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是江泽民在武汉被批斗靠边站，在沈阳被戴绿帽子，所以江泽民主政期间武汉沈阳都很倒霉。江泽民靠六四镇压学生起家。
江泽民传在武汉工作期间的相关章节内容
摘自：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人帮”尚未形成）对毛言耸听地说，“你的命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觉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这，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这个灾难性的时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们忘不掉那些痛苦。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为啥上海帮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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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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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上海帮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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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吕加平：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的疑点
(作者按：本文已于3月26日以要求调查的报告形式通过内部渠道送达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总书记和八位常委，以及送交给了中央军委、中纪委、政法委、中组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安部、人事部、高检等委、部领导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现特以文章形式予以公布。)
据香港凤凰卫视3月13日引用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两会的报道，江泽民主席3月12日在参加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向在座的湖北代表们发表了7分钟的讲话以后，专门腾出时间介绍了他在湖北武汉工作时的一些往事"花絮"。他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幺，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了过来。""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然后他又回忆了一些在东湖游泳、喜欢吃武汉豆皮、素面和喝黄鹤楼的白酒等小"花絮"［注1］。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继任了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此时仍还兼任人大第九届国家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他通过对湖北人大代表们轻松闲谈的方式，专门介绍自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三天而晕倒抢救的经历和自己的档案已被造反派"查了个底朝天"的情况，本人认为他这是为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说明自己的历史是绝对清白的，要人们对他放心。
江主席的这段对于自己历史清白的自我介绍，使人们有幸得知和了解他在当普通人时的一些历史经历，因此很感新鲜与好奇，同时却也使人不免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在文革时人人都声称自己热爱毛主席，江主席说他当时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而以百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武汉"百万雄师"是以最最热爱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着称的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赞成"百万雄师"观点的江泽民也应该爱毛拥毛，而不会像那些自己有什幺问题怕被揪斗清算的人那样害怕毛主席。可是在造反派问他最怕什幺时他却说最怕毛主席，这就奇怪了，他为什幺会害怕毛主席呢？据一位网友介绍说，当江在湖北代表团大谈自己这段经历时，随同的几位高级官员很是不安和紧张，湖北代表们也并没有把他的这些介绍当作"花絮"来听，而是在感到新鲜和好奇的同时心里都在问，江主席为什幺在这个时候大谈自己在武汉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的往事和强调自己历史清白呢？散会后吃饭时代表们更是纷纷议论江主席为什幺会有害怕毛主席的心理？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幺重大问题怕被发现追查清算才怕毛主席的？而他表白自己的历史清白，是不是恰恰表明他的历史并不清白呢？
二、江主席说自己因为赞成"百万雄师"观点和说了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被造反派批斗三天，并晕倒而用防中暑的"十滴水"抢救，造反派又把自己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但是江主席的这个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事实。
1962--1966年江泽民在一机部所属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62--1965年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也在该所工作）。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江从上海调到北京一机部。当时一机部（汪道涵时任该部副部长，李岚清为该部部长秘书，贾庆林是该部团委副书记，后调该部外事局）在武汉筹建重点科研项目热工研究所，即江所说的锅炉研究所，刚调到一机部的江泽民被决定派往该单位任所长和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据1990年2月3日《南方日报》一篇介绍江泽民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文章披露，由于该所是新组建单位，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很多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其党组织的领导也是临时任命的，大多互不认识和了解，因此这个以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单位不太可能像当地单位那样形成观点鲜明对立的两派矛盾与斗争。江的档案这时也许还在上海或北京一机部，而且当时武汉和全国也还没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因此即使该单位有造反派，也不可能因为江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成立专案组，对处于三不管状态的江的档案历史去作"底朝天"的彻底调查，所以说江主席的这段话有些言过其实了。这些被江称为造反派的人现在应该都在，他们最清楚当时有没有像江所说的那样斗他查他的。
三、在江泽民十六大上继任中央军委主席和第十届人大上继任国家军委主席以后，报刊媒体在介绍他的简历时都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也存在有一些疑问，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会影响江主席是否历史清白。
本人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1980年创建成立时入会的老会员，除欧洲大西洋战场、苏德战场外，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也是本人研究的重点课题。但据本人所知，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学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殖民武装占领之下，任何中国师生要想上街集会游行、举行抗议示威、进行罢课罢教等反对日伪、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发生这种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的残酷镇压而格杀勿论的。
江泽民1943年时才17岁。据西安的金安迪先生［注2］从《江泽民传》［注3］一书中查到江的身世资料得知，此时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汪伪南京的中央大学就读。由于在日占区，尤其在汪伪的"首都"南京，是不太可能发生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的，因此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参加这种不会发生的学生运动。所以说江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懂当时历史背景常识的外行话。此时的江泽民最多与南京伪中央大学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和联系，或参加了该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反日活动，而不是学生运动。但问题是，当时南京日伪中央大学里是否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存在？如果有，江是否参加了该组织领导的反日活动？如果江参加了这种活动，又有谁证明？
四、对于江泽民何时入党的问题，十六大结束后对他的简历介绍是1946年入的党，这次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的更是明确具体，是1946年4月入的党。可是江的这个入党时间似乎也有些问题。
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江泽民的亲生父亲叫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是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江泽民也许正是凭了这层汉奸家庭背景关系进了南京的汪伪中央大学读书的。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上海徐家汇的上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6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要被作为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进行审查甄别处理。可是就在这时，正待甄审的江泽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据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在今年3月11日给我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称，江泽民当时跑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小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的一位农民收留了他，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了半年［注4］。
此时抗战已经胜利，如果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江泽民在1943年就参加过中共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或者又如果他只是读书而没有什幺叛国投敌的汉奸嫌疑问题，他完全可以像其它学生一样在校待查。可是他却在国民政府要对他甄审之时突然逃走躲了起来，这是为什幺呢？如果这次江的离校外逃之举属实的话，只可能作这样的解释：
（1）因暴露了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怕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由地下党安排出外躲避。但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回来（国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才重回南京，日本投降后来南京的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接收大员），而他逃到江西藏匿又毫无外援，因此可以肯定他的这次半年避难并不是由地下党所安排的，而是害怕对他的伪学生问题进行追查清算的一种自行逃难；
（2）该校并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者即使有，他也并没有与该地下党有什幺联系，因此在自己遇险时中共地下党不可能为他提供保护，他只能自己想办法避险而逃；
（3）他本人可能在该伪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如"铁血团"之类的汉奸组织，有严重的汉奸问题，怕国民政府回来调查甄审时发现；
（4）他父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他怕国民政府查他父亲而会牵连到他。
因此江泽民感到如果国民政府对他进行甄查，必有大难相降，于是就立即"走为上"，外逃躲避藏匿。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6校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6校学生先后7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8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因此，如果江泽民此期间仍在南京，并与中共南京和伪中央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那幺他一定会参加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此类反甄审活动的。但从未有过文字材料可以证明江在此期间参加过此类活动。由此也就可以推断，此时江泽民并不在南京，而是外出了，很可能就是到江西永新棉花坪避难去了。
国民政府见反甄审事态扩大，为了息事宁人，同时也准备进行反共内战（上党战役在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时就已打响），便由教育部出面，在1946年3月收回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
江泽民家人见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伪学生的甄审，知道危险已过，就在当月把江从江西接回，江也就躲过了此劫。江临走前在那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泽民从江西避难回来后，因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将南京中央大学与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合并迁往上海交大校址，因此江就被合校转到了上海交大继续就读。这次十届人大对江的简历介绍中说他在1946年4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可是江泽民在1946年3月份刚刚从江西回来到上海交大，4月份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就不免有些奇怪了：他到上海在什幺地方入的党？是上海交大还是别的什幺地方？他有汉奸家庭背景，本人也有汉奸嫌疑，因怕甄审还在外面躲藏了半年，又是从江苏的南京刚到并不熟悉的上海，他怎幺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上海的地下党呢？如果他是在上海交大入的党，那幺他又是依靠什幺神通关系在到上交大才一个月就能与上海和上交大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深受信任而能如此快速地入党的呢?或者说他刚来上海交大才一个月就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信任并马上吸收入党，这可能吗？值得注意的是，据《江泽民传》一书资料所述，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分管学运的领导人是吴学谦。也在上海从事学运工作的还有乔石、钱其琛、薛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钱李仁（原中联部部长）、朱良（继任钱李仁之职）、徐惟诚（原中宣部副部长）等。1946年4月，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吴学谦仍分管学运。如果江泽民此时在刚到上交大后就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吴学谦、乔石、钱其琛等应该知道。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自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组织了著名的6.23游行［注5］，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这样的行动，以及后来上海地下党向苏北解放区输送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的行动，作为已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的江泽民是应该参加的。可是现在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泽民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执行了地下党分配的具体任务，在此期间他似乎也没有介绍发展过其它人加入中央上海地下党，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参加地下党或此时在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一说值得怀疑；
五、今年第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江的简历时说，江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但对于江毕业后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两年间在上海干什幺，是否由上海地下党安排具体工作等并未提及。据《江泽民传》一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表明，1947年江在上交大毕业后于1948年进入了美资海宁洋行下属的食品工厂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同年该厂被国民党联勤总部斥资收购，改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属下的第一粮粖厂，江仍任动力工程师。由于该厂属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军工企业，对厂内工作人员、尤其对关键岗位的人员的审查极为严厉，有共产党嫌疑的，不受信任的，均不得重用。那幺江在上交大毕业后是自己进入该厂工作的，还是由上海地下党安排或同意才打入进去的？该厂有没有地下党组织存在？进厂后他与美国资方和国民党有什幺关系？有没有可能加入了国民党等，也都不太清楚；
六、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结束后对江的介绍中都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可是我本人又听说江是在1956年8000多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由当时担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同志介绍入的党（江泽民在1955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当时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任职的钱其琛专门负责管理留苏学生事务）。本人认识马老，前两年本人亲耳听到与他接近的人说起他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那幺江泽民是在解放前的1946年入的党呢、还是解放后的1956年入的党呢？如果他已在1946年入了地下党，为什幺1956年还要入一次党呢？这两个入党时间哪一个是真的呢？这也是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七、江泽民在3月12日对湖北代表们说，由于"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所以"证明了我历史清白"。并说"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他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
（1）任何中共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他的历史清白与否，不是由造反派的所谓调查说了算的，而是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审查落实并下组织结论后才能算的。何况如前所说，当时江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不太可能对他的历史作"底朝天"的调查，即使有过这样的派性调查也不能作算，因此这并不能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
（2）中共党员分成解放前入党和解放后入党两类，而解放前入党的又分成在解放区、部队里公开入党和在国统区、沦陷区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两种。对于解放前在解放区、部队中入党的和解放后入党的，除高级干部要专门立案政审调查并作出结论，确保其出身历史清楚、政治表现没有问题外，解放后入党的和留苏回国后集体入党的一般党员和干部，，除有明显的问题外，一般不作严格的立案审查，只作履历调查，也就是对履历表上填写的内容、时间、证明人等是否确实和前后是否一致进行审查核实。但是对于解放前加入地下党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为了防备敌方间谍分子、特务汉奸、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也为了搞清我方党员有否叛变投敌为敌服务行为，不论任何人，也不论其职位高低，解放后上级党的组织部门，甚至中调部、公安机关负责甄别干部的部门，一定要对他进行极其严格的、甚至是"底朝天"的立案调查审查，并必须作出组织结论。在审查中只要发现问题，存有疑点，又无法查证落实的，就不能使用，或限制使用，或立即清除法办，绝对不能提拔重用。
如果江泽民真是于解放前的1946年4月在上海某处或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党员，他的出身历史和入党后的工作表现有否问题，解放后必须要由上级党的组织部门对他进行立案调查审查，并必须要下组织结论才能作算。所以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即使对他进行了"底朝天"的调查也是无用的，也是不能作为可以认定他历史是否清白的依据的。
那幺上级党的组织部门对他解放前秘密加入地下党和入党后的工作与表现是否作过立案调查审查和组织结论呢？很显然，他说他的历史清白是因为造反派对他的档案作了"底朝天"的调查后才得以证明的，这种说法表明，他解放前加入地下党和政治表现的历史并没有经过党的组织部门专案调查政审，也没有作过组织结论，最多像解放后入党的党员那样作了一些履历审查。反过来讲，江泽民这样说，似乎根本不知道什幺是组织审查和历史结论。这似乎也可以证明，他很可能是在解放后入的党，而不是在解放前入的地下党，否则不可能没有组织审查和组织结论，而只有造反派的调查和结论；
（3）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在文化革命时，上海原地下党被"四人帮"怀疑为叛徒集团，制造了地下党冤案。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四人帮"对原上海地下党员进行了大规模审查，共建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845个卫星专案组，被审查者达3600多人。仅上海市就有原上海地下党员担任上海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99人被审查，其中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逼自杀。应该说，如果江泽民也是原上海地下党员的话，也应在此次审查之列，并且在这次大规模审查中不可能不证明他的入党介绍人、同事或上级以及被他发展的党员者的姓名、身份、表现等，也不可能不被他们证明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表现，并且必然要给别人写外调材料或别人给他的外调材料。可是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可以证明江泽民接受过对他上海地下党员身份的有关调查和审查。因此他是否在1946年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地下党，或者是否在上海别的什幺地方入的党，甚至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都很值得怀疑；
（4）文革中，任何人如果有汉奸家庭背景或自己有汉奸嫌疑问题的，尤其那些是地下党员的当权派，一旦被查出发现，单位里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会将他当作阶级敌人、混入党内的异已分子、日伪汉奸而对他进行严酷的批斗和专政，并会追查下去，对他如何加入地下党和有否叛变投敌的种种问题都要一查到底，真会查个"底朝天"。可是江泽民武汉单位的造反派只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才对他批斗了一下，可见他们尽管批斗了他，并如他说的对他档案"查了个底朝天"，却并没有查出他父亲是汉奸，也没有查出他曾就读于汪伪中央大学而有汉奸嫌疑的问题，更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他因害怕国民政府对他进行伪学生甄审而到江西永新避难之事，否则可能早就被斗死了。由此也可以表明，他的档案中并没有这些内容，他从未向党组织交代过这些问题，因此党组织也就没有对此进行审查和下过组织结论，造反派即使调查，也根本不可能查到如此严重并可将他往死里斗的问题。八、根据《江泽民传》一书披露，江泽民的祖父叫江石溪，早年行医，后弃医行商，1933年去世。江石溪有子女七人，其中三人早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在抗日战争时堕落为卖国汉奸的老大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生父；老五江世雄，文革初期红卫兵批判时被推倒在地，后中风而死；老六江世候，即江上青，1928年参加革命，1939年牺牲，时年28岁，他只比江泽民大15岁；老七江树峰，扬州大学教师，1993年11月在北京去世。
江泽民说在江上青死后他被过继给了江上青家，做了江上青的继子，所以他是革命烈士子弟。其实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因此，作为江家长子长孙的江泽民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过继给他的叔叔做养子的，可以过继的只可能是他的弟弟江泽宽。因此所谓江泽民已过继给了江上青、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是江泽民在解放后自己说的，不符合中国子嗣继承的规矩。可是江泽民为了表现和突出自己已过继给了江上青，是江上青的养子，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生父，甚至也故意冷落自己的亲姐亲弟，掩饰与他们的父子和兄姐弟关系。而对江上青则竭力宣传，还着意重用提拔江上青的女儿江泽玲、江泽慧及她们的亲属，以表明江上青是自己"敬爱的父亲"，江上青的女儿是自己的妹妹。因此直到现在人们都还不知道江泽民的生父是谁，干什幺的，死于何因何时，江的亲姐弟如何，只知道江泽民是江上青的继子，是烈士子弟。尤其在张爱萍将军对他是江上青继子之说正式认可后，更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了。很明显，江泽民这样做，有捞取烈士子弟身份、掩盖其不光彩的汉奸家庭背景和自己汉奸嫌疑以及在入党问题上的历史之嫌。
从以上所列的八条，对于江泽民的历史是否清白的问题，起码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江泽民虽然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达一十三年之久，在这次十六大和十届人大上又继任了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但对于他是否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否在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以及在哪里入的党，表现如何，有谁证明等问题，都很不清楚，有颇多疑点，甚至与事实严重不符；
2、他对于汉奸父亲和自己在汪伪汉奸中央大学的情况，以及因怕国民政府甄审他的伪学生问题而外逃藏匿之事，似乎都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
3、解放后他的历史也似乎没有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立案审查和作过组织结论，因此他很可能不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而是解放后才入的党；
4、如果真是这样，这表明他向党组织隐瞒了历史，长期欺骗了党、人民和军队，并还在继续这种造假的隐瞒和欺骗行径，这对党、人民、军队和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损失和将会带来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极端危险的。
《人民日报》在1955年3月1日头版发表《严密人事制度》的社论指出："要辩明一个工作人员是否在政治上忠诚可靠，就必须在接收和任用他的时候对他的历史做认真负责的审查，要仔细的检验他的证明文件和审查他的档案材料，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到群众中去调查和对应他的历史。""要防止暗藏的阶级敌人混进我们党内，除了各级党组织按党员标准吸收党员，必须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外，在党员、干部调动工作或因其它缘故需要转移组织关系的时候，必须有一套严密的证明文件制度。"
本着这个原则，也为了对党、国家、人民和军队负责，本人和金安迪先生作为在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的无党派中国公民都认为，党中央和国家权威部门应该公布江泽民真实履历、历史情况和组织结论。如果江泽民的历史问题没有党组织进行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没有作过组织结论，不能证明他的历史清白和对党忠诚，应成立党、国家和军队的联合调查组，彻底调查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等问题。否则在如此严酷的国际环境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给他指挥，核按钮掌控在他手里，国家安危由他定夺，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同意我们意见的人们，尤其那些曾出生入死打过天下的老一辈战士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向党中央和政府提出公布和调查江泽民历史的要求，以对党、国家、人民和军队负起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应有责任。
2003年3月30日写于湖南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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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凤凰卫视13日消息，据香港文汇报记者邹珍贵、张小焱北京报道，江泽民主席今日在此间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晕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脱口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经历。
曾当武汉锅炉研究所所长江泽民主席今日在对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完讲话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说："现在快11点30分了，我的讲话用了7分钟。我今天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接下来跟你们讲一点我在湖北工作时的花絮。"此时的江主席显得轻松而兴奋。"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幺，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过来。"
"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当时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
江主席还透露，"在武汉时，每天傍晚5点多至6、7点，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东湖就在武汉大学的边上，让我记忆犹新，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说到这儿，江主席想了想，"还有什幺花絮来着？"说着，他拿出带来的小本，翻了翻，"对，对，还有武汉的豆皮！"看来，江主席对湖北的确是充满感情，小本子上写了不少。喜爱宝通寺素面黄鹤楼白酒"另外，我还喜欢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吃素面，喝二襾黄鹤楼白酒。我尤其喜欢武汉的豆皮，特别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主席所感染，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注2］金安迪是本人的网友，虽从未见过面，但我们之间通过网络和电话经常探讨一些问题。金先生生于1953年，1982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无党派人士，现从事职业管理及咨询研究。其父金光祖原为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时期经周恩来、吴玉璋特许赴延安参加革命，改名康迪，即"抗敌"之意。在延安历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教务长，延安光华农场场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科长等职。李鹏，叶选平、任湘(任弼时之侄)等人均为其学生，解放后一直在陕西从事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导工作，直至1983年去世；母亲张慰9岁参加抗日救亡，为邓颖超创建的孩子剧团成员，1947年随叶剑英撤出北平到延安，解放后一直从事高教工作；姑父母均为抗日时期老干部，姑父解衡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离休前任公安部顾问。
［注3］《江泽民传》一书于1996年1月15日由台湾时报出版企业公司出版发行。作者杨中美，1945年9月22日生于江苏武进县。196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文史系。1981年春赴日，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专攻中国近代史与日中关系史。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瞿秋白与瞿秋白思想。1986年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特邀客座研究员。1989年获日本东京立教大学博士，并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著作还有《胡耀邦评传》、《李鹏评传》等。杨中美在《江泽民传》的后记中写道："……李登辉和江泽民这两位隔岸领导人，尽管出身不同，但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李登辉与江泽民一个学农，一个研工，都放洋留过学；一个赴美读博士，一个留苏攻机电专业，都是科技出身的政治领袖。李登辉与江泽民兴趣与才情也相类似：李登辉擅长英、日语，江泽民精英、俄语；李登辉能拉一手小提琴，江泽民能弹钢琴，且会吹笛弄箫拉二胡；江泽民爱好文学戏剧等，李登辉也好此道。当然，两人最为相似之处是：两人都是国共领袖蒋经国、邓小平不次擢拔登位的，也都是在没有很牢固的政治权力基础的弱势情况下，随机应变，乘势而为，在似乎无个性的政治运作中接二连三的渡过政治危机战胜对手，逐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世纪交替之际的中国现象(吕加平按：也就是本人和金安迪先生所探讨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见本人2003年2月24日发表在本人个人主页上的《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一文。本人主页网址：kk8259.redi.tk)。因鉴于此，很值得关注世纪交替之中国现象的读者读一读江泽民传。据很可靠的消息，好学的江泽民曾十分兴趣地阅读和研究过周玉寇小姐写的《李登辉的1000天》一书，作者也很希望李登辉先生读一读江泽民传，这或许也有助于台湾海峡两岸中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或良性互动关系的进展。"
［注4］2003年3月11日23时59分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给本人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吕先生:拜读了你的大作（吕加平按：指本人2月24日写的《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一文）,使我解开了关于江**身世的一段有趣的插曲，这段插曲,外界几乎是根本不知道的。
在四十年代中期,江**曾经逃难逃到了江西永新一个叫棉花坪的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一个农民收留了他,并且一呆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后来才被他的家人接走。在走之前,江在那位农民家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说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当总书记以后,曾去过井冈山,途中就在永新呆了一天,而且特意去看了一下棉花坪。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为什幺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地方,也不知道他为什幺要去看看。 1997年,当时那位农民的后人找到了那本旧医书,大吃一惊。就找到了尉建行妻子(也是永新人)的一个亲戚,想通过他来想点办法，但是最后还是被那个亲戚劝住了。
这件事我也是非常偶然才知道的。但我一直都搞不懂,为什幺江会逃到江西来。现在从你的文章看来,应该是在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后!因为他的汉奸父亲,怕被清算,才逃出来的!而他的入党时间,也只能是1956年!
