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事件”实录

[yellowcranetower]

徐海亮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下榻的东湖宾馆，并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的路线与方针，这就是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这是对于文革路线的一次群体性、体制性的最大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理念与文革的基本方针路线，以及拥护他的广大革命造反群众。它的初衷是用暴力式请愿抵制中央，试图改变或结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七二○”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文革初期的一次重大转折。而1978年对“七二○”事件的平反，也是结束文革的关键举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七二○”事件后不久，从运动的客观走向来看，毛泽东也在实际上选择了结束文革。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40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下午，北京。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1] [2]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6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6月26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3]

在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6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9纵，1949年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4]：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6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7月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8201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8341驻扎的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8199部队（陆军第29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

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5]

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6]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周恩来气的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7]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8]

陈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9]：“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不过，18日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该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武汉群众的反应和社会实况

15日这天，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总站命令，于12时，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是日，“百万雄师”组织约800人横渡长江。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10]：“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不论回顾是否仍带有情绪，会见的结果是谢、王丢失了缓和其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按照毛、周意图，中央的代表充分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百万雄师”的思想转弯工作；“百万雄师”个别头头也设想改变中央印象。但16日深夜的初次会见，问题变化得更僵持，“百万雄师”下决心抵制谢、王，群体性的反抗势在必然，中央来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已是兵临城下之时。

16日，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从17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18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日凌晨，谢、王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省直造反派的头头郑军现在回忆：我们把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一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

部队对立情绪的酝酿形成

但是，在毛、周来到武汉前，思想上僵持对立的局面早已酝酿、形成。问题主要在部队。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月9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实际上，“工人总部”是否反革命组织，是否应该和必须平反翻案？是一个极其尖锐敏感的问题，造反派极为平白又刺激的政治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是言简意赅的，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一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省军区独立师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所谓“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其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并不乐观。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思想上的冲突其实早在5、6月就已经形成与积聚，总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不言而喻，“百万雄师”按照传统思维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而造反派学生则是“臭知识分子”。

17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典型意见，已天才地预见了未来事变的端倪。

19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11]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7月18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

1967年的“武汉事件”前夕，最为关键的是周恩来在7月18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12]，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13]，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14]。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15]。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17]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18]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21]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22]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23]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从史实和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非得要谢、王确认和澄清的正是流传出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在宾馆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21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24] 25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应该说明，独立师的肇事者在19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并非王力自由散漫、“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到军区和街上闹事人极端反感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周恩来18日讲话的核心实质。这是发生反弹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时值40年后的今天，“百万雄师”上层的朋友们是心知肚明的。

周恩来讲话精神被泄露，群众情绪被挑动激化

按照军区会议的规定，周恩来对师级干部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

但是，讲话精神在18日当晚就被泄露了，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25]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18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部队听传达，并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从决定在8201部队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不超过20小时。事实是：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第二天周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19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蔡政委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言罢，群情激愤；牛怀龙师长、蔡政委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愤怒引向王力。

他们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对于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一些部队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毛、周辞世以后，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总是指责王力在水院泄露了所谓“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所谓“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搞清楚，王力在水利学院说了什么，造反派宣传了什么，对立面为什么被激怒？

实际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所谓“四点指示”；而是具体提出这样的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范围里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支持、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不可一世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和话语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就在王力还算是“武汉事件”的“英雄”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文革小组人员说：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去群众中讲话了。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号，1980年9月）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 二О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在审查中，他退而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按，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 二О’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

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在武汉三镇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两派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是他们把中央精神有组织地传达到在汉干部、战士，再迅速散布到全社会：

军区秘书科揭发说[26]：“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传达中央的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军区机关同志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今天访问“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27]，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如实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当年“百万雄师”头头的这些反映和认识是相当客观的。

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200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日24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日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这些都反映出了当时独立师机关和基层一些干部极端暴烈的情绪。

事件平息后，独立师干部分析、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28]：就在19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有人让“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寻毛、周，而是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这是事后调查和文革以后平反该事件时，外界并不知道的实际情况。“百万雄师”高层，在揪斗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是何处的对弈高手，明知毛、周在指导处理武汉问题，却“项庄舞剑”、顾此言它，引导狂怒的军人和群众：绕开“士相”，拥“兵卒”、挟持“马”别“马脚”，狠狠地将了毛泽东主席一军。[29]

实质上，东湖弄剑，意在毛公，用意旨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事件发生的经过

策划揪斗王力，冲击东湖宾馆

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30]：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和“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一起回忆事发经过[31]，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显然，“专揪”行动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组织策划的。

当时一个据说是8201部队的连指导员将一字条递交给“百万雄师”头头，字条书有“‘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公然造中共中央的谣，欺骗、煽动群众。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32]

7月20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100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不出去”，“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又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5、6个仍在纠缠。

到四点多，谢富治叫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罗，我是无能力了”！继而，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8车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8201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挥拳就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王力见势不好，跑回房里；钟汉华也忙跑到一个地下室。军人将王力抓了出来，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谢、王，愤怒殴打王力。张根成、北航学生和他们讲理，遭到毒打。问题发生后，独立师负责警卫的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只好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听张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军人把张也拉走；北航女红卫兵尹、胡被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其“武汉公安”人员居然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 ！

军区大院批斗王力、全市游行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了上千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嗽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播放起《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号楼3楼46房，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8199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在这个过程里，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29师政委，调87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8199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百万雄师”还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指已退休的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谣言四传和武装扫荡

非常事件的发生往往依赖政治谣言，鼓惑欺骗民众。几天里，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今天，章迪杰先生承认[33]：“‘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连日来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百万雄师”从20日凌晨2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坚持和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一直把武汉“七二零事件”，看成所谓“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的盛大节日；而被公开扫荡、镇压的革命造反派群众和武汉市民，则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次政治事变。

中央对于事件的反应

8341的卫队长今天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34]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17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亲自作军事部署，并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次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

听说总理要来武汉，有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40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深夜2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机场。21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乘飞机飞上海。

周恩来安排毛离开东湖以后，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21日，周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控制局势。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15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此间，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8199部队；的确，王力就在29师。于是，29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22日凌晨5点，载有中央来人的专机从山坡飞到王家墩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8199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8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空15军进驻造反派群众集聚的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

当晚，支左的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22日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深夜，持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21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象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但联系到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议论“这不是兵变吗”？

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派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琦、张广友于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张春亭等在空军帮助下转移到部队安全处所，到军区和部队展开工作。

“武汉事件”的持续和平息

20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35]：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8201为核心。

独立师干部揭发[36]：21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连日来，“百万雄师”继续在全市游行，22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

形势的急速转折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形势突变，这些空口的计划没有实现；为扭转被动局面，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就24日的变化情势，海外研究者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22日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23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三军“无革派”并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8199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全国声讨事件

24日，还有18车“百万雄师”包围体育学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战士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5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25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连续两日来，一支又一支的空15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8201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8201战士，痛哭失声；按命令于8月1日将防务移交15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必须指出，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8201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3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在北京这边，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王力也默示蒯大富，去追在北京的“事件后台”。

25日，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实质。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中共中央处理事件和武汉的变化

也在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37]

武汉部队草拟《公告》，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 “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则说“七二零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一些秘书批斗、殴打了陈再道。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在武汉传达。称“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

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连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武汉群众议论，中央通过对武汉事件的反映报道，集中地点名支持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确认的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也在27日这天，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40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事后，8201部队被调出武汉市整训，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8201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4个团。

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也是27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月底， 7、8个“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去“新华工”，想与造反派谈判下台阶，“新华工”负责人把公安局造反组织“公安联司”的人通知来，把他们全抓了起来。

“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其他一般人员即回单位，向得胜回来的造反派认错“投降”了。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38]

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发表。

7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红旗》第12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发表。

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连日来，“两报一刊”和新华社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报道全国军民支持武汉问题解决，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

武汉造反派的愿望和呼吁

此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重要的《紧急通告》提出：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抗争的矛头实质指向毛泽东与中央

40年过去了。

“七二零事件”的抵制和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事实和问题的实质看，当然不是。在街上，有人针对说“百万雄师”受蒙蔽闹事，回答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如果说街头上激愤的群众语言不足为凭，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交谈总还是理性思考的。市监委一个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组织部韩姓处长说：“他（按：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李某说：“揪王力当然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据辛甫（按：市委书记）说，‘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这一套是谢富治讲的，那就不是王力个人的意见，说明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有框框”。

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在20日15点左右被抓进8201师部，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独立师的这个科长看来，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他妈的”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追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还追问“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这不是造反了吗”？接着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指责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他在游街时，车上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

8201部分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具体的个人，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的斗争矛头业已指向中共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放了王，并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百万雄师”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们只是反对王力，是抵制所谓“四人帮”。实际上绝不是如此。事后，周恩来对河南的部队干部讲“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并非一时的气愤之言。“七二零事件”中军民的反弹言行，实际针对的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的讲话精神，这正是毛泽东在武汉亲自制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根本原则。

今天，“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也承认当时明知毛泽东就在武汉，还要这样做：“我们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39] 为回顾历史真相，重访“百万雄师”主要头头[40]，俞文斌仍然坚持认为：“‘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看来，他并非想在当今批判文革的浪潮里赶出风头。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对于事实和实质的认识，比我们好些“研究历史”的御用文人，要直白和坦荡得多！

8201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今“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还在埋怨他们把事情弄糟了。从层面上看，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党政秩序反的群众看成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甚至一些干部参与、组织了6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部队深陷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也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矩和原则。独立师支持武装镇压群众，伙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武汉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违背了现代政治学准则和法制、法理，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问题是40年之后，我们是沉重地全面总结教训，还是掩盖史实，甚至宏扬其精神？

鉴于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情况纷繁、复杂，其后又有深沉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当年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重，毛泽东并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兵变”，对于陈、钟等人宽大处理；独立师的一些团队，后来编入17军建制，一些干部，提前转业到地方工作。

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领导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示了中央对他们一派的支持；更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怀疑文化革命的愿望；甚至有人故意造谣生事，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去火中取栗。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诚然，在文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爆发这一事件，有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是我们全党、全民、全军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事件之后运动的变化和转折，超越了事件的本身意义，科学地全面认识和分析研究，业已超出记录武汉文革史实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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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成武将军自述》，268-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0—17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2]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68、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按：已向原中央文革小组当事人王广宇、何天琦和戚本禹证实，2005年6月、10月，2007年3月。

[4]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5] 《毛泽东传》（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6]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

[7] 《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得知武汉出现变异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顶撞总理是在16、18日。后来在中央办的湖北省军队干部学习班批判斗争陈再道，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揭发指责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回忆起当时的冲突，陈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周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8]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02，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9]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中国老年”1-5期。

[10] 俞文斌，“百万雄师”常委，一号头头；1978年“720事件”平反后，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外经委副主任、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2005年11月29日采访。

[11]《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宣传部、红水院宣传部编辑印行，1967年8月。

