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上海帮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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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活的起落

施维鉴 著

【上海探亲】

时光如流水，转眼之间，陈良宇到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已经二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陈良宇脱胎换骨，从来自大上海的一个“白面书生”，成了军队院校的一名士官生。陈良宇的身材结实了，臂膀也长粗了。脸色虽然还是比其它同学白净一些，但是透出健康的红润色。
一九六五年夏天，陈良宇探亲回到上海，一身军装，显得十分英武潇洒。他为祖父祖母都带了四川的名点油酥米花糖，也给两个弟弟带来了礼物，用子弹壳加工而成的鸽哨。那一年，最小的弟弟陈良军才十岁，也进了闸北区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读书。陈良宇的祖父祖母看到长成大人的陈良宇，高兴得合不拢嘴巴。
陈良宇回上海之后不久，父亲陈更华也利用探亲假，特意从常州回来，和儿子相聚。合家团聚，陈家奶奶就要按照宁波人的习惯祭祖。本来，宁波人祭祀祖先，是比较讲究日子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日子，都要做斋饭，请祖宗吃一顿。共产党统治之下，祭祖扫墓都被斥为封建迷信，稍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所以老派的宁波人虽然仍然祭祖，但是也不再讲究日子，但凡合家团聚，吃饭前就偷偷地祭祖。
陈更华回家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日子离农历七月十五也已不远。因此陈家老太太亲自去买了一大篮子菜，由陈更华下厨，做了满满一桌丰盛的菜肴。菜肴摆上桌面、杯碗瓢筷放置齐全，酒杯里也到上了绍兴黄酒。陈更华的祖母点了一束香，在门口念念有词，请陈家列代祖宗回来吃斋。看不见的祖宗上座之后，香插在一旁，陈家奶奶又和李谋真一起在桌子旁边烧了一堆锡箔，以备列祖列宗在阴间里享用。
锡箔烧尽，按规矩第一代不用祭拜；所以从陈更华开始，逐一在桌子前面跪下磕头，以求列祖列宗保佑。陈良宇特意换了一身便衣，也跟在母亲后面跪下，给祖宗磕了几个头。一炷香烧完，这才合家围坐，享用这顿已经招待过祖先的酒席。
酒过三盏，陈家老太爷不免大发思古之心，历数陈家祖先如何出人头地，陈家以前又是如何地风光。已经开始发福的陈更华，也接过话头，语重心长地对陈良宇说，一定要争气，以后要为列祖列宗增光。他尤其跟陈良宇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捞到党票15。他说自己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虽然说是总工程师，别人也客客气气，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因此他要求陈良宇，再苦再累，也要咬牙表现，一定要在毕业之前争取入党。说到最后，陈更华几乎是涕泪横流。
这一次探亲回来，陈良宇和黄毅玲的来往就更多了。虽然还没有捅破最后的那层纸，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也经常约在一起，晚上去冷饮店吃冰淇淋。吃完冰淇淋，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到外滩散步，谈心。当时已经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黄毅玲，也希望陈良宇能够入党提干。潜台词是只有陈良宇入党当上干部，他们两个人才能生活在一个地方。当然，黄毅玲对陈良宇的鼓励，采用的方式温和多了，基本上点到为止。有许多话，出于年青姑娘的矜持，不便说出口来。
从上海探亲回到重庆的陈良宇，鼓鼓地憋足了一股子劲；他决心努力表现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加入共产党，获得政治资本的入门券。他还用一个新的笔记本，制订了一个两年计划，准备两年之内，一举达到目标。
【学雷锋积极分子】
陈良宇受到家庭和青梅竹马情侣的鼓励，下决心争取加入共产党和争取先进。因此他这次回到学校，几乎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早起半个小时，为同宿舍的同学打好开水；千方百计打听哪个同学家里有了困难，然后悄悄地寄钱到那个同学家中。平时周末喜欢打乒乓球，现在也不打了，而是穿着军装上街到处转悠，看到老大娘就搀扶一把，看到妇女上坡提着沉重的东西，就帮着提一段路。看到有人丢了钱正在哭天喊地，也掏钱出来帮助。每个星期天从街上回来，马上用一本专门的日记本，记下当天做的“好人好事”。
这是共产党军人典型的一套表现自己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多年刻意表现自己帮助别人行为的现役军人雷锋，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在大规模的学习雷锋运动之后，就形成了这种要求进步和入党的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方式。陈良宇自然也不例外。何况他的家境很好，也有足够的钱来帮助别人。
渐渐地，同学们都感到这个年纪最小的同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处处需要别人照顾的上海人，变成了主动帮助别人的，刻意要求进步的好青年。时间一长，他暗中寄给困难同学的钱，也有了反馈。受到帮助的同学终于也从陈良宇的日记中找到了证据，是陈良宇在暗中帮助。当然陈良宇这本记满了好人好事的日记本是故意摆在床头，以便让人翻阅的。总之，今天看起来非常刻意的做秀，甚至非常做作，既要让别人知道，又要装成无名英雄的那一套，在那个年代都在非常正常地进行着。
陈良宇的这些刻意表现，很快受到了老师和班级中干部的注意和重视。陈良宇的日记片段被摘抄出来，贴在了学校的宣传墙上，陈良宇也多次受到学校的宣传和表扬。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中，陈良宇被评为建筑系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按照惯例，学校召开大会表彰，并且颁发了证书。
表彰大会一结束，陈良宇立即到邮电局，给家中打电报报告喜讯。随后又详细写信向父亲陈更华汇报了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过程。并且告诉陈更华，这将是加入共产党的一部序曲。
果然，不久之后，班级党支部就委派了一名副书记，一个从部队到军校的前营长，找陈良宇谈话，让他“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谈话的同时，这位同学也告诉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些技术性细节，譬如怎样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如何进行思想汇报，等等。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仅仅大半年时间，陈良宇就通过最程式化的表现程序，成为受到共产党组织考察的入党候选人。当然，在还没有入党之前，陈良宇仍然暗中寄钱给困难同学的家中，仍然在周日四处转悠，仍然每天书写他的“学雷锋日记”。
【美国特务嫌疑】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中国进入了疯狂而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马路上，整天是敲着锣鼓的游行队伍。人们极度亢奋，而又毫无目标地进行着革命。在高层斗争还没有暴露之前，人们更热衷于抓出一批人，尤其是美蒋特务，进行斗争。很快，在常州的陈更华遇到了麻烦。
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总工程师的陈更华，虽然并不得志，但是在工厂里面却向来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不仅来自大上海，是医用X光机的专家，而且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因此向来是以权威的角色出现。有时高兴，也喜欢咬着烟斗，大谈美国芝加哥的风情，大谈美国见闻，什么美国煤矿工人家里有两部汽车，什么美国最穷的人家也有电话，美国有钱人的别墅如何豪华，等等，吹得天花乱坠，听着目瞪口呆。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常州的造反派马上想到了这位经常“为美帝国主义鼓吹”的留美工程师。那个时候，在美国留过学的人在上海滩固然有不少，但是在江苏常州，却是不多见的良好专政对象。这样，陈更华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吃到了苦头。首先他被认为是“美国特务”，因为“如果他不是美国特务，又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如果他不想搞破坏，他为什么要混入常州的电子仪表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自毛泽东，下到造反派，都是用这种白痴逻辑使得人人无比兴奋的。
倒霉的陈更华开始被限制回上海，接着开始参加陪斗。无论什么大会，高大肥胖的陈更华都被拉去进行批斗，更多的是陪斗。每次批斗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分子的时候，最后都要顺便批斗一下陈更华这“美国特务”。幸亏是这样，陈更华每次都能安慰自己，自己不过是陪斗的角色。更让陈更华庆幸的是，自己已经侥幸逃过了反右斗争，否则这样的苦头，早就开始吃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宽慰自己，陈更华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16。
安慰是安慰，陈更华心中对共产党的怨恨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底，常州成立了陈更华“美国特务”专案组，专门到上海，和上海的有关部门一起，抄了陈更华的家。当时的黄浦区人民公社正好以这个借口，解决部分造反派的住房问题，于是以陈更华“美国特务”为名，宣布没收陈家在南京路的豪宅。另外给陈家分配了二间半房子；在静安区石门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上，楼下是上海著名的食品店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陈更华不许回上海，李谋真只好携老带幼，从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搬到每天闻蛋糕气味的狭窄居所。
此后，陈更华又被发配到江苏金坛的干校，和一大群黑五类分子一起隔离审查。说是隔离审查，其实是变相的囚犯；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定期进行批斗。这也是当时很多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通常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由于毛泽东暂时不想让军队也乱起来，因此不允许军队里也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相对来说陈良宇等于是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家里不断传来的消息，也让他心惊肉跳。谁料想，陈良宇一年多的积极表现开花结果，那位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已经通过了对他的初步审查，准备吸收他入党。但是组织上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需要进行外调。让他经受组织上的考验。
陈良宇万万没有想到，别人入党的时候，因为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都是轻而易举，轮到他的时候，却要经过这许多劳什子的审查，甚至不惜花费公款，千里迢迢到上海去进行外调。这接下来的变化，实在是神鬼莫测。
果然，黄浦区当时的街道当权者接待来自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外调人员的时候，刚刚送走来自常州的专案组人员。所以这两个外调人员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陈良宇之父“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在上海住了两天，采购了不少东西，泡了一个舒服澡，立马回学院报告去了。

【晴天一声霹雳】
陈良宇付出了一年多的积极努力，正在揣揣不安地等着最后的审查结果，不料学校保卫部郑重其事地把他找去，告诉他，他的父亲不仅有历史问题，而且问题相当严重，属于“美国特务”。因此学校不但不能批准陈良宇的入党申请，而且要求他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美国特务”陈更华，并且主动向组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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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沟里的困顿

