了修改，那就是几乎被总部制定计划的人们忘却的南朝鲜第l军，甚至在海军还未来得及在布雷区为第l陆战师开辟一条通路之前，就已经派遣所属第3师沿海岸公路急速北上夺取元山了。如果当时有部队由汉城经陆路实施突击并迅速与南朝鲜第3师取得会合，则有可能很快肃清整个这一地区的敌军，北进的行动也会大大提前。
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下令执行麦克阿瑟计划才九天，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元山。
然而，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后，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第l陆战师实施了所谓“非战斗”登陆，亦即未遭抵抗的登陆。这样，南朝鲜第l军便可以脱身开赴北方，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兴南、威兴联合企业所在地。
但是，此时，战事的进展已超出原先的计划；于是，又确定了许多新的目标。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四十至六十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不久，他又指示下属指挥官仅仅把这一目标看作中间目标。尽管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是不在满洲边界附近使用除南朝鲜部队以外的任何部队，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人一旦派出部队大举越过边界，麦克阿瑟的部队肯定无力在那条遥远曲折战线上坚持下去，可麦克阿瑟仍决心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用以提供补给的港口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其间道路婉蜒曲折、陡峭狭窄，有些地方不过是些羊肠小道。若想把兵力单薄的部队沿这样遥远的战线分散配置，又要使他们不断获得粮食弹药补给，或者让他们坚决顶住一个差不多是依靠本国基地作战的顽强敌人，那么，连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飞机曾获准摧毁敌满洲基地，这个方案或许能够成功。但是，范登堡将军认为，如果我空军当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意味着我空军实力会因自然消耗和战斗损失而消耗掉，从而会使我驻欧部队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暴露在敌空军面前。五角大楼决定坚决反对这一行动。麦克阿瑟也知道这一决定。可是他无视五角大楼反对在那样远的前方使用美军的禁令，仍然极力催促部队向满洲边缘推进。
南朝鲜第l军第3师拿下元山之后，沃克将军飞往那里了解形势，并与那些还属于他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此时，在沃克的右翼，南朝鲜第2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赶紧拟定了计划，让该军向元山挺进，同南朝鲜第l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占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两处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计划，并且通知沃克，美海军陆战队一上岸，南朝鲜第l军(南朝鲜王牌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10军指挥。
就在这个关头，麦克阿瑟提出了新的目标线，放弃了原定横穿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部队拿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在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并命令所属指挥官把那条“目标线”仅作为“最初目标”。现在，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边界了。
十月二十六日，亦即第l陆战师最后在元山登陆的那一天，南朝鲜第2军催促其第6师先遣分队直奔鸭绿江。
在沃克的左翼，美第24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清川江，正朝着鸭绿江推进，当时距鸭绿江仅七十英里。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也在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美策7师最初计划继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利原登陆。该师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那里登陆后，继续向鸭绿江边的惠山推进。南朝鲜第1军预定沿海岸公路北上向苏联边境推进。海军陆战队打算沿仅有的一条狭窄道路越过中部高原进抵江界，尔后向鸭绿江边的满浦推进。第3师则留在后面守卫元山—兴南——咸兴地区。
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最先到达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根据以后的情况来看，该团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闯人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由那里发起进攻的地区。中国人当时尚未作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决心不暴露目标，因此几乎把这支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掉。
十月二十六日，紧靠东部地区，南朝鲜第1军第26师由咸兴向长津运动时，在水洞庭遇到顽强抵抗，抓到十八名俘虏，这些俘虏分属中共第124师的两个团。数天之后，海军陆战队赶来解救南朝鲜部队，遇到并击毁一些中国坦克（这大概是第10军碰到的唯一一批坦克)，并从一个新锐中国师(第126师)抓到一些俘虏。第124师和第126师均属中国第42军。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显得很乐观。华盛顿被告知，报刊广为传播的两万中共部队进入北朝鲜的消息“未被证实”。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获得如下保证：仍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于预。
两天之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尽管有报道，它仍然认为，中国第39军和第40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过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试探行动，因为他们显然无法估计美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士或者用原子弹对付他们。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或村落进行荫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
我们整个部队甚至较低级的军人都对中国人的威胁掉豫以轻心。十月底，驻扎在云山及其周围的部队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例证。云山位于清川江正北、鸭绿江以南约六十英里处。从好几个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中国部队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云山西南九英里的一个山谷里有二千名中国人，力图切断该城向南延伸的主要补给线。后来又有一名朝鲜治安队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六英里处发现三千名中国人。十一月一日中午，在城东南八英里处发现敌一支小部队，我空军和炮兵将其击溃，公路上丢下约一百匹死马和数目不详的尸体。后来，我空军观察员报告，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队伍在云山北面和南面运动；一次空中突击击中了其中的一支队伍，并且据报告，还在距云山仅九英里曲地方击毁了二十一辆敌运载部队的车辆。当天下午，正在一架L—5型飞机上引导炮兵射击的观察员报告，在距云山不到七英里处的狭窄小路上，“敌步兵两支大队伍正在向南运动”。
但是，美统帅部仍然不愿承认这些不断增多的证据。
南朝鲜人早些时候曾抓到过中国俘虏，但是，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俘虏关于中国进入朝鲜的实力和意图的供述很自然地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样高级的情报。甚至当第l军情报参谋珀西?汤姆森上校警告刚调到云山的第1骑兵师说他们可能碰上中国部队时，这些人还采取不相信和不在乎的态度。第1骑兵师曾克服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平壤推进，并且经过一夜激战拿下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北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有一些旨在阻滞第1骑兵师前进速度的零星行动。其实，第8集团军当时补给不足，无力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会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计划扼守云山北部和西部阵地的第8骑兵团的参谋机构，也未注意下面的部队以及指派给南朝鲜第l师的美国军事顾问组军官(这些人曾在云山附近与中国人遭遇，但未能把中国人赶走)提供的情况。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由北向南运送的可能只是些准备让北朝鲜人民军接收的增援物资。指挥第l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将军请求允许他将第8骑兵团撤至云山以南数英里的一个阵地上，但遭到第1军司令部的拒绝。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任何报告感到忧虑的军官，实在少得可怜。
负责警卫平壤的部队又开始幻想着快乐的驻防生活了。这些人对为在东京举行“回国检阅”而作的安排所流露的关切程度，远在不断传来的中国人干预一事之上。
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驻防云山以东约十五至三十英里的温井一熙川地区。中国人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至到十一月一日午后不久，沃克将军便通知美第l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思将军：南朝鲜第2军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美第1军右翼也因此暴露给敌人。米尔伯思急速赶到驻扎在云山以南约二十英里处的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第2军军长说：他已同所属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在军隅里附近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三个营还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下午五时许，中国人在迫击炮火力和由卡车上发射的苏制“中秋莎”火箭炮(这次战争中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火力掩护下，开始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第8骑兵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啸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象足球赛巡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吹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的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为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十时，美第l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了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南朝鲜第15步兵团在东面坚守阵地，但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美军却面临着中国部队。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巳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十一月二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施带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一些人绕过路障向东转移，尔后往南进入山中，另一些人干脆隐入黑暗之中向南进发，终于到达了后方。许多人被俘，伤亡人数当时未能立即查清。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当时以为西面肯定没有敌人活动。十一月一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有些部队曾发现我方飞机在南面某处我主要补给线附近扫射敌人阵地，但谁也没有介意。部队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以后，首先撤出了火炮，同时命令第3营掩护骑兵团后撤。第3营配置在南永河上一座桥的北端，以两个班守桥。早晨三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该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干部狠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摔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的吵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他们在等待撤退信号时睡着了，所以爬出各自的散兵坑就投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有时要一对一地将敌人摔倒在地，有时得用手枪的抵近射击来回击对方。部队在该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有的躲在吉普车后；有的跑去帮助同敌人扭打在地的自己人；有的则企图找到适合抵抗的场所，最后，当迫击炮炮弹开始在他们中间开花时，他们便夺路向南，穿过南永河，进入黑暗的山地寻找己方部队去了。他们三五成群(其中许多人还受了伤)，向南面和东面进发；夜愈来愈深，碰到的失散人员也愈来愈多。
留在河谷里的人集结到一起，分头进入若干孤立的支撑点，其中一些支撑点一直坚持到翌日拂晓才在空军的支援下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一夜，被困在指挥所工事里的二十人有十五人被中国人的手榴弹炸死。天明以后，只剩下六十六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还能战斗。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过了桥的敌军扔进指挥所的第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在工事周围方圆五百码的环形防御圈内，发现有一百七十名伤员，阵亡人数没有计算。
冲进去解救第3营剩余人员的努力都白费了。敌人掘壕固守，而我方又没有炮火支援。由于浓烟大雾遮住了目标，空中突击也无法实施。第3营剩余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圈。美国人在白天精心挖掘了一个壕沟网，因而能获得并贮备大量补给品和弹药。但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最后，一架师的联络飞机空投了一个通知，命令该营在夜暗掩护下撤退。援救部队被迫停止援救行动，第三营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围了。步兵与坦克部队商定，在环形防御圈内再坚持一夜。但是，猛烈的追击炮火迫使坦克手将坦克开出防御圈，以吸引敌人火力。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独自到西南面去寻找安全的地方。事情很清楚，由于每辆坦克都被击中过两三次，它们对步兵已毫无用处。步兵祝愿坦克手们好运气，尔后便缩了回去准备抗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中国人在夜暗中以猛烈的追击炮火和步兵进攻袭击了被围部队，被围部队首先将周围无用的车辆点燃，照亮附近地区，尔后撂倒大批冲锋的中国人。中国人以大约四百人的兵力发起六次冲锋，但均被击退。荫蔽在山里的第3营士兵被友邻部队嘈杂的射击声所吸引，也突人防御圈参加了防御战斗。弹药愈来愈少。每次冲锋过后，防御圈里的人就爬出去，越过成堆的中国人的尸体；取回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指挥所工事有一处被突破，我们的许多伤员被中国人带到射程以外。中国人也不得不爬过他们自己人的成堆尸体去寻找安全的地点。
天亮了，仍然得不到空中支援。剩下的口粮全都分给了伤员。伤员的现有人数是二百五十人，而能打仗的部队却只有二百人了。十一月四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营的军医克技伦斯?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和接洽投降事宜。一个侦察小组发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由路边壕沟向前延伸，穿过北面的一个树庄，尔后通到一个渡口，于是幸存的人就出发往东去了。没想到中国人进攻前发射的白磷弹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些掩护，使他们很快撤离了防御圈，穿过一片开阔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要到达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数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一些被俘人员几天之后又重新逃回团队，一些伤员，包括营长奥蒙德少校，在被俘期间死去，被中国人掩埋了。数周之后，被友好的朝鲜人藏匿的或从看押处逃脱的我方人员，陆续回到我方战线。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释放了二十七人，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因此，损失人数最后估计为六百人左右，最初曾担心损失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l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策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l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面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末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面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摸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拆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
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都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缩式包围”，并“合拢老虎钳”。
为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沃克将军鼓着勇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装备和专门的预备队，沃克曾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整编，部队实力勉强达到可以凑合的水平，沃克这才驱遣部队北上，朝调整线进发。他始终警惕着暴露的右翼，那里的荒凉山地使他根本无法同第10军相互支援。他更不放心的是，在其先头部队与鸭绿江之间可能有一支强大的敌军。一句话，沃克对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实力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不敢无视两翼的安全，而象巴顿那样长驱直人。鉴于沃克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佳，我觉得沃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沃克希望能始终牢牢地控制第8集团军。他的战斗序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美第1军(含美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l师)，美第9军(含美第2和第25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2军（含南朝鲜第6、第7和第8师)以及集团军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
朝鲜半岛向北陡然加宽，这意昧着沃克本来就单薄的部队变得愈加分散，同时也意味着第8集团军与右路第十军之间愈来愈宽的间隙地暴露无遗。所以，活克本来就很危险的暴露的右翼只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右翼部队完全由南朝鲜第2军组成，这大概是沃克所属部队中最靠不住的部队，因此活克放心不下。此时，沃克正在为他与总部的关系而深感烦恼，这种情绪从他不幸殒命前不久的一些私下谈话中流露出来。在同某报记者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沃克极力解释，他所以在二渡清川江时从容不迫——这曾使他从上级那里招来内容严厉的电文——是因为他想努力为他认为以后可能需要采取的撤退行动做些准备。他深信，这些准备使他挽救了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从而使该集团军可以再度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沃克对记者说，他相信，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后撤，他很快就会被撤消指挥权。
正对着沃克右翼的是奥利费。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l陆战师，该师奉命朝江界北部与西北部的朝鲜屋脊和鸭绿江畔的满浦推进。陆战队前进时可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一条泥土砾石小径，道路狭窄曲折，蜿蜒于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山岭之间，尔后攀上了同朝鲜其他地区一样荒无人烟的地带。其中有一段叫赴战岭关，绵延十英里长，这段崖路狭窄、可怕，徐徐上升达二千五百英尺，一侧是无法逾越的悬崖，另一侧是万丈深渊。道路尽头长津水库的西南隅是一个叫柳潭里的穷树庆；就在这块满目冰凌、阴冷多风的地方，我方部队险遭掺败。但是，道路还未延伸到柳潭里之前，却艰难地盘旋升高，越过了高达四千英尺的德洞岭，那里的气温同阿拉斯加很相似。
史密斯将军同沃克一样，对前面的危险很清楚，而且，在开始推进时他就明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所必需的补给和兵员他都没有。因此，在向前运动时，他时刻注意着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第10军军部催促他加速推进的命令。进攻开始之前，史密斯已听说南朝鲜第2军在沃克右翼的德川附近土崩瓦解，尽管他还不知道严重的程度如何。出事地点距史密斯先遣分队的西南面纳七十英里。史密斯的先遣分队是位于柳潭里的第5团战斗队，该战斗队本身距师的第一目标武坪里还有五十五英里远。从柳潭里到德川和武坪里，整个夹在中间的地带荒凉崎岖，几乎无路可行。
现在，史密斯暴露的右翼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而不顾由于自己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和对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这一地区的路程情况的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他不无苦衷地向军长报告说：他已将自己的师“集中到一个适合的地区”；已“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施展和守护主要补路线”(仅有一条！)；已经在长津水库南端构筑起一个简易机场，以备空军输送重要装备和后送伤员；已“保证能够始终控制师前进路线上的高地”。后来证实，该师所以能杀出包围圈，实施了美国军事史上十分成功的后撤行动，全在于采取了教科书上规定的预防措施。
再往右，在朝鲜的东北地区，第7师计划由利原出发，赂鸭绿江边的惠山开进，南朝鲜军队的王牌第l军则计划顺海岸公路往北向苏联边界开进。美第7师师长大卫?巴尔少将象第1陆战师一样，也只有一条陡峭狭窄、婉蜒曲折的道路可循，但未遇到史密斯将军所遇到的那种猛烈的抵抗。在这些部队之间，都是不能通行的山区，这使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进行巡逻联络。
麦克阿瑟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敌人实力情况、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情况、地形以麦克阿瑟所属部队分散部署的情况(即使齐装满员，也不应这样部署，何况部队远未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很难说他的计划和命令有什么道理。
这里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精打细算的人们”究竟为我们武装部队干了些什么的例子。例子或许并不典型，但至少值得注意。这就是第7师团第17团战头队的状况，这远不是该战斗队人员和补给最少时的状况。一开始，打算将这支部队由海上运至元山——兴南地区，尔后令其向西运动与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无疑，他们过这样就得穿过令人讨厌的荒凉地区和危险莫测的很少几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倘若他们只是横穿湃，而不最后遵照命令由西北方向朝鸭绿江运动，情况还不至更坏。第17团战斗队在鲍威尔上校(后来成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指挥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准备加入向鸭绿江挺进的部队的行列，而全然不顾南朝鲜部队三天前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鸭绿江边遭到的痛打。第17团的人员穿着皮战靴，但只有少数人有御寒橡胶套鞋，根本没有保暖鞋袜，许多人没有手套，而冬装也普遍告缺。弹药补给似乎还能满足任务需要，尽管后来也有些不足。口粮补给刚能满足要求。团战斗队本身的实力仅为编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的目标是鸭绿江边的惠山，约在一百英里以外，途中也得通过一条遭到破坏的士路。路越升越高，尔后穿过山区。那里唯有低矮的灌木可资荫蔽，由满洲刮来的寒风使气温降至华氏零下32度。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四人组成的小组自告奋勇要在一条湍急的溪流上为他们的营队找到渡河地点。他们冒着严寒，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但几乎马上周身都冻上了冰，只好很快把他们送进一顶温暖的帐篷，并被迫用刀把他们全身的衣服砍了下来。
同第l陆战师后来遇到的抵抗相比，他们还算幸运，遇到的只是微弱的零星抵抗。因此，尽管严寒冻住了车辆，并且在夜间靴内的汗水结冰，尽管部队几乎是不断忍受冬装不足、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之苦，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地抵达鸭绿江，成为终于到达那条江的唯一美国部队。然而，他们也只有几天的功夫能放眼那无垠的冰天雪地。不久，第10军因各处军情迅速恶化而为该团的安全担忧，遂命该团火速撤退。
为逃脱罗网而进行的后撤，虽说仓促但并不混乱。该团日夜兼程，并得益于最好的指挥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和战术素养，因而平安地摆脱了困境，仅受到轻微的损失。有段时间，他们在本地域内夺取一条窄轨铁路，将人员和装备从高地迅速运了下去。还有—次，他们巧妙地利用大战前日本人架设的高架矿斗缆线，运送团的重型装备，从而通过了丛山之中一道十英里宽的峡谷。
中共小股游击部队对该团的后撤行动进行骚扰，但不断受到陆战队航空兵近距离空中突击的牵制。营长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可以直接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航空兵小队通话，及时召唤他们进行定点攻击，阻止敌人集结。中共部队造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其他地区，这倒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指挥上的勇敢、老练和灵活，该团或许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袭击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他们撤至一个桥头堡地区，只受到比较轻微的伤亡，而且大部分装备都完好无损。
第1陆战师以及第7师两个营的经历要惨痛得多。但是，这一次还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勇敢指挥和深谋远虑，他们才幸免于彻底瓦解。我已说过，史密斯不顾第l0军的压力，在率部进入长津水库附近的不毛高原的同时，从容不迫地设法保持了后撤路线的畅通与安全。他沿途贮备了弹药、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控制了一切可以控制的高地，修建了后送伤员用的简易机场，并且在对远处的情况有一定把握时才向前推进。一路上，只是间或遇到敌人打了就跑的抵抗。从抓到的俘虏来看，都是中国人中的。按船上救护所医生们的说法，突然出现的严寒较之敌人的火力更加可怕。现在，史密斯探信，敌军在他后撤路上的什么地方埋伏着一支强大曲部队，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然而，第10军军部在麦克阿瑟的众所周知的愿望驱使下，仍催促他继续朝他的目标——长津水库西岸的一簇泥顶小屋推进。抵达目标已是十一月下旬，朝鲜的严冬已经降临，而中共正如其无线电广播早就威胁的那样，已准备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西线，沿着黄海，第8集团军再次渡过清川江。头两天，他们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总部的乐观看法好象是对的。但是，沃克仍然坚决反对向边界冒进，果然他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3军，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肃清了残存的南朝鲜部队。尔后，中国部队就没完没了地吹着军号，开始攻击美第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美第2师这支英勇的部队一共损失四千多人以及大量火炮、信号器材和工兵器材。唯有保罗?弗里曼上校的第23团战斗队经师长同意向西海岸方向撤退才完整地逃脱。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万，情况已接近绝望的境地。沃克提醒说，这不是一次反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第8集团军右翼崩愦的消息，越过花岗岩峭壁和阴郁的山谷传到了东边的第l陆战师。该师正伸展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道路由柳潭里穿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直延伸到南面四十英里外的真兴里。雷蒙德?默里中校的第5陆战团一直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其后跟进的是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的第了陆战团。这两个团奉命向西进攻，徒劳地企图解除沃克受到的压力。史密斯指示他们要谨慎小心地向前推进，要提防埋伏。当这两个团向外运动时，遭到埋伏已久的中国人迅猛攻击。此时，因估计到这种牵制性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默里与利曾伯格未与史密斯商量，并且不顾阿尔蒙德的命令，就自行决定取消进攻，转人防御。
陆战队对这种打击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能够牢牢守住村边的高地。中共第79师和第89师的两个突击营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的进攻，入夜发展成三个中国师的全面强攻，企图压倒两个陆战团。由于是在夜间进攻，中国人得以避开我空军的攻击，并能调遣众多的兵力对付陆战队。
他们成纵队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一进入手榴弹投掷距离，便马上展开队形。陆战队的才智、斗志和优势火力，对于弥补陆战队人数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仗打得十分艰苦。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使许多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无法使用，但大多数伽兰得步枪和勃朗宁机枪没有冻住，仍可射击。早晨二时半，陆战队某排点着了当地一所茅屋，把周围照得通明，因而使进攻的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向南发展到不少村庄，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并未使其愦乱或遭到惨败。在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师长预先贮备了六天的补给，而且飞机还空投了轻武器弹药、武器、药品、口粮甚至还有饮用水。但是，严阵以待的陆战队最为感激的，是工兵一营Ｄ连的勇士们，他们在泛光灯下苦干通宵，在冻土之上辟出了一个简易机场，从而使伤员得以后送。他们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有时不得不中断工作，拿起步枪支援前面远处的地面部队。战斗越演越烈，但压路机照常轰鸣，直到机场修好为止。
情况万分危急，有九个中国师可以向陆战队突击，因此，阿尔蒙德将军就象几天前催逼史密斯将军加速推进那样，又催促他加快撤退速度。阿尔蒙德将军授权史密斯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但是，史密斯不打算扔掉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他说，后撤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后送伤员的速度。史密斯想杀出一条退路，因此他需要全部装备，况且，他也想将大部分装备带回去。这些打算他都实现了。他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了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的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陆战队秩序井然地撤退，后面跟着不少难民。原先有一块平板横过一个水电厂的溢水道悬吊在峭壁之上，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平板已被中国人毁掉。但史密斯已预见到这种情况，及时让飞机分段空投了一座“踏板桥”，使部队以及压路机等全部人员装备得以通过。来自真兴里的第l陆战师两个连，夺取并扼守着瞰制这一关口的高地，击退了敌人企图切断后撤队伍的所有进攻。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当先头部队抵达这条道路最南端的村庄真兴里时，末尾的部队还在北面中英里外的古土里。
实际上，这次退却还不如说是一次进攻，因为每支部队都必须克服优势之敌，往回杀出一条路，与真兴里的陆战队会合。这意味着，部队需要经常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使敌炮兵无法对沿途撤退的队伍集中火力。在柳潭里曲部队很艰难地回到了长津水库下端的夏古里。陆战队不得不从这里杀出去，到水库冰面上解救第7师“麦克利恩特遣队”的残存人员，这支特遣队被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切成了两半，几乎被消灭掉。在这里，第23步兵团的小唐?弗思中校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曾很英勇地解救一个装有五百多伤员的车队，但为此失去了失命。
在经过古土里和真兴里往回撤的路上，陆战队同一些步兵和少数英国突击队员一起匍匐，攀援，奋力夺路。他们摧毁路障，击退道路两侧的进攻，攻占沿途的山头。陆战队航空兵和第5航空队不断给他们以近距离空中支援，并空投了必需的补给物资。从夏古里简易机场人有四千多名被打伤和严重冻伤的人员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
十二月十一日，严峻的考验结束了。史密斯将军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冻得半死的坚强队伍仍然斗志昂扬，拥有大部分装备。他们在史密斯的带领下进入兴南附近桥头堡地区的一个环形防御圈；只要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仍可以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答应沃克将军，为避免从东面被敌人迂回包围，他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自行撤退。第8集团军已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损失严重，十一月底已宣布失去战斗力，因而撤到了南朝鲜进行整编补充。
现在，第8集团军已撤过清川江。他们接着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继续向南撤退。十二月五月，沃克放弃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撤离该地区。中国久已脱离接触，看来不想马上追击。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一次向部队提供的补给仅够几天战斗之用。但是，中国人仍保持以每天六英里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自己的补给线现在越拉越长，并且毫无疑问，不断引起我虎视眈眈的空军的注意。
第8集团军正在向三八线撤退，第10军则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阵地撤退。此时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是要闻简报，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军吃了大败仗，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绝对优势之敌的不断进攻之下实施了一次了不起的撤退，并且，由于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尤其是美第l陆战师和第2师，故而损失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路上，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南朝鲜第2军。
有些部队几乎大部被歼。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十二月初，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亲自调查在朝鲜的部队时发觉，他们“沉着自信”，第8集团军正出色地按计划撤退，第10军正毫不慌乱地撤离桥头堡地区。
海军在兴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整个第10军及其装备全部由海上运走。这件事尽管没有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但是，从敌人领土上撤出十万零五千部队，九万一千名朝鲜难民，一万七千多各类车辆和几十万吨物资，这本身在军事上就是不小的胜利。无法运载的装备和补给物资在岸滩上销毁，所以什么也没有留给敌人。
另外也应该记住，为了让第8集团军剩余人员通过清川江面在那里担任守卫的美第3师，虽遭重创，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重新在朝鲜中部投入战斗。第l陆战师由朝鲜屋脊往下夺路撤退时，至少遭到六个中国师的沉重打击，但是也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就重新投入了战斗。
尽管如此，这次失败还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尤其是，这次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现在回过头去说，总司令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失着，这个或那个决定本不应保留，这项或那项命令根本不该下达等等，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也有人争辩说，如果麦克阿瑟不被捆住手脚，获准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并轰炸敌满洲的基地，则整个结局也许会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追究责任没有多大益处，除非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今后避免犯同类错误。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急切地要完成受领的亦即他自己请求的任务——消灭半岛上全部敌对的武装力量，这是很好理解的。不应把过多的责任推到他的上级和同僚身上；由于取得了仁川登陆这一辉煌的胜利，这些人不愿意对麦克阿瑟作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明显做法提出疑问。
麦克阿瑟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界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身上那种很典型的人类的弱点(这说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半仙）似乎有时显得过于突出了。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是不犯错误的，而且，许多指挥官也许在以往的这个或那个场合犯过使我们民族付出过很大代价的错误——任何无谓的牺牲都是极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承担犯错误的责任，井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却拒绝这样做。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实际情况是：抓到了大量显然属于中共军队战斗序列中某些部队的中国俘虏；一个美军团战斗队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南朝鲜师几乎被歼灭。麦克阿瑟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补给过于缺乏，即使抵达鸭绿江和图们江也无法抗击已知在那里集结着的大量敌军并守住鸭绿江、图们江一线。这个司令官怎么就看不到这些情况呢？后来有人替他辩解，如果让他放手轰炸满洲基地，他的兵力本来是够用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肯定。即便如此，可他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是不会准许他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轰炸那些基地的。而且，他本来也不难弄清范登堡的观点：如果我们这样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迫使其空军(而且可能还有部分苏俄空军)参战，那么，我方空军就会因战斗损失和自然消耗而削弱到需要两年时间方能恢复的程度。
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无法履行了。
一些评论家已经忘记，某些不成文的协议使我们在朝鲜和日本的机场避免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样，我们才在朝鲜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权。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庇护所”，否则，朝鲜战争的情况会悲惨得多。
事实上，朝鲜战争充分说明，幻想单靠空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沿途运送的装备和补给物资，而且毋庸置疑，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敌人在地面依旧很强大，而我们又不得不同他们在那里作战，敌部队并未遭到损失，仍然控制着关键的地形地物。
那些远离战场的人总是想借助海上封锁和饱和轰炸这类省钱、省力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海空军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地面战斗才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当然，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则另当别论。
在北朝鲜这样荒凉的国家或者在丛林国家，“卡断”补给线这类事情根本无法做到。而且，在敌士兵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譬如在亚洲，他们将自己的补给和武器背在身上，并且能在夜间运动或者在白天沿空中发现不了的人行小径穿行)，如果认为扔炸弹就可把敌人打败，那是痴心妄想。即使能通过不停的轰炸迫使他们老实一段时间，要想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屈服，还得在地面上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主张在即将出现僵持局面时立即使用核武器，声称要把敌人国土化为灰烬，“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是为了进行报复，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最根本的原因而主动使用核武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朝鲜问题上。分析麦克阿瑟无视预示着灾难的各种迹象、坚持向鸭绿江推进的顽固做法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同卡斯特在小大霍思河一带的做法如出一辙，指挥官卡斯特刚愎自用，当时听不进一点意见。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摧毁鸭绿江桥梁和轰炸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使我的部队遭到覆灭”。说麦克阿瑟不了解地形造成的困难，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地形使我军在北朝鲜被隔离开来的两支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尽管麦克阿瑟早先就提议，将朝鲜蜂腰部连成一条巩固的防线，而且，被他置于总部直接指挥之下的第10军一度还打算向西进攻，以解除第8集团军右翼受到的压力，但是，恰恰是麦克阿瑟自己在中国人的介入再也不能否认时争辩说，他无法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横穿北朝鲜达成会合。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严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箝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O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丽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