[12] 按：指15日到18日四次。

[13] 按：有反复的是黔、黑、晋、鲁，这里的“邻近”是四川。

[14] 按：总理一方面认真处理各省问题，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按当时处理文革纷争的认识和方法，会有反复；不过讲的反复，还是干部和群众的局部性认识反复，还不是出现剧烈冲突和大规模抵制中央。

[15] 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应当与中央汇报和知会、请示和批准；不过中央也未太当成事，认为对群众的问题出现随意处置，对文革开展有激进思潮和守旧思潮，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16] 认为“百”的产生发展，军区指导思想和倾向有问题。

[17] 按：军区一直追索一个虚幻的口实，指责“工人总部”死保公认了的走资派王任重，犯了错误。在当时的汇报中，还将其作为主要理由，反对工人总部翻案。

[18] （下答：抓办搞的）按：根据陈再道的检查内容，周恩来还有一段话未记录下来，周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19] 周这里全面概括了他介入武汉问题以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他对武汉局势变化和激化心里有数，将问题归咎于军区。但这里也明显地把“百万雄师”看成犯错误、对激化冲突有主要责任的群众组织。

[20] 周恩来这里说明了，从军区一开始去组织批判群众的一个声明入手，抓人，几个环节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造反派群众有气，就要打倒陈司令，抓武老谭；而同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对武汉有影响，这都是实际情况。

[21] 按：总理讲了一个原则，也是当时各地很难做到的；这里周还高姿态承担责任。周说的“指名”还不是指武汉，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风雷”处理，王力在当晚就当众人的面接毛泽东的话，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这里说湖南影响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评，给湖北问题下台阶。

[22] 按：7月18、19日，军区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总理要求的这个工作；陈、钟由于思想不通，没能也不可能把握总理的教育转化要求与机会。

[23] 按：这条是引导群众组织，要自己区分言行的正确与错误，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也是批评了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

[24]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60，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5] 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中央举办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干部集训班）。

[26] 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辑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27]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28] 采访“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俞亲自披露，2005年11月，2006年6月。

[29] 按：王力在整个棋局里，仅仅是一只“马”；文革小组的人，在当年也戏称他是好出风头的“马谡”。

[30] 汪洋，“‘七二零’揪斗王力录音的回忆”，辑录原“百万雄师”回忆录《波澜岁月》，2002年印刷内传。

[31]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32] 同前注。

[33]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34]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35]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辑于《七月风暴》（增刊之二）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1967年9月。

[36] 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P380-38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8] 杨成武回忆，《微行—杨成武在1967》，P141。

[39] 按：2005年11月29日俞文斌与笔者讨论事件实质，坦然承认。同时也说：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40] 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本想坐镇武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最终罕见地乘坐飞机，落荒而逃。“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在《逝者如斯》一书中，结合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书籍，还原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

　　（戴维堤，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在文革开始时为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学生，是该校最早反对文革初期由国防科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的人士之一，从而成为后来北京高校中有名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导人。）

　　关于“七·二〇”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着――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煳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1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6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6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7月14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湖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第二天才有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7月14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报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报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的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7月15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

　　1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7月18日晚九点半散会，总理吃过饭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18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注：经查这是历史事实。）

　　“1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煳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后边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全中国必将大乱。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大作家权延赤同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话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难道杨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据本人所知，1967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造反派的。1967年的杨成武，也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七·二〇”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引以为戒。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后来，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7月19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煳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7月20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煳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遭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煳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七·二〇”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0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湖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七·二〇”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七·二〇”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熘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着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七·二〇”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七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戴维堤和尹聚平――编注）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湖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21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湖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七·二〇”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7月2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7月而二1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七·二〇”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武汉“七·二〇”事件过去35年了，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四人帮”的灭亡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由于“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历史事件的性质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七·二〇”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敲起的丧钟。毛泽东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众怒难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没有煳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扞卫自己的真理，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虽然后来受到了打击、迫害，但是值得，历史将记下他们的丰功伟积。

　　而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yellowcranetower]

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

徐海亮

导言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历史被颠覆后、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过程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原意的革命造反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次群体性的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与方针路线，以及拥护该路线的造反群众。“7.20”群体性事变的初衷是用带暴力性倾向的部队哗乱和民众请愿闹事抵制中共中央，以改变或结束毛泽东在武汉推行的文革路线。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运动走向，也似乎选择了“改变”和“结束”文革；该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文革初期历史进程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在对长期被封存的各级各派当事人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本文澄清事件的过程与真相，阐述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大家都应当沉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二月，中央上层对运动方法和路线发生辩论，以及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文革运动被改变为“镇反运动”，形成文革运动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怀疑和反动，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全面抗击。春夏之交，群众性持续造反——对于人民的政治生存和革命权利的执着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运动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再获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着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思想认识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暴力冲突，对反传统体制的革命造反群众的镇压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体现之一。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疑惑，正是质疑、抵制文革派别与文革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点，既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无不体现了社会学的深邃价值。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主席没有简单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但文革司令部推进运动之意图和革命群众理解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毛泽东文革原本意图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即毛泽东的权威力量，无视了武汉这样一个近代工商业都市中，社会与政治层面一些隐伏的矛盾；群众两派的局限在于都始终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文革的宗旨——某种意义上在于探寻一种我们这个革命政权与体制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来一再提醒红卫兵小将——“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深刻警告，更不熟悉现代政治游戏的规律及不可避免的迂回，暂时持有不同认识的普罗大众更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倾向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竭力压制另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文革对于传统的超常冲击、传统体制对于文革的反弹剧烈，矛盾日趋激化。“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本身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质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在武汉这样的有大革命底蕴的码头城市中，不断强烈表达的群众运动的独立倾向时隐时现。从而，并非完全因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传统体制性的力量对文革变动的强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与工作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息“军愤”、“党愤”，回归秩序，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激进文人，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5.16”分子，开始发生重大转折，出现迂回、退却。司令部内部、最核心领导人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甚至延及到这场运动的最后。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像一些文革历史学者那样伤感与肤浅认为——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现的热月，留给后人相关的历史启迪和教训。

“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对问题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拉锯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普遍的反秩序反传统和持续上升向前推进，转化为相对收缩与回归秩序。在武汉革命造反派群众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接踵而至的他们感觉的“八月‘失败’”。

对武汉反文革路线的“7.20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革命派向往文革的胜负问题，明眼人早已看到，武汉和周边地区的1967年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终究”的“热月”，埋下伏笔。武汉一个资深的教授教诲我，历来投身政治运动失落后，知识分子的出路要嘛去从商，要么去书斋做学问。

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终究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性力量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自己亲自创建的新的国家党政体制的疑虑，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并没有能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与秩序的认同、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当时一再抨击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和按马列主义教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劣根性的再三调教约束，也未能被缺乏政治素养的革命群众真正接纳。现在看来，文革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省市当局，对武汉中下层群众和社会的正统意识控制，对群众运动的把握，并不如其他一些工商业大城市成功，比如说：上海。

毛泽东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器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事变和“热月”受到严重干扰和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所谓路线觉悟期望到教条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当时万众瞩目的路线冲突居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对于我们革命获取的政权合法性的简单理解，以及传统打江山坐江山意识、山头宗派冲突与个人、团体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期望老将帅们真正理解、支持文革，通过文革群众运动，来取得从革命者到新的国家管理者身份的转型，取得彻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实在难以实现。

“7.20”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对于文革的彻底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的权威性的颠覆。

“7.20”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文革的初衷和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 * *

1970年7月下旬，我已离开部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锻炼，参加“整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打麦插秧后休探亲假，第一次游览了岷江-都江堰、乌江-遵义、花溪-贵阳、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长沙-韶山，再赶回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恰逢1969、70届同学毕业分配。他们刚从“斗批改”的大别山区惊惶失措回到武汉，“树倒猢狲散”般悄然离开学校，并传告我：“老夫子”陈伯达亲自诱导，在文革热闹一时的水院，挖掘出庞大的“5.16反革命集团”，军、工宣队正在等待学生们上门自首。过去鼎沸的学生宿舍现在十分冷清、零乱狼籍，我在低年级同学的宿舍，偶尔发现一本丢弃在床上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笼般热腾的蚊帐里翻阅这书，开篇就读到老马克思那震撼心灵的话语：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我仿佛被老马克思话语的闪电击中。

我在悲愤里离汉北上，感到：我们又遭遇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无疑，文革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1967年文革反对派狂宴般的“7.20事件”仅仅三年之后，正彻底遭遇自己的“滑铁卢”，在领受对文化革命的一连串谴责和文革的失败。当年，我读法国革命史，比照马克思的原话在思索：如果说不是文革本身陷于灭亡，那么，陷于灭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传统呢？是革命的共产党没有摆脱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观念呢？1967年被朴素的民众幼稚地比之为“七月革命”的胜利篇章，为什么迅疾转为革命的失败呢？这也是我苦思了几十年的问题。整个文革的问题过于庞大复杂，需要一部部专门史（范畴和学科、地区和阶段）来分别阐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学的、属于人民的文革通史来研究论述。但对一个地区震撼性的和全国运动关键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应该来事后谈史了。

一、“7.20事件”史实的回顾与廓清

对于没有专门研讨过武汉“7.20事件”的海内外朋友与年青学者，需要首先回顾史实和廓清事实真相。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武汉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方针，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交代了武汉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军区却组织了对群众造反组织一个声明的大批判。周接着指出：“不管怎样……不该把2·8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军区发布“3·21”通告，解散了几十万人的造反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学生组织二司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周恩来说：“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6·6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

本来是个群众认识的分歧问题，军区非要弄到镇压“反革命组织”，结果武汉各个造反组织团结起来，喊出“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的过激口号。而“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周语），酝酿组织起庞大的“百万雄师”支持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紧张局势。所以周恩来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并建议：“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概括了运动的过程，问题所在及其性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是认识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个关键。

通过重新发掘文献和历史记载、群众组织和中央的调查、访问重要的当事人，考证一些事实，围绕中央处理武汉问题、“7.20事件”，基本历史事实如下：

1．从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到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特别在事件的善后工作中，周恩来始终起到决定性的核心作用

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讲话的精神实质。

周恩来有规范的信息渠道与机构，如“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总理办公室、总理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他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早有自己的实际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受毛泽东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中共中央指导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历史地看，中央认为“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现在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汉前，并未正式研究过武汉问题，对武汉下什么结论，但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他与毛泽东俩人在67年7月10日前，连续三日商议，并于13日在碰头会宣布毛、周率军委其他领导南巡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没有对武汉多说什么，仅仅谈了宏观形势与任务，表示要去调查研究。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7月18日讲话提纲，是他在东湖听取汇报、与毛主席商议后，在当地草就的。

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于7月20日下午飞抵武汉，组织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命令军区寻找王力，调动部队，平息武汉事态；旋即率谢富治、王力等离汉返京。

