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新版）
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
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军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却又倒退为奴隶制经济，而且奴隶制还不断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
(以上背景资料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飞新传》第二章)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没落，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致使宋军接连败退，金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
在第二次从军归来之时，岳飞在家乡见到了怀念已久、存亡未卜的老母姚氏，总算得到了一点宽慰。但是，国家的危难，山河的破碎，百姓的苦难，使这个热血男儿悲愤填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艰险困厄的世道，即使要贪生苟活，也极其不易，更何况岳飞决非是一个贪生苟活者。在河东的战争中，岳飞就已经是不畏刀丛箭雨的勇士。
事到如今，岳飞更强烈地感到，死难的乡亲必须用仇敌的血来祭奠，大地的剩秽必须用自己的剑去铲除。岳飞闻鼓鼙而思奋，决心重返前线，为驱逐外敌、光复河山而效命。剩下的唯一顾虑，是年过六十的老母亲。岳飞离家后，曾经在艰难困顿的岁月中抚育自己的老母姚氏，自然缺少照应和保护，这又使他很难忍心为此。姚氏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却深明大义，她决不愿意拖累儿子，而是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报国”。最后，岳飞决定留下妻子刘氏，照顾老母和幼子。
岳飞临行之际，岳飞的母亲姚氏请人在他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也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的峥嵘岁月里，岳飞始终以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精神，履践着自己和母亲共同的庄严誓言。千百年来，“尽忠报国”也成了象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大旗。
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第三次从军。农民出身的岳飞过去两次当兵，其实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到了第三次从军之时，岳飞已经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爱国者。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宋军统帅杜充向金人投降。
当时，南宋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已经向金人投降，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
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军粮也开始短缺，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充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和艰难复杂处境，岳飞必须当机立断。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率领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收复江南地区的大片失地，并于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乘胜收复战略重镇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在这个艰难时期，一支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
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
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
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
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金国“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在1140年宋金大战之前，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当时，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
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
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
蒙古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金国刚刚崛起时，之所以能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马具的改良，包括马蹬的发明，顺连有素的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
女真骑兵惯于披挂好几十斤的重甲作战，兜鍪很坚固，只露双目。他们擅长连续作战，如果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锋失败，则败不至乱；他们可暂时退出战斗，重整队形，再次发起冲锋，叫做“更进迭退”。 女真骑兵的负荷很重，却能连续进行几十个以至上百个回合的交锋，足见其坚韧的战斗力，这是残酷的军法，加上女真人原来落后困苦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女真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刀剑亦不取其快利”。他们长于弓矢远射，却短于白刃近战。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的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建立之初，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才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显而易见，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
金国女真贵族集团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军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昏聩、骄奢淫逸，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
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军整体素质低下。面对金军的进攻，当时的宋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东京开封失陷和北宋灭亡的命运。
在北宋末年，宋军节节败退，金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金兵最初刚进入中原之时，可以说是“有掳掠，而无战斗”。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纲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宋朝德高望重的爱国文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主持前沿军务，抗金形势随即有了重大改观。
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却在那里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退兵。这与北宋末年的东京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被全部废弃。
爱国老臣宗泽逝世后，在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统治下，加之，无勇无谋而又刚愎自用的宋军统帅杜充误国，致使宋朝再次丧失国土数千里，南宋的国土前线也由黄河两岸退到了长江淮河地区。
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觉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国军队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截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但是，当时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南宋主战派文臣张浚刚愎自用，他拒不听取宋将郭浩、曲端、吴玠等人的忠告，轻率地在陕西富平一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接着又坐失战机，导致宋军在陕西战败，使宋朝丧失了陕西的大片国土。而金国统帅完颜昌(挞懒) 所指挥的金军也在东线战场上发起攻势，占领了淮东。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三月，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巧妙地利用地势，诱敌深入，使金人“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趁机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进而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击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在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其汉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另一面却是女真人相对快地腐化。金国女真人入主中原还不到十年，岳飞就已经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岳飞在奏折中写道：“（金人）今所爱惟金帛、子女，志已骄惰”。金国女真猛安谋克户们享有特权，贪图享乐，依靠剥削汉族平民百姓为生，往往沦为既不能战、又不能耕的社会寄生虫。而金国女真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速度则更快。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家军两次取得大捷的时候，韩世忠的部将王胜收复了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毫州（今安徽毫县）。
当时，在金兵的后方，河北河东的各路忠义民兵也展开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原先奉岳飞之命回到黄河北岸去的梁兴，这时与太行山义士和两河忠义民兵会合，大败金兵，收复了垣曲县（山西垣县）、孟州（河南孟县）、卫州（河南汲县）、怀州（河南沁阳）、赵州（河北赵县）等地。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牵牛拉车送粮，积极支援义军。河南地区的人民，更是在道路两旁，顶盆焚香，箪食壶浆，以迎接岳家军。
而且河北、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也都已互相联络，约好以“岳”字旗为号，在等待岳家军过河进兵。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首领梁兴在送给岳飞的战报中写道：“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由于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胜利和义军在金国统治权区内不断打击金人，两者紧密配合，不仅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而且也切断了金国女真人向北撤退的归路。
抗金的形势空前大好，金国女真人的处境十分困难。
岳飞看到抗金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当然是无比兴奋，信心满怀。但是，岳飞也知道，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失地，并最终歼灭敌人，单凭岳家军孤军作战是不大可能的，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宋军的配合作战，才能成功。所以岳飞就奏请宋高宗，要求赶快命令各路宋军“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当时宋高宗如能真的这样做，那么宋军长驱渡河，收复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单是军事方面的有利形势，还不能决定抗金战争的胜利进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为当时南宋朝廷中的决策人物是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在胜利面前禁不住惊慌起来，不仅深怕岳飞的胜利会影响他们的议和，而且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飞班师。
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尤其是在岳家军取得颖昌等战役的大捷后，宋军渡河指日可待，秦桧却私于金人，力主和议。秦桧当然懂得，在此时奏请高宗令宋军班师，是他破坏岳飞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时机。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怕自己也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岳飞会有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人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相权。因赵鼎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即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就毫不畏惧，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处分，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诸大将失利。
当时，韩世忠把所获敌俘押送到南宋朝廷所在的行在临安（今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令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任知庐州，“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后来，刘锜又被召还，他所率领的八字军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州。张俊本来就畏敌怯战，赞成议和。这次，他的军队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桧就命他把全军撤回淮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能与兀术大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
现在要是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向宋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宋高宗听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岳飞一时还摸不清宋高宗的用意，还在上奏章极力陈述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请求南宋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宋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以君命逼使岳家军班师。于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飞虽然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朝政大权，岳飞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的了。宋高宗、秦桧葬送岳飞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时，这就不仅使岳家军以浴血奋战所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知道，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虽费尽了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地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军接连被宋军击败，并且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女真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军统帅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经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文官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了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市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他们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发生后不久，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辛道宗、刘光世等将领，率兵包围了临安。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多年，但宋高宗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权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有这种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的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搁置起来。
但在金人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宋高宗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正因宋金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十分有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当初，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第一次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
——并且“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
1.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再次单方面撕毁合约，大举南侵。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到了公元1161年前后，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注：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公元1161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尚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秦桧是同谋，是帮凶，宋高宗赵构则是幕后主谋！
但是在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到后来甚至架空皇帝，——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
秦桧还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并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还“挟虏势以要君”，架空皇帝，秦桧晚年“颇有异志”，甚至想效法西汉的王莽，图谋篡夺皇位！
——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武昌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岳家军百年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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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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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飞孙子岳珂书中的文献资料之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事实上，岳珂书中的很多文献资料其实是他父亲岳霖收集之后留给他的(主要指《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岳飞三子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岳霖收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资料距郾城之战不过20多年，原岳家军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健在的还不少！
岳霖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它一些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继续其父未竟事业！
1204年（嘉泰四年），今存《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已经被岳珂整理出来并呈送南宋朝廷和史官审核！
岳霖为岳飞三子，号商卿。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十五日， 生于宜兴唐门军中，母李氏。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蒙冤遇害，其时岳霖年仅十二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宋孝宗即位，岳飞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此时岳霖年方三十二岁。
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五日，宋孝宗在便殿诏见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岳霖遂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所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宋孝宗随即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将尚存于世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原始文件归还岳家。
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之后，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岳霖发了很大的气力，在各方的帮助下，搜集到与岳飞相关的部分资料，其中就包括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八十多份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
同时，岳霖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广泛收集时人关于岳飞的见闻和记述，拜访那些尚健在的原岳家军的部分士卒，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部分事迹，并记录下来。
南宋国子博士顾杞同情岳飞冤案，故顾杞也帮岳霖收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并且顾杞还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而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其实正是得以流传后世《鄂王行实编年》的底稿。
岳霖的工作尚未完成，却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逝世,这位前半生饱经忧患的老人,在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它一些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说: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八月，岳珂参加洪州(今南昌)朝试中举。开禧元年(1205年)，岳珂考中进士，以超群之才在京口与辛弃疾等名家交游。宋宁宗时，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定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
岳珂(1183～1243) 承继父业，“自年十二、三,甫终丧制,即理旧编”,直到后来“束发游京师,出入故相京镗门,始得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记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进一步搜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文献资料。
同时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岳珂“因其已成，益其未备”，即因袭顾杞草稿中已有的记述，并增补其中尚未收录的一些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涉笔五年”，著成《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 “刊修了毕”。
嘉泰四年(1204年) ，时年二十二岁的岳珂将所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旧闻、著述和部分记载汇集在一起，加上他为岳飞辨冤的考证和以顾杞草稿为底本而著成的那部岳飞传记，“悉上送官”，全部呈送给南宋朝廷审核。
岳珂呈交给南宋朝廷的资料和书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即《鄂王行实编年》)、《吁天辨诬录》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这些正是今存《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
经察阅之后，南宋朝廷又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交付史馆，让南宋史官负责审查订正，“奉准宣付史官”。南宋朝廷的史官们在仔细考证之后，将审查结果上报朝廷。
南宋朝廷的其中一位官职较大的史官章颖在他的奏表中提到“事皆可证，其书虽见于《辨诬》，然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章颖认为岳珂呈送给南宋朝廷的那些资料和书稿中所涉及的事情都能得到证明，其中的《辨诬》之书虽然也能找到依据，但由于是私家之言，后世之人可能会疑于取信。在经过南宋史官的审查订正之后，岳珂呈送给朝廷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的主本被南宋史馆当作文献史料保管下来。
几年之后，南宋朝廷的那位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
在审订之后，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部岳飞传记书稿(即《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改编成《南渡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后来，章颖将《南渡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其著述《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撰有《从南宋官私史书中的岳飞传到〈宋史 岳飞传〉》一篇，曾另作考证，证明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大致是章颖《岳飞传》，即上引《鄂王传》的缩写。其中比章颖《岳飞传》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的内容，这应是南宋史官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时，依据何铸子孙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而增补者。但《宋史》卷365《岳飞传》亦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正可间接证明章颖《岳飞传》确无岳母刺字的情节。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将经南宋朝廷审核过的书稿的副本，加上《天定录》三卷，汇集成一本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粹编》，在南宋辖区内的嘉兴府刻印，正式出版发行。因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故名“鄂国”，又作者在嘉兴有金陀坊制业，所以，取此书名。
到了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将搜集到的与其祖父岳飞相关的其它一些文件以及时人记述，汇编成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续编》，在南宋辖区内的镇江府刻印发行。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以及南宋的重要资料之一。
《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共计八十八份诏书。
《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
《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将岳霖父子两代人发费数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飞的部分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汇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 《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
《金陀续编》的最后四卷包括了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等原始文件，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加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关于《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的成书，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两书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故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而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高宗日历》是南宋高宗朝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高宗日历》其实是由秦桧养子秦熺编修的，其中关于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史事的记载，极尽删削篡改史实之能事，对岳飞多诬陷之词，故不足信。《宋史 高宗本纪》中的某些记述沿袭了秦熺编修的《高宗日历》，比如关于绍兴十年岳飞被迫班师南撤的记述就极尽污蔑贬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属于私人著述，未经史官审定），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
《三朝北盟会编》作者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指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三朝北盟会编》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故同书之中相互抵牾之处时常可见！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它记载，恢复了岳飞抗金历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两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族英雄岳飞、了解南宋初年和战两派的论争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有助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关于绍兴七年岳飞突然提出辞呈的原委，《高宗日历》篡改史实，《金陀粹编》则引用原始文件作证据说明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等军之事的出尔反尔，以致岳飞愤而辞职。又如，《金陀粹编》所留存的宋高宗奖谕诏，有助于恢复了岳家军郾城、颖昌两次大捷的本来地位。《金陀粹编》所留存的绍兴十一年宋高宗让岳飞带兵援救淮西的13份手诏可以戳穿秦桧及其党羽诬加给岳飞的不实“罪名”！
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这两书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记载失误之处。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在肯定《金陀粹编》的重要史料价值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书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刻意回避了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的矛盾以及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此外，《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存在少数虚妄失实之处，卷二十《建储辨》否认张戒《默记》关于岳飞绍兴七年建议建储而遭宋高宗呵斥的事实，《金陀续编》卷二十九赵鼎的奏议和《日记杂录》有疏漏，此外，还有一些材料未采用。
附注：章颖(1141-1218)，字茂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后来因为不附和当朝权贵韩侂胄，遭到弹劾迫害。韩侂胄死后，章颖先后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兼侍讲，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后来章颖又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需要指出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其实是岳珂将所收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汇集而成的两个文集，而非两部传记。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既有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又有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还有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
以上这些原始文献资料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的，岳霖岳珂父子两代人所做的仅仅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审核，之后汇集成书，并刻印出版！
当然，《金陀粹编》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也即《金陀粹编》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其中所收录的《吁天辨诬录》（也即《金陀粹编》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所作的辩驳，也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但是，《金陀粹编》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
事实上，《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的底本其实是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也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故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而《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所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以及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文件，尤其不能随意改动，否则在当时就会犯下“欺君大罪”！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所收录的各种与岳飞相关的文献史料，尤其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和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等文献资料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并且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
即便是《金陀粹编》中收录的关于岳飞的传记《鄂王行实编年》和为岳飞辩诬的材料《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是由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而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
综上可知，《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之一,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至于网上的某些无知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鄂王行实编年》（甚至包括《金陀粹编》）是孙子写爷爷，所以不可信”，其实是想当然的信口雌黄！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
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比如，《宋史》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496卷，约五百万字，其中仅《列传》所载就有二千多人的生平事迹，某些大言不惭的居心叵测之徒如果想让别人相信他所说的“《宋史》之谬，决不仅仅是什么体例问题，其中许多记载均不足以作为信史采用”这一狂妄论断，那么他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有力证据来，来全面彻底地否定字数多达五百万字的《宋史》中记载的两千多个人物的所有事迹以及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证明《宋史》中关于宋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记述全都有误，——这将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估计需要那个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从他还在娘肚子里就开始考究，一直到他完蛋，估计他考究几辈子也考究不完！！
如果按着某些人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下面再举几个典型事例来说明问题：
比如，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金史》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同时《金史》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其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则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详情请参见：《宋史》和《金史》成书过程，兼谈《金史》中关于岳飞的错误描述 ）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金史》存在某些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不合情理的不实记述，就来把《金史》彻底否定掉，进而宣称“因为《金史》所载不乏谬误和失实之处，所以《金史》不可信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以偏概全的武断论断！
再比如，清朝乾隆年间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奴才们编《四库全书》，他们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乾隆时期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大部分的古籍都是经过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这些无疑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无疑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文化浩劫，后世只有文革可以与之相比，但文革仅仅只持续了十年，而满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字狱却持续了二三百年！
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史书（包括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其实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其中不乏虚实难辨之处。
那么，我们能否据此就宣称“因为现存的大部分古代文献（当然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各种史书）几乎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所以这些全都不可信”了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草率、武断、不负责任的论断！否则，就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将得出这样的谬论“中国的历史其实没有凭据，其实全都不可信，所以中国没有历史，也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文化，中国人是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
很显然，按照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历史虚无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仅将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而且是在误导、蒙骗、糊弄公众，并且将贻害无穷！
须知由于条件、时代背景等诸多限制，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没有丝毫谬误，更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始终正确！要记述成百上千的历史人物和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全面、系统地反映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要不出现记述上的任何谬误，根本就不可能！
研究历史问题，考究某部史书，显然不能仅仅因为某部史书的某些记述有误就来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否则，就是断章取义，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在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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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王曾瑜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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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中的记述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述的作了全面客观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的记述，同时又指出了其中某些谬误失实的记述，——不是带着偏见以偏概全的一概加以否定，更不是想当然地臆断，而是用真凭实据和实实在在的严谨考证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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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作者：寒江雨雪隐 回复日期：2010-07-24 21:56:43
岳飞孙子的胡言乱语，你当了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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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寒江雨雪隐”(姓秦）的回复充分反映了黑岳的JY大师们的两大特点：
一、觉得自古以来的老百姓、史家学者们全都是些缺乏判断力的傻子；
二、对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抱有令人羡慕的自信。比如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当他没有！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就想当然地臆断，带着偏见以偏概全地加以否定，——却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全面推翻它！
“寒江雨雪隐”的意思是说，岳飞孙子岳珂是古今中外第一大奇才，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编两本书来欺蒙朝廷、欺蒙史官、欺蒙天下百姓、欺蒙后世几百年的学者！并且八百多年以来，广大史家学者都普遍缺乏判断力，都在轻信盲从岳珂的那两本书！
包括南宋史官、南宋朝廷，以及后世八百多年的史官学者，还有包括邓广铭、王曾瑜在内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水平都不高，都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
大家都被岳珂蒙骗了，大家全都是傻瓜，只有八百多年以后突然冒出来的像“寒江雨雪隐”那样“满罐子不摇半罐子晃”的人渣丑类和时代怪胎才是才能出众的聪明人！
岳珂曾经遭到政敌的控告，并受到迫害。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正月十五，岳珂门生镇江郡守韩正伦张灯以庆元夕，岳珂应景作诗曰：“驾轺老子久婆娑，从听笙歌拥绮罗。十里西凉忆如意，百年南国比流梭。吞声有恨哀蒲柳，纪节无人废蓼莪。寂寞丹心耿梅月，挑灯频问夜如何？”这本是一首怀旧伤时之作，不料却被无耻小人韩正伦借之诬害于朝，请治岳珂讥讽朝廷之重罪。韩正伦原为岳珂门生，因未曾受岳珂提拔，没想到他竟然夹私诬告陷害老师，真是人心不古，自古有之。绍定六年冬，岳珂因此被罢官，接着归隐庐山。
按照“寒江雨雪隐”的说法，岳珂还是一个不怕死、不要命的傻瓜，他竟然胆敢冒着杀头（甚至株连九族）的巨大危险，公然伪造资料来欺骗南宋朝廷，去挑战南宋史官（一群专业的权威史学家）的判断力和史学水平！而南宋朝廷和南宋史官竟然看不出岳珂所呈送上来的资料的漏洞!
但是在相互倾轧的官场，岳珂的政敌竟然没有拿岳珂书中的漏洞来大做文章（比如，控告岳珂伪造资料，欺骗朝廷，——这可是欺君大罪）,——这可真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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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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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梦旅人”评论（有个别改动）：
岳飞在后世自然是无限荣耀的，但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岳家后人为了替祖辈正名，尝的辛酸不知有多少。
虽然我一直认定对岳飞的评价不是WS皇帝们能说了算的，追什么官定什么谥都不过是他们的作秀，贬也好褒也好，乃至后世的捧也好歪曲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政（和谐）治；然而看着这样比想象中还要艰难的平反历程，看着皇帝们的吝啬扭捏模样，还是不由得心里发堵。
翻看岳珂的《金佗稡编》，这明明是有很多原始材料和有理有据的考辨嘛！可惜现在岳黑太多，再加上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跟风，金佗便被污蔑成信不得的书（要黑岳飞，必先黑金佗），NC们不加考证就凭空臆断、信口雌黄，NC们的思维就是：“孙子替爷爷歌功颂德的书也能信？”——害得不少宋粉岳粉在跟岳黑们拍砖的时候轻易都不敢引金佗为证，好像岳珂真是只会不顾事实地吹捧贴金的孝子贤孙似的，杯具啊！
事实上，岳珂书中的很多文献资料其实是他父亲岳霖收集之后留给他的(主要指《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岳飞三子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岳霖收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资料距郾城之战不过20多年，原岳家军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健在的还不少！
岳霖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它一些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继续其父未竟事业！
1204年（嘉泰四年），今存《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已经被岳珂整理出来并呈送南宋朝廷和史官审核！
岳霖为岳飞三子，号商卿。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十五日， 生于宜兴唐门军中，母李氏。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蒙冤遇害，其时岳霖年仅十二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宋孝宗即位，岳飞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此时岳霖年方三十二岁。
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五日，宋孝宗在便殿诏见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岳霖遂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所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宋孝宗随即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将尚存于世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原始文件归还岳家。
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之后，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岳霖发了很大的气力，在各方的帮助下，搜集到与岳飞相关的部分资料，其中就包括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八十多份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
同时，岳霖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广泛收集时人关于岳飞的见闻和记述，拜访那些尚健在的原岳家军的部分士卒，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部分事迹，并记录下来。
南宋国子博士顾杞同情岳飞冤案，故顾杞也帮岳霖收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并且顾杞还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而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其实正是得以流传后世《鄂王行实编年》的底稿。
岳霖的工作尚未完成，却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逝世,这位前半生饱经忧患的老人,在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它一些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说: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八月，岳珂参加洪州(今南昌)朝试中举。开禧元年(1205年)，岳珂考中进士，以超群之才在京口与辛弃疾等名家交游。宋宁宗时，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定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
岳珂(1183～1243) 承继父业，“自年十二、三,甫终丧制,即理旧编”,直到后来“束发游京师,出入故相京镗门,始得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记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进一步搜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文献资料。
同时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岳珂“因其已成，益其未备”，即因袭顾杞草稿中已有的记述，并增补其中尚未收录的一些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涉笔五年”，著成《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 “刊修了毕”。
嘉泰四年(1204年) ，时年二十二岁的岳珂将所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旧闻、著述和部分记载汇集在一起，加上他为岳飞辨冤的考证和以顾杞草稿为底本而著成的那部岳飞传记，“悉上送官”，全部呈送给南宋朝廷审核。
岳珂呈交给南宋朝廷的资料和书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即《鄂王行实编年》)、《吁天辨诬录》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这些正是今存《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
经察阅之后，南宋朝廷又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交付史馆，让南宋史官负责审查订正，“奉准宣付史官”。南宋朝廷的史官们在仔细考证之后，将审查结果上报朝廷。
南宋朝廷的其中一位官职较大的史官章颖在他的奏表中提到“事皆可证，其书虽见于《辨诬》，然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章颖认为岳珂呈送给南宋朝廷的那些资料和书稿中所涉及的事情都能得到证明，其中的《辨诬》之书虽然也能找到依据，但由于是私家之言，后世之人可能会疑于取信。在经过南宋史官的审查订正之后，岳珂呈送给朝廷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的主本被南宋史馆当作文献史料保管下来。
几年之后，南宋朝廷的那位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
在审订之后，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部岳飞传记书稿(即《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改编成《南渡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后来，章颖将《南渡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其著述《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撰有《从南宋官私史书中的岳飞传到〈宋史 岳飞传〉》一篇，曾另作考证，证明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大致是章颖《岳飞传》，即上引《鄂王传》的缩写。其中比章颖《岳飞传》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的内容，这应是南宋史官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时，依据何铸子孙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而增补者。但《宋史》卷365《岳飞传》亦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正可间接证明章颖《岳飞传》确无岳母刺字的情节。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将经南宋朝廷审核过的书稿的副本，加上《天定录》三卷，汇集成一本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粹编》，在南宋辖区内的嘉兴府刻印，正式出版发行。因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故名“鄂国”，又作者在嘉兴有金陀坊制业，所以，取此书名。
到了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将搜集到的与其祖父岳飞相关的其它一些文件以及时人记述，汇编成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续编》，在南宋辖区内的镇江府刻印发行。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以及南宋的重要资料之一。
《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共计八十八份诏书。
《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
《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将岳霖父子两代人发费数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飞的部分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汇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 《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
《金陀续编》的最后四卷包括了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等原始文件，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加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关于《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的成书，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两书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故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而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高宗日历》是南宋高宗朝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高宗日历》其实是由秦桧养子秦熺编修的，其中关于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史事的记载，极尽删削篡改史实之能事，对岳飞多诬陷之词，故不足信。《宋史 高宗本纪》中的某些记述沿袭了秦熺编修的《高宗日历》，比如关于绍兴十年岳飞被迫班师南撤的记述就极尽污蔑贬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属于私人著述，未经史官审定），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
《三朝北盟会编》作者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指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三朝北盟会编》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故同书之中相互抵牾之处时常可见！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它记载，恢复了岳飞抗金历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两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族英雄岳飞、了解南宋初年和战两派的论争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有助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关于绍兴七年岳飞突然提出辞呈的原委，《高宗日历》篡改史实，《金陀粹编》则引用原始文件作证据说明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等军之事的出尔反尔，以致岳飞愤而辞职。又如，《金陀粹编》所留存的宋高宗奖谕诏，有助于恢复了岳家军郾城、颖昌两次大捷的本来地位。《金陀粹编》所留存的绍兴十一年宋高宗让岳飞带兵援救淮西的13份手诏可以戳穿秦桧及其党羽诬加给岳飞的不实“罪名”！
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这两书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记载失误之处。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在肯定《金陀粹编》的重要史料价值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书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刻意回避了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的矛盾以及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此外，《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存在少数虚妄失实之处，卷二十《建储辨》否认张戒《默记》关于岳飞绍兴七年建议建储而遭宋高宗呵斥的事实，《金陀续编》卷二十九赵鼎的奏议和《日记杂录》有疏漏，此外，还有一些材料未采用。
附注：章颖(1141-1218)，字茂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后来因为不附和当朝权贵韩侂胄，遭到弹劾迫害。韩侂胄死后，章颖先后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兼侍讲，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后来章颖又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需要指出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其实是岳珂将所收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汇集而成的两个文集，而非两部传记。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既有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又有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还有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
以上这些原始文献资料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的，岳霖岳珂父子两代人所做的仅仅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审核，之后汇集成书，并刻印出版！
当然，《金陀粹编》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也即《金陀粹编》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其中所收录的《吁天辨诬录》（也即《金陀粹编》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所作的辩驳，也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但是，《金陀粹编》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
事实上，《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的底本其实是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也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故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而《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所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以及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文件，尤其不能随意改动，否则在当时就会犯下“欺君大罪”！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所收录的各种与岳飞相关的文献史料，尤其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和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等文献资料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并且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
即便是《金陀粹编》中收录的关于岳飞的传记《鄂王行实编年》和为岳飞辩诬的材料《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是由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而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
综上可知，《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之一,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至于网上的某些无知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鄂王行实编年》（甚至包括《金陀粹编》）是孙子写爷爷，所以不可信”，其实是想当然的信口雌黄！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
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比如，《宋史》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496卷，约五百万字，其中仅《列传》所载就有二千多人的生平事迹，某些大言不惭的居心叵测之徒如果想让别人相信他所说的“《宋史》之谬，决不仅仅是什么体例问题，其中许多记载均不足以作为信史采用”这一狂妄论断，那么他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有力证据来，来全面彻底地否定字数多达五百万字的《宋史》中记载的两千多个人物的所有事迹以及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证明《宋史》中关于宋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记述全都有误，——这将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估计需要那个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从他还在娘肚子里就开始考究，一直到他完蛋，估计他考究几辈子也考究不完！！
如果按着某些人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下面再举几个典型事例来说明问题：
比如，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金史》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同时《金史》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其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则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详情请参见：《宋史》和《金史》成书过程，兼谈《金史》中关于岳飞的错误描述 ）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金史》存在某些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不合情理的不实记述，就来把《金史》彻底否定掉，进而宣称“因为《金史》所载不乏谬误和失实之处，所以《金史》不可信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以偏概全的武断论断！
再比如，清朝乾隆年间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奴才们编《四库全书》，他们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乾隆时期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大部分的古籍都是经过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这些无疑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无疑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文化浩劫，后世只有文革可以与之相比，但文革仅仅只持续了十年，而满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字狱却持续了二三百年！
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史书（包括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其实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其中不乏虚实难辨之处。
那么，我们能否据此就宣称“因为现存的大部分古代文献（当然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各种史书）几乎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所以这些全都不可信”了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草率、武断、不负责任的论断！否则，就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将得出这样的谬论“中国的历史其实没有凭据，其实全都不可信，所以中国没有历史，也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文化，中国人是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
很显然，按照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历史虚无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仅将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而且是在误导、蒙骗、糊弄公众，并且将贻害无穷！
须知由于条件、时代背景等诸多限制，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没有丝毫谬误，更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始终正确！要记述成百上千的历史人物和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全面、系统地反映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要不出现记述上的任何谬误，根本就不可能！
研究历史问题，考究某部史书，显然不能仅仅因为某部史书的某些记述有误就来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否则，就是断章取义，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在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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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王曾瑜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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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中的记述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述的作了全面客观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的记述，同时又指出了其中某些谬误失实的记述，——不是带着偏见以偏概全的一概加以否定，更不是想当然地臆断，而是用真凭实据和实实在在的严谨考证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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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作者：寒江雨雪隐 回复日期：2010-07-24 21:56:43
岳飞孙子的胡言乱语，你当了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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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寒江雨雪隐”(姓秦）的回复充分反映了黑岳的JY大师们的两大特点：
一、觉得自古以来的老百姓、史家学者们全都是些缺乏判断力的傻子；
二、对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抱有令人羡慕的自信。比如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当他没有！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就想当然地臆断，带着偏见以偏概全地加以否定，——却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全面推翻它！
“寒江雨雪隐”的意思是说，岳飞孙子岳珂是古今中外第一大奇才，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编两本书来欺蒙朝廷、欺蒙史官、欺蒙天下百姓、欺蒙后世几百年的学者！并且八百多年以来，广大史家学者都普遍缺乏判断力，都在轻信盲从岳珂的那两本书！
包括南宋史官、南宋朝廷，以及后世八百多年的史官学者，还有包括邓广铭、王曾瑜在内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水平都不高，都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
大家都被岳珂蒙骗了，大家全都是傻瓜，只有八百多年以后突然冒出来的像“寒江雨雪隐”那样“满罐子不摇半罐子晃”的人渣丑类和时代怪胎才是才能出众的聪明人！
岳珂曾经遭到政敌的控告，并受到迫害。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正月十五，岳珂门生镇江郡守韩正伦张灯以庆元夕，岳珂应景作诗曰：“驾轺老子久婆娑，从听笙歌拥绮罗。十里西凉忆如意，百年南国比流梭。吞声有恨哀蒲柳，纪节无人废蓼莪。寂寞丹心耿梅月，挑灯频问夜如何？”这本是一首怀旧伤时之作，不料却被无耻小人韩正伦借之诬害于朝，请治岳珂讥讽朝廷之重罪。韩正伦原为岳珂门生，因未曾受岳珂提拔，没想到他竟然夹私诬告陷害老师，真是人心不古，自古有之。绍定六年冬，岳珂因此被罢官，接着归隐庐山。
按照“寒江雨雪隐”的说法，岳珂还是一个不怕死、不要命的傻瓜，他竟然胆敢冒着杀头（甚至株连九族）的巨大危险，公然伪造资料来欺骗南宋朝廷，去挑战南宋史官（一群专业的权威史学家）的判断力和史学水平！而南宋朝廷和南宋史官竟然看不出岳珂所呈送上来的资料的漏洞!
