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领导人中极具欺骗性的人物代表就是周恩来，其历来被中共塑造成“大公无私、正直的”虚假形象。
据公开资料记载，吴国桢早年先后就读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及上海市长等。
这段周恩来奢华宴请同窗吴国桢的往事刊登在《人民日报》下属的杂志《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7期上。
1938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他与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恩来在汉口相遇，就在家宴请周恩来，花了16元，这在当时算普通宴席。但周恩来在回请他的时候，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菜。
当时同席的另一位南开毕业的就任外交部秘书的段观海不解的向周恩来提问道，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三十六元一桌，加上好的花雕，今晚破费大约五十元左右，那你的薪金是多少？
当周恩来回覆五元钱薪水时，在场人都表示吃惊：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当时，周恩来身上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观海表示：“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周肯定回答后还解释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段观海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在六十年代饿死三千万人时，周恩来在西山宾馆宴请当时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周恩来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也喝下七两左右。
周恩来是毛泽东从“神坛”上倒下另塑起来的“神话”。而奉命协助中共塑造周恩来“神话”的中共最重要的官方史学家之一高文谦在接受外媒BBC独家采访时曾说：“文革后中共塑造周恩来神话，是当时一种政治需要，中共高层借人们四‧五运动悼周批江射毛的这股势头，在推翻了四人帮时，周起了导火索和旗帜的作用。中共用一个新的‘神’来取代人们心目中毛的位置。”他还披露，自从四人帮粉碎后，中央作了很多决议，决定对文革“宜粗不宜细。”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有一非常漂亮的专列。半夜，吴法宪去找周恩来，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周恩来的漂亮指甲，曾经给尼克松很深的印象。丁盛回忆到，当时广州军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修了大房子。周有次住了之后，邓颖超告诉丁盛说，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在钓鱼台也有自己的一幢办公楼，中共当局在1970年也为周恩来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但是这些从来在中国大陆内部是提不得的，因此是不为人所知的。
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笑着反问："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名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名投河自杀。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於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然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这位德国女子"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啟发了当时西德《明星》週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採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暱称她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髮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闆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採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週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他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
在龙云笔下，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国的艳遇，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Y"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等等。"Y"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家庭富有，脸蛋身材较好，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
龙云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她还持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委员。二 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十六大"期间，邓颖超红杏出墙，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事后周恩来知悉，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立三路线"。
一九四三年，脱离中共的司马台常与一般民主人士相聚，曾听到圈内盛传"邓颖超捉奸捣毁某女星香巢"的逸闻，还为此感叹"原来周恩来是这样怕老婆的"。他没点名"某女士"究竟是谁。一九五八年，香港一家杂志揭出隐秘，原来是电影明星陈波儿。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波儿相互吸引生恋，邓颖超获悉大怒，直捣香巢兴师问罪，周恩来惧于影响只得放弃。陈波儿是二十年代当红的演员，曾主演《八百壮士》，抗战爆发不久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陈率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经西安往延安，又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活动，一九四零年初回到重庆，同年秋又北返延安，直至抗战结束赴东北解放区。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还有声乐界的周××，女政要陈××，及周的干女儿孙××。（金钟《周恩来批判》第186页）这一次"盛传"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干女儿孙××，显然指的是孙维世。女政要陈××，大概是指陈慕华。声乐家周××最难猜。五十年代可以多次受周恩来接见乃至可以传为"情人"的著名声乐家，只有周晓燕。她是留法归国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曾培养过许多在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获奖的学生。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她在音乐教育上的成就，特地奖励她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成为当时多家报纸的新闻。陈慕华曾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指为"特务"，因为她有一个叔叔是国军将领。周恩来救了她。
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此处只举两例。一九六二年是；二月 二十九日，刚获"摘帽"的右派、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第二首唱完，周恩来端起一杯水，从座上送到台前，递给张权。这种满含着"临惜"之情 的举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同寻常的。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关心"电影的。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徵求意见，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夏、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不适宜演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周当时没说什么，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他还打了个电话，说这封信只供参考， 最后怎么决定，还是你们自己考虑。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在重庆时交往频繁。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总要问："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一九四六年一月，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此时，张已哽咽，语不成句。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
周恩来的德国情人
海外中文媒体曾刊登《周恩来批判》一书及有关周恩来书籍的相关故事，介绍周鲜为人知的秘史。提到周留学法国时不但放荡浪漫，而且与德国姑娘未婚生子，以至于在其1954年出访德国时出现寻亲认父的尴尬局面。
文章称，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1954年7月周恩来访问东德时，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后代的东德男子要与他见面，被他拒绝。
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曾生下私生子。该德国女子“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的极大兴趣，他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
据海德曼报导，周恩来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1923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恩来生下一子，取名库诺。
生下孩子12天后，史蒂芬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恩来断绝音讯。
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库诺的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全名古诺．韦尔来德．周，1954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10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威佛利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
周恩来写信：“某某女人真漂亮”
文章介绍，周恩来留学期间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
刚到法国的时候，周恩来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有评论说，这即使在70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
周恩来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
周恩来虽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
资料显示，1920年11月7日，周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学考察学习。1922年周恩来从巴黎来柏林，专门从事所谓“革命”活动。
周恩来私生女展示铁证
曾被称为中共“道德楷模”的周恩来，除了其私生子传闻外，还有私生女传闻。
1994年3月，总部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民主中国》杂志（总第二十期），发表了作家孔捷生的一篇长文“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副标题是“周恩来与神话的终结者：艾蓓”。
孔捷生的文章说，艾蓓就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个在黑匣里封存了太久的秘密，一段长达30余年的血泪时光，凝结和聚变成一部长篇──《叫父亲太沉重》。
《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作者就是艾蓓，书中写到，“因为这本书，如果你永远回不了国，你是受不了的。”有人对艾蓓说：“不光是大姐（邓颖超），党内有一批有权有势的老人，他们也不会容许你写这本书的。”
《民主中国》杂志以独家版权拥有的方式发表了艾蓓的多张照片。她长得的确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并且越看越像：饱满的额头，浓眉（稍淡于周）大眼……
书中，周恩来曾搂着15岁的作者，脸贴脸地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眼睛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该书一边行销，一边引来中共无数的批评。1994年8月，新华社发表《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一文。文章称，记者就《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作者艾蓓的身世，访问了中共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该负责人称：“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
后来，艾蓓邀请了《世界日报》的资深记者到她的住地，还请了一位具有公信力但没有披露姓名的人士，向他们展示她的铁证。
这件事后，资深记者在报纸上报导，他的确看到了铁证，同时还有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在场。至于铁证是什么，具有公信力的人士是谁，至今没有公布。
艾蓓讲述了一个对父亲既爱且恨的故事。她的书名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结：《叫父亲太沉重》，虽然是父亲，但叫起来太沉重，但毕竟是父亲！
周向邓颖超介绍情人
她笔下的母亲──安然。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千金小姐，北京某医学院学生，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韩。赴韩前夕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握手时她像含羞草一般哆嗦，感受到父亲的温热和怜爱。
在一次美机轰炸中，她受伤回国治疗。周恩来到医院看望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恰好推开了安然的病房。20年后，周对安然说，当时你看见我，脸直红到耳根。我扶你躺下，你浑身发抖，你晓得吗，你这是鼓励我……。
受到鼓励的周恩来，决定把安然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伤愈后，她接到宋庆龄家庭舞会的请柬，周恩来邀他共舞，又亲自到门旁送别，给她系好围巾：太冷了，别冻着。
不久，在团中央举行的联欢会上，她再次见到周恩来，他把她介绍给邓颖超。周对她的面赤气粗、举止慌乱视而不见。邓颖超夸道真是漂亮，比想像的还漂亮。
1953年秋，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上海休息了10天，某日，他持一束白色马蹄莲造访在上海母亲家休养的安然。当晚，他俩进影剧院看电影《梁祝哀史》，没看完就摸黑离开了。1956年，他们一道游香山。
同年12月26日，尚未结婚的安然在上海早产下一个女儿──爱蕾（艾蓓）。
2015年，《美国之音》发表何清涟的评论文章称，1994年8月，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一文。文章称，记者就《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作者艾蓓的身世访问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该负责人称：“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
何清涟的文章称，当时中共领导人“伟光正”的形象在国际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张艾蓓被作为还击突破口而被批判。但张后来嫁给了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由于杜对中共有极为重要的统战价值，张当年出书那事，也就被北京当局“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据说，张艾蓓后来常伴其丈夫回国，媒体以杜夫人称之。2004年9月，艾蓓陪杜维明在其老家山东访问，9月30日晚，中共山东省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正昌、山东大学校长展涛等会见他们时，媒体公开提了张艾蓓的名字。
据维基百科资料，张艾蓓1994年前后写了题为《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作者在书中自称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圈内人的证词
有中共党史的“活字典”之称的司马璐在《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一文中披露，艾蓓写的《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曾披露，2015年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陈大10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
陈露文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即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据海外中文媒体1994年5月22日报导，旅居旧金山的张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因作者艾蓓称，是已故中共总理周恩来的私生女，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华人界成为轰动“大新闻”。
2012年2月17日晚，大陆山东卫视，歌手弦子演唱《绣金匾》。郭兰英坐在嘉宾席泪流满面，感慨的说：“我是生活在主席、周总理、老帅的怀抱里。我每周必须见周总理一次。我每次唱《绣金匾》都会哭！”
据美籍汉语作家张郎郎在《孙维世的故事》一文披露，当年孙维世被周恩来带到延安后，当时抗大校长林彪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孙维世年纪太小，觉得这是长者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
在延安，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这类事情属于隐私范围，除非“小超妈妈”非得对簿公堂不可。
后来邓颖超主动对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提出，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最好正式过继她为契女，认了这门干亲。
文章称，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在延安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要去苏联动手术，孙维世也和他们一起去了苏联。
张郎郎文中说，据我所知，文革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等人，这些签字中使他最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孙维世是周恩来亲自签字批准逮捕的）。
文中称，孙维世因多次得罪江青惹祸上身。据说抄孙维世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一封信。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中说，据孙维世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周恩来非常清楚，他们抓孙维世目的“意在沛公”，他们想在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
江青还拿着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剧组人员的照片（里面有孙维世），在周恩来面前晃来晃去，大骂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文章称，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如果他们当时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知道孙维世已死，一反隐忍的常态，挥笔写下：“（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文章称，孙维世之死给了周恩来极大的刺激，到这时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周恩来3个养女惨死充满暧昧和诡异
此前，周恩来3个干女儿惨死秘闻曝光，都被质疑与周恩来有关。
有报导披露，叶挺女儿叶扬眉是周恩来的干女儿。1946年4月8日，出狱36天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妻子、女儿叶扬眉、儿子等一行17人乘坐美军专机投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全机无一人生还。
疑点是：周恩来为什么特意从延安去重庆找叶扬眉接父亲？为什么周恩来接叶挺一家却不和他们坐同架飞机？为什么叶一家坐的飞机失事，而周恩来可以安然无恙回到延安？
谌曼里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战友谌志笃的大女儿，是周恩来的第二个干女儿。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谌曼里到重庆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谌志笃将谌曼里直接交给在驻汉办事处的周恩来。
谌曼里在延安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延安从事京剧、昆曲等研究工作，才貌双全。1945年11月1日晚，谌曼里一个人死在窑洞里，年仅24岁。谌曼里为什么会一个人死在窑洞里，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孙维世是中共著名的艺术家，生于1921年，其父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挚友，1927年被民国政府处死，当时6岁的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孙维世16岁那年，周恩来把她从武汉带到延安。周恩来把孙维世带回家中时的喜悦，邓颖超已看出周恩来内心的秘密。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了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邓颖超明知其事，却严格保密用政治手法处理了此事。周恩来去苏联养病孙维世为什么跟去，回来以后为了和周生活在一起她们发生了什么，只有周、邓颖超和孙维世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1968年3月1日，孙维世以通敌叛国罪被逮捕，逮捕书上亲笔签字同意的就是周恩来。同年10月14 日，年仅47岁的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裸体，布满伤痕，四肢被铐，死前曾遭犯人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
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统战的天才，是毛、周文革权斗，周一直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艾蓓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 罗青长是艾蓓养父
司马璐在《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一文中披露，艾蓓写的《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披露，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毛认陈惠敏为女儿和情人。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陈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即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王一知、张文秋曾是周恩来密友
中共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
共党地下工作者深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个中三昧，谍报人员潜伏敌后都是以夫妻档为掩护。
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刘松林、邵华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意涵耐人寻味。
胡绣枫、胡楣姊妹委身于周恩来
抗战时重庆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
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份做了汉奸，实际上为中共秘密工作。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暧昧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被称为“公共汽车”。中共中央大多数人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五○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与黄慕兰曾活跃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金山的第二任妻子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后在周的安排下，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结婚赴美留学。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向忠发在上海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是黄慕兰救了周恩来一命。
周恩来守口如瓶 临终委讬罗青长照顾艾蓓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做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罗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七十年代初期，中央调查部恢复工作后，罗青长任部长，一直到1982年中央调查部合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安全部。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
张若名是周恩来的第一位女人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二○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资料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邓颖超，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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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我所知道的周恩来》
吴国桢简介：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191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1926年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出任汉口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北。12月15日，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因“吴国桢事件”辞“省主席”职，与妻子前往美国。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授，直到退休。著有《中国的传统》一书；1984年受邀回大陆观光，未及成行，因病去世。
问：吴博士，我知道你年轻时是周恩来的朋友，我想你和他一度很亲密，请谈谈你对他性格和人品的印象。
答：我们两人从1914年到1917年间都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求学，周恩来比我大5岁，高我一班。但从一开始，即我们都还是孩子时，就互相敬慕。那时还有一个姓李的[指李福景(1900年―？)，天津人。后赴英国学习工程，回国后在京奉铁路服务。]，经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学生常常叫我们是“三剑客”。
问：我打断一下，据我所知，他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确实吗？？
答：这很奇怪，我在中国和这里都读过这样的描述。如果有什么人了解他的早期生活，我想我是有资格的，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我并不知道。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中来，暑假时也是如此。他只请我到他家中去过一次，他那时同伯父住在一起。他从未谈过他的家庭，他伯父似乎比较富裕，也从未给我谈过任何有关他父母的事。后来在重庆，当他担任中共代表时，我们突然在报上看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你知道中国的习惯是要登个讣告，他登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未向任何人谈过他的父亲。我想这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但我不能断定。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1917年我离开南开去了北京清华学校，我想他是由于家庭状况，所以上高等学校有困难。他到清华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南开也已发展成为大学，他留在了那里。后来，我们当然都知道，在称为“五四”的运动中，他策动了一次罢课，那是1919年的事，为此他被监禁了几天。就是在那时，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邓颖超，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问：“五四”运动后，你知道他怎么样了？
答：在我1921年动身来美国的两年前，我收到他一封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那时中国正在组织所谓的勤工俭学小组，他参加了那个组，并在1919或1920年去了法国。此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的踪影了。
问：你没收到过他的信？？
答：我们都把对方的地址弄丢了。当我1926年回到中国时，我听说他已回到中国，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军官。我还听说他已成为共产党员，我并不确信。当我在1926年12月到汉口，参加国民党的北伐时，得到了证实。有人说他在汉口，我设法找他，但没有找到。然后我在1927年到了上海，同郭泰祺先生[郭泰祺？1888-1952年？，湖北广济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1927年5月任外交部驻江苏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一起工作。有一天，我在无轨电车上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和鬓角的人，从脸的其余部分我能认出这是我的老朋友周恩来。我过去同他讲话，他说他不认识我，我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他说：“不，我不是周恩来。”
我们再次相见是1937年下半年在汉口。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再度合作，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周是该军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我那时是汉口市长，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妻子突然告诉我说，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当然，我立即去了他的总部，有了我们第一次的团聚，彼此间很有礼貌。我再次问他，在上海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他予以否认，但这时他的胡鬓没有了。我举行家宴招待他。至于怎样招待我这位老友，妻子和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因此不会出席一个真正的宴会，于是我们为他办了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南开的朋友。他来的时候非常高兴，老朋友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然后他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到了那天，我们吃到了汉口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他自己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我们喝了又喝，大家都有点醉了。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他和我们夫妇俩。他问我：“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我说满意。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我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他说：“我也一样。”于是他告辞了。
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真诚而友好的，汉口失守前，我们又多次见面。事实上当朱德将军到汉口时，周还将他带来看我，他采取的方式很有趣。那时为了安全起见，我已将妻子和儿女都送到昆明去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在你家里，请自己和另一位客人与你共进午餐。”他们来后，他没向我介绍他的同伴，他说：“你知道这人是谁。”幸好有人告诉过我朱德正在市内，于是我说当然是朱德将军。我们共进午餐，席间我们谈了一些事。我们没有讨论国家政治事务，我也回避这类话题，我要将友谊置于私人基础上，不愿超越其外。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落入日本人之手时，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厨师还在吗？”我说还在。他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吃饭时，他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一起喝。他说：“你知道，蒋介石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他说：“你到哪里去？”我说去宜昌。“坐车吗？”他问。我说“是的，坐车”。他说：“我可以同你一起走吗？”为此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客气地告诉他，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他联系，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计划最安全。他离开了，半夜又打电话给我。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他说：“你现在走吗？”我说：“我还要等一会儿。”他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我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他明白我的暗示，再也没同我联系。如果周曾有过要将我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就是在此时打消的。于是我们再次分手，最后都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还是国民党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我是重庆市市长。上班时间，他打电话到我家里，同我妻子讲话，询问我是否在家，此时我当然不在家。几分钟后，他到我家拜访我妻子，表示他仍然视我为私人朋友，但他并不真想见我。我也回了礼，我打电话给他办公室，发现他不在，我去那里留下了名片。从那以后，每逢中国节日，他会给我家留名片，我也给他的住地留名片，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后来的事情涉及到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赫尔利？1883-1963年？，美国外交官，军人出身，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驻华大使。]、毛泽东和周本人。正如拙稿《夜来临》中写的，那时我同老朋友周恩来争论了一番。第二天，周同他一起任代表的同事王若飞，参加了与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会谈，这些代表们开了一段时间的会，讨论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间的分歧。会后，张群将军按规定将会议记录传给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我，他笑着对我说：“你看看里面的内容。”整个会议记录，除了周恩来和王若飞对我最为尖锐的攻击外，别无所有。
