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岳家军百年驻地

大武汉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五 8月 07, 2020 9:58 pm

关于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捷奏及战绩的分析考证

杜连魁 2012-05-17 16:59:03

一、概述

1. 捷奏来源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

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由此可见,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秦桧对原始资料的销毁的篡改,这些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都受到了伤害。

2. 捷奏概览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

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具体的州县不清楚。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

《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3. 岳飞北伐捷奏佚失和遭篡改的例子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根据时人著述旧闻而撰写的部分岳飞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所收录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资料尤其珍贵,但是因为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所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现存的颖昌捷奏仅为初步统计,文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上报补充战果。

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这份奏章中的五百来判断颖昌一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斩获一万。

试想,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以内,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激战约4-6个小时,——近五万大军,作战5小时,金兵被杀500,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也不成问题吧。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份大捷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却只说是“委获胜捷”。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记述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

故留存下来的这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两例。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

“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但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无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夺得的战马数目却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

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硬生生地不见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之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下面这些事实: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也即得以留存后世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自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

而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一些列战绩的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4.大捷和胜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存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捷奏中难以置信的五百,所有大捷的歼敌数字都未能留存下来;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一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在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那么,大捷的歼敌数目至少应当在三千余人之上。

仅杀死五百,即便都是兀术的亲将,也不至于被列为大捷。何况颖昌大捷中明确提及要对战果补充,“续具数目供申次”;而在宋高宗的手诏里,曾提到了“戕其酋领”,就是击毙了金军重要将领,和其他作战细节“精骑冲坚”等,这些都是存世的郾城捷奏中没有的信息。由此可知,郾城大捷也有补充战报;郾城一战打到天黑才结束,战果无法当下统计出来。令人为之叹息的是,郾城和颖昌两次最为重要的大捷,其补充战报却未能留存于世。

而得以留存后世的这些绍兴十年的北伐捷奏,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二、分析

1. 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岳飞收到这份班师诏是七月十八日,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取得大捷。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的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北上。

《金史&#8226;仆散浑坦传》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 金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

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80里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北约80里,则岳飞大军已抵达朱仙镇一带,并非虚词。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北进。


3. 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一可能是兀术北逃得太远,赶不上杀个回马枪了。

据《金史&#8226;宗弼传》,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对峙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而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20年后,著名的南宋永嘉学派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这位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

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60多年后,金章宗所说的“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可相互参看。这些是岳飞的敌方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以及他们对岳飞的高度评价。

4. 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和颖昌的两次大捷的影响。这就是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郾城捷奏之后,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在多半个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他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錡,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全部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投降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这两份奏章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在收到岳飞反对班师奏章的之时,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收到岳飞的班师奏章,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让岳飞照应其他部队。

绍兴七年时,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太意外。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是从他的动摇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 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赵构和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后,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正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很象藐视朝廷、甚至和朝廷决裂了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他的大军的后勤主要供给应该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金兀术。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后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赵构为了解兵权而急于和,而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维持的真正原因。

关于秦桧篡改史实及其恶劣影响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秦桧党羽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及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贬低和诋毁的成份。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研究岳飞的原始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本,李在这一千卷《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要录》。不过,李心传虽十分精于考辨,却笃信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一些被秦桧父子歪曲的历史却未曾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的文集均有记载,而《要录》却因袭秦熺《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南宋国史《日历》材料的情况下,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旧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元朝所修的《宋史 高宗纪》主要根据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官修史书,已经失传),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

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
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南宋)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就连以南宋皇帝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送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而且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邓广铭说:“在属于私人著述系统的文集史册当中,其关涉及于岳飞和岳家军的事迹的,若按道理来推测,应当为数极其繁多。因为,从岳飞做小将官之日起,在他的军营中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到成为大将之日,更特别喜欢招揽学士大夫们,为他讲古道今,擘画参赞,所到之处总是座上之客常满。可以想见,这般居处在岳家军营中的文人学土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战绩,对于这位大将的风范,是必然会随时加以记录的。除此以外,岳飞对于其时军界和政界的前辈人物,不论其在朝在野,总不废「往还礼数」,在诸大将中且以他的「书辞」为「最勤」,是则在那般人物的著作当中,也必然会有很多和岳飞互相往复酬答的诗文书札之类。然而,在权奸秦桧的凶焰笼罩了南宋的小天下之后,特别是在岳飞因遭其猜忌而身被横祸之后,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有的为了希意迎合,有的为了避免祸端,便大都把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和关涉到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记事,自动的加以焚毁删除,不再收辑刊刻于文集或他种著述之内。”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而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行为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

关于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禁止私人修史的普遍影响,试以洪皓为例说明一下。洪皓出使金国时被扣留,执节不屈,有宋朝苏武之称。考洪皓当时所居,当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便于他了解金国内部的实情。当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说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振恐”。但是与洪皓的家书《使金上母书》的记载相比,《宋史》对洪皓在金国时向宋廷所传谍报的转述显然是刻意删除了“岳帅之来”这关键的一句,只说“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

然而顺昌之败虽然惨重,尚不至于使金国惊慌到放弃燕地的程度,而且顺昌败后,兀术仍然继续战于河南地。况且宋军并非是在顺昌大捷之后立即撤军的,而是在顺昌战役之后,与金军还有一个多月的战事。这些都与“王师亟还”的记载略有抵牾。

事实上,直到岳飞击溃兀术所统率的金国主力部队,兀术才被迫撤退,甚而放弃了汴京,故使金国陷于恐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岳帅之来”,然后“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庶几合理。

当洪皓从金国回到南宋时,“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洪皓归宋时岳飞已经死于冤狱,而洪皓本人又早于秦桧而死,因而当洪皓在世之时,始终无法直接提及岳飞的战功。

大量关于岳飞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身后二十多年,宋孝宗为岳飞冤案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官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而单单没有发生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就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

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根据时人著述旧闻而撰写的部分岳飞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所收录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资料尤其珍贵,但是因为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所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现存的颖昌捷奏仅为初步统计,文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上报补充战果。

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这份奏章中的五百来判断颖昌一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斩获一万。

试想,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以内,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激战约4-6个小时,——近五万大军,作战5小时,金兵被杀500,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也不成问题吧。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份大捷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却只说是“委获胜捷”。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记述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

故留存下来的这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两例。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

“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但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无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夺得的战马数目却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

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硬生生地不见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这些不免令人想起:日历之官言于人曰:“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奏捷,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

事实上,岳飞在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 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

接着,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而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也即得以留存后世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自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由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的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

而那些留存于世的反映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战功的捷奏,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一些列战绩的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由于秦桧及其同党肆意篡改、删销史实,以至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填补所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给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们增添了不少困阻。

总之,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因此应引起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的注意。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并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五 8月 07, 2020 10:40 pm

《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杜连魁 杜连魁 2012-05-17 16:42:43
《宋史》和《金史》都是元朝人编的,都是官修正史,但是其中关于公元1140年前后的宋金战争过程的记载,两书确实有些差异。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著书。

清朝著名学者赵翼在他的《二十二史扎记》中有一节《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说明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要了解战事,必须参照二史分析考辨才可。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兵诸将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内容。

《宋史》本来可以按皇家史官的记载编史。但是南宋初建之时,赵构朝廷被撵得到处跑,很难会有翔实的记载。更不幸的是,后来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毁掉了对秦桧不利的许多奏章诏书以及其他文献档案,对有利于岳飞的许多文件档案也尽力删削隐毁,秦桧还让他养子秦熺管理国史,而南宋前期的国史和实录皆出于秦熺之手。在秦桧死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来填补关于缺失史实的记录。这给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增加不少困难。

《宋史》是元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官修正史,其主要依据是宋代有关本朝的官修史书,《宋史》便是元代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而成。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元朝所编《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宋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根据《宋史》,在1140年,兀术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琦打败。接着,韩世忠、刘琦、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兵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 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宋史》修撰的时间相当仓促,后世史家曾批评它篇帙庞大、内容繁芜,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等方面相当粗糙,史实有疏漏,某些人只提《宋史》的某些记载有误,殊不知,《金史》记事更是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兵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的颠倒等等。例如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与岳飞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

《金史》不提蒙古对金国的威胁,也不提刘豫的伪齐政权,而关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而《金史》卷七九《孔彦舟传》:“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金史》在孔彦舟的传记中却又绝口不裁孔彦舟“下汴”之事。

须知当时的东京汴梁绝对不是普通州郡,而是北宋故都,又是当时的特大城市,政治和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若孔彦舟能攻陷东京汴梁,则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功,正史在其个人传记断然不会遗漏此等大功,如果不是《金史. 宗弼传》作伪,那又要作何解释呢?

此外《金史》卷七七《宗弼传》中说:“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 《金史》卷八一《王伯龙传》却又说:“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前面《宗弼传》刚刚说过宗弼遣王伯龙去取陈州,《王伯龙传》的列传居然又说是取许州。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兵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 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广为人知的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金史 宗弼传》写到1140年的宋金战事时,只说:“宗弼(兀术)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

所谓的天眷三年,即公元1140年,也即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在这年,岳飞在郾城颍昌府两场激战中大败宗弼,后因宋高宗从中作梗,岳飞被迫停止北伐。很显然,《宋史》和《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是不一致的,那我们相信谁好呢?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金史 宗弼传》中的这段文字,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既然说“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那么,宗弼要收复河南,肯定是要和岳飞和韩世忠正面交锋,要大败两者,夺去州郡要害,才能夺取河南全境。而岳飞和韩世忠都是当世名将,之前宗弼和韩世忠的交锋,《金史 宗弼传》 里面写得淋漓尽致,唯恐不祥,而这次“收复河南”的交锋,更应该大书特书,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大败宋朝两大名将。可是,这个精彩的时刻,堂堂《金史 宗弼传》居然草草了事地敷衍几句,只是简单交待了“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实在让想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的人失望呀!

二,宗弼元帅出征,手下应该名将如云吧?像当年的宗翰(粘罕),宗望(斡离不),手下就有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名将,这些宿将,完颜活女曾败种师中、拔离速败姚古、阇母、娄室等平陕西,无一不是功绩赫赫;如今呢,却是孔彦舟、王伯龙、李成之流。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身份,宋史上记载的很清楚,不过呢,还是先从金史的角度上说吧:

《金史 李成》传中记载:“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

《金史 孔彦舟》传中记载“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钤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很显然,孔彦舟和李成两人,本来都是乱世的流寇匪徒,在乱世中被宋朝各路官军打得大败,只好逃到金国,投靠金人,成为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他们的战斗力和名声之差,由此可见,可堂堂的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堂堂的分路大将军,实在让人称奇啊!

三,“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嗯, 这话好生熟悉,这和《水浒传》中的“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这些话,好相似啊!

其实,从上面三点,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宗弼应该在河南吃了败仗,否则《金史》作者不用如此故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只字不提宗弼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却片面地强调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却又不敢详细说明宗弼如何“大破两人”,从而“收复河南”。

因为毕竟完颜宗弼(即广为人知的金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之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就是宗弼吃了败仗,手下人马死伤惨重,怎么办?是修《金史》之人就编出一个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这样他们就可以解释了,岳韩毕竟是名将,从他们手里夺取河南,是多么不容易啊,人马死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当时岳飞和韩世忠真在河南么?当然不是。大家必须相信赵构和秦桧之流对“和平”的诚意。赵构和秦桧派人去接受河南陕西两处地方,已经是小心翼翼之极,唯恐激怒金人,怕金人反悔不干了,他们怎么敢立即派大军去进驻河南?

绍兴九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 高宗纪》)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再说,以赵构和秦桧等偷安投降派一向疏于国防的做法,宗泽在世,死守东京,赵构尚且不派兵进驻河南州郡要害,何况是宋金刚刚签订和平条约——“绍兴和议”,一向畏惧金人,一心只想和金国媾和的赵构和秦桧等人怎么敢主动派岳飞和韩世忠等抗金大将去进驻河南呢?

相反,当时的岳飞的确想借祗谒陵寝之机率军进驻河南,但是赵构不准,赵构还为此特地下了诏给岳飞说:“敕,具悉。朕以伊瀍顷隔于照临,陵寝久稽于汛扫,逮兹恢复之日,亟修谒欵之仪。卿概然陈情,请为朕往。虽王事固先于尽瘁,然将阃不可以久虚。殆难辍于抚绥,徒有怀于忠荩。寝寐于是,嘉叹不忘。已降指挥,止差将官一两员,部押壕寨人匠、军马共一千人,随士褭 、张焘前去,卿不须亲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主和派完颜昌(挞懒)等人被人诛杀,主战的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成为唯一的金国军队总指挥。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从上面的诏书以及对1140年前后重要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宋高宗赵构根本就不敢派大军去进驻河南,连祗谒宋朝历代皇帝的陵寝也只派一千军马,而任命的东京留守却迟迟未能动身去东京。所以难怪宗弼大兵一出,宋朝河南陕西各州立失,——因为宋朝根本就没有派什么大军进入河南。而《金史 宗弼传》的弄虚作假,故意轻描淡写地为完颜宗弼避讳的真相也就昭然于天下了。

《金史 宗弼传》中所谓的“时暑,宗弼还军于汴”更是一个明显的讳败之处。不错,金兵对宋的大部分攻势,都是集中在十月之后,怕暑似乎说得过去,但是金兵不是有“有四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么?坚忍的金兵,居然连夏天都忍受不了么?那么在建炎四年八月前后的酷暑期间,金兵是如何攻下承州和楚州的?须知楚州是九月才被攻破的,而之前楚州已经被围百日了,也就是说,金兵是在最酷热的六月开始攻打楚州的。假如金兵真的怕暑热,那他们的战斗力也必然很有限。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1140年前后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自相矛盾,怎么能让世人信服呢?

正如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的:《金史》列传所载经常自相矛盾,不仅这几传之间相互矛盾,它们与宗弼传所载更是大相径庭。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六六《宗秀传》:“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然而事实上,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 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金史》《宗秀传》所提到的在毫州、宿州一带被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的宋军其实根本就不是岳飞所部。

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写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于城父,于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俊军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军入城初喜见国家军马出酒食饷军德功居最迁兴甯军承宣命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见屡败不战之功果毅敢前如践无人之境德甚慰悦。张俊退军 张俊军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纤云:倏忽满空遂大雨雾霈甲士皆坐于水中彻旦退军留宋起积压亳州留兵千人与之百姓失望”

原文标点不清,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张俊所部攻占宿州、亳州之后主动退兵,致使“百姓失望”。哪里有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宋军的伟绩?当时毫州、宿州一带的老百姓还骂了张俊一顿,金国军队居然把这当作功劳来自吹自擂!

“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在报捷问题上,金兵与南宋某些军队和近世的国军相比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仗都没有打,去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就称得上大捷了!啧啧!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张俊传》记载:“(绍兴)九年冬,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张)俊策应刘锜。俊督军渡江,金人引退。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诸军击之,尽复卫真、鹿邑等地,师还。(绍兴)十年,郦琼(注:郦琼原本是宋将,此时早已卖国投敌)在亳州,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下符离,乘胜趋亳与俊合。俊引军入城,金人弃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复亳州,留统制宋超守之。俊引军还寿春,进少师,封济国公。”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王德传》记载更为详细:“(绍兴)十年,解颍昌围,(张)俊檄(王)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与敌游骑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骑引去。因潜师宿州,夜半,薄贼营。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伪守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阴水邀战。德策马先济,步骑从之。遥谓贼曰:“吾与金人大小百战,虽名王贵酋,莫不糜碎,尔何为者。”贼遂投兵降。马秦、耶律温驰入,闭门城守。德至,呼秦谕以逆顺,乃自缒而下。德叱其子顺先登,秦率温降,遣诣行在。德乘胜趋亳州,俊会于城父。时叛将郦琼屯亳,闻德至,谓三路都统制曰:“夜叉未易当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破竹之势,进取东都。”俊难之,乃班师。”

在绍兴十年,宋将杨沂中曾经率军在宿州一带抗击金兵,结果中了金人的埋伏,大败而逃。《金史 宗秀传》中所载的金国将领宗秀在毫州、宿州之间击败的宋军记录可能是源于杨沂中所部在宿州一带兵败之事,但是宗秀(也可能是《金史》作者)却把对手张冠李戴地改成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岳飞军。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杨存中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杨存中,本名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金史》卷六八《阿鲁补传》:“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事实上,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而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都有详细的阐述。

还有,当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宋将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此外,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 宗弼传》中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兵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

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中还有更荒唐的记载:

“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与前面所提到《金史》的那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相比,《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这段记述显然更是荒诞不经!