但是在相互倾轧的官场，岳珂的政敌竟然没有拿岳珂书中的漏洞来大做文章（比如，控告岳珂伪造资料，欺骗朝廷，——这可是欺君大罪）,——这可真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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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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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梦旅人”评论（有个别改动）：
岳飞在后世自然是无限荣耀的，但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岳家后人为了替祖辈正名，尝的辛酸不知有多少。
虽然我一直认定对岳飞的评价不是WS皇帝们能说了算的，追什么官定什么谥都不过是他们的作秀，贬也好褒也好，乃至后世的捧也好歪曲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政（和谐）治；然而看着这样比想象中还要艰难的平反历程，看着皇帝们的吝啬扭捏模样，还是不由得心里发堵。
翻看岳珂的《金佗稡编》，这明明是有很多原始材料和有理有据的考辨嘛！可惜现在岳黑太多，再加上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跟风，金佗便被污蔑成信不得的书（要黑岳飞，必先黑金佗），NC们不加考证就凭空臆断、信口雌黄，NC们的思维就是：“孙子替爷爷歌功颂德的书也能信？”——害得不少宋粉岳粉在跟岳黑们拍砖的时候轻易都不敢引金佗为证，好像岳珂真是只会不顾事实地吹捧贴金的孝子贤孙似的，杯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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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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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兼谈《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关于《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兼谈《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对中国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其中除《史记》是通史且为私修外，其余都是断代史，且绝大多数为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 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后来，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于是“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各朝各代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朝每一代都会为前朝修史。
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继承下来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便都是元朝史官为前朝编写的官修正史。
早在元朝建立之初，金国遗老王鄂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随即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军队攻克南宋都城临安，负责留守事宜的元朝大臣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等人说“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后来因为在正统义例问题上，元朝朝野上下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编撰工作被长期耽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朝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会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
到了元顺帝时，在太平（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编修辽、宋、金三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金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
显然，修撰辽、宋、金三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在参考之列，但如果和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
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元朝史官编写辽、宋、金三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
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致在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0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国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给西夏(《金史》卷134《西夏传》) 。
在金国最有作为的皇帝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国每三年派军队向北大杀一阵，“谓之减丁”，给蒙古各部造成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6《世宗纪》记载，金国大定七年（1167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大定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金史》卷71《宗叙传》记载宗叙“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国只能消极防御；《金史》卷24《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方修筑边堡和壕堑。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国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
宋使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在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很显然，编撰辽、宋、金三史的时候，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此外，谈到《金史》的成书，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国文人遗老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收集整理与金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贡献。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金三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金国的修史制度要比辽国完善得多。金国设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蒙古军中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史馆，将金国官方所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运回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时，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谈过了《金史》的史料来源，下面再谈谈《宋史》的史料来源。
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丰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此外，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
当初，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文人遗老的描述，但是只要其所载不直接牵涉到元朝蒙古人，则包括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是不会干涉的，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某些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一些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居然在根本就不了解《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的情况下，就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为了戳穿“无知小丑”先生的无耻谎言，下面再看看《金史》中的某些记载：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四年）春正月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
上文意为：金国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宋朝皇帝（宋钦宗）给金国皇帝送上誓书、地图，大宋皇帝自称为金国皇帝的侄儿，尊称大金皇帝为伯父。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记载只能在《金史》中见得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五年）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天会六年）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上文意为：金国天会五年（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国皇帝下诏废黜宋徽宗、宋钦宗，将二帝贬为平民。金国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金人命令宋徽宗、宋钦宗穿上白色素衣，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金国的乾元殿，去拜见金国皇帝。金国皇帝于是下令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的记录同样只能在《金史》中见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宋人著述则将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之事，委婉地称为“二帝北狩”，也就是说二帝到北方打猎去了！
《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
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
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所谓的皇统二年就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一年，南宋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上面所列的就是宋高宗赵构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以及金国皇帝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帝的诏书。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中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现在承蒙大金皇帝的恩造，允许您的臣子赵构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臣子赵构一定派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臣子赵构现在献上了这份《进誓表》，希望上国尽早降下册封我赵构的诏书！”
上面所引的就是南宋皇帝宋高宗向金国皇帝称臣纳贡并割让国土的屈辱的《进誓表》，之后，金国再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从而完成了宋高宗当金国臣仆的交接手续。这些关于南宋皇帝的屈辱记载，在《宋史》是绝对找不到的，只能参见《金史》的记述。
此外，《金史》中将金军对宋朝的侵略称作“讨伐”，而《宋史》则称之为“金人侵犯”。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通过武力来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更不理睬南宋小朝廷的曲膝求和请求，他们蔑称宋高宗赵构为康王赵构。这在《金史》的记述得到明显体现，而《宋史》则尊称宋高宗赵构为“上”，或“帝”。
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金史》，所以它不知道《金史》不仅保留了金国遗老文人的观点，而且还保留了关于宋朝的屈辱记载，所以它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是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那些金国遗老文人还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
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兀术（即完颜宗弼）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
『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道听途说，胡说什么“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
事实上，“无知小丑”先生所谓“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其实是金军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却张冠李戴、草木皆兵，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
《金史》中所谓的“岳飞打败仗”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大多是民夫）；《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误记载！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
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岳飞当时虽然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但是却没有对整个战役的指挥权，而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很显然，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而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巨大，士气未散。
当时岳飞只是下级军官，还没有独立成军，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力战，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
事情的详细经过其实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
当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当时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
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一支孤军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在接到马家渡宋军溃败的战报以后，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就赶忙要乘船逃命。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去劝降，允许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立即无耻地叛国投敌，向金人投降。从此，岳飞得以摆脱那个刚愎自用且暴戾凶残的上司杜充的羁束，自成一军，开始了独当一面的抗金斗争。
当时，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了解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岳飞近年统军、抗敌的各种事迹，邵缉很希望岳飞更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便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
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说“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
其中的天眷二年，应为天眷三年之误。金国天眷二年（即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正式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南宋，那一年宋金之间没有任何战事。《金史》的年代时常误载，如《金史》卷81《王伯龙传》，把王伯龙从元帅府复河南等事迹都记录在天眷元年之下。此外，天眷二年中，岳飞的军队也从来没有到过鄢陵。所以，仆散浑坦率领金军侦查小分队攻击宋军的护粮饷队之事，应当发生在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的过程中。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
而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大部队就在前面不远处，岳飞难道不知道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众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数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算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人金军侦查小分队的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
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是为宋军运粮的700民夫，而不是700宋兵。
包括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草木皆兵地误以为对方是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声称“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然而，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
须知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几千士兵呆在后方，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张俊和王德军，而决非岳飞军。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主动撤退，阿鲁补复取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至于《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其实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十分荒唐可笑！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记述的战事发生在天眷二年夏天，金国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在这一年中，宋金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
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有将两千多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
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家军的驻地以及岳飞北伐的主战场也很远。
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很远。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一带与金军作战。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谓的“（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其中所谓“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军主力部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很显然，岳飞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
“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其实是把山东本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行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一直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国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中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些漏洞百出的失实记述，显然是金国将领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事实上，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
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
同时，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至于网上那些居心叵测的丑类，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
当代丑类们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给岳飞“抹黑”，当代丑类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丑类们还会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当代丑类们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进而引申出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谬论。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当代丑类们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当代丑类们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当代丑类们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
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其实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不学无术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故意用《金史》中关于岳飞的谬误和失实记载来污蔑贬低岳飞，“无知小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丑类。
“无知小丑”先生继续带着偏见想当然地臆断，然后信口雌黄，企图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无知小丑”先生在它那篇错漏百出的谬文的结尾胡说什么“元朝时期，汉族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汉唐以来积累的自信心大失，而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越是需要自大的幻想，所以需要歌颂岳飞的功绩以鼓舞士气”！但是事实上，这只适用于民间戏曲小说，而不适用于古代史学家的大部分史学著作。
比如，像演义小说《杨家将演义》中虚构了大量并不存在的人物，还虚构了“十二寡妇破阵”“穆桂英挂帅”等并不存在的事件；
再比如，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
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还虚构了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大量情节，比如，秦桧夫妇暴死、高宗驾崩，孝宗即位为岳飞平反昭雪，岳雷挂帅抵抗金兀术的新入侵，岳家小将全歼金兵，生擒金兀术，金兀术当场气死，牛皋当场笑死。结末是忠臣皆得封赠，岳飞之灵由佛爷启迪顿悟因果，遂复为佛顶大鹏。
事实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朝中主和的臣僚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在这种背景下，宋孝宗给岳飞的昭雪也是有限度的。宋孝宗对岳飞冤案虽已基本平反，但并不彻底。宋孝宗对受岳飞冤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岳飞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而对岳飞的褒奖和尊崇也打了折扣。
至于“岳雷挂帅”“岳家小将全歼金兵”“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等说法其实纯属民间的美好想象！
事实上，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的几个儿子仅仅只当了小官，并没有受到重用，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谈！
演义小说中的“金兀术”的原型其实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但他其实并不姓“金”，并且他也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被牛皋骑在背上而“气死”的，他是老病而死的。而历史上真实岳家军将领牛皋也并非是在战场上“笑死”的，而是被秦桧的党羽田师中毒死的！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金国最后被蒙古与南宋的联军灭亡，当时，岳飞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
很显然，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的说法，与史书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民间传说、演义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作品，其中中的很多说法，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美好想象，虽然有很多夸张荒诞的成分，但是寄托了民众的感情。而古代史家的史学专著却是要尽量客观、如实的记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但是，“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把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夸张荒诞的写法，与古代史家的史书并列，把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进而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完全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其实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下面再谈谈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极其可贵精神：
在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讲了两则古代史官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从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赵盾尊重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然而，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而且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重要制度，——因为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
而古代历史上的圣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制度，尊守这种史家行规的(清朝的“圣君”除外，因为他们的“圣名”主要是通过涂抹历史得来的）。汉朝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
在唐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讲的是唐太宗，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一个比较自恋的家伙）。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自然古代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也不少见,但这些多见于胡朝。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公师就因写国史而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
总的来说，汉族皇帝大都还是尊重这种史家行规的。当今有些人认为宋朝百姓为秦侩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权的左右，这是他们不了解古代历史相对于皇权独立的地位。这种制度一真到了明代还是被遵守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许明朝皇帝荒诞事迹，虽然有满清夸大诋毁之处，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记载下来的。
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耻的现象出现了，满清统治者大规模地销毁并篡改各种史书。中国人秉直书写历史的态度也为之一变，这种习气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了解情况的今人，误以为古人编写历史的态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历史是走了弯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但是却远非没有正气、骨髓和传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
很显然，排除不经常出现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古代史家完全不同于当代某些企图通过“标新立异”来提升“知名度”的丧尽天良的无耻“专家”文人们！更不是那个不学无术而又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所能真正理解的！
关于《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兼谈《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对中国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其中除《史记》是通史且为私修外，其余都是断代史，且绝大多数为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 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后来，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于是“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各朝各代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朝每一代都会为前朝修史。
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继承下来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便都是元朝史官为前朝编写的官修正史。
早在元朝建立之初，金国遗老王鄂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随即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军队攻克南宋都城临安，负责留守事宜的元朝大臣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等人说“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后来因为在正统义例问题上，元朝朝野上下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编撰工作被长期耽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朝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会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
到了元顺帝时，在太平（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编修辽、宋、金三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金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
显然，修撰辽、宋、金三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在参考之列，但如果和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
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元朝史官编写辽、宋、金三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
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致在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0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国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给西夏(《金史》卷134《西夏传》) 。
在金国最有作为的皇帝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国每三年派军队向北大杀一阵，“谓之减丁”，给蒙古各部造成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6《世宗纪》记载，金国大定七年（1167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大定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金史》卷71《宗叙传》记载宗叙“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国只能消极防御；《金史》卷24《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方修筑边堡和壕堑。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国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
宋使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在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很显然，编撰辽、宋、金三史的时候，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此外，谈到《金史》的成书，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国文人遗老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收集整理与金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贡献。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金三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金国的修史制度要比辽国完善得多。金国设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蒙古军中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史馆，将金国官方所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运回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时，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谈过了《金史》的史料来源，下面再谈谈《宋史》的史料来源。
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丰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此外，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
当初，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文人遗老的描述，但是只要其所载不直接牵涉到元朝蒙古人，则包括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是不会干涉的，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某些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一些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居然在根本就不了解《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的情况下，就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为了戳穿“无知小丑”先生的无耻谎言，下面再看看《金史》中的某些记载：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四年）春正月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
上文意为：金国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宋朝皇帝（宋钦宗）给金国皇帝送上誓书、地图，大宋皇帝自称为金国皇帝的侄儿，尊称大金皇帝为伯父。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记载只能在《金史》中见得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五年）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天会六年）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上文意为：金国天会五年（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国皇帝下诏废黜宋徽宗、宋钦宗，将二帝贬为平民。金国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金人命令宋徽宗、宋钦宗穿上白色素衣，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金国的乾元殿，去拜见金国皇帝。金国皇帝于是下令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的记录同样只能在《金史》中见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宋人著述则将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之事，委婉地称为“二帝北狩”，也就是说二帝到北方打猎去了！
《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
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
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所谓的皇统二年就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一年，南宋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上面所列的就是宋高宗赵构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以及金国皇帝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帝的诏书。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中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现在承蒙大金皇帝的恩造，允许您的臣子赵构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臣子赵构一定派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臣子赵构现在献上了这份《进誓表》，希望上国尽早降下册封我赵构的诏书！”
上面所引的就是南宋皇帝宋高宗向金国皇帝称臣纳贡并割让国土的屈辱的《进誓表》，之后，金国再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从而完成了宋高宗当金国臣仆的交接手续。这些关于南宋皇帝的屈辱记载，在《宋史》是绝对找不到的，只能参见《金史》的记述。
此外，《金史》中将金军对宋朝的侵略称作“讨伐”，而《宋史》则称之为“金人侵犯”。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通过武力来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更不理睬南宋小朝廷的曲膝求和请求，他们蔑称宋高宗赵构为康王赵构。这在《金史》的记述得到明显体现，而《宋史》则尊称宋高宗赵构为“上”，或“帝”。
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金史》，所以它不知道《金史》不仅保留了金国遗老文人的观点，而且还保留了关于宋朝的屈辱记载，所以它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是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那些金国遗老文人还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
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兀术（即完颜宗弼）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
『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道听途说，胡说什么“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
事实上，“无知小丑”先生所谓“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其实是金军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却张冠李戴、草木皆兵，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
《金史》中所谓的“岳飞打败仗”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大多是民夫）；《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误记载！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
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岳飞当时虽然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但是却没有对整个战役的指挥权，而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很显然，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而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巨大，士气未散。
当时岳飞只是下级军官，还没有独立成军，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力战，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
事情的详细经过其实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
当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当时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
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一支孤军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在接到马家渡宋军溃败的战报以后，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就赶忙要乘船逃命。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去劝降，允许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立即无耻地叛国投敌，向金人投降。从此，岳飞得以摆脱那个刚愎自用且暴戾凶残的上司杜充的羁束，自成一军，开始了独当一面的抗金斗争。
当时，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了解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岳飞近年统军、抗敌的各种事迹，邵缉很希望岳飞更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便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
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说“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
其中的天眷二年，应为天眷三年之误。金国天眷二年（即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正式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南宋，那一年宋金之间没有任何战事。《金史》的年代时常误载，如《金史》卷81《王伯龙传》，把王伯龙从元帅府复河南等事迹都记录在天眷元年之下。此外，天眷二年中，岳飞的军队也从来没有到过鄢陵。所以，仆散浑坦率领金军侦查小分队攻击宋军的护粮饷队之事，应当发生在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的过程中。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
而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大部队就在前面不远处，岳飞难道不知道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众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数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算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人金军侦查小分队的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
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是为宋军运粮的700民夫，而不是700宋兵。
包括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草木皆兵地误以为对方是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声称“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然而，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
须知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几千士兵呆在后方，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张俊和王德军，而决非岳飞军。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主动撤退，阿鲁补复取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至于《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其实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十分荒唐可笑！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记述的战事发生在天眷二年夏天，金国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在这一年中，宋金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
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有将两千多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
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家军的驻地以及岳飞北伐的主战场也很远。
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很远。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一带与金军作战。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谓的“（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其中所谓“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军主力部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很显然，岳飞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
“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其实是把山东本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行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一直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国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中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些漏洞百出的失实记述，显然是金国将领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事实上，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
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
同时，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至于网上那些居心叵测的丑类，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
当代丑类们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给岳飞“抹黑”，当代丑类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丑类们还会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当代丑类们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进而引申出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谬论。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当代丑类们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当代丑类们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当代丑类们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
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其实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不学无术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故意用《金史》中关于岳飞的谬误和失实记载来污蔑贬低岳飞，“无知小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丑类。
“无知小丑”先生继续带着偏见想当然地臆断，然后信口雌黄，企图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无知小丑”先生在它那篇错漏百出的谬文的结尾胡说什么“元朝时期，汉族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汉唐以来积累的自信心大失，而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越是需要自大的幻想，所以需要歌颂岳飞的功绩以鼓舞士气”！但是事实上，这只适用于民间戏曲小说，而不适用于古代史学家的大部分史学著作。
比如，像演义小说《杨家将演义》中虚构了大量并不存在的人物，还虚构了“十二寡妇破阵”“穆桂英挂帅”等并不存在的事件；
再比如，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
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还虚构了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大量情节，比如，秦桧夫妇暴死、高宗驾崩，孝宗即位为岳飞平反昭雪，岳雷挂帅抵抗金兀术的新入侵，岳家小将全歼金兵，生擒金兀术，金兀术当场气死，牛皋当场笑死。结末是忠臣皆得封赠，岳飞之灵由佛爷启迪顿悟因果，遂复为佛顶大鹏。
事实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朝中主和的臣僚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在这种背景下，宋孝宗给岳飞的昭雪也是有限度的。宋孝宗对岳飞冤案虽已基本平反，但并不彻底。宋孝宗对受岳飞冤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岳飞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而对岳飞的褒奖和尊崇也打了折扣。
至于“岳雷挂帅”“岳家小将全歼金兵”“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等说法其实纯属民间的美好想象！
事实上，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的几个儿子仅仅只当了小官，并没有受到重用，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谈！
演义小说中的“金兀术”的原型其实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但他其实并不姓“金”，并且他也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被牛皋骑在背上而“气死”的，他是老病而死的。而历史上真实岳家军将领牛皋也并非是在战场上“笑死”的，而是被秦桧的党羽田师中毒死的！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金国最后被蒙古与南宋的联军灭亡，当时，岳飞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
很显然，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的说法，与史书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民间传说、演义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作品，其中中的很多说法，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美好想象，虽然有很多夸张荒诞的成分，但是寄托了民众的感情。而古代史家的史学专著却是要尽量客观、如实的记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但是，“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把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夸张荒诞的写法，与古代史家的史书并列，把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进而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完全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其实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下面再谈谈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极其可贵精神：
在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讲了两则古代史官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从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赵盾尊重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然而，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而且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重要制度，——因为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
而古代历史上的圣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制度，尊守这种史家行规的(清朝的“圣君”除外，因为他们的“圣名”主要是通过涂抹历史得来的）。汉朝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
在唐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讲的是唐太宗，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一个比较自恋的家伙）。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自然古代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也不少见,但这些多见于胡朝。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公师就因写国史而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
总的来说，汉族皇帝大都还是尊重这种史家行规的。当今有些人认为宋朝百姓为秦侩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权的左右，这是他们不了解古代历史相对于皇权独立的地位。这种制度一真到了明代还是被遵守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许明朝皇帝荒诞事迹，虽然有满清夸大诋毁之处，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记载下来的。
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耻的现象出现了，满清统治者大规模地销毁并篡改各种史书。中国人秉直书写历史的态度也为之一变，这种习气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了解情况的今人，误以为古人编写历史的态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历史是走了弯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但是却远非没有正气、骨髓和传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
很显然，排除不经常出现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古代史家完全不同于当代某些企图通过“标新立异”来提升“知名度”的丧尽天良的无耻“专家”文人们！更不是那个不学无术而又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所能真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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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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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岳飞子云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
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
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
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百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枭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
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
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
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
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闾勍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爇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 诸 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
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败之。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兵掩击之，成奔江西。
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
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
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
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
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术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戚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
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
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
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余人。
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余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
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
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
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
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
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疠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
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
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余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
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
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
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砦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堇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 封母国 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幺。
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
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经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燮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诜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
幺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氵义，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
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
幺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谶。
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觐，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
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榇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
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画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己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
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
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
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
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
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尉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固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郦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刲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
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
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
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
会遣士亻褭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
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
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
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
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
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
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 诸 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
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
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
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幺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
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訹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
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
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禼与飞有怨，风禼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
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禼。禼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禼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禼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附会其狱。
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禼俱劾去。宗正卿士亻褭请以百口保飞，禼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
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
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
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
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谂，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
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禼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
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
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云，飞养子。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飞征伐，未尝不与，数立奇功，飞辄隐之。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飞不言。逾年，铨曹辩之，始迁武翼郎、杨幺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张浚廉得其实，曰：「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奏乞推异数，飞力辞不受。尝以特旨迁三资，飞辞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级，男云遽躐崇资，何以服众？」累表不受。
颍昌大战，无虑十数，出入行阵，体被百余创，甲裳为赤。以功迁忠州防御使，飞又辞；命带御器械，飞又力辞之。终左武大夫、提举醴泉观。死年二十三。孝宗初，与飞同复元官，以礼祔葬，赠安远军承宣使。
雷，忠训郎、阁门祗候，赠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
初，飞下狱，桧令亲党王会搜其家，得御札数箧，束之左藏南库，霖请于孝宗，还之。
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辩验汇次，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嘉定间，为《吁天辩诬集》五卷、《天定录》二卷上之。
震，朝奉大夫、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霆，修武郎、阁门祗候。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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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宋史》卷365《岳飞传》的取材：
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而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大致是取材于南宋史官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南宋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抗金名将的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
经南宋史馆审订之后，南宋史官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岳飞传记书稿（包括《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并更正了岳珂书稿中的某些错讹之处，还增加了对秦桧事迹的概述，进而编撰成《岳飞传》（也即《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章颖还将《皇宋中兴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后来元朝史官修史，基本上沿袭了前朝史官的记述，但是关于岳飞的资料实在太多，篇幅很大，不可能全文转录，于是他们删繁就简，把十万字左右的传记精简到一万字左右。这就是《宋史》卷365《岳飞传》的由来。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考证，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其实是以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为蓝本删简而成，其中比章颖原著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这一内容。这应该是南宋史官撰写《国史》时，依据南宋原大理寺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主审官）何铸的子孙所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件资料而增补的。
岳飞等南宋爱国将领的生平事迹能够被正史（《宋史》）详尽记载并流传后世，南宋史官章颖功不可没。
附件二：
南宋史官章颖简介：
章颖(1141-1218)，字茂献，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
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还担任代理兵部侍郎。
宋宁宗在位前期，权臣韩侘胄忌恨宰相赵汝愚，指使其党羽诬告赵汝愚，宋宁宗听信韩侘胄党羽之言，准备把赵汝愚免职、流放。南宋大臣畏惧韩侘胄的权势，都不敢替赵汝愚说公道话。但是刚直不阿的章颖却直言进谏，奏请宋宁宗，希望朝廷留用赵汝愚。结果，章颖得罪了权臣韩侘胄，很快就遭到韩侘胄党羽的弹劾，被朝廷罢官。此后，章颖长期居家不出，其间虽曾当过地方官，但是也屡次被罢免。
在韩侂胄死后，章颖被调回朝廷，担任集英殿修撰官，后来又升任刑部侍郎兼翰林侍讲。在殿对时，宋宁宗对章颖说：“卿为权臣沮抑甚久。”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中的诬笔，得到批准。
后来，章颖先后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章颖为人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宋史》卷404《章颖传》称章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
附件三：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简介：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以及南宋的重要资料之一。
《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共计八十八份诏书。
《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
《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将岳霖父子两代人发费数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飞的部分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汇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金陀粹编》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金陀粹编》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
《金陀续编》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
《金陀续编》的最后四卷包括了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等原始文件，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加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事实上，《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其实是岳珂将所收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汇集而成的两个文集，而非两部传记。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既有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又有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还有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
以上这些原始文献资料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的，岳霖岳珂父子两代人所做的仅仅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审核，之后汇集成书，并刻印出版！
当然，《金陀粹编》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也即《金陀粹编》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是岳珂最终定稿的，其中所收录的《吁天辨诬录》（也即《金陀粹编》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岳珂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所作的辩驳，也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南宋国子博士顾杞同情岳飞冤案，故顾杞也帮岳霖收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并且顾杞还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鄂王行实编年》的底本其实是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
关于《鄂王行实编年》一书的史料价值，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
『《鄂王行实编年》作为一本关于岳飞的较详细的传记，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提供了有价值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凡是涉及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矛盾的史实，书中却一律采取回避态度，或故作曲笔，当然也存在不少虚美、错讹和疏漏之处。但其中也应有沿袭顾杞草稿错误的成份，未必全属岳珂本人的杜撰。
由于年深日久，其父岳霖「考于闻见，访于遗卒」而得的传闻，未必全部确实可靠，而岳珂照抄顾杞草稿，就不免以讹传讹。
此外，岳珂写作这份传记所依据的资料，有一部分并未转载于《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例如顾杞草稿、《野史》、宋朝的某些档案和官史等等，今已失传。
故《鄂王行实编年》中的某些缺乏旁证的记述，例如朱仙镇之战，兀术向秦桧提出的「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的书信等等，虽然引起人们的争论，却似乎难以判断为出自岳珂的伪造，而必无所据。』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关于这些，古往今来的很多史家学者都曾指出。
岳飞孙子岳珂所著《鄂王行实编年》一书，确实存在不少错讹之处以及虚妄失实之处，但是《鄂王行实编年》一书记载的事件大部分是有据可依的，尤其是其中所记述的基本历史事件框架，更是真实可信的。关于这些，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早已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用客观全面的考证以及严谨的分析来证明了。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几乎将其他史籍（尤其是宋朝时期的）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在《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大约有一百好几十种）中的记载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述作了全面系统严谨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可信的记述，同时又指正了其中存在的虚妄、错讹、失实之处。
很显然，在研究历史问题、考辨史书记述的真伪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在以偏概全地随意下结论，更不是在想当然地臆断，而是要找出真凭实据来，是要用实实在在的全面考证以及严谨分析来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事实上，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
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假如按着某些居心叵测的黑岳丑类们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岳飞子云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
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
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
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百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枭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
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
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
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
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闾勍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爇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 诸 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
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败之。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兵掩击之，成奔江西。
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
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
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
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
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术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戚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
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
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
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余人。
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余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
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
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
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
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
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疠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
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
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余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
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
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
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砦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堇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 封母国 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幺。
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
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经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燮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诜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
幺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氵义，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
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
幺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谶。
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觐，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
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榇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
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画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己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
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
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
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
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
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尉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固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郦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刲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
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
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
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
会遣士亻褭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
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
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
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
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
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
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 诸 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
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
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
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幺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
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訹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
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
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禼与飞有怨，风禼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
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禼。禼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禼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禼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附会其狱。
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禼俱劾去。宗正卿士亻褭请以百口保飞，禼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
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
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
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
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谂，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
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禼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
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
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云，飞养子。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飞征伐，未尝不与，数立奇功，飞辄隐之。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飞不言。逾年，铨曹辩之，始迁武翼郎、杨幺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张浚廉得其实，曰：「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奏乞推异数，飞力辞不受。尝以特旨迁三资，飞辞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级，男云遽躐崇资，何以服众？」累表不受。
颍昌大战，无虑十数，出入行阵，体被百余创，甲裳为赤。以功迁忠州防御使，飞又辞；命带御器械，飞又力辞之。终左武大夫、提举醴泉观。死年二十三。孝宗初，与飞同复元官，以礼祔葬，赠安远军承宣使。
雷，忠训郎、阁门祗候，赠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
初，飞下狱，桧令亲党王会搜其家，得御札数箧，束之左藏南库，霖请于孝宗，还之。
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辩验汇次，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嘉定间，为《吁天辩诬集》五卷、《天定录》二卷上之。
震，朝奉大夫、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霆，修武郎、阁门祗候。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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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宋史》卷365《岳飞传》的取材：
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而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大致是取材于南宋史官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南宋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抗金名将的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
经南宋史馆审订之后，南宋史官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岳飞传记书稿（包括《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并更正了岳珂书稿中的某些错讹之处，还增加了对秦桧事迹的概述，进而编撰成《岳飞传》（也即《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章颖还将《皇宋中兴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后来元朝史官修史，基本上沿袭了前朝史官的记述，但是关于岳飞的资料实在太多，篇幅很大，不可能全文转录，于是他们删繁就简，把十万字左右的传记精简到一万字左右。这就是《宋史》卷365《岳飞传》的由来。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考证，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其实是以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为蓝本删简而成，其中比章颖原著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这一内容。这应该是南宋史官撰写《国史》时，依据南宋原大理寺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主审官）何铸的子孙所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件资料而增补的。
岳飞等南宋爱国将领的生平事迹能够被正史（《宋史》）详尽记载并流传后世，南宋史官章颖功不可没。
附件二：
南宋史官章颖简介：
章颖(1141-1218)，字茂献，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
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还担任代理兵部侍郎。
宋宁宗在位前期，权臣韩侘胄忌恨宰相赵汝愚，指使其党羽诬告赵汝愚，宋宁宗听信韩侘胄党羽之言，准备把赵汝愚免职、流放。南宋大臣畏惧韩侘胄的权势，都不敢替赵汝愚说公道话。但是刚直不阿的章颖却直言进谏，奏请宋宁宗，希望朝廷留用赵汝愚。结果，章颖得罪了权臣韩侘胄，很快就遭到韩侘胄党羽的弹劾，被朝廷罢官。此后，章颖长期居家不出，其间虽曾当过地方官，但是也屡次被罢免。
在韩侂胄死后，章颖被调回朝廷，担任集英殿修撰官，后来又升任刑部侍郎兼翰林侍讲。在殿对时，宋宁宗对章颖说：“卿为权臣沮抑甚久。”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中的诬笔，得到批准。
后来，章颖先后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章颖为人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宋史》卷404《章颖传》称章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
附件三：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简介：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以及南宋的重要资料之一。
《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共计八十八份诏书。
《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
《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将岳霖父子两代人发费数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飞的部分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汇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金陀粹编》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金陀粹编》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
《金陀续编》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
《金陀续编》的最后四卷包括了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等原始文件，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加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事实上，《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其实是岳珂将所收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汇集而成的两个文集，而非两部传记。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既有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又有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还有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
以上这些原始文献资料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的，岳霖岳珂父子两代人所做的仅仅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审核，之后汇集成书，并刻印出版！
当然，《金陀粹编》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也即《金陀粹编》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是岳珂最终定稿的，其中所收录的《吁天辨诬录》（也即《金陀粹编》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岳珂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所作的辩驳，也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南宋国子博士顾杞同情岳飞冤案，故顾杞也帮岳霖收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并且顾杞还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鄂王行实编年》的底本其实是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
关于《鄂王行实编年》一书的史料价值，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
『《鄂王行实编年》作为一本关于岳飞的较详细的传记，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提供了有价值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凡是涉及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矛盾的史实，书中却一律采取回避态度，或故作曲笔，当然也存在不少虚美、错讹和疏漏之处。但其中也应有沿袭顾杞草稿错误的成份，未必全属岳珂本人的杜撰。
由于年深日久，其父岳霖「考于闻见，访于遗卒」而得的传闻，未必全部确实可靠，而岳珂照抄顾杞草稿，就不免以讹传讹。
此外，岳珂写作这份传记所依据的资料，有一部分并未转载于《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例如顾杞草稿、《野史》、宋朝的某些档案和官史等等，今已失传。
故《鄂王行实编年》中的某些缺乏旁证的记述，例如朱仙镇之战，兀术向秦桧提出的「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的书信等等，虽然引起人们的争论，却似乎难以判断为出自岳珂的伪造，而必无所据。』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关于这些，古往今来的很多史家学者都曾指出。
岳飞孙子岳珂所著《鄂王行实编年》一书，确实存在不少错讹之处以及虚妄失实之处，但是《鄂王行实编年》一书记载的事件大部分是有据可依的，尤其是其中所记述的基本历史事件框架，更是真实可信的。关于这些，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早已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用客观全面的考证以及严谨的分析来证明了。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几乎将其他史籍（尤其是宋朝时期的）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在《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大约有一百好几十种）中的记载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述作了全面系统严谨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可信的记述，同时又指正了其中存在的虚妄、错讹、失实之处。
很显然，在研究历史问题、考辨史书记述的真伪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在以偏概全地随意下结论，更不是在想当然地臆断，而是要找出真凭实据来，是要用实实在在的全面考证以及严谨分析来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事实上，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
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假如按着某些居心叵测的黑岳丑类们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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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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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南宋军民是如何看待岳飞冤案的？兼谈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图谋使其互相残害。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要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曾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官赋闲。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经指出：岳飞是宋朝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万人。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败类王俊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注﹜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l《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赵构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247《赵士（左亻右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壬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
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
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也都受到株连。
给岳飞通风报信的进奏官王处仁和武将蒋世雄，分别受到革职，流放岭南和“编管”的惩处。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 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
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万人。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仅仅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很显然，诬陷岳飞、附和秦桧的败类其实并不多，而在原岳家军全体将士中，附和秦桧的败类更是只有极少数，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但是，卑鄙无耻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岳飞的很多属下都附和秦桧诬陷岳飞”！
“四名败类”能代表原岳家军十万将士吗？与原岳家军近三百将官比起来，“四个将官”很多吗？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比起来，“四个将官”很多吗？ “无知小丑”先生是不是需要补习一下小学数学知识？
在岳飞入狱之前，原岳飞部属王处仁和蒋世雄，冒着风险，多次给岳飞通风报信；岳飞部将张宪宁死不屈，坚决不诬陷岳飞。这些却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忽略了！
在岳飞入狱之后，也有很多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出来为岳飞鸣冤，奋不顾身地设法营救岳飞。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当时，韩世忠已经罢官赋闲，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何铸天良发现，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李若朴、何彦猷等人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多次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文士智浃、平民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平民范澄之等人，也分别上书南宋朝廷，为岳飞鸣冤叫屈。
绍兴十一年除夕，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军队再次大举南侵攻宋。绍兴三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的御史中丞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到鄂州督军。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昭雪，『哭声如雷』，众人甚至大呼：『为我岳公争气，愿效一死！』。汪澈劝慰多时，答应禀报朝廷，将士们仍啜泣不止（《金佗稡编》卷9《昭雪庙谥》；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以上史实也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忽略了！
“无知小丑”先生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贬损岳飞，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岳飞被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替他说话，相反他的很多属下都附和秦桧诬陷他，只有韩世忠出于老交情问了一句而已”！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真是既卑鄙无耻，又居心不良！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在岳飞遇害之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于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贬损岳飞，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想当然地凭空臆断，胡说什么“岳飞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算怎么崇高”！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注：绍兴三十一年，宋芑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国家自和议之后，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二十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然诏不可徒下也，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赐宇文虚中之爵，而为之立祠，昭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又下亲征之诏，移跸建康，则其气固足以吞强敌矣！……」』(注：绍兴三十一年，程宏图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倪朴在上书中还指出岳飞『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并强烈要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倪石陵书•拟上高宗皇帝书》）。
后来，南宋宰相史浩等官员也陆续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注：史浩上书请求给岳飞等人平反昭雪之事还可以参见《保庆四明志》卷13《史浩传》、《宋史》卷396《史浩传》)
自从宋金达成和议，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而绍兴三十一年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变得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附注：秦桧专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同时，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经过金主完颜亮的“提醒”，宋高宗赵构突然想起已经被他伙同秦桧冤杀了将近二十年的那位名将岳飞。为了激励士气，宋高宗赵构下令给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然而，心胸狭隘的宋高宗赵构到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害死岳飞的罪责，所以别有用心地把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与蔡京、童贯等误国权奸并列,以混淆视听。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 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宣布退位，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宋孝宗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改革内政，勤俭治国，为南宋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在即位之初，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即位仅一个月，在并未对岳飞冤案进行重新审查的情况下，就宣布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栖霞岭下。同时，访求岳飞子孙，授予官职。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宋史》卷33《孝宗纪》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十月)壬午，官岳飞孙六人。』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周洪道(周必大，字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岳飞)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飞上疏请建储云。』(注：还可以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岳飞追复元官》)
《宋史》卷364《韩彦直传》记载：『拜(韩彦直)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注：韩彦直是韩世忠长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1记载：『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京西、湖北路马、步军都总管、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追复元官，四子各补承信郎。其子敌万自陈，当建炎、绍兴间，宪从岳飞与金人战，屡立奇功，中坐飞事死。今飞已蒙朝廷褒恤，录及子孙，惟宪尚挂罪籍，乞援飞例，追复元官，给还恩数。故有是命。』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之初，就很快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遇害是一大冤案。淳熙五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曾对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但值得注意得是，宋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而不是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宋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
其二，岳飞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宋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为了收揽人心，急于鼓舞士气，争取军队的支持。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经由作为太宗后代的宋高宗禅让，作为太祖后代的宋孝宗得以荣登皇位，但是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而这时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
一年前（绍兴三十一年），大臣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联名上书为岳飞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宋孝宗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南宋朝廷岂敢掉以轻心？而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岳飞冤案，对岳飞家属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提到：『去冬出戌，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提到：『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这些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
再者，在皇位坐稳之后，宋孝宗很想摆脱屈辱地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需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故急需为岳飞平反昭雪。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有所保留、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公开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宋朝褒扬岳飞，却又不能把宋高宗赵构置于冤杀岳飞的元凶和主犯的地位。宋亡以后，方无此禁忌。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图谋使其互相残害。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要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曾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官赋闲。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经指出：岳飞是宋朝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万人。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败类王俊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注﹜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l《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赵构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247《赵士（左亻右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壬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
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
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也都受到株连。
给岳飞通风报信的进奏官王处仁和武将蒋世雄，分别受到革职，流放岭南和“编管”的惩处。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 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
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万人。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仅仅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很显然，诬陷岳飞、附和秦桧的败类其实并不多，而在原岳家军全体将士中，附和秦桧的败类更是只有极少数，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但是，卑鄙无耻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岳飞的很多属下都附和秦桧诬陷岳飞”！
“四名败类”能代表原岳家军十万将士吗？与原岳家军近三百将官比起来，“四个将官”很多吗？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比起来，“四个将官”很多吗？ “无知小丑”先生是不是需要补习一下小学数学知识？
在岳飞入狱之前，原岳飞部属王处仁和蒋世雄，冒着风险，多次给岳飞通风报信；岳飞部将张宪宁死不屈，坚决不诬陷岳飞。这些却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忽略了！
在岳飞入狱之后，也有很多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出来为岳飞鸣冤，奋不顾身地设法营救岳飞。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当时，韩世忠已经罢官赋闲，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何铸天良发现，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李若朴、何彦猷等人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多次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文士智浃、平民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平民范澄之等人，也分别上书南宋朝廷，为岳飞鸣冤叫屈。
绍兴十一年除夕，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军队再次大举南侵攻宋。绍兴三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的御史中丞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到鄂州督军。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昭雪，『哭声如雷』，众人甚至大呼：『为我岳公争气，愿效一死！』。汪澈劝慰多时，答应禀报朝廷，将士们仍啜泣不止（《金佗稡编》卷9《昭雪庙谥》；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以上史实也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忽略了！
“无知小丑”先生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贬损岳飞，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岳飞被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替他说话，相反他的很多属下都附和秦桧诬陷他，只有韩世忠出于老交情问了一句而已”！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真是既卑鄙无耻，又居心不良！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在岳飞遇害之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于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贬损岳飞，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想当然地凭空臆断，胡说什么“岳飞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算怎么崇高”！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注：绍兴三十一年，宋芑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国家自和议之后，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二十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然诏不可徒下也，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赐宇文虚中之爵，而为之立祠，昭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又下亲征之诏，移跸建康，则其气固足以吞强敌矣！……」』(注：绍兴三十一年，程宏图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倪朴在上书中还指出岳飞『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并强烈要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倪石陵书•拟上高宗皇帝书》）。
后来，南宋宰相史浩等官员也陆续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注：史浩上书请求给岳飞等人平反昭雪之事还可以参见《保庆四明志》卷13《史浩传》、《宋史》卷396《史浩传》)
自从宋金达成和议，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而绍兴三十一年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变得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附注：秦桧专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同时，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经过金主完颜亮的“提醒”，宋高宗赵构突然想起已经被他伙同秦桧冤杀了将近二十年的那位名将岳飞。为了激励士气，宋高宗赵构下令给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然而，心胸狭隘的宋高宗赵构到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害死岳飞的罪责，所以别有用心地把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与蔡京、童贯等误国权奸并列,以混淆视听。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 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宣布退位，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宋孝宗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改革内政，勤俭治国，为南宋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在即位之初，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即位仅一个月，在并未对岳飞冤案进行重新审查的情况下，就宣布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栖霞岭下。同时，访求岳飞子孙，授予官职。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宋史》卷33《孝宗纪》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十月)壬午，官岳飞孙六人。』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周洪道(周必大，字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岳飞)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飞上疏请建储云。』(注：还可以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岳飞追复元官》)
《宋史》卷364《韩彦直传》记载：『拜(韩彦直)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注：韩彦直是韩世忠长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1记载：『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京西、湖北路马、步军都总管、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追复元官，四子各补承信郎。其子敌万自陈，当建炎、绍兴间，宪从岳飞与金人战，屡立奇功，中坐飞事死。今飞已蒙朝廷褒恤，录及子孙，惟宪尚挂罪籍，乞援飞例，追复元官，给还恩数。故有是命。』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之初，就很快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遇害是一大冤案。淳熙五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曾对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但值得注意得是，宋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而不是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宋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
其二，岳飞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宋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为了收揽人心，急于鼓舞士气，争取军队的支持。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经由作为太宗后代的宋高宗禅让，作为太祖后代的宋孝宗得以荣登皇位，但是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而这时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
一年前（绍兴三十一年），大臣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联名上书为岳飞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宋孝宗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南宋朝廷岂敢掉以轻心？而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岳飞冤案，对岳飞家属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提到：『去冬出戌，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提到：『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这些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
再者，在皇位坐稳之后，宋孝宗很想摆脱屈辱地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需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故急需为岳飞平反昭雪。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有所保留、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公开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宋朝褒扬岳飞，却又不能把宋高宗赵构置于冤杀岳飞的元凶和主犯的地位。宋亡以后，方无此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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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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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摘 要: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岳飞;南宋;平反昭雪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125-09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而是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一、凶手众多 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此固必要。但是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
尚须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三大将之一的张俊。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正如岳珂所言:“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云。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云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
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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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6-12-02
作者简介:姜锡东(1961- ),男,山东平度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宋辽夏金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1JA770002)。
①此据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龚延明《岳飞评传》第2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据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50页:“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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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 [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岳珂认为:“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所以岳珂说:“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1] (《稡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之流又岂敢杀害岳飞?