两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们夫妇吃饭。为了昔日交情，我们去了。除了我们夫妇外，还有另一对国民党的夫妇，是南开中学出身的张平群先生和他妻子，张后来是驻纽约的总领事，其余的都是正好在重庆的共产党员，有王若飞、董必武（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叶剑英（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周彬彬有礼，宴会完全是为了招待我，我们没谈论什么事，只是聊天。张夫人的妹妹已是共产党员，不久前刚从延安回到重庆，她在父亲家里闭门不出，不愿谈任何经历。有几个月时间，她家一直不让她单独行事。有一天当只有她一人时，突然又失踪了。此后不久，家里收到她从延安的来信，说她在那里。于是长时间以来，张夫人一直在找周恩来，问她妹妹的消息，周只是回答说她很好。宴会结束时，周戏剧般地站起来对张夫人说：“我给你带来一位客人。”他走到门边，将门敞开，张夫人的妹妹就站在那里。大家请她进来，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围着一张圆桌坐着，周在张夫人旁为她摆了把椅子。我们可以看出，那女孩几乎要哭了。但整个晚上她谈话不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问她，她都会瞧瞧周，寻求提示。这就是我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宴会。
问：吴博士，当1946年你是上海市长时，他经常从南京来，那时你见过他吗？？
答：不仅那时见过，就在我由中央宣传部长调到上海之前，在南京也见过。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然后在上海，他和妻子拜访了我们夫妇，我们4个人举行了一次茶会，但谈得不多。
问：1946年11、12月，你已经是市长，对吗？？
答：对。
问：在国共正式破裂之后，我知道他在上海，直到1947年初，据报道说他要在上海隐藏下来。？
答：情况不是这样。他曾到我办公室来，抱怨说他总是被跟踪，我告诉他，那是为了保护他。
问：你知道他何时离开上海的？？
答：我现在无法告诉你日期，我想是在马歇尔走后，我记不清日期了。
问：吴博士，他在那里的最后几周，据说实际上是躲藏着，确实吗？？
答：不确实。他被跟踪是确实的。
问：我的确知道他从上海打电话到南京，那时我在南京，他说他不敢公开露面，也不敢回到南京。
答：现在我想起来了，外国报刊有过那样的报道，实际上我们一直知道他的所在，从未干涉过他的活动。
问：那么，吴博士，我想你再也没见过他？？
答：是的，再也没有见过。
吴国桢简介：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191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1926年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出任汉口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北。12月15日，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因“吴国桢事件”辞“省主席”职，与妻子前往美国。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授，直到退休。著有《中国的传统》一书；1984年受邀回大陆观光，未及成行，因病去世。
问：吴博士，我知道你年轻时是周恩来的朋友，我想你和他一度很亲密，请谈谈你对他性格和人品的印象。
答：我们两人从1914年到1917年间都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求学，周恩来比我大5岁，高我一班。但从一开始，即我们都还是孩子时，就互相敬慕。那时还有一个姓李的[指李福景(1900年―？)，天津人。后赴英国学习工程，回国后在京奉铁路服务。]，经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学生常常叫我们是“三剑客”。
问：我打断一下，据我所知，他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确实吗？？
答：这很奇怪，我在中国和这里都读过这样的描述。如果有什么人了解他的早期生活，我想我是有资格的，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我并不知道。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中来，暑假时也是如此。他只请我到他家中去过一次，他那时同伯父住在一起。他从未谈过他的家庭，他伯父似乎比较富裕，也从未给我谈过任何有关他父母的事。后来在重庆，当他担任中共代表时，我们突然在报上看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你知道中国的习惯是要登个讣告，他登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未向任何人谈过他的父亲。我想这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但我不能断定。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1917年我离开南开去了北京清华学校，我想他是由于家庭状况，所以上高等学校有困难。他到清华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南开也已发展成为大学，他留在了那里。后来，我们当然都知道，在称为“五四”的运动中，他策动了一次罢课，那是1919年的事，为此他被监禁了几天。就是在那时，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邓颖超，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问：“五四”运动后，你知道他怎么样了？
答：在我1921年动身来美国的两年前，我收到他一封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那时中国正在组织所谓的勤工俭学小组，他参加了那个组，并在1919或1920年去了法国。此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的踪影了。
问：你没收到过他的信？？
答：我们都把对方的地址弄丢了。当我1926年回到中国时，我听说他已回到中国，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军官。我还听说他已成为共产党员，我并不确信。当我在1926年12月到汉口，参加国民党的北伐时，得到了证实。有人说他在汉口，我设法找他，但没有找到。然后我在1927年到了上海，同郭泰祺先生[郭泰祺？1888-1952年？，湖北广济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1927年5月任外交部驻江苏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一起工作。有一天，我在无轨电车上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和鬓角的人，从脸的其余部分我能认出这是我的老朋友周恩来。我过去同他讲话，他说他不认识我，我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他说：“不，我不是周恩来。”
我们再次相见是1937年下半年在汉口。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再度合作，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周是该军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我那时是汉口市长，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妻子突然告诉我说，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当然，我立即去了他的总部，有了我们第一次的团聚，彼此间很有礼貌。我再次问他，在上海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他予以否认，但这时他的胡鬓没有了。我举行家宴招待他。至于怎样招待我这位老友，妻子和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因此不会出席一个真正的宴会，于是我们为他办了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南开的朋友。他来的时候非常高兴，老朋友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然后他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到了那天，我们吃到了汉口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他自己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我们喝了又喝，大家都有点醉了。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他和我们夫妇俩。他问我：“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我说满意。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我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他说：“我也一样。”于是他告辞了。
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真诚而友好的，汉口失守前，我们又多次见面。事实上当朱德将军到汉口时，周还将他带来看我，他采取的方式很有趣。那时为了安全起见，我已将妻子和儿女都送到昆明去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在你家里，请自己和另一位客人与你共进午餐。”他们来后，他没向我介绍他的同伴，他说：“你知道这人是谁。”幸好有人告诉过我朱德正在市内，于是我说当然是朱德将军。我们共进午餐，席间我们谈了一些事。我们没有讨论国家政治事务，我也回避这类话题，我要将友谊置于私人基础上，不愿超越其外。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落入日本人之手时，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厨师还在吗？”我说还在。他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吃饭时，他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一起喝。他说：“你知道，蒋介石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他说：“你到哪里去？”我说去宜昌。“坐车吗？”他问。我说“是的，坐车”。他说：“我可以同你一起走吗？”为此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客气地告诉他，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他联系，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计划最安全。他离开了，半夜又打电话给我。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他说：“你现在走吗？”我说：“我还要等一会儿。”他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我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他明白我的暗示，再也没同我联系。如果周曾有过要将我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就是在此时打消的。于是我们再次分手，最后都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还是国民党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我是重庆市市长。上班时间，他打电话到我家里，同我妻子讲话，询问我是否在家，此时我当然不在家。几分钟后，他到我家拜访我妻子，表示他仍然视我为私人朋友，但他并不真想见我。我也回了礼，我打电话给他办公室，发现他不在，我去那里留下了名片。从那以后，每逢中国节日，他会给我家留名片，我也给他的住地留名片，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后来的事情涉及到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赫尔利？1883-1963年？，美国外交官，军人出身，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驻华大使。]、毛泽东和周本人。正如拙稿《夜来临》中写的，那时我同老朋友周恩来争论了一番。第二天，周同他一起任代表的同事王若飞，参加了与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会谈，这些代表们开了一段时间的会，讨论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间的分歧。会后，张群将军按规定将会议记录传给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我，他笑着对我说：“你看看里面的内容。”整个会议记录，除了周恩来和王若飞对我最为尖锐的攻击外，别无所有。
两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们夫妇吃饭。为了昔日交情，我们去了。除了我们夫妇外，还有另一对国民党的夫妇，是南开中学出身的张平群先生和他妻子，张后来是驻纽约的总领事，其余的都是正好在重庆的共产党员，有王若飞、董必武（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和叶剑英（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周彬彬有礼，宴会完全是为了招待我，我们没谈论什么事，只是聊天。张夫人的妹妹已是共产党员，不久前刚从延安回到重庆，她在父亲家里闭门不出，不愿谈任何经历。有几个月时间，她家一直不让她单独行事。有一天当只有她一人时，突然又失踪了。此后不久，家里收到她从延安的来信，说她在那里。于是长时间以来，张夫人一直在找周恩来，问她妹妹的消息，周只是回答说她很好。宴会结束时，周戏剧般地站起来对张夫人说：“我给你带来一位客人。”他走到门边，将门敞开，张夫人的妹妹就站在那里。大家请她进来，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围着一张圆桌坐着，周在张夫人旁为她摆了把椅子。我们可以看出，那女孩几乎要哭了。但整个晚上她谈话不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问她，她都会瞧瞧周，寻求提示。这就是我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宴会。
问：吴博士，当1946年你是上海市长时，他经常从南京来，那时你见过他吗？？
答：不仅那时见过，就在我由中央宣传部长调到上海之前，在南京也见过。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然后在上海，他和妻子拜访了我们夫妇，我们4个人举行了一次茶会，但谈得不多。
问：1946年11、12月，你已经是市长，对吗？？
答：对。
问：在国共正式破裂之后，我知道他在上海，直到1947年初，据报道说他要在上海隐藏下来。？
答：情况不是这样。他曾到我办公室来，抱怨说他总是被跟踪，我告诉他，那是为了保护他。
问：你知道他何时离开上海的？？
答：我现在无法告诉你日期，我想是在马歇尔走后，我记不清日期了。
问：吴博士，他在那里的最后几周，据说实际上是躲藏着，确实吗？？
答：不确实。他被跟踪是确实的。
问：我的确知道他从上海打电话到南京，那时我在南京，他说他不敢公开露面，也不敢回到南京。
答：现在我想起来了，外国报刊有过那样的报道，实际上我们一直知道他的所在，从未干涉过他的活动。
问：那么，吴博士，我想你再也没见过他？？
答：是的，再也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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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作者：马军
吴国桢和周恩来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获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密切追随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后者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俩在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其关系的演变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探讨两人交往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学术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听途说[1]。笔者现依据吴国桢已刊及未刊回忆录[2]等一手材料，试图勾勒一个吴氏眼中的周恩来，并着力反映两人几十年间友谊和苦斗的交织。
一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3]。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4]，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5]，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里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共同的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孩子都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氏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6]，绝对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7]：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者（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名（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者（1917年6月）[8]。周也是各类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中的确获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9]。至于敬业乐群会，则由周恩来和二十多位同学联合成立于1914年3月，首任会长是张瑞峰，副会长常策欧，周恩来任智育部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和《敬业》杂志总编辑。童子部增设于1915年夏，吸收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同学参加，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任部长，吴国桢为重要干部。
周恩来还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参加编剧、导演、布景，并演出了许多新剧，后来被著名剧作家曹禺称为“革命话剧的先驱”[10]。当时正处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是作为旧剧的对立面而被倡导起来的。新剧在南开的活跃则源于校长张伯苓的倡导，演出的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了广大校内外观众的欢迎。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毕竟未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等。尽管周恩来是业余演员，但由于演技突出，“不仅在天津一个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声也不小”[11]。事实上南开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的确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也确实刊发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语：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字里行间，反映并证实了周、李、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人品、才学均极敬慕，并且预言了“他这位知心朋友的远大前程”[12]。吴国桢四五岁时就是个异才，甚至能够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有“神童”之誉。周恩来对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爱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国桢被刊发的日记共有十八段，约5,000字，多为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书的心得，以及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与周恩来的交谊，而且这也是迄今所见吴谈及周的最早文字：
课暇，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议球队进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会中童子部队队员，往高家庄李氏小学比赛筐球。是晨七点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内有姜更生先生，为吾作向导。会长周翔宇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旋归……
课余与友人周翔宇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用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岂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翔宇闻言，颔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13]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14]。
1917年夏，未及毕业的吴国桢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周恩来则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和吴国桢同时离开南开中学，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学，其间曾短暂回国探亲。1919年5月，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次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周出国前，两人还经常通信和见面[15]。李福景离开南开后，亦随同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后一直在京奉铁路任职，从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后来吴国桢一直打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与李会面无期，两人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李福景的情况又是一回事：他兼祧两家，两个叔叔都无子女，他的生活受到严密的庇护，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标定好了，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6]。
二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两人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深受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熏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而是从政，旋即在蒋作宾和孔庚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至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17]。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从1928年起吴国桢转赴华中任职，1932年初还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吴时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青云！然而周恩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随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19]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20]。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三 合作抗日
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下来到了汉口。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头颅被悬赏十万大洋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此外还是“陕甘宁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代表。
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21]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22]
饭后，周恩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吴国桢应允了。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23]。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24]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25]。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26]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27]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28]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29]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30]：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四 针锋相对
如果说抗战时期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大合作，小龃龉”来概括，那么在此后的国共谈判和内战中，双方则处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执政权而展开大搏斗的缩影。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31]。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32]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33]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34]。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共争斗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吴国桢常常赤膊上阵，出现在冲突纠纷的现场。吴因此屡屡指责周恩来是那些“混乱”的幕后制造者！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两人作为己方的主将之一，你来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彼此拼杀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35]。
战犯归战犯，能干归能干。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36]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五 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共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共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37]。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38]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39]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40]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41]。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42]。
六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43]，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44]。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45]：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注释：
1、参见梁吉生：〈周恩来与吴国桢〉，《人物》，1996年第6期，页17-24；尔建：〈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载刘瑞琳主编：《温故（之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68-80；盛典、岚声：〈周恩来与吴国桢〉，《文史月刊》，2004年第10期，页22-23；毛文君：〈周恩来和吴国桢的交往与友谊〉，《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页54-55；邵建：〈“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文史博览》，2005年第7期，页53-56；谈新：〈周恩来和结拜兄弟吴国桢〉，《党史天地》，2005年第9期，页16-21。
2、吴国桢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主要有三部：其一，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夜来临──我对共产主义在华斗争策略的研究》），英文未刊稿，现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部。作者于1955年12月撰毕。经吴国桢继承人、长女俞吴修蓉女士同意，笔者已与吴修垣译校完毕，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二，吴国桢口述，裴斐（Nathaniel Peffer）、韦慕庭（Martin Wilbur）访问整理，吴修垣译，高云鹏译审，马军校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口述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其三，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尚忆记》（台北：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1995）。这是将吴氏晚年的手稿《尚忆记》扩充而成的。
3、4、12、13、16 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chap. 1, 33; 34; 34; 35; 34.
5、6、7、17、23、25、26、32、35 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页250；250；251；253；254、255；255-56；256；258；77-79。
8、参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周恩来的青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图18。
9、《校风》，第41期，1916年10月11日，页7。
10、曹禺：〈周恩来同志 革命话剧的先驱（代序）〉，载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天津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编：《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无页码。
11、潘世纶：〈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的新剧活动〉，载《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页188。
14、周恩来出生前后，其父周贻能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经常失业。生母万氏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1899年初，周恩来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为使他的妻子陈氏有所寄托，周贻能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冲喜”。不几年，养父母、生母相继过世，周恩来与弟妹生活艰难。1910年春天，伯父周贻赓将他接到东北，先后就读于银岗书院、关东模范两等小学。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前往天津，8月间入南开中学。
15、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日记对此事也有反映。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十－一九二四．六）》，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页306-408。
18、19、20、21、22、24、29、30、37 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chap. 5, 4; 4; 4; 5; 6; 6; 7; 7-8; 9-10.
27、梁吉生：〈周恩来与吴国桢〉，页22。
28、吴国柄：〈江山万里行──游学归国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外杂志》，1979至1981年各期连载。
31、参见〈吴国桢驳周恩来〉，《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16日，版2；〈周恩来指责二中全会，吴国桢全部加以否认〉，《文汇报》（上海），1946年3月20日，版1；〈针对周恩来谈话，吴国桢发表声明〉，《文汇报》（上海），1946年4月6日，版1；〈吴国桢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周恩来谈话有所辩称〉，《华商报》（香港），1946年4月6日，版1，等等。
33、〈周恩来向吴市长保证，共军不会袭击上海〉，《文汇报》（上海），1946年7月26日，版4。
34、〈周恩来汽车生尾巴〉，《文汇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版3。
36、东方明：〈共和国“特案”揭秘之三：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天津日报》（天津），2001年11月17日，版7。
38、The Kansas City Star, 1 July 1962.