第五章

调换指挥宫——我接管第8集团军——重新鼓起斗志——再次转入进攻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呻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已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
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于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
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技特迈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
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那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
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述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
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l军、英第29旅、美第25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l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深源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已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
(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肠胃玻)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
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应当指出，编有三个师［第３师、第７师和第１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示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军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
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
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
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中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箝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
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
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中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追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愦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宫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l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
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
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助，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报务员。我知道，第l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l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飞机简易机常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设在大丘的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间安安静静地认真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区还辅之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罢休。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现在相比。在我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乔?柯林斯第7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军又是布莱德雷第l集团军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
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权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我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说的那句话，即“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我知道，海军将继续控制着我们周围的海上通道。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将继续掌握着制空权。
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昼间还是夜间，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我自己来负责。在朝鲜，派不出预备队对我进行支援；上级亦无法由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部队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再不会得到更多的部队了。
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作战指挥权(这个指挥权他一直没有收回)和一个军事指挥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
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我决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见这副担子的全部份量。
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部队的斗志。这意昧着，不仅要让部队相信，各级指挥官是关心每个士兵的安全的，而且还要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官的决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还过问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事情如果都能处理好，就会有助于部队团体精神的培养。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用膳时，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惊：台布用的是一条床单，盛饭的餐具则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个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为是否要我吃掉这些台布或油布而伤脑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员肯定要参观这个地方)里的这种景象却反映了部队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同时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是国内所称呼的那种“被遗忘的战争”，这才是我感到吃惊的原因。我立即让人把那块令人不快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换成了摆得出来的瓷器。
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有一些更为重大的原因妨碍了这一做法)，以便让各个军种都能较好地了解兄弟军种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我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士们相互间进行一次人员交流，让水手们在地面部队待上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背负着自己的全部补给品在敌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种滋味，在苦寒的黑夜里彻夜坚守前沿阵地是何种滋味；让陆军的士兵们亲自看一下，当每个浪头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时在寒冷的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情景，了解一下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颠簸倾斜时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清除飞行甲板上的积雪是多么地危险，或者我们的飞行员在各种天候条件下遂行遮断任务和武装侦察任务会遇到哪些危险。我们未能完全实行这个计划，因为战事极其频仍，妨碍了计划的实行。但是，那些确实参加了这些人员交流的军士，懂得了各军种要彼此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对于培养整个部队的团体精神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但是，需要树立必胜信心、培养进取精神的不仅仅是基层的部队。一月底的某一天，参谋部门一份应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报告使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份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发起进攻，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考虑。到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便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乌云，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跨，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需要大大改善现有的阵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线”去。
但是，我收到的经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据称，这份文件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兵部门、驻远东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其实，这份研究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是在极力要求我们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要我们在冬季结束之前坚守现有阵地，尔后，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那个立足地区(仁川登陆的成功曾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个地区)——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如果批准这份报告，我们就要丧失全部主动权，此案根本不能考虑。于是，我断然否决了这份建议。
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增援部队，也清楚此时要在汉江以北地区坚守阵地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拟定了由美军的两个军(第1军和第9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计划，旨在查明两军正面的敌情(美第10军此时尚未开到前方地域)。这两个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推进至汉江并在那里坚持下去。
当时估计，在我们的正面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军队。但是，他们配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甚至在我们的正面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队存在，这些情况我们都难以确定。
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纫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睬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人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许多长长的纵队源源不断地再次开往北方，去支援前线的部队，尤金?林奇说，“您显然使这支军队在为您作战了，将军”。他们确实又在作战了，但不是为我在作战。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是怀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战，决心避免再次遭受一个月以前的那种沉重的打击。他们这次重返前线是要采取美军一贯的做法：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后来的情况证明，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林肯诞辰前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四阶段的攻势，企图象他们电台每天广播的那样把我们撵入大海。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
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
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l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祝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
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宇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今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
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好几年以后我才听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共和党的指控引起的，他们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据认为，鉴于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因而以杀敌作为作战的目标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杀中国人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也许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后发动侵略战中。麦克阿瑟在参院听证会上曾经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后发动侵略，唯有“现在就消灭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潜台词就是“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在武器装备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应当告诉国内的人民，战争就意昧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从内心反对的。
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如下方针，则损失还会大得多。这些方针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避兔采取一切不顾后果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使我们被人数上居优势的敌人所包围。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推进行动居然伤亡很校有一两次营规模或稍大一点规模的推进行动，部队甚至没有任何伤亡，因为，这一两次行动有周密的计划，时机得当，部队之间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军采取了老式的协同方法。
中国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增援己方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火力优势能够压倒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然面，在以前，我们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采取的追击战术分散了兵力，而且，变得越来越依赖公路，因而一直未能发挥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国经过集中训练、早就计划用于朝鲜战场的许多野战炮兵营，开始编入第l军和第9军，从而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得以重新采用标准的老式协同战术。
我们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时确实具有令人胆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动”中，第9军成功地肃清横城——原州地区之敌便是明证。这两座城市基本上位于半岛东、西海岸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汉江以北，地处对沟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线与铁路线。第9军沿杨平——胡津一线发起了进攻。七天时间内，估计在这一地区打死五千名中国人，我们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次重新采取的攻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朝鲜军队的作战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朝鲜分队在作战上可以同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婉美。南朝鲜军队得力的指挥人员仍然非常缺乏，我们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那些指挥得当的南朝鲜部队总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在“撕裂者行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开始实施)期间，南朝鲜第2团第1营歼灭敌军一个营，自己则无一伤亡。该营一支巡逻队发现第l连的前方集结着敌人部队。
营长李洪顺少校遂命令首先发起突然袭击，尔后实施两翼包围。第l连由正面实施攻击，第2连和第3连分别由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军发觉上述行动后企图撤退。于是，李少校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速度之快，就连南朝鲜部队本身都感到不胜惊讶。他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扫倒在地，自己无一伤亡。战斗结束之后，战场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敌军尸体，此外，第1营还缴获大批完好的装备，其中有四门火炮和七门迫击炮。
尽管后来有不少是小部队行动，而且，推进时往往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部队还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胜仗。三月中旬，第8集团军在汉城以东出敌不意地渡过了宽阔的汉江，并夺取了一座瞰制着汉城地区之敌主要补给线与交通线的、南北走向的山岭。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由我亲自拟制并命令付诸实施的，而且，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时，我还亲临现场加以监督。最初，我在地面上与美第25师所属先头步兵分队待在一起，后来，则乘坐我的L—19型轻型座机进行监督。象以往一样，飞机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麦克?林奇驾驶。
当我们的步兵艰难地沿北汉江河谷向前推进时，麦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飞行，最后，总算在平坦、干涸的砾石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降下了飞机。于是，我走下飞机，来到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士兵中间。这样做，总是使我从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认为，这还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作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老头子”能前来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分析作战的进展情况，直接了解到我能够帮部队做些什么事情。
这次作战行动很快便取得了彻底胜利，几乎无一人伤亡。我们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前一个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随军记者扼要地介绍过这一目标)：在敌人心脏，其实就是在敌司令的头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控制了制高点)对我发起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首都。三月十四日，南朝鲜第1师的一支巡逻队奉命由西面越过汉江，查明汉城的防御情况。这支巡逻队向北走出好几英里远才遭到敌人射击。
那天夜间，另有一支巡逻队侦察了汉城的外围防御工事，结果发觉，这些工事几乎完全被放弃。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团军开进汉城，重新在这座疮痍满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韩民国的国旗。城里剩下的居民衣着槛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而且慌恐不安，他们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些人也许有二十万左右，而汉城的人口原先却是一百五十万。商业区因空袭和炮击而遭到毁坏，所有的电灯都不复存在，电线杆倾倒在地，电线则在摇曳不定，有轨电车早已停止运行。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一个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受命变革》一书中说，汉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后收复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我们收复汉城一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将军才接替指挥职务，而且，汉城收复后一直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撕裂者行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复首都或者占领新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雷，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上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勉强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直升机也发挥了作用，用以将伤员空运出去，否则，这些人要用担架运送两天的时间才能送到吉普救护车上，尔后，还得由救护车运往医院。
敌人在我后方地区的活动也影响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北朝鲜第10师的残余部队还在位于我战线后方大约十英里处的、崎岖的春邦山脉一带活动。整个三月中旬，不断有该师的小股部队从后方进入我军阵地，夺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动”的一个额外收获是夺取了春川。这是个重要的补给站和交通枢纽，座落在一个良好道路纵横交错的盆地中央。我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曾断定，敌人在该城贮备了大量补给物资，因为，该城恰好位于对我中部地区发动二月攻势的敌部队主力后方。我们预计，夺取该城要经过一番苦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敌人在战场上的其他地点做法不同，在那些地点，我们往往只遇到位于敌主要防线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敌屏护部队的抵抗；而这里的敌军则依托深深挖进山坡的、飞机与火炮几乎无法摧毁的永备工事进行抵抗。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往往不得不通过白刃格斗迫使敌人放弃阵地。起初，我们计划空投187空降团战斗队夺取春川。但是，“撕裂者行动”在其他战场进展迅速，敌人仓促撤退，所以，我们很快就认识到，采取这次空降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收获。我巡逻队于三月十九日开始进入春川。巡逻队进入该城时，麦克?林奇和我正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行。春川虽遭战火洗劫，但看上去却相当完好。街道上没有弹坑，仅有一些碎砖烂瓦杂乱地堆在路上。麦克和我在上空盘旋，最后，发现一条长而直的街道完全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跑道。唯一的困难是，在街道的一头，高高的电线杆上仍然悬挂着一些电话线。来回飞行三次之后，麦克认准，可以顺利地由电线下方穿过，让飞机安全着陆。我们总算降了下来，虽然停止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当中。我们在上空盘旋时曾发现一支乘坐吉普车的巡逻队，因此，我立即动身徒步去寻找他们。后来搞清这是第１骑兵师工兵的一支巡逻队。当我朝他们走过去时，他们正在检查一座重要的桥梁，以便排除敌人可能安放在那里的爆破装药。他们惊奇地发现，桥梁未遭破坏，周围也没有设置铁丝网。但是，当他们回头发觉集团军司令正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时，他们才真的感到不胜惊讶，几乎是不知所措。麦克和我很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会他们那种慌乱不安的表情。我们很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最终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动”原先的目标是汉城东北面的一个宽大突出部“爱达荷线”，左翼第1军和最右翼的南朝鲜部队主要是坚守各自的阵地，第9军和第10军则强渡汉江，进入可以对首都汉城形成包围的位置。由于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而我们却未能做到大量歼敌，因而我扩大了这次作战的规模，令第1军以临津江为目标，向西运动。临津江往南流经“三八线”，尔后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黄海。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将第187团战斗队和两个别动连空投到汉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城镇波山的附近，希望通过阻止敌军沿汉城——开城公路运动来包围敌军的大部队。第l军一支装甲特遣部队被作为“铁锤”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砸垮。然而，敌军已经撤走，我们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至临津江。接着，我们的下—步行动便是往东派出空降部队，夺占美第3师当面之敌背后的高地，以图在另一次行动中将敌大部队夹在“铁锤”与“铁砧”当中。这一回是天气坏了我们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军坦克陷入泥潭。我们只得将坦克撤回汉城。
另外，当第187团战斗队抵达制高点时，敌人已经撤往更远的北方了。
现在，我们抵近了“三八线”，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再次越过那条莫名其妙的界线(这条线既不能防守，战略上也不重要)。这一次，华盛顿认为，这是纯军事性的问题。因此，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后，我决定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满足，而且，我还想使敌人得不到变更部署、补充兵员的时间。整个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春节攻势，忙于在其当前阵地的大后方集结兵力。有鉴于此，最好还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不能坐等敌人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采取了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行动，以进抵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该线基本上与“三八线”平行，在“三八线”以北，但是，在左侧，它却沿着婉蜒曲折的临津江延伸至海边。
这条新划定的目标线包括了十英里宽的水障华川水库。以前，汉城的用水和供电依靠这座水库。但是，这座水库对我军北汉江下游的阵地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有可能炸毁水库大坝，使北汉江江水泛滥。我们朝新的目标线推进时遭到敌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当地形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掘壕固守；当地形便于我快速推进时，他们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条件极差，道路稀少，有许多悬崖绝壁。但是，我方部队还是得以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队全部抵达“堪萨斯线”。
在右翼，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在朝着目标线推进。这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好几个水闸。一开始，敌人的这一招似乎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校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l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仍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宫举了这样一个实例。
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l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钩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宫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指挥官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面貌，并通过各级指挥系统来影响下面的部队。对共军发起的小规模进攻都有可能酿成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
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对付从未遇到过的、更大的威胁。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敌人保持压力，以便在我抵达一个可据以发起最强大的攻势的地区之前，使敌人得不到重整部队的机会。
由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临津江，我起先甚至想进而推进至临津江与礼成江(礼成江从临津江西面、开城的附近注入黄海)之间的广阔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一地区，敌军兵力较我预想的要小得多。这里仅有北朝鲜军的一个师；而在开城以北却发现了中国军队两支以前未投入战斗的生力部队第63军和64军。如果我军越过临津江，则这些新锐部队会对我之右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我打算改变原计划，准备以第1军以及第9军的左翼部队朝铁原方向运动。(铁原是位于“铁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镇。“铁三角”是敌军兵力集结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顶点平康为界，东南以金化为界，西南则以铁原为界。)这意味着在“堪萨斯线”的北面要划定一条新的目标线即“犹他线”。其实，“犹他线”不过是“堪萨斯线”向北延伸出来的一个突出部，它可以使我们处于进攻“铁三角”的有利地位。随着我军的推进，敌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敌军沿其整个正面点燃了树丛和森林，企图遮蔽自己的行动，并阻碍我军对已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但是，在夺取了华川水库大坝以及南朝鲜第1军拿下东海岸的城镇大浦里之后，敌人的抵抗行动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未遭任何抵抗便进至“犹他线”。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中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二、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
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麦克阿瑟的罢免——原因与后果——中国人
被赶了回去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中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常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见附录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面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中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的内容不同的指示情摘录。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助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宫，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以上内容对地面部队不象对我所统辖的海空军部队那样适用，海军一艘舰艇或空军一架飞机的行动都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正如我后来视察范弗里特将军的司令部时向他口头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却能促使他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给第8集团军司令的指示信摘录
(一)
1．除非情报部门证明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否则，你必须根据如下分析作战：１与你对抗之敌决心将你赶出朝鲜半岛或者将你就地消灭。
２苏联随时都可能以其陆、海、空军之现有实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本战区与联合国军作战。如苏联进行此类武装干涉，则中共和北朝鲜人民军之军事力量将发动攻势与之相配合。敌军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将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实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条件及其对地形所产生的影响。
2．此外，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１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
２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
３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
４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二)
1．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护秩序。执行此任务时，你有权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以及采取登陆和空降作战等各类军事行动，但不得违反2.1之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你所属任何部队，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越过韩满边界或韩苏边界。你所属非南朝鲜部队，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边界的地区作战。
2．执行该任务时，你应按下列规定行事：１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队才可在发起进攻时越过临律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一线(即“怀俄明线”)。
２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大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
３你应在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施火力机动，以使你的集团军保持进攻精神，掌握主动权。
４你应利用敌人的每一弱点，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界表明与你对抗的敌人战斗力的真实水平。
５(略)
６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毫无意义。
７驻远东海、空军司令执行受领之任务时，你应向他们提供支援。
(三)
1．这些指示(你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的副本，只能提供给你手下“应该了解情况”的美国军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限制性规定，应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传达，以保证你所属部队人人皆知，都能照办。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项内容或建议，对指示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欢迎你随时与我商讨。
美国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
可是，我的新职务所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在朝鲜行动的范围。所以，我有时都怀疑自己是否因重视一项任务而忽视了另一项任务。国务卿约翰?福期待?杜勒斯在东京访问我时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责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说，“你不要认为你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所担负的责任是你所担负的责任中较次要的责任。”(日美条约当时正处于高级谈判阶段，杜勒斯是该条约的主要发起人)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做，并补充说，我将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工作。我指出，在这第一周内，我已有意识地将保卫日本的有关问题放到了优先的地位，因为，苏联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可以在我们得不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将其远东的军队投入这一战区与我军作战(国防部曾这样通知过我)，而且，他们走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苏军的这种能力给我造成的问题较之我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要紧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卫日本，我必须熟悉这里的地形情况以及我们在日本的部队和设施的现状。因此，我很快便开始对关键的地区进行一系歹。的侦察飞行和地面现地勘察。这种活动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几乎把我每天的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我决心竭尽全力来防止在日本的某些军营中仍然盛行的那种只作守备打算的思想再度抬头。我还希望知道我们的部队驻在何处，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的指挥官水平怎样，以及如果苏联果真发动突袭我们如何采取最佳作战方案对付之。到达东京后不几天，我便围绕北海道的整个边缘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我觉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国人进犯的第一个目标。在这次飞行中，我尽可能飞抵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隔着拉彼鲁兹海峡，距苏联只有几英里。我还乘坐自己的B—17型飞机对其他地区进行了侦察。有时，我让驾驶员贴着树梢飞行，这样，我便可以对有朝一日我们的部队可能作战的地区的地形情况仔细地作一番调查。(一次，我带上夫人，请她进入轰炸员座舱尽情观赏就在我们脚下飞旋的山丘和森林。
她立刻得出结论说，在飞机有机玻璃罩里掠树梢飞行还不如在楼上有趣。在楼上，地面看上去距我们还要远一些。)尽管我知道苏联未必会发动进攻，而且，我也决心贯彻枚鲁门总统的指示，避免发生可能把我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任何行动，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地设法使我的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对付敌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会采取的行动。
保卫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国家赋予我的责任。作为驻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我还有其他的新任务：只要我认为战争还有希望给我们带来胜利，就继续在朝鲜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的局势，或者如果被迫放弃朝鲜，就把联合国军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职务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其中一件我以为非常满意的事，就是我纠正了我认为对一位杰出的军官多伊尔?希基少将虽属无意但却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O年九月，阿尔蒙德少将离开东京去指挥第10军参加仁川作战之后，希基少将被指定为“总部代理参谋长”。此后，显然出于个人的某种癖好，麦克阿瑟将军在公文中仍然称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和“第10军军长”。他对阿尔蒙德才干的这种赏识(我知道，对于这种赏识，阿尔蒙德是当之无愧的，我表示完全赞同)，实际上使希基(一个主要司令部参谋长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个临时补缺的人物。我相信，这种安排无论阿尔蒙德还是希基都不怎么中意。但是，要对此类事情提出异议，作为部属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东京之后不久，我毫不犹豫地发布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阿尔蒙德被免去这一职务，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
当然，尽管这类杂七杂八的事情可能牵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们大家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问题和命运问题上。我知道，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特别是由于一天天恶化的气象条件削弱了我们的火力优势。然而，对我军对付中国军队任何威胁的能力，我仍旧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一点，甚至在中国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都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怀疑。
只是南朝鲜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实施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鲜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逃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展开。我们曾估计，敌人这次可能会广泛使用坦克作战，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坦克。相反，敌人采取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颐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我们的防线各处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处均顶住了敌人的首次冲击。在中央地段，位于中间的阵地由南朝鲜第6师扼守，美军第24师控制着左翼阵地，第l陆战师控制着右翼阵地。中国人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队，迫使其仓皇逃回“犹他线”以南。以后，敌人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两翼的美军部队。第24师和第1陆战师守住了阵地，但是，范弗里特将军立即命令第1军和第9军在这一威胁面前逐步撤往“堪萨斯线”，放弃新近夺取的全部阵地，换取宝贵曲时间并严惩敌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封闭了由退却的南朝鲜第6师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敌人进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战斗在全线都十分激烈，中国人损失重大。我们针对这次进攻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工作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前几周轻而易举的推进行动也许现在已经使我们陷入了敌人的陷阱。因为，大量中国军队突人、穿过或者包围了我中央地段的阵地。第一天下午十时，在第9军阵地后方一千码处出现了中国军队。这些部队向当天下午刚刚前出到此处的我炮兵分队开了火。但是，组织严密的环形防御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这样一个例子。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阵地周围的战斗打得特别艰苦，破晓以前，阵地上到处是中国军队。可是，莱昂?拉瓦中校预先已考虑到防御问题，所以他们没有为之惊慌失措。
中国人被击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营仅损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战斗中，仅第9军就发射了一万五千发炮弹。
四月二十六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范弗里特立即将第9军撤至洪川江。中国军队已经在一个午夜涉过了水深很浅的临律江，企图在南岸建立一些不大的桥头堡。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则沿铁原与汉城之间的公路向南运动。第1军有条不素地一直撤到“堪萨斯线”，打算在那里坚持下去。
撤退中，他们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可是，敌人以一次突然的打击把南朝鲜第1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团的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切断和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二十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至弹药全部告罄。
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了联合国军一边。
中国人一切断汉城以东东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到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以固守汉城，并将敌人阻止在汉江以北。美军第3师在距该城四英里的地方中牢地坚守着阵地。
中国人对汉城最危险的一次突击是在四月二十九日。
六千名中国士兵企图乘小舟在汉城西面渡过汉江，尔后由此沿金浦半岛南下，对汉城实施迂回包围。正是在此处，我们的制空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敌人还在江面上强渡时，我们的飞行员突然向他们猛袭过去，将进攻之敌大部歼灭。到达南岸的零星残敌根本不是南朝鲜第5陆战营的对手，该营当时正负责防守这个半岛。敌人的另一次行动是企图在汉江与北汉江汇合处打开一条通路，越过汉江，迂回汉城。这次行动被美军第24师和25师所粉碎。
随着敌人强渡汉江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我军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称作“无名防线”，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该线命名)。该线横穿整个朝鲜半岛，由紧靠汉城以北的地区，经朝鲜中部的萨班古，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海边、三八线以北的一座海滨小镇大浦里。在敌军距目标很远时，其疯狂进攻就被我军所阻止。在阻止这一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七千四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我军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
范弗里特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利用火与铁面不是血和肉同敌人作战，因此，他的部队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敌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的势头，第8集团军就立即恢复了攻势，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置、补充装备的时机。我们知道，敌人的补给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由满洲运往铁三角地区。铁三角这一坦荡的平原完全被嶙峋的花岗岩山岭所包围，其顶端是平康，底线则从铁原伸向金化。我们的计划是：如果可能，我们就推回到“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夺占该地区，而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分利用较为有利的防御地形。五月初，我们的坦克巡逻队曾插入“无名防线”以北十二英里的敌纵深地区，在那里袭扰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突入金浦半岛的许多小股敌部队很快被我肃清，于是，南朝鲜第1师奋力朝临津江推进。第1骑兵师重新夺回了议政府，封闭了通向汉城的接近路。其他部队则由北部和东部将敌人赶出了汉城。在通往春川，的道路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抵抗。
在重新夺占春川之前，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不得不采取近战来肃清该地区的敌人。远处的右翼部队也同时向前推进。所以，有一度情况似乎表明，我们也许可以发动一次攻势，重返“堪萨斯线”。可是，五月的第二周，敌人原先那种零星的抵抗在各处变得顽强起来。据观察员报告：敌人正在修建新的机场，估计其空军的实力大约为一千架飞机。尽管我们进行了空袭，但是政运送补给的队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时，每天都能发现敌人大部队运动的情况。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决定推迟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御，以抗击敌人这一新的进攻。沿着“无名防线”设置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丝网，埋设了地雷，并在雷场安放了装有汽油和凝固汽油、能够电发火的圆桶。射界进行了周密的测定，我们准备让敌人好好尝一下在朝鲜战争中还未实施过的密集火力射击的苦头。
中国于五月十五日黄昏之后恢复了进攻。他们动用了大约二十一个师的兵力，在翼侧还有北朝鲜的九个师。进攻的矛头指向防线中央，尤其是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防御地段。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所以，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争夺来封闭防线上的这一缺口。范弗里特遂将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调至右翼，以抗击实施突破之敌的西半部分部队，同时令第9军向右延伸防线，以便把第2师和陆战师留下的防御任务也担负起来。他命令两个步兵团进入阵地，阻击敌大规模进攻中位于最前端的敌军，与此同时，命令一个团战斗队和美第2师迅速北上，抗击敌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敌。这是一次历时二十四小时的极其紧张的战斗，因为中国人大批涌入了突出部，并且企图包围我方阵地。第2师的士兵们曾一度在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前后方和翼侧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顽强战斗。然而，美军第9步兵团仍然向北进击；美第2师的法国营和荷兰营加上美第23和第38步兵团，为恢复对主要补给线的控制则向南进击。此后，第2师便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炮击行动之一，是第38野炮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炮弹。这次炮击支援步兵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五月十八日，中国发动新攻势的第三天，阿尔蒙德将军命令第2师撤至南面约五英里处的一道新的阵地。该师师长克拉克?拉夫纳将军成功地实施了后撤。在三天的战斗中，第2师伤亡和失踪者共计九百人，而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估计为三万五千人。
敌军对防守中央防区东段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这些部队远远地撤到“无名防线”以南地区，防守在日中海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后撤了大约三十五英里，被赶到了江陵村。在西部防区，敌人企图沿北汉江向南突击，迂回汉城。但是，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经过三天的苦战，将中国人阻止在南朝鲜首都以东约二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磨石隅里的南面。敌人还直接向汉城发动了若干次小规模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距自己所吹嘘的目标很远的情况下再一次停下来喘息。在东部防区和中央防区，他们得以向南推进，占领了大片地区，为此，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中国人诱歼我军任何部队的企图均末得逞。除了从南朝鲜军队手中夺取大量武器装备外，他们能够炫耀的用鲜血换来的东西仅有大片崎岖不平的但抖地狱篇》中所描述的那种土地，以及一些遭受猛烈轰炸、几乎是片瓦不留的村庄。然而，对退却的南朝鲜军队所丢弃的这些武器装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武器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的师。可是，在华盛顿的报刊上和美国国内其他地方还是出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我的司令部与南朝鲜政府之间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满。但是，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无稽之谈造成的，而这些无稽之谈又产生于李的办公室。他们说什么南朝鲜现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源，只要美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武装，就能减少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数量。这种前景对美国国内的读者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可是，这纯粹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的。除非李能使已经武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战事能够缓和下来，否则，既不会有多余的人员，也不会有多余的资源能用于为实现那种预想的扩充计划而进行的监督和训练。
五月九日，承莫西奥大使和范弗里特将军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拜会了南朝鲜总统，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状况。我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钟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
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
我认为，那天下午我们与那位老斗士所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我甚至可能过多地向他透露了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可是，他的司令部还是在顽固地制造这类所谓我们拒绝利用取之不尽的兵源的谎言。这件事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他的参谋长和三位美军军长)，除纯军事问题之外，不要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其他问题的言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在我们政治战线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联合国军两个新到达的营即将完成最后的战前训练，编入第8集团军。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饱和轰击战术而暂时造成的弹药“短缺”（炮连从未短缺过弹药。实际情况是，由于弹药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鲜的弹药贮备曾一度低于规定标准。——作者）已不再是个问题。但是此时，关于后勤方面的情况，无论敌人的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得时刻留意。进攻作战推进得太远就会使我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相应地缩短，同的，还会使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南朝鲜仍然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装卸军用物资，这就是釜山港。可是现在，这一港口已远在南面，而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舰船停泊的港口。
汉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黄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从远离海滩的大船上卸到登陆艇上才能运上岸。
但是，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可能时夺取该地区，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这里过去曾是一条良好铁路线的终点，现在也是敌人能够不断向前线运输粮秣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许多良好公路的枢纽。人们也许还记得，“怀俄明线”亦即“堪萨斯线”的突出部是针对铁三角的底线而划定的。对我们来说，控制华川水库也极其重要，汉城的水电供应以前依靠华川水库，而且，这里还是敌人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因此，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之潜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飞往朝鲜，在靠近萨马的第10军指挥所会见了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第9军军长霍格。这几位指挥官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我将自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第8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1．第10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9军右翼部队发起进攻，第9军右翼也由第10军负责保障。
2.第9军应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军应沿汉城——铁原轴线发起进攻，并负责保障第9军的左(西)翼。第8集团军司令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视察了所有其他的美军军、师指挥所和部分南朝鲜军的军、师指挥所。我在前线巡视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会了钟将军。我再次强调，他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象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队指挥所会见帕特?帕特里奇时，获悉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当天下午心脏病发作的坏消息。他这次病得很厉害，被迫离职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此后，只好将他送回国内，后来他退出了现役。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军人。然而，突然的变化是战争中常有的现象。我对他的这次重大转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奥托(奥佩)韦兰空军中将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空军果断地指定由他来接替斯特拉特迈耶的职务。我早就认识韦兰，曾与他在泛美防务委员会共过事，并一同参加过里约热内卢公约的谈判工作。
我在远东任职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再没有比他更乐于合作、更得力能干的战友了。
发动攻势前决定变更部署，因而使华川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给了第9军，而在此之前，第9军的作战地带分界线是划在水库边缘上的。第10军已实现其最初目标，所以，现在便可以插向东北方向，阻击沿海岸北撤的敌人。
南朝鲜第1军将沿海岸北进，尔后向偏西北方向进攻，粉碎它与第10军之间的敌人。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销了建制，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
联合国军于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服敌人越来越弱的抵抗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并不打算推进到鸭绿江，诚然按我们当时的兵力大概能够打到那里。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挥其部队向前挺进，穿过了第一道调整线，即“托皮卡线”(该线从西部黄海潮汐平原上的坟山，经鳞蹄，延伸到濒临日本海的杆城以南约十英里的黄浦里)。尔后，他们继续向“堪萨斯线”和对着铁三角底边的、北面的“怀俄明线”前进。同往常一样，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者无路可行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补给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运上山岭的地区。
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敌人帮忙，降低了我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然而，到该月底，南朝鲜全境毕竟差不多再次肃清了敌人的部队。估计被我打死的敌军为一万七千人，另外，还俘获相同数目的敌军俘虏。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军队伤亡异常惨重，死伤、失踪或病倒者达一万一千人左右。
随着我军打回甚至越过“堪萨斯线”，又轮到我们采取肪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燃烧桶。只要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掩蔽部。此外，还设置了路障，并测定了炮兵集火射击的诸元。
尽管大雨不断，并且敌人顽强地进行抵抗，向铁三角底边实施的进攻作战仍然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美军第3师和第25师向前猛打、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中国人从圆木构筑的掩体中赶了出来。铁三角西端的铁原于六月十一日为我夺占，东端之金化，敌人未继续抵抗便放弃了。此后，两支步坦协同的特遣部队迅速穿过铁三角地区进至平康，平康守敌亦全部撤光。可是，我军发觉敌人占据着城北的制高点。于是，这两支特遣部队又撤了回来。从此以后，双方都不再采取大规模行动去夺占三角地区的平原了。
敌人很重视的另一个地区是一个我们称作“大钵”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距东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军与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火山口的周边犹如刀刃一殷锋利，陡然拔地面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数百英尺，上面覆盖着密密的树林。敌人在周边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追击炮。为了夺占这一地区，我们在以后几个月中付出了很大伤亡。第8集团军占领这一地区，便可以缩短我们的防线，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敌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敌人对这一方向发动强大的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夺占了这一地区，便决不会再把它放弃掉。
现在，第一年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合国军实现了早先的目标——将南朝鲜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扼守分界线。横贯整个半岛，最西部除外(因为，这里南流的临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线)，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足以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敌人能得到大规模增援。
但是，为夺占和扼守关键地区附近的制高点，部队遭到了敌人不顾伤亡的顽强抵抗。敌人和我们一样，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井在前沿前构筑了屏护阵地。这道防线，敌人是打算坚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可能即将与共产党进行停火谈判的消息，是很受欢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参谋军官小瑟莱斯中校前去与范弗里特商议。他随身带了一张我的幕僚们准备的地图。图上显示了我军当前的前沿阵地的位置、“堪萨斯线”的位置、预想的“堪萨斯线”警戒线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萨斯线”阵地的预想的停火线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诉我，让第8集团军夺占其当前的前沿阵地与预想的停火线之间的制高点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根据范弗里特后来的言论(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夺取彻底胜利)，我认为回顾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的看法是：此时此刻他不赞成让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去夺占制高点。他认为，在东部前线发动进攻会使美军付出很大伤亡，而所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线发动进攻虽则比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认为，这会使他过于暴露给敌人，易遭对方进攻。他认为：发动进攻要付出很大伤亡，并会使第8集团军变得较易遭受敌人攻击，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应为实现停火而冒这样的风险。他还竭力要求，如果当真进行停火谈判，那么应考虑到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那部分朝鲜领土。我们无意占领这一地区，但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我们想获得的东部那块地方。他还说，第1陆战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两个军)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作战顽强，齐装满员，似较中共军队更能作战。
他的这些看法我都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原地坚守，等待谈判的结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使政治和宣传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并给我带来了一批重要的人物。中共很快表示赞同马立克的建议。同时，在我国也有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六月二十九日，我在东京非常高兴地将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迎到了总部。在他之后到达的是阿奇?亚历山大，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他是陆军部副部长，我与他有过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也飞来向我们宣传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些强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华盛顿的上级的指示，我向中国最高统帅部广播了一则声明：如果象报道的那样，他们准备停火，联合国军将乐意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建立接触和协商会谈地点仅花了几天的工夫。会谈地点设在紧靠三八线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镇开城。我指定由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领联合国军代表团。敌军的主要谈判人是北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中将。但是，共党方面的实权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手中。
我还是熟悉共产党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毫无内容的争论把对手施得精疲力竭。我在联合国任职的两年半中，对此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料到这种毫无成果、令人疲惫的谈判后来会拖那样长的时间。双方很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谈判期间，敌对行动还得继续下去。然而我觉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见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我方的损失。因此，我通知所届指挥官：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局部进攻旨在夺占可以扩大我方观察范围、缩小敌方观察范围的关键地形。
在开战一周年之际，我以为和平可能即将来临。可是，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很大伤亡，每个士兵的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第七章

