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岳飞文化遗迹及其变迁简论
张全明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
摘 要：今武汉所属之武昌、汉阳城区，是当时岳家军驻扎的大本营和北伐基地，也是当时岳飞指挥抗金的帅府所在地。岳飞屯驻鄂州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七年。因此，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岳飞及其率领的岳家军的历史文化遗迹。从几百年来武汉城区的时空变迁入手，对南宋初年岳飞及岳家军在其曾长期驻守的鄂州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多视觉的论述，涉及天文历算、水陆变迁、城址变化、官署建毁以及历史文献及其记录差异等，将历史地理考证与历史文献记载核校勘对，详实地论证了当年岳飞与岳家军所留历史文化遗迹与后世重建之岳飞历史文化遗迹之区别；重点论证了今武汉地区在南宋时于此所建的中国最早的岳王庙以及岳府、岳家军帅府、岳家军屯营、忠烈庙、黄鹤楼、岳武穆遗像亭、报国庵、岳飞街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古今武汉岳飞文化遗迹。
关键词：岳飞；宋代；鄂州；岳家军；文化遗迹
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与民族英雄，也是南宋以来著名的文化名人、诗词作家与书法家。岳飞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如今可谓家喻户晓；但相对而言，他与今武汉城区深厚的历史渊源却知之者寡。事实上，在岳飞短暂人生的最后七年，大多都是在今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的；今武汉城区是当时岳家军驻扎的大本营和北伐基地，是岳飞当时统帅岳家军抗金的指挥部所在地。这七年，也是岳飞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七年。在今武昌、汉阳等地，历来分布有岳飞及其率领的岳家军等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然而，由于历史上时空环境尤其是今武汉地区地势地貌的变化，加上岳飞的生平事迹在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以后被编撰为种种传奇般和神话般的故事而流传甚广，因此，今武汉城区究竟现存有哪些岳飞文化遗迹、这些文化遗迹的地址何在等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的似是而非，以讹传讹。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今武汉城区岳文化遗迹及其名称、地址变迁与历史文献源流而存有时空范围等争议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以期不吝指正。
一、宋代鄂州：岳家军大本营的时空环境
要想了解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迹，必须清楚地知晓宋代鄂州地区的时空环境。这是因为，当年岳飞的所有军事活动都离不开这一时空范围的制约，或者说，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迹也只能在这一时空范围内发生与变化。如果脱离了这一区域来论述武汉岳飞文化遗迹的具体所在，只能是无稽之谈，其结果也只能是缘木求鱼。就时间范围而言，岳飞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即公历１１０３年３月３１日，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实为公元 １１４２ 年 ２ 月 ３ 日。众所周知，公元 １５８２ 年 １０ 月，罗马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新历法取代了原罗马凯撒大帝所颁布的儒略历。是年１０月少了１０天，１０月４日之后紧接着就是１０月１５日。而西方人为了弥补公历１５８２年１０月以前不同时期的时间误差，就将儒略历日期相应地加减上数天不等，从而换算成今天的公历。然而，中国历史上多用皇帝纪年，古人的生日皆用农历，由于有人不清楚在把中国农历日期转换成公历时格里高利历与儒略历的时间误差，所以，在查阅有关岳飞生卒年的相关资料时，有多种涉及这一年月日期的错误，甚至有的较为严谨的涉及岳飞的学术论著也存在一定的日期换算失误。
就空间范围而言，自古至今，武汉一直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正如宋人所说，“江汉至鄂始合流”［ １ ］卷五，《古体诗·题董亨道八景图》 。即使自１９２７年开始出现“武汉”这一今通用地名以来，由于长江与汉水的分隔，武昌、汉阳、汉口多合称为“武汉三镇”，或谓“两江交汇”“三镇鼎立”［ ２ ］卷六，《总序》，第１页 。然而，在岳飞生活过的南宋之初，今武汉三镇实际上只有武昌、汉阳城两镇 ［３ ］《宋元明清卷》，第１页 。这是因为，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直至明代中期成化年间因汉水入江口改道才开始出现，原来多为沼泽等水体的汉口也才开始有人居住而发展成商业重镇。因此，很明显，汉口自然不会存有与南宋当年岳飞活动有关的文化遗迹。而即使是存有当年与岳飞活动有关文化遗迹的武昌与汉阳，其历史地理环境尤其是地势地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① 。这表明，了解宋代鄂州岳家军大本营及其活动的时空环境，是了解今武汉城区岳飞文化遗迹的最基本的历史地理认知基础。
南宋时期，鄂州（今武昌）与汉阳军（今汉阳）同样隔长江而东西对峙。这里历来地势低洼。由于长江河道至今湖南城陵矶后改为由南向北的流向，至今武昌北青山矶（今阳逻湾一带）后又折为由北向南，从而导致了当时鄂州城外三面皆被长江水道包围的地势状态；加上宋时这里的长江河道几乎没有堤防修筑，因此，当时鄂州城外，大多为各种水体分布，尤其是洪水季节，不是淹没为长江河道的一部分，就是陷为一片汪洋的湖泊或者沼泽之中。这在宋元人所撰《元丰九域志·荆湖北路·鄂州》《舆地纪胜·鄂州》与《宋史·地理志》《宋史·岳飞传》等相关史书中多有明确的记载。陆游曾在乾道六年（１１７０ ）行船自长江入蜀经鄂州（今武昌）时载道：江、汉“两岸皆葭苇，弥望祠之百里荒，又无挽路……平时行舟，多于此遇盗”；“二日，东岸苇稍薄缺，时见大江渺弥”［ ４ ］卷三，孝宗乾道六年九月 。
这一时期，武昌属荆湖北路鄂州治所，其城西临大江；其城墙北、东面大致为今武昌中山路一线，城外多为广袤的沙湖所围，南部大致在原长湖（即今紫阳湖）一带，南宋时缩小至今蛇山附近。其城周近十公里。至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 ），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其南部更扩至今武昌保安街、津水路一线，巡司河即为当时南部护城河。当时城周约十余公里。然即使至明代中期，宋代鄂州城虽已改为武昌府治，但当时武昌府城外地势稍高陆地仍然只有北通黄州、东至武昌县（今鄂州市）、南到咸宁的三条交通要道，其它地方仍多为水体所覆盖。而在当时武昌城内，除著名的“三台、八井、九山、九门”外，还有司湖、长湖、西湖、歌笛湖、墩子湖等“九湖”。据相关历史地理文献推测，今武昌城区周围之地貌，宋时水体约占十之五六，陆地仅为十之五四。可见，宋代岳飞在鄂州的活动范围及其遗留的文化遗迹，应该是受到当时的水陆环境所限制的。而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军城，宋时除东面为长江水道外，其南面还分布有汉水入江河道，“所谓江汉朝宗于海是也”［ ５ ］卷九四，《艺文志》 ，甚至在洪水季节，还多会出现数股入江河道滔滔并行的壮阔画面。两宋时，汉阳 或 军 或 县，废 置 反 复；汉 阳 城 “东 南 二 面 临 大 江，西 阻 湖，北 枕 大 别 山 （一 名 鲁 山，今 名 龟山）”［ ２ ］卷六，《地舆》，第７６页 ，时建时毁。据当时知汉阳军黄榦（为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之婿）所载：“汉阳军，地居江北，实巴蜀之咽喉，武昌之藩蔽”［ ６ ］卷二四，《四领监卒》 。古汉阳因南临汉水，“枕鲁山而城之” ［ ２ ］卷六，《地舆》，第７５页 ，正如“古义山南曰阳，水北曰阳”［ ７ ］卷上，《总序》 ，可谓“汉阳”地名之源。实际上也反映了宋代汉阳城的地理地势旧貌。
两宋时期，汉阳为荆湖北路汉阳军或隶鄂州属县治所。北宋时期，汉阳军或县城邑周长约三四公里，大致限于今汉阳西自古琴台沿鹦鹉大道、南至拦江路折向东、东临大江至今阳新路一线、北靠大别山的窄小区域内。古汉阳老城东西南北四至今仍存朝天门（或朝宗门）、西大街、南城巷、北城路等地名或遗址，也基本上反映了宋代汉阳城的主体范围。当时汉阳城内除大别山、凤栖山等地势较高外，其它地方则地势较低，甚至其城墙在宋代多次被汉水所冲毁，并有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复建，故南宋“嘉定初，知汉阳军事２①参见张全明著《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上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０６ — ２０７ 页等。此书对宋代鄂州（今武汉武昌）与汉阳地貌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水陆地势的变化有较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黄榦申两司总帅，屡请筑城，竟未施行”［ ２ ］卷六，《地舆》，第７５页 。不过，汉阳军城治在南宋后期经重修后有一定的缩小。至于大别山后当时地势更低洼的西北地区，也多为湖泊或沼泽等水体所覆盖。所以，宋代汉阳城外，其地势地貌也是以水体为主。史载，汉阳“郡城与武昌对峙，大江环抱东南”，汉水合滠水、沔水、沌水与大江会于此，“涨则弥漫于诸湖”；这里“虽为汉水泻流之地，但为江水汹涌横截，其口流不能泄，复逆折而上，故 太 白、新 潭、马 影、蒲 潭、沌 口、刀 环 等 湖，易 于 泛 溢，而 春 夏 水 涨，郡 治 常 苦 浸 没 之患”［ ５ ］卷二十，《水利志·汉阳府·汉阳县》 。可见，今汉阳城区之地貌，宋时水体范围较南岸武昌地区比例要高，大约占十之六七，陆地仅为十之四三。所以，当年岳家军在汉阳活动的旧址遗迹之变迁更大。
不仅如此，“明成化初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 ５ ］卷二十，《水利志·汉阳府·汉阳县》 。这表明，至明宪宗成化（１４６５ — １４８７ ）初年，因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其原有的简易堤防多次被洪水冲决，以致最终在今汉阳西郭师口（今名郭茨口）附近决口东下，从而发生了大的改道，汉水因此不再从原来的汉阳城南今鹦鹉洲一带汇入长江，而是改在今龟山以北形成了合而为一的汉水入江主河道，也因此把原汉阳县地一分为二。此后，长江之北、汉水之南仍名汉阳，而长江、汉水之北则称名汉口。汉口也正是从明代前中期开始，因汉水、长江的水运之利而一跃成为当时商贸发达的“四大名镇”之一。南宋汉阳在明代被一分为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确立部分岳飞文化遗迹的空间范围奠定了基础。
二、武汉岳飞文化遗迹及其文献记录
在今武汉城区，究竟有多少与岳飞相关的文化遗址或遗迹？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出确切结论的问题。由于史书对其中有些问题语焉不详，很多疑难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从理论上讲，自南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 ）开始，抗金名将岳飞任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等职，移屯鄂州（今武昌）达７年之久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３页 。岳飞一生中的抗金活动主要是以鄂州为基地的。他率部从鄂州出发，期冀恢复中原，北伐抗金，驰援淮西，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丰功伟业。岳飞在征战沙场的戎马倥偬之余，其足迹遍及今武汉地区的山山水水。按此推断，其战斗、生活中遗留的文化遗迹应该有成百上千。而且在岳飞故去后的 ８００余年中，武汉人民一直怀念岳飞，敬仰其“尽忠报国”［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３页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又不断兴建或命名了一大批与他有关的文化建筑和遗址，而且许多遗迹反复建毁。因此，自宋以来，在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数量应该是历代都有所增加而不断变化的。
从史籍来看，对于所涉岳飞研究的历史文献问题，著名的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曾指出：“南宋一代，记载岳飞生平事迹的史书或专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为官修史书中的记载；二为私人的著述；三为出自岳飞之孙的《行实编年》，它虽也同样是私人著述，却应另列为家传的系统。”［ ９ ］ ４３２ 邓先生还指出，飞研究虽可以这三大类文献为主，但“分属于上述三个系统中的一些记载，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不可凭信的成分在内”［ ９ ］ ４３３ ，至于“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等，“既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虚构的情节和场面也太多”，“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全少可取之处”［ ９ ］ ３ 。因此，即使是仅研究今武汉的岳飞文化遗迹问题，自然也应以相对可靠的有关官私史书与岳飞自撰诗文等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道。
众所周知，现存较为集中地记载岳飞在鄂州活动的官私文献典籍，主要是《宋史·岳飞传》与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另外，李纲的《梁溪全集》、熊克的《中兴小历》即《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留正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章颖纂《宋朝南渡十将传》与《宋史·高宗本纪》《宋史·韩世忠传》以及《宋史》中之相关本纪、列传等。在这些载有大量与岳飞有关的史籍中，尤其是前四部史书，主要记录了岳飞一生及其家人、岳家军在鄂州屯兵七年的军旅经历，涵盖了其生活数载，屡涉长江，数渡黄河，四溯汉水，三返中原 ［１０ ］卷一六二，绍兴四年十月十三日 ，挥师北进，率兵抗金，收复襄邓六郡 ［１１ ］甲集卷十九，《边防一·岳飞襄阳之胜》，第４５３页 ，频战伊洛河淮 ［ １２ ］卷八七，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 ）二月丙戌 ，“复仇报国” ［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８页，多建奇功，“岳飞治军有法，秋毫无犯”［ １２ ］卷八八 ，绍兴五年四月庚申，最后却为昏君奸臣所害的整个历史的曲折过程。
同时，岳飞孙岳珂辑编的《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鄂国金佗续编》三十卷 ［１３ ］ ，也是现存最重要、最 详尽的记录岳飞一生尤其是其英雄事迹的历史文献 ① 。至于《金史》《文献通考》等其他相关史籍，有关岳飞的史实多显零星分散。《宋史·岳飞传》《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可谓记录岳飞抗金事迹的文献之源。遗憾的是，尽管这些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岳飞在鄂州统帅岳家军抗金的历史事实，涉及地名不计其数，但其具体地址又多语焉不详而有待考证。
据笔者统计，在今武汉市武昌城区与汉阳城区等地，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名异实同、或一事多名、一事多地而大致能确定其具体地址、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约有近５０处。其中主要有岳府、岳王府、岳帅府、忠烈庙、鄂王庙、岳王庙、岳飞庙、岳飞祠、精武庙、岳庙、岳飞访母迎归处、岳母起居室、岳母灵堂、小东门、忠孝门、岳飞广场、岳武穆遗像亭、岳飞亭、岳亭、至宝碑、精忠报国石坊、岳飞功德坊、岳飞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岳家军青沙石浮雕、黄鹤楼、鹦鹉洲、南楼、黄鹄山、蛇山、鲁山、大别山、岳家军大本营、岳家军营、岳家军校场、中军营、岳家军马队、岳家军马房、岳家军步骑训练地、岳家军水军训练地、郭师口、郭茨口、马沧湖、武昌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岳家军过江渡口、岳飞王彦会见地、报国巷、报国庵、翠微路、冰塘角、催子湾、东山、洪山、宝通寺、岳柏岳松、岳飞街等。 ［３ ］《宋元明清卷》，第８５ －１００页。其中，所涉最盛时差不多有十余万岳家军之军营、渡口与其步、骑、水兵训练地等，因当时条件简陋，而不可能仅限于一处或少数几处，而应有多处不等，甚至散布当时汉阳、鄂州城内外以及鄂州城长江段与汉水下游两岸许多地区。
在上述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中，其名称、地址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主要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纪念性建筑或文化遗址以及岳家军的驻军地点等。在这些文化遗址中，部分有明确的古今文献记载，部分为民间口口相传而相沿至今。
岳飞广场：１９９３ 年建成，位处今武汉市武昌城内蛇山山脊中部黄鹤楼景区之东。岳飞广场的兴建，是因黄鹤楼为历代天下名胜，特别是岳飞驻鄂期间，曾登临黄鹤名楼并有诗词《登黄鹤楼有感》传世，故以此彰显岳飞与今武汉的历史渊源，宣传其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如王曾瑜先生所指出，近九百年来，“岳飞一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１４ ］ １ 。岳飞广场由“精忠报国”功德石坊、岳武穆遗像亭、岳飞扶鞍勒马铜雕塑像、“还我河山”石刻、浮刻“岳飞大战金兀术”青沙石群雕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诗词手迹等组成 ［１５ ］ ９４ － １２６ 。岳飞广场中的这组由坊、亭、铜雕、石刻等组成的岳飞文化遗迹，以岳飞扶鞍勒马铜雕塑像为中心主体，以石刻、牌坊等为烘托，可谓共融一体，相映生辉，突出了中华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不仅如此，在今黄鹤楼三楼大厅镌刻的壁画中，还陈列有一组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岳飞披戴盔甲，腰悬宝剑，左手扶剑鞘，右手欲拨剑的轩昂英姿，以此再现当年岳飞登临黄鹤楼头，缅怀故国之大好山河，抒发着“还我河山”的伟大政治抱负。
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１９３７年建，１９８１年重新修整，１９８３年定为武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处今武昌蛇山山脊中部黄鹤楼景区东之岳飞广场。武汉抗战初期，在旧岳庙废墟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１５８２ ）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半身遗像和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遂复建岳武穆遗像亭，移碑置于亭中，亭以碑得名，现碑系按明碑原拓复刻。此亭坐北朝南，为木石结构，六角攒尖顶，单檐外展，颇显端庄古朴。亭额为孔庆熙所题刻“岳武穆遗像亭”六字。其下石柱楹联为：“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 １５ ］ ９５ 碑上所刻岳飞像，线条遒劲，神态庄严，气势英武，可谓艺术杰作。
在今武昌地区，岳飞文化遗址还有相传已久的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忠孝门等。据传，今武昌沙湖东边的岳家嘴，就是当年岳家军一水军屯驻基地及其操练之所，“岳家嘴”也由此得名。至于上述地处岳帅府南附近的粮道街马蹄营，则相传为岳家军马队的主要驻扎地。不过，相关正史中对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而史书有所记载的“忠孝门”，其原名为宋、明武昌城门之一小东门。史载，宋仁宗皇祐初年（１０４９ ），鄂州知州李尧俞主持重修武昌城时即有小东门之名。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 ），岳母姚氏病故于鄂州岳飞帅府。其后，岳飞率子岳云跣足扶榇就是出武昌城小东门至庐山安葬，欲以孝守制。故４①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１ 页。此为现存最详尽收集岳飞生前著述的历史文献，也是目前研究岳飞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
岳飞丁母忧之孝行，传颂一时。至明，武昌城扩建定型后劈有九大城门，其东北即小东门。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 ），湖广都御史顾磷主持重修武昌城时，即为武昌多个城门改名，遂改小东门为忠孝门，以此纪念岳飞为母守孝之举。除武昌外，在今汉阳城区一带，有关岳飞的文化遗迹有报国巷、报国庵、兵藏阁、冰塘角、催子湾与翠微路、翠微街等。不过，这些遗迹的存世流传多缘于汉阳百姓纪念岳飞抗金的爱国英雄义举而得名，虽然当时可能有这类“历史真实”的发生，但现在已难找到可靠的历史文献依据。
报国巷：其名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之壮举而建“报国庵”，后庵废而改附近街区名“报国巷”，以存岳飞文化古迹。原报国巷位处今武汉市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据传，岳飞出师北伐，曾追击金兵至汉水边，于是，当地百姓忙扎竹木排以助岳家军强渡汉水。岳飞渡河取胜后极为感激当地民众，遂亲笔题写“精忠报国”四字相赠。汉阳百姓因敬仰岳将军的报国情怀，珍情其赠予的亲笔题字，便集资修建了一座庵堂，名为“报国庵”。庵内建有岳飞堂，陈设有岳飞塑像，并以岳飞题字“精忠报国”为匾额高悬堂上。今庵堂虽早已不存，但其遗址附近留下了一条以“报国庵”改名的街巷，即“报国巷”，以此承载汉阳百姓数百年来对岳飞的敬慕之情。
兵藏阁：今名冰塘角，位处今汉阳归元寺南附近。兵藏阁本为岳飞屯驻兵营之一隅。史载，岳飞治军甚严，兵屯驻地，从不扰民，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４页 。岳飞帅鄂屯驻汉阳时，常忧士兵夜宿惊扰百姓，遂令将兵安营扎寨于汉水北岸之翠微峰南麓，并将兵器藏于指定的营房阁中，还规定士兵不许随意外出，以免骚扰百姓，故后人因此名“兵藏阁”。其后数百年来，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的兵藏阁，其地名在口口相传中已逐渐演变为“冰塘角”。兵藏阁与冰塘角地名的出现与转化，既反映了岳家军克敌制胜的严明治军传统，又表明了民众对岳家军秋毫无犯的良好军民关系的怀念。
催子湾：故址在今汉阳五麟里社区西北角。相传，岳飞率兵曾在今汉阳赫山村扎营安寨时，见一老妇因家贫，儿子难以娶媳。于是，岳飞赠以银两，助其子娶媳完婚。老妇之子为报恩，遂应允为岳家军北上探查敌情，但其子娶媳后恋家又不愿启程。老妇心急，经常催子上路。其子只好与新婚妻子及家人挥别。此后，其子不知何故却再未能回归。可是，他在临终前托人带回的敌情却曾力助岳家军大胜金兵 ① 。据此，汉阳当地百姓便把这个村湾改名为“催子湾”［ １６ ］ ８５ 。“催子湾”也因此成为汉阳百姓与岳家军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军民关系的历史见证，也是自宋以来历代汉阳民众对岳飞爱国主义精神与实践言行的深情怀念。
其实，在今汉阳与武昌等地，还有许多岳家军营的屯驻或训练地点。史载，岳家军少时有六七万，盛时有十余万之众，如绍兴四年（１１３４ ），岳飞奏折中有“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的明确记载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２页 ；次年，又有“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的记录 ［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４页 。若如此，加上当时营房简陋而屯兵人数有限，因此，即使这一时期只有半数岳家军屯驻在今汉阳、武昌等地，其岳家军营房、校场、中军营、马队、马房与岳家军步骑水师训练地等应有数十处或更多不等。如当时汉阳境内汉水下游至入江口等地之郭师口（其名缘为历代屯兵地，“郭”为湖北方言“搁”音之转，此处有“搁放屯驻”之意，今名郭茨口）［ ６ ］卷二十，《鄂州州学四贤堂记》 、今鹦鹉洲原岳家军过江渡口、翠微路、马沧湖、墨水湖、岳飞王彦江岸会见地点与武昌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以及当时黄鹤楼下之鹦鹉洲上等地，应该都曾成为岳家军的屯驻之所，自然也是岳飞文化在今武汉地区的古迹承载地。
此外，武汉还有著名的“岳飞街”。这是现存于今武汉三镇之一汉口的唯一一个与岳飞文化相关的遗存。“岳飞街”形成于清末民初，在旧法租界内，原名由法界当局以一法国名将命名为“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大致为东西走向。其西南起于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当时此街为法国兵营、工部局、巡捕房等之驻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法租界被收回，因该地名含有外来殖民侵略之烙印，遂改以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为“岳飞街”［ １７ ］ ，其后沿用至今 ② 。“岳飞街”也因此成为至今传播武汉岳飞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而且，在１９９０年前后以来，在今岳飞街附近还衍生出了“岳飞小区”、“岳飞第二小区”、“岳飞社区中心”以及“江岸区岳飞社区养老院”等多个相关地名。
三、武汉岳飞文化遗迹名称与地址的变迁
自南宋初年岳飞屯鄂以来，由于时过境迁，环境变易，武汉岳飞文化遗迹的名称与地址已发生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变化。其中，以岳飞帅府、鄂王庙、精忠报国坊等最具有代表性。
自南宋以来，在武汉的岳飞文化遗迹中，一直是以岳飞帅府与岳王庙最为知名。这是因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时，荆湖北路所属鄂州以优越的战略地位，成为拱卫临安和北上抗金的军事重镇，从绍兴四年（１１３４ ）始，岳飞即为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寻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镇守鄂州。岳飞屯鄂期间，设有帅府，或名岳府、岳王府、岳帅府、岳家军帅府等，以为统领岳家军的核心中枢所在。然而，因岳飞“以恢复为己任”，驻鄂数年间多次大败金兵，宋高宗和秦桧等昏君奸臣深恐岳飞拥有重兵而“不肯附和议”［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３页 ，遂于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 ）除夕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等人杀害。岳飞之死激起鄂州军民极大悲愤，他们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在原帅府纪念岳飞。至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 ），宋孝宗即位后，岳飞千古 奇 冤 昭 雪，随 之 “诏 复 飞 官，以 礼 改 葬，赐 钱 百 万，求 其 后 悉 官 之。建 庙 于 鄂，号 ‘忠烈’”［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５页 。这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岳飞庙。宋宁宗嘉定四年（１２１１ ），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故岳飞庙又名为“鄂王庙”。当时，鄂王庙的规模及其祭祀文物以及陈列展品等都应该较宋孝宗时有所扩展。
据多种历史文献记载，武昌自设置城治府署以来，早期各种官衙一直以今武昌蛇山北部西北角司门口一带为中心。这里既有近城门与长江渡口之便，又居高台平地而无洪水之患。岳飞驻鄂时，其住所就在今武昌司门口，明朝即曾立“岳王府石碑”于岳飞帅府旧址。事实上，１９８５ 年原武昌区政府（今司门口解放路与民主路交汇的西北角广东商城所在地）“在修整花坛时，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其中有一方清光绪时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撰书的《憩园记》和一方瞿廷韶的《重修憩园图记》，证实该地为憩园旧址。据两记所载，憩园兴建于宋朝，在湖北布政使署的范围之内，是岳飞屯兵武昌时的帅府后花园”［ １７ ］ ，或称鄂王府后花园。很明显，这一出土实物与史料皆证实这里就是岳王府在武昌的遗址。按旧制，宋高宗时的岳帅府原址也应是 ２０ 余年后宋孝宗时“忠烈庙”的遗址所在地。若如此，按中国历代文化礼制与孝道传统，岳飞屯鄂时，其访母迎归处、岳母起居室、岳母灵堂等相关岳飞文化遗址，也在岳府旧址范围内。不仅如此，这一遗址还与今武昌民主路向东直线相通之原“小东门”、即岳飞“扶榇还庐山”所出之城门、至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 ）因此改名“忠孝门”的史籍记载是完全相吻合的［ １８ ］ ８８ 。
自南宋末年始，岳飞庙屡建屡毁。明清时，岳飞庙或名岳王庙、鄂岳王庙、岳飞祠、精武庙与岳庙等 ① 。据现存文献明确记载，同时考虑到时空环境与交通条件等限制，能够具体确定的岳飞庙址，应在今武昌城区大东门外古蛇山最东麓今长春观以东至付家坡小学一带 ［１９ ］卷一，《图志考》，第１ －２页。如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 ）《武昌府城图志》标注，正德十四年，曾建岳王庙于武昌府城大东门外。图上还标有黄鹤楼、楚冠楼等古建筑名称。清同治《江夏县志》亦载：“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但岳王庙或鄂王庙究竟在“大东门外”何处？图志标注虽不精确，但离大东门明显较近。其遗址应该既不在有人所说的今洪山宝通禅寺一带，也不在当时武昌城内。为何？因宋代时自武昌城至洪山距离遥远，其间多有水泽，交通不便，既无条件也无理由远至今属武昌洪山一带建庙。对此，明代杨士奇《游东山记》中就明确载道：洪武乙亥（１３９５ ）三月初一，他与二友“携童子四五人，载酒肴出游。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有山溪水涧，“涧水澄澈，深处可浮小舟”［ ２０ ］卷一，《游东山记》 。东山，即今洪山，明初游人至此且十分困难，何况年代更久远的宋代乎？至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３ ），湖北省城图上则仅有黄鹤楼、南楼等标记而无岳飞庙址。１９３６年，武昌城区街道图中亦仅有昭忠祠等而未见岳飞庙址的标注。
然查清同治《江夏县志》，其中载有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 ）置岳飞祠于宾阳门（此门为 １５３５ 年由“大东门”改名而来）内之说；另一说岳庙在今蛇山西南麓，或在蛇山中段南麓。“忠烈庙二：祀岳武穆。一在县东五里旌忠坊。乾道六年（１１７０ ），建庙于鄂，书‘精忠报国’四字于影墙。康熙三十三年（ １６９４ ），王二十四世孙宏誉提学湖广，捐千余金，重建勒碑有记。一在宾阳门内青草坡。万历八年，都御史李贞建有启忠祠、仰忠书院，并置园圃每年春秋祭祀。”从同治《江夏县志》看，可知岳飞庙始建于宋乾道六年，匾额称“忠烈庙”。庙内壁上题写“精忠报国”四字，以旌表岳飞英雄之举。因岳飞后来被封王，故鄂州百姓俗称之为岳王庙。不仅如此，按同治《江夏县志》所载，宋、明、清历朝，武昌曾建有多座岳王庙、或岳公祠祭祀岳飞。然而，时空移易，沧桑变迁，岳庙所处具体地址常有变化。
如上所述，宋代的岳王庙，其地址在今蛇山南麓或其以南的可能性较少。按当时武昌城的位置，岳王庙就在地处今武昌蛇山北部西北角司门口一带的原岳王府内。至明，或因百余年间战乱、火灾或年久失修圮毁而不存。自明始，因原岳王庙一带皆当时的官署衙门所在地，故其庙址据载已移建到明代武昌城区大东门外一带。至清，岳王庙则又因年久失修或战乱等原因而很可能已名存实亡，故其具体遗址史书中多未详载。
现今武昌可以追寻的岳飞遗迹，除前述岳王府遗址和岳飞亭之外，历史稍显久远的只有洪山上的岳飞松了。在今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传称岳飞松。清同治《江夏县志》载：“岳松在洪山之巘，岳武穆子植，今无存。”而《洪山宝通禅寺志》则载：“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其貌如龙。”相传，岳飞镇守鄂州，曾驻军洪山，并亲手种下松树，既怀宋代江山千秋不朽之冀，亦念鄂州百姓赤诚待兵之情。后人感其不爱钱，不怕死，尽忠爱国，名“岳飞松”。清人舒峻极吊松思岳，有“松亿岳飞前代树”诗句流传。事实上，岳飞当时是否曾在洪山亲植松柏史无明载，即使是岳飞当年在这里植有松柏，也应是早已不存。现在数株古松，应为清末或民国初年寺僧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飞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也成为武汉民众凭吊英灵、追思先烈的重要场所。
涉及武汉岳飞文化及其遗址的问题，还有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是：《宋史·岳飞传》明确记载，岳母刺字刺的是“尽忠报国”四字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３页 ，而不是“精忠报国”四字。然现实是“精忠报国”似乎较“尽忠报国”流传更广。但事实上，“尽”“精”两字一个是前鼻音，一个是后鼻音，其读音明显有别。“精忠”之说虽宋代就有，然多为宋明以来题匾所用或在民间说岳传记等相关小说中广为流传。
今武昌黄鹤楼公园内存“精忠报国”石坊，一名“精忠报国”功德石坊，又名岳飞功德坊、或名岳飞坊，是黄鹤楼景区进入岳飞广场的门面，是这里石牌坊群中形制最宏伟高大的一座牌坊。牌坊西、东两面横额上分别书有“精忠报国”与“功业千秋”八个大字。其中，“精忠”二字源于《宋史·岳飞传》中的记载：绍兴三年（１０３３ ）“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１页 ；次年，岳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３页 。“精忠报国”石坊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昭显与光大岳飞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精神，以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英烈的光荣传统。
不过，宋明以来正史中凡关岳飞史实皆难以找到把“精忠”与“报国”连在一起的任何记录。从其现存的史料来看，“精忠报国”最初应是出自明清戏曲《岳母刺字》的创作。实际上，在《宋史·岳飞传》中，尽管分别有“精忠”“报国”的记载，但其指代史事是不同的。如前述宋高宗赐“精忠”旗；又如，岳飞在绍兴九年（１１３９ ）的谢表中有“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８８页 ，但皆与“岳母刺字”无关。从“岳母刺字”来看，《宋史·岳飞传》中只有“尽忠报国”的记载：“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８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 １１３９３ 页 从文字的含义看，“精忠报国”虽与“尽忠报国”的实际意义相差不大，但从历史文献角度而言，是不能混淆误传的。对此，现今著名岳飞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曾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一书中指出：“时至今日，如果硬要违背史实，把杀人元凶的‘精忠’两字，强加在岳飞的背上，就非常不妥了。” １４ ］ １ 当然，“精忠报国”石坊的设置并未指明其源于“岳母刺字”，因此，其文献依据还值得从学术角度做进一步的探讨。另外，涉及武汉岳飞文化及其遗址的问题，还有岳飞的两首著名词作及其撰写地点亦存较大争议。其争议的焦点是：有关岳飞撰写《满江红·写怀（即“怒发冲冠”词）》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词作者的真伪、南宋初年黄鹤楼的存废以及鹦鹉洲的具体位置等。一般认为，上述岳飞两首词作皆撰写于鄂州，即今武昌，且与黄鹤楼与鹦鹉洲密切相关。
对于上述岳飞词作的真伪之争，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岳飞遇害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文献保存与流传的科技水平尤其是词作的含义等方面看，我赞赏宋史大家邓广铭、王曾瑜、唐圭章等人的学术见解，认为《满江红》词是岳飞的原创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还须说明的是：在鄂州的历史地理沿革中，黄鹤楼的建毁与鹦鹉洲的位置历代变化很大，非普通百姓所熟知。一般而言，黄鹤楼在历史上曾屡次建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宋代来看，学者多认为唐楼历五代延存于北宋，直至南宋孝宗前后被南楼代之闻名于世，这也是争议不大的。如宋真宗时曾为鄂州崇阳县令、后为礼部尚书的张詠之《登黄鹤楼》诗载道：“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碧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终日空江白浪声。莫道安邦是髙致，此身终约到蓬瀛。”［ ２１ ］卷三，《登黄鹤楼》，第２２页 其后，神宗朝臣郭祥正亦有诗载：“忧能损气须忘忧，移船渐近黄鹤楼。楼前芳草渍烟碧，君今贤过奇章侯。”［ ２２ ］卷十五，《将至江夏先寄太守李学士公择》 其后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中“鄂州”条下更是明确指出：宋代“黄鹤楼在子城西南寓黄鹄矶山上，自南朝已著，因山得名”［ ２３ ］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下》，第６００页下栏 。靖康乱后，为抵御金兵侵扰，南宋初年曾在蛇山顶部筑“万人敌城”，遂使鄂州城垣较前有所缩小。“万人敌城，在府城东黄鹄山顶。旧有城，宋建炎间草寇犯城，郡 守命其上以强弩射之寇退因名”［ ２４ ］卷五十九，《湖广布政司》 。时知鄂州罗愿在其《鄂州小集》中就亲载其事。可见，宋初黄鹤楼坐落于主城与长江水道之间的黄鹄矶子城上，其故址即在今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原黄鹄矶上。而当时城下临近的鹦鹉洲，即是岳家军训练水师地之一。
自南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 ）开始至其后的七年间，抗金名将岳飞设帅府于黄鹄山下临江处。其驻鄂期间所撰《满江红·写怀》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词，表明南宋初年黄鹤楼仍存留于世，并曾引发诗人的万千感慨。岳飞之词，充满了抗金复国的坚强决心和慷慨激昂的浓烈挚情，同时，也道出了岳飞对鄂州黄鹤楼与汉阳等地的深深眷恋。
岳飞驻鄂期间，在其多次登临的黄鹤名楼之下的长江右岸，大致自今武昌鲇鱼套绵延至司门口一带，长江中有一面积甚大的沙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鹦鹉洲。故宋人多说，“黄鹤楼前鹦鹉洲”［ １ ］卷五，《古体诗·题董亨道八景图》 ，鹦鹉洲“旧自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鹄矶。黄祖杀祢衡处。衡尝作《鹦鹉赋》，故遇害之地得名”［ ２３ ］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下》，第６０２页上栏 。“鹦鹉洲在大江东，县西南二里，西过此洲，从北七十步，大江中流，与汉阳县分界”［ ２５ ］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 。可见，在岳飞曾经多次登临的黄鹤楼下之鹦鹉洲，是当时人们南来北往的重要交通渡口，也是当时岳家军自汉阳至武昌来往过渡的必经之地，而且鹦鹉洲还是部分岳家军的重要驻扎地之一。或者说，宋代的鹦鹉洲，曾经就是驻鄂岳家军的重要军营旧址所在地。然而，今由清代嘉庆年间由“补课洲”改名而来的“鹦鹉洲”，不仅没有唐宋时期“鹦鹉洲”之实而已靠岸成陆，而且其所处地址，也由长江右岸变迁至长江左岸 ［２６ ］ ２０７ 。其实，清代始复“鹦鹉洲”旧名之举，完全只是为存古迹而已。
寒来暑往，世事沧桑。数百年前岳飞在今武汉地区留存的遗址大多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至今能够有幸保存下来的各种岳飞文化遗迹及其传说，则早已成为激励一代代武汉人昂扬奋进的宝贵财富。岳飞一生，矢志抗金，收复中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愿，反映了无数百姓的心声；其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宏大诗篇，也已成为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岳飞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与民族英雄，其在鄂州所践行的“尽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已溶化在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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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建功于武汉
岳飞（1103年--1142年），南宋著名抗金将领，生于河南汤阴，逝于浙江杭州，但建功立业的辉煌时期却在武汉。
1133年底，金国扶持的伪齐儿皇帝刘豫，派兵占领了南宋的襄阳、随州、郢州（钟祥），大有切断南宋王朝与川、陕联系之势。在此危急之时，岳飞多次请求领兵抗击伪齐的入侵，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1134年3月，岳飞接到了出兵的命令，率军三万由九江进入湖北，一举收复了郢、襄、随、邓、唐、信阳六郡，这也是南宋政权第一次主动进攻并取得的重大胜利。此后，直至1141年岳飞被解除兵权前，武昌一直都是岳家军的大本营，时间长达七年有余。其间，岳飞曾由此四伐中原，三援淮西（今鄂东皖西一带）。岳飞还曾赴洞庭湖镇压了杨幺的农民军。岳飞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政策，收编了农民军数万人，壮大了自已的队伍，使自己的兵力达到了十万余众。
由于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岳家军成为了全国抗金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队伍。正是因为战功卓著，岳飞被授予过诸多官职、爵号，其中如有黄州、复州（天门）、汉阳军、德安府（安陆）制置使，湖北、京西（鄂西北、豫西南）两路宣抚使，并先后进封为武昌开国子、开国侯、开国公等爵位，岳飞冤案平反后，还被追封为鄂王。单从这里列举的官爵名称，就足以看出岳飞与湖北和武汉的深厚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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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遗迹武汉多
在武汉市区内，至今还有着许多有关岳飞的故事和遗迹。武昌司门口北旧有“憩园”，岳飞任宣抚使时，这里即为宣抚司（又称帅司）所在地，岳飞家小均住于此。
每当岳飞率军远征，岳飞妻子李氏还常去各部将家中慰问。岳母姚氏的晚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水土不服和患腿疾，姚氏常卧床不起，岳飞与妻子煎汤熬药亲奉左右。据岳飞嫡孙岳珂《金伦萃编》所载：“岳飞于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并记述了姚氏1136年七十岁时病逝于武昌，岳飞与长子岳云等“跣足扶榇”将姚氏送往江西庐山安葬的经过。岳飞去世时，四子岳震七岁，五子岳霆三岁；孙辈中岳甫四岁，岳大娘三岁，岳申一岁（岳云的子女），岳二娘两岁（岳雷之女），依时间推算，他们均可能出生于司门口。
另外据民间传说，岳飞有一女儿人称银瓶小姐（岳飞实有一女名安娘），在得知岳飞被害后悲愤投井身亡，此井旧址就在今民主路号院内（文革前还在，今无存）。乾隆《江夏县志》曾载：“灵山寺，一在高观山阴……宋岳武穆早侨于鄂，依寺居焉，建灵山书院，有岳武穆自撰碑文，院右为银瓶井。”
岳飞曾写过两首满江红词，在黄鹤楼公园古碑廊，现有一块刻制于抗日战争之初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岳飞手迹碑刻，这首词在早期有关岳飞的书著中均无记载，可见此碑的珍贵。
在蛇山洞顶有始建于1937年的岳武穆遗像亭，内置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岳飞半身线刻像，还有1992年后陆续建造的岳飞铜像、岳飞抗金浮雕像、精忠报国等牌坊群。
在洪山宝塔东，现有三株岳飞松（实为清同治年间补载），山下旧有忠武王庙（同治年间修建，今无存）。
在汉阳，还曾有岳飞庙，精忠坊、报国庵，及岳飞屯兵操练的兵藏阁（今冰塘角、）马场湖（今马沧湖），还有附会岳飞在安徽池州写的诗句“得得寻芳上翠微”，而得名的得得处、翠微池，翠微井，翠微峰等遗址和地名。