西林残阳
［注5］6.23游行。1946年6月23日，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胡厥文等11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上海市各界300多个团体的5万多人聚集在火车北站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随后欢送人群进入市区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各大学的学生带头，高呼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当时中共地下党在火车北站附近建立了秘密现场指挥部，周恩来在南京遥控领导。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后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工围打，包括著名人士郭沫若在内的多人被打伤。周恩来亲自去医院看望，毛泽东致电慰问。上海各界致电或撰文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空前。
(作者按：本文已于3月26日以要求调查的报告形式通过内部渠道送达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总书记和八位常委，以及送交给了中央军委、中纪委、政法委、中组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安部、人事部、高检等委、部领导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现特以文章形式予以公布。)
据香港凤凰卫视3月13日引用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两会的报道，江泽民主席3月12日在参加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向在座的湖北代表们发表了7分钟的讲话以后，专门腾出时间介绍了他在湖北武汉工作时的一些往事"花絮"。他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幺，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了过来。""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然后他又回忆了一些在东湖游泳、喜欢吃武汉豆皮、素面和喝黄鹤楼的白酒等小"花絮"［注1］。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继任了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此时仍还兼任人大第九届国家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他通过对湖北人大代表们轻松闲谈的方式，专门介绍自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三天而晕倒抢救的经历和自己的档案已被造反派"查了个底朝天"的情况，本人认为他这是为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说明自己的历史是绝对清白的，要人们对他放心。
江主席的这段对于自己历史清白的自我介绍，使人们有幸得知和了解他在当普通人时的一些历史经历，因此很感新鲜与好奇，同时却也使人不免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在文革时人人都声称自己热爱毛主席，江主席说他当时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而以百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武汉"百万雄师"是以最最热爱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着称的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赞成"百万雄师"观点的江泽民也应该爱毛拥毛，而不会像那些自己有什幺问题怕被揪斗清算的人那样害怕毛主席。可是在造反派问他最怕什幺时他却说最怕毛主席，这就奇怪了，他为什幺会害怕毛主席呢？据一位网友介绍说，当江在湖北代表团大谈自己这段经历时，随同的几位高级官员很是不安和紧张，湖北代表们也并没有把他的这些介绍当作"花絮"来听，而是在感到新鲜和好奇的同时心里都在问，江主席为什幺在这个时候大谈自己在武汉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的往事和强调自己历史清白呢？散会后吃饭时代表们更是纷纷议论江主席为什幺会有害怕毛主席的心理？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幺重大问题怕被发现追查清算才怕毛主席的？而他表白自己的历史清白，是不是恰恰表明他的历史并不清白呢？
二、江主席说自己因为赞成"百万雄师"观点和说了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被造反派批斗三天，并晕倒而用防中暑的"十滴水"抢救，造反派又把自己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但是江主席的这个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事实。
1962--1966年江泽民在一机部所属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62--1965年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也在该所工作）。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江从上海调到北京一机部。当时一机部（汪道涵时任该部副部长，李岚清为该部部长秘书，贾庆林是该部团委副书记，后调该部外事局）在武汉筹建重点科研项目热工研究所，即江所说的锅炉研究所，刚调到一机部的江泽民被决定派往该单位任所长和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据1990年2月3日《南方日报》一篇介绍江泽民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文章披露，由于该所是新组建单位，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很多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其党组织的领导也是临时任命的，大多互不认识和了解，因此这个以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单位不太可能像当地单位那样形成观点鲜明对立的两派矛盾与斗争。江的档案这时也许还在上海或北京一机部，而且当时武汉和全国也还没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因此即使该单位有造反派，也不可能因为江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成立专案组，对处于三不管状态的江的档案历史去作"底朝天"的彻底调查，所以说江主席的这段话有些言过其实了。这些被江称为造反派的人现在应该都在，他们最清楚当时有没有像江所说的那样斗他查他的。
三、在江泽民十六大上继任中央军委主席和第十届人大上继任国家军委主席以后，报刊媒体在介绍他的简历时都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也存在有一些疑问，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会影响江主席是否历史清白。
本人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1980年创建成立时入会的老会员，除欧洲大西洋战场、苏德战场外，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也是本人研究的重点课题。但据本人所知，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学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殖民武装占领之下，任何中国师生要想上街集会游行、举行抗议示威、进行罢课罢教等反对日伪、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发生这种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的残酷镇压而格杀勿论的。
江泽民1943年时才17岁。据西安的金安迪先生［注2］从《江泽民传》［注3］一书中查到江的身世资料得知，此时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汪伪南京的中央大学就读。由于在日占区，尤其在汪伪的"首都"南京，是不太可能发生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的，因此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参加这种不会发生的学生运动。所以说江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懂当时历史背景常识的外行话。此时的江泽民最多与南京伪中央大学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和联系，或参加了该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反日活动，而不是学生运动。但问题是，当时南京日伪中央大学里是否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存在？如果有，江是否参加了该组织领导的反日活动？如果江参加了这种活动，又有谁证明？
四、对于江泽民何时入党的问题，十六大结束后对他的简历介绍是1946年入的党，这次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的更是明确具体，是1946年4月入的党。可是江的这个入党时间似乎也有些问题。
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江泽民的亲生父亲叫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是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江泽民也许正是凭了这层汉奸家庭背景关系进了南京的汪伪中央大学读书的。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上海徐家汇的上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6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要被作为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进行审查甄别处理。可是就在这时，正待甄审的江泽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据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在今年3月11日给我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称，江泽民当时跑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小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的一位农民收留了他，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了半年［注4］。
此时抗战已经胜利，如果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江泽民在1943年就参加过中共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或者又如果他只是读书而没有什幺叛国投敌的汉奸嫌疑问题，他完全可以像其它学生一样在校待查。可是他却在国民政府要对他甄审之时突然逃走躲了起来，这是为什幺呢？如果这次江的离校外逃之举属实的话，只可能作这样的解释：
（1）因暴露了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怕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由地下党安排出外躲避。但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回来（国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才重回南京，日本投降后来南京的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接收大员），而他逃到江西藏匿又毫无外援，因此可以肯定他的这次半年避难并不是由地下党所安排的，而是害怕对他的伪学生问题进行追查清算的一种自行逃难；
（2）该校并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者即使有，他也并没有与该地下党有什幺联系，因此在自己遇险时中共地下党不可能为他提供保护，他只能自己想办法避险而逃；
（3）他本人可能在该伪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如"铁血团"之类的汉奸组织，有严重的汉奸问题，怕国民政府回来调查甄审时发现；
（4）他父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他怕国民政府查他父亲而会牵连到他。
因此江泽民感到如果国民政府对他进行甄查，必有大难相降，于是就立即"走为上"，外逃躲避藏匿。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6校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6校学生先后7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8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因此，如果江泽民此期间仍在南京，并与中共南京和伪中央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那幺他一定会参加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此类反甄审活动的。但从未有过文字材料可以证明江在此期间参加过此类活动。由此也就可以推断，此时江泽民并不在南京，而是外出了，很可能就是到江西永新棉花坪避难去了。
国民政府见反甄审事态扩大，为了息事宁人，同时也准备进行反共内战（上党战役在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时就已打响），便由教育部出面，在1946年3月收回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
江泽民家人见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伪学生的甄审，知道危险已过，就在当月把江从江西接回，江也就躲过了此劫。江临走前在那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泽民从江西避难回来后，因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将南京中央大学与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合并迁往上海交大校址，因此江就被合校转到了上海交大继续就读。这次十届人大对江的简历介绍中说他在1946年4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可是江泽民在1946年3月份刚刚从江西回来到上海交大，4月份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就不免有些奇怪了：他到上海在什幺地方入的党？是上海交大还是别的什幺地方？他有汉奸家庭背景，本人也有汉奸嫌疑，因怕甄审还在外面躲藏了半年，又是从江苏的南京刚到并不熟悉的上海，他怎幺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上海的地下党呢？如果他是在上海交大入的党，那幺他又是依靠什幺神通关系在到上交大才一个月就能与上海和上交大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深受信任而能如此快速地入党的呢?或者说他刚来上海交大才一个月就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信任并马上吸收入党，这可能吗？值得注意的是，据《江泽民传》一书资料所述，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分管学运的领导人是吴学谦。也在上海从事学运工作的还有乔石、钱其琛、薛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钱李仁（原中联部部长）、朱良（继任钱李仁之职）、徐惟诚（原中宣部副部长）等。1946年4月，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吴学谦仍分管学运。如果江泽民此时在刚到上交大后就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吴学谦、乔石、钱其琛等应该知道。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自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组织了著名的6.23游行［注5］，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这样的行动，以及后来上海地下党向苏北解放区输送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的行动，作为已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的江泽民是应该参加的。可是现在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泽民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执行了地下党分配的具体任务，在此期间他似乎也没有介绍发展过其它人加入中央上海地下党，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参加地下党或此时在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一说值得怀疑；
五、今年第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江的简历时说，江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但对于江毕业后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两年间在上海干什幺，是否由上海地下党安排具体工作等并未提及。据《江泽民传》一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表明，1947年江在上交大毕业后于1948年进入了美资海宁洋行下属的食品工厂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同年该厂被国民党联勤总部斥资收购，改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属下的第一粮粖厂，江仍任动力工程师。由于该厂属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军工企业，对厂内工作人员、尤其对关键岗位的人员的审查极为严厉，有共产党嫌疑的，不受信任的，均不得重用。那幺江在上交大毕业后是自己进入该厂工作的，还是由上海地下党安排或同意才打入进去的？该厂有没有地下党组织存在？进厂后他与美国资方和国民党有什幺关系？有没有可能加入了国民党等，也都不太清楚；
六、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结束后对江的介绍中都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可是我本人又听说江是在1956年8000多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由当时担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同志介绍入的党（江泽民在1955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当时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任职的钱其琛专门负责管理留苏学生事务）。本人认识马老，前两年本人亲耳听到与他接近的人说起他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那幺江泽民是在解放前的1946年入的党呢、还是解放后的1956年入的党呢？如果他已在1946年入了地下党，为什幺1956年还要入一次党呢？这两个入党时间哪一个是真的呢？这也是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七、江泽民在3月12日对湖北代表们说，由于"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所以"证明了我历史清白"。并说"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他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
（1）任何中共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他的历史清白与否，不是由造反派的所谓调查说了算的，而是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审查落实并下组织结论后才能算的。何况如前所说，当时江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不太可能对他的历史作"底朝天"的调查，即使有过这样的派性调查也不能作算，因此这并不能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
（2）中共党员分成解放前入党和解放后入党两类，而解放前入党的又分成在解放区、部队里公开入党和在国统区、沦陷区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两种。对于解放前在解放区、部队中入党的和解放后入党的，除高级干部要专门立案政审调查并作出结论，确保其出身历史清楚、政治表现没有问题外，解放后入党的和留苏回国后集体入党的一般党员和干部，，除有明显的问题外，一般不作严格的立案审查，只作履历调查，也就是对履历表上填写的内容、时间、证明人等是否确实和前后是否一致进行审查核实。但是对于解放前加入地下党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为了防备敌方间谍分子、特务汉奸、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也为了搞清我方党员有否叛变投敌为敌服务行为，不论任何人，也不论其职位高低，解放后上级党的组织部门，甚至中调部、公安机关负责甄别干部的部门，一定要对他进行极其严格的、甚至是"底朝天"的立案调查审查，并必须作出组织结论。在审查中只要发现问题，存有疑点，又无法查证落实的，就不能使用，或限制使用，或立即清除法办，绝对不能提拔重用。
如果江泽民真是于解放前的1946年4月在上海某处或上海交大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党员，他的出身历史和入党后的工作表现有否问题，解放后必须要由上级党的组织部门对他进行立案调查审查，并必须要下组织结论才能作算。所以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即使对他进行了"底朝天"的调查也是无用的，也是不能作为可以认定他历史是否清白的依据的。
那幺上级党的组织部门对他解放前秘密加入地下党和入党后的工作与表现是否作过立案调查审查和组织结论呢？很显然，他说他的历史清白是因为造反派对他的档案作了"底朝天"的调查后才得以证明的，这种说法表明，他解放前加入地下党和政治表现的历史并没有经过党的组织部门专案调查政审，也没有作过组织结论，最多像解放后入党的党员那样作了一些履历审查。反过来讲，江泽民这样说，似乎根本不知道什幺是组织审查和历史结论。这似乎也可以证明，他很可能是在解放后入的党，而不是在解放前入的地下党，否则不可能没有组织审查和组织结论，而只有造反派的调查和结论；
（3）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在文化革命时，上海原地下党被"四人帮"怀疑为叛徒集团，制造了地下党冤案。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四人帮"对原上海地下党员进行了大规模审查，共建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845个卫星专案组，被审查者达3600多人。仅上海市就有原上海地下党员担任上海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99人被审查，其中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逼自杀。应该说，如果江泽民也是原上海地下党员的话，也应在此次审查之列，并且在这次大规模审查中不可能不证明他的入党介绍人、同事或上级以及被他发展的党员者的姓名、身份、表现等，也不可能不被他们证明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表现，并且必然要给别人写外调材料或别人给他的外调材料。可是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可以证明江泽民接受过对他上海地下党员身份的有关调查和审查。因此他是否在1946年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地下党，或者是否在上海别的什幺地方入的党，甚至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都很值得怀疑；
（4）文革中，任何人如果有汉奸家庭背景或自己有汉奸嫌疑问题的，尤其那些是地下党员的当权派，一旦被查出发现，单位里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会将他当作阶级敌人、混入党内的异已分子、日伪汉奸而对他进行严酷的批斗和专政，并会追查下去，对他如何加入地下党和有否叛变投敌的种种问题都要一查到底，真会查个"底朝天"。可是江泽民武汉单位的造反派只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才对他批斗了一下，可见他们尽管批斗了他，并如他说的对他档案"查了个底朝天"，却并没有查出他父亲是汉奸，也没有查出他曾就读于汪伪中央大学而有汉奸嫌疑的问题，更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他因害怕国民政府对他进行伪学生甄审而到江西永新避难之事，否则可能早就被斗死了。由此也可以表明，他的档案中并没有这些内容，他从未向党组织交代过这些问题，因此党组织也就没有对此进行审查和下过组织结论，造反派即使调查，也根本不可能查到如此严重并可将他往死里斗的问题。八、根据《江泽民传》一书披露，江泽民的祖父叫江石溪，早年行医，后弃医行商，1933年去世。江石溪有子女七人，其中三人早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在抗日战争时堕落为卖国汉奸的老大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生父；老五江世雄，文革初期红卫兵批判时被推倒在地，后中风而死；老六江世候，即江上青，1928年参加革命，1939年牺牲，时年28岁，他只比江泽民大15岁；老七江树峰，扬州大学教师，1993年11月在北京去世。
江泽民说在江上青死后他被过继给了江上青家，做了江上青的继子，所以他是革命烈士子弟。其实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因此，作为江家长子长孙的江泽民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过继给他的叔叔做养子的，可以过继的只可能是他的弟弟江泽宽。因此所谓江泽民已过继给了江上青、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是江泽民在解放后自己说的，不符合中国子嗣继承的规矩。可是江泽民为了表现和突出自己已过继给了江上青，是江上青的养子，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生父，甚至也故意冷落自己的亲姐亲弟，掩饰与他们的父子和兄姐弟关系。而对江上青则竭力宣传，还着意重用提拔江上青的女儿江泽玲、江泽慧及她们的亲属，以表明江上青是自己"敬爱的父亲"，江上青的女儿是自己的妹妹。因此直到现在人们都还不知道江泽民的生父是谁，干什幺的，死于何因何时，江的亲姐弟如何，只知道江泽民是江上青的继子，是烈士子弟。尤其在张爱萍将军对他是江上青继子之说正式认可后，更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了。很明显，江泽民这样做，有捞取烈士子弟身份、掩盖其不光彩的汉奸家庭背景和自己汉奸嫌疑以及在入党问题上的历史之嫌。
从以上所列的八条，对于江泽民的历史是否清白的问题，起码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江泽民虽然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达一十三年之久，在这次十六大和十届人大上又继任了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但对于他是否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否在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以及在哪里入的党，表现如何，有谁证明等问题，都很不清楚，有颇多疑点，甚至与事实严重不符；
2、他对于汉奸父亲和自己在汪伪汉奸中央大学的情况，以及因怕国民政府甄审他的伪学生问题而外逃藏匿之事，似乎都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
3、解放后他的历史也似乎没有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立案审查和作过组织结论，因此他很可能不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而是解放后才入的党；
4、如果真是这样，这表明他向党组织隐瞒了历史，长期欺骗了党、人民和军队，并还在继续这种造假的隐瞒和欺骗行径，这对党、人民、军队和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损失和将会带来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极端危险的。
《人民日报》在1955年3月1日头版发表《严密人事制度》的社论指出："要辩明一个工作人员是否在政治上忠诚可靠，就必须在接收和任用他的时候对他的历史做认真负责的审查，要仔细的检验他的证明文件和审查他的档案材料，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到群众中去调查和对应他的历史。""要防止暗藏的阶级敌人混进我们党内，除了各级党组织按党员标准吸收党员，必须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外，在党员、干部调动工作或因其它缘故需要转移组织关系的时候，必须有一套严密的证明文件制度。"
本着这个原则，也为了对党、国家、人民和军队负责，本人和金安迪先生作为在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的无党派中国公民都认为，党中央和国家权威部门应该公布江泽民真实履历、历史情况和组织结论。如果江泽民的历史问题没有党组织进行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没有作过组织结论，不能证明他的历史清白和对党忠诚，应成立党、国家和军队的联合调查组，彻底调查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等问题。否则在如此严酷的国际环境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给他指挥，核按钮掌控在他手里，国家安危由他定夺，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同意我们意见的人们，尤其那些曾出生入死打过天下的老一辈战士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向党中央和政府提出公布和调查江泽民历史的要求，以对党、国家、人民和军队负起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应有责任。
2003年3月30日写于湖南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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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凤凰卫视13日消息，据香港文汇报记者邹珍贵、张小焱北京报道，江泽民主席今日在此间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晕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脱口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经历。
曾当武汉锅炉研究所所长江泽民主席今日在对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完讲话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说："现在快11点30分了，我的讲话用了7分钟。我今天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接下来跟你们讲一点我在湖北工作时的花絮。"此时的江主席显得轻松而兴奋。"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幺，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过来。"
"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当时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
江主席还透露，"在武汉时，每天傍晚5点多至6、7点，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东湖就在武汉大学的边上，让我记忆犹新，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说到这儿，江主席想了想，"还有什幺花絮来着？"说着，他拿出带来的小本，翻了翻，"对，对，还有武汉的豆皮！"看来，江主席对湖北的确是充满感情，小本子上写了不少。喜爱宝通寺素面黄鹤楼白酒"另外，我还喜欢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吃素面，喝二襾黄鹤楼白酒。我尤其喜欢武汉的豆皮，特别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主席所感染，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注2］金安迪是本人的网友，虽从未见过面，但我们之间通过网络和电话经常探讨一些问题。金先生生于1953年，1982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无党派人士，现从事职业管理及咨询研究。其父金光祖原为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时期经周恩来、吴玉璋特许赴延安参加革命，改名康迪，即"抗敌"之意。在延安历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教务长，延安光华农场场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科长等职。李鹏，叶选平、任湘(任弼时之侄)等人均为其学生，解放后一直在陕西从事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导工作，直至1983年去世；母亲张慰9岁参加抗日救亡，为邓颖超创建的孩子剧团成员，1947年随叶剑英撤出北平到延安，解放后一直从事高教工作；姑父母均为抗日时期老干部，姑父解衡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离休前任公安部顾问。
［注3］《江泽民传》一书于1996年1月15日由台湾时报出版企业公司出版发行。作者杨中美，1945年9月22日生于江苏武进县。196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文史系。1981年春赴日，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专攻中国近代史与日中关系史。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瞿秋白与瞿秋白思想。1986年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特邀客座研究员。1989年获日本东京立教大学博士，并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著作还有《胡耀邦评传》、《李鹏评传》等。杨中美在《江泽民传》的后记中写道："……李登辉和江泽民这两位隔岸领导人，尽管出身不同，但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李登辉与江泽民一个学农，一个研工，都放洋留过学；一个赴美读博士，一个留苏攻机电专业，都是科技出身的政治领袖。李登辉与江泽民兴趣与才情也相类似：李登辉擅长英、日语，江泽民精英、俄语；李登辉能拉一手小提琴，江泽民能弹钢琴，且会吹笛弄箫拉二胡；江泽民爱好文学戏剧等，李登辉也好此道。当然，两人最为相似之处是：两人都是国共领袖蒋经国、邓小平不次擢拔登位的，也都是在没有很牢固的政治权力基础的弱势情况下，随机应变，乘势而为，在似乎无个性的政治运作中接二连三的渡过政治危机战胜对手，逐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世纪交替之际的中国现象(吕加平按：也就是本人和金安迪先生所探讨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见本人2003年2月24日发表在本人个人主页上的《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一文。本人主页网址：kk8259.redi.tk)。因鉴于此，很值得关注世纪交替之中国现象的读者读一读江泽民传。据很可靠的消息，好学的江泽民曾十分兴趣地阅读和研究过周玉寇小姐写的《李登辉的1000天》一书，作者也很希望李登辉先生读一读江泽民传，这或许也有助于台湾海峡两岸中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或良性互动关系的进展。"
［注4］2003年3月11日23时59分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给本人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吕先生:拜读了你的大作（吕加平按：指本人2月24日写的《耐人寻味的国共两党"第三代现象"》一文）,使我解开了关于江**身世的一段有趣的插曲，这段插曲,外界几乎是根本不知道的。
在四十年代中期,江**曾经逃难逃到了江西永新一个叫棉花坪的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一个农民收留了他,并且一呆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后来才被他的家人接走。在走之前,江在那位农民家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说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当总书记以后,曾去过井冈山,途中就在永新呆了一天,而且特意去看了一下棉花坪。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为什幺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地方,也不知道他为什幺要去看看。 1997年,当时那位农民的后人找到了那本旧医书,大吃一惊。就找到了尉建行妻子(也是永新人)的一个亲戚,想通过他来想点办法，但是最后还是被那个亲戚劝住了。
这件事我也是非常偶然才知道的。但我一直都搞不懂,为什幺江会逃到江西来。现在从你的文章看来,应该是在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后!因为他的汉奸父亲,怕被清算,才逃出来的!而他的入党时间,也只能是1956年!
西林残阳
［注5］6.23游行。1946年6月23日，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胡厥文等11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上海市各界300多个团体的5万多人聚集在火车北站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随后欢送人群进入市区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各大学的学生带头，高呼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当时中共地下党在火车北站附近建立了秘密现场指挥部，周恩来在南京遥控领导。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后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工围打，包括著名人士郭沫若在内的多人被打伤。周恩来亲自去医院看望，毛泽东致电慰问。上海各界致电或撰文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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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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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文革期间江总书记担任一机部武汉锅炉研究所(或称热工研究所)的一把手，这个所由武汉锅炉厂代管。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个厂曾经进驻以李一清(后调任中南局书记)为队长的四清工作队，因为工作队有过许多“左中右排队”和“打击反革命”的成绩，黑材料上牵涉的人数更多，因此这个工厂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是武汉“钢工总”(当时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的支柱力量，当时号称是钢工总的“四大金刚”。
在文革期间，在武锅搞分类排队和镇压群众的主要是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队，造反派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也由于江总书记并不是主要领导干部，所以并没有成为运动对象。相反，当时群众组织觉得江总书记人缘不错，并没有为难他。1967年11月9日武锅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参与掌权之后，办理专案是需要参加结合的革委会成员进行讨论的，根据当时的一些当事人回忆，他们锅炉厂厂部一级并没有办过江总书记的专案，江总书记说造反派把他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的事情不存在，说自己历史受到造反派清查的事情，大概是江总书记记错了，或者是援引了一个通过伤痕文学制造的集体记忆作为笑话来讲。当时成为专案调查对象的，要么是主要的“走资派”与造反派对立很厉害的人(如陈再道)，要么是准备作为主要成员结合进革委会的，或者是有人举报他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否则就不大可能成为专案调查的对象，江总刚刚好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条件。
据江总所在的锅炉所造反派一号头头许先生回忆，他自己是没有主持过对江总书记的批斗会的，他说自己当时经常出差，但是也没有听说过专门批斗江的事情；锅炉所后来撤消了，许多人回到了常州，这个所的二号头头姓丁也回常州去了，江总书记与他个人的关系很好，在荣任总书记视察江苏之时，据说还曾经把丁专门找去叙旧，考虑到江总书记与丁的交情，肯定是丁当年也没有过主持批斗江总的旧怨，这样江总本单位的造反派一、二号人物都是没有主持批斗江总的。
而在武锅厂部层次，考虑到江总书记当时的地位和他比较模糊或者相对缓和的立场，根本不可能把他作为重点运动对象对待，而且就是武锅本厂的主要厂级干部，也都不是造反派选择的运动重点，造反派的眼睛主要是对准工作队和湖北省委、武汉军区。根据江总书记同事们的回忆，专门批斗江总书记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更不用说连续批斗三天乃至发生晕过去的事情。他的同事只记得他曾经作为陪斗人员出席过一场批判会，下来之后还有夫妻俩专门请他吃饺子以示安慰，当时江总是一个人在武汉任职，夫人没有随同。由此可见，江总书记当时就是比较受工人爱戴的。
至于江总书记说他当时说最害怕毛主席，他的同事们都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了，大家都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当时就连“百万雄师”也一向是宣称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说自己进攻造反派是要打倒牛鬼蛇神对党的进攻。即使在720事件发生时，“百万雄师”也还只是说毛主席受了坏人的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王力、谢富治)到武汉来支持反革命，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与毛主席有距离。另外大家都觉得江总当时态度和立场不是那么很鲜明，两边的人都没有拿矛头对准他。
不过江总说自己是百万雄师的观点，这倒可能是真的，正是因为如此江总还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带领谢胡视察武锅，有百万雄师的人扬言要向周总理告御状，当时是造反派主持接待工作，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塌”自己的场子，面子上不好看，因此采取了预防措施，把一些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集中起来学习文件，进行隔离，其中参加学习的就有江总书记。据说江总在荣任总书记之后，还曾经对洋人提到当年被造反派剥夺了见周总理的权利。
江总书记当年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嗜好游泳，这也没有说谎。在此追加一点武汉人喜爱游泳的政治背景，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江畅游之后回到北京，报章对此事进行了大力报道，还结合政治运动产生过“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间游泳”的政治比喻。在当年的武汉，游泳尤其受到人们喜爱，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出于毛主席本人的号召，许多年青人把游泳和在政治风浪中间接受考验，看做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追求进步的努力。假如江总爱游泳也是这个原因的话，显然，就与他所表白的“最怕毛主席”有着根本性的不一致，至少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是热爱毛主席、响应领袖号召的表现。大概当时江总刚刚学会不久，有一次在东湖游泳时，犯了急躁冒进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离开湖岸太远，有无法安全回来的危险，当时是一个“钢二司”(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造反派学生，从危急之中拯救了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按：据老田在北京郊区曾经访问过的吕嘉平介绍，他发现江总的个人履历中间存在着“两奸两假”(汉奸家庭出身的汉奸学生、假履历假党员)，并多次写文章在网络上发布。这可能带来了一些困扰，江总在湖北代表团的发言说造反派这样一种怀有敌对眼光的力量全面清查过其历史，推测是出于对吕嘉平网络言论的回应。另外，曾经有马屁精拍了《金陵子潮》电视剧，说江总在汪伪时期金陵大学紧跟中共地下党领导过学生运动，老新四军战士、老地下党员古正华同志认为这样的编造是完全不靠谱的，他回忆说：抗战期间中共城市工作的方针，早已经抛弃1930年代早期那种一定要搞公开的飞行集会的模式，改为秘密发展进步力量并保存实力的方针。当然编造这样的假历史责任应该由马屁精编导人员自己负责，不能够怪在江总头上。同时，共产党对汪伪政权辖区的大学生，也不是如国民党那样一概视为汉奸学生的。前空军司令员马宁老同志，也不同意吕嘉平说江总是汉奸家庭出身的说法，他认为江总的生父级别较低，不能够称为汉奸，最多只能够算是“伪职员”。政府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同志们，多次上门教育吕嘉平网友，但是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不止一次给吕嘉平老两口买会湖南邵阳老家的火车票，数次派人护送他回老家。】
附录一：江泽民回忆文革(在人大湖北代表团的讲话)
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十二日在北京两会期间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晕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脱口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经历。
文汇报十三日报导说，江泽民十二日在对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完讲话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说：“现在快11点30分了，我的讲话用了7分钟。我今天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接下来跟你们讲一点我在湖北工作时的花絮。”此时的江泽民显得轻松而兴奋。
“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注：一种解暑药)抢救过来。”
“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注：当时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
江泽民还透露，“在武汉时，每天傍晚5点多至6、7点，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东湖就在武汉大学的边上，让我记忆犹新，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说到这儿，江泽民想了想，“还有什么花絮来着？”说着，他拿出带来的小本，翻了翻，“对，对，还有武汉的豆皮！”看来，江泽民对湖北的确是充满感情，小本子上写了不少。
“另外，我还喜欢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吃素面，喝二西黄鹤楼白酒。我尤其喜欢武汉的豆皮，特别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泽民所感染，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附录二：江泽民传在武汉工作期间的相关章节内容
摘自：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人帮”尚未形成)对毛言耸听地说，“你的命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觉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全非。
在文革期间，在武锅搞分类排队和镇压群众的主要是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队，造反派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也由于江总书记并不是主要领导干部，所以并没有成为运动对象。相反，当时群众组织觉得江总书记人缘不错，并没有为难他。1967年11月9日武锅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参与掌权之后，办理专案是需要参加结合的革委会成员进行讨论的，根据当时的一些当事人回忆，他们锅炉厂厂部一级并没有办过江总书记的专案，江总书记说造反派把他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的事情不存在，说自己历史受到造反派清查的事情，大概是江总书记记错了，或者是援引了一个通过伤痕文学制造的集体记忆作为笑话来讲。当时成为专案调查对象的，要么是主要的“走资派”与造反派对立很厉害的人(如陈再道)，要么是准备作为主要成员结合进革委会的，或者是有人举报他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否则就不大可能成为专案调查的对象，江总刚刚好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条件。
据江总所在的锅炉所造反派一号头头许先生回忆，他自己是没有主持过对江总书记的批斗会的，他说自己当时经常出差，但是也没有听说过专门批斗江的事情；锅炉所后来撤消了，许多人回到了常州，这个所的二号头头姓丁也回常州去了，江总书记与他个人的关系很好，在荣任总书记视察江苏之时，据说还曾经把丁专门找去叙旧，考虑到江总书记与丁的交情，肯定是丁当年也没有过主持批斗江总的旧怨，这样江总本单位的造反派一、二号人物都是没有主持批斗江总的。
而在武锅厂部层次，考虑到江总书记当时的地位和他比较模糊或者相对缓和的立场，根本不可能把他作为重点运动对象对待，而且就是武锅本厂的主要厂级干部，也都不是造反派选择的运动重点，造反派的眼睛主要是对准工作队和湖北省委、武汉军区。根据江总书记同事们的回忆，专门批斗江总书记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更不用说连续批斗三天乃至发生晕过去的事情。他的同事只记得他曾经作为陪斗人员出席过一场批判会，下来之后还有夫妻俩专门请他吃饺子以示安慰，当时江总是一个人在武汉任职，夫人没有随同。由此可见，江总书记当时就是比较受工人爱戴的。
至于江总书记说他当时说最害怕毛主席，他的同事们都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了，大家都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当时就连“百万雄师”也一向是宣称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说自己进攻造反派是要打倒牛鬼蛇神对党的进攻。即使在720事件发生时，“百万雄师”也还只是说毛主席受了坏人的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王力、谢富治)到武汉来支持反革命，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与毛主席有距离。另外大家都觉得江总当时态度和立场不是那么很鲜明，两边的人都没有拿矛头对准他。
不过江总说自己是百万雄师的观点，这倒可能是真的，正是因为如此江总还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带领谢胡视察武锅，有百万雄师的人扬言要向周总理告御状，当时是造反派主持接待工作，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塌”自己的场子，面子上不好看，因此采取了预防措施，把一些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集中起来学习文件，进行隔离，其中参加学习的就有江总书记。据说江总在荣任总书记之后，还曾经对洋人提到当年被造反派剥夺了见周总理的权利。
江总书记当年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嗜好游泳，这也没有说谎。在此追加一点武汉人喜爱游泳的政治背景，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江畅游之后回到北京，报章对此事进行了大力报道，还结合政治运动产生过“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间游泳”的政治比喻。在当年的武汉，游泳尤其受到人们喜爱，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出于毛主席本人的号召，许多年青人把游泳和在政治风浪中间接受考验，看做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追求进步的努力。假如江总爱游泳也是这个原因的话，显然，就与他所表白的“最怕毛主席”有着根本性的不一致，至少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是热爱毛主席、响应领袖号召的表现。大概当时江总刚刚学会不久，有一次在东湖游泳时，犯了急躁冒进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离开湖岸太远，有无法安全回来的危险，当时是一个“钢二司”(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造反派学生，从危急之中拯救了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按：据老田在北京郊区曾经访问过的吕嘉平介绍，他发现江总的个人履历中间存在着“两奸两假”(汉奸家庭出身的汉奸学生、假履历假党员)，并多次写文章在网络上发布。这可能带来了一些困扰，江总在湖北代表团的发言说造反派这样一种怀有敌对眼光的力量全面清查过其历史，推测是出于对吕嘉平网络言论的回应。另外，曾经有马屁精拍了《金陵子潮》电视剧，说江总在汪伪时期金陵大学紧跟中共地下党领导过学生运动，老新四军战士、老地下党员古正华同志认为这样的编造是完全不靠谱的，他回忆说：抗战期间中共城市工作的方针，早已经抛弃1930年代早期那种一定要搞公开的飞行集会的模式，改为秘密发展进步力量并保存实力的方针。当然编造这样的假历史责任应该由马屁精编导人员自己负责，不能够怪在江总头上。同时，共产党对汪伪政权辖区的大学生，也不是如国民党那样一概视为汉奸学生的。前空军司令员马宁老同志，也不同意吕嘉平说江总是汉奸家庭出身的说法，他认为江总的生父级别较低，不能够称为汉奸，最多只能够算是“伪职员”。政府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同志们，多次上门教育吕嘉平网友，但是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不止一次给吕嘉平老两口买会湖南邵阳老家的火车票，数次派人护送他回老家。】