施维鉴 著

【发配山沟】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在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足呆了五年。这五年当中，陈良宇一方面从十七岁的半大孩子，白面书生，长成了英武高大的年青军人，另一方面，陈良宇适应军队的大学生活之后，曾经表现积极，下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并一度成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共产党的考察对象。但是最终因为其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投入牛棚，不仅没有入党，而且由此背上了家庭成分的包袱。由于身处毛泽东制造的动乱当中，五年大学生活，减去新兵训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半，大概三年不到的时间，因此虽然大学毕业，学到的知识也非常有限。
在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最后阶段，陈良宇十分消沉落寞，因此最终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在“美国特务”家庭成分和落后学生的双重烙印下，被变相发配。后勤工程学院当时是共产党二十三个重要的军队学校之一，因此在后勤工程学院毕业，原来在军队里没有职务的学生，毕业后立即就是副连级干部；一年后转升正连级。原来在军队里有职务的，毕业之后起码晋升二级。连长升营长，副营长升副团长。所以毕业的时候，陈良宇的同学们纷纷弹冠相庆，互相祝贺，先休假探亲，再拍马上任。唯独可怜的陈良宇，一道命令下来，让他立即到川西的工程兵六七一六部队报到。不仅没有职务，而且待遇上和大头兵一样。
陈良宇再次遭受严酷的打击。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要求进步，加入共产党不成，自甘落后，居然会换来了这样的下场。因此他情绪十分不稳定，也把所有的同学当成了仇敌。他拒绝参加任何告别的活动，也不和任何同学交换通讯地址，只是咬着牙齿，把自己的信件、书籍等都付之一炬。学校政治部门担心他会采取什么过激行动，专门派了两个人把陈良宇看管起来，直到他奉命坐上卡车，前去六七一六部队报到。
陈良宇的这一段经历，是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伤疤。所以他以后除了填写履历，几乎从不提及在重庆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生活。而且，他也几乎从来不和后勤工程学院的同学来往。其实和陈良宇同时毕业的同学，有几个也成为军中的风云人物，但是陈良宇即使发迹之后，也从来不和他们联系。一般来说，大学教育对人生的影响比较重要；大学时代的同学也容易成为终身好友。但是对于陈良宇来说，他的大学时代，是他黑暗痛苦记忆的所在，所以他从来也不愿触及。陈良宇发迹之后，他数次回到自己的中学母校，感谢师恩，也参加过中学同学的聚会，和老同学一起摄影留念；甚至不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上海市第一把手的身份，参加中学母校的五十年校庆活动，但是陈良宇自从奉命离开重庆市长江二路一百七十四号的后勤工程学院，就再也没有迈一步进去过。
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在人生成长的最关键阶段，陈良宇经受了巨大的挫折和考验。从一个方面讲，这也锻炼了陈良宇的意志，使他脱胎换骨，在社会中更加现实，更加功利；另一方面，严酷的打击和挫折也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学会了在共产党体系中为人处世的第一课。
【六七一六部队】
陈良宇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不仅被剥夺了回家探亲的权利，而且是以战士身份前去六七一六部队报到。陈良宇在极端郁闷当中，坐在卡车上晃荡了一天一夜，才进入川西的大山沟里。所谓六七一六部队，就是在山沟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兵。这支部队，也被称为基建工程兵，前身是由陆军步兵转变而来，奉命进行有保密要求、最苦最危险的工程建设。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头脑发热，要把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大量搬迁到离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的内地，为在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做准备。因此动用了数十万军队，或称铁道兵，或称工程兵，在最偏僻的深山冷沟中开路搭桥。既要求这些工业的分布保密，又要求这些工厂都要有防空能力，因此大山沟里，整天炮声隆隆，由当兵的卖命，炸出巨大的山洞，作为所谓三线工厂的厂房。李岚清和王兆国都是当年在三线建设中出人头地，而迅速窜升的。
陈良宇所在的部队，就是在川西的一个深山大沟之中。由于过度郁闷，陈良宇到了部队之后就病倒了。所幸他所在的连队，正是整个基建工程兵中最为危险的爆破连，因为每天把脑袋栓在裤腰带上去点燃炸药，所以连队里的大头兵都很讲义气。这个不知道因为什么而被发配到连队当兵的大学生，马上引起了所有士兵的同情心。上自连长下到同铺的战士，人人都抢着照顾陈良宇，把个陈良宇当成了一盆娇嫩的花一样精心照顾。终于，陈良宇从病中恢复过来了。
陈良宇病好以后，就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开始工作。所谓的基建工程兵，几乎就是一些自觉自愿的奴隶，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鼓舞下，每天要超强体力劳动十个多小时，还要互相之间攀比进度，夺取所谓的先进红旗。但是也因为是工程兵部队，又身处偏僻的深山，所以纪律相当松散，战士之间的气氛也比较活跃。
陈良宇所在的部队，整个团当中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当兵的大都是川贵各地的农民子弟，无辣不欢，性情豪爽，既吃得了苦，也十分野蛮。陈良宇当兵的爆破连，更是以不怕死为荣，每天开山放炮，经常发生事故。许多战士因为野蛮操作，或者不讲作业程序，而被炸得尸骨无存。粉身碎骨之后，封以烈士称号，一把火烧掉；在家乡的亲属却可以从此享受烈属待遇，每个月从民政局领到一笔小钱。陈良宇到连队之后，他毕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动了不少脑筋，减少爆破作业时候的伤亡。他从所学的知识中归纳出几句话，教给战友们，告诉他们如何安全作业，又想出不少土办法，减少近身排除哑炮的危险。这样一来，爆破连的伤亡大幅降低，连队的战士将他奉若神明一般，从来也不让他参加危险的点炮、排炮作业。
这样，尽管劳累，陈良宇在部队的时候，心情也慢慢地开朗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因为毛泽东急于看到所谓三线建设的成就，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基建工程兵甚至连星期天也被剥夺了。一天劳累下来，头挨着枕头，就会呼呼大睡。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又要出工了。几个月当中，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陈良宇受到战士照顾，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内抽空写信，其他时间，都是处在无休止的劳动中。
偶然有机会，陈良宇也在想，这奴隶一般被发配的日子，何时才能是个尽头啊。
【洗不掉的烙印】
再说陈更华因为“美国特务”的问题，被关押在常州金坛干校政训班隔离审查，白天下地干活，喂猪割草，晚上“深刻检查”，坦白交代“美国”特务的罪行。陈更华也和陈良宇一样，经受了人生头一次脱胎换骨的锻炼。烟斗也不能抽了，只能抽最劣质的纸烟，胖大的身躯，日见消瘦。每天晚上，陈更华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交代材料，留学美国的经历写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又不能据实而写，只能按照共产党的调子，把美国社会写得一团漆黑，惨无人道。
陈更华在私塾里饱读四书五经，笔下本来十分了得。但是写那些劳什子的交代材料，既不能实话实说，又要写得煞有介事，让专政人员觉得是诚心在坦白交代，着实难为坏了陈更华。这就好比是要写一部历史，但又不能秉笔而书，半是纪实，半是小说，折腾得陈更华夜不能寐，唉声叹气。好在中国古人早就创造了所谓春秋笔法，婉转曲折，既有事实，又有伪托，无非是要满足专政人员的要求，但求蒙混过关，不至于皮肉受苦。这样的交代材料，陈更华却也不知写了多少。
一九六九年，金坛干校的政训班忽然莫名其妙地结束了。陈更华莫名其妙地在牛棚中呆了两年之后，也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对于他到底是否是“美国特务”，既没有结论，却也不再审查，只是把他写的许多交代材料塞入档案中，把他打发回了上海。
陈更华回到上海后，倒是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他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闲居家中。这个时候，他更加想念起了因为受他拖累，而被发配到山沟里的大儿子陈良宇。为此，他不停地给陈良宇写信，让他放弃在部队发展的思想，争取尽快退伍。另一方面，陈更华又整天地走访朋友和熟人，包括他以前修X光机时候熟悉的一些医院，他当买办时候认识的船舶建造方面的熟人，放下架子，曲意逢迎，要把陈良宇弄回上海。
陈良宇得知父亲从牛棚出来，欣喜之余，对自己的命运仍然比较悲观。因为陈更华虽然从牛棚放了出来，但是在案件上没有结论，陈更华所谓的政治面貌仍然是“美国特务”嫌疑。这样，陈良宇的家庭成分，丝毫并没有因为陈更华隔离审查的结束而得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取得信任。他被永远地打上了家庭成分的烙印，成为被排斥和不能信任的边缘人。
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倍感失落，既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未来，只是浑浑噩噩地在部队里充当工程兵奴隶，每天劳作十多个小时，然后在极度劳累中睡去。他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上海的繁华街市，丰富的物产，但是醒来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些满身汗臭的战士，以及无穷无尽的崇山峻岭。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一切理想与追求，只希望回到上海，过上普通人的普通日子。
【回到上海】
陈更华得知自己的所谓“美国特务”嫌疑，影响了大儿子陈良宇的前途，使得他被发配到深山冷沟中成为工程兵奴隶，心中非常难过，也不免大骂SHIT。他对共产党的怨恨，这个时候到达了极点。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该忍还是得忍，该低头还是要低头。所幸他从江苏回来之后，再也没有人理睬他；共产党的街道组织也没有把他管制起来，因此他还是比很多人要幸运。不仅有自由之身，而且可以到处活动。
为了帮助儿子解脱困境，陈更华几乎跑细了双腿。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更华终于转辗通过关系，找到了一条门路。他原来在充当船级社买办的时候，经常给造船厂的大型设备设定安全等级，因此认识的一位小兄弟汪某，正好在闸北区的彭浦机器厂当负责人。因此他一再上门，先送礼物，再套近乎，短时间内把关系搞得非常融洽。汪某也是宁波人，和陈更华倒是相当投缘。正好当时彭浦机器厂因为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因此一片混乱，既没有厂长，也没有党委，只有汪某是临时的负责人，大小事情都由他说了算。所以汪某答应帮助陈更华，如果陈良宇退伍，他可以接收陈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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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市民生活