武汉岳王庙最为先
旧时，岳飞被奉为武中亚圣，在全国各地不知建造过多少座岳飞庙，还有将岳飞与关羽并祀的武庙。但最早的岳庙，当数1170年宋孝宗下令在武昌建造的“忠烈庙”。
1142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赵构、秦桧杀害。1162年，宋孝宗继位后即为岳飞平反，但开始“力度”还不大，只是返还被抄家产，“以礼改葬”岳飞遗骨而已。后来虽同意将杭州的显明寺作为岳飞的功德院，但因该院已停有仪王的灵柩而未兑现，一直未为岳飞建庙。后来湖北的岳飞旧部仍纷纷为岳飞呜不平，1170年，湖北转运司上书朝廷，请求在武昌为岳飞建立庙宇，得到了孝宗的批准，并为庙宇起名：“宜赐忠烈庙为额”据查知，杭州的岳王庙建于1221年（时称褒忠衍福寺），汤阴岳庙建于明代的1450年，均晚于武昌的忠烈庙。不难想象，在当时兵荒马乱之年，没有朝廷的允许，谁也没有能力、也不敢私自建造岳飞庙。因此可以说，武昌的忠烈庙，应当为全国建立最早的岳飞庙。
据志书载，原武昌、汉阳有数处岳庙：
南宋时的1170年，在武昌县东五里旌忠坊所建的忠烈庙早毁，址亦不详。
至明代1498年，巡按御使王恩在小东门外二里，将岳飞与汉孝子孟宗一庙同祀，并题匾额“忠孝祠”（1535年小东门因此更名忠孝门）。
1519年，布政使周季凤等恢复孟宗祠，另在城东十里将台驿旧址为岳飞建专庙，在一幅1521年的《湖广图·司志总图》上，还赫然标有“岳飞庙”的位置。
清康熙年间，岳飞20代孙岳宏誉任视楚学使，曾撰《重修武昌岳武王庙碑记》，称其庙“殿庑门楼高耸，前抵通衢，屏墙大书‘精忠报国’四字，后距高墩，左抵雷祖殿，右抵洗马池”。
1580年，巡抚李桢又在大东门内青草坡建造了一座忠烈庙。这两座岳飞庙历史上多有兴废，但最终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时。
1874年，清湖广总督李瀚章还在洪山宝通寺东道路旁新建了一座岳忠武王庙，1906年被张之洞移至山腰。从一幅1912年的地图上可知民国时期尚存。
而在汉阳，志载也曾修过几处岳庙，但今仅余一处报国庵街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民。岳飞少年家境贫寒，仍然刻苦学习《左氏春秋》、孙子和吴起兵法，习练武艺。长大成人后，力气非常大，能操拿300斤的弓，能拉开8石的力弩，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抗金英雄。
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当初令岳飞北进，并非想光复宋朝江山，只是指望他击退金军南侵，保住半壁江山即可，同时以此作为与金国议和的条件。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赵构、秦桧与金国和议。此外，赵构还担心岳飞等主战派抗金，金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会迫于形势主动和南宋求和，进而放还被他们掳掠去的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会与自己发生皇位的争夺。因此，在接到岳飞的奏疏后，赵构下令，让岳飞“措置班师”，“不许深入”。为了让岳飞尽快退兵，赵构竟然一日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即使这样，岳飞为了保护中原百姓南迁，竟然下令部队驻留5日，延误了回朝的期限，这是让赵构很没面子的事情，岳飞的处境已经想当危险了。
1141年四月，赵构以犒赏军功为借口，把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接着，赵构和秦桧把迫害的矛头直指了岳飞。七月，秦桧的死党万俟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就没打算手下留情。八月，岳飞被罢免了所有官职。九月，秦桧收买岳飞的部将王俊和王贵，诬告岳飞谋反，把岳飞关进了监狱。与此同时，赵构、秦桧与金国的议和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运作中。十一月，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接受了称臣、割地、纳贡等屈辱的条件。同时，金国代表还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
显而易见，岳飞的罪名完全是秦桧一手炮制的，这就是事件的政治背景。然而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宋高宗。像岳飞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一般的诬陷可以陷害得了的，如果查无实据，不可能成案。事实上岳飞的案件的确查无实据，如果没有高宗的默许，岳飞是不可能被杀头的。也就是说，高宗是支持杀岳飞的。 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岳飞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很有可能击败金军并成功接回被掳的北宋皇帝，而这是高宗所无法接受的。高宗前期重用岳飞是为了保护南宋的偏安，但岳飞走得太远，这就不符合高宗的意图了，因此极有可能是高宗暗示秦桧对岳飞采取行动，这一点世人并不清楚，但秦桧清楚，所以当遭到韩世忠质问的时候，秦桧的回答很简单：“莫须有”——这三个字完全可以直接从字面理解为“不须有”，也就是说不需要理由。
为什么不需要理由？因为秦桧明白这是皇帝的愿望，一切都是走过场而已。秦桧这样回答韩世忠，其实是挟天子之威，同时又非常含蓄，不露马脚。等于是告诫韩世忠不要多管闲事。要知道高宗的意图是最高机密，任何泄露的人都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秦桧也只能暗示，作为朝中两名位高权重的大臣，他们的对话中隐隐约约透漏一些背景也是完全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的。当然，这样的暗示也只能在非常隐秘的场合讲，是绝对不能见光的，所以韩世忠余怒未消却也无可奈何。
韩世忠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他说不能服天下可没说自己不服，翻译为现代语言应该类似于：“不须有？你可以这样对我说，可你怎样对天下人交代啊？”只有这样解读，才能完全符合上下文的关系。当然，秦桧根本就不需要顾及天下人的想法，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
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历1142年1月27日），赵构不惜违背赵匡胤“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一代抗金名将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效忠的皇帝手中，无不令后人崇敬和痛惜。自古以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事实上，当赵构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犯没犯“谋反之罪”，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时南宋已经与金国达成了最后议和，作为武将，岳飞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于岳飞一而再、再而三的和赵构对着干，而且还有意无意的刺痛皇帝的“软肋”，赵构对岳飞的怨恨积少成多，最终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赵构想让岳飞死，岳飞就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宋史纪事本末》也有记载：“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
武昌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岳家军百年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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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飞母亲去世于武昌
岳母刺字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岳母姚氏为了勉励儿子一心杀敌，在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岳飞母子的赤诚之心，一直是宏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极好教材。十分遗憾的是，正史及《金佗萃编》（岳飞孙子岳珂所编，记录岳飞生平及与朝廷的来往信札）均无记载，因此历史学家对岳母刺字一事均持怀疑态度。不过，在岳飞的背上确实有“尽忠报国”四字，据《宋史·何铸》所记，何在审讯岳飞时亲见岳飞“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因是正史，所以被专家认可。
人们知道岳母刺字的故事，多是见于清初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该书描写为由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后人把“尽忠”改作“精忠”，可能是因为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赐过岳飞一面手书“精忠岳飞”大旗的缘故吧。“尽忠”有杀身成仁的意思，多少有点不吉利，既然皇帝题字“精忠”，那臣下自然得改了。而明末冯梦龙的《旌忠旗》（见《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有“岳侯涅背”一折，讲述的是岳飞令部将张宪用刀在背上刻下了“尽忠报国”四字。现代宋史专家王曾瑜的《岳飞新传》，则写作“尽忠报国”为他人所写，由岳母所刺。但也只是一种猜测。可见岳飞背刺“尽忠报国”是真，但为何人所刺仍是一谜。
历史上的岳母仍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据《金佗萃编》记载，当金兵南侵时，岳母毅然催促岳飞舎弃老母妻儿从军抗敌：“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这也是认为“尽忠报国”四个字为岳母所题的主要原因。在岳母身陷敌境时，还托人转告岳飞：“五郎（岳飞行五）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也十分感激母亲给予自己的教诲，在一折给朝廷的扎子里曾讲到：“鞠育训导，皆自臣母。”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还封岳母为国夫人。
岳母的晚年是在武昌度过的。当岳母还在敌占区时，岳飞曾多次派人寻找，“阻于寇壤，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此后岳母一直跟随在岳飞军中。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母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武昌，至于具体位置，一个可能是在古灵山寺，即今民主路398号消防器材厂一带，如乾隆《江夏县志》述：“宋岳武穆侨寓于鄂，依寺居焉，建灵山书院，有武穆自撰碑文，院右有银瓶井。”而当今的武汉地方史志专家则认为，今司门口北旧有憩园，即当年岳王府旧址，如1985年《春秋》杂志第一期，刊有蓝蔚先生的《憩园--岳飞住过的地方》一文，介绍了当年曾在该处发现了几块石碑，证明该处即为岳王府遗址。笔者信其后者。
从历史上看，蛇山东北乃古夏口发源地，而司门口一带一直是官府所在地。岳飞曾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其官署称宣抚司，又称帅司，理应就在此处。按照旧时官署多为前衙后宅的格局，因此岳飞的妻儿老小可能都住在这里（当然也不排除曾在灵山寺小住）。因年老体弱，水土不服，岳母在武昌时多是与病榻相伴。岳飞常亲自尝药献食，检查衣物的干湿，关心老人的冷暖，连说话咳嗽走路都“未尚有声”。若遇出兵远行，总是叮咛家人小心伺候，“微有不至”便从妻子起一一责骂。绍兴六年岳母病重，岳飞给朝廷上《乞侍亲疾扎子》：“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日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故请求解职侍奉母亲。同年，在一封上报朝廷的扎子里写道：“岳飞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因此推测岳母70岁时病逝于憩园，而从一幅1909年的《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中可知，憩园的位置就在今解放路与中华路交汇处。
岳母去世后，岳飞悲痛万分，“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并与儿子岳云“跣足扶榇”，将母亲送至今庐山西侧岳家市安葬。其墓地虽后来屡有兴废，但今依然安在，任由后人瞻仰凭吊。
岳母刺字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岳母姚氏为了勉励儿子一心杀敌，在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岳飞母子的赤诚之心，一直是宏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极好教材。十分遗憾的是，正史及《金佗萃编》（岳飞孙子岳珂所编，记录岳飞生平及与朝廷的来往信札）均无记载，因此历史学家对岳母刺字一事均持怀疑态度。不过，在岳飞的背上确实有“尽忠报国”四字，据《宋史·何铸》所记，何在审讯岳飞时亲见岳飞“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因是正史，所以被专家认可。
人们知道岳母刺字的故事，多是见于清初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该书描写为由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后人把“尽忠”改作“精忠”，可能是因为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赐过岳飞一面手书“精忠岳飞”大旗的缘故吧。“尽忠”有杀身成仁的意思，多少有点不吉利，既然皇帝题字“精忠”，那臣下自然得改了。而明末冯梦龙的《旌忠旗》（见《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有“岳侯涅背”一折，讲述的是岳飞令部将张宪用刀在背上刻下了“尽忠报国”四字。现代宋史专家王曾瑜的《岳飞新传》，则写作“尽忠报国”为他人所写，由岳母所刺。但也只是一种猜测。可见岳飞背刺“尽忠报国”是真，但为何人所刺仍是一谜。
历史上的岳母仍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据《金佗萃编》记载，当金兵南侵时，岳母毅然催促岳飞舎弃老母妻儿从军抗敌：“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这也是认为“尽忠报国”四个字为岳母所题的主要原因。在岳母身陷敌境时，还托人转告岳飞：“五郎（岳飞行五）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也十分感激母亲给予自己的教诲，在一折给朝廷的扎子里曾讲到：“鞠育训导，皆自臣母。”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还封岳母为国夫人。
岳母的晚年是在武昌度过的。当岳母还在敌占区时，岳飞曾多次派人寻找，“阻于寇壤，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此后岳母一直跟随在岳飞军中。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母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武昌，至于具体位置，一个可能是在古灵山寺，即今民主路398号消防器材厂一带，如乾隆《江夏县志》述：“宋岳武穆侨寓于鄂，依寺居焉，建灵山书院，有武穆自撰碑文，院右有银瓶井。”而当今的武汉地方史志专家则认为，今司门口北旧有憩园，即当年岳王府旧址，如1985年《春秋》杂志第一期，刊有蓝蔚先生的《憩园--岳飞住过的地方》一文，介绍了当年曾在该处发现了几块石碑，证明该处即为岳王府遗址。笔者信其后者。
从历史上看，蛇山东北乃古夏口发源地，而司门口一带一直是官府所在地。岳飞曾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其官署称宣抚司，又称帅司，理应就在此处。按照旧时官署多为前衙后宅的格局，因此岳飞的妻儿老小可能都住在这里（当然也不排除曾在灵山寺小住）。因年老体弱，水土不服，岳母在武昌时多是与病榻相伴。岳飞常亲自尝药献食，检查衣物的干湿，关心老人的冷暖，连说话咳嗽走路都“未尚有声”。若遇出兵远行，总是叮咛家人小心伺候，“微有不至”便从妻子起一一责骂。绍兴六年岳母病重，岳飞给朝廷上《乞侍亲疾扎子》：“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日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故请求解职侍奉母亲。同年，在一封上报朝廷的扎子里写道：“岳飞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因此推测岳母70岁时病逝于憩园，而从一幅1909年的《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中可知，憩园的位置就在今解放路与中华路交汇处。
岳母去世后，岳飞悲痛万分，“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并与儿子岳云“跣足扶榇”，将母亲送至今庐山西侧岳家市安葬。其墓地虽后来屡有兴废，但今依然安在，任由后人瞻仰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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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飞官衙在司门口
据南宋《舆地纪胜》述，岳飞驻鄂时“置司于（鄂州）治所”。绍兴十一年，各地宣抚司取消，隶属于宣抚司的各部统制官加“御前”两字，改由中央直管。原岳飞的宣抚司一摊子暂由都统制王贵负责。《舆》称王贵将“都统制司移于城东黄鹄山之麓”。由此可知，都统制置制司即前宣抚司在山之西即今司门口一带。
岳飞驻鄂后，先任制置使，衙门当为制置司。后任荆湖北路、京西南路两路宣抚使，衙门似应为“大宋荆湖北路暨京西南路宣抚司”（实际上岳飞还这不止此两职，甚至一年一变。如仅在绍兴十一年，岳飞除任上两职外，还兼任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还兼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的官衔，少保、武昌郡开国公等荣誉称号、爵位）其官衙名称确实不知怎样称呼才好。我想，即然岳飞后来被追封为鄂王，后人尊称其旧衙为鄂王府有什么不妥呢？
1985年武昌区政府（今司门口广东商城所在地）在修建花坛时，曾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证明这里曾是岳飞所在的岳王府旧址。而今这里商铺林立，人们丝毫想见不到当年岳王府威然令金军丧胆的光景。
司门口是南宋抗金名将武昌使署岳飞的府第，因岳飞于嘉定四年被追封为鄂王，故此地便有鄂王府之名。园内的池、石、古树都是当时旧园的遗物，岳飞家小均住于此。每当岳飞率军远征，岳飞妻子李氏还常去各部将家中慰问。岳母姚氏的晚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水土不服和患腿疾，姚氏常卧床不起，岳飞与妻子煎汤熬药亲奉左右。据岳飞嫡孙岳珂《金伦萃编》所载：“岳飞于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并记岳飞遗址遗迹34述了姚氏 1136 年七十岁时病逝于武昌，岳飞与长子岳云等“跣足扶榇”将姚氏送往江西庐山安葬的经过。岳飞的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孙辈中岳甫、岳申（岳云的子女）都生于司门口。1985 年，武昌司门口原武昌区政府大院在修整花坛时，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其中有一方清光绪时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撰书的《憩园记》和一方瞿廷韶的《重修憩园图记》，证实该地为憩园旧址。据两记所载，憩园兴建于宋朝，在湖北布政使署的范围之内，是岳飞屯兵武昌时的帅府后花园。因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故又称鄂王府后花园。史籍亦载，岳飞驻兵鄂州时，住所在今武昌司门口，明朝曾立“岳王府石碑”于岳飞帅府旧址。出土的实物加之史料证实了岳王府在武昌的遗迹，也见证了这位抗金名将尽忠报国的爱国热忱。岳飞正是以此地为抗金大本营，运筹帷幄，兴兵北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2000年，作为武汉历史上10件大事之一，“岳飞抗金”被铸入了黄鹤楼的世纪钟上。岳飞（1103—1142年），南宋著名抗金将领，生于河南汤阴，逝于浙江杭州，但建功立业的辉煌时期却在武汉。
绍兴三年（1133年），金国扶持的伪齐儿皇帝刘豫，派兵占领了南宋的襄阳、随州、郢州（钟祥），大有切断南宋王朝与川、陕联系之势。在此危急之时，岳飞请求领兵抗击伪齐的入侵，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绍兴四年三月，岳飞接到了出兵的命令，率军3万由九江进入湖北，一举收复了郢、襄、随、邓、唐、信阳六郡，七月回师武昌。这也是南宋政权第一次主动进攻并取得的重大胜利。此后，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前，武昌一直都是岳家军的大本营，时间长达7年有余。
岳飞曾由此四伐中原，三援淮西（今鄂东皖西一带）。其间，还曾赴洞庭湖镇压了杨幺的农民起义军。并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政策，收编了农民义军数万人，最终使自己的兵力达到10万余众。由于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岳家军成为了南宋抗金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队伍。
正是因为战功卓著，岳飞被授予过诸多官职、爵号，其中如有黄州、复州（天门）、汉阳军、德安府（安陆）制置使，湖北、京西（鄂西北、豫西南）两路宣抚使，并先后进封为武昌开国子、开国侯、开国公等爵位。岳飞冤案平反后，被追封为鄂王。单从这里列举的官爵名称，就足以看出岳飞与湖北和武汉的关系。
在武汉市区内，至今还有着许多有关岳飞的故事和遗迹。在汉阳，曾建有岳飞庙和精忠坊、报国庵，还有岳飞屯兵[JP+1]操练的兵藏阁（今冰塘角）、马场湖（今马沧湖），还有附会岳飞在安徽池州写的诗句“得得寻芳上翠微”而得名的得得处、翠微池、翠微井、翠微峰等遗址和地名。
岳飞曾写过两首《满江红》词。黄鹤楼公园古碑廊内现有一块刻制于抗日战争之初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岳飞手迹碑刻。这首词在早期有关岳飞的书著中均无记载，由此可见此碑的珍贵。
在蛇山洞顶，有始建于1937年的岳武穆遗像亭，内置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岳飞半身线刻像，还有1992年后陆续建造的岳飞铜像、岳飞抗金浮雕像、精忠报国等牌坊群。
在洪山宝塔东，现有3株清同治年间补栽的岳飞松，山下旧有忠武王庙（同治年间修建，今无存） 。在武昌城内还有岳王府憇园遗址和传说中的银瓶井等。旧时，洪山岳松名气颇大，不论国家级，还是省、府、县级的志书中均有记载。
其中如《大清一统志》记载：“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上有岳飞手植松。”康熙年间的《武昌府志》记载：“岳松，在洪山上，为武穆手植，明季斧于贼，今复茂。”同治八年（1869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岳松，在洪山之巘，岳武穆手植，今无存。”光绪八年（1882年）的《洪山宝通寺志》记载：“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植巨松，其貌如龙。”民国十年（1921年）的《湖北通志》记载：“洪山有岳忠武手植巨松。”……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原岳飞亲手所植的松树明末已毁（可能毁于张献忠的起义军手中），清康熙年间补栽过一次；同治八年前又毁（可能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斗中），光绪八年前又补栽过一次；时至今日，现存的岳松至少是第三代了。此外，据光绪元年（1875年）的《重修洪山宝塔碑记》介绍，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宝通寺重修时因资金匮乏而停工，湖广总督李瀚章拨款相助，同时“令建岳忠武庙于洪山，即交洪山看守”，当年冬天岳庙建成。由此推测，现有岳松可能是当时寺僧所栽，距今已有133年了。
洪山岳松的株数，古代志书多未详述。至于现存岳松的数量，也是众口不一，诸如有1株、2株、3株、8株，乃至全山松树统称为岳松的。而正确的说法应为3株。据1996年的《湖北省志·文物名胜》述：“相传南宋岳飞驻军武昌时，亲植松树数十株于此……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予以补栽……现存3株。”1987年余开来先生的《武汉名胜散记》述：“相传岳飞手植松树，今保存3株……其实这3株松树，是清同治年间在岳飞手植松的遗址上补栽的。”1997年武汉市旅游服务教研中心编写的《武汉旅游》述：“现在洪山宝塔东有一片松林，内有参天拔地的3株古松，人称岳松。”还有文章讲到现存岳松为“8”株的，很可能是“3”字的误笔，因现场很难指认哪8棵树为岳松。
沿洪山宝塔后山小道东行约200米，可见一连体小亭，亭内有一块近两米高的石碑，但亭无题名，碑未刻字，唯亭顶画有一骑马战将，身后飘着一面“岳”字大旗，显示着亭与岳飞的关系。依亭向下看，东南约10米处，有一株全山最大的松树，生长在一平台上，树径达60余厘米，笔直挺拔，直插云霄，大有岳飞浩气凛然之态。因其明显区别于全山其他松树，故被误认为是惟一的岳松。该松树上钉有标牌，被列为武汉市第27号古树名木。在亭之西南角约7米处，还有一松，树径虽不大，但树形奇特，树枝苍老虬劲宛若游龙，这就是第二株岳松。2006年，一枝卧伏的树干因枯死而被锯去，已使“龙”态大失，着实令人叹惜。该松被列为武汉市第28号古树名木。
一段时期以来，第三株岳松似已被人遗忘，特别是27、28号松树挂牌后，人们都误认为现存岳松为两株。其实，第三株岳松就在27号松树东侧约10米处。20年前，该松树皮黝黑，树干粗壮，远别于邻近几株红皮松，很易辨认。但因生长在一斜坡上，又被几株杂树缠绕，环境恶劣，近年来已与邻近的“少壮”松树相差无几，极易被人忽略。
2005年11月，时逢武汉市园林科研所征询古树名木，故致函该所，请求对岳松加以保护，并对第三株岳松进行鉴定。据知，用取芯的办法可测试未中空树木的树龄，既然“不认”是第三株岳松，不妨可作一试。2006年6月，笔者再访洪山，喜见该松树干上已用红漆描有“322”字样，而且与同样生长在斜坡上的28号松一样，都用挡土墙保护了起来。看来第三株岳松已被承认。
岳母姚氏的晚年也是在武昌度过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岳母姚氏为了勉励儿子一心杀敌，在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十分遗憾的是，正史及《金佗萃编》（岳飞孙子岳珂所编，记录岳飞生平及与朝廷的来往信札）均无记载，因此历史学家对岳母刺[JP2]字一事均持怀疑态度。不过，在岳飞的背上确实有“尽忠报国”四字。据《宋史·何铸》所记，何在审讯岳飞时亲见岳飞“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人们知道岳母刺字的故事，多是见于清初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该书描写为由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后人把“尽忠”改作“精忠”，可能是因为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赐过岳飞一面手书“精忠岳飞”大旗的缘故吧。“尽忠”有杀身成仁的意思，既然皇帝题字“精忠”，那臣下自然得改了。而明末冯梦龙所著的《精忠旗》中，有“岳侯涅背”一折，讲述的是岳飞令部将张宪用刀在自己背上刻下了“尽忠报国”字样。现代宋史专家王曾瑜的《岳飞新传》，则写作“尽忠报国”为他人所写，由岳母所刺。但也只是一种猜测。可见岳飞背刺“尽忠报国”是真，但为何人所刺仍是一谜。
历史上的岳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据《金佗萃编》记载，当金兵南侵时，岳母毅然催促岳飞舍弃老母妻儿从军抗敌：“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这也是认为“尽忠报国”四个字为岳母所刺的主要原因。在岳母身陷敌境时，还托人转告岳飞：“五郎（岳飞行五）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也十分感激母亲给予自己的教诲，在一折给朝廷的札子里曾讲到：“鞠育训导，皆自臣母。”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还封岳母为国夫人。
当初岳母还在敌占区时，岳飞曾多次派人寻找，“阻于寇壤，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此后岳母一直跟随在岳飞军中。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十三日，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母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武昌，至于具体住址，一个可能是在古灵山寺，即今民主路398号消防器材厂一带。如乾隆《江夏县志》述：“宋岳武穆侨寓于鄂，依寺居焉，建灵山书院，有武穆自撰碑文，院右有银瓶井。”武汉著名文物考古专家蓝蔚认为，今司门口北旧有憩园，即当年岳王府旧址。蓝蔚在1985年《春秋》杂志第一期刊有《憩园——岳飞住过的地方》一文，介绍了当年曾在该处发现了几块石碑，证明该处即为岳王府遗址。从历史上看，蛇山东北乃古夏口发源地，而司门口一带一直是官府所在地。岳飞曾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其官署称宣抚司，又称帅司，理应就在此处。按照旧时官署多为前衙后宅的格局，岳飞的妻儿老小可能都住在这里（当然也不排除曾在灵山寺小住）。除长子岳云、次子岳雷、三子岳震、女儿安娘跟随在身边外，岳飞去世时四子岳震七岁，五子岳霆三岁；孙辈中岳甫四岁，岳大娘三岁，岳申一岁（岳云的子女），岳二娘两岁（岳雷之女），依时间推算，他们均可能出生于司门口。
岳飞的妻子李娃是一个贤内助。每当岳飞率军远征，李氏也常去各部将家中慰问。岳母因年老体弱，水土不服，在武昌时多与病榻相伴。绍兴六年（1136年）岳母病重，岳飞给朝廷上《乞侍亲疾札子》：“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日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故请求解职侍奉母亲。同年，又在另一封上报朝廷的札子里写道：“岳飞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据此推测，岳母70岁时病逝于武昌憩园。而从一幅1909年的《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中可知，憩园的位置就在当时藩署的后院，即今解放路与中华路交汇处。
岳母去世后，岳飞悲痛万分，“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并与儿子岳云“跣足扶榇”，将母亲送至今庐山西侧岳家市安葬。其墓地虽后来屡有兴废，但今依然安在，任由后人瞻仰凭吊。
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能都记得银瓶投井的故事。《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之一、明末冯梦龙修订的《精忠旗》中，就有“银瓶坠井”一折戏。说的是岳飞蒙冤被害后，岳飞的女儿银瓶小姐怀抱银瓶愤而投井身亡。这个故事传说地之一也在武昌。
银瓶小姐投的井自然就叫银瓶井了，它今在何处呢？在武昌，有两处银瓶井，一在武昌城东龙泉山“万卷书楼”附近，一在武昌城内灵山寺内。其中尤以发生在龙泉山的故事更为悲壮：秦桧爪牙追捕岳飞亲属至龙泉山，银瓶小姐登楼大骂秦桧一党，借以吸引追兵，掩护家人逃走。待追兵围上来时，银瓶小姐奋而跃入井中。
此井在龙泉山何处，还待详细考证。而城内的银瓶井，据同治年间的《江夏县志》记载：“银瓶井，在灵山寺大士座，下雨辄泉涌，传寺为岳少保书院，岳娥闻父变抱银瓶投此。”几经找寻，终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指点下，在蛇山五坡处找到了灵山寺的旧址。当地一自称“从小就在井边玩”的中年汉子带我来到了民主路398号院内，指着小院东南角的水泥地坪说：当时的井址就在这里，“文化大革命”拆井时，还有人下去摸过“银器”，结果只摸到了几尊铁佛。
银瓶井附近地坪内有一块两米长的巨石，经辨认方知是一块石碑，字迹几被磨平，只依稀可看出石碑的上部刻有“修古迹灵山寺”几个篆体大字，估计是明弘治九年（1496年）楚王府宝贤堂所书的“重修古迹灵山寺碑”。
历史上是否真有银瓶投井一事呢？岳飞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安娘。在岳飞冤案平反后，其丈夫高祚还被补授官职。由此看来，岳飞的女儿并未死，而且也不叫银瓶。周谷城主编的《千古之迷——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中，有《岳飞是否有女名银瓶》一篇文章，介绍了南宋词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的记述：“大学宗文庙相传为岳武穆并记银瓶娘子。”这是有关银瓶事迹的最早记录。晚清学者俞樾所作《银瓶征》认为，周密生于1231年，岳飞故于1142年，两者相距仅约90年，当时银瓶小姐已被人们立庙祭祀，因此“则可以释来谢诸人之疑矣”。但此公又认为岳珂未记此事，而且银瓶殉孝也没有皇帝的“御旨追赠”，也认为“是一大疑案”。所以说银瓶投井之事终成一难解之迷。
旧时，全国各地的岳庙甚多，其中杭州、汤阴、朱仙镇与武昌的岳飞庙，被并称为全国四大岳庙（前三处岳庙今尚在）。但最早建成的岳飞庙，是武昌的忠烈庙。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继位后即为岳飞冤案平反，并将杭州的显明寺充作岳飞的功德院，以祀岳飞。后来才知道该寺已停有宋室宗亲、仪王赵忠湜的灵柩，遂作罢。一直到嘉定十四年（1221年）岳家发现岳墓旁有座破旧的智果寺，“虽全无门堂僧舍，愿自行创建，买田供赡。”这才自费建庙，宋宁宗赐名“褒忠衍福寺”。而在岳飞建功立业的湖北，人们对岳飞更是怀念。乾道六年（1170年），荆湖北路计度转运副使张珖给朝廷上牒：“伏观故少保岳飞，领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庙貌缺如，何以鼓忠义英豪之气。鄂州军民见（现）请为飞建立祠宇……”报告当即获准，庙宇随即建成。同年七月二日，尚书省给湖北下《敕建忠烈庙牒》：“奉敕，宜赐忠烈庙为额。”可见武昌岳庙比杭州早建51年。而汤阴、朱仙镇南宋时还在金兵占领区，两处的岳庙均建于明代。因此可以说，南宋时期的武昌忠烈庙，当为全国最早的岳飞庙。
由于岁月的侵蚀，武昌岳庙已全无踪迹。纵有古地图、古志书可查，也终因古图不成比例，作为参照物的其他古地名、古建筑的更改变迁，当年岳庙的具体位置已很难确定。据笔者估计，旧时武昌的岳庙旧址至少有5处。
志书多载，建于南宋乾道六年的忠烈庙在“城东五里旌忠坊”。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今似难以考证，但志书又多称“洪山宝通寺在城东十里”，依此比例和地势推测，当时的岳庙似在今傅家坡原省机械厅高坡一带。此庙可能毁于元代。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御使王恩见岳飞无庙可祀，遂将小东门外二里的孝感祠（祀汉孝子孟宗）改名忠孝祠，将岳飞、孟宗一庙共祀（小东门后来也因此改名忠孝门）。孝感祠旧址在今何处？据乾隆《江夏县志》述：“今白鹤山阳有孝感禅林。”白鹤山又称双峰山，即今长春观所在山峰，因修京广铁路被劈成两半。所以估计旧址在今长春观东北、舒家街后山一带。
据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湖广图经志》述：正德十四年，布政使周季凤恢复孝感祠，另在“县东十里将台驿旧址”建岳武穆祠。该书还述:“将台马驿，在小东门外，旧在城东八里。”?清康熙年间，岳飞20世孙岳宏誉任视楚学使，曾撰《重修武昌岳忠武王庙碑记》：“殿庑门楼高耸，前抵通衢，屏墙大书‘精忠报国’四字，后距高墩，左抵雷祖殿，右抵洗马池，大学士杨廷和有记。”又据《武汉掌故·宝通寺》介绍，1932年，“当时该寺范围甚大，山门设于岳王台（今傅家坡附近）”。因此推测，旧址似在宝通寺西，今湖北省农业厅一带。该庙屡有兴废，最终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进攻武昌城的战争中。
明万历八年（1580年），巡抚李桢在“宾阳门（大东门）内青草坡”又建了一座忠烈庙。该庙“明季为僧据，改一指庵”，清康熙年间又改建成岳庙。青草坡又在何处？据同治八年（1869年）的《江夏县志》述：“岳公祠，一在县东天悦寺前……”天悦寺又在哪里呢？从一幅1883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中可知，在大东门内龙华寺西有一座天悦关帝庙，可能即天悦寺。因此估计，同在大东门内的忠烈庙、岳公祠，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其旧址可能在龙华寺西南不远处。该庙也毁于咸丰年间。今蛇山岳飞线刻像可能即出于此。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洪山宝通寺东又建了武昌最后的一座岳飞庙。据光绪元年（1875年）的《重修洪山宝塔碑记》所记：同治十三年三月，宝通寺重建因缺资金而停工，总督李瀚章拨款相助，但同时又“命建岳忠武庙于洪山，即交洪山看管。”这才“复鸠工，将架木寺东修岳忠武庙。”工程于当年冬天完工，今洪山现存3株岳飞松可能即补栽于当时。从一幅1904年的《武昌江夏南乡略图》（该图用近代测绘技术绘制）中可看到，在宝通寺东标有“忠武王庙”的位置；在另一幅1912年的地图上，也可看到在同一位置标有“岳王庙”三字。依其比例可知，当年岳庙的位置就在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西边院内。该庙早年驻军，后渐毁。
此外，大东门外长春观曾于1931年大修，观内旧有二圣殿（又称二神殿），供奉武圣人关羽及亚圣岳飞。1958年因门前道路扩宽，该殿被拆除。岳飞从此退出武汉神坛。（作者：牛新民）
湖北省武昌岳王庙庙址在武昌城大东门宾阳门外五里，东起武珞路大东门路口，西至首义路口，南靠紫阳路，北临武珞路。这是宋朝孝宗皇帝诏令修建的全国第一座忠烈庙，当时同时御赐的还有1000亩香火田。始建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二月。岳飞冤案昭雪后，鄂州首先请求为岳飞建庙。湖北转运司赵彦博，于乾道六年二月上书孝宗皇帝，呈请在鄂州为岳飞建立庙宇（汤阴《岳飞庙志》二八六页：《湖北转运司辛庙牒》）。乾道六年七月六日庙落成于武昌城大东门外五里。孝宗皇帝御赐“忠烈庙”为匾额，并下圣旨拔四千贯建庙款。而后来武昌的群众习惯称为“岳鄂王庙”，那是因为宋宁宗为激励诸将，曾于1204年（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清末以来，岳氏宗族重大活动就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老城忠烈庙，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该庙不幸于咸丰初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日寇占领武汉后，忠烈庙址一度做了焚尸场，此后庙址及黄土坡岳氏坟山旧址都纳入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为宿舍楼。现遗址仅存岳王台。
岳飞一生有7年时间（西元1134年-1141年）屯兵武汉，武汉是岳家军驻扎和北伐基地。岳飞从鄂州（今武昌）出发进行了4次北伐，因而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考证，当年的帅府就设在武昌老城司门口，校场设在小东门沙湖畔，中军营设在大东门晒湖旁，马队设在马蹄营，水军培训及其基地则设在老城外的岳家嘴。正是在武汉，他达到人生辉煌的顶峰——在这里，他建功立业，凭借襄邓大捷以仅三十二岁之年龄封侯（武昌郡开国侯）。淳熙五年（西元1178年），岳飞被追谥武穆，宁宗朝追封鄂王。岳飞的最高称号为“宋岳鄂王”。870余年来，在武昌、汉阳留下了许多岳飞的遗址和传说。如岳飞亭、岳松、岳梅及岳家嘴、岳飞街等地名，及大量与岳飞相关的民间传说与故事。
据史载：西元1136年3月，岳母姚氏病亡于鄂州军中。岳飞不俟报，解官而去，扶梓至庐山，奏请守孝终制，诏不允。宋廷下诏起复，岳飞“移孝作忠”，于6月进屯襄阳。8月，再次出师北上，遣部将深入伪齐境内，收复虢州卢氏县、商州及西京之长水县。9月，因孤军无援，还军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11月，屯驻江州，伪齐军败走，复还鄂州。武昌当年岳母灵堂所在地被命名为忠孝门。
岳飞为官清廉正直，他常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
岳飞虽是行伍出身，但喜欢读《左传》与孙吴之书，岳飞在战斗间隙，亦与幕僚缘情吟咏，有诗14首、词3首流传于世，其中《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之句，极具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
岳飞还酷爱书法，他的小楷学颜真卿，体态精妙；行书则学苏轼，笔法纵逸。传世岳飞所书碑帖有好几种，其中尤以《前后出师表》最著名，笔力遒劲，布局结体均耐人观赏。从而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长河中书写了一段“精忠报国”的悲壮历史。
现今遍布武汉三镇的岳飞主要遗迹有：
岳飞亭
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位于黄鹤楼公园岳飞铜像之前。该亭于1937年抗战期间建成，1981年重新修整。亭子坐北朝南，木石结构，六角攒尖，碧瓦盖顶，古朴端庄。亭檐匾额“岳武穆遗像亭”，石柱上刻有对联。
岳武穆遗像石碑（传说是武昌大东门外原鄂忠烈庙遗物）供于亭中，上方竖刻“岳武穆王遗像”和张翼先所撰像赞。亭子周边现建有精忠报国石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及大型青沙石浮雕等，共融一体，相映生辉。
岳飞铜像通高8米（其中基座2米），重达16吨，系青铜铸造。岳飞扶鞍勒马，神态英武，正气凛然，目光如炬，似在远眺故国大好河山。一块长达25.6米的青石浮雕，再现了当年岳家军驰骋沙场、大败金兀术的历史场景。浮雕上镌刻有岳飞军《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手迹。整座雕塑造型有力，线条流畅，强烈的震撼力呼之欲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武汉抗日群众团体在清理倾圮的岳王庙时，从瓦砾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西元1582年）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遗像和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于是众人推举辛亥首义同志会的胡贽负责筹措资金，在现址东8米处建岳武穆遗像亭，置碑于亭中。亭以碑得名。
忠烈庙
绍兴十一年（西元1142年）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陷害致死。孝宗时为岳飞平反昭雪，下令恢复其官职，追谥“武穆”，以礼改葬；当岳飞之子岳霖到鄂州时，鄂州军民哭泣而迎，以表达对岳飞的深切怀念。岳飞冤案昭雪后，鄂州人民首先请求为岳飞建庙。湖北转运司赵彦博，于乾道六年（西元1170年）二月上书孝宗皇帝，呈请在鄂州为岳飞建立庙宇以示祭祀。孝宗皇帝赐“忠烈庙”为额，并下圣旨拨四千贯建庙款，建立了岳王庙。这是宋朝孝宗皇帝诏令修建的全国第一座忠烈庙，当时同时御赐的还有1000亩香火田。嘉泰四年（西元1204）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忠烈庙改名为鄂王庙（俗称岳庙），庙旁移植有岳飞生前栽植的松柏，被称为岳柏、岳松。清末以来，岳氏宗族重大活动就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老城忠烈庙，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该庙不幸于咸丰初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日军占领武汉后，忠烈庙址一度做了焚尸场。原庙址及黄土坡岳氏坟山在今武珞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门附近，遗存岳王庙因中共篡政初期中原大学迁来武昌，建设过程中被拆除。
据《江夏县志》载，当时武昌修过两座纪念岳飞的忠烈庙。湖北武昌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武昌县南大东门外岳飞庙内，宋乾道六年铁铸，绑跪屏下，相传凡疾病者，以石击为验。武汉老百姓还把岳飞的一些事迹，编成传奇式的乃至神话般的各种故事，彼此称述，互相传播。
岳松：从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昂然屹立，人称“岳松”。《洪山宝通禅寺志》记载：“宋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形貌如龙。”后人感念岳飞的精忠报国，名之岳松。清舒峻极吊松思岳，曾写下“松忆岳飞前代树”的感人诗篇。岳飞原植巨松早已无存，史载“明季斧于贼”，如今的数株古松乃后人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
报国庵：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的报国巷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而得名。当年岳飞父子遇害的噩耗传到汉阳，百姓悲愤不已，议决在翠微峰东南约一里处的土台上（今红伟工具厂南大门处）捐资兴建报国庵，名为供佛，实为祭祀岳飞。此庵墙体以红砂石砌成，一正两偏共3间房，约200平方米。庵堂竣工时，昏君赵构尚在位，奸臣秦桧仍专权，故庵中暂不塑岳飞像，暂不挂匾，仅题有“报国庵”之名。