2．在毛、周到达武汉前夕，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为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

陈后来在中央学习班的检讨中也说：“7月9日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3．毛、周到达武汉对军区做工作前，业已出现怀疑中央的舆论和谣传：

“（独立师）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2

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已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17日，凌晨谢、王一行到“百万雄师”总部，王力强硬批评其头头，接见非但没有增进沟通了解，还促使了“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极度反感抵触。3并没有参加此次接见的湖北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就在17日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真是一个天才的预见！19日，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军区汇报、周恩来谈话时出现的抵触与冲突：

周恩来与陈、钟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仍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周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4

陈再道后来检查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钟政委事后检查说5：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们…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5．省军区独立师擅自将总理讲话要点传达基层，挑动部队反弹

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后来检查6是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按：7月18日晚），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

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独立师蔡政委决定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之下，牛、蔡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对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军区秘书科揭发：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谢、王正在传达总理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7

19日下午，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时，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对独立师的异常行径，干部曾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顾全大局，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6．独立师领导纵容和参与了揪斗王力和扩大事态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将“百万雄师”首要头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东湖的绝密消息，授意群众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对武汉文革问题的意见。8 半夜至次日凌晨，独立师干部和“百万雄师”在军区密谋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与王力谈判。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中，警卫人员多次向独立师首长牛、蔡报告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也并不采取果断措施，放任围攻、绑架王力，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并亲自参加在军区内对王力的批斗。事件发生之后，蔡探问大家看法，有机关干部尖锐指出其性质是兵变，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

22日晚经蔡口述，传达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7．“百万雄师”部署继续抵制、散布谣言

20日独立师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在军区批斗王力，强迫他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又在全市组织大规模武装游行，呼喊反对中央精神的口号，扫荡革命造反派。

当晚，“百万雄师”会议拟出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3、“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21日上午，“百万雄师”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将“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回到北京，周总理等到机场迎接的消息。被压制了几天的革命造反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对事件的表态，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此外，“”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在事件整个过程中，他们散布大量所谓“毛主席语录”和谣言：“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形形色色的“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8．抗争的矛头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独立师师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专门探问蔡炳臣政委“那个人呢怎么样了”，并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其实，早在7月19日，有人专门用小车接走“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授意群众去向毛和周请愿，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揪斗王力的组织者：毛主席就在东湖。在他们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9显然，动乱的挑动与组织者明明知道毛泽东在武汉而为之，就是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

在游斗张根成时，车上的军人率直地指责：“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在连续几天的活动里，有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武汉测绘学院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些大标语很说明问题：“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居然公开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矛头直指周恩来。

以上尽管都是军民群众的个人一时愤激的言论，但典型地反映出蔓延三镇普遍的对抗情绪。

20日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也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在独立师师部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实际上，军队的反弹，来自于一些领导干部对周恩来讲话与态度的极端反感。

9．实际上王力没有泄露总理讲话激化冲突

舆论总是宣扬王力泄露了“四点指示”激发了骚乱。甚至几十年来多数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实际上7月19日凌晨，谢富治在水利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什么四点指示，而是谈了几个意思：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其大意是在当时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精神当然是正确的，是按总理讲话精神引导群众的。况且7月19日群众对王力在水院讲话并没有反应；如不是独立师传出似是而非消息，挑动“百万雄师”到军区公开闹事，武汉三镇根本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何来造反派在大肆宣传了所谓的“四点指示”呢，岂非60年代的“东湖纵火案”吗？

10．“7.20”中的武斗是6、7月对群众武力镇压的继续和恶性发展

“7.20事件”中，闹事者对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们在武装示威中，继续对不同认识的普通群众，采取了扫荡性的镇压。20日，“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在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围攻和冲击武汉钢铁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造反派学生、教师。马路上的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冲击湖北大学，并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并刺伤保护孩子的8199部队战士，湖北大学200余人被关押。一些中学校受到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利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24日“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这些暴力事件，就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在武汉之时。

11．当年党中央对事件的处理

周恩来与谢、王等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广播消息，全国掀起谴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巨大声浪。

22日凌晨，毛认为：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指示以中央名义召陈、钟和军区、部队部分首长进京。

25日，毛泽东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代拟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陈再道，指事件为“叛逆行为”。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表扬武汉造反派：“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12．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小结：

“7.20事件”所表现出的以独立师、“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反抗，在政治层面上讲，的确是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事变，是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次哗变、民变，是最强烈的抵制，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军队关系决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如发生在西方，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决不容许的。闹事者推崇固化的阶级关系与革命对象理念，他们追逐发自其内心的谣言，狂热地维护一个“过去的”说法，打击进行中的现实的毛泽东。这是极端“无意识”下的极端有意识，是群体无政府控制状态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国学者勒高夫所谓的没有意识，“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撇开这种西方的话语，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势力“无意识”化的东西，就是十分传统的政治规范的观念。“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P161）反革命的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不仅仅是对于历来造反群众的分析（或诋毁），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适合于“7.20”中的“百万雄师”的某些特征；他认为“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0 而冲动的群众的偏执、专横，在群情激愤中得以充分释放与辗转放大，许多冲突、突发事件，不都有这种特性吗？

西方著名学者熊彼得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就述及勒庞的群众心理研究，告诉人们“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而且“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议会，每一委员会，每一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

后来系列的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所谓文革回忆与研究，把事件的触发，别有用心地归结为造反派狂热拥护被王力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国的“马斯场”镇压，简单看成为因为顽童偷窥——激愤的群众惩罚的暴力——触犯了秩序——触发了军队（对和平请愿）的镇压一样。而法国在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早已走出这种偏执、低廉、表面的圈子。

“马斯场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右派势力积聚已久的对群众革命的恐惧、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国文革运动的右翼势力和群体，积聚已久的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与理论的困惑与恐惧表现，对领袖与广大热心支持毛泽东文革的群众反动的必然。

注释：

1.提交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Rethinking the Genealogy and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会议论文，香港城市大学，2006。

2. 独立师某部战士揭发（1967年8月），参阅湖北省独立师整训资料。

3.采访“百万雄师”第一号头头俞文斌所言（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4.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周恩来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也与群众回忆陈顶撞总理事情，陈说领导好办，群众不好办，总理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你“百万”，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再一次指责陈再道数次顶撞周总理、拍桌子。

5. 钟汉华政委在事件后检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文献，1967年12月。

6. 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文献，1967年12月。

7.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8.采访“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所言（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9.当事人张昭剑，时为陆军29师政委，见张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10. 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15、2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二、“7.20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系统——1、党政干部体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发动、保护和指导的激进群众组织，3、军队体系；指出从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汉事件”、清洗“五一六”组织、杨成武被解职和遣散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夏天的“武汉事件”，上承所谓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间接连接、触发清洗“516反革命集团”、遣散红卫兵（以及杨成为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是转折中的关键。分析深邃地提出11：“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1967年也成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

1．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

从”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军队介入支左和普遍压制革命造反，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继续推进群众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泽东和造反群众来看，运动始终沿着上升的轨迹前进。春天到夏天，一个一个省区的问题得到解决，造反群众得到中央的公开支持，群众组织也在整理组合之中，与1966年相比较，所谓革命与保守的两大阵线，业已初见轮廓。青海、内蒙、四川的斗争，体现出军队介入后情况的复杂未卜——总体性对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导和压力下，运动仍前进了，军队在重新体现保护人民、摒弃镇压的革命宗旨。但是，诚如迈斯纳分析的，军队难以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左派，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稳定局势，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军队既担负着援助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又担负着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军队领导人通常宁愿选择后者。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12

对激进的反权威和反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逆反文革的传统势力。这个整合，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潜行，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终于遭到“7.20”的狙击。尽管周恩来在7月18日讲话里也提到还会有反复的，毛泽东和他空前绝后地共赴武汉，亲自坐镇解决运动问题，但毛泽东却没有料到体制性的反抗会如此地强大与顽固，特别，是以空前浩大的群体性反抗表达出来（尽管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也说：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军队、发动群众推进文革，却遭遇到军队与体制性的群体的狂热对抗。毛身临其境，不能不在实际问题中感触到抵制文革理论与路线的问题何在，甚至实际感悟到群体性的军民“红色”暴力与国家机器被蜕换为镇压人民工具的可能。而这正是他为提出文革的必要性一再警告全党全军的。毛泽东很不情愿地撤离武汉，周恩来对事态发展作了最坏的一切准备，甚至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部分军队及其主官竟然抗拒军队最高领导的指令，唆使基层指战员和煽动普通群众闹事，对于党和军队、国家的创建者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狙击来自一再宣传的：我们应该相信的群众和依靠的军队；被阻击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创建者与统帅，也正是几十年军队领导与群众运动的运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来在7月22日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13他清楚毛主席的文革的软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瘫痪的党政体系，唯一会与文革路线叫板的传统、有组织的力量。

对毛泽东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与改造国家机器的相互促进与对立统一关系，还有极艰险的漫漫历程，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运始终没有解决的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人们指责67年8月的狂热，批判文革运动中“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口号时，实际上却回避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文革初衷问题。他就在1967年热月之后，还给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14。他在遭到1967年7月严峻阻遏和挫折，文革发生最重大的转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理念。

2．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

文革的领导核心和激进文人，对于基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军队和普通工农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以为用仰仗毛泽东的权威、文革的舆论攻势、激进的群众运动，就可以较快地使传统的革命基础群体觉悟起来，拥戴毛号召的实际运动。

大家研讨文革，往往以为运动仅仅是杰出领袖与风云人物号召鼓动的，低估了出自群众内心的支持，或抵制——群众性自发的能动性。基层的造反群众与传统力量面对面，体会到要证明自己革命性并成为多数十分艰难；他们缺乏理论修养，缺乏政治训练与经验，就如当年法国的巴贝夫派，或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革命工人一样，在传统力量前显得十分冲动与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经验的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们不懂得周恩来一再告诫红卫兵：正确的政策是路线的保证，继续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时——激进反抗的简单手法，来对付已被他们用暴力简单地“打垮”了一次的暂时偏保守的群众，并直接对抗在这些群众背后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他们冷冷地观察，极度的反感运动）。毛、周，乃至到武汉传达精神的谢、王，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和不同意见的群众，就是批评和引导的造反派。部队干部和保守群众的本能的反对、恐惧的心理就不用说了，前面引述的言论与心态，已体现出他们几乎把在中央面前“摊牌”，作为一次生死决战。

有意思的是，文革运动中我们一再喜欢引用一条语录，说什么几何定律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致人们的反对。15 可能这老话的现实意义在于：“7.20事件”里，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创导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的。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者的抵制对象没有所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这个原则以后将进一步展现。

“7.20”的反抗，由于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抗革命政党与政府权威的暴力行径，违背当时的党纪军纪，理所当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群众，反对和压制下去了（“百万雄师”一些逐步自觉与始终坚持的分子，后来明确认为“事件”是被已经公认为“坏人”的林彪、江青镇压下去了，是一种“路线趋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线的压制和武汉军区改组、“百万雄师”如鸟兽散，并不等同于声势远大于宫廷“二月抗争”（党内高层正常的思想斗争）对毛泽东的第一次打击，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全盘溃退。