根据《金史 完颜昂传》,完颜昂本名完颜奔睹。天眷是金熙宗的年号,所谓的天眷元年即公元1138年。

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上面记述的战事发生在金国天眷二年夏天,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这一年年底之前,宋金双方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东平在山东境内,韩世忠所部离山东不远,韩世忠还曾暗中联合山东豪杰以抗金。《宋史 韩世忠传》记载:“初,世忠移屯山阳(也即楚州,在今江苏淮安)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也即金国天眷二年), 岳飞所部因为受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主和的羁绊而被强令在长江沿岸的原驻地鄂州一带(今湖北省)驻守,这一年中,岳飞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长江沿岸的鄂州,未曾北上。同时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这一年中,岳家军根本就没有和金国打过仗。

事实上,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有将近两千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其实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飞所部的驻地以及后来北伐的主战场更远。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的攻击范围。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北伐时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省)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从未曾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与金兵作战。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东平远在东京汴梁的东北方,只是一般城池,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有一千多里路途。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更远。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国的主力军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

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如果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岳飞显然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也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

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大概是把当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宋金议和之后,华北地区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九年,“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

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在最近几年之内,一直就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县)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 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所说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的这段漏洞百出的记载,显然是完颜昂先生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那些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其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和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和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些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

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宋朝沦陷区内的农民起义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把对手说成是岳飞,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这些都表明岳飞确实威名远播,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张冠李戴、避重就轻、错漏百出的记述却又暴露了《金史》刻意隐瞒金兵败绩、片面夸大金将战绩的失实和作假。

《金史》中关于金国将领的这些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记述,与金人中流传的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以及《金史》所载金国皇帝诏书称“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等事实相互照应,显示出岳飞在敌人心目中也很有份量。

根据对《金史》以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定然吃了大亏,否则《金史》的相关记述断不会如此欲盖弥彰,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而某些无知浅薄之徒缺少严谨态度和判断力,一味地盲从, 不加考证就轻信《金史》的某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不实记载,以致受到愚弄。

至于网上那些汉奸犬儒们,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汉奸犬儒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这一险恶目的,汉奸犬儒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当然,汉奸犬儒们还会故意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汉奸犬儒们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汉奸犬儒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漏洞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汉奸犬儒们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汉奸犬儒们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

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其实是想从精神上在摧毁中国!



附件一:

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史书记载女真人入侵中原以后,“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一些地方几百里不见人烟,只能闻到尸臭味。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当时的建康城(注:今南京)有17万人被女真人屠杀。在岳飞收复建康以后,当地人收尸,大概有近5000件全尸,剩下的基本是残肢断体,可见女真金兵对汉人的屠杀很残酷。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和炮灰,“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生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不可能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 当时汉族早已建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制,而女真人则要将社会倒退到奴隶制,把汉人当奴隶,金国统治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公开的奴隶市场,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倒退。

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当时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女真人跟西夏做交易,十个汉人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初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⒂。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⒃。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要做的是“驱除胡虏”“救民于水火”“恢复旧山河”,岳飞所捍卫的,是当时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华夏民族的生存权,岳飞所维护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也是华夏民族的尊严。

而宋高宗赵构苟且偷安、贪图安逸享乐,为了一己私利,伙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不惜一再对金国侵略者妥协退让、屈膝求和,置南宋国家主权和华夏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割地纳贡、俯首称臣、容忍国家的分裂,任用奸佞、残害忠良,把社稷苍生的福祉抛在一边,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一己私利,只图能安逸地偷安享乐。这些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倒行逆施难道不是“卖国”吗?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再次发起南侵战争,在岳家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接连获胜、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宋高宗赵构不但不思收复失地、解救华北沦陷区的民众,还仍然一心想着和金人议和,强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把宋军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当作和敌国外族议和的资本,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岳飞、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并继而放纵秦桧制造冤狱、杀害岳飞,做出种种亲痛仇快、丧权辱国的败举。

看看在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之后,宋高宗赵构派人向金国皇帝敬献的议和表文:“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再看看金国皇帝册封南宋皇帝赵构的议和诏书“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再看看爱国诗人陆游的这首诗: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身在华北沦陷区的宋朝百姓和北方的大好河山,因为被南宋当权者同金国女真贵主订立丧权辱国的绍兴合约而遭遗弃,成为敌国异族作威作福的领地,国家由此分裂一两百年!这难道不是宋高宗赵构和国贼秦桧的罪过?




附件二:

《宋史》对岳飞的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金史》及女真人对岳飞的评价:

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南宋使节马上于同年正月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的京城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刘邦)所谓‘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岳飞)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岳飞遇害多年之后,金人对于这个最可畏的敌手,仍心存余悸。

篡夺金熙宗皇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迪古乃(汉名完颜亮),曾经亲身经历绍兴十年的恶战,领教过岳家军的威力。

岳飞身后二十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金国皇帝后来说:“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
上述记载是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承认的事实。

绍兴十年,岳家军北伐接连取得大捷之时,宋使洪皓正被金国扣留在燕京(今北京),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反映了当时金国后方的动向:“及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未几而岳帅军回,吴璘兵大败,河南、关西故地一朝复尽得。” (《鄱阳集》拾遗)

岳飞遇害之后,金国使臣对于岳飞治军的评价:“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五 8月 07, 2020 10:44 pm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

      

南宋初年,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军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时任建康行营留守的杜充向金人投降。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激励众人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士卒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并于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南京)。不久,南宋朝廷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岳家军也在这时开始形成。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经过一些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八千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几万之多,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  

   

在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研究专 家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战马来组建骑兵的?据考证,这么多战马既不是南宋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岳家军在与金国以及金国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作战时缴获的。  

   

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率军攻克西京长水县时,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的过程中,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骑兵千余人。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而缴获的这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  

   

此外,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朝统帅,只有岳飞。

  

  

 后记: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人的对武将做大的担忧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所以 后来在绍兴十年北伐初期,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岳家军将士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下摘录南宋时期纪念岳飞的几首诗(附作者简介)作结:  

   

题岳忠武祠诗三首选二  

袁甫(宋)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  

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  

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众列侯。  

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  

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  

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  

   

袁甫,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中前后在世。少承家学,又从学于杨简。南宋嘉定七年(1214)进士第一(状元),授秘书省正字。绍定三年(1230)兼任江东提点刑狱,后移司鄱阳,讲学学宫,修葺庐山白鹿洞书院,创建贵溪象山书院。后升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官终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卒谥正肃。甫所至兴利除害;在朝靡切权贵,抗论不阿。  

   

   

和岳王庙壁上韵  

吕午(宋)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吕午(1179~1255),字伯可,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宋宁宗嘉定四年(一二一一)进士,调乌程簿。嘉熙元年(一二三七),除太府寺簿,迁监察御史。三年,迁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淳佑元年(一二四一),出知泉州。三年,复入为监察御史,迁起居郎兼史院官。著有《竹坡类藁》、《左史谏草》。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 1125年11月13日 - 1210年1月26日 )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出身于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世宦家庭。陆游出生的次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他于襁褓中即随家人颠沛流离,因受社会及家庭环境影响,陆游自幼即立志杀胡(金兵)救国。  

陆游“年十二能诗文”,学剑,并钻研兵书。29岁赴临安省试,名列第一。次年参加礼部考试,因名次居于主和派权奸秦桧的孙子之前,又因不忘国耻“喜论恢复”,要求“赋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而被秦桧罢黜。在秦桧死后,绍兴二十八年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宋孝宗继位,赐陆游进士出身,之后历经多次升降官职,虽然陆游满怀报国赤诚,但因朝廷腐败,只求苟安无意进取,他复国的壮志一直无法得到伸展的机会。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长期蛰伏在山阴老家农村。  

陆游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陆游一生勤学不息,怀着爱国的赤子之心,写下不少教育子女的壮丽诗篇。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徐集孙,字义夫,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南宋理宗时曾在临安作过小辟,退居后名其居室为竹所,著有《竹所吟稿》。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20 am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形势对比





本文包括两大部分,也即:(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整体形势;(二)、金国的内忧外患与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本文结合大量史料,力求通过比对分析,来全面展现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宋金两国的形势,进而有助于人们全面透彻地了解岳飞抗金事迹以及南宋统治者错失良机而致苟安江南的真实过程。





(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整体形势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南宋国力军力日渐增强,当时其实正处于宋金开战以来最有利的时期!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自建炎四年(1130)以来,南宋朝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江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稳固的新政权。  

  

自建炎四年(1130)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稳定恢复阶段。  

  

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而在绍兴初年,南宋前期的中兴名臣李纲、吕颐浩、赵鼎等人执政期间,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南宋名相吕颐浩进行的财政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李纲、吕颐浩、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南宋的国力不断增强,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南宋初年,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后方,解除宋军的后顾之忧,宋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各路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南宋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军匪游寇势力。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用几个月的时间平定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杨幺割据政权,此后五年多的时间内,湘湖地区逐渐安定,经济恢复发展,成了支持岳飞北伐的大后方!  

   

在岳家军平定杨么叛军后,荆湖路一带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生产又有所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岳家军在此后的抗金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后方。  

   

而自从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平定杨幺割据政权之后,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之前,南宋辖区内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南宋政局稳定,后方稳固,宋军无后顾之忧!  

   

第三,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南宋有了抗击金军、光复国土的军事保障!  

   

北宋灭亡之后,面对金国女真军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南宋前期,因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权的需要,在抗金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杰出将帅(其中最杰出的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  

   

而一些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下层年青将领也得以发挥才能,逐渐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帅。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以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实力最强、威名最著!  

   

南宋初年,爱国将领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绍兴六年(1136年年)七月至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岳家军出奇制胜,兵进伊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尤其重要的是,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岳家军将士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从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实力最强的军队,兵力逐渐增长,且战斗力最强。  

   

南宋初年的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各路宋军加起来有四十多万的兵力。}  

   

很显然,从总体上看,在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前,宋军的整体实力已经空前壮大!(虽然各路宋军发展不平衡、参差不起,但是总体实力仍然显著提高)  

      

   

第四,南宋初年,为了备战,宋军各路将帅都注重建设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韩世忠奉命率精兵驻扎在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负责把淮东一带打造成稳固的军事基地。
  
吴玠兄弟长期驻守四川,加固边防关隘,招兵买马,将四川一带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垒。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
  
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  

   

   

第五,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得到显著改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后勤补给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为后续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和吴玠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岳飞当时兼任的是营田大使。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以及当地官员的妥善经营,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可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  

   

岳家军部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统计,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岳飞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自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宋军接连击败金军,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逐渐开始掌握主动权,扭转了战争形势。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各路新兴宋军和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在平原地区依托城池固守,最终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二)、金国的内忧外患与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到了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  

   

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南宋政府腐败不假,但是金国当时更加难以支持。因为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  

   

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  

   

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  

   

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  

   

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宋史》和《金史》成书过程,兼谈《金史》中关于岳飞的错误描述>﹜。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当时,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  

   

而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  

   

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  

   

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  

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  

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淫妇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而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下旬岳飞大军班师之后,没过多久,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使宋汝为就向南宋朝廷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宋汝为还指出:『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繇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早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中,宋汝为全家都被金兵杀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使原本就是忠臣义士的宋汝为更加义无反顾,“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  

   

南宋政权建立不久,宋汝为奉命带着国书出使金国。在出使金国的路上,宋汝为遇到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兀术劫持了宋汝为并把他捆起来加以侮辱,想迫使他屈服,但是宋汝为毫无惧色、宁死不屈。看到文人宋汝为坚强不屈,兀术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山东忠义之士啊!”接着,兀术放了宋汝为,并且想让他去投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但是宋汝为坚决不同意。不久,宋汝为被金人强行送到刘豫那里,并被刘豫扣留。  

   

在被伪齐和金国扣留期间,宋汝为秘密地结交其他一些被金人扣留在北方的宋人,然后暗地里派人把有关伪齐和金国的各种机密情报通过蜡书送给南宋朝廷。  

   

后来,伪齐和金国接连发生动乱,政局不稳,宋汝为趁机逃回南宋。宋汝为在伪齐和金国呆了很多年,他十分熟知金国的情况,故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很透彻。

  

宋汝为在给南宋朝廷的上书中指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于是没能“成恢复之功”。  

   

再后来,有人向金国统治者告发宋汝为通过蜡书秘密地给南宋朝廷送机密情报之事,于是金人到处搜查,想捉拿宋汝为,但是却找不到。  

   

公元1141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开始第二次议和,金人得知宋汝为已经逃回南宋,于是就要求南宋奸相秦桧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处置。  

   

在得到金国主子的指示之后,原本就是金人派到南宋的卧底的奸相秦桧立即下命令,派人去捉拿宋汝为,要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有人给宋汝为通风报信,宋汝为得知消息后赶紧改名换姓、乔装打扮,然后一路奔波流离,逃到了四川。在四川,宋汝为被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杨企道收留,在寺庙中住了下来。  

   

十几年后,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病死的消息传了出来,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在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之后,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宋汝为高兴地说:“现在这个大害虫死掉了,估计恢复中原将指日可待。”忠臣义士宋汝为回忆起往事,感慨自己过去挺身而出,立志报国复仇,为收复故土而不畏艰险,但是遭到误国权奸秦桧的迫害,如今国恨家仇未报,自己却已经老了!不久,宋汝为郁郁而终。(《宋史》卷399《宋汝为传》记载:『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缪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 七月二十一日 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含泪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  

   

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  

   

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  

   

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 七月二十一日 ,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  

   

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良机,迫使前线的宋军坐失战机。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其中写道:『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 七月十一日 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 七月二日 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 七月十一日 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 七月八日 的郾城大战、 七月十四日 的颍昌大战以及 七月十八日 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

  

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道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线发出的 七月八日 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



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线发出的 七月十四日 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另一方面,更为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 国之 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而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在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 七月十八日 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



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事业的打击阻挠,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加上南宋统治者自毁长城,冤杀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23 am

根据金国的内忧外患来推断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到了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南宋政府腐败不假,但是金国当时更加难以支持。因为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

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

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

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

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淫妇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而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下旬岳飞大军班师之后,没过多久,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使宋汝为就向南宋朝廷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宋汝为还指出:『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繇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早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中,宋汝为全家都被金兵杀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使原本就是忠臣义士的宋汝为更加义无反顾,“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南宋政权建立不久,宋汝为奉命带着国书出使金国。在出使金国的路上,宋汝为遇到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兀术劫持了宋汝为并把他捆起来加以侮辱,想迫使他屈服,但是宋汝为毫无惧色、宁死不屈。看到文人宋汝为坚强不屈,兀术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山东忠义之士啊!”接着,兀术放了宋汝为,并且想让他去投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但是宋汝为坚决不同意。不久,宋汝为被金人强行送到刘豫那里,并被刘豫扣留。

在被伪齐和金国扣留期间,宋汝为秘密地结交其他一些被金人扣留在北方的宋人,然后暗地里派人把有关伪齐和金国的各种机密情报通过蜡书送给南宋朝廷。后来,伪齐和金国接连发生动乱,政局不稳,宋汝为趁机逃回南宋。宋汝为在伪齐和金国呆了很多年,他十分熟知金国的情况,故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很透彻。宋汝为在给南宋朝廷的上书中指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于是没能“成恢复之功”。