(二)文官中的帮凶
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看到朝廷关于岳飞狱案的榜示后,立即上书高宗,批评赵构“令将帅相屠”[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然而事实上，参与屠杀岳飞的不仅有武将,还有一批文官。文官中的帮凶大恶,首推秦桧。史载确凿昭明,此不赘言。还有一批文官,充当帮凶,参与诬陷、迫害岳飞。
首先出场的是一批造势者,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诬陷、杀害岳飞的帮凶。
据李心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 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2](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初,骄兵悍将布列内外,以至于左右政局、兴亡国柄,文官的地位和影响空前低落。有鉴于此,宋太祖时即开始剥夺宿将兵权,开始重用文臣。至宋太宗时,不分内外地一概剥夺或限制武将兵权,大兴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见的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格局,并为后来的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南宋初期,武将势力趁天下大乱、战争频仍之契机再度崛起,专横跋扈之将不乏其人,武将凌辱文官之事屡有发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抚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机“第二次收兵权”。
建炎四年(1130),枢密院编修官王銍奉命研究总结“祖宗兵制”,对太祖、太宗削藩镇、收兵权、恩威并施、相互牵制等“家法”妙策论述精详。高宗读后,极为赞赏[4](后录卷11、余话卷1)。从其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赵构确实心领神会、力行不怠。张浚、王庶等文官曾辅助宋高宗收兵权,均以失败告终。但经过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夺大将兵权的舆论准备已基本就绪。
到绍兴十一年,在秦桧、范同等人谋划下,终于收夺韩、张、岳三大将兵权。三人被调离本军、上调中央任枢密使副后,连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以前是“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禠魄。当此之时,朝廷为重。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三大将脱离共同奋战多年的部将、上调中央,已被架空。然而，宋高宗及其麾下的一批文官并未心满意足,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要做了:屠刀首先砍向最慢怠文官、坚决抗金、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决反对“绍兴和议”的韩世忠,因岳飞抵制未果,于是刀锋转向岳飞。
集中兵权、统一指挥有利于协同作战,本身不谬,确有必要,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岳飞被害。但集中兵权后,不是用于抗金雪耻,而是为了制服压抑主战派武将,以便屈辱求和、谋私卖国,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为此而诬杀尽忠许国、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就更是错上加错、千古罪人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种结果,而是第二种结果,又横空加上第三种结果。那些良莠忠奸不分、轻重深浅不别、精于谋私而拙于谋公的文官们,难逃造势之责。
在岳飞被害问题上,如果说张、岳楚州之行前部分文官不过具有客观造势之罪责,那么后来就直接参与陷害岳飞阴谋之中了。
楚州归来后,岳飞上奏提出辞职,高宗不允。八月份,台谏官万俟、何铸、罗汝楫,秉承赵构和秦桧旨意,与张俊密切配合,连上六章弹劾岳飞。他们给岳飞罗列了五大罪过:1.淮西之役,“稽违诏旨,不以时发”。2.在楚州“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3.“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某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4.“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即建议立皇储)。5.“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反对与金媾和)①。
上述弹劾,直索飞命,万不可等闲视之。其一,绍兴三年,宋高宗曾赐给岳飞一面锦旗,上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君臣遐迩,举国上下,都把岳飞视为忠臣。至此弹劾奏章中,他们改变看法,宣称岳飞已经“大亏忠节”,“忠衰于君”[1](《稡编》卷23《山阳辨》)。既然已不忠于宋高宗赵构,理应清除。据李心传《要录》记载说:“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飞自楚归,乃令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2](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对于宋高宗本人来说,岳飞不追随自己向金求和,确非忠臣。这是岳飞不忠的真相(其他都是借口或诬词),也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其二,万俟卨等人审理岳飞指使张宪谋反一案证据不足、难以收场时,便转而摘取上述弹劾内容罗织罪名。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舆论准备工作,已由这几位文官基本完成。其下是选择一个最能耸人听闻的“谋反”借口。九月八日,王俊状告张宪受岳飞指使“谋反”。十月中间,岳飞被捕。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害。
从入狱之日起,确如一狱卒所言,岳飞已成“逆臣”[5](炎兴下帙卷107),几无生还的希望。但从审理官何铸、薛仁辅、何彦猷、李若朴企图保全岳飞性命之举来看,岳飞尚有一丝生还希望。但万俟等却在赵构、秦桧唆使下,锤拷强求,恶毒罗织,定成死罪。如果审理官都像何铸等人良心未泯、仗义拯救,而不像秦桧、万俟等助纣为虐,宋高宗一人又岂能将岳飞判成死罪?
(三)凶手们的动机
诬陷、杀害岳飞的元凶和众多帮凶,其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
宋高宗赵构要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一贯主战拒和,坚决要求抗金,矢志收复失地,成为赵构对金求和、达成“绍兴和议”的最大障碍。宋高宗只在金朝大兵压境、皇位和性命受到威胁时才肯主战。一有可能,他就求和,不管军事实力强弱都要卑躬屈膝地求和。为了求和,他可以不要亲兄长,可以不要祖宗国土臣民,可以奴颜婢膝,又怎会爱惜岳飞的生命!支持他求和就是忠臣,妨碍他求和就是逆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赵构求和的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休养生息、雪耻复国,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长期偏安江南、寻欢作乐、活得舒逸。
宋高宗赵构是最大的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者。文官武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也是一批极端的自私自利者。
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②他是看到许多文官太爱钱财、许多武将太惜己命才有感而发的。久经沙场的岳飞,多次亲眼目睹你死我活大搏杀时的人性大暴露,对此深有体会。他曾说过:“战阵既交,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1](《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卷11)一般文官和普通百姓惧战怯死,尚有可谅之处。而在国家危难之秋,人人应该舍身勇战、杀敌保国,职业军人贪生怕死则是不可容忍的。靖康以来,冒死突战的将士固然不乏其人、可歌可泣,而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将士也不少见。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甚至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绍兴和议”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武将群体中,韩世忠和岳飞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二人也恰为宋将中最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骁勇敢战之一代名将。死后被追封“循王”的张俊和死后被追封“和王”的杨存中,原本也是转战南北的一代猛将,后来地位崇高、斗志衰退、贪图富贵,支持赵构和秦桧屈辱求和。
张俊竭力诬害岳飞,除怯金避战外,还有诸多私怨私心。岳珂指出:“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赵鼎命之,怯敌不行,迨先臣一战而捷,俊则耻之,一也。视韩世忠军,俊迎桧意,欲分其背嵬,先臣执义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兴版筑,先臣又曰:‘吾曹当戮力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耶!’俊则怒之,二也。强虏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谈笑取之,主上眷宠加厚,逾于诸将。先臣于俊为后辈,不十数年,爵位相埒,俊则嫉之,三也。”[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还有第四,张俊极欲排挤掉韩世忠、岳飞,独揽军权。
王俊出面告发张宪,牵连岳飞;王贵协助;傅选等人“附会”。他们有的是为了避祸保身,有的是为了邀功求赏。这都是有案可查、证据确凿的。其他很多中立不偏或缄默不争的将士,说到底也是为了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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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要录》卷141和《金佗稡编》卷21~23;并参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46页。
②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此据《宋史》卷365《岳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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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贪钱,也是人之本性,古今中外真正能够视钱财如粪土者能有几许?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君子需财,取之有道。不义不仁之钱,正人志士坚拒不拿。在宋代,不仅文官十分爱财,武将也非常爱财。南宋前期的几位名将,如刘光世、张俊、杨存中等人,贪图钱财都是路人皆知的。像岳飞那样清廉奉公之将,实在少见。
文官爱钱贪财者,更为多见。卖国奸臣秦桧,其贪图钱财之不择手段,固权邀宠之厚颜无耻,举世难觅。
万俟卨之所以在陷害岳飞活动中不遗余力、穷凶极恶,一方面是投赵构、秦桧之所好,邀功取宠、汲求富贵,另一方面是忌恨岳飞、公报私仇。据《宋史》本传记载:
岳飞宣抚荆湖,遇卨不以礼,卨憾之。卨入觐,调湖南转运判官,陛辞,希秦桧意,谮飞于朝。留为监察御史,擢右正言。时桧谋收诸将兵权,卨力助之,言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职,子女玉帛,已极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罚、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卨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卨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6](卷474《奸臣传•万俟卨传》)。
秦桧、张俊、万俟卨之流,谋取一己之私利、贪求一时之富贵而陷害岳飞,却落得一个千古长跪、遗臭万年之可耻下场。
贪生怕死、追求富贵、自私自利,一般人均所难免。凡克己奉公,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者,是历史英雄;反之则为历史罪人。这种分野平时不易彰明,每到二者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关键时刻则显露无遗,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的。像赵构、秦桧、张俊、万俟卨这类卑劣无耻之辈,固不待言。即使岳飞部下的将士,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
范澄之上书高宗时即曾指出:“今陛下捕系岳飞,是飞有以取之也,是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也。……大抵治军者不能举军皆爱,治狱者不能举世皆平。何哉?宽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风者不能无罗织之讯。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锻炼以成狱。岳飞之治兵,严肃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张宪之文连主帅,此疑其锻炼以成狱者也。”从而使岳飞“居疑似之嫌”。“况武夫悍卒,不知礼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岳飞)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数千里之远,而又无权以制之。彼偏裨者,又岂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或恐一旦闻有所谓分析离散之事,而惊骇乱常,亦其理也。”[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在范澄之看来,岳飞治军太严,得罪了某些部将,导致王俊、王贵、傅选等人的诬告。张宪之事株连岳飞,是锻炼成狱。岳飞言语不慎,恐所难免。岳飞兵权被收,千里之外的将士们难免惊疑烦言(他认为对将士们加以抚谕即可平息,对岳飞的责难应由皇帝出面予以澄清,决不可妄开杀戒)。
范澄之与岳飞素昧平生,上书目的是为了拯救岳飞,其言论虽失之片面与肤浅,但颇能代表当时一批人的看法:岳飞、张宪一案,并非空穴来风,是岳飞及其将士言语不慎,特别是个别将领,发泄私愤,出面诬告,使岳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居疑似之嫌”。
为了国家利益,主帅治军必须严明,但并非每个部下都能理解,有些部下会暗怀不满。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狭隘的不满情绪,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岳飞麾下一些将士也经受不住考验,或诬告,或协从,或落井下石,或中立不救。岳飞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二、昭雪之曲折
许多历史人物,盖棺方有定论。也有不少历史人物,死后仍然难得定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没有完结之前,人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对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人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很不一样的。人死之后,其社会活动虽然终止,但其历史影响不一定同时终止。越是名人,其对时人和后人的历史影响就越是深远,时人和后世的评论就越是聚讼不止,歧异难平。
岳飞冤案之昭雪并不顺利,阻力重重,历时漫长。既由此反映出当时对岳飞之评价即已不易公正,已令岳飞后代和仁人志士抑郁难平,也表明当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大受各自立场、利害、认识之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探究其中原委,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岳飞、认识南宋历史,颇有必要。南宋王朝对岳飞冤案的昭雪,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宋高宗、宋孝宗时期
岳飞遇害后,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对金屈辱求和,对内残酷迫害主战派。通过文字狱和禄位相诱的软硬两种手段,操控舆论,压制不满。在这种情形下,对岳飞冤案自然不可能予以昭雪。
绍兴二十年(1150)后,形势大变。金朝完颜亮篡位之后,志在吞灭南宋,积极备战。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已不再遮掩;“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之严峻形势。赵构、秦桧等主和派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主战派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杜莘老上奏说: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感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黾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1](《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御史中丞汪澈为备战抗金而“宣谕荆襄”时,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冤案,“哭声如雷”[1](《稡编》卷9《昭雪庙谥》)。
太学生程宏图、宋苞上书,为应对危机献计献策,其中要求: (1)宋高宗下罪己诏。(2)“首正秦桧之罪”。“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国以和议者,无问存没,悉正典刑。”（3)“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2](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他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未昭雪岳飞,只是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2](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平反昭雪之意。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并列,更是别居用心,暴露出赵构之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2](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的宋高宗主动退位,皇太子即皇位。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他即位伊始,未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便急忙下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1] (《续编》卷13《追复旨挥》)。
乾道五年,鄂州获准为岳飞建庙,翌年赐庙额为“忠烈”。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讨论,宋廷又追谥岳飞“武穆”。
可以说,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及其冤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有所保留。
第一,绍兴三十二年为岳飞复官平反的告词,用语比较暧昧。既然要为岳飞平反,朝廷就必须首先公开正式承认错误,分清是非曲直,还岳飞以清白。告词中谈到岳飞之死时写道:“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此用西汉周勃或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岳飞之狱为一冤案,为之平反,但又不肯明言直说。而岳云的复官告词,则直接了当地称其“困于谗诬”而被杀[1](《续编》卷13《先伯云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告》)。两相比较,凸显前告措词之隐晦。其实在此之前,宋孝宗已经为岳飞之死定了调子:“坐事以殁”[1](《续编》卷13《追复旨挥》),措词更为含混不清。从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看,官方这一态度在孝宗朝具有连贯性,说明其隐晦措词决非偶然。
第二,相关公文讳言冤狱。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为岳飞立庙。他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淳熙五年(1178),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竟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将“坐事以殁”一笔带过[1](《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中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第三,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7](卷173《思陵录》)。有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3](乙集卷4《高庙配飨议》)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6](卷35《孝宗纪》)。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第四,诬告岳飞、制造冤案者,未予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最大帮凶秦桧,宋孝宗深知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不予追贬。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也未予追究。韩世忠的哲嗣韩彦直,在孝宗朝“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6](卷364《韩彦直传》),宋孝宗并未采纳,也未追贬王俊、傅选等人。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难道宋孝宗认为这些人没有错?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孝宗朝对岳飞冤案确已基本平反昭雪,但有所保留,并不彻底;对岳飞大加褒崇(仍有折扣,详见后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混、避讳态度。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孝宗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原因有三。
淳熙五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飞子岳霖时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1](《稡编》卷9《昭雪庙谥》)。表明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被害是一大冤案(不过值得注意,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非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此其一。
其二,岳飞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收揽人心,鼓舞士气。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孝宗由高宗禅让、从太祖系统出来荣登皇位,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这时的岳家军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一年前汪澈宣谕荆襄时,岳家军及其后代联（和谐）名上书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孝宗不会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8](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宋廷岂敢掉以轻心?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飞狱、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说:“去冬出戌(指北上抗金———作者),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1](《续编》卷13《追复旨挥》)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说:“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皇位坐稳后，宋孝宗很想摆脱屈辱地位,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有所保留、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宋高宗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
宋孝宗对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太上皇还心存畏惧,对太上皇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狱案,追究冤狱制造者,追责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关系网,这是孝宗初政、立足不稳之时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似为怪事的是,新皇帝坐稳宝座后,特别是在老太上皇淳熙十四年驾崩之后,仍然故态依旧、新局不开。说怪其实也不怪,从深层次进一步来观察,可得三点:
第一,宋孝宗谙熟互相牵制“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并不想把社会舆论的天平完全偏向武将和主战派一边。这在高宗庙祠配飨人选问题上暴露无遗。
第二,宋孝宗尽管倾向主战、欲展宏图,但绝对不是誓死决战、雄才大略之主。北伐失败后,豪气锐减,在和战之间徘徊不定。所以,他既不肯痛斥追贬陷害岳飞的老主和派,也不敢肃清朝廷中的新主和派;既不肯全力整军备战,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第三,他并没有把岳飞视为宋高宗的忠臣。这在追赐岳飞谥号时刻意把“忠愍”改为“武穆”、配飨高庙时选用韩世忠、张俊而不选用岳飞二事上暴露无遗。
(二)宋宁宗、宋理宗时期
前一阶段,主要是宋孝宗时期的平反昭雪,根本原因在于新皇帝宋孝宗急于收揽军心、激劝士气。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很理想,甚至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对岳飞和岳家军情况比较了解的薛季宣,在给参知政事汪澈的一封信中,十分尖锐而激愤地指出：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乃反有纷纷之论。……徒为国家惜此举措不厌人心。……是则雪飞之冤,而取众怒,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愤懑不满者的主要看法和原因,大致如下:
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赗赠,追加封爵,犹当反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赏犹世其家,而独于飞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难哉!
德寿中兴之成,不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秦桧四人而已。四人之终,礼有异数,今其子孙或位孤卿。飞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毙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来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8](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可见,临急难而抱佛脚、颇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平反昭雪工作,因其态度暧昧,颇有欠缺,收效并不理想,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岳飞到底是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引起很多人的猜测、疑惑、不满。对岳飞昭雪之后给予的恩数,不仅不如韩世忠、刘光世,甚至不如屠飞凶手张俊和秦桧!
是非尚未彻底分明,恩数尚有很大欠缺,公论尚存诸多不平,宋孝宗并非懵然不知。他后来又为此做了一些弥补,但拖拉不果,力度不够,大打折扣,并且很不主动。江州被籍没之田宅,是在岳霖等家属后代上奏要求下才予以追还。在鄂州为岳飞立庙,是在乾道六年(1170),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进行所谓的“昭雪”之后的第8年,才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疑为宗室,待考———笔者)奏请之下予以允准。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六年(1179)正月,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才在前太常少卿、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颜度奏请之后,讨论一年多时间,将“忠愍”降格为“武穆”方予追赐。秉公卓识之士不满,岳飞子孙更为不满。
赐谥,乃当时一件大事。必须首先由太常寺调查清楚本人的事迹功业,据此提出赐谥的具体理由,三省审议通过后,最后由皇帝审查批准。
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本人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渡江后,秦桧谥忠献。”[3](甲集卷9《大臣谥之极美者》)赐谥中有一忠字,表明朝廷承认并表彰该臣为忠臣。高、孝两朝赐谥有忠字者,为数不少,如文臣宗泽谥忠简、赵鼎谥忠简,张浚谥忠献、朱胜非谥忠靖、吕颐浩谥忠穆、胡铨谥忠简,武将韩世忠谥忠武、李显忠谥忠襄、魏胜谥忠壮、张俊谥忠烈①。关于岳飞议谥,李心传记载说:“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谥为‘义节’,而秦丞相以无‘忠’字疑之,令别谥。太常谓若以忠为谥,则子孙诵之,非易名之义也,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为岳飞作谥(按,此事实在即位之后的第十七年———笔者)。太常议: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于上皇为失政,却之,乃改为‘武穆’。此二者皆于谥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却也。”[3] (甲集卷9《渡江后改谥》)从中反映出,有无“忠”字非常重要。孝宗显然认为给岳飞定谥,用愍不可,用忠也不行,否则,却愍留忠,有何不可?
从“忠愍”降格“退却”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之故意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内心梗愤难平。所以,岳飞子孙岳霖等人在《谢表》中,一方面对朝廷追赠恩数、赐谥“武穆”感谢有加,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地用一半字数大讲岳飞遭诬陷而屈死。实际上是用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示抗议[1](《续编》卷14《赐谥谢表》)。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岳霖逝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哲嗣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1](《稡编》卷9《昭雪庙谥》)
此后十年,岳珂不负父望,奋发努力,在岳霖等人工作基础上,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成“高宗皇帝御笔手诏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飞《家集》十卷、《行实》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进献朝廷[1](《续编》卷26《缴进奏状》),并将副本分别献给宰执大臣。这些文献和后来的其他相关著述,后厘定为《鄂国金佗稡编》一书并刊行于世。在上述文献中,多处谈及宋高宗、宋孝宗对岳飞的平反昭雪一事,颇能反映岳珂等人对此事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兹择要摘录9条如下:
(1)岳珂在《吁天辨诬通叙》中说:“先臣既殁之后,复有程宏图者,大书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当天,谗?悉殄。……绍兴更化,逐谗党,复纯州,还诸孤之在岭峤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属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复其官爵,又锡之冢地;疏以宠命,而禄其子孙;予以缗钱,而恤其家族;给以元业,而使之不糊于四方;旌以庙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军之心。……盖自汉、魏以来,功臣被诬,诞谩无实,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际,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荣者也。”
(2)在《通叙》的后面,岳珂又接着说道:“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3)在《进〈行实编年〉、〈吁天辨诬〉表》中,岳珂说:“孤忠许国,有死弗渝。众毁盈庭,传疑未白。”
(4)在《上宰执第一书》和《上侍从给舍台谏书》中岳珂说:“是以蒙被污垢六七十年,虽高庙神圣,卒悟其奸,赐之昭雪,又以此意属于孝庙,葬之以礼,复之以官,录用其子若孙,宜若可以无遗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往往是非无据,而黑白易位……”“褒赠之典,视其同功者犹歉也。则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获尽伸者。”
(5)岳珂在《谢宰执启》中说:“然愍章虽渥于累朝,顾褒典尚惭于诸将。惧未湔于余谤。爰久玷于孤忠。”
(6)岳珂在《经进百韵诗》中说:“每念沉冤未雪,直笔久污……”
(7)岳珂在《吁天辨诬•淮西辨》中说:“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颠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于谗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
(8)岳珂在《张宪辨》中说:张宪“一时被诬,衔恨地下。虽复官恤孤,尝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万世,而覙缕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无一毫之憾。……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窃意其罪之在宪,而先臣莫之知也。……宪之诬未明,则先臣之迹亦几于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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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5、《宋史》本传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七九至一一四等。
(9)岳珂在《乞付史馆堂札》中说:“区区累年之廑,正以孤忠未尽明,遗谤未尽雪……先大夫不幸受秦桧之诬,而又与熊克有子孙一时之憾,暧昧之迹,无以自明,衔冤地下,永无信眉之日。”
从第1条可以看到,岳珂等人认为,宋高宗、宋孝宗已对岳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且眷渥有加。但是,从第2条至第9条可看到,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欠缺很多,致使岳飞“忠未显,冤未白”。尽管事过六七十年,人们对岳飞冤狱的看法和评论并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意其或有是”,或者“黑白易位”,或者“疑以传疑”,或者“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或者认为纯属诬陷。
此情此景,岳珂等人岂能不痛心疾首、怒火满胸?他发愤著述,辩飞之诬,昭飞之忠,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当局审其辨白,宣付史馆,传信后世;并且要求当局弥补对岳飞恩数之欠缺,追加褒崇之典。恰值“开禧北伐”前夕,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正在动员军民准备北伐,遂将岳珂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并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①。
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大受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竟恢复秦桧的爵谥。嘉定六年(1213)之后,因金朝内外交困、国势大衰,宋朝对金改取强硬态度,主战派渐复居优势。孝宗即位初,曾拨临安府(杭州)显明寺充岳飞功德寺,但因赵宋宗室已先占用,长期没有落实。
五十九年后,即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批准以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岳飞功德院,并特赐院额“褒忠衍福禅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于“定谥‘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赐谥‘忠武’。”[1] (《续编》卷16《碑阴记》)“实先赐谥‘忠穆’。……继而宸衷未惬,犹曰:‘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1](《续编》卷16《附录》)可以说,这才是宋朝官方对岳飞的最高奖评,也是最确切的奖评。后人往往受《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影响,多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实属不当,称“岳忠武”方为允妥。
显而易见,岳飞冤案之平反昭雪颇不顺利,过程相当艰难曲折。宋高宗退位前,基本上未予考虑。宋孝宗时期虽曾采取一系列昭雪褒赠措施,但昭雪并不彻底,褒赠也有欠缺,是非真假也不甚分明。直到宋宁宗嘉泰四年之后,才在岳珂等朝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廓清事实,洗雪冤污,给予公正奖评。
如果不是岳飞本人一贯赤心报国,始终克己奉公、功勋卓著,如果不是岳珂等朝野人士数十年艰苦努力,如果不是国难不已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抗战派,岳飞冤狱实不易彻底平反昭雪。三者缺一不可。而年轻的岳珂所做的辨白工作及其作用非常关键,不容低估。例如淮西之役岳飞逗留不进之诬,诚如岳珂所言:“秦桧当时之酝祸也,盖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礼所被之诏,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终于莫辨。何以言之?宸章圣画,固非人间所得而易见……抑犹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札并存而不失尔。故臣得以逐时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传万世。不然,则先臣之诬,尚何以为据依而辨之?呜呼!桧虽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赐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据依而辨明也。”[1](《稡编》卷22《淮西辨》)
若非十五道御札存世未毁、岳霖等人索回、岳珂整理辨明,那么岳飞被杀的一大“罪状”实难洗雪净尽。在此之前,朝野上下对岳飞冤案疑信不定,官私史籍黑白不分,平反昭雪保留不尽,确非偶然,肯定与此大有关联。所以,对岳珂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诚如学者所指责,岳珂《金佗稡编》缺陷之一是,对诬杀岳飞的元凶宋高宗赵构的罪行、对岳飞与赵构的矛盾冲突多有曲意淡化遮掩之处。然而,全面细究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岳珂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批进献朝廷并公布于当世的文献中,对宋高宗的揭露、诘难、厌恶,虽然隐晦,但并不少见(甚至对宋孝宗也多有不满);在另一不必进献朝廷的私人著作《桯史》中,凡记高宗及其亲信之事,几乎全为恶行丑事,平实不激的文笔于取舍之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杀亲仇人的无比憎恨。
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与主战派和主和派、卖国贼的势力消长沉浮有直接关系。凡前者当政时期,就顺利一些;凡后者当政时期,就置之不理、陷于停顿。所以,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工作,决非岳飞一人之私事,也非岳飞子孙后代之私愿,实关朝廷对金政策取向之大局,实乃南宋军民关注之国事。
三、是非原则问题,丝毫不能含糊
是杀害岳飞还是保护岳飞，是诬蔑岳飞还是昭雪褒崇岳飞，对南宋人来说，是关系到选择奋战抗金、雪耻复国，还是选择投降求和、偏安江南的重大国策问题；同时也由此关系到，是贪图眼前一时富贵、自私自利,还是追求长远根本大功、舍身报国。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远非每个人都能分辨清楚、正确把握的。
岳飞生前即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批评、否定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对岳飞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宋高宗本人对岳飞更是赞不绝口。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岳飞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独挡一面,忠心耿耿,确应受到时人的高度尊重和表彰。
到岳飞被害前后,尽管有不少体国卓识之士深信岳飞是难得的良将忠臣,但指责、否定的舆论占据了主流。宋高宗、秦桧集团将岳飞视为他们急于卖国求和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捏造罪状,横加诬陷,否定忠诚,定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和误国、残害忠良的大卖国贼秦桧,却被宋高宗公开表彰为“精忠全德”的“忠献”之臣[2](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己酉、乙卯)。时人都很清楚,更有昭雪、追褒的官方文书及岳珂本人也都表明,岳飞被杀,主要由于坚决主战拒和;秦桧得宠,实由主和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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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次秦桧追夺改谥,《宋史•秦桧传》和近人著作多为此述。然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卷9记载:“开禧初,李壁为礼官,请易以恶谥。事既行,卫泾诸人在奉常,定曰‘缪狠’。议上,侂胄谓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献’之告已拘取矣。”存疑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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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即位后,为了收揽军心、抗金北伐,公开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并不彻底;对岳飞虽屡有褒崇肯定,但有折扣。到宋宁宗开禧北伐前夕,在岳珂等人的辨白下追封“鄂王”,承认岳飞“忠义徇国”[1](《稡编》卷27《封王信札》)。直到金朝衰败之象尽显,南宋对金改取强硬政策后,才于宋理宗宝庆元年改谥“忠武”,正式给予岳飞最高评价。
岳飞是南宋抗金爱国者的一面大旗,肯定或否定岳飞成为鉴别主战爱国或者卖国求和的一条重要标准。主战爱国者,无不高举这面大旗以作号召,充分肯定岳飞。
肯定、褒崇也好,否定、诬害也好,最关键的是一个“忠”字。岳飞誓死抗金、励志恢复、舍身报国之忠诚,始终不渝,一贯到底。从一时看,从赵构一己之私利看,岳飞确非宋高宗之忠臣。构令飞停战,飞不愿也,且有怨恨;构欲卖国求和,飞坚拒不从,且有怨恨,岂非大逆不忠乎?从一世看,从赵构作为南宋皇帝、一国代表和象征看,岳飞实为难得的真正忠臣。
岳飞多么渴望宋高宗能够真正代表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小则为父兄亲人报仇、恢复祖宗失地、雪耻复国,大则以战平定天下、保卫先进文明。岳飞欲助高宗做一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有为明君,不欲助宋高宗做一屈膝卖国、卑鄙无耻的龌龊昏君。若非丧心病狂、良知不存,岂可弱也求和、强也求和?败也卖国投降、胜也卖国投降?一味求和投降,并且是不要脸面的屈辱投降!一片赤诚忠心,败类不察,“臣构”不悟,怎能不令岳飞大失所望、怒发冲冠?怎能不令后学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对构之自私无耻、狭隘短视有所认识,对其大误祖国、巨害民族有所抗争,决然主战,励志恢复,坚拒求和投降,卒罹大难。飞死为谁?为了祖国!当宋高宗被迫抗金时,不乏忠臣。当他屈辱投降时,已经不配有也没有忠臣了。岳飞是臣构的逆臣,却是国家的忠臣,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代以来,不论是政（和谐）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岳飞普遍持肯定态度,对杀害岳飞的一批凶手则持否定态度。对此,李安《岳飞史迹考》、《精忠岳飞传》已收集不少史料,从中可以略见大概①。兹不复赘。不过,明清时期也有极少数学者,虽然并不否定岳飞,却肯定秦桧及“绍兴和议”,甚至胡说什么“秦桧再造南宋”②。仅从绍兴和议之屈辱卖国内容对南宋军民抗金大业之恶劣影响两个方面,即知此说实属荒谬无据,不堪一驳。
事实上，公元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挥军南下，早已宣告并证明了“绍兴和议”的战略错误,时人也由此看到了秦桧等人“倡和误国”[6](卷473《奸臣传•秦桧传》)的滔天大罪。其实,此类言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在桧子秦熺和桧客曹冠那里早已有之③。抬高秦桧,必然压低岳飞。这既与历史事实大相悖离,也严重干扰了人们对岳飞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坚决摒弃。当今学界,更不可遽取轻信。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拥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遗产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后世必须对之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剔除糟粕,继承精华。对待岳飞本人及其相关的各种文献也是如此。岳飞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不足以掩没其优点和功绩。岳飞忠爱祖国、誓死御敌的高风亮节,刚直不屈、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不仅宋代不多见,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突出、非常难得的。
从南宋以来,岳飞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克己报国、誓抗外侮的一面旗帜,成为爱国志士学习崇拜的一个楷模。
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岳飞,仍然能够从中受到震撼人心的教育,得到振聋发聩的启迪,汲取磅礴无敌的力量。凡过多贪求一己一时之私利、损害集体利益、破坏国家利益者,必遭唾弃,遗臭万年!凡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忠诚报国者,必获尊敬,千古流芳!
参 考 文 献
[1]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4]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中国台北:大化书局, 1979.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7]周必大.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薛季宣.浪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责任编辑 陈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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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书据1976年正中书局修一版,后书据1980年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初版。
②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3《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卷93,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参见《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乙卯。
附件一：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老学庵笔记》卷1﹜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指完颜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
『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附件二：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而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与宋高宗前期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宰相相比，在金国主子的支持下，秦桧独揽相权18年，这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金国的行为就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类似于当今某国在其他国家，支持一个听话的政治家上台。此外，秦桧
曾经批评某个主张抗金的大臣说，你是在用智谋对待外国人，而我则是用诚信对待外国人。一位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外国人狡诈并不可怕，而像秦桧这样迷信外国，对外国人深信不疑，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彷佛总是重复。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秦桧还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由于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此风一起，许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大肆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秦桧要打击迫害的异己对象，首先是那些过去曾反对过和议的主战派。不仅主战派武将被打压迫害，而且主战派文臣，像张浚、赵鼎、王庶、胡铨等人也遭到秦桧的迫害。无恶不作的秦桧，就是要害尽曾经反对议和的人。此外，心胸狭隘的秦桧对以前与他有过不和或弹劾过他的朝臣，即使不是主战派官员，也要逐一加以打击报复。
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
秦桧还以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吴表臣、林待聘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然后张俊独掌南宋枢密院，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于是秦桧就指使他的党羽江邈“论其罪”，弹劾张俊图谋不轨。宋高宗虽认为张俊“无谋反之事”，但把军权交给武将掌握，他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将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秦桧的党羽万俟卨是一个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在秦桧谋害岳飞以及其它一连串的罪恶活动中，万俟卨最为卖力，就像疯狗一样，到处狂吠乱咬，因而曾经受到秦桧的特别赞赏，被荐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
后来万俟卨出使金国，在万俟卨回朝后，秦桧马上拿出编造好的金人赞扬自己的话“数十言”，嘱托万俟面奏给宋高宗，万俟卨不敢答应，这就触怒了秦桧。又有一次，万俟卨上朝奏事出来，刚好当天秦桧在“殿庐中，批上旨，辙除所厚官”，有一个官吏就将秦桧的批文盖印后拿进来请万俟卨过目画押，万俟卨不肯画押，万俟卨说：刚才没有听到皇上提到这件事。秦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这既暴露了秦桧对万俟卨的疑忌，也暴露了万俟卨对秦桧的不满。不久，万俟卨就遭到秦桧在台谏部门的党羽亲信的弹劾，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
敷文阁侍制沈该，由“秦桧荐引”，任侍制后，宋高宗对他很赏识，秦桧知道后便嫉恨起来，于是立即就把沈该排挤出朝廷，“移知夔州”。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
总之，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媚奉金国，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附件三：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经过金主完颜亮的“提醒”，宋高宗赵构突然想起已经被他伙同秦桧冤杀了将近二十年的那位名将岳飞。为了激励士气，宋高宗赵构下令给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然而，心胸狭隘的宋高宗赵构到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害死岳飞的罪责，所以别有用心地把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与蔡京、童贯等误国权奸并列,以混淆视听。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指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指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
南宋官员杜莘老上奏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
(注：绍兴三十一年，宋芑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国家自和议之后，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二十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然诏不可徒下也，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赐宇文虚中之爵，而为之立祠，昭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又下亲征之诏，移跸建康，则其气固足以吞强敌矣！……」”
(注：绍兴三十一年，程宏图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公(指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
(注：史浩上书请求给岳飞等人平反昭雪之事还可以参见《保庆四明志》卷13《史浩传》、《宋史》卷396《史浩传》)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宋史》卷33《孝宗纪》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十月)壬午，官岳飞孙六人。”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周洪道(周必大，字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岳飞)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飞上疏请建储云。” (注：还可以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岳飞追复元官》)
《宋史》卷364《韩彦直传》记载：“拜(韩彦直)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 (注：韩彦直是韩世忠长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1记载：“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京西、湖北路马、步军都总管、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追复元官，四子各补承信郎。其子敌万自陈，当建炎、绍兴间，宪从岳飞与金人战，屡立奇功，中坐飞事死。今飞已蒙朝廷褒恤，录及子孙，惟宪尚挂罪籍，乞援飞例，追复元官，给还恩数。故有是命。”
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摘 要: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岳飞;南宋;平反昭雪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125-09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而是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一、凶手众多 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此固必要。但是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
尚须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三大将之一的张俊。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正如岳珂所言:“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云。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云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
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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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6-12-02
作者简介:姜锡东(1961- ),男,山东平度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宋辽夏金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1JA770002)。
①此据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龚延明《岳飞评传》第2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据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50页:“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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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 [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岳珂认为:“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所以岳珂说:“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1] (《稡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之流又岂敢杀害岳飞?