施维鉴 著

【上海彭浦机器厂】

陈良宇终于从部队回到上海，合家十分高兴。陈更华更是十分得意，又开始抽起了他的大烟斗。事实上，陈更华的确是老谋深算，为陈良宇回到上海，安排得非常周详。因为文化革命中陈家房子被没收，合家搬到了静安区的石门路。按理说，陈良宇退伍回到原籍，应该到静安区的有关部门报到。但是陈更华联系好的彭浦机器厂，则是在闸北区。为此，陈更华又找到闸北区政府的有关人员，声明陈良宇乃是从上海铁中入伍的，而上海铁中和彭浦机器厂同在闸北区的共和新路上面，所以陈良宇应该回到闸北区办理手续。
陈更华的这种聪明办法，果然行之有效。陈良宇在闸北区办了手续，如愿以偿地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上海彭浦机器厂锻工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上海彭浦机器厂最早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由上海造纸机械厂、上海锻压厂、上海铸造厂三厂合并，当时称为“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一九五九年又并入华海矿山机器厂、东方钢窗厂和汇通机器厂，正式更名为上海彭浦机器厂。这家国营大厂，最早生产的是电气冷轧机和造纸机，一九六四年由国家统一安排，开始生产推土机和履带式推土机。陈良宇所在的工程兵部队所用的推土机，正是来自上海彭浦机器厂的产品。
上海彭浦机器厂是个国营大厂，地处闸北区共和新路三二零一号，当时属于上海北面的城乡结合部，离市中心较远，地段也相当偏僻。但是这对于陈良宇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回到了热闹繁华的大上海。
陈良宇所在的锻工车间，本身是彭浦机器厂中最脏最苦的。但是陈良宇到工厂的时候，工厂仍然出于混乱的状态，所以工作倒十分轻松。对于陈良宇这样的一个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又以普通退伍军人的身份到锻工车间工作，厂里的同事也感到非常奇怪，经常好奇地向这位个子高高的“小陈”打听。但是陈良宇守口如瓶，从来也不向同事透露他在部队的情况。因此彭浦机器厂的同事们至今不知道陈良宇的背景。只是有一些小道消息，甚至谣言，说陈良宇是在部队里犯了错误，才把官职一掳到底。说陈良宇以前当过营长云云。陈良宇到厂里上班后，十分谨慎，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是一笑了之。
在内心深处，陈良宇已经放弃了出人头地的任何想法。他从十七岁入伍，进入部队共计七年之多，全部的回忆中，不是拼命表现自己，就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包袱被歧视和发配，或者是奴隶式劳动，结果化了七年时间，等于是原地踏步，成了一名无权无职，也没有任何政治前途的普通工人。虽然陈良宇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但是他已经毫无进取之心，好比是一只终于把脑袋钻进了土堆的鸵鸟，再也不管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
如此一来，陈良宇进入彭浦机器厂之后，为人非常低调。他既不参加党团活动，也不和工厂里任何一个同事有特殊亲密的关系，只是早九晚五，按时上下班。陈良宇到厂报到后不久，陈更华的熟人汪某被撤职，彭浦机器厂重新成立了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新任书记杨某和陈良宇毫无瓜葛，因此陈良宇也没有得到任何照顾。
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但是由于陈良宇刻意的低调，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因此到厂数年之后，大多数工人都不认识他。
【爱情之果】
陈良宇最终回到上海，虽然是以退伍大头兵的身份回来，但是毕竟是回到了上海。这对于苦等了陈良宇多年的黄毅玲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这许多年，她也随着陈良宇的起起落落，操了许多心，流了不少泪。
黄毅玲祖籍福建泉州，养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家庭环境也比较优裕。黄毅玲性格虽然随和，唯独对于陈良宇，自小青梅竹马，情愫早系，竟是始终芳心不变。自从陈良宇离开上海，前去重庆读书，黄毅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给陈良宇写信。逢年过节，如果陈良宇没有回来探亲，必定寄送包裹。陈良宇在四川七年时间，中间探亲回家的次数不多，所以黄毅玲相思之苦，也唯独她自己一个人吞咽。
一九六六年，陈良宇争取加入共产党没有成功，反而因为外调，揭出其父陈更华是“美国特务”，断送前程。陈良宇因为受到打击，困顿异常；不仅从此表现落后，而且自暴自弃，从此不再给黄毅玲写信。黄毅玲事先毫无所知，也不知道为什么陈良宇忽然不再给她写信。但是她毫不气馁，多次到陈家了解原因，并且持续不断给陈良宇写信，询问原因，排解忧愁。几个月之后，陈良宇始终不给她回信。黄毅玲暗下决心，跟单位请了病假，准备亲自前去重庆，面见陈良宇。临行之前拍电报告诉陈良宇，她将前来重庆。陈良宇这才软了心肠，回电报让她不要到重庆去，另外写信解释。此后陈良宇写了上万字的长信，向她倾诉苦衷。两人言归于好。
从小以来，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特别。黄毅玲虽然比陈良宇大了两岁，但是平时都是事事处处让陈良宇“挣面子”，当老大；但是反过来，陈良宇如果有什么挫折和困难，黄毅玲就会象姐姐一样地倾听，为他排忧解难和提供帮助。所以陈良宇不给黄毅玲写信，也仅仅是一时困顿而已；从根本上，他长期以来都十分依赖黄毅玲。
陈良宇身高一米八十，脸色白净，又经受过部队锻炼，爱好运动，年轻的时候堂堂一表，十分吸引女性的注意。黄毅玲身高只有一米六十，长相非常普通，也不算白净，何况比陈良宇大上两岁。从外表来看，两人并不般配。陈更华倒还好，李谋真当年就大有看不上黄毅玲的意思。所幸黄毅玲性格特别随和，处处逢迎李谋真，这才让李谋真没有明确反对。因此从外表上看，其他的人都以为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乃是黄毅玲“倒扎钩”钩住了陈良宇，而事实上，陈良宇少年志高，却又横遭挫折，在心理上，一点也离不开黄毅玲的安慰和母性的温柔。陈良宇不管一切回到上海，从普通工人重新做起，固然是因为对个人前途失去了希望，但是同样重要的，也是渴望早日和黄毅玲厮守在一起。
黄毅玲虽然长相一点也不出众，但是家境很好，性格又非常温婉可亲，因此陈良宇不在上海的时候，也不乏倾慕之人。尤其是黄毅玲在卫生系统工作，倾慕之人当中，不乏大学毕业，前途无量的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最有名的外科教授，据说当年就是黄毅玲的裙下之臣。但是黄毅玲从未动心。一门心思，都在那个白净，骄傲而又潇洒的陈良宇身上。
这样，陈良宇回到上海后，几乎天天和黄毅玲在一起。黄浦江畔，度过了许多花前月下的美好夜晚。一九七一年，陈良宇虽然才二十五岁，黄毅玲却已经二十七周岁了，上海人算虚岁，算是二十八岁。在风气开放的上海，也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黄毅玲的性格，每次和陈良宇见面，虽然都想谈婚论嫁，但是却从来也不肯主动提起。按照上海女人的矜持和作派，加上上海女人的聪明和手腕，每次花前月下，浅吟低唱之际，黄毅玲总是曲里拐弯地暗示陈良宇，尽早办理结婚手续。陈良宇开始的时候，因为和粗野直爽的工程兵相处日久，对于上海姑娘的门道居然一点也“拎不清”。惹得黄毅玲又羞又怨，冷嘲热讽陈良宇想吃“买相饭”，要动花脑筋等等。陈良宇莫名其妙之极，却也不好坏了黄毅玲的兴致，只是糊里糊涂，“木头木脑”。
如此几次，加上陈良宇熟悉了一段时间上海生活，逐渐适应了上海人的心态和说话方式。因此陈良宇再不搪塞，而是直接和黄毅玲谈婚论嫁。几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又由陈更华和李谋真出面，约请了黄毅玲父母到家中吃饭。陈更华这几年在上海家中闲居，烧得一手好菜。因此摆了一桌精致的家宴，请未来的亲家吃饭。席间谈起陈良宇和黄毅玲的婚事，两家大人意见一致，认定他们应该立即登记结婚。
七十年代初期，上海住房仍然空前紧张。大龄青年结婚，通常是要先领结婚证，才有资格到工作单位排队，申请安排住房。因此领取结婚证，至关重要。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顺理成章，在这次家宴之后，登记结婚了，时在一九七一年春天。陈良宇二十五岁，黄毅玲二十七岁。
【彭浦新村的爱巢】
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只是书面形式。当时陈家住在静安区石门路，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楼上，总共才两间半房子。陈家的人口却有七口之多，包括陈良宇的爷爷奶奶、陈更华夫妻，陈良宇和两个弟弟。其中的大弟弟陈良杰，这年也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因此这么多人挤住在一起，根本也腾不出地方给陈良宇结婚做新房。黄毅玲家中住房条件好一些，但是按照陈家的宁波人思想，是绝对不肯让陈良宇住到黄家去的。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之后，等于是一对野鸳鸯。当时的上海，住房条件极端恶劣，社会动荡混乱，陈良宇和黄毅玲甚至连偷偷亲热的机会都绝无仅有。
好在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几乎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厂方安排。所以彭浦机器厂虽然是一个生产推土机的工厂，但是却五脏俱全，掌握在手中的公房也达数千套之多。由于彭浦机器厂地处偏僻，掌握的公房也都是偏远，居住环境差的地方，上海人称为“下只角”。但是相对而已，掌握的公房还是比较多。所以陈良宇结婚之后，没有等多久，就由工厂里分配了一套很小的单元，地方在闸北区的彭浦新村。
分配给陈良宇的公房，当然是别人已经住过的旧房，面积小，地段差，是地道的“下只角”的房子，在上海差不多是最差的房子了。唯一的好处是，这套房子算是老式新公房，不用同别户人家合用卫生间和厕所。尽管如此，陈良宇还是欣喜若狂，从此之后，每天下班就去那里刷墙装修，忙得不亦乐乎。本来陈良宇在工厂就是踩着电铃准时下班的人，这下子更加渴望下班，有更多的时间去收拾房子。所以有一段时间，下班铃还没有响，陈良宇就跨着他的自行车，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下班的铃声。等到铃声一响，马上冲出厂门，如同跑步运动员听到起跑的发令枪一样。
陈良宇拼命装修房子，黄毅玲自然也来帮忙。通常是黄毅玲下班之后，买上一堆吃食，再千辛万苦地轧公交车到彭浦新村。等黄毅玲到了新房子，天也黑了。两人吃点黄毅玲带来的东西，算是晚餐，再接着干活。陈良宇个头虽大，但是手很灵巧，泥工活木工活都是自己动手。这是上海典型的升斗小民的生活，能省即省，一切依靠自己动手。渐渐地，这套三十多平方的小房子也就像样起来了。
陈良宇和黄毅玲本身领了结婚证，所以好比是刚刚领到驾驶执照的人又买了汽车，自然是既喜欢又热衷。等到房子装修到一定程度，也就住到了一起。既有执照，又天天驾驶，很快，黄毅玲就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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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工人到科长

施维鉴 著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19。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共产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因此重要的岗位，几乎都是由大老粗当权，知识分子毫无地位。
其次，陈良宇始终因为家庭问题，在档案中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黑账，因此没有人会赏识和提拔这样一个档案中记录着父亲是“美国特务”嫌疑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分曾经埋没了许多人，甚至有许多人上吊投井。陈良宇虽然也被家庭成分所拖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陈良宇经过在部队的打击和挫折，心灰意冷，政治上毫无进取，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工人和小市民。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均由造反派组织转变而来的所谓民兵指挥部所取代。许多好吃懒做的工人宁愿去当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也不愿在工厂呆着。因为成为工人民兵，可以享受到类似公安人员的威风和权势。
陈良宇因为是退役军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一旦退役，既是预备役军人，又是所谓的基干民兵。所以陈良宇也被彭浦机器厂理所当然地编入上海工人民兵的序列。陈良宇也参加过数次上海工人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表现十分低调。既不冲锋在前，也不当最后一名。总之是滥竽充数，甘当南郭先生。
有一次，闸北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找到陈良宇，说陈良宇在部队里呆过七年，训练有素，要让陈良宇担任民兵小头目。陈良宇却告诉他，他以前在部队犯过错误，所以不仅不能当民兵头目，甚至不能当基干民兵。一句话，不仅让这个头目从此不敢再找陈良宇，而且此后也不让陈良宇参加任何工人民兵的活动，特别是和上海“第二武装”20相关的重要活动。
应该说，陈良宇此举十分聪明。如果当年他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民兵的活动，甚至追随王洪文等人，即使境遇会有所起色，也会有一点现实的好处，但是好境太短，政治生命也将提早结束。相反，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年代，客观上倒像是韬光养晦，磨砺剑峰。等到时间成熟之后，方才放出手段和本事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博上一博。
【时来运转】
陈良宇开蒙早，六岁上学，十七岁上大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根特殊的筹码。一九七八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知识分子吃香起来了。虽然陈良宇大学只读了二年半，其他二年半时间都是荒废，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文革以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一律受到重视和提拔。但是，许多文革以前的毕业生，或垂垂欲老，或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或疯狂残废，或被打成右派刚刚摘掉帽子，或屡遭批斗吓得破了胆子、或逃亡香港海外。而陈良宇年仅三十二岁，手持解放军重点大学五年制毕业文凭，好整以暇。他虽然在政治前途上遭受过挫折，但是既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被关押过，只不过是当了七八年小市民而已。七十年代末，像他这样好整以暇，正宗大学毕业，又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批人当中，许多日后都步入仕途。只是陈良宇能够爬得如此之高，另有奥秘而已。
因此说，陈良宇生逢其时，步入仕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越爬越高，靠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上海彭浦机器厂也从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江贯法担任厂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贯法上台之后，自然起用一批知识分子。一翻档案，锻工车间的陈良宇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立即提拔到工厂技术科当设计员。陈良宇从此解脱了蓝布工装的工人生活，而是可以到技术科，坐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陈良宇一九六三年入学，在大学里学了两年半课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当上设计员，历时十二年之久，从来没有一天，用过所学的知识。陈良宇本身在大学里就没有学完基础知识，再加上生疏遗忘，所以他这个设计员，基本上也是滥竽充数。
但是陈良宇机遇极好。江贯法上台以后一个较大的动作，也是日后对上海彭浦机器厂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决定，乃是决定引进日本株式会社制作所D155A-1型推土机的制造技术。彭浦机器厂占地面积广大，厂区内面积就有三十万平方米以上，所以工厂决定大兴土木，特别为引进和生产这种日本技术的履带式推土机，建造专门的厂房和车间。为此，建筑结构专业的陈良宇就被工厂领导看中，划归工厂基建科，负责建设新厂房的工作。
彭浦机器厂的基建科位于工厂的一隅，平时是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甚至因为工厂拥有很多住宅，倒是有点像修墙补漏的房管处。现在因为要造新厂房，因此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陈良宇不仅在这个时候调入了基建科，而且遇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任基建科科长的齐某。
齐科长比陈良宇大了六七岁，但是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深受工厂里江贯法等领导的信任。因此在兴建新厂房这一重大事情中，将齐科长从财务部门调到基建科担任科长。齐科长为人爽气，因此对调入基建科的陈良宇也十分关照，嘘寒问暖。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了解以后，齐科长马上向厂里打报告，要求让陈良宇到上海同济大学进修。这对陈良宇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使得陈良宇能够进入基建科之后，快速恢复对工程结构的专业知识，甚至是边学边干。
为此，陈良宇对齐科长心存十二万分的感激。陈良宇一方面和齐科长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暗下决心，要卖力配合齐科长，把兴建新厂房的工作做好。这样，经过厂部批准，陈良宇从一九七九年二月起到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但是，陈良宇没有按照规定去进修而不去上班，而是一下课就赶往单位，显得十分积极卖力。
这个时候，陈良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的转机就将来临。他只是下意识地感激齐科长对他的赏识和关心。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齐科长的仗义之心，而不是表现积极。他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赶到同济大学听课，听完之后立即赶回基建科，帮助齐科长进行新厂房建设方面的方案和设计，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后再复习功课，做作业到深夜。这期间，黄毅玲也非常配合，主动带孩子，做家务。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住到了娘家。这样陈良宇干脆在单位食堂吃完晚饭之后再回家，节省了许多时间。
【包办入党】
在一股知遇之恩的义气鼓舞下，陈良宇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一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工作。那个丝毫，他也的确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又经过七年的军队锻炼，因此一旦投入，就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基建项目本来应该由基建科长总体提出方案，再报厂里领导审批；但是实际上，基建科的重大文案，都由陈良宇加班加点完成总稿，再以基建科长的名义上报。除此之外，陈良宇还从来不和齐科长争名，表现得格外谦虚和谨慎。刚分配到基建科，他就选择了基建科进门的一个角落办公，这是整个科里最差的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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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初登官场