再后来,有人向金国统治者告发宋汝为通过蜡书秘密地给南宋朝廷送机密情报之事,于是金人到处搜查,想捉拿宋汝为,但是却找不到。

公元1141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开始第二次议和,金人得知宋汝为已经逃回南宋,于是就要求南宋奸相秦桧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处置。在得到金国主子的指示之后,原本就是金人派到南宋的卧底的奸相秦桧立即下命令,派人去捉拿宋汝为,要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有人给宋汝为通风报信,宋汝为得知消息后赶紧改名换姓、乔装打扮,然后一路奔波流离,逃到了四川。在四川,宋汝为被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杨企道收留,在寺庙中住了下来。

十几年后,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病死的消息传了出来,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在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之后,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宋汝为高兴地说:“现在这个大害虫死掉了,估计恢复中原将指日可待。”忠臣义士宋汝为回忆起往事,感慨自己过去挺身而出,立志报国复仇,为收复故土而不畏艰险,但是遭到误国权奸秦桧的迫害,如今国恨家仇未报,自己却已经老了!不久,宋汝为郁郁而终。(《宋史》卷399《宋汝为传》记载:『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缪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含泪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

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

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

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秦桧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良机,迫使前线的宋军坐失战机。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指出:『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而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在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七月十八日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30 am

秦桧篡改史实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  

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南宋)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就连以南宋皇帝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交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战报,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而且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邓广铭指出:“在属于私人著述系统的文集史册当中,其关涉及于岳飞和岳家军的事迹的,若按道理来推测,应当为数极其繁多。因为,从岳飞做小将官之日起,在他的军营中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到成为大将之日,更特别喜欢招揽学士大夫们,为他讲古道今,擘画参赞,所到之处总是座上之客常满。可以想见,这般居处在岳家军营中的文人学土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战绩,对于这位大将的风范,是必然会随时加以记录的。除此以外,岳飞对于其时军界和政界的前辈人物,不论其在朝在野,总不废「往还礼数」,在诸大将中且以他的「书辞」为「最勤」,是则在那般人物的著作当中,也必然会有很多和岳飞互相往复酬答的诗文书札之类。然而,在权奸秦桧的凶焰笼罩了南宋的小天下之后,特别是在岳飞因遭其猜忌而身被横祸之后,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有的为了希意迎合,有的为了避免祸端,便大都把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和关涉到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记事,自动的加以焚毁删除,不再收辑刊刻于文集或他种著述之内。”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元朝所修的《宋史 高宗纪》主要根据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则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关于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禁止私人修史的普遍影响,试以洪皓家书为例说明一下。  

   

洪皓出使金国时被扣留,执节不屈,有宋朝苏武之称。考洪皓当时所居,当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便于他了解金国内部的实情。当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说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振恐”。但是与洪皓的家书《使金上母书》的记载相比,《宋史》对洪皓在金国时向宋廷所传谍报的转述显然是刻意删除了“岳帅之来”这关键的一句,只说“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  

   

然而顺昌之败虽然惨重,尚不至于使金国惊慌到放弃燕地的程度,而在顺昌败后,兀术仍然继续战于河南地。况且宋军并非是在顺昌大捷之后立即撤军的,而是在顺昌战役之后,与金军还有一个多月的战事。这些都与“王师亟还”的记载略有抵牾。  

   

事实上,直到岳飞击败兀术所统率的金国主力部队,兀术才被迫撤退,甚而放弃了汴京,故使金国陷于恐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岳帅之来”,然后“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庶几合理。  

   

当洪皓从金国回到南宋时,“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洪皓归宋时岳飞已经死于冤狱,而洪皓本人又早于秦桧而死,因而当洪皓在世之时,始终无法直接提及岳飞的战功。  

   

综上可知,大量与岳飞相关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飞和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身后二十多年,宋孝宗为岳飞冤案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以后定谥号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却单单没有列出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宋高宗禅位以太上皇自居之后,宋孝宗迫于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另外一个方面则正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致使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因遭到删削隐瞒而不能在南宋官史中得到体现,进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然而,宋孝 宗一朝 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这“十三处战功”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令后世读史之人费解的说法,在南宋后期即被不少学者质疑。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见《续资治通鉴》)  

   

王应麟此说应该是基于《奖谕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诏》(又名《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而其中的“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一句,正是南宋朝廷对郾城大捷战果和意义的绝高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根据时人著述旧闻而撰写的部分岳飞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所收录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资料尤其珍贵。但是因为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所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现存的颖昌捷奏仅为初步统计,文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上报补充战果。  

   

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这份奏章中的五百来判断颖昌一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斩获一万。  

   

试想,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以内,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激战约4-6个小时,——近五万大军,作战5小时,金兵被杀500,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也不成问题吧。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份大捷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记述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这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  

   

“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但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无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夺得的战马数目却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  

   

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 六月二十四日 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 六月二十五日 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而在留存下来的《小商桥捷奏》中写到“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  

   

只要结合其他史料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即在杨再兴与小商桥遭遇战中留存下来的《小商桥捷奏》中的“杀死贼兵”后面跟的显然应该是具体的杀敌数据,但是却被“不知数目”这四个字掩盖了。然而根据其他史籍的记载,在小商桥遭遇战中,被杀死的金兵有二千多人,其中还包括金军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除了留存下来的《小商桥捷奏》中的杀敌数目被掩盖之外,在留存下来的《郾城县北并垣曲县等捷奏》、《龙虎等军捷奏》、《漫独化捷奏》、《临颖捷奏》等岳家军北伐捷奏中,也存在比较明显的杀敌数目被刻意掩盖之处。  

   

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下来的许多捷奏中,都能找到不少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可疑之处,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上述考证不免令人想起:南宋一位史官言于人曰:“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奏捷,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  

   

事实上,岳飞在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 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  

   

接着,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而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也即得以留存后世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由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战绩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  

   

而那些留存于世的反映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战功的捷奏,显然还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某些大捷的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由于秦桧及其同党肆意篡改删销史实,以至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填补所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给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们增添了不少困阻。  

   

总之,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因此应当引起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的注意。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并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32 am

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兼谈岳飞之死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即:一、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二、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三、金国对南宋的政策的演变;四、金国的内忧外患;五、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金再次议和;六、兼谈岳飞冤案  

   

   

一、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  

   

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  

   

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军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  

   

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近代史家从宋代文明中发现若干近代文明的原始征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文明已经接近,或者行将蜕变为近代文明。相反,从主流方面看,宋代文明正是传统文明的延续、深化和堆积。一种文明愈是发展得过于成熟,则蜕变为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似乎就愈是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却又倒退为奴隶制经济,而且奴隶制还不断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 鲁迅 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  

   

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  

   

   

二、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  

   

金国刚刚崛起时,之所以能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马具的改良,包括马蹬的发明,顺连有素的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  

    

女真骑兵惯于披挂好几十斤的重甲作战,兜鍪很坚固,只露双目。他们擅长连续作战,如果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锋失败,则败不至乱;他们可暂时退出战斗,重整队形,再次发起冲锋,叫做“更进迭退”。女真骑兵的负荷很重,却能连续进行几十个以至上百个回合的交锋,足见其坚韧的战斗力,这是残酷的军法,加上女真人原来落后困苦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女真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刀剑亦不取其快利”。他们长于弓矢远射,却短于白刃近战。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的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建立之初,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才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显而易见,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军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昏聩、骄奢淫逸,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  

    

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军整体素质低下,面对金军的进攻,宋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宋军节节败退,金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金兵最初进入中原之时,可以说是“有掳掠,无战斗”。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 宋 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五月初一日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 国之 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纲于建炎元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宋朝德高望重的爱国文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主持前沿军务,抗金形势随即有了重大改观。  

    

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却在那里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退兵。这与北宋末年的东京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全部废弃。  

   

爱国老臣宗泽逝世后,在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统治下,加之杜充误国,致使宋朝再次丧失国土数千里,南宋的国土前线也由黄河两岸退到了长江淮河。  

    

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觉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兵进伊洛,取得辉煌胜利,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进入中原的女真人,起汉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另一面却是女真人相对快地腐化。金国女真人入主中原还不到十年,岳飞就已经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岳飞在奏折中写道:“(金人)今所爱惟金帛、子女,志已骄惰”。金国女真猛安谋克户们享有特权,贪图享乐,依靠剥削汉族平民百姓为生,往往沦为既不能站,又不能耕的社会寄生虫。而金国女真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速度则更快。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家军两次取得大捷的时候,韩世忠的部将王胜收复了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毫州(今安徽毫县)。  

          

当时,在金兵的后方,河北河东的各路忠义民兵也展开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原先奉岳飞之命回到黄河北岸去的梁兴,这时与太行山义士和两河忠义民兵会合,大败金兵,收复了垣曲县(山西垣县)、孟州(河南孟县)、卫州(河南汲县)、怀州(河南沁阳)、赵州(河北赵县)等地。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牵牛拉车送粮,积极支援义军。河南地区的人民,更是在道路两旁,顶盆焚香,箪食壶浆,以迎接岳家军。  

    

而且河北、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也都已互相联络,约好以“岳”字旗为号,在等待岳家军过河进兵。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首领梁兴在送给岳飞的战报中写道:“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由于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胜利和义军在金国统治权区内不断打击金人,两者紧密配合,不仅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而且也切断了金国女真人向北撤退的归路。  

      

抗金的形势空前大好,金国女真人的处境十分困难。  

    

岳飞看到抗金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当然是无比兴奋,信心满怀。但是,岳飞也知道,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失地,并最终歼灭敌人,单凭岳家军孤军作战是不大可能的,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宋军的配合作战,才能成功。所以岳飞就奏请宋高宗,要求赶快命令各路宋军“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当时宋高宗如能真的这样做,那么宋军长驱渡河,收复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单是军事方面的有利形势,还不能决定抗金战争的胜利进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为当时南宋朝廷中的决策人物是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在胜利面前禁不住惊慌起来,不仅深怕岳飞的胜利会影响他们的议和,而且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飞班师。  

    

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尤其是在岳家军取得颖昌等战役的大捷后,宋军渡河指日可待,秦桧却私于金人,力主和议。秦桧当然懂得,在此时奏请高宗令宋军班师,是他破坏岳飞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时机。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怕自己也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岳飞会有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人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相权。因赵鼎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即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就毫不畏惧,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处分,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诸大将失利。  

    

当时,韩世忠把所获敌俘押送到南宋朝廷所在的行在临安(今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令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任知庐州,“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后来,刘锜又被召还,他所率领的八字军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州。张俊本来就畏敌怯战,赞成议和。这次,他的军队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桧就命他把全军撤回淮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能与兀术大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  

    

现在要是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台官向宋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宋高宗听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岳飞一时还摸不清宋高宗的用意,还在上奏章极力陈述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请求南宋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宋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以君命逼使岳家军班师。于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飞虽然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朝政大权,岳飞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的了。宋高宗、秦桧葬送岳飞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时,这就不仅使岳家军以浴血奋战所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知道,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虽费尽了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地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三、金国对南宋的政策的演变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同时,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校证》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校证》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丁襈(同“祀”字)的水寨,恰好被丁襈的巡逻兵捉获。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但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金人所谓的“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一个傀儡政权,给予那些投靠金国的原宋朝官吏以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进而分化瓦解,破坏南宋的抗金力量。  

   

为了实现“以僭逆诱叛党”,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使之成为金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金国南方的藩属和屏障,借以巩固金国女真人在北方的统治,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  

   

到了公元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金国天会十年),宋金战争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于是,金国又放还宋使,承认可以让南宋立国。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金国派使者李寿、王翊来议和,要挟南宋政府归还它所获得的伪齐俘虏及西北地区流移到南宋境内的人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地区划归给刘豫统治。这些苛刻的条件,虽没有被南宋所接受,但金国主动派使者来议和,这还是第一次。  

   

自宋高宗登位以后,曾多次派使者到金求和,金国女真人都置之不理,而且南宋使者也被金人扣留。然而,现在金国竟然主动派使者来南宋议和,这正说明金国女真人已开始丧失军事上的优势,并考虑要和南宋谈判了。  

   

公元1135年(南宋绍兴五年,金国天会十三年),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死去,年仅16岁的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庙号金熙宗。此后金国内部政局不稳,派系斗争很激烈,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接连不断。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七月,金国发生内讧,曾经位高权重的金国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相继被杀(对外宣称是愤郁而死,其实是被处决于狱中),金国朝政大权落在主和派宗磐、挞懒等人手上。金国女真贵族上层人士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不仅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力量,而且“宗戚思乱”,政局也持续动荡不安。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便把刘豫废黜了。而在伪齐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老百姓对伪齐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时,金国女真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然而,中原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在刘豫伪齐政权被废之后,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南逃,投奔南宋,例如“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这样,摆在金国女真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原伪齐统治区呢?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巩固金国对北方的统治,金国主和派挞懒等人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南宋向金国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是要把南宋变成和伪齐一样的属邦。于是,金熙宗采纳了挞懒等人的建议,并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年底,遣送宋使王伦回国,要他带口信给宋高宗:“好报江南,既道涂(途)无壅(阻),和议自此平达”。  

   

从金国回到南宋之后,宋使王伦还告诉高宗:金国女真人愿意归还宋徽宗梓宫(灵枢,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  

    

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因为,早在绍兴七年(1137)的春天,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挞懒乞求:“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这已是明白地向金国表示,他要和刘豫争做金熙宗的儿皇帝。现在金国女真人既然想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宋高宗欣喜若狂地说: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正是由于宋高宗为了求和,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所以他再次任用秦桧为相,虽会招致南宋朝臣们的非议,他也不计较其中的得失了。何况宋高宗还清楚地知道,目前挞懒掌握着金国的实权,秦桧过去和挞懒有特殊的关系,挞懒一直非常赞赏秦桧,对秦桧过去被罢相,曾表示强烈的不满,如今要和金国讲和,也就必须重用秦桧,否则金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宋高宗非重新任用秦桧为相不可。  

    

由此可见,当时不仅宋高宗需要秦桧,而且金国女真统治者更需要秦桧。因为只有秦桧,才能忠实地执行宋高宗的屈己求和政策,也只有秦桧,才能为金国女真统治者实现“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既定策略。  

   

秦桧既受到宋高宗重用,又有金国女真人主子撑腰,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此后,秦桧之所以敢于公然不顾一切与金人相互勾结,与宋高宗一唱一和,作恶为奸,大搞投降活动,其原委和底细就在于此。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在秦桧和完颜挞懒(汉名昌)的主持下,宋金双方第一次达成和议,宋高宗和秦桧不顾南宋朝臣和军民的普遍反对,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七月,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金国的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与此同时,进攻京西、淮东、陕西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岳飞、韩世忠、吴璘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当时,金军接连被宋军击败,并且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的心腹、金军悍将韩常也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四、金国的内忧外患  

   

南宋政府腐败不假,但是金国当时更加难以支持。因为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由于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统计的。到金国灭北宋30多年后,金国包括淮河以北的整个辖区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而北宋灭亡之前,仅仅河北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  

    

在岳飞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后,金国由于“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金国政府对于那些为生计所逼而借债又不能如期偿还的老百姓,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  

      

加之金国女真贵族又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辽东,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下了蓟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且有不断扩大之势。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1140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完颜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黄河以北的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黄河以北的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国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也相互倾轧,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等金国政要被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肖庆也相继被杀。希尹被杀时,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金军也“已如强弩之末”,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女真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军统帅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了解金国的内忧外患状态,洪皓曾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回南宋,告诉宋高宗说:“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在北方的主要边患。而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还曾经大败金军,然后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  

   