(二)文官中的帮凶
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看到朝廷关于岳飞狱案的榜示后,立即上书高宗,批评赵构“令将帅相屠”[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然而事实上，参与屠杀岳飞的不仅有武将,还有一批文官。文官中的帮凶大恶,首推秦桧。史载确凿昭明,此不赘言。还有一批文官,充当帮凶,参与诬陷、迫害岳飞。
首先出场的是一批造势者,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诬陷、杀害岳飞的帮凶。
据李心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 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2](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初,骄兵悍将布列内外,以至于左右政局、兴亡国柄,文官的地位和影响空前低落。有鉴于此,宋太祖时即开始剥夺宿将兵权,开始重用文臣。至宋太宗时,不分内外地一概剥夺或限制武将兵权,大兴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见的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格局,并为后来的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南宋初期,武将势力趁天下大乱、战争频仍之契机再度崛起,专横跋扈之将不乏其人,武将凌辱文官之事屡有发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抚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机“第二次收兵权”。
建炎四年(1130),枢密院编修官王銍奉命研究总结“祖宗兵制”,对太祖、太宗削藩镇、收兵权、恩威并施、相互牵制等“家法”妙策论述精详。高宗读后,极为赞赏[4](后录卷11、余话卷1)。从其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赵构确实心领神会、力行不怠。张浚、王庶等文官曾辅助宋高宗收兵权,均以失败告终。但经过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夺大将兵权的舆论准备已基本就绪。
到绍兴十一年,在秦桧、范同等人谋划下,终于收夺韩、张、岳三大将兵权。三人被调离本军、上调中央任枢密使副后,连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以前是“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禠魄。当此之时,朝廷为重。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三大将脱离共同奋战多年的部将、上调中央,已被架空。然而，宋高宗及其麾下的一批文官并未心满意足,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要做了:屠刀首先砍向最慢怠文官、坚决抗金、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决反对“绍兴和议”的韩世忠,因岳飞抵制未果,于是刀锋转向岳飞。
集中兵权、统一指挥有利于协同作战,本身不谬,确有必要,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岳飞被害。但集中兵权后,不是用于抗金雪耻,而是为了制服压抑主战派武将,以便屈辱求和、谋私卖国,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为此而诬杀尽忠许国、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就更是错上加错、千古罪人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种结果,而是第二种结果,又横空加上第三种结果。那些良莠忠奸不分、轻重深浅不别、精于谋私而拙于谋公的文官们,难逃造势之责。
在岳飞被害问题上,如果说张、岳楚州之行前部分文官不过具有客观造势之罪责,那么后来就直接参与陷害岳飞阴谋之中了。
楚州归来后,岳飞上奏提出辞职,高宗不允。八月份,台谏官万俟、何铸、罗汝楫,秉承赵构和秦桧旨意,与张俊密切配合,连上六章弹劾岳飞。他们给岳飞罗列了五大罪过:1.淮西之役,“稽违诏旨,不以时发”。2.在楚州“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3.“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某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4.“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即建议立皇储)。5.“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反对与金媾和)①。
上述弹劾,直索飞命,万不可等闲视之。其一,绍兴三年,宋高宗曾赐给岳飞一面锦旗,上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君臣遐迩,举国上下,都把岳飞视为忠臣。至此弹劾奏章中,他们改变看法,宣称岳飞已经“大亏忠节”,“忠衰于君”[1](《稡编》卷23《山阳辨》)。既然已不忠于宋高宗赵构,理应清除。据李心传《要录》记载说:“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飞自楚归,乃令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2](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对于宋高宗本人来说,岳飞不追随自己向金求和,确非忠臣。这是岳飞不忠的真相(其他都是借口或诬词),也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其二,万俟卨等人审理岳飞指使张宪谋反一案证据不足、难以收场时,便转而摘取上述弹劾内容罗织罪名。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舆论准备工作,已由这几位文官基本完成。其下是选择一个最能耸人听闻的“谋反”借口。九月八日,王俊状告张宪受岳飞指使“谋反”。十月中间,岳飞被捕。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害。
从入狱之日起,确如一狱卒所言,岳飞已成“逆臣”[5](炎兴下帙卷107),几无生还的希望。但从审理官何铸、薛仁辅、何彦猷、李若朴企图保全岳飞性命之举来看,岳飞尚有一丝生还希望。但万俟等却在赵构、秦桧唆使下,锤拷强求,恶毒罗织,定成死罪。如果审理官都像何铸等人良心未泯、仗义拯救,而不像秦桧、万俟等助纣为虐,宋高宗一人又岂能将岳飞判成死罪?
(三)凶手们的动机
诬陷、杀害岳飞的元凶和众多帮凶,其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
宋高宗赵构要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一贯主战拒和,坚决要求抗金,矢志收复失地,成为赵构对金求和、达成“绍兴和议”的最大障碍。宋高宗只在金朝大兵压境、皇位和性命受到威胁时才肯主战。一有可能,他就求和,不管军事实力强弱都要卑躬屈膝地求和。为了求和,他可以不要亲兄长,可以不要祖宗国土臣民,可以奴颜婢膝,又怎会爱惜岳飞的生命!支持他求和就是忠臣,妨碍他求和就是逆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赵构求和的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休养生息、雪耻复国,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长期偏安江南、寻欢作乐、活得舒逸。
宋高宗赵构是最大的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者。文官武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也是一批极端的自私自利者。
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②他是看到许多文官太爱钱财、许多武将太惜己命才有感而发的。久经沙场的岳飞,多次亲眼目睹你死我活大搏杀时的人性大暴露,对此深有体会。他曾说过:“战阵既交,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1](《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卷11)一般文官和普通百姓惧战怯死,尚有可谅之处。而在国家危难之秋,人人应该舍身勇战、杀敌保国,职业军人贪生怕死则是不可容忍的。靖康以来,冒死突战的将士固然不乏其人、可歌可泣,而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将士也不少见。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甚至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绍兴和议”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武将群体中,韩世忠和岳飞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二人也恰为宋将中最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骁勇敢战之一代名将。死后被追封“循王”的张俊和死后被追封“和王”的杨存中,原本也是转战南北的一代猛将,后来地位崇高、斗志衰退、贪图富贵,支持赵构和秦桧屈辱求和。
张俊竭力诬害岳飞,除怯金避战外,还有诸多私怨私心。岳珂指出:“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赵鼎命之,怯敌不行,迨先臣一战而捷,俊则耻之,一也。视韩世忠军,俊迎桧意,欲分其背嵬,先臣执义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兴版筑,先臣又曰:‘吾曹当戮力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耶!’俊则怒之,二也。强虏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谈笑取之,主上眷宠加厚,逾于诸将。先臣于俊为后辈,不十数年,爵位相埒,俊则嫉之,三也。”[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还有第四,张俊极欲排挤掉韩世忠、岳飞,独揽军权。
王俊出面告发张宪,牵连岳飞;王贵协助;傅选等人“附会”。他们有的是为了避祸保身,有的是为了邀功求赏。这都是有案可查、证据确凿的。其他很多中立不偏或缄默不争的将士,说到底也是为了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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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要录》卷141和《金佗稡编》卷21~23;并参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46页。
②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此据《宋史》卷365《岳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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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贪钱,也是人之本性,古今中外真正能够视钱财如粪土者能有几许?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君子需财,取之有道。不义不仁之钱,正人志士坚拒不拿。在宋代,不仅文官十分爱财,武将也非常爱财。南宋前期的几位名将,如刘光世、张俊、杨存中等人,贪图钱财都是路人皆知的。像岳飞那样清廉奉公之将,实在少见。
文官爱钱贪财者,更为多见。卖国奸臣秦桧,其贪图钱财之不择手段,固权邀宠之厚颜无耻,举世难觅。
万俟卨之所以在陷害岳飞活动中不遗余力、穷凶极恶,一方面是投赵构、秦桧之所好,邀功取宠、汲求富贵,另一方面是忌恨岳飞、公报私仇。据《宋史》本传记载:
岳飞宣抚荆湖,遇卨不以礼,卨憾之。卨入觐,调湖南转运判官,陛辞,希秦桧意,谮飞于朝。留为监察御史,擢右正言。时桧谋收诸将兵权,卨力助之,言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职,子女玉帛,已极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罚、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卨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卨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6](卷474《奸臣传•万俟卨传》)。
秦桧、张俊、万俟卨之流,谋取一己之私利、贪求一时之富贵而陷害岳飞,却落得一个千古长跪、遗臭万年之可耻下场。
贪生怕死、追求富贵、自私自利,一般人均所难免。凡克己奉公,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者,是历史英雄;反之则为历史罪人。这种分野平时不易彰明,每到二者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关键时刻则显露无遗,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的。像赵构、秦桧、张俊、万俟卨这类卑劣无耻之辈,固不待言。即使岳飞部下的将士,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
范澄之上书高宗时即曾指出:“今陛下捕系岳飞,是飞有以取之也,是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也。……大抵治军者不能举军皆爱,治狱者不能举世皆平。何哉?宽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风者不能无罗织之讯。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锻炼以成狱。岳飞之治兵,严肃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张宪之文连主帅,此疑其锻炼以成狱者也。”从而使岳飞“居疑似之嫌”。“况武夫悍卒,不知礼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岳飞)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数千里之远,而又无权以制之。彼偏裨者,又岂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或恐一旦闻有所谓分析离散之事,而惊骇乱常,亦其理也。”[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在范澄之看来,岳飞治军太严,得罪了某些部将,导致王俊、王贵、傅选等人的诬告。张宪之事株连岳飞,是锻炼成狱。岳飞言语不慎,恐所难免。岳飞兵权被收,千里之外的将士们难免惊疑烦言(他认为对将士们加以抚谕即可平息,对岳飞的责难应由皇帝出面予以澄清,决不可妄开杀戒)。
范澄之与岳飞素昧平生,上书目的是为了拯救岳飞,其言论虽失之片面与肤浅,但颇能代表当时一批人的看法:岳飞、张宪一案,并非空穴来风,是岳飞及其将士言语不慎,特别是个别将领,发泄私愤,出面诬告,使岳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居疑似之嫌”。
为了国家利益,主帅治军必须严明,但并非每个部下都能理解,有些部下会暗怀不满。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狭隘的不满情绪,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岳飞麾下一些将士也经受不住考验,或诬告,或协从,或落井下石,或中立不救。岳飞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二、昭雪之曲折
许多历史人物,盖棺方有定论。也有不少历史人物,死后仍然难得定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没有完结之前,人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对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人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很不一样的。人死之后,其社会活动虽然终止,但其历史影响不一定同时终止。越是名人,其对时人和后人的历史影响就越是深远,时人和后世的评论就越是聚讼不止,歧异难平。
岳飞冤案之昭雪并不顺利,阻力重重,历时漫长。既由此反映出当时对岳飞之评价即已不易公正,已令岳飞后代和仁人志士抑郁难平,也表明当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大受各自立场、利害、认识之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探究其中原委,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岳飞、认识南宋历史,颇有必要。南宋王朝对岳飞冤案的昭雪,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宋高宗、宋孝宗时期
岳飞遇害后,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对金屈辱求和,对内残酷迫害主战派。通过文字狱和禄位相诱的软硬两种手段,操控舆论,压制不满。在这种情形下,对岳飞冤案自然不可能予以昭雪。
绍兴二十年(1150)后,形势大变。金朝完颜亮篡位之后,志在吞灭南宋,积极备战。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已不再遮掩;“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之严峻形势。赵构、秦桧等主和派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主战派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杜莘老上奏说: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感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黾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1](《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御史中丞汪澈为备战抗金而“宣谕荆襄”时,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冤案,“哭声如雷”[1](《稡编》卷9《昭雪庙谥》)。
太学生程宏图、宋苞上书,为应对危机献计献策,其中要求: (1)宋高宗下罪己诏。(2)“首正秦桧之罪”。“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国以和议者,无问存没,悉正典刑。”（3)“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2](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他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未昭雪岳飞,只是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2](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平反昭雪之意。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并列,更是别居用心,暴露出赵构之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2](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的宋高宗主动退位,皇太子即皇位。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他即位伊始,未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便急忙下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1] (《续编》卷13《追复旨挥》)。
乾道五年,鄂州获准为岳飞建庙,翌年赐庙额为“忠烈”。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讨论,宋廷又追谥岳飞“武穆”。
可以说,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及其冤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有所保留。
第一,绍兴三十二年为岳飞复官平反的告词,用语比较暧昧。既然要为岳飞平反,朝廷就必须首先公开正式承认错误,分清是非曲直,还岳飞以清白。告词中谈到岳飞之死时写道:“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此用西汉周勃或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岳飞之狱为一冤案,为之平反,但又不肯明言直说。而岳云的复官告词,则直接了当地称其“困于谗诬”而被杀[1](《续编》卷13《先伯云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告》)。两相比较,凸显前告措词之隐晦。其实在此之前,宋孝宗已经为岳飞之死定了调子:“坐事以殁”[1](《续编》卷13《追复旨挥》),措词更为含混不清。从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看,官方这一态度在孝宗朝具有连贯性,说明其隐晦措词决非偶然。
第二,相关公文讳言冤狱。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为岳飞立庙。他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淳熙五年(1178),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竟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将“坐事以殁”一笔带过[1](《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中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第三,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7](卷173《思陵录》)。有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3](乙集卷4《高庙配飨议》)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6](卷35《孝宗纪》)。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第四,诬告岳飞、制造冤案者,未予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最大帮凶秦桧,宋孝宗深知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不予追贬。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也未予追究。韩世忠的哲嗣韩彦直,在孝宗朝“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6](卷364《韩彦直传》),宋孝宗并未采纳,也未追贬王俊、傅选等人。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难道宋孝宗认为这些人没有错?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孝宗朝对岳飞冤案确已基本平反昭雪,但有所保留,并不彻底;对岳飞大加褒崇(仍有折扣,详见后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混、避讳态度。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孝宗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原因有三。
淳熙五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飞子岳霖时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1](《稡编》卷9《昭雪庙谥》)。表明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被害是一大冤案(不过值得注意,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非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此其一。
其二,岳飞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收揽人心,鼓舞士气。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孝宗由高宗禅让、从太祖系统出来荣登皇位,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这时的岳家军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一年前汪澈宣谕荆襄时,岳家军及其后代联（和谐）名上书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孝宗不会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8](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宋廷岂敢掉以轻心?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飞狱、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说:“去冬出戌(指北上抗金———作者),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1](《续编》卷13《追复旨挥》)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说:“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皇位坐稳后，宋孝宗很想摆脱屈辱地位,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有所保留、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宋高宗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
宋孝宗对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太上皇还心存畏惧,对太上皇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狱案,追究冤狱制造者,追责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关系网,这是孝宗初政、立足不稳之时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似为怪事的是,新皇帝坐稳宝座后,特别是在老太上皇淳熙十四年驾崩之后,仍然故态依旧、新局不开。说怪其实也不怪,从深层次进一步来观察,可得三点:
第一,宋孝宗谙熟互相牵制“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并不想把社会舆论的天平完全偏向武将和主战派一边。这在高宗庙祠配飨人选问题上暴露无遗。
第二,宋孝宗尽管倾向主战、欲展宏图,但绝对不是誓死决战、雄才大略之主。北伐失败后,豪气锐减,在和战之间徘徊不定。所以,他既不肯痛斥追贬陷害岳飞的老主和派,也不敢肃清朝廷中的新主和派;既不肯全力整军备战,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第三,他并没有把岳飞视为宋高宗的忠臣。这在追赐岳飞谥号时刻意把“忠愍”改为“武穆”、配飨高庙时选用韩世忠、张俊而不选用岳飞二事上暴露无遗。
(二)宋宁宗、宋理宗时期
前一阶段,主要是宋孝宗时期的平反昭雪,根本原因在于新皇帝宋孝宗急于收揽军心、激劝士气。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很理想,甚至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对岳飞和岳家军情况比较了解的薛季宣,在给参知政事汪澈的一封信中,十分尖锐而激愤地指出：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乃反有纷纷之论。……徒为国家惜此举措不厌人心。……是则雪飞之冤,而取众怒,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愤懑不满者的主要看法和原因,大致如下:
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赗赠,追加封爵,犹当反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赏犹世其家,而独于飞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难哉!
德寿中兴之成,不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秦桧四人而已。四人之终,礼有异数,今其子孙或位孤卿。飞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毙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来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8](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可见,临急难而抱佛脚、颇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平反昭雪工作,因其态度暧昧,颇有欠缺,收效并不理想,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岳飞到底是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引起很多人的猜测、疑惑、不满。对岳飞昭雪之后给予的恩数,不仅不如韩世忠、刘光世,甚至不如屠飞凶手张俊和秦桧!
是非尚未彻底分明,恩数尚有很大欠缺,公论尚存诸多不平,宋孝宗并非懵然不知。他后来又为此做了一些弥补,但拖拉不果,力度不够,大打折扣,并且很不主动。江州被籍没之田宅,是在岳霖等家属后代上奏要求下才予以追还。在鄂州为岳飞立庙,是在乾道六年(1170),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进行所谓的“昭雪”之后的第8年,才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疑为宗室,待考———笔者)奏请之下予以允准。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六年(1179)正月,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才在前太常少卿、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颜度奏请之后,讨论一年多时间,将“忠愍”降格为“武穆”方予追赐。秉公卓识之士不满,岳飞子孙更为不满。
赐谥,乃当时一件大事。必须首先由太常寺调查清楚本人的事迹功业,据此提出赐谥的具体理由,三省审议通过后,最后由皇帝审查批准。
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本人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渡江后,秦桧谥忠献。”[3](甲集卷9《大臣谥之极美者》)赐谥中有一忠字,表明朝廷承认并表彰该臣为忠臣。高、孝两朝赐谥有忠字者,为数不少,如文臣宗泽谥忠简、赵鼎谥忠简,张浚谥忠献、朱胜非谥忠靖、吕颐浩谥忠穆、胡铨谥忠简,武将韩世忠谥忠武、李显忠谥忠襄、魏胜谥忠壮、张俊谥忠烈①。关于岳飞议谥,李心传记载说:“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谥为‘义节’,而秦丞相以无‘忠’字疑之,令别谥。太常谓若以忠为谥,则子孙诵之,非易名之义也,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为岳飞作谥(按,此事实在即位之后的第十七年———笔者)。太常议: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于上皇为失政,却之,乃改为‘武穆’。此二者皆于谥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却也。”[3] (甲集卷9《渡江后改谥》)从中反映出,有无“忠”字非常重要。孝宗显然认为给岳飞定谥,用愍不可,用忠也不行,否则,却愍留忠,有何不可?
从“忠愍”降格“退却”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之故意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内心梗愤难平。所以,岳飞子孙岳霖等人在《谢表》中,一方面对朝廷追赠恩数、赐谥“武穆”感谢有加,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地用一半字数大讲岳飞遭诬陷而屈死。实际上是用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示抗议[1](《续编》卷14《赐谥谢表》)。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岳霖逝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哲嗣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1](《稡编》卷9《昭雪庙谥》)
此后十年,岳珂不负父望,奋发努力,在岳霖等人工作基础上,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成“高宗皇帝御笔手诏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飞《家集》十卷、《行实》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进献朝廷[1](《续编》卷26《缴进奏状》),并将副本分别献给宰执大臣。这些文献和后来的其他相关著述,后厘定为《鄂国金佗稡编》一书并刊行于世。在上述文献中,多处谈及宋高宗、宋孝宗对岳飞的平反昭雪一事,颇能反映岳珂等人对此事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兹择要摘录9条如下:
(1)岳珂在《吁天辨诬通叙》中说:“先臣既殁之后,复有程宏图者,大书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当天,谗?悉殄。……绍兴更化,逐谗党,复纯州,还诸孤之在岭峤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属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复其官爵,又锡之冢地;疏以宠命,而禄其子孙;予以缗钱,而恤其家族;给以元业,而使之不糊于四方;旌以庙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军之心。……盖自汉、魏以来,功臣被诬,诞谩无实,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际,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荣者也。”
(2)在《通叙》的后面,岳珂又接着说道:“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3)在《进〈行实编年〉、〈吁天辨诬〉表》中,岳珂说:“孤忠许国,有死弗渝。众毁盈庭,传疑未白。”
(4)在《上宰执第一书》和《上侍从给舍台谏书》中岳珂说:“是以蒙被污垢六七十年,虽高庙神圣,卒悟其奸,赐之昭雪,又以此意属于孝庙,葬之以礼,复之以官,录用其子若孙,宜若可以无遗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往往是非无据,而黑白易位……”“褒赠之典,视其同功者犹歉也。则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获尽伸者。”
(5)岳珂在《谢宰执启》中说:“然愍章虽渥于累朝,顾褒典尚惭于诸将。惧未湔于余谤。爰久玷于孤忠。”
(6)岳珂在《经进百韵诗》中说:“每念沉冤未雪,直笔久污……”
(7)岳珂在《吁天辨诬•淮西辨》中说:“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颠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于谗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
(8)岳珂在《张宪辨》中说:张宪“一时被诬,衔恨地下。虽复官恤孤,尝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万世,而覙缕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无一毫之憾。……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窃意其罪之在宪,而先臣莫之知也。……宪之诬未明,则先臣之迹亦几于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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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5、《宋史》本传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七九至一一四等。
(9)岳珂在《乞付史馆堂札》中说:“区区累年之廑,正以孤忠未尽明,遗谤未尽雪……先大夫不幸受秦桧之诬,而又与熊克有子孙一时之憾,暧昧之迹,无以自明,衔冤地下,永无信眉之日。”
从第1条可以看到,岳珂等人认为,宋高宗、宋孝宗已对岳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且眷渥有加。但是,从第2条至第9条可看到,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欠缺很多,致使岳飞“忠未显,冤未白”。尽管事过六七十年,人们对岳飞冤狱的看法和评论并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意其或有是”,或者“黑白易位”,或者“疑以传疑”,或者“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或者认为纯属诬陷。
此情此景,岳珂等人岂能不痛心疾首、怒火满胸?他发愤著述,辩飞之诬,昭飞之忠,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当局审其辨白,宣付史馆,传信后世;并且要求当局弥补对岳飞恩数之欠缺,追加褒崇之典。恰值“开禧北伐”前夕,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正在动员军民准备北伐,遂将岳珂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并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①。
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大受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竟恢复秦桧的爵谥。嘉定六年(1213)之后,因金朝内外交困、国势大衰,宋朝对金改取强硬态度,主战派渐复居优势。孝宗即位初,曾拨临安府(杭州)显明寺充岳飞功德寺,但因赵宋宗室已先占用,长期没有落实。
五十九年后,即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批准以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岳飞功德院,并特赐院额“褒忠衍福禅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于“定谥‘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赐谥‘忠武’。”[1] (《续编》卷16《碑阴记》)“实先赐谥‘忠穆’。……继而宸衷未惬,犹曰:‘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1](《续编》卷16《附录》)可以说,这才是宋朝官方对岳飞的最高奖评,也是最确切的奖评。后人往往受《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影响,多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实属不当,称“岳忠武”方为允妥。
显而易见,岳飞冤案之平反昭雪颇不顺利,过程相当艰难曲折。宋高宗退位前,基本上未予考虑。宋孝宗时期虽曾采取一系列昭雪褒赠措施,但昭雪并不彻底,褒赠也有欠缺,是非真假也不甚分明。直到宋宁宗嘉泰四年之后,才在岳珂等朝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廓清事实,洗雪冤污,给予公正奖评。
如果不是岳飞本人一贯赤心报国,始终克己奉公、功勋卓著,如果不是岳珂等朝野人士数十年艰苦努力,如果不是国难不已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抗战派,岳飞冤狱实不易彻底平反昭雪。三者缺一不可。而年轻的岳珂所做的辨白工作及其作用非常关键,不容低估。例如淮西之役岳飞逗留不进之诬,诚如岳珂所言:“秦桧当时之酝祸也,盖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礼所被之诏,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终于莫辨。何以言之?宸章圣画,固非人间所得而易见……抑犹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札并存而不失尔。故臣得以逐时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传万世。不然,则先臣之诬,尚何以为据依而辨之?呜呼!桧虽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赐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据依而辨明也。”[1](《稡编》卷22《淮西辨》)
若非十五道御札存世未毁、岳霖等人索回、岳珂整理辨明,那么岳飞被杀的一大“罪状”实难洗雪净尽。在此之前,朝野上下对岳飞冤案疑信不定,官私史籍黑白不分,平反昭雪保留不尽,确非偶然,肯定与此大有关联。所以,对岳珂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诚如学者所指责,岳珂《金佗稡编》缺陷之一是,对诬杀岳飞的元凶宋高宗赵构的罪行、对岳飞与赵构的矛盾冲突多有曲意淡化遮掩之处。然而,全面细究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岳珂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批进献朝廷并公布于当世的文献中,对宋高宗的揭露、诘难、厌恶,虽然隐晦,但并不少见(甚至对宋孝宗也多有不满);在另一不必进献朝廷的私人著作《桯史》中,凡记高宗及其亲信之事,几乎全为恶行丑事,平实不激的文笔于取舍之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杀亲仇人的无比憎恨。
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与主战派和主和派、卖国贼的势力消长沉浮有直接关系。凡前者当政时期,就顺利一些;凡后者当政时期,就置之不理、陷于停顿。所以,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工作,决非岳飞一人之私事,也非岳飞子孙后代之私愿,实关朝廷对金政策取向之大局,实乃南宋军民关注之国事。
三、是非原则问题,丝毫不能含糊
是杀害岳飞还是保护岳飞，是诬蔑岳飞还是昭雪褒崇岳飞，对南宋人来说，是关系到选择奋战抗金、雪耻复国，还是选择投降求和、偏安江南的重大国策问题；同时也由此关系到，是贪图眼前一时富贵、自私自利,还是追求长远根本大功、舍身报国。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远非每个人都能分辨清楚、正确把握的。
岳飞生前即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批评、否定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对岳飞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宋高宗本人对岳飞更是赞不绝口。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岳飞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独挡一面,忠心耿耿,确应受到时人的高度尊重和表彰。
到岳飞被害前后,尽管有不少体国卓识之士深信岳飞是难得的良将忠臣,但指责、否定的舆论占据了主流。宋高宗、秦桧集团将岳飞视为他们急于卖国求和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捏造罪状,横加诬陷,否定忠诚,定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和误国、残害忠良的大卖国贼秦桧,却被宋高宗公开表彰为“精忠全德”的“忠献”之臣[2](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己酉、乙卯)。时人都很清楚,更有昭雪、追褒的官方文书及岳珂本人也都表明,岳飞被杀,主要由于坚决主战拒和;秦桧得宠,实由主和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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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次秦桧追夺改谥,《宋史•秦桧传》和近人著作多为此述。然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卷9记载:“开禧初,李壁为礼官,请易以恶谥。事既行,卫泾诸人在奉常,定曰‘缪狠’。议上,侂胄谓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献’之告已拘取矣。”存疑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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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即位后,为了收揽军心、抗金北伐,公开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并不彻底;对岳飞虽屡有褒崇肯定,但有折扣。到宋宁宗开禧北伐前夕,在岳珂等人的辨白下追封“鄂王”,承认岳飞“忠义徇国”[1](《稡编》卷27《封王信札》)。直到金朝衰败之象尽显,南宋对金改取强硬政策后,才于宋理宗宝庆元年改谥“忠武”,正式给予岳飞最高评价。
岳飞是南宋抗金爱国者的一面大旗,肯定或否定岳飞成为鉴别主战爱国或者卖国求和的一条重要标准。主战爱国者,无不高举这面大旗以作号召,充分肯定岳飞。
肯定、褒崇也好,否定、诬害也好,最关键的是一个“忠”字。岳飞誓死抗金、励志恢复、舍身报国之忠诚,始终不渝,一贯到底。从一时看,从赵构一己之私利看,岳飞确非宋高宗之忠臣。构令飞停战,飞不愿也,且有怨恨;构欲卖国求和,飞坚拒不从,且有怨恨,岂非大逆不忠乎?从一世看,从赵构作为南宋皇帝、一国代表和象征看,岳飞实为难得的真正忠臣。
岳飞多么渴望宋高宗能够真正代表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小则为父兄亲人报仇、恢复祖宗失地、雪耻复国,大则以战平定天下、保卫先进文明。岳飞欲助高宗做一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有为明君,不欲助宋高宗做一屈膝卖国、卑鄙无耻的龌龊昏君。若非丧心病狂、良知不存,岂可弱也求和、强也求和?败也卖国投降、胜也卖国投降?一味求和投降,并且是不要脸面的屈辱投降!一片赤诚忠心,败类不察,“臣构”不悟,怎能不令岳飞大失所望、怒发冲冠?怎能不令后学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对构之自私无耻、狭隘短视有所认识,对其大误祖国、巨害民族有所抗争,决然主战,励志恢复,坚拒求和投降,卒罹大难。飞死为谁?为了祖国!当宋高宗被迫抗金时,不乏忠臣。当他屈辱投降时,已经不配有也没有忠臣了。岳飞是臣构的逆臣,却是国家的忠臣,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代以来,不论是政（和谐）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岳飞普遍持肯定态度,对杀害岳飞的一批凶手则持否定态度。对此,李安《岳飞史迹考》、《精忠岳飞传》已收集不少史料,从中可以略见大概①。兹不复赘。不过,明清时期也有极少数学者,虽然并不否定岳飞,却肯定秦桧及“绍兴和议”,甚至胡说什么“秦桧再造南宋”②。仅从绍兴和议之屈辱卖国内容对南宋军民抗金大业之恶劣影响两个方面,即知此说实属荒谬无据,不堪一驳。
事实上，公元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挥军南下，早已宣告并证明了“绍兴和议”的战略错误,时人也由此看到了秦桧等人“倡和误国”[6](卷473《奸臣传•秦桧传》)的滔天大罪。其实,此类言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在桧子秦熺和桧客曹冠那里早已有之③。抬高秦桧,必然压低岳飞。这既与历史事实大相悖离,也严重干扰了人们对岳飞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坚决摒弃。当今学界,更不可遽取轻信。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拥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遗产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后世必须对之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剔除糟粕,继承精华。对待岳飞本人及其相关的各种文献也是如此。岳飞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不足以掩没其优点和功绩。岳飞忠爱祖国、誓死御敌的高风亮节,刚直不屈、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不仅宋代不多见,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突出、非常难得的。
从南宋以来,岳飞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克己报国、誓抗外侮的一面旗帜,成为爱国志士学习崇拜的一个楷模。
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岳飞,仍然能够从中受到震撼人心的教育,得到振聋发聩的启迪,汲取磅礴无敌的力量。凡过多贪求一己一时之私利、损害集体利益、破坏国家利益者,必遭唾弃,遗臭万年!凡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忠诚报国者,必获尊敬,千古流芳!