施维鉴 著

【钻营之初】
在计划经济时代，彭浦机器厂历来归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管辖。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简称上海市机电一局，历来是上海工业产业的龙头，鼎盛时期下辖企业四百多家，职工近三十万人。彭浦机器厂因为生产推土机，因此历史上归机电一局下属的专业公司，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管辖。
一九七八年，上海机电一局将重型机械制造公司一分为三，成立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到一九八零年，石油化工机械公司与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其中彭浦机器厂归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管辖。后来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后来成为上海帮骨干人物，陈良宇的前任和“大阿哥”的黄菊，一九八零年开始就担任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而陈良宇则在同一系统的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下属厂当基建科副科长。大而言之，从一九八零年起，陈良宇和黄菊就是同事。当然，那个时候的陈良宇，还不足以认识黄菊，更不足以像日后一样和黄菊称兄道弟。但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自从齐科长调到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以后，陈良宇并没有因为齐科长变成了齐经理，而感到丝毫特别。他仍然和齐经理关系很好，经常上门拜访。齐经理也正好通过陈良宇了解下属工厂彭浦机器厂的情况，所以对陈良宇也很客气。八十年代的共产党干部还不像现在，基本上还是在家里吃晚饭，星期天也呆在家中的。
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陈良宇照例到齐经理家中，随身带了几个特别好的西瓜。到齐家以后，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切开一个西瓜就吃。齐经理却很严肃地和陈良宇说，中央现在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机电局要举办干部培训班。他让陈良宇回厂以后，积极争取参加。他也会在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层面上为陈良宇努力。
陈良宇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一下子脑袋嗡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地冷静下来了。在齐经理面前，他保持着谦虚和低调，只是唯唯答应说，只要齐经理说的，他就会努力去做。出了齐家大门之后，他却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走，同时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最后他认为这将是他个人发展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
如果他不抓住这次机会，那么他将永远在上海机电系统当一名技术型的干部。而他自己虽然文凭说得过去，但是专业技术却是一个空架子，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读足，毕业以后又从来没有应用。话反过来，上海机电系统最需要的人才当然是电子、机械和机电一体化的专家，他的专业却是什么工程结构，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即使是技术型干部，也一定没有什么前途。
回家以后，他又和黄毅玲谈到可以到党校轮训的事情。黄毅玲是爱面子的人，自然赞成他去党校镀金。两个人于是商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得到这个机会，结果两口子难得地谈了大半夜。黄毅玲休息后，陈良宇几乎是一夜未眠，仔细地盘算了要采取的行动。
第二天，陈良宇和黄毅玲就按照晚上商量的结果，分头开始行动，准备了许多既不起眼，又十分贵重的礼品。几天以后，陈良宇带着黄毅玲拜访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的家中，声称感谢江厂长多年来的照顾云云，把江贯法哄得非常高兴，觉得陈良宇这个人很有良心。陈良宇接着又拜访了党委副书记和人事科长的家中，把礼物送出去了一大堆。
这对于当年的陈良宇和黄毅玲这个小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虽然当时只有几千元钱，却相当于陈良宇和黄毅玲一年的工资之和。幸亏黄毅玲时常得到父母接济，又善于精打细算，才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机遇面前，陈良宇等于是用两个人一年的工资赌了一把。如果赌成功的话，马上就可以免当这个小小的副科长。但是陈良宇赌术高明，他给厂里的许多关键性人物送出厚礼的同时，却没有给齐经理送上一分钱的礼物。他相信他和齐经理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非是些许礼物能够作为纽带的。同时他宁愿在上一级领导那里表现得非常谨慎，给人一种清白无暇的感觉。
果然，陈良宇如愿以偿。八二年八月，彭浦机器厂一致推举基建科副科长陈良宇参加上海市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这等于是直接把陈良宇送进了上海机电一局的翰林院。
【党校结缘】
上海机电一局党校创办于一九七八年五月，逐渐发展成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的黄埔军校。一九八二年九月，陈良宇进入上海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对于陈良宇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跳出了彭浦机器厂的小范围，而成为名牌大学毕业、年仅三十六岁、没有历史污点，又显得诚恳、踏实的年轻干部候选人。
这是陈良宇人生道路上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进入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领导的视野之中。因为陈良宇进入党校学习的同时，黄菊官升一级，从下属的工业专业公司上海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升为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这个时候，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曾经长期担任一机部副部长，是机电系统的老领导。
陈良宇为了进入党校，第一次钻营成功，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好比卖过一次身的女人，此后再卖多少次，都已经无关紧要一般。何况共产党的统治机构，向来以人治为本，只要是党委书记，向来可以在用人上一锤定音。所以共产党当中，不钻营而升官者，可谓绝无仅有。
陈良宇进党校之前，在彭浦机器厂遍洒礼物，唯独不给齐经理送上一星半点。等到他上了党校之后，自然不会忘记一手提拔自己入党当科长的齐经理。但是他给齐经理送礼的时候，却很有讲究，一点也不讲究外表的美观。他早就请母亲李谋真求得数种名贵药材，然后专门根据齐经理阴虚火旺的体质，用上好白酒浸泡半年。酒成之后，陈良宇专门借了一辆三轮车，把泡着药酒的巨大玻璃缸送到齐经理家中。玻璃缸上毫无装饰，既没有披红戴花，也没有任何字样。到了齐家，陈良宇一进屋后，就自己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把玻璃酒缸安放平稳，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然后向齐经理和夫人详细列数酒中的药材，其功效，每天的用量等等，毫无扭捏做作之处。让齐经理完全感觉到如同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在关心自己一样。
陈良宇早年的这一番钻营功夫，做得十分地道，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自从陈良宇一九七九年进入基建科和姓齐的共事以来，表面上看似乎总是姓齐的在帮助陈良宇，一手包办他入党，又提拔他当副科长，进入机电一局党校培训等等，而实际上陈良宇早就用所谓兄弟情谊收服了齐经理。到现在这种程度，齐经理根本不用陈良宇相求，就会主动帮陈良宇四处讲好话，谋求进一步的晋身的台阶。
齐经理不仅带陈良宇认识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主要领导，而且四处帮陈良宇讲好话，赞扬他的表现的学识。齐经理有一次到机电一局副局长黄菊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特意带着正在党校培训的陈良宇一起去，使得黄菊第一次知道了陈良宇这个名字，也有意无意地在脑子里留下印象，这个陈良宇非常符合所谓的四化标准，既头脑灵活，又比较谦虚。
陈良宇的工程结构专业是个空架子，但是参加干部培训班，却是一名高手。他在业余时间勤于读书阅报，同时善于把书报中的内容，和机电系统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发挥。陈良宇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在干部培训班显得非常出众，既能滔滔不绝地空谈理论，又能倚笔写出文情并茂的好文章。
尤其是在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当中，陈良宇刻意结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人际关系网。在陈良宇参加的干部培训班当中，他是职位最低，党龄最短的一个。但是到了培训班之后，大家都是同学，因此也一时失去了等级森严的屏障。
在同学当中，陈良宇最加刻意经营的，是同属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李嘉康。李嘉康本身也是上海人，但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工作，曾经在辽宁煤炭工业部门担任厂长、矿长、矿务局处长等职务。七十年代中期调回到上海，就在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机械部门担任厂长。一九七八年成立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时，出任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陈良宇和他熟悉以后，很快就利用星期天登门拜访，声称要向李嘉康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云云。因为李嘉康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在外地长期工作过的上海人，因此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很快打得火热。和对付齐经理的手段一样，陈良宇很快就用义气收服了李嘉康，使得李嘉康成为陈良宇的兄弟。
陈良宇的另一位同学，就是现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蒋以任。当时蒋以任是以上海柴油机厂设计科科长的身份，被推荐参加党校培训的。陈良宇和蒋以任在那个时候，关系还相对疏远，因为在机电一局的这个大家庭中，不属于同一派系。
【台阶之一：副厂长】
陈良宇的这一套用义气收服比自己职位更高之人的手段，说来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地方特色。宁波向来是开埠之地，京航大运河的终点，因此宁波人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讲利益，重面子的商业和人文特征。所谓重面子，一是深信“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原则，相信给别人面子和利益，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基本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使没有利益，也愿意给别人面子。二是讲究共同利益，所谓“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21，任何事情都是大家有利益，有面子。这虽然是一种商业手段，但是运用在人际关系和官场上，也通常无往而不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人的这种人文特征，正是日后上海滩海派文化的核心因素。
当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上海滩混成最有名的大亨，就是依靠这种手段，不仅有利益，而且得人心。事实上，凡是深谙此道到上海混的宁波人，无不成为上海滩的人物。这也包括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如果不是共产党占领了上海，陈更华也许也会成为上海滩的闻人之一。
陈良宇虽然在上海出身长大，但是整个家庭却浸透了这种“宁波式的”观念。上自爷爷奶奶，下到陈更华和李谋真，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陈良宇的处世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处世哲学，在利益场上，乃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手段的推动下，陈良宇出道之初，刚刚种下种子，马上就开始收获了。一九八三年三月，离陈良宇培训结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任命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负责后勤、工会和基建等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几个副厂长中，虽然重要性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一个，却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资本，一个方面是符合所谓的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已经初试锋芒的钻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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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秘的上海电器公司