3．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

犹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气流强烈交锋、拉锯的天气，乍寒乍暖一样，武汉两派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初次真正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在中央强大舆论的支持下，武汉造反群众翻身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新华社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论，给武汉群众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荣誉桂冠；以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表态，新华社广播点了全国一系列大致与“三钢”“三新”类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国的“革与保”阵线顿时分明，中央也力图让湖北问题的解决影响周边地区，推进全国运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欢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按林彪秘书转引叶群的话说：“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16。的确，“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潮，成为鼓励群众造反的文革方针的顶峰。不少造反群众幼稚地以为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解决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17。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急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直接变成运动的转折——即路线的让步，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虽然有他路线的底线——强调大联合必须以造反派为核心，但也一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不赞赏非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对武汉的态度与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对长沙运动的关心与倾向作参考18。就在7月12日——临去武汉前夕的短暂闲暇中，他与挚友周世钊畅谈了长沙文革；他与周世钊一样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也坚持两派没有不革命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没有在“7.20”的反动里被泯灭，反而被毛坚持光大。因为，他感到用简单的群众造反、压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决原有旧体制影响下的群体思想问题，“百万雄师”对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识到无法用战争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径，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别斗争。他在继而的大江南北视察里，一路上讲这个道理，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甚至在刚到上海时，还单独与“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真情倾谈为什么武汉不能像上海那样做好对立面的工作？但胜利进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生活里革命与民主的这个辨证关系。（“百万雄师”一号头头至今也对毛的指示表示鄙视，认为群众分裂就是毛的文革造成的）

一个倾向压制另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和追赶另一个倾向，“7.20”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去政策攻心；虽然造反头头们也发了声明，有所布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内心就是唯我独左的，用自己在反对“反动路线”时，批判对方的“僵硬政治思维”，反过来对待压制过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观形势根本不容许群众自己去实现：在省市的层面上可以强调与宣示，但到了基层单位，情况十分具体和复杂；况且，17年体制形成的社会地位与观念分歧，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经验的造反群众的劝说下，轻易动摇或化解。元月“工人总部”对待溃散中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群众基础的前身）的粗暴压制行为在7、8月里加倍——或许是残酷的武斗后遗症使之更为加剧19；“革与保”的矛盾，在每个单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体干部问题或宏观局势歧见重新分化、挂钩，纷纷反戈一击的“百万雄师”基层组织与群众，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组织（在河南省叫做“跳过来”，武汉叫“站过来”）。

半年多来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的无谓争执，也非得人为的随即发展与激化起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再告诫的“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仅仅成为一个口头传传的信条。尽管大家都承认以中央确定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搞大联合，但由于当年一直批评的非马列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文革里更以极端“革命”，也极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的号召没有实际的反响。

武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使周边激化的冲突，得到某种冷静的参照，实际上两种思潮、两大派群众的斗争更加自觉，更趋激化。情绪紧张的权力集团和头脑发热的群众，都在寻求摆脱困境、勇争革命制高点与获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与重庆在造反派内部的武力冲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升级到顶点，创下文革中火器冲突的典范。

江西一个军分区司令甘冒当“小陈再道”的风险，公开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战军进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军械，又与造反派争夺枪支，大打出手20；在8月的高热中出台的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包含了武装造反派的内容，已经不能遏止几月来的基本态势，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少部队和领导坚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对“支左”或“武装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共产党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口号，哪一种类型的军队干部，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枪或明抢暗赠。

湖南在处理本省问题的文件出台前后，两派之间、造反派内部武斗继续加剧21；甚至还出现了以镇压造反派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县血腥镇压所谓“黑五类”子弟的大规模野蛮屠杀。河南的运动几月来得到中央明显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点拨，在武汉形势与江青肯定群众“文攻武卫”口号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对保守势力的武力压制的唯一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主动出击难道真是必要的吗？22

安徽造反派的长期冲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抢枪割据一步，幸好12军及时控制局势，平息派系冲突，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大概当时是武汉周边最理想的一个地方。这些进展，当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运动必然（河南受武汉制约影响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汉事件所体现的极力抵制文革与强力推进文革两种势力——政治能量剧烈冲突的外在释放和一些荒诞的演绎（四川的事态很难说有多少当时理解的真正路线斗争的原则）。武汉两派在7月没能做或做完的事，周边——甚至全国依然在更加强烈地进行。双方都到了更加自为的地步。

连武汉人向来看不起的温吞水的上海运动，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势下，出现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以稳定上海局势的棍棒武斗，当事人徐景贤回忆：“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装十万工人’……”，结果是“‘每人发一条棍子’”！23

各派群众对形势的推动，调动了难以想象的能动性与奉献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热的八月，只是各种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与能动的合成。新华社以各地对武汉事件的表态为契机，点了系列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名，一时激进的造反派皆大欢喜，似乎每个组织都面临中央表态——得到“革”了或“保”了的政治鉴别。胜利的武汉基层群众，居然自发出动数万人次，向周边甚至新疆“武装支左”。的确，事件对于路线的划分（？）和对立的加剧，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没有点到名的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定性为保守派或温和派，但在武汉则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对军队或造反派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形成省际联合逆反态势。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涨”吗？显然不可能是。多数激奋的群众可能都理解错了，各种特别激动与活跃的群众里，真正想问题而且会思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4．绕不过去也冲不过去的军队问题

武汉出现的事件，令人们立即联想到早在1964年震撼亿万干群的《九评》里，就表述了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和人民对部队的监督，清洗军队中的坏人和“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提倡“群众专政”的观念，第一次以公开文献出现。在文革当中，类似的理念以各种文件、社论、讲话形式表达出来。24

武汉事件中部分军人和“武汉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泽东有关理念的感性认识，他也从江西问题，和武汉军区支持传统的基干民兵，发生残酷的武斗，意识到武装革命群众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队问题相当严重，一再提出“武装左派”；给江青的信谈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25提出“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他以为“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26；试图压制他心目中文革运动的右派甚嚣尘上的反攻。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系列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27。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利用解决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所谓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所谓“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在部分人士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28，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绝对不主张的。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并未就希望与驱使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在1967年元月至八月，对于军队与文革运动关系的态度，可能与其他老帅没有太多分歧。尽管他对“武装左派”的意见不好公开表示不满，但对普遍的抢枪浪潮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29，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

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所谓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显然此举是林彪知晓和赞同的），散会后人们刚从京西宾馆回到近在咫尺的钓鱼台，戚本禹就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该电文的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30过来人都知道，甚至到巡视大江南北时，毛还多次轻松地从积极方面看夏秋的“全面内战”。

在文革的初年，从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很难理解老军人心理，尽管大家学习了几年解放军也崇拜拥戴解放军。笔者通过连队生活，耳闻目睹，才开始明白军人这个群体与工人、学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们的相互情感，融灌着兄弟生死情怀，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战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讲经历过战争、共趟血海的生还者。造反民众用简单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来观察和要求、追求军人，其实严重地忽视了军人的本质就是军人；多数军人已经很不熟悉地方与社会——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用特有的视角来打量彼此，革命战争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山头——这中国革命特有的时空情愫，或许决定着他们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与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通通靠边时，毛泽东试图依靠军队来维系党的组织功能和政府权力。但是，17年来，部队再也不简单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他正逐渐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后的一个稳定秩序的重要工具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尽管在1960年代，部队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实在难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复杂功能，即当时所期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继续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反对现存秩序），一方面又得维系枪杆子打下的政权秩序、坚守专政工具的职能，并且卷入政治纷争。革命战争的荣誉萦绕心中，不论是哪种老军人，都认为当然是政权的合法掌持者，绝对意识不到，自己也和党政干部一样，有一个是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问题。两难的局面，终于演成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悖论，出现了历史的悲剧。

陈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众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和严重失职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许世友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在总理的一再训诫下，也正准备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31。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件是否有何严重背景？并未弄清。但是，毛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绝对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学生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32，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的领导的怀疑与冲击——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痼疾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33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武汉事件，在文化革命冠冕堂皇的词语背后隐含着三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干部的芥蒂暗伤。

如何正确处理与安抚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毛泽东主席选择了极大的让步和迂回，显示了他深谙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战略家胸怀。

诚然，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军队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未必每个人都深沉地意识到军队和群众产生芥蒂乃至冲突的历史悲剧，那是想在不同范畴和层次上，保卫我们这个政权和江山的群体间，发生的悲剧。总有些人，在历史的当年，或者在几十年之后，把文革里的群体与个人，分别戴上所谓“拥军派”、“反军派”帽子，对于革命干部、群众来说，这种划分极不科学，也不严肃，“拥军”和“反军”对于革命群众来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非事情的本质。当事人的糊涂基本上是无知加偏见，后事者的跟进抨击，基本上是无知加蓄意。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按这样“物以类聚”，在文革运动里是不是也能够划分出一个“拥党派”和“反党派”来！？

但是由于运动触犯了军队“众怒”，文革的出轨已成事实，路线斗争中倾向性的回潮、反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国外学者迈斯纳公正指出：“极左的领导人便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过怀疑，造反的群众也对军队发动人身攻击，这样，军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群众运动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交战的派别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强加于军队之上，内战的幽灵不详地越来越逼进了……为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激烈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情绪给8月的新的极左行为火上加油，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34

周恩来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也最早对7、8月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风潮产生强烈的忧虑。8月中旬以来，他连续告诫群众：“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事件”——后续的负面问题和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公开表述。但是，在“武装左派”的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没有轻易去怀疑这个提法 35。这点从8月10日中央批发的处理江西、湖南问题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组长陈伯达毕竟是老派激进文人，他的观点某种意义上与总理相近，也不至于发疯到同意乱抢枪。后来陈与他儿子回忆：“1967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我提出应当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却遭到江青的反对。她反过来提出要‘文攻武卫’。我的收缴武器的意见就落了空”。36

从更深层的更“历史”的意义上看，革命的军队在新政权成立和巩固之后，势必有一个向政治制度化、军事职业化的过渡，对于依靠枪杆子获得的中国革命政权，更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军队、将领与党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将帅老同志，都和其他非军事工作的党政领导一样，有一个从光荣的革命者到称职的国家管理者的身份转换问题，有一个通常理解的、第一层面——革命战争夺权的合法性，到第二层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权——取得深刻彻底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意在红色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而不是简单打倒几个人。在文革以前一些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证军队继续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党、国家），争取军队现代化、军事管理制度化、实际生活中军队国家管理的进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争。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剧事件，文革中的军队集体和个人的悲剧，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冲突及其化解，都是我们这样的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在探索政权建设与体制取向，以及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阵痛，是漫长的分娩。