参 考 文 献
[1]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4]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中国台北:大化书局, 1979.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7]周必大.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薛季宣.浪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责任编辑 陈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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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书据1976年正中书局修一版,后书据1980年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初版。
②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3《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卷93,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参见《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乙卯。
附件一：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老学庵笔记》卷1﹜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指完颜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
『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附件二：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而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与宋高宗前期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宰相相比，在金国主子的支持下，秦桧独揽相权18年，这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金国的行为就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类似于当今某国在其他国家，支持一个听话的政治家上台。此外，秦桧
曾经批评某个主张抗金的大臣说，你是在用智谋对待外国人，而我则是用诚信对待外国人。一位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外国人狡诈并不可怕，而像秦桧这样迷信外国，对外国人深信不疑，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彷佛总是重复。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秦桧还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由于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此风一起，许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大肆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秦桧要打击迫害的异己对象，首先是那些过去曾反对过和议的主战派。不仅主战派武将被打压迫害，而且主战派文臣，像张浚、赵鼎、王庶、胡铨等人也遭到秦桧的迫害。无恶不作的秦桧，就是要害尽曾经反对议和的人。此外，心胸狭隘的秦桧对以前与他有过不和或弹劾过他的朝臣，即使不是主战派官员，也要逐一加以打击报复。
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
秦桧还以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吴表臣、林待聘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然后张俊独掌南宋枢密院，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于是秦桧就指使他的党羽江邈“论其罪”，弹劾张俊图谋不轨。宋高宗虽认为张俊“无谋反之事”，但把军权交给武将掌握，他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将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秦桧的党羽万俟卨是一个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在秦桧谋害岳飞以及其它一连串的罪恶活动中，万俟卨最为卖力，就像疯狗一样，到处狂吠乱咬，因而曾经受到秦桧的特别赞赏，被荐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
后来万俟卨出使金国，在万俟卨回朝后，秦桧马上拿出编造好的金人赞扬自己的话“数十言”，嘱托万俟面奏给宋高宗，万俟卨不敢答应，这就触怒了秦桧。又有一次，万俟卨上朝奏事出来，刚好当天秦桧在“殿庐中，批上旨，辙除所厚官”，有一个官吏就将秦桧的批文盖印后拿进来请万俟卨过目画押，万俟卨不肯画押，万俟卨说：刚才没有听到皇上提到这件事。秦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这既暴露了秦桧对万俟卨的疑忌，也暴露了万俟卨对秦桧的不满。不久，万俟卨就遭到秦桧在台谏部门的党羽亲信的弹劾，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
敷文阁侍制沈该，由“秦桧荐引”，任侍制后，宋高宗对他很赏识，秦桧知道后便嫉恨起来，于是立即就把沈该排挤出朝廷，“移知夔州”。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
总之，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媚奉金国，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附件三：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经过金主完颜亮的“提醒”，宋高宗赵构突然想起已经被他伙同秦桧冤杀了将近二十年的那位名将岳飞。为了激励士气，宋高宗赵构下令给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然而，心胸狭隘的宋高宗赵构到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害死岳飞的罪责，所以别有用心地把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与蔡京、童贯等误国权奸并列,以混淆视听。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指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指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
南宋官员杜莘老上奏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
(注：绍兴三十一年，宋芑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国家自和议之后，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二十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然诏不可徒下也，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赐宇文虚中之爵，而为之立祠，昭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又下亲征之诏，移跸建康，则其气固足以吞强敌矣！……」”
(注：绍兴三十一年，程宏图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公(指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
(注：史浩上书请求给岳飞等人平反昭雪之事还可以参见《保庆四明志》卷13《史浩传》、《宋史》卷396《史浩传》)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宋史》卷33《孝宗纪》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十月)壬午，官岳飞孙六人。”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周洪道(周必大，字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岳飞)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飞上疏请建储云。” (注：还可以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岳飞追复元官》)
《宋史》卷364《韩彦直传》记载：“拜(韩彦直)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 (注：韩彦直是韩世忠长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1记载：“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京西、湖北路马、步军都总管、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追复元官，四子各补承信郎。其子敌万自陈，当建炎、绍兴间，宪从岳飞与金人战，屡立奇功，中坐飞事死。今飞已蒙朝廷褒恤，录及子孙，惟宪尚挂罪籍，乞援飞例，追复元官，给还恩数。故有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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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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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南宋前期的著名将领简介以及岳飞与南宋其他将领之比较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 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仅指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
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在抗金斗争中也曾有杰出的表现，但是他们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下面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宗泽、虞允文的抗金事迹：﹛南宋大将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事迹放在后面介绍。﹜
宗泽（1060—1128年），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历任多个州县的地方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政绩。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
靖康元年（1126年），宗泽被召至京城，充和议使。因宗泽反对曲膝求和，宋钦宗恐有妨碍和议，于是改命宗泽出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当时，北方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推托不往。宗泽却于受命当日率领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赶往金国军营议和，途经磁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百姓们也拦住康王赵构的马不让他前行，并认为王云是金国奸细，将他打死。康王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赵构率军离开相州南下，宗泽率两千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宋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汪伯彦等人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赵构随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的旗号进驻澶渊以吸引金兵，康王赵构自己则带着汪伯彦等亲信偷偷逃往山东。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劫持徽、钦二帝以及北宋宗室大臣三千多人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东京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
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东京开封很快稳定下来。南宋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
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接着，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
最后，宗泽编组了号称百万的大军，积储了足够半年食用的粮草，军威大振。很多“义士”纷纷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岳飞也在此时投奔宗泽，成为宗泽的部属。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凌厉的攻势。
在东京开封府所属及其毗邻的州县，宋金双军展开了剧烈的拉锯战。一支宋军被击败，另一支宋军又接蹱而战。一些地区得而复失，一些地区又失而复得。宗泽坐镇东京留守司，从容地调兵遣将，部署战斗。在艰难的搏战中，文人出身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在宗泽麾下，时年25岁的岳飞保持了“每战必捷”的记录。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月，金军终于被迫撤退，各路宋军乘机收复了一些州县。在艰难百战之后，宋金军力的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宗泽的抗金措施初见成效。
宗泽很看重岳飞，不仅多次提拔岳飞，而且还曾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坚守东京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多次，强烈要求宋高宗赵构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所阻，宋高宗也根本没有抗金的打算。南宋小朝廷回报于宗泽的，只有敷衍、嘲笑和呵斥。
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包括岳飞在内的官员、将领纷纷来到宗泽的病榻前问安，宗泽仍强振精神，勉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
宗泽想到自己惨淡经营，即将付诸实施的北伐计划，不由得吟诵爱国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 70岁的爱国老臣宗泽临终前，并无只言片语提及家事，只是大声疾呼：『过河！过河！过河！』。宗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 七月初一 ，东京开封府城内，悲风回荡，愁云泣雨，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嚎陶痛哭之声，广大军民诚挚地悼念爱国老臣宗泽不朽的英灵。
在岳飞一生中，受教诲最深的长官无疑是宗泽，岳飞并非是宗泽麾下的第一等武将，却是宗泽最忠实的继承人。岳飞聆听了宗泽最后的心声，从『唾手燕云』的壮志，到『连结河朔』的远谋，从治军的整肃，到律己的严格，岳飞身上处处保留着宗泽的遗风余烈。
后来，南宋学者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大宋得一岳飞』。
虞允文（1110—1174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南宋朝廷任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渡淮南侵，南宋都城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起用病中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临江督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赶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王权的部下已经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
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亮登高台，张黄盖，被金甲，据胡床而坐”，而宋军将士却已经在商量如何逃跑。
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主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宋军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遭到南宋民船的攻击，金兵纷纷落水，约有4000 多金兵死在长江中。
次日，虞允文又派遣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击败金国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的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
这就是著名的宋金“采石之战”，也是南宋爱国文臣虞允文取得的唯一的抗金战绩。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的一万六千人及战船百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宋军严阵以待，凭借长江天险，来阻止金军渡江。暴虐成性的金主完颜亮限令金军将士在三天内渡江，如到期仍未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将格杀勿论。当时女真皇族完颜乌禄(汉名雍)已经乘完颜亮南侵之机在金国后方自立为帝(即为金世宗)。金军将士知道完颜亮说到做到，而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显然难以按期渡江。金军将士为了活命，于是合谋杀死完颜亮而后撤军，归附完颜乌禄(汉名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当太上皇，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不久，主张抗金的宰相张浚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在采石之战中成名的文臣虞允文。
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年）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未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年）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前面提到，在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的一些战功事迹，在其他章节中已经有不少篇幅的说明，这里不再专门描述。
下面依次介绍一下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战功事迹：
韩世忠(1189—1151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韩世忠应募参军。时西夏入侵，韩世忠奋勇斩将夺关，被提升为小军官。宣和二年(1120年)，韩世忠作为宋军下级军官随同童贯、王渊镇压方腊起义，在清溪帮源洞生擒方腊，王渊称赞他为“万人敌”，升他为承节郎。宣和三年(1121年)，韩世忠又随同刘延庆进攻辽国，率50余骑奇袭滹沱河，在其他诸路宋军均大败的情况下获得小胜，以军功升武节郎、武节大夫。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大举入侵，宋钦宗继位，任命韩世忠为单州团练使，守卫滹沱河。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被金兵攻克，韩世忠援救守将王渊，亦被围，但韩世忠趁雪夜率领300人的敢死队突袭敌营，致敌军自乱，互相攻杀，敌军主将竟被刺死，韩世忠得以突围而出。不久，康王赵构带着亲信汪伯彦等人来到山东济州（在今山东巨野县南），韩世忠也率部赶到，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有一万多金兵赶来追杀，韩世忠负责率军掩护康王赵构南逃。韩世忠率千人阻击金兵，突人敌营，斩其酋长，金兵大溃。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不久，设立御营军，宋高宗任命韩世忠为御营军左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随即成为宋高宗赵构的嫡系部队。
建炎元年（1127）八月，韩世忠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任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赵构南迁至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不久，韩世忠率部夜袭金将兀室的军营，被金军击败，随即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随后，韩世忠升任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国统帅完颜粘罕(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率军万人南下渡过淮河，直奔扬州，完颜粘罕(宗翰)亲自率领金军主力攻击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在盐城收集散兵游勇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的消息，随即率军赶往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初，各路勤王宋军在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将领的率领下，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率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韩世忠先后擒苗傅、刘正彦，以功被授予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司都统制。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大举南侵。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也和刘光世一样，当探知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之后，不敢率部去迎击，却抢先把所有储积的物资全部装入海船，连同全军人马，一并运往江阴。不久，金军渡江并占领建康。接着，宋高宗赵构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亡海上。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守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以阻断金兵的归路。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因劫掠到的财物过多，如按来路直接北撤，陆运不便，于是金军绕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陷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占常州（今江苏常州），准备自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渡江。完颜兀术（宗弼）对外宣称“搜山检海已毕”，用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又在江南地区残酷地进行焚戮，用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号称十万人，韩世忠所部只有八千余人，若与金军陆战，显然力不从心。韩世忠命令全军登上战舰，以水师迎战陆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完颜兀术（宗弼）只能用小船驰出运河，在金山一带江面迎战，屡战屡败，十分狼狈。兀术请求韩世忠放金军过江，韩世忠却提出了兀术不能接受的条件：放回徽、钦二帝，归还宋之故土。但韩世忠的海舰尖底，吃水深，无法进入运河。走投无路的金军退到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企图开掘一条河道入江，又遭韩世忠拦截。后来有个汉奸献策，金军又另外掘通河道，得以将船只经秦淮河，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城西的江面。韩世忠军还是溯江赶来邀击。又有汉奸教金军乘风用小船向宋军施放火箭。韩世忠军原来准备水陆两栖作战，其航海巨舰还装载马匹、粮食、辎重、军人家属等，无风不能行驶，遭敌人攻击后，韩世忠的巨舰一艘接一艘地着火，只得蔽江而退。
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多天。韩世忠虽败犹荣，此战教训了金国女真贵族，使完颜兀术（宗弼）等领悟了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在大江上往返，非同儿戏，甚至会有灭顶之灾。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南宋朝廷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叛乱，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镇压白面山（今湖南平江）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
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韩世忠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在湖北襄汉一带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临行前宋高宗嘱咐他们：“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等到金军全部进入埋伏圈，韩世忠立即挥旗鸣鼓，伏兵四起，并且宋军的旗色与金人的旗色混同，金军大乱。韩世忠命令精锐部队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韩世忠部将董旼追击至天长东北的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获女真兵40 多人。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乘胜追击到淮河南岸，『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这就大仪镇之战。
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朝廷授予韩世忠武宁、安北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屯驻楚州(即山阳，今江苏淮安) 。对于那些胆小怯战的将士，韩世忠命令把他们打扮成妇女，然后设酒宴，鼓乐相闻，让他们知耻而后勇。韩世忠不仅与部下同甘共苦，而且还召集流民，通商惠工，把楚州建成军事重镇。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将聂黎孛堇负责进攻南宋的京东路。韩世忠在那里击败来犯的金军，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自楚州北上，乘胜攻取海州，接着围攻淮阳，久攻不克，但是在泇口镇、潭城、千秋湖等地接连击败金军的援军。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不久，三大将被授予有职无权的枢密府高官，但他们的实际带兵权却都被解除了。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在解除三大将的兵权之后，宋高宗、秦桧还企图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南宋朝廷的名义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秦桧，还当面戳穿了秦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有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也逃过一劫。
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其实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韩世忠仍反对向金乞和，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秦桧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于是『力求闲退』，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韩世忠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韩世忠已罢官赋闲，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冤杀岳飞之后，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打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被封为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韩世忠去世。韩世忠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 诸 君尚哀其死邪』，对奸相秦桧害死岳飞之事仍念念不忘。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赐谥忠武。
刘锜（1098—1162年），宋朝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出生于将门。父刘仲武，曾随童贯西征，后来以功被授予泸川军节度使。宋徽宗宣和年间，经高俅推举，刘锜当了一个小军官。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录用刘仲武的后人，刘锜出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刘锜多次获胜，西夏人小孩儿啼哭，父母用“刘都护来！”吓唬，可以止啼。
建炎三年（1129年），为了减轻宋军在江淮战场上的压力，南宋朝廷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全权负责川陕战事，准备在四川、陕西开辟新战场以牵制金军的兵力。张浚很赏识刘锜，任命刘锜为泾原经略使兼谓州（今甘肃平凉）知州。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宋军与金军在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几十万。刘锜作为一员偏将，“身先士卒”杀敌。宋金两军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当时完颜兀术(宗弼)指挥的左翼金军抵挡不住宋军的攻杀，节节后退。兀术陷入重围，其部将韩常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韩常好不容易才冲破重围，与兀术一起死里逃生。但金将娄室比较熟悉陕西宋军的战法，娄室指挥右翼金军与刘锜的泾原军力战，拼命稳住阵脚，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宋金两军激战到午后，金军又投入了预备队，向赵哲的环庆军发起攻击。赵哲是文官，带兵打仗是外行。战斗激烈之时，赵哲擅自离队。环庆军的战斗力远逊于泾原军，加上赵哲离队，环庆军一下子就被金军冲垮了。环庆军一垮，宋军士卒溃逃，影响了整个战局。其它各军军心动摇，也纷纷溃败下来，一直逃到邠州。金军赢得了富平之战的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无力追击宋军，于是打扫战场，休整军队。
张浚下令将赵哲斩首，赵哲部属慕容洧在庆阳叛变，进攻环州，金兵乘机攻打渭州。张浚命令刘锜救渭州。刘锜留李彦琪守环州，但李彦琪降金，环州失守。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职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年)，刘锜复官。同年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龙州（今四川平武）至茂州（今四川茂县）一带的防务。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不久，从四川回到南宋朝廷的使者极力称赞刘锜，宋高宗于是下令将刘锜召到朝廷，授予他江东路副总管一职。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转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暂时代理杨沂中，负责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王彦所部与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王彦也被罢兵权而改为出任地方官。接着，宋高宗下令把王彦的八字军和解潜的军队一并交给刘锜统率。刘锜于是将两支军队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六千人。其中的前护副军，即王彦“八字军”。从此以后，刘锜独立成军。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刘锜，奉命率四万宋军前往东京驻防。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就传来了金军占领东京开封的消息。接着，金军继续向南进军，攻占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陈州三百里的顺昌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
顺昌知府陈规向刘锜问计，刘锜说：“顺昌城如果有粮，那么我就可以与你共守” ，陈规说：“有几万斛大米”，刘锜说：“可以了”。在大敌压境之际，刘锜沉着果断，亲自视察城内外的防御工事和地形，凿沉船只，加高加厚城墙。号召将士同心协力，保卫顺昌城。刘锜还将自己的全家老少都搬到一座庙里，在门口堆满干柴，嘱咐卫兵，万一城被金军攻破，即放火焚烧他全家，以此激励将士誓死保卫顺昌城。根据地形和兵力，分派五将把守城门。派出侦探，不断侦察金军动向。在金军到来之前，初步完成了防御准备。
绍兴十年(1140年) 5月25日 ，金军数千游骑渡过颍河，进迫顺昌城郊。宋军伏兵活捉金军千户2人。刘锜从俘虏口供中了解到金军韩、翟二头领带领部分兵力在距城30里的白沙涡安营扎寨。刘锜乘敌军初至无备，派兵千余乘夜劫营，激战到次日凌晨，宋军首战告捷。金军残兵于 5月27日 逃到陈州，向其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葛王完颜褒报告了惨败的经过，金军主力随即迅速向顺昌集结。
绍兴十年(1140年) 5月29日 ，三万多金军四面包围了顺昌城。当初准备防守时，刘锜命令在城边筑羊马垣，在垣上打洞为门。到了这个时候，刘锜率军从西门迎战，躲在羊马垣后面列阵，金兵放箭，不是从羊马垣的上面射到城墙上，就是射在垣上，却射不到宋军。城墙上的宋军以强弩劲弓还击，箭如雨下，金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刘锜抓住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仓皇渡水逃命，溺死甚众。
顺昌被围第四天，金军援兵接连而至，一部分金军扎营于距顺昌20里的东村。顺昌处于金军的铁壁合围之中。金军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攻城上，却忽略了对营寨的防守。刘锜利用雷雨天气，派骁将阎充选拔五百壮士组成敢死队，每人带上一个用来可以发声的玩具“嘂”，乘黑夜突入金营。金营里一片漆黑，闪电亮的时候敢死队员就都奋击杀敌，闪电停则敢死队员都藏起来不动，金兵大乱。百人敢死队吹“嘂”为号集合并相互配合，金兵被搞得晕头转向，整夜自相残杀，结果一夜下来积尸盈野。等到天明，金军已无力还击，只得退去。
得知金军进攻顺昌失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兵十万昼夜兼程，用不到7天的时间就从东京开封赶到了顺昌。与此同时，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并没有执行秦桧的命令。刘锜认为如果南撤，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一旦被女真骑兵追上，必将全军覆灭。更为严重的是，金军将占领两淮，兵临长江，造成严重后果。为今之计，只有“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六月七日 ，完颜兀术(宗弼)大军扎寨于顺昌城外的颍水北岸，连营20多里。兀术看到顺昌城垣简陋，竟狂妄地说：顺昌城可以用靴尖踢倒。
绍兴十年(1140年) 六月九日 ，完颜兀术(宗弼)指挥金军向顺昌城发起总攻。这天天明，完颜兀术(宗弼)率金兵渡过颍河，沿城列成阵势，并呐喊不停，企图吓倒顺昌城内的军民。城内宋军丝毫不为所动，一心一意迎战。此时正值暑热天气，金军远道而来，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人困马乏，只好休兵立营，准备再攻。金兵整夜不敢解甲，宋军则以逸待劳，轮番在羊马垣下休息吃饭执勤。盛夏酷署，金军给养不足，人马饥渴，大量饮食被宋军施放了毒药的水草，中毒病倒者甚众。清晨凉爽时，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烈日当空，金兵筋疲力尽，刘锜忽然派出数百人出西门击敌。又以数千人出南门，也不出声，冲出去出其不意地就以利斧砍人。宋军将士皆殊死奋战，冲入金兵阵中，刀斧齐下，金兵大败。
六月十日 ，大雨倾盆，天气对金军不利，金军屡攻不下，士卒死亡病疾又多，不得不改变方案，企图长期围困顺昌，于是移营城西，掘壕列陈，与宋军对峙。为了推垮金军，刘锜派100多名骑兵，或乘雨大作，或乘大雨停歇，不间断地袭扰金军，重创金军于城外，让金兵得不到休息。
六月十一日 ，金军中又打响战鼓，刘锜不动声色，密切注视金军动向，并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激励宋军士气。金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兀术开始引兵退走。刘锜乘机全军出动，尾随追击，大败金军。 六月十二日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率残部自顺昌撤离，退守东京开封府。
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主力部队，取得了顺昌大捷。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派左军和右军护送家属、伤员及辎重等先行，按宋廷接二连三的命令，撤往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刘锜本人率领剩下的一万几千人马，留驻顺昌府，既不违诏北进，也未遵命南撤。刘锜自顺昌一战成名，声价百倍，颇为踌躇满志，事实上已无意于另立新功，加上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宋金淮西战事频繁，宋军先在柘皋之战中取胜，然而主帅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张俊想独吞战功，于是命令非其嫡系的刘锜先行撤军。不久，张俊派出的嫡系亲信王德和杨沂中所部六万多人遭到金军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失利。
对宋军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张俊、杨沂中等人，却在回朝之后弹劾刘锜在濠州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秦桧支持张俊、杨沂中等人的说法，于是解除刘锜兵权，改命刘锜担任荆南府知府。枢密副使岳飞上奏请求朝廷留刘锜掌兵，但是宋高宗不许。不久刘锜又被改授一个闲差。
关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淮西战事中，张俊与刘锜的矛盾，可以参见《宋史》卷366《刘锜传》：
『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戚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枭首槊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大捷，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刘光世（1089—1142年），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人，出生于将门世家。刘光世的老爸刘延庆，在宋徽宗时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
宣和三年（1121年），刘光世跟随老爸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立下战功。宣和四年（1122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国南京(今北京地区)的战役中，刘延庆派遣刘光世率军为后继去增援攻城的宋军，但是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先行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这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刘光世被降官三级，连累他的老爸刘延庆一起降官。
靖康元年（1126年），西夏应金国之约攻宋以牵制宋军，刘光世率部迎敌，在陕西杏子堡击败西夏军，以功升任侍卫马军司次长官。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围攻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刘光世老爸刘延庆负责守御北城。不久，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突围逃跑，被金军追上杀掉。靖康之变发生时，刘光世所带领的援军还在赶往东京开封的路途中。得知开封被金军攻陷的消息以后，刘光世随即中止行军，驻扎在远离开封的陕西。
公元1127年四月下旬，刘光世接到康王赵构兵马大元帅府的命令，即率部前往济州保护康王赵构。不久，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 国之 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刘光世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赵构的嫡系军队。
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刘光世讨平山东贼寇李昱，以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成为南宋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同年十月，宋高宗赵构逃到扬州，任命刘光世为滁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制置使，刘光世先后击败贼寇张遇、李成。
建炎二年（1128年）年底，在攻陷山东东平府之后，金军随即准备攻打宋高宗赵构临幸的行都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上旬，金军攻到泗州境内，寻找合适码头以渡过淮河。
宋高宗赵构这时所倚靠的武装力量，是刘光世的部队。他命令刘光世带领一万多人马北上，到淮河边堵截准备渡河南下的金兵。
当初在靖康之变中，刘光世的老爸和大哥突围逃命的时候，因为没有女真骑兵速度快而被金兵追上斩杀。这件事情让刘光世患上了“恐金症”，刘光世心有余悸，十分畏惧金兵。此后，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赶快拼命逃窜。
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严重打击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既没有抵达淮河南岸也没有看见女真兵马的影子的情况下，刘光世的部队就全部溃散而逃了。金国五千女真骑兵因此得以顺利地渡过淮河，南下攻占天长。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关于此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前方军情极端紧急，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还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发生后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接到张浚发来的“勤王”命令之后，刘光世拒不从命。后来，吕颐浩派使者再三劝说，刘光世这才出兵“勤王”。而在进军的过程中，刘光世出于持重考虑，选派一些散兵游勇到前面去打游击，刘光世自己率大军殿后。不久，刘光世会同韩世忠、张俊所部，合力击败叛军。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因救驾有功，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不久，南宋朝廷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为统帅，再次大举南侵攻宋。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西路的金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
宋高宗 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刘光世前后接到通过金字令牌快递紧急发来的五道宋高宗亲笔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命令刘光世尽快出兵救援楚州。宋高宗在其中一份手诏写道：『唇亡之忧，于卿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战，庶使诸镇用命。戮力尽忠，亟解山阳之围。』
然而，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八月甲午)两浙安抚使刘光世畏金人之锋，不能援扬、楚，但遣统制官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岳家军当时刚组建不久，兵力不多，只有一支孤军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苦战，并且钱粮供应很紧张。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岳飞接连向当时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在公牍中，岳飞捐躯赴国难之激切心情，溢于言表，岳飞不敢奢望刘光世亲率数万大军渡江北上增援，只希望刘光世能够调一两千兵力、借十几天的军粮给岳家军，这样岳飞才好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解救承州和楚州的危难。或者，请刘光世另外差遣一名统制官，率军和岳飞所部协调作战。然而，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求，到了刘光世的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司，便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宋高宗了解了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然而，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的困境却不可能因岳家军几千孤军的出战而有所改善。楚州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楚州城内的宋朝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誓死保卫楚州。但坚持到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楚州城被金兵攻陷。
楚州失守后，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接着又调集重兵南下，向承州（今江苏高邮）附近的岳家军几千孤军猛扑。岳飞当时已经接到了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便指挥几千名将士撤退。岳家军在回师南下的途中，屡次击退金兵的攻击，金兵伤亡甚多，不得不暂时终止追击。岳飞的部队终于全军退回泰州。
对于刘光世违抗朝廷命令，拒不渡江救援楚州的罪责，大臣赵鼎主张严加查办，但是宋高宗却认为让刘光世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这一任务事关重大，担心如果对刘光世的要求太严、责罚太重，刘光世会因心里不安而引发事端。于是，宋高宗不仅对刘光世违命不救楚州之事姑息迁就，而且还勉励嘉奖刘光世，命令刘光世指挥各路宋军，合力保卫宋军在长江北岸仅存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两地。
刘光世对南宋朝廷发下的纯粹是照顾脸面的嘉奖，却并不感恩戴德。对于宋高宗保卫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初，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柴墟镇有一道城墙。岳家军依托柴墟镇的旧城，抗击金军，掩护江北的几十万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建炎四年(1130年) 十一月七日 ，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绍兴元年（1131年）初，金军渡过淮河大举南侵，长江北岸的真州、扬州都缺少守将，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既不愿负责长江以北的防务，更不敢呆在长江北岸，故违令不就职。
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已经全部撤退到淮河以北，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长江以北的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感到江北不安全，于是不断找借口推辞，拒不到任，还希望南宋朝廷能够让他继续留在长江以南的两浙西路做官。朝臣们为此弹劾刘光世，刘光世赶快给宋高宗赵构送上一大批金银财宝和稀世宝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不久，大臣吕颐浩又弹劾刘光世养了一大批只拿俸禄却避敌畏战的冗兵冗将，军费开支大，劳民伤财，却不能报效国家，请求淘汰冗员，核实军需。宋高宗赵构包庇刘光世，不但没有淘汰冗员，反而给刘光世调拨了更多钱粮。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南宋朝廷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负责江东、淮西地区的防务；十月，伪齐军队渡过淮河南犯，刘光世赶紧移驻建康(今南京)。刘光世打仗不在行，但是邀功请赏却争先恐后。不久，伪齐军自长江以北不战而退，当时守在长江以南的刘光世赶紧上奏自己的“大功”，还要求朝廷封赏他那无尺寸功的儿子。有官员认为刘光世徇私舞弊，于是朝廷暂时没有批准刘光世的请求。
当时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资历最老的三大将相互倾轧，并且彼此间存在仇怨和罅隙，宋高宗赵构得知后劝他们『先国家而后私仇』，于是他们三个不得不握手言和。刘光世妻妾成群，还特地请求皇帝封他最宠爱的三个小老婆为“孺人”。刘光世十分富有，占有良田万顷，但是他仍不满足，还上奏请求换取更多的良田，有官员上奏认为刘光世扰民，于是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韩世忠军在大仪镇、鸦口桥和承州获得三次小胜，然而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李纲向南宋朝廷上奏建议说：『岳飞新立功于襄汉，其威名已振，陛下倘降明诏，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追蹑，必有可胜之理』，『此上策也』。参知政事沈与求也对宋高宗说：『诸将之兵，分屯江岸，而敌骑逡巡淮甸之间，恐久或生变。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敌骑必有反顾之患。』
李纲与沈与求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宋高宗表面上也同意沈与求的建议，说『当如此措置，兵贵拙速，不宜巧迟』。其实，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那支当时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宋高宗写手诏给岳飞说：『近来淮上探报紧急，朕甚忧之，已降指挥，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 国爱 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终不安心，卿宜悉之。』在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消极防御军事思想指导下，只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绝不会采纳李纲提出的上策。
岳飞当然不能完全遵照宋高宗的命令行事而“全军东下”，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
庐州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抚使仇悆正处于险境。两三个月以来，刘光世作为上级不断发命令强迫仇悆焚烧积聚，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仇悆拒绝执行刘光世的错误军令。
最后，刘光世竟然派部将张琦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仇悆，胁迫他带头逃跑。仇悆大怒，说：『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张琦只好一走了之。仇悆召募庐州和寿州(今安徽凤台)守军几百人，加上二千乡兵，几次打退来犯之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二月，伪齐刘麟又增兵攻打庐州(今安徽合肥)，完颜兀术(宗弼)亲自率金军为后继，形势危急。仇悆以为只能实践以死殉国的诺言了。岳家军猛将徐庆和牛皋率领部伍及时赶到庐州(今安徽合肥)，使仇悆喜出望外。
岳家军匆忙吃完午饭，留下一部分人守城，一部分人在城南扎营，其余紧急出城迎敌。牛皋命令部下展开“岳”字旗和“精忠岳飞”旗示敌，五千敌骑大为惊愕，他们料想不到会在此地出现岳家军。不足两千人的岳家军骑兵展开队形，以少击众，与敌军短兵相接，前后交锋三个回合，所向披靡。但金国、伪齐联军也迭退更进，没有溃散。突然，徐庆坠下马来，敌骑一拥而上，企图活捉或杀害他。牛皋眼明马疾，抢先赶到，将徐庆扶掖上马，连杀几个敌人。牛皋脱去头鍪，大声呼喝：『我牛皋也，尝四败兀术，可来决死！』牛皋舞矛直贯敌阵。岳家军的骑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战斗从申时打到酉时，斩杀敌人一批将领，活捉八十多名敌骑兵，夺得八十多匹战马。徐庆和牛皋率军追奔三十多宋里，才收兵回城。
仇悆赞叹岳家军骁勇善战，写信向岳飞致谢，信中特别表彰了牛皋的功劳。在徐庆和牛皋军立功之翌日，岳飞亲率大军来到庐州，再次击破敌军。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将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
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岳飞在敌人撤退后，率全军的一半人马暂驻江南东路的池州。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刘光世的副手王德率部赶到庐州。王德也感到很难堪，他对部属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庐州之战并非大战，却是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岳家军的东援，也适同刘光世和张俊的怯战避敌，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公元1135年（南宋绍兴五年，金国天会十三年）正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去世，完颜吴乞买的侄孙，年仅16岁的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庙号金熙宗。此后金国内部政局不稳，上层派系斗争很激烈，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接连不断。
作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嫡系孙子，金熙宗虽然年幼，却不愿听任金国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的摆布。金熙宗即位不久，便依靠宗室政要的势力，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夺去了曾经执掌金国军政大权多年的的完颜粘罕的实权，并解除了他的都元帅之最高军职。不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监军完颜兀术(宗弼)成为金国最有权势的将领。
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绍兴四年冬大败之后，用一年多时间重整军备以恢复元气，不料又接连遭到岳家军的猛烈攻击，伪齐军队损失惨重。刘豫不肯善罢甘休，但因自己没有足够的军力，不得不向金国父皇帝求援。但是，刘豫原先竭力奉承的完颜粘罕(宗翰)等人已失去权势。刘豫此次告急求援，几乎受到全体女真贵族的冷遇。特别是最早扶植刘豫的完颜挞懒(昌)，对刘豫背弃自己，另投新主的行为，十分憎恨。金国不再为刘豫出兵攻宋，只是观望形势。刘豫求援碰壁后，焦躁万分，决定铤而走险。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
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加入朝廷后，曾做过两件好事：一是举荐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二是在绍兴四年冬金和伪齐联军南侵时，力主抗击。如今他却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南宋朝廷中的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正准备部署反击，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已经惊慌失惜。于是，张浚连忙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派人以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宋高宗也以御笔交付张浚：『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
已撤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刘光世为之大惊失色，知道这次再也不能按拥兵玩敌、不战而逃的旧例行事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
刘光世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你们大家不得再退，赶快向前进军，好保住我的脑袋！﹜
王德和郦琼的前锋部队在寿春府霍丘县(今安徽霍邱县)等地击败刘麟率领的伪齐军，遏制了伪齐的攻势。杨沂中会合张俊部将张宗颜等，在定远县附近的藕塘大败刘猊军。伪齐的进犯很快被击退，但宋军的追击和反攻也并不顺利。刘光世追赶刘麟，遭到伏击，损兵折将，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张俊和杨沂中合兵攻打寿春府，也不克而还。
早在南宋前期，出身官宦世家的大将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就赶快拼命逃窜。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靠他，因而他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他统帅的五万大军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还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朝野上下颇有怨言。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给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
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上奏指出：『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
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弹劾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右司谏陈公辅则弹劾刘光世畏敌怯战、不守庐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卷109)。刘光世也早已厌倦了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在听到朝廷想要将他罢官风声之后，正中刘光世的下怀。刘光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
于是，宋高宗赵构顺水推舟，将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刘光世罢官赋闲的时候，宋高宗赵构还赏赐给了他一批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上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在南宋所谓的“中兴四将”之中，刘光世浪得虚名，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纯粹是个多余的摆设。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光世传》的结尾对刘光世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总结：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然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刘光世在南宋诸将中资历最老，最早被提拔。但是他不能严于律己，治军放纵无法纪，不肯根据朝廷的任命去前方就职，见到金兵就躲得远远的以保全自己，所以遭到当时公众舆论的贬斥。
刘光世曾经与宋高宗交谈，刘光世说：「我愿意竭力报效国家，希望史官以后能够在史书中将我的功劳排在第一位。」宋高宗回答说：「你不能只说空话，应当先做出些实际行动来。」
建炎初年，刘光世暗中结交宋高宗宠信的内侍康履，以求保全自己的富贵。刘光世后来又尽早解除兵权，甘于世俗同流合污，就连权奸秦桧也不忌恨他，所以他能够骗取荣华富贵，并能够善终。与奋不顾身地报效国家的大将韩世忠、岳飞比起来，刘光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在既没有抵达前线也没有看见金兵的影子的情况下，他带领的一万多军队就全部溃散而逃，致使金国五千骑兵顺利地渡过淮河、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害得宋高宗赵构吓成了阳痿。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刚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就不战而逃，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不但自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而且还不许别人报国杀敌，甚至派部将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坚持抗敌的庐州知州仇悆，以武力胁迫仇悆带头逃跑。结果遭到仇悆的严词训斥：『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当得知岳家军获胜、金国和伪齐联军败退之后，就赶紧派兵渡江北上，想乘机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敷衍朝廷、虚报战功、邀功请赏。甚至连他的副手王德也很难堪地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不仅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而且还害怕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的军队，听说伪齐号称几十万人的乌合之众杀过来了，就赶紧要放弃淮西、退避江南，在接到宋高宗和时任宰相张浚『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的严词军令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惊慌失措地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就是这样一个“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贪财好利、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萎靡不振之徒，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的庸将懦夫刘光世，打仗时躲在后方，一再违抗朝廷的命令，拒不前往一线，听到金兵杀来了，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当成了“名将”！
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的浪得虚名之徒刘光世，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张俊（1086—1156年），宋朝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曾当过盗匪。宋徽宗宣和年间，张俊作为一小兵随军进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成为级别最低的小武官。北宋末年，张俊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立下战功，升为武德郎。
靖康元年（1126年），张俊守卫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升至武功大夫。同年五月，张俊跟随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救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种师中兵败被杀，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康王赵构来到大名府，张俊跟随信德知府梁杨祖率兵到大名“勤王”，康王赵构见张俊长得英俊魁梧，于是就提升他为后军统制。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张俊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之后升至拱卫大夫。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即为宋高宗。张俊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张俊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的嫡系军队。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起，张俊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张俊率部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起义，又升承宣使。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兵变，张俊当时驻军吴江，随即率部退回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跟随南宋大臣张浚平叛。接着，张浚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张俊救驾有功，得以加官晋爵，被授予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不久又改任浙东制置使。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率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金军攻入江南。宋高宗赵构得知金军渡江消息，便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从临安(今浙江杭州)退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航海南逃。张俊任浙东制置使，负责掩护宋高宗赵构逃亡。