39、43、45、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资料》，第五辑）（建始：湖北省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页113；1；1。
40、司徒允：〈张伯苓的晚境〉，《人民政协报》，2004年12月19日。
41、42、44 吴国桢：《吴国桢传》，上册，页100；99；101。
46、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续集》（《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湖北：新世纪出版社，1996），页343。
－－作者：马军
吴国桢和周恩来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获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密切追随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后者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俩在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其关系的演变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探讨两人交往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学术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听途说[1]。笔者现依据吴国桢已刊及未刊回忆录[2]等一手材料，试图勾勒一个吴氏眼中的周恩来，并着力反映两人几十年间友谊和苦斗的交织。
一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3]。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4]，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5]，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里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共同的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孩子都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氏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6]，绝对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7]：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者（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名（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者（1917年6月）[8]。周也是各类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中的确获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9]。至于敬业乐群会，则由周恩来和二十多位同学联合成立于1914年3月，首任会长是张瑞峰，副会长常策欧，周恩来任智育部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和《敬业》杂志总编辑。童子部增设于1915年夏，吸收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同学参加，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任部长，吴国桢为重要干部。
周恩来还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参加编剧、导演、布景，并演出了许多新剧，后来被著名剧作家曹禺称为“革命话剧的先驱”[10]。当时正处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是作为旧剧的对立面而被倡导起来的。新剧在南开的活跃则源于校长张伯苓的倡导，演出的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了广大校内外观众的欢迎。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毕竟未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等。尽管周恩来是业余演员，但由于演技突出，“不仅在天津一个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声也不小”[11]。事实上南开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的确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也确实刊发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语：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字里行间，反映并证实了周、李、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人品、才学均极敬慕，并且预言了“他这位知心朋友的远大前程”[12]。吴国桢四五岁时就是个异才，甚至能够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有“神童”之誉。周恩来对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爱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国桢被刊发的日记共有十八段，约5,000字，多为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书的心得，以及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与周恩来的交谊，而且这也是迄今所见吴谈及周的最早文字：
课暇，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议球队进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会中童子部队队员，往高家庄李氏小学比赛筐球。是晨七点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内有姜更生先生，为吾作向导。会长周翔宇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旋归……
课余与友人周翔宇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用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岂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翔宇闻言，颔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13]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14]。
1917年夏，未及毕业的吴国桢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周恩来则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和吴国桢同时离开南开中学，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学，其间曾短暂回国探亲。1919年5月，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次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周出国前，两人还经常通信和见面[15]。李福景离开南开后，亦随同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后一直在京奉铁路任职，从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后来吴国桢一直打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与李会面无期，两人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李福景的情况又是一回事：他兼祧两家，两个叔叔都无子女，他的生活受到严密的庇护，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标定好了，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6]。
二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两人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深受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熏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而是从政，旋即在蒋作宾和孔庚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至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17]。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从1928年起吴国桢转赴华中任职，1932年初还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吴时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青云！然而周恩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随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19]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20]。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三 合作抗日
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下来到了汉口。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头颅被悬赏十万大洋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此外还是“陕甘宁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代表。
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21]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22]
饭后，周恩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吴国桢应允了。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23]。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24]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25]。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26]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27]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28]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29]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30]：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四 针锋相对
如果说抗战时期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大合作，小龃龉”来概括，那么在此后的国共谈判和内战中，双方则处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执政权而展开大搏斗的缩影。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31]。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32]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33]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34]。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共争斗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吴国桢常常赤膊上阵，出现在冲突纠纷的现场。吴因此屡屡指责周恩来是那些“混乱”的幕后制造者！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两人作为己方的主将之一，你来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彼此拼杀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35]。
战犯归战犯，能干归能干。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36]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五 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共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共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37]。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38]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39]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40]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41]。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42]。
六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43]，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44]。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45]：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注释：
1、参见梁吉生：〈周恩来与吴国桢〉，《人物》，1996年第6期，页17-24；尔建：〈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载刘瑞琳主编：《温故（之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68-80；盛典、岚声：〈周恩来与吴国桢〉，《文史月刊》，2004年第10期，页22-23；毛文君：〈周恩来和吴国桢的交往与友谊〉，《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页54-55；邵建：〈“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文史博览》，2005年第7期，页53-56；谈新：〈周恩来和结拜兄弟吴国桢〉，《党史天地》，2005年第9期，页16-21。
2、吴国桢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主要有三部：其一，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夜来临──我对共产主义在华斗争策略的研究》），英文未刊稿，现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部。作者于1955年12月撰毕。经吴国桢继承人、长女俞吴修蓉女士同意，笔者已与吴修垣译校完毕，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二，吴国桢口述，裴斐（Nathaniel Peffer）、韦慕庭（Martin Wilbur）访问整理，吴修垣译，高云鹏译审，马军校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口述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其三，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尚忆记》（台北：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1995）。这是将吴氏晚年的手稿《尚忆记》扩充而成的。
3、4、12、13、16 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chap. 1, 33; 34; 34; 35; 34.
5、6、7、17、23、25、26、32、35 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页250；250；251；253；254、255；255-56；256；258；77-79。
8、参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周恩来的青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图18。
9、《校风》，第41期，1916年10月11日，页7。
10、曹禺：〈周恩来同志 革命话剧的先驱（代序）〉，载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天津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编：《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无页码。
11、潘世纶：〈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的新剧活动〉，载《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页188。
14、周恩来出生前后，其父周贻能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经常失业。生母万氏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1899年初，周恩来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为使他的妻子陈氏有所寄托，周贻能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冲喜”。不几年，养父母、生母相继过世，周恩来与弟妹生活艰难。1910年春天，伯父周贻赓将他接到东北，先后就读于银岗书院、关东模范两等小学。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前往天津，8月间入南开中学。
15、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日记对此事也有反映。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十－一九二四．六）》，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页306-408。
18、19、20、21、22、24、29、30、37 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chap. 5, 4; 4; 4; 5; 6; 6; 7; 7-8; 9-10.
27、梁吉生：〈周恩来与吴国桢〉，页22。
28、吴国柄：〈江山万里行──游学归国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外杂志》，1979至1981年各期连载。
31、参见〈吴国桢驳周恩来〉，《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16日，版2；〈周恩来指责二中全会，吴国桢全部加以否认〉，《文汇报》（上海），1946年3月20日，版1；〈针对周恩来谈话，吴国桢发表声明〉，《文汇报》（上海），1946年4月6日，版1；〈吴国桢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周恩来谈话有所辩称〉，《华商报》（香港），1946年4月6日，版1，等等。
33、〈周恩来向吴市长保证，共军不会袭击上海〉，《文汇报》（上海），1946年7月26日，版4。
34、〈周恩来汽车生尾巴〉，《文汇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版3。
36、东方明：〈共和国“特案”揭秘之三：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天津日报》（天津），2001年11月17日，版7。
38、The Kansas City Star, 1 July 1962.
39、43、45、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资料》，第五辑）（建始：湖北省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页113；1；1。
40、司徒允：〈张伯苓的晚境〉，《人民政协报》，2004年12月19日。
41、42、44 吴国桢：《吴国桢传》，上册，页100；99；101。
46、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续集》（《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湖北：新世纪出版社，1996），页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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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民国陆军中将吴经明及其子吴国桢
萧兴国
吴经明，字述斋，1876年生于建始红岩寺凉水埠。幼年从其父吴光承读私塾，22岁中秀才。1899年入湖北经心书院攻读，1903年受清廷选派赴日本学习步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1908年回国后，先后任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教官、北洋政府陆军部三等检察官兼任编辑局副主稿。1909—1911年，任陆军军学司教育科科长、步兵正军校，陆军第一、二、四镇步兵检察官，授四品衔及北京前门兵站总监。因参与吴禄贞密商动用保定军校德制大炮6尊响应武昌首义，被人密报清政府后，逃往浦口。武昌起义后，吴先后充任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科长、淮阳兵站军需总监、浦口陆军第一师参谋长、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等职。19 15年调任陆军部副官，1919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晋升为陆军中将，曾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南北议和会议，1923年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25年任陆军善后委员会委员，清官检查委员会陆军特派员，1927年任广东兵器制造厂委员兼总务处处长，1930年任南京训练总监部编辑兼印刷局局长。曾获二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1932年辞职回原籍奉养父母。
吴经明回建始后，在家乡凉水埠吴氏祠堂创办小学，并亲自任教，远近数十里闻名前来求学者达数十人。1933年赴恩施任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学校长。 1945年，吴竞选县参议长失败后，应聘到建始县志馆修县志。1947年，其子吴国桢任上海市市长时赴沪生活，1948年随子去台，曾任中国宗教联谊会常务监事等职。1970年8月3日在台病逝，享年94岁。
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学当时是恩施的最高学府，吴经明任校长后，1934年春，校址迁到了南门内梓童巷原道台衙门旧址。经过修茸，校容焕然一新，教室宽敞，环境静雅，是理想的读书之地，于是各县来考的学生剧增。这一年学校改名为“湖北省立恩施初级中学”。作为校长他对学生们寄予极大希望，根据当时学校和社会的实际，常常勉励学生要“振作精神，奋转乾坤”，为此，他以“振奋”二个作为为校训，还亲自撰写一联：“二三子异地同来，莫误岁玩时辜负光明失远志；五千年斯文未坠，冀达材成德粹精学术璋横流”。
吴经明除集中精力办好恩施初级中学外，还十分关心各县的小学教育。那时，各县县城和较大的集镇才办有少量的小学，农村则以私塾居多，小学师资奇缺。1935年，他呈请省教育厅批准在恩施初中内附设了两个简易师范班，招收社会青年和部分塾师共81名，为发展鄂西小学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1936年春又招收两个初中班，男女兼收，共105名，在鄂西首开男女合班之先例。他还针对当时鄂西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校内增设了“农事”、“政事”等实用学科，以适应不能升学者回地方工作时的需要。1937年秋，他又呈请湖北省教育厅批准，开办了恩施第一个乡村师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40余名，学制三年，男女兼收，附设在恩施初中内。湖北联中成立时，该班并入利川乡村师范分校。
他主持恩施初级中学期间，锐意革新，不仅先后解决了校舍狭窄、经费短缺、没有图书仪器三大难题，而且在办学理念和教育方针上博得社会舆论和教育界的很高评价。l938年全校发展到8个班，学生400人。抗战时期在恩施进行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时，录取到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武大、川大、中华大学、国立湖北师院等高校的就有20多人。他垂老还乡，以振兴鄂西教育为己任，为鄂西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获“尽躬桑梓，乐育英才”之誉。
其子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生于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
吴国桢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因与台湾蒋家父子政见不一，1953年5月"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1954年，吴国桢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1984年6月6日，吴国桢在美国病故。
萧兴国
吴经明，字述斋，1876年生于建始红岩寺凉水埠。幼年从其父吴光承读私塾，22岁中秀才。1899年入湖北经心书院攻读，1903年受清廷选派赴日本学习步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1908年回国后，先后任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教官、北洋政府陆军部三等检察官兼任编辑局副主稿。1909—1911年，任陆军军学司教育科科长、步兵正军校，陆军第一、二、四镇步兵检察官，授四品衔及北京前门兵站总监。因参与吴禄贞密商动用保定军校德制大炮6尊响应武昌首义，被人密报清政府后，逃往浦口。武昌起义后，吴先后充任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科长、淮阳兵站军需总监、浦口陆军第一师参谋长、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等职。19 15年调任陆军部副官，1919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晋升为陆军中将，曾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南北议和会议，1923年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25年任陆军善后委员会委员，清官检查委员会陆军特派员，1927年任广东兵器制造厂委员兼总务处处长，1930年任南京训练总监部编辑兼印刷局局长。曾获二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1932年辞职回原籍奉养父母。
吴经明回建始后，在家乡凉水埠吴氏祠堂创办小学，并亲自任教，远近数十里闻名前来求学者达数十人。1933年赴恩施任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学校长。 1945年，吴竞选县参议长失败后，应聘到建始县志馆修县志。1947年，其子吴国桢任上海市市长时赴沪生活，1948年随子去台，曾任中国宗教联谊会常务监事等职。1970年8月3日在台病逝，享年94岁。
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学当时是恩施的最高学府，吴经明任校长后，1934年春，校址迁到了南门内梓童巷原道台衙门旧址。经过修茸，校容焕然一新，教室宽敞，环境静雅，是理想的读书之地，于是各县来考的学生剧增。这一年学校改名为“湖北省立恩施初级中学”。作为校长他对学生们寄予极大希望，根据当时学校和社会的实际，常常勉励学生要“振作精神，奋转乾坤”，为此，他以“振奋”二个作为为校训，还亲自撰写一联：“二三子异地同来，莫误岁玩时辜负光明失远志；五千年斯文未坠，冀达材成德粹精学术璋横流”。
吴经明除集中精力办好恩施初级中学外，还十分关心各县的小学教育。那时，各县县城和较大的集镇才办有少量的小学，农村则以私塾居多，小学师资奇缺。1935年，他呈请省教育厅批准在恩施初中内附设了两个简易师范班，招收社会青年和部分塾师共81名，为发展鄂西小学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1936年春又招收两个初中班，男女兼收，共105名，在鄂西首开男女合班之先例。他还针对当时鄂西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校内增设了“农事”、“政事”等实用学科，以适应不能升学者回地方工作时的需要。1937年秋，他又呈请湖北省教育厅批准，开办了恩施第一个乡村师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40余名，学制三年，男女兼收，附设在恩施初中内。湖北联中成立时，该班并入利川乡村师范分校。
他主持恩施初级中学期间，锐意革新，不仅先后解决了校舍狭窄、经费短缺、没有图书仪器三大难题，而且在办学理念和教育方针上博得社会舆论和教育界的很高评价。l938年全校发展到8个班，学生400人。抗战时期在恩施进行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时，录取到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武大、川大、中华大学、国立湖北师院等高校的就有20多人。他垂老还乡，以振兴鄂西教育为己任，为鄂西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获“尽躬桑梓，乐育英才”之誉。
其子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生于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
吴国桢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因与台湾蒋家父子政见不一，1953年5月"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1954年，吴国桢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1984年6月6日，吴国桢在美国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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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中共幕后的权力核心-周恩来及其留欧派
周恩来及其核心党羽留欧派成员才是中共真正的幕后权力核心，中共建党以来周恩来树了不少前台跑龙套的，如向忠发，瞿秋白之流，这些人是成也周败也周。毛泽东是周恩来抬起来唯一一个可以和周抗衡的前台人，但最后毛泽东还是被周用计除掉了左右手刘少奇林彪二人，毛派因此彻底失败，现在已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周派的核心是军情系统，控制军队高干，现在邓小平的一个女儿在低调掌控这个军情系统。
附录：以下这篇是迄今为止对中共权利核心的最好解释，很多历史问题都迎刃而解。
【洪森按：当我把他作为伟人崇拜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番履历丝毫未产生怀疑，文革后期以 及文革结束后，开始怀疑他的时候，就产生了追问。1976年秋，我在被列为内部资料以油印本形式传翻译出版日本人写的《周恩来传》里找到了答案。将此油印 本借给我看的是时任九江市委党校的单校长】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 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 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游行被捕，关押半年后释 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 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 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 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 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洪森按：由此可见苏联对黄埔军校的人事权力有多大】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第三国际解散，转变为世界共产党情报局后，季米特诺夫依然是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洪森按：当时中共只有广东省委下设军事部和特高科】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 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 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 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 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是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囗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 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 （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 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洪森按：关于遵义会议，还有一个说法是林彪派部队包围了会议，士兵们一边把枪栓拉的哗啦哗啦响，一边大声喊叫：“不开出个结果来，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 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是迫使周恩来在会上转舵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说法找到证据，那么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串谋起来的一场政变。】
编者按：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最后决定权仍在周的手里。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洪森按：关于毛泽东要搞掉周恩来的证据，1983年上海《报刊文摘》在有关王海容的报道中，曾经披露了这样的故事：文革后，王海容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反复审问要 她交代文革后期迫害周恩来的罪行，王海容被逼急了，交出一盘录音带，里面录的是毛泽东1974年和她的谈话，在录音带里，毛泽东对她说，周公不是不批，而 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还没觉悟，过早打倒周公，会引起全国大乱。专案组拿到这盘录音带，层层递交上去，交到叶剑英手里，叶剑英听完之后，交给邓小平。邓小 平听完之后，说：“是这么回事，别再查了”。王海容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事的，加上邓小平指示别查了，专案组只好放王海容回家。】