停战谈判与僵持——山岭上的苦战——敌人的特点
战争的第二个夏天，在开城一座与十九世纪新英格兰高级中学的建筑非常相似的洛可可式“茶馆”中，谈判代表们正在无休止地进行着单调乏味的谈判。与此同时，我们的步兵则在许多无路可行的山头上作战，而且，为了夺取或收复敌人固守的阵地，他们正艰难地在花岗岩的山岭上攀登。这些在广大地区内进行的战斗，大都集中在“大钵”地区亦即铁三角地区。为夺占并扼守瞰制着“大钵”谷地的那些高地面进行的战斗，也许打得最为残酷。
在这个宽阔、肥沃的谷地西部，山峦重叠，草深林密。
最高峰是我们称作1179高地的一个山峰，朝鲜人称之为断山。山顶挥圆，犹如小孩画的图画，坡面陡峭，山脊几乎象刀刃一般锋利。当时，这个海拔三千九百英尺的1179高地由北朝鲜人的大约一个团扼守着。范弗里特将军认识到，为防止敌人对“堪萨斯线”进行观察，同时迫使中国炮兵退至不能威胁我方阵地的地方，他必须把敌人从这一高地赶走。当南朝鲜陆战队把敌人赶出这个竟相争夺的地点的行动归于失败之后，范弗里特遂命令第2师所属部队在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下拿下这一高地。这是一场浴血的苦战。士兵们不得不顺着长满树林的山坡迂回而上。最后，为了接近敌人，他们只得用双手攀援陡峭的石壁。汗流挟背的朝鲜劳工是运送弹药、装备和食品的唯一运输手段。
他们用古老的A字形背框运送重量足以压垮一匹小马的物品。步兵们自己携带了全副装备器材，以便在山坡上架设无后座力炮，敷设通信线路和建立救护所。经过四天寸士必争的激战，敌人终于动摇，1179高地落入我们手中。
“大钵”西部还有一个称作“血岭”的山岭。从敌人手中夺取并扼守这个山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便是“血岭”一名的由来。第一次拿下“血岭”是在八月份，以后由南朝鲜第5师所属的一支部队扼守着。一天夜间，中国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击，把南朝鲜人赶出了“血岭”。接着，美军第2师第9步兵团向该地发起了猛攻，与依托工事并得到炮兵有力支援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战斗。美军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又一点一点地被压了回来。敌人在这个阵地上整整坚持了五天，直到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2师沿着“大钵”的边缘同时向北发起进攻时，敌人才被迫放弃了“血岭”。
这年夏季，敌人的防御力量明显增强。尽管我们总是不断地炸毁敌人的铁路和桥梁，破坏其铁路编组车场和公路交通，但是，他们的补给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满洲运来。中国炮兵的活动大大增加，这也迫使我们的全部地面作战行动放慢了速度。敌人的高炮火力愈来愈猛，我们的轰炸机开始遭到某些损失。无论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说得多么大，它都根本无法阻止敌人运进必要的武器装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是无法实施的)。空中力量可以降低敌人的运输速度，迫使敌人只能在夜间行动，但并不能孤立战常“血岭”战斗和毗邻的“伤心岭”上的战斗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这些战斗需要我们消耗极大的体力，需要我们具有无限的耐力和勇气。步兵象印第安人那样作战，他们在山坡上匍匐前进，吃力地拖带着自己的步枪、弹药以及追击炮弹。有时，他们还被迫抵近敌人进行爆破，迫使敌人钻出地下工事。
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甚至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斜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三千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
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经过精心巧妙的伪装，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出口。不过，这些出口一旦被发现就会为我榴弹炮的直瞄火力所摧毁。我们的炮兵在使用8英寸榴弹炮(是由推土机推进发射阵地的)摧毁这些坚固目标时，达到了较高的命中精度。直瞄射击可以说是这些宝贵武器的一种既新颖又有效的使用方法。
截至七月一日，敌人集结的总兵力估计已达到四十六万人，其进攻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时，我要求范弗里特拟制一份向朝鲜半岛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线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我们首次越过三八线后的那几周，我们曾考虑过此案。这就是所谓“势不可挡行动”。然而，我迟迟没有批准这一计划，因为我认为，最好还是等着看一看停战谈判的结果再说。七、八两个月，地面部队的战斗伤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去夺取新的阵地，倘若早日达成停战协定，这些阵地可能又得放弃。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行动，尤其在“大钵”周围地区，那里还有很多高地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在朝鲜作战如同在以往的许多次地面作战中一样，为了可靠地保障当前的阵地，总是还得拿下一个阵地。在“大钵”周围，连绵的山岭象是为了俯视一下古老火山口内部的情况而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大钵”正西方的那些山丘亦即后来的所谓“血岭”，组织了严密的防御，由北朝鲜的好几个师顽强地扼守着。美第10军第2师历属步兵分队在这里遭到了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常常是切口刚夺取一个山头就又被赶了下来，接着几小时之后，又被迫重新再打回去。第2师在连续二十四小时之内曾先后向一个山头发起过整整十一次冲击，但是仍不能肃清那里的敌人。不过，到九月底，“血岭”和整个“大钵”地区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争夺山岭期间，我曾收到范弗里特的一份作战计划，提出在一统一的地段发动一次更为大胆的进攻，以进一步缩短我们的战线。这就是“魔爪行动”。我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新近的伤亡(小规模作战引起的)情况显然使范弗里特认识到这一行动得不偿失。于是，他改变计划，将第8集团军的进攻重点转向属于美第1军的西部地带。
如果一切顺利而停战谈判又毫无进展，则他将要求在大约介于其右翼与元山之间正中央的那一片东海岸地区实施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我虽然没有批准两栖登陆计划(范弗里特手下的诸位军长都不赞同这一计划)，但还是准许他发动夺占重要地形、地物的有限目标进攻。结果，范弗里特制定了一份计划，旨在夺取并扼守“大钵”以西约四英里的那一带山岭亦即后来的所谓“伤心岭”。
美军第2师奉命赶走固守在这里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永备工事，各种掩蔽部和兵器掩体都进行了周密的伪装。要在夏末的浓密树叶中发现这些坚固的工事真是难之又难。而且，北朝鲜军队作战还极其顽强。对“伤心岭”的进攻一开始采取的是小部队零敲陈打的战术。所以，尽管第2师所属部队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进攻不久还是受到了阻碍，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他们仍然无法接近目标。
第2师蒙受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曾找机会与当时指挥该师的拉夫纳将军研究过这个问题，也与范弗里特谈过。九月中旬，我又对接任第2师师长的罗伯特?杨格少将说，希望他亲自过问此事。
此后不久，詹姆斯?亚当斯上校直截了当地向杨格将军报告说，继续按目前的规模进行战斗就意昧着自杀。对于一位野战指挥官来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向自己的上级表明这种看法，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气的。我一向认为，在一个指挥官的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勇气甚至比单纯的作战勇敢更为重要。
因此，杨格将军重新分析了面临的情况，并且看到，采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队进攻战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改为以整个师实施协调一致的进攻。这次进攻实施了充分的炮火准备，并获得了强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结果，第2师终于在十月十五日夺占了“伤心岭”，此后，该师再也没有丢失过这块阵地。
在整个这次进攻作战中，采取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步兵时常对空军弟兄那种勇猛无畏的支援行动坦率而热情地表示感谢，空军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码的气象条件就会积极配合步兵作战。
在朝鲜，夏日的天气就象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会冲毁沿峭壁盘旋的狭窄道路的整个路肩，从而使汽车辆重队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骤发的山洪往往会冲走浮桥，迫使士兵光着身子气喘吁吁地抓着救生索在奔腾咆哮的洪水中奋力抢救某些宝贵的装备器材。
正当实施这些作战行动时，范弗里特向总部呈送过一些作战方案，主张以美第1军和第9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紧接着在东海岸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如果这样的行动得到批准并且能够成功，那第8集团军的先遣分队本来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库底一线的。库底是座落在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位于元山以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对定名为“棍棒行动”和“牧马者行动”的两个方案迅速定下决心。可是，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两个方案，转面赞同另一个在美第9军作战地域内实施的、胃口和风险小得多的进攻方案。这次进攻定名为“突击队行动”，是于十月十三日批准并发起的。进攻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频繁的反冲击同第2师在东部地区曾面临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于十月十九日进抵并夺取了此次进攻的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亦即“堪萨斯线”的一块新添的突出部，并且解除了敌人对铁原——汉城铁路线的威胁。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可是，事实上，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同时也使当时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深感到，还是回到谈判桌上为好。
此后，战役重又变得比较平静。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阵亡人数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我指示范弗里特采取积极的防御行动，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同时规定，进攻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由于谣传(总是靠不住)说共产党现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战行动就变成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和巡逻行动。双方现在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良好时机，可以着手解决一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在南朝鲜，尤其在晋州西北的山区，有大量游击队在活动。共产党退却之后，游击队一直把晋州西北的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号为“灭鼠者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两个南朝鲜师的朴顺玉中将，旨在消除这一危险的隐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两万名流寇(土匪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被击毙或俘虏，令人恼火的问题总算彻底获得解决。
范弗里特在此期间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标进攻计划，我都命令暂时搁置起来。停战谈判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促使我没有批准这些会使伤亡急剧增大而又不能赢得相应战果的作战计划(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属们征求过意见，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计划都不赞同)。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次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显然是阻止敌人沿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但是，事情变得很明白，我们的空军根本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那种为了炸毁敌人铁路并使之始终无法重新使用而必须实施的轰炸。尽管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干得极为出色，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韦兰将军和我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迫使敌人急剧增加其补给与弹药的消耗，则春季到来时，敌人就会处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军的作战行动，加上沿海地区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的舰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敌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优势。所以，这些行动即使谈不上削弱敌人的能力，起码也是抑制了敌人的能力。敌炮兵的实力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
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对这种增长趋势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追击炮炮弹数量由二千三百发增加到大约六千八百余发。
但是，在我任职的最后这个冬季，当停战谈判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时，整个朝鲜半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所以，我这才有时间处理一些形势危急时没有顾得上处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十分紧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当我还在指挥第8集团军时，我曾收到过当时的美军第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慎重提出的一项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混合编组白人和黑人部队。和平时期在本宁堡工作期间，以及在朝鲜期间，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了解黑人部队的情况。在朝鲜，全部由黑人编成的第24步兵团是他所指挥的一部分部队。这一建议与本人见解完全一致。
于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拟制了计划，以便取得麦克阿瑟将军的同意，立即着手混合编组的工作。当然，麦克阿瑟将军也得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意思。由我指挥的美军第9步兵团和第15步兵团都编有一个黑人营。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除军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编成。由于当时我们正忙于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因而，在我到总部任职之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改编行动。那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主管作训的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讨论过此事。他是以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双重代表身份来东京作正式访问的。我对他说，如果我能得到上级批准，就准备将黑人部队彻底混编，首先从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最大的战斗部队第24步兵团以及分别隶属于第9和第15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营开始。此后，我们可以把规模较小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和装甲兵战斗部队拆散混编。最后，我们再如法炮制部署在朝鲜和日本的无数编制很小的补给勤务分队。与基恩将军一样，我深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部队具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需具有的那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种办法的绝好时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改革，并在提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训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能把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反对扩充南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时间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155毫米榴弹炮营。各炮营一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训练。此后不久，我又批准组建三个105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十个南朝鲜师每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三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一九五二年初，我收到华盛顿同意我继续实施该计划的答复。
此时，在美国炮兵学校学习的南朝鲜军官即将回国，这更坚定了我扩充南朝鲜炮兵的决心。
重新对南朝鲜军官进行认真训练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愈来愈明显。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当我在西部的部队派出战斗巡逻队牵制敌预备队、海军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时，在“大钵”的两侧，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l军进至更为有利的防御地区。这些作战行动几乎都是由南朝鲜部队独立实施的。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三至四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1师打得十分英勇。
南朝鲜劳工服务队也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曾授权范弗里特将这支劳工队伍增至六万人。这些劳工勇于身背满载补给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于承担构筑地堡、装填沙袋和加固堑壕与坑道的工作。总之，他们勇于从事运送食品、补给以及在枪林弹雨中为作战部队修筑防御工事这类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能重新夺取并固守“堪萨斯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劳工的艰苦工作。
人们提起进行谈判的那段漫长的日子，一股总把它作为一个相持的阶段，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一阶段的仗，打得不那么激烈。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了。
但是，这些伤亡在当时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展开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较短的战线上。但是，我们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这条战线上。这时，我们的兵力不足六十万，其中美国人占二十三万。敌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过了我们。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是大炮给我们以优势，我们能够集中无数炮弹打击整个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在利用地形上和摆脱狭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动上，我们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办法。这当然也是我们取得对政优势的一个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刻的目的却在于，一旦控制了制高点，他便将敌人驱赶到开阔地带去，以便用大炮将其歼灭。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在夜间发起进攻的，因为，到了夜间，我空军只能停留在地面上，观察员亦无法进行观察。
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成纵深”部署我们的防御，因为，防御阵地分散而且配备的兵力也很单保不过，我们倒是有屏护部队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线约有步枪射程那么远的一道防线。正是这些士兵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将大批敌人吸引至我们能以强大的炮兵将其消灭的地点上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我方阵地上，还常常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击，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夜暗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五十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再就是用以吓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胁的喊话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不过，曾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敌人坚持要我们对一些捏造的“事件”负责，而我们则反驳说这些所谓的“事件”从未发生过。谈判令人厌倦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往后拖延着，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战场上，而我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事上实际情况的反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报移，这本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内)，以便对伯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处理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接命令采取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昧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昧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中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多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到的一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干完中间人的事情之后，多德从共产党人那里收到一份指控战俘营管理机构杀害和摧残战俘的长长的罪状。同时，他向他们承认(据赤色分子称)，在某些事件中，战俘营管理机构是有罪的。科尔森已经指示部队做好准备，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时前不能获释，便强行开进战俘营。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当局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下面是从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中摘录的部分内容：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志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调查(甄别)。
总之，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疯狂的、毫无根据的诽谤表示服罪。这样，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直采取坚定立场的遣返政策就等于要被迫放弃。这种失败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损害不亚于在流血的战争中遭到的任何失败。科尔森与其直接上司保罗?扬特将军进行了磋商，尔后起草了一份答复，除一条不太重要的问题外全部拒绝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进行甄别。互换信件、起草答复信以及进行枯燥乏昧的文字翻译耗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当第一次超出时限时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战俘用粗野的语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传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电告范弗里特，要他制止科尔森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同时，我向范弗里特指出，我仍然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得到为执行我的命令战俘营司令采取过何种行动的详细报告。我还告诉范弗里特，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我五月八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即“限期”过后十小时，科尔森和多德起草了一份赤色分子很乐于接受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确很容易让对方接受，因为，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前战俘营司令对战俘领导人捏造的最恶毒的罪状之一表示认罪。
下面就是答复的第一段内容：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内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遭到伤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共产党还想迫使我方作出更具体的表示悔过的答复，因此将摊牌的时间一直推迟到那天深夜。后来，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显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刺激我们使用武力了。于是，他们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释放了多德。我从羽田机场启程的时间预定在第二天下午三时左右。很明显，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彻底平定战俘营中的骚乱。但是，这需要由克拉克将军作出决定，几小时之后就要由他来担负全部责任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他亦表示同意。
克拉克将军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在以后的几天中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后晋升为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于是，博特纳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行动。他立即下令让所有的老百姓撤离该岛，并且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班子。他让工兵重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卫兵们奉命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国标语或有北朝鲜旗帜的战俘营中，并且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消除这些标记。
共产党领导决定抵制我们分散他们力量的做法。他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燃烧瓶。有一个战俘营，他们甚至在大门前挖掘了一条堑壕，决意在那里进行抵抗。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博特纳的部队。六月十日，他们开进了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拒绝让其人员分编成小组以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联合国军部队使用催泪弹(使战俘秘密贮藏的汽油着了火)和步枪，有条不紊地平定了进行抵抗的集中营。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终于停止。一百五十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十三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但是，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俘虏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五百或略少于五百，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
当停战谈判继续进行时，在各个集中营中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危险事件。但是，唯一的一次重大骚乱事件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生在峰岩岛的事件。当时，死硬的共产党员战俘企图组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结果造成八十五名战俘被打死，一百多名被打伤。这一行动发生不久，共产党分子准备的一份关于这次暴乱的手抄的总结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
“我们的战友，”总结写道，“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五月十二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上将乔伊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十六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五月二十二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这时，战场的情况变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为相似：挖掘了许多深深的掩体、堑壕，设置了防护铁丝网，警戒阵地绵亘不断，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警戒阵地上。
随着敌人加强其炮兵的力量并不断提高其炮兵的数量和效率，夺占可用以观察的制高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沿警戒阵地进行的战斗常常打得很残酷，很顽强。七、八月间，由于暴雨的缘故，曾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
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炮火之下尸横遍野。
在我空军和海军不断进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的情况下，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某一天，有四万五千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十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九万三千发炮弹的纪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这时，他们已能做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由于实施了范弗里特新制定的紧张的训练计划(这是一项他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计划)，南朝鲜军队已经发展成一支能打仗、有信心的战斗部队。这样，范弗里特才得以将他们使用到各个防御地段上。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前线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成了南朝鲜部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部署在前线进行防御的十六个师中，南朝鲜师占十一个，美国陆军师占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一个，再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师。还有一些南朝鲜部队曾用于加强美军的一些师，如美军第1陆战师得到了一个南朝鲜陆战团的加强。范弗里特掌握的预备队中有一个南朝鲜师和三个美军师。
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调整了部署，在前线增加了十二个南朝鲜师和联合国军的八个师。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放到了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带内。在这里，敌人曾不顾一切发动过一次进攻，企图突破主要抵抗线，夺取我制高点上的警戒阵地。此时，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七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勤务部队和警卫部队。沿着犬牙交错的战线与他们对峙的是将近一百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前线，部署有中国七个集团军和北朝鲜两个军，总兵力为二十七万人；预备队由十一个中国集团军和一个北朝鲜军(共五十三万一千人)组成。
一九五二年的空战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前所未有的规模。八月二十九日，第5航空队对平壤进行突袭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其中包括陆战队、空军、海军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后，作为敌补给中心、维修基地、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地域以及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北朝鲜首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敌人对这次升级的轰炸所作出的反应是急剧增加了米格截击机的出动数量，以对付我们的“佩刀”式喷气机。但是，我们受过优越训练的飞行员保持了制空权。一九五二年九月，第5航空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六十四架米格—15飞机，自己仅仅损失了七架“佩刀式”喷气机。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全线的战事变成了小规模的巡逻行动和袭扰性进攻。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敌人似乎专门采取一些伏击行动。我们的巡逻队常常发现敌人埋伏在深谷和山坡的丛林中。尽管双方明显处于相持状态，但整个战线仍不断发生伤亡。在防御作战中，要想坚守阵地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根本不行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增加这点有限的兵力不可能迫其向北后退。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实施积极防御，仍须将敌人阻止在距我主要防线适当距离之外，而且，还须限制敌人加强其防御力量。在这种战斗中，还必须保持作战部队的进击精神，因为一旦斗志松懈，就会使部队完全丧失警惕，部队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总要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警戒阵地，使敌人无论得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夏季，整个战线的许多关键性高地曾数次易手。当时，为夺回一些被敌人暂时夺走的阵地，我们在此次战争中最强大的炮火集中支援下，在猛烈的空中突击配合下，曾坚决地实施了多次反冲击。有几个警戒阵地我们认为不值得花费代价再重新夺回来。不过，总的来说，从黄海之滨富庶的平原到日本海的崎岖海岸，我们的整个防线防守得很牢固，有些地段甚至还得以稍稍向前推移。我们逐渐使中国人体会到，他们用任何部队都无法使停火线向南推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战斗的规模再次缩小，变成了双方沿警戒阵地巡逻的、双脚冻僵的巡逻队之间的冲突，只是第8集团军为防止敌工事构筑得过于坚固才偶尔对中国和北朝鲜阵地发起十分猛烈的袭击。在突然同时实施集中的炮火袭击和密切协同的近距离空中突击之后，位于各个地带的联合国军小部队就会立即出动，捕捉、击毙和赶走敌人，然后将其工事破坏。春天的气息刚刚返回大地，敌人便开始反击(在朝鲜，春天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烟草)。这时，第8集团军换了一位新的司令，即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他替换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即将退出现役。
战斗首先在西部地段重新打响。中国人力图通过进攻美第2师和第7师控制的高地在西部地段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他们穿过了地雷场和铁丝网，把防御者赶下了山头，几乎在这一地区达成突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是在我们的多次反击下他们才撤了回去。我们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又遭受了重大伤亡。
在第7师防御地段上，即铁原西北，中国人在付出大约七百五十人生命的代价后夺占了一个设在一座山头上的主要防御阵地。再往西，他们为迫使第1陆战团由警戒阵地南撤也发动了一次进攻。可是，经过数日的反复争夺、彻底战斗以及用猛烈的炮火孤立战场，陆战队员们终于重新建立并牢固地控制了警戒阵地。与此同时，敌人继续伏击我巡逻队和袭击小分队，在交战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伤亡。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十二月份视察了朝鲜，保证要早日求得和乎。可是，在整个战线上，和平仍然象幻梦一样遥远。
春意盎然的时节，积雪溶化，稻田里的粪肥散发出水果般的清新气味，战场又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是因为，道路泥泞无法通行，河溪水源流急无法徒涉。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们终于静下心来，相互间开始作出让步了，尤其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
因此，甚至总是对停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的前线士兵们也开始相信停战大概真的指日可待了。四月十一日，终于达成了一项以六百零五名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十倍于此的敌军战俘的协议。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时，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为了满足食物、服装、宗教信仰诸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地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地瘦校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2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
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主要是地面部队的士兵。但是，海、空军亦不断勇敢地而且常常是默默无闻地作出他们的贡献。沿着北朝鲜海岸有一些岛屿，上面有亲南朝鲜政权的游击队在活动。他们需要补给和我方炮火的支援。这些只有我们的海军可以提供。敌元山港几乎不断处于我舰炮火力轰击之下。我们的大小舰艇紧靠朝鲜海岸线进行巡逻，以保持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并防止敌军沿我东西海岸的两翼实施机动。
空军、海军陈战队以及海军的飞机不间断地监视敌人的防线，狠狠打击敌军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的车队。使北朝鲜工业体系很大一部分遭到破坏和摧毁，此外还在陆上和海上担负了极其危险的救援任务。虽然当时直升机的运用无论在效率上和数量上均未达到迄今在东南亚战场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我们当时已开始采用从直升机上用缆绳将出事的人员从海上救起并运往安全地带的方法了。我们还用直升机将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一两小时内从被孤立的高地上运往后方外科医院，否则，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将伤员运到医院。此时，我们的飞行员执行低空轰炸任务就如炮兵执行任务一样习以为常。有时，他们在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根据地面指挥官的直接命令与部队行动进行协同，取得的效果甚至超过了炮兵。
泰勒将军象范弗里特和我以前一样，在和平似乎就要来到时，并不愿意为换取朝鲜的土地而眼看着牺牲许多的生命。但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当敌人认为必须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时，泰勒对他们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的。
四月底，第8集团军的观察人员报告，敌人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由北面不断调部队占领靠近战线的许多阵地。敌炮兵和坦克也都进入了阵地，以便提供近距离支援。此外，我方巡逻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在双方警戒阵地之间与敌部队的遭遇远较过去频繁。
一九五三年，将近五月底时，中国人开始了最后一次攻势，发起了一系列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时为止。他们首先突击了处于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段。象以往一样，他们将首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南朝鲜人的阵地。敌榴弹炮、追击炮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中国人以团规模的部队发起了进攻。
可是，这一次南朝鲜人稳稳地守住了阵地。在军、师炮兵的集中射击下，中国人撤退时遭到严重杀伤。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从而使这段防线变得几乎坚不可摧。
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对第1军防区内的五个警戒阵地发起了一次进攻，这些阵地是由第25师的土耳其旅负责防守的。这里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人显然决心要不借一切代价夺取这几个阵地。土耳其人与中国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当敌人直接穿过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和火炮弹幕发动进攻时，土耳其人与中国人展开了交手战。
在被敌人的第一次冲击压回去之后，土耳其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并夺回了他们曾坚守的两个警戒阵地，但是，在其他几个警戒阵地上，他们无法将中国人赶走。在两天的战斗中，敌军为夺取这三个阵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人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五人受伤。士耳其人损失四百七十一人，其中一百零四人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这些进攻后来证明只是一些牵制性的行动。敌人一直寄予希望的主要攻势显然要降临到某一其他的地段上。终于，到了六月十日，就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六周以前，中国人为使战线向南推移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是自一九五一年春季攻势以来敌军对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强大的打击。同春季攻势一样，这次攻势是在黄昏时分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的。战斗首先在南朝鲜第2军控制的地带打响。这里靠近金城，位于铁三角和“大钵”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击了由南朝鲜第5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左右。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在两天之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第10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朝鲜第5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8师的退却，使第10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地区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朝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第8师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天，这些攻势就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月份的进攻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但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九章