隆兴元年（西元1163），孝宗皇帝赵眘继位后，为岳飞平冤昭雪。此时，汉阳的报国庵扩建为岳飞堂，堂内立有岳飞像，并将岳飞生前所书“精忠报国”四字刻匾悬于堂内正殿，岁岁祭祀。谈及此“精忠报国”四字，另有一段佳话：当年岳家军攻打逃往汉水北岸的金兵时，汉阳百姓纷纷献策，并协助岳家军扎制竹排、木排强渡汉水，从而为追击并歼灭金兵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此，岳飞题此“精忠报国”四字相赠并示谢意。
元代以后至49年后，人们依旧称岳飞堂为报国庵。20世纪50年代初，庵中还有3名老尼住持。古报国庵最终毁于1958年的中共“大跃进”时期。
民国时至“文化大革命”前，汉阳民众为纪念岳飞，还将此庵东北侧的片状民宅巷道亦称作报国庵。1967年，该巷改名唯物八村；1972年，又因纪念岳飞而定名报国巷至今。
“兵藏阁”：史载：绍兴四年（西元1134年）春，金军大举南下，进犯中原。岳飞上书高宗皇帝赵构，建议出兵收复被金军及其傀儡所占的襄阳、信阳等六郡。是年五月，岳飞被南宋朝廷命为汉阳军制置使，率军进发荆湖，一举攻下郢州（今钟祥）；随后兵分两路，攻随州，取襄阳，夺唐、邓二州（州治分别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县）及信阳军。收复中原后的岳家军班师鄂州（今武昌），并屯兵汉阳。
岳家军爱民如父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深得民心，战斗力极强，故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他们深夜抵达汉阳时，生怕惊动了城中的百姓，帅府和兵寨均安扎于汉阳城西南约两里之外的一片荒野之地。随后，岳家军在此地屯守并休整近10个月。
今汉阳拦江路西段与归元寺路（翠微横路）南端交会处，即是当年岳飞屯兵地，后人谓之兵藏阁。旧时，此地有茂林、修竹、坟茔、小岗，四周荒无人烟；“阁”中有池塘，严冬时塘面结满冰凌，故后人还将兵藏阁谐称冰塘角。
顿甲村与马场湖 ：在兵藏阁西侧，曾有当年岳家军存放铠甲、兵器之库。“存放”和“放置”在汉阳方言中皆为“顿”，因而该库附近的村庄又被后人谓之顿甲，今五里墩街与江堤街“插花”接壤处的邓甲村（“顿”与“邓”在汉阳方言中同音），即此。
顿（邓）甲村西南部有一湖，古名汉阳东湖。此湖旧时由多个港汊、水塘构成，湖畔水丰草绿。相传岳飞及部属将士曾在该湖滩操练兵马和放养马匹，该湖由此又被称作马场湖或马沧湖。今五里墩街、江堤街境内共有一条北通汉阳大道、南至下马湖的长约2公里的道路，亦名马沧湖路。
20世纪90年代后，马场湖东南部的部份水域被填平建房，并由东向西建有长约2.5公里的马鹦路。
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汉阳翠微峰下的归元寺一带，曾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地名。
该寺之中的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传为当年岳家军部份兵马饮水处，至今保持完好。今游人徜徉于归元寺景区，即可见此古井和古池。
“得得处”：今归元寺东南约400米处，旧名“得得处”。今北京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分别收藏的《清宣统年间武汉城镇合图》中即标有此“得得处”。“得得”系指骏马奔腾的蹄声，相传“得得处”为岳飞当年驰马夜归之地。绍兴五年（西元1135）五月，岳飞奉命再度挥师北伐，进驻襄阳。离开汉阳之前，他极度留恋这里的山水，便趁十五月色，信马由缰，从翠微峰到禹功矶，眺望大江如银；又由大别山（今龟山）经月湖、梅子山至凤栖山（今凤凰山），面对汉阳的大好河山，联想到历经战乱的国土和自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未酬，这位年轻的元帅不禁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回到军帐之中，岳飞秉烛执笔，且吟且书：“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得得处”及其周边在清代至49年初，被归元寺僧人平整为田地，种植粮食蔬菜。20世纪50年代后，建为平田南村。80年代后期又建成平田小区（东部）。
催子湾的传说 ：今五里墩街五麒里社区北侧，旧有一无名村湾，南宋以后称作催子湾。关于此湾名的来历，在汉阳民间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岳飞屯兵汉阳时，一日散步到此，忽闻一老妪哭声，便循声进屋，问其缘由，得知老妪家境贫寒，守寡养大的儿子无钱娶妻，只得闯河南做买卖，去后生死未卜。岳飞有心帮助老妪，便劝慰她说：“您莫要伤心。您的儿子归来时若未赚到钱，就让他到军寨找我。”
数日后，老妪之子归来，两手空空如也，他找到岳飞。岳飞送给他一包银子，他在千恩万谢的同时，告诉岳飞：他在河南时被金兵抓住，捆绑数日，险些丢了性命。岳飞听罢，说道：“这条路你走得熟，眼下攻敌需要摸清敌情，你再为我去一趟如何？”老妪之子当即应承。他带着银子回到家中，娶了媳妇，可就再也不想启程去河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妪着急起来，频频催儿子上路。儿子被催急了，只得洒泪与母、妻作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在临死前托人捎回了河南金军的情报，岳家军靠此情报打了几场大胜仗。
有了这桩传说中的往事，这个无名小湾就有了正名——催子湾。
岳飞街：清末民初成街。西南起于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旧时在法租界内，由法界当局命名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霞飞为法国征战非洲、亚洲的名将），当时此街曾为法国兵营及工部局、巡捕房等驻地，戒备森严。抗战胜利收回法租界后，因该地名附有外来殖民侵略的印记，因而改由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
此外，在古老的荆楚大地也留下了不少岳飞的历史遗迹。如：湖北武穴岳家拳、岳飞学校、岳氏祠堂所在地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梅为岳飞儿子岳霆、岳震墓所在地；江西九江为岳飞母亲姚大夫人墓、岳飞夫人李夫人墓所在地。
岳家拳流行于鄂东黄梅县、广济县和蕲春县一带，以黄梅、广济两县为主。据《黄梅县志》和《广济县志》记载，岳家拳在宋末元初传入当地。相传南宋名将岳飞被害后，其四子岳震五子岳霆为避害躲于黄梅县大河镇的杨梅岭（现名叫岳东湾和岳西湾），因岳飞被十八道金牌召回，就知凶多吉少，故把武穆遗书（也叫岳家拳谱）暗地交给岳震、岳霆，并让他们在黄梅县就地避难不要随之进京。岳家拳因此在黄梅县流传了下来。
在湖北省天门市境内，有个雄踞汉水之滨的历史重镇一一岳口。岳口，古称“岳家口”。据清《天门县志》载：“相传宋岳武穆驻军于此，因名。”数百年来，一代名臣岳飞与岳口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里代代传颂。
一、岳飞与武汉的历史渊源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船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政权金国向中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北宋政权灭亡了，新建的南宋政权在投降派秦桧等人把持下，避敌南逃，金军乘势大举南下。岳飞满怀爱国热情，投入了抗金的行列。岳家军军纪严明，英勇善战，收复了大片失地。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西元1134年）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飞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驻军鄂州（今武昌），旋又晋封“武昌县开国子”。岳飞在鄂州紧张的進行北伐前的准备，偶得半日闲暇，登上了黄鹤楼，遥望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满怀悲壮的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次年，岳飞改任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封“武昌郡开国侯”。这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宋词道出了他对武汉的眷恋之情。其“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愿望虽未实现，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武汉百姓的心中，南宋及其以后的武汉军民对岳飞素抱深厚的敬意与思念。
故宫博物院珍藏岳飞画像
岳飞（西元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人，中国南宋抗金名将，中华民族爱国英雄。少时勤奋好学，并炼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西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他怀抱“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以收复中原，雪“靖康耻”为职志；他统率的岳家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屡挫入侵的金军，深受百姓的爱戴；在其戎马生涯中，凭借他的军事天才，亲自参与指挥了126仗，未尝一败，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朱仙镇大捷，将金兵打得一败涂地，就连金兵亦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岳飞一生有七年时间（西元1134年—1141年）屯兵武汉，武汉是岳家军驻扎和北伐基地。岳飞从鄂州（今武昌）出发進行了四次北伐，因而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考证，当年的帅府就设在武昌老城司门口，校场设在小东门沙湖畔，中军营设在大东门晒湖旁，马队设在粮道街马蹄营，水军培训及其基地则设在老城外的岳家嘴。正是在武汉，他达到人生辉煌的顶峰——在这里，他建功立业，凭借襄邓大捷以仅三十二岁之年龄封侯（武昌郡开国侯）。岳飞在第四次北伐取得朱仙镇大捷之后，本可直捣金国黄龙府的情况下，被南宋皇帝赵构以十二道金牌招回，于绍兴十一年黄历十二月廿九（西元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
岳飞被害后，即使在南宋王朝的高压政策下，鄂州百姓仍不顾权奸秦桧的嚣张气焰如何高涨，也不怕会因此而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十户人家之中就至少有九户冒死把岳飞的绘像挂在家中，晨昏奉祀。因岳飞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一钱不私藏”，其旧部一直怀念他，为其冤死鸣不平。1161年夏，御史中丞汪澈到鄂州岳飞旧部巡视，校官们向汪澈申诉岳飞之冤，当汪表示愿向朝廷报告时，校官们哭声如雷，纷纷表示要“为岳公争气”！
绍兴三十二年（西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下诏平反岳飞，谥武穆。宋宁宗嘉泰四年追封鄂王，改谥忠武；改葬在西湖栖霞岭，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并立庙祀于湖北武昌，额名忠烈；修宋史列志传记。
据史载，岳飞事母至孝，还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他曾说：“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母病，“尝药進饵”，亲自侍奉。岳母姚氏于绍兴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元1136年）病亡于鄂州军中。岳飞和长子岳云等人赤脚扶梓近千里至庐山皇帝御赐之卧虎山安葬，奏请守孝终制，诏不允。宋廷下诏起复，岳飞“移孝作忠”，于六月進屯襄阳。八月，再次挥师北上，遣部将深入伪齐境内，收复虢州卢氏县、商州及西京之长水县。九月，因孤军无援，还军鄂州。十一月，屯驻江州，伪齐军败走，复还鄂州。为纪念岳飞的忠孝，当年岳母灵堂所在地被命名为忠孝门（今武昌小东门）。
岳飞一生为官清廉正直，他常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
岳飞虽是行伍出身，但喜欢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之书。在战斗间隙，亦与幕僚缘情吟咏，岳飞存留下来的诗词被明•徐阶收录《岳武穆遗文》。有词三首、诗十六首流传于世。其中在武昌所写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之千古绝唱，极具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每当民族危机时，为广大民众所传唱。
岳飞还酷爱书法，他的小楷学颜真卿，体态精妙；行书则学苏轼，笔法纵逸。传世岳飞所书碑帖有好几种，其中尤以《前后出师表》最著名，笔力遒劲，布局结体均耐人观赏。
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岳飞是“精忠报国”的象征，而秦桧是“卖国求荣”的典型。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高贵品质，以及忠贞不屈、壮怀激烈、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从而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长河中书写了一段浩气忠魂的悲壮历史。
870余年来，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无数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众多的爱国志士。而甘当内奸、卖国求荣、阴险歹毒、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苟且之徒、奸佞之辈秦桧，却落得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的下场，被永远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柱上。因此，孙中山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二、岳飞在武汉三镇的历史遗迹
1.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位于武昌黄鹤楼公园岳飞铜像之前。该亭于1937年抗战期间建成，1981年重新修整。亭子坐北朝南，木石结构，六角攒尖，碧瓦盖顶，古朴端庄。亭檐匾额“岳武穆遗像亭”，石柱上刻有对联。
岳武穆遗像石碑（传说是武昌大东门外原鄂忠烈庙遗物）供于亭中，上方竖刻“岳武穆王遗像”和张翼先所撰像赞。亭子周边现建有精忠报国石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及大型青沙石浮雕等，共融一体，相映生辉。
岳飞铜像通高8米（其中基座2米），重达16吨，系青铜铸造。岳飞扶鞍勒马，神态英武，正气凛然，目光如炬，似在远眺故国大好河山。一块长达25.6米的青石浮雕，再现了当年岳家军驰骋沙场、大败金兀术的历史场景。浮雕上镌刻有岳飞军《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手迹。整座雕塑造型有力，线条流畅，强烈的震撼力呼之欲出。
古人云：“国难思良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岳飞成为激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楷模。武汉抗日群众团体在清理倾圮的岳王庙时，从瓦砾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西元1582年)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遗像和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于是众人推举辛亥首义同志会的胡贽负责筹措资金，在现址东8米处建“岳武穆遗像亭”，置碑于亭中。亭以碑得名。
2.忠烈庙：提起岳飞庙，人们自然会想到杭州的岳王庙，其实在旧时，全国各地的岳庙甚多，其中杭州、汤阴、朱仙镇与武昌的岳飞庙，被并称为全国四大岳庙。（前三处岳庙至今尚存）但最早建成的岳飞庙，当属武昌的忠烈庙。中南财经大学首义会堂是原忠烈庙旧址。
绍兴三十二年（西元1162年），宋孝宗继位后即为岳飞冤案平反，下令恢复其官职，追谥“武穆”，以礼改葬。当岳飞之子岳霖到鄂州时，鄂州军民哭泣而迎，以表达对岳飞的深切怀念。岳飞冤案昭雪后，在其建功立业的湖北，鄂州民众首先请求为岳飞建庙。乾道六年二月（西元1170年)），荆湖北路计度转运副使张珖给朝廷上牒：“伏观故少保岳飞，领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而庙貌缺如，何以鼓忠义英豪之气。鄂州军民见（现）请为飞建立祠宇……”于是，孝宗皇帝赐“忠烈庙”为额，并下圣旨拨四千贯建庙款，建立岳王庙。当时同时御赐的还有1，000亩香火田。嘉泰四年(西元1204)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后，忠烈庙改名为鄂王庙(俗称岳庙)，庙旁移植有岳飞生前栽植的松柏，被称为岳柏、岳松。此外，鄂州百姓还把岳飞的一些事迹，编成传奇式的乃至神话般的各种故事，彼此称述，互相传播。
可见，武昌忠烈庙乃宋朝孝宗皇帝诏令修建的全国第一座岳王庙，比杭州早建51年。而汤阴、朱仙镇南宋时还在金兵占领区，两处的岳庙均建于明代。直至清末以来，岳氏宗族重大活动才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老城忠烈庙，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该庙不幸于咸丰年间初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日寇占领武汉后，忠烈庙址一度做了焚尸场。原庙址及黄土坡岳氏坟山在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内，遗存岳王庙因中共建政初期中原大学迁来武昌，建设过程中被彻底拆除。
据《江夏县志》载，当时武昌修过两座纪念岳飞的忠烈庙。湖北武昌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武昌县南大东门外岳飞庙内，宋乾道六年铁铸，绑跪屏下，相传凡疾病者，以石击为验。
另据史志推断，旧时武昌屡次修建的岳王庙至少有五座。明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御使王恩见岳飞无庙可祀，遂将小东门外祭祀“哭竹生笋”的东汉孝子孟宗的孝感祠改名忠孝祠，将岳飞、孟宗一庙共祀。孝感祠旧址在今长春观所在地的双峰山旧称白鹤山，后因修京广铁路被劈成两半。又据明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的《湖广图•经志书》述：正德十四年，布政使周季凤又在将台驿旧址（今洪山宝通寺西）为岳飞建专庙。清康熙年间，岳飞二十世孙岳宏誉任视楚学使，曾撰《重修武昌岳忠武王庙碑记》写道：“殿庑门楼高耸，前抵通衢，屏墙大书‘精忠报国’四字，后距高墩，左抵雷祖殿，右抵洗马池，大学士杨廷和有记。”这样，在小东门外就有了一忠一孝两大名人祠庙了。1535年，都御使顾磷重修武昌城，遂将小东门改名为忠孝门。此庙屡有兴废，最终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進攻武昌城的战争中。
3.岳松：在驻扎武昌期间，岳飞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常常独自一人骑着战马到城外宝通寺所在的小洪山上静静思索，而小洪山至今还存有岳飞松遗址。从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昂然屹立，人称“岳松”。《洪山宝通禅寺志》记载：“宋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形貌如龙。”后人感念岳飞的精忠报国，名之岳松。历代文人骚客多来游览题咏，清舒峻极吊松思岳，曾写下“松忆岳飞前代树”的感人诗篇。岳飞原亲植岳松、岳梅早已无存，史载“明季斧于贼”，如今的数株古松乃后人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
4.报国庵：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的报国巷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而得名。当年岳飞父子遇害的噩耗传到汉阳，百姓悲愤不已，决定在翠微峰东南约一里处的土台上捐资兴建报国庵，名为供佛，实为祭祀岳飞。此庵墙体以红砂石砌成，一正两偏共3间房，约200平方米。庵堂竣工时，昏君赵构尚在位，奸臣秦桧仍专权，故庵中暂不塑岳飞像，暂不挂匾，仅题有“报国庵”之名。
隆兴元年（西元1163年），孝宗皇帝赵眘继位后，为岳飞平冤昭雪。此时，汉阳的报国庵扩建为岳飞堂，堂内立有岳飞像，并将岳飞生前所书“精忠报国”四字刻匾悬于堂内正殿，岁岁祭祀。
谈及此“精忠报国”四字，另有一段佳话：当年岳家军攻打逃往汉水北岸的金兵时，汉阳百姓纷纷献策，并协助岳家军扎制竹排、木排强渡汉水，从而为追击并歼灭金兵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此，岳飞题此“精忠报国”四字相赠以示谢意。
元代以后至1949年后，人们依旧称岳飞堂为报国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庵中还有三名老尼住持。古报国庵最终毁于1958年的中共“大跃進”时期。
民国时至“文革”前，汉阳民众为纪念岳飞，还将此庵东北侧的片状民宅巷道亦称作报国庵。1967年，该巷改名唯物八村；1972年，又因纪念岳飞而定名报国巷至今。
5.“兵藏阁”：史载：绍兴四年（西元1134年）春，金军大举南下，進犯中原。岳飞上书高宗皇帝赵构，建议出兵收复被金军及其傀儡所占的襄阳、信阳等六郡。是年五月，岳飞被南宋朝廷命为汉阳军制置使，率军進发荆湖，一举攻下郢州（今钟祥）；随后兵分两路，攻随州，取襄阳，夺唐、邓二州（州治分别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县）及信阳军。收复中原后的岳家军班师鄂州（今武昌），并屯兵汉阳。
岳家军爱民如父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深得民心，战斗力极强，故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他们深夜抵达汉阳时，生怕惊动了城中的百姓，帅府和兵寨均安扎于汉阳城西南约两里之外的一片荒野之地。随后，岳家军在此地屯守并休整近十个月。
今汉阳拦江路西段与归元寺路（翠微横路）南端交会处，即是当年岳飞屯兵地，后人谓之兵藏阁。旧时，此地有茂林、修竹、坟茔、小岗，四周荒无人烟；“阁”中有池塘，严冬时塘面结满冰凌，故后人还将兵藏阁谐称冰塘角。
6.顿甲村与马场湖：在兵藏阁西侧，曾有当年岳家军存放铠甲、兵器之库。“存放”和“放置”在汉阳方言中皆为“顿”，因而该库附近的村庄又被后人谓之顿甲，今五里墩街与江堤街“插花”接壤处的邓甲村（“顿”与“邓”在汉阳方言中同音），即此。
顿（邓）甲村西南部有一湖，古名汉阳东湖。此湖旧时由多个港汊、水塘构成，湖畔水丰草绿。相传岳飞及部属将士曾在该湖滩操练兵马和放养马匹，该湖由此又被称作马场湖或马沧湖。今五里墩街、江堤街境内共有一条北通汉阳大道、南至下马湖的长约两公里的道路，亦名马沧湖路。
20世纪90年代后，马场湖东南部的部分水域被填平建房，并由东向西建有长约2.5公里的马鹦路。
7.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汉阳翠微峰下的归元寺一带，曾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地名。
该寺之中的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传为当年岳家军部分兵马饮水处，至今保持完好。今游人徜徉于归元寺景区，即可目睹此古井和古池。
8.“得得处”：今汉阳归元寺东南约400米处，旧名“得得处”。今北京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分别收藏的《清宣统年间武汉城镇合图》中即标有此“得得处”。“得得”系指骏马奔腾的蹄声，相传“得得处”为岳飞当年驰马夜归之地。绍兴五年（西元1135）五月，岳飞奉命再度挥师北伐，進驻襄阳。离开汉阳之前，他极度留恋这里的山水，便趁十五月色，信马由缰，从翠微峰到禹功矶，眺望大江如银；又由大别山（今龟山）经月湖、梅子山至凤栖山（今凤凰山），面对汉阳的大好河山，联想到历经战乱的国土和自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未酬，这位年轻的元帅不禁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回到军帐之中，秉烛执笔，且吟且书：
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
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岳飞《登池州翠微亭诗》
“得得处”及其周边在清代至1949年初，被归元寺僧人平整为田地，种植粮食蔬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建为平田南村。八十年代后期又建成平田小区(东部)。禹功矶相传为纪念大禹治水成功之所，其原址现建有睛川阁
9.催子湾的传说：今五里墩街五麒里社区北侧，旧有一无名村湾，南宋以后称作催子湾。关于此湾名的来历，在汉阳民间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岳飞屯兵汉阳时，一日散步到此，忽闻一老妪哭声，便循声進屋，问其缘由。得知老妪家境贫寒，守寡养大的儿子无钱娶妻，只得孤身一人闯荡河南做买卖，去后生死未卜。岳飞有心帮助老妪，便劝慰她说：“您莫要伤心。您的儿子归来时若未赚到钱，就让他到军寨来找我。”
数日后，老妪之子归来，两手空空如也，便找到岳飞。岳飞送给他一包银子，他在千恩万谢的同时，告诉岳飞：他在河南时被金兵抓住，捆绑数日，险些丢了性命。岳飞听罢，说道：“这条路你走得熟，眼下攻敌需要摸清敌情，你再为我去一趟如何？”老妪之子当即应承。他带着银子回到家中，娶了媳妇，可就再也不想启程去河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妪着急起来，频频催儿子上路。儿子被催急了，只得洒泪与母、妻作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在临死前托人捎回了河南金军的情报，岳家军靠此情报打了几场大胜仗。
有了这桩传说中的往事，这个无名小湾就有了正名——催子湾。
10.岳飞街：清末民初成街。西南起于汉口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旧时在汉口法租界内，由法界当局命名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霞飞为法国征战非洲、亚洲的名将），当时此街曾为法国兵营及工部局、巡捕房等驻地，戒备森严。抗战胜利收回法租界后，因该地名附有外来殖民侵略的印记，因而改由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
三、岳飞在湖北的后裔
1.“末代护庙人”：武昌岳王庙原指定由岳飞长子岳云的长子长孙看护，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乏传，经宗族共同协商决定由岳雷后裔承嗣。再次乏传后，又协定由湖北黄梅岳家湾的十六世岳霆后裔承嗣。到了清光绪年间，传至二十五世岳霆后裔岳邦铣，民国四年（ 1915年）又传至二十六世岳崇峻，1960年再传至二十七世孙岳修圆，即宋波。（注：随养父姓，湖北省电子科学研究所退休高级经济师）
清末，其祖父岳邦铣作为忠烈庙守护人，经营祠堂庙宇，香火不断，而且经常资助社会和宗族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曾与起义将领孔庚及其他革命者联系，参与过革命活动。其父亲于民国年间接任护庙人后，就已经不再领取护庙俸禄了，当时纪飞香火田又几经历史变革和战乱等原因，已被人侵占所剩无几了，收入甚微，但他仍忠于职守，即使日子过的再艰辛也要守护住祖庙。
武汉抗日保卫战打响后，日寇占领了武汉，大批的人都逃难去了乡下。但岳氏家族默守着一条规定——“永远不离开武昌”。所以就算是众人逃难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始终都守护在祖庙周围，从来没离开过武汉。当时，日寇派轰炸机炸掉武昌南湖国民党左右旗两个军火仓库后，调头到忠烈庙上空，掷下了三枚重型炸弹。岳修圆大姑妈和大哥当场遇难；小姑妈从废墟中被救出后，精神失常而疯癫；而其父亲的双耳被炸聋，左腿被炸断，从此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即便是自身伤残了，他还是奋不顾身的从废墟中抢救出四件祖物，一是“忠烈庙”的匾额，二是岳家家谱，三是先祖们的牌位，四是纪飞香火田的同班册。这些物品后来因文革或被毁或散失民间了。
到了岳修圆这辈，由于庙被毁后進而消失，已无庙可护，就只能默默在心中护庙了。为此，他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岳王庙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我已年过花甲，有生之年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尽早看到武昌城忠烈庙的重建。”
2.利川后裔：利川市都亮街道办事处干部岳永明是岳飞的二十六代孙，据他所保存的《岳氏家谱》记载，岳姓起于尧舜，“岳氏仲子生先龙，历传又有五季而生休，休生彦真，父子仕周为节度使；彦真生海，海生孟林，孟林生铉，铉生涣，涣生成。成迁汤阴生立，立生和，和生飞，飞生云、雷、霖、震、霆五子”。又记，岳飞与岳云蒙难后，“四子伏居他域，宋孝宗时，四子昭雪复朝，霖三子珂为左侍郎返迁汤阴，历传十一代，有贵金兄弟于明末迁鲁”。岳西城老人属“迁鲁”之后的一支岳氏家族的后代。此次发现的岳飞家谱，不仅历史脉络清楚，而且还绘有岳飞头像、岳氏宗庙外形，谱中还记有清乾隆皇帝游武穆庙的题诗：“重开奇秀，永佐朝帮；崇修喜才，宗耀远贤。”
3.江夏后裔：在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的上、下岳村里，居住着数十户岳姓人家。据当地的《岳氏宗谱》记载的世系来看，这支岳姓乃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第三子岳霖的后裔，尊奉岳飞为一世祖，如今传至三十余代。
元朝至正二十四年(西元1365年)，返迁河南汤阴的岳飞六世孙岳子忠，应集贤殿学士兼侍御史程文海之荐，被朝廷授予了湖广汉阳府汉川县教谕的官职，于是举家南迁汉川。传至十一世岳桢之时，又经历了一次大的迁徙，明朝正统十二年(西元1147年)他任江西南昌知县，故而携家迁往江西。十六世孙岳起元又在清初时迁出江西，辗转于“楚江邑省城水陆街”，继而迁至西边的佛祖岭东。直至十九世孙岳致身迁至江夏流芳岭，繁衍至今。
4.黄梅后裔：当年岳飞被害于杭州风波亭之后，秦桧密令追杀岳飞家族，岳飞家人为避灭门之祸，四散逃避，岳震(7岁)、岳霆(5岁)由忠良人士带领由江西九江逃至黄梅县五郞关（即今日的养马岭）下的聂家湾隐居，繁衍生息，世代相传，民族英雄岳飞的血脉和精神在这里得到传承、光大。于是，祭岳坟、拜武穆古枫、打岳家拳、赏岳体书法、吃油炸桧、唱满江红，便成为了黄梅三千岳飞后裔的特殊胎记。黄梅岳飞后裔不把油条叫“油条”，而叫做“油炸桧”
5.武穴后裔：湖北武穴市下彭湾村是岳飞后人聚集的居住地。武穴市有岳飞文武学校。另外，出于对抗金将领岳飞的崇拜，香港总警司蔡建祥代表香港警察宣布，在武穴修建一座岳飞纪念学校。2006年11月21日，花桥镇下彭小学校园内彩旗飘扬，鼓乐喧天，岳飞纪念学校教学楼落成庆典仪式在这里举行。
四、岳飞在湖北的历史遗迹
除了武汉之外，在古老的荆楚大地也留下了不少岳飞的历史遗迹：黄梅岳坟、荆门岳飞城、仙桃关岳庙、通城岳王庙、嘉鱼岳公楼、武当山岳飞点将台、大冶岳飞采铜铸剑地、广水平靖关、竹溪岳王庙村、天门岳飞大道……
1.岳坟：鄂东的黄梅县有三宝：黄梅戏、五祖寺、岳坟。黄梅县苦竹乡养马村聂家湾老树坡的“岳坟”，是岳飞的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坟墓所在地。大墓前原有一块石碑，刻有“大宋敕封朝奉大夫岳震、朝散大夫岳霆之墓”。古墓碑已于1958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人抬去修水库了。现在的“岳坟”，被列为黄冈市文物保护单位、爱国教育基地。
据史料记载，十二世纪初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金兵长驱直入，绵延鄂豫皖的大别山便成为南宋王朝长江以北的最后防线。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的黄梅县军事位置突出，而该县五郎关（即今日的养马岭）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元1130年，岳飞带着年仅十岁的四子岳震，率军镇守五郎关，沉重打击金兵。虽经八百余年的沧桑，聂家湾的岳家居宅、岳家花园、岳家学堂的遗址，教拳习武的演武场、操练兵马的养马岭、伏马槽等场地，至今仍历历在目。
此外，毗邻湖北黄梅的江西九江还为岳飞母亲姚太夫人墓、岳飞夫人李夫人墓所在地。
黄梅岳霆坟
2.岳家拳：岳飞一生有文武两部著作，但世人只见其慷慨激昂的诗词歌赋和散文，（即逝后被辑成的《岳武穆遗文》）却不见那威猛无比的岳家拳谱。（即后来被辑成的《武穆遗书》）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许多侠士为争夺《武穆遗书》打的头破血流。其实，《武穆遗书》一直在黄梅岳飞后裔中秘密流传。据考证，自南宋至清光绪年间的六百多年里，黄梅县上了县志的武举人、武進士就有三百余人之多。当年，金兵被岳家拳打得闻风丧胆，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抗战时期，黄梅县的岳飞后裔和“岳家拳”拳师等八十余人，还成立了一支“武术抗日锄奸队”。白天，他们是安分守纪的“良民”；夜里，他们是神出鬼没的武林高手，常常偷袭日军和汉奸，搅的他们鸡犬不宁，但又无可奈何。
岳家拳流行于鄂东黄梅县、广济县（现武穴市）和蕲春县一带，以黄梅、广济两县为主。据《黄梅县志》和《广济县志》记载，因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就知凶多吉少，故把武穆遗书（也叫岳家拳谱）暗地交给岳震、岳霆，二人隐居于黄梅聂家湾，整理出《武穆遗书》，秘而不宣，且日夜操练，岳家拳因此在黄梅县流传了下来。黄梅县小池镇岳飞第二十七代后裔岳進，他是闻名鄂赣皖的岳家拳传人。1986年，他参加了全国民间武术表演大会，他的岳家拳技压群雄，荣获金奖。深藏于民间的“岳家拳”和《武穆遗书》也于八百年后，重见天日。作为忠烈之后，岳進深明大义，于1987年将古抄本《武穆遗书》捐献给国家。黄梅因此而获得“武术之乡”的殊荣。
此外，湖北武穴岳家拳、岳飞学校、岳氏祠堂所在地还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武穴体校学生在习练岳家拳
3.武穆古枫：黄梅县黄梅镇岳家湾村是岳家后裔的一个聚居地。六百年前，岳飞后裔中的一支从聂家湾搬迁至此。为了纪念岳震、岳霆两位先祖，他们在村头种下一棵两个枝丫的枫树。而今，“武穆古枫”已长成参天大树。大枫树上有5条明显的刀痕，便是先后经历5次劫难的历史见证。1931年，侵华的日本鬼子修碉堡要砍枫树，被全村的岳家后裔团团围住。日本人将一岳家拳师的手臂砍断，也没能砍成大枫树。此后，大枫树又分别经历了汉奸保安团和国民党军队的砍树风波，均被岳家后裔挡住。1958年大炼钢铁，当地“砍树队”要砍大枫树；1959年，公社大办企业，也要砍树做榨筒，但都被拦了下来。“人逢大难不死，必贵；树逢大难不倒，必灵。”于是，岳飞后裔自发捐资，把“武穆古枫”打造成祭拜先祖、弘扬爱国精神的场所。
4.岳飞城：荆门市沙洋县五里铺镇以北约8公里处有一座高岗，地势独到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岳飞城遗址。据史载，宋高宗绍兴四年（西元1134年），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率骑兵军曾在此拓置城堡，屯兵御敌。因岳家军骁勇善战，八年间金兵无法南侵，后人为了纪念他，还在此修造了岳武穆庙。岳飞城和岳飞及其岳家军的故事也在荆门、沙洋、钟祥、随州、襄阳等地民众中广为传颂。近数十年，在岳飞城遗址上先后出土石斧、石凿、铜剑、铜戈、铜镜、铁锄等文物。该遗址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岳公楼：南宋绍兴五年（西元1135年）五月，岳飞奉命進击杨么之初，在嘉鱼蜀山筑城驻兵，（后人称为岳公城，又名军寨，营盘，城址尚存）统帅部设在嘉鱼县城。岳公楼址为岳飞驻军之处，并建有“望楼”。后人于此处重新建楼，以志纪念。
6.岳家口：在湖北省天门市境内，有个雄踞汉水之滨的历史重镇一一岳口。岳口，古称“岳家口”。据清《天门县志》载：“相传宋岳武穆驻军于此，因名。”数百年来，一代名臣岳飞与岳口渊源流长的历史在这里代代传颂着。
相传天门市岳口镇为当年岳飞驻军所在地
五、湖北关岳庙楹联、历代纪念岳飞的诗词和对岳飞的评价
（一）湖北关岳庙楹联
《岳庙匾联》收录现岳飞墓、庙悬挂的所有匾额、楹联
1.【湖北省仙桃关岳庙联】
大义参天，秉烛达旦；
精忠报国，怒发冲冠。
——佚名题湖北省仙桃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春秋匪懈，祀典重新，汉千古，宋千古；
宇宙长存，神功并著，忠一生，勇一生。
——佚名题湖北省仙桃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2.【湖北省京山关岳庙联】
义存扶汉三分鼎；
志在平金一片心。
——佚名题湖北省京山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大义千古，大忠千古；
晚汉一人，晚宋一人。
——佚名题湖北省京山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大义参天，同生同死同患难；
精忠报国，为稷为民为君亲。
——佚名题湖北省京山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3.【岳武穆遗像亭石柱楹联】
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
——明万历十年（1582年）云南太和（今大理）张翼先撰写的四言像赞
（二）历代纪念岳飞的诗词集锦
1.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附注：以上这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实为不易。
2.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3.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4.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5.岳鄂王墓
赵孟頫（元）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6.湖上别周方子公赋
袁宏道（明）
望望鄂王坟，石龟与人齐。
冢前方丈土，浇酒渥成泥。
虽知生者乐，无益死者啼。
如彼坟前马，张吻不能嘶。
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鸾栖。
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
孤山梅处士，事业未曾低。
西陵倡家女，松柏杂广蹊。
红粉是活计，山花足品题。
笑折苏公柳，策马度花堤。
（一作：夜弦招鹤促，晚咏托梅妻。
竿水饶活计，云岚足品题。）
7.岳武穆墓
乾隆（清）
读史常思忠孝诚，重胆宰树挂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恨，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镇如生。
（三）历代对岳飞的经典评价：
1.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著名爱国名臣李纲在给朝臣的书信中指出：“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2.以下摘录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
“（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
“（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
“（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3.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4.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5.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6.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
7.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太学生倪朴上书宋高宗，要求南宋朝廷尽快给岳飞平反昭雪，倪朴在其上书中写道：“臣闻故将岳飞，忠义无比，志清宇宙，一旦为权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犹云云也！夫孝妇之冤不伸，犹历年为之不雨。况忠臣义士，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无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气，岂不充积于天地之间哉？……臣愿复故将岳飞之封爵，禄其子孙，以伸其冤抑之气。”
8.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9.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11.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12.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13.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14.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15.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16.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乎！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17.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18.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19.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20.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21.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22.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23.孙中山评价岳飞：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特稿：武昌城岳王庙 护庙传人岳修圆
岳飞文化研究2018-03-23
武汉市武昌城座落于波涛滚滚，日夜奔流不息的长江中游之滨。它拥有举世闻名的黄鹤楼，它既是九省通衢的要塞，也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然而当今的盛景也会把我们带往逐渐淡忘的昨天，岳飞街、岳飞巷、岳家嘴、马蹄营、岳飞井、岳飞松、岳飞亭、岳飞钟、岳飞牌坊······这些历史的遗址让我们知道武昌城曾经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活动中心，自然而然地激起我们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无尽思念。
武昌城曾是岳飞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人生军事辉煌的故地，四次北伐抗金的决策及其出师都是从此开始的。当年的帅府设在武昌城司门口、中军营设在武昌城大东门晒湖旁、马队驻扎在武昌城马蹄营、水军培训以及基地设在武昌城外岳家嘴(北京国家图书馆有数据可查证)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岳飞常常独自一人骑着战马到城外洪山宝通寺的塔山上思索，现塔山上存有岳飞松为证飞祖曾经登临城内黄鹤楼，创作了闻名于世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伟大的岳母长辞于武昌城，灵堂设在城内忠孝门，岳飞和长子岳云披麻戴孝亲扶灵柩,赤脚从鄂州走到了庐山,将岳母安葬。
武昌城岳王庙（忠烈庙）始建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它是宋朝廷为宣扬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文化、思想而供奉的全国第一所御赐“忠烈”庙，也是为华夏大地树立的一面爱国主义旗帜。庙中悬挂着宋孝宗亲笔御匾，存放着御软三十二年岳家家谱，庙内供奉着岳飞、岳云、岳雷的神像与牌位，还有岳飞《满江红》石碑(现存放于黄鹤楼碑廊)以及历代名人的题字、石刻等等。
武昌城岳王庙几经历史的变革及其战乱并遭劫数次。此庙原指定由岳云的长子长孙看护，满清人关后，清王朝为了教育臣民忠于朝廷，特将岳王庙又纳入官庙管理。据地方志记载：乾隆元年， 朝廷主动拨款重修武昌城岳王庙，光绪七至八年，朝廷连续两年拨巨款对它进行一定规模的维修。从此以后，岳飞后裔重大的活动就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城岳王庙一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
罪恶滔天的日寇为了毁我精忠报国的民族魂，在一九三六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丧心病狂的日军派遣轰炸机先后狂轰武昌城南湖旁左、右旗军需物资仓库的同时，特意在岳王庙上空掷下三枚重型炸弹。大姑妈和大哥当场遇难，小姑妈被炸疯，父亲的双耳及左腿被炸聋、炸断。这些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此武昌岳王庙在既无外援又无内助的困窘中日渐衰落.........