文革里，毛泽东看到军队不适应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别是看到军队可能被社会波拿巴主义利用（或者说社会法西斯）的苗头，他想起了大革命国共合作阶段的“武装工农”，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与探索。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参与创建的工农军队的将领，成为新政体新制度下的“反动军官”，成为对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众推翻。群众中仅有极少的先觉人物，明白主席为什么早就说我们这个政权要变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联想到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联想到大革命中北伐军反动军官背叛革命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置于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在“武汉事件”中，他们面对独立师打出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号召军队造反，针锋相对打出毛的另一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因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歌曲《我是一个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国家、社会与军队的一个非常谐和状态。由于文革爆发，在1967年的实际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们发现歌曲浪漫的表述“来自老百姓”、“爱国爱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权来自人民却要高于人民一样，军队来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武汉问题在军队问题上爆发，毛泽东、激进文人，和他们支持鼓动的激进群众对军队的要求，与恪守传统秩序的军队的心理、思想发生冲突。问题似乎是最彻底地解决了（林与周都这样说过），却有完全相反的连锁反应，并造成严重后果。以上陈述说明这“解决”，仍煮的一锅政治夹生饭。1967年以后，涉及军队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毛泽东就再不叫群众介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右倾抵制和左倾的盲动，交织在一起，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件后的左倾与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瞢了，人们不敢说“武汉事件”里陈再道将军和部队一个不字。人们忘了军队悲剧性的错误，忘了去总结军队干预政治、带政代党的严重教训，不愿意承认部队违抗军纪党纪的教训，更不愿去思考历史与后继的社会波拿巴主义问题。37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

8月在军队问题上的极左，仅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契机。周恩来业已彻底看到“军心”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支持陈再道或者打倒陈都影响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众不顾周的劝阻，执意打倒陈毅；在极左情绪影响下，港办居然给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愤激群众火烧英代办处。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回忆38说：“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周总理对这种目无中央，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再不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就要犯罪了’。一项经过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中央文革黑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亲历者周秘书的回忆是非常可信的，周恩来对于文革小组支持的所谓“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汉问题上的被动、失策，遭致大规模反弹，毛、周政治权威扫地，随之是宣传口径出格，对于全国性的极左反军，陈司令卤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39，周恩来心里早就十分压抑、愤懑；在北京，从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中央各部运动趋左，外事口在打倒陈毅和港澳问题上也卷入极左浪潮；周恩来冷冷听说王力的“八七讲话”，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闻司宣布限制英国记者的行动自由，8月12日，中华全国记者协会抗议港英当局；8月19日，外交部港办上报给英国政府的限时照会，也即最后通牒。照会发出，外事、宣传舆论和民众团体，再也不可能下台阶缓和局势；尽管周恩来立即通知文革小组，要他们出面干预群众造次，陈伯达也出面劝说。但一切已经不可能扭转。48小时限期结束后，示威人群冲击办公室，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尽管当天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外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气得手直发抖，也坦承“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就是目无中央”，“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弄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40 事情的急遽恶化，使他警觉到王力矛头所向：他两次气愤地打断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讲话，说“你们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不过，在宣布王力错误时，吴法宪批判王鼓动火烧英代办处，周还承担自己在批准照会问题上的责任，说与王力无关）。

外交部造反夺权，直接影响外贸部和对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运动走向。

国内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各地的动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周恩来本人面临了比武汉事件远要严峻得多的挑战。

他清楚一些院校学生（如“516兵团”）公开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目标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组。41如果说，在困难复杂和危机的武汉问题中，周恩来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高度统一，尽力与中央文革合作与支持中央文革的话，武汉事件以后的局势——特别是中央核心部门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保持这种貌似团结而被动的态势了。研究者认为42：“（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没顾及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使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周恩来可以认为，全国和外事口运动的极左狂热，恰是武汉事件后左倾抬头引发的，8月22日，他批评广州抢枪是没有敌情观念，忿忿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9月17日，他在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时，又忿忿地批评外交部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众继续围攻陈毅，压制周恩来。8月26日，就在毛泽东同意将文革小组的干将作为8月来一切被动与失策的“替罪羊”的当天，外事口造反派试图劫持批斗陈毅，将事态推向高潮。周恩来从该日中午面见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并派杨去见林彪通报，再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之后，在子夜时分还（和谢富治、王力一起）接见武汉在京群众，已经精疲力尽；北外两派争批陈毅，周不得不接见学生，但学生不听劝告，继续无理纠缠已服药物的总理，接见到27日6点40分才结束。工作人员将周搀出会议厅，其心绞痛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八面应对、焦头烂额，高速运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被击倒在地。这仅是一个标志——狂热的8月到了收场的时候；总理的病倒，也标志着文革的中枢心脏病急发。不过，周恩来在倒下之前，已经和毛泽东分别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最高层的运作，他也在抛出王力问题上得到毛、林的认同；他等待了政治时机的成熟，扭转了文革运动的航船，终于维护了他的政治信念与尊严。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的精神导师，被欢呼为舵手，周恩来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43。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44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6．开始整肃左派和造反派

毛泽东已经看到批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务。而且，群众背后有黑手，群众里混有坏人、反革命。在当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毛也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并多次讲到到次年结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还说要改变黑暗面才搞文革运动，“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45

不过在1967年8、9月，毛泽东未必把司令部内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而且造反派群众的左倾思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理念的底线；具体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风暴雨的群众实践中，往往是中国式的游民文化和类布朗基、蒲鲁东主义者46的文化成了气候。这些自然是与主张马列主义政党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与关锋被“端”了出来，作为错误倾向的替罪羊；在他们“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向毛主席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力、关锋住在钓鱼台二号楼，学习和检讨，起居照常。

特别是，毛泽东9月7日在戚本禹的检查上还批示转告王力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47。说明当时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关，基本还属于文革初期讲过的“左派整风”范畴。

比较能够显示毛泽东内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听消息，毛泽东只是引了罗隐悼念诸葛亮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后，仅仅理解为王、关完蛋了。48其实，政治诗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比喻“武汉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一些当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测8月剧变时伟大哲人的内心世界，“他究竟说的什么”？后来，王力与关锋被解除监禁，再议论主席引用的诗，都坦承毛说的“英雄”不是比喻他们或惋惜他们，毛泽东是比喻的他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英雄毛泽东，面对武汉事件后变幻的形势，深深体会到自己的罕见孤独和不自由。尽管此后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宏愿。

或许，毛泽东8月4日给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们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左倾盲动，可能7、8月全国全面内战，反而激发他怀念法国大革命历史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引发他对巴黎公社武装民众和大革命武装工农的理想与史实的追念？但7、8月的左倾与热月，文革的出轨和抗争、反对，时世与愿望大相径庭，毛主席的初始愿望也与客观后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亮吗？有知情的研究者说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写和咏吟该诗，为什么在他视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之时，吟出风雨独行、无可奈何的诗句？可能这恰恰是他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热乍寒，却不能扭转文革运动日渐趋下之势，发出的英雄长叹。49

在武汉事件后运动迅猛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紧跟、支持。文革小组的紧密配合，可能真是适得其反。

处于第一线的江青，当然也在8月中央宣传口径和政治急变中，感悟到什么问题。所以她在在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时，还派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的底，还发牢骚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汇报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50 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陈伯达慌了神，文革小组内讧起来；司令部高层的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级了。解决小组的问题出现一个机遇。

同时，出现值得深思和十分诡异的问题：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头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无不敏感意识到难以驾驭的群众造反运动和调查历史与过节的阴云，已经威胁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身边工作人员或红卫兵），多次声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小到鸡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和年轻干部，警觉他们背后的“政治黑手”。有人认为当年大抓叛徒成风，其实是转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轻和权臣争宠的庸俗陋习，被带入本应十分严肃的党政高层政治生活。诚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司令部内部出现这种政治局面，也应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从“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步伐——备受批评的陈伯达，权力与声誉式微，但又拼命想巩固地位、职权。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防范着少壮激进者可能的揭发告密，暗暗组织阻遏和弹压。这是个大家推进了这个革命的思想激荡，也被脱缰的群众运动和诡异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文革整体性悲剧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文革派风云人物被整肃，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区的左派大将陶铸、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说过不怕被人怀疑打倒的大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雅各宾恐怖的荒谬和讽刺。“怀疑一切”与“警惕一切”的恐惧充斥了人们向往的红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园”。陶铸在一年前许诺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炮轰，成为不可遏止的政治实际。无政府主义猖獗一时。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政见分歧，有些领导人各自暗示或公开支持一个学校、一个派别的学生组织，北京的左翼红卫兵运动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众里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冲突，透露了高层的政治歧见和纷争。

8月1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的关键讲话里，陈伯达和江青都公开点明“5·16”问题，强调它是反总理的。从而也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全国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导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绝大荒谬。荒谬当然不出自所谓“刘、邓、陶”，也不出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文革司令部的裂痕，从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发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对立。文革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从文革司令部内部猜疑开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内部纷争。如果说1966年清洗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还只是一种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争，并延伸到群众中，是文革运动开始衰竭的重要标志。从动员和鼓动群众投身这个政治运动，转化为节制群众、规范群众，以至收拾群众运动。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众从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来。从此，文革运动从不整群众，转换到也整群众（所谓群众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论与组织准备欠缺，文革的终极对象的混乱、飘逸，概念之不明确，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武汉群众不久就领教了“林副主席派来的”军区新领导和支左军人的“路线觉悟”，40年后，有人感到他们甚至比陈再道们对群众更不感兴趣！造反派与掌握实权的军人的冲突，已是必然，这就是即将发生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的悲剧。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武汉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东西，实际并不如一个“5.13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举止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天安门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武汉事件”的深层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51。

1966年，林彪对于军队参与文革运动，总的讲处于一个守势，他并不情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军队参与和支左的要求，实质是对林而非对其他老帅的批评。可以说林总和其他老总相比，对于文革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林系的将领（如“四大金刚”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军人更有“文革的路线觉悟”。军队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甚至出现规模性的流血事件，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毛泽东在应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阻遏时，并不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从武汉事件开始显示出来。林彪说过一些大话，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并不能起到人们期盼的文革“副统帅”和“尊神”“钟馗”的作用。

必须注意，就在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试探邓的态度——能否出来工作？邓认为时机不宜，毛让他找林、陈谈谈，邓也不愿意。当时正是批判刘、邓的高潮时期嘛。52在1967年春运动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在林彪的政治态度和身体状况都并不理想时，找邓小平谈话仅仅是一个偶然吗？仅仅是因邓在4月要求过见主席吗？有关联的是：就在武汉东湖之时，毛泽东于7月15日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王力认为，“当时主席已经对林彪不满，流露出想用邓小平换林彪的意思”53。王力这两句讲的是事实吗？可能。