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遥”这些目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器，军政目标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免由于某些失误而突然使我们丧失拯救我们许多文明业绩的机会。因此，文官当局在确定可达到的目标时，在选择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时，需要与军事当局密切合作。没有目标的战争是极端危险的；一场只有某些诸如“胜利”、“免遭侵略”、“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一类模糊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危险的。这类笼而统之的东西听起来很响亮，但今天的当局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体面准确地提出我们准备达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打算付出的代价。否则，战争的整个指挥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到这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他们从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语言给胜利一词下过定义。
从前，军人的目标常常只是彻底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他们无权制定我们力求通过军事行动来取得的政治目标。
可是，考虑到今天的复杂战争，必须给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在我国的最高会议上就文职领导人所考虑的方针政策问题大胆地直抒己见。不过，政策一旦确定，一个格守誓言、忠于职守的军人要么应坚决贯彻这种政策，要么就退出军队。
麦克阿瑟将军则采纳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信条。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对马萨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机构)的一次讲演中，他试图说明，一个军人对自己统帅表示忠诚和服从与对“国家和宪法”表示忠诚这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电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锁中国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原子弹。
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记录表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暂时可能得到的东西根中无法补偿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北朝鲜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但是，我们对是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的那些在朝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动，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中绝大部分非共产党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杂志所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大楼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地面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我已经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上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土遭受我空、海军的轰炸、炮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常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不考虑进行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后十月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得千千万万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健儿们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为了何种原因，获得何种好处，付出这样惨重的牺牲是否值得，历史肯定是要提出疑问的。这种极其重大的损失当时确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但是，那一年虽然有进行谈判的好机会，他们却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勇气采取其他合适的步骤，而继续在那里追求所谓“胜利”。结果，形成了军事上的相持局面，双方的鲜血几乎流失殆荆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在当时都会采取行动停止这场战争的。
劳埃德?乔治在视察前线之后说：“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实情，那么战争明天就会停止。可是，他们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记者们是不会报道的，新闻检查也不会让真相透露出来。战场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是人们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继续干这种流血的买卖了。”(引自利昂。沃尔夫所著《在法兰德战撤一书。——作者)可是，几乎在同一时刻，英国政府却正式要求美国派出五十万青年归英国指挥，进行“为期七周的堑壕战训练——尔后到法国进行七天的测向洲练，再作为步兵投入战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让我们的青年人遭此厄运，没有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当外国人的替死鬼。
他们坚决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不受协约国领导人随意支配的军队。
此时，“全面胜利”的诱惑力在法兰德仍然是那样令人无法抗拒。直到十万条性命换得一小块深不可测的泥潭的愚蠢行为震动了将军和政客们之后，直到苍天有眼、让冬季的大雪阻止了这一疯狂的行为之后，这场大屠杀才告结束。
然而，在朝鲜，一出现可以停止相互杀戮的机会，我国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那种破坏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让美国自己单干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在实现停战之际，在朝鲜派有战斗部队的十六个盟国再次庄严声明：如果对方再度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决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时，他们的作战范围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鲜半岛了。
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真有过这样一个可以创造这类丰功伟绩的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我们也证明了集体安全的方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联合国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迎头痛击了共产党人的挑战，那么，它本来会变得分崩离析，软弱无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谈话：“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部队(联合国军)的参战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军的战斗力。”
最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产党人向南朝鲜的突进遭到了抗击并被阻止，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从元旦开始的共产党人的攻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鲜首都之后刚刚三周的时间，联合国军便转入了进攻。这次进攻，除受过几次短时的挫折外，一直持续到侵略者被统统赶出南朝鲜为止——只有一小块很难防守的南朝鲜领土仍为敌军占领。但是，有一块北朝鲜领土则为南朝鲜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报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断：敌人“再不会具有发动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样强大攻势的能力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给第8集团军及其当时的司令范弗里特将军发出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历史有一天很可能会这样记录：……这支军队向最邪恶的势力进行了挑战，抗击并击退了这股势力。
它一直威胁着人类争取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长期斗争。我相信：很可能，共产主义洪流的浪头已被你们有力的双臂和坚强的意志所粉碎，这股危险的潮水……已开始消退。”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作出的评价。



第十章

已汲取的和未汲取的教训——
——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义如果不认真地将自己在以往战争中汲取的教训运用于解决今天的军事问题，那么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教训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细致地分析这些教训，以避免以无法估量的代价重犯我们曾经为之付出昂贵学费的错误。
有关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分析敌人企图的基础之上，而未能对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实力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麦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们知道，红色中国完全能够迅速采取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威胁行动，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这一威胁。而我们的错误则在于，我们采取行动时依据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当时“没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作战。
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同日益增多的困难作斗争时，令人满意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我们知道敌人能够于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干些什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红色中国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他们的公开言论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参预当前各项计划的研究与制定。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准备，以应付红色中国动用其威胁力极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也许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坚持下去。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这个事实本应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轻视我空军在那里创造的业绩。空军不仅使我们免于灾难，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力量的支援，联合国军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与地面作战的成败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从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照样利用少数几个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二十六个师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从而使这些师得以维持下去。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个教训：轰炸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至今仍然还可以听到要求进行饱和轰炸的论调。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即除非协议中带有能够在今后付诸实施的制裁条文，否则，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都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艰苦谈判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时，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十分明显、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何种协议，要将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条文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仍须做好必要时推迟最终协定的签订、直到将这类条文写进协定的准备。
我们在朝鲜得以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动”。可是，从当前四处可以听到的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刊物的许多口号来看，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懂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一场有限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现时的实力对各种目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的战争，亦即除“胜利”之外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战争，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就象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坚决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很有大丈夫气概，“捍卫自由”的号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样会使我们的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种时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它很可能意昧着数千年文明的毁灭，连一个能庆祝胜利的人都不能幸存下来。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我们与那些嘲弄人的尊严、否认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这个世界不可能平静、安定下来，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仅仅只知道贫困、肮脏和幻想。
因此，我们确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隐藏我们自私和唯利是图的目的的十足战争叫嚣。譬如，我很怀疑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越南战争的目标还是表里如一的，即使存在着外交上很少有诚实可言或者难得赤诚相见这样明显的现象。约翰逊总统所阐述的目标，亦即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举的他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不存在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之处，而且，这些目标也是我国政府在不与对方妥协的情况下能够体面地达成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些掌权的和有影响的其他人士的辩解，即我们在越南的战争目的毫无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保证那里的人民获得“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怀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越南的丧失引述为“失去了宝贵的锡矿以及大量的橡胶、稻米供应”。
也许人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的真正目标。那些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行径”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北京的支持与补给，河内是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的。
如果我们相信关于我们目标的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迫使河内和北京不仅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越南的行动，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的行动。根据东南亚条约，美国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承担有义务。这样，美国自然就得要么公开地，要么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向共产党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支持活动。对于向红色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任何办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怀疑的。我相信，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会拒绝以任何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最后通牒。如果我们被迫扩大军事行动，以挫败旨在推翻东南亚条约保护之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阴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大大增加派往那里的军队。以我之见，如不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无论我们向那里派出多么大的我们自认为能满足需要的兵力都仍将证明是不敷使用的。而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后果如何就只能凭主观推断了。最后，我认为，除非某个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国土或军队，否则，使用这种武器打击敌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将会引起自由世界舆论的极大反感，很可能使我们处于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敌对世界中。
因此，我们应该自己决定我们世界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应该仔细地规定这些目标的具体内容，保证这些目标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
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将我们的资源消耗殆尽，可能会使我们无力对付最终的考验。我感到，这种考验确实在向我们迫近。
至于我们在越南的直接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一九六六年九月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扼要阐述是很有权威性的，可能说的完全是真话。这些目的是：我们并不谋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也不谋求在亚洲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我们并不谋求北越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或将其推翻；我们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参与关系到他们国家未来的事务；我们随时准备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愿意，他说，将越南统一问题留待双方人民“自由选择”，并愿意接受选择的结果，最后，还准备在得到对方私下的或通过其他方式所作出的如下保证之后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
这一保证应当是迅速采取使战争逐步降级的相应行动。如果北越能同意一个从南越分阶段撤出一切外来军队(美国和北越的军队)的计划，那么美国将同意在联合国或其他机构监督之下进行这种撤军。这些目标看来虽不能立即实现，但与确保我们对该地区锡、橡胶和稻米的控制的目标却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目标与我国人民在世界面前长期保持的道德形象，与我们长远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得多。
我们总的世界目标，即那些明显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则更有待于研究讨论。不过，我认为有一些目标是明确的。它们包括以下各点，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几点：1．防止铁幕之外的西欧落入克里姆林宫手中。
2．防止西半球出现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政府(由于古巴已为克里姆林宫操纵，这一目标已暂时被我们忘记，但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坚持我们在远东的前沿防线，即日本列岛、南朝鲜、琉球群岛、福摩萨、菲律宾群岛一线(其中应包括东南亚全部还是一部，依我看，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4．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原则指导下的联合国，尤其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有这样的诺言：“拯救子孙后代于战争的苦难……”(许多美国人可能不同意将此点作为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是应当在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按我的想法，从战争的苦难中拯救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下一代这个目标，不仅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动战争，例如故意挑起一场核战争，决不是拯救他们的办法。在我看来，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这句话确实提出了联合国最根本的目的。
从罗马帝国称雄的时代到现在这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欧洲人民由于战祸而不时地被浸泡在血泊之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变得日趋残酷，使得更加广大的地区沦为一片片荒原。现在，人们已掌握了毁灭性的破坏手段，如果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人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人类价值丧失的程度，都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灾难虽令人恐怖，但还是应当相信，政治家们将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防止这种灾难的办法。我们不能允许眼前的障碍和可以预见到的困难(当然还包括人类对极力的贪求)破坏或削弱为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共同采取的行动。如果不考虑固有的道义方面的因素，那么，与这一目标的利害关系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够超过西欧人民和美国人民，也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比他们更需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欧洲长期因战争而饱受死亡和破坏之苦；美国与这些欧洲国家有相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二者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极易遭受破坏。
越南问题是对政治家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行考验的核心问题。正如解决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时一样，我们将面临一些重大抉择。这些抉择对我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将是一个考验。我认为，众多的美国人民充满了可以给任何国家以精神力量的活力和正义感。我相信他们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
我坚信，我们的西方文明是根据某些崇高的虽则令人费解的目的在这个星球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目的并不要求美国人民在地球上比较不幸的人民中间充当救世主，而是要求他们在充分认识我们的局限性，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以及无意将我们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前提下，作为不幸的人民坚强勇敢、胸怀宽广的伙伴。我们的物质力量加上我们的精神力量，足以使我们实现这一祟高的目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发择聪明才智，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至于在当前，我认为没有比维护我们的自由更崇高的责任了。这要求我们必须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不能让其自白浪费，以便我们在面临最大的考验时能使用这些力量。但是，空谈目的是毫无价值的。目的必须转换成具体、实际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应当象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应当从属于国家的根本利益。
坦率地说，我们在东南亚确定的目标是否与此相符，我是表示怀疑的。象我这样一个公民，接触不到政府的高级情报，当然也就不可能断然消除这种怀疑。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能了解的情况对我们面临的对外政策进行评论，提出自己恳挚的意见，并对不久前华盛顿宣布的关于东南亚问题的许多错误估计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已说过，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利益是真正一致的。这些政治目标就象我们的政府官员提出的那些目标一样，面面俱到、空洞无物而且含混不清。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过多地放在这些表里不一的言辞中，相反，我们现在应当问一问自己：在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我们是不是过度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以至当需要在世界上其他更关键的地区应付新的挑战时我们会感到十分虚弱。因为，今后肯定还会出现与我国真正的利益关系更大的威胁。
如果我们能想出节约力量的良策以防备有一天会出现这些威胁，那我对美国的未来，对我们的领导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以及对我们的领导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武装力量全力支持这种领导的能力将充满信心。


朝鲜战争大事记

[[一九五０年]]
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人民军大举入侵南朝鲜。
六月二十八日\\北朝鲜人民军夺占大韩民国首都汉城。
七月五日\\史密斯特遣部队在乌山附近首次与共军接触。
七月二十日\\联合国军放弃大田。
七月三十一日\\晋州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沃尔顿?沃克将军宣布：“决不后退了！”
八月一日\\联合国军进入釜山环形防御圈。
八月六日至八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与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诺斯塔德、阿尔蒙德和李奇微将军商议仁川登陆问题。
九月十五日\\仁川登陆。联合国军夺占仁川港和港口附近岛屿。
九月十八日\\联合国军夺占金浦机场。
九月二十二日\\沃克所属部队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
九月二十七日\\北进联合国军与南下联合国军于水原附近会合。
九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军收复汉城。
九月三十日\\南朝鲜第3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七日至九日\\美军第1骑兵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十一日\\南朝鲜第3师占领元山。
十月十九日\\第8集团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
十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指示其所属司令官率所有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他将除南朝鲜军队以外其他联合国军不许向前推进的禁令置于脑后。
十月二十六日\\南朝鲜第3军第6师抵达鸭绿江。南朝鲜第 1军第26团于水洞抓获中国俘虏。
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发动第一阶段攻势。
十月二十七日\\南朝鲜第6师第7团在鸭绿江附近遭强大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十月三十日\\美军第24师先遣分队进抵鸭绿江四十英里范围之内。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强大的中国军队在云山进攻第8集团军，迫使其撤过清川江。
十一月六日\\麦克阿瑟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行动“使我之所属部队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十一月二十三日\\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向鸭绿江发动大规模强攻的信号。他宣布：“中国人尚未进入朝鲜。”美7师第17团进抵鸭绿江畔的惠山镇。第8集团军开始向鸭绿江挺进。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九日\\中国发动第二阶段攻势。
十一月二十五日\\位于朝鲜中央、德川附近的韩国第2军为中国之进攻所击溃。
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万中国军队进攻位于清川江以北的第 8集团军，使其遭受重大伤亡。
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军第24师、第25师和第2师撤过清川江。第8集团军开始撤退。中共军进攻位于长律水库西侧之第1陆战师和位于水库东侧之美7师所属部队。