一九四九年五月，也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 中南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将中原大学迁入武昌城内扩大办学。该校址就是岳王庙及黄土坡岳氏坟山旧址，该校现已更名为中南财经政治大学。
目前，武昌城已暂无岳王庙，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市政府一定会在武昌城重建岳王庙，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康熙三十七年左右(公元一六九八年)，看护武昌城岳王庙的云祖及雷祖后裔已无传人，后经国内所能联系的岳氏宗亲共同协商决定，将湖北黄梅霆祖后裔贞户大房长子伦五祖过继过来，继续看护武昌城岳王庙，至今已有九代人，他们分别是岳伦五、岳秀杨、岳永忠、岳左廷、岳朝誉、岳邦铣、岳崇峻、岳修圆以及岳冠霖。
祖父岳邦铣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一1861年正月初七口子时)，卒于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作为武昌城岳王庙的守护人，他力尽管理此庙的职责，香火日盛，而且经常资助社会及宗族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曾与革命系并参加过革命活动。
父亲岳崇峻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他在民国年间接替父职，虽已不再领取俸禄，但任然忠于职守，禅精竭力地守护着岳王庙。即使被炸伤残，他还是奋不顾身的抢救出三件祖物：一件是精忠报国匾额，二是先祖的牌位，三是御敕家谱（以上物品又都被毁于众所众知的年代）
本人岳定子（谱名岳修圆），1945年生于武昌，身为护庙人却无庙可护，无祖可守，悲悯难以启齿，惟将岳飞圣祖铭于心中，故以“宋波”（宋朝的“宋”，风波亭的“波”）为名存于世，有生之年唯一的心愿是看到武昌岳王庙的重建。
来源：岳飞网头条官方号《岳飞家史考》八册
作者：武汉 岳定子（本文岳飞网有改动）
据南宋《舆地纪胜》述，岳飞驻鄂时“置司于（鄂州）治所”。绍兴十一年，各地宣抚司取消，隶属于宣抚司的各部统制官加“御前”两字，改由中央直管。原岳飞的宣抚司一摊子暂由都统制王贵负责。《舆》称王贵将“都统制司移于城东黄鹄山之麓”。由此可知，都统制置制司即前宣抚司在山之西即今司门口一带。
岳飞驻鄂后，先任制置使，衙门当为制置司。后任荆湖北路、京西南路两路宣抚使，衙门似应为“大宋荆湖北路暨京西南路宣抚司”（实际上岳飞还这不止此两职，甚至一年一变。如仅在绍兴十一年，岳飞除任上两职外，还兼任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还兼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的官衔，少保、武昌郡开国公等荣誉称号、爵位）其官衙名称确实不知怎样称呼才好。我想，即然岳飞后来被追封为鄂王，后人尊称其旧衙为鄂王府有什么不妥呢？
1985年武昌区政府（今司门口广东商城所在地）在修建花坛时，曾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证明这里曾是岳飞所在的岳王府旧址。而今这里商铺林立，人们丝毫想见不到当年岳王府威然令金军丧胆的光景。
司门口是南宋抗金名将武昌使署岳飞的府第，因岳飞于嘉定四年被追封为鄂王，故此地便有鄂王府之名。园内的池、石、古树都是当时旧园的遗物，岳飞家小均住于此。每当岳飞率军远征，岳飞妻子李氏还常去各部将家中慰问。岳母姚氏的晚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水土不服和患腿疾，姚氏常卧床不起，岳飞与妻子煎汤熬药亲奉左右。据岳飞嫡孙岳珂《金伦萃编》所载：“岳飞于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并记岳飞遗址遗迹34述了姚氏 1136 年七十岁时病逝于武昌，岳飞与长子岳云等“跣足扶榇”将姚氏送往江西庐山安葬的经过。岳飞的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孙辈中岳甫、岳申（岳云的子女）都生于司门口。1985 年，武昌司门口原武昌区政府大院在修整花坛时，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其中有一方清光绪时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撰书的《憩园记》和一方瞿廷韶的《重修憩园图记》，证实该地为憩园旧址。据两记所载，憩园兴建于宋朝，在湖北布政使署的范围之内，是岳飞屯兵武昌时的帅府后花园。因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故又称鄂王府后花园。史籍亦载，岳飞驻兵鄂州时，住所在今武昌司门口，明朝曾立“岳王府石碑”于岳飞帅府旧址。出土的实物加之史料证实了岳王府在武昌的遗迹，也见证了这位抗金名将尽忠报国的爱国热忱。岳飞正是以此地为抗金大本营，运筹帷幄，兴兵北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2000年，作为武汉历史上10件大事之一，“岳飞抗金”被铸入了黄鹤楼的世纪钟上。岳飞（1103—1142年），南宋著名抗金将领，生于河南汤阴，逝于浙江杭州，但建功立业的辉煌时期却在武汉。
绍兴三年（1133年），金国扶持的伪齐儿皇帝刘豫，派兵占领了南宋的襄阳、随州、郢州（钟祥），大有切断南宋王朝与川、陕联系之势。在此危急之时，岳飞请求领兵抗击伪齐的入侵，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绍兴四年三月，岳飞接到了出兵的命令，率军3万由九江进入湖北，一举收复了郢、襄、随、邓、唐、信阳六郡，七月回师武昌。这也是南宋政权第一次主动进攻并取得的重大胜利。此后，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前，武昌一直都是岳家军的大本营，时间长达7年有余。
岳飞曾由此四伐中原，三援淮西（今鄂东皖西一带）。其间，还曾赴洞庭湖镇压了杨幺的农民起义军。并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政策，收编了农民义军数万人，最终使自己的兵力达到10万余众。由于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岳家军成为了南宋抗金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队伍。
正是因为战功卓著，岳飞被授予过诸多官职、爵号，其中如有黄州、复州（天门）、汉阳军、德安府（安陆）制置使，湖北、京西（鄂西北、豫西南）两路宣抚使，并先后进封为武昌开国子、开国侯、开国公等爵位。岳飞冤案平反后，被追封为鄂王。单从这里列举的官爵名称，就足以看出岳飞与湖北和武汉的关系。
在武汉市区内，至今还有着许多有关岳飞的故事和遗迹。在汉阳，曾建有岳飞庙和精忠坊、报国庵，还有岳飞屯兵[JP+1]操练的兵藏阁（今冰塘角）、马场湖（今马沧湖），还有附会岳飞在安徽池州写的诗句“得得寻芳上翠微”而得名的得得处、翠微池、翠微井、翠微峰等遗址和地名。
岳飞曾写过两首《满江红》词。黄鹤楼公园古碑廊内现有一块刻制于抗日战争之初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岳飞手迹碑刻。这首词在早期有关岳飞的书著中均无记载，由此可见此碑的珍贵。
在蛇山洞顶，有始建于1937年的岳武穆遗像亭，内置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岳飞半身线刻像，还有1992年后陆续建造的岳飞铜像、岳飞抗金浮雕像、精忠报国等牌坊群。
在洪山宝塔东，现有3株清同治年间补栽的岳飞松，山下旧有忠武王庙（同治年间修建，今无存） 。在武昌城内还有岳王府憇园遗址和传说中的银瓶井等。旧时，洪山岳松名气颇大，不论国家级，还是省、府、县级的志书中均有记载。
其中如《大清一统志》记载：“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上有岳飞手植松。”康熙年间的《武昌府志》记载：“岳松，在洪山上，为武穆手植，明季斧于贼，今复茂。”同治八年（1869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岳松，在洪山之巘，岳武穆手植，今无存。”光绪八年（1882年）的《洪山宝通寺志》记载：“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植巨松，其貌如龙。”民国十年（1921年）的《湖北通志》记载：“洪山有岳忠武手植巨松。”……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原岳飞亲手所植的松树明末已毁（可能毁于张献忠的起义军手中），清康熙年间补栽过一次；同治八年前又毁（可能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斗中），光绪八年前又补栽过一次；时至今日，现存的岳松至少是第三代了。此外，据光绪元年（1875年）的《重修洪山宝塔碑记》介绍，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宝通寺重修时因资金匮乏而停工，湖广总督李瀚章拨款相助，同时“令建岳忠武庙于洪山，即交洪山看守”，当年冬天岳庙建成。由此推测，现有岳松可能是当时寺僧所栽，距今已有133年了。
洪山岳松的株数，古代志书多未详述。至于现存岳松的数量，也是众口不一，诸如有1株、2株、3株、8株，乃至全山松树统称为岳松的。而正确的说法应为3株。据1996年的《湖北省志·文物名胜》述：“相传南宋岳飞驻军武昌时，亲植松树数十株于此……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予以补栽……现存3株。”1987年余开来先生的《武汉名胜散记》述：“相传岳飞手植松树，今保存3株……其实这3株松树，是清同治年间在岳飞手植松的遗址上补栽的。”1997年武汉市旅游服务教研中心编写的《武汉旅游》述：“现在洪山宝塔东有一片松林，内有参天拔地的3株古松，人称岳松。”还有文章讲到现存岳松为“8”株的，很可能是“3”字的误笔，因现场很难指认哪8棵树为岳松。
沿洪山宝塔后山小道东行约200米，可见一连体小亭，亭内有一块近两米高的石碑，但亭无题名，碑未刻字，唯亭顶画有一骑马战将，身后飘着一面“岳”字大旗，显示着亭与岳飞的关系。依亭向下看，东南约10米处，有一株全山最大的松树，生长在一平台上，树径达60余厘米，笔直挺拔，直插云霄，大有岳飞浩气凛然之态。因其明显区别于全山其他松树，故被误认为是惟一的岳松。该松树上钉有标牌，被列为武汉市第27号古树名木。在亭之西南角约7米处，还有一松，树径虽不大，但树形奇特，树枝苍老虬劲宛若游龙，这就是第二株岳松。2006年，一枝卧伏的树干因枯死而被锯去，已使“龙”态大失，着实令人叹惜。该松被列为武汉市第28号古树名木。
一段时期以来，第三株岳松似已被人遗忘，特别是27、28号松树挂牌后，人们都误认为现存岳松为两株。其实，第三株岳松就在27号松树东侧约10米处。20年前，该松树皮黝黑，树干粗壮，远别于邻近几株红皮松，很易辨认。但因生长在一斜坡上，又被几株杂树缠绕，环境恶劣，近年来已与邻近的“少壮”松树相差无几，极易被人忽略。
2005年11月，时逢武汉市园林科研所征询古树名木，故致函该所，请求对岳松加以保护，并对第三株岳松进行鉴定。据知，用取芯的办法可测试未中空树木的树龄，既然“不认”是第三株岳松，不妨可作一试。2006年6月，笔者再访洪山，喜见该松树干上已用红漆描有“322”字样，而且与同样生长在斜坡上的28号松一样，都用挡土墙保护了起来。看来第三株岳松已被承认。
岳母姚氏的晚年也是在武昌度过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岳母姚氏为了勉励儿子一心杀敌，在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十分遗憾的是，正史及《金佗萃编》（岳飞孙子岳珂所编，记录岳飞生平及与朝廷的来往信札）均无记载，因此历史学家对岳母刺[JP2]字一事均持怀疑态度。不过，在岳飞的背上确实有“尽忠报国”四字。据《宋史·何铸》所记，何在审讯岳飞时亲见岳飞“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人们知道岳母刺字的故事，多是见于清初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该书描写为由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后人把“尽忠”改作“精忠”，可能是因为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赐过岳飞一面手书“精忠岳飞”大旗的缘故吧。“尽忠”有杀身成仁的意思，既然皇帝题字“精忠”，那臣下自然得改了。而明末冯梦龙所著的《精忠旗》中，有“岳侯涅背”一折，讲述的是岳飞令部将张宪用刀在自己背上刻下了“尽忠报国”字样。现代宋史专家王曾瑜的《岳飞新传》，则写作“尽忠报国”为他人所写，由岳母所刺。但也只是一种猜测。可见岳飞背刺“尽忠报国”是真，但为何人所刺仍是一谜。
历史上的岳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据《金佗萃编》记载，当金兵南侵时，岳母毅然催促岳飞舍弃老母妻儿从军抗敌：“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这也是认为“尽忠报国”四个字为岳母所刺的主要原因。在岳母身陷敌境时，还托人转告岳飞：“五郎（岳飞行五）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也十分感激母亲给予自己的教诲，在一折给朝廷的札子里曾讲到：“鞠育训导，皆自臣母。”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还封岳母为国夫人。
当初岳母还在敌占区时，岳飞曾多次派人寻找，“阻于寇壤，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此后岳母一直跟随在岳飞军中。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十三日，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母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武昌，至于具体住址，一个可能是在古灵山寺，即今民主路398号消防器材厂一带。如乾隆《江夏县志》述：“宋岳武穆侨寓于鄂，依寺居焉，建灵山书院，有武穆自撰碑文，院右有银瓶井。”武汉著名文物考古专家蓝蔚认为，今司门口北旧有憩园，即当年岳王府旧址。蓝蔚在1985年《春秋》杂志第一期刊有《憩园——岳飞住过的地方》一文，介绍了当年曾在该处发现了几块石碑，证明该处即为岳王府遗址。从历史上看，蛇山东北乃古夏口发源地，而司门口一带一直是官府所在地。岳飞曾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其官署称宣抚司，又称帅司，理应就在此处。按照旧时官署多为前衙后宅的格局，岳飞的妻儿老小可能都住在这里（当然也不排除曾在灵山寺小住）。除长子岳云、次子岳雷、三子岳震、女儿安娘跟随在身边外，岳飞去世时四子岳震七岁，五子岳霆三岁；孙辈中岳甫四岁，岳大娘三岁，岳申一岁（岳云的子女），岳二娘两岁（岳雷之女），依时间推算，他们均可能出生于司门口。
岳飞的妻子李娃是一个贤内助。每当岳飞率军远征，李氏也常去各部将家中慰问。岳母因年老体弱，水土不服，在武昌时多与病榻相伴。绍兴六年（1136年）岳母病重，岳飞给朝廷上《乞侍亲疾札子》：“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日未安，近复腿脚注痛,起止艰难……”故请求解职侍奉母亲。同年，又在另一封上报朝廷的札子里写道：“岳飞三月二十六日丁母忧。”据此推测，岳母70岁时病逝于武昌憩园。而从一幅1909年的《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中可知，憩园的位置就在当时藩署的后院，即今解放路与中华路交汇处。
岳母去世后，岳飞悲痛万分，“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并与儿子岳云“跣足扶榇”，将母亲送至今庐山西侧岳家市安葬。其墓地虽后来屡有兴废，但今依然安在，任由后人瞻仰凭吊。
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能都记得银瓶投井的故事。《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之一、明末冯梦龙修订的《精忠旗》中，就有“银瓶坠井”一折戏。说的是岳飞蒙冤被害后，岳飞的女儿银瓶小姐怀抱银瓶愤而投井身亡。这个故事传说地之一也在武昌。
银瓶小姐投的井自然就叫银瓶井了，它今在何处呢？在武昌，有两处银瓶井，一在武昌城东龙泉山“万卷书楼”附近，一在武昌城内灵山寺内。其中尤以发生在龙泉山的故事更为悲壮：秦桧爪牙追捕岳飞亲属至龙泉山，银瓶小姐登楼大骂秦桧一党，借以吸引追兵，掩护家人逃走。待追兵围上来时，银瓶小姐奋而跃入井中。
此井在龙泉山何处，还待详细考证。而城内的银瓶井，据同治年间的《江夏县志》记载：“银瓶井，在灵山寺大士座，下雨辄泉涌，传寺为岳少保书院，岳娥闻父变抱银瓶投此。”几经找寻，终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指点下，在蛇山五坡处找到了灵山寺的旧址。当地一自称“从小就在井边玩”的中年汉子带我来到了民主路398号院内，指着小院东南角的水泥地坪说：当时的井址就在这里，“文化大革命”拆井时，还有人下去摸过“银器”，结果只摸到了几尊铁佛。
银瓶井附近地坪内有一块两米长的巨石，经辨认方知是一块石碑，字迹几被磨平，只依稀可看出石碑的上部刻有“修古迹灵山寺”几个篆体大字，估计是明弘治九年（1496年）楚王府宝贤堂所书的“重修古迹灵山寺碑”。
历史上是否真有银瓶投井一事呢？岳飞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安娘。在岳飞冤案平反后，其丈夫高祚还被补授官职。由此看来，岳飞的女儿并未死，而且也不叫银瓶。周谷城主编的《千古之迷——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中，有《岳飞是否有女名银瓶》一篇文章，介绍了南宋词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的记述：“大学宗文庙相传为岳武穆并记银瓶娘子。”这是有关银瓶事迹的最早记录。晚清学者俞樾所作《银瓶征》认为，周密生于1231年，岳飞故于1142年，两者相距仅约90年，当时银瓶小姐已被人们立庙祭祀，因此“则可以释来谢诸人之疑矣”。但此公又认为岳珂未记此事，而且银瓶殉孝也没有皇帝的“御旨追赠”，也认为“是一大疑案”。所以说银瓶投井之事终成一难解之迷。
旧时，全国各地的岳庙甚多，其中杭州、汤阴、朱仙镇与武昌的岳飞庙，被并称为全国四大岳庙（前三处岳庙今尚在）。但最早建成的岳飞庙，是武昌的忠烈庙。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继位后即为岳飞冤案平反，并将杭州的显明寺充作岳飞的功德院，以祀岳飞。后来才知道该寺已停有宋室宗亲、仪王赵忠湜的灵柩，遂作罢。一直到嘉定十四年（1221年）岳家发现岳墓旁有座破旧的智果寺，“虽全无门堂僧舍，愿自行创建，买田供赡。”这才自费建庙，宋宁宗赐名“褒忠衍福寺”。而在岳飞建功立业的湖北，人们对岳飞更是怀念。乾道六年（1170年），荆湖北路计度转运副使张珖给朝廷上牒：“伏观故少保岳飞，领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庙貌缺如，何以鼓忠义英豪之气。鄂州军民见（现）请为飞建立祠宇……”报告当即获准，庙宇随即建成。同年七月二日，尚书省给湖北下《敕建忠烈庙牒》：“奉敕，宜赐忠烈庙为额。”可见武昌岳庙比杭州早建51年。而汤阴、朱仙镇南宋时还在金兵占领区，两处的岳庙均建于明代。因此可以说，南宋时期的武昌忠烈庙，当为全国最早的岳飞庙。
由于岁月的侵蚀，武昌岳庙已全无踪迹。纵有古地图、古志书可查，也终因古图不成比例，作为参照物的其他古地名、古建筑的更改变迁，当年岳庙的具体位置已很难确定。据笔者估计，旧时武昌的岳庙旧址至少有5处。
志书多载，建于南宋乾道六年的忠烈庙在“城东五里旌忠坊”。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今似难以考证，但志书又多称“洪山宝通寺在城东十里”，依此比例和地势推测，当时的岳庙似在今傅家坡原省机械厅高坡一带。此庙可能毁于元代。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御使王恩见岳飞无庙可祀，遂将小东门外二里的孝感祠（祀汉孝子孟宗）改名忠孝祠，将岳飞、孟宗一庙共祀（小东门后来也因此改名忠孝门）。孝感祠旧址在今何处？据乾隆《江夏县志》述：“今白鹤山阳有孝感禅林。”白鹤山又称双峰山，即今长春观所在山峰，因修京广铁路被劈成两半。所以估计旧址在今长春观东北、舒家街后山一带。
据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湖广图经志》述：正德十四年，布政使周季凤恢复孝感祠，另在“县东十里将台驿旧址”建岳武穆祠。该书还述:“将台马驿，在小东门外，旧在城东八里。”?清康熙年间，岳飞20世孙岳宏誉任视楚学使，曾撰《重修武昌岳忠武王庙碑记》：“殿庑门楼高耸，前抵通衢，屏墙大书‘精忠报国’四字，后距高墩，左抵雷祖殿，右抵洗马池，大学士杨廷和有记。”又据《武汉掌故·宝通寺》介绍，1932年，“当时该寺范围甚大，山门设于岳王台（今傅家坡附近）”。因此推测，旧址似在宝通寺西，今湖北省农业厅一带。该庙屡有兴废，最终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进攻武昌城的战争中。
明万历八年（1580年），巡抚李桢在“宾阳门（大东门）内青草坡”又建了一座忠烈庙。该庙“明季为僧据，改一指庵”，清康熙年间又改建成岳庙。青草坡又在何处？据同治八年（1869年）的《江夏县志》述：“岳公祠，一在县东天悦寺前……”天悦寺又在哪里呢？从一幅1883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中可知，在大东门内龙华寺西有一座天悦关帝庙，可能即天悦寺。因此估计，同在大东门内的忠烈庙、岳公祠，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其旧址可能在龙华寺西南不远处。该庙也毁于咸丰年间。今蛇山岳飞线刻像可能即出于此。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洪山宝通寺东又建了武昌最后的一座岳飞庙。据光绪元年（1875年）的《重修洪山宝塔碑记》所记：同治十三年三月，宝通寺重建因缺资金而停工，总督李瀚章拨款相助，但同时又“命建岳忠武庙于洪山，即交洪山看管。”这才“复鸠工，将架木寺东修岳忠武庙。”工程于当年冬天完工，今洪山现存3株岳飞松可能即补栽于当时。从一幅1904年的《武昌江夏南乡略图》（该图用近代测绘技术绘制）中可看到，在宝通寺东标有“忠武王庙”的位置；在另一幅1912年的地图上，也可看到在同一位置标有“岳王庙”三字。依其比例可知，当年岳庙的位置就在今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西边院内。该庙早年驻军，后渐毁。
此外，大东门外长春观曾于1931年大修，观内旧有二圣殿（又称二神殿），供奉武圣人关羽及亚圣岳飞。1958年因门前道路扩宽，该殿被拆除。岳飞从此退出武汉神坛。（作者：牛新民）
湖北省武昌岳王庙庙址在武昌城大东门宾阳门外五里，东起武珞路大东门路口，西至首义路口，南靠紫阳路，北临武珞路。这是宋朝孝宗皇帝诏令修建的全国第一座忠烈庙，当时同时御赐的还有1000亩香火田。始建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二月。岳飞冤案昭雪后，鄂州首先请求为岳飞建庙。湖北转运司赵彦博，于乾道六年二月上书孝宗皇帝，呈请在鄂州为岳飞建立庙宇（汤阴《岳飞庙志》二八六页：《湖北转运司辛庙牒》）。乾道六年七月六日庙落成于武昌城大东门外五里。孝宗皇帝御赐“忠烈庙”为匾额，并下圣旨拔四千贯建庙款。而后来武昌的群众习惯称为“岳鄂王庙”，那是因为宋宁宗为激励诸将，曾于1204年（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清末以来，岳氏宗族重大活动就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老城忠烈庙，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该庙不幸于咸丰初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日寇占领武汉后，忠烈庙址一度做了焚尸场，此后庙址及黄土坡岳氏坟山旧址都纳入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为宿舍楼。现遗址仅存岳王台。
岳飞一生有7年时间（西元1134年-1141年）屯兵武汉，武汉是岳家军驻扎和北伐基地。岳飞从鄂州（今武昌）出发进行了4次北伐，因而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考证，当年的帅府就设在武昌老城司门口，校场设在小东门沙湖畔，中军营设在大东门晒湖旁，马队设在马蹄营，水军培训及其基地则设在老城外的岳家嘴。正是在武汉，他达到人生辉煌的顶峰——在这里，他建功立业，凭借襄邓大捷以仅三十二岁之年龄封侯（武昌郡开国侯）。淳熙五年（西元1178年），岳飞被追谥武穆，宁宗朝追封鄂王。岳飞的最高称号为“宋岳鄂王”。870余年来，在武昌、汉阳留下了许多岳飞的遗址和传说。如岳飞亭、岳松、岳梅及岳家嘴、岳飞街等地名，及大量与岳飞相关的民间传说与故事。
据史载：西元1136年3月，岳母姚氏病亡于鄂州军中。岳飞不俟报，解官而去，扶梓至庐山，奏请守孝终制，诏不允。宋廷下诏起复，岳飞“移孝作忠”，于6月进屯襄阳。8月，再次出师北上，遣部将深入伪齐境内，收复虢州卢氏县、商州及西京之长水县。9月，因孤军无援，还军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11月，屯驻江州，伪齐军败走，复还鄂州。武昌当年岳母灵堂所在地被命名为忠孝门。
岳飞为官清廉正直，他常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
岳飞虽是行伍出身，但喜欢读《左传》与孙吴之书，岳飞在战斗间隙，亦与幕僚缘情吟咏，有诗14首、词3首流传于世，其中《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之句，极具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
岳飞还酷爱书法，他的小楷学颜真卿，体态精妙；行书则学苏轼，笔法纵逸。传世岳飞所书碑帖有好几种，其中尤以《前后出师表》最著名，笔力遒劲，布局结体均耐人观赏。从而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长河中书写了一段“精忠报国”的悲壮历史。
现今遍布武汉三镇的岳飞主要遗迹有：
岳飞亭
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位于黄鹤楼公园岳飞铜像之前。该亭于1937年抗战期间建成，1981年重新修整。亭子坐北朝南，木石结构，六角攒尖，碧瓦盖顶，古朴端庄。亭檐匾额“岳武穆遗像亭”，石柱上刻有对联。
岳武穆遗像石碑（传说是武昌大东门外原鄂忠烈庙遗物）供于亭中，上方竖刻“岳武穆王遗像”和张翼先所撰像赞。亭子周边现建有精忠报国石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及大型青沙石浮雕等，共融一体，相映生辉。
岳飞铜像通高8米（其中基座2米），重达16吨，系青铜铸造。岳飞扶鞍勒马，神态英武，正气凛然，目光如炬，似在远眺故国大好河山。一块长达25.6米的青石浮雕，再现了当年岳家军驰骋沙场、大败金兀术的历史场景。浮雕上镌刻有岳飞军《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手迹。整座雕塑造型有力，线条流畅，强烈的震撼力呼之欲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武汉抗日群众团体在清理倾圮的岳王庙时，从瓦砾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西元1582年）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遗像和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于是众人推举辛亥首义同志会的胡贽负责筹措资金，在现址东8米处建岳武穆遗像亭，置碑于亭中。亭以碑得名。
忠烈庙
绍兴十一年（西元1142年）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陷害致死。孝宗时为岳飞平反昭雪，下令恢复其官职，追谥“武穆”，以礼改葬；当岳飞之子岳霖到鄂州时，鄂州军民哭泣而迎，以表达对岳飞的深切怀念。岳飞冤案昭雪后，鄂州人民首先请求为岳飞建庙。湖北转运司赵彦博，于乾道六年（西元1170年）二月上书孝宗皇帝，呈请在鄂州为岳飞建立庙宇以示祭祀。孝宗皇帝赐“忠烈庙”为额，并下圣旨拨四千贯建庙款，建立了岳王庙。这是宋朝孝宗皇帝诏令修建的全国第一座忠烈庙，当时同时御赐的还有1000亩香火田。嘉泰四年（西元1204）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忠烈庙改名为鄂王庙（俗称岳庙），庙旁移植有岳飞生前栽植的松柏，被称为岳柏、岳松。清末以来，岳氏宗族重大活动就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老城忠烈庙，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该庙不幸于咸丰初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日军占领武汉后，忠烈庙址一度做了焚尸场。原庙址及黄土坡岳氏坟山在今武珞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门附近，遗存岳王庙因中共篡政初期中原大学迁来武昌，建设过程中被拆除。
据《江夏县志》载，当时武昌修过两座纪念岳飞的忠烈庙。湖北武昌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武昌县南大东门外岳飞庙内，宋乾道六年铁铸，绑跪屏下，相传凡疾病者，以石击为验。武汉老百姓还把岳飞的一些事迹，编成传奇式的乃至神话般的各种故事，彼此称述，互相传播。
岳松：从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昂然屹立，人称“岳松”。《洪山宝通禅寺志》记载：“宋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形貌如龙。”后人感念岳飞的精忠报国，名之岳松。清舒峻极吊松思岳，曾写下“松忆岳飞前代树”的感人诗篇。岳飞原植巨松早已无存，史载“明季斧于贼”，如今的数株古松乃后人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
报国庵：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的报国巷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而得名。当年岳飞父子遇害的噩耗传到汉阳，百姓悲愤不已，议决在翠微峰东南约一里处的土台上（今红伟工具厂南大门处）捐资兴建报国庵，名为供佛，实为祭祀岳飞。此庵墙体以红砂石砌成，一正两偏共3间房，约200平方米。庵堂竣工时，昏君赵构尚在位，奸臣秦桧仍专权，故庵中暂不塑岳飞像，暂不挂匾，仅题有“报国庵”之名。
隆兴元年（西元1163），孝宗皇帝赵眘继位后，为岳飞平冤昭雪。此时，汉阳的报国庵扩建为岳飞堂，堂内立有岳飞像，并将岳飞生前所书“精忠报国”四字刻匾悬于堂内正殿，岁岁祭祀。谈及此“精忠报国”四字，另有一段佳话：当年岳家军攻打逃往汉水北岸的金兵时，汉阳百姓纷纷献策，并协助岳家军扎制竹排、木排强渡汉水，从而为追击并歼灭金兵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此，岳飞题此“精忠报国”四字相赠并示谢意。
元代以后至49年后，人们依旧称岳飞堂为报国庵。20世纪50年代初，庵中还有3名老尼住持。古报国庵最终毁于1958年的中共“大跃进”时期。
民国时至“文化大革命”前，汉阳民众为纪念岳飞，还将此庵东北侧的片状民宅巷道亦称作报国庵。1967年，该巷改名唯物八村；1972年，又因纪念岳飞而定名报国巷至今。
“兵藏阁”：史载：绍兴四年（西元1134年）春，金军大举南下，进犯中原。岳飞上书高宗皇帝赵构，建议出兵收复被金军及其傀儡所占的襄阳、信阳等六郡。是年五月，岳飞被南宋朝廷命为汉阳军制置使，率军进发荆湖，一举攻下郢州（今钟祥）；随后兵分两路，攻随州，取襄阳，夺唐、邓二州（州治分别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县）及信阳军。收复中原后的岳家军班师鄂州（今武昌），并屯兵汉阳。
岳家军爱民如父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深得民心，战斗力极强，故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他们深夜抵达汉阳时，生怕惊动了城中的百姓，帅府和兵寨均安扎于汉阳城西南约两里之外的一片荒野之地。随后，岳家军在此地屯守并休整近10个月。
今汉阳拦江路西段与归元寺路（翠微横路）南端交会处，即是当年岳飞屯兵地，后人谓之兵藏阁。旧时，此地有茂林、修竹、坟茔、小岗，四周荒无人烟；“阁”中有池塘，严冬时塘面结满冰凌，故后人还将兵藏阁谐称冰塘角。
顿甲村与马场湖 ：在兵藏阁西侧，曾有当年岳家军存放铠甲、兵器之库。“存放”和“放置”在汉阳方言中皆为“顿”，因而该库附近的村庄又被后人谓之顿甲，今五里墩街与江堤街“插花”接壤处的邓甲村（“顿”与“邓”在汉阳方言中同音），即此。
顿（邓）甲村西南部有一湖，古名汉阳东湖。此湖旧时由多个港汊、水塘构成，湖畔水丰草绿。相传岳飞及部属将士曾在该湖滩操练兵马和放养马匹，该湖由此又被称作马场湖或马沧湖。今五里墩街、江堤街境内共有一条北通汉阳大道、南至下马湖的长约2公里的道路，亦名马沧湖路。
20世纪90年代后，马场湖东南部的部份水域被填平建房，并由东向西建有长约2.5公里的马鹦路。
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汉阳翠微峰下的归元寺一带，曾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地名。
该寺之中的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传为当年岳家军部份兵马饮水处，至今保持完好。今游人徜徉于归元寺景区，即可见此古井和古池。
“得得处”：今归元寺东南约400米处，旧名“得得处”。今北京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分别收藏的《清宣统年间武汉城镇合图》中即标有此“得得处”。“得得”系指骏马奔腾的蹄声，相传“得得处”为岳飞当年驰马夜归之地。绍兴五年（西元1135）五月，岳飞奉命再度挥师北伐，进驻襄阳。离开汉阳之前，他极度留恋这里的山水，便趁十五月色，信马由缰，从翠微峰到禹功矶，眺望大江如银；又由大别山（今龟山）经月湖、梅子山至凤栖山（今凤凰山），面对汉阳的大好河山，联想到历经战乱的国土和自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未酬，这位年轻的元帅不禁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回到军帐之中，岳飞秉烛执笔，且吟且书：“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得得处”及其周边在清代至49年初，被归元寺僧人平整为田地，种植粮食蔬菜。20世纪50年代后，建为平田南村。80年代后期又建成平田小区（东部）。
催子湾的传说 ：今五里墩街五麒里社区北侧，旧有一无名村湾，南宋以后称作催子湾。关于此湾名的来历，在汉阳民间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岳飞屯兵汉阳时，一日散步到此，忽闻一老妪哭声，便循声进屋，问其缘由，得知老妪家境贫寒，守寡养大的儿子无钱娶妻，只得闯河南做买卖，去后生死未卜。岳飞有心帮助老妪，便劝慰她说：“您莫要伤心。您的儿子归来时若未赚到钱，就让他到军寨找我。”
数日后，老妪之子归来，两手空空如也，他找到岳飞。岳飞送给他一包银子，他在千恩万谢的同时，告诉岳飞：他在河南时被金兵抓住，捆绑数日，险些丢了性命。岳飞听罢，说道：“这条路你走得熟，眼下攻敌需要摸清敌情，你再为我去一趟如何？”老妪之子当即应承。他带着银子回到家中，娶了媳妇，可就再也不想启程去河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妪着急起来，频频催儿子上路。儿子被催急了，只得洒泪与母、妻作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在临死前托人捎回了河南金军的情报，岳家军靠此情报打了几场大胜仗。
有了这桩传说中的往事，这个无名小湾就有了正名——催子湾。
岳飞街：清末民初成街。西南起于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旧时在法租界内，由法界当局命名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霞飞为法国征战非洲、亚洲的名将），当时此街曾为法国兵营及工部局、巡捕房等驻地，戒备森严。抗战胜利收回法租界后，因该地名附有外来殖民侵略的印记，因而改由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
此外，在古老的荆楚大地也留下了不少岳飞的历史遗迹。如：湖北武穴岳家拳、岳飞学校、岳氏祠堂所在地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梅为岳飞儿子岳霆、岳震墓所在地；江西九江为岳飞母亲姚大夫人墓、岳飞夫人李夫人墓所在地。
岳家拳流行于鄂东黄梅县、广济县和蕲春县一带，以黄梅、广济两县为主。据《黄梅县志》和《广济县志》记载，岳家拳在宋末元初传入当地。相传南宋名将岳飞被害后，其四子岳震五子岳霆为避害躲于黄梅县大河镇的杨梅岭（现名叫岳东湾和岳西湾），因岳飞被十八道金牌召回，就知凶多吉少，故把武穆遗书（也叫岳家拳谱）暗地交给岳震、岳霆，并让他们在黄梅县就地避难不要随之进京。岳家拳因此在黄梅县流传了下来。
在湖北省天门市境内，有个雄踞汉水之滨的历史重镇一一岳口。岳口，古称“岳家口”。据清《天门县志》载：“相传宋岳武穆驻军于此，因名。”数百年来，一代名臣岳飞与岳口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里代代传颂。
一、岳飞与武汉的历史渊源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船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政权金国向中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北宋政权灭亡了，新建的南宋政权在投降派秦桧等人把持下，避敌南逃，金军乘势大举南下。岳飞满怀爱国热情，投入了抗金的行列。岳家军军纪严明，英勇善战，收复了大片失地。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西元1134年）驻扎在九江的岳飞受命收复湖北、河南六郡，五月五日攻取郢州（钟祥），后又连克襄阳府、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七月班师武昌。岳飞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驻军鄂州（今武昌），旋又晋封“武昌县开国子”。岳飞在鄂州紧张的進行北伐前的准备，偶得半日闲暇，登上了黄鹤楼，遥望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满怀悲壮的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次年，岳飞改任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封“武昌郡开国侯”。这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宋词道出了他对武汉的眷恋之情。其“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愿望虽未实现，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武汉百姓的心中，南宋及其以后的武汉军民对岳飞素抱深厚的敬意与思念。
故宫博物院珍藏岳飞画像
岳飞（西元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人，中国南宋抗金名将，中华民族爱国英雄。少时勤奋好学，并炼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西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他怀抱“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以收复中原，雪“靖康耻”为职志；他统率的岳家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屡挫入侵的金军，深受百姓的爱戴；在其戎马生涯中，凭借他的军事天才，亲自参与指挥了126仗，未尝一败，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朱仙镇大捷，将金兵打得一败涂地，就连金兵亦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岳飞一生有七年时间（西元1134年—1141年）屯兵武汉，武汉是岳家军驻扎和北伐基地。岳飞从鄂州（今武昌）出发進行了四次北伐，因而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考证，当年的帅府就设在武昌老城司门口，校场设在小东门沙湖畔，中军营设在大东门晒湖旁，马队设在粮道街马蹄营，水军培训及其基地则设在老城外的岳家嘴。正是在武汉，他达到人生辉煌的顶峰——在这里，他建功立业，凭借襄邓大捷以仅三十二岁之年龄封侯（武昌郡开国侯）。岳飞在第四次北伐取得朱仙镇大捷之后，本可直捣金国黄龙府的情况下，被南宋皇帝赵构以十二道金牌招回，于绍兴十一年黄历十二月廿九（西元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
岳飞被害后，即使在南宋王朝的高压政策下，鄂州百姓仍不顾权奸秦桧的嚣张气焰如何高涨，也不怕会因此而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十户人家之中就至少有九户冒死把岳飞的绘像挂在家中，晨昏奉祀。因岳飞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一钱不私藏”，其旧部一直怀念他，为其冤死鸣不平。1161年夏，御史中丞汪澈到鄂州岳飞旧部巡视，校官们向汪澈申诉岳飞之冤，当汪表示愿向朝廷报告时，校官们哭声如雷，纷纷表示要“为岳公争气”！
绍兴三十二年（西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下诏平反岳飞，谥武穆。宋宁宗嘉泰四年追封鄂王，改谥忠武；改葬在西湖栖霞岭，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并立庙祀于湖北武昌，额名忠烈；修宋史列志传记。
据史载，岳飞事母至孝，还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他曾说：“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母病，“尝药進饵”，亲自侍奉。岳母姚氏于绍兴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元1136年）病亡于鄂州军中。岳飞和长子岳云等人赤脚扶梓近千里至庐山皇帝御赐之卧虎山安葬，奏请守孝终制，诏不允。宋廷下诏起复，岳飞“移孝作忠”，于六月進屯襄阳。八月，再次挥师北上，遣部将深入伪齐境内，收复虢州卢氏县、商州及西京之长水县。九月，因孤军无援，还军鄂州。十一月，屯驻江州，伪齐军败走，复还鄂州。为纪念岳飞的忠孝，当年岳母灵堂所在地被命名为忠孝门（今武昌小东门）。
岳飞一生为官清廉正直，他常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
岳飞虽是行伍出身，但喜欢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之书。在战斗间隙，亦与幕僚缘情吟咏，岳飞存留下来的诗词被明•徐阶收录《岳武穆遗文》。有词三首、诗十六首流传于世。其中在武昌所写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之千古绝唱，极具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每当民族危机时，为广大民众所传唱。
岳飞还酷爱书法，他的小楷学颜真卿，体态精妙；行书则学苏轼，笔法纵逸。传世岳飞所书碑帖有好几种，其中尤以《前后出师表》最著名，笔力遒劲，布局结体均耐人观赏。
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岳飞是“精忠报国”的象征，而秦桧是“卖国求荣”的典型。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高贵品质，以及忠贞不屈、壮怀激烈、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从而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长河中书写了一段浩气忠魂的悲壮历史。
870余年来，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无数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众多的爱国志士。而甘当内奸、卖国求荣、阴险歹毒、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苟且之徒、奸佞之辈秦桧，却落得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的下场，被永远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柱上。因此，孙中山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二、岳飞在武汉三镇的历史遗迹
1.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位于武昌黄鹤楼公园岳飞铜像之前。该亭于1937年抗战期间建成，1981年重新修整。亭子坐北朝南，木石结构，六角攒尖，碧瓦盖顶，古朴端庄。亭檐匾额“岳武穆遗像亭”，石柱上刻有对联。
岳武穆遗像石碑（传说是武昌大东门外原鄂忠烈庙遗物）供于亭中，上方竖刻“岳武穆王遗像”和张翼先所撰像赞。亭子周边现建有精忠报国石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及大型青沙石浮雕等，共融一体，相映生辉。
岳飞铜像通高8米（其中基座2米），重达16吨，系青铜铸造。岳飞扶鞍勒马，神态英武，正气凛然，目光如炬，似在远眺故国大好河山。一块长达25.6米的青石浮雕，再现了当年岳家军驰骋沙场、大败金兀术的历史场景。浮雕上镌刻有岳飞军《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手迹。整座雕塑造型有力，线条流畅，强烈的震撼力呼之欲出。
古人云：“国难思良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岳飞成为激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楷模。武汉抗日群众团体在清理倾圮的岳王庙时，从瓦砾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西元1582年)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遗像和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于是众人推举辛亥首义同志会的胡贽负责筹措资金，在现址东8米处建“岳武穆遗像亭”，置碑于亭中。亭以碑得名。
2.忠烈庙：提起岳飞庙，人们自然会想到杭州的岳王庙，其实在旧时，全国各地的岳庙甚多，其中杭州、汤阴、朱仙镇与武昌的岳飞庙，被并称为全国四大岳庙。（前三处岳庙至今尚存）但最早建成的岳飞庙，当属武昌的忠烈庙。中南财经大学首义会堂是原忠烈庙旧址。
绍兴三十二年（西元1162年），宋孝宗继位后即为岳飞冤案平反，下令恢复其官职，追谥“武穆”，以礼改葬。当岳飞之子岳霖到鄂州时，鄂州军民哭泣而迎，以表达对岳飞的深切怀念。岳飞冤案昭雪后，在其建功立业的湖北，鄂州民众首先请求为岳飞建庙。乾道六年二月（西元1170年)），荆湖北路计度转运副使张珖给朝廷上牒：“伏观故少保岳飞，领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而庙貌缺如，何以鼓忠义英豪之气。鄂州军民见（现）请为飞建立祠宇……”于是，孝宗皇帝赐“忠烈庙”为额，并下圣旨拨四千贯建庙款，建立岳王庙。当时同时御赐的还有1，000亩香火田。嘉泰四年(西元1204)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后，忠烈庙改名为鄂王庙(俗称岳庙)，庙旁移植有岳飞生前栽植的松柏，被称为岳柏、岳松。此外，鄂州百姓还把岳飞的一些事迹，编成传奇式的乃至神话般的各种故事，彼此称述，互相传播。
可见，武昌忠烈庙乃宋朝孝宗皇帝诏令修建的全国第一座岳王庙，比杭州早建51年。而汤阴、朱仙镇南宋时还在金兵占领区，两处的岳庙均建于明代。直至清末以来，岳氏宗族重大活动才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老城忠烈庙，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该庙不幸于咸丰年间初毁于兵乱，1938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武昌岳王庙被炸毁，日寇占领武汉后，忠烈庙址一度做了焚尸场。原庙址及黄土坡岳氏坟山在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内，遗存岳王庙因中共建政初期中原大学迁来武昌，建设过程中被彻底拆除。
据《江夏县志》载，当时武昌修过两座纪念岳飞的忠烈庙。湖北武昌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武昌县南大东门外岳飞庙内，宋乾道六年铁铸，绑跪屏下，相传凡疾病者，以石击为验。
另据史志推断，旧时武昌屡次修建的岳王庙至少有五座。明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御使王恩见岳飞无庙可祀，遂将小东门外祭祀“哭竹生笋”的东汉孝子孟宗的孝感祠改名忠孝祠，将岳飞、孟宗一庙共祀。孝感祠旧址在今长春观所在地的双峰山旧称白鹤山，后因修京广铁路被劈成两半。又据明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的《湖广图•经志书》述：正德十四年，布政使周季凤又在将台驿旧址（今洪山宝通寺西）为岳飞建专庙。清康熙年间，岳飞二十世孙岳宏誉任视楚学使，曾撰《重修武昌岳忠武王庙碑记》写道：“殿庑门楼高耸，前抵通衢，屏墙大书‘精忠报国’四字，后距高墩，左抵雷祖殿，右抵洗马池，大学士杨廷和有记。”这样，在小东门外就有了一忠一孝两大名人祠庙了。1535年，都御使顾磷重修武昌城，遂将小东门改名为忠孝门。此庙屡有兴废，最终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進攻武昌城的战争中。
3.岳松：在驻扎武昌期间，岳飞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常常独自一人骑着战马到城外宝通寺所在的小洪山上静静思索，而小洪山至今还存有岳飞松遗址。从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昂然屹立，人称“岳松”。《洪山宝通禅寺志》记载：“宋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形貌如龙。”后人感念岳飞的精忠报国，名之岳松。历代文人骚客多来游览题咏，清舒峻极吊松思岳，曾写下“松忆岳飞前代树”的感人诗篇。岳飞原亲植岳松、岳梅早已无存，史载“明季斧于贼”，如今的数株古松乃后人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
4.报国庵：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的报国巷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而得名。当年岳飞父子遇害的噩耗传到汉阳，百姓悲愤不已，决定在翠微峰东南约一里处的土台上捐资兴建报国庵，名为供佛，实为祭祀岳飞。此庵墙体以红砂石砌成，一正两偏共3间房，约200平方米。庵堂竣工时，昏君赵构尚在位，奸臣秦桧仍专权，故庵中暂不塑岳飞像，暂不挂匾，仅题有“报国庵”之名。
隆兴元年（西元1163年），孝宗皇帝赵眘继位后，为岳飞平冤昭雪。此时，汉阳的报国庵扩建为岳飞堂，堂内立有岳飞像，并将岳飞生前所书“精忠报国”四字刻匾悬于堂内正殿，岁岁祭祀。
谈及此“精忠报国”四字，另有一段佳话：当年岳家军攻打逃往汉水北岸的金兵时，汉阳百姓纷纷献策，并协助岳家军扎制竹排、木排强渡汉水，从而为追击并歼灭金兵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此，岳飞题此“精忠报国”四字相赠以示谢意。
元代以后至1949年后，人们依旧称岳飞堂为报国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庵中还有三名老尼住持。古报国庵最终毁于1958年的中共“大跃進”时期。
民国时至“文革”前，汉阳民众为纪念岳飞，还将此庵东北侧的片状民宅巷道亦称作报国庵。1967年，该巷改名唯物八村；1972年，又因纪念岳飞而定名报国巷至今。
5.“兵藏阁”：史载：绍兴四年（西元1134年）春，金军大举南下，進犯中原。岳飞上书高宗皇帝赵构，建议出兵收复被金军及其傀儡所占的襄阳、信阳等六郡。是年五月，岳飞被南宋朝廷命为汉阳军制置使，率军進发荆湖，一举攻下郢州（今钟祥）；随后兵分两路，攻随州，取襄阳，夺唐、邓二州（州治分别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县）及信阳军。收复中原后的岳家军班师鄂州（今武昌），并屯兵汉阳。
岳家军爱民如父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深得民心，战斗力极强，故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他们深夜抵达汉阳时，生怕惊动了城中的百姓，帅府和兵寨均安扎于汉阳城西南约两里之外的一片荒野之地。随后，岳家军在此地屯守并休整近十个月。
今汉阳拦江路西段与归元寺路（翠微横路）南端交会处，即是当年岳飞屯兵地，后人谓之兵藏阁。旧时，此地有茂林、修竹、坟茔、小岗，四周荒无人烟；“阁”中有池塘，严冬时塘面结满冰凌，故后人还将兵藏阁谐称冰塘角。
6.顿甲村与马场湖：在兵藏阁西侧，曾有当年岳家军存放铠甲、兵器之库。“存放”和“放置”在汉阳方言中皆为“顿”，因而该库附近的村庄又被后人谓之顿甲，今五里墩街与江堤街“插花”接壤处的邓甲村（“顿”与“邓”在汉阳方言中同音），即此。
顿（邓）甲村西南部有一湖，古名汉阳东湖。此湖旧时由多个港汊、水塘构成，湖畔水丰草绿。相传岳飞及部属将士曾在该湖滩操练兵马和放养马匹，该湖由此又被称作马场湖或马沧湖。今五里墩街、江堤街境内共有一条北通汉阳大道、南至下马湖的长约两公里的道路，亦名马沧湖路。
20世纪90年代后，马场湖东南部的部分水域被填平建房，并由东向西建有长约2.5公里的马鹦路。
7.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汉阳翠微峰下的归元寺一带，曾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地名。
该寺之中的翠微古井和翠微古池，传为当年岳家军部分兵马饮水处，至今保持完好。今游人徜徉于归元寺景区，即可目睹此古井和古池。
8.“得得处”：今汉阳归元寺东南约400米处，旧名“得得处”。今北京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分别收藏的《清宣统年间武汉城镇合图》中即标有此“得得处”。“得得”系指骏马奔腾的蹄声，相传“得得处”为岳飞当年驰马夜归之地。绍兴五年（西元1135）五月，岳飞奉命再度挥师北伐，進驻襄阳。离开汉阳之前，他极度留恋这里的山水，便趁十五月色，信马由缰，从翠微峰到禹功矶，眺望大江如银；又由大别山（今龟山）经月湖、梅子山至凤栖山（今凤凰山），面对汉阳的大好河山，联想到历经战乱的国土和自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未酬，这位年轻的元帅不禁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回到军帐之中，秉烛执笔，且吟且书：
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
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岳飞《登池州翠微亭诗》
“得得处”及其周边在清代至1949年初，被归元寺僧人平整为田地，种植粮食蔬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建为平田南村。八十年代后期又建成平田小区(东部)。禹功矶相传为纪念大禹治水成功之所，其原址现建有睛川阁
9.催子湾的传说：今五里墩街五麒里社区北侧，旧有一无名村湾，南宋以后称作催子湾。关于此湾名的来历，在汉阳民间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岳飞屯兵汉阳时，一日散步到此，忽闻一老妪哭声，便循声進屋，问其缘由。得知老妪家境贫寒，守寡养大的儿子无钱娶妻，只得孤身一人闯荡河南做买卖，去后生死未卜。岳飞有心帮助老妪，便劝慰她说：“您莫要伤心。您的儿子归来时若未赚到钱，就让他到军寨来找我。”
数日后，老妪之子归来，两手空空如也，便找到岳飞。岳飞送给他一包银子，他在千恩万谢的同时，告诉岳飞：他在河南时被金兵抓住，捆绑数日，险些丢了性命。岳飞听罢，说道：“这条路你走得熟，眼下攻敌需要摸清敌情，你再为我去一趟如何？”老妪之子当即应承。他带着银子回到家中，娶了媳妇，可就再也不想启程去河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妪着急起来，频频催儿子上路。儿子被催急了，只得洒泪与母、妻作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在临死前托人捎回了河南金军的情报，岳家军靠此情报打了几场大胜仗。
有了这桩传说中的往事，这个无名小湾就有了正名——催子湾。
10.岳飞街：清末民初成街。西南起于汉口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旧时在汉口法租界内，由法界当局命名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霞飞为法国征战非洲、亚洲的名将），当时此街曾为法国兵营及工部局、巡捕房等驻地，戒备森严。抗战胜利收回法租界后，因该地名附有外来殖民侵略的印记，因而改由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
三、岳飞在湖北的后裔
1.“末代护庙人”：武昌岳王庙原指定由岳飞长子岳云的长子长孙看护，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乏传，经宗族共同协商决定由岳雷后裔承嗣。再次乏传后，又协定由湖北黄梅岳家湾的十六世岳霆后裔承嗣。到了清光绪年间，传至二十五世岳霆后裔岳邦铣，民国四年（ 1915年）又传至二十六世岳崇峻，1960年再传至二十七世孙岳修圆，即宋波。（注：随养父姓，湖北省电子科学研究所退休高级经济师）
清末，其祖父岳邦铣作为忠烈庙守护人，经营祠堂庙宇，香火不断，而且经常资助社会和宗族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曾与起义将领孔庚及其他革命者联系，参与过革命活动。其父亲于民国年间接任护庙人后，就已经不再领取护庙俸禄了，当时纪飞香火田又几经历史变革和战乱等原因，已被人侵占所剩无几了，收入甚微，但他仍忠于职守，即使日子过的再艰辛也要守护住祖庙。
武汉抗日保卫战打响后，日寇占领了武汉，大批的人都逃难去了乡下。但岳氏家族默守着一条规定——“永远不离开武昌”。所以就算是众人逃难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始终都守护在祖庙周围，从来没离开过武汉。当时，日寇派轰炸机炸掉武昌南湖国民党左右旗两个军火仓库后，调头到忠烈庙上空，掷下了三枚重型炸弹。岳修圆大姑妈和大哥当场遇难；小姑妈从废墟中被救出后，精神失常而疯癫；而其父亲的双耳被炸聋，左腿被炸断，从此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即便是自身伤残了，他还是奋不顾身的从废墟中抢救出四件祖物，一是“忠烈庙”的匾额，二是岳家家谱，三是先祖们的牌位，四是纪飞香火田的同班册。这些物品后来因文革或被毁或散失民间了。
到了岳修圆这辈，由于庙被毁后進而消失，已无庙可护，就只能默默在心中护庙了。为此，他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岳王庙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我已年过花甲，有生之年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尽早看到武昌城忠烈庙的重建。”