施维鉴 著

【自挖墙脚的成功】

陈良宇用七个月功夫，一举从一个不入流的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二级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可谓是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变成了像样的中层干部。但是陈良宇雄怀大志，既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遭受过入党的挫折，心理素质得到过很好锻炼。因此虽然当上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反而在这个以黄菊为“大阿哥”的上海帮初步核心群中，表现得更加谦虚谨慎。
一九八三年八月机电一局领导班子调整以后，整个机电一局面临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改制的局面。机电一局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一直是以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运作的，因此企业（工厂）只管生产，而除了生产之外，所有的工作都由局下面的二级公司承担。这是一种和市场经济完全抵触的经济体系。为此，机电一局不得不进行改革，将产品价格、产品销售、生产经营、发展联合、机构设置、厂中层以下干部任免、职工奖惩、人事劳动管理等十二个方面的二十三条权限，下放给基层工厂。
陈良宇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原来公司的权限，一条一条地下放给工厂。这无疑于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一种做饭。但是陈良宇却干得非常起劲。因为他知道，将权限下放给工厂，上有国务院的指示，下有机电一局的计划，这是阻挡不了的大势。话反过来，如果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权限下放得越多，这个公司的作用也就越小，公司领导的地位也就越低。那样，自己挪移位置，升官的机会又将来临。所以陈良宇不管公司其他领导的意见，主张大力下放权限，表现出了毫无官本位主义的精神。这样，他又在机电一局的领导心目中赢得了一票。尤其是为了快速体现政绩的黄菊和李嘉康，对陈良宇首次体现出来的领导气概，十分欣赏。
机电一局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以后开始改制，到一九八四年五月，落实了向基层工厂下放权限的工作。从此以后，曾经是掌握基础工厂人事、经营等生杀大权的二级公司，丧失了其主要权力，这些权力都转移到了基础工厂的厂长身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到一九八六年被撤销，改为局冶金矿山机械管理处，管理该公司原属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由局党委基层工作处领导。
但是这一切都和陈良宇毫无关系，因为就在权限下放到企业的二个月之前，一九八四年三月，陈良宇又升官了。他被机电一局任命为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二级公司的党委书记。
陈良宇一九八三年八月担任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再次被升官，中间又是只隔了六个月。升官速度之快，几乎等于是三级跳远。两个六个月的时间相加，从八三年三月到八四年三月，陈良宇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副科长，一下子升为机电一局直属电器公司党委书记，成为机电一局内的一方诸侯。如果说没有人格外垂青，有意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官的陈良宇，一年当中连升三级。纵使他是天纵英才，三头六臂，也无法在一个岗位中用半年时间就体现政绩的。由此可见，陈良宇完全是靠小兄弟的团体加意提拔上来的。更重要的是，陈良宇的性格、作风和为人，非常符合上海机电一局小帮派的利益，所以这个小团体也急于扶植陈良宇，以便充实机电一局的实质性岗位，维护小帮派的利益。
但是这个上海电器公司，却是大大地非同一般。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在官方公布的陈良宇履历中，说陈良宇自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又是一种大大的障眼法。因为这牵扯到陈良宇最终和江泽民的渊源和关系。也是中国官场中最忌讳的话题。
说到上海电器公司，情况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上海机电一局后来改为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归上海市经委领导，权限日益缩小。一九八五年，原机电一局旗下企业以上海电站设备公司为龙头，设立上海电气联合公司。这就是现在陈良宇涉案颇深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前身。但是这个上海电气公司，无论其上市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经常被误写为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事实上，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和一九八五年成立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一家公司。
另一个误解是一机部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由于二零零三年改名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在许多介绍中，因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太长，因此简称上海电器公司。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介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就兼称为上海电器公司26。
尽管这个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陈良宇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只是一个简称，也不是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香港星岛日报》二零零一年曾经报道，江泽民一手提拔陈良宇，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乃是上海电器公司的前身，也很不准确27。
那么陈良宇在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期间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话还是要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谈起。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最早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供销分局检验组金刚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上海试验所，承担电器产品的复验和质量监督。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五百零五号另觅新址予以扩大，定名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所设农村电气化、电炉、工业电子应用、整流器、低压电器、中小型电机、电工金属材料、电焊机等八个研究室。
一九六二年，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在汪道涵帮助下，调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也同时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28。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江泽民担任该所的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机电部门的老革命崔镇华，是个极有威信的人。江泽民在其手下，号称是技术副所长，但是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小型电机和电焊机，而江泽民学的汽车动力，因此江泽民只是一个不懂专业的副所长。但是正是因为江泽民在这里担任过四年副所长，使得这个研究所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也许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提到这个单位。
一九六六年二月，再次由汪道涵提拔，江泽民赴武汉担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但是江泽民没有带家属上任，而是自身一人奔赴武汉。此后又到北京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一直是孤身一人。他在北京生活期间，据说一直过的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的简单生活。
美国人库恩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写到，江泽民一九六二年调到上海担任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很快在新的职工宿舍里分配到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这套房子其实就在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附近，当时的曹杨新村。这套房子，虽然地段也算偏僻，但是上班非常方便。王冶坪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回到上海担任市长，这才合家重新团圆。那个时候，王冶坪还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全家搬入康平路高干公寓之后，王冶坪才从总务主任的位置上办理退休手续。因此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刚刚回到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就立即“视察”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完全是因为王冶坪的关系。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
江泽民自己当过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夫人又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大半辈子，因此这个电器科学研究所非同寻常。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是在江泽民到上海担任副所长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大学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曾培炎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是一机部的直属研究所。其实一机部对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一九七一年，整个研究所就下放给上海市机电一局，更名为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成为当时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四百一十九家基础单位之一。
上海机电一局接管了来自一机部的电器科学研究所后，并没有把这个研究所当成直属单位，而是在一九七一年另外成立了一个专业公司，称为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管理这个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就是上海市机电一局下属的八个专业公司之一29。相对来说，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是八个专业公司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从一九七一年起，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就归机电一局领导，因此和一机部脱钩。一九七八年，电器科学研究所恢复所名，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仍由文革前的所长崔镇华担任所长。但是所名虽然改变，行政归属上并没有变动，仍由上海机电一局下设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领导。凡中下层干部任命、党团活动、职工奖惩等，都一体归机电一局领导。
陈良宇在担任冶金矿山公司党委副书记期间，猛干了一阵自挖墙脚的工作，将公司的权限大都下放到了工厂。一九八四年三月，机电一局任命陈良宇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陈良宇官升一级，第一次担任了正职。而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正好是陈良宇属下。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下属的工厂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科研单位，因此也不存在着下放权力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党委书记的权限也不大，主要是党团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工作。但是他却在这个岗位上发现了一座金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机部部长江泽民的老婆就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当总务副主任。而这个江泽民，又是机电部门的老领导、现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对于当时已经一心往上爬的陈良宇来说，当然是一座资源丰厚的金矿。共产党自从夺得天下以来，早就因为战争年代不同野战军的区划形成了派系。到八十年代，这种派系就由五六十年代的专业系统所取代。陈良宇当时就十分看好机电系统，尤其是在上海，机电系统是工业老大，实力非常雄厚。
为此，陈良宇上任伊始，就经常低调到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得以结识王冶坪。陈良宇当年也年近四十，但是在王冶坪面前非常谦虚，一口一个“王阿姨”。表现得非常谦虚，毫无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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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老干部的仆人

施维鉴 著

【市委组织部】

从上海机电一局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到市老干部局当副局长，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降了一级。因为当时上海市老干部局归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管理，等于就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处。老干部局副局长，相当于一个副处长。而上海机电一局足以和上海市委组织部平级，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也相当于直属正处级。何况在企业当一把手，既自由，又有油水，远远要超过组织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副处长。
但是陈良宇却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升官良机。一是鲤鱼跳龙门，先要跳出机电系统，才能大踏步发展；事实证明，凡是跳出机电一局的干部，升起官来都非常快。二是调到市委组织部当副处长，虽然是降了一级，但是每天在市委组织部上班，可以说是天天在组织部大佬的眼皮底下晃悠，还能不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因此陈良宇高高兴兴地办理了调动手续，到组织部上班去了。
一九八二年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邓小平等一批老人主动让出了大批重要职务，另外设立顾问委员会安置这些前朝元老。从此开始，大批在四九年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迫离休。到一九八五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连着喝了五杯烈酒，让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元老们退位。因此从八二年到八五年这三年时间中，全国有大批的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在上海，由于中共曾经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因此老干部的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老干部通常是北方农村出身的粗人，为共产党卖命打下江山，后来的官位都是拿命换来的，所以大都非常骄横；除了毛泽东和军队里的一些老帅之外，谁也不买账。
为了安慰这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各地纷纷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和老干部局，表示对他们的重视和安慰。上海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就成立了上海市老干部局。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叫作局，其实只是上海市委下属的一个处。陈良宇上任当上副局长之后才两个月，上海市委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老干部工作委员会。这样，上海市老干部局就改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作为市委老干部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样以来，市委老干部局凭空升了一级，成了上海市委下属的局级单位，陈良宇的副局长职位没变，也凭空升了一级。这个时候，他的职务，就相当于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以古代的职称而论，几乎是四品知府的品级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陈良宇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官运的人。从一九八三年三月的一个小科长，到一九八五年三月成了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副局长，中间总共只有两年的时间。两年当中连升四级，每一级都不过是若干个月的时间。所以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体现政绩的，所以他本身的官运实在是亨通。这是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共产党的官僚体系，大概是最不严肃，也最没有规则的官场。封建年代，除非个别才子得到皇上赏识，一日三迁；否则的话，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升官完全要凭政绩考核。地方官任期不满一年，没有考核的评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升官的。而在共产党官场，只要投准了门路，善于表现和拍马，根本不需要什么政绩和才干，就能火箭式地升官。陈良宇两年当中当上大官，就是其中的一例。
【夹着尾巴做人】
陈良宇当上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之后，自知这碗饭并不好吃。一方面，那些老干部贪恋地位和权势，离休或者退休之后大有失落之感，少不得要向侍候他们的人撒气；另一方面，这些老干部能量也很大，有的门下或者部下，不是京中大佬就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要员，因此也得罪不起。
但是陈良宇的聪明，就在于他是天下第一等善于审时度势之人。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夹着尾巴做人，把这些老干部伺候好了，同样也是升官的捷径。因此他保持了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对待王冶坪的那种谦虚和诚恳，甘当老干部的孙子。因此赢得了老干部们的一致好评。
陈良宇为了伺候好这些老干部，主动上门去逐个拜访，倾听他们的要求和反应。许多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走资派打倒过，房子被没收，或者抄家时候有贵重东西被抄没。陈良宇逐个进行登记，然后逐个帮助他们落实政策。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房子依然是空前紧张，陈良宇为了帮助一些老干部要回原来的房子，经常要到处求人，几乎磨破嘴皮。
陈良宇的家庭中，和医疗系统关系非常密切。其父陈更华早年专门帮助大医院修理X光机，母亲李谋真和岳母又都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元老级人物，加上黄毅玲也在医疗系统工作，因此在他担任老干部局副局长的时候，隔三差五地就要动用家人的关系，帮助老干部找医问药。那一段时间，也许是陈良宇为人最好的时候，的确是一心为老干部服务。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偶尔休息，只要老干部有事情相求，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去为老干部奔忙。
另外，陈良宇在升任了老干部局副局长之后，仍然没有忘记照顾王冶坪，只要一有时间，就到曹杨新村的江家去拜访，而且总是以最谦虚的方式，问王冶坪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做的。尤其是他和江绵康的关系非常紧密。日后陈良宇热衷于打网球，就经常拉江绵康一起去玩。
一九八五年七月，江泽民到任上海市长。江家也从曹杨新村搬到了康平路的高干公寓。陈良宇这才减少了到江家去的次数。当然，他以前的辛劳，早就通过王冶坪和江绵康的嘴，传到了江泽民的耳朵。
陈良宇自从跳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以来，虽然经常往江家跑，把王冶坪伺候得比自己亲妈还好，但是江泽民却在偌长时间里没有回上海探亲，因此他和江泽民一直无缘相识。江泽民上任上海市长之后，耳朵里就灌满了陈良宇这个名字。此后，他又听到汪道涵等老干部的反映，因此对陈良宇大起好感。一九八五年底，江泽民专门找陈良宇谈话。
陈良宇得知江泽民找他谈话，受惊若宠。江泽民却对他非常客气，首先感谢他对王冶坪和江绵康的照顾。陈良宇趁此机会，向江泽民大表决心，说了许多要把老干部照顾好的话。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谈话，意味着江泽民聚拢上海帮的人气，将陈良宇归于麾下的开始。也是新一代的上海帮开始正式成形的时候。同一年中，黄菊从上海市委秘书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也同时成为市委副书记。和陈良宇同时从机电一局出道的蒋以任同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工业副书记。除了吴邦国出身电子仪表系统外，上自江泽民，下到陈良宇，都和机电一局关系极为密切。
【没有架子的局长】
江泽民找陈良宇谈话之后不久，陈良宇从老干部局副局长升为正局长。这个时候，陈良宇仍然比较谦虚诚恳。尤其是对和江泽民有一定关系的老干部，显得非常毕恭毕敬。
网上传闻说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经常到位于高安路十九号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办公楼跳舞，其实这是想当然的推理。陈良宇在组织关系上从属市委组织部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和组织部并无渊源。而且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期间，非常低调朴素，是不会到宣传部的舞场去表现的。
在短时间内连续升官的情况下，陈良宇一方面充满了自信，相信老干部局局长也不过是过渡性的位置，另一方面也非常警惕，唯恐引起这个利益集团中大佬的不满。所以，他为了进一步谋取更加有实力的官职，不惜表现得非常低调。
陈良宇在老干部局当局长的时候，刻意穿得非常朴素，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打领带。这和他当了黄浦区区长以后一身名牌西装，风流潇洒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陈良宇当时为了贴近老干部，总是一身很普通的夹克衫。在食堂他总是自己排队买饭，遇到老干部也总是要谦让一番。
一九八六年，曾经和陈家有通家之谊的原上海铁路公安局干部张黎也已经离休。一次张黎在医院的干部门诊排队看病，正好碰到陈良宇也在排队候诊。陈良宇因为经常麻烦家人帮助老干部看病问药，所以自己生病也不好意思麻烦。张黎看到陈良宇之后，觉得非常亲热，因为张黎在陈良宇小时候就认识他，于是两个人闲聊起来。像大多数失去地位的老干部一样，聊着聊着，张黎就开始教训起陈良宇了。在张黎的影响中，陈良宇还不是党员。因此张黎就对陈良宇说，要积极靠拢组织，应该争取上进云云。陈良宇让张黎教训一番，也非常谦虚地唯唯称是。
教训完之后，正好有熟悉的人在旁边，对张黎说，你和陈局长怎么这么熟悉，还教训他半天。张黎这才明白，陈良宇已经是管着全上海所有老干部的老干部局局长。从此之后，张黎感到很羞愧，再也不敢登陈更华的门了。
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甘做老干部们的奴仆。这样二年下来，也就为他的政绩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老干部的口碑中，他是一个忠诚、谦虚，不喜欢张扬的年轻人。而这种表现，正是江泽民等人最为欣赏的。
【迈向实权】
八十年代中期，陈良宇的父母陆续退休。最小的弟弟陈良宇插队回来，也住在石门路的家中。加上陈更华的父母，因此陈家显得拥挤不堪。陈更华对于陈家南京路福利公司楼上的豪宅被没收，始终是耿耿于怀。因此从八十年代起，他就不停地活动，希望政府归还这套房子。但是八十年代初，类似陈良宇这种状况的人，多如牛毛。许多人家房产被抄没后，现在居住的面积非常可怜，甚至于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居住在十平方左右的阁楼里。因此陈更华跑了无数次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办法把房子要回来。陈更华气得经常大骂共产党。
一九八六年，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老干部局的正局长。陈更华觉得希望来了，尤其是陈良宇当时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东走西跑，为老干部们落实政策，要回文革时候被没收的房子和物品。陈更华虽然不是老干部，但是儿子毕竟已经是正局级干部，因此几次和陈良宇提出来，要让陈良宇把房子给要回来。
陈良宇那个时候，一心是要继续往官场上发展。老干部局局长虽然级别比较高，但是在上海的正局级干部中，恰好是最没有实权的一个。何况南京路上这么好的一套房子，如果利用职权要回来，势必要惊动许多部门。因此陈良宇坚决拒绝了陈更华的要求。他对陈更华说，人家出生入死打仗打出来的老干部，被没收的房子都要不回来，我先帮你把房子要回来，那我这个老干部局的局长，马上就要下课了。陈更华见到儿子这么说，何况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仕途，因此再不吭声。这件事情，甚至在《人民日报》上都报道过。只不过为了突出陈良宇的大义凛然，把南京路最好地段的一套豪华住宅，改成了一间房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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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第一区区长