金国天眷二年(1139) ,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大金国志校证》卷1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说“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原文“彼方困于蒙古”)。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之时,宋使洪皓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同时,金国本身又“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用北伐将士取得的战绩作为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失陷的中原百姓绝对不会随便屈服于金国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让本来不应发生的南北分裂,终于成为现实了。   

   

   

五、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金再次议和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军接连被宋军击败,并且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女真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军统帅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兀术就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经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文官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尤其是,宋高宗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放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了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市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  

      

当时,宋高宗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他们迫使宋高宗退位,令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发生后不久,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辛道宗、刘光世等将领,率兵包围了临安。苗、刘逃离后,后被俘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多年,但宋高宗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年间相比,南宋将帅们的权力威望又更大了。所以,宋高宗更是时刻担心武将权大会威胁南宋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有这种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间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郭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的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搁置起来。  

      

但在金人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  

      

宋高宗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正因宋金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十分有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 。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  

    

秦桧采纳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因他耽心岳飞手握重兵,万一知道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起而反抗,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过,秦桧的内心虽忧心仲忡,但他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象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了“灭族”的准备。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这些话,说得虽非常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信任,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为要降金,才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直接由“三省枢密院”指挥。  

          

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  

    

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祟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官阶和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为此都心怀不平。  

      

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能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加深了对岳飞的妒忌。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由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再用张俊谋害岳飞。  

   

秦桧还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抗战派岳飞和韩世忠,就是投降派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先由张俊和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宋高宗、秦桧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所统率的军队。  

      

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传达宋高宗的旨意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jun zhi,拾取的意思)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经由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  

      

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揭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  

   

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坚决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  

      

张俊原本是韩世忠的儿女亲家,但是为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的态度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  

          

张俊、岳飞再到楚州后,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这才发现:“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当初,依秦桧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秦桧向岳飞透露真实使命,还假意关怀,要他“且备反侧”,岳飞率直回答:“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并表示绝不“捃摭同列之私”。岳飞到达楚州,得知诬告详情之后,就立即写信飞报韩世忠。韩世忠马上求见宋高宗,大哭大闹,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 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任枢密使后,“即首纳所统兵”,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  

   

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有图谋皇位的野心。宋高宗出面保张俊“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说:“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六、兼谈岳飞冤案  

   

在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与南宋讲和。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而宋朝向来特别优待臣僚,按照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岳飞的生命当然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  

   

早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宋高宗罢免爱国名臣李纲,宠信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宋高宗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宋高宗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秦桧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岳飞个性耿直倔强,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甚至为了国事,常常将个人安慰置之度外,“议论持正,不挫于人”,既得罪了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妥协投降派,也遭到宋高宗赵构的猜忌。  

   

自绍兴元年(公元1131)到绍兴七年(1137年),金国主战派执政,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岳飞战功卓著,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下级统制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统军大帅,而岳飞的才能和声望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岳飞感激宋高宗的赏识和提拔,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在这期间,宋高宗和岳飞还没有大的矛盾。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绍兴七年春。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在听到亲生父亲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的消息后,宋高宗十分悲痛,一时冲动,心中动了报仇雪恨的念头。在召见战功卓著的新兴抗金名将岳飞时,宋高宗表示要将全国大约七分之五的兵力授予岳飞一人指挥和节制,这在宋朝尚无此先例,岳飞顿时欣喜若狂。向来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更渴望抗金大业早日功成。当时各路宋军由好几个大将分散指挥,不能协同配合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弱点。在过去的宋金战事中,特别是在绍兴六年的战事中,已经暴露无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岳飞“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只有让智勇兼备的岳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才能弥补和克服宋军的这种弱点,此外别无良策。  

   

然而,岳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就泡汤了。宋高宗虽然在其《御札》当中写有“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之类话语,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恐武将们事权过高,兵马过于雄壮,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问题。于是,在嫉贤妒能的文臣张浚等人的劝阻之下,宋高宗很快就中途变卦,取消成命,出尔反尔,让此事不了了之。这让岳飞十分失望,倔强的岳飞,一怒之下,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就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宋高宗非常震怒,他儆戒岳飞“犯吾剑者,唯有剑耳”,其中已经隐含杀机。  

   

后来,岳飞听说金国女真人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为了不让金人的阴谋得逞,岳飞上奏宋高宗,建议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设立皇储。宋高宗立即驳回,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在奸相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国议和,岳飞却在这时要求增添兵力,以图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对金国是战还是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而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南宋初年,迫于金军侵犯的严峻形势,南宋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南宋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而宋高宗当初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名将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的深忌。甚至岳飞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尽管岳飞一再真诚地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将金国女真人彻底击败,并“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之后,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然而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尤其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是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了别有用心。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兵权在握,威高望重,深得军心民心,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而最让宋高宗赵构恼火的则是,岳飞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和金国议和。例如,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也为了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岳飞被授予的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岳飞却多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而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 “兀术遗桧书”。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讲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即使被南宋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金国来说,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况且,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军统帅兀术结下深仇。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要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著名历史学者 邓广铭 先生则认为,查籥所追述的这段话,应该即是金国统帅兀朮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早在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宋高宗赵构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封他的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并且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受尽金人的凌辱折磨,已经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金国的五国城。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宋徽宗、郑皇后的接连去世,对宋高宗的震动实在很大,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的在金国的境遇。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  

   

早在绍兴七年(1137)春,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  

   

不久,金国发生政变,女真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当权,准备与南宋议和。  

   

绍兴七年(1137)年底,出使金国归来的宋使王伦还告诉宋高宗:金国女真人准备议和,并愿意归还宋徽宗梓宫(灵枢,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派王伦赶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宋高宗当时十分悲痛地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归还之时,虽再等二三年,倒也不急。惟独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每念及,寝食难安。很想能早日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并且在派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时候,宋高宗每次都要叮嘱南宋使臣:只要金人能够放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那么宋高宗愿意答应金国提出的任何条件!   

   

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张通古、萧哲一行一路耀武扬威,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张通古、萧哲拍着胸脯对保证,韦太后在金国安然无恙,只要宋高宗答应金人的议和条件,金人就可以放韦太后归宋。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命令筹建慈宁宫,以供韦太后归宋后居住。  

   

不久,南宋称臣纳贡,与金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然而,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拖到绍兴十年(1140年),韦太后仍然滞留金国未归。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但是,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不仅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而且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都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的情况已经有近二十年了,即使遣使百人,也不如见到太后的一封书信”。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此后,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然后,按着事先设下的圈套,南宋朝廷又发出命令,让当时负责岳家军军务的岳飞爱将张宪赶往镇江的枢密行院,去参见主管全国军务的枢密使张俊。张宪于 九月一日 由岳家军在鄂州(即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出发,前往镇江(今江苏镇江)。张宪一到镇江,就被张俊逮捕并严刑拷打。然后,由曾任张宪部下的奸佞小人王俊出面诬告张宪,再上报南宋朝廷,进而牵连岳飞,于是宋高宗下令给岳飞等人举办诏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 十月十三日 ,岳飞下狱。  

   

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后来,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他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初,金国使臣来到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临安,宋金之间达成了第二次和议,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绍兴和约。  

   

在接见金国使者时,宋高宗对金国使者说:“朕已得天下,却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驾崩,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朕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金国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  

   

而当金国使者辞行北归之时,宋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恐吓地对金国使者说: “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淮水为界。若太后今年得以从金国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太后今年不归,誓约便是一纸空文。”  

   

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的宋高宗,早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转变为深通机谋权术的独夫。宋高宗并不昏庸,他处置军国大事,虽然没有雄才大略,也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所以,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方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岳飞曾经将秦桧比作东汉末年的权奸曹操,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十分痛恨岳飞。后来,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秦桧曾经示意岳飞,希望岳飞和张俊一起,帮忙罗织罪名来陷害韩世忠。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受到岳飞的责备之后,秦桧气得脸上变色。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接着,奸相秦桧和嫉贤妒能的卑鄙小人张俊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系列陷阱,谋划陷害岳飞。不久,岳飞就遭到一帮奸佞小人的诬陷。在脱离军队、已无军权的情况下,岳飞被投入监狱。  

    

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  

   

何铸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  

    

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  

    

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留在南宋朝廷,宦运亨通。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仇。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  

   

宋高宗、秦桧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  

    

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当魏良臣要出使金国时,韩世忠上书谏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 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但宋高宗不许。  

    

韩世忠又上奏高宗,反对秦桧,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  

   

但宋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 。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高宗把他贬去“籐州安置”。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工部员外郎盖谅到福州去拉拢主战派文臣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国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最后才得到兀术的同意,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  

    

金国使者萧毅等人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此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  

      

金国使者到临安(今杭州)以后,宋高宗、秦桧便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  

    

  南宋与金国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国;  

    

  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和议时,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  

    

所以这次,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其养子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要对金人歌功颂德,而且还要对金国感恩戴德。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  

   

宋高宗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宋史》不载,需参见《金史》)中,更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既蒙上国的恩造,允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当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最后,宋高宗还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的结尾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通过签订第二次绍兴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已经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为了压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绪,宋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  

     

屈辱降金的第二个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  

   

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  

   

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他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李若虚弟),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为了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  

    

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而得的岳飞罪名,却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  

   

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  

   

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  

   

南宋绍兴十一年的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士,终于牺牲在宋朝投降派的屠刀之下。据说,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  

   

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作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 “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李若朴,诬他“党庇”岳飞,被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  

    

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  

   

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几十年”。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 ,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宋高宗是封建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老学庵笔记》卷1评论:张德远(浚)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按: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南归,从燕山一路南行,来到金国的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到达宋金交界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迎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 “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 “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 “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  

   

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 “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  

   

晃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从此之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岳飞)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附: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 宋 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而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与宋高宗前期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宰相相比,在金国主子的支持下,秦桧独揽相权18年,这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金国的行为就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类似于当今某国在其他国家,支持一个听话的政治家上台。此外,秦桧  

曾经批评某个主张抗金的大臣说,你是在用智谋对待外国人,而我则是用诚信对待外国人。一位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外国人狡诈并不可怕,而像秦桧这样迷信外国,对外国人深信不疑,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彷佛总是重复。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秦桧还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由于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此风一起,许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大肆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秦桧要打击迫害的异己对象,首先是那些过去曾反对过和议的主战派。不仅主战派武将被打压迫害,而且主战派文臣,像张浚、赵鼎、王庶、胡铨等人也遭到秦桧的迫害。无恶不作的秦桧,就是要害尽曾经反对议和的人。此外,心胸狭隘的秦桧对以前与他有过不和或弹劾过他的朝臣,即使不是主战派官员,也要逐一加以打击报复。  

   

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  

   

秦桧还以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吴表臣、林待聘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然后张俊独掌南宋枢密院,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于是秦桧就指使他的党羽江邈“论其罪”,弹劾张俊图谋不轨。宋高宗虽认为张俊“无谋反之事”,但把军权交给武将掌握,他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将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秦桧的党羽万俟卨是一个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在秦桧谋害岳飞以及其它一连串的罪恶活动中,万俟卨最为卖力,就像疯狗一样,到处狂吠乱咬,因而曾经受到秦桧的特别赞赏,被荐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  

   

后来万俟卨出使金国,在万俟卨回朝后,秦桧马上拿出编造好的金人赞扬自己的话“数十言”,嘱托万俟面奏给宋高宗,万俟卨不敢答应,这就触怒了秦桧。又有一次,万俟卨上朝奏事出来,刚好当天秦桧在“殿庐中,批上旨,辙除所厚官”,有一个官吏就将秦桧的批文盖印后拿进来请万俟卨过目画押,万俟卨不肯画押,万俟卨说:刚才没有听到皇上提到这件事。秦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这既暴露了秦桧对万俟卨的疑忌,也暴露了万俟卨对秦桧的不满。不久,万俟卨就遭到秦桧在台谏部门的党羽亲信的弹劾,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  

   

敷文阁侍制沈该,由“秦桧荐引”,任侍制后,宋高宗对他很赏识,秦桧知道后便嫉恨起来,于是立即就把沈该排挤出朝廷,“移知夔州”。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  

   

总之,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媚奉金国,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33 am

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兼谈岳飞之死(最新修订)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的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各路新兴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逐渐夺占宋朝东、西、南、北四京,以及河北、河东和京东路的全部,京西和陕西各路的大部。金军一下占领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时难以消化。北方地区广大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金人不得安宁。

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大举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而在渡过长江以后,金军又接连遭到南宋各路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此外,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卑湿的地气,又造成自北方而来的女真兵的水土不服;而韩世忠、岳飞等人率领的新兴抗金劲旅又开始阻断金军归路。于是,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

而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在北方的广大地区,依然是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在北方大地,原北宋的民众纷纷奋起反抗金国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各路义军的抗金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严重地威胁着金军的后方。

由于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于是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在金军攻破楚州后不久,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就暗中将豢养三四年的奸细秦桧放归南宋。这是金人为实施“以和议佐攻战”政策而下的赌注(《三朝北盟会编》卷142、卷220、卷2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宋史》卷473《秦桧传》,《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国统治者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所以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他们想派一个得力的奸细混入南宋朝廷,进而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才有了秦桧的归宋奸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赵构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而宋朝向来特别优待臣僚,照理来说是不能随便杀戮的。  

按照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太祖誓约在宋朝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北宋大臣卢多逊和丁谓被指控图谋篡夺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并没有遭到杀害。岳飞的生命当然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岳飞的含冤遇害决不是宋朝政治的惯例,而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早在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罢免爱国名臣李纲,宠信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赵构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宋高宗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十五年前,宋高宗赵构杀害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秦桧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遭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岳飞个性耿直倔强,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甚至为了国事,常常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宋史》卷365《岳飞传》),既得罪了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也遭到宋高宗赵构的猜忌。

自建炎四年(1130年)到绍兴七年(1137年),金国主战派执政,宋高宗赵构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岳飞战功卓著,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下级统制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统军大帅,而岳飞的才能和声望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

岳飞感激宋高宗赵构的赏识和提拔,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在这期间,宋高宗和岳飞还没有大的矛盾。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绍兴七年(1137年)春。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春,在听到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的消息后,宋高宗赵构十分悲痛,一时冲动,心中动了报仇雪恨的念头。在召见战功卓著的新兴抗金名将岳飞时,宋高宗表示要将全国大约七分之五的兵力授予岳飞一人指挥和节制,这在宋朝尚无此先例,岳飞顿时欣喜若狂。  

向来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更渴望抗金大业早日功成。当时各路宋军由好几个大将分散指挥,不能协同配合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弱点。在过去的宋金战事中,特别是在绍兴六年的战事中,已经暴露无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岳飞『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只有让智勇兼备而又具有战略眼光的杰出统帅岳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各路抗金武装,才能弥补和克服宋军的这种弱点,此外别无良策。

然而,岳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就泡汤了。宋高宗赵构虽然在其《御札》当中写有『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之类话语,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恐武将们事权过高,兵马过于雄壮,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威胁皇权的问题。  

于是,在嫉贤妒能的文臣张浚与内奸秦桧等人的劝阻之下,宋高宗赵构很快就中途变卦,取消成命,出尔反尔,让此事不了了之。这让岳飞十分失望,倔强的岳飞,一怒之下,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就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宋高宗赵构非常震怒,他儆戒岳飞『犯吾剑者,唯有剑耳』,其中已经隐含杀机。几个月之前,岳飞一度是宋高宗赵构最赏识的大帅,如今却成了皇帝最猜忌的武将。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来畏惧金兵的宋将刘光世不战而逃,致使金兵在顺利渡过淮河,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当时,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正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后来,宋高宗仅有的一个幼子又很快夭亡。  

此后,身为宋太宗后代的宋高宗赵构不得不接受隆祜皇太后和一些臣僚的建议,选立宋太祖(宋太宗兄长)的七世孙赵伯琮,改名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养育在宫中。但正当壮年的宋高宗却又不甘心于不能生子,他千方百计,求医问药,祈祷神灵,而不愿尽早确立赵瑗的皇储地位。