2.利川后裔：利川市都亮街道办事处干部岳永明是岳飞的二十六代孙，据他所保存的《岳氏家谱》记载，岳姓起于尧舜，“岳氏仲子生先龙，历传又有五季而生休，休生彦真，父子仕周为节度使；彦真生海，海生孟林，孟林生铉，铉生涣，涣生成。成迁汤阴生立，立生和，和生飞，飞生云、雷、霖、震、霆五子”。又记，岳飞与岳云蒙难后，“四子伏居他域，宋孝宗时，四子昭雪复朝，霖三子珂为左侍郎返迁汤阴，历传十一代，有贵金兄弟于明末迁鲁”。岳西城老人属“迁鲁”之后的一支岳氏家族的后代。此次发现的岳飞家谱，不仅历史脉络清楚，而且还绘有岳飞头像、岳氏宗庙外形，谱中还记有清乾隆皇帝游武穆庙的题诗：“重开奇秀，永佐朝帮；崇修喜才，宗耀远贤。”
3.江夏后裔：在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的上、下岳村里，居住着数十户岳姓人家。据当地的《岳氏宗谱》记载的世系来看，这支岳姓乃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第三子岳霖的后裔，尊奉岳飞为一世祖，如今传至三十余代。
元朝至正二十四年(西元1365年)，返迁河南汤阴的岳飞六世孙岳子忠，应集贤殿学士兼侍御史程文海之荐，被朝廷授予了湖广汉阳府汉川县教谕的官职，于是举家南迁汉川。传至十一世岳桢之时，又经历了一次大的迁徙，明朝正统十二年(西元1147年)他任江西南昌知县，故而携家迁往江西。十六世孙岳起元又在清初时迁出江西，辗转于“楚江邑省城水陆街”，继而迁至西边的佛祖岭东。直至十九世孙岳致身迁至江夏流芳岭，繁衍至今。
4.黄梅后裔：当年岳飞被害于杭州风波亭之后，秦桧密令追杀岳飞家族，岳飞家人为避灭门之祸，四散逃避，岳震(7岁)、岳霆(5岁)由忠良人士带领由江西九江逃至黄梅县五郞关（即今日的养马岭）下的聂家湾隐居，繁衍生息，世代相传，民族英雄岳飞的血脉和精神在这里得到传承、光大。于是，祭岳坟、拜武穆古枫、打岳家拳、赏岳体书法、吃油炸桧、唱满江红，便成为了黄梅三千岳飞后裔的特殊胎记。黄梅岳飞后裔不把油条叫“油条”，而叫做“油炸桧”
5.武穴后裔：湖北武穴市下彭湾村是岳飞后人聚集的居住地。武穴市有岳飞文武学校。另外，出于对抗金将领岳飞的崇拜，香港总警司蔡建祥代表香港警察宣布，在武穴修建一座岳飞纪念学校。2006年11月21日，花桥镇下彭小学校园内彩旗飘扬，鼓乐喧天，岳飞纪念学校教学楼落成庆典仪式在这里举行。
四、岳飞在湖北的历史遗迹
除了武汉之外，在古老的荆楚大地也留下了不少岳飞的历史遗迹：黄梅岳坟、荆门岳飞城、仙桃关岳庙、通城岳王庙、嘉鱼岳公楼、武当山岳飞点将台、大冶岳飞采铜铸剑地、广水平靖关、竹溪岳王庙村、天门岳飞大道……
1.岳坟：鄂东的黄梅县有三宝：黄梅戏、五祖寺、岳坟。黄梅县苦竹乡养马村聂家湾老树坡的“岳坟”，是岳飞的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坟墓所在地。大墓前原有一块石碑，刻有“大宋敕封朝奉大夫岳震、朝散大夫岳霆之墓”。古墓碑已于1958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人抬去修水库了。现在的“岳坟”，被列为黄冈市文物保护单位、爱国教育基地。
据史料记载，十二世纪初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金兵长驱直入，绵延鄂豫皖的大别山便成为南宋王朝长江以北的最后防线。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的黄梅县军事位置突出，而该县五郎关（即今日的养马岭）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元1130年，岳飞带着年仅十岁的四子岳震，率军镇守五郎关，沉重打击金兵。虽经八百余年的沧桑，聂家湾的岳家居宅、岳家花园、岳家学堂的遗址，教拳习武的演武场、操练兵马的养马岭、伏马槽等场地，至今仍历历在目。
此外，毗邻湖北黄梅的江西九江还为岳飞母亲姚太夫人墓、岳飞夫人李夫人墓所在地。
黄梅岳霆坟
2.岳家拳：岳飞一生有文武两部著作，但世人只见其慷慨激昂的诗词歌赋和散文，（即逝后被辑成的《岳武穆遗文》）却不见那威猛无比的岳家拳谱。（即后来被辑成的《武穆遗书》）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许多侠士为争夺《武穆遗书》打的头破血流。其实，《武穆遗书》一直在黄梅岳飞后裔中秘密流传。据考证，自南宋至清光绪年间的六百多年里，黄梅县上了县志的武举人、武進士就有三百余人之多。当年，金兵被岳家拳打得闻风丧胆，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抗战时期，黄梅县的岳飞后裔和“岳家拳”拳师等八十余人，还成立了一支“武术抗日锄奸队”。白天，他们是安分守纪的“良民”；夜里，他们是神出鬼没的武林高手，常常偷袭日军和汉奸，搅的他们鸡犬不宁，但又无可奈何。
岳家拳流行于鄂东黄梅县、广济县（现武穴市）和蕲春县一带，以黄梅、广济两县为主。据《黄梅县志》和《广济县志》记载，因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就知凶多吉少，故把武穆遗书（也叫岳家拳谱）暗地交给岳震、岳霆，二人隐居于黄梅聂家湾，整理出《武穆遗书》，秘而不宣，且日夜操练，岳家拳因此在黄梅县流传了下来。黄梅县小池镇岳飞第二十七代后裔岳進，他是闻名鄂赣皖的岳家拳传人。1986年，他参加了全国民间武术表演大会，他的岳家拳技压群雄，荣获金奖。深藏于民间的“岳家拳”和《武穆遗书》也于八百年后，重见天日。作为忠烈之后，岳進深明大义，于1987年将古抄本《武穆遗书》捐献给国家。黄梅因此而获得“武术之乡”的殊荣。
此外，湖北武穴岳家拳、岳飞学校、岳氏祠堂所在地还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武穴体校学生在习练岳家拳
3.武穆古枫：黄梅县黄梅镇岳家湾村是岳家后裔的一个聚居地。六百年前，岳飞后裔中的一支从聂家湾搬迁至此。为了纪念岳震、岳霆两位先祖，他们在村头种下一棵两个枝丫的枫树。而今，“武穆古枫”已长成参天大树。大枫树上有5条明显的刀痕，便是先后经历5次劫难的历史见证。1931年，侵华的日本鬼子修碉堡要砍枫树，被全村的岳家后裔团团围住。日本人将一岳家拳师的手臂砍断，也没能砍成大枫树。此后，大枫树又分别经历了汉奸保安团和国民党军队的砍树风波，均被岳家后裔挡住。1958年大炼钢铁，当地“砍树队”要砍大枫树；1959年，公社大办企业，也要砍树做榨筒，但都被拦了下来。“人逢大难不死，必贵；树逢大难不倒，必灵。”于是，岳飞后裔自发捐资，把“武穆古枫”打造成祭拜先祖、弘扬爱国精神的场所。
4.岳飞城：荆门市沙洋县五里铺镇以北约8公里处有一座高岗，地势独到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岳飞城遗址。据史载，宋高宗绍兴四年（西元1134年），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率骑兵军曾在此拓置城堡，屯兵御敌。因岳家军骁勇善战，八年间金兵无法南侵，后人为了纪念他，还在此修造了岳武穆庙。岳飞城和岳飞及其岳家军的故事也在荆门、沙洋、钟祥、随州、襄阳等地民众中广为传颂。近数十年，在岳飞城遗址上先后出土石斧、石凿、铜剑、铜戈、铜镜、铁锄等文物。该遗址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岳公楼：南宋绍兴五年（西元1135年）五月，岳飞奉命進击杨么之初，在嘉鱼蜀山筑城驻兵，（后人称为岳公城，又名军寨，营盘，城址尚存）统帅部设在嘉鱼县城。岳公楼址为岳飞驻军之处，并建有“望楼”。后人于此处重新建楼，以志纪念。
6.岳家口：在湖北省天门市境内，有个雄踞汉水之滨的历史重镇一一岳口。岳口，古称“岳家口”。据清《天门县志》载：“相传宋岳武穆驻军于此，因名。”数百年来，一代名臣岳飞与岳口渊源流长的历史在这里代代传颂着。
相传天门市岳口镇为当年岳飞驻军所在地
五、湖北关岳庙楹联、历代纪念岳飞的诗词和对岳飞的评价
（一）湖北关岳庙楹联
《岳庙匾联》收录现岳飞墓、庙悬挂的所有匾额、楹联
1.【湖北省仙桃关岳庙联】
大义参天，秉烛达旦；
精忠报国，怒发冲冠。
——佚名题湖北省仙桃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春秋匪懈，祀典重新，汉千古，宋千古；
宇宙长存，神功并著，忠一生，勇一生。
——佚名题湖北省仙桃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2.【湖北省京山关岳庙联】
义存扶汉三分鼎；
志在平金一片心。
——佚名题湖北省京山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大义千古，大忠千古；
晚汉一人，晚宋一人。
——佚名题湖北省京山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大义参天，同生同死同患难；
精忠报国，为稷为民为君亲。
——佚名题湖北省京山关岳庙[庙祀关羽、岳飞]
3.【岳武穆遗像亭石柱楹联】
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
——明万历十年（1582年）云南太和（今大理）张翼先撰写的四言像赞
（二）历代纪念岳飞的诗词集锦
1.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附注：以上这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实为不易。
2.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3.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4.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5.岳鄂王墓
赵孟頫（元）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6.湖上别周方子公赋
袁宏道（明）
望望鄂王坟，石龟与人齐。
冢前方丈土，浇酒渥成泥。
虽知生者乐，无益死者啼。
如彼坟前马，张吻不能嘶。
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鸾栖。
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
孤山梅处士，事业未曾低。
西陵倡家女，松柏杂广蹊。
红粉是活计，山花足品题。
笑折苏公柳，策马度花堤。
（一作：夜弦招鹤促，晚咏托梅妻。
竿水饶活计，云岚足品题。）
7.岳武穆墓
乾隆（清）
读史常思忠孝诚，重胆宰树挂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恨，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镇如生。
（三）历代对岳飞的经典评价：
1.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著名爱国名臣李纲在给朝臣的书信中指出：“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2.以下摘录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
“（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
“（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
“（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3.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4.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5.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6.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
7.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太学生倪朴上书宋高宗，要求南宋朝廷尽快给岳飞平反昭雪，倪朴在其上书中写道：“臣闻故将岳飞，忠义无比，志清宇宙，一旦为权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犹云云也！夫孝妇之冤不伸，犹历年为之不雨。况忠臣义士，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无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气，岂不充积于天地之间哉？……臣愿复故将岳飞之封爵，禄其子孙，以伸其冤抑之气。”
8.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9.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11.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12.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13.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14.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15.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16.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乎！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17.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18.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19.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20.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21.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22.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23.孙中山评价岳飞：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特稿：武昌城岳王庙 护庙传人岳修圆
岳飞文化研究2018-03-23
武汉市武昌城座落于波涛滚滚，日夜奔流不息的长江中游之滨。它拥有举世闻名的黄鹤楼，它既是九省通衢的要塞，也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然而当今的盛景也会把我们带往逐渐淡忘的昨天，岳飞街、岳飞巷、岳家嘴、马蹄营、岳飞井、岳飞松、岳飞亭、岳飞钟、岳飞牌坊······这些历史的遗址让我们知道武昌城曾经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活动中心，自然而然地激起我们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无尽思念。
武昌城曾是岳飞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人生军事辉煌的故地，四次北伐抗金的决策及其出师都是从此开始的。当年的帅府设在武昌城司门口、中军营设在武昌城大东门晒湖旁、马队驻扎在武昌城马蹄营、水军培训以及基地设在武昌城外岳家嘴(北京国家图书馆有数据可查证)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岳飞常常独自一人骑着战马到城外洪山宝通寺的塔山上思索，现塔山上存有岳飞松为证飞祖曾经登临城内黄鹤楼，创作了闻名于世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伟大的岳母长辞于武昌城，灵堂设在城内忠孝门，岳飞和长子岳云披麻戴孝亲扶灵柩,赤脚从鄂州走到了庐山,将岳母安葬。
武昌城岳王庙（忠烈庙）始建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它是宋朝廷为宣扬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文化、思想而供奉的全国第一所御赐“忠烈”庙，也是为华夏大地树立的一面爱国主义旗帜。庙中悬挂着宋孝宗亲笔御匾，存放着御软三十二年岳家家谱，庙内供奉着岳飞、岳云、岳雷的神像与牌位，还有岳飞《满江红》石碑(现存放于黄鹤楼碑廊)以及历代名人的题字、石刻等等。
武昌城岳王庙几经历史的变革及其战乱并遭劫数次。此庙原指定由岳云的长子长孙看护，满清人关后，清王朝为了教育臣民忠于朝廷，特将岳王庙又纳入官庙管理。据地方志记载：乾隆元年， 朝廷主动拨款重修武昌城岳王庙，光绪七至八年，朝廷连续两年拨巨款对它进行一定规模的维修。从此以后，岳飞后裔重大的活动就形成了南在湖北武昌城岳王庙一北在河南汤阴岳王庙的格局。
罪恶滔天的日寇为了毁我精忠报国的民族魂，在一九三六年武汉抗日保卫战前夕，丧心病狂的日军派遣轰炸机先后狂轰武昌城南湖旁左、右旗军需物资仓库的同时，特意在岳王庙上空掷下三枚重型炸弹。大姑妈和大哥当场遇难，小姑妈被炸疯，父亲的双耳及左腿被炸聋、炸断。这些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此武昌岳王庙在既无外援又无内助的困窘中日渐衰落.........
一九四九年五月，也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 中南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将中原大学迁入武昌城内扩大办学。该校址就是岳王庙及黄土坡岳氏坟山旧址，该校现已更名为中南财经政治大学。
目前，武昌城已暂无岳王庙，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市政府一定会在武昌城重建岳王庙，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康熙三十七年左右(公元一六九八年)，看护武昌城岳王庙的云祖及雷祖后裔已无传人，后经国内所能联系的岳氏宗亲共同协商决定，将湖北黄梅霆祖后裔贞户大房长子伦五祖过继过来，继续看护武昌城岳王庙，至今已有九代人，他们分别是岳伦五、岳秀杨、岳永忠、岳左廷、岳朝誉、岳邦铣、岳崇峻、岳修圆以及岳冠霖。
祖父岳邦铣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一1861年正月初七口子时)，卒于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作为武昌城岳王庙的守护人，他力尽管理此庙的职责，香火日盛，而且经常资助社会及宗族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曾与革命系并参加过革命活动。
父亲岳崇峻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他在民国年间接替父职，虽已不再领取俸禄，但任然忠于职守，禅精竭力地守护着岳王庙。即使被炸伤残，他还是奋不顾身的抢救出三件祖物：一件是精忠报国匾额，二是先祖的牌位，三是御敕家谱（以上物品又都被毁于众所众知的年代）
本人岳定子（谱名岳修圆），1945年生于武昌，身为护庙人却无庙可护，无祖可守，悲悯难以启齿，惟将岳飞圣祖铭于心中，故以“宋波”（宋朝的“宋”，风波亭的“波”）为名存于世，有生之年唯一的心愿是看到武昌岳王庙的重建。
来源：岳飞网头条官方号《岳飞家史考》八册
作者：武汉 岳定子（本文岳飞网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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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岳飞北伐一直是宋史的热点。岳家军到底有多少真实兵力，是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关键点：岳飞北伐能否成功，岳飞能否收复开封，宋高宗赵构以金字牌召岳飞回师是否贻误战机等等。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长期以来，以王曾瑜为代表的宋史学家大都认为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有十万大军。
2015年10月13日，“反叛的中二病”在两宋吧发布《岳家军真实兵力及各兵种组成》，认为岳家军最多不超过六万人。（此文非常详尽。由此可见，现在很多网络历史研究者在某些具体历史问题上，与顶级的科班历史教授旗鼓相当。网络当自强！）
2015年11月，邓广铭（宋史牛人，号称二十世纪宋史第一人）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教授分四级，一级教授都是院士级别）李裕民，在第三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岳家军三大问题考辨》，认为岳家军最多不超过六万人。随后在2016年，李裕民将论文正式发表于《浙江学刊》。
2018年，张伟（经略幽燕我童贯）在《文史天地》发表《踏破贺兰山缺——岳家军兵力分析》，坚持认为岳家军最盛时有十万大军，但并未给出新的史料分析。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仔细研读论文，就会发现：王曾瑜和“经略幽燕我童贯”认为岳家军有十万兵力的论述是粗率的；“反叛的中二病”和李裕民认为岳家军兵力最高不超过六万的论证是有漏洞的。
先给出历史之家：本文的研究结论：
1）绍兴十年，岳家军确实有十万兵力，只不过要把岳飞派往河南河北的忠义军和后期原伪齐投靠岳飞的军队计算在内。
2）绍兴十年，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只有六万人，这是扣除忠义军、后期投靠岳飞的原伪齐军队和辎重伙夫等后勤部队的计算结果。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1，岳家军六万说的漏洞
1）持六万说的“反叛的中二病”和李裕民，主要的证据是周必大写给鄂州都统的一封信。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周必大担任南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阎世雄担任鄂州都统制（京湖最高军事长官），阎世雄请求增兵，周必大写信劝阻：
某近别不胜倾企，即日想已抵治所，履况集福。荆、襄、沔、鄂，边面阔远，西自金、均，东尽光、黄，昨以王宣、赵樽各占地分，不相为用，遂合为一军。议者率谓兵马数少，缓急难于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满六万而能往来襄、鄂，内抚外御，威望隐然。况今三处屯兵，视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财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锐，如向来庚辰（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辛巳聚八万之众于襄汉，当刘萼之师，略无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文忠集》卷一九七。
周必大在信中确实写到岳飞“兵不满六万而能往来襄、鄂”。
写信的时候，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已有40多年，离隆兴北伐（公元1163年）也有20多年。公元1164年，宋金双方达成了隆兴和议，边境上基本上有20年相安无事。
淳熙年间，林升曾经在临安写下著名的《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此时的南宋已经是歌舞升平。周必大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劝鄂州都统制阎世雄要安于兵力现状，毕竟是和平时期，招募新兵要花钱，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宋朝人说兵力，有时指纯作战兵力，有时指作战兵力和后勤兵力的总和。
所以周必大说岳飞兵不满六万，是指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约六万。宋朝军队分作战兵力和后勤兵力，后勤兵力主要负责辎重伙夫，保护运输武器粮草，以及生火做饭等。后勤兵力不等于民夫，民夫只负责把粮草交到后勤兵力手里，具体作战中，后勤兵力负责跟随作战兵力保护运输武器粮草等。
后勤兵力有一定战斗力，关键时候也可以协同作战，但比正规作战兵力要弱很多。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五年三月：
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岳飞、王燮下兵数得二十万人，除辎重火头外，战士不下十五万夫。
绍兴七年，岳飞点检王德的军队，作战兵力是五千七百三十一人，而他处则记载王德军队八千。
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算出，南宋绍兴年间，后勤兵力约占总兵力的25%。
周必大所说岳飞兵力不满六万，是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约6万，如果加上后勤兵力，岳家军的总兵力在8万左右。这8万军队还不包括岳飞手下的忠义军和后来原伪齐投诚军队。
2）对《鸡肋篇》佐证六万说的反驳。
李裕民引用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建炎之后，除殿前、马、步三帅外，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后又分为神武五军，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燮、杨沂中为五帅，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余仰漕司也），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日（当作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而马刍秣不预焉。
庄绰在绍兴八年曾经在岳飞军队任职，他的记载相当可靠，当时岳家军每月用钱56万贯，米7万石。
刘光世在池阳驻扎时，每月用钱26.769万贯，米2.5938石。
按钱来算岳飞刘光世的兵力比是2.1:1，按米算是2.7:1。考虑到刘光世比较爱钱，所以刘光世军队耗钱比多多，各按50%加权计算，岳飞刘光世的兵力比在2.4:1左右。
绍兴七年，刘光世的军队是52312人，驻扎在太平州。
刘光世在池州只有绍兴三年十月到绍兴四年九月之间。在绍兴二年十一月，“刘光世军四万，老弱颇众，然选之亦可得其半”。这是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请求北伐对赵构上的奏章，要北伐就不可能裁军，吕颐浩只是说刘光世的军队多是陕西老兵，但精锐也占一半，并不是劝赵构把刘光世的军队裁一半。
李裕民没有经过细致考证，就想当然地认为刘光世的军队驻扎到池州市，已经裁减近半，再推出岳飞的军队只有五六万人。
但《要录》《会编》《小历》均未记载绍兴三年刘光世的军队经过裁减。反而在绍兴三年九月，赵构将赵秉渊的数千兵马划拨给刘光世指挥。
绍兴三年九月，《要录》记载:
上谓辅臣曰：议者多言诸大将不宜益兵，汉高祖定天下，诸将兵至数十万，未尝以为疑，故能成功。今刘光世、韩世忠兵才各五万，张俊不满三万。
刘光世的缺饷比较多，赵构说刘光世5万军队也只是虚指，这条史料可表明赵构并没有在绍兴三年裁减刘光世的军队。
绍兴三年，陕西正在和金军激战，江北的李成在不断骚扰南宋，南宋内部曹成等人的叛乱不断。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赵构根本不可能会去傻乎乎地裁减刘光世的军队，当时军队就是武将的命根子，一不小心就会激起兵变（后来刘光世的军队还是兵变了，4万人叛投伪齐刘豫）。
刘光世的军队不但没有裁减，反而在不断膨胀，到绍兴七年达到5.2万多人。刘光世军队的空额比较多，驻扎在池州时，军队在3-4万人之间，我们取中间数就是3.5万人。
按岳飞刘光世兵力比2.4:1计算，绍兴八年，岳飞的兵力在8.5万左右。
3）对根据三大家军正副准备将数目估算的反驳。
《要录》记载，绍兴九年二月己巳：
诏韩世忠、张俊、岳飞所部统制、统领将官八百十三员，各进秩一等。（淮东：统制十一，统领十三，正、副、准备将一百八十九。淮西：统制十，统领十四，正、副、准备将二百九十七。京湖：统制二十二，统领五，正、副、准备将二百五十二。）
李裕民认为韩世忠有63将，岳飞84将，张俊99将，按军将两级兵力在各家军相等的前提假设下计算，得出岳飞5.9万，韩世忠4.4万，张俊7万的结论。
但当时各个家军还没有被彻底中央化，其军、将两级的兵力均不相等，所以李裕民的计算毫无意义。
并且熊克《小历》也说，绍兴十一年三月戊申：
时俊兵八万，皆强壮精锐，为诸军之冠，号铁山军。
张俊的八万大军也是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共10.7万。即使各将人数相当，按比例算，岳飞的总兵力也在9.1万左右。
2，对岳家军兵力十万说的再考证。
王曾瑜认为，绍兴五年，岳飞在平定杨么起义后，收编了5万农民起义军，岳家军兵力就达到了10万。
王曾瑜的说法是错误的。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岳飞并没有把这5万农民起义军全部收编到岳家军里面。
参考东汉末年，曹操获得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大部分都用于屯田，收编入军队中的只是少数。以至于官渡之战时，曹操只有数万人马可以出战。
绍兴四年，岳飞第一次北伐，收复了襄阳六郡，因管辖的京湖地域太广，曾请求增兵，“宜且以正兵六万”。正兵六万是作战兵力，不包括后勤兵力。赵构只增加岳飞的兵力到三万左右。
绍兴五年，镇压杨么后，“得丁壮五六万人”。《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岳飞平杨么：“湖湘悉平，得户二万七千，悉遣归业。”所以应该有2.7万的丁壮遣返务农去了。
岳飞整编杨么军队到岳家军的兵力应在2.5-3万左右。
岳珂也说，岳飞“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而军益壮矣”，说明岳飞从杨么起义军中收编了3万左右的军队，与上面的数据是可以对应上的。
岳飞不可能把5万杨么的军队都收编入岳家军，一是财政负担重，二是起义军如果占了岳飞总兵力的一半会导致军队严重不稳，后来确实有收编后的杨么残部造反。
岳飞又得到了荆湖南路的1万军队、江西南路的1万军队。
所以岳飞在绍兴五年的总兵力达到了7.5万-8万左右，我们取低值7.5万，其中作战兵力按四分之三计算达到了5.6万人，接近岳飞原来6万人的正兵申请。这也是赵构对岳飞剿灭杨么功劳的奖赏。
总而言之，岳飞在绍兴五年的总兵力达到了7.5万人，其中作战兵力达到5.6万人，也符合四十多年后周必大说岳飞兵不满6万的说法。
绍兴五年八月三日，《照会添置将分省劄》：
枢密院奏诸路军事都督行府关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岳飞劄子：契勘本军昨准朝廷指挥，置立拾将。今来人数稍增，欲望赐指挥，添置将分，候指挥。右已札下岳飞，共以叁拾将为额。
王曾瑜根据岳飞兵力从10将扩展到30将，推算出岳飞兵力增加到3倍，差不多是十万。王曾瑜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南宋绍兴初年，战事频繁，军队编制混乱，不可能整齐划一，一将的兵额是各不相同的。岳飞的30将并没有达到10万人，应该在7.5万或稍多，最多不超过8万。
从绍兴五年开始，南宋朝廷基本上不再划拨军队给岳飞（有也非常少，最多几千人的规模，如绍兴六年均州的格禧的3千兵，划拨给岳飞）。
到绍兴十年，岳家军从7.5万扩展到10万大军，兵力来源主要是忠义军和原伪齐投诚的军队。
建炎末，金国在中原黄河之南的陕西、河南、山东之地，扶持了第二个傀儡政权伪齐刘豫。绍兴七年，金国的完颜挞懒决定和南宋议和，废掉伪齐，把黄河之南的土地送给南宋，把刘豫中央主力军队带到河北。
伪齐的部分军队军心动摇，南宋趁机诱降伪齐的军官和士兵。
在绍兴七年到绍兴八年间，岳飞共接收了原伪齐的近1万军队。这部分原伪齐的军队战斗力差，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很多原伪齐将领表现不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七，绍兴七年十有一月记载：
伪知临汝军崔虎诣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降。此据徐梦莘北盟会编增入日历无之。按岳飞今年十一月八日申:先次到归正人崔虎、刘永寿、孟皋、华旺等将带官兵。已供申朝廷外云云。则知果有此事，但日历脱落耳。先是刘豫建新蔡县，为军后使虎守之。
崔虎、刘永寿、孟皋、华旺等原伪齐将领带兵投靠岳飞。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八，绍兴八年正月辛丑记载：
赵鼎事实曰：金既废豫，鼎密遣谍者散之沿淮一带，诱其守将。由是寿亳陈蔡诸郡率其部曲来归者相继不绝。两月间得精兵万余、西马数千。
赵鼎说两个月就诱降了伪齐精兵万余，应该有所夸张，但在绍兴七年和绍兴八年共诱降2万多人应该是有的。
陈蔡诸郡在岳飞京湖战区的北边，应该有一半的伪齐降军投靠了岳飞，另一半投靠了淮西战区的张俊。
《要录》记载：
伪知蔡州刘永寿杀乌噜贝勒，率城中遗民来降。永寿为淮西安抚使，乌噜副之。永寿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乌噜同知德州。未几忽报乌噜以女真兵三千来蔡者。提辖白安时请永寿南归，永寿不从曰：朝廷若赐我死当死之。安时恐其谋泄即拘永寿，勒兵以待之。乌噜引众入城不为备，安时乘势尽杀之，遂驱城中军民来归。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遣统制官张宪等往接纳之。
白安时杀掉三千女真兵，当然是为了邀功而夸大，估计只有百把人女真兵，但白安时、刘永寿率三千兵马来降是真。
《要录》绍兴八年九月，记载：
辛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言，续收到伪知镇淮军胡清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诏归正官并补正。
伪齐胡清带1108人投诚岳飞。
绍兴八年，伪齐河南尹孟邦杰，杀金国永安知军归宋，带数千兵马，被岳飞任命为忠义军马统制。
另外太行山、梁山泊附近的忠义军，受到金军的打击，在绍兴八年左右也有数千人南下投靠岳飞。
忠义军统制史书记载有：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乔握坚，赵俊，孟邦杰，杨遇，边俊，李喜等。
所以在绍兴八年底，岳家军应该有8.5万大军，与庄绰在《鸡肋编》里面的数字也也可对上号的。
绍兴九年，李宝带30人投奔岳飞，一度不得志，准备私渡北上，被岳飞发现是个奇才，派他到北方故土组织忠义军，李宝招募800人南下。
另外，绍兴十年，张俊处的赵秉渊成为岳飞的胜捷军统制，不知是否带兵过来。
绍兴六年，岳飞部下李山带1千多人到江西剿匪，被李纲留了数年，在绍兴十年也归队岳家军。
绍兴九年，金国归还河南地，在京西北路留了原伪齐大约5千兵力以维持治安。岳飞是京湖宣抚使，这些原伪齐的5千兵名义上归岳飞节制。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五记载：
绍兴九年岁次壬午朔诏大金已遣使通和割还故地。
（丙戌）应河南新复路分，见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山寨土豪等优与推恩。应陕西掌兵官昨缘抚御失宜，致有离散非其本心，今来既已归，还各仰安职。
北宋时期京西北路治河南府（洛阳），管辖河南府、许州、孟州（在黄河北没有归还南宋）、蔡州、陈州、颍州、汝州、信阳军（已在岳飞手里）。
《要录》记载：
绍兴九年三月丙申东京留守王伦始交地界。
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坛上酌酒为别，应交割州军官物十分留二分，余八分赴河北送纳。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台于大名。
当时李兴是河南府路兵马钤辖，应该有两千兵力。京西北路其他五州各有数百兵，加起来约三千。
但是宋高宗赵构担心刺激金国，不允许岳飞大军驻防京西北路，这些府州大都是原伪齐的将领。
绍兴九年六月辛亥：
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言，已复河南故地，其两路并是腹心，州县所有知通已下官属，今后欲望朝廷差注。
绍兴九年九月己亥：
太尉东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带在京人马已至镇江。先是上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与刘豫之众五千七百余人南归。
金兀术在东京开封给南宋留了5700兵，此时被赵构召往临安，未能及时让刘锜接管东京，开封守备空虚。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绍兴十年，金兀术撕毁和约南侵，京西北路的大部分州都望风投降金国，只有河南府的李兴进行了抵抗。李兴在洛阳募兵，共计5千人左右（要录说是1万，恐怕是虚数），击败金国李成5千兵马，李成从金兀术处借兵数万，李兴退往洛阳西南的永宁县白马山区，孤军坚持了几个月的战斗。
绍兴十一年，李兴率1万军民，其中士兵约2千，在大章谷击败阻拦的金军，成功南下，到达鄂州。
绍兴十年夏五月投降金兀术的军队：
兴仁府李师雄、徽猷阁待制知淮宁府李正民，皆束身归命，自是河南诸郡望风纳款矣。
绍兴十年，岳飞派忠义军作为奇兵分五路前往河朔地区，骚扰金人后方：一路是梁兴、赵云、李进；一路是董荣、牛显、张峪；一路是乔握坚，赵俊；一路是孟邦杰，杨遇；一路是边俊、李喜。
梁兴虚张声势，号称在河北招到义军40万。这五路忠义军应该招募到不足一万人。
绍兴十年，“统领忠义军马李宝与金人战于兴仁府（今山东曹县）境上杀数百人获其马甚众”。岳珂说，李宝在兴仁府兵有八千，恐怕是虚数，实际只有4千。因为金兀术主力在开封阻拦，李宝无法回到鄂州，沿河东下，带3千人到达韩世忠部。
所以在绍兴十年北伐时，岳家军加上李兴的5千人、李宝梁兴的1万多忠义军，总兵力达到10万。
岳家军在被金字牌召回南撤时，李兴兵败洛阳，各路忠义军没有后援相继失败，大部分都撤回鄂州。
所以在绍兴十一年，岳家军的8.5万主力加上李兴的2千，各路撤回的忠义军数千人，再加上从京西北路招纳的数千不愿给金人卖命的士兵，总兵力仍然在10万左右。
旁证史料的分析：
1）绍兴二十七年，孙觌《宋故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河南郡开国公致仕赠少师万俟公（卨）墓志铭》：
公言：飞提重兵十余万，无横草之劳。但言弃两淮，以动朝廷，此不臣之渐。
万俟卨是迫害岳飞的主要凶手之一，说岳飞有重兵十余万，却没有一点功劳。十余万当然有一点夸张，绍兴十一年岳家军扣除忠义军也只有九万人。万俟卨说的相差不是太远。
2）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湖北转运司立庙牒:
故少保岳飞领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徇国，有百战百胜之勋……乾道六年二月牒。
虽然离绍兴十年过去了30年，但湖北转运司一直是为岳家军供给粮草的，想必数据不会相差太大。
3）淳熙二年，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７：
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
4）《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飞初对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执杖子，击杖子作声叱曰：乂手正立。飞竦然声喏而乂手矣。既而曰：吾尝统十万兵，今日乃知狱吏之贵也。
岳飞自己说曾统兵十万。
结论：
1）绍兴十年，岳家军确实有十万兵力，只不过要把岳飞派往河南河北的忠义军和后期原伪齐投靠岳飞的军队计算在内。
2）绍兴十年，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只有六万人，这是扣除忠义军、后期投靠岳飞的原伪齐军队和辎重伙夫等后勤部队的计算结果。
参考文献：
《宋史》
《金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
《鄂国金佗粹编续编》
熊克，《中兴小历》
周必大，《文忠集》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王曾瑜，岳飞新传，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4
王曾瑜，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文史，1981.11
李裕民，岳家军三大问题考辨，浙江学刊，2016
张伟（经略幽燕我童贯），踏破贺兰山缺——岳家军兵力分析，文史天地，2018
岳飞北伐一直是宋史的热点。岳家军到底有多少真实兵力，是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关键点：岳飞北伐能否成功，岳飞能否收复开封，宋高宗赵构以金字牌召岳飞回师是否贻误战机等等。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长期以来，以王曾瑜为代表的宋史学家大都认为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有十万大军。
2015年10月13日，“反叛的中二病”在两宋吧发布《岳家军真实兵力及各兵种组成》，认为岳家军最多不超过六万人。（此文非常详尽。由此可见，现在很多网络历史研究者在某些具体历史问题上，与顶级的科班历史教授旗鼓相当。网络当自强！）
2015年11月，邓广铭（宋史牛人，号称二十世纪宋史第一人）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教授分四级，一级教授都是院士级别）李裕民，在第三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岳家军三大问题考辨》，认为岳家军最多不超过六万人。随后在2016年，李裕民将论文正式发表于《浙江学刊》。
2018年，张伟（经略幽燕我童贯）在《文史天地》发表《踏破贺兰山缺——岳家军兵力分析》，坚持认为岳家军最盛时有十万大军，但并未给出新的史料分析。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仔细研读论文，就会发现：王曾瑜和“经略幽燕我童贯”认为岳家军有十万兵力的论述是粗率的；“反叛的中二病”和李裕民认为岳家军兵力最高不超过六万的论证是有漏洞的。
先给出历史之家：本文的研究结论：
1）绍兴十年，岳家军确实有十万兵力，只不过要把岳飞派往河南河北的忠义军和后期原伪齐投靠岳飞的军队计算在内。
2）绍兴十年，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只有六万人，这是扣除忠义军、后期投靠岳飞的原伪齐军队和辎重伙夫等后勤部队的计算结果。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1，岳家军六万说的漏洞
1）持六万说的“反叛的中二病”和李裕民，主要的证据是周必大写给鄂州都统的一封信。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周必大担任南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阎世雄担任鄂州都统制（京湖最高军事长官），阎世雄请求增兵，周必大写信劝阻：
某近别不胜倾企，即日想已抵治所，履况集福。荆、襄、沔、鄂，边面阔远，西自金、均，东尽光、黄，昨以王宣、赵樽各占地分，不相为用，遂合为一军。议者率谓兵马数少，缓急难于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满六万而能往来襄、鄂，内抚外御，威望隐然。况今三处屯兵，视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财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锐，如向来庚辰（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辛巳聚八万之众于襄汉，当刘萼之师，略无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文忠集》卷一九七。
周必大在信中确实写到岳飞“兵不满六万而能往来襄、鄂”。
写信的时候，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已有40多年，离隆兴北伐（公元1163年）也有20多年。公元1164年，宋金双方达成了隆兴和议，边境上基本上有20年相安无事。
淳熙年间，林升曾经在临安写下著名的《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此时的南宋已经是歌舞升平。周必大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劝鄂州都统制阎世雄要安于兵力现状，毕竟是和平时期，招募新兵要花钱，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宋朝人说兵力，有时指纯作战兵力，有时指作战兵力和后勤兵力的总和。
所以周必大说岳飞兵不满六万，是指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约六万。宋朝军队分作战兵力和后勤兵力，后勤兵力主要负责辎重伙夫，保护运输武器粮草，以及生火做饭等。后勤兵力不等于民夫，民夫只负责把粮草交到后勤兵力手里，具体作战中，后勤兵力负责跟随作战兵力保护运输武器粮草等。
后勤兵力有一定战斗力，关键时候也可以协同作战，但比正规作战兵力要弱很多。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五年三月：
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岳飞、王燮下兵数得二十万人，除辎重火头外，战士不下十五万夫。
绍兴七年，岳飞点检王德的军队，作战兵力是五千七百三十一人，而他处则记载王德军队八千。
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算出，南宋绍兴年间，后勤兵力约占总兵力的25%。
周必大所说岳飞兵力不满六万，是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约6万，如果加上后勤兵力，岳家军的总兵力在8万左右。这8万军队还不包括岳飞手下的忠义军和后来原伪齐投诚军队。
2）对《鸡肋篇》佐证六万说的反驳。
李裕民引用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建炎之后，除殿前、马、步三帅外，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后又分为神武五军，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燮、杨沂中为五帅，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余仰漕司也），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日（当作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而马刍秣不预焉。
庄绰在绍兴八年曾经在岳飞军队任职，他的记载相当可靠，当时岳家军每月用钱56万贯，米7万石。
刘光世在池阳驻扎时，每月用钱26.769万贯，米2.5938石。
按钱来算岳飞刘光世的兵力比是2.1:1，按米算是2.7:1。考虑到刘光世比较爱钱，所以刘光世军队耗钱比多多，各按50%加权计算，岳飞刘光世的兵力比在2.4:1左右。
绍兴七年，刘光世的军队是52312人，驻扎在太平州。
刘光世在池州只有绍兴三年十月到绍兴四年九月之间。在绍兴二年十一月，“刘光世军四万，老弱颇众，然选之亦可得其半”。这是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请求北伐对赵构上的奏章，要北伐就不可能裁军，吕颐浩只是说刘光世的军队多是陕西老兵，但精锐也占一半，并不是劝赵构把刘光世的军队裁一半。
李裕民没有经过细致考证，就想当然地认为刘光世的军队驻扎到池州市，已经裁减近半，再推出岳飞的军队只有五六万人。
但《要录》《会编》《小历》均未记载绍兴三年刘光世的军队经过裁减。反而在绍兴三年九月，赵构将赵秉渊的数千兵马划拨给刘光世指挥。
绍兴三年九月，《要录》记载:
上谓辅臣曰：议者多言诸大将不宜益兵，汉高祖定天下，诸将兵至数十万，未尝以为疑，故能成功。今刘光世、韩世忠兵才各五万，张俊不满三万。
刘光世的缺饷比较多，赵构说刘光世5万军队也只是虚指，这条史料可表明赵构并没有在绍兴三年裁减刘光世的军队。
绍兴三年，陕西正在和金军激战，江北的李成在不断骚扰南宋，南宋内部曹成等人的叛乱不断。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赵构根本不可能会去傻乎乎地裁减刘光世的军队，当时军队就是武将的命根子，一不小心就会激起兵变（后来刘光世的军队还是兵变了，4万人叛投伪齐刘豫）。
刘光世的军队不但没有裁减，反而在不断膨胀，到绍兴七年达到5.2万多人。刘光世军队的空额比较多，驻扎在池州时，军队在3-4万人之间，我们取中间数就是3.5万人。
按岳飞刘光世兵力比2.4:1计算，绍兴八年，岳飞的兵力在8.5万左右。
3）对根据三大家军正副准备将数目估算的反驳。
《要录》记载，绍兴九年二月己巳：
诏韩世忠、张俊、岳飞所部统制、统领将官八百十三员，各进秩一等。（淮东：统制十一，统领十三，正、副、准备将一百八十九。淮西：统制十，统领十四，正、副、准备将二百九十七。京湖：统制二十二，统领五，正、副、准备将二百五十二。）
李裕民认为韩世忠有63将，岳飞84将，张俊99将，按军将两级兵力在各家军相等的前提假设下计算，得出岳飞5.9万，韩世忠4.4万，张俊7万的结论。
但当时各个家军还没有被彻底中央化，其军、将两级的兵力均不相等，所以李裕民的计算毫无意义。
并且熊克《小历》也说，绍兴十一年三月戊申：
时俊兵八万，皆强壮精锐，为诸军之冠，号铁山军。
张俊的八万大军也是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共10.7万。即使各将人数相当，按比例算，岳飞的总兵力也在9.1万左右。
2，对岳家军兵力十万说的再考证。
王曾瑜认为，绍兴五年，岳飞在平定杨么起义后，收编了5万农民起义军，岳家军兵力就达到了10万。
王曾瑜的说法是错误的。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岳飞并没有把这5万农民起义军全部收编到岳家军里面。
参考东汉末年，曹操获得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大部分都用于屯田，收编入军队中的只是少数。以至于官渡之战时，曹操只有数万人马可以出战。
绍兴四年，岳飞第一次北伐，收复了襄阳六郡，因管辖的京湖地域太广，曾请求增兵，“宜且以正兵六万”。正兵六万是作战兵力，不包括后勤兵力。赵构只增加岳飞的兵力到三万左右。
绍兴五年，镇压杨么后，“得丁壮五六万人”。《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岳飞平杨么：“湖湘悉平，得户二万七千，悉遣归业。”所以应该有2.7万的丁壮遣返务农去了。
岳飞整编杨么军队到岳家军的兵力应在2.5-3万左右。
岳珂也说，岳飞“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而军益壮矣”，说明岳飞从杨么起义军中收编了3万左右的军队，与上面的数据是可以对应上的。
岳飞不可能把5万杨么的军队都收编入岳家军，一是财政负担重，二是起义军如果占了岳飞总兵力的一半会导致军队严重不稳，后来确实有收编后的杨么残部造反。
岳飞又得到了荆湖南路的1万军队、江西南路的1万军队。
所以岳飞在绍兴五年的总兵力达到了7.5万-8万左右，我们取低值7.5万，其中作战兵力按四分之三计算达到了5.6万人，接近岳飞原来6万人的正兵申请。这也是赵构对岳飞剿灭杨么功劳的奖赏。
总而言之，岳飞在绍兴五年的总兵力达到了7.5万人，其中作战兵力达到5.6万人，也符合四十多年后周必大说岳飞兵不满6万的说法。
绍兴五年八月三日，《照会添置将分省劄》：
枢密院奏诸路军事都督行府关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岳飞劄子：契勘本军昨准朝廷指挥，置立拾将。今来人数稍增，欲望赐指挥，添置将分，候指挥。右已札下岳飞，共以叁拾将为额。
王曾瑜根据岳飞兵力从10将扩展到30将，推算出岳飞兵力增加到3倍，差不多是十万。王曾瑜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南宋绍兴初年，战事频繁，军队编制混乱，不可能整齐划一，一将的兵额是各不相同的。岳飞的30将并没有达到10万人，应该在7.5万或稍多，最多不超过8万。
从绍兴五年开始，南宋朝廷基本上不再划拨军队给岳飞（有也非常少，最多几千人的规模，如绍兴六年均州的格禧的3千兵，划拨给岳飞）。
到绍兴十年，岳家军从7.5万扩展到10万大军，兵力来源主要是忠义军和原伪齐投诚的军队。
建炎末，金国在中原黄河之南的陕西、河南、山东之地，扶持了第二个傀儡政权伪齐刘豫。绍兴七年，金国的完颜挞懒决定和南宋议和，废掉伪齐，把黄河之南的土地送给南宋，把刘豫中央主力军队带到河北。
伪齐的部分军队军心动摇，南宋趁机诱降伪齐的军官和士兵。
在绍兴七年到绍兴八年间，岳飞共接收了原伪齐的近1万军队。这部分原伪齐的军队战斗力差，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很多原伪齐将领表现不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七，绍兴七年十有一月记载：
伪知临汝军崔虎诣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降。此据徐梦莘北盟会编增入日历无之。按岳飞今年十一月八日申:先次到归正人崔虎、刘永寿、孟皋、华旺等将带官兵。已供申朝廷外云云。则知果有此事，但日历脱落耳。先是刘豫建新蔡县，为军后使虎守之。
崔虎、刘永寿、孟皋、华旺等原伪齐将领带兵投靠岳飞。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八，绍兴八年正月辛丑记载：
赵鼎事实曰：金既废豫，鼎密遣谍者散之沿淮一带，诱其守将。由是寿亳陈蔡诸郡率其部曲来归者相继不绝。两月间得精兵万余、西马数千。
赵鼎说两个月就诱降了伪齐精兵万余，应该有所夸张，但在绍兴七年和绍兴八年共诱降2万多人应该是有的。
陈蔡诸郡在岳飞京湖战区的北边，应该有一半的伪齐降军投靠了岳飞，另一半投靠了淮西战区的张俊。
《要录》记载：
伪知蔡州刘永寿杀乌噜贝勒，率城中遗民来降。永寿为淮西安抚使，乌噜副之。永寿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乌噜同知德州。未几忽报乌噜以女真兵三千来蔡者。提辖白安时请永寿南归，永寿不从曰：朝廷若赐我死当死之。安时恐其谋泄即拘永寿，勒兵以待之。乌噜引众入城不为备，安时乘势尽杀之，遂驱城中军民来归。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遣统制官张宪等往接纳之。
白安时杀掉三千女真兵，当然是为了邀功而夸大，估计只有百把人女真兵，但白安时、刘永寿率三千兵马来降是真。
《要录》绍兴八年九月，记载：
辛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言，续收到伪知镇淮军胡清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诏归正官并补正。
伪齐胡清带1108人投诚岳飞。
绍兴八年，伪齐河南尹孟邦杰，杀金国永安知军归宋，带数千兵马，被岳飞任命为忠义军马统制。
另外太行山、梁山泊附近的忠义军，受到金军的打击，在绍兴八年左右也有数千人南下投靠岳飞。
忠义军统制史书记载有：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乔握坚，赵俊，孟邦杰，杨遇，边俊，李喜等。
所以在绍兴八年底，岳家军应该有8.5万大军，与庄绰在《鸡肋编》里面的数字也也可对上号的。
绍兴九年，李宝带30人投奔岳飞，一度不得志，准备私渡北上，被岳飞发现是个奇才，派他到北方故土组织忠义军，李宝招募800人南下。
另外，绍兴十年，张俊处的赵秉渊成为岳飞的胜捷军统制，不知是否带兵过来。
绍兴六年，岳飞部下李山带1千多人到江西剿匪，被李纲留了数年，在绍兴十年也归队岳家军。
绍兴九年，金国归还河南地，在京西北路留了原伪齐大约5千兵力以维持治安。岳飞是京湖宣抚使，这些原伪齐的5千兵名义上归岳飞节制。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五记载：
绍兴九年岁次壬午朔诏大金已遣使通和割还故地。
（丙戌）应河南新复路分，见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山寨土豪等优与推恩。应陕西掌兵官昨缘抚御失宜，致有离散非其本心，今来既已归，还各仰安职。
北宋时期京西北路治河南府（洛阳），管辖河南府、许州、孟州（在黄河北没有归还南宋）、蔡州、陈州、颍州、汝州、信阳军（已在岳飞手里）。
《要录》记载：
绍兴九年三月丙申东京留守王伦始交地界。
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坛上酌酒为别，应交割州军官物十分留二分，余八分赴河北送纳。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台于大名。
当时李兴是河南府路兵马钤辖，应该有两千兵力。京西北路其他五州各有数百兵，加起来约三千。
但是宋高宗赵构担心刺激金国，不允许岳飞大军驻防京西北路，这些府州大都是原伪齐的将领。
绍兴九年六月辛亥：
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言，已复河南故地，其两路并是腹心，州县所有知通已下官属，今后欲望朝廷差注。
绍兴九年九月己亥：
太尉东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带在京人马已至镇江。先是上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与刘豫之众五千七百余人南归。
金兀术在东京开封给南宋留了5700兵，此时被赵构召往临安，未能及时让刘锜接管东京，开封守备空虚。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有多少真实兵力？
绍兴十年，金兀术撕毁和约南侵，京西北路的大部分州都望风投降金国，只有河南府的李兴进行了抵抗。李兴在洛阳募兵，共计5千人左右（要录说是1万，恐怕是虚数），击败金国李成5千兵马，李成从金兀术处借兵数万，李兴退往洛阳西南的永宁县白马山区，孤军坚持了几个月的战斗。
绍兴十一年，李兴率1万军民，其中士兵约2千，在大章谷击败阻拦的金军，成功南下，到达鄂州。
绍兴十年夏五月投降金兀术的军队：
兴仁府李师雄、徽猷阁待制知淮宁府李正民，皆束身归命，自是河南诸郡望风纳款矣。
绍兴十年，岳飞派忠义军作为奇兵分五路前往河朔地区，骚扰金人后方：一路是梁兴、赵云、李进；一路是董荣、牛显、张峪；一路是乔握坚，赵俊；一路是孟邦杰，杨遇；一路是边俊、李喜。
梁兴虚张声势，号称在河北招到义军40万。这五路忠义军应该招募到不足一万人。
绍兴十年，“统领忠义军马李宝与金人战于兴仁府（今山东曹县）境上杀数百人获其马甚众”。岳珂说，李宝在兴仁府兵有八千，恐怕是虚数，实际只有4千。因为金兀术主力在开封阻拦，李宝无法回到鄂州，沿河东下，带3千人到达韩世忠部。
所以在绍兴十年北伐时，岳家军加上李兴的5千人、李宝梁兴的1万多忠义军，总兵力达到10万。
岳家军在被金字牌召回南撤时，李兴兵败洛阳，各路忠义军没有后援相继失败，大部分都撤回鄂州。
所以在绍兴十一年，岳家军的8.5万主力加上李兴的2千，各路撤回的忠义军数千人，再加上从京西北路招纳的数千不愿给金人卖命的士兵，总兵力仍然在10万左右。
旁证史料的分析：
1）绍兴二十七年，孙觌《宋故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河南郡开国公致仕赠少师万俟公（卨）墓志铭》：
公言：飞提重兵十余万，无横草之劳。但言弃两淮，以动朝廷，此不臣之渐。
万俟卨是迫害岳飞的主要凶手之一，说岳飞有重兵十余万，却没有一点功劳。十余万当然有一点夸张，绍兴十一年岳家军扣除忠义军也只有九万人。万俟卨说的相差不是太远。
2）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湖北转运司立庙牒:
故少保岳飞领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徇国，有百战百胜之勋……乾道六年二月牒。
虽然离绍兴十年过去了30年，但湖北转运司一直是为岳家军供给粮草的，想必数据不会相差太大。
3）淳熙二年，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７：
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
4）《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飞初对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执杖子，击杖子作声叱曰：乂手正立。飞竦然声喏而乂手矣。既而曰：吾尝统十万兵，今日乃知狱吏之贵也。
岳飞自己说曾统兵十万。
结论：
1）绍兴十年，岳家军确实有十万兵力，只不过要把岳飞派往河南河北的忠义军和后期原伪齐投靠岳飞的军队计算在内。
2）绍兴十年，岳家军的精锐作战兵力只有六万人，这是扣除忠义军、后期投靠岳飞的原伪齐军队和辎重伙夫等后勤部队的计算结果。
参考文献：
《宋史》