施维鉴 著

【跑官高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领导班子年轻化几个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两个通知提出：必须坚持领导班子年轻化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在年龄结构上保持干部新老交替的正常格局；要以改革的精神，坚决实行干部职务能上能下、能下能上的原则，逐步从制度上保证德才兼备、具有开创精神的干部能够脱颖而出。
这一个极具共产党特色的说法，当年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对于陈良宇来说，却是一个惊天之喜。陈良宇当了近二年的老干部局副局长和局长，一直夹着尾巴做官，小心翼翼地伺候老干部。这也是一项任务，从某种意义上，他在代替江泽民报答提拔上海帮的老干部如汪道涵等人。两年以来，虽然好评不少，但是却毫无政绩。因为老干部局局长这个位置，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出政绩的职位。到一九八七年，陈良宇多少对这个职位产生了厌倦。自视甚高的陈良宇渴望着拥有实权的职位，能够凸现政绩。
从另一方面看，从一九八三年以来，陈良宇多次赶上了所谓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机会。尤其是一九八三年八月，陈良宇刚刚被提升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才五个月，就因为赶上了一次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机会，而被提升为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因此陈良宇看到中央办公厅在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发出的文件后，觉得机会又来了。因为陈良宇在老干部局任局长之前，基本上是乘火箭升的官，因此一九八六年，陈良宇才四十周岁，是上海正局级干部中最年轻的。
面对这样好的机会，陈良宇自然不会放弃。因此陈良宇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了。这些年，他已经通过老干部局局长这个位置，和原来高不可攀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混得很熟。他主要的服务对象，也是住在徐汇区宛平路十一弄里的退休高官。因此他出入宛平路十一弄，既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的通天之路。
在上海出身的高级干部中，因为汪道涵屡屡提拔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因此无论是江泽民、黄菊、吴邦国，都是把老市长当成老祖宗和老师供奉起来的。他们这些人一致供奉汪道涵，一方面是感恩戴德，没有汪道涵就没有上海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汪道涵和中央进行沟通。汪道涵毕竟是新四军出身的党国元老。陈良宇自然也知道，尽管汪道涵已经退休，但是遇到重大人事变动的时候，上海帮的几位市长和副书记都会来和汪老打招呼，事先进行沟通。
所以，陈良宇近水楼台先得月，先通过和汪道涵的关系，向他努力表白了一番自己的雄心和抱负。第一步先给汪道涵留下了深刻印象。
过了几天，陈良宇又跑到宛平路十一弄，要和老市长一起吃一顿饭。吃饭的地方就在宛平路的庆余宾馆（原上海市委招待所）。这本来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汪道涵退休以后，经常在庆余宾馆吃饭。但是陈良宇又露出为难的脸色说，他很久也没有见到“王阿姨”了。因为江泽民现在当了市长，他也不好意思去登门邀请，所以要请汪道涵打电话把“王阿姨”请出来。其实陈良宇早就到过江泽民在康平路的新居了。只是怕别人议论，不敢常去而已。
王冶坪听到汪道涵请她吃饭，自然欣然前来赴会。陈良宇专门让庆余宾馆的厨师做了几个非常有特色的江苏菜，忙前忙后。吃饭的过程中，汪道涵和王冶坪对陈良宇自然是赞誉有加。王冶坪的小儿子江绵康经过陈良宇的帮助，得以进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又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混出了文凭。虽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前身不过是上海市工人业余大学，但是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个大学文凭，刚刚毕业不久，马上要出国留学。所以王冶坪对陈良宇向来是另眼看待。这次陈良宇借老市长汪道涵的面子请客，王冶坪也是心领神会。
陈良宇下了这针对江泽民的一步旗后，又在黄菊等机电一局的老大哥那里打招呼。当然，机电一局本身渊源很深，陈良宇和黄菊之间，已经有了紧密的利益关系。黄菊自然是一口答应帮助这个小兄弟。
【主政黄浦区】
陈良宇在八六年十一月之后的活动，本来的意思只是想谋个有实权的职位。设想当中，也不过是上海边缘区县的一把手。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江泽民非常看重他这位帮中的小兄弟。江泽民和汪道涵的不同之处很多。如果说汪道涵还是个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老一代中共革命家，那么江泽民则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者。从江泽民的现实主义来说，他要通过他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的政绩，博取中央的认同和好感。因此对江泽民来说，政绩第一，面子工程第一。这也正是江泽民时代以后当官的一个法宝。
江泽民为了体现他在上海执政时期的政绩，自然也急于物色胆大勇猛，敢于创造政绩的得力部下。以江泽民中正平庸的性格和阴冷的城府，他是很欣赏陈良宇的忠诚和内敛的。陈良宇和黄菊相比，江泽民甚至更喜欢陈良宇。因为黄菊的忠诚显得外露和做作，甚至带有相当的媚态。而陈良宇的忠诚显得更有内涵，更加从容。这自然也和家庭出身有关。陈良宇毕竟出身于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凡事都比较拎得清。而黄菊则出身于嘉善的引车卖浆之徒的家中。
除了忠诚之外，江泽民也看好陈良宇的冲劲。陈良宇在没有实权的老干部局憋了两年，毫无施展手脚的余地，也没有什么政绩。因此如果把陈良宇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想必他会下死力大造政绩。而这正是江泽民最需要的。因为整个上海市的政绩就是他江泽民的政绩。
促使江泽民不惜一切大搞政绩，大胆提拔陈良宇的因素，还有太上皇邓小平年年春节跑到上海来过。如果要博得邓小平的好感，自然是每年都有新花样让邓小平龙目御览。倘若太上皇龙颜喜悦，江泽民自然就得以爬得更高。
江泽民尤其在听了汪道涵和王冶坪的游说之后，更加下定了决心，要重用陈良宇。为此，他决心把陈良宇放到上海最重要的黄浦区去。当时黄浦区的区委书记胡瑞邦32本身是江泽民的亲信，区长樊明章虽然也是八三年八月新提拔上来的干部，但是却是个摇摆派。今天靠向上海帮，明天倒向芮杏文，始终摇摆不定。
黄浦区是整个上海滩的门面，也是上海发祥之地。在浦东新区建立之前，黄浦区横跨黄浦江东西两岸，一直以来是上海的中心地带。当年上海城市的发展，就是以外滩为中心，逐渐向西发展的。因此黄浦区搞得好，等于是上海的城市形象搞得好。全中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上海外滩来感受上海的商业气氛。
江泽民急于改变黄浦区的面貌，因此一方面多次找陈良宇谈话，面授机宜，另一方面却迫不及待地先任命陈良宇担任中共黄浦区委副书记。接着，江泽民又直接在人大召开以前，就任命陈良宇担任黄浦区代区长。把原来的区长樊明章打发到了普陀区去当政协主席。
在陈良宇的官方履历中，说陈良宇是从一九八七年二月到一九九二年十月，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黄浦区区长。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一九九二年二月，市委组织部任命陈良宇担任黄浦区区委副书记，九二年三月陈良宇到任副书记的职务。这个副书记没有分管任何工作，只是让他调研黄浦区的情况。九二年四月由上海市政府委任他担任黄浦区代区长，九二年五月黄浦区第九届人大会议，才正式任命陈良宇为黄浦区区长。
可以说，江泽民对陈良宇的提拔，不仅是不拘一格，且本身是违反共产党自己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任命政府首脑的做法。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共产党的摆设，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江泽民在任命陈良宇的时候，甚至连摆设的程序都不愿意通过。
而从资历上说，陈良宇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因此陈良宇被任命为黄浦区区长，令许多人大跌眼镜，惊呼陈良宇是上海政坛上的一匹黑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江泽民还在北京的时候，陈良宇就已经为王冶坪端茶送药地侍候了。
陈良宇自己早就在被江泽民叫去问话的时候，就心中有数。黄浦区区长这个宝座，对陈良宇来说，实在是意料之外，巴望之中的事情。陈良宇大喜之中，表面上表现得非常沉得住气。接到黄浦区区委副书记的任命之后，他不慌不忙地拖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团团拜会这些年服侍过的老干部，然后才从容上任。
【出师不利】
陈良宇自从一九八七年四月担任上海市黄浦区代区长，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一月去英国进修，实足在区长的位置上呆了四年零九个月。其领导的区域，实在可以称为中国第一区，是中国最繁华城市上海的最繁华的中心城区。治下的人口，根据一九九零年的统计，约为七十三万三千余人。陈良宇当政的近五年时间中，邓小平、杨尚昆、田纪云、江泽民、黄菊、吴邦国均到黄浦区进行视察。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下属城区都不可能有的荣耀。
但是从陈良宇担任区长开始，黄浦区一直处在灾难和混乱频发的时候。陈良宇一九八七年五月刚刚被任命为区长，十月三十一日，外滩著名建筑东风饭店33发生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因为广受欢迎的饭店名菜盐水虾受“副溶血弧菌”污染，居然造成七百六十二人中毒。陈良宇连续忙了十几个昼夜，一方面救治中毒人员，另一方面拼命封锁消息。使得当年这起全国最大的食物中毒事件没有被曝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早上，封锁黄浦江的大雾迟迟不去，造成横渡黄浦江的轮渡无法正常运行。结果浦东陆家嘴挤满了数万急于到市区上班的人。由于人群拥挤，发生践踏事件，当场踩死十六人，受伤人数达七十多人。同样也是一起因为管理不善引起的特大事故。但是陈良宇和区委书记胡瑞邦一起，严密封锁消息，不许任何新闻媒体进行报道。
紧接着，一九八八年一月中旬开始，上海市民因为嗜食的毛蚶带有传染性极强的甲肝病毒，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甲型肝炎。黄浦区首当其冲。七十万人口的黄浦区，在一九八九年春节期间，就有三万一千零四十八例甲肝病人。整个上海登时人心惶惶，陈良宇也忙得屁滚尿流。为了防止病情扩大，陈良宇亲自主持了在医院外设立多处隔离病房，动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川沙党校的校舍、浦东文化馆和安东旅馆等场地，设立了九个临时隔离点，开设隔离病床四千多张。
陈良宇上任的第一年，可谓倒楣透顶，背运之极。如果这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区长早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是陈良宇虽然倒楣，却是在其上海帮弟兄们的呵护之下。在灾害面前，只要能够做到欺上瞒下，封锁消息，隐瞒实情，照样可以做他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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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乱中取胜