【洪森按：据现在资料披露，林彪在会上发言获得长达7分钟的热烈掌声是惹祸的根源，毛泽东看到台下与会人员穿军装的有三分之一，林彪在他们之中，威信太高，他意识到他死后，江青和张春桥是绝不可能坐稳江山的，下决心清除林彪势力。我怀疑，毛在庐山会议前可能大病过，对自己来日无多的焦虑，使他把清除林彪势力放 在了首位。周恩来则趁势借刀杀人，把林彪干掉，把军权夺回来。证据是913事件的当晚，林彪吃过安眠药刚睡下20分钟，叶群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电话一打 完，叶群赶紧叫上林立果，把睡梦中的林彪架起来就跑，慌乱得连帽子也来不及给林彪戴上。而林彪的卫士长居然不跟随首长，在车冲向大门口的时候跳车出来。这 卫士长多半是周恩来安插在林彪身边的特务。因为中共的特工系统一直被周恩来牢牢掌握的。】
【洪森按：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锺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周恩来之谜
吴洪森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
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己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
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
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
“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图谋得逞，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
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
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
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理想。
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脚。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
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
（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少奇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
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今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67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乾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
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形像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像”了。然而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后记：
此文发表后，曾有数人质疑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事例全无出处。如今，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首先，就此文写作的时间而言，有些材料我如果当时就写出出处，当事人很可能因此而遭难，如今又过去了16年，当事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即便在世，也早已退休。其次，我过去和现在一直没有学会为写文章而看书，看书只是一种生活习惯，或者为了搞清自己心中的疑问。就拿搞清楚周恩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来说，长达十几年断断续续的书籍和材料阅读中，我只是边看边想，没有为此作过读书笔记。直到1987年，我觉得已经把问题搞清楚了，当时只是在朋友之间作为谈资，从来没想到写成文章，环境也不允许我写。后来因为出国，去了美国，又到了香港，使得我有条件查阅海外图书馆的资料，我发现，我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和看法，海外没有，这使我产生了写成文字的激情。我写作此文，很强烈的动机是警告那些喜欢作秀愚弄老百姓的政客，以周恩来那样的高级玩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面目都会被揭露出来，何况你们这些等而下之之辈？正如俗话所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如果此文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以及时识破政客的作秀和欺骗，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2010-7-11
周恩来及其核心党羽留欧派成员才是中共真正的幕后权力核心，中共建党以来周恩来树了不少前台跑龙套的，如向忠发，瞿秋白之流，这些人是成也周败也周。毛泽东是周恩来抬起来唯一一个可以和周抗衡的前台人，但最后毛泽东还是被周用计除掉了左右手刘少奇林彪二人，毛派因此彻底失败，现在已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周派的核心是军情系统，控制军队高干，现在邓小平的一个女儿在低调掌控这个军情系统。
附录：以下这篇是迄今为止对中共权利核心的最好解释，很多历史问题都迎刃而解。
【洪森按：当我把他作为伟人崇拜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番履历丝毫未产生怀疑，文革后期以 及文革结束后，开始怀疑他的时候，就产生了追问。1976年秋，我在被列为内部资料以油印本形式传翻译出版日本人写的《周恩来传》里找到了答案。将此油印 本借给我看的是时任九江市委党校的单校长】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 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 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游行被捕，关押半年后释 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 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 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 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 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洪森按：由此可见苏联对黄埔军校的人事权力有多大】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第三国际解散，转变为世界共产党情报局后，季米特诺夫依然是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洪森按：当时中共只有广东省委下设军事部和特高科】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 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 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 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 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是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囗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 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 （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 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洪森按：关于遵义会议，还有一个说法是林彪派部队包围了会议，士兵们一边把枪栓拉的哗啦哗啦响，一边大声喊叫：“不开出个结果来，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 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是迫使周恩来在会上转舵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说法找到证据，那么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串谋起来的一场政变。】
编者按：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最后决定权仍在周的手里。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洪森按：关于毛泽东要搞掉周恩来的证据，1983年上海《报刊文摘》在有关王海容的报道中，曾经披露了这样的故事：文革后，王海容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反复审问要 她交代文革后期迫害周恩来的罪行，王海容被逼急了，交出一盘录音带，里面录的是毛泽东1974年和她的谈话，在录音带里，毛泽东对她说，周公不是不批，而 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还没觉悟，过早打倒周公，会引起全国大乱。专案组拿到这盘录音带，层层递交上去，交到叶剑英手里，叶剑英听完之后，交给邓小平。邓小 平听完之后，说：“是这么回事，别再查了”。王海容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事的，加上邓小平指示别查了，专案组只好放王海容回家。】
【洪森按：据现在资料披露，林彪在会上发言获得长达7分钟的热烈掌声是惹祸的根源，毛泽东看到台下与会人员穿军装的有三分之一，林彪在他们之中，威信太高，他意识到他死后，江青和张春桥是绝不可能坐稳江山的，下决心清除林彪势力。我怀疑，毛在庐山会议前可能大病过，对自己来日无多的焦虑，使他把清除林彪势力放 在了首位。周恩来则趁势借刀杀人，把林彪干掉，把军权夺回来。证据是913事件的当晚，林彪吃过安眠药刚睡下20分钟，叶群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电话一打 完，叶群赶紧叫上林立果，把睡梦中的林彪架起来就跑，慌乱得连帽子也来不及给林彪戴上。而林彪的卫士长居然不跟随首长，在车冲向大门口的时候跳车出来。这 卫士长多半是周恩来安插在林彪身边的特务。因为中共的特工系统一直被周恩来牢牢掌握的。】
【洪森按：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锺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周恩来之谜
吴洪森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
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己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
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
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
“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图谋得逞，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
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
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
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理想。
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脚。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
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
（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少奇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
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今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67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乾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
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形像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像”了。然而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后记：
此文发表后，曾有数人质疑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事例全无出处。如今，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首先，就此文写作的时间而言，有些材料我如果当时就写出出处，当事人很可能因此而遭难，如今又过去了16年，当事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即便在世，也早已退休。其次，我过去和现在一直没有学会为写文章而看书，看书只是一种生活习惯，或者为了搞清自己心中的疑问。就拿搞清楚周恩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来说，长达十几年断断续续的书籍和材料阅读中，我只是边看边想，没有为此作过读书笔记。直到1987年，我觉得已经把问题搞清楚了，当时只是在朋友之间作为谈资，从来没想到写成文章，环境也不允许我写。后来因为出国，去了美国，又到了香港，使得我有条件查阅海外图书馆的资料，我发现，我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和看法，海外没有，这使我产生了写成文字的激情。我写作此文，很强烈的动机是警告那些喜欢作秀愚弄老百姓的政客，以周恩来那样的高级玩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面目都会被揭露出来，何况你们这些等而下之之辈？正如俗话所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如果此文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以及时识破政客的作秀和欺骗，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2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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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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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从中共旅欧支部到黄埔军校（上）——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的共同经历和杰出贡献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林坚
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中共旅欧支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业绩可圈可点，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大批干部，其中，张申府（1893—1986）、周恩来（1898—1976）、熊雄（1892—1927）、聂荣臻（1899—1992）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以后都曾在黄埔军校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做出了杰出贡献。
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的经历、交往及工作情况，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欧洲的发展以及党开创军队政治工作的历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底，先后有1800多名中国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起初集中在法国，后来很多人转到德国和比利时。
聂荣臻为第11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19年12月9日启程，1920年1月14日到达）。熊雄为第12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19年12月25日启程，1920年1月28日到达）。周恩来为第18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20年11月7日启程，1920年12月13日到达）。张申府因赴中法大学任教，同第19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20年11月24日启程，1920年12月27日到达）一起来到法国巴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有志改造中国的青年提供了探寻真理、解放思想的途径；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造就了一批日后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很大影响的骨干，他们好比火种，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这场运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以及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输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党小组。吴稚晖、李石曾等在法国巴黎筹办中法大学，聘请张申府去教逻辑。11月，张申府来到上海。在游学法国之前，他和陈独秀见了一面，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在欧洲招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1921年1月，在巴黎，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并结为伴侣。2月，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张申府回忆说：“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先和周恩来谈话，然后写信向陈独秀报告。”刘清扬、周恩来都是天津觉悟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参加会议时就结识了张申府。赵世炎、吴明（陈公培）在国内已是党员。在法国的5位党员成立了中共巴黎小组（旅法支部）。张申府曾说，早期的中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组合。
熊雄
1922年初，熊雄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1922年3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德国居住（周恩来去德国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在战败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由张申府介绍，熊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中共旅德支部（名为“代表团”）成立，成员有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谢寿康、熊雄，共6人。周恩来、刘清扬、熊雄、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康德大街张申府寓所聚会，商讨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住在柏林郊区的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4月下旬，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熊雄（具名披素）7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敦促他于5月1日前完成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4月30日，赵世炎致吴明（陈公培）的信中谈到：“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幛、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
在这之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如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在蒙达尼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赵世炎、李立三、熊雄等在克鲁邹建立的“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袁子贞、马致远等在巴黎领导的“华工总会”等组织。另外在旅德、旅比的华人中也有一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为了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周恩来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做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邀请部分团体代表，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
1922年6月22日（另有3日、18日之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旅欧少共成立。参加会议的共18人：赵世炎、周恩来（旅德支部）、刘伯坚（比利时支部）、尹宽、王若飞、李慰农、李维汉、郑超麟（法国蒙达尔支部）、袁庆云、任卓宣（叶青）、陈延年、王凌汉、熊锐、萧朴生、萧子幛、佘立亚、汪泽楷、傅钟，代表着38个成员。会议由赵世炎主持，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大会决定将组织起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陈延年、李维汉。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教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周恩来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赵世炎、周恩来是灵魂人物，张申府经常出点主意。郑超麟是少共成员，他回忆，“有些学生觉得张躲在幕后做指挥，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每个人都取了代号：周恩来名“伍豪”，张申府名“R”，熊雄名“其光”。张申府后来解释用“R”做代号的原因：“我用这个笔名标志我当时的所有热情：罗素（Russell）、红色(Red)和革命(Revolution)。”少共党员在1922年夏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共195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
1922年8月，旅欧共产党人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赵世炎任书记。在柏林的熊雄、熊锐、张申府、刘清扬、廖焕星等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的成立大会。
张申府在《少年》第2期发表文章说：“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周恩来在《少年》第5期发表文章说：“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
1922年11月，周恩来与张申府一道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入党。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等倡议，需要赶紧派人回国，与国内的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其领导。大家当时凑了一笔款，由李维汉带信回国，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
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世炎、周恩来、尹宽、王若飞、陈延年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赵世炎主持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大会通过了旅欧总支部的团章，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为委员。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共有成员72人，其中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在旅欧总支部之下分设旅法、旅德和旅比三个支部。临时代表大会经过4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
旅欧共青团在内部着力进行了旨在提高政治理论素质的训练工作，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团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均有提高，这对他们即将奔赴国民革命的第一线充任领导者和指挥者直接起到了较好的培训作用。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熊雄、熊锐、李慰农等，在稍后的国共合作时期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也比较充分地显示出这种内部训练的效果。”
1923年3月13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他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在《少年》上发表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1924年2月改组为《赤光》。该刊物仍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
从时间顺序来看，1921年最先成立中共旅法支部（5人）。1922年3月成立中共旅德支部（6人）。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8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党团组织建立时，党团员只有30多人，到1924年间，发展到200多人，成为旅欧华人社团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战斗组织。
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联络员，实际上是总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是最早的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并负责党团组织工作。张申府、周恩来、熊雄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周恩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并参与筹组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担任总务主任，聂荣臻担任巴黎通讯处处长。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支部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旅欧华人团体活动时，都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党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活动。直到1925年4月1日，报刊上才第一次出现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义，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见《赤光》第28期，1925年4月1日）。聂荣臻在回忆中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
旅欧时期共同生活和奋斗结下友谊
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在欧洲生活了3年半，这段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其间，周恩来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如张申府、赵世炎、蔡和森、熊雄、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王若飞、向警予、李维汉，等等。这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组织基础，或者说做了干部队伍的准备。
周恩来旅欧期间主要经历概括为：考察西方社会，为报刊写通讯报道；发起组建旅欧共产党和少年共产党；参与组建国民党旅法支部；读书学习，吸收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广交朋友，组织留学生开展政治斗争。这些工作均与当时的中外政局和政治思想有关，对其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1年9月，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事件。10月14日，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李维汉、陈公培等在内的104人被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他满怀激情地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期间周恩来正在欧洲勤工俭学，他不仅参与创建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还帮助筹建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担任总务主任），成为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范例和先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特殊贡献。周恩来以筹备员身份在欧洲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分部。1月17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报告了巴黎党务发展情况。会议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参加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应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张申府之邀回国。9月1日，周恩来抵达香港，结束了旅欧生涯。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对周恩来的评语是：“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旧社会知识分子“根”时说：“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本名张崧年，后改名申府。河北献县人，生于1893年6月15日。
1919年7月，张申府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他曾用“赤”“赤子”“赫”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后，他又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8月16日，在北京陶然亭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张申府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周恩来等进步青年。
1920年，上海在陈独秀领导下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党小组，之后相继发展了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入党。
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名义办理出国手续，与蔡元培、陈大齐、汤尔和、郑毓秀、刘清扬等同船，11月24日，乘“高尔地埃号”（Cordillere）船，12月27日到法国马赛港。张申府经过里昂，再到巴黎。因里昂大学中国学院还未开学，张申府就在巴黎自修，偶尔去李石曾办的华法教育会帮忙。
1922年2月初，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火车经过比利时，前往柏林。
1923年2月，张申府受到攻击。在陈延年、尹宽主导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投票，驱逐张出党。不久，共产国际为张平反，恢复了张申府中共旅欧通讯员的地位。
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会议有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因为反对国共合作，中途离场，选择退党。周恩来劝他不可因一时冲动退党。张申府日后回忆说：“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并且强调“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他还说过：“我后来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我就这样脱党了。”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周恩来在张申府的生命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先是朋友，然后是支持者，最后是保护者。”
熊雄，原名祖福，字披素、罴士，于1892年4月8日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塘（今芳溪镇）下屋村。1913年，熊雄在日本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受到赏识，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春，熊雄从日本回国，在李烈钧的护国军滇军中工作。1919年10月，熊雄到广州，得到好友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资助，还支取了湘军几个月的薪水，11月取道香港，年底到达法国巴黎。熊雄和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颂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肖金芳等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交流书报，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
1920年底，赵世炎、陈公培、熊自难、熊雄、盛成、李立三、张伯简、刘伯坚、刘伯庄、罗汉、鲁易、周钦岳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提出“要革命，第一步要把华工组织起来，必须组织工人进行革命”。以此为核心，结成勤工俭学同盟，后发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
1921年10月14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李维汉、陈公培等104人被押送回国。当时在赖古龙农学院学习的熊雄和李合林（鹤龄）义愤填膺。熊雄和李合林找陈延年，陈延年介绍罗喜闻，罗喜闻给李合林提供了100法郎。1922年3月中旬，熊雄陪同李合林到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的农业学校，向张桓涛取回了李合林借给他的手枪。3月17日，熊雄来到巴黎。3月20日晚，李合林在郑毓秀家门外枪击陈箓不中，被捕入狱。李合林的口供并未牵连熊雄。第二天，熊雄离开巴黎，前往德国柏林。