《金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
《鄂国金佗粹编续编》
熊克，《中兴小历》
周必大，《文忠集》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王曾瑜，岳飞新传，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4
王曾瑜，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文史，1981.11
李裕民，岳家军三大问题考辨，浙江学刊，2016
张伟（经略幽燕我童贯），踏破贺兰山缺——岳家军兵力分析，文史天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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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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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背嵬军则是岳飞的亲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也就是说，岳家军约有四分之一的编制为马军。而根据王曾瑜先生考证，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人，平均每军八千余人。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尽管应该不会有二万骑兵之多，但上万骑兵应该是有的。
而岳家的孙子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第二十二卷《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颖昌和朱仙镇大战后，岳飞前往淮西救援的时候，手下尚有八千余骑。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从哪里拿那么多战马呢？据考据，这些战马并不是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从伪齐手中抢回来的。在绍兴六年八月十三日，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带兵攻克西京长水县，此外还夺取了一个伪齐马监，得马万匹。
当时岳飞上书给朝廷的原始奏折是这样──《复西京长水县捷奏》：“据统制官王贵申：‘遵依指挥，差武经郎、第四副将杨再兴等统率军马，前去收复西京长水县去后。今据申：八月十三日进兵到长水县界业阳，逢伪齐顺州安抚张宣赞下孙都统，并后军统制满在，拥贼兵数千人拒敌。当时分布军马，掩击贼众，杀死五百余人，生擒后军统制满在并徒众一百余人，及当阵杀获孙都统首级，其余残党尽皆奔溃。再兴遂再进兵，于今月十四日到本县界孙洪涧，再逢张宣赞亲率贼马二千余人，隔河相射，遂鼓率人马斗敌杀散。至次日二更已来，收复长水县了当，夺到马万匹，粮斛二万余石，给散百姓、官兵食用，即时招抚，并与安业，别无分毫搔扰，申乞照会。’”
而《宋史･杨再兴传》亦载：“飞屯襄阳，以图中原。遣再兴至西京长水县之业阳，杀孙都统及统制满在，斩五百余人，俘将吏百人，余党奔溃。明日，再战于孙洪涧，破其众二千。复长水，得粮二万石，以给军民。尽复西京险要，又得伪齐所留马万匹，刍粟数十万，中原响应。复至蔡州，焚贼粮。”
而高宗则对此的评价是“卿学深筹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栢之塞。仍俘甲马，就食糗粮，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摘自《高宗宸翰二十八》）这里专门提到“仍俘甲马”，显然是针对夺到马万匹的赞誉。就当时而言，伪齐得金兵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到北宋亦曾在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兵》），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他们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如此迅速，这上万马匹，就成为岳家军强大之本了。
此外，在绍兴六年十一月，岳家军进行第三次北伐。在牛蹄战役中，岳家军俘获马三千匹，骑兵千余人。这段记录，在前永州军事判官孙逌编：《岳王飞事迹》有详细记载“（董）先遂与牛皋等议日：‘诸君要与虏战，今日正当效力，须死战可矣。’既击虏，先身插数小旗，用小鼓、小锣与虏骑对垒，使步人皆坐。先出战，走马观军毕，候虏骑近，出小旗，军起立，再旗，戳定，鸣小鼓，前击。虏众不动，铺枪作走势。
虏骑方向前，再鸣鼓向敌，又未动。如此者三，虏骑动，分四头项击。虏骑归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饭，伏起，旗帜遍山，虏实惊怖，俘获甚众，得马三千疋，骑兵千余人。王得此马三千疋，军势大壮。先除军职、正任承宣使。”也就是说，这两者相加，就有马一万三千匹，加上历次战役所得，以及岳飞军自身所有，再减去正常的老死伤病，岳家军拥有上万骑兵，应该还是合理的。
那岳家骑兵训练情况如何？有以下两则记载可见一斑：
南宋著名军事家华岳在他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这样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骑兵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身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战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即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
由此可见平时岳飞要求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拥有这么一支为数达万人的骑兵后，岳飞才能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能敢于主动进攻，而且无往而不利的稀世名将。
而岳家的孙子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第二十二卷《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颖昌和朱仙镇大战后，岳飞前往淮西救援的时候，手下尚有八千余骑。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从哪里拿那么多战马呢？据考据，这些战马并不是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从伪齐手中抢回来的。在绍兴六年八月十三日，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带兵攻克西京长水县，此外还夺取了一个伪齐马监，得马万匹。
当时岳飞上书给朝廷的原始奏折是这样──《复西京长水县捷奏》：“据统制官王贵申：‘遵依指挥，差武经郎、第四副将杨再兴等统率军马，前去收复西京长水县去后。今据申：八月十三日进兵到长水县界业阳，逢伪齐顺州安抚张宣赞下孙都统，并后军统制满在，拥贼兵数千人拒敌。当时分布军马，掩击贼众，杀死五百余人，生擒后军统制满在并徒众一百余人，及当阵杀获孙都统首级，其余残党尽皆奔溃。再兴遂再进兵，于今月十四日到本县界孙洪涧，再逢张宣赞亲率贼马二千余人，隔河相射，遂鼓率人马斗敌杀散。至次日二更已来，收复长水县了当，夺到马万匹，粮斛二万余石，给散百姓、官兵食用，即时招抚，并与安业，别无分毫搔扰，申乞照会。’”
而《宋史･杨再兴传》亦载：“飞屯襄阳，以图中原。遣再兴至西京长水县之业阳，杀孙都统及统制满在，斩五百余人，俘将吏百人，余党奔溃。明日，再战于孙洪涧，破其众二千。复长水，得粮二万石，以给军民。尽复西京险要，又得伪齐所留马万匹，刍粟数十万，中原响应。复至蔡州，焚贼粮。”
而高宗则对此的评价是“卿学深筹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栢之塞。仍俘甲马，就食糗粮，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摘自《高宗宸翰二十八》）这里专门提到“仍俘甲马”，显然是针对夺到马万匹的赞誉。就当时而言，伪齐得金兵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到北宋亦曾在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兵》），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他们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如此迅速，这上万马匹，就成为岳家军强大之本了。
此外，在绍兴六年十一月，岳家军进行第三次北伐。在牛蹄战役中，岳家军俘获马三千匹，骑兵千余人。这段记录，在前永州军事判官孙逌编：《岳王飞事迹》有详细记载“（董）先遂与牛皋等议日：‘诸君要与虏战，今日正当效力，须死战可矣。’既击虏，先身插数小旗，用小鼓、小锣与虏骑对垒，使步人皆坐。先出战，走马观军毕，候虏骑近，出小旗，军起立，再旗，戳定，鸣小鼓，前击。虏众不动，铺枪作走势。
虏骑方向前，再鸣鼓向敌，又未动。如此者三，虏骑动，分四头项击。虏骑归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饭，伏起，旗帜遍山，虏实惊怖，俘获甚众，得马三千疋，骑兵千余人。王得此马三千疋，军势大壮。先除军职、正任承宣使。”也就是说，这两者相加，就有马一万三千匹，加上历次战役所得，以及岳飞军自身所有，再减去正常的老死伤病，岳家军拥有上万骑兵，应该还是合理的。
那岳家骑兵训练情况如何？有以下两则记载可见一斑：
南宋著名军事家华岳在他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这样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骑兵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身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战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即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
由此可见平时岳飞要求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拥有这么一支为数达万人的骑兵后，岳飞才能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能敢于主动进攻，而且无往而不利的稀世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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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刘锜、吴阶）中，岳飞的岳家军是最为强大的，而他手下的“背嵬军”则是精锐中的精锐，毫不夸张的讲，这支部队代表“岳家军”的精华所在。
世人对“背嵬军”名称的理解颇多。“背嵬”亦作“背峞”，南宋范成大云：“燕中谓酒缾曰峞。其大将酒缾皆令亲随人员负之，故号背峞。”引申为亲信。另一说是“背嵬”的称呼为韩世忠首先使用，后来被岳飞借鉴。
韩世忠原为北宋西军（驻守陕西的部队，长期与西夏作战）军官，“背嵬”一词是西夏语的音译，用以指骁勇军士，由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始创。“背嵬”还有一说是指盾牌的一种。
据《云麓漫钞》记载：“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
战术多变 紧密配合
据考证，岳飞的岳家军鼎盛时期约有十万人，分为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等十二军。
背嵬军有骑兵八千和步兵数千，步兵由岳云统领，骑兵由王刚统领，两支部队由岳云统一节制。其中，背嵬骑兵主要装备有长、短刀，约十支短弩，二十支硬弓弓箭围盔，铁叶片革甲。
背嵬军战术多变，常常分成多个独立的战斗小组，紧密配合。与敌人作战，往往距离敌人一百余步时由七、八人放箭，七、八人用短弩射马，然后长刀对劈，迅速冲锋、集结、再冲锋，从而大量杀伤敌兵。可以说，这支强悍的背嵬军就是岳飞的亲军卫队。凭借着这支强悍的部队，岳飞百战百胜。
背嵬军虽以骑兵为主，但开创了“步兵在平原击溃金人精锐骑兵”的经典战例。在颍昌、郾城的一系列与金军的战斗中，背嵬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背嵬军马战无俦 压尽当年几列侯
南宋绍兴十年(西元一一四Ｏ年)七月，岳飞的背嵬军在郾城大败金兀术的精骑一万五千人。岳飞首令儿子岳云出战，曰：“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岳云率背嵬军步兵每人持麻扎刀、提刀和大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破金军精锐“拐子马”。
杨再兴单枪匹马入敌阵，杀敌数百，身上多处受伤，仍杀出敌阵。此战后，金军精锐受到沉重打击，金兀术叹道：“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岳飞的奏折称：“杀死贼兵满野。”
金兀术不甘失败，集结三万骑兵再攻颖昌，岳云率背嵬军骑兵八百首先驰击金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伫列继进，掩护骑兵，与敌军“拐子马”搏战，直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仍无一人肯回顾。大部队随后跟进，“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颍昌大捷后，岳飞率军乘胜追击，于距开封仅20多公里的朱仙镇，再以五百背嵬精兵大破十余万金军。
无怪乎南宋名臣袁甫在《蒙斋集》赞背嵬军道：“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侯，先辈有闻多散佚，后生谁识发潜幽。”
宋金作战，岳飞的部队把金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十年对金作战中，岳飞的军队以牺牲一万五千人、伤残两万人的代价，杀死战斗力强悍的金兵约十五万人，杀伤至少五万人。金人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叹息，对岳家军是又怕又恨，对背嵬军更是闻风丧胆。
世人对“背嵬军”名称的理解颇多。“背嵬”亦作“背峞”，南宋范成大云：“燕中谓酒缾曰峞。其大将酒缾皆令亲随人员负之，故号背峞。”引申为亲信。另一说是“背嵬”的称呼为韩世忠首先使用，后来被岳飞借鉴。
韩世忠原为北宋西军（驻守陕西的部队，长期与西夏作战）军官，“背嵬”一词是西夏语的音译，用以指骁勇军士，由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始创。“背嵬”还有一说是指盾牌的一种。
据《云麓漫钞》记载：“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
战术多变 紧密配合
据考证，岳飞的岳家军鼎盛时期约有十万人，分为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等十二军。
背嵬军有骑兵八千和步兵数千，步兵由岳云统领，骑兵由王刚统领，两支部队由岳云统一节制。其中，背嵬骑兵主要装备有长、短刀，约十支短弩，二十支硬弓弓箭围盔，铁叶片革甲。
背嵬军战术多变，常常分成多个独立的战斗小组，紧密配合。与敌人作战，往往距离敌人一百余步时由七、八人放箭，七、八人用短弩射马，然后长刀对劈，迅速冲锋、集结、再冲锋，从而大量杀伤敌兵。可以说，这支强悍的背嵬军就是岳飞的亲军卫队。凭借着这支强悍的部队，岳飞百战百胜。
背嵬军虽以骑兵为主，但开创了“步兵在平原击溃金人精锐骑兵”的经典战例。在颍昌、郾城的一系列与金军的战斗中，背嵬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背嵬军马战无俦 压尽当年几列侯
南宋绍兴十年(西元一一四Ｏ年)七月，岳飞的背嵬军在郾城大败金兀术的精骑一万五千人。岳飞首令儿子岳云出战，曰：“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岳云率背嵬军步兵每人持麻扎刀、提刀和大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破金军精锐“拐子马”。
杨再兴单枪匹马入敌阵，杀敌数百，身上多处受伤，仍杀出敌阵。此战后，金军精锐受到沉重打击，金兀术叹道：“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岳飞的奏折称：“杀死贼兵满野。”
金兀术不甘失败，集结三万骑兵再攻颖昌，岳云率背嵬军骑兵八百首先驰击金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伫列继进，掩护骑兵，与敌军“拐子马”搏战，直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仍无一人肯回顾。大部队随后跟进，“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颍昌大捷后，岳飞率军乘胜追击，于距开封仅20多公里的朱仙镇，再以五百背嵬精兵大破十余万金军。
无怪乎南宋名臣袁甫在《蒙斋集》赞背嵬军道：“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侯，先辈有闻多散佚，后生谁识发潜幽。”
宋金作战，岳飞的部队把金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十年对金作战中，岳飞的军队以牺牲一万五千人、伤残两万人的代价，杀死战斗力强悍的金兵约十五万人，杀伤至少五万人。金人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叹息，对岳家军是又怕又恨，对背嵬军更是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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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家军12支大军和大概兵员数的简单介绍
各位看官看此文前先看这一段：启雷这里的文字是为了方便书稿创作，而编辑整理的资料卡片，这些资料是建立在王曾瑜先生《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的基础之上。读过这两本书的同学应该都知道王先生这段介绍。此外，王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中也有相关文字介绍。
剿灭杨幺以后，岳家军较此前有了较大的扩充。岳飞此前有士卒约合三万人，而在剿灭杨幺以后，通过多方并入以及吸纳战俘等举措，岳家军大军扩充超出了十万之众，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驻屯大军规模之首，按照史料记载，其他各支大军兵员数如下：
韩世忠：三万人；
张俊：八万人；
刘光世：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二人；
吴玠：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
杨沂中：三万人以上；
刘錡：不足两万。
我们从史料上摘抄了如此几支大军的兵力数量。韩世忠、张俊等人都是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对比他们的兵力来说，岳家军以十万之众已经遥遥领先了。
杨幺之后，先后进入岳家军编制的部队有：
“第一，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此后，又增拨统领丘赟所部，近一千五百人。
第二，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等部，约有一万多人。任士安所部有陈照、马準和李建三员统领。 后任士安因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之要求，调任江南西路；但他的部伍仍然留在岳飞麾下，并未一并调离。郝晸任中军副统制，充当王贵的副手；王俊任前军副统制，充当张宪的副手。
第三，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率领的几千蔡州兵。杜湛本人改任岳飞统辖的黄州武将知州。”
这十万大军以岳飞为统帅，以湖北、京西宣抚司中军统制王贵为提举一行事务，以湖北、京西宣抚司前军统制张宪为同提举一行事务。实际上，统帅岳飞之下，张宪和王贵已然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他们配合岳飞共同指挥这支大军的操练和作战工作。
岳家军的十多万大军又由12支大军组成：
1、背嵬军：
背嵬军是岳家军主力中的主力。在南宋初年的各路驻屯大军中，唯有岳家军和韩家军有背嵬军的编制。“背嵬军”这个名称最先被韩家军使用。韩世忠在绍兴二年（1132）设立背嵬军作为自己的亲军。岳家军背嵬军的编制是仿照韩家军编制而来。
“背嵬”一词是党项西夏语的音译，也有的史籍上写成“背峞”。“峞”有酒瓶之意，大将的酒瓶必然是由亲信士卒背负，因此，背嵬军便引申为大将的亲军之意。背嵬士卒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军中进行军士技能比武的时候，将胜出的士卒登记在册。一旦旗头和押队一类的低级军官阵亡，则迅速以这些优秀士兵补充进去。这些被登记了的勇卒之间也会经过多次选拔并决出优胜者来，一旦各级将官有伤亡需要补缺，则再从这些优胜者中进行选拔。这些人都有可能进入背嵬军。但凡进入背嵬军编制的士卒便享受到与岳家军各级统制相同的尊重，犒赏也异常丰厚。
因此，这支背嵬军颇具有战斗力，每每战事胶着之时，岳家军必定投入背嵬军打开局面，每仗必胜。
背嵬军战斗力强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背嵬军中编有8000人的一支精锐骑兵部队。我们都知道南宋初年战马紧张，南宋各支驻屯大军并不能组建有效的骑兵部队与北方敌人做野战拼杀。前文我们交待过岳飞大军在剿灭曹成时得到过广西经略安抚司战马的支持，但是战马紧缺仍旧是阻扰岳飞组建骑兵集团的最主要问题。
岳飞利用与金齐联军交战的机会，获得大量战马并组建了南宋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马军。岳飞也成为南宋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大规模以骑兵发起集团野战的将领。背嵬军八千骑兵的意义便在于此。
当然，八千骑兵之外，背嵬军还有步兵。因此，步兵骑兵相加，背嵬军大约有兵员一万五六千，甚至更多。
背嵬军作为岳飞亲军通常由岳飞直接指挥。但是，在不同时期，背嵬军也有专门的统制官，限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各个时期背嵬军的统制分别是何人。岳飞冤杀前后，背嵬军统制是傅选。
2、前军：
前军统制张宪是岳家军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追随岳飞多年。在绍兴五年镇压杨幺结束以后，他成为岳飞的左右手。他也是岳飞冤案中最先遇害的两名将领之一。另一位是岳飞长子岳雲。
前军副统制王俊。按照秦桧意图诬告岳飞的第一人，便是王俊。王俊在军中有颇无人缘，从并入岳家军之后便没多少战功，因而无法因功升迁。但是王俊很会打小报告。岳家军中，王俊是难得一大恶人。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前军统制的张宪对王俊很是不满，两者关系不好。王俊在诬告岳飞之时，也将张宪顺手捎带上了。
3、右军：
右军是岳家军组建比较早的部队。右军的前身是岳飞在江淮宣抚司任统制之时，他的战友扈成所统辖的旧部。岳飞、刘经南下广德军后，扈成与他们分道扬镳而最终被戚方杀害。扈成手下统领庞荣在岳家军驻屯宜兴时期归入了岳家军的战斗序列。庞荣担任右军统制。
4、中军：
中军统制王贵，副统制郝晸。王贵与张宪一样，加入岳家军时间较早。钱彩在《说岳全传》中介绍王贵是岳飞儿时的伙伴，也是岳飞恩人王员外的孩子。这都是与历史不太符合的。王贵与张宪一样，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他的级别较高于张宪。岳飞遇难时，王贵被秦桧抓住把柄，只有参与到秦桧集团中来。郝晸与王俊同一时期并入岳家军，都是岳家军中最不坚定者。郝晸为人颇嗜杀，颇好财。岳飞遇难之后，朝廷调换了包括王贵在内的大多数统制，唯有王俊、郝晸、傅选等人没有变动。这也说明了郝晸为人如何。
5、左军：左军统制牛皋。牛皋颇好饮酒，或有酗酒之嫌。牛皋也是战功卓著的将领，这在前文也做过介绍。他本人身有污点，因为短暂投靠过伪齐。
6、后军：后军统制王经。
7、踏白军：“踏白”在宋语中表示侦察之意。大军以“踏白”命名只是取其名称，而并不取其本意。踏白军统制董先。董先与牛皋一样，都是绍兴三年北伐的推动者，兵败后并入岳家军。
8、选锋军：统制李道，副统制胡清。选锋军也是采用了比较好听的名字“选锋”。下面的胜捷军和破敌军也是同一用法。
9、胜捷军：统制赵秉渊。赵秉渊是前辽将，后与岳飞在洪州饮酒斗殴，差点被岳飞打死。尽管赵秉渊要求调出岳家军。可岳飞最终以自己的大度包容了赵秉渊，赵秉渊成为岳家军统制之一，也曾为岳飞第四次北伐镇守淮宁府的干将。
10、破敌军：统制李山。
11、游奕军：游奕军统制姚政。绍兴十一年犹武纠继任。
12、水军：水军是岳飞在平定杨幺以后而建立的新军种。岳家军水军被命名为“横江军”，建立之后，横江军便一直是南宋沿江驻屯大军水军之冠。岳家军水军规模庞大，其以鄂州沿江对面的汉阳为水军驻屯之地，汉阳军军成的三分之一都被水寨占据。我们也可以想见岳家军水军规模的庞大。横江军有一小部分后被岳飞以礼物送给韩世忠和张俊以结好两位大将，因此人数有所减少。
随着大军的扩充，岳家军大军原先只有十将的编制已经完全不敷使用。因此，朝廷将岳家军军官将级官员编制扩充到了三十将。将是宋时期武官名称，“各支大军都有军、将、部、队等编制单位。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等名目。此外，还有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他们或者当统制的助手，或者在统制之下分统军马。将一级的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名目，总称“将官”。将官之下，有训练官、部将、队将、队官等”。因此，岳家军拥有八十四将。可谓规模庞大。随着兵员的增减，每将从刚开始统军3300人开始，逐渐下降到了每将统军1200人（绍兴九年）。
大军规模扩充之后，给岳飞对这支大军的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之处。如果我们仔细回忆大军扩军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支大军的人员组成大多是这么几类人：
跟随岳飞从北方来到江南的前东京留守司的士卒。但是这些老班底人数不足两千，而且长期战争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就更少了；
军贼战败而并与岳家军者；
各地官军而陆续被岳飞归并者；
游寇战败而被岳家军俘虏者；
后三方面则构成了岳家军大军的主要组成。比如，杨幺战败后，岳飞精选了杨幺步卒并入本军。这使得岳飞大军扩充到10万人以上，杨幺并入岳家军有五六万人之众，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大军数。
参考资料：
《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40；《宋史》卷364《韩世忠传》；《龙川文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记之为八万人。本文取前者数字为三万。
《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中兴小纪》卷29；《鄂国金佗稡编》卷八。
《鄂国金佗稡编》卷8《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劄》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11；《宋史》卷374《李迨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关外军马钱粮数》记为七万人；《中兴小纪》卷27记为七万三千人，同书卷28记为七万两千人；《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0记为八万人，同属卷133有记为七万人；《宋史》卷29《高宗本纪》绍兴九年六月丙子记为六万六千人。
《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9；《宋史》卷367《杨存中传》绍兴十一年记载杨沂中在绍兴十一年率领所部三万人赶赴淮西作战。
《三朝北盟会编》卷201《顺昌战胜破贼录》，卷202汪若海劄子，卷205《淮西从军计》；《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6与同书卷139；《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錡传》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九章第一节
《云麓漫抄》卷7
《鄂国金佗稡编》卷22《淮西辨》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颖昌捷奏》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41
《鄂国金佗稡编》卷8
《三朝北盟会编》卷137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郑州捷奏》
《鄂国金佗稡编》卷16《复西京奏》
《宋史》卷368《牛皋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151绍兴二年五月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颖昌捷奏》
《宋史》卷465《李道传》
《鄂国金佗稡编》卷16《王贵颖昌捷奏》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丙申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七月甲辰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颖昌捷奏》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辛未
《鄂国金佗稡编》卷6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
各位看官看此文前先看这一段：启雷这里的文字是为了方便书稿创作，而编辑整理的资料卡片，这些资料是建立在王曾瑜先生《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的基础之上。读过这两本书的同学应该都知道王先生这段介绍。此外，王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中也有相关文字介绍。
剿灭杨幺以后，岳家军较此前有了较大的扩充。岳飞此前有士卒约合三万人，而在剿灭杨幺以后，通过多方并入以及吸纳战俘等举措，岳家军大军扩充超出了十万之众，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驻屯大军规模之首，按照史料记载，其他各支大军兵员数如下：
韩世忠：三万人；
张俊：八万人；
刘光世：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二人；
吴玠：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
杨沂中：三万人以上；
刘錡：不足两万。
我们从史料上摘抄了如此几支大军的兵力数量。韩世忠、张俊等人都是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对比他们的兵力来说，岳家军以十万之众已经遥遥领先了。
杨幺之后，先后进入岳家军编制的部队有：
“第一，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此后，又增拨统领丘赟所部，近一千五百人。
第二，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等部，约有一万多人。任士安所部有陈照、马準和李建三员统领。 后任士安因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之要求，调任江南西路；但他的部伍仍然留在岳飞麾下，并未一并调离。郝晸任中军副统制，充当王贵的副手；王俊任前军副统制，充当张宪的副手。
第三，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率领的几千蔡州兵。杜湛本人改任岳飞统辖的黄州武将知州。”
这十万大军以岳飞为统帅，以湖北、京西宣抚司中军统制王贵为提举一行事务，以湖北、京西宣抚司前军统制张宪为同提举一行事务。实际上，统帅岳飞之下，张宪和王贵已然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他们配合岳飞共同指挥这支大军的操练和作战工作。
岳家军的十多万大军又由12支大军组成：
1、背嵬军：
背嵬军是岳家军主力中的主力。在南宋初年的各路驻屯大军中，唯有岳家军和韩家军有背嵬军的编制。“背嵬军”这个名称最先被韩家军使用。韩世忠在绍兴二年（1132）设立背嵬军作为自己的亲军。岳家军背嵬军的编制是仿照韩家军编制而来。
“背嵬”一词是党项西夏语的音译，也有的史籍上写成“背峞”。“峞”有酒瓶之意，大将的酒瓶必然是由亲信士卒背负，因此，背嵬军便引申为大将的亲军之意。背嵬士卒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军中进行军士技能比武的时候，将胜出的士卒登记在册。一旦旗头和押队一类的低级军官阵亡，则迅速以这些优秀士兵补充进去。这些被登记了的勇卒之间也会经过多次选拔并决出优胜者来，一旦各级将官有伤亡需要补缺，则再从这些优胜者中进行选拔。这些人都有可能进入背嵬军。但凡进入背嵬军编制的士卒便享受到与岳家军各级统制相同的尊重，犒赏也异常丰厚。
因此，这支背嵬军颇具有战斗力，每每战事胶着之时，岳家军必定投入背嵬军打开局面，每仗必胜。
背嵬军战斗力强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背嵬军中编有8000人的一支精锐骑兵部队。我们都知道南宋初年战马紧张，南宋各支驻屯大军并不能组建有效的骑兵部队与北方敌人做野战拼杀。前文我们交待过岳飞大军在剿灭曹成时得到过广西经略安抚司战马的支持，但是战马紧缺仍旧是阻扰岳飞组建骑兵集团的最主要问题。
岳飞利用与金齐联军交战的机会，获得大量战马并组建了南宋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马军。岳飞也成为南宋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大规模以骑兵发起集团野战的将领。背嵬军八千骑兵的意义便在于此。
当然，八千骑兵之外，背嵬军还有步兵。因此，步兵骑兵相加，背嵬军大约有兵员一万五六千，甚至更多。
背嵬军作为岳飞亲军通常由岳飞直接指挥。但是，在不同时期，背嵬军也有专门的统制官，限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各个时期背嵬军的统制分别是何人。岳飞冤杀前后，背嵬军统制是傅选。
2、前军：
前军统制张宪是岳家军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追随岳飞多年。在绍兴五年镇压杨幺结束以后，他成为岳飞的左右手。他也是岳飞冤案中最先遇害的两名将领之一。另一位是岳飞长子岳雲。
前军副统制王俊。按照秦桧意图诬告岳飞的第一人，便是王俊。王俊在军中有颇无人缘，从并入岳家军之后便没多少战功，因而无法因功升迁。但是王俊很会打小报告。岳家军中，王俊是难得一大恶人。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前军统制的张宪对王俊很是不满，两者关系不好。王俊在诬告岳飞之时，也将张宪顺手捎带上了。
3、右军：
右军是岳家军组建比较早的部队。右军的前身是岳飞在江淮宣抚司任统制之时，他的战友扈成所统辖的旧部。岳飞、刘经南下广德军后，扈成与他们分道扬镳而最终被戚方杀害。扈成手下统领庞荣在岳家军驻屯宜兴时期归入了岳家军的战斗序列。庞荣担任右军统制。
4、中军：
中军统制王贵，副统制郝晸。王贵与张宪一样，加入岳家军时间较早。钱彩在《说岳全传》中介绍王贵是岳飞儿时的伙伴，也是岳飞恩人王员外的孩子。这都是与历史不太符合的。王贵与张宪一样，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他的级别较高于张宪。岳飞遇难时，王贵被秦桧抓住把柄，只有参与到秦桧集团中来。郝晸与王俊同一时期并入岳家军，都是岳家军中最不坚定者。郝晸为人颇嗜杀，颇好财。岳飞遇难之后，朝廷调换了包括王贵在内的大多数统制，唯有王俊、郝晸、傅选等人没有变动。这也说明了郝晸为人如何。
5、左军：左军统制牛皋。牛皋颇好饮酒，或有酗酒之嫌。牛皋也是战功卓著的将领，这在前文也做过介绍。他本人身有污点，因为短暂投靠过伪齐。
6、后军：后军统制王经。
7、踏白军：“踏白”在宋语中表示侦察之意。大军以“踏白”命名只是取其名称，而并不取其本意。踏白军统制董先。董先与牛皋一样，都是绍兴三年北伐的推动者，兵败后并入岳家军。
8、选锋军：统制李道，副统制胡清。选锋军也是采用了比较好听的名字“选锋”。下面的胜捷军和破敌军也是同一用法。
9、胜捷军：统制赵秉渊。赵秉渊是前辽将，后与岳飞在洪州饮酒斗殴，差点被岳飞打死。尽管赵秉渊要求调出岳家军。可岳飞最终以自己的大度包容了赵秉渊，赵秉渊成为岳家军统制之一，也曾为岳飞第四次北伐镇守淮宁府的干将。
10、破敌军：统制李山。
11、游奕军：游奕军统制姚政。绍兴十一年犹武纠继任。
12、水军：水军是岳飞在平定杨幺以后而建立的新军种。岳家军水军被命名为“横江军”，建立之后，横江军便一直是南宋沿江驻屯大军水军之冠。岳家军水军规模庞大，其以鄂州沿江对面的汉阳为水军驻屯之地，汉阳军军成的三分之一都被水寨占据。我们也可以想见岳家军水军规模的庞大。横江军有一小部分后被岳飞以礼物送给韩世忠和张俊以结好两位大将，因此人数有所减少。
随着大军的扩充，岳家军大军原先只有十将的编制已经完全不敷使用。因此，朝廷将岳家军军官将级官员编制扩充到了三十将。将是宋时期武官名称，“各支大军都有军、将、部、队等编制单位。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等名目。此外，还有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他们或者当统制的助手，或者在统制之下分统军马。将一级的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名目，总称“将官”。将官之下，有训练官、部将、队将、队官等”。因此，岳家军拥有八十四将。可谓规模庞大。随着兵员的增减，每将从刚开始统军3300人开始，逐渐下降到了每将统军1200人（绍兴九年）。
大军规模扩充之后，给岳飞对这支大军的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之处。如果我们仔细回忆大军扩军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支大军的人员组成大多是这么几类人：
跟随岳飞从北方来到江南的前东京留守司的士卒。但是这些老班底人数不足两千，而且长期战争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就更少了；
军贼战败而并与岳家军者；
各地官军而陆续被岳飞归并者；
游寇战败而被岳家军俘虏者；
后三方面则构成了岳家军大军的主要组成。比如，杨幺战败后，岳飞精选了杨幺步卒并入本军。这使得岳飞大军扩充到10万人以上，杨幺并入岳家军有五六万人之众，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大军数。
参考资料：
《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40；《宋史》卷364《韩世忠传》；《龙川文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记之为八万人。本文取前者数字为三万。
《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中兴小纪》卷29；《鄂国金佗稡编》卷八。
《鄂国金佗稡编》卷8《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劄》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11；《宋史》卷374《李迨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关外军马钱粮数》记为七万人；《中兴小纪》卷27记为七万三千人，同书卷28记为七万两千人；《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0记为八万人，同属卷133有记为七万人；《宋史》卷29《高宗本纪》绍兴九年六月丙子记为六万六千人。
《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9；《宋史》卷367《杨存中传》绍兴十一年记载杨沂中在绍兴十一年率领所部三万人赶赴淮西作战。
《三朝北盟会编》卷201《顺昌战胜破贼录》，卷202汪若海劄子，卷205《淮西从军计》；《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6与同书卷139；《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錡传》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九章第一节
《云麓漫抄》卷7
《鄂国金佗稡编》卷22《淮西辨》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颖昌捷奏》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41
《鄂国金佗稡编》卷8
《三朝北盟会编》卷137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郑州捷奏》
《鄂国金佗稡编》卷16《复西京奏》
《宋史》卷368《牛皋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151绍兴二年五月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颖昌捷奏》
《宋史》卷465《李道传》
《鄂国金佗稡编》卷16《王贵颖昌捷奏》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丙申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七月甲辰
《鄂国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颖昌捷奏》
《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辛未
《鄂国金佗稡编》卷6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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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新见岳飞佚诗和《满江红》词真伪再考索
2018-10-26 09:10:29 来源： 文汇报
又见岳飞佚诗
早年曾关注岳飞诗词，不仅写了关于《满江红》词真伪的论文（《断语不可轻下》，《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还从包括各种岳飞诗文集在内的诸多文献中，辑得十七首岳飞诗词，撰成《岳飞诗词辑考》一文（载《岳飞研究》第一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大学时代的这些查书训练，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资料查找能力。
在研究的几个点中，岳飞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既在《文史知识》创刊号上写过岳飞的文章，也在《文史》上发表过考证岳飞孙子岳珂生平的论文。对岳飞诗词的搜集也一直萦绕于怀。上世纪90年代初，还从民国年间编纂的《庐山志》中辑得一首七律岳飞佚诗，披露于《浙江学刊》（1990年第期）。
近日，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和刻本 《岳武忠王集》中，又发现了一首岳飞佚诗：
第一泉头过九日，黄花犹待客重来。男儿有意扶中国，不斩楼兰不易回。
和刻本 《岳武忠王集》为日本文久三年（1683）刊刻，一册不分卷，收录岳飞诗文53篇。书前书后均刻有牌记。书前为：“文久癸亥季春镌/岳武忠王集/江都玉岩堂版”；书后为：“文久三癸亥春季镌/江户横山町三丁目/颁行书林/和泉屋金右卫门”。此集第28页以后为诗，上述之诗系题为《金山寺》的第一首。检《全宋诗》册 34卷 1935所收 13首岳飞诗中，并无此诗，盖为佚诗，殆无疑义。
和刻本 《岳武忠王集》的来源，为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单恂选编岳飞诗文集的翻刻本。当年搜集岳飞诗词时，在北大图书馆，我曾查阅过单恂所编的《岳武忠王集》，不知是看漏，还是的确未收，并未发现有这首诗。还望有心人代为查核。
镇江金山寺，在南宋初年曾成为宋金交战的战场之一。据宋人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二记载，韩世忠曾在金山寺伏兵，差一点就活捉了金兀朮。岳飞与金山寺也有渊源，流传有当年岳飞与高僧道悦的交往逸事。至今金山寺大雄宝殿的左侧还有一块浮雕，描绘着岳飞与道悦。
从内容看，岳飞这首诗作于秋季重阳菊花盛开时节。诗虽浅近直白，但表达作者攘夷匡汉的意志则十分明确。诗中“男儿有意扶中国”的“中国”，并非固有名词，不是王朝或国家的概念，在新式古籍标点时，不能标上专名线，应当是指位于天下之中的文化中心，就是陈亮在《水调歌头》词中所写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因为有文明的界线，所以陈亮在词的下句写了“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而岳飞在诗中既说泉水也喻人，“不斩楼兰不易回”。不像文人词那么含蓄，武将的诗如刀枪剑戟，直截了当。此诗当可为认识岳飞思想之一助。
末了要说明的是，不敢掠美，这首岳飞佚诗并非是我最早发现。发现权当归属北大古文献的学妹王岚教授。2007年，她曾在早稻田大学做了一年交换研究员，一直进行《全宋诗补正》的王岚教授十分敬业，在早大图书馆辛勤搜寻，对馆藏宋人别集进行了详细调查。这首佚诗的发现，便是众多的调查成果之一。我是拜读了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刊《中国文学研究》第 38期所载的王岚教授大作《关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宋人别集》，才留意到这首岳飞佚诗，并到早大图书馆进行了确认。
“礼失而求诸野”，海外有遗珍。此为感慨之一。辛勤爬梳，终有斩获。此为感慨之二。同是置身其中，我对精心呵护和整理传统文化遗产的学者充满敬意。
读这首诗，相近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首记在岳飞名下的《满江红》词。这一点，我尤为看重。
“白了少年头”——探索《满江红》词作者之谜的一个蹊径
看到 “白了少年头”这几个字，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岳飞《满江红》词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名句。
不过，我的话题倒不是从岳飞名句引出的。
我三十多年前整理过的南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于甲编卷四《朱文公词》载：
世传满江红词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以为朱文公所作。余读而疑之，以为此特安分无求者之词耳，决非文公口中语。后官于容南，节推翁谔为余言，其所居与文公邻，尝举此词问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
在这段记载中，罗大经讲述了一首词的作者聚讼。初读此词，咀嚼内容，罗大经觉得与朱熹的思想不合。后来他在广西做官，听曾经与朱熹做邻居的同僚讲，那个同僚曾以此词向朱熹求证，为朱熹所否定。但朱熹也告诉邻居，误认之说也不是空穴来风，刚好有个和尚也号“晦庵”，于是人们就把和尚词作安在了同号“晦庵”的大名鼎鼎的朱熹头上。
罗大经初读此词时的疑惑，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带到了遥远的广西，直到听起同僚的讲述，方始释然冰解。
相信我们读书，也会有许多疑惑萦绕在心中。跟罗大经一起读上述那首词，让我心中的疑惑复燃的，是“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一句。这一句，与岳飞《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一句，何其相似。
关于岳飞 《满江红》词真伪的问题，我关注了几十年。在1981年《断语不可轻下》一文中，倾向《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现在“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一句映入眼帘，又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想到了岳飞的《满 江 红 》。
我产生了一种另辟蹊径求证尝试的念头，冀为考证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一助。翻检文献，“白了少年头”的表述还真是不少。
明人陈耀文辑 《花草稡编》卷二收录朱敦儒词云：
泷州几番清秋，许多愁。叹我贴闲，白了少年头。人间事，如何是，去来休。自是不归，归去有谁留？
宋人王迈《臞轩集》卷十三《赠郭五星》诗云：
五陵豪家轻薄儿，骄傲成癖不可医。挥金买笑红尘市，老死不晓寒与饥。
囊萤案雪单贫士，杯水生涯北窗里。途穷山鬼恣揶揄，命压人头提不起。
郭君昔从先人游，万丈壮气横高秋。天无老眼不见录，匆匆白了少年头。
一日访余道艰窭，杯酒未阑泪如雨。揲蓍有术金不换，鹑衣百结无人补。
我闻君语鼻亦酸，误身直是坐儒冠。英雄未遇隐于卜，时人莫作白眼看。
包括前述罗大经引述的僧人词在内，上述三首词都使用了 “白了少年头”的语句。我相信三首诗词对“白了少年头”的使用，是不约而同，并无因袭。
排比一下上述诗词作者的时代。朱敦儒生活在两宋之交，与朱熹同号的和尚生活在南宋初年，王迈稍晚，生活在南宋中期。这样的排比显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白了少年头”似为当时的习用语句与表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习用语，从语词的使用颇可以窥见时代的印记。由此而论，岳飞《满江红》词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跟上述三首作于同时代诗词使用“白了少年头”一样，都隐含有时代印记。透过用语的时代印记，后人可以解码，洞悉作者身份之谜。
自然，仿古造假也会以用语来伪装，不过出于时代隔膜，终究会有不到位之处。作为一种考证线索，用语的时代痕迹，亦应纳入考证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当可解决不少问题。
偶读 “白了少年头”，因作如是想。其实，《满江红》词所见的用语时代痕迹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处 “白了少年头”，南宋末年文天祥的《念奴娇·驿中别友人》一词中也可以见到与“怒发冲冠”极为相似的表达“千古冲冠发”。岳飞作 《满江红》词可能性的一个新旁证
对岳飞作《满江红》词的可信度，还想提供一个旁证。近日读书，从南宋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卷一读到了这样的记载：“（四月己未）饭于金沙寺，登颐山，访讲易台，酌潜虬泉，皆希声遗迹也。寺有岳飞己酉岁留题刻石，词甚壮。”
周必大的 《泛舟游山录》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距岳飞遇害仅隔26年。所记“己酉岁”为南宋初建的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在这期间，岳飞的确率兵在绍兴一带活动过，还与当地人有过诗词唱和。有明确记载的，至少就有《过张溪赠张完》一诗：“无心买酒谒青春,对镜空嗟白发新。花下少年应笑我,垂垂羸马访高人。”此诗见于清人黄邦宁所编 《岳忠武王文集》,注明辑自明成化间所编《毗陵志》。清人吴骞撰《桃溪客语》卷一 “岳武穆诗”条云:“桃溪一曰张溪,乃宜兴至广德要道。宋建炎四年六月,岳武穆提兵经此,尝馆于张大年家,有题屏书,详 《云麓漫钞》。又有赠张完绝句云(诗略)。完次答云:‘相别相逢不计春,眼前非旧亦非新。声求色相皆虚妄,莫认无疑是昔人。’玩二诗,盖武穆至桃溪非一次矣。”清人陆心源所编 《宋诗纪事补遗》卷四七亦从《宜兴县志》辑录了张完的答诗,题为《答岳鹏举》。《云麓漫钞》为宋人赵彦卫所撰,记载了岳飞为张大年题屏之事。据我考证这首诗当作于建炎四年（1130）前后。
然而观此诗内容、风格，显然不是周必大所记载的己酉岁题于金沙寺的文字，因为这首诗谈不上“词甚壮”。就是说，周必大看到的题刻，肯定是岳飞其他文字。在时间上，周必大所记载的己酉岁题刻与岳飞的行历相应，同时岳飞在当时又有诗文唱和的作品留下，因此，周必大所亲眼看到的“词甚壮”的岳飞题刻文字，既有可能是抒发壮志的一般性文字，也有可能是实指狭义的 “词”。那么，“甚壮”之词，或许就是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词亦未可知。（王瑞来）
2018-10-26 09:10:29 来源： 文汇报
又见岳飞佚诗
早年曾关注岳飞诗词，不仅写了关于《满江红》词真伪的论文（《断语不可轻下》，《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还从包括各种岳飞诗文集在内的诸多文献中，辑得十七首岳飞诗词，撰成《岳飞诗词辑考》一文（载《岳飞研究》第一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大学时代的这些查书训练，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资料查找能力。
在研究的几个点中，岳飞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既在《文史知识》创刊号上写过岳飞的文章，也在《文史》上发表过考证岳飞孙子岳珂生平的论文。对岳飞诗词的搜集也一直萦绕于怀。上世纪90年代初，还从民国年间编纂的《庐山志》中辑得一首七律岳飞佚诗，披露于《浙江学刊》（1990年第期）。
近日，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和刻本 《岳武忠王集》中，又发现了一首岳飞佚诗：
第一泉头过九日，黄花犹待客重来。男儿有意扶中国，不斩楼兰不易回。
和刻本 《岳武忠王集》为日本文久三年（1683）刊刻，一册不分卷，收录岳飞诗文53篇。书前书后均刻有牌记。书前为：“文久癸亥季春镌/岳武忠王集/江都玉岩堂版”；书后为：“文久三癸亥春季镌/江户横山町三丁目/颁行书林/和泉屋金右卫门”。此集第28页以后为诗，上述之诗系题为《金山寺》的第一首。检《全宋诗》册 34卷 1935所收 13首岳飞诗中，并无此诗，盖为佚诗，殆无疑义。
和刻本 《岳武忠王集》的来源，为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单恂选编岳飞诗文集的翻刻本。当年搜集岳飞诗词时，在北大图书馆，我曾查阅过单恂所编的《岳武忠王集》，不知是看漏，还是的确未收，并未发现有这首诗。还望有心人代为查核。
镇江金山寺，在南宋初年曾成为宋金交战的战场之一。据宋人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二记载，韩世忠曾在金山寺伏兵，差一点就活捉了金兀朮。岳飞与金山寺也有渊源，流传有当年岳飞与高僧道悦的交往逸事。至今金山寺大雄宝殿的左侧还有一块浮雕，描绘着岳飞与道悦。
从内容看，岳飞这首诗作于秋季重阳菊花盛开时节。诗虽浅近直白，但表达作者攘夷匡汉的意志则十分明确。诗中“男儿有意扶中国”的“中国”，并非固有名词，不是王朝或国家的概念，在新式古籍标点时，不能标上专名线，应当是指位于天下之中的文化中心，就是陈亮在《水调歌头》词中所写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因为有文明的界线，所以陈亮在词的下句写了“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而岳飞在诗中既说泉水也喻人，“不斩楼兰不易回”。不像文人词那么含蓄，武将的诗如刀枪剑戟，直截了当。此诗当可为认识岳飞思想之一助。
末了要说明的是，不敢掠美，这首岳飞佚诗并非是我最早发现。发现权当归属北大古文献的学妹王岚教授。2007年，她曾在早稻田大学做了一年交换研究员，一直进行《全宋诗补正》的王岚教授十分敬业，在早大图书馆辛勤搜寻，对馆藏宋人别集进行了详细调查。这首佚诗的发现，便是众多的调查成果之一。我是拜读了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刊《中国文学研究》第 38期所载的王岚教授大作《关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宋人别集》，才留意到这首岳飞佚诗，并到早大图书馆进行了确认。
“礼失而求诸野”，海外有遗珍。此为感慨之一。辛勤爬梳，终有斩获。此为感慨之二。同是置身其中，我对精心呵护和整理传统文化遗产的学者充满敬意。
读这首诗，相近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首记在岳飞名下的《满江红》词。这一点，我尤为看重。
“白了少年头”——探索《满江红》词作者之谜的一个蹊径
看到 “白了少年头”这几个字，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岳飞《满江红》词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名句。
不过，我的话题倒不是从岳飞名句引出的。
我三十多年前整理过的南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于甲编卷四《朱文公词》载：
世传满江红词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以为朱文公所作。余读而疑之，以为此特安分无求者之词耳，决非文公口中语。后官于容南，节推翁谔为余言，其所居与文公邻，尝举此词问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
在这段记载中，罗大经讲述了一首词的作者聚讼。初读此词，咀嚼内容，罗大经觉得与朱熹的思想不合。后来他在广西做官，听曾经与朱熹做邻居的同僚讲，那个同僚曾以此词向朱熹求证，为朱熹所否定。但朱熹也告诉邻居，误认之说也不是空穴来风，刚好有个和尚也号“晦庵”，于是人们就把和尚词作安在了同号“晦庵”的大名鼎鼎的朱熹头上。
罗大经初读此词时的疑惑，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带到了遥远的广西，直到听起同僚的讲述，方始释然冰解。
相信我们读书，也会有许多疑惑萦绕在心中。跟罗大经一起读上述那首词，让我心中的疑惑复燃的，是“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一句。这一句，与岳飞《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一句，何其相似。
关于岳飞 《满江红》词真伪的问题，我关注了几十年。在1981年《断语不可轻下》一文中，倾向《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现在“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一句映入眼帘，又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想到了岳飞的《满 江 红 》。
我产生了一种另辟蹊径求证尝试的念头，冀为考证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一助。翻检文献，“白了少年头”的表述还真是不少。
明人陈耀文辑 《花草稡编》卷二收录朱敦儒词云：
泷州几番清秋，许多愁。叹我贴闲，白了少年头。人间事，如何是，去来休。自是不归，归去有谁留？
宋人王迈《臞轩集》卷十三《赠郭五星》诗云：
五陵豪家轻薄儿，骄傲成癖不可医。挥金买笑红尘市，老死不晓寒与饥。