毛、林在文革问题上开始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汉事件后露出了蛛丝马迹，杨成武公开的系列回忆多次流露出来了一些迹象，仅作为一种参考。林彪在67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抢枪问题，毛给江青的信说“并不严重”；随之，林又主张起草严禁抢夺枪支的通告，由总理去商办。林与毛对事件后的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会上，也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之后，一反亢奋状态，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还是怪异诡秘的。

不过，正是武汉事件以来，足以显示林影响军队运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队文革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决定作用（“5.13事件”是一个标志，“7.20”后“三军无革派”则影响了全军）；军委看守小组转变成军委办事组。在支持武汉和维护军队稳定的一个大旋回中，林系军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确发展了。被周恩来挽回的党政官员体系，想收回在运动初丧失的权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风云人物的犹疑，也在这时发展到一个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在总体失望，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其后，才产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想法。

特别是，经过了热月，毛泽东9月在武汉又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54他一再要身边的军政官员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些内容，武汉军区的曾、刘首长，立即向学生们传达了。戚本禹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也当面向中央文革小组，再三谈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认为谁算想问题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学生们，则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主席在一年前的意思。

毛泽东想结束红卫兵运动的征象，从“武汉事件”以后业已明显出现。他感到依靠群众造反的大民主来改革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时间并不成熟吗？周恩来通过一系列促进大联合，审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员会，落实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敛与结束文化革命的步骤。不过，尽管出现“热月”，王力被软禁，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当年中共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基本态度，并不因为王力而祸及武汉；他也对武汉造反群众充满热忱，帮助和调教他们，他审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吸纳了一批激进的群众组织成员。或许，湖北的造反群众尝到热月的苦果，推迟了一年。

8月4日，毛泽东与江青写信要求“武装左派”，整整一个月后，中央颁布扭转形势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个江青出面讲话，动员群众，从自以为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舆论一再宣扬“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驱使学生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不过，文革的急剧转向，文革小组激进文人的更迭，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某些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们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进而，有人在9月14日、17日接连抛出大字报攻击文革组长陈伯达，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推行极左路线。“武汉事件”后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概括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开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广大群众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经转向了。

已经40年了！似乎仍然难以理解它——紧接着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之后，文革历史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文革历史而言，这里的“不能随心所欲”，包括广大热忱投身于运动的各派群众，也包括“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当年热情支持文化革命的群体，以及实质上反对运动的群体的种种言论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和干扰了毛的进军，历史就这样顺着各种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进。这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袖共同奋进创造的历史。

徐海亮：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 激流网

注释：

11.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P18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P44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周恩来对“北航红旗”井岗山、吴介之同学所言（1967年7月22日，于东湖宾馆）。

14.《毛泽东传（1949-1976）》，P15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5.出自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原话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

16.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参阅《“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公司，2003。

17.部分群众的认识，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华井冈山”核心的极左判断的影响。

18.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一直在地下或公开活动为“百万雄师”翻案的人，宣传有18万以上阶级兄弟被造反派殴伤或打死；1978年湖北当局为“720事件”平反，直接援用了这一来自民间的夸张数字，上报中央。

20.在八月上旬，周恩来一再批评的江西抢枪行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的。中央决定在江西试点武装左派。南昌、赣州、吉安、萍乡、抚州、向塘都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抢夺武器事件。

21.8月7日，周恩来指出：（湖南）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22.8月20日，河南刘建勋对造反群众说：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

23.徐景贤，《十年一梦》，p276，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4.谢富治22日从机场与李震回公安部的路上，就决定在部里公开传达毛泽东讲了多次的指示。

25.王力，《王力反思录》，P853，北星出版社，2001年。

2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P232，引自周恩来的摘记手稿，明镜出版社，2003年。

27.王力后来承认，在中央告武汉人民书上，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前面，加了个“党内军内”；新华社揭发，康生和关锋在报道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清样上增添了“揪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发[1980]77号文件附件一。1980年9月。

28.如军委空军成钧将军的检讨所流露。

29.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

30.当事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9月）。

31.广州军区秘书科迟泽厚与笔者回忆（2005年6月）。

32.冲击徐向前，似为“清华井冈山”在“三军无革派”影响下的自发行为，冲击徐海东，是江青和叶群授意，文革小组指示“北航红旗”做的。但是，毛、周担心的问题并未解决，在1968年12中全会上，又组织了对于徐帅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33.对文革冲突看成宗派斗争的怨言早就暗暗流传。空军的成钧1967年在一个检查里就承认自己把空军党委里的斗争，错误地理解成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四野整其他野战军的。严格说，因武汉事件牵连受到总参系统内部冲击的彭绍辉将军，也并不单是四方面军的。

34.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P445-4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35.在毛泽东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来还对广州问题说要以旗派为核心大联合，“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同日，对广西问题说：“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又批评两派抢援越军用物质。

36.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P308，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37.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时，谈到“毛主席认为依靠军队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军队夺权，乱不怕，只要军队站在毛主席一边，听毛主席指挥，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乱……国家机器一旦被资产阶级掌握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人民武装也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的政权的组织形式要保证人民武装不变质，人民解放军不变质，保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武装，或者是武装的人民。……军队支左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很大，这历史的教训也很严重的。……首先他违背了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军党论，一贯反对的军队直接代替党这样的论点，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样势必走向毛主席本来主观愿望的反面”。参见《王力反思录》，P848-851。因“反军乱军”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地谈文革教训，还是不韪敏感问题，实事求是的，可以作一参考。

38.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拄其间”，见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P499-50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9.一些部队同志（如广州军区的迟泽厚）至今觉得部队同志在武汉的事件仅仅是策略性不够，授文革小组以反军的口实。

40.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P161-162，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41.参阅周恩来在67-70年关于揭批“516反革命集团”的系列讲话。

42.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P36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类似叙述：“他……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见原书P240，明镜出版社，2003年。

43.《周恩来外交文选》，P48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44.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P234，新天出版社，1997年。

45.《毛泽东传（1949—1976）》，P1505-15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46.我们青年人在学习马克思正确对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赞扬公社经验时，往往不知公社优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的。

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P4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P189，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49.1967年继任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认为：“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零事件’后心态的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心态写照”，是值得参考的。其前任王广宇也认为事态发展，到8月中旬，“毛泽东终于发觉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与笔者交谈所说）

50.王力，《王力反思录》，P1018，北星出版社，2002年。

51.徐海亮，《东湖风云录》，P247，银河出版社，2005年。后来在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时，林彪又讲到：“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许世友在内……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是类似的想法。

52.邓榕的回忆，提到这次接见；但毛与邓最关键的话，涉及到毛、林、邓在文革中的微妙关系，她没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或故意不讲，或出版时被删，还是邓小平压根就没有给孩子谈。参阅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P4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53.王力，《王力反思录》，P1030，北星出版社，2002年。

54.《毛泽东思想万岁》（五），武汉钢二司宣传部印制，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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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Ｏ事件”中的８２０１与８１９９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队

余汝信


部队代号，是为密化部队番号的真实名称而规定的代称，一般以数码、单词（字）单独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在特定的保密时段过后，大多应可解密。然而，文革距今已三十多年，虽则当年的军事单位，今天已有相当大比例撤销了番号、建制，但众多的介入地方“三支两军”的部队，其代号所隐匿的真实“身份”，至今仍难以析解，成为我们在研判文革史料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譬如著名的武汉“七二Ｏ事件”中的“８２０１部队”和“８１９９部队”，就难倒了不少研究者，弄不清或弄错了这些数码所替代的部队真实番号。本文仅尝试将这两支曾经深入地介入武汉地区文革的部队之历史沿革及其在“七二Ｏ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概述。

一、“七二Ｏ事件”前的“８２０１”与“８１９９”

８２０１部队，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代号。

该师的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文革前的体制，总队受公安部队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由省公安厅党组）双重领导，执行内卫执勤任务，辖三个直属团，两个专区支队，六个专、市大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总队第一政委由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挂名兼任，总队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牛、蔡两人均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方到职，其中蔡资格尤老，１９３２年十七岁即参加鄂豫皖红２５军，建国后长期在公安武警部队任职，历任公安１９师政委，内卫２师政委，沈阳军区公安军副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广东省武装警察总队、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惟１９６２年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未前，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由广东平调湖北。

１９６６年２月，毛泽东指令撤销公安部队番号。６月７日，军委电令，自７月１日起，全国公安部队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在此大形势下，总参、总政于８月２４日批复武汉军区，同意将湖北省公安部队整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独立第５、６团。９月１２日，湖北省军区公布整编命令及番号，独立师师部由省公安总队部整编，驻武昌，下辖步兵第１、２、３、４团和轮训队，其中步兵第１团由省军区独立团整编，第２、３、４团由公安总队整编，分驻汉口、武昌、襄阳、沙洋。独立第５、６团拟拨归武汉市人武部领导，驻武汉市，次年３月，这两个团也拨归独立师领导。至“七二Ｏ事件”前夕，独立师有四个团的兵力驻在武汉市内。牛怀龙，蔡炳臣在整编时分别改任师长、政委，两人在后来的“七二Ｏ事件”中均成为知名人物。

８１９９部队，是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第２９师的代号。

第２９师原属二野第１０军建制。１９５１年，奉命编入第１５军序列入朝。在朝历经三年，１９５４年５月返国，驻湖北安陆。１９５５年６月，武汉军区成立，随１５军建制编入武汉军区序列，１０月，进驻湖北孝感花园镇新营房。１９６０年６月，由步兵第２９师改番号为陆军第２９师，同年１０月，代号由００４９部队改为６９４１部队。１９６１年２月，军委决定第２９师为武汉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４日，军委电令１５军军部及其所辖第４４师、第４５师改建为空降兵，原驻河南开封的空降兵师亦编入１５军序列，第２９师同时脱离１５军建制，归武汉军区直接领导。１９６２年５月，第２９师代号改为８１９９部队，下辖步兵第８５、８６、８７团，炮兵第３２３团和坦克第４５团的代号依次改为８２０５、８２０６、８２０７、８５０３、８２０４部队。１９６７年，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根据张昭剑后来为《河北革命将领传》一书提供的简历，其为河北栾城人，１９２３年生，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１９５５年９月授上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大校。而据２９师后来编写的师史，张昭剑１９６２年调２９师任副政委，１９６４年升任师政委。“七二Ｏ事件”中，张昭剑也是一关键人物。

１９６７年，湖北省境内仅有以上两个陆军师，这两个师，前者属地方部队系列，后者属野战军系列，在“七二Ｏ事件”中，表现各异，分别成了“支保”和“支左”的典型。

二、远镜头：１９６７年１－６月，武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背书，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此后的武汉三镇，形成武汉军区与造反派、保守派群众组织三者之间博弈的局面。

２月８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当前局势的声明》，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武汉军区在用强力弹压区内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的同时，２月１８日，发表《严正声明》，指责了“二·八声明”及香花派，３月１７日，与公安机关联手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接着，３月２１日，又发表《通告》等文件，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３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前些时候已近绝迹的保守派组织纷纷死灰复燃。