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秋,岳飞听探子密报金国女真人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以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为了不让金人的阴谋得逞,岳飞上奏宋高宗赵构,建议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赵构设立皇储。时年三十一岁宋高宗赵构立即驳回,训斥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此事又加深了宋高宗对岳飞的猜忌。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在奸相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国议和,岳飞却在这时要求增添兵力,以图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赵构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对金国是战还是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然而,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很显然,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绍兴十一年(1141年)前后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在经历了南宋初期的这段艰险曲折历程之后,宋高宗赵构早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转变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独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即杀害岳飞的两个月之前,宋高宗赵构儆戒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 明的 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在专制集权时代,岳飞只能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像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

南宋初年,迫于金军侵犯的严峻形势,南宋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南宋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而宋高宗当初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名将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赵构的深忌。甚至岳飞勤奋好学、留意翰墨、礼贤下士、结交文士、储备幕僚,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  

  

尽管岳飞一再真诚地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之后,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然而宋高宗赵构是根本不信的。

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尤其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是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了别有用心。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南宋广大民众的尊崇。  

  

宋高宗赵构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宋高宗赵构最忌恨的,其实正是岳飞能力出众而又深得军心和民心。

在专制政体的官场中,向来都是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岳飞这个卓尔不群的真君子的存在,既引起了一帮卑鄙阴险的无耻小人的仇恨,也招到了某些嫉贤妒 能的伪 君子的排挤。岳飞所有的优秀品格,从猜忌的角度来看,正好被那些整天疑神疑鬼的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看作是野心勃勃。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鉴于历代窃国篡权的经验教训,公然要求『佐命功臣多积金钱,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饭食相对,以终天年』。

宋高宗时常纵容功臣大将们贪财,用意在使功臣大将们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么野心。宋代官绅士大夫、文武大臣爱钱、敛财成风,这在南宋初年表现尤其显著。秦桧、张俊、刘光世之流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秦桧在高宗朝,两踞相位,前后专权长达19年。这19年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而得的财物除了供奉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



在专权期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秦桧将很多官位立价出售,当时如果想要当地方官,必须先给秦桧送几万贯钱,买官价格“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附注:以购买力估算,宋朝几万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几百万人民币)。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由于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排挤出朝廷,致使贪官污吏充斥官场。

秦桧用人,尽用贪官污吏,如果那些投靠秦桧的贪官因赃污不法被举讼,秦桧就出面保他们无事,“桧复力保之”,那些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盘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 胡澹庵 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    

   

在秦桧专权的十几年间,南宋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进献财物。每逢秦桧生日,各地大小官员还争先恐后地进献大批财宝,给秦桧祝寿,“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盏,为不足道”(《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遗史》)。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各地官员给秦桧进贡的生日礼品至少价值几十万贯钱,“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按照购买力估算,每年各地官员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秦桧的钱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人民币。   

   

在专权期间,权势如日中天的奸相秦桧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广置家产。秦桧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   



南宋臣民都知道,秦桧家的财富比南宋朝廷的左藏库(国库)还要多过数倍。由于长期不间断地大量收受贿赂,加上不断侵吞国家与私人的财产,以至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秦桧家财宝堆积如山,号称“富敌于国”(《宋史》卷473《秦桧传》)。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秦桧两踞相位,前后独掌大权达19年。在专权期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致富可敌国。秦桧之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搜集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桧家日常生活的奢侈程度可想而知。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  

  

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在南宋诸将中,张俊最得皇帝欢。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亲自去吊唁,还当众嚎啕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赵构的原配王妃、五个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兄弟姐妹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  


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大臣们对刘光世深为不满。但是这样的一个贪财好利的庸将懦夫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对他一再迁就姑息,还不断给他加官进爵。刘光世赋闲的时候,皇帝『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显然,大将玩物丧志、贪图享乐,反而使宋高宗十分放心。

当时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韩世忠曾经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赵构闻之大喜,下令把那一大块良田免费赏赐给他。当时宋高宗赵构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  

韩世忠也许是效仿昔人买占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贪财爱钱之风,岳飞深感痛切。岳飞曾经提出『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著名口号,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社会陋习(《朱子语类》卷112;《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齐东野语》卷13《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岳飞身居高位多年,俸禄高,战功显赫,得到的赏赐多,收入当然丰厚,但是却一直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以『奉身俭簿』著称于世;岳飞『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己,不求华巧』;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着绸缎,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飞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粮咸菜,加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荤菜;宋高宗曾经打算在临安府(今杭州)为岳飞营造宅第,岳飞引用汉朝霍去病的话力辞:『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不仅清正廉洁,而且还经常化私为公,用自己的私家财产去补助军用。岳飞平生『一钱不私藏』,『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岳飞还经常化私为公,『乐施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有一次,岳飞将自己家“宅库”里的物品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两千张以供军用。  

  

岳飞含冤遇害后,秦桧派其党羽去抄岳飞家,家中根本就没有金玉珠宝,除了几千卷书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三千多匹麻布和丝绢、五千多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补贴军用的(《说郛》卷29《岳王卒葬》)。岳飞是手握重兵的著名大帅,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么一点,再看看与岳飞同时的其他将帅,金银财宝充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对于岳飞的清廉,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其著述《建炎以来朝野遗记》中慨叹良多,李心传说:『飞握重兵许久,家无余财,自是贤矣!』。  

  

后来,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定谥号的公文《武穆谥议》中对岳飞清正廉洁的作风赞誉有加:『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已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  

  

负责川陕军务的南宋大将吴玠晚年『颇荒淫』,『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宋史》卷366《吴玠传》);  

  

刘光世妻妾成群,『沈酣酒色,不恤国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张俊比较好色,妻妾很多,还经常到外面嫖妓。张俊曾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早在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宠臣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而杀害宗室赵叔近,之后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  

  

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好调戏部将妻女,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后来竟迫使部将呼延通自杀。

当时南宋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独岳飞与众不同,岳飞家里并无姬待侍。岳飞一生只结过二次婚。  

  

靖康元年(1126年) ,24岁的岳飞背井离乡、从军报国,将妻子刘氏留在家乡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照顾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然而,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不能守节,不愿忍受艰苦,先后两次改嫁,刘氏撇下岳母姚氏和岳云、岳雷两个幼子,使一家老小陷于颠连无告的困境。  

  

岳飞的故乡相州汤阴沦陷后,有同乡前来寻找岳飞,告诉他姚氏和两个幼子的消息,并转达了姚氏的反复叮嘱:『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愤恨刘氏的背信弃义,而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的凄惨境地,更使岳飞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岳飞派人潜回汤阴,前后十八次,方才将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接到自己的军营。

建炎四年(1130年)春,28岁的岳飞在宜兴(今江苏宜兴)另取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娃孝顺姚氏,也爱抚岳云和岳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此后,岳飞一直没有纳妾蓄姬。岳飞与李娃感情的很融洽,后来,岳飞含冤遇害之时,腰间还系着李娃给他的玉环。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宋史》卷365《岳飞传》)。  


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整天疑神疑鬼的宋高宗赵构感觉到难以驾驭。  

   

   

而最让宋高宗赵构恼火的则是,岳飞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和金国议和。例如,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南宋公布丧权辱国的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也为了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岳飞被授予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岳飞却多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岳飞传》)。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大金国志》卷27)。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大金国志》卷27)。  

   

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军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赵构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赵构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宋高宗赵构的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既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赵构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如南宋军民私下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赵构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尽快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赵构就对南宋大臣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尽快与金国达成和议与解除南宋大将们的兵权,成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而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兀术遗桧书”。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

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给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当然能看到),也可能是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著名历史学者 邓广铭 先生则认为,查籥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朮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即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封他的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并且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赵构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饱受金人的凌辱折磨,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金国的五国城。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

宋徽宗、郑皇后的接连去世,对宋高宗赵构的震动实在很大,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宋史》卷243《韦贤妃传》)。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

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春,宋高宗赵构就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不久,金国发生政变,女真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当权,准备与南宋议和。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出使金国归来的宋使王伦还告诉宋高宗:金国女真人准备议和,并愿意归还宋徽宗梓棺(棺材,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派王伦赶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宋高宗当时十分悲痛地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宋史》卷473《秦桧传》)。并且在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时候,宋高宗赵构都要叮嘱他们:只要金人能够放他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那么他愿意答应金国提出的任何条件!

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张通古、萧哲一行一路耀武扬威,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张通古、萧哲拍着胸脯对宋高宗保证,韦太后在金国安然无恙,只要宋高宗答应金人的议和条件,金人就可以放韦太后归宋。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命令筹建慈宁宫,以供韦太后归宋后居住。

不久,南宋称臣纳贡,与金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然而,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拖到绍兴十年(1140年),韦太后仍然滞留金国未归。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但是,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不仅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而且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都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此后,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事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然后,按着事先设下的圈套,南宋朝廷又发出命令,让当时负责岳家军军务的岳飞爱将张宪赶往镇江的枢密行院,去参见主管全国军务的枢密使张俊。张宪于 九月一日 由岳家军在鄂州(即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出发,前往镇江(今江苏镇江)。张宪一到镇江,就被张俊逮捕并严刑拷打。然后,由曾任张宪部下的奸佞小人王俊出面诬告张宪,再上报南宋朝廷,进而牵连岳飞,于是宋高宗下令给岳飞等人举办诏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 十月十三日 ,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再加上奸相秦桧的怂恿,于是宋高宗赵构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初,金国使臣来到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临安,宋金之间达成了第二次和议,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绍兴和约。

在接见金国使者时,宋高宗对金国使者说:『朕已得天下,却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驾崩,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朕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金国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原文: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而当金国使者辞行北归之时,宋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恐吓地对金国使者说:“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淮水为界。若太后今年得以从金国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太后今年不归,誓约便是一纸空文。”

所以,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方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故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到临安(今杭州)朝见宋高宗,岳飞不但痛陈『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恐诟讥于后世』(《宋史》卷365《岳飞传》)。于是,秦桧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岳飞。

绍兴九年岁末,宋高宗赵构御笔书写历史上曹操、诸葛亮、羊祜屯田足食的故事,颁赐岳飞。宋高宗将屯田列为保守半壁江山重要措施。岳飞虽然拥护加强屯田,但不赞成以此作为对金求和的资本。

绍兴十年正月初一日,岳飞写跋文回答皇帝。在回答皇帝的跋文中,岳飞指责曹操『酷虐变诈』,隐含指责秦桧之意。岳飞还认为诸葛亮、羊祜『德过于操远矣』,隐约将自己比作诸葛亮、羊祜,希望宋高宗能让他施展才能,恢复故疆。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更加痛恨岳飞。

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一手操办和议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处境尤其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

不久,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为秦桧出谋划策,让秦桧引用『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过去的误国行为辩解。

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进而破坏宋金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秦桧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的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 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后来,在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赵构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

《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然凭借着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得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明确表示愿意媾和,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沉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  

   

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张俊等人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  

   

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 八月九日 ,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  

但是宋高宗赵构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  

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 九月一日 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 九月八日 ,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  


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  

   

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  

  

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深知此行吉凶难卜。  

  

岳飞深悉秦桧的奸险,然而他毕竟是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将,况且在他的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赵构早已声言要“全终始之宜”“尽君臣之契”(《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真假是非,应能分辨清楚,韩世忠在见到皇帝之后,不是已经逢凶化吉了吗?   


岳飞即刻上路,岳云、岳雷等随同前往。一天夜里,他们在某县驿舍投宿,已有一位巡检官借住于此,听说岳少保到来,急忙搬了出来。岳飞见附近并无旅店,就命他在门房暂宿。夜阑更深,堂上依旧点燃蜡烛,岳飞和随行者环坐,不能安卧。岳云、岳雷和一些亲从都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上前禀事,细声密语,力劝岳飞中止此行。岳飞严肃地说:『只得前迈!』连劝三次,应答如初。巡检官从墙缝中窥见此情此景,颇感困惑不解。事后,人们方知岳飞此去“非赴嘉召”,却仍保持着一种“趋死如归”的堂堂正气(《金佗续编》卷28《鄂武穆王岳公真赞》)。  


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岳飞原话:『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 十月十三日 ,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亲自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  

  

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  


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l 《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继续进行讨价还价。  

宋金议和期间,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  

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当魏良臣要出使金国时,韩世忠上书劝谏宋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国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但宋高宗不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韩世忠又上奏宋高宗,反对秦桧议和,『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但宋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宋高宗把他贬到『籐州安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其党羽盖谅到福州去拉拢抗战派文臣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国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注《绍兴讲和录》) ,最后才得到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的同意,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  

   

金国使者萧毅等人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状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  

  

(四)、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第一次绍兴和议时,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责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  

   

所以这次订立和约,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其养子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要对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而且还要对金国感恩戴德(《桯史》卷5《刘观堂读赦诗》)。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宋史》不载,需参见《金史》)中,更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既蒙上国的恩造,允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当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最后,宋高宗赵构还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的结尾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向金国敬献誓表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参见《金史》卷77《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金国统治者依据誓表,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办完当臣仆的手续后,宋高宗赵构方才称心如意,高枕无忧。  

   

通过签订第二次绍兴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已经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卷2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卷153绍兴十五年四月庚寅)。  

  

为了压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绪,宋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  

  

屈辱降金的第二个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褭向宋高宗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宋史》卷247《赵士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

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朴,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  

    

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  

   

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  

   

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  

   

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  

   

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参见《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  

   

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  

   

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  

   

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  

   

当南宋广大人民群众知道岳飞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人们都为岳飞的冤案鸣冤叫屈,为岳飞的冤死而感到悲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卷144;《老学庵笔记》卷1﹜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  

   

﹛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  

   

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  

   

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  

   

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  

   

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  

   

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  

   

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完颜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  

   

『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

附上更多相关扫盲材料:





(1)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指出:『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岳飞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  

   

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



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2)著名历史学 家王曾瑜 先生指出:『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的口号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1137年)始,情况却发生变化。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3)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 宋 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  

  

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王公大臣等3000多人北返,北宋朝廷被金军彻底摧毁。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 国 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  

  

很显然,北宋朝廷的王公大臣,尤其是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  

   

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赵构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一手提拔培育起来的,他们显然属于宋高宗的亲信。  

   

南宋文武大臣中的绝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宋徽宗、宋钦宗,他们不是宋徽宗、宋钦宗一系的,显然与宋徽宗、宋钦宗关系较疏远。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的死耗传到南宋。  

  

姑且不说宋徽宗早在绍兴五年(1135年)就死了,即使宋钦宗能够回到南宋,他原先的亲信势力也没有了,而南宋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属于宋高宗的亲党,让他们去支持一个与他们素昧平生的人,让那个素昧平生的人去取代一手扶植提拔他们的皇帝,这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著名历史学 家王曾瑜 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其实唐肃宗取代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在朝中的势力还是有一些的,明代宗取代明英宗的时候,明英宗在朝中的势力也是有的。  

  

但是宋钦宗要是回到南宋,南宋朝廷中可没有他的势力,因为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宋钦宗势单力薄、形单影只,更不可能直接威胁宋高宗的皇位!  

  

故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不仅缺少真凭实据,而且与史实不符!  





(4)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不仅缺少真凭实据,而且与史实不符!  