囊萤案雪单贫士，杯水生涯北窗里。途穷山鬼恣揶揄，命压人头提不起。
郭君昔从先人游，万丈壮气横高秋。天无老眼不见录，匆匆白了少年头。
一日访余道艰窭，杯酒未阑泪如雨。揲蓍有术金不换，鹑衣百结无人补。
我闻君语鼻亦酸，误身直是坐儒冠。英雄未遇隐于卜，时人莫作白眼看。
包括前述罗大经引述的僧人词在内，上述三首词都使用了 “白了少年头”的语句。我相信三首诗词对“白了少年头”的使用，是不约而同，并无因袭。
排比一下上述诗词作者的时代。朱敦儒生活在两宋之交，与朱熹同号的和尚生活在南宋初年，王迈稍晚，生活在南宋中期。这样的排比显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白了少年头”似为当时的习用语句与表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习用语，从语词的使用颇可以窥见时代的印记。由此而论，岳飞《满江红》词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跟上述三首作于同时代诗词使用“白了少年头”一样，都隐含有时代印记。透过用语的时代印记，后人可以解码，洞悉作者身份之谜。
自然，仿古造假也会以用语来伪装，不过出于时代隔膜，终究会有不到位之处。作为一种考证线索，用语的时代痕迹，亦应纳入考证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当可解决不少问题。
偶读 “白了少年头”，因作如是想。其实，《满江红》词所见的用语时代痕迹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处 “白了少年头”，南宋末年文天祥的《念奴娇·驿中别友人》一词中也可以见到与“怒发冲冠”极为相似的表达“千古冲冠发”。岳飞作 《满江红》词可能性的一个新旁证
对岳飞作《满江红》词的可信度，还想提供一个旁证。近日读书，从南宋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卷一读到了这样的记载：“（四月己未）饭于金沙寺，登颐山，访讲易台，酌潜虬泉，皆希声遗迹也。寺有岳飞己酉岁留题刻石，词甚壮。”
周必大的 《泛舟游山录》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距岳飞遇害仅隔26年。所记“己酉岁”为南宋初建的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在这期间，岳飞的确率兵在绍兴一带活动过，还与当地人有过诗词唱和。有明确记载的，至少就有《过张溪赠张完》一诗：“无心买酒谒青春,对镜空嗟白发新。花下少年应笑我,垂垂羸马访高人。”此诗见于清人黄邦宁所编 《岳忠武王文集》,注明辑自明成化间所编《毗陵志》。清人吴骞撰《桃溪客语》卷一 “岳武穆诗”条云:“桃溪一曰张溪,乃宜兴至广德要道。宋建炎四年六月,岳武穆提兵经此,尝馆于张大年家,有题屏书,详 《云麓漫钞》。又有赠张完绝句云(诗略)。完次答云:‘相别相逢不计春,眼前非旧亦非新。声求色相皆虚妄,莫认无疑是昔人。’玩二诗,盖武穆至桃溪非一次矣。”清人陆心源所编 《宋诗纪事补遗》卷四七亦从《宜兴县志》辑录了张完的答诗,题为《答岳鹏举》。《云麓漫钞》为宋人赵彦卫所撰,记载了岳飞为张大年题屏之事。据我考证这首诗当作于建炎四年（1130）前后。
然而观此诗内容、风格，显然不是周必大所记载的己酉岁题于金沙寺的文字，因为这首诗谈不上“词甚壮”。就是说，周必大看到的题刻，肯定是岳飞其他文字。在时间上，周必大所记载的己酉岁题刻与岳飞的行历相应，同时岳飞在当时又有诗文唱和的作品留下，因此，周必大所亲眼看到的“词甚壮”的岳飞题刻文字，既有可能是抒发壮志的一般性文字，也有可能是实指狭义的 “词”。那么，“甚壮”之词，或许就是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词亦未可知。（王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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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学者考证：《满江红·怒发冲冠》确为岳飞所作
2007年01月22日 15:14北京日报
有人对《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是岳飞，提出质疑。史家邓广铭等一大批学者则认为，此词为岳飞所作是铁案，不可移易。孙果达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支持了邓先生的观点——
文史考辨
多年来，史学界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以下称《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一直存有争论。但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缺乏对《满江红》整体性的考证。如《满江红》创作的时间、地点、性质、神韵、词汇，等等。只有当这些考证形成比较完整又合乎逻辑的证据链时，《满江红》究竟是否为岳飞所作，也就有最后的定论了。
《满江红》创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岳飞入狱前不久。词中有多处可以用来证明这一观点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两句历来是考证《满江红》作者问题最为关键的内容，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不够准确。认为《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都把时间定于岳飞第一次北伐，即岳飞30岁出头时。如邓广铭先生就持此说。这一观点其实是错误的，理由有五:
一是当时的岳飞无论就其阅历资历还是心境，根本不具备写出像《满江红》那样悲愤交加、气势磅礴的内涵与底气。那时的岳飞正仕途辉煌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满腔悲愤“怒发冲冠”？怎么可能觉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又何来气度“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二是岳飞当时对功名非常重视，并在其诗词中经常有所流露。如写于绍兴二、三年秋屯驻江州时的《题翠岩寺》中“功名直欲镇边圻”，以后的《小重山》中“白首为功名”，表明当时岳飞头发已白，仍然有心功名。直至绍兴十年大破金军前，岳飞在《寄浮图慧海》中依然表明“功业要刊燕石上”。这些同期及以后的诗词表明，当时的岳飞非常重视功名。
三是《满江红》一经问世即广泛流传，如此非同寻常之作，如果真是岳飞三十岁青云直上之时所作，岂能就此湮没不见踪影？
四是不理解“三十”与“八千”。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几乎所有研究此词的学者都把“三十”看作是“三十岁”，因此认定此词作于岳飞30岁出头。实际上这里是指“三十年”，即三十年的功名。封建社会的功名是从幼时求学开始的，并非一出生就能追求的。岳飞自幼时习武读书到入狱前，正好30年上下，是个约数。“八千”也是个约数，只是表示征战路程的艰辛和漫长。
五是不理解“尘与土”与“云和月”的含义。前者是指一钱不值，因为岳飞到入狱时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历来非常重视的功名原来毫无价值。后者是指竹篮打水，岳飞十年征战，功毁一旦。如此，此二句就一目了然了:一生追求的功名其实一钱不值，一生漫长的征战最后前功尽弃。
由此可以大致框定:《满江红》应该诞生在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奉诏被迫班师到入狱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
“怒发冲冠”和“仰天长啸”。此二句从未有人做过详细考证，却是界定《满江红》具体创作时间的重要依据之一。从字面看，显示岳飞的愤怒到了极致。在那段时间里，岳飞究竟何时最为愤怒？在班师途中，岳飞撕心裂肺悲愤交加:“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随后，岳飞又被剥夺了兵权，听命于可耻屈辱的和谈。但真正令岳飞“怒发冲冠”的，当是得知对自己的陷害之时。有位好心的部将设法通知正在庐山的岳飞关于王俊上告张宪“背叛”的消息。岳飞立刻明白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不许胜利到屈膝求和，再到陷害忠良，要加害自己，此时的岳飞终于忍不住“怒发冲冠”而“仰天长啸”，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查张宪入狱应该是在绍兴十一年九月上旬后，岳飞是十月上旬下庐山的。因此，《满江红》的诞生理当就在其间的二十多天里。
“潇潇雨歇”。此句亦从未有人考证，诗词是情景交融的，“潇雨”一词诗人总是用来形容秋天的冷雨，“歇”显然是指雨的断断续续。于是此句也就清楚了:秋雨绵绵时断时续。此句既点明了作者是在秋雨中创作，也反映了作者心情的郁闷和沉重。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人们历来总是把“等闲”看作虚词，其实不然，它应该是岳飞当时真实处境的具体写照。在此前数年岳飞所作的词中，已有“白首为功名”，表明岳飞那时的头发已经斑白。在随后军事上指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以及在政治上受到的一系列沉重打击，显然在催白岳飞的头发。因此，岳飞当然不甘心少年时就有的理想就此破灭。查岳飞一生征战，三十岁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谈何“等闲”，唯独到快四十岁时却成为一个无职无权之人而被迫闲散在野，其内心之悲切和壮志之不已的激烈冲突可想而知。
上述考证表明，《满江红》的内容完全符合岳飞入狱前的年龄、心情和处境。
岳飞创作《满江红》的具体地点是在庐山东林寺，解读的密码，就隐藏在词的字里行间
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环合四抱，有如城廓，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岳飞与庐山有不解之缘。绍兴六年，岳飞因母亡守丧，岳母坟就在庐山。绍兴七年，也因故回到庐山。岳飞与东林寺主持慧海关系非常密切，曾专门作诗《寄浮图慧海》。《满江红》中有三处“密码”可以用来界定其诞生地点就在东林寺。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历来都公认《满江红》是登高而作，却不知岳飞的具体所处，只得含糊解释成某处高楼，其实当时岳飞就在东林寺，因为《满江红》的开篇就隐藏着创作地点的秘密。
庐山东林寺有一则著名的典故。东林寺门口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名虎溪，要进东林寺就必须经小溪上的虎溪桥。据传说，东晋时东林寺主持慧远在寺院深居简出，人们称之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他送客或散步，从不逾越寺门前的虎溪。如果过了虎溪，寺后山林中的神虎就会吼叫起来。有一次，慧远与来访的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谈得投机，送行时不觉过了虎溪桥，后山的神虎立刻就长吼不止，三人相视大笑。这个文坛佳话，称为“虎溪三笑”，一直流传至今。由于此虎是守寺护僧之神，因此在虎溪桥畔有一头石虎怒目而视凭栏而踞。了解了虎溪桥畔的神虎和这则典故，就很容易看出，岳飞看着秋雨中威武不屈的石虎触景生情，利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把自己比作了护国看家的神虎，眼看着赵构们“越界”而“仰天长啸”，这才有后面的“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之词。
《满江红》的词韵隐藏着其诞生地点的第二个秘密。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游东林寺时有一首诗，名为《庐山东林寺夜怀》: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绝断出没。李白写诗是抒怀，岳飞作词也是抒怀，而且《满江红》正是步了《庐山东林寺夜怀》的韵，特别是“阙”、“月”和“歇”这三个押韵的字都是来自李白的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满江红》中有“壮怀”与“壮志”。按理说，同一首诗词中用两个相同的字是犯忌的，因此比较少见。但李白的诗却有“天香”与“天乐”。两个“壮”对两个“天”，显然绝非巧合。而且，还能明显看出《满江红》的“天阙”也应该是受到了李白两个“天”的影响。
李白在东林寺还写过另一首诗，名为《别东林寺僧》:“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满江红》中也可以看出追随这首诗的痕迹。“凭栏处”正是“送客处”的模仿，“长啸”无疑是“猿啼”的翻版。《满江红》中的神虎精神更是与李白“过虎溪”的畏惧形成鲜明比照。
“朝天(金)阙”。此句隐藏着解读《满江红》诞生地点的第三个秘密。此句自《满江红》现世以来从未见有人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不了解其中也隐藏着一个东林寺的典故。
一般寺院的主殿称为大雄宝殿，但东林寺的主殿称“神运宝殿”。相传慧远初到庐山选择结庐之处，认为东林寺址在丛林之中，无法结庐，打算移到香谷山去结庐。夜梦神告:“此处幽静，足以栖佛”。是夜雷雨大作，狂风拔树。翌日该地化为平地，池中多盛良木，作为建寺之材。“神运”之名，由此而来。
有了这则典故和前述的铺垫，此句就能理解了，其实很简单，也很直白，就是在功成之日再来朝拜东林寺的“神运宝殿”，因为神是天神，“神运宝殿”就象征着天上的宫阙。岳飞自比神虎，理当朝拜天阙。
还要解释一下，此句为何历来有“天”与“金”二说。很可能岳飞在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满江红》之际，于最后收笔时有了点犹豫。他先用了“金”字，当然决不是朝拜皇帝的金銮宝殿，而是朝拜金碧辉煌的神运宝殿。岳飞在诗词中把佛像称为“金仙”，如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中的“陪僧僚谒金仙”。毕竟是身在佛寺，理当朝拜佛祖金身。但岳飞继而又改为“天”字，一来以避深恶痛绝的“胡虏”之“金”，二来受李白的影响以映衬东林寺神运宝殿的典故，三来更能暗合自比的神虎形象。由于“天”与“金”在词中的基本含义相通，就不能排除岳飞原作中的修改，而抄者忠于原词照录的可能。由于后来者在誊抄或刻录时只能二选其一，于是有了“朝天阙”与“朝金阙”两种版本。《满江红》蕴含的典故，清楚地表明其诞生地就在庐山东林寺。
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对《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
明确了《满江红》创作的背景、时间和地点，解读《满江红》也就容易了。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因此只能把似是而非的所谓“愚忠”强加到岳飞头上，以给他的行为寻找一个勉强合理的解释。《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终于使人找到了岳飞行为合乎逻辑的原因。岳飞从东林寺的神虎传说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他以神虎为榜样，追求神虎的境界，坚持神虎忠于青天、忠于信念、忠于职守，不畏权势、不贪名利、不徇私情的精神。如果仔细揣摩此点，其蕴含之意其实与岳飞最后的遗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满江红》的精神其实就是当年岳飞内心的神虎精神。
诗词的灵魂是神韵，而神韵则是作者灵魂的沉淀与积累，《满江红》就是如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作者如果仅有文才与激情，而没有正气浩荡、大义凛然的胸怀与长年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满江红》所蕴含之神韵的。在这方面，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公开发表的傲视群雄、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应该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词的运用是作者潜意识的反映，最能体现作者的身份，因此也最难伪造。《满江红》的用词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证:即与岳飞的其他诗词和与岳飞当时的身份相比较。前者如“扫清胡虏”，“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后者起码有五个关键字符合岳飞的身份特点。“啸”，犬吠狼嚎狮吼虎啸，岳飞以“神虎”自比，如果不是身具虎威，不是情到撕心裂肺，就不敢也不能吐出“长啸”二字。“耻”，京都沦陷，皇帝被俘，尤其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打胜了还要向敌人低声下气，屈膝求和，作为浴血奋战的军人，尤其是率领军队夺取胜利的统帅，这个“耻”字可谓刻骨铭心，局外人岂能感受此字的千钧。“犹”，当年的旧耻未雪如今却又要增添新耻，不是触景生情的当事人，断不能产生此联想。“驾”与“踏”，这是统兵百万者冲锋陷阵乘胜追击时气势的自然流露，无此经历者何来这种感受。
因此，《满江红》用词的特点与岳飞的用词习惯、身份、心情和处境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各种考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当时的岳飞已经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和蕴藏含义，使人、词与背景达到了合乎逻辑的和谐与统一。
2007年01月22日 15:14北京日报
有人对《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是岳飞，提出质疑。史家邓广铭等一大批学者则认为，此词为岳飞所作是铁案，不可移易。孙果达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支持了邓先生的观点——
文史考辨
多年来，史学界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以下称《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一直存有争论。但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缺乏对《满江红》整体性的考证。如《满江红》创作的时间、地点、性质、神韵、词汇，等等。只有当这些考证形成比较完整又合乎逻辑的证据链时，《满江红》究竟是否为岳飞所作，也就有最后的定论了。
《满江红》创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岳飞入狱前不久。词中有多处可以用来证明这一观点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两句历来是考证《满江红》作者问题最为关键的内容，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不够准确。认为《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都把时间定于岳飞第一次北伐，即岳飞30岁出头时。如邓广铭先生就持此说。这一观点其实是错误的，理由有五:
一是当时的岳飞无论就其阅历资历还是心境，根本不具备写出像《满江红》那样悲愤交加、气势磅礴的内涵与底气。那时的岳飞正仕途辉煌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满腔悲愤“怒发冲冠”？怎么可能觉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又何来气度“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二是岳飞当时对功名非常重视，并在其诗词中经常有所流露。如写于绍兴二、三年秋屯驻江州时的《题翠岩寺》中“功名直欲镇边圻”，以后的《小重山》中“白首为功名”，表明当时岳飞头发已白，仍然有心功名。直至绍兴十年大破金军前，岳飞在《寄浮图慧海》中依然表明“功业要刊燕石上”。这些同期及以后的诗词表明，当时的岳飞非常重视功名。
三是《满江红》一经问世即广泛流传，如此非同寻常之作，如果真是岳飞三十岁青云直上之时所作，岂能就此湮没不见踪影？
四是不理解“三十”与“八千”。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几乎所有研究此词的学者都把“三十”看作是“三十岁”，因此认定此词作于岳飞30岁出头。实际上这里是指“三十年”，即三十年的功名。封建社会的功名是从幼时求学开始的，并非一出生就能追求的。岳飞自幼时习武读书到入狱前，正好30年上下，是个约数。“八千”也是个约数，只是表示征战路程的艰辛和漫长。
五是不理解“尘与土”与“云和月”的含义。前者是指一钱不值，因为岳飞到入狱时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历来非常重视的功名原来毫无价值。后者是指竹篮打水，岳飞十年征战，功毁一旦。如此，此二句就一目了然了:一生追求的功名其实一钱不值，一生漫长的征战最后前功尽弃。
由此可以大致框定:《满江红》应该诞生在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奉诏被迫班师到入狱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
“怒发冲冠”和“仰天长啸”。此二句从未有人做过详细考证，却是界定《满江红》具体创作时间的重要依据之一。从字面看，显示岳飞的愤怒到了极致。在那段时间里，岳飞究竟何时最为愤怒？在班师途中，岳飞撕心裂肺悲愤交加:“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随后，岳飞又被剥夺了兵权，听命于可耻屈辱的和谈。但真正令岳飞“怒发冲冠”的，当是得知对自己的陷害之时。有位好心的部将设法通知正在庐山的岳飞关于王俊上告张宪“背叛”的消息。岳飞立刻明白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不许胜利到屈膝求和，再到陷害忠良，要加害自己，此时的岳飞终于忍不住“怒发冲冠”而“仰天长啸”，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查张宪入狱应该是在绍兴十一年九月上旬后，岳飞是十月上旬下庐山的。因此，《满江红》的诞生理当就在其间的二十多天里。
“潇潇雨歇”。此句亦从未有人考证，诗词是情景交融的，“潇雨”一词诗人总是用来形容秋天的冷雨，“歇”显然是指雨的断断续续。于是此句也就清楚了:秋雨绵绵时断时续。此句既点明了作者是在秋雨中创作，也反映了作者心情的郁闷和沉重。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人们历来总是把“等闲”看作虚词，其实不然，它应该是岳飞当时真实处境的具体写照。在此前数年岳飞所作的词中，已有“白首为功名”，表明岳飞那时的头发已经斑白。在随后军事上指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以及在政治上受到的一系列沉重打击，显然在催白岳飞的头发。因此，岳飞当然不甘心少年时就有的理想就此破灭。查岳飞一生征战，三十岁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谈何“等闲”，唯独到快四十岁时却成为一个无职无权之人而被迫闲散在野，其内心之悲切和壮志之不已的激烈冲突可想而知。
上述考证表明，《满江红》的内容完全符合岳飞入狱前的年龄、心情和处境。
岳飞创作《满江红》的具体地点是在庐山东林寺，解读的密码，就隐藏在词的字里行间
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环合四抱，有如城廓，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岳飞与庐山有不解之缘。绍兴六年，岳飞因母亡守丧，岳母坟就在庐山。绍兴七年，也因故回到庐山。岳飞与东林寺主持慧海关系非常密切，曾专门作诗《寄浮图慧海》。《满江红》中有三处“密码”可以用来界定其诞生地点就在东林寺。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历来都公认《满江红》是登高而作，却不知岳飞的具体所处，只得含糊解释成某处高楼，其实当时岳飞就在东林寺，因为《满江红》的开篇就隐藏着创作地点的秘密。
庐山东林寺有一则著名的典故。东林寺门口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名虎溪，要进东林寺就必须经小溪上的虎溪桥。据传说，东晋时东林寺主持慧远在寺院深居简出，人们称之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他送客或散步，从不逾越寺门前的虎溪。如果过了虎溪，寺后山林中的神虎就会吼叫起来。有一次，慧远与来访的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谈得投机，送行时不觉过了虎溪桥，后山的神虎立刻就长吼不止，三人相视大笑。这个文坛佳话，称为“虎溪三笑”，一直流传至今。由于此虎是守寺护僧之神，因此在虎溪桥畔有一头石虎怒目而视凭栏而踞。了解了虎溪桥畔的神虎和这则典故，就很容易看出，岳飞看着秋雨中威武不屈的石虎触景生情，利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把自己比作了护国看家的神虎，眼看着赵构们“越界”而“仰天长啸”，这才有后面的“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之词。
《满江红》的词韵隐藏着其诞生地点的第二个秘密。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游东林寺时有一首诗，名为《庐山东林寺夜怀》: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绝断出没。李白写诗是抒怀，岳飞作词也是抒怀，而且《满江红》正是步了《庐山东林寺夜怀》的韵，特别是“阙”、“月”和“歇”这三个押韵的字都是来自李白的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满江红》中有“壮怀”与“壮志”。按理说，同一首诗词中用两个相同的字是犯忌的，因此比较少见。但李白的诗却有“天香”与“天乐”。两个“壮”对两个“天”，显然绝非巧合。而且，还能明显看出《满江红》的“天阙”也应该是受到了李白两个“天”的影响。
李白在东林寺还写过另一首诗，名为《别东林寺僧》:“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满江红》中也可以看出追随这首诗的痕迹。“凭栏处”正是“送客处”的模仿，“长啸”无疑是“猿啼”的翻版。《满江红》中的神虎精神更是与李白“过虎溪”的畏惧形成鲜明比照。
“朝天(金)阙”。此句隐藏着解读《满江红》诞生地点的第三个秘密。此句自《满江红》现世以来从未见有人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不了解其中也隐藏着一个东林寺的典故。
一般寺院的主殿称为大雄宝殿，但东林寺的主殿称“神运宝殿”。相传慧远初到庐山选择结庐之处，认为东林寺址在丛林之中，无法结庐，打算移到香谷山去结庐。夜梦神告:“此处幽静，足以栖佛”。是夜雷雨大作，狂风拔树。翌日该地化为平地，池中多盛良木，作为建寺之材。“神运”之名，由此而来。
有了这则典故和前述的铺垫，此句就能理解了，其实很简单，也很直白，就是在功成之日再来朝拜东林寺的“神运宝殿”，因为神是天神，“神运宝殿”就象征着天上的宫阙。岳飞自比神虎，理当朝拜天阙。
还要解释一下，此句为何历来有“天”与“金”二说。很可能岳飞在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满江红》之际，于最后收笔时有了点犹豫。他先用了“金”字，当然决不是朝拜皇帝的金銮宝殿，而是朝拜金碧辉煌的神运宝殿。岳飞在诗词中把佛像称为“金仙”，如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中的“陪僧僚谒金仙”。毕竟是身在佛寺，理当朝拜佛祖金身。但岳飞继而又改为“天”字，一来以避深恶痛绝的“胡虏”之“金”，二来受李白的影响以映衬东林寺神运宝殿的典故，三来更能暗合自比的神虎形象。由于“天”与“金”在词中的基本含义相通，就不能排除岳飞原作中的修改，而抄者忠于原词照录的可能。由于后来者在誊抄或刻录时只能二选其一，于是有了“朝天阙”与“朝金阙”两种版本。《满江红》蕴含的典故，清楚地表明其诞生地就在庐山东林寺。
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对《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
明确了《满江红》创作的背景、时间和地点，解读《满江红》也就容易了。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因此只能把似是而非的所谓“愚忠”强加到岳飞头上，以给他的行为寻找一个勉强合理的解释。《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终于使人找到了岳飞行为合乎逻辑的原因。岳飞从东林寺的神虎传说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他以神虎为榜样，追求神虎的境界，坚持神虎忠于青天、忠于信念、忠于职守，不畏权势、不贪名利、不徇私情的精神。如果仔细揣摩此点，其蕴含之意其实与岳飞最后的遗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满江红》的精神其实就是当年岳飞内心的神虎精神。
诗词的灵魂是神韵，而神韵则是作者灵魂的沉淀与积累，《满江红》就是如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作者如果仅有文才与激情，而没有正气浩荡、大义凛然的胸怀与长年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满江红》所蕴含之神韵的。在这方面，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公开发表的傲视群雄、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应该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词的运用是作者潜意识的反映，最能体现作者的身份，因此也最难伪造。《满江红》的用词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证:即与岳飞的其他诗词和与岳飞当时的身份相比较。前者如“扫清胡虏”，“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后者起码有五个关键字符合岳飞的身份特点。“啸”，犬吠狼嚎狮吼虎啸，岳飞以“神虎”自比，如果不是身具虎威，不是情到撕心裂肺，就不敢也不能吐出“长啸”二字。“耻”，京都沦陷，皇帝被俘，尤其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打胜了还要向敌人低声下气，屈膝求和，作为浴血奋战的军人，尤其是率领军队夺取胜利的统帅，这个“耻”字可谓刻骨铭心，局外人岂能感受此字的千钧。“犹”，当年的旧耻未雪如今却又要增添新耻，不是触景生情的当事人，断不能产生此联想。“驾”与“踏”，这是统兵百万者冲锋陷阵乘胜追击时气势的自然流露，无此经历者何来这种感受。
因此，《满江红》用词的特点与岳飞的用词习惯、身份、心情和处境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各种考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当时的岳飞已经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和蕴藏含义，使人、词与背景达到了合乎逻辑的和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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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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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
唐宋春秋力作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那些根据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国军队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之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十”。（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
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相继北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自从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命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初，张宪和姚政率前军与游奕军直抵光州（今河南潢川）,往东北的顺昌府方向疾进，以援助刘锜。由于顺昌府于六月十二日解围，张宪随即挥兵折向西北，击破金军，袭取蔡州（今河南汝南），岳飞当即委派马羽镇守蔡州。关于此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遂复蔡州”
六月十三日，牛皋的左军在京西路打败金军，兵锋直指汝州。接着牛皋又率左军攻克鲁山等县，并挥师东向，准备同大军会合。关于牛皋在京西路击败金军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丙辰，岳飞将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十三日丙辰，岳飞统制牛皋败金人于京西。”
绍兴十年闰六月，岳家军主力部队经过集结和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发起新的更猛烈的攻势。首先带兵出击的，仍然是能征善战的张宪。
六月十九日，岳家军前军统制张宪指挥傅选等将，在离颍昌府四十宋里的地方，与金国大将韩常的军队对阵。韩常所部被杀得溃不成军，张宪麾军追奔逐北，于六月二十日攻占颍昌府城(即许州，今许昌)。接着，张宪留董先的踏白军和姚政的游奕军守颍昌府城，自己又会同牛皋、徐庆等军，东进淮宁府。
六月二十三日，岳家军统领孙显在蔡州和淮宁府之间，大破金国女真裴满千户的部伍，实际上是对淮宁府作了一次试探性的军事侦察。关于此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寅）湖北、京西宣抚司统领官孙显及金人战于陈、蔡间，败之”
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在淮宁府城外十五宋里，张宪所部与金国三千多骑兵发生遭遇战，岳家军击破金军，分兵数路进行追击。金国翟将军率领守卫淮宁府的金国兵马，另加自开封府发来的援军，在城外几宋里的地方“摆布大阵”。张宪率领全军，分进合击，突入敌阵，粉碎金军的顽抗，乘胜收复淮宁府城（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在此战中，金将王太保等人被俘，岳家军还缴获了一大批战马。
关于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的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张宪、傅选及金将韩常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张宪克颍昌”，《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统制张宪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府”。
关于岳家军收复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的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丙申，张宪复淮宁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丙申，张宪及金人战于陈州。张宪克陈州，岳飞令统制赵秉渊知军州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复颍昌府、陈州”，《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宪又战于陈州界，败之，复陈州”。关于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和淮宁府（即陈州）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守颍昌的踏白军统制董先得悉金军自长葛县(今河南长葛)来犯，随即和游奕军统制姚政一起出城迎敌。而在城北的七里店，金酋镇国大王、韩常和邪也孛堇率六千余骑，已经摆开军阵。显然，由于得到开封府金军的增援，韩常企图夺回颍昌府城。董先和姚政率部直捣敌阵，双方激战一个时辰，金兵终于败退。岳家军追杀三十几宋里路，方才收兵。关于此战，《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董先、姚政战颍昌府，败之(指金兵)”，《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董先、姚政败之(指金兵)颍昌”。关于张宪收复淮宁府以及董先等人在颍昌败金兵之战事详情还可见于《鄂国金陀粹编》卷16《陈州颍昌捷奏》。
至此，金国军队拱护开封府的三个军事重镇，被岳家军拿下两个，剩下一个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则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
尽管开封府的门户已经打开，但岳飞仍继续执行扫除开封府外围据点的计划。岳家军前军统制张宪麾军收复开封以南地区，战果辉煌；岳家军的另一支部队，则在中军统制王贵的指挥下，向开封府以西的地区挺进。
六月二十五日，王贵派遣的将官杨成等率兵前往郑州。金军万夫长漫独化带五千余骑出城迎战，岳家军将士奋勇掩杀敌军，一鼓作气，攻克郑州(今河南郑州)。
关于岳家军收复郑州的战事，留存下来的岳飞《郑州捷奏》记载:“先次遣将杨成等统率军马，前去措置郑州。今据杨成等申：于闰六月二十五日到郑州南，逢番贼头领漫独化等部领贼马五千余人见阵。成等遂鼓率将士，与贼见阵，掩杀贼马败走，收郑州，抚定了当，委获胜捷”，《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将杨成战郑州，败之，复郑州”,《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将杨成复郑州”，而《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为“岳飞遣统制郝晸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郝晸、张应、韩清克郑州”，《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候传》:“又分兵攻诸州，遣郝晸、张应、韩清取郑州”。以上史料所载收复郑州之将领有出入，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 收复郑州的岳家军将领应该是杨成。
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率兵突入开封府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在开封附近)，夜袭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鄂国金陀粹编》卷16《漫独化捷奏》对此战有详细的描述，而在《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也提到:“至夜，遣其将刘政劫之于中牟县，败之”。
岳家军中军副统制郝晸统领军马，直指西京，在离河南府城六十宋里外扎营。金国河南知府李成手下有七千多“番人”，三千多“食粮军”，五千多匹战马。七月一日，李成发几千骑前来挑战。郝晸命将官张应和韩清指挥马军迎头痛击，神速地追杀至西京河南府城下，郝晸也鼓率全军为后继。李成心胆俱裂，弃城连夜狂逃。岳家军于绍兴十年七月初二日光复了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而当时的京西路只剩下不属河南之地的滑、孟两州没有收复。
关于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战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二日癸卯，岳飞、张应、韩清克西京”，《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癸卯）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将官张应、韩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既聚兵，先伊阳等八县，又复汝州，伪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河阳。宣抚使岳飞遣应、清与之会，遂复永安军”，《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绍兴十年)秋七月癸卯，岳飞遣将张应、韩清入西京，会李兴，复永安军”。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绍兴十年五月间，完颜宗弼(兀术)大军刚南侵时，李宝率众潜回故乡山东，再次发动山东忠义农民军，在宛亭县(今山东荷泽西南)夜袭金营，仅在睡梦中被杀死的金兵就有数百人，金兵的四名千夫长全部丧命。六月初，金国的一个万夫长，督率大队人马，企图报复，李宝、孙彦率部迎头痛击，再次打败金军，追杀二十多宋里，金军大批被杀伤，或被拥掩入黄河中淹死。李宝、孙彦率领的这支义军吸引了金军的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正在的顺昌会战。
忠义军马统制孟邦杰奉命扫荡京西路大河以南的残敌。他一举攻克北宋皇陵所在的永安军，向西北的南城军(治孟津，今河南偃师市北)推进。七月四日夜二更时分，孟邦杰的部将杨遇率领勇士，从军城的北角攀登而上。金军对来自北城的奇袭并无准备，乱作一团，被杀者有三千余人，拥掩入水者不计其数。杨遇所部夺到鞍马、舟船、器甲、弓箭、旗、枪等很多战利品。一部分残敌乘船逃过黄河。
梁兴自投奔岳飞后，大约在绍兴六年冬或七年春，为实施岳飞当时的北伐计划，又重返太行山区。由于北伐计划遭受破坏而流产，梁兴只能孤军奋战于敌后。绍兴八年，他的队伍遭受金将徐文的围攻，被迫撤回鄂州。此次他和董荣等带领两支人马北上，形势已根本改观，两河地区几乎到处是起义的烽火、抗金的义旗。
梁兴、赵云、李进和董荣、牛显、张峪率领的两支队伍，途经伊阳等县，在七月一日到达西京河南府以西黄河沿岸，二日清晨渡黄河。他们逐走河北岸的三十多名金朝骑兵，追赶到绛州垣曲县。梁兴和董荣先礼后兵，“张榜说谕”，敌人“不肯归降”，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便绞缚云梯，捷足登城，杀散守军，活捉金军千夫长刘来孙等十四人，夺取战马一百多匹以及器仗之类。七月四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挥戈东向，往京西路孟州王屋县(今河南王屋)的西阳和邵源两地扎营，当即有汉儿军张太保等带六十多人投诚。五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攻破东阳敌寨，直逼县城。守城金军不敢抵抗，弃城而逃。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乘胜赶过县城，追奔二十多宋里，杀敌三十多人，缴获到八匹战马和其他战利品。梁兴等令当地“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多人，负责召集人民，守卫县城。
七月六日，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又挺进至济源县(今河南济源市)西的曲阳。金将高太尉率领五千余人马前来，双方血战了整个上午。金军大败，在十多宋里的路上横尸遍野，遗弃的刀、枪、旗、鼓无数。梁兴和董荣等正待收兵休整，高太尉又带领怀州、孟州(治河阳，今河南孟县)和卫州发遣的一万多人马，进行反扑。梁兴、董荣和两军将士“不顾死生”，忍受疲劳，又浴血奋战了一个下午，再败高太尉，歼灭敌人步军的十分之八，活捉一百多人，夺取战马、骡、驴等二百多匹。因连日鏖战，梁兴和董荣两军的伤员很多，于是暂驻济源县北十多宋里的燕川，“歇泊下寨”。
由于原北宋辖区内的民众的配合和支援，梁兴等部的声势愈益壮大。在河东路，他们攻占了绛州翼城县(今山西翼城县)等地，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等地，杀金军千夫长阿波那孛堇。在河北路，梁兴等军又深入怀州和卫州地界。
在河北路卫州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首领忠义统制赵俊出兵北上，会合另一忠义统制乔握坚的队伍，收复庆源府。磁州、相州、开德府、冀州 (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大名府、泽州、隆德府、平阳府、绛州、汾州(治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隰州(治隰川，今山西隰县)等地民众也都揭竿而起，“期日兴兵”。
此时，义士王忠植领导的河东路民众抗金武装，也克复了岚州、石州、保德军(今山西保德县)等十一州军，活跃于河东路的北部。陕州忠义统制吴琦也派统领侯信渡河，攻劫金军在中条山柏梯谷的营寨，杀敌和俘敌各二百多人，夺马二十多匹。接着，侯信又转战到解州境内，破金军七千多人，俘敌五百多人，夺马五十多匹，器甲七百多件，斩金将千夫长乞可。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报告递呈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报告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父老百姓们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女真贵族强制对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行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然而，岳飞直接统率的正规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能够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然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张俊和刘锜所统率的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两部，却又没有与岳家军协同作战。张俊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
到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南宋朝廷却还要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人的对武将做大的担忧和阻挠，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的推进。
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部队就停止了正面的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
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关于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考证》)
岳飞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
唐宋春秋力作
(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 十” 。（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以及荆湖一带的地方军队。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也相继向北推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主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同时命令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参见本人所整理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一文)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尽管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也能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同在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所部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张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却还要求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当权者对武将做大的担忧顾忌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前锋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相继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
(二).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和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便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当时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主要由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等一系列会战组成。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绍兴十年七月初，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并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人所率领的援军，倾巢而出，直扑郾城，企图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当时岳飞麾下只有背嵬军和一部分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驻守颍昌。须知参加绍兴十年北伐的岳家军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当然，随岳飞驻郾城的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而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关于郾城之战中杨再兴英勇杀敌的战况，《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岳家军主要依靠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才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 并且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其他各支宋军，故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进行对抗。而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阅读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几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 七月五日 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 七月五日 奏章以及 七月八日 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 七月五日 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高宗在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 七月八日晚 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可见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现将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摘录如下:
《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 七月十日下午 ，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七月十三日 ，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 二升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 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 两升 ，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这份捷奏：“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即 七月十四日 ), 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不到三万人。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而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二十二岁的虎将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金国军队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许多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对颍昌战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以兵十万、骑三万来。于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 二升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 七月十三日 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 邓广铭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战至 七月十四日 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附注: 太康县在顺昌府以北约二百公里左右，在颍昌府以东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桥东北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开封东南约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颍昌之战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在战事一开始，岳云即率领“骑兵八百，挺前决战”，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杀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处创伤。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主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然每有战捷，先臣(岳飞)独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闻。”
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录了南宋朝廷嘉奖岳云颍昌之战立功的升官制《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 “敕：‘师以胜归，策动于庙，礼也。若夫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战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敌，厥攻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其升庸于横列，且遥领于捍防。益务忠勤，无堕乃力。’可”。《鄂国金陀粹编》卷15收录的岳飞关于此事的奏章《辞男云特转恩命剳子》：“臣于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 闻 君之驭臣，固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云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岳云在颍昌大战中战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这一官衔，岳飞一向不报岳云的战功，这次他也谦逊地推辞南宋朝廷给岳云的封赏。
(三).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小结: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四).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
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拐子马”与“铁浮图”确实都存在过，但两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实编年》的编者岳珂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录部分学者的考证结果:
南宋时期,“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人的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被布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剳子》中记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奏疏中谈到“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包抄“围掩”。