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造反派伺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老谭”——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保守派也不甘示弱，于５月１６日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如陈再道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武汉军区从感情上倾向于保守派，致使军区在６月４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脱胎于公安部队，习惯于阶级斗争的省军区独立师，大部分官兵的观点与百万雄师一致，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牛鬼蛇神翻天”。据造反派后来称，本不应介入两派之争的独立师，一些人参与了“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组织领导工作，而百万雄师最主要的口号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所谓牛鬼蛇神，当然就是指造反派中人了。

5、６月间，武汉地区两派武斗不断，６月中旬后更趋剧烈。６月１７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６月２６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北京的来电有利于造反派，６月２８日，武汉军区也不得不发出《通告》以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但聚集于武汉上空的阴霾并未因此而散去。

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２月２８日，陆军第２９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陆２９师此前并无介入地方“支左”，与湖北地方关系不深，对于武汉两派态度亦较为中性。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知道这一应该是武汉军区制订而得到军委首肯的调动方案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推测，将２９师调至军区大院侧旁，当初大概有拱卫军区指挥机关之意，惟这一调动步署客观上却打破了省军区独立师在武汉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为后来“七二○事件”的进程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中镜头：１９６７年７月上中旬，武汉

剑拔弩张的“七二Ｏ”前夕武汉局势，陈再道、王力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似已述之甚详。不过，陈、王都不免会站在各自立场说话，好在我们今天还有此时期大量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及其他渠道资料可供参考，从而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将事态的演进过程重新组合如下。

７月６、７、９日

周恩来等连续在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７月１０日

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周事前是知道６月２６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电报的，因该电原拟“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将责任归之康生一人，应不妥）。

７月１３日

晚，周恩来电话告正在重庆代表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谢富治，要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谢等抵汉（以上是王力的说法。陈再道说王力与关锋“经过密谋策划，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来”，亦应与事实不符）。

７月１４日

晨２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后同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中央对武汉军区的不信任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陈在回忆录中说他心里很纳闷，周来武汉“是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不知他们为什么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应是周本人不让武汉军区事前知道）。

晚，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入住东湖客舍内梅岭一号，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

毛下榻处——东湖客舍梅岭一号

晚１０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谈话，之后，又于１１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

“百万雄师”与军队对峙

７月１５日

晨，毛找谢、王汇报西南情况，后又找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一并听取了汇报。毛在此间提出了中央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示要先从部队解决，并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７月１５－１８日

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王力称这次会议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本文从陈再道说）。周在经毛审阅同意的会议讲话中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王力回忆录及当时造反派出版物的说法，陈再道回忆说毛当时的指示称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分析，应以前者为确）。

７月１５－１７日

谢富治及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７月１８日

晚，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这是毛１４日抵汉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毛在召见时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要武汉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当即返京。临行前，周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

７月１９日

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总部，谢、王重申了前两天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时的讲话精神。

下午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王力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至深夜１１时多方散会。

百万雄师一派对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处的讲话极之不满，反应强烈，他们并不了解那是毛、周亲自定的调，将其归罪于谢、王（主要是王）。[1]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四、近镜头：７月２０－２２日，武汉

有关“七二Ｏ事件”前后数天的情况，陈再道，王力已有回忆录可资参阅。以下陆２９师及省军区独立师“七二Ｏ”当天及７月２１日的行动情况，引自于陆２９师当年８月４日整理的《七·二Ｏ叛乱实况》，亦可供研究者参考鉴别。

２０日凌晨３时多，２９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２９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清晨６时左右，在原警卫东湖客舍的独立师一部分人的引领下，更多的百万雄师派一群群人冲进了东湖客舍，张昭剑用身体抵挡百万雄师的群众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百万雄师人多势众，王力及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红卫兵全被架上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四号楼。

张昭剑在东湖客舍安顿好部队，立即乘车赶赴军区大院，此时王力已受到围攻殴打，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张昭剑一直紧跟王力周围，立即组织了驻军区大院的２９师侦察连、四连、六连，分布在四号楼内，堵住了大门、侧门与楼梯，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

下午２时多，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人，２９师指战员用身体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掩护，楼下接应，搀扶着重伤的王力下楼，上车后冲向二号营门，部队乘机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四号楼。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仍留在四号楼与百万雄师的群众周旋，后也安然撤出。

下午３时许，王力乘车来到２９师机关驻地，住进六号楼。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黄昏时，情况越来越紧张，张昭剑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附近洪山树林草丛里，王力刚离开六号楼，独立师的一些成员就冲进了六号楼，逼２９师交出王力，遭到拒绝。

２１日，凌晨２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两次冲进２９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２９师交出王力，并扬言要搜查，２９师领导当面予以斥责，独立师、百万雄师无功而还。

王力在张昭剑、保卫部王科长陪同下，在遍地荆棘、野草丛生的山坡上渡过了一夜。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来到２９师所属七连，说明了事情经过后，将王力安置在七连驻地。下午２时多，武空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七连在２９师张绪师长、解立根参长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冲过封锁，顺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驻地。

以下，为综合各种资料重新整理组合的一个时间表。

７月２０日

上午，北京，周恩来在林彪处开会。下午，周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距武汉市区６０多公里、受武空严密控制的山坡机场。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１５军第４４师１３２团，第４５师１３３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下午，邱会作乘专机抵汉。下午５时多，邱见到了仍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并转达了林彪、江青的意见，请毛转移到别的地方，毛考虑再三终同意。晚８时多，毛决意去上海。[2]

７月２１日

凌晨２时，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毛泽东乘坐武空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的秘密护送下，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打破自１９５７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空３４师专机到上海。

７月２２日

凌晨３时多，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从武空司令部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回忆说，周与其见面时，“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

上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让叶明、孔庆德住到２９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功。

王力回忆说，周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谢、王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

《人民日报》关于谢、王回京的报道

王力后来还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七二Ｏ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以至这种激化反映到军内来的一次总爆发。弄得不好，这种激化会漫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演变为内战，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惟始料不及的是，“七二Ｏ事件”对毛本人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启机，使毛看到了事态演变下去的严重性，促成了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从“乱”走向“治”。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王力这位“七二Ｏ”的英雄，在一个月后却不可思议地成为毛为实现其急转弯的“战略步署”而抛弃的替罪羊。

五、“七二Ｏ事件”之后

７月２３日

凌晨３时，在周恩来草拟的、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武汉军区十五人（包括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开会，自此，陈等实际上已“靠边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１５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４４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８月１７日，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及陆２９师所控制。

７月３０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８月３日

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１５军领导。及后，独立师撤出武汉地区，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当时，社会上有传闻称独立师因“七二Ｏ事件”被撤销了番号，不确（独立师是１９７５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大量裁减地方部队后方撤销建制的，此际距“七二Ｏ事件”已有八、九年，与“七二Ｏ事件”无关）。

1967年8月4日，北京“三军”在京揪斗（从左至右）陈再道、蔡炳臣、牛怀龙、巴方廷、钟汉华。

８月１５日

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同时，将陆２９师划归空降兵第１５军建制。

同日，军委命令，空降兵第１５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空副司令员，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原军政委王新已于８月６日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　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方铭任主任，张绪、张昭剑等任副主任。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３日

军委电令，由武汉军区组建一个军部，番号称陆军第１７军，将陆军第２９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１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拨归该军建制领导，河南省军区独立第１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陆军第５０、５１师，陆军第２９师番号不变（翌年１２月，改称为陆军第４９师）。９月７日，军委令空降兵第１５军副军长张治银为陆军第１７军军长，张昭剑为军政委。张昭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师政委擢升至军政委，与其在“七二Ｏ事件”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撤销陆军第１７军建制。该军撤销后，陆军第４９师重新直属武汉军区建制领导，陆军第５１师改编回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０日

军委电令，调陆军第４９师归兰州军区陆军第１９军建制领导，番号改称陆军第５６师。同年４月，撤销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建制。

最后，交代一下“七二Ｏ事件”的几个主角后来的情况。陈再道、钟汉华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同时恢复工作，陈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数年后，又重新担任大军区正职职务，陈先后任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先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于１９７３年３－４月间同时恢复工作。牛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巴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７８年５月，蔡炳臣调升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同年８月病逝。张绪，１９７８年１月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副军长调任武空司令部副参谋长，１９８３年离休。张昭剑，１９６８年９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任陆军第１７军政委，短命的１７军撤销后，未及５０岁的他却未再有新的任命。正所谓此消彼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对张昭剑在“七二Ｏ事件”中“听空军的”、“将王力藏了起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陈再道，逐步恢复了权力，而仕途上曾经得意一时的张昭剑，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主要参考书目

１、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湖北省军区军事志编辑室：《湖北省志·军事》人民共和国部分送审稿，１９９３）。

４、湖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湖
北省军区政治部，１９８８）。

５、陆军第５６师军史编写组：《陆军第五十六师军史》（１９８５）。

６、《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Ｏ”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１９６７年８月于武汉）。

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７年１－７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１９６７年８月）。

[1]2016年注 资深的“七二○事件”研究者徐海亮告诉笔者，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讲话中向军区提了八点“建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陈再道后来检讨称：“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七二○’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王力7月19日在军区师级会议上传达了周18日讲话精神要点。徐海亮称，“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乃至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忽视了首先是独立师指战员到军区‘造反’，他们并非听了王力在水院的录音，而是听了师里的传达——甚至是传言。”（见徐海亮：《“七二○”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页277-286。）徐言极是。

[2]2016年注 这是《陈再道回忆录》中的说法。据邱会作本人称，他是在7月21日凌晨约三时多在王家墩机场见到毛泽东的。换言之，在接到北京的信之前，毛已决定离开武汉。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34。应以邱说为准。

[yellowcranetower]

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回忆中的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

·徐海亮·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对于１９６７年武汉“７２０事件”的回忆、论说渐渐多
了起来，但是除杨成武和王力之外，其他的回忆对于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运作过程
不太可能记载清楚，甚至有的脱离历史环境去捕风捉影，把林彪、江青作为罪魁祸
首，扭曲了一些历史事实，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运
作。当时参与主持军队高层工作的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
，在中央组织下——特别是周恩来的领导下，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央对于武汉问题
与“７２０事件”的处理工作，亲历漩涡中心，近年他们三人的回忆录相继出版，
给该事件的历史研究留下第一手资料。对比他们的相关回忆，使研究者更能贴近事
实真相去探讨这个历史事件。

◇　开始参与处理武汉问题

吴李邱三人回忆中，仅李作鹏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事宜。其
回忆云：“７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个新的指示说：‘一年开张，
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此后就离开北京，视察大江南北，亲自看看
外地情况。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和总参组织了一个精干指挥班子随行。由于此行有毛
主席可能要在长江游泳的计划，为了保护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总理决定我也参加
陪同。而周总理则是两地跑，有时在外地毛主席那里，有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我亲眼目睹和参与处理了
事件的前前后后。”（《李作鹏回忆录》，页４２８－４２９）