附录一：江泽民回忆文革(在人大湖北代表团的讲话)
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十二日在北京两会期间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晕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脱口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经历。
文汇报十三日报导说，江泽民十二日在对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完讲话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说：“现在快11点30分了，我的讲话用了7分钟。我今天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接下来跟你们讲一点我在湖北工作时的花絮。”此时的江泽民显得轻松而兴奋。
“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注：一种解暑药)抢救过来。”
“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注：当时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
江泽民还透露，“在武汉时，每天傍晚5点多至6、7点，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东湖就在武汉大学的边上，让我记忆犹新，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说到这儿，江泽民想了想，“还有什么花絮来着？”说着，他拿出带来的小本，翻了翻，“对，对，还有武汉的豆皮！”看来，江泽民对湖北的确是充满感情，小本子上写了不少。
“另外，我还喜欢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吃素面，喝二西黄鹤楼白酒。我尤其喜欢武汉的豆皮，特别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泽民所感染，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附录二：江泽民传在武汉工作期间的相关章节内容
摘自：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人帮”尚未形成)对毛言耸听地说，“你的命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觉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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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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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1956年，是江泽民的而立之年，他满了30岁。年初，江泽民结束了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实习，回到东北长春，参加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准备夏天正式投产。江泽民先被任命为该厂动力处的一个科长，到了那年夏天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生产出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副处长，顶头上司是一位苏联技师和处长陈云衢。陈云衢是个专家，但不是党员，江泽民因此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江泽民在仕途之路上，可没少沾党票的光。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在用人问题上，一贯重用党的干部，不信任非党员的技术人员和知识份子。江泽民本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照理说他是日伪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汉奸人才，并且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为国民党服务过，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观察使用的改造对象。但是江泽民利用其叔父江上青是共产党的烈士，假借过继承祧之说，成功地给自己弄了块“烈士遗孤”的金字招牌，成了共产党放心使用的干部。这样一来，他既是党员干部又是技术人才，真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
在长春一汽，江泽民认识了同样来自于江浙地区的“老乡”沈永言，成了朋友，到了晚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凑到一起闲聊天。工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凑到一起打乒乓球。据说江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但江一输了球就会咕噜几句俄语，然后再坐到一边。
在技术上，江的同事们公认他业务不行。但是江泽民有个本事，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是“贼能侃贼能唱”，功夫都长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厂里，江泽民与苏联专家关系最融洽，在“俄罗斯民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江泽民最拿手的职责不是攻克技术难关，而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所以同事们讥讽的送他一个有50年代特色的洋外号：“客里空”。
客里空是位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其人说话“假大空”，爱钻营，凡到办真事时就露馅。这个外号是对江的评语，也是对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准则的评语。
共产党吹喊的口号实在了得，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到“三个代表”，现在还在画“和谐社会”的大饼。共产党不事生产，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以血腥暴力恐吓民众，危机过去了就接着靠吹和骗混日子，因此善于讲大话讲假话的干部对共产党来说实在不可或缺。在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中，说假话大话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出当年的官方报导，可见一端：
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仅仅半年全国各地就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里，就包括江泽民他们在长春一汽为完成任务而“创造”出的使用“木制气泵、竹木车身”的汽车新产品。江泽民学工科出身，当然知道他们的“创作”除了骗人没有什么真用处，但是他知道必须这样做才能和党保持一致，才能继续向上爬。于是，江泽民总能编造出理由来鼓动下属完成党交给的荒唐任务。
果不其然，就在那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大跃进”时代，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重组，动力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江泽民骗人有功，对了党的胃口，自然更上一层楼，成了分厂的厂长。
2﹒饿死人的年代
大跃进带来的是经济灾难和可怕的大饥荒。因为农民们被强行组织到“人民公社”里去搞大炼钢铁、大跃进，地里的粮食没人种也没人收，各家各户的存粮又都被收缴到公社里一起吃大锅饭，农村开始出现断粮饿死人的事。很快饥荒从个别地方蔓延到全国，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专家估计在1959年到1961年约三年间，大约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中国人因饥饿丧生。很多饥荒严重地区出现了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河南信阳地区、四川仁寿县等地有的村庄整户整村的人被饿死，十室九空。
东北由于人少地多的优越自然条件，算是三年人祸中的轻灾区。但即使这样，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也吃不饱肚子了，做重工的壮劳力每个月也只有30斤的口粮，凭票购买。江泽民愈加觉得这东北的日子难熬。
江从苏联实习回厂后不久，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从上海搬来了长春。与别人相比，先任处长后升厂长的“客里空”一家的生活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他自己挣钱，王冶坪也拿一份理想的工资。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四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房子有苏式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还有特别适合于东北严寒天气的双层玻璃窗。这条件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使习惯于江南生活的王冶坪愉快，一年没有几天能穿裙子，而大部分时间裹在笨重棉衣棉裤里更使喜爱漂亮的王冶坪对江泽民充满了埋怨，怨他害的全家从大上海迁徙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汪道涵调江泽民去苏联实习是为了提拔这个后辈兼好友，但是却令江泽民离开上海到长春工作。本来江泽民也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的繁华，但他从长远角度着想，觉得这还不失为一条迂回升迁之路。
王冶坪生长在上海，是江泽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兰的娘家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比江泽民小两岁。风流的江泽民从南京的日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去过王家几次，跟王冶坪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两人没真当回事。到了1949年，共产党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了。
王者兰对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气。江上青死时共产党还被称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规劝六弟脱离共匪未果，为了避嫌就尽量不来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认为是自找的，所以虽然自己花天酒地，但从不接济王者兰一家。28岁的寡妇带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二女儿江泽慧接受库恩采访时，说了真心话：“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共产党建政以后，形势反了过来，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头的人，儿女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江泽民为了牢牢抓住凭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遗孤”身份，就要更进一步拉近与王者兰家族的关系。于是，当王者兰再去上海娘家的时候，看见江泽民正和侄女王冶坪谈恋爱呢。王者兰不知江泽民的心思，还以为这孩子和他那无情无义的汉奸爸爸不一样，所以很赞同这门亲事。1949年12月，中共的“开国大典”刚过不到两月，江泽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结婚了。这场婚事把虚构的“烈士遗孤”金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泽民的脑门子上。
王者兰自己则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工作，退休后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儿江泽玲照顾。在江泽民就任上海市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者兰在扬州去世，死时74岁。
3﹒“猫头鹰”红杏出墙
婚后一段日子江氏夫妻关系还不错。王在1952年和1954年相继生下江绵恒、江绵康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江泽民在1955年去了苏联实习，留下王冶坪一人在上海带着两个幼子。战后的苏联男少女多，与《山楂树》那种两男追一女的情况颇有不同。早在南京就学会了穿花街、逛柳巷的江泽民到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不久就投入了苏联美女的怀抱。江回国后，眼里的王冶坪失去了魅力。虽然江泽民嘴上不说，但女人心细，王冶坪还是察觉到了。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江泽民自从苏联回来后，就整天哼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他的心里自然是怀念风情万种的美女间谍克拉娃。王冶坪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听了这首歌就尤其难过，她当年带着孩子从上海到长春本来就极不情愿。住惯了江南都市后很难适应东北的严寒天气，再加上江泽民整天不着家，下了班就去和苏联专家唱歌跳舞，王冶坪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常常一肚子怨气。
眼见丈夫回来后的变化，王冶坪感觉江泽民的心似乎还留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尽管她常常有意无意的追问江泽民在苏联平常休息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下班后都做些什么，但特别爱“扯”的江泽民一直支支吾吾，口风特紧，这让王冶坪越发怀疑。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王冶坪的长相实在困难，还讽刺说江泽民家里养了只猫头鹰。不过据长春汽车制造厂的人回忆说，王冶坪当年是厂里“三枝花”中的一枝，颇有些姿色。也许那时王冶坪才30岁上下，正是迷人的少妇年龄，再加上从大上海来的，姿色之外还带了一些都市气质。
王冶坪是学外语的，到了汽车厂没有合适的工作，但因为江泽民是干部，厂里给特殊照顾，安排王冶坪作了个秘书。长春汽车制造厂早期有两个分厂，江泽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厂长时，王冶坪在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王冶坪对江泽民的怀疑不好对别人讲，有次实在忍不住对二厂厂长倾诉出来，在厂长的极力宽慰下，王冶坪终于找到了平衡心理的着力点──红杏出墙。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个时候，这种事传出去非同小可，有人想不开甚至会自杀，但事发后王冶坪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汽车制造厂很多人茶余饭后扯的主要话题就是江泽民戴绿帽子的各种传闻。江泽民假装听不见，但夫妻俩回家就吵翻了天。
于是江找到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的汪道涵，死活要调离长春。江泽民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子，让我怎么再开展工作？”汪道涵对提拔过自己的江上青的“养子”深表同情。1962年，在汪道涵的帮助下，江泽民被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冶坪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被安排在同一单位工作。同时，根本不懂技术的王冶坪的履历上多了个职务“科技人员”。下属见江是汪副部长亲自过问的，就格外照顾，分配给江一套好房子，是位于1960年建的曹杨新村的一套宽大而敞亮的两室一厅的套房。从这件事上江泽民更体会到“权”就是“利”。从此他尤其重视如何讨好汪道涵，“恩师”二字整天不离嘴。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也被安插进了代表团，在出访日本时还绕道香港参观了一通。江回来后，汪道涵建议任命江泽民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的仕途在汪道涵的亲自过问下非常顺利。江泽民此时不但庆幸江上青当过共产党的官，更庆幸他死得早，否则以江上青和江世俊的关系，即使不划清界限，又怎么会这么照顾他这个“汉奸狗崽子”呢？
4﹒“江牛皮”在武汉
1966年，江泽民40岁，所谓不惑之年。五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这个任命把江泽民提拔成了十三级干部，也即跨进了中共高干圈子。更让江泽民庆幸的是，从上海调到新单位武汉时，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调来时间太短，人们提不出什么东西来批判，江因此在被中共称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浩劫中却没怎么被触及灵魂。不过江泽民到这个研究所当所长时间不长却有了一个绰号──“江牛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党内把丢失的独裁大权从刘少奇等人手中夺回来。他发动学生和基层工人起来“造反夺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冲击、揪斗，甚至被关押、毒打。在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组织的造反夺权尤为激烈。“轰轰烈烈”的文革过后，许多当年在上海的同事劫后余生，纷纷打听各自的下落，他们却惊讶地发现江泽民这个“牛皮”所长竟然躲到武汉，基本没受冲击，还在72年被派到罗马尼亚转了一圈。那些吃尽了文革苦头的同事不禁不平地感叹，“还是人家江牛皮牛呀，人人都得脱层皮的文革人家都能躲过去，这‘牛皮’不是白给的呀。”
其实江泽民在文革中也是吓得够呛。虽然武汉热机研究所新成立，上上下下都是从各地调来的新人员，不像老单位那样人与人之间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冤仇，因而文革搞起来时没有太多私仇公报的残酷，但是毕竟所长江泽民是“当权派”，文革中的揭批调查很让江害怕，担心他那日伪时期的丑事被调查出来。1966年11月，江泽民借探亲和汇报工作为借口，先到北京探听了一下政治风情，紧接着赶快回上海住了几周听听风声，对依然在上海工作的王冶坪一再嘱咐，千万不要乱讲话，尤其是出身问题。
王冶坪自然不会怠慢，因为江泽民要是成了汉奸，她自己就成了汉奸家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冶坪给江出了个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点，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无关政治大局的小事上来。
回到武汉所以后，江泽民采用了小事全承认，大事不含糊的态度。群众批判他工作不踏实，只会吹牛皮，他就自我检讨“大家说的对，我是江牛皮”。江泽民从小受扬州戏子的熏陶，口袋里总装着把梳子，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梳梳头发，不管人前人后，女里女气的还自我感觉良好。在批判“走资派”时，群众指出江泽民是“小梳子，大脑袋”，“资产阶级作风”，江泽民也赶紧认了。2003年江泽民在人大会议期间会见湖北代表团时说,“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心里没鬼，怕毛主席干什么？当时的人们爱还爱不过来呢！那时候“政审”（政治审查）人员到处搞内查外调，许多人几十年前的陈年烂谷子的事都被翻出来了。江泽民始终没有被打倒的原因是他有金字招牌“革命烈士遗孤”──“烈士”已死，无从对证，调查的人也就到此为止。
5﹒长期战略性的“投资”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中国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烈士遗孤”江泽民很快通过了政治审查，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紧接着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被重新起用。
中共九大以后，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了中共的危险敌人。中苏两个共产党国家发生边界冲突，在边境上还打了几场狠架。中共为了摆脱孤立的地位，在世界上使劲拉拢一些共党小兄弟。继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又拉拢来了罗马尼亚，并靠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牵头，与美国和解，从此开始了近20年（1970至1989年）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
为了报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中共决定派人帮助罗马尼亚的工业建设。在组建中国援助罗马尼亚技术小组时，江泽民因为其外语优势被选为组长。
据说周恩来约见了江泽民，对他还很欣赏。周是中共党内的不倒翁，以其内里残忍而表面特能迷惑人著称。在外人看来，周是谦谦君子，实际上他一手主持上海顾顺章灭门案，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几岁的小孩儿以及救命恩人都一起杀掉，手段十分毒辣。中共历次政治斗争，没有周恩来的参与，绝不会搞得那么大动静。
会面后，江泽民被任命为组长，于1971年率中国技术小组赴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江泽民1972年回国以后，被扶了正，成了一机部的外事局局长，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八年。
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看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已经被他的文化大革命给破坏得不成样了，于是与周恩来一起，让已经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复出，实施整顿，力图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江泽民这样靠嘴上本事吃饭的人对于重整经济没什么大用，所以这期间江只能守在外事局局长的位子上。不过外事局可是个“油水部门”。在那个一切物资都很匮乏的七十年代，跟外事沾边的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江守在这个位子上，时不时地给领导“捎点”好东西，上下讨好，左右逢源。
江泽民没有忘记汪道涵，虽然在那段时间里，汪道涵一度十分落魄，但投资要长远地看。江明白，以汪道涵在党内的资历和身份，一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太大，如果现在不进行长期战略性的投资，等汪重新恢复职务后再怎么巴结恐怕都已经迟了。
在汪道涵处于每人每月食油四两、糖半斤时，江泽民从罗马尼亚满载而归没忘立刻赶到汪家，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糖果之类，令汪道涵全家大开“洋荤”。江的大儿子江绵恒也是靠了江泽民能给领导经常孝敬点紧俏商品，才得以进了大学，1977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复旦大学毕业。
江泽民工作平平，无善可陈。最早的江泽民传记写作组依据其经历，找了很多知情人，希望能挖掘出他的功绩，但没有人能说出任何从今天看仍能站得住脚的动人事例。大家普遍认为，不能说江泽民工作不努力，不积极，相反他跟形势，跟领导非常紧，实际上是个风派。江泽民曾说，一机部技术司某司长对他称赞有加。写作组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了这位已故司长的夫人。结果司长夫人说：其丈夫生前曾讲过，江泽民这个人三分成绩，他能说成是十分。
江泽民常常研究《官场现形记》，深刻懂得在中共治下，只有善于钻营、吹牛拍马，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有江泽民整别人，没有别人整江泽民的。有一个原江泽民所在单位的老知识份子，到今天仍对当年江泽民使用诬告手段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耿耿于怀。
6﹒权力的滋味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一年，江泽民50岁。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震级达到7.8级，死亡了几十万人。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中共巨头接连过世。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被毛临终托孤的叶剑英，没有按照毛的意图既支持江青也扶持华国锋。相反，叶剑英与汪东兴和华国锋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用汪东兴控制的8341部队逮捕了当时中共党的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江青虽然是毛的遗孀，但是在毛泽东路线的旗帜下，毛的尸骨未寒，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就成了阶下囚，正应了那句话，“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
“四人帮”倒台，大快人心。北京人传说着一个笑话，说开始搞批邓运动时，有一天负责批邓的江青碰到了邓小平，邓问，批邓工作怎么样了？江青答道，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月了，估计再有一个月就能把你批倒批臭了。邓上下打量了一下江，说了一句，要是我批你江青，一个星期都用不了，你就臭不可闻了。
笑话归笑话，当时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可也不敢轻视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的“四人帮”在上海的力量。当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炮制了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准备搞上海起义。无奈“四人帮”在军队中没有人支持，起义很快便土崩瓦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上海帮”的主力被骗到北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兼任市革委会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苏、倪、彭三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和第一第二副组长，进驻上海。
为了对上海更好的进行控制、接管，选择上海人进工作组非常重要。当时在北京一机部外事局工作的江泽民，因其有在上海工作过的经历，也被临时抽调来做了一名组员，随队进驻上海。
事实证明中央对上海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帮虽然在大上海经营了许多年，但是他们的极左路线根本就不得人心。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的同时，驻沪三军三万余人，受命乘数百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游行。军人们齐声高呼“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天下来，上海市人民的怕心被解除了，“四人帮”的余威被彻底摧毁了，被压抑了多年的上海人民，在复旦、交大、师院等大学学生的带动下，走上街头欢呼打倒“四人帮”。正如邓小平在那个笑话中对江青讲的，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把“四人帮”批得臭不可闻。上海百姓对中央工作组的欢迎让江泽民受宠若惊。
没过太长时间，工作组不再需要了，江泽民恋恋不舍的回到了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这次在中央工作组的经历，握有尚方宝剑的权力感，和人见人求的得意滋味，对江来说就像吸了大麻一样太上瘾了。他决心一定要往上爬，做个人上人。
7﹒押宝
1978年，江泽民押错了宝，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过紧跟形势的激烈批邓言论，而差点被划到“三种人”里面去，仕途受挫。直到1980年才有了转机，这次还是受惠于汪道涵。
1979年，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中央以谷牧为主任成立了两个部委级的委员会，即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汪道涵任副主任之一。1980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这时候江泽民正处于在一机部混不下去的困境，于是汪道涵向谷牧力荐江泽民，说他是有文化的干部，而且是烈士遗孤。于是江泽民峰回路转，升成了进出口和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级。
江在这个任上做的一件事就是主持了对经济特区的评估。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阮铭回忆江泽民说，“我见过他一面。1981年的时候，开一个关于特区工作的一个会议。那时候江泽民是一个进出口办的一个副主任，负责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许多比较空洞的话，他不支持对特区更大一步的开放，但是他也不敢反对胡耀邦的决定。所以就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给我感觉他比较官僚，善于投机。”
有个熟悉江泽民的干部说，我原以为江泽民像李鹏、林汉雄、邹家华、叶正大等人一样，是已故中共高干的子女，是靠找了父亲的老战友上去的，后来才知道江泽民四处撒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
当时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很激烈，江泽民见风使舵，忽左忽右，好在最后时刻看出是改革派占上风，而没有押错了宝。
有了一定地位，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利用江上青的关系，江泽民非常顺利的被任命为张爱萍直接领导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转成部长。北京一机部与江一起工作过的人说，他工作并不太用心，但善于走上层路线。他会利用任何人，抓住任何机会。他经常利用大量的时间去设法认识、看望中央级、部级领导人。江泽民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儿，没事儿就掏出来复习，里面记着对他有价值的领导人以及他们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爱好等等。他还有一个本事，与现中央领导人和已故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包括后来对他升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的曾庆红）混得很熟。1989年江泽民初去邓小平家，抢着给小太子党倒水，给邓小平拿拖鞋的丑事至今还是太子党们饭桌上消遣的谈资。
在汪道涵和张爱萍的提携下，于1982年3月，56岁的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并在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成为中央委员。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的几年间，并无大的建树，倒是传出了不少风闻。国内媒体曾报导过一名市领导出访时去看脱衣舞而遭同伴检举的事。其实，江泽民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时，也曾溜到拉斯维加斯的红灯区去看脱衣舞、嫖娼，回来用的是公款报销。当时一般高级领导人还不敢如此出圈儿，可是江泽民有在苏联和克格勃美女鬼混的历史，去美国红灯区嫖个娼在江来说不过尝个鲜而已。
后来，在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娼盛”已经远远超过了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江泽民为首的贪官污吏们都有了自己半明半暗的情妇、二奶，脱衣舞已经不再是高官到国外才能欣赏的特权，而是泛滥在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中国民谣对江泽民的这一贡献总结说，“男的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女的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
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他的野心更大了。这时他已经不会再去巴结一般高官了，而是巴结副总理以及有干政权的中共元老们。电子工业部经常进口一些最新款的国外电子产品，借着这个工作便当，江泽民常常亲自将大彩电等高级进口电器送到高干们家中，名义上却说是让领导们试看、试用以便指教工作。在那些核心层的政治老人们面前，江泽民彻底放下身段，甚至会单腿跪地的帮领导把电视频道调好。
当时部里有些“木头”脑袋的人表示不理解，建议这种事派个秘书去就可以了，部长不必亲自出马。江泽民却表示，“这样有利于向党的先辈们学习。”虽然部里有些明眼人看不上江的这种恶劣作风，但长期被拍马屁的高级领导可没有那么敏感的神经，提起江泽民，他们都称赞“此人工作很踏实”。江泽民凭借这种“雕虫小技”为更上一层官楼打下了基础。
江泽民在仕途之路上，可没少沾党票的光。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在用人问题上，一贯重用党的干部，不信任非党员的技术人员和知识份子。江泽民本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照理说他是日伪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汉奸人才，并且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为国民党服务过，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观察使用的改造对象。但是江泽民利用其叔父江上青是共产党的烈士，假借过继承祧之说，成功地给自己弄了块“烈士遗孤”的金字招牌，成了共产党放心使用的干部。这样一来，他既是党员干部又是技术人才，真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
在长春一汽，江泽民认识了同样来自于江浙地区的“老乡”沈永言，成了朋友，到了晚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凑到一起闲聊天。工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凑到一起打乒乓球。据说江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但江一输了球就会咕噜几句俄语，然后再坐到一边。
在技术上，江的同事们公认他业务不行。但是江泽民有个本事，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是“贼能侃贼能唱”，功夫都长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厂里，江泽民与苏联专家关系最融洽，在“俄罗斯民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江泽民最拿手的职责不是攻克技术难关，而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所以同事们讥讽的送他一个有50年代特色的洋外号：“客里空”。
客里空是位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其人说话“假大空”，爱钻营，凡到办真事时就露馅。这个外号是对江的评语，也是对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准则的评语。
共产党吹喊的口号实在了得，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到“三个代表”，现在还在画“和谐社会”的大饼。共产党不事生产，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以血腥暴力恐吓民众，危机过去了就接着靠吹和骗混日子，因此善于讲大话讲假话的干部对共产党来说实在不可或缺。在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中，说假话大话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出当年的官方报导，可见一端：
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仅仅半年全国各地就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里，就包括江泽民他们在长春一汽为完成任务而“创造”出的使用“木制气泵、竹木车身”的汽车新产品。江泽民学工科出身，当然知道他们的“创作”除了骗人没有什么真用处，但是他知道必须这样做才能和党保持一致，才能继续向上爬。于是，江泽民总能编造出理由来鼓动下属完成党交给的荒唐任务。
果不其然，就在那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大跃进”时代，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重组，动力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江泽民骗人有功，对了党的胃口，自然更上一层楼，成了分厂的厂长。
2﹒饿死人的年代
大跃进带来的是经济灾难和可怕的大饥荒。因为农民们被强行组织到“人民公社”里去搞大炼钢铁、大跃进，地里的粮食没人种也没人收，各家各户的存粮又都被收缴到公社里一起吃大锅饭，农村开始出现断粮饿死人的事。很快饥荒从个别地方蔓延到全国，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专家估计在1959年到1961年约三年间，大约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中国人因饥饿丧生。很多饥荒严重地区出现了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河南信阳地区、四川仁寿县等地有的村庄整户整村的人被饿死，十室九空。
东北由于人少地多的优越自然条件，算是三年人祸中的轻灾区。但即使这样，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也吃不饱肚子了，做重工的壮劳力每个月也只有30斤的口粮，凭票购买。江泽民愈加觉得这东北的日子难熬。
江从苏联实习回厂后不久，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从上海搬来了长春。与别人相比，先任处长后升厂长的“客里空”一家的生活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他自己挣钱，王冶坪也拿一份理想的工资。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四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房子有苏式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还有特别适合于东北严寒天气的双层玻璃窗。这条件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使习惯于江南生活的王冶坪愉快，一年没有几天能穿裙子，而大部分时间裹在笨重棉衣棉裤里更使喜爱漂亮的王冶坪对江泽民充满了埋怨，怨他害的全家从大上海迁徙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汪道涵调江泽民去苏联实习是为了提拔这个后辈兼好友，但是却令江泽民离开上海到长春工作。本来江泽民也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的繁华，但他从长远角度着想，觉得这还不失为一条迂回升迁之路。
王冶坪生长在上海，是江泽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兰的娘家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比江泽民小两岁。风流的江泽民从南京的日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去过王家几次，跟王冶坪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两人没真当回事。到了1949年，共产党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了。
王者兰对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气。江上青死时共产党还被称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规劝六弟脱离共匪未果，为了避嫌就尽量不来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认为是自找的，所以虽然自己花天酒地，但从不接济王者兰一家。28岁的寡妇带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二女儿江泽慧接受库恩采访时，说了真心话：“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共产党建政以后，形势反了过来，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头的人，儿女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江泽民为了牢牢抓住凭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遗孤”身份，就要更进一步拉近与王者兰家族的关系。于是，当王者兰再去上海娘家的时候，看见江泽民正和侄女王冶坪谈恋爱呢。王者兰不知江泽民的心思，还以为这孩子和他那无情无义的汉奸爸爸不一样，所以很赞同这门亲事。1949年12月，中共的“开国大典”刚过不到两月，江泽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结婚了。这场婚事把虚构的“烈士遗孤”金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泽民的脑门子上。
王者兰自己则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工作，退休后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儿江泽玲照顾。在江泽民就任上海市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者兰在扬州去世，死时74岁。
3﹒“猫头鹰”红杏出墙
婚后一段日子江氏夫妻关系还不错。王在1952年和1954年相继生下江绵恒、江绵康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江泽民在1955年去了苏联实习，留下王冶坪一人在上海带着两个幼子。战后的苏联男少女多，与《山楂树》那种两男追一女的情况颇有不同。早在南京就学会了穿花街、逛柳巷的江泽民到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不久就投入了苏联美女的怀抱。江回国后，眼里的王冶坪失去了魅力。虽然江泽民嘴上不说，但女人心细，王冶坪还是察觉到了。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江泽民自从苏联回来后，就整天哼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他的心里自然是怀念风情万种的美女间谍克拉娃。王冶坪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听了这首歌就尤其难过，她当年带着孩子从上海到长春本来就极不情愿。住惯了江南都市后很难适应东北的严寒天气，再加上江泽民整天不着家，下了班就去和苏联专家唱歌跳舞，王冶坪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常常一肚子怨气。
眼见丈夫回来后的变化，王冶坪感觉江泽民的心似乎还留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尽管她常常有意无意的追问江泽民在苏联平常休息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下班后都做些什么，但特别爱“扯”的江泽民一直支支吾吾，口风特紧，这让王冶坪越发怀疑。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王冶坪的长相实在困难，还讽刺说江泽民家里养了只猫头鹰。不过据长春汽车制造厂的人回忆说，王冶坪当年是厂里“三枝花”中的一枝，颇有些姿色。也许那时王冶坪才30岁上下，正是迷人的少妇年龄，再加上从大上海来的，姿色之外还带了一些都市气质。
王冶坪是学外语的，到了汽车厂没有合适的工作，但因为江泽民是干部，厂里给特殊照顾，安排王冶坪作了个秘书。长春汽车制造厂早期有两个分厂，江泽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厂长时，王冶坪在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王冶坪对江泽民的怀疑不好对别人讲，有次实在忍不住对二厂厂长倾诉出来，在厂长的极力宽慰下，王冶坪终于找到了平衡心理的着力点──红杏出墙。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个时候，这种事传出去非同小可，有人想不开甚至会自杀，但事发后王冶坪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汽车制造厂很多人茶余饭后扯的主要话题就是江泽民戴绿帽子的各种传闻。江泽民假装听不见，但夫妻俩回家就吵翻了天。
于是江找到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的汪道涵，死活要调离长春。江泽民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子，让我怎么再开展工作？”汪道涵对提拔过自己的江上青的“养子”深表同情。1962年，在汪道涵的帮助下，江泽民被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冶坪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被安排在同一单位工作。同时，根本不懂技术的王冶坪的履历上多了个职务“科技人员”。下属见江是汪副部长亲自过问的，就格外照顾，分配给江一套好房子，是位于1960年建的曹杨新村的一套宽大而敞亮的两室一厅的套房。从这件事上江泽民更体会到“权”就是“利”。从此他尤其重视如何讨好汪道涵，“恩师”二字整天不离嘴。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也被安插进了代表团，在出访日本时还绕道香港参观了一通。江回来后，汪道涵建议任命江泽民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的仕途在汪道涵的亲自过问下非常顺利。江泽民此时不但庆幸江上青当过共产党的官，更庆幸他死得早，否则以江上青和江世俊的关系，即使不划清界限，又怎么会这么照顾他这个“汉奸狗崽子”呢？
4﹒“江牛皮”在武汉
1966年，江泽民40岁，所谓不惑之年。五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这个任命把江泽民提拔成了十三级干部，也即跨进了中共高干圈子。更让江泽民庆幸的是，从上海调到新单位武汉时，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调来时间太短，人们提不出什么东西来批判，江因此在被中共称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浩劫中却没怎么被触及灵魂。不过江泽民到这个研究所当所长时间不长却有了一个绰号──“江牛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党内把丢失的独裁大权从刘少奇等人手中夺回来。他发动学生和基层工人起来“造反夺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冲击、揪斗，甚至被关押、毒打。在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组织的造反夺权尤为激烈。“轰轰烈烈”的文革过后，许多当年在上海的同事劫后余生，纷纷打听各自的下落，他们却惊讶地发现江泽民这个“牛皮”所长竟然躲到武汉，基本没受冲击，还在72年被派到罗马尼亚转了一圈。那些吃尽了文革苦头的同事不禁不平地感叹，“还是人家江牛皮牛呀，人人都得脱层皮的文革人家都能躲过去，这‘牛皮’不是白给的呀。”
其实江泽民在文革中也是吓得够呛。虽然武汉热机研究所新成立，上上下下都是从各地调来的新人员，不像老单位那样人与人之间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冤仇，因而文革搞起来时没有太多私仇公报的残酷，但是毕竟所长江泽民是“当权派”，文革中的揭批调查很让江害怕，担心他那日伪时期的丑事被调查出来。1966年11月，江泽民借探亲和汇报工作为借口，先到北京探听了一下政治风情，紧接着赶快回上海住了几周听听风声，对依然在上海工作的王冶坪一再嘱咐，千万不要乱讲话，尤其是出身问题。
王冶坪自然不会怠慢，因为江泽民要是成了汉奸，她自己就成了汉奸家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冶坪给江出了个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点，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无关政治大局的小事上来。
回到武汉所以后，江泽民采用了小事全承认，大事不含糊的态度。群众批判他工作不踏实，只会吹牛皮，他就自我检讨“大家说的对，我是江牛皮”。江泽民从小受扬州戏子的熏陶，口袋里总装着把梳子，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梳梳头发，不管人前人后，女里女气的还自我感觉良好。在批判“走资派”时，群众指出江泽民是“小梳子，大脑袋”，“资产阶级作风”，江泽民也赶紧认了。2003年江泽民在人大会议期间会见湖北代表团时说,“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心里没鬼，怕毛主席干什么？当时的人们爱还爱不过来呢！那时候“政审”（政治审查）人员到处搞内查外调，许多人几十年前的陈年烂谷子的事都被翻出来了。江泽民始终没有被打倒的原因是他有金字招牌“革命烈士遗孤”──“烈士”已死，无从对证，调查的人也就到此为止。
5﹒长期战略性的“投资”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中国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烈士遗孤”江泽民很快通过了政治审查，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紧接着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被重新起用。
中共九大以后，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了中共的危险敌人。中苏两个共产党国家发生边界冲突，在边境上还打了几场狠架。中共为了摆脱孤立的地位，在世界上使劲拉拢一些共党小兄弟。继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又拉拢来了罗马尼亚，并靠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牵头，与美国和解，从此开始了近20年（1970至1989年）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
为了报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中共决定派人帮助罗马尼亚的工业建设。在组建中国援助罗马尼亚技术小组时，江泽民因为其外语优势被选为组长。
据说周恩来约见了江泽民，对他还很欣赏。周是中共党内的不倒翁，以其内里残忍而表面特能迷惑人著称。在外人看来，周是谦谦君子，实际上他一手主持上海顾顺章灭门案，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几岁的小孩儿以及救命恩人都一起杀掉，手段十分毒辣。中共历次政治斗争，没有周恩来的参与，绝不会搞得那么大动静。
会面后，江泽民被任命为组长，于1971年率中国技术小组赴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江泽民1972年回国以后，被扶了正，成了一机部的外事局局长，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八年。
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看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已经被他的文化大革命给破坏得不成样了，于是与周恩来一起，让已经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复出，实施整顿，力图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江泽民这样靠嘴上本事吃饭的人对于重整经济没什么大用，所以这期间江只能守在外事局局长的位子上。不过外事局可是个“油水部门”。在那个一切物资都很匮乏的七十年代，跟外事沾边的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江守在这个位子上，时不时地给领导“捎点”好东西，上下讨好，左右逢源。
江泽民没有忘记汪道涵，虽然在那段时间里，汪道涵一度十分落魄，但投资要长远地看。江明白，以汪道涵在党内的资历和身份，一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太大，如果现在不进行长期战略性的投资，等汪重新恢复职务后再怎么巴结恐怕都已经迟了。
在汪道涵处于每人每月食油四两、糖半斤时，江泽民从罗马尼亚满载而归没忘立刻赶到汪家，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糖果之类，令汪道涵全家大开“洋荤”。江的大儿子江绵恒也是靠了江泽民能给领导经常孝敬点紧俏商品，才得以进了大学，1977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复旦大学毕业。
江泽民工作平平，无善可陈。最早的江泽民传记写作组依据其经历，找了很多知情人，希望能挖掘出他的功绩，但没有人能说出任何从今天看仍能站得住脚的动人事例。大家普遍认为，不能说江泽民工作不努力，不积极，相反他跟形势，跟领导非常紧，实际上是个风派。江泽民曾说，一机部技术司某司长对他称赞有加。写作组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了这位已故司长的夫人。结果司长夫人说：其丈夫生前曾讲过，江泽民这个人三分成绩，他能说成是十分。