施维鉴 著

【新世界股份制改革】

陈良宇一九八七年五月正式走马上任黄浦区区长，一方面是风光无限，可谓是中国第一区的区长，另一方面也很有压力。因为江泽民启用四十一岁的陈良宇，多少也有点押宝的心理。那陈良宇不过在部队院校里读过两年半的工程结构，四年之前还是个只归别人领导的基建科副科长，既不懂经济，又不懂管理，当官的资历在上海滩可谓倒数第一，领导才能从无展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要领导整个上海门面的黄浦区，所以江泽民完全是在陈良宇身上押了一宝。如果陈良宇足够大胆冒险，勇于任事，这一宝算是大赢；反过来，因为没有资历和政治手段，被其他官僚挤压得不难动弹，自然这一宝就算输光了。共产党人治体制下，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出牌方式。
陈良宇和江泽民一样，也充满了赌博心理。陈良宇自认是江泽民的过河小卒，只能勇往直前，大胆地做出新花样，在短时间改变黄浦区的面貌。否则，不仅陈良宇自己的政治生命完蛋大吉，而且还会拖累江泽民用人不当。所以陈良宇放手一搏，大胆地进行改革。
陈良宇上任以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胆地促使上海新世界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改革。这完全是一次赌博性的改革，也是政府对商业体制的直接干预和强暴。
“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新世界百货商场是上海南京路上最驰名的商店。一九一五年八月，由黄楚九和经润三两人创建的新世界游乐场在今南京西路、西藏路隆重开幕，为当时上海滩规模最大的游乐场所。里面除了设有传统的评书、大鼓、相声、杂耍等传统戏曲外，还辟有商场、电影院、弹子房、跑冰场、茶室等。一九一七年，新世界游乐场向马路北面扩展，即在今新世界城的位置上，又新建了一幢综合游乐场大楼，南北两幢建筑通过地下通道相联。由于市口极佳、内容新颖，游客如梭。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世界与邻近的中益商店、福记商店组成联合商场，有三百七十户小贩租柜设摊，经营以外国货为主的百货。
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掠夺了新世界的产权，将其改名为“新世界百货商场”，以经营小商品为特色，品种多达八千余种，被称为南京路上的城隍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改名为“全球红百货店”，一九七二年又更名为“黄浦百货商场”。一九七八年之后，新世界百货商场恢复原名，并以“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人好我精”的经营方针，以商品齐全而驰名全市
邓小平鼓吹改革之后，绝大多数国有大型商场所进行的改革，无非是经营承包、出租柜台等企业内部的改革，没有人敢涉及企业产权和所有权的改革。但是急于显示政绩的陈良宇敢。
陈良宇大胆地介入企业的内部事务，强令新世界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新世界百货商场的经理对此进行了抵制。陈良宇不惜大开杀戒，将原总经理就地免职，将南京路上的南洋衫袜商店副经理徐家平36调到新世界百货担任经理，以忠实贯彻他的股份制改革的政策。这样，新世界百货商场得以兼并崂山、金陵、丽华、中联百货、中艺绣品、人民广场超市等南京路上的多家国有商业企业，成为黄浦区第一家定向募集股份制企业。
陈良宇的股份制改革，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而是标准的政府行为。因为黄浦区政府拥有原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现在无非是将部分股权让出来，定向募集新的资金，用以发展一个大型的商业联合体而已。所以说新世界股份制改革，与其说是经济体制上的杰作，不如说是政府出让国有企业产权的大胆尝试。
陈良宇上任黄浦区区长之后，经过一年的运作，一举对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商场和周边的商业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一九八八年八月，改制初步完成。陈良宇迫不急待地向江泽民汇报。八八年十月，江泽民和吴邦国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听陈良宇介绍新世界百货商场的股份制改革的情况。会后江泽民和吴邦国先后发言，对这种股份制改革予以充分的肯定。
江泽民多少是出于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所以在陈良宇当上区长不久，黄浦区就接连不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不闻不问。等到陈良宇做出了政绩，却立即给小兄弟打气，赞赏有加。他和吴邦国一起听取汇报之后，觉得不足以突出陈良宇的政绩。一个月之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江泽民又带领了一大帮上海市级和区级干部，到上海新世界商场召开研讨会，探讨股份制企业改革的良方。这就给陈良宇大大地挣了一个面子。
陈良宇一炮打响，不仅奠定了他区长的位置，而且顿时成了上海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一九九零年四月九日，黄浦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陈良宇再次当选为黄浦区区长。从此之后，他的区长宝座已经稳固坚实。一九九零年十月，区委书记胡瑞邦调离黄浦区，黄浦区区委书记的职位长期空置，由陈良宇作为副书记主持区委工作。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陈良宇以即将到英国留学为由，区委工作由副书记高寿主持。因此在一九九零年到九一年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陈良宇完全是黄浦区实质上的一把手。
【黄浦旅游节】
陈良宇在黄浦区区长的任上，一半是急于创造政绩，一半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确办了几件漂亮的大事。在他介入上海新世界商场，成功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一九九零年，他又首次推出了黄浦旅游节，再次在他的个人政绩上锦上添花。
第一个将鲜花比喻女人的人，是诗人；第一百个将鲜花比喻女人的人，是蠢蛋。现在各地当官的共产党干部为了体现成绩，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节日。类似黄浦区旅游节的活动现在已经是层出不穷，泛滥成灾。凡是中国城镇，无不热衷于举办各种节日。兴办的旅游节文化节大都庸俗不堪，甚至是低级趣味。但是在一九九零年，陈良宇主办黄浦区旅游节的时候，倒还是一个创新之举。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确定把旅游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并将上海列为全国优先发展的七个重点旅游省市和地区之一。一九八八年七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改善上海旅游、投资环境，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上海市旅游事业委员会，加强对旅游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突发奇想，要举办第一届上海黄浦旅游节。
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每年九月底至十月初，在上海的中心地带举行由陈良宇担任总导演的黄浦旅游节。一九九零年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也有以南京路为中心的花车游行，歌舞表演，上海美食，以及黄浦江上几十条游轮灯火辉煌地来回游曳。当时还有一个主题叫“做一天上海人”。就是在黄浦旅游节期间，由黄浦区选出的本地市民将外国游客请到家中做客。活动结束之夜，则在黄浦江两岸大放焰火。
凡是共产党当中能干的官员，操办这种大型的文化活动，都是行家里手，陈良宇也不例外。当时南京路两旁的企业，无不是共产党的公有企业，人事权都在上一级的党委手中。因此陈良宇要搞这样一个活动，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区长大人一声号召，下属的商家无不蜂拥响应，也不敢不响应。
一九九零年十月六日，首届上海黄浦旅游节——九零上海黄浦旅游节开幕，在上海引起轰动。陈良宇在开幕式上，一身名牌高级西装，风度翩翩地进行主持，并且发表长篇讲话。就是这个时候，陈良宇抛出了他的名句“华山天险一条路”，意思是只有往上爬，才有出路和希望。
首届上海黄浦旅游节，让陈良宇大出风头，同时在他的政绩功劳薄上也添加了浓重的一笔。这个由陈良宇一手策划推动的上海黄浦旅游节，一炮而红，以后每年秋天都按时举办，内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一九九四年，陈良宇首办的黄浦旅游节由上海市旅游局主办，改名为上海旅游节。此后一直在每年九月下旬举办，场面越来越大，成为上海市旅游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零零六上海旅游节于九月十六日开幕。从黄浦区的首届黄浦旅游节算起，已经是第十六届旅游节了。本届旅游节时间长，从九月十六日一直到十月七日，内容特别丰富。旅游节以在南京路上的狂欢节、彩车游行和音乐节开端。谁曾料想，就在这届旅游节举办期间，它的创始人和上海“一哥”陈良宇会突然倒台。许多参加旅游节的老百姓，尤其是从首届旅游节就开始参与的老上海，九月二十四日闻知陈良宇倒台的消息，不免唏嘘不已。
【繁忙而潇洒】
陈良宇成为黄浦区区长之后，和原来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几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原来一年四季，基本上是一件很普通的茄克衫，即使是过年过节，也不愿意穿西装打领带。合家团圆的日子，儿子陈良宇经常还不如老爸陈更华显得潇洒。所以黄毅玲经常埋怨陈良宇，不修边幅，经常让黄毅玲这个局长太太很没有面子。
陈良宇当上黄浦区区长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经常有外事活动，尤其是他为了将黄浦区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因此经常要和世界巨富打交道，不得不穿西装打领带；另一方面也因为身居要职，有了一定的成就感和官位意识。所以陈良宇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区长。身穿深色的名牌西装，笔挺的西装裤，加上他一米八十的高个子，脸色白净，看上去的确很有风度，也显得非常潇洒。
除了上班时候西装笔挺之外，即使是偶尔休假或者外出，陈良宇也开始十分讲究穿着。不是一身名牌的休闲装，就是一套高档的运动服。和休闲装相比，陈良宇更喜欢穿运动装。黄毅玲本身是一个非常会过日子的上海女人，即使陈良宇当官之后也是非常节俭。但是陈良宇当上区长之后，她为了给陈良宇置办一身名牌的行头，却也费劲心思。既不想全贪，又不舍得拿出多年的积蓄。她只好到处找商店的经理，要求打折。应该说陈良宇刚刚当上区长的时候，还是相当清廉的，置办衣服基本都是自己出的钱。不过那些商场的经理听说是区长大人要买衣服，无不把折扣打到最低的程度。
陈良宇穿得焕然一新，里外都是名牌包装，黄毅玲觉得十分满足和荣耀。至于陈良宇因此开始花心盎然，日后有了若干名情妇，以至于陈良宇倒台之后，网上炒得最热的就是陈良宇的情妇，却是黄毅玲始料不及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国官场上掀起了一股打网球的风气。上自外经贸委主任吴仪，下到各市区的领导，都纷纷开始打网球。那个时候，高尔夫球还没有形成风气，网球就是最贵族化的运动。陈良宇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到任何地方，别人都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彭浦机器厂虽然许多人不知道他曾经当过厂长，但是却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即使是在当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陈良宇也经常在老干部活动中心陪老干部打几局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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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国留学