周恩来、赵世炎等多次与第三国际联系，准备选送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初，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来信，决定派遣赵世炎、熊雄、王圭、袁庆云、高风、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王凌汉、陈九鼎、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熊雄和王圭已在柏林。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3月底，这12人由柏林前往莫斯科。
4月上旬，赵世炎、熊雄等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4月28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新同学中有6名共产党员（赵世炎、熊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王圭）。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转到比利时，1924年7月到苏联学习。
1921年9月23日，聂荣臻从克鲁邹赶到里昂。赵世炎、蔡和森率领的“先发队”已被法国军警囚禁到附近山上的一座兵营里。罗喜闻、聂荣臻通过中国驻法公使副领事李骏，开了一张进出兵营的通行证，救出了赵世炎等几位学生。之后，聂荣臻到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刘伯坚等。刘伯坚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周恩来“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周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据聂荣臻回忆：“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讯，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聂荣臻先后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执行委员和训练部副主任。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主任。
1924年6月，周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几个战友在聂荣臻的住处为他送行。聂荣臻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大家都喝得有些醉意。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准备。这些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包括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创者
张申府、周恩来、熊雄、聂荣臻回国后都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他们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筹办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教育和招生、组织学生等方面给予了积极协助，特别是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熊雄任政治部副主任及主任期间的出色工作使该校政治气象焕然一新。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张申府还负责黄埔第1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安排政治课程。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但开学不久，他就辞职了。因他在广东大学任教，而黄埔不在城里，由黄埔到城里要一两个小时，加上他对校长蒋介石刚愎自用的作风看不惯。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请张申府“推荐一些国外留学有能力的人回国参加工作”。张申府欣然应允，“开了一个15人名单，第一名是周恩来”。廖仲恺对周恩来在法国协助王京歧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才能早有耳闻，再加上张申府的高度称赞，就请张申府代其邀请周恩来回来。1924年四五月间他写信给周恩来谈了此事，不久收到了周同意回国的复信。经国内党组织同意，周恩来于7月下旬启程回国。9月到达香港。抵达广州不久即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负责讲授政治经济学。10月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
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政治部是在党代表和校长领导下，掌管全校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的机关。最初政治部组织极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外，“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故而“政治部很闲淡”。不久，戴季陶、张申府相继离职，邵元冲代理一段主任后随孙中山北上，政治部主任一职出现空缺。1924年11月,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职后，坚决贯彻孙中山的办校宗旨，积极开展了如下工作：
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周恩来上任后在部内设立了“指导、编撰、秘书三股，增加了干部配备，从黄埔1期学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等到各股任职”。
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丰富政治教育的内容。政治课除讲授“三民主义”外，还开设了“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等课程。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时事政治，帮助学生们认识到军人肩负的责任，“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么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
加强宣传工作和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政治部几乎每周都要邀请国共两党领导人到校给学生发表演讲，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何香凝、邓中夏、苏兆征、恽代英、萧楚女、毛泽东等都曾应邀到校演讲。另外，政治部宣传科还编印了《士兵之友》《黄埔日刊》《中国军人》等刊物，通过这些方法向学生做生动的政治宣教工作。
支持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广泛团结进步军人。在政治部的关怀指导下，以蒋先云为首的一批黄埔学生联合粤、滇、桂各军进步军人于1925年2月1日在广州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它名义上是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特别支部对青年军人进行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加强对革命军队的政治领导，以使政治教育发挥实际作用。周恩来指导了新成立的教导团的政治工作，他派黄埔1期的曹渊、蒋先云、谭其镜、许继慎、傅维钰、黄鳌、张其雄、杨浦泉、张际春分别到教导团下属各连担任国民党党代表，当时广东革命军队中各级党代表统属政治部领导。
经过周恩来的积极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当时担任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务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经他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周恩来还亲自给学生们讲课，“几乎每次都是讲《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个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它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笔记，也易于背诵……说来也很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界限的”。周恩来以出色的组织才干和骄人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广大黄埔师生的信赖。
1925年8月25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周恩来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11月，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25县的地方行政工作。1926年1月下旬，周恩来被任命为第1军副党代表（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3月，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1军，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
熊雄是继周恩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之一。
1925年6月底，熊雄、聂荣臻、叶挺、颜昌颐等20多人，从苏联红军军事学校中国班奉调回国。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再坐船，9月3日到达上海。王若飞接待了他们，并领他们去见了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熊雄、聂荣臻、叶挺等12人被分到南方工作。
9月中旬，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担任政治总教官，参加了第4期的招生工作。此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邵力子。10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熊雄担任总政治部秘书，并任以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支部书记，协助周恩来，把东征军的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与第一次东征相比，军队政治工作组织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方法更加周密。东征军10月1日从广州出发，12日兵临惠州城下，14日占领惠州，熊雄15日随政治部入城。11月4日，周恩来和熊雄率领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至此完全收复了东江。东征胜利后，熊雄被任命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6日，熊雄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大队大队长。总政治部主任邵力子不能经常到校，熊雄实际主持工作。1月12日，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月1日，熊雄等7人被任命为改组筹备委员。熊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等各种规章制度，总原则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使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军校制度化；改善了政治部的机构，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职员从原来的20多人增加到70余人，其中半数是中共党员；聘定专职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加大聘任共产党员为政治教员的力度，在军校政治教官中，有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张秋人、熊锐、李求实等，还有韩麟符、于树德、巴文俊、廖划平、李合林等。熊雄作为政治总教官，承担了大量工作。
3月1日，改组后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第4期入学共2300多人，其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3月3日，在熊雄主持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创刊，5月25日改名为《黄埔日报》，熊雄题写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呼声”“革命军人之道路”等。还大量印行《军校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黄埔周刊》等刊物，出版各种讲义、画报。熊雄亲自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本党宣言训令”等，给黄埔军校学员留下深刻印象。他坚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影响和改造整个军校的工作。熊雄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熊雄到中共广东区委向周恩来、陈延年汇报军校的情况，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在军校的核心组织——“党团”，由熊雄任书记，成员有恽代英（主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陈庚（步科1团连长）、饶来杰（广东区委特派员、军校政治部图书管理员，负责军校党的组织工作）。
当时，黄埔军校开始筹备直属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方鼎英、张治中、熊雄等5人为筹备委员。5月22日，熊雄被选为军校国民党党部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旨在削弱共产党力量。6月7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发表讲话，要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并以高官厚禄拉拢收买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熊雄和军校“党团”的领导下，军校的共产党员无一人退党。
熊雄主持在第5期各营、连、区队内设置政治指导员，定期“主持政治讨论与政治工作实习事务”。11月27日，熊雄被选为军校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2月14日，熊雄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1926年12月，周恩来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熊雄兼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一时血雨腥风。4月18日，熊雄在黄埔被捕。1927年5月初，熊雄被转囚于南石头“惩戒场”。当宋时轮告诉他有人情绪不安时，熊雄要他“告诉大家，不要怕”。一天，他对19岁的黄埔6期入伍生汪希圣说：“不用怕，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又是黄埔的最高领导之一，枪毙、杀头，首先轮到的是我熊雄。我都不怕，大家还怕什么？要坚持下去，斗争到底！”他笑着要求“大家安静，要有耐性，注意不要烦躁”。5月17日，熊雄英勇就义，时年35岁。
聂荣臻元帅曾经题词：“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25年9月，聂荣臻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周恩来指示，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周恩来还向聂荣臻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他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聂荣臻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周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工作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聂荣臻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经过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他们。
“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恽代英、聂荣臻、陈庚先后由中央军委指调离开军校。聂荣臻和黄锦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经常同国民革命军第1、2、3、4、6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联系。
张申府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聂荣臻比周恩来晚一年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曾经共事一年多。他们在黄埔军校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小结
聂荣臻、熊雄于1920年1月（相距14天）到达巴黎。周恩来与张申府相识于北京，1920年12月（相距14天）到达巴黎。张申府是中共旅欧通讯员。1921年2月，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1921年10月，聂荣臻到比利时。1922年4月，张申府、周恩来、熊雄等组成中共旅德支部。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等18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这次会上聂荣臻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参与筹组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担任总务主任，聂荣臻担任巴黎通讯处处长。1923年3月熊雄等由柏林赴莫斯科。1923年11月张申府等赴莫斯科。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启程回国。不久，聂荣臻等赴莫斯科。
1924年5月，张申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半年后离职。1924年9月后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负责东江地方行政工作，实际在黄埔军校工作一年多。1926年12月，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5年9月，熊雄、聂荣臻到黄埔军校工作。1926年1月，熊雄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3月，聂荣臻调到广东区委军委工作。1926年12月14日，熊雄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张申府、熊雄、聂荣臻在旅欧期间有许多共同经历，共同为理想而奋斗，为建立旅欧党团组织做出重大贡献；回国后先后在黄埔军校工作，开创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可歌可泣，留下很多令人回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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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林坚
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中共旅欧支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业绩可圈可点，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大批干部，其中，张申府（1893—1986）、周恩来（1898—1976）、熊雄（1892—1927）、聂荣臻（1899—1992）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以后都曾在黄埔军校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做出了杰出贡献。
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的经历、交往及工作情况，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欧洲的发展以及党开创军队政治工作的历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底，先后有1800多名中国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起初集中在法国，后来很多人转到德国和比利时。
聂荣臻为第11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19年12月9日启程，1920年1月14日到达）。熊雄为第12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19年12月25日启程，1920年1月28日到达）。周恩来为第18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20年11月7日启程，1920年12月13日到达）。张申府因赴中法大学任教，同第19批赴法勤工俭学者（1920年11月24日启程，1920年12月27日到达）一起来到法国巴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有志改造中国的青年提供了探寻真理、解放思想的途径；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造就了一批日后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很大影响的骨干，他们好比火种，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这场运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以及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输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党小组。吴稚晖、李石曾等在法国巴黎筹办中法大学，聘请张申府去教逻辑。11月，张申府来到上海。在游学法国之前，他和陈独秀见了一面，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在欧洲招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1921年1月，在巴黎，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并结为伴侣。2月，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张申府回忆说：“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先和周恩来谈话，然后写信向陈独秀报告。”刘清扬、周恩来都是天津觉悟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参加会议时就结识了张申府。赵世炎、吴明（陈公培）在国内已是党员。在法国的5位党员成立了中共巴黎小组（旅法支部）。张申府曾说，早期的中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组合。
熊雄
1922年初，熊雄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1922年3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德国居住（周恩来去德国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在战败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由张申府介绍，熊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中共旅德支部（名为“代表团”）成立，成员有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谢寿康、熊雄，共6人。周恩来、刘清扬、熊雄、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康德大街张申府寓所聚会，商讨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住在柏林郊区的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4月下旬，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熊雄（具名披素）7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敦促他于5月1日前完成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4月30日，赵世炎致吴明（陈公培）的信中谈到：“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幛、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
在这之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如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在蒙达尼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赵世炎、李立三、熊雄等在克鲁邹建立的“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袁子贞、马致远等在巴黎领导的“华工总会”等组织。另外在旅德、旅比的华人中也有一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为了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周恩来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做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邀请部分团体代表，共同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
1922年6月22日（另有3日、18日之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旅欧少共成立。参加会议的共18人：赵世炎、周恩来（旅德支部）、刘伯坚（比利时支部）、尹宽、王若飞、李慰农、李维汉、郑超麟（法国蒙达尔支部）、袁庆云、任卓宣（叶青）、陈延年、王凌汉、熊锐、萧朴生、萧子幛、佘立亚、汪泽楷、傅钟，代表着38个成员。会议由赵世炎主持，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大会决定将组织起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陈延年、李维汉。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教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周恩来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赵世炎、周恩来是灵魂人物，张申府经常出点主意。郑超麟是少共成员，他回忆，“有些学生觉得张躲在幕后做指挥，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每个人都取了代号：周恩来名“伍豪”，张申府名“R”，熊雄名“其光”。张申府后来解释用“R”做代号的原因：“我用这个笔名标志我当时的所有热情：罗素（Russell）、红色(Red)和革命(Revolution)。”少共党员在1922年夏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共195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
1922年8月，旅欧共产党人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赵世炎任书记。在柏林的熊雄、熊锐、张申府、刘清扬、廖焕星等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的成立大会。
张申府在《少年》第2期发表文章说：“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周恩来在《少年》第5期发表文章说：“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
1922年11月，周恩来与张申府一道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入党。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等倡议，需要赶紧派人回国，与国内的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其领导。大家当时凑了一笔款，由李维汉带信回国，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
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世炎、周恩来、尹宽、王若飞、陈延年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赵世炎主持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大会通过了旅欧总支部的团章，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为委员。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共有成员72人，其中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在旅欧总支部之下分设旅法、旅德和旅比三个支部。临时代表大会经过4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
旅欧共青团在内部着力进行了旨在提高政治理论素质的训练工作，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团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均有提高，这对他们即将奔赴国民革命的第一线充任领导者和指挥者直接起到了较好的培训作用。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熊雄、熊锐、李慰农等，在稍后的国共合作时期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也比较充分地显示出这种内部训练的效果。”
1923年3月13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他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在《少年》上发表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1924年2月改组为《赤光》。该刊物仍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
从时间顺序来看，1921年最先成立中共旅法支部（5人）。1922年3月成立中共旅德支部（6人）。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8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党团组织建立时，党团员只有30多人，到1924年间，发展到200多人，成为旅欧华人社团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战斗组织。
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联络员，实际上是总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是最早的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并负责党团组织工作。张申府、周恩来、熊雄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周恩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并参与筹组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担任总务主任，聂荣臻担任巴黎通讯处处长。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支部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旅欧华人团体活动时，都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党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活动。直到1925年4月1日，报刊上才第一次出现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义，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见《赤光》第28期，1925年4月1日）。聂荣臻在回忆中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
旅欧时期共同生活和奋斗结下友谊
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在欧洲生活了3年半，这段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其间，周恩来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如张申府、赵世炎、蔡和森、熊雄、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王若飞、向警予、李维汉，等等。这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组织基础，或者说做了干部队伍的准备。
周恩来旅欧期间主要经历概括为：考察西方社会，为报刊写通讯报道；发起组建旅欧共产党和少年共产党；参与组建国民党旅法支部；读书学习，吸收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广交朋友，组织留学生开展政治斗争。这些工作均与当时的中外政局和政治思想有关，对其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1年9月，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事件。10月14日，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李维汉、陈公培等在内的104人被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他满怀激情地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期间周恩来正在欧洲勤工俭学，他不仅参与创建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还帮助筹建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担任总务主任），成为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范例和先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特殊贡献。周恩来以筹备员身份在欧洲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分部。1月17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报告了巴黎党务发展情况。会议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参加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应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和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张申府之邀回国。9月1日，周恩来抵达香港，结束了旅欧生涯。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对周恩来的评语是：“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旧社会知识分子“根”时说：“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本名张崧年，后改名申府。河北献县人，生于1893年6月15日。