江泽民常常研究《官场现形记》，深刻懂得在中共治下，只有善于钻营、吹牛拍马，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有江泽民整别人，没有别人整江泽民的。有一个原江泽民所在单位的老知识份子，到今天仍对当年江泽民使用诬告手段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耿耿于怀。
6﹒权力的滋味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一年，江泽民50岁。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震级达到7.8级，死亡了几十万人。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中共巨头接连过世。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被毛临终托孤的叶剑英，没有按照毛的意图既支持江青也扶持华国锋。相反，叶剑英与汪东兴和华国锋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用汪东兴控制的8341部队逮捕了当时中共党的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江青虽然是毛的遗孀，但是在毛泽东路线的旗帜下，毛的尸骨未寒，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就成了阶下囚，正应了那句话，“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
“四人帮”倒台，大快人心。北京人传说着一个笑话，说开始搞批邓运动时，有一天负责批邓的江青碰到了邓小平，邓问，批邓工作怎么样了？江青答道，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月了，估计再有一个月就能把你批倒批臭了。邓上下打量了一下江，说了一句，要是我批你江青，一个星期都用不了，你就臭不可闻了。
笑话归笑话，当时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可也不敢轻视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的“四人帮”在上海的力量。当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炮制了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准备搞上海起义。无奈“四人帮”在军队中没有人支持，起义很快便土崩瓦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上海帮”的主力被骗到北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兼任市革委会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苏、倪、彭三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和第一第二副组长，进驻上海。
为了对上海更好的进行控制、接管，选择上海人进工作组非常重要。当时在北京一机部外事局工作的江泽民，因其有在上海工作过的经历，也被临时抽调来做了一名组员，随队进驻上海。
事实证明中央对上海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帮虽然在大上海经营了许多年，但是他们的极左路线根本就不得人心。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的同时，驻沪三军三万余人，受命乘数百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游行。军人们齐声高呼“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天下来，上海市人民的怕心被解除了，“四人帮”的余威被彻底摧毁了，被压抑了多年的上海人民，在复旦、交大、师院等大学学生的带动下，走上街头欢呼打倒“四人帮”。正如邓小平在那个笑话中对江青讲的，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把“四人帮”批得臭不可闻。上海百姓对中央工作组的欢迎让江泽民受宠若惊。
没过太长时间，工作组不再需要了，江泽民恋恋不舍的回到了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这次在中央工作组的经历，握有尚方宝剑的权力感，和人见人求的得意滋味，对江来说就像吸了大麻一样太上瘾了。他决心一定要往上爬，做个人上人。
7﹒押宝
1978年，江泽民押错了宝，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过紧跟形势的激烈批邓言论，而差点被划到“三种人”里面去，仕途受挫。直到1980年才有了转机，这次还是受惠于汪道涵。
1979年，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中央以谷牧为主任成立了两个部委级的委员会，即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汪道涵任副主任之一。1980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这时候江泽民正处于在一机部混不下去的困境，于是汪道涵向谷牧力荐江泽民，说他是有文化的干部，而且是烈士遗孤。于是江泽民峰回路转，升成了进出口和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级。
江在这个任上做的一件事就是主持了对经济特区的评估。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阮铭回忆江泽民说，“我见过他一面。1981年的时候，开一个关于特区工作的一个会议。那时候江泽民是一个进出口办的一个副主任，负责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许多比较空洞的话，他不支持对特区更大一步的开放，但是他也不敢反对胡耀邦的决定。所以就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给我感觉他比较官僚，善于投机。”
有个熟悉江泽民的干部说，我原以为江泽民像李鹏、林汉雄、邹家华、叶正大等人一样，是已故中共高干的子女，是靠找了父亲的老战友上去的，后来才知道江泽民四处撒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
当时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很激烈，江泽民见风使舵，忽左忽右，好在最后时刻看出是改革派占上风，而没有押错了宝。
有了一定地位，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利用江上青的关系，江泽民非常顺利的被任命为张爱萍直接领导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转成部长。北京一机部与江一起工作过的人说，他工作并不太用心，但善于走上层路线。他会利用任何人，抓住任何机会。他经常利用大量的时间去设法认识、看望中央级、部级领导人。江泽民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儿，没事儿就掏出来复习，里面记着对他有价值的领导人以及他们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爱好等等。他还有一个本事，与现中央领导人和已故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包括后来对他升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的曾庆红）混得很熟。1989年江泽民初去邓小平家，抢着给小太子党倒水，给邓小平拿拖鞋的丑事至今还是太子党们饭桌上消遣的谈资。
在汪道涵和张爱萍的提携下，于1982年3月，56岁的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并在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成为中央委员。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的几年间，并无大的建树，倒是传出了不少风闻。国内媒体曾报导过一名市领导出访时去看脱衣舞而遭同伴检举的事。其实，江泽民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时，也曾溜到拉斯维加斯的红灯区去看脱衣舞、嫖娼，回来用的是公款报销。当时一般高级领导人还不敢如此出圈儿，可是江泽民有在苏联和克格勃美女鬼混的历史，去美国红灯区嫖个娼在江来说不过尝个鲜而已。
后来，在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娼盛”已经远远超过了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江泽民为首的贪官污吏们都有了自己半明半暗的情妇、二奶，脱衣舞已经不再是高官到国外才能欣赏的特权，而是泛滥在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中国民谣对江泽民的这一贡献总结说，“男的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女的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
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他的野心更大了。这时他已经不会再去巴结一般高官了，而是巴结副总理以及有干政权的中共元老们。电子工业部经常进口一些最新款的国外电子产品，借着这个工作便当，江泽民常常亲自将大彩电等高级进口电器送到高干们家中，名义上却说是让领导们试看、试用以便指教工作。在那些核心层的政治老人们面前，江泽民彻底放下身段，甚至会单腿跪地的帮领导把电视频道调好。
当时部里有些“木头”脑袋的人表示不理解，建议这种事派个秘书去就可以了，部长不必亲自出马。江泽民却表示，“这样有利于向党的先辈们学习。”虽然部里有些明眼人看不上江的这种恶劣作风，但长期被拍马屁的高级领导可没有那么敏感的神经，提起江泽民，他们都称赞“此人工作很踏实”。江泽民凭借这种“雕虫小技”为更上一层官楼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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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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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1﹒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泽民似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当汉奸，却因为转学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隐瞒了一部分汉奸历史；他在电子工业部成绩平平，却因为到上海当市长和市委书记，而有了用镇压学潮的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机会；当上总书记之后，江泽民更是不遗余力地经营上海帮以稳固其权力；一遇到像SARS这样的危机，江泽民首先想到的也是躲到上海。
江泽民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985年，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荐的结果。陈和汪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考虑，也是为了还江上青一个人情。
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而陈国栋也因为江上青的大力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县长。
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出身华东系统的中共干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对假称江上青遗孤的江泽民大加扶持。
从江泽民被推荐的过程不难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并无关系，不过是沾了死人的光且又善于攀爬而已。
上海是好几位具有干政大权的中共大老每年过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这都给了江泽民继续巴结权贵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陈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逃跑，陈云奉命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出任中共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有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干部，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因此都可称为保守派。包括后来接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家宋任穷、陈云的学生姚依林，华东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陈云的嫡系。这其中还包括陈云的副手，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其他如陈国栋、汪道涵以及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也都曾在陈云手下任职。而李先念更是跟邓小平矛盾重重，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的较量中，虽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陈云和李先念的制约，双方从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身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骨子里是个铁杆的保守派，见到陈、李的时候毕恭毕敬，伺候加奉承，为计划经济唱赞歌，但邓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面前，江泽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脸，还是要做一点改革的姿态的。
2﹒初试强权高压
江泽民到上海时正赶上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百姓忽然发现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一年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价上涨，被中共称之为物价闯关。这关不但没闯过去，反倒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学生要求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生活费用增加；二、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时中央还是胡耀邦主政，胡已经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江跑到大学去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会把价格稳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学生们当时听信了江的话。
1986年发生了几件事：7月，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后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十四年后，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开中华民国政党轮替之先河。不少学生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同文同种的台湾可以成立反对党，这也令当时受到些民主启蒙的大学生们感到兴奋。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科大党委不准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接引发学潮。12月初，中国科大等合肥高校上万名学生先后两次上街示威。消息传至上海，令学潮规模扩大，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纷纷上街响应，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提出废除专制独裁。其后学潮席卷北京乃至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在12月8日到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三千多名学生嘘声一片。江泽民恼怒的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的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导，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着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着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账。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分，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不可否认，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公开报导！”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这当然吓不倒学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游行示威没有不妨碍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进行限制，当然也就不存在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了。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激动的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着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以后直到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其他学校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这次江泽民有了经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要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3﹒雪夜送蛋糕，暗中倒胡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对下级对民众越狠的人越是巴结上级。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广的地盘。
做为上海市的市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上爬优势，就是中共党内大老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喜欢到上海休养。江泽民要上北京觐见这些人，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容易见上一面，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江又怎肯放过。和报复交大学生一样，江泽民溜须拍马也尤为用心专注，把几个重量级大老侍候得迷迷糊糊的。
没政绩升官的人都是踩着别人上去的，江泽民更是如此。
学潮落幕了，邓小平在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其中说：“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江泽民第二天就读到了邓小平的讲话，他明白胡耀邦的改革理念与党内保守势力格格不入，陈云、李先念等人早就欲除去胡耀邦而后快，而胡之所以在台上是有邓小平这把大伞遮阳。如今邓小平公开宣示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不满，中央倒胡的气味愈来愈浓。
对邓小平的讲话，江泽民如获至宝，他认为在此关头表白自己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苦于没有机会和邓小平等中共大老们对上话。
刚好就在这年冬季，国家主席李先念又来上海，住在宾馆里。一天晚上李召见了江泽民，并且一起吃了饭，席间无意中提到那天过生日。虽说江泽民当上海市长两年后，上海人就发生了“菜篮子”危机，可中央几位大老们的生日江都牢记心中。江泽民边吃心里边纳闷，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23日”,怎么在冬天过起生日来了。
当时中国还没有“包二奶”这个词汇，但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中所记载的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却非常普遍。有人说彭德怀被打倒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而是他反对“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公开讲“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嘛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中央一级的高干几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个小老婆，是护士出身，不但对李体贴周到，还为李生了个儿子。
江泽民明白了，原来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过生日就是小儿子过生日。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份礼非送不可，谁都知道“枕边风”最硬，尤其是“偏门风”更硬。江泽民本来是为了胡耀邦那事来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件事。他压住自己的懊恼情绪，边吃饭边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对胡耀邦的看法，当他听明白李的态度后，马上态度诚恳地表示李老的话使自己终生受益，自己坚决按照李老的指示办。李先念大悦。饭后江泽民不敢久留，因为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办。
当司机送江回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办﹐江说没有了﹐让他回家。望着车子渐远﹐江料定司机不会再看到他﹐连家门也没进﹐立即偷偷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虽然天色不早﹐江还是毫不犹豫﹐未带任何人﹐自己坐计程车再次去宾馆。这时李先念正在接见别人﹐警卫看见江又来了﹐好心叫他进去﹐江摇摇头﹐恭立在门口。不巧的是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警卫看江冻成这样子﹐多次叫他进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还是没走﹐江后来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道：“江对李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的确如此，谣言的传播是由于民众当时不了解中共大老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也不明白江泽民的真正用意。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付出最终使江泽民在“六四”前夕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将在下一章细表。
4﹒胡耀邦下台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1987年10月，和江泽民闹得不可开交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终于走了。芮杏文可以说是铁杆的改革派，和赵紫阳关系非常密切。长期以来，紧跟保守派大老的江泽民对于芮杏文非常排斥，江在上海结帮搭伙形成的“上海帮”也处处与芮杏文作对，使其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摆平这种矛盾，赵紫阳任命芮杏文到中央去做书记处书记，连一届市委书记都没有做满。
5﹒妒忌朱镕基
江泽民虽然拉帮结伙占据上海地盘，但他当上海市长的两年中市民们叫苦连天。在1986年，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全国人民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供应眉开眼笑时，上海人民许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
原来，1986年广东省长叶选平上缴国税是2.5亿人民币，而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了自己的政绩却上缴了125亿人民币，是叶选平上缴的50倍。仅仅两年，江泽民就把上海人民拖入到需要解决“菜篮子问题”的困境。
不管江泽民对党内大老们的马屁拍得如何山响，江泽民整了这一大堆烂摊子却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现实。邓不得不紧急派“经济沙皇”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给江收拾残局，让江泽民转任市委书记，只需耍嘴不用管实事。中共当时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还是一言九鼎的。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样糟糕，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善走上层路线的江泽民还是从中央委员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朱镕基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烈士“遗孤”，在党内远远没有江泽民人脉广泛，更何况他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当了右派，被下放劳改，一耽误就是二十年。可以说朱镕基的升迁跟他的才干和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身穿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出现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可以做不超过十分钟的施政演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前面的人都讲了不到十五分钟即告结束，而朱镕基一上台开口就得了满堂彩。整个会场中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活跃而热烈。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看到朱镕基如此受欢迎，心里就像爆炸了一样，表情十分尴尬。
在那种场合下，江泽民只能竭力掩盖、强装笑脸。别人鼓掌时，他勉强地跟着拍两下手，别人哄堂大笑时，他咧咧嘴做出笑的样子，表情比哭好看不了多少。平时一点小事江泽民都容不下别人，更不用说朱镕基在如此多的人面前风头十足，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嫉妒从这个时候就深深种下了。
朱镕基到上海后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坚持阅读群众来信并做亲笔复信等；同时他也抓了几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菜篮子工程”、交通问题和上海的市政建设。朱镕基曾经亲自到黄浦江上游解决污染问题，使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镕基大获人心。
在这些方面江泽民比不了，就避免提，省得给朱加分。那些在江泽民当市长期间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到了朱镕基这可得真干事。朱镕基相貌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拉下脸来就更令人生畏。朱的脾气又特别急，训斥起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可以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这些人就跑到江泽民那里去哭诉和告状。江泽民趁机严厉训斥朱镕基搞不团结，个人主义膨胀，弄得朱不得不忍气吞声再去和局级干部们做自我批评。
1991年4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邓特意指着朱镕基对江泽民说：“我不懂经济，他懂！”其真意是：“你不懂经济，他懂！”江泽民听后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却又不敢和邓顶撞，暗中对朱镕基却更加妒恨了。1992年朱镕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1998年，朱镕基担任了中国第五任总理。那时不学无术的江泽民已经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多年了。
6﹒媒体阵地要死守
虽说江泽民正事做不了，但吹的功夫却是一流。
江泽民早年跟着汉奸父亲做日伪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媒体的力量。所以在上海他把重点放在舆论宣传上，宣传部门也要挑选自己的嫡系人马。
在上海发行的有很多都是全国性媒体，无论对江泽民是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很可能会被中央的大老们看到。从他当市长开始，江泽民就对媒体报导的内容异乎寻常地关注，有时甚至让媒体工作者觉得他是个偏执狂。“六四”前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在外人看来是个偶然，但是对于江来说实在是一种自然反应。
举例来说，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得意表演中，使用英文词汇“Faces”代表中文“面貌”一词，当《解放日报》第二天负责地将“Faces”用“面貌”代替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得懂时，江泽民却大发脾气。因为他本想炫耀他的英文，虽然用得不太确切，谁知道却被媒体把这个机会一笔勾销了。为此江泽民事后特意命令他的私人秘书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这位秘书教训那名记者：“你还是写三个Face吧，这更符合江市长的意思。”
从1986年开始，江泽民代替市委宣传部和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历任市长从无此先例，不过这却成了江的一个例行的主要工作。同年10月，黄浦江边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火灾，威胁到相邻的上百户居民的房屋。后来大火虽然灭了，但因为灭火而大量用水却造成市区许多旧水管炸裂，南京路上都淌满了溢出的自来水。上海电视台两次奔赴事故现场，连续关注这一灾难。江认为这些关注民众焦点的直言不讳的报道使他这个市长面子上难堪，因而非常生气，在一周后的防火会议上，他责怪宣传部说：“像这样的报导不应该只是提醒人们，应该让人们了解上海基础设施的问题，并且看到问题正在逐步改进。”
还有一次是1987年5月4日，江泽民和地方人民代表开会，他得知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个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将近一年也无人理会。有位代表几次给闸北区政府写信，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问题正由有关单位解决。”
江泽民喜欢做秀尽人皆知，他一共主抓了三个项目，空港、码头，还有就是火车站，因为这些地方是脸面所在。新客站漏水不仅仅影响上海的脸面，更会影响江泽民的脸面，于是他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们叫喊：“找个人把那个水管修了！”据说水管当天便修好了。
几个星期后，《解放日报》记者许锦根向人大代表询问有关解决水管爆裂问题的进展，结果得知江泽民亲自处理这桩小事。许锦根认为市长实在不该事必躬亲，于是便写了篇文章，叫做“事必躬亲的另一面”，发表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对江泽民只顾及个人做秀却忽略全局、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做法提出尖刻批评道：“领导干部参与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只会在下级干部中间造成依赖和拖延的作风。”
江泽民看到这篇文章后怒火中烧。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他的名，但矛头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上海的最高市领导人。文章结尾的影射简直让他暴跳如雷，其中说：“全国一些报纸不断载文，表彰某些市长解决出租收费过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还要物价局局长或者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干什么呢？”
在全国最权威的党报头版被人公开取笑，这还了得！江泽民在7月10日特别召开由上海宣传机构所有党政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江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说：“许锦根一点儿也不知道管理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这个作家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我认为他应该多走出办公室到处看一看！”与会的《解放日报》编辑们垂着头，满脸不自在。结果这次会议演变成责骂许锦根和其上级领导的讲坛。这还不算，江泽民随后对有关媒体进行整顿，一大批说实话的总编、领导被撤换掉。从此以后，上海媒体再也不敢点评江泽民。
江泽民似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当汉奸，却因为转学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隐瞒了一部分汉奸历史；他在电子工业部成绩平平，却因为到上海当市长和市委书记，而有了用镇压学潮的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机会；当上总书记之后，江泽民更是不遗余力地经营上海帮以稳固其权力；一遇到像SARS这样的危机，江泽民首先想到的也是躲到上海。
江泽民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985年，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荐的结果。陈和汪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考虑，也是为了还江上青一个人情。
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而陈国栋也因为江上青的大力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县长。
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出身华东系统的中共干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对假称江上青遗孤的江泽民大加扶持。
从江泽民被推荐的过程不难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并无关系，不过是沾了死人的光且又善于攀爬而已。
上海是好几位具有干政大权的中共大老每年过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这都给了江泽民继续巴结权贵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陈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逃跑，陈云奉命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出任中共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有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干部，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因此都可称为保守派。包括后来接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家宋任穷、陈云的学生姚依林，华东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陈云的嫡系。这其中还包括陈云的副手，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其他如陈国栋、汪道涵以及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也都曾在陈云手下任职。而李先念更是跟邓小平矛盾重重，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的较量中，虽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陈云和李先念的制约，双方从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身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骨子里是个铁杆的保守派，见到陈、李的时候毕恭毕敬，伺候加奉承，为计划经济唱赞歌，但邓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面前，江泽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脸，还是要做一点改革的姿态的。
2﹒初试强权高压
江泽民到上海时正赶上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百姓忽然发现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一年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价上涨，被中共称之为物价闯关。这关不但没闯过去，反倒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学生要求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生活费用增加；二、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时中央还是胡耀邦主政，胡已经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江跑到大学去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会把价格稳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学生们当时听信了江的话。
1986年发生了几件事：7月，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后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十四年后，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开中华民国政党轮替之先河。不少学生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同文同种的台湾可以成立反对党，这也令当时受到些民主启蒙的大学生们感到兴奋。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科大党委不准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接引发学潮。12月初，中国科大等合肥高校上万名学生先后两次上街示威。消息传至上海，令学潮规模扩大，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纷纷上街响应，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提出废除专制独裁。其后学潮席卷北京乃至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在12月8日到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三千多名学生嘘声一片。江泽民恼怒的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的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导，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着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着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账。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分，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不可否认，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公开报导！”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这当然吓不倒学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游行示威没有不妨碍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进行限制，当然也就不存在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了。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激动的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着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以后直到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其他学校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这次江泽民有了经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要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3﹒雪夜送蛋糕，暗中倒胡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对下级对民众越狠的人越是巴结上级。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广的地盘。
做为上海市的市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上爬优势，就是中共党内大老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喜欢到上海休养。江泽民要上北京觐见这些人，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容易见上一面，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江又怎肯放过。和报复交大学生一样，江泽民溜须拍马也尤为用心专注，把几个重量级大老侍候得迷迷糊糊的。
没政绩升官的人都是踩着别人上去的，江泽民更是如此。
学潮落幕了，邓小平在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其中说：“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江泽民第二天就读到了邓小平的讲话，他明白胡耀邦的改革理念与党内保守势力格格不入，陈云、李先念等人早就欲除去胡耀邦而后快，而胡之所以在台上是有邓小平这把大伞遮阳。如今邓小平公开宣示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不满，中央倒胡的气味愈来愈浓。
对邓小平的讲话，江泽民如获至宝，他认为在此关头表白自己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苦于没有机会和邓小平等中共大老们对上话。
刚好就在这年冬季，国家主席李先念又来上海，住在宾馆里。一天晚上李召见了江泽民，并且一起吃了饭，席间无意中提到那天过生日。虽说江泽民当上海市长两年后，上海人就发生了“菜篮子”危机，可中央几位大老们的生日江都牢记心中。江泽民边吃心里边纳闷，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23日”,怎么在冬天过起生日来了。
当时中国还没有“包二奶”这个词汇，但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中所记载的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却非常普遍。有人说彭德怀被打倒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而是他反对“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公开讲“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嘛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中央一级的高干几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个小老婆，是护士出身，不但对李体贴周到，还为李生了个儿子。
江泽民明白了，原来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过生日就是小儿子过生日。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份礼非送不可，谁都知道“枕边风”最硬，尤其是“偏门风”更硬。江泽民本来是为了胡耀邦那事来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件事。他压住自己的懊恼情绪，边吃饭边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对胡耀邦的看法，当他听明白李的态度后，马上态度诚恳地表示李老的话使自己终生受益，自己坚决按照李老的指示办。李先念大悦。饭后江泽民不敢久留，因为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办。
当司机送江回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办﹐江说没有了﹐让他回家。望着车子渐远﹐江料定司机不会再看到他﹐连家门也没进﹐立即偷偷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虽然天色不早﹐江还是毫不犹豫﹐未带任何人﹐自己坐计程车再次去宾馆。这时李先念正在接见别人﹐警卫看见江又来了﹐好心叫他进去﹐江摇摇头﹐恭立在门口。不巧的是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警卫看江冻成这样子﹐多次叫他进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还是没走﹐江后来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道：“江对李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的确如此，谣言的传播是由于民众当时不了解中共大老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也不明白江泽民的真正用意。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付出最终使江泽民在“六四”前夕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将在下一章细表。
4﹒胡耀邦下台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1987年10月，和江泽民闹得不可开交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终于走了。芮杏文可以说是铁杆的改革派，和赵紫阳关系非常密切。长期以来，紧跟保守派大老的江泽民对于芮杏文非常排斥，江在上海结帮搭伙形成的“上海帮”也处处与芮杏文作对，使其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摆平这种矛盾，赵紫阳任命芮杏文到中央去做书记处书记，连一届市委书记都没有做满。
5﹒妒忌朱镕基
江泽民虽然拉帮结伙占据上海地盘，但他当上海市长的两年中市民们叫苦连天。在1986年，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全国人民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供应眉开眼笑时，上海人民许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
原来，1986年广东省长叶选平上缴国税是2.5亿人民币，而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了自己的政绩却上缴了125亿人民币，是叶选平上缴的50倍。仅仅两年，江泽民就把上海人民拖入到需要解决“菜篮子问题”的困境。
不管江泽民对党内大老们的马屁拍得如何山响，江泽民整了这一大堆烂摊子却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现实。邓不得不紧急派“经济沙皇”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给江收拾残局，让江泽民转任市委书记，只需耍嘴不用管实事。中共当时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还是一言九鼎的。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样糟糕，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善走上层路线的江泽民还是从中央委员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朱镕基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烈士“遗孤”，在党内远远没有江泽民人脉广泛，更何况他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当了右派，被下放劳改，一耽误就是二十年。可以说朱镕基的升迁跟他的才干和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身穿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出现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可以做不超过十分钟的施政演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前面的人都讲了不到十五分钟即告结束，而朱镕基一上台开口就得了满堂彩。整个会场中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活跃而热烈。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看到朱镕基如此受欢迎，心里就像爆炸了一样，表情十分尴尬。
在那种场合下，江泽民只能竭力掩盖、强装笑脸。别人鼓掌时，他勉强地跟着拍两下手，别人哄堂大笑时，他咧咧嘴做出笑的样子，表情比哭好看不了多少。平时一点小事江泽民都容不下别人，更不用说朱镕基在如此多的人面前风头十足，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嫉妒从这个时候就深深种下了。
朱镕基到上海后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坚持阅读群众来信并做亲笔复信等；同时他也抓了几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菜篮子工程”、交通问题和上海的市政建设。朱镕基曾经亲自到黄浦江上游解决污染问题，使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镕基大获人心。
在这些方面江泽民比不了，就避免提，省得给朱加分。那些在江泽民当市长期间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到了朱镕基这可得真干事。朱镕基相貌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拉下脸来就更令人生畏。朱的脾气又特别急，训斥起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可以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这些人就跑到江泽民那里去哭诉和告状。江泽民趁机严厉训斥朱镕基搞不团结，个人主义膨胀，弄得朱不得不忍气吞声再去和局级干部们做自我批评。
1991年4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邓特意指着朱镕基对江泽民说：“我不懂经济，他懂！”其真意是：“你不懂经济，他懂！”江泽民听后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却又不敢和邓顶撞，暗中对朱镕基却更加妒恨了。1992年朱镕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1998年，朱镕基担任了中国第五任总理。那时不学无术的江泽民已经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多年了。
6﹒媒体阵地要死守
虽说江泽民正事做不了，但吹的功夫却是一流。
江泽民早年跟着汉奸父亲做日伪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媒体的力量。所以在上海他把重点放在舆论宣传上，宣传部门也要挑选自己的嫡系人马。
在上海发行的有很多都是全国性媒体，无论对江泽民是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很可能会被中央的大老们看到。从他当市长开始，江泽民就对媒体报导的内容异乎寻常地关注，有时甚至让媒体工作者觉得他是个偏执狂。“六四”前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在外人看来是个偶然，但是对于江来说实在是一种自然反应。
举例来说，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得意表演中，使用英文词汇“Faces”代表中文“面貌”一词，当《解放日报》第二天负责地将“Faces”用“面貌”代替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得懂时，江泽民却大发脾气。因为他本想炫耀他的英文，虽然用得不太确切，谁知道却被媒体把这个机会一笔勾销了。为此江泽民事后特意命令他的私人秘书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这位秘书教训那名记者：“你还是写三个Face吧，这更符合江市长的意思。”
从1986年开始，江泽民代替市委宣传部和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历任市长从无此先例，不过这却成了江的一个例行的主要工作。同年10月，黄浦江边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火灾，威胁到相邻的上百户居民的房屋。后来大火虽然灭了，但因为灭火而大量用水却造成市区许多旧水管炸裂，南京路上都淌满了溢出的自来水。上海电视台两次奔赴事故现场，连续关注这一灾难。江认为这些关注民众焦点的直言不讳的报道使他这个市长面子上难堪，因而非常生气，在一周后的防火会议上，他责怪宣传部说：“像这样的报导不应该只是提醒人们，应该让人们了解上海基础设施的问题，并且看到问题正在逐步改进。”