李的回忆没有叙述他是否参加了７月１３日在大会堂的党政军最高层会议，笔
者认为，既然上述内容就是这次高层碰头会的基本精神，而且“总理决定”李也参
加陪同，他俩当晚就离开北京去武汉打前站，李作鹏有可能也参加了１３日下午的
高层会议，尽管他此前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吴法宪的相关回忆，也没有提到
１３日的重要会议，对毛泽东的南巡讲的不甚清楚，但作为碰头会议成员，吴法宪
应该参加了１３日的高层会议，该会议也涉及一些人事安排，吴有实际的任务——
比如调动专机师飞机当晚就送总理和李作鹏去武汉，以及通知武汉空军领导接机。
邱会作回忆同样没有提到自己是否参加该会议，可能没有参加，从他回忆文字看，
当时一些重大事情，最先都是吴法宪告诉或通知他的。

从回忆看，他们三人在武汉事件之前，对武汉形势的基本认识一致，同情军区
倾向。

◇　事件之前中央在武汉的工作

这方面，只有李作鹏在现场，回忆最为直接：“７月１５日，毛主席在别墅听
取华东、中南地区的领导汇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
再道，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文革情况的汇报。我则随杨成武及中办、总参、海军、武
汉军区的有关人员，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计划，到长江岸边检查主席游泳的准备情况
。
７月１６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
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会议。　……
接着，１７号、１８号连续两天，周总理及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又连续召开
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负责人，对武汉地区文革情况和军队支左情况的详细汇报
。我也参加了旁听……
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
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李作鹏回忆录》，页４２９）

李作鹏作为旁听者对当时情势的基本估计，十分重要，即中央领导与军区领导
意见“十分对立”。笔者理解他这里指的中央领导决非王力，而这是事件爆发前的
重要背景。

吴法宪的回忆中，涉及这几天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其他人的回忆间接（如杨成
武、陈再道）得来的。但他也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参与的重要记录，即回到北京的
当天晚上（按：应该为１９日凌晨），“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
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
，……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
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回忆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
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
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吴书，页６８４－６８５）

这段回忆说明周恩来在１８日深夜回北京，立即将武汉情况和中央处理意见，
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并布置了军队系统的配合、执行动作。这是邱的回忆中未
提到的。

但是，邱会作的回忆也涉及更多的后来北京方面的反应。

邱在北京，事件之前，他是属于同情和理解陈再道观点的。但很快就听说了陈
再道无视总理的劝说发生冲突。邱说：“总理那么难，总理那么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陈再道听不进去，反而跟总理顶撞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
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总理批评他，总
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陈再
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他的错误就在这里。”（《邱会作回忆录》，页５３２－５
３３）在２００４年，笔者采访该事件知情者时，找到采访过邱会作的军内研究者
刘家驹，他的文字记录是（事件爆发当天）“听说前天总理做工作，陈和总理争吵
，陈还拍了桌子”。（《武汉７２０事件实录》，页１００，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

李作鹏相关回忆将武汉和北京两地高层领导在事件爆发时的判断记载如下：“
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
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的紧张。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汉情况，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证
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周总理当天下午由北京飞回武汉。林彪、江青等人来信与毛主席商量，决定
毛主席秘密转移到上海。”（《李作鹏回忆录》，页４３０）

李作鹏的回忆记述了事件爆发，局势紧急，在毛泽东周围的人都很紧张，他所
知在北京的中央领导，是以组织形式决定（非个人行为），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
汉。

◇　北京方面的反应

邱会作回忆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７月２０日中午，“吴
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代总长他们都在武汉　。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要
派一个得力干部到武汉去一趟，准备应急措施……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各方
面的条件都合适。”（《邱会作回忆录》，页５３３）

当天下午四时，邱会作到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彪。叶群对他说：“汪东兴、张
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
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
理已经又回武汉了。”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
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
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
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
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
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
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
安全，避免流血事件’。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邱会作回忆录》，页５３３－５３４）

邱会作生前给刘家驹也述说有一段类似回忆，录下以作佐证：“汪东兴他们要
求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
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江青要死要活求林彪
、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的安全。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
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１５军派部队赶赴现场。
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
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
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
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
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你立即告诉吴
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见
《武汉７２０事件实录》，页１００）

以上一长段邱的回忆，记载了当天在武汉和北京最高层的反应，涉及到毛泽东
和在汉的数位中央军政要员的态度，也涉及到在京的周恩来、林彪与其他军政要员
的言行，特别是这些领导对于局势的估计和紧急行动，是研究“７２０事件”的非
常重要的参考。林彪提到空１５军和２９师，绝非有人事后认为是打压武汉军区的
阴谋，因为这些部队是毛、周决定去武汉就认定要借重的，是２０日中央在大会堂
研究对策时集体确认的，也是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和作战部长们在东湖商量要
调动的。尽管邱会作当天没有见到周恩来，但周在上午的紧急会议上起到关键的决
策作用，周和林商量后，中央集体决定要求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周也立即飞赴武
汉处理问题。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可作参考：“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
到林彪，问他怎么办……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
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
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
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吴法宪回忆录》，页６８７
）中央在那时的运作规则，不容戏说。

以上有关过程，当天在场的戚本禹回忆也是一致的，据说他还修改了该信。

◇　邱会作赴武汉，毛泽东飞离武汉

邱会作当日即飞武汉，但到次日凌晨才在汉口机场见到毛泽东，转林彪的话和
信，亲见主席座机飞离武汉。他是这样回忆的：“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
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０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
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
名护士，我们乘依尔ｌ８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王家墩机场。…
…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
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
，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
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向主席在机场的
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
先就说：　‘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
，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
心话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
‘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
漱。
“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
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
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
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
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邱会作
回忆录》，页５３４－５３５）

这一段回忆准确地记载了邱飞赴武汉的经过，他并未如某些书说的到达武昌东
湖宾馆，而是在汉口机场待命，并在凌晨和清晨两次在机场的专列上见到毛泽东，
最后到专机上又去看了主席，亲见飞机起飞。而吴的回忆则细致地说邱在２０日下
午两点多到武汉，由刘丰带到东湖，把信交给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受了陈再道
署名的回忆思路影响，是不实的。（陈回忆录中有关事件的某些细节，陈非当事人
，回忆录撰写者更非当事人，仅凭一些后来林彪与刘丰审查传言，与事实大有出入
）笔者担心记忆时间有误，还特地采访随同邱去武汉的警卫员，确认他们没有去武
昌东湖（蒋平安证言见《武汉７２０事件实录》，页１０４）。

吴法宪的回忆了毛泽东转移的过程：“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
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

又回忆道：“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
立即命令空军３４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
才在７月２０日晚上９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７月２１日凌晨一点多钟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
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
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
，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
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吴法宪回忆录》，页６８８）

但当时空军总指挥的吴司令也记错了，２３２号专机不是凌晨，而是上午飞上
海的。

◇　周恩来在武汉善后

周恩来再次到达武汉，除了劝毛泽东离开和组织毛泽东安全转移外，另一个任
务就是要求武汉军区找到被绑架走的王力。李作鹏此时就在周的身边，他目睹了总
理做陈工作遭到拒绝，回忆披露了周、陈重要对话过程：“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
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
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３时后才熄灯，上午９时后拉开
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１１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７
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
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
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
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当时周总理最关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处寻找。２０日和２１日上午均
无任何消息。”（《李作鹏回忆录》，页４３１）

李的回忆说明，毛泽东离开以后，宾馆的气氛仍然很紧张；当时北京来人集中
住到百花一号，李本来和杨成武等军队领导住二楼（其二楼房间不多，开间也很小
），周恩来住在一楼尽头大套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交换了住房，连拉窗帘和
开关电灯习惯也不做变动。更重要的是，李作鹏在周恩来身边，亲眼见到了周与陈
再道做工作和严词训诫陈的过程，周恩来对陈在武汉事件里的言行、态度，作了极
严厉的定性批评，以至提出要陈再道离开武汉到北京去，含义十分明显，这些是其
他任何回忆与采访没有披露的。吴法宪回忆里（页６８８）说周恩来２２日临离开
汉口机场时召开会议，对陈、钟“采取了临时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暂时负
责武汉军区的工作”，应该指的也是周当时采取的人事变动措施。

李对于事件有一个很贴切的概括：“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
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
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李作鹏回忆录》，页４
３３）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当事人的评价，他在当时中央的立场上维护此历史事实，
不论中央后来出现和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原则与人事更迭。虽然，许多非当事人或后
来者在毛泽东与周恩来辞世之后，已经不这么去看史实了。

[yellowcranetower]

在“913”林彪殒命大漠41周年前夕，林彪与叶群唯一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叙述这一事件和相关人与事的《林豆豆口述》一书近日在香港出版。

林豆豆书中回忆有几句话，被印在这本书的封底：

“林豆豆说：震惊全国的中央[71]57号文件中说我在紧要关头，‘揭发’了林彪‘私调飞机，叛国投敌的罪行’，纯属无中生有的蓄意虚构！

“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叶群说：主席、江青叫我办事，我都留文字根据，到时候，如果要赖到我头上，我就拿出来。

“林立果说：如果林彪不走，他将是刘少奇第二。”

四个人说出的话，都引出一段鲜为人知又惊心动魄的秘辛。

例如“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就披露了1967年震惊全国的“720”事件真相的另一面。众所周知，武汉“720”事件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大事。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处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争斗，湖北军区独立师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因不满谢富治和王力的处理意见，便发动数十万人冲击谢、王驻地，严重危及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乘飞机转到上海，谢富治、王力也脱险回到北京，北京举行了隆重欢迎谢王的百万军民大会。中央公开表态后，“百万雄师”垮台，武汉军区改组。此事对“文革”后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林彪、周恩来和江青等各方人等都为毛泽东的安危担心，毛泽东却任凭“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坚持不肯离开武汉。奥秘何在？是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不！毛泽东不肯离开的理由，实在匪夷所思。

林豆豆叙述了她当时听闻的情况：“叶群说：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具体原因我还搞不清楚。大约1968年底后，叶群带着我多次问过汪东兴。汪东兴开始只字不露，后来当着我对叶群说：别墅里有一个……主席舍不得离开，怎么劝也不行。过去主席一去武汉，就舍不得走。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一去就住几个月。”

文中的那个省略号，是否让人费解？但参考林豆豆书中其它文字，就明白了：这是一位被称作“刘某某”的年轻女士。

林豆豆又说：“九大后，林立果给我讲了同样的情况。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林豆豆还强调说：“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

类似这样的内幕，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报导说，这本书还辑录了林豆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林彪女儿和《空军报》记者的身份所写的部分报导、文章。此书不仅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毛泽东时代在“伟大光荣正确”外表之下的绞肉机本质，无疑也对人们深入理解“文革”高潮中突然爆发的林彪事件，复原整个拼图，提供了很多关键性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