1919年7月，张申府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他曾用“赤”“赤子”“赫”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后，他又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8月16日，在北京陶然亭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张申府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周恩来等进步青年。
1920年，上海在陈独秀领导下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党小组，之后相继发展了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入党。
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名义办理出国手续，与蔡元培、陈大齐、汤尔和、郑毓秀、刘清扬等同船，11月24日，乘“高尔地埃号”（Cordillere）船，12月27日到法国马赛港。张申府经过里昂，再到巴黎。因里昂大学中国学院还未开学，张申府就在巴黎自修，偶尔去李石曾办的华法教育会帮忙。
1922年2月初，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火车经过比利时，前往柏林。
1923年2月，张申府受到攻击。在陈延年、尹宽主导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投票，驱逐张出党。不久，共产国际为张平反，恢复了张申府中共旅欧通讯员的地位。
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会议有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因为反对国共合作，中途离场，选择退党。周恩来劝他不可因一时冲动退党。张申府日后回忆说：“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并且强调“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他还说过：“我后来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我就这样脱党了。”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周恩来在张申府的生命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先是朋友，然后是支持者，最后是保护者。”
熊雄，原名祖福，字披素、罴士，于1892年4月8日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塘（今芳溪镇）下屋村。1913年，熊雄在日本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受到赏识，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春，熊雄从日本回国，在李烈钧的护国军滇军中工作。1919年10月，熊雄到广州，得到好友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资助，还支取了湘军几个月的薪水，11月取道香港，年底到达法国巴黎。熊雄和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颂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肖金芳等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交流书报，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
1920年底，赵世炎、陈公培、熊自难、熊雄、盛成、李立三、张伯简、刘伯坚、刘伯庄、罗汉、鲁易、周钦岳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提出“要革命，第一步要把华工组织起来，必须组织工人进行革命”。以此为核心，结成勤工俭学同盟，后发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
1921年10月14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李维汉、陈公培等104人被押送回国。当时在赖古龙农学院学习的熊雄和李合林（鹤龄）义愤填膺。熊雄和李合林找陈延年，陈延年介绍罗喜闻，罗喜闻给李合林提供了100法郎。1922年3月中旬，熊雄陪同李合林到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的农业学校，向张桓涛取回了李合林借给他的手枪。3月17日，熊雄来到巴黎。3月20日晚，李合林在郑毓秀家门外枪击陈箓不中，被捕入狱。李合林的口供并未牵连熊雄。第二天，熊雄离开巴黎，前往德国柏林。
周恩来、赵世炎等多次与第三国际联系，准备选送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初，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来信，决定派遣赵世炎、熊雄、王圭、袁庆云、高风、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王凌汉、陈九鼎、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熊雄和王圭已在柏林。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3月底，这12人由柏林前往莫斯科。
4月上旬，赵世炎、熊雄等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4月28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新同学中有6名共产党员（赵世炎、熊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王圭）。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转到比利时，1924年7月到苏联学习。
1921年9月23日，聂荣臻从克鲁邹赶到里昂。赵世炎、蔡和森率领的“先发队”已被法国军警囚禁到附近山上的一座兵营里。罗喜闻、聂荣臻通过中国驻法公使副领事李骏，开了一张进出兵营的通行证，救出了赵世炎等几位学生。之后，聂荣臻到比利时，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刘伯坚等。刘伯坚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周恩来“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周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据聂荣臻回忆：“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讯，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聂荣臻先后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执行委员和训练部副主任。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主任。
1924年6月，周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几个战友在聂荣臻的住处为他送行。聂荣臻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大家都喝得有些醉意。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准备。这些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包括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与张申府、熊雄、聂荣臻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创者
张申府、周恩来、熊雄、聂荣臻回国后都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他们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创者。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筹办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教育和招生、组织学生等方面给予了积极协助，特别是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熊雄任政治部副主任及主任期间的出色工作使该校政治气象焕然一新。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张申府还负责黄埔第1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安排政治课程。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但开学不久，他就辞职了。因他在广东大学任教，而黄埔不在城里，由黄埔到城里要一两个小时，加上他对校长蒋介石刚愎自用的作风看不惯。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请张申府“推荐一些国外留学有能力的人回国参加工作”。张申府欣然应允，“开了一个15人名单，第一名是周恩来”。廖仲恺对周恩来在法国协助王京歧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才能早有耳闻，再加上张申府的高度称赞，就请张申府代其邀请周恩来回来。1924年四五月间他写信给周恩来谈了此事，不久收到了周同意回国的复信。经国内党组织同意，周恩来于7月下旬启程回国。9月到达香港。抵达广州不久即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负责讲授政治经济学。10月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
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政治部是在党代表和校长领导下，掌管全校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的机关。最初政治部组织极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外，“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故而“政治部很闲淡”。不久，戴季陶、张申府相继离职，邵元冲代理一段主任后随孙中山北上，政治部主任一职出现空缺。1924年11月,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职后，坚决贯彻孙中山的办校宗旨，积极开展了如下工作：
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周恩来上任后在部内设立了“指导、编撰、秘书三股，增加了干部配备，从黄埔1期学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等到各股任职”。
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丰富政治教育的内容。政治课除讲授“三民主义”外，还开设了“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等课程。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时事政治，帮助学生们认识到军人肩负的责任，“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么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
加强宣传工作和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政治部几乎每周都要邀请国共两党领导人到校给学生发表演讲，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何香凝、邓中夏、苏兆征、恽代英、萧楚女、毛泽东等都曾应邀到校演讲。另外，政治部宣传科还编印了《士兵之友》《黄埔日刊》《中国军人》等刊物，通过这些方法向学生做生动的政治宣教工作。
支持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广泛团结进步军人。在政治部的关怀指导下，以蒋先云为首的一批黄埔学生联合粤、滇、桂各军进步军人于1925年2月1日在广州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它名义上是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特别支部对青年军人进行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加强对革命军队的政治领导，以使政治教育发挥实际作用。周恩来指导了新成立的教导团的政治工作，他派黄埔1期的曹渊、蒋先云、谭其镜、许继慎、傅维钰、黄鳌、张其雄、杨浦泉、张际春分别到教导团下属各连担任国民党党代表，当时广东革命军队中各级党代表统属政治部领导。
经过周恩来的积极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当时担任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务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经他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周恩来还亲自给学生们讲课，“几乎每次都是讲《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个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它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笔记，也易于背诵……说来也很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界限的”。周恩来以出色的组织才干和骄人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广大黄埔师生的信赖。
1925年8月25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周恩来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11月，东征军进入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25县的地方行政工作。1926年1月下旬，周恩来被任命为第1军副党代表（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3月，周恩来离开国民革命军第1军，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
熊雄是继周恩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之一。
1925年6月底，熊雄、聂荣臻、叶挺、颜昌颐等20多人，从苏联红军军事学校中国班奉调回国。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再坐船，9月3日到达上海。王若飞接待了他们，并领他们去见了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熊雄、聂荣臻、叶挺等12人被分到南方工作。
9月中旬，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担任政治总教官，参加了第4期的招生工作。此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邵力子。10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熊雄担任总政治部秘书，并任以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支部书记，协助周恩来，把东征军的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与第一次东征相比，军队政治工作组织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方法更加周密。东征军10月1日从广州出发，12日兵临惠州城下，14日占领惠州，熊雄15日随政治部入城。11月4日，周恩来和熊雄率领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至此完全收复了东江。东征胜利后，熊雄被任命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6日，熊雄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大队大队长。总政治部主任邵力子不能经常到校，熊雄实际主持工作。1月12日，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月1日，熊雄等7人被任命为改组筹备委员。熊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等各种规章制度，总原则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使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军校制度化；改善了政治部的机构，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职员从原来的20多人增加到70余人，其中半数是中共党员；聘定专职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加大聘任共产党员为政治教员的力度，在军校政治教官中，有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张秋人、熊锐、李求实等，还有韩麟符、于树德、巴文俊、廖划平、李合林等。熊雄作为政治总教官，承担了大量工作。
3月1日，改组后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第4期入学共2300多人，其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3月3日，在熊雄主持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创刊，5月25日改名为《黄埔日报》，熊雄题写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呼声”“革命军人之道路”等。还大量印行《军校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黄埔周刊》等刊物，出版各种讲义、画报。熊雄亲自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本党宣言训令”等，给黄埔军校学员留下深刻印象。他坚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影响和改造整个军校的工作。熊雄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熊雄到中共广东区委向周恩来、陈延年汇报军校的情况，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在军校的核心组织——“党团”，由熊雄任书记，成员有恽代英（主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陈庚（步科1团连长）、饶来杰（广东区委特派员、军校政治部图书管理员，负责军校党的组织工作）。
当时，黄埔军校开始筹备直属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方鼎英、张治中、熊雄等5人为筹备委员。5月22日，熊雄被选为军校国民党党部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旨在削弱共产党力量。6月7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发表讲话，要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并以高官厚禄拉拢收买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熊雄和军校“党团”的领导下，军校的共产党员无一人退党。
熊雄主持在第5期各营、连、区队内设置政治指导员，定期“主持政治讨论与政治工作实习事务”。11月27日，熊雄被选为军校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2月14日，熊雄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1926年12月，周恩来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熊雄兼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一时血雨腥风。4月18日，熊雄在黄埔被捕。1927年5月初，熊雄被转囚于南石头“惩戒场”。当宋时轮告诉他有人情绪不安时，熊雄要他“告诉大家，不要怕”。一天，他对19岁的黄埔6期入伍生汪希圣说：“不用怕，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又是黄埔的最高领导之一，枪毙、杀头，首先轮到的是我熊雄。我都不怕，大家还怕什么？要坚持下去，斗争到底！”他笑着要求“大家安静，要有耐性，注意不要烦躁”。5月17日，熊雄英勇就义，时年35岁。
聂荣臻元帅曾经题词：“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25年9月，聂荣臻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周恩来指示，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周恩来还向聂荣臻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他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聂荣臻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周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工作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聂荣臻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经过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他们。
“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恽代英、聂荣臻、陈庚先后由中央军委指调离开军校。聂荣臻和黄锦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经常同国民革命军第1、2、3、4、6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联系。
张申府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聂荣臻比周恩来晚一年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曾经共事一年多。他们在黄埔军校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小结
聂荣臻、熊雄于1920年1月（相距14天）到达巴黎。周恩来与张申府相识于北京，1920年12月（相距14天）到达巴黎。张申府是中共旅欧通讯员。1921年2月，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1921年10月，聂荣臻到比利时。1922年4月，张申府、周恩来、熊雄等组成中共旅德支部。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等18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这次会上聂荣臻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参与筹组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担任总务主任，聂荣臻担任巴黎通讯处处长。1923年3月熊雄等由柏林赴莫斯科。1923年11月张申府等赴莫斯科。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启程回国。不久，聂荣臻等赴莫斯科。
1924年5月，张申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半年后离职。1924年9月后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负责东江地方行政工作，实际在黄埔军校工作一年多。1926年12月，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5年9月，熊雄、聂荣臻到黄埔军校工作。1926年1月，熊雄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3月，聂荣臻调到广东区委军委工作。1926年12月14日，熊雄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张申府、熊雄、聂荣臻在旅欧期间有许多共同经历，共同为理想而奋斗，为建立旅欧党团组织做出重大贡献；回国后先后在黄埔军校工作，开创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可歌可泣，留下很多令人回味的东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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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3.《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于《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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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伍豪：《十月革命》，载于《少年》第5期，1922年12月1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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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鲜于浩、田永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四川青年》，巴蜀书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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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1983年。
11.徐行：《旅欧时期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一生的重要影响》。
12.天津《益世报》，1921年12月23日。
1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
14.刘焱：《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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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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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春雷、史克己：《赤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载于《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1.张申府：《留法前后我同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接触和交往》，载于《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
22.《一年来本校政治部之概况》，载于《黄埔潮》第24期，1926年1月。
23.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25.杨其纲：《本校之概况》，载于《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
26.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28.文强：《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载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29.饶竞群（来杰）回忆熊雄材料，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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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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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邓小平和胡耀邦是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幕后总指挥
原创作者：overedge 发表于：2011-04-04
邓小平是不是76年四五事件的幕后总指挥，他本人对此事绝不会说实话。但通过他自己的讲话和他人的回忆，搞清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复杂。
邓小平曾经公开说过：“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据邓榕即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文中说，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她父亲没有失去自由。只是由于中央怕群众冲击邓小平，将他们一家安排到一个比以前稍微小一点的住处。但非常自由，他们一家还去广东旅游过，以至于王洪文都说：“邓小平已经不见了！”如果连四人帮都无法限制邓小平的自由，谁还会呢？
据媒体报道，当汪东兴询问邓小平76年4月5日那天去哪里了，邓小平的回答是：“去北京饭店理发了！”如果邓小平4月5日之前已经失去了自由，汪东兴还需要问邓小平本人他自己去哪里么？他为何不去问限制邓小平自由的人呢？邓小平如果失去了自由，他难道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北京饭店理发么？
可见，邓小平在他自己76年天安门事件这件事上撒了谎。如果他没有做亏心事，他需要撒谎么？
现在我们看看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的记录以及杨尚昆日记和胡继伟有关邓小平和胡耀邦在76年天安门事件上的回忆和描写。
胡耀邦家人以及他的秘书对师东兵有关胡耀邦的描写曾经多次公开批驳过。但涉及到胡耀邦人品的76年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家人以及他的秘书没有做过任何的驳斥。这说明什么？
师东兵的描写：
师东兵在《短暂的春秋》第526 页上说：“胡耀邦想了想，也点点头说：‘对了，不能再说了。我这个人，有时说话随便，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毛病，希望你们都帮助我克服。’“这是这位总书记发自内心的话？“他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三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邓小平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胡耀邦将几分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的面前。“他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参加者并不多。’他说。“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吧？？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贴耳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邓小平笑笑：‘他说翻案不得人心。？“你看，正是人心所向。“‘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有说出来的另一种担心。‘就这些。’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杨尚昆日记有关的描写：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
胡绩伟的描写：
胡老：怎么说呢。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不然群众怎么敢公开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当时都是唾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攻击他们都属于反革命罪呢。这个问题其实胡耀邦私下也和我谈过。当时邓小平找了胡耀邦，说清明有人将给总理送花圈，告诉他再不采取点行动他们就一定完蛋了，让他私下找一些对江青和张春桥不满的老干部的子女，搞一下江青和张春桥。胡耀邦便让他的三儿子胡德华去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
网友：为什么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呢？
胡老：因为朱国华是个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又是朱德的孙子，四人帮不敢把他怎么样。朱国华当时不到二十岁，是北京一个工厂的工人。胡耀邦的儿子请他喝了一顿酒，又讲了一些江青和张春桥迫害他爷爷的事情。当时朱国华曾经问过，这些事他怎么没有听说？胡德华便说，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这下把朱国华气坏了。发誓一定要让江青和张春桥好看。他和其他几个高干的子女便在工人中间透露了许多不利于江青和张春桥消息，这些工人便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了，朱国华也曾去过天安门。但这些工人的素质太差了，他们打解放军，烧房子，这些都是胡耀邦和邓小平没有料到的。
网友：这个朱国华是不是83年严打时被枪毙的那个？
胡老：就是他，83年犯了流氓罪，被枪毙了。
网友：我记得朱国华83年是在天津被枪毙的，是天津一个银行的行长呀。他既然76年在北京当工人，怎么后来在天津当银行的行长了呢？
胡老：什么行长？其实就是天津铁路上的一个技术工人。76年他确实是在北京当工人，但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被公安局拘留了。但北京公安局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也没敢把他怎么样，便勒令有关部门将朱国华赶出北京，这样朱国华便被调到了天津铁路当一名技术工人。但这个朱国华素质还是比较差，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逢人便吹嘘自己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有功之臣，结果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连天津市委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为恶劣的是和30多个女青年发生了关系。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流氓罪，严重的是要判死刑的。
原创作者：overedge 发表于：2011-04-04
邓小平是不是76年四五事件的幕后总指挥，他本人对此事绝不会说实话。但通过他自己的讲话和他人的回忆，搞清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复杂。
邓小平曾经公开说过：“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据邓榕即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文中说，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她父亲没有失去自由。只是由于中央怕群众冲击邓小平，将他们一家安排到一个比以前稍微小一点的住处。但非常自由，他们一家还去广东旅游过，以至于王洪文都说：“邓小平已经不见了！”如果连四人帮都无法限制邓小平的自由，谁还会呢？
据媒体报道，当汪东兴询问邓小平76年4月5日那天去哪里了，邓小平的回答是：“去北京饭店理发了！”如果邓小平4月5日之前已经失去了自由，汪东兴还需要问邓小平本人他自己去哪里么？他为何不去问限制邓小平自由的人呢？邓小平如果失去了自由，他难道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北京饭店理发么？
可见，邓小平在他自己76年天安门事件这件事上撒了谎。如果他没有做亏心事，他需要撒谎么？
现在我们看看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的记录以及杨尚昆日记和胡继伟有关邓小平和胡耀邦在76年天安门事件上的回忆和描写。