十二月五日\\第8集团军放弃平壤。
十二月九日\\第1陆战师完成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的突围行动。
十二月十一日\\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7师撤至兴南环形防线内。
十二月十五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以南。
十二月二十三日\\沃克将军死于吉普车事故。李奇微被指定接替其指挥。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10军完成撤离兴南滩头阵地和北朝鲜的行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奇微将军正式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月五日\\中国发动第三阶段攻势。
[[一九五一年]]
一月三日至四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撤至平泽、原州、三陟一线并进行整编。
一月七日\\为重新与中共军队建立接触，第8集团军向北部发起强大的试探性进攻。
一月十五日\\一支加强的团战斗队实施侦察行动即“狼狗行动”，在乌山附近与敌重新建立接触。
一月二十五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采取攻势行动。第1和第9军向汉江北进，“霹雷行动”开始。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七日\\美第2师投入激战。其第23团战斗队及其加强的蒙克拉尔法国营在磔平里粉碎中共军队五个师的进攻，中共军队攻势突然终止。
二月五日\\美第10军之进攻，即“围捕行动”于东线开始。
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中国发动第四阶段攻势，主攻方向为美第2师防御地段。
二月二十日\\“屠夫行动”，即美第9军和第10军发动的一次总攻开始。
二月二十八日\\敌军在汉江以南最后之抵抗行动陷于瓦解。
三月七日\\在中部和东部地带，“撕裂者行动”开始，第9和第10军越过汉江。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第8集团军重新夺占汉城。
三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军进抵“爱达荷线”，夺取全部地理目标。
四月五日\\向“堪萨斯线”全面出击的“狂暴行动”开始。
四月十一日\\麦克阿瑟将军被免除最高司令官职务，李奇微将军被指定接替其职务。
四月十四日\\范弗里特将军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所有部队进抵“堪萨斯线”。
四月十九日\\美第1军和第9军进抵“犹他线”。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一次进攻。
四月三十日\\在撤至新防线后，联合国军将中国之攻势阻于汉城和汉江以北地区。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二次亦即最后一次进攻。
五月二十日\\中国的攻势遭到阻止。联合国军恢复攻势。
五月三十日\\第8集团军再次进抵“堪萨斯线”。
六月一日\\第1和第9军所属部队向“怀俄明线”挺进，“打桩机行动”开始。
六月十五日\\夺取了“打桩机行动”所规定之地形目标。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建议停火。
六月三十日\\奉华盛顿之命令，李奇微将军向中国人广播说联合国军准备讨论停战问题。
七月十日\\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在开城开始。
八月十日\\共产党人要求对在开城附近发生的所谓伏击事件表示道歉。要求为我拒绝。
八月二十二日\\共产党人要求我对“空袭”事件表示认罪道歉。要求遭拒绝后谈判中断。
八月三十一日\\第1陆战师在“大钵”地区发起攻击。
九月二日\\美第2师向“伤心岭”和“血岭”发起进攻。
九月三日\\陆战队和第2师抵达最初目标。
九月十八日\\陆战队向“大钵”以北之照阳河挺进。
十月十二日\\第9军向“詹姆斯敦线”挺进。
十月十五日\\美第2师夺占“伤心岭”。
十月二十五日\\在联络官之间进行为期两周的商议之后，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十一月十二日\\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停止攻势，开始实施积极的防御。实施“灭鼠者行动”。
[[一九五二年]]
一月一日\\对共产党阵地的炮击战和空袭战开始，持续整一个月。
一月至四月\\开始进行战俘甄别时，战俘营中发生骚乱。
五月七日\\巨济岛战俘营中的战俘将多德将军扣作人质。
五月十一日\\多德将军获释。
五月十二日\\李奇微将军离任，前往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职务，担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与日本签订条约后，执行占领任务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不复存在)。
六月六日\\为占领十一个巡逻基地，开始了“回击行动”。
六月十四日\\“回击行动”的全部目标均由第45师占领。
十二月\\峰岩岛战俘的越狱行动被镇压。
[[一九五三年]]
二月\\范弗里特将军退役回国。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奉命指挥第8集团军。
三月二十五日\\中国夺占警戒阵地266高地。五个警戒阵地。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占领三个警戒阵地。
六月十日\\中国人开始向金城附近的南朝鲜第2军发起进攻。
六月十六日\\南朝鲜第2军被压回到新的主要抵抗线，大约向南后退了四千码。
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国人向美第1军防区实施进攻，攻占两处警戒阵地。
七月十三日\\中国发起最后的攻势，以三个师进攻第9军右翼，以一个师进攻南朝鲜第2军左翼。
七月十九日\\板门店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
七月二十日\\由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沿金城江南岸建立起新的防线。
七月二十七日\\停火协定签字，为时三年的冲突结束。



附录

1．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
麦克莱伦与麦克阿瑟差别很大，即使一时的兴趣也大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但是，他们的经历却有许多极其相似的地方。两人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麦克莱伦在班里(1846年)名列第二，麦克阿瑟则居全班之首(1903年)。二者都出身陆军工兵，都很早就获得了很高的军衔。其中的一位长期公开抱有政治野心。另一位虽拒不承认自已有政治野心，但却多次表露过这种野心。两人都得到过企图利用他们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强有力的支持。麦克莱伦在被解除军职两年之后参加了总统竞眩麦克阿瑟则在被解除职务的两年之前公开声明：他并不想“积极争取或垂涎任何官职……”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危险和害怕承担责任便不敢担任美国人民可能要求他担任的任何公职”，那他“将违背”自己的“全部道德准则”。虽然麦克莱伦渴望总统职务，麦克阿瑟也未尝不想为此而进行一番努力，但这两个人均未获得这种机会。特朗布尔?希金斯写道：与前者一样，后者“已经把为个人赢得声望、使自己成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中爱国主义的化身当成了他作为一位现役将军的职责”。
2．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之后我与他会见情况的注释①
四月十二日中午，
我正在赴东京的途中。我前往东京
是为了与麦克阿瑟将军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议。我从羽田机场直接前往他的官郏他立刻以最高的礼遇接待了我。当时，我怀着人类好奇的天性想看看他在自己的高级职务被彻底解除之后情绪上有些什么变化。然而，他依然如故，对即将接替他职务的我表现得泰然自若、温文尔雅、至善至亲、热情相助。他含蓄地提到了自己被突然解职一事，但是他的口气中毫无伤心或怨恨的情绪。他是那样镇定地、毫不震惊地承受了这种打击，这对于一位处于自己事业颠峰的职业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当时就想，这件事很能体现这位伟大人物的达观性格。
①引自《士兵》第223页，马修?李奇微对哈罗德?马丁的谈话，1956年，哈图与兄弟出版社出版。——作者3．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给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指示信摘录……二、您之主要任务：1．实施空战：(1)保持朝鲜与周围海域上空的空中优势。
(2)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部队提供一般性空中支援，包括：1)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2)实施遮断任务，包括实施孤立战场的任务。
3)空运物资、部队并实施空中后送任务。
(3)协助保障远东司令部的安全及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部队的安全，包括保障该战区内空中交通的安全。
(4)向远东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和设施提供对空防御。
(5)按驻远东部队总司令指示组织空中支援……2．按驻远东部队总司令指示做好实施空降作战的准备。
不得摧毁位于北朝鲜鸭绿江附近的水电设施。
我部若在朝鲜以外地区遭受空袭或海上攻击时，应采取迅速而勇猛的行动实行自卫。但是，对中国大陆、满洲和苏联境内的目标采取的首次报复行动，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方可实施。事先未经我之明确许可，您部任何单位不得越过韩满或韩苏边界。
4．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给远东海军司令指示信摘录
……
二、您之主要任务：
1．实施海上作战：
(1)保持在远东战区的制海权。
(2)为日本以及远东部队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控制下的其他地区提供海上防御。
(3)保持对朝鲜的海上封锁。
(4)为第8集团军和远东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提供海上支援。
(5)保障远东战区内公海上的航行安全。
2．保护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我澎湖列岛——译注)不受中共之入侵或进攻，同时，亦应保证福摩萨不被中国国民党作为反攻中国大陆之基地。
对各军种均适用的基本规定与给第8集团军司令指示信中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同。
5．一九五三年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九日间艾森豪威尔总统致李承晚总统信件稿录
“……“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写道，“我们必须决定是继续通过战争来争取朝鲜的统一呢，还是以政治和其他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
“我深信……美国和大韩民国都需要接受停战。我们没有理由拖延这场战争，在一心希望通过武力来实现朝鲜统一的过程中，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统一朝鲜是美国不止一次承担过义务的一项目标。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次宣言，从美国接受联合国就朝鲜问题而阐述的各项原则这一事实，都说明美国承担了这项义务。不幸的是，朝鲜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遭受分裂的国家。我们仍决心为所有这样遭受分裂的国家取得政治上的联合而发挥自已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将战争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我们所致力的并确信合理的世界范围的政治解决……“……“美国决不会放弃以一切和平手段为实现朝鲜统一面进行努力……”6．，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李奇微将军退役之际收到的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弗吉尼亚州梅耶堡李奇微将军收亲爱的李奇微：愿上帝保佑您新的事业顺利。祝您、珍妮和儿子诸事如意、生活愉快。
对体现您高度作战指挥艺术和领导能力的这段光辉军事生涯，我表示正式的祝贺。您值得引以为荣的事迹甚多。但是，最值得自豪的是您指挥的军向波罗的海的突击行动，是您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光辉业绩。
马歇尔
7．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由当时为中校(现为少将)的保罗?史密斯传递的、我绘范弗里特将军的信件摘录
“……
“第二点想法，亦仅供参考。我想，是否派一名将级军官去会见莫西奥大使，说服他在除库尔特将军（由我指定负责与李总统联系的联络官。——作者）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大体上将下列各点转告李总统：‘您的主要问题是保证在您的军队中建立起得力的领导。你们从国防部长起，没有一级领导是得力的。这一点已清楚地为您的主力部趴在战斗中屡遭失败的事实所证明。
‘这是您在军事方面首要的和基本的责任。在您建立起这种得力的领导之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您的部队作战水平会有所提高，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指望他们的联合国军战友对他们的信心会有所增加。
‘在您建立起这种得力的领导并显示出这种领导的价值之前，将不存在进一步商谈美国装备更多的部队的问题。如果再为您装备部队，那么将是对紧缺装备的一种犯罪性浪费。因为，您战场上的部队还继续在毫无道理地抛弃许多重要的装备器材。’”关于向范弗里特将军提出的这项建议，我还补充了这样的注意事项：“此事您应十分周密地加以考虑。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危险就在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这样做即使不会毁灭至少也会削弱南朝鲜部队现有的这点自信心。这样，他们的仗就有可能打得更加糟糕。”