==================================================================  

  

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张俊之流是同谋和帮凶)不假,但其动机却值得商榷: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重新培育起来的。  

   

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宋钦宗才未能回。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36 am

南宋史官章颖有关岳飞及其他抗金名将的经典评论



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大致是取材于南宋史官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南宋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等四人都是杰出的爱国将领,他们抗金事迹都很感人,而且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

经南宋史馆审订之后,南宋史官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部分岳飞传记书稿(主要是《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并更正了岳珂书稿中的某些错讹之处,还增加了对秦桧事迹的概述,进而编撰成《岳飞传》(也即《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章颖还曾将《皇宋中兴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后来元朝史官修史,基本上沿袭了前朝史官的记述,但是关于岳飞的资料实在太多,篇幅很大,不可能全文转录,于是他们删繁就简,把十万字左右的传记精简到一万字左右。这就是《宋史》卷365《岳飞传》的由来。

据宋史泰斗 王曾瑜 先生考证,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其实是以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为蓝本删简而成,其中比章颖原著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这一内容。这应该是南宋史官撰写《国史》时,依据南宋原大理寺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主审官)何铸的子孙所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件资料而增补的。

岳飞等南宋爱国将领的生平事迹能够被正史(《宋史》)详尽记载并流传后世,南宋史官章颖功不可没。



  

 
(1)南宋史官章颖有关岳飞及其他抗金名将的经典评论之一

  

在《南渡四将传》一书的序言中,南宋著名史官章颖这样评价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等四位悲情英雄的抗金斗争:  

  

『刘锜,字信叔,秦州成纪人也;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县人也;李显忠,鄜延路绥德军青涧城人也;魏胜,字彦威,山东淮阳军宿迁县人也。

南北既分,夷狄之患不息,武备不可一日废也!天下,大物也,凝而为难,器既裂矣,往事不足深咎,独机会之来而再失者,为可鉴耳!

以夷狄之所为,岂能并天下哉?特趁中国之弱,起而以力取之,民心固未服也!

吾民固尝恶夷狄之患,而思中国之德矣!是时,北方州郡将帅,吾之所建置也;官吏,吾所选用也;人民父子,吾所抚之也,特劫于一时之威而为之屈。鼓而行之,则丑类却;抚而定之,则人心从。梁、宋、齐、鲁之地,不难复也!

蕞尔女真,非有席卷天下、囊括六合之谋,譬诸为盗,不敢有其物而寄诸其邻,故寄之刘豫者七、八年!是时关陕、河东之地,南失之而未能取,北取之而不能定,西夏亦尝欲趁女真之弊而取之矣!

交兵十余年,中国之兵日精,中国之威日振。向之主兵诸酋,至有涕泣辞行,不敢南侵者。臣伏读高宗皇帝圣训,有曰:「今虽以檄呼虏人渡江,必不敢来矣!」

又其族类怙势争权,内自相疑,非诛则殒,唯兀术在矣!

而兀术屡困于我师,固尝见顺昌之旌旗而走,闻岳飞之来而遁,知李世辅之归而避之。

北方之民延颈企踵,以望王师之至者,盖朝夕也!兀术虽握兵在汴京,亦归辎重,不复为久留计。

秦桧为谋自私,沮败成事,有诏班师,而人皆恸哭。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自(完颜)亶不君,而(完颜)亮继之,复行之无道,剪灭其宗支,而虐其民。(完颜)雍趁其乱而取之,人心固未服也。山东、河北之人倡义者响应,魏胜首事于东,大河南北,盖蜂起矣!迁延岁月,而机不留,是得不长太息哉!

中兴以来,诸大将宣皇威,敌王气,垂功名与竹帛,纪勋伐于金石,眷遇始终,无遗憾者!

独此四臣,或困于谗,或抑于媢嫉。顾虽忠根于心,义形于色,誓不与贼俱生,而志不获伸,目不瞑于地下。迹其规恢次序,实系当时之强弱,关后世之理乱。使不详纪而备载之,则孰知机失于前而患贻于后世哉?此臣之所以独为之作传之本意也。

《诗》曰:「无竞维人」。中国之所以大竞者,非以其人乎?兹故择其鏖锋力战、将士用命之时,奇谋硕画、行师攻取之宜,而载之书。

吁!何世不生材?天佑我宋,安知无四臣者出而为国家用?故揭而出之,使夷狄知中国为有人也!

开禧二年九月朔旦,谨序。』  









(2)南宋史官章颖有关岳飞及其他抗金名将的经典评论之二

  

   

在向朝廷进献《中兴四将传》的奏表中,南宋史官章颖写道:  

   

『臣颖言:「 天扶昌运,必生御侮之臣,帝念隽功,当有特书之史。事关劝激,迹贵昭明,敢聚竹帛之藏,仰彻冕旒之听。臣颖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粤若稽古,谁能去兵?执干戈以卫社稷者固所难能,闻鼓鼙而思将帅则求之已晚。欲厉有为之志,当于无事之时。  

   

仰惟国家之兴,尤得人材之盛。开基创业,枭将云蒸;复古中兴,虎臣角立。率厉熊罴之士,扫空蛇豕之群,名书旂常,功耀天地。或绘像于原庙,或侑食于大烝。爪牙宣勤,项背相望,当时称颂,姓名可止于儿啼;后世传闻,韬略尚惊于帝胆。  

   

顷纷纭于议论,稍变易于是非。事实浸以湮微,士气为之沮抑。虽已加于褒典,犹未快于舆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  

   

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赠开府仪同三司臣刘锜,甚隽顺昌之战,大摧兀术之锋。谁其妨功而害能,遂尔投闲而置散;  

   

故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赠太师臣岳飞,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于垂成,既挠良谋,更成奇祸。事皆有证,其书虽见于《辨诬》,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  

   

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赠开府仪同三司臣李显忠,家世诸李,父子一忠,缚撒里曷若鸡豚,视伪齐豫如犬彘,气吞逆虏,志在本朝。当其杖策之归,适近劲弓之际;  

   

故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赠宁国军节度使臣魏胜,为山东忠义之冠,当清口寇攘之动,虽血战于淮阴,竟身膏于草野。  

   

况又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虽生未及尽俘丑类,其殁或能为厉敌人。宜有屡书,以旌多伐,况方大规恢之略,所宜彰果毅之能。  

   

恭惟皇帝陛下天运庙谟,日开公道,用宣昭于赏罚,以驾驭于豪英。代不乏人,用则为虎,西有梁洋之义士,东多荆楚之奇材,怒发冲冠,雄心抚剑,倘在上有激昂之术,则凡人怀奋发之心。  

   

臣尝忝史官,犹观旧载,悉纪当时之实,以尘乙夜之观。伏乞断自宸衷,付诸东观,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事虽已往,可为临于将来;谋或有遗,几成功于今日。  

   

臣所撰写到刘、岳、李、魏传,缮写共计七册,谨随表上进以闻。臣颖诚惶诚惧,谨言。」』  

   

(南宋史官章颖所写的这份奏表还可见于《宋会要》礼59之20、21,或《皇宋中兴四将传》)

  

   

  

 (3)南宋史官章颖对岳飞、秦桧的评论 

  

  

在《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作出了如下论述:

  

  

『论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非奸雄变诈者比。韩信用兵,天下莫敌也。观其拒蒯通之说,不肯背恩自立,其后期会迁延不至,君臣之间,间隙始开。  

   

上眷飞厚,而飞 明于 君臣之义、进退之机,夷夏之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战之权制于人主,飞岂有不听者?  

   

兀术遗桧书,曰「必杀飞,而后和可成」者,敌人自为计也。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致和愈易矣!况是时虏上下相疑,其势已弱。子玉犹在,晋文仄席之时也!  

   

桧与飞不两立,飞疾桧之奸,桧忌飞之智。汴京之士上书兀术,其言料之审矣!  

   

是时如讹里朵,如挞懒,如粘罕,相继皆死,独兀术在耳。而诸将皆不啻足以当之,此一大机会也,而桧败之。  

   

呜呼!秦桧之贪功以自专,忌贤害能,隳中兴之大计,其罪上痛于天。而世之倾邪之士,犹立说以附桧,如孙觌者多矣!非使此说扫灭于天地之间,何以佐公论之行哉?」  

   

又论曰:「时政记书事数年之后,记载岂无缺遗?绍兴诸将之功,夏官赏功之籍,犹可考也。  

   

岳飞之功,当时史官所书,用秦桧风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时,典领秘书图籍者,秦熺也;实录兼史笔,则秦埙也;史官之属,则郑刚中,桧之馆客也,丁娄明,埙之妇翁也,林机,其子婿也,杨迥、董德元、王扬英数十人,皆桧党也!  

   

上尝以桧朋比,罢政,翰苑之臣綦崇礼当草制,上出桧二策,且以亲札付崇礼,据以草制。其后桧复用,乞诏于崇礼家索之,既至,则以付秘书省,实收之矣!以至《宰相拜罢录》令悉上送官,有存稿者,坐以违制之罪。  

   

秦桧之虑亦深矣,人之功则欲掩之,己之功则欲大之,人之过则欲增之,己之过则欲盖之。行之一时,可也!如天下后世何?」』  

   

(以上评论还可以见于《宋朝南渡十将传》卷2《岳飞传》)  



===============================================================

附件一:

南宋史官章颖简介:

章颖(1141-1218),字茂献,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

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 常 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还担任代理兵部侍郎。

宋宁宗在位前期,权臣韩侘胄忌恨宰相赵汝愚,指使其党羽诬告赵汝愚,宋宁宗听信韩侘胄党羽之言,准备把赵汝愚免职、流放。南宋大臣畏惧韩侘胄的权势,都不敢替赵汝愚说公道话。但是刚直不阿的章颖却直言进谏,奏请宋宁宗,希望朝廷留用赵汝愚。结果,章颖得罪了权臣韩侘胄,很快就遭到韩侘胄党羽的弹劾,被朝廷罢官。此后,章颖长期居家不出,其间虽曾当过地方官,但是也屡次被罢免。

在韩侂胄死后,章颖被调回朝廷,担任集英殿修撰官,后来又升任刑部侍郎兼翰林侍讲。在殿对时,宋宁宗对章颖说:“卿为权臣沮抑甚久。”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中的诬笔,得到批准。

后来,章颖先后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章颖为人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宋史》卷404《章颖传》称章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


  

附件二:

南宋时人把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朝以及南宋初年宋军抵御金军入侵这段历史称为一次“中兴”。

南宋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中兴四将”是: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

其中,张俊资历最老、年纪最大,故被南宋时人列为“中兴四将”之首,而且被南宋朝廷追封王爵的第一个将帅就是张俊。

张俊的“循王”封号是宋高宗在位时追封的(1154年),韩世忠的“蕲王”封号是宋孝宗在位时追封的(1168年),岳飞的“鄂王”封号则是宋宁宗时期追封的(1204年)。

上面“中兴四将”的评论标准可能主要是考虑当时将帅的影响力、官位的高低、资历的深浅。

但是,南宋史官章颖则认为,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等四个名将最杰出,抗金事迹最感人,且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

事实上,无论是论生前战功、影响力、官位,还是看身后朝廷的追封、赠赐,岳飞无疑都要高于刘锜、李显忠、魏胜。但是,刘锜比岳飞年长五岁,岳飞比李显忠年长七岁,李显忠则比魏胜年长十岁。

显然,《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中“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这一位次,应该是按照四人年龄的大小顺序来排的。  

   

附件三:

南宋朝廷追封高宗时期的著名将帅

岳飞鄂王
韩世忠蕲王
张俊循王

刘光世鄜王
杨存中和王
吴玠涪王
吴璘信王

合称七王
======================================

七王之中,刘光世是个庸将,靠着手下王德、丽琼两员大将才得了一点战功.

张俊、杨存中打仗还一般,他们的阿谀奉承的本领比他们两打仗的功夫强多了,秦缪丑一伙.

个人感觉只有岳飞、韩世忠以及吴家两兄弟配封王(两兄弟都是王,一个字"牛")

但吴磷的孙子吴曦后来勾结金人、占据川陕造反是其一大污点,但多数吴家子弟还是精忠报国的忠良

韩世忠、张俊因为有复辟之功(苗刘二将兵变,就是韩、张二人带兵勤王的),

刘光世因为出生将门,其老爹是军界高层,张俊的军队被老百姓称为“花腿军”,专注生意买卖,打仗就熊包了。

韩世忠虽有黄天荡八千水兵围堵金兵十万,但最后也是惨败,然岳王被害,韩世忠去质问缪丑,隧得出天下闻名的“莫须有”名言。

刘光世的军队更是“未见金兵已先溃”,刘光世手下除了王德、丽琼比较骁勇,其余都是脓包。

要说那时候的军界高层,四川的吴阶、吴磷两兄弟的战功战绩都比中兴四名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强。

为什么把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评四名将,呵呵 这就是政治、因为此三人在赵九登基之初的苗刘兵变中有复辟拥立之功。

事实上,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

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

至于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对宋代军事思想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发展与丰富了大兵团进攻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岳飞独当一面后,其部众发展到十万之多。岳飞指挥这十万大军,对金国与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展开过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两宋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论是从军事实践与战绩着眼,还是从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等方面看,岳飞都可说是宋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

宋朝建国之初,对南北各割据政权攻击作战,获得全胜,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手不强,不堪一击。稍为强大一点儿的南唐,尚能在宋军的全力攻击下支撑一年之久。国狭地贫的北汉,仅因有辽国的支持,就使宋军两次倾巢出动,无功而退。而与强敌辽国交兵,宋军则先败于高梁河,继败于莫州,又败于歧沟关、陈家谷、君于馆,使五代后周以来选练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二。与西夏兵,防御尚不足,进攻更是惨败,前者如永乐城失陷,后者如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神宗、宋徽宗时期,在西北和南方的进攻作战获胜,但对象是分散弱小的少数族。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国女真兵最初确实很善战,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金国女真兵是第一支横渡长江并攻入江南地区的北方异族军队。
  
但是女真兵保持强大战斗力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仅仅只是在金国建立的最初十几年(大约是1115年——1130年)期间金军很强大,几乎所向披靡,没有遭受重大挫折。但是,不久,逐渐贪图享受的金国女真兵将们的战斗力就开始每况愈下了。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岳飞指挥的岳家军仍然能够在平原旷野地区的野战中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金国骑兵的优势被岳飞打破,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因此,可以说,能够指挥大兵团,主动发动进攻战,敢于硬碰硬,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岳飞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yellowcranetower
帖子: 1119
注册时间: 周二 7月 14, 2020 5:30 pm

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8月 08, 2020 12:38 am

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为何没有提及岳飞?


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在其传世之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遍述了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典章制度及相关史事。其中,卷十九边防一(总第507条)记述了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当时,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大,在这个背景下,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具体如下:

“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术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东置制使张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术还,过吴江县,浙西宣抚使陈思恭以舟师败之于太湖,几获兀术。绍兴元年十月,兀术亲攻和尚原,陕西都统制吴玠出奇兵邀击,大破之,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四年三月,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犯杀金平,为吴玠所败。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败伪齐刘猊于藕塘,降杀无遗,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兀术于顺昌,兀术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兀术十余万众于柘皋。三十一年十月,淮南置制使刘锜遣其将员绮败金统军高景山于皂角林。是月,浙西副总管李宝败统军完颜郑家奴于密州之唐岛,斩其首。而步司统制官邵宏渊拒虏于真州之胥浦桥,获捷。十一月,中书舍人、都督府参谋军事虞允文以建康都统制张振、王琪之军败金主亮舟师于采石。是岁,马司中军统制赵撙复蔡州,鄂州都统制吴拱拒虏于茨湖,统制官王宣拒虏于确山。三十二年,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解围海州。此皆渡江以来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乾道二年,蒋子礼执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杀金平、大仪镇、顺昌、皂角林、胥浦桥、唐岛、采石、蔡州、茨湖、确山、海州为十三处战功,而藕塘不与,非金虏故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声名显赫的抗金名将岳飞的威名战功在其生前身后都是妇孺皆知,岳飞又是南宋时人公认的“中兴四将”之一,还是南宋朝廷追封的中兴异姓“七王”之一,但岳飞指挥的著名战役居然无一处入选乾道二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这难道不奇怪么?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趁金兵北撤之时,收复金兵一度想建成南下基地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战役历时半月,光是斩女真人“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金兵,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军官。其中仅靖安一战,即俘金兵三百多人,包括八名女真人。这是岳家军独立成军以来的在抗金战争中取得的首次辉煌胜利。
  
岳飞率军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五月下旬,岳飞亲自押解战俘,前往“行在”,受到南宋君臣的破格提拔,这在南宋立国四年以来,尚属首次。这等功劳,难道不值得入选?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关于襄阳的重要性,南宋时人说得清楚,南宋宰相朱胜非说:“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引自《三朝北盟会编》)
  
岳飞收复襄阳之后,南宋宰相赵鼎也道:“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飞鄂、岳州屯驻。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
  
李纲对岳飞负责的襄汉战区更是有精彩的评论:“遣大帅率师以镇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飞为荆、襄招讨使,其计得矣。”(梁溪全集》卷8l《论襄阳形胜札子》。)
  
况且岳飞收复襄阳六郡,还是南宋首次从敌国手中夺回来的大片土地。而襄阳也从此成为南宋的雄关之一,保南宋百年太平。光此战功,就足可傲视所有中兴诸将了。此等战功,不入选,如何服众?
  