胡耀邦家人以及他的秘书对师东兵有关胡耀邦的描写曾经多次公开批驳过。但涉及到胡耀邦人品的76年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家人以及他的秘书没有做过任何的驳斥。这说明什么？
师东兵的描写：
师东兵在《短暂的春秋》第526 页上说：“胡耀邦想了想，也点点头说：‘对了，不能再说了。我这个人，有时说话随便，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毛病，希望你们都帮助我克服。’“这是这位总书记发自内心的话？“他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三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邓小平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胡耀邦将几分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的面前。“他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参加者并不多。’他说。“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吧？？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贴耳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邓小平笑笑：‘他说翻案不得人心。？“你看，正是人心所向。“‘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有说出来的另一种担心。‘就这些。’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杨尚昆日记有关的描写：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
胡绩伟的描写：
胡老：怎么说呢。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不然群众怎么敢公开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当时都是唾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攻击他们都属于反革命罪呢。这个问题其实胡耀邦私下也和我谈过。当时邓小平找了胡耀邦，说清明有人将给总理送花圈，告诉他再不采取点行动他们就一定完蛋了，让他私下找一些对江青和张春桥不满的老干部的子女，搞一下江青和张春桥。胡耀邦便让他的三儿子胡德华去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
网友：为什么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呢？
胡老：因为朱国华是个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又是朱德的孙子，四人帮不敢把他怎么样。朱国华当时不到二十岁，是北京一个工厂的工人。胡耀邦的儿子请他喝了一顿酒，又讲了一些江青和张春桥迫害他爷爷的事情。当时朱国华曾经问过，这些事他怎么没有听说？胡德华便说，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这下把朱国华气坏了。发誓一定要让江青和张春桥好看。他和其他几个高干的子女便在工人中间透露了许多不利于江青和张春桥消息，这些工人便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了，朱国华也曾去过天安门。但这些工人的素质太差了，他们打解放军，烧房子，这些都是胡耀邦和邓小平没有料到的。
网友：这个朱国华是不是83年严打时被枪毙的那个？
胡老：就是他，83年犯了流氓罪，被枪毙了。
网友：我记得朱国华83年是在天津被枪毙的，是天津一个银行的行长呀。他既然76年在北京当工人，怎么后来在天津当银行的行长了呢？
胡老：什么行长？其实就是天津铁路上的一个技术工人。76年他确实是在北京当工人，但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被公安局拘留了。但北京公安局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也没敢把他怎么样，便勒令有关部门将朱国华赶出北京，这样朱国华便被调到了天津铁路当一名技术工人。但这个朱国华素质还是比较差，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逢人便吹嘘自己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有功之臣，结果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连天津市委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为恶劣的是和30多个女青年发生了关系。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流氓罪，严重的是要判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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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摘自杨尚昆日记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摘自杨尚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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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邓小平有关 震惊中外的三大惨案
河南板桥水库溃坝邓小平通宵打麻将
2011年8月2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板桥水库决堤内幕》一文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共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纪坡民是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大陆”，指的是河南“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
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该决堤惨剧。
邓小平策划天安门四五事件北京公安部门24名知情干部被秘密枪决
据《杨尚昆日记中的胡耀邦》一文披露：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与邓小平有关 震惊中外的三大惨案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
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共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
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
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中国文革研究网刊登hsb345文章《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中有相似记录：
杨尚昆日记发表后，有网友通过电话采访了在西安住院疗养的胡绩伟。胡老当年95岁，虽然因轻度中风住院，但思路和声音仍然很清晰。以下是采访记录。
网友：胡老，网上有人登出了杨尚昆的日记，披露了一些历史事件。其中还涉及到胡耀邦。不知您看过没有？
胡老：我没有看过，因为眼睛不太好了。但有人读给我听了。
网友：您觉得这个日记是不是真的呢？
胡老：我个人认为这个日记是真的。起码里面讲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网友：真的么？譬如，日记上说1976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难道是真的？
胡老：怎么说呢。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不然群众怎么敢公开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当时都是垂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攻击他们都属于反革命罪呢。这个问题其实胡耀邦私下也和我谈过。当时邓小平找了胡耀邦，说清明有人将给总理送花圈，告诉他再不采取点行动他们就一定完蛋了，让他私下找一些对江青和张春桥不满的老干部的子女，搞一下江青和张春桥。胡耀邦便让他的三儿子胡德华去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
网友：为什么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呢？
胡老：因为朱国华是个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又是朱德的孙子，四人帮不敢把他怎么样。朱国华当时不到二十岁，是北京一个工厂的工人。胡耀邦的儿子请他喝了一顿酒，又讲了一些江青和张春桥迫害他爷爷的事情。当时朱国华曾经问过，这些事他怎么没有听说？胡德华便说，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这下把朱国华气坏了。发誓一定要让江青和张春桥好看。他和其他几个高干的子女便在工人中间透露了许多不利于江青和张春桥消息，这些工人便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了，朱国华也曾去过天安门。但这些工人的素质太差了，他们打共军，烧房子，这些都是胡耀邦和邓小平没有料到的。
网友：这个朱国华是不是83年严打时被枪毙的那个？
胡老：就是他，83年犯了流氓罪，被枪毙了。
网友：我记得朱国华83年是在天津被枪毙的，是天津一个银行的行长呀。他既然76年在北京当工人，怎么后来在天津当银行的行长了呢？
胡老：什么行长？其实就是天津铁路上的一个技术工人。76年他确实是在北京当工人，但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被公安局拘留了。但北京公安局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也没敢把他怎么样，便勒令有关部门将朱国华赶出北京，这样朱国华便被调到了天津铁路当一名技术工人。但这个朱国华素质还是比较差，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逢人便吹嘘自己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有功之臣，结果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连天津市委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为恶劣的是和30多个女青年发生了关系。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流氓罪，严重的是要判死刑的。
网友：胡耀邦和邓小平有没有杀人灭口之嫌呢？
胡老：应该没有。朱国华的案子最后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给康克清。康克清说了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才把朱国华给枪毙了。
网友：杨尚昆日记透露胡耀邦和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将北京公安部门的二十四名干警秘密处决了，但后来将他们列为因公牺牲，有的还评为烈士。是否有这事？
胡老：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但我记得只是秘密处决了十来名干警。其他的都是自杀。
网友：处决他们的理由是否是杨尚昆日记所透露的那样，有杀人灭口之嫌？如果没有，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判他们的死刑？
胡老：那些人都是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过老干部。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无法判他们的死刑。
网友：为什么？
胡老：因为他们会争辩迫害过老干部的是四人帮，他们只是执行者。
网友：胡老，杨尚昆日记还披露，胡耀邦很后悔一件事，就是凡是他收到的群众来信有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还有60多人自杀。是否有这件事？
胡老：胡耀邦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因为给他的群众来信有关部门都要登记造册。如果来信攻击邓小平而胡耀邦不严厉查处，一旦让邓小平知道后果将是很严重的。胡耀邦为了自保，不得不这样做。其他领导人接到这类来信，也是要转交给公安部门的。单单拿胡耀邦说事，是很不公平的。
“六四”惨案
这一件就不用多说了。1989年6月9日，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不久，邓小平接见了共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首先谈到了这次风波发生的原因。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共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这场风波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河南板桥水库溃坝邓小平通宵打麻将
2011年8月2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板桥水库决堤内幕》一文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共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纪坡民是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大陆”，指的是河南“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
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该决堤惨剧。
邓小平策划天安门四五事件北京公安部门24名知情干部被秘密枪决
据《杨尚昆日记中的胡耀邦》一文披露：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与邓小平有关 震惊中外的三大惨案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
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共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
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
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中国文革研究网刊登hsb345文章《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中有相似记录：
杨尚昆日记发表后，有网友通过电话采访了在西安住院疗养的胡绩伟。胡老当年95岁，虽然因轻度中风住院，但思路和声音仍然很清晰。以下是采访记录。
网友：胡老，网上有人登出了杨尚昆的日记，披露了一些历史事件。其中还涉及到胡耀邦。不知您看过没有？
胡老：我没有看过，因为眼睛不太好了。但有人读给我听了。
网友：您觉得这个日记是不是真的呢？
胡老：我个人认为这个日记是真的。起码里面讲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网友：真的么？譬如，日记上说1976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难道是真的？
胡老：怎么说呢。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不然群众怎么敢公开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当时都是垂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攻击他们都属于反革命罪呢。这个问题其实胡耀邦私下也和我谈过。当时邓小平找了胡耀邦，说清明有人将给总理送花圈，告诉他再不采取点行动他们就一定完蛋了，让他私下找一些对江青和张春桥不满的老干部的子女，搞一下江青和张春桥。胡耀邦便让他的三儿子胡德华去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
网友：为什么找朱德的孙子朱国华呢？
胡老：因为朱国华是个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又是朱德的孙子，四人帮不敢把他怎么样。朱国华当时不到二十岁，是北京一个工厂的工人。胡耀邦的儿子请他喝了一顿酒，又讲了一些江青和张春桥迫害他爷爷的事情。当时朱国华曾经问过，这些事他怎么没有听说？胡德华便说，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这下把朱国华气坏了。发誓一定要让江青和张春桥好看。他和其他几个高干的子女便在工人中间透露了许多不利于江青和张春桥消息，这些工人便攻击江青和张春桥了，朱国华也曾去过天安门。但这些工人的素质太差了，他们打共军，烧房子，这些都是胡耀邦和邓小平没有料到的。
网友：这个朱国华是不是83年严打时被枪毙的那个？
胡老：就是他，83年犯了流氓罪，被枪毙了。
网友：我记得朱国华83年是在天津被枪毙的，是天津一个银行的行长呀。他既然76年在北京当工人，怎么后来在天津当银行的行长了呢？
胡老：什么行长？其实就是天津铁路上的一个技术工人。76年他确实是在北京当工人，但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被公安局拘留了。但北京公安局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也没敢把他怎么样，便勒令有关部门将朱国华赶出北京，这样朱国华便被调到了天津铁路当一名技术工人。但这个朱国华素质还是比较差，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逢人便吹嘘自己是天安门事件中的有功之臣，结果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连天津市委的领导都不放在眼里。更为恶劣的是和30多个女青年发生了关系。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流氓罪，严重的是要判死刑的。
网友：胡耀邦和邓小平有没有杀人灭口之嫌呢？
胡老：应该没有。朱国华的案子最后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给康克清。康克清说了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才把朱国华给枪毙了。
网友：杨尚昆日记透露胡耀邦和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将北京公安部门的二十四名干警秘密处决了，但后来将他们列为因公牺牲，有的还评为烈士。是否有这事？
胡老：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但我记得只是秘密处决了十来名干警。其他的都是自杀。
网友：处决他们的理由是否是杨尚昆日记所透露的那样，有杀人灭口之嫌？如果没有，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判他们的死刑？
胡老：那些人都是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过老干部。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无法判他们的死刑。
网友：为什么？
胡老：因为他们会争辩迫害过老干部的是四人帮，他们只是执行者。
网友：胡老，杨尚昆日记还披露，胡耀邦很后悔一件事，就是凡是他收到的群众来信有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还有60多人自杀。是否有这件事？
胡老：胡耀邦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因为给他的群众来信有关部门都要登记造册。如果来信攻击邓小平而胡耀邦不严厉查处，一旦让邓小平知道后果将是很严重的。胡耀邦为了自保，不得不这样做。其他领导人接到这类来信，也是要转交给公安部门的。单单拿胡耀邦说事，是很不公平的。
“六四”惨案
这一件就不用多说了。1989年6月9日，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不久，邓小平接见了共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首先谈到了这次风波发生的原因。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共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这场风波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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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38年周恩来奢华请客汉口市长吴国桢
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
作者：王锐
北京市公安局成为“文革重灾区”
众所周知，“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而10年“文革”中，又以1966年至1967年的“文革”早期最烈。
资料显示，仅1967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提交给公安部，题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材料中，就渉及北京市公安局全部正副局长10人（包括已调陕西任省委书记的前局长冯基平），正副处长，分局及县局正副局长117人，被诬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另有科及科以下1000余干警受牵连。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全局有1000多坏人”。决定彻底砸烂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改组（见《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第334页，群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京师地位重要。北京是首都，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治安好坏，关乎首都安全和囯家形象。
其二，公安局性质特殊，掌握有相当实力的半武装警力（包括公安部队即现今武装警察部队的调动使用权），以及技侦、刑侦等特殊手段。极端情況下，甚至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家人使用这些手段。比如1967年初，对付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其中不乏党和囯家领导人子女）；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跟踪包括叶帅在内的军方高层的小车，并拍照，记车牌号上报追查等。
至于当年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对某些党政军高层人物本人，动没动用过监听、窃听等技侦手段，笔者沒有确切资料，不敢妄议。不过，倒是见到不少当年高层人物，比如叶帅、徐帅，以及一批军方高层将领怕窃听、防窃听的回忆和记叙。有文章记载，叶帅哪怕在部队戒备森严的西山住地，有段时间，每有访客上门谈话，他必将收音机音量开大，制造噪音和干扰，才肯正式谈话，以防窃听。
甚至邓小平这样的人，也怕窃听和防窃听。其女儿毛毛的书中披露，1976年4月，邓被第二次打倒。其后，软禁家中。每要与家人言及时局等敏感话题，总是来到卫生间，关上门，将浴缸水龙头开到最大，在哗哗水流声中谈事以防窃听。连当年10月，小儿子在外面听到拘押“四人帮”消息后，回家来告他。邓亦是引至卫生间，打开浴缸水龙头后才敢听。邓，叶都长居中共高层，对各种内幕知之甚深。如此小心防范，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
正由此，每当时局生变或将面临大变，北京市公安局这个机构及其领导班子，就特別敏感，或成“兵家必争之地”。“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成“重灾区”，几任班子为此大吃苦头，结局都不太好，其深层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对于“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成为“重灾区”的原因，大陆官方（甚至包括非官方）的文献记载和叙述，大都比较笼统地归于林彪、“四人帮”，少数将之归于毛泽东。基本上没提到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和责任。这显然是有违历史亊实的。
近年，笔者研究“首都工作组”这一课题，其中，就渉及当年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的亊实。而当时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决策者及实际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才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文革”运动初期，向首都高校、各中学，和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亊，成了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安于其头上最主要的一个“罪名”。
而几乎所有的“文革史”和相关文献都认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取代北大党委领导，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后来，有些著述又认为，此前一天，陈伯达率领的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才是真正的“文革第－工作组”。而这个工作组，是5月30日，在北京的刘、周、邓联名向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过，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不过，笔者在研讨“首都工作组”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课题时，竟然发现，当年经高层指令，由公安部派往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李钊工作组”，其派出的时间比派往《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工作组”要早半个多月。因此，这才是真正悥义上的“文革第一工作组”。
相关文献有如此记载：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的谢富治派出了以李钊为首的44人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到6月20日，谢富治先后六次増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这个工作组由公安部人员组成，以李钊为组长。其时，李钊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而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因此，这里说是谢富治派出。不过，亊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其真相和内幕，应有相当深度。
首先，中共一直实行的是“党指挥枪”原则。对公安警力，也是这种组织控制模式。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组成和权力转换，是由北京市委做主。公安部对北京市公安局，只有工作和业务指导权，无人亊任免权，更无彻底改组权。直到现今，仍是这种模式。此其一。
其次，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囯人大副委员长，在党内高层的排名中，位列第八。而谢富治，在中央的地位和实权，远在彭真之后，起码差几十位。如果没有中央高层的授权和指令，谢富治再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派工作组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
再次，当时北京治安等方面，没有什么重大亊件发生，或北京市公安局班子，在其他工作中有什么严重过失，需要公安部派工作组进驻，接管其领导权。
因此可见，这次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具体点说，是相当高层的一次政治布局。李钊工作组也好，谢富治也好，不过是充当了一枚棋子。这些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彭真及其手下亲信。
彭真的失势倒霉，是从1966年初开始的。
由于他没真正领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对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内幕详情一无所知，一开始就对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抵制态度。《人民日报》及北京市委控制的《北京日报》，没有转发姚文元文章。直到周恩来出面打招呼，《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才在11月30日转发了该文而且比《解放军报》迟了一天。亊情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不满。
接下来，所谓《二月提纲》事情，在毛泽东那里更是火上浇油。1966年2月，彭真主持的“中央五人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朮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囯。后被毛泽东批为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其实中共中央发出之前，彭真等专去武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过毛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
3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亊让毛泽东大为震怒的亊。《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因是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过的，上海张春桥等摸不淸气候，派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在京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
11日晩，许向彭真汇报同杨的谈话。其中提到，杨问许立群，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对上海发姚文心里有气，就对此回答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没料，正是此话大大触怒了毛泽东。
彭的这些回答，当即由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杨回上海后向市委汇报。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这一“电话亊件”，通过江青报给了毛泽东。毛震怒之余，决心搞掉彭真。
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痛批彭真。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是包庇坏人。甚至称，“北京市委要解散”。毛泽东发话后，形势急转直下。
按毛泽东指示，4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杭州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彭真问题。这次会议，破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毛压力下，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所谓“反党罪行”。
4月22日，毛泽东作重要讲话。毛正式宣称：“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还说：“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表态，所谓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朝中有人”。这是要将斗争锋芒指向中央高层的信号。当时看，指的似乎是彭真。后来的亊态发展表明，这实际暗指的是刘少奇。
这次杭州会议，彭真与会在场。会完返京后，即被停职并遭软禁。
5月4日开始，按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整个会议情况，由康生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并传达其指示。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囯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的权。
两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说是“协助”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市委的权。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公安部工作组进驻之初，原局领导班子成员，虽说大感意外，但还平靜接受。这些人，都是颇有经历，也受过中共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磨炼的资深干部。这次也准备象以往那样，所谓在运动中经风雨，“接受组织审査考验”。特别是多数人认为自身各方面无大问题，不怕审查，充其量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而已。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在这种严酷背景之下，因地位特诛，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很快遭到了灭顶之灾。
吴徳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不知什么原因被选中，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文革”后，出版有口述回忆录一册，其中，谈及这段经历：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工作的决定。我当时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況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吴德囗述 十年风雨纪亊--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页，当代中囯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吳德还说：“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吴德说：“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李雪峰与我谈。”
仅管如此，吴徳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采取“一锅端”的极端措施，吴德就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然，他不是这一非常亊件的决策者。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名义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吳徳代表新北京市委，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出席大会。吴德在大会上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相关文章记载说：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吳徳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亊。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惹江青发火后，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施义之回忆说：
1967年4月，谢富治在部党组会上要我找几个人成立个专案组，从总参接收一个叫李平生的案子。
谢富治交代我们，不要问他什么，过些日子看他一次，他说什么就记录什么。李平生讲的內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岗的关系、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有关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路经沈阳的消息通过逆用电台报台湾的亊，还说到江青有病要烤电，等等。除渉及汪金祥，还渉及公安部的李钊(局长)......