最寒冷的冬天2

最寒冷的冬天2 第一部分
第1章 序幕拉开（1）
三八线上燃起战火
1950 年6 月25 日拂晓，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韩国的突然袭击，4 小时内，朝鲜的坦克和步兵突破韩军防线，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我正和妻子及两岁的女儿在一起。接到金德俊少校的战事紧急电话后，我匆忙从家里冲了出去，直奔位于龙山三角地的陆军司令部。
1
凌晨急报：开城陷落
“师长，朝鲜军队突然在前方发起了全面进攻，开城一片混乱，好像……已经丢了！”
1950 年6 月25 日早上7 点，师作战处长金德俊少校惊慌失措地打来了电话，这是我在“6?25”战争中接到的第一个战报。
我当时是陆军上校，任韩军第1 师师长。第1 师是驻防三八线的韩军4 个师中的一个，主要负责从黄海道青丹、延安、白川至京畿道开城、长湍、高浪浦和积城一带全长90 公里的正面防线。
美国的布莱德利将军（时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说过，“6?25”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对我来说，这更是一场发生在错误时间的战争。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的4 月22 日，我刚刚从驻守光州的第5 师师长位置上调第1 师师长，而就在10 天前，我甚至仓促到连第1 师的情况还尚未了解清楚，就又被派到始兴步兵学校的“高级干部培训班”开始为期3 个月的学习。
冲突时有发生。从1949 年开始，大大小小的冲突在三八线附近就没有停止过。1950 年6 月中旬，陆军司令部情报局局长张都暎上校在主要指挥官会议上就曾警告说：“朝鲜目前的军队调动情况不太正常，随时都有发动进攻的可能。”［1］
“6?25”战争爆发时，我和妻子及两岁的女儿生活在汉城（汉城，韩国首都，自2005 年1 月18 日后中文名称统一为首尔。下同。——译者注）的新堂洞。在接到金德俊少校的电话后，我匆忙从家里冲出去，这时恰好有一辆军用吉普经过，我当即拦下来，随后直奔位于龙山三角地的陆军司令部。在那个汽车还是稀罕物的年代，能这么快找到辆汽车真是太幸运了！我向车窗外望去，外面同往常一样沉浸在周末的宁静之中，远处还传来了教堂和平的钟声。
到达陆军司令部后，我便直奔参谋长办公室。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尽快了解当前的战况；二是由于我当时还是步兵学校的学员，我必须确认自己是否可以返回第1 师指挥战斗。
已经有七八名军官聚集在参谋长办公室里，表情严肃地讨论着战况，气氛十分紧张。
当我问及我是否该返回第1 师指挥战斗时，蔡秉德参谋长厉声喝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马上给我回到第1 师的位置上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弄到一辆汽车，于是我立马想到去找第1 师的美军首席军事顾问洛克威尔中校。他就住在陆军司令部的旁边，虽然他好像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不太清楚，但他的军用吉普正好停在那里。
在我向他通报完战况后，洛克威尔中校二话没说，立刻就发动了汽车带我直奔位于南大门的崔庆禄上校的家。
第11 团团长崔庆禄上校在我培训期间代理第1 师的日常工作。当我们到达他家门口时，他恰好刚接到战报从家里出来。于是我们三人一同驾车向京畿道水色的师部驶去。
去师部的途中，街道上还和往日一样平静，只是来来往往急驶的军车在暗示人们发生了突发事件。
第1章 序幕拉开（2）
上午9点，我们抵达了位于水色的师部。这时，炮兵营长卢载铉少校、作战处长金德俊少校和通信连长董弘旭上尉正在师部门口等我们。
我们来不及进入师部，就站在门口听取了目前部队的情况介绍。由于开城已经陷落，我们与驻扎在那里的第12 团（团长全盛镐上校）失去了联系，不再抱任何希望了。驻守汶山的第13 团（团长金益烈上校）正在与朝鲜军队交战。而驻水色的第11 团，正在整合兵力准备投入到前沿阵地上去。
从报告中得知，由于开战的前一天（6 月24 日）是星期六，许多官兵都在外出休假中，因而现在只有一半的兵力留守。其实，进入6月以来，第1 师一直处于战备执勤状态，外出和在外留宿是绝对禁止的，陆军司令部也是刚刚才解除禁令而已。
由于在外学习，十多天不在部队，现在我的脑子有点儿乱，只是潜意识里预感到要出大事儿。我们几个人分别乘坐军用吉普和三轮军用摩托风驰电掣地奔向位于坡州小学的师前沿指挥部。坡州小学前面有座小山，天气晴好的时候在山顶上能看到整个开城。考虑到战时的需要，我把师前沿指挥部设在了坡州小学内。随后我们登上了坡州小学前的山头，看到前方到处弥漫着硝烟并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我心里担忧的仍旧是第1 师左翼的安全，还有负责以开城为中心正面防御的第12 团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能撤过临津江铁桥，因为这是他们后撤的唯一通道。此外，负责驻守右翼——高浪浦南侧坡平山阵地的第13 团能坚守多长时间；如果外出的官兵能及时归队的话，作为预备队的第11 团又能否迅速地投入到第1 师正面汶山一带呢……这些问题不断萦绕在我的心头。
当初在调任第1 师师长后，我曾借巡视之机视察了师前线防御阵地，当场更正了沿三八线一字排开部署兵力的做法，并沿临津江一带构筑了战时阻击线。当时有人反对说，这是弃帅保车的做法，根本没有考虑开城这个重要城市的安危。但我认为，30 公里才是一个师的兵力所能承受的战斗强度，所以必须压缩90 公里长的防御阵地。好在我事先将驻扎在仁川的第11 团调到了水色，这多少让我感到庆幸。
师属各团如果贻误战机，没有及时进入临津江防御阵地，那么汉城将面临极大的压力，我师的退路也将被切断，这样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无法掌握前方战况，特别是位于东线的第7 师的情况，由于通信不畅，我们与第7 师一直无法取得联系。
这时，一同赶来坡州小学的洛克威尔中校突然跑来对我说，美军事顾问团（KMAG）［2］发来撤退命令，让他速回汉城。
“不是说好来帮助我们的吗？现在情况对你们不利了，就急着撤走？”我对美军的期待瞬间变成了绝望，只好强忍着泪水，同洛克尔中校握手话别。当时，韩军的大部分后勤装备依靠美国顾问团供给。如果美国顾问团撤走的话，这不是等于让我们赤手空拳和对手作战吗？不行，我现在需要直接掌握战况。想到这儿，我便立即动身前往对手坦克在临津江最可能实施渡河作战的高浪浦。
第13 团打得不错，位于最前沿的一个营挡住了朝鲜军队的进攻，且战且退。这个营在战争爆发时恰好在临津江南岸训练，一接到命令就直接进入了坡平山阵地了。
休假外出的官兵陆续赶了回来，第1 师右翼所受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而位于左翼的第11 团在整合完归队的官兵后，强化了以铁桥为中心的“汶山突出部”（此地位于汶山邑，是临津江边西北朝向突出的一个半岛型的地区，属于从开城经汶山到汉城的必经之地，临津江铁桥就架在这里）的防御。
第1章 序幕拉开（3）
在占领临津江南岸阵地后，我们又遇到了何时炸掉临津江铁桥这个棘手的问题。正午刚过，工兵营营长张治殷少校便急匆匆地赶来向我报告：“爆破铁桥的准备工作完毕，请师长指示爆破时间。”
我回道：“再等一会儿，等第12 团主力撤过来以后再说。”
下午3 点左右，我终于看到第12 团的全盛镐上校带着30 ～ 40名余部乘三轮摩托车通过了铁桥。全上校面部受伤，流了很多血，我连忙派人把他护送到后方。
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不断有撤退归来的士兵三三两两地通过铁桥。
这时，铁桥北端的警备部队突然报告：“敌军从后面追上来了！”我连忙下令炸掉铁桥，却一直都没有听到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工兵营营长才黑着脸来向我报告说，由于线路故障，爆破失败。
就在这时，朝鲜军队已经冲上了铁桥。一瞬间，双方陷入激战，子弹在我的身旁乱飞。
眼看铁桥这一战略要地几乎落入朝鲜军队手中，万幸的是，朝鲜军队的坦克部队选择高浪浦为主攻方向，借以向坡平山和汶山一带推进。也许他们当初判断临津江铁桥一定会被我们炸掉，才没有选择在这里渡江。
下午晚些时候，俞海濬上校和金东斌中校率领陆军士官学校教导大队和步兵学校教导大队乘火车赶来增援我们。他们的到来，对于已经丢掉一个团兵力的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而在另一边，负责坡平山以北防御的第13 团与已渡过临津江的朝鲜军队坦克部队展开了血战。第13 团虽然编有一个反坦克连，但他们装备的57mm 反坦克炮和英寸巴祖卡火箭筒根本不能穿透对方T-34 坦克厚实的装甲。最要命的是，反坦克连从没有配备过大威力的穿甲弹，而且士兵们几乎没有见过坦克，更不用说受过最基本的反坦克训练了。开战第一天，士兵们就患上了所谓的“坦克恐惧症”——一听到坦克的轰鸣，就魂飞魄散，斗志全失。
但第13 团的士兵们还是非常勇敢的。特别是他们自告奋勇地组成敢死队，当看到一个个身上绑着炸药和手榴弹的敢死队员冲出战壕与对方坦克同归于尽时，无人不为之动容。
他们用血肉之躯迫使朝鲜军队在进攻的头一天没能通过坡平山，这为位于汶山的我师预备队赢得了时间。
太阳落山时，我回到位于坡州小学的指挥部。当时，通信部队已经抢通了部分通信线路，我们因此得以迅速地掌握了前线的战况。
就在这时，电讯官送来一份电报，是驻守在熊津半岛的陆军司令部直属第17 团团长、我的弟弟白仁烨上校发来的。电文如下：
请转告第1 师师长：前方官兵们正在奋勇抵抗，但战况对
我方非常不利。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发报了。
白仁烨
看过电报之后，我极力控制住了情绪，因为在这个时候，这种感情在士兵们面前是绝对不可以流露出来的。
“一万余名士兵的生命握在我这个既年轻又缺乏实战经验的人手中，我该如何应对这场战争？”一想到这里，我肩上的担子便似有千万斤重。
虽然表面上未动声色，但那一整天我都处于神经紧绷与内心慌乱之中。我总是感到口渴，几乎喝了一天的凉水。
炮声彻夜未停，我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随着太阳西沉，我和战友们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即将历时3 年零1 个月2 天17 小时的战争的第一天。
夏夜是短暂的，天马上就要亮了。
第1章 序幕拉开（4）
注 释
［1］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M]. 重庆：重庆出版社，
在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的关于虎视眈眈的南北双方的报告中，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消息证明某些事件即将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一些迹象很容易从情报人员的眼皮底下溜走。
但是，美国人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些不祥之兆。一位年轻的前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驻华官员杰克?辛格劳布当时正在培训一批韩国特工去寻找一些能够证明平壤方面不再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的证据。随后，他派遣这些人越境潜伏。这些人都是新手，而且他们的训练也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因此这些特工的任务就是搜寻那些最简单的信息：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有无疏散或者撤离当地居民的行动，因为这是战争准备进行的信号，而共产党当局对此会极力掩饰；其二，他们有没有对一些小型桥梁进行拓宽或者加固；其三，有没有人从事任何有可能重新开通南北铁路的活动。
辛格劳布的手下都很年轻，但是他认为有些人相当优秀。到了春末，他已经搜集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朝鲜正在向边境地区派遣精锐部队，同时悄悄撤离当地平民。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桥梁正在被加固，而每到夜间，边境地区就有人加紧修复铁路。因此，辛格劳布相信，边境地区反馈回来的信息足以证明，这里必将有大事发生。
2
一溃千里的汶山防线
面对偷袭，第1 师可谓损失惨重。但是6 月26 日一大早，士兵们又不顾疲倦，与在兵力和火力上占尽优势并有坦克支援的朝鲜军队展开鏖战。
由于我军熟悉地形，并事先在重要地点构筑了完善的防御工事，对方军队在这里受到顽强的抵抗。而且当我们从第一天被偷袭的噩梦中镇定下来后，发现对方军队的战斗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从早上开始，坡平山就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第13 团的士兵们比我预想中的情况要好。与此同时，攻占了临津江铁桥的朝鲜军队在昨晚趁着夜色又占领了周边的高地，这使得汶山直接暴露在朝鲜军队面前。如果汶山丢了，那么第13 团的退路也就被完全切断了。我急命第11 团迅速出击，收复“汶山突出部”，因为一味的防守只会被打得疲于奔命，并且时刻陷于惶恐之中。
对方的炮火非常猛烈。我在带着副官金判圭上尉和汽车兵检查各部队防务时，几乎是被炮弹追着跑的。说实话，如果说我当时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尽管那一天我累得两腿发颤，但一想到自己是在指挥着一万多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作战时，沉重的责任感又让我瞬间战胜了恐惧。我在那一刻根本顾不上生死。同时，作为一师之长，我是万万不可将恐惧表现在脸上的。
公路上，向北奔赴前线的士兵与向南逃难的人群混杂在一起。当时，能用的兵力几乎全都投入到前线去了。在第11 团和教导大队都被投入到汶山前线后，我这个师长手中已经没有一兵一卒的预备队可用了。于是我请示陆军司令部速派部队增援，并立即派人接替已在后方接受治疗的第12 团团长。电话里，我推荐了陆军司令部情报局的金点坤中校来接替这个职务（金点坤曾在我任陆军司令部情报局局长时与我共事）。
第1章 序幕拉开（5）
正午时分，第11 团和教导大队在师属第6 炮兵营的火力支援下，发起了反攻。由于教导大队平时要给军官和军校士官生进行战术示范，所以在这次战斗中显得训练极为有素。
但是，由于高地暂时掌握在朝鲜军队手中，而且对方火力比我军强大，所以我们遭到顽强的抵抗。我军射程只有8 公里的105mm 榴弹炮在对方的大口径火炮面前显得极其脆弱。
虽然个别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几乎把朝鲜军队逼退到了临津江边，但迫于对方的凶猛火力，我们最终还是被压了回来。我为丧失了反攻的最佳时机而自责不已。因为，如果我们早一点发动反攻的话，还有可能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却是对方加固过的防御工事了。
傍晚时分，朝鲜坦克部队终于突破了位于坡平山的第13 团防御阵地，登陆到临津江南岸并进入汶山。第13 团虽然集中反坦克火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穿甲弹在击中T-34 坦克厚实的装甲后，也只不过暂缓坦克的行进速度，而坦克本身毫发无损。
第13 团的炮兵营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神勇。在只有15 门野炮的情况下，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他们不仅对对方主力进行了强有力的炮击，甚至延缓了对方坦克部队的进攻速度，而这是连反坦克连和敢死队都没有做到的。
虽然第13 团的反坦克火力、敢死队及炮兵的精准射击让朝鲜坦克部队夺取汶山用了两天的时间，但汶山最终还是落入对方的手中。第11 团的退路被切断了，第13 团也在来势汹汹的朝鲜军队面前且战且退，坡平山—汶山防线开始瓦解。
傍晚时，天下起了小雨，我不得不命令部队放弃防御阵地向后方撤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驻守在我师右侧东豆川防线的第7 师防御失利，因而被迫提前向议政府方向撤退。
我师在后方重新集结，地点是位于三八线与汉城之间的从苇田里奉日川到金村的防线。那是我被任命为第1 师师长后修筑的防御工事，用来作为战时确保汉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京义线铁路与汉城至开城的国道（现称为统一路）在那里呈S 形交汇，防线两侧是连绵的丘陵山地。当时我一眼就断定这里是修建防御阵地的最佳地点。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12 团的美军顾问多诺万少校来到我师指挥部。他说：“美军顾问团已经取消了撤退的命令，韩国陆军司令部很快会派6 个团增援议政府一线，并准备反攻。因此，现在第1 师能否守住奉日川的阵地非常重要！”
在发出后撤命令时，我再也无法掩饰住自己焦虑、惶恐的心情，但同时又告诉自己：“一定要死守奉日川。”
但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前线一片混乱，后撤命令是否能传达到各部队？第11 团能否绕过朝鲜军队撤出来？防线已被突破的第13 团能否冲出包围安全撤出？趁黑夜撤退时，重装备和重武器能不能带得出来？第1 师东侧的议政府防线能否支撑得住？……
师部的作战参谋们在忙着联系各团的作战参谋，让他们务必将撤退命令传达到各所属部队。说实话，当时我内心的悲壮真是无以言表。我皮鞋的后跟也不知何时跑掉了，露出来的鞋钉把我的脚后跟扎得鲜血直流，结果把整只鞋都浸透了，但我也顾不上处理一下。
当天晚上，我把师部从坡州转移到奉日川小学，并逐个确认每支部队的撤出情况。朝鲜军队虽在6 月26 日夜里发起了新的攻势，但我师各部队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后撤。虽然仍有个别部队没有接到后撤命令，但到6 月27 日早晨时，各部队已经基本都按命令进入了奉日川防御阵地，没有出现大的疏漏，这多少减轻了我最初的担忧。
第1章 序幕拉开（6）
6 月26 日深夜，两个营的增援部队乘火车经龙山赶过来。他们是原驻守在全罗南道的第5 师第15 团的一个营和第20 团的一个营，而第5 师的主力则都投入到议政府方向。
正在步兵学校学习的第5 师15 团团长崔荣喜上校在龙山与增援部队会合后一起来向我报到。而接手第12 团团长职务的金点坤中校正忙着把从开城撤下来的余部进行再次整编。
经过一夜的痛苦煎熬后，我终于逐渐地摸清了正面朝鲜军队的基本情况：将近两个整编师，并配有坦克支援。
这天夜里，师属工兵营副营长金永锡少校带着21 名士兵组成敢死队，以防夜袭。他们出发前都写好遗书，随后躲在汶山南麓道路两侧的散兵坑里，等待对方军队坦克的到来。他们的武器是绑着手雷的TNT 炸药，只要朝鲜军队坦克一来，他们就会拔出手雷上的卡销，冲出战壕与其同归于尽。但那天晚上朝鲜军队并没有出动坦克，反倒是敢死队的战士们偷袭了对方的一支先头部队，并缴获了十几支枪，随后大家都平安返回了。
由于临津江大桥爆破失败，工兵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们总想找机会挽回面子，因此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
第二天天刚亮，隐蔽在苇田里北侧树丛中的朝鲜军队在25 辆坦克掩护下，沿国道向南推进。经过一天的炮火洗礼的我师所属各部已经重新找回了自信，士兵们集中反坦克火力对付对方的坦克，同时，炮兵营对对方坦克前进的道路进行了炮击，这有效地延缓了朝鲜军队的进攻。
前一天夜里赶来增援的第15 团官兵也组成了敢死队，他们身上绑着炸药，与朝鲜军队的坦克同归于尽。那壮烈的场面无人不为之动容。
经过一天的胶着战事，防线丝毫没有动摇。
当天下午，作为陆军司令部派遣的战略指导组组长，金弘一少将和闵机植上校来到位于奉日川小学的第1 师师部。听完我的汇报后，52 岁的金将军称赞道：“没想到第1 师会打得这么好！议政府方面可能不行了，没希望了。”
他接着说道：“现在放弃阵地，撤到汉江以南，你认为怎么样？”
我回应道：“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我不能随意下令撤退。”
我建议金将军赶紧回到陆军司令部请求蔡秉德参谋长下达后撤命令。金将军同意我的建议，随后火速向陆军司令部赶去。
但在当天晚上，陆军司令部的一名军官乘吉普车带来了参谋长的手令，上面写着四个字：
死守阵地
一纸命令，让第1 师撤到汉江以南的希望成为泡影。我们只能战斗到最后一刻，期待着战局能出现奇迹。
后来我才知道，金弘一将军回到陆军司令部后，就强烈要求蔡参谋长下令第1 师后撤，但蔡参谋长一直犹豫不决，金将军甚至急得拿起电话听筒恳求他下命令，但最终还是被拒绝了。蔡参谋长这么做当时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听说美军即将参战，因此想以此表明韩军要御敌于汉江以北的决心。
战争结束后，有人说我当时没有接受金将军将第1 师后撤的建议，而决心要死守奉日川防线。很多人批评我说，作为师长，即使上级没有下令后撤，我也应该带着第1 师撤到汉江南岸才对。
要知道在战时，听信作战参谋的建议行事而出现的失误数不胜数。但违抗军令，临阵脱逃，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枪毙的。话说回来，如果当时下达了后撤命令，第1 师保存着整体实力撤到汉江以南防御的话，韩军也许不会那么快地就被打到洛东江一线，也许那段历史会被改写。但这只是战场上千万个“如果”中的一个，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
第1章 序幕拉开（7）
6 月27 日这天，我第一次审问了俘虏。
这个朝鲜俘虏年龄不大，20 岁左右，身材瘦弱，好像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告诉你们，我们很快就要占领汉城了！真他妈的倒霉，居然让你们这帮废物给抓住了……”
从那以后，我一直保持了亲自审问俘虏的习惯。这不仅是为了要从俘虏嘴里获得所需的情报，也是为了了解对方军队的精神状态。
6 月28 日，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后，我军仍坚守着奉日川防线。虽说是让我们死守阵地，但我觉得不能只是一味的防守，我还要考虑组织反攻。
6 月28 日凌晨，我命令作战参谋拟定反攻计划，并下达给各师属部队。就在当天凌晨3 点，韩军炸断了汉江铁桥，陆军司令部撤到了水原。朝鲜军队穿过弥阿里占领了汉城。而我对此却浑然不知，正忙着准备与朝鲜军队进行决战。
6 月28 日中午时分，护送伤员的救护车中途返回，去富平一带接受弹药补给的军需参谋朴暻远中校也带着空车跑了回来，他们带来了汉城陷落的消息。
朴暻远中校带车到达碌磻里时，发现朝鲜军队已攻入汉城。而且听说汉江铁桥已被炸，西大门监狱的犯人都被放了出来，正在大街上挥舞着对方军队的旗帜欢迎朝鲜军队入城。于是朴中校立即掉头返回。
雪上加霜的是，卢载炫少校这时跑来报告说炮弹都打光了。刹那间，我感到全身虚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紧紧地抱住卢载炫少校，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说，奉日川小学东侧不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朝鲜骑兵，约有50 多匹蒙古马，有的马上骑着人，有的马上驮着机枪和迫击炮。没过多久，学校周围就响起了机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
看来，第1 师的东侧暴露了。
反攻计划夭折在襁褓中。我急命部队停止反攻，慌忙带着师部人员撤到离奉日川小学几百米的曲陵川大桥旁的大堤上。恰巧这时美军的轰炸机从西边飞过来，却误炸了我们第1 师的左翼部队。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天不助我，今日吾命休矣。
3
木筏上的渡江战役
我们一边提防着朝鲜军队的骑兵部队再次从侧翼发动进攻，一边召集各团团长和师部参谋召开了在汉江北岸的最后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庆禄、崔荣喜和金点坤三名团长，以及师参谋长石主岩上校等师属各部队主官和师部参谋。
我在会上说道：“这四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英勇，也许大家都听说了，今早汉城陷落了，汉江铁桥也被炸了，虽然美军轰炸机的空中支援表明美军已参战，但从误炸的情况来看，仗还得靠我们自己打。现在我命令大家要在尽可能保存实力的情况下把部队撤到汉江南岸，目的地先定在始兴步兵学校，在那里重新集结。如果战况继续恶化，我们就向南，上智异山打游击。坚持个两三年，战局总会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的。”
此时，朝鲜军队的枪声越来越近，已经快打到河堤了。
由于我们是在白天组织后撤，本身就困难重重，再加上又是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要组织一万多名官兵横渡汉江，因此就更加困难了。更何况，我对汉江的地形不甚了解，于是在讨论渡江地点时，我征求了各团团长的意见。第11 团团长崔庆禄建议渡江地点选在汉江下游金浦市的二山浦；而第15 团团长崔荣喜则建议选在幸州渡口。两个团长都说自己对所建议地点的地形非常熟悉。
第1章 序幕拉开（8）
于是，我让崔庆禄上校和崔荣喜上校各带一个小分队分别去二山浦和幸州渡口实施侦察。同时，我也带了师部的参谋乘车先到二山浦了解情况。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崔庆禄上校的小分队还没到。二山浦的江面很宽，一只渡船也没有，实施渡江作战问题太多。于是我们又调转车头奔向幸州渡口，到那儿一看，崔荣喜上校已经开始作渡江准备了。幸运的是，那里不仅有十多只渡船，而且艄公居然也在。向对岸望去，金浦机场方向已是浓烟滚滚。曾经做过工兵的崔荣喜上校指挥起渡江行动看上去很内行，他先在外围布上警戒哨，然后把两条渡船绑在一起，上面再铺上木板，就成了个大木筏子。这些大木筏虽然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好在它能保证战士们平安渡江。
崔荣喜上校不知从哪儿给我弄了些吃的，我已经四天没吃东西了，说实在的，还真感觉有点儿饿。但一想我的部下们同样也是四天没有进食，我婉拒了他的好意。
多亏了崔荣喜上校，官兵们才得以安全渡江，而且还带过来两辆吉普车。由于要保证一万多官兵的后撤，我们不得不忍痛丢掉了150多辆汽车、榴弹炮及其他辎重。丢掉它们对我来说如同剜肉。
我还清晰记得在后撤途中，逃难的人群和艄公向我们投来的失望的目光。在那些毫无表情的目光中，我仿佛能读出他们对这些只知道逃命的士兵的怨恨。
我们渡过汉江后天就黑了。我带着一部分官兵沿江堤向东部永登浦方向行进。从金浦机场那里不断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汉城和永登浦的夜空也被炮火染得通红。
夜路很不好走，我索性将带过江的吉普车扔在江堤上，沿着田埂徒步向始兴方向走去。我带着的这支队伍里有石主岩上校、金益烈上校、崔荣喜上校和宪兵队长李圭光少校等40 多个人。
也许是四天只喝了些水而没有进食的缘故，我才走了30 多分钟就觉得精疲力竭，因而不得不坐在田埂上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前进。就这样，走走停停。就连夜里我们也在不停地行军。在黑暗中，副官金判圭上尉不知从哪儿弄来了水，算是救了我那快要冒烟的喉咙。而李圭光少校一路上尽职尽责，对警戒任务丝毫没有懈怠。
我们到始兴时已是6 月29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在始兴火车站，我遇到正在站台上的美军顾问团副官梅伊中尉，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也顾不上脸面了，冲上前便问道：“你这儿有白糖吗？”他很快给我们找来白糖，我泡了白糖水和弟兄们一起喝。喝完糖水，我才感到气力有些恢复。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白糖还有这等神奇的功效。
梅伊中尉告诉我，现在战况虽对我方不利，但美军很快就会参战的。美军到达前，韩军需全力以赴地守住汉江防线。
随后，我们来到始兴步兵学校，发现这里已经成为始兴地区战斗司令部，两天前在奉日川小学师部见到的金弘一少将在此任司令。
金将军见到我，一把就把我抱住。
“撤下来就好！撤下来就好！第1 师现在怎么样了？”
我把这两天的战况作了汇报，并向他报告说：“现在我们这支是先头部队，等后面的弟兄们陆续抵达后，我们还要对部队进行整编，可能需要些时间。”
金将军说现在金浦地区形势危急，问我能不能带兵去救急。可此时的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手上几乎没有可用之兵，这让我如何临危受命？无奈中，我只好说第1 师还要进行再编，希望金将军能想想办法让别人去执行这个任务。好在金将军也理解我现在的处境，没再强求。
第1章 序幕拉开（9）
当时，始兴地区战斗司令部的任务是接管汉城周边的防务，将撤到汉江以南的各部队改编成新的营、连级单位，然后再重新投入到汉江防线上，以拖延对方南下的进攻速度。
在金弘一将军的关照下，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并重新整编我的队伍。从6 月25 日开战以来，我一直没来得及换衣服，卡其布的军装和军帽让汗水不知浸透了多少次。到了这里，我终于有机会换上了崭新的国防绿战斗服。
拉开这场战争大幕的临津江战役就这样结束了。第1 师与增援部队配合得很好，打得很顽强。战士们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坚定不移地听从指挥，也是我力量的源泉，让我这个既年轻又缺乏经验的师长，能够集中全部智慧，冷静地去指挥战斗。但战争是不问原因和过程的，毕竟结果是以我的失败而告终的。这其中当然有太多的原因，比如对战场情况的估计不足，错过了带部队撤退的最佳时机，前后方指挥不畅等。
我在翻阅朝鲜军队最初进攻的战史时发现，他们当时把主要进攻地点选在我军第7 师正面和第1 师所在的汶山方向。这两处都是打开进入汉城通道的主要地区，所以他们集中了坦克部队进行猛攻。
其实，当时韩军的反坦克作战能力并不是很弱。如果战术得当的话，还是能够遏制朝鲜军队坦克部队推进的。第1 师灵活运用炮兵，击毁朝鲜军队11 辆坦克的战例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军事主官和士兵没有领会到这一点。而且，很多士兵在战前根本就没见过坦克，所以初次见到后会产生恐惧感。这个教训在今天仍然适用，当今武器日新月异，但只要对它了解后，总会找到对付的方法。
对于战争初期韩军的大规模溃败，曾有人质疑我们之前是否制订过战争突发时的作战计划。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是有的。1950 年3 月的一天（当时我任第5 师师长），师参谋长石主岩上校曾去陆军司令部开会，并带回了防御作战计划，整个计划是以假想敌军突袭议政府方向为前提拟定的作战方案。当然，这份计划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上面只说明了如何在三八线与敌作战，但没有如何在汉江以南抵抗敌军进攻的内容。
我出任第1 师师长后，重新制订了临津江防御作战计划，特别是将临津江和奉日川定为主要防线的工事构筑工作，对后来的实际作战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记得我曾问为何不沿江修筑防御工事，作战处长金德俊少校给我的回复是，上级没有指令，不敢擅自做主。
后撤到始兴的各部官兵的士气已经跌落到谷底，大家都对战争形势悲观绝望。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6 月29 日，麦克阿瑟将军将来韩国，并视察前线。
麦克阿瑟将军当时不仅在军中，而且在一般老百姓中也是一个被尊为“战神”的传奇人物。他是二战的英雄，也是接受日本天皇战败投降的人，他在那个时代的存在感，是当今社会无法想象的。
麦克阿瑟将军视察永登浦汉江防线的消息，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到处能听到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赞叹声。
金弘一将军领导的始兴地区战斗司令部通过组织兵力，在汉江防线死守了6 天。因为当时在日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希望韩军最少坚守汉江防线3 天，以便为调美军赴韩参战赢得时间。
在这场战争中，韩国曾几次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其中就有汉江防线保卫战。如果汉江防线守不住，美军地面部队和装备就没有时间运到韩国，那么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挽救战局。金弘一将军的努力，为韩军和美军的作战部署赢得了时间。之后，韩军以始兴地区战斗司令部为母体创建了第1 军，金弘一将军任军长，并指挥了洛东江防御战。金将军曾在中国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高级指挥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建军后又担任了韩军参谋学校校长，对战争中的迟滞战术非常在行。所以很庆幸能有金弘一将军这样一位深谙高级战术的军人来指挥汉江防御战和迟滞战。
6 月30 日起，我开始着手部队的重建工作。当再次徒步十多公里路来到汉江边时，我看到汉城鹭梁津一带已经在朝鲜军队的炮击下变
1950 年6 月29 日，麦克阿瑟将军从位于日本东京的美远东司令部飞抵水原机场。
成了一片废墟。在永登浦大堤上，我遇到正在指挥战斗的机甲团团长刘兴守上校，当时机甲团正用装甲车上的37mm 机关炮对汉江北岸进行炮击。机甲团装备有50 余台装甲车和200 多匹马，是韩军的核心机动部队。交谈中，刘兴守上校也为麦克阿瑟将军的来韩视察及美军即将参战的消息深受鼓舞。
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一辆吉普车，他二话没说便送了我一辆。在战况危急的时期，这种慷慨令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
有了车后，我能更方便地奔走于始兴和位于水原的陆军司令部之间，带着几名军官到处招兵买马。宪兵队也设立了落伍士兵收容站，为我师送来了不少还能打仗的士兵。在这些归队的老部下中，最令我动容的是那些长途跋涉还不忘把迫击炮带回来的弟兄们。
在位于水原一所小学的陆军司令部，我看到作战部长金白一上校正在黑板上编写“军队重建计划”，主要是重新整编从汉江以北撤下来的各部队官兵。于是我赶紧上前跟他建议把第1 师和第5 师合并起来，因为我在1949 年7 月赴任第1 师师长前，一直在第5 师当师长。金白一上校当场同意。
出生于咸镜北道的金白一上校，1945 年和我一起从平壤跑到南方。他是我的军中前辈。战争爆发时，他正代理丁一权中将（当时在美国）任陆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后来他随第1 军在攻打咸镜道时立下赫赫战功。1951 年3 月，他在一场空难中不幸殉国。
第2章 决战洛东江（1）
300 公里大撤退
开战之后，朝鲜军队势如破竹，相继占领了汉城、晋州。我们只好从汉江南岸开始后撤。经过300 公里的长征后，我们来到了洛东江边。战况已十分危急。就在这时，美军进入朝鲜半岛，与在洛东江防线坚守多日的韩军展开了绝地反击，局势开始发生逆转……
4
7 月拉锯战
进入7 月后，朝鲜军队逐渐加强了对汉江防线的进攻。由于兵力不足和缺少重装备，我军开始有些支撑不住了。已占领汉城的朝鲜军队，以汉江铁桥为中心，向四周不断地扩大战果。之前被韩军第6 师（师长金钟五上校）阻击在春川一线的朝鲜军队，这时也突破了我军防线，并向西南方向突进，对水原形成包围之势。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第1 师接到了撤至汉江以南后的首次作战命令——进入水原东北地区阻击进攻丰德川的朝鲜军队。
我们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师，可实际兵力连一个团都达不到。但是第1 师仍然按照命令迅速在丰德川山谷（现水原高尔夫俱乐部附近）进行部署，而且还收编了100 多名从广陵地区撤下来的第10 期士官学校学员。
就在他们刚刚投入到前沿阵地时，陆军司令部就来电：“目前，任何一名军官都是国家的重要资源，陆军司令部将对他们授衔，并投入到前线作战，命令你立即将他们撤至大田。”于是我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这些士官学员并把他们送走。
按照带兵多年总结出的战术经验，我把部队呈“V”字形埋伏在山谷中。果不其然，朝鲜军队按照预想进入了我们的“V”字形包围圈。随着我一声令下，士兵们一起开火。朝鲜军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们消灭殆尽。虽然只是一场小胜，但这场胜利可以被视作是对临津江战役惨败的雪耻。同时，这场胜利还对集中在水原以北的我军主力日后的成功撤退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伴随这场胜利的是一个不幸的插曲——由于美军飞机的误炸，几名战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金益烈团长也被炸伤，后来被护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在我军主力放弃对水原的防守与陆军司令部迁至大田后，我部被命令经平泽南下到鸟致院（位于韩国忠清南道燕歧郡）。当天下午，当部队撤至乌山（位于京畿道南部）附近时，我们碰到了正在路边修筑工事的美军。这是美军第24 师的先头部队史密斯先遣队，他们装备的新型105mm M2 牵引炮，让我们在充满羡慕之情的同时也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美军陆军直接参战，而且听说从熊津撤下来的第17 团（团长白仁烨上校）与史密斯部一起驻守在乌山。
我师官兵在平泽顺利地坐上火车向鸟致院开进，我则乘吉普车继续南下。在全义郡（现忠清南道燕歧郡一部分），我在与遇上的金白一上校一起讨论战况时，遭到朝鲜军队飞机的突然袭击，但扫射火力都集中在一棵大树的后面，我们又逃过一劫。
在鸟致院，第1 师正式编入新创建的第1 军（军长金弘一少将）。陆军司令部则在吸取了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和体会到中间指挥体系的必要性后，决定以第1、2 师为基础创建第1 军，精简了指挥单位。
金弘一将军对我说：“从日本紧急派来韩国的美军第24 师师长威廉?迪恩少将虽在平泽和安城各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但我仍对那里不放心。”他随即命令我带部队到东北部的阴城方面抵御南下之敌。
就这样，由美军第24 师负责京釜（汉城—釜山）国道沿线、由韩军负责中部和东部的迟滞战就此打响。由于我们暂时缺乏扭转战局的实力，只能通过麻雀战在各处袭扰朝鲜军队，消灭朝鲜军队有生力量，把他们拖入疲劳境地，同时也是为了等待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到达。
第2章 决战洛东江（2）
为了及时赶到阴城，第1 师开始长途行军。当我带着2 000 多人的队伍徒步经过清州时，听到部署在镇川地区的我军首都师与朝鲜军队交战的炮声。
“我军开始慢慢找到感觉了！” 我当时不禁思忖道。但看到自己的队伍衣衫褴褛的模样，心情不禁又黯淡下去。
到了曾坪（曾坪郡，位于忠清北道）的时候，我发现第6 师司令部也设在那里。在司令部我见到了师长金钟五上校和柳阳洙少校，他们看上去心情都不错。
曾与我在陆军司令部情报局一起工作过的柳少校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在春川和阴城地区打了两场漂亮仗，战士们现在正士气冲天呢。”
第6 师摩托化程度很高，不仅配有军用卡车，还有从矿山征用的日本制造的卡车和一个炮兵营，战斗力非常强。
在曾坪，我再次对我部人数进行了清点，发现兵力已超过5 000 人。增加的人都是跟在我后面渡过汉江，并日夜兼程赶上来的原第1 师的人马。
7 月8 日，第1 师翻过白马岭到达阴城后与第6 师第7 团（团长林富泽中校）换防。林富泽中校刚刚在同乐里战斗中大获全胜，对未来的战事充满了信心。换防的同时，我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第1 师目前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弟兄们都太疲劳了，我们没有炮也没有重武器，就这么换防的话，我心里没底。在我们准备好之前，你们能不能先留在这儿帮帮我们？”
林富泽中校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其后，他率领第7 团与第1 师并肩坚守防线。第7 团的炮兵营为我师的正面阵地提供了有效的火力支援，抵挡住了朝鲜军队的猛烈进攻。