还有一次是1987年5月4日，江泽民和地方人民代表开会，他得知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个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将近一年也无人理会。有位代表几次给闸北区政府写信，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问题正由有关单位解决。”
江泽民喜欢做秀尽人皆知，他一共主抓了三个项目，空港、码头，还有就是火车站，因为这些地方是脸面所在。新客站漏水不仅仅影响上海的脸面，更会影响江泽民的脸面，于是他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们叫喊：“找个人把那个水管修了！”据说水管当天便修好了。
几个星期后，《解放日报》记者许锦根向人大代表询问有关解决水管爆裂问题的进展，结果得知江泽民亲自处理这桩小事。许锦根认为市长实在不该事必躬亲，于是便写了篇文章，叫做“事必躬亲的另一面”，发表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对江泽民只顾及个人做秀却忽略全局、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做法提出尖刻批评道：“领导干部参与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只会在下级干部中间造成依赖和拖延的作风。”
江泽民看到这篇文章后怒火中烧。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他的名，但矛头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上海的最高市领导人。文章结尾的影射简直让他暴跳如雷，其中说：“全国一些报纸不断载文，表彰某些市长解决出租收费过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还要物价局局长或者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干什么呢？”
在全国最权威的党报头版被人公开取笑，这还了得！江泽民在7月10日特别召开由上海宣传机构所有党政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江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说：“许锦根一点儿也不知道管理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这个作家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我认为他应该多走出办公室到处看一看！”与会的《解放日报》编辑们垂着头，满脸不自在。结果这次会议演变成责骂许锦根和其上级领导的讲坛。这还不算，江泽民随后对有关媒体进行整顿，一大批说实话的总编、领导被撤换掉。从此以后，上海媒体再也不敢点评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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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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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1989年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江是“六四”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1﹒导火索──胡耀邦之死
1989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而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他们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分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分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双轨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谓“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元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一纸批文或配额，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15日，被视为党内开明改革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让民众对民主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失望与愤怒。
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圈，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15日至17日，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4月17日，星期一，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几天后，学生运动扩大，呼吁国家领导人和学生对话，促进政治改革，使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4月26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激起了学生强烈的不满。随着“五四”这一传统的学生运动纪念日的到来，学生运动再次扩大。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一位著名作家的话：“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们公开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5月13日，学生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希望政府拿出实质方案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
与《人民日报》“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党内大老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所谓“稳定”。
2﹒《导报》事件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选政府每一届都可以依法平稳地在完成权力交接，如何维持独裁统治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层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党内大老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众所周知，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导报》事件。《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及主编钦本立是一位70多岁很受编辑尊重的老知识分子。这个刊物倡导民主思想，在30多万高层次读者中信誉很高，在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影响力极大。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钦本立认为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词。这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会上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严家祺、戴晴等人的发言。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地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原则来压钦本立。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还以为她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看来陈不但要刺激这位70岁的老人早些死，还要他死也不得安宁。
《导报》编辑们的行为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正义之士的支持和敬佩。但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却完全按照江泽民的口吻对《导报》事件进行了抹黑。把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丑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3﹒“六四”前奏曲作者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引发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分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一些群众说，“学生的口号我是赞成的。现在实际上最大的失误是不推进民主进程。”有的说，“学生的爱国热情应该予以肯定。”还有的说，“这不像是动乱！”据测算，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到晚上十时零五分，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学生开始陆续散去。
江泽民害怕了。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中国青年报》的学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在递交请愿书时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宣布，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这份写给全国记协书记处的请愿书说，根据赵紫阳5月4日接见外宾时关于对话的谈话精神，有必要与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就新闻界发生的不正常的事件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密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从此江泽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事后，江泽民虽然安心一点，但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党内大老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5月13日，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更多的学生市民来声援，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并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民主。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声援北京绝食的学生们，并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对中央精神心里有了底，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为了避免事态再扩大，江不得不去看望住院学生，不过这仅仅是权宜之计，这并不影响几天之后江对北京实施戒严表示坚决支持。
4﹒“可靠”接班人
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有些人认为江泽民没有处理好学生的合法要求，希望江能与学生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几位党内大老怒火中烧。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央领导人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于独裁政府来说简直是赶鸭子进烤炉。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没有实权的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5月19日凌晨，赵紫阳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他没有请示政治局，他也不需要请示大老们。这时他只是代表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凌晨2时，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表态对中央精神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和给李先念送蛋糕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党内大老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第162页提到（中文版中此内容被删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5﹒为屠城扫清最后障碍
“六四”屠城前还有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去，恐怕当时的中国就是另一番局势了。所以虽然5月20日党内大老们就内定了江泽民当新任中共总书记，但在江完成了这一步，扫清了屠城前的障碍，几位政治老人才最后表态把总书记职位交到江泽民手里。
5月21日，江泽民被邓小平秘密召往北京。江不知到底何事，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西山去见邓小平。不料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老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暗示这是中央对江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出色，则此事很可能成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泽民听后又紧张又兴奋，同时心里也明白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亮”了。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江泽民为屠城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历史的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6﹒登上权力的顶峰
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过多少预感到此行将不同寻常。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机位大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带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显得紧张，问：“你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吗？”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泽民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6月4日那个令人震惊的日子终于来了，又过去了，至今16年了，江泽民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7﹒做不完的噩梦
“六四”之后，江泽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历史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泽民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六四”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个青年赤手空拳只身挡在行进的坦克前，这位青年叫王维林。国外媒体以十分敬佩的口吻称赞其和平抗暴的勇气，并称之为二十世纪英雄。王维林的存在自然也是促成“六四”翻案的潜在因素。江泽民对之恼恨不已，密令按录像找到这位青年，王被抓获后，江下令秘密处决。
在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华莱士拿出王维林的照片问江泽民：“你是否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不料江说：“他绝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对老牌记者来说，等于是给了答案。
“六四”事件中另一位被海内外华人赞赏的英雄是38军军长徐勤先。徐军长在“六四”事件
中直接抗命，拒不服从向学生开枪的命令，也被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在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并在监狱关押了五年。
“六四”后不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提问，问到因“六四”被捕的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除此之外，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这样才能保证“六四”不可能平反，保证无人威胁他的最高权力地位。这一方面，江泽民可谓得心应手。在青少年时期，江泽民就亲身经历了父亲江世俊采用欺骗宣传将一场大屠杀从民众的记忆中渐渐淡化。不过现在的技术条件更加优越了，江马上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分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另一方面，江泽民又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也不再敢回忆“六四”。很多历史事实到后来人们都弄不清了，因为没有一个当事人敢于回忆这段历史了。比如“六四”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谜团之一，就是在“六四”镇压时中共的坦克究竟有没有压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关于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车压人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当时在各个机关里面议论最多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压人。后来是我到海外之后很多当事人都讲了。就是在新华门六部口那块儿坦克车追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学生碾，结果很多人就当场被碾成肉酱啊。但这场面马上就被传出去了，但那时候毕竟是个小场面。但是我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在六部口附近，中宣部的一个宿舍在那儿。中宣部有一个博士生当时是中宣部培养的第三梯队的人，很受信任。他当时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当时这个事情被说成是最大的谣言，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那简直是……。再怎么说，坦克车追着人去压，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所以就要‘辟谣’。在我们机关那些搞清查的人吹胡子瞪眼的追：你是听谁说的？你又是听谁说的？最后追到了中宣部的这个博士生身上，就把他给拽到了戒严部队去了。在戒严部队里面他被严刑逼供。‘你看到没有？’，‘我确实看到了，我是一个党员对党要忠诚，要老实，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是看到了。’后来戒严部队的人拿着一千伏的高压电棒，威胁他：‘你看见没有？’博士生说：‘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啪，用高压电棒电他，博士生当场就昏过去了。一会儿醒过来后，又被问：‘你看见没有？’，回答说：‘看见了。’啪，又电一下，他又给电昏过去了。就这么弄了几次之后，最后博士生说：‘没看见。’
后来据说这个人身体就垮了，精神也垮了，这不光是一个电刑的问题，这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共产党原来自己标榜自己讲真话，要实事求是，结果他完全不让你讲真话。我有时候经常就想起这么一句话就是，所谓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
“六四”时一个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
16年后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此后相同的手段又被用来镇压法轮功学员，这是后话。
手上染的血太多了，不管江泽民怎么捂着盖着，每年也都要过“六四”。
1﹒导火索──胡耀邦之死
1989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而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他们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分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分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双轨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谓“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元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一纸批文或配额，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15日，被视为党内开明改革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让民众对民主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失望与愤怒。
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圈，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15日至17日，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4月17日，星期一，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几天后，学生运动扩大，呼吁国家领导人和学生对话，促进政治改革，使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4月26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激起了学生强烈的不满。随着“五四”这一传统的学生运动纪念日的到来，学生运动再次扩大。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一位著名作家的话：“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们公开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5月13日，学生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希望政府拿出实质方案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
与《人民日报》“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党内大老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所谓“稳定”。
2﹒《导报》事件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选政府每一届都可以依法平稳地在完成权力交接，如何维持独裁统治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层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党内大老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众所周知，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导报》事件。《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及主编钦本立是一位70多岁很受编辑尊重的老知识分子。这个刊物倡导民主思想，在30多万高层次读者中信誉很高，在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影响力极大。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钦本立认为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词。这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会上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严家祺、戴晴等人的发言。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地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原则来压钦本立。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还以为她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看来陈不但要刺激这位70岁的老人早些死，还要他死也不得安宁。
《导报》编辑们的行为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正义之士的支持和敬佩。但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却完全按照江泽民的口吻对《导报》事件进行了抹黑。把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丑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3﹒“六四”前奏曲作者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引发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分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一些群众说，“学生的口号我是赞成的。现在实际上最大的失误是不推进民主进程。”有的说，“学生的爱国热情应该予以肯定。”还有的说，“这不像是动乱！”据测算，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到晚上十时零五分，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学生开始陆续散去。
江泽民害怕了。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中国青年报》的学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在递交请愿书时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宣布，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这份写给全国记协书记处的请愿书说，根据赵紫阳5月4日接见外宾时关于对话的谈话精神，有必要与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就新闻界发生的不正常的事件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密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从此江泽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事后，江泽民虽然安心一点，但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党内大老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5月13日，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更多的学生市民来声援，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并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民主。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声援北京绝食的学生们，并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对中央精神心里有了底，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为了避免事态再扩大，江不得不去看望住院学生，不过这仅仅是权宜之计，这并不影响几天之后江对北京实施戒严表示坚决支持。
4﹒“可靠”接班人
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有些人认为江泽民没有处理好学生的合法要求，希望江能与学生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几位党内大老怒火中烧。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央领导人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于独裁政府来说简直是赶鸭子进烤炉。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没有实权的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5月19日凌晨，赵紫阳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他没有请示政治局，他也不需要请示大老们。这时他只是代表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凌晨2时，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表态对中央精神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和给李先念送蛋糕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党内大老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第162页提到（中文版中此内容被删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5﹒为屠城扫清最后障碍
“六四”屠城前还有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去，恐怕当时的中国就是另一番局势了。所以虽然5月20日党内大老们就内定了江泽民当新任中共总书记，但在江完成了这一步，扫清了屠城前的障碍，几位政治老人才最后表态把总书记职位交到江泽民手里。
5月21日，江泽民被邓小平秘密召往北京。江不知到底何事，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西山去见邓小平。不料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老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暗示这是中央对江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出色，则此事很可能成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泽民听后又紧张又兴奋，同时心里也明白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亮”了。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江泽民为屠城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历史的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6﹒登上权力的顶峰
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过多少预感到此行将不同寻常。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机位大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带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显得紧张，问：“你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吗？”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泽民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6月4日那个令人震惊的日子终于来了，又过去了，至今16年了，江泽民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7﹒做不完的噩梦
“六四”之后，江泽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历史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泽民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六四”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个青年赤手空拳只身挡在行进的坦克前，这位青年叫王维林。国外媒体以十分敬佩的口吻称赞其和平抗暴的勇气，并称之为二十世纪英雄。王维林的存在自然也是促成“六四”翻案的潜在因素。江泽民对之恼恨不已，密令按录像找到这位青年，王被抓获后，江下令秘密处决。
在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华莱士拿出王维林的照片问江泽民：“你是否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不料江说：“他绝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对老牌记者来说，等于是给了答案。
“六四”事件中另一位被海内外华人赞赏的英雄是38军军长徐勤先。徐军长在“六四”事件
中直接抗命，拒不服从向学生开枪的命令，也被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在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并在监狱关押了五年。
“六四”后不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提问，问到因“六四”被捕的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除此之外，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这样才能保证“六四”不可能平反，保证无人威胁他的最高权力地位。这一方面，江泽民可谓得心应手。在青少年时期，江泽民就亲身经历了父亲江世俊采用欺骗宣传将一场大屠杀从民众的记忆中渐渐淡化。不过现在的技术条件更加优越了，江马上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分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另一方面，江泽民又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也不再敢回忆“六四”。很多历史事实到后来人们都弄不清了，因为没有一个当事人敢于回忆这段历史了。比如“六四”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谜团之一，就是在“六四”镇压时中共的坦克究竟有没有压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关于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车压人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当时在各个机关里面议论最多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压人。后来是我到海外之后很多当事人都讲了。就是在新华门六部口那块儿坦克车追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学生碾，结果很多人就当场被碾成肉酱啊。但这场面马上就被传出去了，但那时候毕竟是个小场面。但是我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在六部口附近，中宣部的一个宿舍在那儿。中宣部有一个博士生当时是中宣部培养的第三梯队的人，很受信任。他当时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当时这个事情被说成是最大的谣言，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那简直是……。再怎么说，坦克车追着人去压，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所以就要‘辟谣’。在我们机关那些搞清查的人吹胡子瞪眼的追：你是听谁说的？你又是听谁说的？最后追到了中宣部的这个博士生身上，就把他给拽到了戒严部队去了。在戒严部队里面他被严刑逼供。‘你看到没有？’，‘我确实看到了，我是一个党员对党要忠诚，要老实，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是看到了。’后来戒严部队的人拿着一千伏的高压电棒，威胁他：‘你看见没有？’博士生说：‘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啪，用高压电棒电他，博士生当场就昏过去了。一会儿醒过来后，又被问：‘你看见没有？’，回答说：‘看见了。’啪，又电一下，他又给电昏过去了。就这么弄了几次之后，最后博士生说：‘没看见。’
后来据说这个人身体就垮了，精神也垮了，这不光是一个电刑的问题，这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共产党原来自己标榜自己讲真话，要实事求是，结果他完全不让你讲真话。我有时候经常就想起这么一句话就是，所谓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
“六四”时一个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
16年后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此后相同的手段又被用来镇压法轮功学员，这是后话。
手上染的血太多了，不管江泽民怎么捂着盖着，每年也都要过“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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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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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在江泽民当总书记一年有余之时，美伊之间爆发了海湾战争。美国在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成果让邓小平重新考虑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一天后，科威特全境沦陷。伊拉克的入侵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残暴独裁者萨达姆是中共的好友，二者之间暗地里一直来往密切，当时中共在国际上非常孤立，怕得罪国际社会而不敢公开支持萨达姆。
江泽民是在参与屠杀“六四”学生后上台的，从他的绰号“客里空”和“江牛皮”知道，此人除了耍嘴、作秀、打小报告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海湾战争客观上检验了江在当上总书记后到底能承担和解决多大的难题。
面对这样大的国际挑战，江心慌了，很有些不知所措。他这时才知道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中共当时正处于“六四”屠城后的贸易禁运，国际上朋友十分有限。出于摆脱外交困境的考虑，邓小平定下的调子是：“少插嘴，不插手！”这给江泽民解了围，因而中共在联合国决议上投了弃权票。
1﹒沙漠风暴
1991年1月17日晨，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部队开始向伊拉克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几周之内就使得萨达姆的军队毫无还手之力，伤亡惨重，被迫接受联合国自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来通过的十二项有关决议。2月28日零时，联合国多国部队停止了一切进攻性行动，持续了四十二天的海湾战争结束。
在这次战争期间，翻开中共的报纸，还充斥着人民战争、游击战等战术分析，甚至预期美国可能会陷入越战那样的泥潭。没有想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采用航天、航海和航空技术立体作战，武器之先进、配合之精妙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
美国情报部门当时调动了航天通信卫星、民用观察卫星、光谱分析卫星，对伊拉克军事情报进行监听、破译和红外线高空拍摄，并用巨型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伊拉克的一切信息都尽收眼底。同时，在战争打响的前6个小时，美国发动了一场强大无孔不入的电子干扰战，以至于伊拉克的指挥系统全面瘫痪，雷达荧光屏上则飞飘起一片斑斑点点的雪花﹔美国的隐形战斗机则从空中撒下大量的干扰片，故意在敌方雷达上显示出虚假的飞机磁信号目标，迷惑萨达姆的“空中眼睛”，让伊拉克的“萨姆—6”地对空导弹去追踪那些虚无缥渺的“幽灵”。萨达姆的军队顷刻间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美军使用高科技武器以极少的伤亡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这不但给邓小平很多启示，而且强烈地震撼着中共高层，要求以现代化高科技武器装备军队的呼声也陡然升起。摸枪就哆嗦的江泽民神经里还缺少这根弦，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军力对比还停留在韩战和越战的历史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江泽民这时想起了《1999﹕不战而胜》。中共无论在精神信仰和军事实力上都与美国天差地远。随着东欧剧变，冷战已经趋近尾声。民主从欧洲大踏步向东迈进，离中国已经仅仅隔着一个苏联，而戈尔巴乔夫面临着民主化浪潮的重重压力，这个红色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以美国意识形态和武器装备之先进，如果对中共延续冷战思维或实施军事打击，后果不堪设想，一党专政就会解体。
江泽民站在世界地图前一筹莫展，他带话给还在美国读书的长子江绵恒，建议江绵恒书可以慢慢去读，毕业之后先在美国找个工作，在美国多盘桓几年，因为一来江泽民在中央立足未稳，二来江泽民对中共前途也毫无信心。
2﹒讨好苏联
自1989年“六四”屠城后，被视为在复杂系统的融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对中共实施武器禁运政策，而中共在系统工程和融合方面缺乏经验。但中共不难雇佣到那些系统工程方面的“天才”人物。例如，中共利用俄罗斯经济的贫弱，以支付硬通货的方式获得技术专家的丰富经验。另外，自90年代以来，约有1500名俄罗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在为中共军队建设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注视下，领导内行的门外汉江泽民作为军委主席必须有所为。他后来宣布向俄罗斯购买现役高性能武器系统，结果花巨款买回来的都是前苏联淘汰的武器和大批前苏联性能落后需要清仓的装备，接收的战机频频失事。中共自接收苏战机（包括苏-27及苏-30）以来，分别在1997、1998、2000、2001年发生五起事故。
1975年下水、1994年退役的俄罗斯航母“基辅”号在2000年8月被军委主席江泽民如获至宝地迎进天津港。据有关人员透露，购买“基辅”号航空母舰的总贷款达到7000万人民币，可谓耗资巨大。“基辅”号好不容易进了港，专家们以为能从中得到技术情报，结果发现原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全部被卸光了。军方大呼上当，向老军头们告状。干了蠢事的江泽民，更加没有安全感，这个军委主席当得战战兢兢，用江泽民自己的话讲，“如履薄冰”。
当时的苏联国内经济不振，加上武力镇压若干加盟共和国，在国内外面临严重困难。中共为了加强军事装备，表示对苏共的支持，1990年10月份，和苏共进行军事合作，决定向苏购买一批新式战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1年1月25日告诉外国记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将于当年5月访问苏联。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以来，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江泽民访苏时，苏联改革派重要人物叶利钦要求会见江泽民，但被江泽民拒绝﹔江单独会见了反对改革的苏联副总统雅纳耶夫，告诉他希望苏联回到社会主义路线上来。这也反映出江泽民反对改革的左倾态度很鲜明。副总统雅纳耶夫在三个月后监禁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江泽民访苏期间，为了拉拢与苏联的关系，稳固自己的权力，江不惜一切代价讨好苏联。江对中俄边界毫不在乎，同意重新进行中俄边境勘测。在克格勃的精心安排下，当年苏联间谍、江泽民的旧情人出现在江的面前。江明白自己过去的一切把柄都在克格勃手里，因此心知肚明地乖乖就范，秘密把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面积的有争议国土（实际上是被强占的中国领土）拱手送给俄罗斯。本书第14章将详述此事 。
3﹒低估邓小平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从经济入手与美国抗衡，已经迫在眉睫。光有几个经济特区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国必须改革经济、全面开放。已是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好容易爬上来就不能再下去，越开放老百姓越难控制。爬上高位的江泽民有点飘飘然，大大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能量，所以江上台后讲过一句与邓小平顶着干的“名言”：“让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倾家荡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江泽民的家族成为“中国第一贪”时，江泽民又大搞起“让资本家入党”了），他还有对应的另一个方针：“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邓小平开始后悔不该轻率听信陈云、李先念的话让江泽民当总书记。1990年春天，邓在上海多次召见上海市长朱镕基，并对朱镕基进行考查，觉得朱是中共高层少有的懂经济的人才，而且有魄力，具有实干精神，不是江泽民那样耍花架子的人。江在上海的耳目及时把邓小平的动态报告给江泽民，江的妒忌心又翻腾起来。
江的妒嫉源于自己无德无能，而又怕任何有才能者威胁到自己的权位。虽然表面上江泽民大权在握，但自从他上台，党内外许多人士都不看好这个投机钻营者，并估计江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処在高位上的江虽然洋洋而自得，但其内心也多少感到了自己在党内地位还远未巩固，论资历、才干、人脉，自己远居人后。对于权力的偏执使得江形成了强烈的妒忌心，将一切才干、资历、人脉等胜过自己的人都视为潜在的威胁。
1991年2月邓小平在离开北京去上海过农历新年之前，明确说：“我现在在北京讲话没有人听，我只有到上海。”这一次邓小平在上海告诉了朱镕基，想要调他到国务院工作。邓并且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这一“中央决定”。
1991年春节前，邓小平在上海发表讲话，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文章，署名“皇甫平”，开篇发表在1991年大年初一的《解放日报》上。“皇甫平”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邓小平。
这一切邓小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刻意瞒江泽民，邓完全把江排斥在外。
这些由邓小平支持、上海市长朱镕基直接过问的改革开放文章受到江泽民的忌恨和抵制，江不仅对这个改革趋势沉默不言，而且支持北京党内左派人物发起的抨击、批判，还派人对邓小平在上海的言行进行调查。江泽民本人则在北京忙着游说中共核心层的其他元老，寻找能够制约邓的人。
1991年4月12日，在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邓小平力排众议，正式任命上海市长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5月，邓小平为了表示对朱镕基的支持，带着他一起视察首钢，并且当面由衷的夸奖说：“我党高级干部中真正懂经济的还不多，像朱镕基这样懂经济的同志，应当提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上来”。邓对朱的夸奖让鼠肚鸡肠的江泽民既惊慌又忌妒，以后江泽民经常让亲信搜罗材料，不管是不是朱镕基的责任，反正逮着机会就压制、排挤和打击，让朱受到许多冤枉气。
江泽民暗中反对邓小平的言论也被邓知道，邓对江强烈不满。政治局常委乔石和副总理田纪云多次发表支持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称赞说：“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好的讲话。”这又让妒忌心非常强的江泽民埋下了怀恨乔石、田纪云的种子。邓小平在对江泽民等反对改革的人的强烈不满和失望中，和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人商量，准备让赵紫阳复出，并且在92年的十四大上彻底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江泽民闻讯大惊。
4﹒苏共垮台引起的惊恐
1991年6月，邓小平重新启用赵系人马胡启立、阎明复和芮杏文。胡启立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为赵紫阳复出做的铺垫。
几个月之后，1991年年底，貌似强大的苏联共产党，在几天之内就垮台了，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共的解体强烈冲击中共，严重地打击中共的信心，使得中共高度紧张，认识到强大如苏共也有倒台的一天。中共以前常说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苏共倒台了，中共不能不想想自己会不会还有明天。
中共常常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而反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党才是真的纸老虎。所有独裁者的垮台都是树倒猢狲散。当时除了苏联解体外，柏林墙倒塌、波兰团结工会获胜、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转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和处决、保加利亚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大选……共产世界土崩瓦解。有个形象的说法，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共产政权的连锁崩溃，令江泽民如坐针毡，极度不安。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鼓吹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并且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即指向朱镕基以及朱的支持者邓小平。江泽民坚决反对改革开放的讲话获得台下左派们的热烈掌声。第二天，承受很大压力的副总理朱镕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视暴雨灾情，而江泽民则在北京支持了左派们对朱镕基新一轮的全面清算。
江泽民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是共产党政治上的高度控制、经济上的落后在现代社会走入了死胡同，反而把问题归咎到改革开放上，要继续往左转，实在是过时思维。
库恩在为江泽民作的传中大肆吹捧江对改革的贡献，改变了中国，其实都是信口开河，因为江泽民从一开始就是极端保守派，根本不赞成改革路线。不过他的见风使舵以及作秀还是欺骗了不少不了解内情的人，尤其是外国人。
江泽民后来虽然迫于情势转向支持改革，但是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却是江泽民当权期间的一贯思维和政策。江泽民极端仇视思想自由，指责异议人士是不爱国。他竟然对他的传记作者库恩说：“我不知道那些人（异议人士）的血管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真是荒唐，忧国忧民的人不算爱国，难道江泽民这样的出卖国土的日俄汉奸反成了爱国者？
5﹒讨好李鹏和军方
在最初的几年，江泽民在党内地位十分不稳，他不仅仅受到来自左、右两派干政大老的压力，也面临着党内党外对“六四”屠城的不满。对外交往这时降到了冰点，许多国家在“六四”屠城后都把大使召回国内一段时间，贸易和武器禁运对中共的出口经济打击很大。
李鹏原来是江泽民的顶头上司，现在倒成了江泽民的下属，二人见面的时候都有些尴尬。江泽民当时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和李鹏并排而坐，共同主持会议，江泽民每每看着李鹏的脸色行事，外界称其为“江李体制”。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江不得不讨好李鹏这个出身于水利部的总理。江泽民第一次出外巡视就选择了李鹏一心想上马的“三峡工程”，并积极策划使人大强行通过“三峡工程”的预案。
这种讨好是十分赤裸裸的。常把科学挂在嘴边的共产党和江泽民，此时却把最权威的专家们扔在一边，不顾三峡将引发的航运、发电、移民、生态、环境、战备等重重问题，让一些完全不懂水利科学的人，包括文艺明星、劳动模范和少数民族代表等来决定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程，这在外界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江泽民这么做，除了讨好李鹏，实在没有其它任何意义。
无德无能、没有军方资历的江泽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为军委主席，但老军头们怎么肯听他这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的指挥？江泽民当时还不敢像邓小平那样封几个上将，在军队中又无自己的班底和人马，所以除了拨巨款给军方向苏联购买陈旧的武器外，江泽民又想起来汉奸老爹教给他的宣传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几部歌颂解放军的片子，一方面讨好军方，一方面给“六四”后痛恨解放军的老百姓洗脑。江泽民亲自为一些片子题写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资的战争片《大决战》。