李平生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可信，对他的品质发生了怀疑。两次派干部去辽宁，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况，走访了40多人，都说李平生在诬告人，许多问题是无中生有。我认为李平生在诬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后，写了报告建议拘留李平生以弄清问题。
对于我的报告，李震向我传达谢富治的话，“江青看了报告又发火了，说怎么把揭发问题的人拘留，不管揭发的准不准，从中找线索嘛”。从这批评看，是要利用这些人的无中生有，达到打倒一批老干部的目的。我对搞专案有了疑问。
过了不久，谢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到那里看到谢富治、吴法宪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谢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给空政保卫部。同时，谢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长李钊抓起来，我回部后安排別人去执行了。我明白，上面对我处理李平生专案极不满意。（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可见，李钊后来之被捕，是渉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老局长冯基平陕西被拘押
其实，当时被关押，以至最后被捕下狱的，不止现任局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64年调陕西省任省委常务书记的冯基平，以及长期分管政法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在《冯基平传》中，详细叙了冯被捕经过。此时，冯基平正在北京治病养病。
1966年5月28日，陝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秘书从西安打来电话说：“霍书记找冯书记说话。”冯基平赶忙来接电话。霍士廉在电话上说：“老冯，病治疗得怎么样了？澜涛的意见，北京乱哄哄的，是不是请你回来，到临潼去疗养，那里清静些，你看怎么样？省委是不是派人来接你？”
……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讽刺的是，这秦城监狱，正是冯基平当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亲自主持建造的。整个监狱布局和牢房建筑，都是他找人设计的。许多狱中措施和规定，都是他拍的板。比如说，所设置的封闭性单间（隔离间），无窗无灯，一片黑暗，墙的四壁都镶贴了弹性橡胶皮，头撞上去会弹回来，使你无法自杀。建造秦城监狱时，这位大权在握的京都公安机关首恼，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本人也会被以囚犯身份关到这秦城来，而且“享受”这“单间”待遇。现实的荒谬，何至如此！
冯入狱后，也亲尝了隔离间滋味。同时，因为他坚决不认罪，不肯按专案组意图交待问题，被称态度恶劣。亊情报到了分管专案的康生那里。1967年12月1日，康生提出，要给冯基平加铐子。
到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专案组上报的一份材料上写下如此批示：
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对一般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的工作。（转引自《冯基平传》第335页）
由此，冯基平等在狱中上了手铐。刘仁当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崔月犁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徐子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年罗瑞卿离开公安部时，曾向中央推荐徐接任公安部长，未获毛泽东同意，后调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徐子荣一直被视为罗瑞卿心腹、“死党”，“文革”开始，徐也随罗遭殃，直到被迫害致死。
冯基平还上的是“背铐”。这种“背铐”非人待遇，他整整上了4年多。据称，最后，是毛泽东听汪东兴关于冯案案情，以及冯狱中不服管教监规的情况汇报。其中提到，冯基平不认罪，不服管教，因此戴了几年“背铐”的情况。毛听后，皱了眉，当场发话说：“把那玩意儿（指背铐）给他摘下来。”专案组及秦城狱方，这才解了冯的“背铐”。
冯妻汪璜，后来亦因冯基平牵连被捕，也关于秦城监狱。
关押甚至逮捕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导，应当说，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原因只有一个，是中央高层人物，对北京市公安局一帮人不放心。因为担心他们都可能是“彭真的人”。
深层原因是，要保证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顺利向纵深发展；同时，更紧要的是，当时要保证毛泽东在北京的绝对安全，防止倒台的彭真发动“反革命政变”，就不惜采取这种过激的非常措施。
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玩政治者的冷血与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及其所主持下的“首都工作组”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某些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不管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其着眼点，最主要的，还是“防政变”。周恩耒之所以坚决彻底地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恐怕原因正在这里。毕竟，彭真在北京市经营已久，威信和影响巨大。而北京市公安局掌握着相当警力（包括北京公安总队），以及一些特殊手段。现在搞掉彭真，怕出意外，所以干脆来个“－锅端”。
走向军管、刘传新结局及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囯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芨芨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斗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责任根本不在谢富治身上。
知晓内情的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而且，笔者认为，如此重大并且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毛泽东发过话或点头首肯的话，起码也是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才指示让红卫兵接管首都公安机关的。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周恩来年谱》，此前一天的1月16日，周恩来当天的活动有如下记载：“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13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原来打算实行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突然改由学生接管夺权，其指令来自中央最高层。
不过，这种带有胡闹性质的，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由于刘传新排名在前，又更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刘传新大受高层赏识重用。这里所说的高层，既包括北京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谢富治、吴徳这些人，也包括周恩来，还有江青，甚至包括后来进入中央大权在握的王洪文、张春桥、华囯锋等。由此刘传新统治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整整十年，开启了首都公安机关的“刘传新时代”。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等，成京城权贵之一，风光无限。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被称为“能文能武”，颇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赏识。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时，拟抽一千多军官进驻。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市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找许世友汇报研议时，许世友发话说：“叫刘传新去！”一锤定音。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带有对全市各级机构和人员从上至下全面改组，彻底铲除彭真旧有影响和势力的意图，因此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營、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凊、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刘传新接任后，对高层要彻底清算改组首都公安机关的意图大概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3月24日，军管仅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由此，刘传新为中央高层当年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找到了依据和“罪证”。
正如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所批示的：“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对这些人他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有些人他可谓了若指掌。可是，对这些明显的诬陷不实材料，他不提任何反对意见，而是批示照送毛泽东不误，坐等毛泽东发话。
倒是毛泽东自已，看出了其中的荒谬和不可信。1967年12月，毛泽东对刘传新上报的材料，提出了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不过，仅管毛泽东发了话，一直到文革结束，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成员的“罪名”及处境，也无根本性改变。
世人对刘传新非议责难较多的，还有就是他在1976年“天安门亊件”中的表现。尽管他是当年周恩来信任并委以重任，歩歩高升起来的，但在周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邦”的矛盾激化并公开化后，他站到了后者一边。
1976年淸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方将帅头上。据说渉及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邓颖超、胡耀邦等30余人。刘传新这是把绳索往自已脖子上套，他最后的下场已经注定了。
几个月后，“四人帮”垮台，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果然，北京街头很快出现了类似《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这样的大字报及漫画等。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当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虽死，但北京市公安局在任领导班子的“文革”所作所为，仍要淸算。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对刘传新以下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复出，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文革军管”，才正式划上句号。
来源: 共识网
作者：王锐
北京市公安局成为“文革重灾区”
众所周知，“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而10年“文革”中，又以1966年至1967年的“文革”早期最烈。
资料显示，仅1967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提交给公安部，题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材料中，就渉及北京市公安局全部正副局长10人（包括已调陕西任省委书记的前局长冯基平），正副处长，分局及县局正副局长117人，被诬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另有科及科以下1000余干警受牵连。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全局有1000多坏人”。决定彻底砸烂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改组（见《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第334页，群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京师地位重要。北京是首都，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治安好坏，关乎首都安全和囯家形象。
其二，公安局性质特殊，掌握有相当实力的半武装警力（包括公安部队即现今武装警察部队的调动使用权），以及技侦、刑侦等特殊手段。极端情況下，甚至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家人使用这些手段。比如1967年初，对付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其中不乏党和囯家领导人子女）；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跟踪包括叶帅在内的军方高层的小车，并拍照，记车牌号上报追查等。
至于当年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对某些党政军高层人物本人，动没动用过监听、窃听等技侦手段，笔者沒有确切资料，不敢妄议。不过，倒是见到不少当年高层人物，比如叶帅、徐帅，以及一批军方高层将领怕窃听、防窃听的回忆和记叙。有文章记载，叶帅哪怕在部队戒备森严的西山住地，有段时间，每有访客上门谈话，他必将收音机音量开大，制造噪音和干扰，才肯正式谈话，以防窃听。
甚至邓小平这样的人，也怕窃听和防窃听。其女儿毛毛的书中披露，1976年4月，邓被第二次打倒。其后，软禁家中。每要与家人言及时局等敏感话题，总是来到卫生间，关上门，将浴缸水龙头开到最大，在哗哗水流声中谈事以防窃听。连当年10月，小儿子在外面听到拘押“四人帮”消息后，回家来告他。邓亦是引至卫生间，打开浴缸水龙头后才敢听。邓，叶都长居中共高层，对各种内幕知之甚深。如此小心防范，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
正由此，每当时局生变或将面临大变，北京市公安局这个机构及其领导班子，就特別敏感，或成“兵家必争之地”。“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成“重灾区”，几任班子为此大吃苦头，结局都不太好，其深层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对于“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成为“重灾区”的原因，大陆官方（甚至包括非官方）的文献记载和叙述，大都比较笼统地归于林彪、“四人帮”，少数将之归于毛泽东。基本上没提到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和责任。这显然是有违历史亊实的。
近年，笔者研究“首都工作组”这一课题，其中，就渉及当年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的亊实。而当时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决策者及实际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才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文革”运动初期，向首都高校、各中学，和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亊，成了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安于其头上最主要的一个“罪名”。
而几乎所有的“文革史”和相关文献都认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取代北大党委领导，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后来，有些著述又认为，此前一天，陈伯达率领的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才是真正的“文革第－工作组”。而这个工作组，是5月30日，在北京的刘、周、邓联名向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过，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不过，笔者在研讨“首都工作组”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课题时，竟然发现，当年经高层指令，由公安部派往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李钊工作组”，其派出的时间比派往《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工作组”要早半个多月。因此，这才是真正悥义上的“文革第一工作组”。
相关文献有如此记载：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的谢富治派出了以李钊为首的44人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到6月20日，谢富治先后六次増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这个工作组由公安部人员组成，以李钊为组长。其时，李钊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而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因此，这里说是谢富治派出。不过，亊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其真相和内幕，应有相当深度。
首先，中共一直实行的是“党指挥枪”原则。对公安警力，也是这种组织控制模式。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组成和权力转换，是由北京市委做主。公安部对北京市公安局，只有工作和业务指导权，无人亊任免权，更无彻底改组权。直到现今，仍是这种模式。此其一。
其次，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囯人大副委员长，在党内高层的排名中，位列第八。而谢富治，在中央的地位和实权，远在彭真之后，起码差几十位。如果没有中央高层的授权和指令，谢富治再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派工作组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
再次，当时北京治安等方面，没有什么重大亊件发生，或北京市公安局班子，在其他工作中有什么严重过失，需要公安部派工作组进驻，接管其领导权。
因此可见，这次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具体点说，是相当高层的一次政治布局。李钊工作组也好，谢富治也好，不过是充当了一枚棋子。这些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彭真及其手下亲信。
彭真的失势倒霉，是从1966年初开始的。
由于他没真正领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对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内幕详情一无所知，一开始就对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抵制态度。《人民日报》及北京市委控制的《北京日报》，没有转发姚文元文章。直到周恩来出面打招呼，《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才在11月30日转发了该文而且比《解放军报》迟了一天。亊情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不满。
接下来，所谓《二月提纲》事情，在毛泽东那里更是火上浇油。1966年2月，彭真主持的“中央五人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朮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囯。后被毛泽东批为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其实中共中央发出之前，彭真等专去武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过毛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
3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亊让毛泽东大为震怒的亊。《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因是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过的，上海张春桥等摸不淸气候，派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在京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
11日晩，许向彭真汇报同杨的谈话。其中提到，杨问许立群，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对上海发姚文心里有气，就对此回答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没料，正是此话大大触怒了毛泽东。
彭的这些回答，当即由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杨回上海后向市委汇报。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这一“电话亊件”，通过江青报给了毛泽东。毛震怒之余，决心搞掉彭真。
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痛批彭真。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是包庇坏人。甚至称，“北京市委要解散”。毛泽东发话后，形势急转直下。
按毛泽东指示，4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杭州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彭真问题。这次会议，破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毛压力下，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所谓“反党罪行”。
4月22日，毛泽东作重要讲话。毛正式宣称：“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还说：“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表态，所谓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朝中有人”。这是要将斗争锋芒指向中央高层的信号。当时看，指的似乎是彭真。后来的亊态发展表明，这实际暗指的是刘少奇。
这次杭州会议，彭真与会在场。会完返京后，即被停职并遭软禁。
5月4日开始，按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整个会议情况，由康生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并传达其指示。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囯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的权。
两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说是“协助”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市委的权。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公安部工作组进驻之初，原局领导班子成员，虽说大感意外，但还平靜接受。这些人，都是颇有经历，也受过中共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磨炼的资深干部。这次也准备象以往那样，所谓在运动中经风雨，“接受组织审査考验”。特别是多数人认为自身各方面无大问题，不怕审查，充其量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而已。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在这种严酷背景之下，因地位特诛，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很快遭到了灭顶之灾。
吴徳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不知什么原因被选中，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文革”后，出版有口述回忆录一册，其中，谈及这段经历：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工作的决定。我当时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況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吴德囗述 十年风雨纪亊--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页，当代中囯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吳德还说：“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吴德说：“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李雪峰与我谈。”
仅管如此，吴徳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采取“一锅端”的极端措施，吴德就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然，他不是这一非常亊件的决策者。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名义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吳徳代表新北京市委，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出席大会。吴德在大会上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相关文章记载说：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吳徳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亊。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惹江青发火后，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施义之回忆说：
1967年4月，谢富治在部党组会上要我找几个人成立个专案组，从总参接收一个叫李平生的案子。
谢富治交代我们，不要问他什么，过些日子看他一次，他说什么就记录什么。李平生讲的內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岗的关系、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有关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路经沈阳的消息通过逆用电台报台湾的亊，还说到江青有病要烤电，等等。除渉及汪金祥，还渉及公安部的李钊(局长)......
李平生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可信，对他的品质发生了怀疑。两次派干部去辽宁，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况，走访了40多人，都说李平生在诬告人，许多问题是无中生有。我认为李平生在诬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后，写了报告建议拘留李平生以弄清问题。
对于我的报告，李震向我传达谢富治的话，“江青看了报告又发火了，说怎么把揭发问题的人拘留，不管揭发的准不准，从中找线索嘛”。从这批评看，是要利用这些人的无中生有，达到打倒一批老干部的目的。我对搞专案有了疑问。
过了不久，谢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到那里看到谢富治、吴法宪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谢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给空政保卫部。同时，谢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长李钊抓起来，我回部后安排別人去执行了。我明白，上面对我处理李平生专案极不满意。（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可见，李钊后来之被捕，是渉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老局长冯基平陕西被拘押
其实，当时被关押，以至最后被捕下狱的，不止现任局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64年调陕西省任省委常务书记的冯基平，以及长期分管政法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在《冯基平传》中，详细叙了冯被捕经过。此时，冯基平正在北京治病养病。
1966年5月28日，陝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秘书从西安打来电话说：“霍书记找冯书记说话。”冯基平赶忙来接电话。霍士廉在电话上说：“老冯，病治疗得怎么样了？澜涛的意见，北京乱哄哄的，是不是请你回来，到临潼去疗养，那里清静些，你看怎么样？省委是不是派人来接你？”
……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讽刺的是，这秦城监狱，正是冯基平当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亲自主持建造的。整个监狱布局和牢房建筑，都是他找人设计的。许多狱中措施和规定，都是他拍的板。比如说，所设置的封闭性单间（隔离间），无窗无灯，一片黑暗，墙的四壁都镶贴了弹性橡胶皮，头撞上去会弹回来，使你无法自杀。建造秦城监狱时，这位大权在握的京都公安机关首恼，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本人也会被以囚犯身份关到这秦城来，而且“享受”这“单间”待遇。现实的荒谬，何至如此！
冯入狱后，也亲尝了隔离间滋味。同时，因为他坚决不认罪，不肯按专案组意图交待问题，被称态度恶劣。亊情报到了分管专案的康生那里。1967年12月1日，康生提出，要给冯基平加铐子。
到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专案组上报的一份材料上写下如此批示：
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对一般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的工作。（转引自《冯基平传》第335页）
由此，冯基平等在狱中上了手铐。刘仁当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崔月犁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徐子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年罗瑞卿离开公安部时，曾向中央推荐徐接任公安部长，未获毛泽东同意，后调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徐子荣一直被视为罗瑞卿心腹、“死党”，“文革”开始，徐也随罗遭殃，直到被迫害致死。
冯基平还上的是“背铐”。这种“背铐”非人待遇，他整整上了4年多。据称，最后，是毛泽东听汪东兴关于冯案案情，以及冯狱中不服管教监规的情况汇报。其中提到，冯基平不认罪，不服管教，因此戴了几年“背铐”的情况。毛听后，皱了眉，当场发话说：“把那玩意儿（指背铐）给他摘下来。”专案组及秦城狱方，这才解了冯的“背铐”。
冯妻汪璜，后来亦因冯基平牵连被捕，也关于秦城监狱。
关押甚至逮捕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导，应当说，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原因只有一个，是中央高层人物，对北京市公安局一帮人不放心。因为担心他们都可能是“彭真的人”。
深层原因是，要保证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顺利向纵深发展；同时，更紧要的是，当时要保证毛泽东在北京的绝对安全，防止倒台的彭真发动“反革命政变”，就不惜采取这种过激的非常措施。
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玩政治者的冷血与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及其所主持下的“首都工作组”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某些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不管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其着眼点，最主要的，还是“防政变”。周恩耒之所以坚决彻底地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恐怕原因正在这里。毕竟，彭真在北京市经营已久，威信和影响巨大。而北京市公安局掌握着相当警力（包括北京公安总队），以及一些特殊手段。现在搞掉彭真，怕出意外，所以干脆来个“－锅端”。
走向军管、刘传新结局及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囯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芨芨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斗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责任根本不在谢富治身上。
知晓内情的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而且，笔者认为，如此重大并且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毛泽东发过话或点头首肯的话，起码也是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才指示让红卫兵接管首都公安机关的。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周恩来年谱》，此前一天的1月16日，周恩来当天的活动有如下记载：“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13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原来打算实行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突然改由学生接管夺权，其指令来自中央最高层。
不过，这种带有胡闹性质的，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由于刘传新排名在前，又更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刘传新大受高层赏识重用。这里所说的高层，既包括北京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谢富治、吴徳这些人，也包括周恩来，还有江青，甚至包括后来进入中央大权在握的王洪文、张春桥、华囯锋等。由此刘传新统治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整整十年，开启了首都公安机关的“刘传新时代”。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等，成京城权贵之一，风光无限。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被称为“能文能武”，颇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赏识。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时，拟抽一千多军官进驻。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市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找许世友汇报研议时，许世友发话说：“叫刘传新去！”一锤定音。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带有对全市各级机构和人员从上至下全面改组，彻底铲除彭真旧有影响和势力的意图，因此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營、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凊、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刘传新接任后，对高层要彻底清算改组首都公安机关的意图大概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3月24日，军管仅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由此，刘传新为中央高层当年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找到了依据和“罪证”。
正如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所批示的：“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对这些人他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有些人他可谓了若指掌。可是，对这些明显的诬陷不实材料，他不提任何反对意见，而是批示照送毛泽东不误，坐等毛泽东发话。
倒是毛泽东自已，看出了其中的荒谬和不可信。1967年12月，毛泽东对刘传新上报的材料，提出了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不过，仅管毛泽东发了话，一直到文革结束，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成员的“罪名”及处境，也无根本性改变。
世人对刘传新非议责难较多的，还有就是他在1976年“天安门亊件”中的表现。尽管他是当年周恩来信任并委以重任，歩歩高升起来的，但在周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邦”的矛盾激化并公开化后，他站到了后者一边。
1976年淸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方将帅头上。据说渉及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邓颖超、胡耀邦等30余人。刘传新这是把绳索往自已脖子上套，他最后的下场已经注定了。
几个月后，“四人帮”垮台，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果然，北京街头很快出现了类似《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这样的大字报及漫画等。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当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虽死，但北京市公安局在任领导班子的“文革”所作所为，仍要淸算。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对刘传新以下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复出，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文革军管”，才正式划上句号。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