施维鉴 著

【勇猛创造政绩】

陈良宇在担任黄浦区区长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前两年应该说是他的廉政勤奋期。特别是他上任之后，黄浦区事故不断，中国政局动荡。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应付，努力做出政绩，另一方面也战战兢兢，十分惶恐。到一九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为止，都一直如此。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学生运动，自然也影响到了上海。而在上海，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上海的中心城区黄浦区。从六月四日那天开始，黄浦区人民自发地在南京路、外滩等主要交通要道上设置路障，宣传全副武装的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北京、镇压学生和无辜市民的真相。整个黄浦区境内交通瘫痪。作为黄浦区的区长，陈良宇吓得半死。他紧跟江泽民的滑头做法，既不正面和学生冲突，又坚决维护邓小平等人的意志。他组织了上万名工人纠察队，每天半夜上街到主要路口清除路障，打扫垃圾。第二天再被设置路障，他再在夜里组织人去清理。这样一直到六月十一日，才算稳定下来。从某种意义上，陈良宇的这种做法，也为江泽民飞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帮了大忙。因为邓小平虽然用铁血手段镇压了北京的学生运动，但是从内心非常欣赏上海这些城府很深的干部，做到既不流血，又化解严重的政治危机。
正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陈良宇在联络学校政工干部，瓦解学生政治要求的时候，认识了上海大学当时的团委副书记，专门管学生工作的尤丽芬。尤丽芬长相并不出众，但是年轻丰满，对这位风度不凡的区长大人一见钟情，主动投怀送抱。陈良宇因此也就有了第一个情人。只是当时陈良宇的地位还不算高，对于兄弟们也比较推心置腹，因此尤丽芬这个事情，也就传得纷纷扬扬。
以陈良宇的城府和韬略，他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的，而且也不会去碰特别张扬的女人。他当时正是处理学生运动的棘手问题时，多半也是为了在烦闷中寻找安慰，因此和尤丽芬发生了关系。但是实际上他对尤丽芬并不十分看重。这不仅是因为尤丽芬长得不够漂亮，也因为尤丽芬胸无点墨，十分俗气。这是后话。
却说六四事件的路障刚刚拆除，太上皇邓小平一声令下，平庸愚钝的江泽民一夜之间，从上海市委书记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对于江泽民、黄菊、吴邦国和陈良宇等人来说，简直是六月里喝到了雪水，严冬中遇到了春天，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江泽民匆忙上任，对于北京政治中心，不知水之深浅，战战兢兢地当着傀儡皇帝，但是至少上海帮的人是弹冠相庆。他们相信江泽民在北京羽毛丰满之后，必定将惠泽兄弟们。
陈良宇从此开始，也就慢慢地放开了。他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了，而是大胆而无所顾忌地当他的官了。一方面，他开始大言惑众，到处讲话，强调什么超前性思维，什么前瞻性设计，什么“华山天险一条路”等等，大有和大跃进年代的口号相似的狂热。其二、他虽然不懂经济，但是却大胆地插手经济改革，追求别人都看得见的政绩。其三则是西装革履，生活也开始淫逸放荡起来了。
这一时间，陈良宇的政绩主要是三项。一是强制要求黄浦江两岸的大楼晚间必须有泛光照明，并且安装彩灯，彻夜不得关闭。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强制执行。这样每天入夜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彩灯闪烁，呈现出一片繁华美景。这当然不算是坏事，本身也是学习欧美城市的经验，但是主观上却是陈良宇为了凸现他的政绩。他特意让摄影师制作了一张外滩建筑物夜景的巨幅照片，送往北京，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陈良宇的这一手高明之极，这副外滩夜景照片，等于时常在提醒江泽民总书记，别忘了在上海的黄浦江旁边，还有他这么一位小兄弟在。
陈良宇的另一大手笔，就是不惜代价，在黄浦区最繁华地段引进外资银行。他先通过关系，在一九九零年八月至十二月，引进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分别在洋径、东昌路和崂山西路开业。一九九一年初，又引进了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在这个基础上，陈良宇又用优惠政策，陆续引进了一批外资银行。一九九一年六月到十月，美国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在延安东路一百号相继开业。延安东路一百号，其实就在外滩。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当年把外国银行通通从上海赶走，使得上海外滩徒具其形，现在又通过陈良宇的手，出让黄浦区的利益，再把他们请回来。请回来还不算，陈良宇还因此作为他的重要政绩。
【批租土地的骗局】
在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一年这一年中，陈良宇既是区长，又以区委副书记之名主持黄浦区党务，端的是一言九鼎，成为黄浦区说一不二的小皇上。这从客观上也助长了陈良宇逐渐从一个谨小慎维的基层干部，发展到自我陶醉，不可一世的上海帮悍将。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陈良宇举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黄浦区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发布会”，并让“大阿哥”黄菊亲到现场捧场。区区一个发布会，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一百八十多人出席会议，十多家中外新闻单位的四十多名记者到会采访。
举办这场发布会的目的，乃是陈良宇策划对黄浦区进行旧城改造，批租土地的前奏。而旧城改造，批租土地，正是陈良宇为日后的倒台埋下的最早祸根。尤其是在批租土地这个关键环节上，陈良宇的小兄弟吴明烈，正是日后上海滩的闻人。
吴明烈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九四九年生人，像所有时运不济的“老三届”毕业生一样，他在应该上学读书的年份时遇到了“上山下乡”，被发配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把大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江西农村。一九七八年吴明烈病退回城，开始在黄浦区的一个房管所工作。吴明烈不甘平庸，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广播电视大学的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然后混上了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42。
陈良宇上台之后，提拔吴明烈担任黄浦区城市建设办公室主任。他对陈良宇早已忠心耿耿，尤其是在九一年初，为了让外滩所有建筑都安装泛光照明和彩灯，前后奔跑有功，一九九一年由陈良宇一手提拔为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成为陈良宇的铁杆小兄弟。
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可想而知是一个多么有油水的官职。吴明烈上台之后，自然唯陈良宇的意见是从，为陈良宇充当捞取政绩的急先锋。在陈良宇的通盘棋局中，先召开这么一个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发布会，紧接着就轮到吴明烈出马了。吴明烈到处和开发商进行了多轮谈判，力求在旧城改造中凸现新意，体现陈良宇的政绩。吴明烈最终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以黄浦区房产经营公司的名义，和所谓的“新加坡长立国际开发公司”合资，受让北京东路七十一街坊（现一百三十六街坊）土地计二点三九公顷。协议规定合资双方支付土地出让金四百六十万美元，获得该幅土地五十年的使用权。另行投资五千三百万美元，用于土地的开发和改造。同一年，黄浦区批租土地十块，总面积六点六公顷。获得土地批租受让金一点五亿美元。
吴明烈的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上海市通过土地批租，引进外资，在闹市中心改造危旧房的第一例。尽管当时陈良宇人在英国进修，但是整个事情由陈良宇策划和指挥，而且他还是现职的黄浦区区长，这当然也算在陈良宇的功劳薄上。为了给小兄弟撑腰，协议签订的同时，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黄菊以新上任的市长身份到黄浦区视察工作，并对黄浦区的发展工作，做出了许多指示43。
现在看来，这个直接促使陈良宇升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重大政绩，非常有可能就是当时上海帮的弟兄们策划的一个骗局。因为当时的外资方，所谓“新加坡长立国际开发公司”，纯属子虚乌有，既不登新加坡企业名录，也从来没有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出现过。而吴明烈、陈良宇给市政府的汇报中，甚至从来不提到这个新加坡公司的名字，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新加坡国际开发公司。
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下属的黄浦区房产经营公司，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新黄浦置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再也听不到所谓新加坡公司的消息。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地说，是陈良宇勾结了黄菊和吴明烈，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加坡公司，假造了引进外资，收取美金作为批租收入的合同。这个所谓上海市第一批租土地，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案例，完全是自己左手卖给右手的一个骗局。
但是陈良宇设计好骗局之后，自己飞往英国培训，让吴明烈出面签订合同。然后再由“大阿哥”黄菊出面提气鼓励。这样，他也就捞到了厚厚的一叠政治资本。当年十二月，他就以引进外资专家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家的身份，当上了上海市的市委副书记。当然，他对吴明烈小兄弟也有所回报。一九九二年，吴明烈以上海市黄浦区房管局局长的身份，被推举为“为黄浦争光”十佳个人，予以隆重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通过首次上海土地批租的骗局，陈良宇首次意识到土地批租所带来的巨大利益。造成此后他牢牢抓住土地审批权，从中谋取利益的强烈意识。
【侵吞英国奖学金】
九十年代以前，上海市并没有派遣干部到国外进行中长期培训的计划。唯一的一个项目乃是与友好城市旧金山联合举办了六期以培养高级项目经理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商务进修班。参加这个项目的有八十七名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干部及业务骨干。一九九一年，国务院外国专家局44经与英国外交部签署协议，选派中级干部前往英国进行中短期培训。其中一个名额，就给了上海。
刚刚上任担任上海市长的“大阿哥”黄菊马上把这个好处给了小兄弟陈良宇。因此陈良宇一九九一年九月得到通知，将于一九九二年前去英国留学。因此他从一九九一年九月起，将主持黄浦区党务的工作移交给了区委副书记高寿成。他自己只负责与政绩有关的国外银行引进与土地批租事务。也就是说，从一九九一年九月起，陈良宇脱开了具体的日常事务，第一次有了自己较多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陈良宇一方面临时抱佛脚，前去华东师大恶补英语，另一方面也有了许多时间和郁知非、吴明烈、尤丽芬等聚在一起，打网球，洗桑拿，甚至通宵狂欢。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陈良宇和尤丽芬的关系最密切，偷情次数最多。因此尤丽芬作为陈良宇的第一个情人被曝光，事非偶然。
陈良宇经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提供的名额，本身享有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颁发的“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奖学金”，这也就是现在有名的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45。这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的官方奖学金，条件非常优厚。这份奖学金包括最高不超过一万零五百英镑的学费、每月的生活费、往返中国和英国两地的国际旅途中的费用，以及各种一次性付给的津贴等，总数达三万英镑之多46。但是陈良宇却隐瞒了可以领取奖学金这个事实，除了学费之外，其他费用全额由黄浦区财政支付。这样一来，等于陈良宇从中贪污了一万多英镑的费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陈良宇明明获得了英国外交部的官方奖学金，本来是一件非常有光彩的事情，他却从不提起。而英国外交部的“志奋领”奖学金颁发机构因为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中有陈良宇的名字，而拼命进行宣传。英国广播公司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的报道中，特意写道：“令英国教育界人士自豪的是，目前已成为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在一九九二年就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修过，而且成为了首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前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获得者。这些留英归国的知名人士给潜在的中国留学生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这就一下子揭露了陈良宇侵吞奖学金的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