完颜兀术（宗弼）占领临安之后斜卯阿里和乌延蒲卢浑带四千骑兵追捉宋高宗赵构。金军的这支偏师经国长途奔波，已成强弩之末。在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会同杨沂中所部合力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也率州兵助战，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合击之下，金军的这支偏师战败，死伤千余。这一小捷就是后来被南宋小朝廷所吹捧的张俊明州战功。正逃亡海上的宋高宗赵构闻知，十分欣喜，赶快下诏把张俊等人吹捧表扬了一番。
﹛张俊报说杀敌近千人，然而所得女真“带环首领”，即耳戴金银环的首级只有两级。因金军中各民族成员一律辫发，故以耳戴金、银环作为识认女真人首级之标志（参见《会编》卷3，卷28，《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此后，明州之战又被夸大为杀敌几千以至几万的大捷，见周麟之《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宋史》卷369《张俊传》﹜
建炎四年(1130年) 正月初二 ，金军的一支小部队再次进犯明州，张俊与刘洪道坐在城楼上，调兵遣将，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金军败退，有不少金兵掉到河里淹死。完颜兀术（宗弼）派军增援，金军大举进攻明州。张俊见势不妙，急忙找借口撤离明州。张俊一路狂奔，逃往台州，金军很快就占领明州。
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到四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宋将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被困在长江上达48天。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金军在江南仅存的立足据点，对于金军以后再下江南，吞灭南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完颜兀术（宗弼）和韩世忠在长江上相持之际，建康府的金兵在城东北的钟山、城南的雨花台构筑大寨营垒，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并在山上挖洞，以供“避暑”之用。金人『陆增城垒，水造战船』，从采石矶渡江北去，继而复返的队伍，也络绎不绝。韩世忠的战败，又使金人留驻建康“避暑”的可能性增大了。
此时，浮海归来的南宋小朝廷把越州(今浙江绍兴)作为“行在”。 宋高京 君臣将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视为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生怕金军会把建康府打造成下一次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为了驱逐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 君臣几乎调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南宋朝廷在长江中下游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去冒风险去进攻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 君臣任命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制，『诸将并受节度』，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但是畏惧金军、胆怯无耻的张俊宁肯任人切齿唾骂，也不敢向建康城前进一步。勇于承担收复建康重任的，惟有新兴的抗金劲旅，——岳飞的岳家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了透彻的分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
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在 宋高宗 君臣看来，韩世忠军新败，元气尚未恢复，而刘光世与张俊关系不和，故出兵救楚州只能是非此即彼。
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先找张俊，想让张俊出兵去援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立即拒绝说：『敌方济师，挞懒善兵，其锋不可当。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博虎，并亡无益。』
赵鼎继续劝说：『楚当敌冲，所以屏蔽两淮，若委而不救，则失诸镇之心。』张俊找借口推辞说：『救之诚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卫寡弱，人心易摇，此行失利，何以善后！』
赵鼎再三劝说张俊出兵去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赵鼎上奏宋高宗：『江东新造，全籍两淮，若失楚州，则大势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
赵鼎恳切地指出，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
赵鼎还指出，出兵北上之事，不只是要援救楚州这座危城，而且可以促使各路将士尽力抗敌，不放纵金兵，进而给金兵一个教训。赵鼎还说，如果张俊因害怕金兵而不敢出兵救楚州，那么我赵鼎愿意陪着张俊一起去！
但是，张俊仍然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
(参见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己丑)
宋高宗 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 宋高宗 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
当初，趁金军渡江的机会，军贼李成带着匪军在南宋辖区内攻城略地，到处杀人放火，大肆抢劫掳掠。李成匪军先后占据江淮约十个州军，『』“连兵数万”，号称三十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企图割据称雄，一时对南宋政权构成重大威胁。
绍兴元年（1131年）初，南宋任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全权负责征讨李成匪军。张俊颇有怯意，说了一番李成兵多势盛的话，宋高宗说：『今日诸将独汝未尝立功』。张俊最后不得不『恐悚承命』。但经张俊请求，宋廷将陈思恭的神武后军、岳飞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等都调归张俊指挥﹛《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戊午，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乙未，卷 4l 绍兴元年正月戊申，《宋会要》兵9，10﹜。
张俊以岳飞所部为先锋，击败李成部将马进率领的匪军。接着，张俊大军追到筠州，马进集结几万兵力，出城反攻，其军阵横亘十五宋里。岳飞、陈思恭两部与敌人主力激战，张俊引兵增援，杨沂中又领兵从西山上冲杀下来，夹攻敌军。马进匪军大败，光是投降和被俘者即达八千人。战后，张俊害怕降兵反复，命令陈思恭将他们全部坑杀。
马进率残兵败将向北逃窜，以寻求李成的救援。岳飞连夜率领将士衔枚急行军，赶到马进之前，在朱家山埋伏。待马进残部逃到此地，岳飞伏兵齐发，一鼓作气歼灭残敌数千，斩敌将赵万。马进只剩下十余骑，仓皇逃命。
李成不甘心失败，留马进守江州，亲自提兵反扑。李成命令部将商元在洪州奉新县楼子庄的草山依险设伏。张俊大军由小路冲上山顶，杀败伏兵，夺取险隘，彻底粉碎李成匪军的反击。此战使张俊得到了“张铁山”的外号，其实，这主要得力于岳飞等部的奋战。张俊后来报告朝廷说，此间岳飞功居第一。
楼子庄战斗结束后，李成匪军的猛将锐卒损折太多，再无还手之力。张俊和岳飞兵分两路，张俊往东北方向收复江州，岳飞往西北方向追击李成。李成匪军逃到洪州武宁县(今江西武宁县)，适逢修水暴涨，残兵败将们还来不及渡河，岳家军已如神兵天降，李成手下的匪徒们四散奔命，溃不成军。武宁县百姓得以免遭荼毒。李成不敢再在江南稍作停留，慌忙退到淮西路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岳飞率军从武宁县东进，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与张俊会师。到三月末，江南已无李成匪军的踪影。
李成在淮西凭借其部属胡选的军队，号称十余万，企图负隅顽抗。宋军直抵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李成匪徒在石幢坡占守山险，投木石阻击宋军。最后，张俊大军实行强攻，大败李成匪军，并追杀马进、孙建等匪军头目。李成势穷力尽，只好逃奔由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此以后，李成被迫收敛起割据称雄的野心，心甘情愿地匍匐于金国“儿皇帝”刘豫的脚下，成为刘豫最得力的爪牙。张俊讨伐李成匪军有功，官升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宰相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韩世忠军接连在大仪镇、鸦口桥、承州挫败金军前锋，获得三次小胜，但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负责镇守襄汉的那支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接着，岳家军将士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击败金国和伪齐联军的骑兵部队，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
岳家军的东援的时候，避敌怯战的刘光世和张俊已经率军逃到了长江以南，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了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军将帅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听到金、齐联军撤退的消息，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结果张俊派出的统制张宗颜击败在六合追上敌军残部，抓到敌军的两个小头目。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
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命令张俊、刘光世等部反击伪齐军，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部将张宗颜率军赶到，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安徽寿县），这就是“藕塘之战”。
张俊手下的第一名统制，原是认张俊为“阿爹”的庸将田师中。田师中娶张俊亡子之妻，对张俊奉承谄媚，得到张俊的宠信。淮西兵变之后，王德的八千人马驻扎建康府，无所归属。张俊用重金予以收卖王德，方得以有了一员善战的部将。张俊的行营中护军扩充到八万人，装备也很精良。然而张俊却将行营中护军视若私产，抱着一种悭吝的守财奴心理，人马愈多，装备愈好，就愈不敢打冒风险的大仗、硬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当时顺昌保卫战正在进行中，张俊奉命前去解围，但是却一直迁延不行。在金军全部撤退之后的第十一天，即 六月二十三日 ，张俊部将王德才带着数千骑兵姗姗来迟，抵达顺昌府，算是尽了策应之责，随即还军。
闰六月中旬，张俊发兵北上，金国宿州（今安徽宿州）知州马秦兵败投降，金国毫州（今安徽亳州）知州郦琼率众逃遁，张俊、王德没有遭到强烈抵抗，就占领了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毫州百姓激于爱国热忱，『列香花迎军』。不料张俊的军队『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并在数日后班师，『民皆失望』﹛《三朝北盟会编》卷204，23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丙戌，戊戌，庚子﹜。
绍兴十年（1140年）闰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张俊仅仅取得了两次小捷，但邀功请赏却漫天要价。第一，张俊请求宋廷将王德和田师中升至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张俊上报说，行营中护军竟有四万多人立“功”，须论“功”行赏。对于张俊的所作所为，就连给秦桧出谋划策的张嵲也感到愤愤不平，指责张俊『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本应罚而反赏』(《紫微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匣缴奏状》，《宋史》卷445《张嵲传》)。
其实，擅自退兵的指责，也冤枉了张俊。依宋高宗和秦桧的军事部署，只“令张俊措置亳州”，如今他多取一个宿州，已属锦上添花，焉有不赏之理。宋高宗向来偏袒张俊，自然慷慨地满足张俊的请求。
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岳飞被迫奉命班师，『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占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南宋在淮南西路驻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
但是，每逢军情紧急时，宋高宗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鄂州即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大本营﹜。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称赞岳飞『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岳飞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二月四日 ，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国军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却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
但是，岳飞也了解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出奇制胜的上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岳飞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岳家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可使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 二月九日 接到宋高宗在 正月二十九日 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二月十八日 ，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西北的柘皋镇，展开会战。柘皋之战的特点是宋金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没有亲临战场。张俊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张俊一人决定。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畏敌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参与柘皋之战的金军兵力估计只有几万人，由完颜阿鲁补、韩常等金将指挥，完颜兀术(宗弼)并未参战。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注解：《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宋会要》兵14之34，《宋史》卷368《王德传》，卷369《张俊传》等明确记载张俊没有参加此战。而《会编》卷205，卷219《林泉野记》，《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却说张俊亲自参战，系误。﹜
参加柘皋之战的宋军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宋军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左右，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击败了金军。这也是一场激烈的鏖战。
柘皋之战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随即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张俊自己则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发来的公文，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援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南宋朝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卷22《淮西辨》)。
不料，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 三月四日 ，即张俊命令刘锜班师的前一天，开始急攻濠州(今安徽风阳)。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张俊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癸卯，《金史》卷79《孔彦舟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三月九日 ，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 三月八日 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听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张俊为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准备到空城里耀武扬威一番。接着，张俊命令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千余骑前往。不料却遭到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逃。
﹛关于濠州之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绍兴十一年三月丁未，戊申，《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宋史》卷366《刘锜传》，卷367《杨存中传》﹜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宋军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韩世忠军的归路，韩世忠且战且退，全师而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注解：关于韩世忠在濠州之败退，《三朝北盟会编》卷217韩世忠神道碑，《宋会要》兵14载韩世忠捷报，乃讳败而虚报无疑。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3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辛亥，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午，《江湖长翁文集》卷27《上赵丞相札子》﹜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 三月一日 发出的一份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的消息，岳飞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脱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实际上，这正是岳飞郁结半年多的心声。
岳飞怒气冲冲地对张宪说：『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岳飞又指着董先说：『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三月十二日 ，岳家军赶到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而逃、渡淮北撤。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注解：关于岳飞三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等记载，基本上承袭了张俊等人的诬蔑以及秦桧党羽的毁谤。《金佗稡编》卷3提供了宋高宗十五道手诏的原文，卷22《淮西辨》也对史实真相作了有说服力的澄清。但岳珂的记述和辩白也有个别夸张失实之处。如《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说岳飞“师至庐州”，金军“望风遽遁”，但庐州其实是淮西宋军乘柘皋之胜而收复的。﹜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大金国志》卷27），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他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宋高宗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抗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 八月九日 ，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 九月一日 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 九月八日 ，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与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
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 十月十三日 ，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 十月十三日 ，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当初，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秦桧心狠手辣、阴险歹毒，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在南宋诸大将之中，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放纵部属劫掠百姓。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卷180，卷230崔淮夫等上两府札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张俊比较好色，而且妻妾很多。南宋初年，同样受宋高宗宠信的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杀害赵宋宗室赵叔信，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后来，张俊又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
南宋初年，杭州有一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又善诗文，被张俊看中，纳她为妾，此女嫁到张家，便替张俊管理文书账目。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宋金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张俊放心不下家里的买卖，写信给张妾千叮万嘱。过了几天，张俊收到回信，打开一看，信里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典故，张妾欲以此来坚定丈夫报国之心。狡猾的张俊开怀地笑了，一则张妾精干，家事定能安排妥当，二则此信写得激昂慷慨，正可作为政治资本。张俊差人将此信连夜送入宫中，宋高宗阅毕果然大加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张妾为 雍国 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害死岳飞，和金国签订和约之后，南 宋 君臣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日，宫中开宴，达官贵人皆赴宴，一个戏子宣称：“我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相相应，我一看便知。只须用一文钱对着贵人一照，便可知其对应的星相。”
戏子装模作样地一个个看过来，先看宋高宗，说事“帝星”，看秦桧，说是“相星”，看韩世忠，说是“将星”。看到张俊，停止了，看了又看，说看不见星。大家都有些害怕，催他再看，他又看一会，然后怪里怪气地说：“还是看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南 宋 君臣登时哄堂大笑。
这就是张俊，一个畏敌怯战、纵兵扰民的庸将懦夫，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名将”！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竟然被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大加吹捧！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功忌贤、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卑鄙小人，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这就是张俊，论战功，浪得虚名，论捞钱，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天下第一。这样的一个欺世盗名的丑类，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很显然，通过对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的回顾，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无耻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作出如下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 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仅指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
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在抗金斗争中也曾有杰出的表现，但是他们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下面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宗泽、虞允文的抗金事迹：﹛南宋大将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事迹放在后面介绍。﹜
宗泽（1060—1128年），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历任多个州县的地方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政绩。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
靖康元年（1126年），宗泽被召至京城，充和议使。因宗泽反对曲膝求和，宋钦宗恐有妨碍和议，于是改命宗泽出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当时，北方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推托不往。宗泽却于受命当日率领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赶往金国军营议和，途经磁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百姓们也拦住康王赵构的马不让他前行，并认为王云是金国奸细，将他打死。康王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赵构率军离开相州南下，宗泽率两千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宋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汪伯彦等人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赵构随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的旗号进驻澶渊以吸引金兵，康王赵构自己则带着汪伯彦等亲信偷偷逃往山东。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劫持徽、钦二帝以及北宋宗室大臣三千多人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东京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
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东京开封很快稳定下来。南宋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
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接着，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
最后，宗泽编组了号称百万的大军，积储了足够半年食用的粮草，军威大振。很多“义士”纷纷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岳飞也在此时投奔宗泽，成为宗泽的部属。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凌厉的攻势。
在东京开封府所属及其毗邻的州县，宋金双军展开了剧烈的拉锯战。一支宋军被击败，另一支宋军又接蹱而战。一些地区得而复失，一些地区又失而复得。宗泽坐镇东京留守司，从容地调兵遣将，部署战斗。在艰难的搏战中，文人出身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在宗泽麾下，时年25岁的岳飞保持了“每战必捷”的记录。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月，金军终于被迫撤退，各路宋军乘机收复了一些州县。在艰难百战之后，宋金军力的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宗泽的抗金措施初见成效。
宗泽很看重岳飞，不仅多次提拔岳飞，而且还曾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坚守东京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多次，强烈要求宋高宗赵构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所阻，宋高宗也根本没有抗金的打算。南宋小朝廷回报于宗泽的，只有敷衍、嘲笑和呵斥。
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包括岳飞在内的官员、将领纷纷来到宗泽的病榻前问安，宗泽仍强振精神，勉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
宗泽想到自己惨淡经营，即将付诸实施的北伐计划，不由得吟诵爱国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 70岁的爱国老臣宗泽临终前，并无只言片语提及家事，只是大声疾呼：『过河！过河！过河！』。宗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 七月初一 ，东京开封府城内，悲风回荡，愁云泣雨，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嚎陶痛哭之声，广大军民诚挚地悼念爱国老臣宗泽不朽的英灵。
在岳飞一生中，受教诲最深的长官无疑是宗泽，岳飞并非是宗泽麾下的第一等武将，却是宗泽最忠实的继承人。岳飞聆听了宗泽最后的心声，从『唾手燕云』的壮志，到『连结河朔』的远谋，从治军的整肃，到律己的严格，岳飞身上处处保留着宗泽的遗风余烈。
后来，南宋学者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大宋得一岳飞』。
虞允文（1110—1174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南宋朝廷任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渡淮南侵，南宋都城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起用病中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临江督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赶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王权的部下已经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
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亮登高台，张黄盖，被金甲，据胡床而坐”，而宋军将士却已经在商量如何逃跑。
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主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宋军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遭到南宋民船的攻击，金兵纷纷落水，约有4000 多金兵死在长江中。
次日，虞允文又派遣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击败金国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的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
这就是著名的宋金“采石之战”，也是南宋爱国文臣虞允文取得的唯一的抗金战绩。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的一万六千人及战船百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宋军严阵以待，凭借长江天险，来阻止金军渡江。暴虐成性的金主完颜亮限令金军将士在三天内渡江，如到期仍未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将格杀勿论。当时女真皇族完颜乌禄(汉名雍)已经乘完颜亮南侵之机在金国后方自立为帝(即为金世宗)。金军将士知道完颜亮说到做到，而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显然难以按期渡江。金军将士为了活命，于是合谋杀死完颜亮而后撤军，归附完颜乌禄(汉名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当太上皇，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不久，主张抗金的宰相张浚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在采石之战中成名的文臣虞允文。
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年）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未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年）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前面提到，在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的一些战功事迹，在其他章节中已经有不少篇幅的说明，这里不再专门描述。
下面依次介绍一下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战功事迹：
韩世忠(1189—1151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韩世忠应募参军。时西夏入侵，韩世忠奋勇斩将夺关，被提升为小军官。宣和二年(1120年)，韩世忠作为宋军下级军官随同童贯、王渊镇压方腊起义，在清溪帮源洞生擒方腊，王渊称赞他为“万人敌”，升他为承节郎。宣和三年(1121年)，韩世忠又随同刘延庆进攻辽国，率50余骑奇袭滹沱河，在其他诸路宋军均大败的情况下获得小胜，以军功升武节郎、武节大夫。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大举入侵，宋钦宗继位，任命韩世忠为单州团练使，守卫滹沱河。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被金兵攻克，韩世忠援救守将王渊，亦被围，但韩世忠趁雪夜率领300人的敢死队突袭敌营，致敌军自乱，互相攻杀，敌军主将竟被刺死，韩世忠得以突围而出。不久，康王赵构带着亲信汪伯彦等人来到山东济州（在今山东巨野县南），韩世忠也率部赶到，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有一万多金兵赶来追杀，韩世忠负责率军掩护康王赵构南逃。韩世忠率千人阻击金兵，突人敌营，斩其酋长，金兵大溃。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不久，设立御营军，宋高宗任命韩世忠为御营军左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随即成为宋高宗赵构的嫡系部队。
建炎元年（1127）八月，韩世忠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任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赵构南迁至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不久，韩世忠率部夜袭金将兀室的军营，被金军击败，随即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随后，韩世忠升任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国统帅完颜粘罕(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率军万人南下渡过淮河，直奔扬州，完颜粘罕(宗翰)亲自率领金军主力攻击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在盐城收集散兵游勇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的消息，随即率军赶往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初，各路勤王宋军在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将领的率领下，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率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韩世忠先后擒苗傅、刘正彦，以功被授予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司都统制。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大举南侵。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也和刘光世一样，当探知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之后，不敢率部去迎击，却抢先把所有储积的物资全部装入海船，连同全军人马，一并运往江阴。不久，金军渡江并占领建康。接着，宋高宗赵构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亡海上。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守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以阻断金兵的归路。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因劫掠到的财物过多，如按来路直接北撤，陆运不便，于是金军绕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陷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占常州（今江苏常州），准备自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渡江。完颜兀术（宗弼）对外宣称“搜山检海已毕”，用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又在江南地区残酷地进行焚戮，用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号称十万人，韩世忠所部只有八千余人，若与金军陆战，显然力不从心。韩世忠命令全军登上战舰，以水师迎战陆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完颜兀术（宗弼）只能用小船驰出运河，在金山一带江面迎战，屡战屡败，十分狼狈。兀术请求韩世忠放金军过江，韩世忠却提出了兀术不能接受的条件：放回徽、钦二帝，归还宋之故土。但韩世忠的海舰尖底，吃水深，无法进入运河。走投无路的金军退到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企图开掘一条河道入江，又遭韩世忠拦截。后来有个汉奸献策，金军又另外掘通河道，得以将船只经秦淮河，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城西的江面。韩世忠军还是溯江赶来邀击。又有汉奸教金军乘风用小船向宋军施放火箭。韩世忠军原来准备水陆两栖作战，其航海巨舰还装载马匹、粮食、辎重、军人家属等，无风不能行驶，遭敌人攻击后，韩世忠的巨舰一艘接一艘地着火，只得蔽江而退。
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多天。韩世忠虽败犹荣，此战教训了金国女真贵族，使完颜兀术（宗弼）等领悟了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在大江上往返，非同儿戏，甚至会有灭顶之灾。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南宋朝廷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叛乱，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镇压白面山（今湖南平江）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
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韩世忠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在湖北襄汉一带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临行前宋高宗嘱咐他们：“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等到金军全部进入埋伏圈，韩世忠立即挥旗鸣鼓，伏兵四起，并且宋军的旗色与金人的旗色混同，金军大乱。韩世忠命令精锐部队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韩世忠部将董旼追击至天长东北的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获女真兵40 多人。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乘胜追击到淮河南岸，『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这就大仪镇之战。
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朝廷授予韩世忠武宁、安北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屯驻楚州(即山阳，今江苏淮安) 。对于那些胆小怯战的将士，韩世忠命令把他们打扮成妇女，然后设酒宴，鼓乐相闻，让他们知耻而后勇。韩世忠不仅与部下同甘共苦，而且还召集流民，通商惠工，把楚州建成军事重镇。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将聂黎孛堇负责进攻南宋的京东路。韩世忠在那里击败来犯的金军，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自楚州北上，乘胜攻取海州，接着围攻淮阳，久攻不克，但是在泇口镇、潭城、千秋湖等地接连击败金军的援军。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不久，三大将被授予有职无权的枢密府高官，但他们的实际带兵权却都被解除了。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在解除三大将的兵权之后，宋高宗、秦桧还企图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南宋朝廷的名义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秦桧，还当面戳穿了秦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有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也逃过一劫。
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其实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韩世忠仍反对向金乞和，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秦桧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于是『力求闲退』，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韩世忠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韩世忠已罢官赋闲，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冤杀岳飞之后，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打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被封为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韩世忠去世。韩世忠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 诸 君尚哀其死邪』，对奸相秦桧害死岳飞之事仍念念不忘。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赐谥忠武。
刘锜（1098—1162年），宋朝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出生于将门。父刘仲武，曾随童贯西征，后来以功被授予泸川军节度使。宋徽宗宣和年间，经高俅推举，刘锜当了一个小军官。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录用刘仲武的后人，刘锜出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刘锜多次获胜，西夏人小孩儿啼哭，父母用“刘都护来！”吓唬，可以止啼。
建炎三年（1129年），为了减轻宋军在江淮战场上的压力，南宋朝廷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全权负责川陕战事，准备在四川、陕西开辟新战场以牵制金军的兵力。张浚很赏识刘锜，任命刘锜为泾原经略使兼谓州（今甘肃平凉）知州。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宋军与金军在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几十万。刘锜作为一员偏将，“身先士卒”杀敌。宋金两军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当时完颜兀术(宗弼)指挥的左翼金军抵挡不住宋军的攻杀，节节后退。兀术陷入重围，其部将韩常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韩常好不容易才冲破重围，与兀术一起死里逃生。但金将娄室比较熟悉陕西宋军的战法，娄室指挥右翼金军与刘锜的泾原军力战，拼命稳住阵脚，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宋金两军激战到午后，金军又投入了预备队，向赵哲的环庆军发起攻击。赵哲是文官，带兵打仗是外行。战斗激烈之时，赵哲擅自离队。环庆军的战斗力远逊于泾原军，加上赵哲离队，环庆军一下子就被金军冲垮了。环庆军一垮，宋军士卒溃逃，影响了整个战局。其它各军军心动摇，也纷纷溃败下来，一直逃到邠州。金军赢得了富平之战的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无力追击宋军，于是打扫战场，休整军队。
张浚下令将赵哲斩首，赵哲部属慕容洧在庆阳叛变，进攻环州，金兵乘机攻打渭州。张浚命令刘锜救渭州。刘锜留李彦琪守环州，但李彦琪降金，环州失守。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职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年)，刘锜复官。同年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龙州（今四川平武）至茂州（今四川茂县）一带的防务。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不久，从四川回到南宋朝廷的使者极力称赞刘锜，宋高宗于是下令将刘锜召到朝廷，授予他江东路副总管一职。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转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暂时代理杨沂中，负责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王彦所部与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王彦也被罢兵权而改为出任地方官。接着，宋高宗下令把王彦的八字军和解潜的军队一并交给刘锜统率。刘锜于是将两支军队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六千人。其中的前护副军，即王彦“八字军”。从此以后，刘锜独立成军。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刘锜，奉命率四万宋军前往东京驻防。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就传来了金军占领东京开封的消息。接着，金军继续向南进军，攻占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陈州三百里的顺昌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
顺昌知府陈规向刘锜问计，刘锜说：“顺昌城如果有粮，那么我就可以与你共守” ，陈规说：“有几万斛大米”，刘锜说：“可以了”。在大敌压境之际，刘锜沉着果断，亲自视察城内外的防御工事和地形，凿沉船只，加高加厚城墙。号召将士同心协力，保卫顺昌城。刘锜还将自己的全家老少都搬到一座庙里，在门口堆满干柴，嘱咐卫兵，万一城被金军攻破，即放火焚烧他全家，以此激励将士誓死保卫顺昌城。根据地形和兵力，分派五将把守城门。派出侦探，不断侦察金军动向。在金军到来之前，初步完成了防御准备。
绍兴十年(1140年) 5月25日 ，金军数千游骑渡过颍河，进迫顺昌城郊。宋军伏兵活捉金军千户2人。刘锜从俘虏口供中了解到金军韩、翟二头领带领部分兵力在距城30里的白沙涡安营扎寨。刘锜乘敌军初至无备，派兵千余乘夜劫营，激战到次日凌晨，宋军首战告捷。金军残兵于 5月27日 逃到陈州，向其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葛王完颜褒报告了惨败的经过，金军主力随即迅速向顺昌集结。
绍兴十年(1140年) 5月29日 ，三万多金军四面包围了顺昌城。当初准备防守时，刘锜命令在城边筑羊马垣，在垣上打洞为门。到了这个时候，刘锜率军从西门迎战，躲在羊马垣后面列阵，金兵放箭，不是从羊马垣的上面射到城墙上，就是射在垣上，却射不到宋军。城墙上的宋军以强弩劲弓还击，箭如雨下，金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刘锜抓住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仓皇渡水逃命，溺死甚众。
顺昌被围第四天，金军援兵接连而至，一部分金军扎营于距顺昌20里的东村。顺昌处于金军的铁壁合围之中。金军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攻城上，却忽略了对营寨的防守。刘锜利用雷雨天气，派骁将阎充选拔五百壮士组成敢死队，每人带上一个用来可以发声的玩具“嘂”，乘黑夜突入金营。金营里一片漆黑，闪电亮的时候敢死队员就都奋击杀敌，闪电停则敢死队员都藏起来不动，金兵大乱。百人敢死队吹“嘂”为号集合并相互配合，金兵被搞得晕头转向，整夜自相残杀，结果一夜下来积尸盈野。等到天明，金军已无力还击，只得退去。
得知金军进攻顺昌失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兵十万昼夜兼程，用不到7天的时间就从东京开封赶到了顺昌。与此同时，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并没有执行秦桧的命令。刘锜认为如果南撤，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一旦被女真骑兵追上，必将全军覆灭。更为严重的是，金军将占领两淮，兵临长江，造成严重后果。为今之计，只有“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六月七日 ，完颜兀术(宗弼)大军扎寨于顺昌城外的颍水北岸，连营20多里。兀术看到顺昌城垣简陋，竟狂妄地说：顺昌城可以用靴尖踢倒。
绍兴十年(1140年) 六月九日 ，完颜兀术(宗弼)指挥金军向顺昌城发起总攻。这天天明，完颜兀术(宗弼)率金兵渡过颍河，沿城列成阵势，并呐喊不停，企图吓倒顺昌城内的军民。城内宋军丝毫不为所动，一心一意迎战。此时正值暑热天气，金军远道而来，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人困马乏，只好休兵立营，准备再攻。金兵整夜不敢解甲，宋军则以逸待劳，轮番在羊马垣下休息吃饭执勤。盛夏酷署，金军给养不足，人马饥渴，大量饮食被宋军施放了毒药的水草，中毒病倒者甚众。清晨凉爽时，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烈日当空，金兵筋疲力尽，刘锜忽然派出数百人出西门击敌。又以数千人出南门，也不出声，冲出去出其不意地就以利斧砍人。宋军将士皆殊死奋战，冲入金兵阵中，刀斧齐下，金兵大败。
六月十日 ，大雨倾盆，天气对金军不利，金军屡攻不下，士卒死亡病疾又多，不得不改变方案，企图长期围困顺昌，于是移营城西，掘壕列陈，与宋军对峙。为了推垮金军，刘锜派100多名骑兵，或乘雨大作，或乘大雨停歇，不间断地袭扰金军，重创金军于城外，让金兵得不到休息。
六月十一日 ，金军中又打响战鼓，刘锜不动声色，密切注视金军动向，并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激励宋军士气。金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兀术开始引兵退走。刘锜乘机全军出动，尾随追击，大败金军。 六月十二日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率残部自顺昌撤离，退守东京开封府。
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主力部队，取得了顺昌大捷。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派左军和右军护送家属、伤员及辎重等先行，按宋廷接二连三的命令，撤往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刘锜本人率领剩下的一万几千人马，留驻顺昌府，既不违诏北进，也未遵命南撤。刘锜自顺昌一战成名，声价百倍，颇为踌躇满志，事实上已无意于另立新功，加上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宋金淮西战事频繁，宋军先在柘皋之战中取胜，然而主帅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张俊想独吞战功，于是命令非其嫡系的刘锜先行撤军。不久，张俊派出的嫡系亲信王德和杨沂中所部六万多人遭到金军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失利。
对宋军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张俊、杨沂中等人，却在回朝之后弹劾刘锜在濠州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秦桧支持张俊、杨沂中等人的说法，于是解除刘锜兵权，改命刘锜担任荆南府知府。枢密副使岳飞上奏请求朝廷留刘锜掌兵，但是宋高宗不许。不久刘锜又被改授一个闲差。
关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淮西战事中，张俊与刘锜的矛盾，可以参见《宋史》卷366《刘锜传》：
『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戚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枭首槊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大捷，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刘光世（1089—1142年），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人，出生于将门世家。刘光世的老爸刘延庆，在宋徽宗时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
宣和三年（1121年），刘光世跟随老爸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立下战功。宣和四年（1122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国南京(今北京地区)的战役中，刘延庆派遣刘光世率军为后继去增援攻城的宋军，但是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先行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这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刘光世被降官三级，连累他的老爸刘延庆一起降官。
靖康元年（1126年），西夏应金国之约攻宋以牵制宋军，刘光世率部迎敌，在陕西杏子堡击败西夏军，以功升任侍卫马军司次长官。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围攻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刘光世老爸刘延庆负责守御北城。不久，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突围逃跑，被金军追上杀掉。靖康之变发生时，刘光世所带领的援军还在赶往东京开封的路途中。得知开封被金军攻陷的消息以后，刘光世随即中止行军，驻扎在远离开封的陕西。
公元1127年四月下旬，刘光世接到康王赵构兵马大元帅府的命令，即率部前往济州保护康王赵构。不久，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 国之 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刘光世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赵构的嫡系军队。
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刘光世讨平山东贼寇李昱，以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成为南宋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同年十月，宋高宗赵构逃到扬州，任命刘光世为滁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制置使，刘光世先后击败贼寇张遇、李成。
建炎二年（1128年）年底，在攻陷山东东平府之后，金军随即准备攻打宋高宗赵构临幸的行都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上旬，金军攻到泗州境内，寻找合适码头以渡过淮河。
宋高宗赵构这时所倚靠的武装力量，是刘光世的部队。他命令刘光世带领一万多人马北上，到淮河边堵截准备渡河南下的金兵。
当初在靖康之变中，刘光世的老爸和大哥突围逃命的时候，因为没有女真骑兵速度快而被金兵追上斩杀。这件事情让刘光世患上了“恐金症”，刘光世心有余悸，十分畏惧金兵。此后，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赶快拼命逃窜。
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严重打击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既没有抵达淮河南岸也没有看见女真兵马的影子的情况下，刘光世的部队就全部溃散而逃了。金国五千女真骑兵因此得以顺利地渡过淮河，南下攻占天长。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关于此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前方军情极端紧急，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还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发生后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接到张浚发来的“勤王”命令之后，刘光世拒不从命。后来，吕颐浩派使者再三劝说，刘光世这才出兵“勤王”。而在进军的过程中，刘光世出于持重考虑，选派一些散兵游勇到前面去打游击，刘光世自己率大军殿后。不久，刘光世会同韩世忠、张俊所部，合力击败叛军。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因救驾有功，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不久，南宋朝廷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为统帅，再次大举南侵攻宋。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西路的金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
宋高宗 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刘光世前后接到通过金字令牌快递紧急发来的五道宋高宗亲笔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命令刘光世尽快出兵救援楚州。宋高宗在其中一份手诏写道：『唇亡之忧，于卿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战，庶使诸镇用命。戮力尽忠，亟解山阳之围。』
然而，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八月甲午)两浙安抚使刘光世畏金人之锋，不能援扬、楚，但遣统制官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岳家军当时刚组建不久，兵力不多，只有一支孤军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苦战，并且钱粮供应很紧张。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岳飞接连向当时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在公牍中，岳飞捐躯赴国难之激切心情，溢于言表，岳飞不敢奢望刘光世亲率数万大军渡江北上增援，只希望刘光世能够调一两千兵力、借十几天的军粮给岳家军，这样岳飞才好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解救承州和楚州的危难。或者，请刘光世另外差遣一名统制官，率军和岳飞所部协调作战。然而，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求，到了刘光世的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司，便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宋高宗了解了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然而，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的困境却不可能因岳家军几千孤军的出战而有所改善。楚州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楚州城内的宋朝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誓死保卫楚州。但坚持到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楚州城被金兵攻陷。
楚州失守后，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接着又调集重兵南下，向承州（今江苏高邮）附近的岳家军几千孤军猛扑。岳飞当时已经接到了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便指挥几千名将士撤退。岳家军在回师南下的途中，屡次击退金兵的攻击，金兵伤亡甚多，不得不暂时终止追击。岳飞的部队终于全军退回泰州。
对于刘光世违抗朝廷命令，拒不渡江救援楚州的罪责，大臣赵鼎主张严加查办，但是宋高宗却认为让刘光世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这一任务事关重大，担心如果对刘光世的要求太严、责罚太重，刘光世会因心里不安而引发事端。于是，宋高宗不仅对刘光世违命不救楚州之事姑息迁就，而且还勉励嘉奖刘光世，命令刘光世指挥各路宋军，合力保卫宋军在长江北岸仅存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两地。
刘光世对南宋朝廷发下的纯粹是照顾脸面的嘉奖，却并不感恩戴德。对于宋高宗保卫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初，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柴墟镇有一道城墙。岳家军依托柴墟镇的旧城，抗击金军，掩护江北的几十万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建炎四年(1130年) 十一月七日 ，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绍兴元年（1131年）初，金军渡过淮河大举南侵，长江北岸的真州、扬州都缺少守将，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既不愿负责长江以北的防务，更不敢呆在长江北岸，故违令不就职。
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已经全部撤退到淮河以北，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长江以北的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感到江北不安全，于是不断找借口推辞，拒不到任，还希望南宋朝廷能够让他继续留在长江以南的两浙西路做官。朝臣们为此弹劾刘光世，刘光世赶快给宋高宗赵构送上一大批金银财宝和稀世宝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不久，大臣吕颐浩又弹劾刘光世养了一大批只拿俸禄却避敌畏战的冗兵冗将，军费开支大，劳民伤财，却不能报效国家，请求淘汰冗员，核实军需。宋高宗赵构包庇刘光世，不但没有淘汰冗员，反而给刘光世调拨了更多钱粮。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南宋朝廷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负责江东、淮西地区的防务；十月，伪齐军队渡过淮河南犯，刘光世赶紧移驻建康(今南京)。刘光世打仗不在行，但是邀功请赏却争先恐后。不久，伪齐军自长江以北不战而退，当时守在长江以南的刘光世赶紧上奏自己的“大功”，还要求朝廷封赏他那无尺寸功的儿子。有官员认为刘光世徇私舞弊，于是朝廷暂时没有批准刘光世的请求。