在拍片子的过程中，江泽民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有一位姓李的导演拍出了一部《开国大典》。影片对蒋介石的塑造没有采用中共的脸谱化做法，而是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负责电影审查的人不许电影公映，并要求导演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个愚蠢而凶残的人，导演拒绝了。
思想开放的李瑞环听说了这件事，就邀请江泽民一起观看这部影片。其中一些镜头让江泽民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纪录片镜头。江泽民问李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纪录片一样。江泽民十分满意。他最后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这种手法用于电影当然是正常的，但江泽民却从中想到了宣传欺骗中可以用的重要的一招儿。读者将会在第17章看到江泽民为欺骗民众而对于这种手法的发挥。
6﹒邓小平的反击
1991年8月31日上海的“皇甫平”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题为《论干部精神状态》的文章，提出：精神动摇是最可怕的事情，干部必须解放思想。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篇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对着干，这篇社论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阅读通过后，《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对改革开放要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对“皇甫平”进行全面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在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中删去高狄的这段话。为此，邓小平狠狠地说：“《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邓对江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
在1991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完全被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对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邓小平虽然在名义上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军队由邓最亲密的老朋友杨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杨白冰管理。杨尚昆和邓小平是1932年认识的，是60年的老朋友。杨白冰的上将军衔是邓小平于1988年9月亲自授予的，一直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在军中的政治路线。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的老部下，也对邓忠心耿耿。
邓小平看到，平庸、软弱、无能、妒贤，思想保守、顽固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妄图阻挠改革开放。因此，邓小平痛下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做最后一搏，准备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换反对改革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人，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上台。邓小平筹划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李瑞环或朱镕基替代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由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卸任国家主席﹔彻底解散陈云把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征求过意见。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各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这又让江泽民嫉恨不已，把乔石看成了冤家对头，邓小平死后，江最后以年龄为限逼迫比自己年轻的乔石下台，这是后话。
邓小平还准备再次起用被软禁的赵紫阳，让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并不怀疑赵紫阳坚持改革的态度，关键是“六四”是邓晚年的最大心病，而赵在“六四”问题上坚决不认错的态度让邓小平非常恼怒。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联系人回来汇报说，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一天后，科威特全境沦陷。伊拉克的入侵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残暴独裁者萨达姆是中共的好友，二者之间暗地里一直来往密切，当时中共在国际上非常孤立，怕得罪国际社会而不敢公开支持萨达姆。
江泽民是在参与屠杀“六四”学生后上台的，从他的绰号“客里空”和“江牛皮”知道，此人除了耍嘴、作秀、打小报告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海湾战争客观上检验了江在当上总书记后到底能承担和解决多大的难题。
面对这样大的国际挑战，江心慌了，很有些不知所措。他这时才知道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中共当时正处于“六四”屠城后的贸易禁运，国际上朋友十分有限。出于摆脱外交困境的考虑，邓小平定下的调子是：“少插嘴，不插手！”这给江泽民解了围，因而中共在联合国决议上投了弃权票。
1﹒沙漠风暴
1991年1月17日晨，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部队开始向伊拉克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几周之内就使得萨达姆的军队毫无还手之力，伤亡惨重，被迫接受联合国自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来通过的十二项有关决议。2月28日零时，联合国多国部队停止了一切进攻性行动，持续了四十二天的海湾战争结束。
在这次战争期间，翻开中共的报纸，还充斥着人民战争、游击战等战术分析，甚至预期美国可能会陷入越战那样的泥潭。没有想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采用航天、航海和航空技术立体作战，武器之先进、配合之精妙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
美国情报部门当时调动了航天通信卫星、民用观察卫星、光谱分析卫星，对伊拉克军事情报进行监听、破译和红外线高空拍摄，并用巨型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伊拉克的一切信息都尽收眼底。同时，在战争打响的前6个小时，美国发动了一场强大无孔不入的电子干扰战，以至于伊拉克的指挥系统全面瘫痪，雷达荧光屏上则飞飘起一片斑斑点点的雪花﹔美国的隐形战斗机则从空中撒下大量的干扰片，故意在敌方雷达上显示出虚假的飞机磁信号目标，迷惑萨达姆的“空中眼睛”，让伊拉克的“萨姆—6”地对空导弹去追踪那些虚无缥渺的“幽灵”。萨达姆的军队顷刻间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美军使用高科技武器以极少的伤亡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这不但给邓小平很多启示，而且强烈地震撼着中共高层，要求以现代化高科技武器装备军队的呼声也陡然升起。摸枪就哆嗦的江泽民神经里还缺少这根弦，他对于中美两国的军力对比还停留在韩战和越战的历史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江泽民这时想起了《1999﹕不战而胜》。中共无论在精神信仰和军事实力上都与美国天差地远。随着东欧剧变，冷战已经趋近尾声。民主从欧洲大踏步向东迈进，离中国已经仅仅隔着一个苏联，而戈尔巴乔夫面临着民主化浪潮的重重压力，这个红色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以美国意识形态和武器装备之先进，如果对中共延续冷战思维或实施军事打击，后果不堪设想，一党专政就会解体。
江泽民站在世界地图前一筹莫展，他带话给还在美国读书的长子江绵恒，建议江绵恒书可以慢慢去读，毕业之后先在美国找个工作，在美国多盘桓几年，因为一来江泽民在中央立足未稳，二来江泽民对中共前途也毫无信心。
2﹒讨好苏联
自1989年“六四”屠城后，被视为在复杂系统的融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对中共实施武器禁运政策，而中共在系统工程和融合方面缺乏经验。但中共不难雇佣到那些系统工程方面的“天才”人物。例如，中共利用俄罗斯经济的贫弱，以支付硬通货的方式获得技术专家的丰富经验。另外，自90年代以来，约有1500名俄罗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在为中共军队建设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注视下，领导内行的门外汉江泽民作为军委主席必须有所为。他后来宣布向俄罗斯购买现役高性能武器系统，结果花巨款买回来的都是前苏联淘汰的武器和大批前苏联性能落后需要清仓的装备，接收的战机频频失事。中共自接收苏战机（包括苏-27及苏-30）以来，分别在1997、1998、2000、2001年发生五起事故。
1975年下水、1994年退役的俄罗斯航母“基辅”号在2000年8月被军委主席江泽民如获至宝地迎进天津港。据有关人员透露，购买“基辅”号航空母舰的总贷款达到7000万人民币，可谓耗资巨大。“基辅”号好不容易进了港，专家们以为能从中得到技术情报，结果发现原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全部被卸光了。军方大呼上当，向老军头们告状。干了蠢事的江泽民，更加没有安全感，这个军委主席当得战战兢兢，用江泽民自己的话讲，“如履薄冰”。
当时的苏联国内经济不振，加上武力镇压若干加盟共和国，在国内外面临严重困难。中共为了加强军事装备，表示对苏共的支持，1990年10月份，和苏共进行军事合作，决定向苏购买一批新式战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1年1月25日告诉外国记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将于当年5月访问苏联。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以来，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江泽民访苏时，苏联改革派重要人物叶利钦要求会见江泽民，但被江泽民拒绝﹔江单独会见了反对改革的苏联副总统雅纳耶夫，告诉他希望苏联回到社会主义路线上来。这也反映出江泽民反对改革的左倾态度很鲜明。副总统雅纳耶夫在三个月后监禁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江泽民访苏期间，为了拉拢与苏联的关系，稳固自己的权力，江不惜一切代价讨好苏联。江对中俄边界毫不在乎，同意重新进行中俄边境勘测。在克格勃的精心安排下，当年苏联间谍、江泽民的旧情人出现在江的面前。江明白自己过去的一切把柄都在克格勃手里，因此心知肚明地乖乖就范，秘密把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面积的有争议国土（实际上是被强占的中国领土）拱手送给俄罗斯。本书第14章将详述此事 。
3﹒低估邓小平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从经济入手与美国抗衡，已经迫在眉睫。光有几个经济特区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国必须改革经济、全面开放。已是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好容易爬上来就不能再下去，越开放老百姓越难控制。爬上高位的江泽民有点飘飘然，大大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能量，所以江上台后讲过一句与邓小平顶着干的“名言”：“让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倾家荡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江泽民的家族成为“中国第一贪”时，江泽民又大搞起“让资本家入党”了），他还有对应的另一个方针：“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邓小平开始后悔不该轻率听信陈云、李先念的话让江泽民当总书记。1990年春天，邓在上海多次召见上海市长朱镕基，并对朱镕基进行考查，觉得朱是中共高层少有的懂经济的人才，而且有魄力，具有实干精神，不是江泽民那样耍花架子的人。江在上海的耳目及时把邓小平的动态报告给江泽民，江的妒忌心又翻腾起来。
江的妒嫉源于自己无德无能，而又怕任何有才能者威胁到自己的权位。虽然表面上江泽民大权在握，但自从他上台，党内外许多人士都不看好这个投机钻营者，并估计江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処在高位上的江虽然洋洋而自得，但其内心也多少感到了自己在党内地位还远未巩固，论资历、才干、人脉，自己远居人后。对于权力的偏执使得江形成了强烈的妒忌心，将一切才干、资历、人脉等胜过自己的人都视为潜在的威胁。
1991年2月邓小平在离开北京去上海过农历新年之前，明确说：“我现在在北京讲话没有人听，我只有到上海。”这一次邓小平在上海告诉了朱镕基，想要调他到国务院工作。邓并且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这一“中央决定”。
1991年春节前，邓小平在上海发表讲话，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文章，署名“皇甫平”，开篇发表在1991年大年初一的《解放日报》上。“皇甫平”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邓小平。
这一切邓小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刻意瞒江泽民，邓完全把江排斥在外。
这些由邓小平支持、上海市长朱镕基直接过问的改革开放文章受到江泽民的忌恨和抵制，江不仅对这个改革趋势沉默不言，而且支持北京党内左派人物发起的抨击、批判，还派人对邓小平在上海的言行进行调查。江泽民本人则在北京忙着游说中共核心层的其他元老，寻找能够制约邓的人。
1991年4月12日，在全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邓小平力排众议，正式任命上海市长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5月，邓小平为了表示对朱镕基的支持，带着他一起视察首钢，并且当面由衷的夸奖说：“我党高级干部中真正懂经济的还不多，像朱镕基这样懂经济的同志，应当提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上来”。邓对朱的夸奖让鼠肚鸡肠的江泽民既惊慌又忌妒，以后江泽民经常让亲信搜罗材料，不管是不是朱镕基的责任，反正逮着机会就压制、排挤和打击，让朱受到许多冤枉气。
江泽民暗中反对邓小平的言论也被邓知道，邓对江强烈不满。政治局常委乔石和副总理田纪云多次发表支持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称赞说：“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好的讲话。”这又让妒忌心非常强的江泽民埋下了怀恨乔石、田纪云的种子。邓小平在对江泽民等反对改革的人的强烈不满和失望中，和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人商量，准备让赵紫阳复出，并且在92年的十四大上彻底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江泽民闻讯大惊。
4﹒苏共垮台引起的惊恐
1991年6月，邓小平重新启用赵系人马胡启立、阎明复和芮杏文。胡启立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为赵紫阳复出做的铺垫。
几个月之后，1991年年底，貌似强大的苏联共产党，在几天之内就垮台了，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共的解体强烈冲击中共，严重地打击中共的信心，使得中共高度紧张，认识到强大如苏共也有倒台的一天。中共以前常说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苏共倒台了，中共不能不想想自己会不会还有明天。
中共常常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而反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党才是真的纸老虎。所有独裁者的垮台都是树倒猢狲散。当时除了苏联解体外，柏林墙倒塌、波兰团结工会获胜、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转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和处决、保加利亚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大选……共产世界土崩瓦解。有个形象的说法，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共产政权的连锁崩溃，令江泽民如坐针毡，极度不安。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鼓吹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并且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即指向朱镕基以及朱的支持者邓小平。江泽民坚决反对改革开放的讲话获得台下左派们的热烈掌声。第二天，承受很大压力的副总理朱镕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视暴雨灾情，而江泽民则在北京支持了左派们对朱镕基新一轮的全面清算。
江泽民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是共产党政治上的高度控制、经济上的落后在现代社会走入了死胡同，反而把问题归咎到改革开放上，要继续往左转，实在是过时思维。
库恩在为江泽民作的传中大肆吹捧江对改革的贡献，改变了中国，其实都是信口开河，因为江泽民从一开始就是极端保守派，根本不赞成改革路线。不过他的见风使舵以及作秀还是欺骗了不少不了解内情的人，尤其是外国人。
江泽民后来虽然迫于情势转向支持改革，但是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却是江泽民当权期间的一贯思维和政策。江泽民极端仇视思想自由，指责异议人士是不爱国。他竟然对他的传记作者库恩说：“我不知道那些人（异议人士）的血管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真是荒唐，忧国忧民的人不算爱国，难道江泽民这样的出卖国土的日俄汉奸反成了爱国者？
5﹒讨好李鹏和军方
在最初的几年，江泽民在党内地位十分不稳，他不仅仅受到来自左、右两派干政大老的压力，也面临着党内党外对“六四”屠城的不满。对外交往这时降到了冰点，许多国家在“六四”屠城后都把大使召回国内一段时间，贸易和武器禁运对中共的出口经济打击很大。
李鹏原来是江泽民的顶头上司，现在倒成了江泽民的下属，二人见面的时候都有些尴尬。江泽民当时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和李鹏并排而坐，共同主持会议，江泽民每每看着李鹏的脸色行事，外界称其为“江李体制”。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江不得不讨好李鹏这个出身于水利部的总理。江泽民第一次出外巡视就选择了李鹏一心想上马的“三峡工程”，并积极策划使人大强行通过“三峡工程”的预案。
这种讨好是十分赤裸裸的。常把科学挂在嘴边的共产党和江泽民，此时却把最权威的专家们扔在一边，不顾三峡将引发的航运、发电、移民、生态、环境、战备等重重问题，让一些完全不懂水利科学的人，包括文艺明星、劳动模范和少数民族代表等来决定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程，这在外界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江泽民这么做，除了讨好李鹏，实在没有其它任何意义。
无德无能、没有军方资历的江泽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为军委主席，但老军头们怎么肯听他这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的指挥？江泽民当时还不敢像邓小平那样封几个上将，在军队中又无自己的班底和人马，所以除了拨巨款给军方向苏联购买陈旧的武器外，江泽民又想起来汉奸老爹教给他的宣传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几部歌颂解放军的片子，一方面讨好军方，一方面给“六四”后痛恨解放军的老百姓洗脑。江泽民亲自为一些片子题写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资的战争片《大决战》。
在拍片子的过程中，江泽民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有一位姓李的导演拍出了一部《开国大典》。影片对蒋介石的塑造没有采用中共的脸谱化做法，而是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负责电影审查的人不许电影公映，并要求导演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个愚蠢而凶残的人，导演拒绝了。
思想开放的李瑞环听说了这件事，就邀请江泽民一起观看这部影片。其中一些镜头让江泽民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纪录片镜头。江泽民问李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纪录片一样。江泽民十分满意。他最后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这种手法用于电影当然是正常的，但江泽民却从中想到了宣传欺骗中可以用的重要的一招儿。读者将会在第17章看到江泽民为欺骗民众而对于这种手法的发挥。
6﹒邓小平的反击
1991年8月31日上海的“皇甫平”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题为《论干部精神状态》的文章，提出：精神动摇是最可怕的事情，干部必须解放思想。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篇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对着干，这篇社论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阅读通过后，《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对改革开放要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对“皇甫平”进行全面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在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中删去高狄的这段话。为此，邓小平狠狠地说：“《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邓对江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
在1991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完全被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对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邓小平虽然在名义上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军队由邓最亲密的老朋友杨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杨白冰管理。杨尚昆和邓小平是1932年认识的，是60年的老朋友。杨白冰的上将军衔是邓小平于1988年9月亲自授予的，一直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在军中的政治路线。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的老部下，也对邓忠心耿耿。
邓小平看到，平庸、软弱、无能、妒贤，思想保守、顽固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妄图阻挠改革开放。因此，邓小平痛下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做最后一搏，准备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换反对改革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人，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上台。邓小平筹划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李瑞环或朱镕基替代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由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卸任国家主席﹔彻底解散陈云把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征求过意见。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各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这又让江泽民嫉恨不已，把乔石看成了冤家对头，邓小平死后，江最后以年龄为限逼迫比自己年轻的乔石下台，这是后话。
邓小平还准备再次起用被软禁的赵紫阳，让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并不怀疑赵紫阳坚持改革的态度，关键是“六四”是邓晚年的最大心病，而赵在“六四”问题上坚决不认错的态度让邓小平非常恼怒。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联系人回来汇报说，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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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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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想来想去，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
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邓南巡之后，阻挡公开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也是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后来却恬不知耻地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并且收买外国人写书来欺骗各界民众。事实上，当年帮助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最大作用的，是掌握军权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在经济领域起最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十四大之后失去军权的杨氏兄弟，则成了江泽民的死对头。江泽民和曾庆红不仅在1998年害死了杨尚昆，并且一直想把杨白冰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其中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就是江泽民一方面妒嫉杨氏兄弟的功劳，另一方面要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而杨氏兄弟被视为障碍。
1﹒邓小平的最后通牒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邓小平在南巡前后，多次派人和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就是坚持自己没错，不改初衷，坚持良知而不坚持党性，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2﹒魂飞魄散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
李先念曾经对田纪云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十分不满，“六四”之后的1989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全面否定赵紫阳的改革成绩，田纪云当场指出不能下届否定上届，成绩大家有份儿，问题大家也都有责任。田的讲话被李先念骂为“赵紫阳的狗腿子又跳出来了！”
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在5月底时，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怨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还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江泽民从反对改革到不得不支持改革，如何面对这一段历史，对于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开明的“改革派”人物的江泽民而言，当然至关重要。最能刻画江泽民隐瞒、篡改这段历史的性格特点的，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的一句话：“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一个“内心”，一个“也”，一下子就把江泽民上台以后自觉抵制改革，大搞“反和平演变”的桩桩丑事一笔勾销，他似乎反而成了被保守派“绑架”的受害者。果真如此，邓小平何必带着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去长途跋涉地南巡，去一趟江公馆不就谈妥了吗?
3﹒耍阴谋施毒计
是年6、7月时，邓小平和陈云就十四届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高层为了人事安排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江泽民摇摇欲坠的政治处境让江的亲信、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庆红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极强，善于玩弄权术。曾庆红看到，利用江泽民，是自己可以达到最高权力的捷径，而且因为江泽民的平庸无能，更容易操纵和控制江本人，以致几年后声称自己是“摄政”。如果江泽民现在下台了，曾庆红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曾庆红为人阴险，工于心计，热衷于权谋，恨一个人不动声色，然后置其于死地。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曾经担任内政部长，母亲邓六金曾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许多现任中共高官都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称邓六金为“邓妈妈”。曾庆红的出身使得他熟悉高层权力斗争，学会了如何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巩固和获得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如何利用整理黑材料、散发假情报打击对手。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中共高层权力内斗中反复加以运用。
这时，曾庆红给魂飞魄散的江泽民分析，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代替江做总书记，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李瑞环等人都是政敌。这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手握军权，又最受邓小平信任，因而动杨氏兄弟的难度最大，也最危险。另一方面，一旦杨氏兄弟被清除，就除去了最危险的对手，就可以死里逃生，掌稳权力。曾庆红认为虽然杨氏兄弟权势冲天，但他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权谋，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邓小平的完全信任，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离间邓和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而邓小平怕改革路线被抛弃，更怕死后“六四”被平反；而杨尚昆和赵紫阳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杨尚昆开始并不愿意用军队武力镇压学生。因此在“六四”问题上，邓杨之间有隙可乘。江泽民对杨氏兄弟在军中瞧不起自己一直敢怒而不敢言，听了曾庆红的分析和对策，心中产生了希望，决心把杨氏兄弟打倒，一来可以保权力，二来可以泄心头之恨。因此曾庆红和江泽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杨氏兄弟上，同时积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方便条件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
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受到排挤，尤其是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刘华清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出过“军队要忍”的指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这让军队艰苦了一段时间，而忠实执行“军队要忍”的，正是杨尚昆兄弟。另外邓小平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说服张爱萍、杨得志和余秋里等人退位。但这三位同意退位的军委副秘书长发现竟然上来了比张爱萍大三岁、比杨得志大四岁、比余秋里大七岁的杨尚昆。这让几位老军头心里很不平衡。曾经在三野任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更是在很久以来就全力支持后来受到军中排挤的原三野四师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张震、一师师长叶飞、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等的“倒杨”行动。
张爱萍是反对“六四”开枪的，因此在江泽民上台的最初几年，江刻意和张保持距离。因为江上青曾经是张爱萍的直接下属，在江泽民初见张爱萍的那几年，他以“烈士遗孤”自居，对所谓“养父”的老上级毕恭毕敬。但是，江当上总书记之后，为表明坚决支持开枪的立场，对张爱萍很冷落。如今，为了“倒杨”需要，江泽民又开始对张爱萍热乎起来。
曾庆红看到虽然江泽民在军中毫无根基，但是可以利用军队中的这些不满情绪来孤立杨氏兄弟，进一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92年8月，邓小平为了十四大的安排以及在人事上和陈云之间的互动，操劳过度，中风病危住进医院。杨白冰自杨尚昆处得风声在先，便在8月下旬召聚了高级将领46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
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正眼看江泽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还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碰头会”上，杨白冰透露了邓身体不好，讨论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曾庆红倒觉得此事是个机会，可大做文章，借邓刀杀杨氏兄弟。于是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已经有迹象夺邓的权，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4﹒谣言惑众抢班夺权
为了迎接中共十四大，中共中央就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选拔。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然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
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深知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在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尤其是针对杨白冰的“100人名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指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针对赵紫阳可能复出的问题，曾庆红说，赵紫阳如果复出担任政协主席，实际上是“老爷子”间接承认错误，而且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针对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
与此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5﹒逃过一劫
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死后被鞭尸。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今，邓小平也只好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打消了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在世就隔代指定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当然是出于对江泽民这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不信任。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王储”，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可是，江泽民在让库恩写的传记中，完全抹煞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一事实，一如既往的篡改历史。传记中称“可以说我（江泽民）在10年前就看中他（胡锦涛）了”。江泽民赖着不下台引发百姓广泛的厌恶。可是，传记中却用江泽民热爱领导“年轻化”来给江的脸上贴金，江泽民说自己“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期望任命胡为国家副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把人们早就预料的事情说成“很可能没有人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江泽民的种种丑事都能通过传记重新打造，为自己粉饰贴金。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于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但是这次却栽在小辈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中了两人的阴谋诡计。从此以后，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6﹒两副嘴脸
江泽民一向两面三刀，用人时卑躬屈膝，不用时落井下石。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江泽民对杨尚昆兄弟的态度变化。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在就职演说中再三表示“没有思想准备”，“力不从心”，“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等等。江泽民还一再向杨家将表忠心。他表示由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十几天后，江泽民的讲话被放在头版以通栏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官方媒体上。
江泽民将自己卑谦的态度高调、明确地发表在官方头版上，无疑表明江对杨家将是十分讨好、甚至是卑躬屈膝的，但后来那个在邓小平面前告杨家将黑状的，却恰恰又是同一个江泽民。
这种前恭后倨的变化也反映在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的态度上。邓活着时，江每次见邓夫人卓琳，没说话笑脸就先递过去了；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就狠狠地整了一下邓小平的后人。江泽民自己有个“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此时却以贪腐为由威胁要拿邓的儿子开刀，并剥夺了邓家人对邓小平言论的解释权。
但当年江泽民进北京后，终于等到被邓小平召进邓府的那一天，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让太子党们记忆犹新。当一脸谦卑、笑容可掬、局促不安的江泽民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因为来巴结的人太多了，这副嘴脸实在不新鲜。邓小平笑着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新面孔是总书记，在座的人依然一副不为所动、不以为然的表情，顶多朝他多瞥一眼而已。
江泽民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能够进出邓府。江泽民初入邓府，人脉不熟，人事不清，对谁是邓老的秘书、护士，哪个是邓的外孙、亲戚，甚至谁是勤杂人员、保安人员统统都搞不清爽。
尽管江泽民还无法知道这些人谁是谁，有什么背景，但江本着一个原则：进了邓家门无论见到谁都决不能得罪。
来邓家的人太多了，像走马灯似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难不倒有丰富拍马实践经验的江泽民。
在走廊里院子里，无论见到谁，哪怕是个孩子，江都把腆着的大肚子收回去，微微侧着身，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您先走！”这种过分的讨好让小孩子高兴，让警卫和烧锅炉的害怕，说这个人很有心计，但也让很多人感到反胃。
众所周知，邓小平抽烟特别厉害。为了他的健康，据说烟还是特制的。护士不但要保证让他按时吃药，还要提醒他少抽烟。当他又要抽时就劝阻说，刚才那支烟是什么什么时间抽的，请再等一会儿。虽然尼古丁没有鸦片中毒那样厉害，可是也让人上瘾。所以烟民们最不高兴的就是烟瘾上来却不能抽。
当所有的人都好心地劝阻时，不会抽烟的江泽民却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点着火递到邓小平的眼前，让护士既错愕又气愤，但却讨得了邓小平的欢心。
一般情况下，邓家都是由护士或警卫员给邓小平端茶、递水、拿拖鞋，那些被人侍候惯了的到邓家来玩儿的小贵族们只知道管邓小平叫“邓爷爷”，可不知道应该帮他做什么事情。这就给了江泽民不可多得的可乘之机。
江泽民常常在护士或警卫员已经伸出手之后，仍冲到前头去倒水或从地上拎起拖鞋来，让那些工作人员伸着手进退两难。
那些小贵族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的总书记江泽民抢着倒水的笑闻。
但2001年8月22日邓小平97岁冥诞纪念日的时候，照常理受恩于邓小平的江泽民本应向媒体打招呼，多出一些歌颂的文章以显示其不忘邓恩人的提拔，再者给追随者做个好榜样，也可在人前留个好名声。但是据中央宣传部得到指示，江泽民竟然下令不准刊登纪念邓小平的文章，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7﹒篡改简历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坐稳了总书记位置，但是仍然感觉到自己资历肤浅，于是立刻命令秘书要回他本来已经圈阅过的个人简历，将原文“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打上问号。秘书一看就明白江要篡改简历！秘书立即找到简历起草人员说：江总书记已经回忆起来，他在1943年考入上海交大的当年就已经靠拢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这个提法伸缩性大，不是靠拢上海地下党，也不是加入外围组织，而是“靠拢”外围组织，这个“靠拢”的距离有多远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改动就把江泽民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变成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在资历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开过后，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称：江泽民“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1943年的时候，江泽民在南京的伪中央大学上学，根本没有在上海靠拢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熟悉上海学生运动的乔石看到新华社发布的江泽民简历中，凭空多出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心中对江泽民更加厌恶和愤怒。十四大后，江泽民和乔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8﹒忌恨邓小平
按照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内定，江泽民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要全面交权给胡锦涛。邓小平还向李瑞环、万里等人交底，以保证江泽民在十六大上全面交权，以示安抚。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领着政治局其他常委与胡锦涛握手拍照。照片中邓胡居中，江泽民居后。但江泽民对胡锦涛的这样一张私人照也受不了，觉得自己遭到矮化，有失总书记形象，因此派人把自己和其他人物都抹掉了。中央办公厅后来交给胡锦涛的照片背景成了一片黑，照片中只剩下邓小平和胡锦涛两人。12年之后，2004年在邓小平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这张本应相同的照片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十四大后，横空出来一个胡锦涛，各界议论纷纷。江泽民和曾庆红密令情报部门对胡锦涛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同时收集有关他的所有资料，以备后用。胡锦涛自然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上所面临的风险，处处小心，从此过着漫长的谨小慎微的“王储”生涯，艰难地熬着日子。
江泽民和曾庆红阴谋得逞，打倒了杨氏兄弟，坐稳了总书记的位子。这使得二人胆子和野心急剧膨胀，更热衷于耍诡计、以散布假情报和整黑材料的方式在中共高层恐吓、拉拢和打击异己，后来曾庆红在中共高层得到一个“黑面杀手”的称号，使得众多人对曾又怕又恨。
十四大后，江泽民表面上对邓小平毕恭毕敬，内心深处却既恨邓小平想撤自己，又暗骂邓小平给安排了一个接班人。这笔账江不会忘记，在邓小平死了之后，江泽民整治邓家，连烧锅炉的、警卫员一干人都没有放过。此事后面再表。
9﹒江记私家军
“六四”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重兵把守的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当天晚上，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向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汇报了对赵紫阳的审查情况和管制计划。江泽民回忆起他以前每次见到杨德中，杨都是赵紫阳的保镖，忠心耿耿地保卫着赵的安全，一旦赵紫阳大势已去，管制赵紫阳的也正是杨德中。
踏着“六四”血迹登上中共最高权位的江泽民对自身的安全充满危机感。1976年逮捕“四人帮”的，就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因此江泽民一直希望安排一个铁杆亲信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一职务。但是杨德中资历甚高，担任过周恩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保镖，江泽民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他拿掉，所以只好想尽办法在周围安插人马。原在总参警卫局任职的由喜贵，急于投靠新的主子，先拍上了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然后顺着这根藤攀上了江，对江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终讨得江的欢心与信任。在江的费尽心机安排下，由喜贵被升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担任杨德中的副手。
江泽民后来权力稳固后，为了把由喜贵扶正，不顾军头们的不满，打破中共的规矩，对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进行政治收买，把他提到军队最高级别“上将”，然后劝退，由喜贵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把该部队变成了江泽民的私家军。
因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人大正、副委员长、政协正、副主席）的警卫工作，曾庆红对这支队伍就尤其重视。他以“轮训”为名，命令所有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教育这些人不但要忠于党，更要忠于“江核心”。由喜贵因此与曾庆红配合采用特务的做法，以保卫为名在各个首长身边安插监视人员。
江泽民对中办主任温家宝也不信任，因此，他先是把贴身秘书贾廷安调入中办，接着把曾庆红也调进中办做了温家宝的副手，同时撤销了赵紫阳建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虽然温家宝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但从此之后直接服务于总书记本人的秘书班子却不再由他这个主任指挥，而是由副主任曾庆红全权负责。江泽民对温家宝的不信任感办公厅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之后，江泽民的地位暂时稳住。1993年3月八届人大召开，江泽民安排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温家宝被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此江氏人马完全控制了中央办公厅。
江泽民处心积虑地监视其他中央领导，也担心自己被监视，对谁都不放心。江泽民卸任总书记职位后，更干脆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亲自兼任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
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内大老正式退出干政。曾庆红为巩固江泽民的地位在公报中加进了一段引起极大争议的话：“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反对的人认为这会让人想起对毛泽东大树特树的个人独裁时代，但江泽民对此甘之如饴。可笑的是，当江泽民从总书记职务退下来之后，他禁止国内媒体上出现有关“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吹捧自己可以，吹捧别人绝对不行，这也是江泽民的一贯本色。
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邓南巡之后，阻挡公开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也是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后来却恬不知耻地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并且收买外国人写书来欺骗各界民众。事实上，当年帮助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最大作用的，是掌握军权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在经济领域起最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十四大之后失去军权的杨氏兄弟，则成了江泽民的死对头。江泽民和曾庆红不仅在1998年害死了杨尚昆，并且一直想把杨白冰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其中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就是江泽民一方面妒嫉杨氏兄弟的功劳，另一方面要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而杨氏兄弟被视为障碍。
1﹒邓小平的最后通牒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邓小平在南巡前后，多次派人和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就是坚持自己没错，不改初衷，坚持良知而不坚持党性，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2﹒魂飞魄散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
李先念曾经对田纪云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十分不满，“六四”之后的1989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全面否定赵紫阳的改革成绩，田纪云当场指出不能下届否定上届，成绩大家有份儿，问题大家也都有责任。田的讲话被李先念骂为“赵紫阳的狗腿子又跳出来了！”
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在5月底时，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怨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还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江泽民从反对改革到不得不支持改革，如何面对这一段历史，对于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开明的“改革派”人物的江泽民而言，当然至关重要。最能刻画江泽民隐瞒、篡改这段历史的性格特点的，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的一句话：“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一个“内心”，一个“也”，一下子就把江泽民上台以后自觉抵制改革，大搞“反和平演变”的桩桩丑事一笔勾销，他似乎反而成了被保守派“绑架”的受害者。果真如此，邓小平何必带着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去长途跋涉地南巡，去一趟江公馆不就谈妥了吗?