后来，我们接到立即后撤的命令——要求第1 师经槐山和米院进驻俗离山东麓的化宁场（位于庆尚北道尚州市化西面）。我们在暴雨中翻山越岭抵达那里后，发现战争初期曾守卫熊津半岛的陆军司令部直属第17 团早就到了。团长白仁烨上校因在水原附近负伤而被送到了后方医院，部队现在由副团长金熙濬中校指挥。
第17 团曾在化宁场设伏，有效地打击了突入该地区的敌军第15师。作为奖励，全团3 000 多名官兵集体晋升一级，军服和装备也都换了新的，装备水平基本上和美军不相上下。
在化宁场，我部又与美军第25 师第24 团会合，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与美军地面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我与第24 团团长霍顿?怀特上校此前早就相识，1945 年韩国光复以后，怀特曾任美国驻韩第24 军情报处处长，与时任陆军司令部情报局局长的我经常进行业务往来。因为我姓白，而他姓“WHITE”（英文中“白”的意思），所以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关系也处得不错。 这次老朋友再次重逢，我们都万分高兴。
比我部先期抵达化宁场的怀特上校此时正为部队的难于管理而心烦意乱。已经50 岁的他向我抱怨道：“韩国的山太多了，对我这个年龄的人确实是个大问题，看来战争真的是年轻人的游戏。”
第24 团除了团长和个别几个人外都是黑人，因而在美军中有“黑色军团”之称。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不错，特别是155mm 大口径榴弹炮。这让崔荣喜上校非常兴奋，特意叫上我一起去看。
怀特上校给我一张比例尺为50 000 ∶ 1 的地图及一些透明纸和蜡笔。当看到小学墙上居然挂了一幅“大韩民国全图”时，作战参谋们都高兴得欢呼雀跃。
7 月23 日，第1 师协同第17 团和美军第24 团在葛岭对敌军第15 师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战斗结束后，金弘一军长命令我在7 月25 日向美军第24 团移交防务，然后在尚州休整后进驻咸昌。可直到7 月25 日早上，美军第24 团还没有到。也许是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部队上来会很费时间。最后，当我们出发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多，金弘一军长一直责问我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进行换防，我只好催促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来回应。
第2章 决战洛东江（3）
7 月26 日白天我们抵达尚州时，第20 团（团长朴基丙上校）和青年防卫队已经在那里等候。把他们收编之后，第1 师的兵力一下子增加到7 000 多人。随后，我又把炮兵第17 营营长朴永湜（shí）少校编入我部，同时为没有枪的战士全部配备了M1 步枪和卡宾枪。开战后，第1 师又一次找回了原来的样子。
整编之后， 第1 师一刻未歇便沿洛东江的支流颖江进行部署，以抵御经闻庆（位于庆尚北道）的南下之敌。在这场阻击战中，我们第一次得到美军的空中支援和地面炮火支援，这使得对战事充满悲观情绪的战士们找回了些自信。
在咸昌的激战中，我师牺牲了两名营长。但我们的坚守为韩军全面部署到洛东江防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7 月27 日，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国防部部长申性模和陆军参谋长丁一权突然来到位于尚州邮局的第1 师指挥部。
“报告，第1 师再编完毕，可以立即投入战斗。”
我话音刚落，申部长和丁参谋长便意外地说道：
“祝贺你荣升为将军！”
随后，他们上前和我握手，并给我的军服上换上准将肩章。同时告诉我，第1 师已编入新创建的第2 军（军长刘载兴准将）。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此时的我也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战事的发展还处于混沌之中，升任将军只能让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
① NK 2nd Infantry Division 朝鲜第2 步兵师 NK 9th Infantry Division 朝鲜第9 步兵师 Charley Company 查理连
Dog Company 小狗连 Lt. Beahler & Dog Company 比勒中尉和小狗连 Fox Company 狐狸连
② Changnyong 昌宁 Poncho-ri 豆谷里 Namji-ri 南芝里
③ Naktong River 洛东江
④ , evening, August 31 美军驻扎地点，8 月31 日夜 , evening, September 1 美军驻扎地点，9 月
1 日夜 NK river crossing，August 31-September 1 朝鲜横渡洛东江，8 月31 日～ 9 月1 日
洛东江战役［2］，1950 年8 月31 日～ 9 月1 日
注 释
[2] 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M]. 重庆：重庆出版社，
5
兵临“最后的防线”
在经历了从汉江南岸开始后撤直到洛东江边的尚州这整整300 公里的长征后，我终于站在洛东江边。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是无路可退了。洛东江防线沿晋州—金泉—咸昌—安东—盈德一字排开［3］，以咸昌为界，向北90 公里由韩军驻守，向西120 公里则由美军驻守。
7 月8 日，沃尔顿?沃克［4］中将就任美军第8 集团军司令，并被授予了这次防守战役的作战指挥权。
近一个月时间不停的后撤，是我战争中最痛苦的记忆，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明天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就这么带着精疲力竭的弟兄们行军后撤。除了在丰德川、阴城、化宁场和咸昌等地与对方军队作战外，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徒步行军。而且总是感觉对方军队就要追上来了，全身的神经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
我师在后撤途中随时都要准备战斗，还要随时接收跑散的士兵并将他们再编入部队。第1 师自从在汉城被打散后，直到后撤到洛东江时，仍能保持4 000 ～ 5 000 人的规模，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也不知道掉队的士兵是如何找到我们的，他们都很快地回到原来所在的连队。
第2章 决战洛东江（4）
我一直认为，我们之所以日后能反击成功，靠的就是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如果没有这些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战士和徒步行军300 公里仍不会掉队的弟兄们，谁能保证我们后来能扭转战局呢？
这一个月的迟滞战，使战士们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耐力。在漫长的行军途中，大家不再顾及盛夏蚊虫的叮咬，路边摘下刚成熟的辣椒、青菜、瓜果都能当饭吃。军装刮破了，脚底走烂了，却听不到一声埋怨，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掉队。我第一次知道，有病不用吃药也能自愈。
说实话，要指挥这么一支叫花子般的军队绝非易事。但作为师长，我有责任管理好他们。虽说军令如山，但对于某些散兵游勇来说，军令有时也不见得奏效。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陆军司令部在任命军官时，不是从上面委派，而是常常从所在部队就地提拔。而当时作为师长的我的处境，真的和中国战国时期那些领兵打仗的将军们差不多。
7 月初，战争爆发前已退役的金锡源准将重新回到首都师任师长。金锡源师长威望很高，一听说他当了师长，很多军官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甚至我的第11 团团长崔庆禄上校和作战参谋金德俊少校也申请调转到首都师任职。
在这个战事难料的时期，到自己信任的长官身边去战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而曾在第5 师任作战参谋的文亨泰中校，虽然和金锡源将军有旧交，但他还是选择留下。当我问他是否能继续留在第1 师时，他好像洞察到今后战局变化似的，对我说道：“如果师长您没意见的话，我想留下来。美军已经参战了，我想和善于同美军联合作战的上司一起战斗。”
部队在尚州结束整编。金东斌中校接替崔庆禄上校任第11 团团长，崔荣喜上校接替在后方养伤的金益烈上校任第13 团（后改称第15 团）团长。而金点坤中校和曾任第20 团团长的朴基丙上校被任命为第12 团团长（一个团有两名团长的现象在战时是允许的）。同时，我们把师部设在当地的邮局里（为了保障作战时的通信畅通，这在战时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在第1 师与第5 师整编过程中，两个原所属部队士兵间不断发出的不合谐音符，曾让我头疼不已。在战事的发展难以预料的情况下，这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互碰撞的结果。
8 月1 日，一直驻守在咸昌的第1 师接到上级命令——越过洛东江后，沿江部署到北起洛井里，南至倭馆的洛东江防线。因为美军第8 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欲通过坚守洛东江防线以等待时机，进行反攻。
从倭馆向南至马山的防务，由美军第8 集团军所属的第24、25师和第1 骑兵师担任；而以第1 师所在的洛井里为中心向东的山麓地带，则由韩军第3、6、8 师和首都师驻守。
第1 师所驻守的正面，是一块长41 公里的开阔地，从防御角度来讲这是非常不利的。由于朝鲜军队迂回到湖南地区（韩国全罗南北两道的统称。——译者注）攻陷了晋州，并向釜山的关门—马山进攻，使得原本驻扎在尚州的美军第25 师不得不调防到马山防线，于是只好把这一开阔地带留给了第1 师防御。
第1 师的左翼是7 月中旬刚从浦项登陆的美军第1 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右翼则为韩军第6 师（师长金钟五上校）。
我们刚刚在洛东江队线部署完毕，接踵而来的敌军便在江对岸开始渡江作战准备。当一个师7 000 多名官兵部署在如此漫长的防线上时，就会显得非常单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数3 倍于我们的朝鲜军队和数量几乎10 倍于我们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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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决战洛东江（5）
在白天，依靠美军的空中支援，我们尚可维持。但一到晚上，情况就变得非常棘手了。朝鲜军队的攻势日渐猛烈，因为他们制定了要在8 月15 日光复节前完成所谓“解放战争”的战略目标。
面对朝鲜军队的人海战术，我们要集中所有火力来抵挡住对方潮水般的进攻。江滩上堆满了朝鲜士兵的尸体，江水也被染红了。但对方在督战队的催促下，仍然源源不断地涌过来。
8 月4 日，一部分朝鲜军队渡江成功，并开始组织兵力冲击洛东江防线。朝鲜军队躲开白天的空袭，在夜间用草袋和汽油桶搭成简易的浮桥。从8 月8 日开始，朝鲜军队坦克利用浮桥成功过江，协同部队发起进攻。
成群结队不断过江的逃难人群给我们的防御作战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使得我们白天的任务变成了掩护老百姓过江，而晚上还要提防偷袭。
战线再次陷入危急的境地。
8 月中旬，我们配备了美制英寸反坦克火箭筒和57mm 无后坐力炮。美军在向我师移交英寸火箭筒时还叮嘱我说：
“这种武器绝对不能落到朝鲜军队手中，请师长先生直接管理。”
我师的每个团分配到2 ～３枚英寸火箭筒，在经过短暂的训练后随即投入实战。各团组织了突击队，在朝鲜军队坦克上岸前用火箭筒实施攻击。这种新型火箭筒的威力确实不同凡响。第12 团在一开始就一举击毁了4 辆T-34 坦克，还成功地抢回其中一辆（该坦克后来送到大邱进行展示，现保存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
光在第1 师负责的防线上，我们就击毁了10 辆坦克。这极大地提升了士兵们的士气和信心，大家都争相报名参加突击队。
第一师士兵在用新装备的英寸反坦克火箭筒打退朝鲜军队T-34 坦克的进攻后，高兴地抱着反坦克火箭弹留影。
士兵们也由此开始知道没有步兵协同的坦克进攻并不可怕，并逐渐克服了刚开始一听到坦克轰鸣声就魂飞魄散的“坦克恐惧症”。
就在为胜利而喜悦的同时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听说我师在第一仗中就一举击毁朝鲜军队4 辆坦克后，联合国军印度代表纳亚尔上校带着《伦敦时报》的爱伦?莫里斯和《每日电讯报》的克里斯托弗?巴克利两名英国记者在乘摩托车来我师采访的途中不幸触雷身亡。
8 月份以来，从军记者来前线采访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连在二战中曾任美军欧洲战区战略空军司令的卡尔?斯帕兹上将也作为美国《新闻周刊》的特派记者访问了第1 师师部。
这段时间，新兵源的补充和各种装备物资的补给变得顺畅多了。但补充来的新兵训练时间太短，几乎都是只打了十几发实弹后就被匆匆地派上前线。领着这么一群新兵作战，给指挥官带来的烦恼实在是难以言表。虽然我们打得很勇敢，但战争形势仍旧是一天天地恶化。
我尤其担心我师与美军阵地的结合部——倭馆铁桥附近的鹊乌山（302 高地）。为此，我专程来到美军阵地，请骑兵团的罗杰斯上校和约翰逊中校给予协助（约翰逊中校在向清川江方向反攻时，曾担任美军第1 军作战参谋，越战时升任陆军参谋长）。我们最终决定，从美军和第1 师第13 团里各抽调一个排交错部署在302 高地，组成交叉火力网，并保持彼此通信的畅通，以此来加强结合部的防御。
刚开始，我还担心双方会因语言不通而对协同作战造成影响。但几个小时后，当我看到双方士兵通过手语就能够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时，也就放心了。我的师部位于善山郡（今龟尾市）长川面的善山到大邱国道边的五上中学，我把那里定为我们的“最后防线”。
第2章 决战洛东江（6）
美军第8 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最初把洛东江防线定为“X”形，最后的阻击线定为“Y”形。“Y”形防线以倭馆为中心，向南到洛东江，向东到浦项，并将大邱和釜山保护在其中。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已经无路可退，真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地步。
注 释
［3］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M]. 重庆：重庆出版社，
联合国军司令认为，洛东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战壕，能够护佑釜山防御圈内大约3/4 的地带。然而也应注意到，这个防御圈过于庞大，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双方交火不断，打了几百场小仗，还有几次大战。据阿普尔曼描述，釜山防御圈呈矩形，从北至南约为100 英里，从东向西约为50 英里，东临日本海，南临朝鲜海峡，西面就是洛东江。江水浑浊泥泞、流速缓慢，最深处不过6 英尺，宽约1/4 到1/2 英里。如果没有洛东江所提供的天然保护，那么美军也许难以稳住战局。对于他们来说，洛东江不仅是一道屏障，而且还成了沃克得以集结人马、首次能够保护自己侧翼的有效据点。
［4］ 沃尔顿?哈里斯?沃克（Lieutenant General WaltonHarris Walker 1889—1950 年)，二战中的第20 军军长，因行动迅速而有“幽灵军”军长、“斗牛犬”等美称。他的上司巴顿夸他为“我军中最棒的杂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奉命指挥第8 集团军坚守釜山防御圈，后又配合登陆部队大破朝鲜人民军，但在清川江战役（第二次战役）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他在撤退途中车翻人亡。追晋四星上将。
沃顿?哈里斯?沃克中将于1889 年12 月3 日生于得克萨斯，1907 年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协会， 1912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并被委任为步兵少尉， 1916 年7 月升为陆军中尉，1917 年5 月升为陆军上尉。
美国参加一战后，1918 年4 月他同第五陆军师第13 机枪营一道到法国，6 月提升为临时少校，任机枪连连长，在9 月12 日—16 日的圣米耶尔战役和9 月26 日—11 月11 日的默兹—阿尔贡战役中带领部队艰苦奋战并因建立了战功而在1919 年6 月破格提升为临时上校。1919 年末回到美国时，又恢复了他固定上尉的军衔。
1920 年7 月毕业于锡尔堡炮兵学校，晋升为陆军少校。1920—1923 年在本宁堡高级课程班毕业，1923—1925 年在西点军校任战术教官。1926 年毕业于参谋和指挥学院。后在弗吉尼亚海岸炮兵学校任教。1930—1933 年随第15 步兵团在中国天津驻扎，马歇尔是他的团长，史迪威?魏德迈是他的同事。1935 年8 月晋升为陆军中校，1936 年毕业于陆军战争学
院。1937 年8 月—1940 年12 月被分派到陆军参谋本部战争计划处。1941 年2 月—7 月作为临时陆军上校在路易斯安娜指挥第36 步兵团。紧接着提升为准将，7 月任第2 装甲旅旅长。
美国参加二战后，他于1942 年1 月指挥第3 装甲师，2月提升为陆军少将。9 月在加利福尼亚接管第四装甲军并兼任沙漠训练中心首脑。1943 年4 月带领第4 装甲军到肯塔基州坎贝尔军营，在10 月该军被重组为第20 军，1944 年2 月奉命开往英国。7 月，作为巴顿第3 集团军的下属单位，在法国登陆。在横贯法国中部的进军中扬名，第20 军也以其进军速度而已“幽灵军”闻名。由于缺乏燃料，9 月15 日在梅斯受阻，1944 年12 月当巴顿带着第3 集团军大部（第3 军和第12军）转而向北部阿登山区的德军发动反攻时，沃克受命掩护第3 集团军原先阵地。1945 年2 月他突破了齐格飞防线，3 月22日横渡莱茵河杀入德国腹地，4 月9 日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4 月25 日转向东南，渡过多瑙河杀入奥地利，5 月对德战争结束后提升为中将。他担任坦克军官时，以凶猛强悍出名，其上司乔治?巴顿将军颇为器重他。
第2章 决战洛东江（7）
1945 年6 月他在得克萨斯接管第8 预备役集团军司令部，1946 年5 月指挥司令部在芝加哥的第5 集团军。1948 年9 月指挥驻日本的第8 集团军。该集团军是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指挥部地面武装部队的指挥部分。1950 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7 月13 日沃克即将司令部迁往釜山，负责指挥驻朝美军，并被授权指挥韩国陆军。作为美国陆军最优秀将军之一的他颇负盛名。体态壮实，大腹便便，面部线条分明，加上谈吐夹有浓重的得克萨斯州的乡音，活像个得克萨斯州的便衣侦探。由于美国军力不足，再加上韩国军队士气低沉和缺乏重型装备，因此，沃克在朝鲜东南部保持釜山周围225 公里的战斗是艰苦而疲惫的。尽管来自朝鲜的压力很大，8 月5 日—9 月15 日沃克还是调遣预备队并挫败了朝鲜的所有进攻。9 月15 日从外延向北进攻，与在仁川登陆的第10 军一致行动。9 月26 日与第10 军会合后，向北侵占元山（10 月10 日）、平壤（10 月19 日），在朝鲜西半部作战，由于担心侧翼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潜在还击，他主张小心前进。但麦克阿瑟将军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11 月25 日，志愿军以33 个师38 万人发动锐利的反击，第一波攻击中就打垮了位居中线的韩国第2 军团，东、西两线的美军侧翼暴露，仓皇后撤，12 月5 日放弃平壤，1950 年12
月23 日正当他试图在北纬38°线附近建立新的防线时，在汉城北部的一次吉普车事故中丧生。他死前，杜鲁门总统已经向国会提名授予他四星上将军衔。他死后不久的1951 年1 月2
日终于升为上将。
6
死守洛东江
在“Y”形战线既定的情况下，我开始寻找适合我部排兵布阵的地形。但那张比例尺为50 000 ∶ 1 的“大韩民国全图”作教学用还凑合，但如果用于军事的话，常常连山峰和山谷都分不清。
经过实地侦察，架山山城和多富洞这两个地点进入我的视野。
架山在八公山西侧，在“壬辰倭乱”（也叫“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是于1592 年发生的朝鲜抵抗日本入侵的战争。——译者注）和“丁酉国难”（1596 年，日本再次出兵侵略朝鲜。——译者注）时，曾是朝鲜王朝军队抵御倭寇的天然要塞。因此，将其作为我军防御阵地的合理性不言而喻。
多富洞北部游鹤山和秀岩山绵长的山棱呈东西向延伸，这种地势对打防御战非常有利。这里距大邱25 公里，而大邱被群山呈扇形包围在其中，因此这里完全可以当做与朝鲜军队决一死战的地点。
对地形做过侦察后，我把师参谋长石主岩和作战处长文亨泰叫到我面前。
“一直以来，作战地形的选定都是由参谋建议和负责的，这回由我来定一次。在这个防线上，不知是不是最后一次和对手作战了。你们现在就到架山和多富洞实地侦察一下，回来制订个防御计划。” 二人听后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便按我的要求前往实施侦察。三四个小时后，他们返回，一致认为那里是修筑防线的最佳地点。
我在向各级军事主官介绍我师为决一死战所进行的防线部署后说道：“这里是我师最后的防线了。我们守不住的话，大邱也就保不住了，洛东江美军防线也会崩溃。这条防线的位置是我定的，无论胜败都由我来承担责任。希望大家众志成城，为了军人的荣誉一起打赢这一仗！”
此时我正忍受着疟疾的折磨，整天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又冷得浑身发抖，让我身心俱疲。但在这期间，五上中学的创建人金东硕校长和家人不仅帮我打理师部的一些事情，金校长的儿子金润焕还在自家客厅里为我端水送药，精心地照料我（金润焕后来曾任韩国第11、13、14 届国会议员，并曾在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政府中任职）。
第2章 决战洛东江（8）
在这场战争中，除了此次以外，我还分别在进军平壤（1950 年10 月）和东海岸战役（1951 年5 月）时染过两次疟疾。直到现在，我身上还有因注射奎宁而留下的栗子大小的硬核。
8 月12 日，第1 师在“最后防线”上部署完毕。第1 师之所以能以微弱的兵力在漫长的洛东江防线上死守10 多天，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各团灵活地发挥了预备队的作用，夜里丢失阵地，白天再夺回来，全师坚守住了主要据点；另一个就是美军的空中支援。美军空军一旦接到我方空中支援请求，驻扎在日本福冈板付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就会立即起飞，30 分钟内便可到达阵地上空，对朝鲜军队进行轮番轰炸后再返回。
朝鲜军队的坦克、大炮和主力白天都藏在苹果园里，天一黑才出来发动进攻。于是，给美军空军联络官做翻译的南星寅中尉就得不分昼夜地从前方搜集最新敌情，再用英语翻译给美军空军。有一次，师部在从五上中学向位于多富洞和大邱间的东明小学转移时，突然找不到南星寅中尉了，后来跑到他宿舍一看，才发现他竟然还在酣睡。他已经连续三个昼夜没合眼，实在太累了。我赶忙过去叫醒他一起离开。
韩军第1 师师长白善烨将军正在向国防长官申性模汇报多富洞地区的战况。
撤到“最后防线”的第1 师仍要驻守长达20 公里的正面防御战线。而南下的朝鲜主攻部队第3 师（师长李英镐）势如破竹，顺利地突破沿京釜线乌山—平泽—天安—大田—黄涧部署的美军第24 师防线后，突然出现在我师正面。而翻过梨花岭和鸟岭的朝鲜第15 师（师长朴成哲）和第13 师（师长崔庸缜）在这里会师，形成对大邱的合围之势。
驻守位于倭馆和多富洞“最后防线”的第1 师和美军第1 骑兵师不得不以倭馆邑为中心展开背水一战。而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是在与敌军3 个师的兵力进行作战。但不知道也是好事，这让我们在战斗中免去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我们当时的部署是，由与美军第1 骑兵师接壤的第13 团负责俯视洛东江的328 高地；第11 团阻断有利于敌军坦克穿插的架山及天平洞两侧山谷；第12 团驻守游鹤山（海拔839 米）和秀岩山（海拔519 米）一线。三个团的兵力一字排开。
但是，战斗一打响，防线就出了问题。当时第12 团还没进入阵地，游鹤山和秀岩山的山顶就被敌军占领了。
从仁同撤下来的第12 团在穿过龟尾—多富洞公路并正要登上山顶高地时，发现朝鲜军队已趁夜色抄小路抢先占领了我们“最后防线”的中间地带。擅长夜战和山地战的朝鲜军队好像深知我军的弱点，这使得我军防御战从一开始就要不断地反攻，以求保住“最后防线”。
同时我还从战俘的口中得知，金日成在明白8 月15 日光复节前无法攻占釜山后，转而把战略目标改为在光复节当天占领大邱。因此朝鲜军队在我正面接连不断地发起进攻。
占据着游鹤山的朝鲜军队主力向第13 团正面发起总攻，而且他们避开了火力强大的美军，专挑火力较弱的我军阵地展开进攻。他们猛烈的攻势最终取得了战果—— 328 高地从我们手上丢了！我接到战报后，立即赶往那里。当我看到第13 团的士兵潮水般地向巢鹤山方向溃退时，心里不禁叫道：“完了，防线垮了！”
就在这时，第13 团后退方向突然落下了一颗炮弹，原来是崔荣喜上校用57mm无后坐力炮发射的。炮弹阻止住了第13 团士兵的溃退，在崔荣喜上校的命令下，士兵们回过身又开始发动反攻。
第2章 决战洛东江（9）
反攻过程中，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营规模的队伍，加入了反攻的行列。在我记忆中，第1 师手里已没有预备队了。于是我问崔荣喜上校这个营是从哪里来的。他表情尴尬地答道：“其实……这是我派人从大邱征来的兵。我们团的第3 营被抽调到第11 团的阵地后，兵力便严重不足。因此，在非常时期我们不得不动用了非常对策，请师长原谅。”
面对这种情况，我不知是该夸他还是责备他。总之，经过第13团全体官兵两天的艰苦奋战，我们终于夺回了328 高地。
防线右翼的战事也在吃紧，朝鲜军队利用尚州—多富洞公路集结了坦克和重炮，想在第11 团正面打开缺口。虽然第11 团把英寸火箭筒等所有武器都用上了，但还是被朝鲜军队从天平洞丁字路口一直打到了真木洞附近，后退了整整3 公里。
尚州—多富洞公路两侧的战斗更是如火如荼。防守公路北侧阵地的我军官兵发现朝鲜军队迂回攻占了公路南侧的高地后，瞬间攻守双方的角色发生转变，双方混战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而沿着陡峭的山路欲夺回被占阵地的第12 团，与朝鲜军队的战斗就更加惨烈了。
8 月15 日，双方战事达到高潮。当天我师所有官兵都作好了进行肉搏战的准备。双方在20 公里长的战线上短兵相接，互掷手榴弹，殊死搏斗。高地上堆满了尸体，有的尸体还用来充当掩体。整个战场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我焦虑地注视着当前的战事，觉得已经到了请求增派援兵的时候了。8 月15 日当天，我分别向大邱的美军第8 集团军司令部顾问梅伊中尉和河阳的韩军第2 军司令部石参谋长发报，请求增援。我们的请求很快得到回复，美军第25 师第27 团和韩军第8 师第10 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司令部命令我们在援军到来前，一定要想方设法坚守住阵地。
终于能喘口气了！
好消息不止一个。上级还通知我们，8 月16 日中午，美军将对我师侧面的洛东江对岸（即倭馆西部）进行地毯式轰炸，要求前方部队深挖战壕，轰炸时不要露头。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8 月16 日凌晨，在“最后防线”上，只有秀岩山一部分和多富洞还在我们手中，其他阵地都处在混战之中，难分敌我。但援军的即将到来和即将实施地毯式轰炸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8 月16 日一早，我向各团下达了反攻命令。
“弟兄们，我们打得很艰苦，可对手比我们更艰苦。与他们相比，我们后面还有援军，我们手中还有充足的弹药补给，而且还有美军的空中支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争取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这次反攻使我们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天上午，第13 团再次夺回328 高地；第12 团也登上多富洞西侧游鹤山的山梁，并向山顶发起冲击；第11 团打退了已经爬上架山山梁的敌军，坚守住了天平洞公路正面的阵地。
8 月16 日上午11 时58 分，美军B-29 轰炸机编队飞临倭馆上空。一时间，炸弹如雨点般落下，地动山摇的轰炸开始了。
第3章 北进!北进!（1）
遭遇中国志愿军奇袭
就在第1 师成功占领平壤继续北进的时候，云山却突然传来韩美联军遭到中国志愿军埋伏并被炮袭的急电。就在我们为形势突然恶化而感到震惊之时，战场外传来了另一个更加令韩军焦虑不安的消息——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奔朝鲜而来……
9
沿着后退的路线打回去
今天，从位于京釜高速公路（首尔到釜山间的高速公路。——译者注）倭馆段的洛东江大桥向东望去，群山如同屏风一样连绵不绝，这里曾是悬国家命运安危于一线的战场。当时，经过近两个月的炮火洗礼，这里化为一片焦土。但现在从满山的翠绿中已经找不到丝毫当年激战的痕迹了。
“多富洞战役”后，我师接到命令进入上林洞和上场洞一带清剿残敌，之后原地待命。
9 月22 日，进驻这里4 天后，我在新酒幕（地名。——译者注）的三岔路口遇到正在向尚州进发的美军部队。这是由美军第77 骑兵团、第2 坦克营和第7 炮兵营编成的“777”特遣分队，由美军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直接指挥。
盖伊少将见到我后，只是说了句：“我们现在正北上到乌山，要与在仁川登陆的美军第10 军会合。 汉城见！”
说完便急匆匆地带着部队向洛东里方向开去。
盖伊少将在二战时曾是巴顿将军的参谋长。战后，当巴顿将军死于车祸时，他也在车里，好在幸免于难。
望着盖伊少将的坦克和军车行进中卷起的尘土，我只能望“尘”兴叹。美军的装备先进，机械化程度高，看到他们跑在前面，我们也无话可说。但面对门户大开的北上之路，望着向前进军的美军部队，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向汉城开进呢？
在看到美军第1 骑兵师向汉城进军后，我便向美军第1 军强烈要求派我们第1 师也向汉城方向开进。但军部的命令却是：在消灭军威地区的残敌后，向清州进发。
而我在向第12 团下达扫荡残敌的命令时，官兵们丝毫没有掩饰失望的神情，纷纷来问我为何不向汉城进军。
其实，军威地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扫荡的了。我们师平时一直都是作为先头部队作战的，但在这关键时候却留在后方，全师上下难免怨声载道。
趁这段时间，我通过丁一权参谋长向美军军事顾问团提出了调换我师首席军事顾问洛克威尔中校的请求。
洛克威尔中校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我师工作，算是与我同生共死的战友。但他酗酒成性，为了在日后作战中不出现失误，我不得不作此决定。
韩军第1 师为发动反击，正在洛东江上搭设浮桥。
战争初期，第1 师大约有10 名美军顾问。到“多富洞战役”时已增加到20 余人。这些人包括首席军事顾问、美军顾问团和军部派来的通信小组，还有作战顾问、情报顾问、后勤顾问、通信顾问、军部联络官、空地支援联络官以及配给各团的军事顾问等。在这些人中，应该说负责后勤、通信和空中支援的军事顾问对我帮助最大。
那是一个韩军对美军依存度相当高的年代，于是我的调换请求一度令军事顾问团团长弗朗西斯?法雷尔准将感到很意外。但在听过我的汇报后，他认为理由非常充分，第二天就将洛克威尔中校调走了，派来了他的继任者黑茨赖特中校。他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曾任陆军少将，他一直到“1?4”大撤退时都一直协助我工作。
当我们来到军威时，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对手也逃得无影无踪。随后我们在善山郡地区渡过洛东江，并沿着4 个月前后退的路线达到尚州，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肃清了藏在俗离山一带的残敌。
第3章 北进!北进!（2）
从湖南到忠清道地区败退下来的朝鲜军队，很多都逃到了俗离山，准备在这里沿着小白山脉的山路向北逃窜。根据这个情况，我从工兵营里选拔出精干力量组成突击队，由安宗勋中尉（陆军中将退役）任突击队队长，快速向清州方向穿插。
我和先头部队一起先行向清州赶去。公路上到处是逃难出来的返乡人群。有很多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夹在其中，虽然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却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但我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我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北上。
公路两边田野里的庄稼都熟了，整个村庄看上去都是一片和平的景象，没有一丝经历过战争的痕迹。望着那翻滚着的金色稻浪，我心里想，倘若我们的反攻稍微晚那么一点儿，这宝贵的粮食可能就落到对方手中了。想到这里，我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每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都自发地跑出来欢迎北上的韩军和联合国军。在向清州的行进途中， 我们的队伍突然遭到了埋伏在路边的朝鲜军残部的偷袭，好在没有出现伤亡。
到达清州时，我从当地百姓那里得知，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金策率残部正向鸟致院方向窜逃。我当即派安宗勋中尉带突击队前往搜索，同时向先期到达这里的美军第1 骑兵师第5 团团长柯罗姆贝茨上校请求炮火增援，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抓到金策。
无奈之下，我又回过头与跟上来的我师大部队会合。10 月2 日，我们进驻清州。我命令各团在清州郊外扎营休整，同时将师部设在位于清州市内的忠清北道政府大楼，并在那里原地待命。
10 月1 日这天，我军第1 军突破了三八线，正向北全力追击。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清州待命的我更是心急如焚。
在清州，我与米凯利斯上校再次相遇，他刚刚奉命结束了在湖南地区的作战返回这里。我们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功宴。我们弄了些米酒和简单的下酒菜，美军则拿来洋酒和军用罐头。两军的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们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也是开战以来，我第一次端起酒杯。
一放松下来，我不由得又想念起留在汉城的妻女。在亲情面前，我和我的士兵们有什么区别呢？
10 月5 日，我奉命到位于大田的美军第1 军军部参加师级军事主官会议，美军派了一架联络机将我接到大田。在位于忠清南道政府大楼的军部，我见到了第1 军的范布伦特参谋长、作战处长吉特和情报处处长汤姆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亲家）。在那里，我接到了进攻平壤的作战命令。
“我们终于要攻打平壤了！”我心里非常激动。
可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命令时，却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
其实当我接到命令时，美军第1 军麾下的第1 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第24 师师长丘奇少将和英军第27 旅旅长寇德准将已率部向平壤进发了。
命令上说，由第1 骑兵师担任主攻；第24 师负责右翼，经九化里—市边里—新溪—遂安向平壤进攻；英军第27 旅作为预备队紧随第1 骑兵师其后。而韩军第1 师经开城、延安和海州向安岳方向进攻，扫清后方残敌。
也就是说，这次进攻平壤作战，根本就没韩军什么事儿。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就算美军在行使作战指挥权，就算我师现在由美军直接领导，但在实施对敌首都的作战中，如果没有韩军参加的话，这场作战还有什么意义？
第3章 北进!北进!（3）
我当即向范布伦特参谋长请求约见军长，但他竟以军长患感冒正卧床休息为由拒绝。我听完后立马火冒三丈，说话声音也不由自主地高了八度：“这是什么话？难道师长连约见军长的权利都没有吗？”
随后我如愿见到了米尔本军长。当时，他正躺在一辆宿营车的床上休息。看到我进来后，他起身倒了两杯威士忌，庆祝成功突破敌军防线，我则将一把缴获来的苏制手枪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很快，我们转入正题。
“军长先生，我无法接受您不让韩军参与进攻平壤行动的决定，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
听完我的话，他略微思考了一下，问我：
“第1 师有多少辆汽车？”
“有60 ～ 70 辆吧。”
“美军一个师一般都要配备数百台汽车。以第1 师的机动能力，你们有信心冲在最前面吗？麦克阿瑟将军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攻克平壤，因此我选择让机动能力和火力占优的美军部队来执行这次进攻平壤的任务。白将军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还是请你原谅我的决定。”
“作为韩国的将军，我的老家又在平壤，我理所当然要冲在最前面。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军车，但我的战士们可以日夜兼程地徒步行军。韩国的地貌以山地为主，道路状况恶劣，昼夜行军的话，韩军有可能比美军先一步到达平壤。而且平壤是我的家乡，没有人比我更了
解市内的情况。军长先生，希望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
也许是我太激动了，不知不觉中已是泪流满面。
“同时，这次平壤进攻作战与1894 年清日战争（即甲午战争。——译者注）时期日军夹击平壤时的情况非常相似，我对那段时期的战史非常了解。”
接下来，我向米尔本军长详细介绍了清日战争时，日军第5 师和朔宁支队、元山支队三支部队从三面包抄进攻平壤的战例。我甚至建议，我们第1 师可以用来行使当初经朔宁和新溪北上的朔宁支队的作用。
米尔本军长一边听着我的介绍，一边凝视着地图。稍作停顿后，他说：“好的，那我就给白将军一个机会！将美军第24 师与韩军第1师的战斗区域进行调换。”
他当即给范布伦特参谋长打电话，指示他将我与丘奇将军的作战区域调换过来。军长的一句话，就可以对大兵团作战命令进行调整，而且不必召开会议进行说明，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令我当时非常吃惊。
范布伦特参谋长对我说他将马上修改命令并下达给我，让我先返回第1 师。但我生怕事情有变或是他们突然改变主意，便硬是在军部里等了两三个小时，拿到修改过的军令后才乘飞机返回师部。
一回到师部，我当即宣布：“弟兄们，我们将作为先头部队进攻平壤啦！”
话音刚落，师部里顿时欢声雷动。
随即，第1 师将高浪浦确定为攻破三八线的既定目标，并于10月6 月离开清州向北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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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中共军精锐消耗殆尽