当时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资历最老的三大将相互倾轧，并且彼此间存在仇怨和罅隙，宋高宗赵构得知后劝他们『先国家而后私仇』，于是他们三个不得不握手言和。刘光世妻妾成群，还特地请求皇帝封他最宠爱的三个小老婆为“孺人”。刘光世十分富有，占有良田万顷，但是他仍不满足，还上奏请求换取更多的良田，有官员上奏认为刘光世扰民，于是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韩世忠军在大仪镇、鸦口桥和承州获得三次小胜，然而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李纲向南宋朝廷上奏建议说：『岳飞新立功于襄汉，其威名已振，陛下倘降明诏，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追蹑，必有可胜之理』，『此上策也』。参知政事沈与求也对宋高宗说：『诸将之兵，分屯江岸，而敌骑逡巡淮甸之间，恐久或生变。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敌骑必有反顾之患。』
李纲与沈与求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宋高宗表面上也同意沈与求的建议，说『当如此措置，兵贵拙速，不宜巧迟』。其实，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那支当时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宋高宗写手诏给岳飞说：『近来淮上探报紧急，朕甚忧之，已降指挥，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 国爱 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终不安心，卿宜悉之。』在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消极防御军事思想指导下，只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绝不会采纳李纲提出的上策。
岳飞当然不能完全遵照宋高宗的命令行事而“全军东下”，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
庐州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抚使仇悆正处于险境。两三个月以来，刘光世作为上级不断发命令强迫仇悆焚烧积聚，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仇悆拒绝执行刘光世的错误军令。
最后，刘光世竟然派部将张琦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仇悆，胁迫他带头逃跑。仇悆大怒，说：『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张琦只好一走了之。仇悆召募庐州和寿州(今安徽凤台)守军几百人，加上二千乡兵，几次打退来犯之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二月，伪齐刘麟又增兵攻打庐州(今安徽合肥)，完颜兀术(宗弼)亲自率金军为后继，形势危急。仇悆以为只能实践以死殉国的诺言了。岳家军猛将徐庆和牛皋率领部伍及时赶到庐州(今安徽合肥)，使仇悆喜出望外。
岳家军匆忙吃完午饭，留下一部分人守城，一部分人在城南扎营，其余紧急出城迎敌。牛皋命令部下展开“岳”字旗和“精忠岳飞”旗示敌，五千敌骑大为惊愕，他们料想不到会在此地出现岳家军。不足两千人的岳家军骑兵展开队形，以少击众，与敌军短兵相接，前后交锋三个回合，所向披靡。但金国、伪齐联军也迭退更进，没有溃散。突然，徐庆坠下马来，敌骑一拥而上，企图活捉或杀害他。牛皋眼明马疾，抢先赶到，将徐庆扶掖上马，连杀几个敌人。牛皋脱去头鍪，大声呼喝：『我牛皋也，尝四败兀术，可来决死！』牛皋舞矛直贯敌阵。岳家军的骑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战斗从申时打到酉时，斩杀敌人一批将领，活捉八十多名敌骑兵，夺得八十多匹战马。徐庆和牛皋率军追奔三十多宋里，才收兵回城。
仇悆赞叹岳家军骁勇善战，写信向岳飞致谢，信中特别表彰了牛皋的功劳。在徐庆和牛皋军立功之翌日，岳飞亲率大军来到庐州，再次击破敌军。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将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
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岳飞在敌人撤退后，率全军的一半人马暂驻江南东路的池州。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刘光世的副手王德率部赶到庐州。王德也感到很难堪，他对部属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庐州之战并非大战，却是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岳家军的东援，也适同刘光世和张俊的怯战避敌，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公元1135年（南宋绍兴五年，金国天会十三年）正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去世，完颜吴乞买的侄孙，年仅16岁的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庙号金熙宗。此后金国内部政局不稳，上层派系斗争很激烈，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接连不断。
作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嫡系孙子，金熙宗虽然年幼，却不愿听任金国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的摆布。金熙宗即位不久，便依靠宗室政要的势力，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夺去了曾经执掌金国军政大权多年的的完颜粘罕的实权，并解除了他的都元帅之最高军职。不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监军完颜兀术(宗弼)成为金国最有权势的将领。
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绍兴四年冬大败之后，用一年多时间重整军备以恢复元气，不料又接连遭到岳家军的猛烈攻击，伪齐军队损失惨重。刘豫不肯善罢甘休，但因自己没有足够的军力，不得不向金国父皇帝求援。但是，刘豫原先竭力奉承的完颜粘罕(宗翰)等人已失去权势。刘豫此次告急求援，几乎受到全体女真贵族的冷遇。特别是最早扶植刘豫的完颜挞懒(昌)，对刘豫背弃自己，另投新主的行为，十分憎恨。金国不再为刘豫出兵攻宋，只是观望形势。刘豫求援碰壁后，焦躁万分，决定铤而走险。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
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加入朝廷后，曾做过两件好事：一是举荐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二是在绍兴四年冬金和伪齐联军南侵时，力主抗击。如今他却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南宋朝廷中的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正准备部署反击，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已经惊慌失惜。于是，张浚连忙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派人以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宋高宗也以御笔交付张浚：『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
已撤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刘光世为之大惊失色，知道这次再也不能按拥兵玩敌、不战而逃的旧例行事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
刘光世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你们大家不得再退，赶快向前进军，好保住我的脑袋！﹜
王德和郦琼的前锋部队在寿春府霍丘县(今安徽霍邱县)等地击败刘麟率领的伪齐军，遏制了伪齐的攻势。杨沂中会合张俊部将张宗颜等，在定远县附近的藕塘大败刘猊军。伪齐的进犯很快被击退，但宋军的追击和反攻也并不顺利。刘光世追赶刘麟，遭到伏击，损兵折将，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张俊和杨沂中合兵攻打寿春府，也不克而还。
早在南宋前期，出身官宦世家的大将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就赶快拼命逃窜。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靠他，因而他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他统帅的五万大军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还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朝野上下颇有怨言。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给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
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上奏指出：『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
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弹劾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右司谏陈公辅则弹劾刘光世畏敌怯战、不守庐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卷109)。刘光世也早已厌倦了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在听到朝廷想要将他罢官风声之后，正中刘光世的下怀。刘光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
于是，宋高宗赵构顺水推舟，将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刘光世罢官赋闲的时候，宋高宗赵构还赏赐给了他一批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上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在南宋所谓的“中兴四将”之中，刘光世浪得虚名，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纯粹是个多余的摆设。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光世传》的结尾对刘光世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总结：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然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刘光世在南宋诸将中资历最老，最早被提拔。但是他不能严于律己，治军放纵无法纪，不肯根据朝廷的任命去前方就职，见到金兵就躲得远远的以保全自己，所以遭到当时公众舆论的贬斥。
刘光世曾经与宋高宗交谈，刘光世说：「我愿意竭力报效国家，希望史官以后能够在史书中将我的功劳排在第一位。」宋高宗回答说：「你不能只说空话，应当先做出些实际行动来。」
建炎初年，刘光世暗中结交宋高宗宠信的内侍康履，以求保全自己的富贵。刘光世后来又尽早解除兵权，甘于世俗同流合污，就连权奸秦桧也不忌恨他，所以他能够骗取荣华富贵，并能够善终。与奋不顾身地报效国家的大将韩世忠、岳飞比起来，刘光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在既没有抵达前线也没有看见金兵的影子的情况下，他带领的一万多军队就全部溃散而逃，致使金国五千骑兵顺利地渡过淮河、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害得宋高宗赵构吓成了阳痿。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刚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就不战而逃，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不但自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而且还不许别人报国杀敌，甚至派部将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坚持抗敌的庐州知州仇悆，以武力胁迫仇悆带头逃跑。结果遭到仇悆的严词训斥：『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当得知岳家军获胜、金国和伪齐联军败退之后，就赶紧派兵渡江北上，想乘机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敷衍朝廷、虚报战功、邀功请赏。甚至连他的副手王德也很难堪地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不仅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而且还害怕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的军队，听说伪齐号称几十万人的乌合之众杀过来了，就赶紧要放弃淮西、退避江南，在接到宋高宗和时任宰相张浚『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的严词军令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惊慌失措地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就是这样一个“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贪财好利、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萎靡不振之徒，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的庸将懦夫刘光世，打仗时躲在后方，一再违抗朝廷的命令，拒不前往一线，听到金兵杀来了，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当成了“名将”！
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的浪得虚名之徒刘光世，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张俊（1086—1156年），宋朝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曾当过盗匪。宋徽宗宣和年间，张俊作为一小兵随军进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成为级别最低的小武官。北宋末年，张俊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立下战功，升为武德郎。
靖康元年（1126年），张俊守卫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升至武功大夫。同年五月，张俊跟随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救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种师中兵败被杀，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康王赵构来到大名府，张俊跟随信德知府梁杨祖率兵到大名“勤王”，康王赵构见张俊长得英俊魁梧，于是就提升他为后军统制。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张俊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之后升至拱卫大夫。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即为宋高宗。张俊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张俊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的嫡系军队。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起，张俊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张俊率部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起义，又升承宣使。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兵变，张俊当时驻军吴江，随即率部退回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跟随南宋大臣张浚平叛。接着，张浚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张俊救驾有功，得以加官晋爵，被授予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不久又改任浙东制置使。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率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金军攻入江南。宋高宗赵构得知金军渡江消息，便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从临安(今浙江杭州)退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航海南逃。张俊任浙东制置使，负责掩护宋高宗赵构逃亡。
完颜兀术（宗弼）占领临安之后斜卯阿里和乌延蒲卢浑带四千骑兵追捉宋高宗赵构。金军的这支偏师经国长途奔波，已成强弩之末。在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会同杨沂中所部合力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也率州兵助战，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合击之下，金军的这支偏师战败，死伤千余。这一小捷就是后来被南宋小朝廷所吹捧的张俊明州战功。正逃亡海上的宋高宗赵构闻知，十分欣喜，赶快下诏把张俊等人吹捧表扬了一番。
﹛张俊报说杀敌近千人，然而所得女真“带环首领”，即耳戴金银环的首级只有两级。因金军中各民族成员一律辫发，故以耳戴金、银环作为识认女真人首级之标志（参见《会编》卷3，卷28，《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此后，明州之战又被夸大为杀敌几千以至几万的大捷，见周麟之《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宋史》卷369《张俊传》﹜
建炎四年(1130年) 正月初二 ，金军的一支小部队再次进犯明州，张俊与刘洪道坐在城楼上，调兵遣将，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金军败退，有不少金兵掉到河里淹死。完颜兀术（宗弼）派军增援，金军大举进攻明州。张俊见势不妙，急忙找借口撤离明州。张俊一路狂奔，逃往台州，金军很快就占领明州。
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到四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宋将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被困在长江上达48天。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金军在江南仅存的立足据点，对于金军以后再下江南，吞灭南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完颜兀术（宗弼）和韩世忠在长江上相持之际，建康府的金兵在城东北的钟山、城南的雨花台构筑大寨营垒，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并在山上挖洞，以供“避暑”之用。金人『陆增城垒，水造战船』，从采石矶渡江北去，继而复返的队伍，也络绎不绝。韩世忠的战败，又使金人留驻建康“避暑”的可能性增大了。
此时，浮海归来的南宋小朝廷把越州(今浙江绍兴)作为“行在”。 宋高京 君臣将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视为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生怕金军会把建康府打造成下一次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为了驱逐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 君臣几乎调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南宋朝廷在长江中下游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去冒风险去进攻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 君臣任命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制，『诸将并受节度』，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但是畏惧金军、胆怯无耻的张俊宁肯任人切齿唾骂，也不敢向建康城前进一步。勇于承担收复建康重任的，惟有新兴的抗金劲旅，——岳飞的岳家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了透彻的分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
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在 宋高宗 君臣看来，韩世忠军新败，元气尚未恢复，而刘光世与张俊关系不和，故出兵救楚州只能是非此即彼。
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先找张俊，想让张俊出兵去援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立即拒绝说：『敌方济师，挞懒善兵，其锋不可当。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博虎，并亡无益。』
赵鼎继续劝说：『楚当敌冲，所以屏蔽两淮，若委而不救，则失诸镇之心。』张俊找借口推辞说：『救之诚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卫寡弱，人心易摇，此行失利，何以善后！』
赵鼎再三劝说张俊出兵去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赵鼎上奏宋高宗：『江东新造，全籍两淮，若失楚州，则大势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
赵鼎恳切地指出，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
赵鼎还指出，出兵北上之事，不只是要援救楚州这座危城，而且可以促使各路将士尽力抗敌，不放纵金兵，进而给金兵一个教训。赵鼎还说，如果张俊因害怕金兵而不敢出兵救楚州，那么我赵鼎愿意陪着张俊一起去！
但是，张俊仍然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
(参见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己丑)
宋高宗 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 宋高宗 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
当初，趁金军渡江的机会，军贼李成带着匪军在南宋辖区内攻城略地，到处杀人放火，大肆抢劫掳掠。李成匪军先后占据江淮约十个州军，『』“连兵数万”，号称三十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企图割据称雄，一时对南宋政权构成重大威胁。
绍兴元年（1131年）初，南宋任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全权负责征讨李成匪军。张俊颇有怯意，说了一番李成兵多势盛的话，宋高宗说：『今日诸将独汝未尝立功』。张俊最后不得不『恐悚承命』。但经张俊请求，宋廷将陈思恭的神武后军、岳飞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等都调归张俊指挥﹛《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戊午，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乙未，卷 4l 绍兴元年正月戊申，《宋会要》兵9，10﹜。
张俊以岳飞所部为先锋，击败李成部将马进率领的匪军。接着，张俊大军追到筠州，马进集结几万兵力，出城反攻，其军阵横亘十五宋里。岳飞、陈思恭两部与敌人主力激战，张俊引兵增援，杨沂中又领兵从西山上冲杀下来，夹攻敌军。马进匪军大败，光是投降和被俘者即达八千人。战后，张俊害怕降兵反复，命令陈思恭将他们全部坑杀。
马进率残兵败将向北逃窜，以寻求李成的救援。岳飞连夜率领将士衔枚急行军，赶到马进之前，在朱家山埋伏。待马进残部逃到此地，岳飞伏兵齐发，一鼓作气歼灭残敌数千，斩敌将赵万。马进只剩下十余骑，仓皇逃命。
李成不甘心失败，留马进守江州，亲自提兵反扑。李成命令部将商元在洪州奉新县楼子庄的草山依险设伏。张俊大军由小路冲上山顶，杀败伏兵，夺取险隘，彻底粉碎李成匪军的反击。此战使张俊得到了“张铁山”的外号，其实，这主要得力于岳飞等部的奋战。张俊后来报告朝廷说，此间岳飞功居第一。
楼子庄战斗结束后，李成匪军的猛将锐卒损折太多，再无还手之力。张俊和岳飞兵分两路，张俊往东北方向收复江州，岳飞往西北方向追击李成。李成匪军逃到洪州武宁县(今江西武宁县)，适逢修水暴涨，残兵败将们还来不及渡河，岳家军已如神兵天降，李成手下的匪徒们四散奔命，溃不成军。武宁县百姓得以免遭荼毒。李成不敢再在江南稍作停留，慌忙退到淮西路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岳飞率军从武宁县东进，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与张俊会师。到三月末，江南已无李成匪军的踪影。
李成在淮西凭借其部属胡选的军队，号称十余万，企图负隅顽抗。宋军直抵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李成匪徒在石幢坡占守山险，投木石阻击宋军。最后，张俊大军实行强攻，大败李成匪军，并追杀马进、孙建等匪军头目。李成势穷力尽，只好逃奔由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此以后，李成被迫收敛起割据称雄的野心，心甘情愿地匍匐于金国“儿皇帝”刘豫的脚下，成为刘豫最得力的爪牙。张俊讨伐李成匪军有功，官升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宰相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韩世忠军接连在大仪镇、鸦口桥、承州挫败金军前锋，获得三次小胜，但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负责镇守襄汉的那支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接着，岳家军将士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击败金国和伪齐联军的骑兵部队，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
岳家军的东援的时候，避敌怯战的刘光世和张俊已经率军逃到了长江以南，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了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军将帅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听到金、齐联军撤退的消息，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结果张俊派出的统制张宗颜击败在六合追上敌军残部，抓到敌军的两个小头目。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
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命令张俊、刘光世等部反击伪齐军，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部将张宗颜率军赶到，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安徽寿县），这就是“藕塘之战”。
张俊手下的第一名统制，原是认张俊为“阿爹”的庸将田师中。田师中娶张俊亡子之妻，对张俊奉承谄媚，得到张俊的宠信。淮西兵变之后，王德的八千人马驻扎建康府，无所归属。张俊用重金予以收卖王德，方得以有了一员善战的部将。张俊的行营中护军扩充到八万人，装备也很精良。然而张俊却将行营中护军视若私产，抱着一种悭吝的守财奴心理，人马愈多，装备愈好，就愈不敢打冒风险的大仗、硬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当时顺昌保卫战正在进行中，张俊奉命前去解围，但是却一直迁延不行。在金军全部撤退之后的第十一天，即 六月二十三日 ，张俊部将王德才带着数千骑兵姗姗来迟，抵达顺昌府，算是尽了策应之责，随即还军。
闰六月中旬，张俊发兵北上，金国宿州（今安徽宿州）知州马秦兵败投降，金国毫州（今安徽亳州）知州郦琼率众逃遁，张俊、王德没有遭到强烈抵抗，就占领了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毫州百姓激于爱国热忱，『列香花迎军』。不料张俊的军队『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并在数日后班师，『民皆失望』﹛《三朝北盟会编》卷204，23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丙戌，戊戌，庚子﹜。
绍兴十年（1140年）闰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张俊仅仅取得了两次小捷，但邀功请赏却漫天要价。第一，张俊请求宋廷将王德和田师中升至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张俊上报说，行营中护军竟有四万多人立“功”，须论“功”行赏。对于张俊的所作所为，就连给秦桧出谋划策的张嵲也感到愤愤不平，指责张俊『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本应罚而反赏』(《紫微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匣缴奏状》，《宋史》卷445《张嵲传》)。
其实，擅自退兵的指责，也冤枉了张俊。依宋高宗和秦桧的军事部署，只“令张俊措置亳州”，如今他多取一个宿州，已属锦上添花，焉有不赏之理。宋高宗向来偏袒张俊，自然慷慨地满足张俊的请求。
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岳飞被迫奉命班师，『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占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南宋在淮南西路驻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
但是，每逢军情紧急时，宋高宗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鄂州即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大本营﹜。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称赞岳飞『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岳飞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二月四日 ，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国军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却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
但是，岳飞也了解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出奇制胜的上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岳飞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岳家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可使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 二月九日 接到宋高宗在 正月二十九日 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二月十八日 ，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西北的柘皋镇，展开会战。柘皋之战的特点是宋金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没有亲临战场。张俊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张俊一人决定。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畏敌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参与柘皋之战的金军兵力估计只有几万人，由完颜阿鲁补、韩常等金将指挥，完颜兀术(宗弼)并未参战。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注解：《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宋会要》兵14之34，《宋史》卷368《王德传》，卷369《张俊传》等明确记载张俊没有参加此战。而《会编》卷205，卷219《林泉野记》，《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却说张俊亲自参战，系误。﹜
参加柘皋之战的宋军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宋军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左右，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击败了金军。这也是一场激烈的鏖战。
柘皋之战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随即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张俊自己则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发来的公文，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援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南宋朝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卷22《淮西辨》)。
不料，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 三月四日 ，即张俊命令刘锜班师的前一天，开始急攻濠州(今安徽风阳)。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张俊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癸卯，《金史》卷79《孔彦舟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三月九日 ，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 三月八日 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听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张俊为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准备到空城里耀武扬威一番。接着，张俊命令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千余骑前往。不料却遭到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逃。
﹛关于濠州之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绍兴十一年三月丁未，戊申，《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宋史》卷366《刘锜传》，卷367《杨存中传》﹜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宋军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韩世忠军的归路，韩世忠且战且退，全师而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注解：关于韩世忠在濠州之败退，《三朝北盟会编》卷217韩世忠神道碑，《宋会要》兵14载韩世忠捷报，乃讳败而虚报无疑。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3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辛亥，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午，《江湖长翁文集》卷27《上赵丞相札子》﹜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 三月一日 发出的一份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的消息，岳飞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脱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实际上，这正是岳飞郁结半年多的心声。
岳飞怒气冲冲地对张宪说：『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岳飞又指着董先说：『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三月十二日 ，岳家军赶到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而逃、渡淮北撤。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注解：关于岳飞三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等记载，基本上承袭了张俊等人的诬蔑以及秦桧党羽的毁谤。《金佗稡编》卷3提供了宋高宗十五道手诏的原文，卷22《淮西辨》也对史实真相作了有说服力的澄清。但岳珂的记述和辩白也有个别夸张失实之处。如《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说岳飞“师至庐州”，金军“望风遽遁”，但庐州其实是淮西宋军乘柘皋之胜而收复的。﹜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大金国志》卷27），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他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宋高宗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抗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 八月九日 ，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 九月一日 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 九月八日 ，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与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
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 十月十三日 ，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 十月十三日 ，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当初，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秦桧心狠手辣、阴险歹毒，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在南宋诸大将之中，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放纵部属劫掠百姓。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卷180，卷230崔淮夫等上两府札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张俊比较好色，而且妻妾很多。南宋初年，同样受宋高宗宠信的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杀害赵宋宗室赵叔信，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后来，张俊又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
南宋初年，杭州有一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又善诗文，被张俊看中，纳她为妾，此女嫁到张家，便替张俊管理文书账目。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宋金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张俊放心不下家里的买卖，写信给张妾千叮万嘱。过了几天，张俊收到回信，打开一看，信里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典故，张妾欲以此来坚定丈夫报国之心。狡猾的张俊开怀地笑了，一则张妾精干，家事定能安排妥当，二则此信写得激昂慷慨，正可作为政治资本。张俊差人将此信连夜送入宫中，宋高宗阅毕果然大加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张妾为 雍国 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害死岳飞，和金国签订和约之后，南 宋 君臣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日，宫中开宴，达官贵人皆赴宴，一个戏子宣称：“我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相相应，我一看便知。只须用一文钱对着贵人一照，便可知其对应的星相。”
戏子装模作样地一个个看过来，先看宋高宗，说事“帝星”，看秦桧，说是“相星”，看韩世忠，说是“将星”。看到张俊，停止了，看了又看，说看不见星。大家都有些害怕，催他再看，他又看一会，然后怪里怪气地说：“还是看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南 宋 君臣登时哄堂大笑。
这就是张俊，一个畏敌怯战、纵兵扰民的庸将懦夫，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名将”！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竟然被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大加吹捧！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功忌贤、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卑鄙小人，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这就是张俊，论战功，浪得虚名，论捞钱，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天下第一。这样的一个欺世盗名的丑类，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很显然，通过对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的回顾，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无耻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作出如下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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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在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很多人(主要是一些达官贵人)首先想着的只是如何苟且偷生，如何保全自己，有的还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自我麻痹，醉生梦死，还有一小部分民族败类甚至卖国求荣，大发国难财。
但是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成为后世中华儿女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而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
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曾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
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由于南宋时期的人们对岳飞表示钦佩和赞誉的记述比较多，无法全部转述，故下面摘录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来加以说明。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之后，宠信权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准备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25岁的岳飞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小军官，位卑职低的岳飞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恳切地给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却被权奸汪伯彦、黄潜善革掉官职，削除军籍，赶出兵营。
但是，岳飞并不灰心丧气，他只身一人奔赴河北抗金前线，去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有位官员赵九龄，在同岳飞有所接触后，认为岳飞是“天下奇才”，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问道：『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听后大为惊奇，认为岳飞不是一般的人物，张所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当即让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隘，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听过岳飞的这些高瞻远瞩的谈吐，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很快就将岳飞从普通一兵提拔为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官。
岳飞早年还曾跟随德高望重的宋朝爱国老臣宗泽抗金。文臣出身的宗泽很看重岳飞，他曾经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仔细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意为：论智谋、勇气、才能、技艺，即使是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但是你喜好野战，这却不合古人兵法。现今你还只是一个偏裨将领，这样做还多大的问题，今后如果你做了大将，这却不是万全之计。我劝你仔细研究一下这本《阵图》中所列举的各种阵式，供今后作战时参考。﹜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意为：军事家带兵作战，讲究出奇制胜，要让敌人摸不清己方的虚实，这才容易克敌制胜。摆好阵势再作战只是兵法中的一般道理，却不可死搬硬套。如何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策略，全在于审时度势，恰当地把握﹜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后来，宋军主将陈淬战死，在其他宋将全都“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奋力作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宜兴县东临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统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 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出了透彻的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了解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岳飞近年统军、抗敌的各种事迹，邵缉很希望岳飞更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便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顷在河北，尝以数十骑乘险据要，却胡虏万人之军。又尝于京城南薰门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张用二十万之众，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缉谓如飞者，朝廷宜优擢之，假以事权，益责后来之效。…… 今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朝廷诸将特然成军如飞者，不过四五人耳。飞又品秩最卑，此正易与时也。朝廷不收拾旌宠之，则飞栖栖然持数万之众，将安归乎？
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
飞武人，意气如此，岂易得哉！亦可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论飞之功，加以爵赏，使与韩、刘辈特然成军者势力相抗，犬牙相错，……破奸党偷靡之风，折强梗难御之气，使之相制以为用，相激而成功，此诚朝廷无穷之利也。……』
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朝廷将岳家军的军号定名为神武右副军，任命岳飞为统制(后来又升迁为都统制)，屯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弹压盗贼”。进驻洪州，岳飞更加严明军纪，岳家军将士秋毫无犯，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同时岳家军还维护了江西一带的治安，使盗匪也不再出现，民间得以安居乐业，人们交口称赞。
后来，在得知岳飞将要奉命调离洪州之后，负责江西一带事务的南宋官员刘大中立即上奏朝廷说：岳飞率军驻扎洪州期间，军队有纪律，使当地治安变好，洪州百姓赖以安居乐业。但如今洪州一带的盗贼匪徒还没有被完全剿灭，就把岳飞的军队调走，只怕岳飞的军队一走，洪州的社会治安又会变坏，会影响老百姓的农业生产。故希望朝廷让岳飞留一部分兵力驻守洪州，以防止当地的盗贼匪徒卷土重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记载：『（绍兴三年二月庚子）吏部员外郎、权监察御史、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言：「昨岳飞提兵洪州，颇有纪律，人情恃以为安业。今盗贼未熄，而飞既去，则民不安，农务失时。欲望速赐选兵前来，免致盗贼滋蔓。赴行在，恐盗复起。」』
南宋初年，吉州和虔州(今江西南部)一带出现“土寇”，当地的一些“豪强之家”颇有当土皇帝的野心，加之当地民风强悍，“至秋冬收成之后，即结集徒党，出没侵掠”，这已经成为惯例。当然在吉州和虔州一带也存在官逼民反的问题。后来，吉州和虔州的“土寇”总数发展到好几百支，十几万人，他们不时向东攻扰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南下劫掠广南东路，“纵横往来者数年”。
南宋统治者将吉州和虔州的叛乱视为心腹之患，认为需要派遣得力的将领前去剿灭。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荆湖南路宣渝薛徽言，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梧州知州文彦明等各地官员，都纷纷向南宋朝廷举荐或要求岳飞率军前去平定。他们普遍认为：『岳飞所部最为整肃，所过不扰』『可除群盗』。宋高宗于是为此特下亲笔手诏，命令岳飞率部前去平定叛乱。
绍兴三年四月开始，岳飞率军经过几个月的征战，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乱，抓到了很多俘虏。有的部属认为，既然劝降不从，应将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处死。岳飞不同意，认为仅仅靠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为此下密旨命令岳飞将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这种残酷做法，接连上奏，申述己见。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让岳飞自己做出裁决。于是，岳飞只处死那些叛军的首领，而将被俘的勇壮者分隶各军，老弱者放归田里。
岳家军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维护着仁义之师的形象，『军行之地，秋毫无扰』，特别是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更令人钦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飞的大名，当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独醒杂志》卷7；《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独醒杂志》卷7记载：『异时尝见其（指岳飞）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之行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圆续稿》卷37记载：『绍兴三年，群盗充斥虔、吉间，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以闻。时岳武穆公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授命专征，道出庐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釜碗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所过独搜访奇士，取计策。至太和，君扣辕门，一见语合，许以从行。初，龙泉贼帅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强暴，号十大王，盘踞四年，攻破八县。君至，次第就缚，两郡以宁，凯歌而还。』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奉命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此时，岳飞已成为继吴玠之后的又一颗新兴的将星，为世人所瞩目，而岳飞的年龄比吴玠小十岁。宋高宗当然乐于召见这位在军界享有威名的后起之秀，以便让岳飞瞻仰“天颜”，膜拜“圣恩”，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命。
在朝见之后，南宋朝廷随即给岳飞加官晋爵，将岳飞从五品的遥郡承宣使升为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让岳飞负责保卫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升官的诏书中赞扬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殄寇之功，驭军之略，表见于时，为后来名将。江、湖之间，尤所欣赖，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宋高宗亲笔写下“精忠岳飞”四字，并命人绣成一面战旗，让岳飞打着这面绣有“精忠岳飞”四字的大旗行军作战。此外，宋高宗还赏赐岳飞和岳云衣甲、金带、战袍、弓箭、刀枪、战马等物品，赏白银两千两，并犒赏岳家军将士。宋高宗授予岳飞年仅15岁的长子岳云以正九品保义郎、閤门祗候的武官虚衔。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在得到金军的援助之后，伪齐刘豫政权接连攻占了邓州 (今河南邓州)、随州(今湖北随州)、唐州 (今河南唐河)、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 ，伪齐汉奸李成、许约等还不断派遣使者去联络割据洞庭湖的杨幺叛军，策划南北夹攻，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消灭南宋政权，然后双方“建国通和”。
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将领曾经指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战略要地襄阳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的长江防线出现了巨大缺口。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 宋高宗 君臣为了收复襄汉之事，反复进行商讨。宰相朱胜非认为：『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宋高宗也明白襄汉六郡的得失已经关系到南宋小朝廷的安危存亡，他说：『今便可议，就委岳飞如何?』 参知政事赵鼎熟识岳飞，赵鼎回答说：『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
屡经讨论之后， 宋高宗 君臣认为岳飞能征善战，又明白襄汉地区的重要性，故决定委派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地区。宋高宗在命令岳飞出师收复襄汉的诏书中称赞岳飞：『敕岳飞，卿忠义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厌兵，可无愧于古人矣！今朝廷从卿所请，已降书一，令卿收复襄阳数郡。』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 五月六日 ，岳家军奋勇作战，攻克郢州，杀敌七千多人。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伪齐悍将李成望风而逃，岳飞遂于 五月十七日 收复襄阳府。
得知岳飞收复襄阳府，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纪律素严，士皆效死，故军声远振，其锋不可挡！』
在得到增援之后，伪齐悍将李成率领号称三十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岳飞亲临一线指挥，岳家军将士击溃伪齐的主力骑兵部队，接着追奔逐北，敌军横尸二十余里。
闻知岳飞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具闻卿奏，李成益兵而来，我师大获胜捷，乃卿无轻敌之心，有勇战之气所致也！』
后来，金国出兵增援伪齐，金国与伪齐组成联军来阻击宋军。得悉金国、伪齐联军在邓州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飞“持重”行事，放弃攻取唐州、邓州和信阳军的计划。岳飞却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将王贵、张宪等人率军向邓州疾进。不久，王贵、张宪率部出奇制胜，在邓州大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乘胜攻占了邓州、唐州、信阳军。
岳家军在邓州大败金国、伪齐联军的捷报传到临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飞稳操胜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宋高宗对大臣们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大臣胡松年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 从此以后，岳家军既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闻名，又以鼓勇敢战、摧锋决胜而著称。
《宋会要辑稿》兵14之25记载：『(绍兴四年) 八月六日 ，执宰言：「岳飞分遣统制官王贵、张宪等，剿杀金贼刘合孛堇、伪齐李成贼马，已收邓州。」上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对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注：此事还可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襄汉。南宋大臣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宋高宗完全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让岳飞率军驻扎鄂州(今湖北武昌)，负责镇守襄汉六郡。南宋爱国名臣李纲也上疏，指出襄汉六郡的地位非常重要，名将岳飞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朝廷任命岳飞镇守襄汉六郡是正确的决断。这也是 宋高宗 君臣对岳飞能力的肯定和认同。
绍兴四年八月，南宋将岳飞由正四品的正任镇南军承宣使升为从二品的清远军节度使，岳飞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时年三十二岁。到了绍兴五年二月，因为岳飞指挥岳家军接连破敌立功，南宋朝廷又将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
宋承唐制，将一些重要州郡据点作为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只是上层武将或皇亲国戚的虚衔，一般“不必赴镇”。凡封拜节度使，朝廷都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隆重而别致的“建节”仪式，为其他文官武将所无法享有，而节度使也是当时武将升迁过程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虚衔。到绍兴四年，已建节的南宋大将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而岳飞“自列校拔起”，由中下层军官被提拔为上层将领，骤然与诸大将平列，也引起资历较老的大将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的忌妒。岳飞当时的战功暂时还次于吴玠，却已远胜于其他三人。至于三十二岁即已建节，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而岳飞后来又身兼两镇节度使，在当时很少见。这些充分显示了当时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器重和赏识。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词》中赞扬岳飞：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
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宰相张浚接连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的忠勇和岳飞的沉鸷，说可以依靠韩世忠、岳飞等人来办大事。绍兴六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发表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并将岳飞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宣抚使的职责与制置使、招讨使相同，而级别最高。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南宋爱国名臣李纲收到岳飞从前线发来的捷报，写信称赞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绍兴七年初，在朝见皇帝时，岳飞就当时的国势军情做出了一番高瞻远瞩的透彻分析，宋高宗赞赏他说：『见识极进，论议皆可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己酉；《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接着，宋高宗论功行赏，再次给岳飞加官晋爵，让岳飞升任正二品的太尉，并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丁巳；《三朝北盟会编》卷117)。
太尉是宋朝武官的最高官阶，而按照宋制，宣抚使更是位高权重，自宋朝“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以宣抚之重名，实寄专征之大事”，故惟有“廊庙近臣、勋伐高世者”可当此重任。此时，岳飞已经享有执政级高官的待遇。岳飞的实职差遣已经超越吴玠，而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当时资历最老的三大将平列。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第一次绍兴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和议达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
尽管岳飞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与金国议和，但是宋高宗认为正是岳飞等大将以前取得的战绩，扭转了宋金战争的形势，壮大了南宋的国势军威，使自己有了与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和议的成功也有岳飞等大将的功劳，于是也要给岳飞加官晋爵。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 正月十一日 ，岳飞被授予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岳飞上奏反对议和，要求辞去“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但是，宋高宗坚决不允许岳飞辞免，理由是“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也即，能够与金国达成和议，其中也有岳飞张“军声”、振“国势”的功劳。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官阶的《制词》中称赞岳飞：
『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岳飞：
霍卫有闻，沈勇多算。有岑公之信义，足以威三军；有贾复之威名，足以折千里。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临阵摧坚，屡致濯征之利。抚剑抵掌，每陈深入之谋。眷彼荆襄，实勤经略，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流亡还归，皆投田而占籍。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这份升官《制词》对岳飞的能力和战功进行了总结，是南宋朝廷对岳飞的极大肯定。南宋朝廷认为岳飞既具有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智勇和谋略，又具有东汉名将岑彭、贾复那样的信义和威名；赞扬岳飞“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称岳飞的存在使敌人不敢来犯，使边疆安宁无事，“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还把岳飞比作是南宋的长城，“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女真统治者毁约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不出岳飞所料，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在宋军出师北上迎敌之前，向来为南宋朝廷所看重的名将岳飞的官职也再次得到晋升。绍兴十年（ 1140 ） 六月初一 ，按照宋高宗的诏令，岳飞的官职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晋升至正一品的少保。
南宋政府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
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念国步之方艰，顾戎心之未革：诡谋行诈，以为盗贼之计；阻兵怙乱，以重涂炭之灾。信义俱忘，群情共恶；残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于我师，用奉行于天讨。默用万金之计，亟收九伐之攻。乃宠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义；仍进跻于孤棘，特隆委寄之权。