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赞叹道:『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宋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0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已亥条记载:(绍兴十年顺昌大捷后,刘锜)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也就是说,刘锜顺昌之战,宋高宗也只是赏了十四万贯呀,而岳飞郾城之战则赏了二十万贯,显然郾城战绩应在顺昌之上。
  
应该说,李心传对所谓南宋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记述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证。比如,“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的记述真实的反应了大仪镇之捷的原貌,宋史韩世忠传“中兴第一功”的评价无疑是言过其实。

又比如采石一战,李心传只记载了当时宋军获胜,而并未记载对金人有多大的打击,也反映了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事实上,“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石之战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早在采石之战战前,金国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成为不可能。再者,金军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宋金采石之战的背景以及战争本身之后得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但是此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强大。”(据《剑桥辽西夏金元史》)。

以上结论恰恰与宋孝宗对采石之战的评价若相吻合,“虞允文旧于采石有劳”(见《杂记》乙集赐谥本末篇),不称功而称劳,其中深意自可显见。所谓大大有名的采石之战战役也不过如此而已,其余诸如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之战,李心传就更加一笔带过了。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而且早在南宋时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
  
南宋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现将“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即便假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在他的家书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洪皓《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国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被岳飞所打破!岳家军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
  
李心传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郾城颍昌等战的错误记录与评价,显示了其固有的不足。
  
即使以所谓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评选标准而言,郾城之战的战绩和意义也绝不会低于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诸战。
      
然而,李心传毕竟是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没有意识到郾城诸战的重要性,却自有他自己的疑虑。
  
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第512条记载:“襄阳据荆、楚上游,为蜀门户。绍兴三年夏,伪齐将李成攻陷之。镇抚使李横以军食不继,率部曲奔豫章,时赵忠简为帅也。四年,忠简入秉政,议遣岳鹏举自江西复襄阳,签书枢密院事徐师川难之。上不从。师川由此罢政。其秋,遂复襄阳云。”
      
考察边防卷的结构,从第508-第521条不外是详细叙述507条的纪事内容,或者详述宋军之败绩,惟独第512条不能作如是观,既非败绩又非十三处战功所嘉奖。排在511条和尚原之胜的后面,着实有些尴尬。李心传之用心,颇耐人寻味。
      
猜测起来,大概是襄阳的重要性让李心传无论如何不可忽视此战吧。朱胜非高度评价了襄阳的战略重要性:“襄阳上游,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而退可以保境。”(引自《三朝北盟会编》)。
    
现代的历史著作,亦胜赞岳飞收复襄阳之战。比如,《剑桥中国史-辽宋西夏金元》是这样记述的:“但是,岳飞统率下的宋军于1134—1135年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形势的逆转使得刘豫对于女真人的军事价值大大下降。1135年,一向庇护刘豫的金太宗驾崩,继承人是阿骨打的孙子,庙号熙宗(1119—1149年),他对刘豫显然没有什么好感。1137年齐国被废,刘豫从皇帝降为王,据说他曾经与岳飞举行过秘密谈判被人察觉。刘豫先被送到河北,然后又送到东北地区西北的临潢,过着被监视的隐居生活,后又被命自尽。由女真的征服者组织;汉族阵官出面建立一个汉人傀儡政权的做法就这样归于失败,金朝被迫面临选择,或努力创造一个与宋并存的局面,或继续他们的侵略政策并最终灭宋,二者必居其一。”
  
又如格鲁塞在其不朽之作《草原帝国》中叙述“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惶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
      
然而,纵使如此,关于岳飞收复襄阳之战依旧记载的不明不白,“其秋,遂复襄阳云”与第511条和尚原之战的浓墨重彩相去甚远。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
  
考证当时史事,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5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5年,岳飞的著名战绩之所以没有被南宋朝廷列入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大致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早六年成书出版。今存《要录》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有残缺之处,《杂记》恰可与《要录》相互经纬,所以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看重。
    
但是,由于记载岳飞事迹的最翔实全面的著作《鄂国金佗稡编》至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方才「刊修了毕」。第二年,岳珂向宋廷「缴进」「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所以无论《要录》、或者《杂记》甲集均不可能参阅此一重要著作中所收集的原始文献档案。
  
而作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主要史料来源的南宋国史日历之类的官方记述则是“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一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事实上,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
  
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日历实录等官方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桧养子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南宋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这种情况可以从岳飞定谥一事得到证实。据现存三个定谥文件,即《忠愍谥议》、《武穆谥议》和《武穆覆议》所载,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另一方面「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大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定谥号时,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自然,诸私史也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重要史料来源。然而,由于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南宋朝廷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
  
当时,在秦桧大兴文字狱的严酷背景下,南宋不少文人士大夫因畏避祸害而销毁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比如,南宋时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记载,在宜兴张渚镇张大年家,岳飞曾于屏风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遗迹隐然」。
  
又比如,南宋时人周南《山房集》卷5《跋巩洛行记后》载,洪吉寿在绍兴九年随赵士褭和张焘往洛阳「祗谒陵寝」,私撰《巩洛行记》,「然在武昌,所抄多窜定不尽存。其赴岳军燕设,与岳帅致馈间,亦多涂抹」。
  
再如,薛徽言与岳飞颇有交谊,又早于岳飞去世。然而据《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和《书先右史遗编》载,其长子薛季宣「集录遗书,惧为家族之祸,故如《议和札子》、《请岳相飞书》之类,皆别篑藏贮,有待而出」,后因保管不善,「多遗落」,「遗岳侯书亡」。“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事态炎凉,可为一叹。
      
由此可知,为什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纪事涉及岳飞之时,何以时常或语焉不详,或错谬百出了。李心传襄阳一战的记载粗疏,当属此种情况。
   
  
第二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了。
      
一些对史实一知半解的人想当然地误认为,宋孝宗志在恢复,即位之初,即一力平反岳飞冤狱,以礼改葬。则对岳飞必然是大力宣扬,没有压抑岳飞事迹战功的道理。然而,这其实只是昧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想当然的议论。
  
事实上,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以太上皇自居长达二十五年,这期间太上皇赵构仍很有势力。而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南宋主和派的现实压力,则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也有所保留,他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宋高宗赵构方得以收回对宰相的任免权,却又令秦桧党羽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继续执政。对于受迫害的官员,大多予以宽贷或平反,惟独岳飞例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此时,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官员杜莘老上奏说,“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他请求“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也分别上书,说岳飞被“诬致大逆”,“则三军将士忠愤之气沮矣”,要求“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倪朴草拟上书,说岳飞 “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要求予以平反。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赵构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宋高宗赵构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没有昭雪岳飞,只是等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被迫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给岳飞平反昭雪之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正当用人抗金之际,虽然需要激励军心人心,却仍无意于为岳飞平反(因为那样就是打他自己的耳光)。宋高宗只是下诏,将“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却须与并列,而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蔡京、童贯等祸国巨奸并列,足见这个独夫用心之阴险,也暴露出宋高宗赵构的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的单方面毁约以及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此时,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主动退位,开始当太上皇,接着,宋孝宗即皇位。
         
胸怀大志的宋孝宗即位之初,倾向抗金复国。知晓岳飞冤情的宋孝宗急于给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著名抗金将领平反昭雪,以收揽人心、鼓舞士气,故宋孝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在没有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的情况下,便急忙下诏给岳飞平反昭雪。
  
对于岳飞等人惨遭杀害,宋孝宗是深感痛心和同情的。淳熙五年(1178)五月五日,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宋孝宗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隆兴元年( 1163)七月十九日,经岳云的儿子岳甫的奏陈,宋孝宗下令发还了岳飞生前在江州所置田宅房廊。
  
淳熙五年( 1178)闰六月二十二日,经岳飞第三子岳霖的奏陈,南宋王朝把岳飞生前所接受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全部“御笔”、“手诏”(岳飞冤死后被拘没到南宋政府的左藏南库加阁中了),全部发还。
  
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宋孝宗的平反昭雪工作其实并不够彻底,而且还有不少保留。宋孝宗讳言岳飞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不仅迟迟不按惯例给岳飞定谥号,到后来还拒绝给予岳飞公正奖评,刻意压低岳飞谥号以及追赠的级别。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下令给岳飞昭雪,“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得到南宋朝廷批准,翌年赐庙额为“忠烈”。但是,南宋政府批复中说:“奉敕,宜赐忠烈庙为额”,说明这个庙额还只是临时拟定的,而且赵彦博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也不得不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
  
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距离岳飞冤案昭雪已经有十六年,宋孝宗这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号。
  
当时,南宋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
  
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雋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竟然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用“坐事以殁”一笔带过。
  
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很多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从以上分析对比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宋孝宗受禅即位的当年,也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就为岳飞平反。为何要等到十六年之后,也即淳熙五年( 1178)闰六月,才发还岳飞生前所接收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全部“御笔”、“手诏”呢?这中间可是隔了十几年啊!
  
其次,按照宋朝的惯例,对于封爵以及位至王、公的官员,或文武官僚的职位已到三品以上的,身死之后都要谥以美名。
  
岳飞生前曾因为战功卓著而频繁地升迁提拔,曾被封为开国侯、开国公,而岳飞的文职官位与武职官位也都达到了正一品,但由于岳飞是遭到诬陷而被南宋朝廷冤杀的,故没有定谥号。
  
然而,宋孝宗即位之后的当年,也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的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昭雪,生前的职衔也全已明令恢复了,但有关岳飞“谥号”的事情却耽搁了十多年而没有被人提及。
  
直到岳飞冤案昭雪之后的第十五年,也即淳熙四年(1177),江东转运副使颜度上奏说,应为岳飞定谥,宋孝宗这才让南宋朝廷官员讨论为岳飞定谥号的问题。
    
再者,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死。议立配飨功臣之时,宋孝宗无视朝野上下很多人要求让岳飞配飨太庙的建议,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配飨,武将用韩世忠、张俊配飨,而不用岳飞。
  
从上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断定,宋孝宗仅仅只是为岳飞平反冤案而已,而对岳飞的褒奖也打了折扣,更谈不上去宣传岳飞的功绩!
  
而对于诬告陷害岳飞、制造岳飞冤案的那些奸佞,宋孝宗也没有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而要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元凶秦桧当时已经死去七八年,宋孝宗深知秦桧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兼程太上皇赵构的意思而不予追贬。而对于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卨,也未予追究。
  
韩世忠的儿子韩彦直,曾经上奏宋孝宗,希望“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但是宋孝宗却并未采纳,也未追贬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岳飞部将王俊、傅选等四人。
  
以上这些史实,尤其值得关注!
  
综上可知,虽然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他的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还有所保留。宋孝宗对岳飞给予打了折扣的褒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
  
宋孝宗讳言岳飞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甚至褒奖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奸佞张俊,——这些当然是有原因的!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
  
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而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大多数是秦桧党羽),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公开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两年后(1189年),昔日的锐气消磨已经殆尽的宋孝宗也宣布退位,去当太上皇。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而“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评选,以及对岳飞的不彻底平反都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论客观公正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锐意恢复的宋孝宗终于在其中年之时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此时,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击,国家的大策方针一时难以确立,给了宋孝宗以绝大的活动空间。诏复岳飞原官,命张浚出师皆是其力图一变国策为“恢复”的重大举措。
   
然而,根深蒂固的主和派并不甘心拱手奉献政治权力,“太上皇”赵构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宰执恭谢德寿重华宫圣语》条记载:“宰辅大臣除拜,皆恭谢景灵宫。自绍兴壬午以来,又恭谢于北内。盖德寿、重华虽不以事物婴心,而为子孙得人之意,则未尝替也。故凡登进大臣,亦必奏秉上皇而后出命。隆兴初,汤进之为右仆射,上欲相张魏公而难于左右,因过宫秉上皇,上皇云,各还其旧。盖魏公在绍兴初才为右相,而进之绍兴末年已为左相故也。后五日锁院,进之转左仆射,魏公右仆射。隆兴二年春,魏公行边,张安国以中书舍人从,辟为都督府参赞军事。魏公入辞,上皇与论事甚久,因问曰,张孝祥想甚知兵?盖以安国儒生晚出,未谙军旅故也。于是安国旋亦罢”,——这里的汤进之,也就是宋孝宗一朝著名的宰相汤思退(秦桧党羽)了。汤思退一心为国着想以达成隆兴和议,竟至于暗中要求金国进兵以武力逼和,是著名的被宋孝宗“嘉奖”为“秦桧不如”的求和“人才”。
  
宋高宗以汤思退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谓高妙,盖如此,则张浚的一举一动不免掣肘。
  
由此可见,宋高宗赵构虽然禅位,但只是表面上退居幕后,事实上依旧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宋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执人选,小到都府参谋无所不与。也正因如此,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通过选用大臣,通过掌握人事任免大权,基本上控制了宋孝宗一朝的国策,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保证。
      
而南宋朝中士大夫对宋孝宗“恢复”(也即收复失地)这一国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宋孝宗本人在淳熙四年对大臣诉苦说:“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故深思远虑如此。臣等敢不磬竭忠力。上曰:卿等见士大夫,可与道朕此语。奏曰:敢不广布尧言。温叔退而书之时政记。” (引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
  
当时的大学者朱熹亦说:“今世士大夫唯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的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糊涂。才理会的分明,便做官不得。”(《朱子语类》卷108)此固为淳熙年间事,而绍兴隆兴年间亦大体不差。所以,朱熹总结为:“盖讲和之计决……而公论郁于下。”(《与陈侍郎书》)诸多士大夫辈已习惯了和议带来的安闲舒适,不再图谋恢复大业。一旦圣意变为“恢复”,反而无法适应了。
      
众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的集中程度远不如明清两代。在宋朝,皇帝所制定的国策必须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否则将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

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强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明末,崇祯与满清议和之举,即受制于朝中清议无法实现。
  
而宋孝宗一朝,执掌台谏的南宋官员,其政治倾向恰恰大多是议和,宰辅(正副宰相)诸人亦是如此,尤以执政时间最长的王淮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势力虽然由于金国完颜亮的南侵而暂时蛰伏,然而无时无刻不再觊觎重新获得权力。终于,隆兴元年(1163)宋军符离兵溃,给了南宋主和势力以全面反攻的机会与口实。

面对议和派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宋孝宗于重压之下颇感无可奈何。宋孝宗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曾经颁布一道诏旨给“延边将士”,委屈的表达了此种意思:“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宰辅群臣,前后履请,已尽依初式,再议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以此诏语气看来,宋孝宗应该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况,而取得沿边将士的谅解,说明和议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此种局势之缔造,无疑要归功于太上光尧(宋高宗赵构)、朝廷宰辅群臣的合力了。
      