在南宋张棣所著《金虏图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的记载,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记载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中收录的岳飞郾城捷奏)。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参见《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战立功转官制)。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南宋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最早记载“铁浮屠”(“铁浮图”)。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 这“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造价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骑兵“拐子马”, 而非重装骑兵“铁浮图”。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有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装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重装骑兵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顺昌之战时，金军“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乃“铁浮图”用于“攻城”之时舍马步战。《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所载“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其实正是“铁浮图”作为重装骑兵进行正面攻坚的记述。然而,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骑兵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确实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而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也确实曾重创金国女真骑兵,否则金军统帅兀术就不会说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正是使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的。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研究，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的记载(还可见于《资治通鉴》卷99)前燕的鲜卑统帅慕容恪与冉魏的汉人枭雄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时，“恪(慕容恪)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慕容恪的战术明显与金军重装骑兵“铁浮图”相似。
既然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骑兵部队就曾“以铁索连马”布阵来击败冉魏枭雄冉闵所部，那么到了两宋时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偶尔采用“三人为联”“ 贯以韦索”的战术，并非是绝无可能。而宋高宗在回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转述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记述 ,称郾城之战时“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应即是指女真重装骑兵采用三马相联的战术，——若仅用左、右翼拐子马，此乃惯技，不可谓“奇计”。
(五).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
南宋初年，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军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时任建康行营留守的杜充向金人投降。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激励众人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士卒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并于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南京)。不久，南宋朝廷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岳家军也在这时开始形成。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些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几万之多，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
在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战马来组建骑兵的？据考证，这么多战马既不是南宋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岳家军在与金国以及金国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作战时缴获的。
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率军攻克西京长水县时，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的过程中，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骑兵千余人。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而缴获的这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
此外，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朝统帅，只有岳飞。
(六).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 六月十三日 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 六月二十四日 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 六月二十五日 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硬生生地不见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 邓广铭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七).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
(1).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因古代交通条件限制，此时岳飞郾城捷奏还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 七月十八日 ，岳飞才收到这份班师诏，而在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败逃，张宪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地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向北挺进。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金国将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也在颍昌府的东北方，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 40公里 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以北约 40公里 ，则岳飞大军已经抵达朱仙镇一带，绝非虚言。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3).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北伐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即完颜宗弼)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了，赶不上杀个回马枪。
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可知，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大军对峙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须知早在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岳飞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曾经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却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4).宋高宗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的影响。这就是宋高宗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地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赵构原本保守的态度却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而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錡，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所以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持屈膝求 和的昏 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和金国妥协求和，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 国之 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从他对前面提到的岳飞捷奏的态度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奸相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飞反对班师的奏章，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飞的班师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怎样让岳飞照应其他宋军。
绍兴七年时，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给岳飞，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内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却能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和战问题上的动摇，来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岳飞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向金国称臣求和，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主战派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却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金国、曲膝称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人金国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藐视朝廷的权威、甚至是准备公然和朝廷决裂？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家军的后勤供给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等奸佞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会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皇帝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题外话: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南宋朝廷中的文人士大夫集团，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尽管在对金朝“和战”问题上纷争不已，相互倾轧排挤，但在限制武将事权和右文抑武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处处防止武将势力膨胀，只要有适当时机，便想方设法削弱武将事权，把他们纳入文人控制之下。这一政策从宋高宗、张浚、赵鼎、王庶到秦桧，一脉相承。
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上层权力斗争之中。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宋廷为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与金朝议和息兵。和议成，抗金形势随即缓和，武将与文人士大夫集团的矛盾即上升，岳飞建立的岳家军实力最强，立即成为心腹之患，加之岳飞深得军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为南宋朝廷疑忌的对象。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的牺牲品。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对议和而与宋高宗赵构发生矛盾，也不单纯是因为坚持抗金而与奸相秦桧发生矛盾，而是南宋士大夫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的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必然结果。
(附注:<第六部分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及<第七部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系以岳飞资料网网友帖子的分析为底本,由唐宋春秋整理而成。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
唐宋春秋力作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那些根据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国军队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之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十”。（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
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相继北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自从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命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初，张宪和姚政率前军与游奕军直抵光州（今河南潢川）,往东北的顺昌府方向疾进，以援助刘锜。由于顺昌府于六月十二日解围，张宪随即挥兵折向西北，击破金军，袭取蔡州（今河南汝南），岳飞当即委派马羽镇守蔡州。关于此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遂复蔡州”
六月十三日，牛皋的左军在京西路打败金军，兵锋直指汝州。接着牛皋又率左军攻克鲁山等县，并挥师东向，准备同大军会合。关于牛皋在京西路击败金军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丙辰，岳飞将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十三日丙辰，岳飞统制牛皋败金人于京西。”
绍兴十年闰六月，岳家军主力部队经过集结和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发起新的更猛烈的攻势。首先带兵出击的，仍然是能征善战的张宪。
六月十九日，岳家军前军统制张宪指挥傅选等将，在离颍昌府四十宋里的地方，与金国大将韩常的军队对阵。韩常所部被杀得溃不成军，张宪麾军追奔逐北，于六月二十日攻占颍昌府城(即许州，今许昌)。接着，张宪留董先的踏白军和姚政的游奕军守颍昌府城，自己又会同牛皋、徐庆等军，东进淮宁府。
六月二十三日，岳家军统领孙显在蔡州和淮宁府之间，大破金国女真裴满千户的部伍，实际上是对淮宁府作了一次试探性的军事侦察。关于此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寅）湖北、京西宣抚司统领官孙显及金人战于陈、蔡间，败之”
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在淮宁府城外十五宋里，张宪所部与金国三千多骑兵发生遭遇战，岳家军击破金军，分兵数路进行追击。金国翟将军率领守卫淮宁府的金国兵马，另加自开封府发来的援军，在城外几宋里的地方“摆布大阵”。张宪率领全军，分进合击，突入敌阵，粉碎金军的顽抗，乘胜收复淮宁府城（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在此战中，金将王太保等人被俘，岳家军还缴获了一大批战马。
关于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的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张宪、傅选及金将韩常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张宪克颍昌”，《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统制张宪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府”。
关于岳家军收复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的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丙申，张宪复淮宁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丙申，张宪及金人战于陈州。张宪克陈州，岳飞令统制赵秉渊知军州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复颍昌府、陈州”，《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宪又战于陈州界，败之，复陈州”。关于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和淮宁府（即陈州）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守颍昌的踏白军统制董先得悉金军自长葛县(今河南长葛)来犯，随即和游奕军统制姚政一起出城迎敌。而在城北的七里店，金酋镇国大王、韩常和邪也孛堇率六千余骑，已经摆开军阵。显然，由于得到开封府金军的增援，韩常企图夺回颍昌府城。董先和姚政率部直捣敌阵，双方激战一个时辰，金兵终于败退。岳家军追杀三十几宋里路，方才收兵。关于此战，《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董先、姚政战颍昌府，败之(指金兵)”，《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董先、姚政败之(指金兵)颍昌”。关于张宪收复淮宁府以及董先等人在颍昌败金兵之战事详情还可见于《鄂国金陀粹编》卷16《陈州颍昌捷奏》。
至此，金国军队拱护开封府的三个军事重镇，被岳家军拿下两个，剩下一个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则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
尽管开封府的门户已经打开，但岳飞仍继续执行扫除开封府外围据点的计划。岳家军前军统制张宪麾军收复开封以南地区，战果辉煌；岳家军的另一支部队，则在中军统制王贵的指挥下，向开封府以西的地区挺进。
六月二十五日，王贵派遣的将官杨成等率兵前往郑州。金军万夫长漫独化带五千余骑出城迎战，岳家军将士奋勇掩杀敌军，一鼓作气，攻克郑州(今河南郑州)。
关于岳家军收复郑州的战事，留存下来的岳飞《郑州捷奏》记载:“先次遣将杨成等统率军马，前去措置郑州。今据杨成等申：于闰六月二十五日到郑州南，逢番贼头领漫独化等部领贼马五千余人见阵。成等遂鼓率将士，与贼见阵，掩杀贼马败走，收郑州，抚定了当，委获胜捷”，《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将杨成战郑州，败之，复郑州”,《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将杨成复郑州”，而《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为“岳飞遣统制郝晸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郝晸、张应、韩清克郑州”，《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候传》:“又分兵攻诸州，遣郝晸、张应、韩清取郑州”。以上史料所载收复郑州之将领有出入，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 收复郑州的岳家军将领应该是杨成。
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率兵突入开封府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在开封附近)，夜袭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鄂国金陀粹编》卷16《漫独化捷奏》对此战有详细的描述，而在《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也提到:“至夜，遣其将刘政劫之于中牟县，败之”。
岳家军中军副统制郝晸统领军马，直指西京，在离河南府城六十宋里外扎营。金国河南知府李成手下有七千多“番人”，三千多“食粮军”，五千多匹战马。七月一日，李成发几千骑前来挑战。郝晸命将官张应和韩清指挥马军迎头痛击，神速地追杀至西京河南府城下，郝晸也鼓率全军为后继。李成心胆俱裂，弃城连夜狂逃。岳家军于绍兴十年七月初二日光复了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而当时的京西路只剩下不属河南之地的滑、孟两州没有收复。
关于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战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二日癸卯，岳飞、张应、韩清克西京”，《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癸卯）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将官张应、韩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既聚兵，先伊阳等八县，又复汝州，伪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河阳。宣抚使岳飞遣应、清与之会，遂复永安军”，《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绍兴十年)秋七月癸卯，岳飞遣将张应、韩清入西京，会李兴，复永安军”。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绍兴十年五月间，完颜宗弼(兀术)大军刚南侵时，李宝率众潜回故乡山东，再次发动山东忠义农民军，在宛亭县(今山东荷泽西南)夜袭金营，仅在睡梦中被杀死的金兵就有数百人，金兵的四名千夫长全部丧命。六月初，金国的一个万夫长，督率大队人马，企图报复，李宝、孙彦率部迎头痛击，再次打败金军，追杀二十多宋里，金军大批被杀伤，或被拥掩入黄河中淹死。李宝、孙彦率领的这支义军吸引了金军的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正在的顺昌会战。
忠义军马统制孟邦杰奉命扫荡京西路大河以南的残敌。他一举攻克北宋皇陵所在的永安军，向西北的南城军(治孟津，今河南偃师市北)推进。七月四日夜二更时分，孟邦杰的部将杨遇率领勇士，从军城的北角攀登而上。金军对来自北城的奇袭并无准备，乱作一团，被杀者有三千余人，拥掩入水者不计其数。杨遇所部夺到鞍马、舟船、器甲、弓箭、旗、枪等很多战利品。一部分残敌乘船逃过黄河。
梁兴自投奔岳飞后，大约在绍兴六年冬或七年春，为实施岳飞当时的北伐计划，又重返太行山区。由于北伐计划遭受破坏而流产，梁兴只能孤军奋战于敌后。绍兴八年，他的队伍遭受金将徐文的围攻，被迫撤回鄂州。此次他和董荣等带领两支人马北上，形势已根本改观，两河地区几乎到处是起义的烽火、抗金的义旗。
梁兴、赵云、李进和董荣、牛显、张峪率领的两支队伍，途经伊阳等县，在七月一日到达西京河南府以西黄河沿岸，二日清晨渡黄河。他们逐走河北岸的三十多名金朝骑兵，追赶到绛州垣曲县。梁兴和董荣先礼后兵，“张榜说谕”，敌人“不肯归降”，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便绞缚云梯，捷足登城，杀散守军，活捉金军千夫长刘来孙等十四人，夺取战马一百多匹以及器仗之类。七月四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挥戈东向，往京西路孟州王屋县(今河南王屋)的西阳和邵源两地扎营，当即有汉儿军张太保等带六十多人投诚。五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攻破东阳敌寨，直逼县城。守城金军不敢抵抗，弃城而逃。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乘胜赶过县城，追奔二十多宋里，杀敌三十多人，缴获到八匹战马和其他战利品。梁兴等令当地“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多人，负责召集人民，守卫县城。
七月六日，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又挺进至济源县(今河南济源市)西的曲阳。金将高太尉率领五千余人马前来，双方血战了整个上午。金军大败，在十多宋里的路上横尸遍野，遗弃的刀、枪、旗、鼓无数。梁兴和董荣等正待收兵休整，高太尉又带领怀州、孟州(治河阳，今河南孟县)和卫州发遣的一万多人马，进行反扑。梁兴、董荣和两军将士“不顾死生”，忍受疲劳，又浴血奋战了一个下午，再败高太尉，歼灭敌人步军的十分之八，活捉一百多人，夺取战马、骡、驴等二百多匹。因连日鏖战，梁兴和董荣两军的伤员很多，于是暂驻济源县北十多宋里的燕川，“歇泊下寨”。
由于原北宋辖区内的民众的配合和支援，梁兴等部的声势愈益壮大。在河东路，他们攻占了绛州翼城县(今山西翼城县)等地，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等地，杀金军千夫长阿波那孛堇。在河北路，梁兴等军又深入怀州和卫州地界。
在河北路卫州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首领忠义统制赵俊出兵北上，会合另一忠义统制乔握坚的队伍，收复庆源府。磁州、相州、开德府、冀州 (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大名府、泽州、隆德府、平阳府、绛州、汾州(治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隰州(治隰川，今山西隰县)等地民众也都揭竿而起，“期日兴兵”。
此时，义士王忠植领导的河东路民众抗金武装，也克复了岚州、石州、保德军(今山西保德县)等十一州军，活跃于河东路的北部。陕州忠义统制吴琦也派统领侯信渡河，攻劫金军在中条山柏梯谷的营寨，杀敌和俘敌各二百多人，夺马二十多匹。接着，侯信又转战到解州境内，破金军七千多人，俘敌五百多人，夺马五十多匹，器甲七百多件，斩金将千夫长乞可。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报告递呈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报告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父老百姓们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女真贵族强制对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行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然而，岳飞直接统率的正规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能够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然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张俊和刘锜所统率的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两部，却又没有与岳家军协同作战。张俊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
到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南宋朝廷却还要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人的对武将做大的担忧和阻挠，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的推进。
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部队就停止了正面的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
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关于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考证》)
岳飞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
唐宋春秋力作
(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 十” 。（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以及荆湖一带的地方军队。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也相继向北推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主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同时命令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参见本人所整理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一文)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尽管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也能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同在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所部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张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却还要求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当权者对武将做大的担忧顾忌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前锋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相继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
(二).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和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便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当时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主要由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等一系列会战组成。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绍兴十年七月初，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并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人所率领的援军，倾巢而出，直扑郾城，企图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当时岳飞麾下只有背嵬军和一部分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驻守颍昌。须知参加绍兴十年北伐的岳家军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当然，随岳飞驻郾城的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而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关于郾城之战中杨再兴英勇杀敌的战况，《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岳家军主要依靠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才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 并且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其他各支宋军，故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进行对抗。而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阅读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几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 七月五日 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 七月五日 奏章以及 七月八日 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 七月五日 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高宗在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 七月八日晚 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可见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现将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摘录如下:
《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 七月十日下午 ，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七月十三日 ，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 二升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 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 两升 ，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这份捷奏：“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即 七月十四日 ), 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不到三万人。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而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二十二岁的虎将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金国军队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许多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对颍昌战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以兵十万、骑三万来。于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 二升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 七月十三日 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 邓广铭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战至 七月十四日 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附注: 太康县在顺昌府以北约二百公里左右，在颍昌府以东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桥东北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开封东南约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颍昌之战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在战事一开始，岳云即率领“骑兵八百，挺前决战”，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杀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处创伤。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主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然每有战捷，先臣(岳飞)独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闻。”
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录了南宋朝廷嘉奖岳云颍昌之战立功的升官制《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 “敕：‘师以胜归，策动于庙，礼也。若夫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战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敌，厥攻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其升庸于横列，且遥领于捍防。益务忠勤，无堕乃力。’可”。《鄂国金陀粹编》卷15收录的岳飞关于此事的奏章《辞男云特转恩命剳子》：“臣于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 闻 君之驭臣，固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云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岳云在颍昌大战中战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这一官衔，岳飞一向不报岳云的战功，这次他也谦逊地推辞南宋朝廷给岳云的封赏。
(三).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小结: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四).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
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拐子马”与“铁浮图”确实都存在过，但两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实编年》的编者岳珂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录部分学者的考证结果:
南宋时期,“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人的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被布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剳子》中记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奏疏中谈到“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包抄“围掩”。
在南宋张棣所著《金虏图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的记载,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记载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中收录的岳飞郾城捷奏)。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参见《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战立功转官制)。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南宋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最早记载“铁浮屠”(“铁浮图”)。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 这“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造价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骑兵“拐子马”, 而非重装骑兵“铁浮图”。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有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装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重装骑兵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顺昌之战时，金军“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乃“铁浮图”用于“攻城”之时舍马步战。《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所载“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其实正是“铁浮图”作为重装骑兵进行正面攻坚的记述。然而,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骑兵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确实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而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也确实曾重创金国女真骑兵,否则金军统帅兀术就不会说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正是使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的。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研究，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的记载(还可见于《资治通鉴》卷99)前燕的鲜卑统帅慕容恪与冉魏的汉人枭雄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时，“恪(慕容恪)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慕容恪的战术明显与金军重装骑兵“铁浮图”相似。
既然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骑兵部队就曾“以铁索连马”布阵来击败冉魏枭雄冉闵所部，那么到了两宋时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偶尔采用“三人为联”“ 贯以韦索”的战术，并非是绝无可能。而宋高宗在回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转述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记述 ,称郾城之战时“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应即是指女真重装骑兵采用三马相联的战术，——若仅用左、右翼拐子马，此乃惯技，不可谓“奇计”。
(五).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
南宋初年，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军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时任建康行营留守的杜充向金人投降。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激励众人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士卒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并于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南京)。不久，南宋朝廷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岳家军也在这时开始形成。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些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几万之多，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
在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战马来组建骑兵的？据考证，这么多战马既不是南宋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岳家军在与金国以及金国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作战时缴获的。
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率军攻克西京长水县时，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的过程中，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骑兵千余人。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而缴获的这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
此外，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朝统帅，只有岳飞。
(六).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 六月十三日 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 六月二十四日 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 六月二十五日 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硬生生地不见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 邓广铭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七).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
(1).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因古代交通条件限制，此时岳飞郾城捷奏还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 七月十八日 ，岳飞才收到这份班师诏，而在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败逃，张宪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地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向北挺进。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金国将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也在颍昌府的东北方，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 40公里 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以北约 40公里 ，则岳飞大军已经抵达朱仙镇一带，绝非虚言。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3).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北伐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即完颜宗弼)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了，赶不上杀个回马枪。
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可知，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大军对峙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须知早在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岳飞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曾经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却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4).宋高宗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的影响。这就是宋高宗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地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赵构原本保守的态度却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而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錡，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所以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持屈膝求 和的昏 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和金国妥协求和，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 国之 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从他对前面提到的岳飞捷奏的态度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奸相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飞反对班师的奏章，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飞的班师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怎样让岳飞照应其他宋军。
绍兴七年时，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给岳飞，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内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却能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和战问题上的动摇，来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岳飞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向金国称臣求和，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主战派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却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金国、曲膝称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人金国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藐视朝廷的权威、甚至是准备公然和朝廷决裂？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家军的后勤供给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等奸佞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会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皇帝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题外话: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南宋朝廷中的文人士大夫集团，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尽管在对金朝“和战”问题上纷争不已，相互倾轧排挤，但在限制武将事权和右文抑武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处处防止武将势力膨胀，只要有适当时机，便想方设法削弱武将事权，把他们纳入文人控制之下。这一政策从宋高宗、张浚、赵鼎、王庶到秦桧，一脉相承。
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上层权力斗争之中。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宋廷为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与金朝议和息兵。和议成，抗金形势随即缓和，武将与文人士大夫集团的矛盾即上升，岳飞建立的岳家军实力最强，立即成为心腹之患，加之岳飞深得军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为南宋朝廷疑忌的对象。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的牺牲品。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对议和而与宋高宗赵构发生矛盾，也不单纯是因为坚持抗金而与奸相秦桧发生矛盾，而是南宋士大夫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的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必然结果。
(附注:<第六部分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及<第七部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系以岳飞资料网网友帖子的分析为底本,由唐宋春秋整理而成。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