3﹒耍阴谋施毒计
是年6、7月时，邓小平和陈云就十四届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高层为了人事安排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江泽民摇摇欲坠的政治处境让江的亲信、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庆红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极强，善于玩弄权术。曾庆红看到，利用江泽民，是自己可以达到最高权力的捷径，而且因为江泽民的平庸无能，更容易操纵和控制江本人，以致几年后声称自己是“摄政”。如果江泽民现在下台了，曾庆红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曾庆红为人阴险，工于心计，热衷于权谋，恨一个人不动声色，然后置其于死地。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曾经担任内政部长，母亲邓六金曾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许多现任中共高官都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称邓六金为“邓妈妈”。曾庆红的出身使得他熟悉高层权力斗争，学会了如何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巩固和获得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如何利用整理黑材料、散发假情报打击对手。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中共高层权力内斗中反复加以运用。
这时，曾庆红给魂飞魄散的江泽民分析，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代替江做总书记，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李瑞环等人都是政敌。这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手握军权，又最受邓小平信任，因而动杨氏兄弟的难度最大，也最危险。另一方面，一旦杨氏兄弟被清除，就除去了最危险的对手，就可以死里逃生，掌稳权力。曾庆红认为虽然杨氏兄弟权势冲天，但他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权谋，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邓小平的完全信任，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离间邓和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而邓小平怕改革路线被抛弃，更怕死后“六四”被平反；而杨尚昆和赵紫阳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杨尚昆开始并不愿意用军队武力镇压学生。因此在“六四”问题上，邓杨之间有隙可乘。江泽民对杨氏兄弟在军中瞧不起自己一直敢怒而不敢言，听了曾庆红的分析和对策，心中产生了希望，决心把杨氏兄弟打倒，一来可以保权力，二来可以泄心头之恨。因此曾庆红和江泽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杨氏兄弟上，同时积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方便条件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
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受到排挤，尤其是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刘华清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出过“军队要忍”的指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这让军队艰苦了一段时间，而忠实执行“军队要忍”的，正是杨尚昆兄弟。另外邓小平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说服张爱萍、杨得志和余秋里等人退位。但这三位同意退位的军委副秘书长发现竟然上来了比张爱萍大三岁、比杨得志大四岁、比余秋里大七岁的杨尚昆。这让几位老军头心里很不平衡。曾经在三野任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更是在很久以来就全力支持后来受到军中排挤的原三野四师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张震、一师师长叶飞、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等的“倒杨”行动。
张爱萍是反对“六四”开枪的，因此在江泽民上台的最初几年，江刻意和张保持距离。因为江上青曾经是张爱萍的直接下属，在江泽民初见张爱萍的那几年，他以“烈士遗孤”自居，对所谓“养父”的老上级毕恭毕敬。但是，江当上总书记之后，为表明坚决支持开枪的立场，对张爱萍很冷落。如今，为了“倒杨”需要，江泽民又开始对张爱萍热乎起来。
曾庆红看到虽然江泽民在军中毫无根基，但是可以利用军队中的这些不满情绪来孤立杨氏兄弟，进一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92年8月，邓小平为了十四大的安排以及在人事上和陈云之间的互动，操劳过度，中风病危住进医院。杨白冰自杨尚昆处得风声在先，便在8月下旬召聚了高级将领46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
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正眼看江泽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还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碰头会”上，杨白冰透露了邓身体不好，讨论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曾庆红倒觉得此事是个机会，可大做文章，借邓刀杀杨氏兄弟。于是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已经有迹象夺邓的权，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4﹒谣言惑众抢班夺权
为了迎接中共十四大，中共中央就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选拔。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然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
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深知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在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尤其是针对杨白冰的“100人名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指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针对赵紫阳可能复出的问题，曾庆红说，赵紫阳如果复出担任政协主席，实际上是“老爷子”间接承认错误，而且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针对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
与此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5﹒逃过一劫
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死后被鞭尸。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今，邓小平也只好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打消了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在世就隔代指定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当然是出于对江泽民这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不信任。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王储”，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可是，江泽民在让库恩写的传记中，完全抹煞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一事实，一如既往的篡改历史。传记中称“可以说我（江泽民）在10年前就看中他（胡锦涛）了”。江泽民赖着不下台引发百姓广泛的厌恶。可是，传记中却用江泽民热爱领导“年轻化”来给江的脸上贴金，江泽民说自己“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期望任命胡为国家副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把人们早就预料的事情说成“很可能没有人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江泽民的种种丑事都能通过传记重新打造，为自己粉饰贴金。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于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但是这次却栽在小辈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中了两人的阴谋诡计。从此以后，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6﹒两副嘴脸
江泽民一向两面三刀，用人时卑躬屈膝，不用时落井下石。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江泽民对杨尚昆兄弟的态度变化。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在就职演说中再三表示“没有思想准备”，“力不从心”，“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等等。江泽民还一再向杨家将表忠心。他表示由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十几天后，江泽民的讲话被放在头版以通栏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官方媒体上。
江泽民将自己卑谦的态度高调、明确地发表在官方头版上，无疑表明江对杨家将是十分讨好、甚至是卑躬屈膝的，但后来那个在邓小平面前告杨家将黑状的，却恰恰又是同一个江泽民。
这种前恭后倨的变化也反映在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的态度上。邓活着时，江每次见邓夫人卓琳，没说话笑脸就先递过去了；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就狠狠地整了一下邓小平的后人。江泽民自己有个“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此时却以贪腐为由威胁要拿邓的儿子开刀，并剥夺了邓家人对邓小平言论的解释权。
但当年江泽民进北京后，终于等到被邓小平召进邓府的那一天，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让太子党们记忆犹新。当一脸谦卑、笑容可掬、局促不安的江泽民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因为来巴结的人太多了，这副嘴脸实在不新鲜。邓小平笑着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新面孔是总书记，在座的人依然一副不为所动、不以为然的表情，顶多朝他多瞥一眼而已。
江泽民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能够进出邓府。江泽民初入邓府，人脉不熟，人事不清，对谁是邓老的秘书、护士，哪个是邓的外孙、亲戚，甚至谁是勤杂人员、保安人员统统都搞不清爽。
尽管江泽民还无法知道这些人谁是谁，有什么背景，但江本着一个原则：进了邓家门无论见到谁都决不能得罪。
来邓家的人太多了，像走马灯似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难不倒有丰富拍马实践经验的江泽民。
在走廊里院子里，无论见到谁，哪怕是个孩子，江都把腆着的大肚子收回去，微微侧着身，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您先走！”这种过分的讨好让小孩子高兴，让警卫和烧锅炉的害怕，说这个人很有心计，但也让很多人感到反胃。
众所周知，邓小平抽烟特别厉害。为了他的健康，据说烟还是特制的。护士不但要保证让他按时吃药，还要提醒他少抽烟。当他又要抽时就劝阻说，刚才那支烟是什么什么时间抽的，请再等一会儿。虽然尼古丁没有鸦片中毒那样厉害，可是也让人上瘾。所以烟民们最不高兴的就是烟瘾上来却不能抽。
当所有的人都好心地劝阻时，不会抽烟的江泽民却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点着火递到邓小平的眼前，让护士既错愕又气愤，但却讨得了邓小平的欢心。
一般情况下，邓家都是由护士或警卫员给邓小平端茶、递水、拿拖鞋，那些被人侍候惯了的到邓家来玩儿的小贵族们只知道管邓小平叫“邓爷爷”，可不知道应该帮他做什么事情。这就给了江泽民不可多得的可乘之机。
江泽民常常在护士或警卫员已经伸出手之后，仍冲到前头去倒水或从地上拎起拖鞋来，让那些工作人员伸着手进退两难。
那些小贵族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的总书记江泽民抢着倒水的笑闻。
但2001年8月22日邓小平97岁冥诞纪念日的时候，照常理受恩于邓小平的江泽民本应向媒体打招呼，多出一些歌颂的文章以显示其不忘邓恩人的提拔，再者给追随者做个好榜样，也可在人前留个好名声。但是据中央宣传部得到指示，江泽民竟然下令不准刊登纪念邓小平的文章，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7﹒篡改简历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坐稳了总书记位置，但是仍然感觉到自己资历肤浅，于是立刻命令秘书要回他本来已经圈阅过的个人简历，将原文“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打上问号。秘书一看就明白江要篡改简历！秘书立即找到简历起草人员说：江总书记已经回忆起来，他在1943年考入上海交大的当年就已经靠拢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这个提法伸缩性大，不是靠拢上海地下党，也不是加入外围组织，而是“靠拢”外围组织，这个“靠拢”的距离有多远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改动就把江泽民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变成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在资历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开过后，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称：江泽民“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1943年的时候，江泽民在南京的伪中央大学上学，根本没有在上海靠拢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熟悉上海学生运动的乔石看到新华社发布的江泽民简历中，凭空多出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心中对江泽民更加厌恶和愤怒。十四大后，江泽民和乔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8﹒忌恨邓小平
按照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内定，江泽民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要全面交权给胡锦涛。邓小平还向李瑞环、万里等人交底，以保证江泽民在十六大上全面交权，以示安抚。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领着政治局其他常委与胡锦涛握手拍照。照片中邓胡居中，江泽民居后。但江泽民对胡锦涛的这样一张私人照也受不了，觉得自己遭到矮化，有失总书记形象，因此派人把自己和其他人物都抹掉了。中央办公厅后来交给胡锦涛的照片背景成了一片黑，照片中只剩下邓小平和胡锦涛两人。12年之后，2004年在邓小平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这张本应相同的照片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十四大后，横空出来一个胡锦涛，各界议论纷纷。江泽民和曾庆红密令情报部门对胡锦涛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同时收集有关他的所有资料，以备后用。胡锦涛自然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上所面临的风险，处处小心，从此过着漫长的谨小慎微的“王储”生涯，艰难地熬着日子。
江泽民和曾庆红阴谋得逞，打倒了杨氏兄弟，坐稳了总书记的位子。这使得二人胆子和野心急剧膨胀，更热衷于耍诡计、以散布假情报和整黑材料的方式在中共高层恐吓、拉拢和打击异己，后来曾庆红在中共高层得到一个“黑面杀手”的称号，使得众多人对曾又怕又恨。
十四大后，江泽民表面上对邓小平毕恭毕敬，内心深处却既恨邓小平想撤自己，又暗骂邓小平给安排了一个接班人。这笔账江不会忘记，在邓小平死了之后，江泽民整治邓家，连烧锅炉的、警卫员一干人都没有放过。此事后面再表。
9﹒江记私家军
“六四”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重兵把守的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当天晚上，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向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汇报了对赵紫阳的审查情况和管制计划。江泽民回忆起他以前每次见到杨德中，杨都是赵紫阳的保镖，忠心耿耿地保卫着赵的安全，一旦赵紫阳大势已去，管制赵紫阳的也正是杨德中。
踏着“六四”血迹登上中共最高权位的江泽民对自身的安全充满危机感。1976年逮捕“四人帮”的，就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因此江泽民一直希望安排一个铁杆亲信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一职务。但是杨德中资历甚高，担任过周恩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保镖，江泽民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他拿掉，所以只好想尽办法在周围安插人马。原在总参警卫局任职的由喜贵，急于投靠新的主子，先拍上了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然后顺着这根藤攀上了江，对江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终讨得江的欢心与信任。在江的费尽心机安排下，由喜贵被升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担任杨德中的副手。
江泽民后来权力稳固后，为了把由喜贵扶正，不顾军头们的不满，打破中共的规矩，对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进行政治收买，把他提到军队最高级别“上将”，然后劝退，由喜贵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把该部队变成了江泽民的私家军。
因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人大正、副委员长、政协正、副主席）的警卫工作，曾庆红对这支队伍就尤其重视。他以“轮训”为名，命令所有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教育这些人不但要忠于党，更要忠于“江核心”。由喜贵因此与曾庆红配合采用特务的做法，以保卫为名在各个首长身边安插监视人员。
江泽民对中办主任温家宝也不信任，因此，他先是把贴身秘书贾廷安调入中办，接着把曾庆红也调进中办做了温家宝的副手，同时撤销了赵紫阳建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虽然温家宝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但从此之后直接服务于总书记本人的秘书班子却不再由他这个主任指挥，而是由副主任曾庆红全权负责。江泽民对温家宝的不信任感办公厅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之后，江泽民的地位暂时稳住。1993年3月八届人大召开，江泽民安排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温家宝被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此江氏人马完全控制了中央办公厅。
江泽民处心积虑地监视其他中央领导，也担心自己被监视，对谁都不放心。江泽民卸任总书记职位后，更干脆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亲自兼任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
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内大老正式退出干政。曾庆红为巩固江泽民的地位在公报中加进了一段引起极大争议的话：“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反对的人认为这会让人想起对毛泽东大树特树的个人独裁时代，但江泽民对此甘之如饴。可笑的是，当江泽民从总书记职务退下来之后，他禁止国内媒体上出现有关“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吹捧自己可以，吹捧别人绝对不行，这也是江泽民的一贯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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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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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移交权力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当时邓小平的健康每况愈下。十四大上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核心，更是邓小平自毁长城之举。江泽民最怕的就是军队不跟他这个没摸过枪的军委主席走。如今，一方面元老们风烛残年，另一方面在军队中江泽民也逐步有了亲信，江泽民开始盘算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文革前毛泽东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是敢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在上海出姚文元的单行本，并称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是在1966年5月16日，其先行动作则是于1966年3月底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解职。即使对毛泽东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党主席来说，要干大事也必须先掌控北京。因此，江泽民十分急于拿下北京。
1﹒与陈希同结怨
在干部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这样一来，其政绩可想而知。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执政期间，不仅毫无业绩，相反，他上台仅两年上海就发生“菜篮子危机”，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把能干的朱镕基调往上海补漏。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一直抱着敢做敢当的态度，而不是象江泽民这样一会儿镇压《导报》，态度强硬，一会儿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该镇压。陈希同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十分不平衡。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好出风头，嫉恨心又强。对于看不起他的人，心胸狭窄的江是一定会报复的。对于陈希同，江泽民一直又恨又怕。江泽民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还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陈希同宴请赵紫阳的追随者胡启立。
江泽民当了儿皇帝之后，凡是跟着赵紫阳的人马都遭到了江不遗余力的清洗。对于江泽民来说，否定赵紫阳越彻底，江泽民的宝座就越有合法性。这种否定早已到了完全罔顾事实的地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要挽回赵紫阳造成的“损失”，而绝口不提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
江泽民深知赵紫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的表现迥异于各位政治元老，甚至是各级党员，这使赵紫阳身上笼罩着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光环。而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也不能不使民众对赵深怀感激。无论从民心、资历，还是政绩上考察，一旦邓小平让赵紫阳复出，江泽民从赵紫阳手中窃取的权力如何还能保得住？
江在上台后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对于改革派以及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整肃。此时，陈希同偏偏“逆流而动”。
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无巧不能成书，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时，没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这让江又惊又怒。江泽民惊的是，陈希同本来就资历甚深，能力颇强，现在居然和胡启立走在一起。江一时拿不准邓小平是否属意胡启立复出，并为重新起用赵紫阳打铺垫。江泽民怒的是，陈希同竟然背着江和江最忌讳的赵氏人马搞在一起，显然是故意跟江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实此事后，江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指责陈“丧失立场”，陈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不敢得罪万里，只能自己生闷气。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印证了万里与赵系人马关系密切。江泽民最怕赵系东山再起，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旧恨未去，又添新仇。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陈希同早已知道邓小平力主继续并深化改革。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这都让投靠陈云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的江泽民十分不快。为了避免邓小平对江泽民不满的消息透过媒体泄露给民众，江泽民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巡的报导，要遵循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不准擅自行动。
不料陈希同又先行了一步，他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在江泽民看来，陈的改革言论和表现，更凸显江的僵化和保守。江泽民对陈希同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不久以后，时任首钢董事长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行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邓随后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这些话当时在江泽民听来简直如五雷轰顶。
江泽民听得背后直冒冷汗，通过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江泽民通报邓的巡视时间。陈反驳说中办应该向邓办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江泽民受到顶撞后更是怒气冲天，气恨不已，从此更下定了倒陈的决心。
当年陈希同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做为京官，陈希同的消息要比江泽民灵通得多，江泽民也知道陈与邓小平、李鹏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时每次见到陈希同，都笑得很谄媚。在当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江泽民还算是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对李鹏还很尊重，但在十四大倒杨成功后，江泽民的尾巴是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
陈希同是眼看着江泽民的这种变化的，也知道因为胡启立事件以及南巡事件，江泽民和他结下了梁子。根据陈希同的观察，江泽民绝对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江在1986年上海学潮后对那些敢于挑战他的学生进行秋后算账之事，陈也颇有所闻。既然得罪了江，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陈希同希望趁着邓小平还活着，把江泽民拉下马。
于是陈希同在1995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这封信的内容外界并不知情，邓看后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六四”之前，八大元老在商量赵紫阳的接班人问题时，邓是想让李瑞环或者乔石上的，薄一波当时极力推荐江泽民。邓小平也是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换一茬总书记，否则在1992年南巡后就会动手，但是他把信交给薄一波，也是想让薄一波看一看他推荐的江泽民是个什么货色。
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在高层里口碑甚差。其中有一件事最说明问题。1979年给薄一波平反出狱的是胡耀邦，当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使薄一波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的还是胡耀邦，但1987年1月15日薄一波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力主让胡耀邦下台。
薄一波看到陈希同这封检举信，不但不想继续往下追究江泽民的问题，相反还暗自高兴抓住了江的把柄，因为这就等于抓住了江的权力，可以好好利用和要挟江，为儿子薄熙来和亲信等加官晋爵。
于是薄一波把江泽民叫来，一言不发亲自把信递过去。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脸色发青、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当场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为他美言，保住自己总书记的职位。薄一波表示尽力而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从陈希同的周围下手。江泽民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薄熙来日后飞黄腾达，全靠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这层特别关系。
2﹒扳倒陈希同
1994年年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邓小平权力的无保留移交使江泽民认为倒陈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缺一个机会。1995年初的举报事件，更让江感到必须立刻动手。
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在元老凋零之后，他们的子女会拉帮结派，或许对江的权力也是威胁。但这并不足为虑，因为这些太子党们忙着钻政策的空子发大财，只要祭起“反腐败”的大旗，太子党为了躲过公、检、法和中纪委的大刀，就不得不向江泽民表示效忠。
江泽民本来准备让江绵恒、江绵康两兄弟以及江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八杆子内打得着的亲戚们在十四大之后都进入中央部委或成为地方大员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基础。现在考虑到要用“反腐败”的名义清理政敌，只好让他们先等一等。待到政敌清理完毕，“反腐”告一段落的时候，空出的一些位子正好让自己的亲戚拾遗补缺。
江打好如意算盘，就决定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先从北京的副市长下手。经过一番精密的盘算，江泽民把枪口对准了王宝森。
1995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只能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据国安内部消息透露，这个人就是江泽民派的国安特工。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然而王宝森的死既然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着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而周北方被判刑，让邓小平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事，如果与江交恶，邓家的后代也可能会成为被江整肃的对象。陈希同见自己的举报信送上去几个月，江泽民竟然还在台上，说明邓小平无意换马。至此，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31日电）。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陈说他曾与江泽民合伙做生意，江泽民儿子江绵恒非法转移国有资产涉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这也许只是陈可以透露给媒体的东西，隐藏的内幕只能等到陈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才有可能披露更多。
不过中共“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看看现在高高坐在台上的大贪贾庆林、黄菊、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劣迹斑斑。中共的腐败，早已深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
3﹒台海危机
1996年新年刚过，台海危机爆发。
3月23日，台湾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大选。总统候选人除了有李登辉之外，还有无党籍人士陈履安和林洋港，以及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
江泽民对台湾的选举十分担心，害怕台湾民主选举的声浪会影响到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为了无限期拖后民主选举，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常常抛出“国情论”、“素质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选举”等谬论。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台湾的大选一旦成功，等于是用行动否定了中共有关大陆不能实行民主的托辞，这怎么能不让江泽民这个未经选举而窃据王位的独裁者忧心如焚？
江泽民在1995年年初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外界称之为“江八点”。可以说，“江八点”了无新意。当时两岸关系并不紧张，香港回归在即，江泽民当然希望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这样他的贡献就可以写入史书了。但江泽民在外交、治国方面是个平庸无能之辈，毫无制度创新能力，没有那个金刚钻，还想揽那个瓷器活，结果自然是糟蹋了名器，还差点闹出战争来。
自1988年李登辉接任总统之后，一直推行务实外交，比如1989年的新加坡“度假之旅”，在1994年对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访问，都让江泽民对李登辉推动台湾获得国际承认的意图深具戒心。江泽民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李登辉以私人身份于1995年5月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美国政府在国会两院的压力下批准了李登辉的旅行。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表达他的民主思想。如今，李登辉更进一步，准备在台湾举办第一次大选，在老军头们的鼓动下，江泽民决定还以颜色。
在军事演习的问题上，江泽民相当慎重。因为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更别说战役、会战或决战的军委主席。对于军事指挥，江泽民完全外行，他最大的“建军思想”，恐怕就是“讲政治”，也就是让军队永远听他的指挥。面对军方的压力，江泽民需要指定一个人作为全权指挥，这个人必须是江的铁杆心腹，于是江想到了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4﹒江泽民的军中代理人
张万年的提升非常有戏剧性。1992年当江泽民视察济南军区的时候，张万年还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他不失时机地向江泽民表忠心，高喊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言下之意，江泽民不但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中央军委的核心。
当时，江泽民党内地位还不稳，急需在军队中培养亲信。虽然江泽民与张爱萍关系密切，而且以张爱萍为首的三野军人不喜欢杨家将，但是他们未必就会喜欢江泽民，更何况江见到所谓“养父”的上级们只能以晚辈面目出现，无法颐指气使。只有真正能够听命于江泽民的军人，才能成为江在军中的代理人。
张的口号让江泽民大喜过望。回到北京后，江泽民马上把张万年调到了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993年又给了张万年一个上将军衔。张万年果然努力，当着江泽民的面，在总参大院中指挥全体机关干部高声合唱《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江泽民听了十分受用，因为这就等于是说“枪杆子永远听江主席指挥”。
张万年的马屁路线一击奏效，后来人有样学样，也斩获颇丰。其中一个是于永波。于处处对江泽民拍马奉承，在1992年被江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93年，江泽民也册封于永波为上将。2001年初，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解放军高级将领，于永波在席间高呼“江主席万岁”，一时被传为笑谈。
另一个马屁专家是郭伯雄。1992年郭伯雄还是47军军长，少将军衔。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江到陕西视察，顺便去了47军。江中午饱餐后要睡个午觉，郭伯雄一看机会难得，赶紧把战士轰走，亲自在门外站岗。江泽民这一觉睡了两个钟头，郭伯雄在外面百无聊赖，但连厕所也不敢去，怕江随时醒来，就功亏一篑了。江睡醒后一推门，猛然看见一卫兵笔挺地立在门前，甚为满意，但也有些奇怪，这兵咋这么老啊？定睛一看，原来是47军少将军长郭伯雄！
江泽民到哪个军也没享受过军长站岗的待遇，对郭顿生好感。于是郭伯雄从47军军长，调到了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连升三级，当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也混了一副上将的肩章。
面对这样的军委主席，这样的马屁将军，李登辉自然不会把中共的军事威胁放在心上。
5﹒军事演习
中共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一次是1995年8月15-25日的东海飞弹试射，距离北台湾90哩。为了影响台湾1995年12月2日立法委员选举，中共在11月15-25日于东山岛举行海军与两栖军事演习。1996年初，中共已经将其他区域的兵力，移防部署于面对台湾的沿海区域。
中共的频繁演习和军事调动，使美国认为事态严重。2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奇（John Deutch）重提担心中共军事演习会导致“错误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
中共军方最初的部署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40亿人民币以上，规模惊人。然而克林顿政府向中共传达了“非常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见，称导弹演习是草率鲁莽的决定，并警告中共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同时，美方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游弋。
江泽民知道军方强硬派绝不会甘心放弃演习计划，但是江自己却不敢真的和美国搞僵。他更害怕冲突一起，军方乘机坐大，自己这个军委主席到时候就成了空头主席了。
江泽民于是抬出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并提出三点主张：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被当时台湾策反的解放军少将刘连昆报告给李登辉。李登辉为稳定岛内民心，公开称“共军打的都是空包弹，天一下雨就点不着了”。后来到1998年两名台湾军情局官员叛逃北京，所抖出来的情报导致1999年刘连昆东窗事发被逮捕和处决。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文革前毛泽东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是敢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在上海出姚文元的单行本，并称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是在1966年5月16日，其先行动作则是于1966年3月底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解职。即使对毛泽东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党主席来说，要干大事也必须先掌控北京。因此，江泽民十分急于拿下北京。
1﹒与陈希同结怨
在干部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这样一来，其政绩可想而知。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执政期间，不仅毫无业绩，相反，他上台仅两年上海就发生“菜篮子危机”，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把能干的朱镕基调往上海补漏。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一直抱着敢做敢当的态度，而不是象江泽民这样一会儿镇压《导报》，态度强硬，一会儿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该镇压。陈希同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十分不平衡。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好出风头，嫉恨心又强。对于看不起他的人，心胸狭窄的江是一定会报复的。对于陈希同，江泽民一直又恨又怕。江泽民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还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陈希同宴请赵紫阳的追随者胡启立。
江泽民当了儿皇帝之后，凡是跟着赵紫阳的人马都遭到了江不遗余力的清洗。对于江泽民来说，否定赵紫阳越彻底，江泽民的宝座就越有合法性。这种否定早已到了完全罔顾事实的地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要挽回赵紫阳造成的“损失”，而绝口不提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
江泽民深知赵紫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的表现迥异于各位政治元老，甚至是各级党员，这使赵紫阳身上笼罩着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光环。而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也不能不使民众对赵深怀感激。无论从民心、资历，还是政绩上考察，一旦邓小平让赵紫阳复出，江泽民从赵紫阳手中窃取的权力如何还能保得住？
江在上台后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对于改革派以及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整肃。此时，陈希同偏偏“逆流而动”。
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无巧不能成书，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时，没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这让江又惊又怒。江泽民惊的是，陈希同本来就资历甚深，能力颇强，现在居然和胡启立走在一起。江一时拿不准邓小平是否属意胡启立复出，并为重新起用赵紫阳打铺垫。江泽民怒的是，陈希同竟然背着江和江最忌讳的赵氏人马搞在一起，显然是故意跟江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实此事后，江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指责陈“丧失立场”，陈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不敢得罪万里，只能自己生闷气。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印证了万里与赵系人马关系密切。江泽民最怕赵系东山再起，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旧恨未去，又添新仇。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陈希同早已知道邓小平力主继续并深化改革。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这都让投靠陈云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的江泽民十分不快。为了避免邓小平对江泽民不满的消息透过媒体泄露给民众，江泽民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巡的报导，要遵循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不准擅自行动。
不料陈希同又先行了一步，他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在江泽民看来，陈的改革言论和表现，更凸显江的僵化和保守。江泽民对陈希同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不久以后，时任首钢董事长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行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邓随后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这些话当时在江泽民听来简直如五雷轰顶。
江泽民听得背后直冒冷汗，通过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江泽民通报邓的巡视时间。陈反驳说中办应该向邓办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江泽民受到顶撞后更是怒气冲天，气恨不已，从此更下定了倒陈的决心。
当年陈希同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做为京官，陈希同的消息要比江泽民灵通得多，江泽民也知道陈与邓小平、李鹏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时每次见到陈希同，都笑得很谄媚。在当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江泽民还算是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对李鹏还很尊重，但在十四大倒杨成功后，江泽民的尾巴是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
陈希同是眼看着江泽民的这种变化的，也知道因为胡启立事件以及南巡事件，江泽民和他结下了梁子。根据陈希同的观察，江泽民绝对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江在1986年上海学潮后对那些敢于挑战他的学生进行秋后算账之事，陈也颇有所闻。既然得罪了江，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陈希同希望趁着邓小平还活着，把江泽民拉下马。
于是陈希同在1995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这封信的内容外界并不知情，邓看后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六四”之前，八大元老在商量赵紫阳的接班人问题时，邓是想让李瑞环或者乔石上的，薄一波当时极力推荐江泽民。邓小平也是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换一茬总书记，否则在1992年南巡后就会动手，但是他把信交给薄一波，也是想让薄一波看一看他推荐的江泽民是个什么货色。
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在高层里口碑甚差。其中有一件事最说明问题。1979年给薄一波平反出狱的是胡耀邦，当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使薄一波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的还是胡耀邦，但1987年1月15日薄一波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力主让胡耀邦下台。
薄一波看到陈希同这封检举信，不但不想继续往下追究江泽民的问题，相反还暗自高兴抓住了江的把柄，因为这就等于抓住了江的权力，可以好好利用和要挟江，为儿子薄熙来和亲信等加官晋爵。
于是薄一波把江泽民叫来，一言不发亲自把信递过去。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脸色发青、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当场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为他美言，保住自己总书记的职位。薄一波表示尽力而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从陈希同的周围下手。江泽民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薄熙来日后飞黄腾达，全靠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这层特别关系。
2﹒扳倒陈希同
1994年年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邓小平权力的无保留移交使江泽民认为倒陈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缺一个机会。1995年初的举报事件，更让江感到必须立刻动手。
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在元老凋零之后，他们的子女会拉帮结派，或许对江的权力也是威胁。但这并不足为虑，因为这些太子党们忙着钻政策的空子发大财，只要祭起“反腐败”的大旗，太子党为了躲过公、检、法和中纪委的大刀，就不得不向江泽民表示效忠。