只是宋孝宗始终难以放弃恢复的国策,所以以宋孝宗为代表的恢复势力和以光尧(太上皇赵构)为代表的和议势力,在隆兴年间进行了激烈角逐,致使孝宗时期的国策左右摇摆,《宋史 王质传》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时孝宗履易相,国论未定,质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而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为有才,于是先逐义问、次逐澈,独徘徊康伯,难于进退,陛下意终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称陛下意。于是决用张浚,而浚又无成,于是决用汤思退。今思退专任国政,又且数月,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
      
可见,宋孝宗希望通过不断的更换宰相,试图制定新的国策,然而结果都不理想。用张浚则有符离之败,用汤思退则违背恢复的初衷。战既不成,守又难以速效,苟且贪安的势力又有太上皇赵构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战守和之间何去何从,是宋孝宗的三难抉择。
      
然而,国策岂能久悬?如此纷乱的局面将对宋孝宗的统治造成绝大的威胁。

言官大臣纷纷上书,都要求早定国是,宋孝宗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一过程历史记载的颇为戏剧性。据《宋史 钱端礼》记载:“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浚方主战,上意甚向之。思退诡求去,端礼请对乞留,又奏,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于是思退复留,命浚行边,还戍兵,罢招纳。……罢都督,自此议论归一矣。”
  
太上皇赵构说的则更加露骨,“上(宋孝宗)侍光尧(太上皇赵构),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可以肯定,宋孝宗迫于现实压力,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默契:即宋高宗在世之时绝不再言恢复之事。从此宋孝宗一朝的国策由早期和战之间的动荡不安一变而为安静不生事。最终隆兴和议的达成,以条约的形式强化了安静的国策。自然,此国策的最终制定,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很有关系。
    
隆兴二年(1164年),在宋军符离集兵败之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开始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这期间,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自然对抗战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4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宋孝宗当时自然没有为岳飞说话,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在宋孝宗的背后,——有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

宋孝宗时期,内忧则是国无良将,库无余粮(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得以修养生息的人,真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何宋孝宗一朝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患则是完颜雍号为明主,金国在海陵之乱后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稳定;而张浚的失败则给孝宗以切实的教训,更告诉他恢复非同儿戏。这些都是隆兴和议的现实基础。然而,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的势力在最终决定国策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否则,宋孝宗不会连恢复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就敏锐的反应了此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全部都是些防守性质的战役或者战斗,而岳飞收复健康战役、收复襄汉六郡战役、郾城大战、颍昌大战等作为进攻性质的反击战显然是很难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扬的,而作为坚定地抗战派典型将领,岳飞的威名也受到当权的南宋主和派君臣的压抑。

以上这些恰恰与新的国策“安静”互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传达了宋孝宗此时的国策。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猜测之论,南宋朝廷的任何举动都要符合既定国策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
  
随便举个例子:“乾道癸巳岁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为纯熙。既宣制矣,后六日甲辰,中书门下省言:若和淳化、雍熙言之,当用淳熙字,庶几仰体主上取法祖宗之意。从之。是时,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敕制初下,众未有言,先人语雍公曰:以周颂考之,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岂今日所当用,宜密以奏。雍公从之。……”(见《杂记》乙集《淳熙改元本用纯字》)
      
可见,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出宋孝宗时期的南宋朝廷的真实意向其实是效仿宋高宗之坚守和议、不开边衅的意思。
      
因此,伴随着南宋国策的制定和确立,岳飞作为抗战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对其的重新评价,都有影响国策的可能。
  
所以,岳飞后人不得不对许多关涉先祖的要事采取沉默的态度。不止是“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配飨高庙一事亦不置一言。
  
在以礼改葬岳飞之后的十六年之后,宋孝宗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但这已经被岳家看作是当结草衔环相报的大德了。
  
最有意思则是岳飞封王事件:“中兴异姓七王,自张俊始。……开禧用兵,韩侂胄欲风厉诸将,因刘光世之孙伯震有请,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鹏举为鄂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兴异姓封王记》)
      
——岳飞封王,竟然是沾了庸将刘光世的光。终宋孝宗一朝,作为功勋后代的岳飞子孙,竟然连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综上可知,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并不够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而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

附件一: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而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

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曾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

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由于南宋时期的人们对岳飞表示钦佩和赞誉的记述比较多,无法全部转述,故下面摘录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来加以说明。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之后,宠信权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准备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25岁的岳飞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小军官,位卑职低的岳飞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恳切地给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却被权奸汪伯彦、黄潜善革掉官职,削除军籍,赶出兵营。

但是,岳飞并不灰心丧气,他只身一人奔赴河北抗金前线,去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有位官员赵九龄,在同岳飞有所接触后,认为岳飞是“天下奇才”,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问道:『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听后大为惊奇,认为岳飞不是一般的人物,张所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当即让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隘,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听过岳飞的这些高瞻远瞩的谈吐,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很快就将岳飞从普通一兵提拔为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官。

岳飞早年还曾跟随德高望重的宋朝爱国老臣宗泽抗金。文臣出身的宗泽很看重岳飞,他曾经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仔细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意为:论智谋、勇气、才能、技艺,即使是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但是你喜好野战,这却不合古人兵法。现今你还只是一个偏裨将领,这样做还多大的问题,今后如果你做了大将,这却不是万全之计。我劝你仔细研究一下这本《阵图》中所列举的各种阵式,供今后作战时参考。}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意为:军事家带兵作战,讲究出奇制胜,要让敌人摸不清己方的虚实,这才容易克敌制胜。摆好阵势再作战只是兵法中的一般道理,却不可死搬硬套。如何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策略,全在于审时度势,恰当地把握}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后来,宋军主将陈淬战死,在其他宋将全都“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奋力作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宜兴县东临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统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 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出了透彻的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绍兴三年四月开始,岳飞率军经过几个月的征战,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乱,抓到了很多俘虏。有的部属认为,既然劝降不从,应将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处死。岳飞不同意,认为仅仅靠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为此下密旨命令岳飞将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这种残酷做法,接连上奏,申述己见。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让岳飞自己做出裁决。于是,岳飞只处死那些叛军的首领,而将被俘的勇壮者分隶各军,老弱者放归田里。

岳家军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维护着仁义之师的形象,『军行之地,秋毫无扰』,特别是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更令人钦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飞的大名,当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独醒杂志》卷7;《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独醒杂志》卷7记载:『异时尝见其(指岳飞)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之行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圆续稿》卷37记载:『绍兴三年,群盗充斥虔、吉间,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以闻。时岳武穆公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授命专征,道出庐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釜碗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所过独搜访奇士,取计策。至太和,君扣辕门,一见语合,许以从行。初,龙泉贼帅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强暴,号十大王,盘踞四年,攻破八县。君至,次第就缚,两郡以宁,凯歌而还。』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奉命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此时,岳飞已成为继吴玠之后的又一颗新兴的将星,为世人所瞩目,而岳飞的年龄比吴玠小十岁。宋高宗当然乐于召见这位在军界享有威名的后起之秀,以便让岳飞瞻仰“天颜”,膜拜“圣恩”,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命。

在朝见之后,南宋朝廷随即给岳飞加官晋爵,将岳飞从五品的遥郡承宣使升为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让岳飞负责保卫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升官的诏书中赞扬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殄寇之功,驭军之略,表见于时,为后来名将。江、湖之间,尤所欣赖,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宋高宗亲笔写下“精忠岳飞”四字,并命人绣成一面战旗,让岳飞打着这面绣有“精忠岳飞”四字的大旗行军作战。此外,宋高宗还赏赐岳飞和岳云衣甲、金带、战袍、弓箭、刀枪、战马等物品,赏白银两千两,并犒赏岳家军将士。宋高宗授予岳飞年仅15岁的长子岳云以正九品保义郎、合门祗候的武官虚衔。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在得到金军的援助之后,伪齐刘豫政权接连攻占了邓州 (今河南邓州)、随州(今湖北随州)、唐州 (今河南唐河)、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 ,伪齐汉奸李成、许约等还不断派遣使者去联络割据洞庭湖的杨幺叛军,策划南北夹攻,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消灭南宋政权,然后双方“建国通和”。

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将领曾经指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战略要地襄阳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的长江防线出现了巨大缺口。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宋高宗君臣为了收复襄汉之事,反复进行商讨。宰相朱胜非认为:『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宋高宗也明白襄汉六郡的得失已经关系到南宋小朝廷的安危存亡,他说:『今便可议,就委岳飞如何?』 参知政事赵鼎熟识岳飞,赵鼎回答说:『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

屡经讨论之后,宋高宗君臣认为岳飞能征善战,又明白襄汉地区的重要性,故决定委派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地区。宋高宗在命令岳飞出师收复襄汉的诏书中称赞岳飞:『敕岳飞,卿忠义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厌兵,可无愧于古人矣!今朝廷从卿所请,已降书一,令卿收复襄阳数郡。』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六日,岳家军奋勇作战,攻克郢州,杀敌七千多人。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伪齐悍将李成望风而逃,岳飞遂于五月十七日收复襄阳府。

得知岳飞收复襄阳府,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纪律素严,士皆效死,故军声远振,其锋不可挡!』

在得到增援之后,伪齐悍将李成率领号称三十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岳飞亲临一线指挥,岳家军将士击溃伪齐的主力骑兵部队,接着追奔逐北,敌军横尸二十余里。

闻知岳飞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具闻卿奏,李成益兵而来,我师大获胜捷,乃卿无轻敌之心,有勇战之气所致也!』

后来,金国出兵增援伪齐,金国与伪齐组成联军来阻击宋军。得悉金国、伪齐联军在邓州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飞“持重”行事,放弃攻取唐州、邓州和信阳军的计划。岳飞却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将王贵、张宪等人率军向邓州疾进。不久,王贵、张宪率部出奇制胜,在邓州大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乘胜攻占了邓州、唐州、信阳军。

岳家军在邓州大败金国、伪齐联军的捷报传到临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飞稳操胜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宋高宗对大臣们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 大臣胡松年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 从此以后,岳家军既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闻名,又以鼓勇敢战、摧锋决胜而著称。

《宋会要辑稿》兵14之25记载:『(绍兴四年) 八月六日,执宰言:「岳飞分遣统制官王贵、张宪等,剿杀金贼刘合孛堇、伪齐李成贼马,已收邓州。」上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对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注:此事还可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襄汉。南宋大臣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宋高宗完全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让岳飞率军驻扎鄂州(今湖北武昌),负责镇守襄汉六郡。南宋爱国名臣李纲也上疏,指出襄汉六郡的地位非常重要,名将岳飞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朝廷任命岳飞镇守襄汉六郡是正确的决断。这也是宋高宗君臣对岳飞能力的肯定和认同。

绍兴四年八月,南宋将岳飞由正四品的正任镇南军承宣使升为从二品的清远军节度使,岳飞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时年三十二岁。到了绍兴五年二月,因为岳飞指挥岳家军接连破敌立功,南宋朝廷又将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

宋承唐制,将一些重要州郡据点作为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只是上层武将或皇亲国戚的虚衔,一般“不必赴镇”。凡封拜节度使,朝廷都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隆重而别致的“建节”仪式,为其他文官武将所无法享有,而节度使也是当时武将升迁过程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虚衔。到绍兴四年,已建节的南宋大将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而岳飞“自列校拔起”,由中下层军官被提拔为上层将领,骤然与诸大将平列,也引起资历较老的大将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的忌妒。岳飞当时的战功暂时还次于吴玠,却已远胜于其他三人。至于三十二岁即已建节,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而岳飞后来又身兼两镇节度使,在当时很少见。这些充分显示了当时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器重和赏识。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词》中赞扬岳飞: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

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宰相张浚接连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的忠勇和岳飞的沉鸷,说可以依靠韩世忠、岳飞等人来办大事。绍兴六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发表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并将岳飞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宣抚使的职责与制置使、招讨使相同,而级别最高。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南宋爱国名臣李纲收到岳飞从前线发来的捷报,写信称赞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绍兴七年初,在朝见皇帝时,岳飞就当时的国势军情做出了一番高瞻远瞩的透彻分析,宋高宗赞赏他说:『见识极进,论议皆可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己酉;《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接着,宋高宗论功行赏,再次给岳飞加官晋爵,让岳飞升任正二品的太尉,并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丁巳;《三朝北盟会编》卷117)。

太尉是宋朝武官的最高官阶,而按照宋制,宣抚使更是位高权重,自宋朝“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以宣抚之重名,实寄专征之大事”,故惟有“廊庙近臣、勋伐高世者”可当此重任。此时,岳飞已经享有执政级高官的待遇。岳飞的实职差遣已经超越吴玠,而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当时资历最老的三大将平列。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第一次绍兴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和议达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

尽管岳飞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与金国议和,但是宋高宗认为正是岳飞等大将以前取得的战绩,扭转了宋金战争的形势,壮大了南宋的国势军威,使自己有了与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和议的成功也有岳飞等大将的功劳,于是也要给岳飞加官晋爵。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十一日,岳飞被授予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岳飞上奏反对议和,要求辞去“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但是,宋高宗坚决不允许岳飞辞免,理由是“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也即,能够与金国达成和议,其中也有岳飞张“军声”、振“国势”的功劳。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官阶的《制词》中称赞岳飞:

『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岳飞:

霍卫有闻,沈勇多算。有岑公之信义,足以威三军;有贾复之威名,足以折千里。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临阵摧坚,屡致濯征之利。抚剑抵掌,每陈深入之谋。眷彼荆襄,实勤经略,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流亡还归,皆投田而占籍。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这份升官《制词》对岳飞的能力和战功进行了总结,是南宋朝廷对岳飞的极大肯定。南宋朝廷认为岳飞既具有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智勇和谋略,又具有东汉名将岑彭、贾复那样的信义和威名;赞扬岳飞“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称岳飞的存在使敌人不敢来犯,使边疆安宁无事,“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还把岳飞比作是南宋的长城,“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女真统治者毁约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不出岳飞所料,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在宋军出师北上迎敌之前,向来为南宋朝廷所看重的名将岳飞的官职也再次得到晋升。绍兴十年( 1140 )六月初一,按照宋高宗的诏令,岳飞的官职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晋升至正一品的少保。

南宋政府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

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念国步之方艰,顾戎心之未革:诡谋行诈,以为盗贼之计;阻兵怙乱,以重涂炭之灾。信义俱忘,群情共恶;残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于我师,用奉行于天讨。默用万金之计,亟收九伐之攻。乃宠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义;仍进跻于孤棘,特隆委寄之权。

呜呼!一弛一张,文武乘时而致用;百战百胜,方略因敌以为师。举素定之成谋,摅久怀之宿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勋。勉尔壮猷,钦予时命。 可特授少保。依前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封如故。』

在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中,南宋朝廷对岳飞倍加称赞褒扬,称赞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指出岳飞及其统率的岳家军威名远扬,曾经屡次打到京洛一带,“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赞誉岳飞文韬武略皆可致用;还称赞岳飞一直“百战百胜”,这次出师也必将击败敌军,立下重大功勋。

很明显,从上面列举的一些列史实事例中,可以看出,农家子弟出身的爱国将领岳飞靠着自身的能力才干,以及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升迁,由普通士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三十多岁时就已经位至将相,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杰出军事家。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和岳飞的威名远播。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在已经被剥夺军权、正罢官赋闲的情况下,岳飞被逮捕入狱。负责审理岳飞一案的御史中丞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看到刻在岳飞后背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不忍心再做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对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参见《宋史》卷380《何铸传》)

在岳飞含冤入狱之时,南宋平民范澄之在《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金军之中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参见《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绍兴十二年,即岳飞遇害的当年,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参见《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分析到: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由此可见,在岳飞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南宋的君臣将相以及平民百姓,还是视岳飞为大敌的金国女真人,对岳飞评价普遍都比较高!

------------------------------------------------------------------------------------------------------------------------------

附件二: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仅指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

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很显然,结合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无耻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作出如下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