韩战“志愿军”入朝初期用了三野的宋时轮九兵团和四野的邓华十四兵团，这是三野和四野最强的纵队组成的兵团，每个师都是加强一个团，每个军加强一个师。基本就是共军拿得出手的全部家当了，都是共军一等一的部队，剩下在国内基本就是二流。五次战役后，基本都打残了，兵员补充都是编制的2-3倍。

林彪比老毛更清楚，韩战是个大赌博，搞不好共军就全军覆没，和李自成的事差不多。其实共军韩战后就已经全军覆没了，番号还保留，但都是新兵，精锐都拚光了。如果当时国军打过来，共军不一定挡得住。
附录：

网文：抗美援朝战争5次战役后是否感到了精锐损失惨重？

“志愿军”入朝发起第一次战役时参战的有13兵团第38/39/40/42/50/66军。注意：四野四大主力就是38、39、40和43军，13兵团基本是四野一等主力。其余44/45军驻防广东，48军归了赣西南军区，49军归了广西军区，剿匪任务也重。现存的42军在辽沈战役前才由辽南、辽东解放区的地方部队升级组成。

第二次战役时参战的有38/39军/40军/42军/50军/66军，9兵团第20（加89师）/26（加88师）/27军（加94师）。由于冻伤，9兵团损失严重，基本失去战斗力。注意：9兵团基本是三野一等主力，三野其余主力还有23、24、28军（“解放战争”中在大仗恶仗中担当过重任的），要兼顾台海和华东防务。

第三次战役时参战的有第38/39/40/42/50/66军，13兵团奋力再战。

第四次战役时参战的有第38/39/40/42/50/66军，13兵团奋力再再战。进攻砥平里受挫，各军损失比较大，特别是第二阶段中38/50军汉江南运动防御，损失很重。至此，四野13兵团已元气大伤。

第五次战役时参战的有第39/40军，第3兵团第12/15/60军，第19兵团第63/64/65军，第9兵团第20/26/27军。注意：第9兵团又上阵，39/40军也得到国内兵员补充，但新兵多，战力能否与“解放战争”中比呢？再注意：华北野的几个军兵败如山倒，只提到63军最后拼死阻击时有亮点。

其时，一野在西北新疆方向，一野的战力也不能与三野四野比与美军抗衡（毕竟没有与国民党军5大主力打过）。二野在晚解放的西南，云南残敌和西藏，任务比较重。

考虑：统帅部有没有精锐损失殆尽的感觉？还有几个如13兵团/9兵团那样过硬的军可用？

请教：如你统筹，国内几个军当如何部署？------当然，实际上第47/15/67/68/23/24军增调入朝。问题是如果你是统帅部参谋来摆布70个军（除去几个缺编的，几个起义编成的，几个地方部队刚上升的，主要是“解放战争”中在大仗恶仗中担当过重任的军），是否感到了精锐不足，如朝鲜需要再增调，是否仍有余裕？





中共宣传说介入韩战是为了保住东北，这纯粹是骗老百姓。如果当时美国有意入侵中国，大可不必从鸭绿江打到东北，再打到北京。美军极其擅长登陆战，只需如仁川登陆一样在中国的上海，青岛，天津，大连之类的地域登陆，共军的防御体系就会瓦解，朝鲜共军也就不战自溃。事实也证明，美国只想打一场局部战争。

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估计到了美军可能停在鸭绿江。斯大林想打下去，是怕失去北朝鲜这个缓冲带和釜山不冻深水港；毛泽东想加入韩战，是想借韩战美军之手杀掉100万国军降卒，同时以介入韩战为砝码向斯大林要先进军火，并要求斯大林援建重工业体系，军火工业，核工业等。

1950年底如果东北边防军不过鸭绿江，美军可能停在鸭绿江；但东北边防军一旦参战，难保美军不报复，出动日本的B29轰炸东北，德国的鲁尔区几次就成了焦土。日本的B29可打击中国东北华北，台湾的B29可打击中国上海。此外，美国还可能动用核武器，真的让东北成为千年废墟，当时美国高层的确有此想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施。

老毛介入韩战实在是赌国运，赌对与否很难说，从长远看，韩战让中国进入世贸体系晚了30年，而且条件苛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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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可能有过苏军二战王牌坦克歼击车

大家看图片说明，这车参加过柏林战役，45年到东北，移交给东野，参加过韩战，然后退役。这是以T34为底盘的苏军二战王牌坦克歼击车SU-100，两者70%零件共用。SU-100是苏联当时最新式的重武器。东北野战军称号在1948-1949使用过，可见这车在1948-1949可能在东北野战军服役过，那时是国共东北战场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图片说明还提到其他“大批重型武器”，会不会是T34-85，ISU-152之类的最新式坦克和自行火炮？

“由于SU-100强大的火力以及良好的机动性，这种坦克歼车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击穿德军虎王坦克的前装甲。它的穿甲弹可以在2000m的距离上垂直击穿125mm的装甲，1000m的距离上它几乎可以将所有型号的德军坦克和装甲车辆摧毁，这种火炮的射速为每分钟5-6发。SU-100具有一个经典的设计，前部有一个安装有D-10S炮的战斗隔室，引擎和传动系统则在后部有一个专门的隔室。传动室内有两个油箱和一对空气过滤器。它的行程达到了310km。坦克控制，火力，弹药，无线电，以及前部油箱都被安置在战斗室内，SU-100的驾驶装置完全是取自T-34。自1944年12月起到1945年战争结束，SU-100一共制造了3037辆。”

附录：苏联解密档案：中共内战用的真实装备

真的是小米加步枪？

我们教科书一个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知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从中了解历史事实：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数据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中共军队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剧多，精锐越打越少，中共军队越打越多，战争初期中共军队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但是中共军队士兵素质不高，不会使用重武器如飞机坦克等，所以中共就偷偷大量用日本技术兵。

附录：

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


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官兵经受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考验，素质非同小可。后来由于国防部出了高层共谍，加上前苏联对中共的暗地支持，导致了整编74师的失败。

附录：

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理司令一职，指挥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粟裕还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炮弹。”

参考文献：罗平汉著《党史细节》


在1948年国共两军展开生死决战之时，共军在辽东半岛的关东州旧地---大连，凭借着日本殖民时代的工业残余，以及苏联的政治支持，中共在这里建设起一支有着相当实力的工业体系和兵工生产线。如果说，共军真的是有高达护体的话，那么大连这座城市，就是红色重要的后方基地。

一、初露头角的大连工业城

1945年8月22日，苏联以空降兵三百占领旅顺和大连，同年10月中共在大连成立旅大地委，相应地成立关东行政公署。中苏双方商定，除海港、铁路、自来水由苏军代管外，其他工矿企业交给共方管理。虽然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在旅大地区取得绝对主导，但由于国军在1946年前后逐步控制东北。大连反倒处于尴尬的孤岛地位，导致中共很难通过陆路获得物资补给。大连的粮食补充，要依靠北满将粮食先运到朝鲜的新津，再租用苏联船只运到大连。

中共接管下大连的工业系统，打破原来日本人的管理体系，除苏军代管和中苏合营企业外，形成了以国营的关东实业公司为核心，以私营企业为补充的工业体系。中共直接管理下的关东实业公司，下辖七个纺织厂、四个造船厂、十四个铁厂、十一个轻工业企业、十个烟草公司、两处矿业、四处窑厂、六座油脂厂，十一个酿造厂。除关东实业公司系统外，还有一座皮革被服总厂和关东水产公司等若干企业。对于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的中共来说，一座城市和这么大一笔庞大的工业财富，大连实在是中共的福地。

二、雄踞关东的红色克虏伯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陈毅说出了那句传世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但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对此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补充：淮海战役的胜利还离不开大连生产的炮弹。1948年12月初，陈毅、粟裕曾联名写信给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感谢建新公司和大连工人阶级对华东战场的支援。说到大连生产的炮弹，就不得不提雄踞关东州的红色克虏伯---“大连建新工业公司”。

（一）建新公司概况

建新公司，名义上只是一个民营公司，但实际上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大型军工联合体。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肖劲光到大连调研，向中央建议利用大连优越条件发展军工，标志着在大连打造兵工基地的开始。1947年7月1日，大连军工生产委员会改组为建新工业公司。建新公司下设8个工厂，裕华厂、宏昌厂为军工专业厂；大连机械厂、铸造厂、制罐厂负责制造军工机器及工具；化学厂生产发射药及其原料；炼钢厂（原名大华炼钢厂）、金属制品厂（原名进和厂）生产炮弹钢、工具钢。1948年10月前，又有五一、裕民、长兴等工厂陆续并入建新公司。同时，中华医药公司和原属通讯系统的光华电器公司又并入建新工业公司(1949年4月，两个公司又划出)。此时，全公司职工高达8000人。1949年10月后，建新工业公司改为东北军区军工部第81厂，由于军需品的消耗降低，逐步由战时生产转向民用生产，先后生产了镀锌铁丝、耐酸泵和耐酸器材、硬质合金、锅炉等民用产品。1949年的公司总产值中，民品产值占53.3%。

主要工厂情况包括：

裕华厂，即炮弹厂，又叫隐蔽一厂，对外称裕华工厂，原先是日本人遗弃的胶合板厂，建厂后专门生产一二四式75毫米山炮、三八式野炮、九四式山炮三种规格的炮弹，还生产迫击炮和苏式转盘冲锋枪。

宏昌厂，即引信厂，也叫隐蔽二厂，对外称宏昌工厂，原先是日本人遗弃的石矿机修厂，吴运铎组织人员建厂后，主要负责生产隐形压火雷管和炮弹引信。

大连化学厂，主营研发生产发射药，建有硫酸、硝酸、乙醚、硝化棉等多个车间，1947年末，发射药生产线正式形成。从1948年至1950年5月，大连化学厂生产的发射药，除供应本地外约有三分之二支援了其他解放区。

（二）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二四型炮弹

解放军战场上需要大量炮弹，尤其是后膛炮弹（在这之前解放区兵工厂生产多是前膛炮弹，主要是迫击炮弹）。当时其他解放区没有条件生产75毫米炮弹。因此，建新公司承担这一任务，成为我军兵工史上的里程碑。

建新公司试制75毫米炮弹引信和硬质合金，没有技术数据，只能按日本88式炮弹测绘仿制，建新公司根据技术需要，曾经留用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给予优厚待遇协助我技术人员攻关相关难题。

炮弹药筒材料是铜锌合金，生产炮弹首先要解决优质黄铜供给。当时很难弄到铜，大连所有仓库都被苏军控制。一到晚上，建新公司组织运输车把仓库里的铜偷偷运走。苏军则象征性地朝天放几枪，第二天宣称仓库被盗，以这种方式暗中支援。炼钢厂开始使用坩埚冶炼弹体钢，但冶炼质量也不易保证。后来公司自行研制作一台低周波冶炼电炉，保证了优质黄铜供应。

裕华厂对弹体加工采用水压机热压挤伸法，使钢材利用率由30%提高到60%，用2台水压机代替125台车床的工作量，月产炮弹由过去的1万发提高到3万发。

华野曾报告，部分124型山炮弹有膛炸隐患，建新公司专门派技术人员到一线炮兵调查。了解到，当时我军炮兵同时混用建新制、国民党兵工署制和阎锡山太原制三种75毫米山炮弹，建新公司的产品质量可靠，但金属加工工艺比不上兵工署制，但远胜于晋造。

实际上，建新对炮弹的质量始终相当重视，为了测试弹体的爆炸力和破片数，1947年9月23日，裕华厂厂长吴屏周、副厂长刘振和、宏昌厂厂长吴运铎亲自进行爆炸试验。吴屏周在试验中不幸牺牲，吴运铎身负重伤，但这些试验却保证了炮弹质量。

吴运铎，历任淮南根据地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多次负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48年1月24日，第一枚由建新公司全自制的75毫米山炮弹问世，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建新公司的75毫米山炮弹被称为“一二四”型炮弹，经过试验证明，一二四型弹的杀伤力和各项技术性能符合要求，质量良好。

（三）开足马力支援前线

建新公司作为一家身在大连的特殊军工企业，最初建立建新公司班底的是华东人员，建新公司的产品主要运往华东战场。而东北军区则负责提供原料、调配人员和设备，颇有些“为人作嫁衣”的意思。但东北方面却很重视，多次要求优先保证华东。1947年下半年，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致使大连与华东往来受阻，建新公司在经济上发生了严重困难。东北局获悉后，当即决定：建新公司及所属各厂经费，从1948年起由东北局负责，但生产的炮弹仍然全部交华东。1948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建新公司由东北局代管。

1948年起，建新公司月产炮弹钢350多吨、发射药30多吨、引信2万个、装配七五山炮弹3万发。1948年全年生产了12.5万发炮弹，以日式、美式七五口径品种为主，当年就供给了华东战场。从1947年成立至1950年末结束，建新公司共生产了75毫米山炮弹53.58万发，炮弹引信82.8万个，炮弹底火60.9万个，各型无烟药453吨，60毫米迫击炮1430门，苏式冲锋枪563支，以及一批用于军工生产的机器设备。其中，建新公司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炮弹近二十万发，给不可一世的国军煮了锅“钢铁的肉汤”。1948年12月13日，建新公司经理朱毅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其间，朱德总司令和开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时，恰巧与朱毅等同桌。朱总司令说：“你们建新公司做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

三、纵横四海的黄金交通线

根据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协定，苏联得到无偿租用大连商港、进出口货物免税、使用旅顺军港、经营东北铁路等特权。1945年8月23日，苏联接管大连港后设置大连中苏自由港。大连名义上虽为自由港，但实际上被苏军控制，并未完全对外开放。国民政府万万没想到，中共虽然困守内陆，反倒利用大连港独特的地缘优势，在解放战争中发展起纵横四海的黄金交通线。

（一）四海骑鲸的红色航海家

1947年9月，随着烟台被国军占领，山东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联系再次被切断。受周恩来委托，钱之光、刘昂等同志辗转到大连。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为钱之光等在天津街靠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座三层楼房子，创办了中华贸易总公司。钱之光，任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1947年后调往香港组建华润集团总公司并任董事长，建国后担任轻工业部部长。当时大连是苏军军管区，各解放区到大连从事兵工生产、采购物资的单位，都是以各种公司、商行的面目出现。以中华贸易总公司为代表的各解放区驻大连机构，利用大连的“自由港”地位，同上海、香港、朝鲜和日本保持联系。

大连港以国际贸易为主，苏联、朝鲜为主要对象。1947年后，又与香港、日本、南朝鲜等地扩大了贸易业务。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苏联、朝鲜货船，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运出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带回需要的橡胶、医药、化工原料等物资。 来大连采购战略物资的华东、晋察冀等解放区代表，都与中华贸易总公司联系到香港办货。中华贸易总公司在香港是响当当的贸易大户，只要公司的船一到，香港一些物资的价格就会受到波动。

各解放区还利用大连港，开通对国统区的贸易往来。贸易性质多种多样，既有贸易物资、中苏合营物资的进出口，又有苏军军需物资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物资进出口。中共旅大地委从大连的特殊性出发，曾提出“组织商人，面向海外，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当时北满、山东等邻近解放区都急需大连工业品，苏联贸易部门也愿意订货。于是，大连与兄弟地区、苏联贸易部门合作来料加工，解决原料与销路问题，逐步恢复工业生产。

建新公司下设化工、钢铁、机械等几个工厂，负责原材料供应的经理部谭伟经常通过中华贸易总公司到香港采购兵工生产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各解放区则运来大量粮食、煤炭、黄金等，作为在大连建立军工基地的投资或换取其他军需物资。据1946年到1949年统计，大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50亿关东币，折合黄金2万公斤。大连已形成辐射东北、支援全国的经济架构。

不过，也不是所有生意都一帆风顺。1947年，听说南朝鲜非常缺玻璃，大连民生贸易合作社打算用两船玻璃换化工原料。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合作社用了两条船运了上百吨玻璃，并派了七八人前往南朝鲜的仁川，可刚到达，船上就有人叛变，投靠了国民党，人、船、货全部被扣。直到1948年，自愿回国的合作社职工才被送回了国。

1948年8月开始至1949年3月，中华贸易总公司先后组织四批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在香港登上苏联货船，抵达大连，前往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1949年4月，钱之光、刘昂等人来到北平，准备把大连的业务扩大到北平。就在筹建的时候，人民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构，中华贸易总公司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干部有不少被分配到外贸部门工作。公司将赚得的三千万美金交给了中央，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二）海上军需交通线

建新公司生产的山炮炮弹，绝大部分由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的华顺商行组织运输队，经海路越过国军封锁，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物资接运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的小推车运到前沿兵站。当时大连在苏军的驻守下就如同国统区中一个小小的孤岛，成为东北地区唯一畅达外界的出海口。当时胶东地区还没有解放，解放军控制的港口只有威海市辖内的石岛、龙须岛、俚岛、南我岛等几个小港。俚岛规模不大，但是在荣成县的众多小港中还是比较繁华的，俚岛是当时全县的商贸中心。附近的石岛、夏庄等镇的商贩都到这里进货、做生意。俚岛港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它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是天然避风良港，港口三面环山，只有东部一个开口，比较隐蔽。

在解放军尚无海上作战能力的条件下，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依然由国民党军所控制，他们力图封锁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尽管因苏联的干涉，国民党军封锁海上运输的企图受到很大阻碍，然而军需船只一旦出海，就会暴露在国民党军队的火力之下。为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称:国顽近集中10余炮舰阻我烟台大连交通，已有大小炮舰30余艇往走，如无法保证海上交通安全，则运粮运药均很困难，望与友方(苏联)研究。但苏联船只基本只负责民用物资的运输，不介入军火输送。

为了绕过国军的封锁，解放军先从大连出发朝东驶入公海，之后掉头沿西南方向朝俚岛进发，这样在开始运输的时候可以使国军误认为是驶往朝鲜半岛的商船，在驶向俚岛的过程中，又会让国民党军当做是从朝鲜来的商船，从而放松警惕。同时，由于国军没有足够舰艇对这一海域全面封锁，解放军运输船就这样绕过封锁，驶向解放区。军需船只从大连绕道到俚岛大约需要一夜，晚上从大连发船，天亮到俚岛。正是依靠这种蚂蚁搬家式的海上运输方式，旅大地区向华东解放军输送了数以十万计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后记

1954年9月底，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苏联政府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10月2日，中苏首脑举行会谈，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10月12日，中苏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支配的协议》。随后，中苏两国发表的公报确定：苏联军队的撤退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1955年4月15日，以邓华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和以什维佐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在大连隆重召开了辽东半岛防务交接签字仪式。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12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由外国人管辖的历史。





民国戡乱时期 苏联向中共提供上百万人武器装备

作者：杨奎松

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

[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

[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

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

[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

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

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