江泽民本来准备让江绵恒、江绵康两兄弟以及江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八杆子内打得着的亲戚们在十四大之后都进入中央部委或成为地方大员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基础。现在考虑到要用“反腐败”的名义清理政敌，只好让他们先等一等。待到政敌清理完毕，“反腐”告一段落的时候，空出的一些位子正好让自己的亲戚拾遗补缺。
江打好如意算盘，就决定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先从北京的副市长下手。经过一番精密的盘算，江泽民把枪口对准了王宝森。
1995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只能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据国安内部消息透露，这个人就是江泽民派的国安特工。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然而王宝森的死既然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着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而周北方被判刑，让邓小平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事，如果与江交恶，邓家的后代也可能会成为被江整肃的对象。陈希同见自己的举报信送上去几个月，江泽民竟然还在台上，说明邓小平无意换马。至此，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31日电）。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陈说他曾与江泽民合伙做生意，江泽民儿子江绵恒非法转移国有资产涉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这也许只是陈可以透露给媒体的东西，隐藏的内幕只能等到陈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才有可能披露更多。
不过中共“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看看现在高高坐在台上的大贪贾庆林、黄菊、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劣迹斑斑。中共的腐败，早已深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
3﹒台海危机
1996年新年刚过，台海危机爆发。
3月23日，台湾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大选。总统候选人除了有李登辉之外，还有无党籍人士陈履安和林洋港，以及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
江泽民对台湾的选举十分担心，害怕台湾民主选举的声浪会影响到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为了无限期拖后民主选举，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常常抛出“国情论”、“素质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选举”等谬论。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台湾的大选一旦成功，等于是用行动否定了中共有关大陆不能实行民主的托辞，这怎么能不让江泽民这个未经选举而窃据王位的独裁者忧心如焚？
江泽民在1995年年初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外界称之为“江八点”。可以说，“江八点”了无新意。当时两岸关系并不紧张，香港回归在即，江泽民当然希望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这样他的贡献就可以写入史书了。但江泽民在外交、治国方面是个平庸无能之辈，毫无制度创新能力，没有那个金刚钻，还想揽那个瓷器活，结果自然是糟蹋了名器，还差点闹出战争来。
自1988年李登辉接任总统之后，一直推行务实外交，比如1989年的新加坡“度假之旅”，在1994年对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访问，都让江泽民对李登辉推动台湾获得国际承认的意图深具戒心。江泽民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李登辉以私人身份于1995年5月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美国政府在国会两院的压力下批准了李登辉的旅行。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表达他的民主思想。如今，李登辉更进一步，准备在台湾举办第一次大选，在老军头们的鼓动下，江泽民决定还以颜色。
在军事演习的问题上，江泽民相当慎重。因为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更别说战役、会战或决战的军委主席。对于军事指挥，江泽民完全外行，他最大的“建军思想”，恐怕就是“讲政治”，也就是让军队永远听他的指挥。面对军方的压力，江泽民需要指定一个人作为全权指挥，这个人必须是江的铁杆心腹，于是江想到了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4﹒江泽民的军中代理人
张万年的提升非常有戏剧性。1992年当江泽民视察济南军区的时候，张万年还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他不失时机地向江泽民表忠心，高喊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言下之意，江泽民不但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中央军委的核心。
当时，江泽民党内地位还不稳，急需在军队中培养亲信。虽然江泽民与张爱萍关系密切，而且以张爱萍为首的三野军人不喜欢杨家将，但是他们未必就会喜欢江泽民，更何况江见到所谓“养父”的上级们只能以晚辈面目出现，无法颐指气使。只有真正能够听命于江泽民的军人，才能成为江在军中的代理人。
张的口号让江泽民大喜过望。回到北京后，江泽民马上把张万年调到了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993年又给了张万年一个上将军衔。张万年果然努力，当着江泽民的面，在总参大院中指挥全体机关干部高声合唱《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江泽民听了十分受用，因为这就等于是说“枪杆子永远听江主席指挥”。
张万年的马屁路线一击奏效，后来人有样学样，也斩获颇丰。其中一个是于永波。于处处对江泽民拍马奉承，在1992年被江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93年，江泽民也册封于永波为上将。2001年初，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解放军高级将领，于永波在席间高呼“江主席万岁”，一时被传为笑谈。
另一个马屁专家是郭伯雄。1992年郭伯雄还是47军军长，少将军衔。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江到陕西视察，顺便去了47军。江中午饱餐后要睡个午觉，郭伯雄一看机会难得，赶紧把战士轰走，亲自在门外站岗。江泽民这一觉睡了两个钟头，郭伯雄在外面百无聊赖，但连厕所也不敢去，怕江随时醒来，就功亏一篑了。江睡醒后一推门，猛然看见一卫兵笔挺地立在门前，甚为满意，但也有些奇怪，这兵咋这么老啊？定睛一看，原来是47军少将军长郭伯雄！
江泽民到哪个军也没享受过军长站岗的待遇，对郭顿生好感。于是郭伯雄从47军军长，调到了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连升三级，当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也混了一副上将的肩章。
面对这样的军委主席，这样的马屁将军，李登辉自然不会把中共的军事威胁放在心上。
5﹒军事演习
中共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一次是1995年8月15-25日的东海飞弹试射，距离北台湾90哩。为了影响台湾1995年12月2日立法委员选举，中共在11月15-25日于东山岛举行海军与两栖军事演习。1996年初，中共已经将其他区域的兵力，移防部署于面对台湾的沿海区域。
中共的频繁演习和军事调动，使美国认为事态严重。2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奇（John Deutch）重提担心中共军事演习会导致“错误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
中共军方最初的部署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40亿人民币以上，规模惊人。然而克林顿政府向中共传达了“非常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见，称导弹演习是草率鲁莽的决定，并警告中共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同时，美方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游弋。
江泽民知道军方强硬派绝不会甘心放弃演习计划，但是江自己却不敢真的和美国搞僵。他更害怕冲突一起，军方乘机坐大，自己这个军委主席到时候就成了空头主席了。
江泽民于是抬出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并提出三点主张：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被当时台湾策反的解放军少将刘连昆报告给李登辉。李登辉为稳定岛内民心，公开称“共军打的都是空包弹，天一下雨就点不着了”。后来到1998年两名台湾军情局官员叛逃北京，所抖出来的情报导致1999年刘连昆东窗事发被逮捕和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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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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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为啥江泽民一直打压武汉
1﹒邓小平去世
1997年是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1993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杨浦大桥亮相，接着在农历除夕出现在电视上，这是邓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邓小平衰老的神情不但令香港股市立即一泻千里，而且令中共党内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也神经绷紧。
江并不能随意见到邓小平，有事都由邓办通知，所以邓这次亮相让江泽民感到快熬出头了，头上的紧箍咒已经松动。江泽民和曾庆红常常研究如何进一步站稳脚跟，他们发现，只是安排自己人马抢夺地盘还不够，还要全方位收买人心。在随后的几年里，江泽民用各种腐败方法拉帮结派换取高官们的忠心。江泽民发现腐败还有一妙用，不效忠自己的就采用“反腐败”的办法清除，这种办法在江泽民后来打击政敌时被派上大用场。
不过，只要邓小平还活着，江泽民就心存顾忌。1996年12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两个月过去了，令江失望的是邓小平还是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江泽民焦急的是如果邓拖拖拉拉不走，弄不好病情又有了转机。等待的日子对江泽民来说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磨。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病逝。
江泽民的人马迅即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声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坚持下去。
在邓小平遗体告别仪式上，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江泽民发言时还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悲切。为增强效果，江泽民特意挤出了眼泪。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真实的心态是怎么回事。那张江泽民抹眼泪的图片，到今天还时不时地被人拿出来当笑料。
追悼会结束两天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被要求学习江泽民所致的悼词，军官们被要求“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词句出现达九次之多。
2﹒忌恨乔石
这时被江泽民曾庆红搞下台的杨尚昆已经九十一岁了——但他还活着﹔其弟杨白冰虽然失去军权但并不等于没有兵权。这都使江泽民心中不安。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地来，江泽民感觉当务之急是搞掉乔石。
乔石1924年12月生于上海，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学生运动。1945至1949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和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而那段时间，江泽民还正处于彷徨不可终日当中。中共建政后乔石从基层做起，1982年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历任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1993年至1998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党内象他这样从学运到工业系统，从对外联络到主管组织、情报、纪律，最后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人，别说长期身处下位的江泽民，即使李鹏这些货真价实的烈士子弟，甚至连老一代的杨尚昆、薄一波等都无法相比。
显然，论资历、才干，江泽民无法把自己和乔石并列。凭着江的察言观色，他来到北京后很快发现，乔石是两派元老邓小平和陈云都非常看好的人选。中央机关的人们也常常说乔石是凭真本事上来的，这让江泽民认为是故意在暗示他江某人的无能，心里不由对乔石充满忌恨。其实乔石在1985年就与胡启立一起被党内大老们内定为接班人，他稳健踏实和敏锐果敢的特点得到了元老们的赏识。“六四”时，邓小平对总书记赵紫阳失望之余，考虑接替的人选里就有乔石。
江知道自己的地位远不如乔石。乔石背后是彭真、万里的政法系统、人大委员会。更让江泽民难以下咽的是，乔石的口碑和内外形象很好。乔在选入高层之初，被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元老同时看中，十三大被内定为政治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以316票高票当选政治局委员，只差一票便获得全票──因为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没有投他。
北京圈子里有“江落石出”的说法，表明人们希望江泽民下台、让乔石上来的愿望，这让江泽民想起来就恼火。在杨家兄弟倒台之前，江泽民每天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所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提拔，不如说是老家伙们妥协的结果。邓小平虽然同意，但犹犹豫豫，几次要把他撤下来。真正欣赏自己的李先念也不是因为他政绩高，而是他把李侍候得好。
江泽民望着桌上的那张1989年6月21日拍下的照片，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提上来的六个常委合影，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姚依林，中间则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邓的意图非常明显，杨尚昆是邓小平意图的执行者，而江泽民不过是吃烤鸭时旁边的那盘小红萝卜，有没有都无关大局。
现在，执行邓小平意图的杨家将被搞下去了，邓也过世了，这让江的胆子壮了起来。他认为，邓小平去世以后，自己职位最高，大家应该向“核心”靠拢才对﹔而乔石似乎不买自己的账，看见不对的该指责还指责，该批评还批评。这让江泽民胃里好象老有个消化不了的东西，愤恨不已。
江泽民从上海发迹，当上海市委书记时搞的那个“上海帮”早就臭名在外。江有了党政军大权后更是见缝插针安插“上海帮”。为此，邓小平不止一次提出批评，乔石也在政治局提出选拔干部要讲五湖四海，虽然乔石没有点名，但在座的人都把眼光扫向江泽民。
邓去世后一个月，《德国商报》采访了乔石，曾庆红马上找人翻译成中文后送给江泽民。曾庆红神秘地说：“乔石同志除了继续谈法制和人大外，还对这个德国记者强调了一件事”，他故意停了一下，看到江有些发急时才继续，“他说，主要还是要‘反左’。”江泽民惊愕地重复了一句“反左？” 他不由地想起邓小平南巡时自己差点下台的险情。
1995年3月9日，乔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济立法是各项立法的重点，应在一年内完成。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也呼应说，人大代表应有选择候选人的权力，政府新政策应向人民公开说明。乔石还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呼吁：一切国家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从制度上着手，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最根本要靠法制。乔石的句句讲话都让江耿耿于怀。
邓小平去世、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倒台后，江泽民心头的大石落了地。乔石坚持法制的主张就成了江泽民心中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打发乔石在十五大退休，成为江的下一步棋。
于是江泽民再一次与薄一波做了交易。薄答应向乔石施压，要乔石退休﹔江则抱歉说自己对薄的儿子薄熙来“关照”得还远远不够。
1997年4月26日，彭真去世。江泽民认为彭真是乔石的最大政治靠山。1966年连毛泽东都对彭真无可奈何。不好对付的彭真一走，江泽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御用文人
在江泽民使用的三个御用文人滕文生、王沪宁和刘吉中，滕文生是和江关系最远的一个，王沪宁是江最崇拜的一个，刘吉是私交最好的一个。江泽民做秀的东西，大多就是从这三个人中搬来的。
“中南海第一笔”滕文生
滕文生1940年10月出生于湖南常宁，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理论组组长、副主任，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1989年起滕文生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被江泽民提拔当了主任，是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后来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就是滕文生主笔的。
滕文生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专门收集各种开明人士的材料，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就是因为这些材料而被开除党籍。1987年9月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撤销了这个研究室。
北京消息来源说，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
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的王沪宁，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而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王沪宁调入中南海后，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据透露，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又要求到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叫王冶坪“嫂子”的刘吉
江泽民身边虽然政治吹鼓手不止刘吉一个，但即使“大内总管”曾庆红、“政治化妆师”王沪宁等人，在江泽民面前也从不敢象刘吉那样举止随便，更不敢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随时闯进江府。
刘吉1935 年10 月出生，安徽省安庆市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虽然毕业于理工科，但刘吉热衷研究的却是“领导学”。在江泽民主政上海期间，刘吉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陈至立的下级。1993年他被调到北京，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吉的理论功底主要发挥在“明主论”，试图在党内为江泽民包装开明形象，以及把“核心论”和“新权威论”变成主流意见，让江开始藉权施威、藉威扩权。
江把王沪宁的理论背诵下来就变成了江的理论。不过江泽民不能把“明主论”背下来，因为这是让亲信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但刘吉能够指导江泽民如何提高权斗“艺术”，这一点对江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江泽民与刘吉有过几次促膝长谈，把刘吉奉为“国师”。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刘吉出入江府从不用事先通报，负责江府内勤的警卫人员从不敢挡驾。在上海工作时，刘吉从未称呼过江泽民的职务，总是“泽民同志”长、“泽民同志”短。到北京后，“泽民同志”改成了“总书记”，但在江泽民家里，对王冶坪仍然以“嫂子”相称。
据称，刘吉调北京后，一般在上海驻京办事处用餐，想换换口味时便驱车直驶江府。王冶坪兴致好时便亲自下厨，烹饪几样刘吉喜欢的江南菜。即使王冶坪本人无暇顾及，身边工作人员也早已习惯刘吉这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特权，随时为他打点用饭。
但后来刘吉公开表态支持一些改革派知识份子，江泽民在执政后期就开始疏远他，刘吉最后从社科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4﹒香港回归
1984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当时中国政坛上最耀眼、最具改革意识的总理赵紫阳签署了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协定。法新社1984年12月19日曾拍摄到赵紫阳陪同撒切尔走过红地毯的图片。然而，一心只想别人吹捧自己的江泽民不能容忍赵紫阳拥有这份功劳，也不能容忍民众了解这个真相。在中共后来的宣传中，见证历史的这张照片里的赵紫阳却被模糊处理或干脆剪掉了。其实回顾中共起家的这80年，这类事情屡见不鲜。
五月份，香港主权移交前，北京政坛为十五大人选吵翻了天。江泽民让宣传部门大造舆论，把全中国老百姓的注意力集中到香港回归上来。
乔石在一次会议上说，香港回归虽然是大事，但是毕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收回是理所当然，所以参加回归的代表团应淡化共产党的色彩，不要给人共产党在收回的印象，而是要突出政府和人大的角色。言外之意就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该留在北京，政协主席李瑞环对此看法深表赞同。对此，江泽民气得全身发抖。
香港回归大典万众瞩目，是千载难逢的历史盛事。江泽民此时不去做秀，还等何时？况且这次做秀对十五大人事安排将有很大影响。所以江泽民坚持出席，绝不让步。
此时，秘书处来人报告说，赵紫阳也希望参加回归大典，以实现1984年12月和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时许下的心愿。“添乱！”江泽民捶了一下桌子，命令秘书立即通知罗干，加强对富强胡同的监视，严防有人借这事把赵抬出来。
丁关根转来中央电视台的请示函，问九七专题片，如何处理“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画面。曾庆红出了主意，淡化赵紫阳角色，主要宣传邓小平，但不要痕迹太明显，以免授人以柄。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抵达香港，一路上精神亢奋。在“老人中心”，他和上海老年人用上海话谈论麻将的技巧﹔在购物场所，他又用半扬州普通话半广东话同周围事先安排好的欢迎人群打招呼、搞笑，“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他还特意选中一个小姑娘谈了几句交底话，江告诉她，他虽然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其实，讲不好、现学现卖也要讲，“人来疯”式的哗众取宠正是江的本色。
香港人早已看惯英国绅士的风度、英国王室的优雅举止，以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彬彬有礼的微笑，看到顶着国家主席头衔的江如此疯颠、轻贱自己，香港市民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6月30日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欢送大会在深圳举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向即将启程的部队官兵发表讲话。次日凌晨，大雨倾盆，部队在低沉的黑云下开入香港。
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42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中方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英方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一行，同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的两个主角只有英国首相萨切尔到场，而另一位主角赵紫阳正被交接仪式中大出风头的江泽民软禁在北京的家里，只不过站岗的军人多加了几个而已。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
当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成为香港回归的焦点新闻人物的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讲话，重申赵紫阳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的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话音未落，香港的天就变成红色。香港特首必须由北京当局指定，港府的政策必须在中央的首肯下方能实施，港府开始按照北京眼色行事，钳制民众的言论自由。没出几年，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被迫向中共伸手要钱，曾经高度繁荣和自由的东方之珠，变得黯然失色，民怨遍地。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江泽民授意下试图通过“23条”立法，更导致香港百万人上街大游行。
97年的香港回归，让江泽民做足了秀，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事实上，江抢赵紫阳的风头去作戏，是江遇到好事往前猛冲，遇到坏事使劲往后缩的典型性格使然。
5﹒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凸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什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什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个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句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6﹒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魏京生先在死牢里待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单独囚禁了近五年。他在条件艰苦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接受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7﹒乔石引退
十五大人事安排，在香港回归之后仍然没有明确。其中最不明确的，是乔石退不退的问题。89岁的薄一波哆嗦着行走不便的双腿去告诉乔石，十五大将重新规定留任年限，以70岁为死线劝退了乔石，而71岁的江泽民却仍留在了“核心”的位置上。
乔石答应退休，而且是全退，这完全出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意料，因为这事要搁在他们身上，玩命也不能答应。乔石的全退给江的十五大人事安排铺平了道路，此届光新任的中央委员就高达56％，他们都是通过总书记及其亲信考查、核准的。
江泽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没摸过枪，军队里没有人脉，再怎么提拔将军也没有邓小平给他安排的军事摄政杨尚昆、刘华清、张震他们的根子硬，人家那是拼出来的感情。薄一波出主意说：党指挥枪，那政治局常委会里有军人就不合适了。老规矩该改的还是要改。从十五大开始，军人被挡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这又为江泽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江泽民欣喜万分，头上没了婆婆，心上又拔掉了钉子，他感觉自己终于当了个名符其实的“核心”。
乔石临退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让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另一个是田纪云保持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江一口答应，对他来说，这个交易便宜得很。
然而，乔石走得并不简单。临退前，他公开透露了一个消息：胡锦涛为第四代核心，是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所作的战略安排。过程中，也征求、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形成了组织上的决议。
乔石、李瑞环和万里等人，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政治局是有通过的，是合法的。显然，他们爆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
如果江泽民要废黜胡锦涛，就等于是背叛邓小平的旨意。江泽民不敢不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因此乔、李、万等于把邓小平当成规定江泽民下台的定时炸弹。显然，乔石的讲话令江泽民极不高兴，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等中央各有关部门禁止以内部文件形式刊载这一讲话。同一时间，乔石批评了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乔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却使得江泽民只能在邓小平所建立的游戏规则下运转。江泽民虽然以70岁为借口逼退乔石，但乔石也提出建立一套“七十而退”的规则，要求江泽民再任一届就把权力移交给胡锦涛。
五年之后，江泽民不得不面对这个规则带来的下台压力。贪恋权势的江泽民坑了乔石一把，但最终自己也尝到了苦果。
1997年是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1993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杨浦大桥亮相，接着在农历除夕出现在电视上，这是邓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邓小平衰老的神情不但令香港股市立即一泻千里，而且令中共党内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也神经绷紧。
江并不能随意见到邓小平，有事都由邓办通知，所以邓这次亮相让江泽民感到快熬出头了，头上的紧箍咒已经松动。江泽民和曾庆红常常研究如何进一步站稳脚跟，他们发现，只是安排自己人马抢夺地盘还不够，还要全方位收买人心。在随后的几年里，江泽民用各种腐败方法拉帮结派换取高官们的忠心。江泽民发现腐败还有一妙用，不效忠自己的就采用“反腐败”的办法清除，这种办法在江泽民后来打击政敌时被派上大用场。
不过，只要邓小平还活着，江泽民就心存顾忌。1996年12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两个月过去了，令江失望的是邓小平还是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江泽民焦急的是如果邓拖拖拉拉不走，弄不好病情又有了转机。等待的日子对江泽民来说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磨。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病逝。
江泽民的人马迅即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声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坚持下去。
在邓小平遗体告别仪式上，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江泽民发言时还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悲切。为增强效果，江泽民特意挤出了眼泪。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真实的心态是怎么回事。那张江泽民抹眼泪的图片，到今天还时不时地被人拿出来当笑料。
追悼会结束两天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被要求学习江泽民所致的悼词，军官们被要求“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词句出现达九次之多。
2﹒忌恨乔石
这时被江泽民曾庆红搞下台的杨尚昆已经九十一岁了——但他还活着﹔其弟杨白冰虽然失去军权但并不等于没有兵权。这都使江泽民心中不安。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地来，江泽民感觉当务之急是搞掉乔石。
乔石1924年12月生于上海，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学生运动。1945至1949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和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而那段时间，江泽民还正处于彷徨不可终日当中。中共建政后乔石从基层做起，1982年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历任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1993年至1998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党内象他这样从学运到工业系统，从对外联络到主管组织、情报、纪律，最后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人，别说长期身处下位的江泽民，即使李鹏这些货真价实的烈士子弟，甚至连老一代的杨尚昆、薄一波等都无法相比。
显然，论资历、才干，江泽民无法把自己和乔石并列。凭着江的察言观色，他来到北京后很快发现，乔石是两派元老邓小平和陈云都非常看好的人选。中央机关的人们也常常说乔石是凭真本事上来的，这让江泽民认为是故意在暗示他江某人的无能，心里不由对乔石充满忌恨。其实乔石在1985年就与胡启立一起被党内大老们内定为接班人，他稳健踏实和敏锐果敢的特点得到了元老们的赏识。“六四”时，邓小平对总书记赵紫阳失望之余，考虑接替的人选里就有乔石。
江知道自己的地位远不如乔石。乔石背后是彭真、万里的政法系统、人大委员会。更让江泽民难以下咽的是，乔石的口碑和内外形象很好。乔在选入高层之初，被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元老同时看中，十三大被内定为政治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以316票高票当选政治局委员，只差一票便获得全票──因为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没有投他。
北京圈子里有“江落石出”的说法，表明人们希望江泽民下台、让乔石上来的愿望，这让江泽民想起来就恼火。在杨家兄弟倒台之前，江泽民每天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所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很清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提拔，不如说是老家伙们妥协的结果。邓小平虽然同意，但犹犹豫豫，几次要把他撤下来。真正欣赏自己的李先念也不是因为他政绩高，而是他把李侍候得好。
江泽民望着桌上的那张1989年6月21日拍下的照片，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提上来的六个常委合影，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姚依林，中间则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邓的意图非常明显，杨尚昆是邓小平意图的执行者，而江泽民不过是吃烤鸭时旁边的那盘小红萝卜，有没有都无关大局。
现在，执行邓小平意图的杨家将被搞下去了，邓也过世了，这让江的胆子壮了起来。他认为，邓小平去世以后，自己职位最高，大家应该向“核心”靠拢才对﹔而乔石似乎不买自己的账，看见不对的该指责还指责，该批评还批评。这让江泽民胃里好象老有个消化不了的东西，愤恨不已。
江泽民从上海发迹，当上海市委书记时搞的那个“上海帮”早就臭名在外。江有了党政军大权后更是见缝插针安插“上海帮”。为此，邓小平不止一次提出批评，乔石也在政治局提出选拔干部要讲五湖四海，虽然乔石没有点名，但在座的人都把眼光扫向江泽民。
邓去世后一个月，《德国商报》采访了乔石，曾庆红马上找人翻译成中文后送给江泽民。曾庆红神秘地说：“乔石同志除了继续谈法制和人大外，还对这个德国记者强调了一件事”，他故意停了一下，看到江有些发急时才继续，“他说，主要还是要‘反左’。”江泽民惊愕地重复了一句“反左？” 他不由地想起邓小平南巡时自己差点下台的险情。
1995年3月9日，乔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济立法是各项立法的重点，应在一年内完成。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也呼应说，人大代表应有选择候选人的权力，政府新政策应向人民公开说明。乔石还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呼吁：一切国家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从制度上着手，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最根本要靠法制。乔石的句句讲话都让江耿耿于怀。
邓小平去世、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倒台后，江泽民心头的大石落了地。乔石坚持法制的主张就成了江泽民心中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打发乔石在十五大退休，成为江的下一步棋。
于是江泽民再一次与薄一波做了交易。薄答应向乔石施压，要乔石退休﹔江则抱歉说自己对薄的儿子薄熙来“关照”得还远远不够。
1997年4月26日，彭真去世。江泽民认为彭真是乔石的最大政治靠山。1966年连毛泽东都对彭真无可奈何。不好对付的彭真一走，江泽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御用文人
在江泽民使用的三个御用文人滕文生、王沪宁和刘吉中，滕文生是和江关系最远的一个，王沪宁是江最崇拜的一个，刘吉是私交最好的一个。江泽民做秀的东西，大多就是从这三个人中搬来的。
“中南海第一笔”滕文生
滕文生1940年10月出生于湖南常宁，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员、理论组组长、副主任，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1989年起滕文生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被江泽民提拔当了主任，是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后来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就是滕文生主笔的。
滕文生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专门收集各种开明人士的材料，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就是因为这些材料而被开除党籍。1987年9月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撤销了这个研究室。
北京消息来源说，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
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的王沪宁，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而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王沪宁调入中南海后，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据透露，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又要求到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叫王冶坪“嫂子”的刘吉
江泽民身边虽然政治吹鼓手不止刘吉一个，但即使“大内总管”曾庆红、“政治化妆师”王沪宁等人，在江泽民面前也从不敢象刘吉那样举止随便，更不敢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随时闯进江府。
刘吉1935 年10 月出生，安徽省安庆市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虽然毕业于理工科，但刘吉热衷研究的却是“领导学”。在江泽民主政上海期间，刘吉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陈至立的下级。1993年他被调到北京，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吉的理论功底主要发挥在“明主论”，试图在党内为江泽民包装开明形象，以及把“核心论”和“新权威论”变成主流意见，让江开始藉权施威、藉威扩权。
江把王沪宁的理论背诵下来就变成了江的理论。不过江泽民不能把“明主论”背下来，因为这是让亲信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但刘吉能够指导江泽民如何提高权斗“艺术”，这一点对江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江泽民与刘吉有过几次促膝长谈，把刘吉奉为“国师”。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刘吉出入江府从不用事先通报，负责江府内勤的警卫人员从不敢挡驾。在上海工作时，刘吉从未称呼过江泽民的职务，总是“泽民同志”长、“泽民同志”短。到北京后，“泽民同志”改成了“总书记”，但在江泽民家里，对王冶坪仍然以“嫂子”相称。
据称，刘吉调北京后，一般在上海驻京办事处用餐，想换换口味时便驱车直驶江府。王冶坪兴致好时便亲自下厨，烹饪几样刘吉喜欢的江南菜。即使王冶坪本人无暇顾及，身边工作人员也早已习惯刘吉这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特权，随时为他打点用饭。
但后来刘吉公开表态支持一些改革派知识份子，江泽民在执政后期就开始疏远他，刘吉最后从社科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4﹒香港回归
1984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当时中国政坛上最耀眼、最具改革意识的总理赵紫阳签署了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协定。法新社1984年12月19日曾拍摄到赵紫阳陪同撒切尔走过红地毯的图片。然而，一心只想别人吹捧自己的江泽民不能容忍赵紫阳拥有这份功劳，也不能容忍民众了解这个真相。在中共后来的宣传中，见证历史的这张照片里的赵紫阳却被模糊处理或干脆剪掉了。其实回顾中共起家的这80年，这类事情屡见不鲜。
五月份，香港主权移交前，北京政坛为十五大人选吵翻了天。江泽民让宣传部门大造舆论，把全中国老百姓的注意力集中到香港回归上来。
乔石在一次会议上说，香港回归虽然是大事，但是毕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收回是理所当然，所以参加回归的代表团应淡化共产党的色彩，不要给人共产党在收回的印象，而是要突出政府和人大的角色。言外之意就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该留在北京，政协主席李瑞环对此看法深表赞同。对此，江泽民气得全身发抖。
香港回归大典万众瞩目，是千载难逢的历史盛事。江泽民此时不去做秀，还等何时？况且这次做秀对十五大人事安排将有很大影响。所以江泽民坚持出席，绝不让步。
此时，秘书处来人报告说，赵紫阳也希望参加回归大典，以实现1984年12月和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时许下的心愿。“添乱！”江泽民捶了一下桌子，命令秘书立即通知罗干，加强对富强胡同的监视，严防有人借这事把赵抬出来。
丁关根转来中央电视台的请示函，问九七专题片，如何处理“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画面。曾庆红出了主意，淡化赵紫阳角色，主要宣传邓小平，但不要痕迹太明显，以免授人以柄。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抵达香港，一路上精神亢奋。在“老人中心”，他和上海老年人用上海话谈论麻将的技巧﹔在购物场所，他又用半扬州普通话半广东话同周围事先安排好的欢迎人群打招呼、搞笑，“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他还特意选中一个小姑娘谈了几句交底话，江告诉她，他虽然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其实，讲不好、现学现卖也要讲，“人来疯”式的哗众取宠正是江的本色。
香港人早已看惯英国绅士的风度、英国王室的优雅举止，以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彬彬有礼的微笑，看到顶着国家主席头衔的江如此疯颠、轻贱自己，香港市民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6月30日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欢送大会在深圳举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向即将启程的部队官兵发表讲话。次日凌晨，大雨倾盆，部队在低沉的黑云下开入香港。
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42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中方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英方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一行，同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的两个主角只有英国首相萨切尔到场，而另一位主角赵紫阳正被交接仪式中大出风头的江泽民软禁在北京的家里，只不过站岗的军人多加了几个而已。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
当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成为香港回归的焦点新闻人物的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讲话，重申赵紫阳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的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话音未落，香港的天就变成红色。香港特首必须由北京当局指定，港府的政策必须在中央的首肯下方能实施，港府开始按照北京眼色行事，钳制民众的言论自由。没出几年，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被迫向中共伸手要钱，曾经高度繁荣和自由的东方之珠，变得黯然失色，民怨遍地。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江泽民授意下试图通过“23条”立法，更导致香港百万人上街大游行。
97年的香港回归，让江泽民做足了秀，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事实上，江抢赵紫阳的风头去作戏，是江遇到好事往前猛冲，遇到坏事使劲往后缩的典型性格使然。
5﹒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凸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什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什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个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句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6﹒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魏京生先在死牢里待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单独囚禁了近五年。他在条件艰苦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接受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7﹒乔石引退
十五大人事安排，在香港回归之后仍然没有明确。其中最不明确的，是乔石退不退的问题。89岁的薄一波哆嗦着行走不便的双腿去告诉乔石，十五大将重新规定留任年限，以70岁为死线劝退了乔石，而71岁的江泽民却仍留在了“核心”的位置上。
乔石答应退休，而且是全退，这完全出乎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意料，因为这事要搁在他们身上，玩命也不能答应。乔石的全退给江的十五大人事安排铺平了道路，此届光新任的中央委员就高达56％，他们都是通过总书记及其亲信考查、核准的。
江泽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没摸过枪，军队里没有人脉，再怎么提拔将军也没有邓小平给他安排的军事摄政杨尚昆、刘华清、张震他们的根子硬，人家那是拼出来的感情。薄一波出主意说：党指挥枪，那政治局常委会里有军人就不合适了。老规矩该改的还是要改。从十五大开始，军人被挡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这又为江泽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江泽民欣喜万分，头上没了婆婆，心上又拔掉了钉子，他感觉自己终于当了个名符其实的“核心”。
乔石临退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让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另一个是田纪云保持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江一口答应，对他来说，这个交易便宜得很。
然而，乔石走得并不简单。临退前，他公开透露了一个消息：胡锦涛为第四代核心，是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所作的战略安排。过程中，也征求、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形成了组织上的决议。
乔石、李瑞环和万里等人，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政治局是有通过的，是合法的。显然，他们爆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
如果江泽民要废黜胡锦涛，就等于是背叛邓小平的旨意。江泽民不敢不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因此乔、李、万等于把邓小平当成规定江泽民下台的定时炸弹。显然，乔石的讲话令江泽民极不高兴，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等中央各有关部门禁止以内部文件形式刊载这一讲话。同一时间，乔石批评了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乔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却使得江泽民只能在邓小平所建立的游戏规则下运转。江泽民虽然以70岁为借口逼退乔石，但乔石也提出建立一套“七十而退”的规则，要求江泽民再任一届就把权力移交给胡锦涛。
五年之后，江泽民不得不面对这个规则带来的下台压力。贪恋权势的江泽民坑了乔石一把，但最终自己也尝到了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