呜呼！一弛一张，文武乘时而致用；百战百胜，方略因敌以为师。举素定之成谋，摅久怀之宿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勋。勉尔壮猷，钦予时命。可特授少保。依前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封如故。』
在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中，南宋朝廷对岳飞倍加称赞褒扬，称赞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指出岳飞及其统率的岳家军威名远扬，曾经屡次打到京洛一带，“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赞誉岳飞文韬武略皆可致用；还称赞岳飞一直“百战百胜”，这次出师也必将击败敌军，立下重大功勋。
很明显，从上面列举的一些列史实事例中，可以看出，农家子弟出身的爱国将领岳飞靠着自身的能力才干，以及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升迁，由普通士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三十多岁时就已经位至将相，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杰出军事家。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和岳飞的威名远播。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在已经被剥夺军权、正罢官赋闲的情况下，岳飞被逮捕入狱。负责审理岳飞一案的御史中丞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看到刻在岳飞后背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不忍心再做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对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参见《宋史》卷380《何铸传》)
在岳飞含冤入狱之时，南宋平民范澄之在《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岳飞、岳云、张宪，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把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军之中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参见《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绍兴十二年，即岳飞遇害的当年，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参见《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分析到：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由此可见，在岳飞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南 宋的 君臣将相以及平民百姓，还是视岳飞为大敌的金国女真人，对岳飞评价普遍都比较高！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很多人(主要是一些达官贵人)首先想着的只是如何苟且偷生，如何保全自己，有的还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自我麻痹，醉生梦死，还有一小部分民族败类甚至卖国求荣，大发国难财。
但是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成为后世中华儿女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而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
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曾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
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由于南宋时期的人们对岳飞表示钦佩和赞誉的记述比较多，无法全部转述，故下面摘录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来加以说明。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之后，宠信权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准备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25岁的岳飞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小军官，位卑职低的岳飞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恳切地给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却被权奸汪伯彦、黄潜善革掉官职，削除军籍，赶出兵营。
但是，岳飞并不灰心丧气，他只身一人奔赴河北抗金前线，去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有位官员赵九龄，在同岳飞有所接触后，认为岳飞是“天下奇才”，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问道：『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听后大为惊奇，认为岳飞不是一般的人物，张所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当即让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隘，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听过岳飞的这些高瞻远瞩的谈吐，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很快就将岳飞从普通一兵提拔为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官。
岳飞早年还曾跟随德高望重的宋朝爱国老臣宗泽抗金。文臣出身的宗泽很看重岳飞，他曾经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仔细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意为：论智谋、勇气、才能、技艺，即使是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但是你喜好野战，这却不合古人兵法。现今你还只是一个偏裨将领，这样做还多大的问题，今后如果你做了大将，这却不是万全之计。我劝你仔细研究一下这本《阵图》中所列举的各种阵式，供今后作战时参考。﹜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意为：军事家带兵作战，讲究出奇制胜，要让敌人摸不清己方的虚实，这才容易克敌制胜。摆好阵势再作战只是兵法中的一般道理，却不可死搬硬套。如何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策略，全在于审时度势，恰当地把握﹜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后来，宋军主将陈淬战死，在其他宋将全都“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奋力作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宜兴县东临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统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 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出了透彻的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了解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岳飞近年统军、抗敌的各种事迹，邵缉很希望岳飞更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便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顷在河北，尝以数十骑乘险据要，却胡虏万人之军。又尝于京城南薰门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张用二十万之众，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缉谓如飞者，朝廷宜优擢之，假以事权，益责后来之效。…… 今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朝廷诸将特然成军如飞者，不过四五人耳。飞又品秩最卑，此正易与时也。朝廷不收拾旌宠之，则飞栖栖然持数万之众，将安归乎？
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
飞武人，意气如此，岂易得哉！亦可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论飞之功，加以爵赏，使与韩、刘辈特然成军者势力相抗，犬牙相错，……破奸党偷靡之风，折强梗难御之气，使之相制以为用，相激而成功，此诚朝廷无穷之利也。……』
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朝廷将岳家军的军号定名为神武右副军，任命岳飞为统制(后来又升迁为都统制)，屯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弹压盗贼”。进驻洪州，岳飞更加严明军纪，岳家军将士秋毫无犯，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同时岳家军还维护了江西一带的治安，使盗匪也不再出现，民间得以安居乐业，人们交口称赞。
后来，在得知岳飞将要奉命调离洪州之后，负责江西一带事务的南宋官员刘大中立即上奏朝廷说：岳飞率军驻扎洪州期间，军队有纪律，使当地治安变好，洪州百姓赖以安居乐业。但如今洪州一带的盗贼匪徒还没有被完全剿灭，就把岳飞的军队调走，只怕岳飞的军队一走，洪州的社会治安又会变坏，会影响老百姓的农业生产。故希望朝廷让岳飞留一部分兵力驻守洪州，以防止当地的盗贼匪徒卷土重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记载：『（绍兴三年二月庚子）吏部员外郎、权监察御史、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言：「昨岳飞提兵洪州，颇有纪律，人情恃以为安业。今盗贼未熄，而飞既去，则民不安，农务失时。欲望速赐选兵前来，免致盗贼滋蔓。赴行在，恐盗复起。」』
南宋初年，吉州和虔州(今江西南部)一带出现“土寇”，当地的一些“豪强之家”颇有当土皇帝的野心，加之当地民风强悍，“至秋冬收成之后，即结集徒党，出没侵掠”，这已经成为惯例。当然在吉州和虔州一带也存在官逼民反的问题。后来，吉州和虔州的“土寇”总数发展到好几百支，十几万人，他们不时向东攻扰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南下劫掠广南东路，“纵横往来者数年”。
南宋统治者将吉州和虔州的叛乱视为心腹之患，认为需要派遣得力的将领前去剿灭。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荆湖南路宣渝薛徽言，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梧州知州文彦明等各地官员，都纷纷向南宋朝廷举荐或要求岳飞率军前去平定。他们普遍认为：『岳飞所部最为整肃，所过不扰』『可除群盗』。宋高宗于是为此特下亲笔手诏，命令岳飞率部前去平定叛乱。
绍兴三年四月开始，岳飞率军经过几个月的征战，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乱，抓到了很多俘虏。有的部属认为，既然劝降不从，应将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处死。岳飞不同意，认为仅仅靠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为此下密旨命令岳飞将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这种残酷做法，接连上奏，申述己见。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让岳飞自己做出裁决。于是，岳飞只处死那些叛军的首领，而将被俘的勇壮者分隶各军，老弱者放归田里。
岳家军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维护着仁义之师的形象，『军行之地，秋毫无扰』，特别是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更令人钦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飞的大名，当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独醒杂志》卷7；《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独醒杂志》卷7记载：『异时尝见其（指岳飞）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之行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圆续稿》卷37记载：『绍兴三年，群盗充斥虔、吉间，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以闻。时岳武穆公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授命专征，道出庐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釜碗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所过独搜访奇士，取计策。至太和，君扣辕门，一见语合，许以从行。初，龙泉贼帅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强暴，号十大王，盘踞四年，攻破八县。君至，次第就缚，两郡以宁，凯歌而还。』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奉命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此时，岳飞已成为继吴玠之后的又一颗新兴的将星，为世人所瞩目，而岳飞的年龄比吴玠小十岁。宋高宗当然乐于召见这位在军界享有威名的后起之秀，以便让岳飞瞻仰“天颜”，膜拜“圣恩”，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命。
在朝见之后，南宋朝廷随即给岳飞加官晋爵，将岳飞从五品的遥郡承宣使升为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让岳飞负责保卫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升官的诏书中赞扬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殄寇之功，驭军之略，表见于时，为后来名将。江、湖之间，尤所欣赖，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宋高宗亲笔写下“精忠岳飞”四字，并命人绣成一面战旗，让岳飞打着这面绣有“精忠岳飞”四字的大旗行军作战。此外，宋高宗还赏赐岳飞和岳云衣甲、金带、战袍、弓箭、刀枪、战马等物品，赏白银两千两，并犒赏岳家军将士。宋高宗授予岳飞年仅15岁的长子岳云以正九品保义郎、閤门祗候的武官虚衔。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在得到金军的援助之后，伪齐刘豫政权接连攻占了邓州 (今河南邓州)、随州(今湖北随州)、唐州 (今河南唐河)、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 ，伪齐汉奸李成、许约等还不断派遣使者去联络割据洞庭湖的杨幺叛军，策划南北夹攻，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消灭南宋政权，然后双方“建国通和”。
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将领曾经指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战略要地襄阳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的长江防线出现了巨大缺口。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 宋高宗 君臣为了收复襄汉之事，反复进行商讨。宰相朱胜非认为：『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宋高宗也明白襄汉六郡的得失已经关系到南宋小朝廷的安危存亡，他说：『今便可议，就委岳飞如何?』 参知政事赵鼎熟识岳飞，赵鼎回答说：『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
屡经讨论之后， 宋高宗 君臣认为岳飞能征善战，又明白襄汉地区的重要性，故决定委派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地区。宋高宗在命令岳飞出师收复襄汉的诏书中称赞岳飞：『敕岳飞，卿忠义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厌兵，可无愧于古人矣！今朝廷从卿所请，已降书一，令卿收复襄阳数郡。』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 五月六日 ，岳家军奋勇作战，攻克郢州，杀敌七千多人。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伪齐悍将李成望风而逃，岳飞遂于 五月十七日 收复襄阳府。
得知岳飞收复襄阳府，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纪律素严，士皆效死，故军声远振，其锋不可挡！』
在得到增援之后，伪齐悍将李成率领号称三十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岳飞亲临一线指挥，岳家军将士击溃伪齐的主力骑兵部队，接着追奔逐北，敌军横尸二十余里。
闻知岳飞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具闻卿奏，李成益兵而来，我师大获胜捷，乃卿无轻敌之心，有勇战之气所致也！』
后来，金国出兵增援伪齐，金国与伪齐组成联军来阻击宋军。得悉金国、伪齐联军在邓州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飞“持重”行事，放弃攻取唐州、邓州和信阳军的计划。岳飞却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将王贵、张宪等人率军向邓州疾进。不久，王贵、张宪率部出奇制胜，在邓州大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乘胜攻占了邓州、唐州、信阳军。
岳家军在邓州大败金国、伪齐联军的捷报传到临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飞稳操胜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宋高宗对大臣们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大臣胡松年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 从此以后，岳家军既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闻名，又以鼓勇敢战、摧锋决胜而著称。
《宋会要辑稿》兵14之25记载：『(绍兴四年) 八月六日 ，执宰言：「岳飞分遣统制官王贵、张宪等，剿杀金贼刘合孛堇、伪齐李成贼马，已收邓州。」上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对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注：此事还可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襄汉。南宋大臣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宋高宗完全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让岳飞率军驻扎鄂州(今湖北武昌)，负责镇守襄汉六郡。南宋爱国名臣李纲也上疏，指出襄汉六郡的地位非常重要，名将岳飞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朝廷任命岳飞镇守襄汉六郡是正确的决断。这也是 宋高宗 君臣对岳飞能力的肯定和认同。
绍兴四年八月，南宋将岳飞由正四品的正任镇南军承宣使升为从二品的清远军节度使，岳飞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时年三十二岁。到了绍兴五年二月，因为岳飞指挥岳家军接连破敌立功，南宋朝廷又将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
宋承唐制，将一些重要州郡据点作为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只是上层武将或皇亲国戚的虚衔，一般“不必赴镇”。凡封拜节度使，朝廷都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隆重而别致的“建节”仪式，为其他文官武将所无法享有，而节度使也是当时武将升迁过程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虚衔。到绍兴四年，已建节的南宋大将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而岳飞“自列校拔起”，由中下层军官被提拔为上层将领，骤然与诸大将平列，也引起资历较老的大将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的忌妒。岳飞当时的战功暂时还次于吴玠，却已远胜于其他三人。至于三十二岁即已建节，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而岳飞后来又身兼两镇节度使，在当时很少见。这些充分显示了当时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器重和赏识。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词》中赞扬岳飞：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
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宰相张浚接连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的忠勇和岳飞的沉鸷，说可以依靠韩世忠、岳飞等人来办大事。绍兴六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发表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并将岳飞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宣抚使的职责与制置使、招讨使相同，而级别最高。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南宋爱国名臣李纲收到岳飞从前线发来的捷报，写信称赞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绍兴七年初，在朝见皇帝时，岳飞就当时的国势军情做出了一番高瞻远瞩的透彻分析，宋高宗赞赏他说：『见识极进，论议皆可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己酉；《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接着，宋高宗论功行赏，再次给岳飞加官晋爵，让岳飞升任正二品的太尉，并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丁巳；《三朝北盟会编》卷117)。
太尉是宋朝武官的最高官阶，而按照宋制，宣抚使更是位高权重，自宋朝“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以宣抚之重名，实寄专征之大事”，故惟有“廊庙近臣、勋伐高世者”可当此重任。此时，岳飞已经享有执政级高官的待遇。岳飞的实职差遣已经超越吴玠，而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当时资历最老的三大将平列。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第一次绍兴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和议达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
尽管岳飞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与金国议和，但是宋高宗认为正是岳飞等大将以前取得的战绩，扭转了宋金战争的形势，壮大了南宋的国势军威，使自己有了与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和议的成功也有岳飞等大将的功劳，于是也要给岳飞加官晋爵。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 正月十一日 ，岳飞被授予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岳飞上奏反对议和，要求辞去“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但是，宋高宗坚决不允许岳飞辞免，理由是“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也即，能够与金国达成和议，其中也有岳飞张“军声”、振“国势”的功劳。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官阶的《制词》中称赞岳飞：
『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岳飞：
霍卫有闻，沈勇多算。有岑公之信义，足以威三军；有贾复之威名，足以折千里。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临阵摧坚，屡致濯征之利。抚剑抵掌，每陈深入之谋。眷彼荆襄，实勤经略，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流亡还归，皆投田而占籍。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这份升官《制词》对岳飞的能力和战功进行了总结，是南宋朝廷对岳飞的极大肯定。南宋朝廷认为岳飞既具有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智勇和谋略，又具有东汉名将岑彭、贾复那样的信义和威名；赞扬岳飞“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称岳飞的存在使敌人不敢来犯，使边疆安宁无事，“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还把岳飞比作是南宋的长城，“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女真统治者毁约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不出岳飞所料，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在宋军出师北上迎敌之前，向来为南宋朝廷所看重的名将岳飞的官职也再次得到晋升。绍兴十年（ 1140 ） 六月初一 ，按照宋高宗的诏令，岳飞的官职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晋升至正一品的少保。
南宋政府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
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念国步之方艰，顾戎心之未革：诡谋行诈，以为盗贼之计；阻兵怙乱，以重涂炭之灾。信义俱忘，群情共恶；残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于我师，用奉行于天讨。默用万金之计，亟收九伐之攻。乃宠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义；仍进跻于孤棘，特隆委寄之权。
呜呼！一弛一张，文武乘时而致用；百战百胜，方略因敌以为师。举素定之成谋，摅久怀之宿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勋。勉尔壮猷，钦予时命。可特授少保。依前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封如故。』
在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中，南宋朝廷对岳飞倍加称赞褒扬，称赞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指出岳飞及其统率的岳家军威名远扬，曾经屡次打到京洛一带，“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赞誉岳飞文韬武略皆可致用；还称赞岳飞一直“百战百胜”，这次出师也必将击败敌军，立下重大功勋。
很明显，从上面列举的一些列史实事例中，可以看出，农家子弟出身的爱国将领岳飞靠着自身的能力才干，以及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升迁，由普通士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三十多岁时就已经位至将相，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杰出军事家。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和岳飞的威名远播。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在已经被剥夺军权、正罢官赋闲的情况下，岳飞被逮捕入狱。负责审理岳飞一案的御史中丞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看到刻在岳飞后背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不忍心再做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对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参见《宋史》卷380《何铸传》)
在岳飞含冤入狱之时，南宋平民范澄之在《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岳飞、岳云、张宪，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把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军之中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参见《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绍兴十二年，即岳飞遇害的当年，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参见《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分析到：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由此可见，在岳飞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南 宋的 君臣将相以及平民百姓，还是视岳飞为大敌的金国女真人，对岳飞评价普遍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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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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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记，兼评岳飞岳云
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 王曾瑜 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不过，岳珂纵然辩才无碍，却也终究不曾领悟乃祖岳飞何以召祸。岳珂在《吁天辩诬》的《通叙》里写道：“其他如以不附和议为怀奸，以深入奋讨为轻敌，以恢复远略为不量彼己，以不事家产为萌异志，以不结权贵为妄自骄傲，此臣又将哀会之愚，而以为不必辩。”这段文字痛快淋漓，却恰是说明岳珂还是不明其中玄机。
岳珂不明白，诬加于乃祖岳飞头上的那些公开的罪状仅是冰山之角，下面才是摆不上台面，他以为不必辩的那些阴暗心理。岳飞终究不是熟读史书的人，他对历史的认识太单纯，远不如那些博览群书者复杂。岳飞以关羽张飞自期自命，却不料宋高宗并不是先主刘备，更没有视其如同手足的襟怀。岳飞手握重兵雄据上流，他自以为是如关羽之守荆州，而在南宋朝廷不仅仅宋高宗看来，倒更大有王敦、桓温之势，早有芒刺在背之感。而挥师北伐，所向克捷，岳飞自以为是如匡扶汉室的诸葛亮，但在南宋朝廷看来，倒更象是取代东晋王朝的宋武帝刘裕。南宋建国之后的局势，更似东晋而非三国，所以南宋朝廷里的疑忌也就更显得于史有据。
既然有这种心态，则以为“跋扈”、以为“骄横”，以为“尾大不掉”，诬之曰谋反，加之以极刑，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仔细思量，又岂有此理哉？曾国藩有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于无忌惮之小人莫敢谁呵，独于一二朴吶君子苛责不已。
以道德良知绳人者，也只对那些畏忌道德者有用，对那些真正跋扈骄横之人，却是根本无计可施的，诸如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对他们的指责。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害死宋高宗父兄，奸淫宋高宗母姊妻女，宋高宗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想念至此，则所谓跋扈之说，真如岳珂所云，不必再辩了！
唐僧之紧箍咒，只能施之于保他取经的孙悟空，让其头疼欲裂，满地打滚，而对那些妖魔鬼怪，却无此奇效。读书至此，不觉废书三叹息。
二、
岳云较之他锋芒难掩而峥嵘时现的父亲岳飞而言，沉潜内敛了许多。岳云的事迹，只有寥寥几笔，而言语文字，则无一字之传。岳云十二从军，冲锋拼命必须当先，论功行赏往往居后。因为练习骑马重铠注坡，马蹶落地，岳飞就要将其处斩，虽然众将苦求，还是杖之一百。郾城大战，以寡击众，又是他首先领兵贯阵，岳飞还警告他：“必胜而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
如果只有这些事情，几乎使人怀疑他和杨再兴一样，只是一介勇夫。但颖昌之战的表现，却说明岳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气魄和能力。在大敌当前，连宿将如王贵等也不免稍显怯战之时，岳云力主出战，运筹指挥，实际履行了前敌总司令的职责。以此看来，岳云并不缺乏头脑，则他对临战在前，有功不赏毫不计较，也就不能以年少单纯视之，只能理解为忍辱负重。
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临战必须英勇，立功必须推让，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有祸却又必须牵连其中了。因为如果岳飞要谋反，而他从军的儿子却又不涉及其中，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无耻小人诬告岳云写信给张宪、王贵。这大概从未存在的信据说被烧掉了，而这也是历史记载的唯一的所谓“岳云的笔墨”了。十二从军的岳云，究竟有多少文化不得而知，连屡次辞让封赏的上书，都是岳飞自己做主写的。
当时为了锻造冤狱，整了岳飞不少黑材料，而岳云却除了那死无对证的所谓书信，再无罪状，由此也可见岳云平日的为人处事之光明磊落。假如岳云有什么把柄，兴狱者断然不会放过，也可以治岳飞一个纵子做恶之罪，而锻炼罗织之下，还是一片空白，真让人感慨不尽。
岳飞之被冤杀，或者还有种种争论，而岳云之死，原因却只有一个：仅仅因为他是岳飞的儿子。
然而当岳飞的儿子，却又何其不幸？读为岳云昭雪的诏书，到“引剑呼痛，世已知杜邮之冤；结草酬恩，尔尚思辅氏之报。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许国之初心”字样，更不禁为之心绪难平。附诗一首：
忠臣孝子萃一门，墓为名胜魂为神。
身经百战功多没，策定一言史未存。
精诚岂在独安赵，感动不只愧姓秦。
千秋正气壮山岳，几许深情随岫云。
三、
岳飞的幕僚之中，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但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薛弼。
岳珂在《吁天辩诬录》里对薛弼非常恼火，说：“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徙，独弼不与，偃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风望旨，动息辄报，是以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后来接受岳珂观点的史家，一般以此为据，说薛弼早已堕落为秦会一党云云。
对岳家的这种怨言，当时就有人替薛弼觉得委屈。叶适在《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说：“公既为岳飞参谋，飞与其徒妄臣反，冤气贯日月。独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呜呼！巨浸大疫，杀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与人也。会果于杀飞，而不忍害公，天诱之也，岳氏何尤焉？”这里把秦会之祸比做非典一类的天灾，倒霉与否，只是幸与不幸的运气而已，岳家没有道理记怨薛弼。
王曾瑜 先生以为岳珂所说“动息辄报”并不符实，而薛弼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薛季宣在其著作中一力推崇岳飞，无疑受薛弼的影响，也就可知薛弼对岳飞的态度了。薛季宣也指出当时张俊也想把薛弼牵连入罪，但因秦桧的反对而止。
其实就连岳珂耿耿于怀的薛弼所述关于岳飞建储事而言，薛弼所做所说也并无太多可议之处。岳飞自做主张向高宗建议立储，一则涉及高宗隐私，再则触犯武将忌讳，碰一鼻子灰并不意外。岳飞下殿后，薛弼随后觐见，“上视之色动”，看见薛弼以后，宋高宗的脸色为之一变，估计宋高宗当时有些怀疑是薛弼出的主意。薛弼说：“臣在道，常怪飞习细字，乃作此奏，虽其子弟无知者。”是撇清自己，同时也撇清别人，岳飞闯了祸既然已经无法补救，薛弼也就努力不让自己和别人再陷进去，“虽其子弟无知者”一句话，就把自己也把包括岳飞家人在内的其他人都捞出来了。如果让宋高宗以为岳飞平素对这个问题就与人窃窃私语，记恨下来，则将来大狱一兴，不知要连累多数无辜者。
这里值得回味的是根据张戒记载，薛弼告诉他岳飞在上奏前曾经对自己说过，但薛弼“不敢应”，薛弼在事先不敢阻止岳飞。由此可以揣测薛弼性格有些柔弱，至少有点怕岳飞，虽心有异议而又不敢对上司直言不讳，而岳飞平时一旦主意已定，或许也不喜欢听下级的反对意见。
事实到了这里，大概也基本清楚了，但仍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宋高宗 君臣对岳飞最忌之一，就是结交文士，所以岳飞一案，对武将的处罚只涉及岳飞亲子岳云和爱将张宪，因为不然就不足以成狱，而对岳飞幕僚文士的惩罚，则牵连很广。薛弼最早进入岳飞幕府，时间既长，关系也深，却没有卷入受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当时岳飞的重要部下，要么牵连获罪，要么附和冤狱，为岳飞的一些罪状作证，而薛弼既没有获罪，也没有作证，更显独特。那些对薛弼没有意见的人固然觉得无可非议，对他不满者如岳珂也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好说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了。
总而言之，薛弼与秦桧交往而岳飞不疑，当岳飞幕僚而秦桧不忌，于水火交争势不并立之际，独能身处旋涡之中而逍遥是非之外，真可谓善保其身之明哲，比之张子房、李长源，虽功业不如，而为人处事则仿佛焉。
虽然，孔子有言：“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后人若以薛弼之巧于避祸为高人一等，则薛弼且不忍亦不敢以此自居。高明之士，于忠义之事，虽勇不足以亲身力行，而于忠臣烈士，则崇敬有加，未尝以愚相轻，亦未尝以智自得也。若仅以忠勇为愚，以圆滑为智，则为侥幸之小人而已，何高明之有哉？
PS：薛弼的侄子薛季宣曾师事袁溉，袁溉是程颐的弟子，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特别对周易太极图的发明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
岳飞曾经很想把袁溉纳入自己的幕府，可是袁溉一见岳飞，就不辞而别，说“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可见岳飞是让书呆子都觉得呆的人，岳飞用兵打仗，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兵法并不迷信，可是为人处世却没有那种悟性，或者人的天赋，真是有所不均云。
四、
叙事非某所长，而岳飞绍兴十年的北伐特别是郾城、颖昌两捷已经被叙述很多遍了，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但作为一点纪念，仍然不嫌烦琐，不避简陋，敲打一些文字，以此向八百年前那些浴血奋战的南宋爱国将士们致敬。
兀术南侵顺昌大败后，退回汴京。岳飞则乘势于绍兴十年六月誓师北伐，由于金军新败，士气低落，主力也随兀术北撤。岳家军在各地都没有遇到严重抵抗，迅速收复失陷不久的河南各地：岳飞亲自帅军收复蔡州，随后将司令部移至郾城；前军张宪部经战斗，于闰 六月二十日 收复颖昌府（今许昌市），将颖昌府交给中军王贵部后，转攻淮宁；王贵一部更收复郑州、西京（洛阳），左军牛皋、傅选部则经由汝州一带一路打到黄河，岳飞所遣的奇兵梁兴部则连结各地义兵，活跃于黄河以北。
由于中路协同的张俊、刘琦所部作战不力，致使岳家军孤军作战，暴露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兀术遂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主力，寻求与岳家军决战。
兀术的谍报工作应该是非常出色的，估计在事先探明了岳家军的情况，亲率骑兵一万五千穿过岳飞总部与王贵部之间的防线空隙，于 七月八日 突然出现在郾城以北，准备以奇袭的方式一举打掉岳家军的司令部，来一个“斩首”行动。
岳飞在兀术大军已到郾城北20里时才由探马得到报告，迅速决定主动出城迎击，率领在郾城的背嵬、游奕两军骑兵出战。由岳云率先突敌阵，杨再兴单骑杀入敌阵，直取兀术不获，杀百人而还，岳飞也亲自上阵，左右弛射。两军厮杀到天黑，金军不能获胜，乃退出战场，岳家军控制战场，缴获马匹二百匹，这就是著名的郾城大战。
就战果而言，郾城之战不算显赫，称为郾城大捷应属勉强。但岳飞直属所部，在敌军优势精锐骑兵突然来袭的严峻形势下，临危不乱，主动出击，将敌军击退，粉碎了兀术的奇袭计划，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两军初战之后，都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再战。当时的战场形势非常复杂，岳飞急调张宪前军到郾城会师，同时命令岳云率背嵬军一部紧急弛援驻守颖昌的王贵。
兀术则与步军会合后，屯驻于颖昌和郾城之间的临颖。兀术此时似乎对下一步作战方向犹豫不定，没有确定是再攻郾城还是转攻颖昌，徘徊在临颖一带五六天没有大的动作，此间在 七月十日 岳飞所部曾与金军发生小规模战斗。
七月十三日 ，杨再兴率三百骑搜索巡逻，与兀术大军在临颖小商桥遭遇，展开激战。杨再兴等英勇战死，仍杀敌两千多人，兀术经此一战，决定放弃继续进攻郾城，转而北上攻击颖昌。张宪随后率军赶到，击溃兀术留驻在临颖的八千金军。
七月十四日 ，兀术所部抵达颖昌西门外，在颖昌的岳云率背嵬军、王贵率游奕军出城野战，岳云体被百余创，仍奋力拼杀，岳家军杀到“人成血人，马成血马”，两军战至午时，仍不分胜负。守城的董先踏白军、胡清选锋军、姚政游奕军出城参战，金军崩溃，岳家军获得决战胜利。
颖昌之战后，兀术狼狈撤回开封，岳家军则轻易肃清残敌，张宪部徐庆十八日在临颖东北消灭金军六千，应是中小股散兵。此时战场形势稍微明朗，非常有利于岳家军，如果不是岳飞被迫班师，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战果。
从超星转贴过来的。别的没有什么，只是觉得作者在评价岳云的文化水平上，将其和他十二岁从军联系起来（参军=不读书），免不了要多鼓噪一下。
岳飞自己广交文士，麾下幕僚中有不少均是饱学之士，岳云长期耳濡目染，总不会一点长进也没有。再者，岳云开始担任书写机宜文字时大概在16岁，虽然是沿袭当时惯例，主帅之子可入幕僚，但那毕竟是个要终日抄抄写写和笔墨打交道的高级秘书职位，若他真是胸无点墨，连自己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人，这个职位怕还真是做不来，会的也只会给岳飞丢脸而已。我猜测，以岳云的身份，除了那些特别重要，需要岳飞亲笔书写的，如要“上闻”的奏折札子外，平日军政文件的起草和誊写，多半是由岳云代为，最后由岳飞审定签发而已。
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 王曾瑜 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不过，岳珂纵然辩才无碍，却也终究不曾领悟乃祖岳飞何以召祸。岳珂在《吁天辩诬》的《通叙》里写道：“其他如以不附和议为怀奸，以深入奋讨为轻敌，以恢复远略为不量彼己，以不事家产为萌异志，以不结权贵为妄自骄傲，此臣又将哀会之愚，而以为不必辩。”这段文字痛快淋漓，却恰是说明岳珂还是不明其中玄机。
岳珂不明白，诬加于乃祖岳飞头上的那些公开的罪状仅是冰山之角，下面才是摆不上台面，他以为不必辩的那些阴暗心理。岳飞终究不是熟读史书的人，他对历史的认识太单纯，远不如那些博览群书者复杂。岳飞以关羽张飞自期自命，却不料宋高宗并不是先主刘备，更没有视其如同手足的襟怀。岳飞手握重兵雄据上流，他自以为是如关羽之守荆州，而在南宋朝廷不仅仅宋高宗看来，倒更大有王敦、桓温之势，早有芒刺在背之感。而挥师北伐，所向克捷，岳飞自以为是如匡扶汉室的诸葛亮，但在南宋朝廷看来，倒更象是取代东晋王朝的宋武帝刘裕。南宋建国之后的局势，更似东晋而非三国，所以南宋朝廷里的疑忌也就更显得于史有据。
既然有这种心态，则以为“跋扈”、以为“骄横”，以为“尾大不掉”，诬之曰谋反，加之以极刑，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仔细思量，又岂有此理哉？曾国藩有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于无忌惮之小人莫敢谁呵，独于一二朴吶君子苛责不已。
以道德良知绳人者，也只对那些畏忌道德者有用，对那些真正跋扈骄横之人，却是根本无计可施的，诸如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对他们的指责。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害死宋高宗父兄，奸淫宋高宗母姊妻女，宋高宗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想念至此，则所谓跋扈之说，真如岳珂所云，不必再辩了！
唐僧之紧箍咒，只能施之于保他取经的孙悟空，让其头疼欲裂，满地打滚，而对那些妖魔鬼怪，却无此奇效。读书至此，不觉废书三叹息。
二、
岳云较之他锋芒难掩而峥嵘时现的父亲岳飞而言，沉潜内敛了许多。岳云的事迹，只有寥寥几笔，而言语文字，则无一字之传。岳云十二从军，冲锋拼命必须当先，论功行赏往往居后。因为练习骑马重铠注坡，马蹶落地，岳飞就要将其处斩，虽然众将苦求，还是杖之一百。郾城大战，以寡击众，又是他首先领兵贯阵，岳飞还警告他：“必胜而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
如果只有这些事情，几乎使人怀疑他和杨再兴一样，只是一介勇夫。但颖昌之战的表现，却说明岳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气魄和能力。在大敌当前，连宿将如王贵等也不免稍显怯战之时，岳云力主出战，运筹指挥，实际履行了前敌总司令的职责。以此看来，岳云并不缺乏头脑，则他对临战在前，有功不赏毫不计较，也就不能以年少单纯视之，只能理解为忍辱负重。
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临战必须英勇，立功必须推让，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有祸却又必须牵连其中了。因为如果岳飞要谋反，而他从军的儿子却又不涉及其中，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无耻小人诬告岳云写信给张宪、王贵。这大概从未存在的信据说被烧掉了，而这也是历史记载的唯一的所谓“岳云的笔墨”了。十二从军的岳云，究竟有多少文化不得而知，连屡次辞让封赏的上书，都是岳飞自己做主写的。
当时为了锻造冤狱，整了岳飞不少黑材料，而岳云却除了那死无对证的所谓书信，再无罪状，由此也可见岳云平日的为人处事之光明磊落。假如岳云有什么把柄，兴狱者断然不会放过，也可以治岳飞一个纵子做恶之罪，而锻炼罗织之下，还是一片空白，真让人感慨不尽。
岳飞之被冤杀，或者还有种种争论，而岳云之死，原因却只有一个：仅仅因为他是岳飞的儿子。
然而当岳飞的儿子，却又何其不幸？读为岳云昭雪的诏书，到“引剑呼痛，世已知杜邮之冤；结草酬恩，尔尚思辅氏之报。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许国之初心”字样，更不禁为之心绪难平。附诗一首：
忠臣孝子萃一门，墓为名胜魂为神。
身经百战功多没，策定一言史未存。
精诚岂在独安赵，感动不只愧姓秦。
千秋正气壮山岳，几许深情随岫云。
三、
岳飞的幕僚之中，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但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薛弼。
岳珂在《吁天辩诬录》里对薛弼非常恼火，说：“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徙，独弼不与，偃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风望旨，动息辄报，是以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后来接受岳珂观点的史家，一般以此为据，说薛弼早已堕落为秦会一党云云。
对岳家的这种怨言，当时就有人替薛弼觉得委屈。叶适在《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说：“公既为岳飞参谋，飞与其徒妄臣反，冤气贯日月。独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呜呼！巨浸大疫，杀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与人也。会果于杀飞，而不忍害公，天诱之也，岳氏何尤焉？”这里把秦会之祸比做非典一类的天灾，倒霉与否，只是幸与不幸的运气而已，岳家没有道理记怨薛弼。
王曾瑜 先生以为岳珂所说“动息辄报”并不符实，而薛弼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薛季宣在其著作中一力推崇岳飞，无疑受薛弼的影响，也就可知薛弼对岳飞的态度了。薛季宣也指出当时张俊也想把薛弼牵连入罪，但因秦桧的反对而止。
其实就连岳珂耿耿于怀的薛弼所述关于岳飞建储事而言，薛弼所做所说也并无太多可议之处。岳飞自做主张向高宗建议立储，一则涉及高宗隐私，再则触犯武将忌讳，碰一鼻子灰并不意外。岳飞下殿后，薛弼随后觐见，“上视之色动”，看见薛弼以后，宋高宗的脸色为之一变，估计宋高宗当时有些怀疑是薛弼出的主意。薛弼说：“臣在道，常怪飞习细字，乃作此奏，虽其子弟无知者。”是撇清自己，同时也撇清别人，岳飞闯了祸既然已经无法补救，薛弼也就努力不让自己和别人再陷进去，“虽其子弟无知者”一句话，就把自己也把包括岳飞家人在内的其他人都捞出来了。如果让宋高宗以为岳飞平素对这个问题就与人窃窃私语，记恨下来，则将来大狱一兴，不知要连累多数无辜者。
这里值得回味的是根据张戒记载，薛弼告诉他岳飞在上奏前曾经对自己说过，但薛弼“不敢应”，薛弼在事先不敢阻止岳飞。由此可以揣测薛弼性格有些柔弱，至少有点怕岳飞，虽心有异议而又不敢对上司直言不讳，而岳飞平时一旦主意已定，或许也不喜欢听下级的反对意见。
事实到了这里，大概也基本清楚了，但仍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宋高宗 君臣对岳飞最忌之一，就是结交文士，所以岳飞一案，对武将的处罚只涉及岳飞亲子岳云和爱将张宪，因为不然就不足以成狱，而对岳飞幕僚文士的惩罚，则牵连很广。薛弼最早进入岳飞幕府，时间既长，关系也深，却没有卷入受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当时岳飞的重要部下，要么牵连获罪，要么附和冤狱，为岳飞的一些罪状作证，而薛弼既没有获罪，也没有作证，更显独特。那些对薛弼没有意见的人固然觉得无可非议，对他不满者如岳珂也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好说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了。
总而言之，薛弼与秦桧交往而岳飞不疑，当岳飞幕僚而秦桧不忌，于水火交争势不并立之际，独能身处旋涡之中而逍遥是非之外，真可谓善保其身之明哲，比之张子房、李长源，虽功业不如，而为人处事则仿佛焉。
虽然，孔子有言：“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后人若以薛弼之巧于避祸为高人一等，则薛弼且不忍亦不敢以此自居。高明之士，于忠义之事，虽勇不足以亲身力行，而于忠臣烈士，则崇敬有加，未尝以愚相轻，亦未尝以智自得也。若仅以忠勇为愚，以圆滑为智，则为侥幸之小人而已，何高明之有哉？
PS：薛弼的侄子薛季宣曾师事袁溉，袁溉是程颐的弟子，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特别对周易太极图的发明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
岳飞曾经很想把袁溉纳入自己的幕府，可是袁溉一见岳飞，就不辞而别，说“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可见岳飞是让书呆子都觉得呆的人，岳飞用兵打仗，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兵法并不迷信，可是为人处世却没有那种悟性，或者人的天赋，真是有所不均云。
四、
叙事非某所长，而岳飞绍兴十年的北伐特别是郾城、颖昌两捷已经被叙述很多遍了，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但作为一点纪念，仍然不嫌烦琐，不避简陋，敲打一些文字，以此向八百年前那些浴血奋战的南宋爱国将士们致敬。
兀术南侵顺昌大败后，退回汴京。岳飞则乘势于绍兴十年六月誓师北伐，由于金军新败，士气低落，主力也随兀术北撤。岳家军在各地都没有遇到严重抵抗，迅速收复失陷不久的河南各地：岳飞亲自帅军收复蔡州，随后将司令部移至郾城；前军张宪部经战斗，于闰 六月二十日 收复颖昌府（今许昌市），将颖昌府交给中军王贵部后，转攻淮宁；王贵一部更收复郑州、西京（洛阳），左军牛皋、傅选部则经由汝州一带一路打到黄河，岳飞所遣的奇兵梁兴部则连结各地义兵，活跃于黄河以北。
由于中路协同的张俊、刘琦所部作战不力，致使岳家军孤军作战，暴露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兀术遂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主力，寻求与岳家军决战。
兀术的谍报工作应该是非常出色的，估计在事先探明了岳家军的情况，亲率骑兵一万五千穿过岳飞总部与王贵部之间的防线空隙，于 七月八日 突然出现在郾城以北，准备以奇袭的方式一举打掉岳家军的司令部，来一个“斩首”行动。
岳飞在兀术大军已到郾城北20里时才由探马得到报告，迅速决定主动出城迎击，率领在郾城的背嵬、游奕两军骑兵出战。由岳云率先突敌阵，杨再兴单骑杀入敌阵，直取兀术不获，杀百人而还，岳飞也亲自上阵，左右弛射。两军厮杀到天黑，金军不能获胜，乃退出战场，岳家军控制战场，缴获马匹二百匹，这就是著名的郾城大战。
就战果而言，郾城之战不算显赫，称为郾城大捷应属勉强。但岳飞直属所部，在敌军优势精锐骑兵突然来袭的严峻形势下，临危不乱，主动出击，将敌军击退，粉碎了兀术的奇袭计划，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两军初战之后，都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再战。当时的战场形势非常复杂，岳飞急调张宪前军到郾城会师，同时命令岳云率背嵬军一部紧急弛援驻守颖昌的王贵。
兀术则与步军会合后，屯驻于颖昌和郾城之间的临颖。兀术此时似乎对下一步作战方向犹豫不定，没有确定是再攻郾城还是转攻颖昌，徘徊在临颖一带五六天没有大的动作，此间在 七月十日 岳飞所部曾与金军发生小规模战斗。
七月十三日 ，杨再兴率三百骑搜索巡逻，与兀术大军在临颖小商桥遭遇，展开激战。杨再兴等英勇战死，仍杀敌两千多人，兀术经此一战，决定放弃继续进攻郾城，转而北上攻击颖昌。张宪随后率军赶到，击溃兀术留驻在临颖的八千金军。
七月十四日 ，兀术所部抵达颖昌西门外，在颖昌的岳云率背嵬军、王贵率游奕军出城野战，岳云体被百余创，仍奋力拼杀，岳家军杀到“人成血人，马成血马”，两军战至午时，仍不分胜负。守城的董先踏白军、胡清选锋军、姚政游奕军出城参战，金军崩溃，岳家军获得决战胜利。
颖昌之战后，兀术狼狈撤回开封，岳家军则轻易肃清残敌，张宪部徐庆十八日在临颖东北消灭金军六千，应是中小股散兵。此时战场形势稍微明朗，非常有利于岳家军，如果不是岳飞被迫班师，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战果。
从超星转贴过来的。别的没有什么，只是觉得作者在评价岳云的文化水平上，将其和他十二岁从军联系起来（参军=不读书），免不了要多鼓噪一下。
岳飞自己广交文士，麾下幕僚中有不少均是饱学之士，岳云长期耳濡目染，总不会一点长进也没有。再者，岳云开始担任书写机宜文字时大概在16岁，虽然是沿袭当时惯例，主帅之子可入幕僚，但那毕竟是个要终日抄抄写写和笔墨打交道的高级秘书职位，若他真是胸无点墨，连自己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人，这个职位怕还真是做不来，会的也只会给岳飞丢脸而已。我猜测，以岳云的身份，除了那些特别重要，需要岳飞亲笔书写的，如要“上闻”的奏折札子外，平日军政文件的起草和誊写，多半是由岳云代为，最后由岳飞审定签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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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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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是鄂王鄂国公岳飞的封地
小议岳飞冤案的起因和经过(修订版）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而宋朝向来特别优待臣僚，照理来说是不能随便杀戮的。按照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太祖誓约在宋朝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北宋大臣卢多逊和丁谓被指控图谋篡夺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并没有遭到杀害。岳飞的生命当然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岳飞的含冤遇害决不是宋朝政治的惯例，而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早在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罢免爱国名臣李纲，宠信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赵构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宋高宗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十五年前，宋高宗赵构杀害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秦桧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遭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岳飞个性耿直倔强，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甚至为了国事，常常将个人安慰置之度外，『议论持正，不挫于人』，既得罪了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也遭到宋高宗赵构的猜忌。
自绍兴元年(公元1131)到绍兴七年(1137年)，金国主战派执政，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岳飞战功卓著，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下级统制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统军大帅，而岳飞的才能和声望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岳飞感激宋高宗的赏识和提拔，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在这期间，宋高宗和岳飞还没有大的矛盾。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绍兴七年春。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春，在听到亲生父亲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的消息后，宋高宗十分悲痛，一时冲动，心中动了报仇雪恨的念头。在召见战功卓著的新兴抗金名将岳飞时，宋高宗表示要将全国大约七分之五的兵力授予岳飞一人指挥和节制，这在宋朝尚无此先例，岳飞顿时欣喜若狂。向来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更渴望抗金大业早日功成。当时各路宋军由好几个大将分散指挥，不能协同配合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弱点。在过去的宋金战事中，特别是在绍兴六年的战事中，已经暴露无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岳飞『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只有让智勇兼备的岳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才能弥补和克服宋军的这种弱点，此外别无良策。
然而，岳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就泡汤了。宋高宗虽然在其《御札》当中写有『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之类话语，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恐武将们事权过高，兵马过于雄壮，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问题。于是，在嫉贤妒能的文臣张浚等人的劝阻之下，宋高宗很快就中途变卦，取消成命，出尔反尔，让此事不了了之。这让岳飞十分失望，倔强的岳飞，一怒之下，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就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宋高宗非常震怒，他儆戒岳飞『犯吾剑者，唯有剑耳』，其中已经隐含杀机。几个月之前，岳飞一度是宋高宗最赏识的大帅，如今却成了皇帝最猜忌的武将。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来畏惧金兵的宋将刘光世不战而逃，致使金兵在顺利渡过淮河，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当时，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正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后来，宋高宗仅有的一个幼子又很快夭亡。此后，身为宋太宗后代的宋高宗赵构不得不接受隆祜皇太后和一些臣僚的建议，选立宋太祖(宋太宗兄长)的七世孙赵伯琮，改名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养育宫中。但正当壮年的宋高宗却又不甘心于不能生子，他千方百计，求医问药，祈祷神灵，而不愿尽早确立赵瑗的皇储地位。
到了绍兴七年秋，岳飞听探子密报金国女真人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以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为了不让金人的阴谋得逞，岳飞上奏宋高宗赵构，建议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赵构设立皇储。时年三十一岁宋高宗赵构立即驳回，训斥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此事又加深了宋高宗对岳飞的猜忌。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在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国议和，岳飞却在这时要求增添兵力，以图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对金国是战还是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而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前后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在经历了南宋初期的这段艰险曲折历程之后，宋高宗赵构早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转变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独夫。绍兴十一年十月，即杀害岳飞的一个多月之前，宋高宗赵构儆戒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在专制集权时代，岳飞只能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
南宋初年，迫于金军侵犯的严峻形势，南宋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南宋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而宋高宗当初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名将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的深忌。甚至岳飞勤奋好学、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尽管岳飞一再真诚地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之后，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然而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
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尤其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是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了别有用心。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忌恨的，其实正是岳飞能力出众而又深得军心和民心。
在专制政体的官场中，向来都是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岳飞这个卓尔不群的真君子的存在，既引起了一帮卑鄙阴险的无耻小人的仇恨，也招到了某些嫉贤妒能的伪君子的排挤。岳飞所有的优秀品格，从猜忌的角度来看，正好被那些整天疑神疑鬼的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看作是野心勃勃。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鉴于历代窃国篡权的经验教训，公然要求『佐命功臣多积金钱，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饭食相对，以终天年』。
宋高宗时常纵容功臣大将们贪财，用意在使功臣大将们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么野心。宋代官绅士大夫、文武大臣爱钱、敛财成风，这在南宋初年表现尤其显著。秦桧、张俊之流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秦桧在高宗朝，两踞相位，前后专权长达19年。这19年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秦桧养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收罗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家生活之奢侈可想而知；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而得的财物除了供奉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大臣们对刘光世深为不满。但是这样的一个贪财好利的庸将懦夫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对他一再迁就姑息，还不断给他加官进爵。刘光世赋闲的时候，皇帝『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显然，大将玩物丧志、贪图享乐，反而使宋高宗十分放心。
当时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韩世忠曾经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闻之大喜，下令把那一大块良田免费赏赐给他。当时宋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韩世忠也许是效仿昔人买占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爱钱贪钱之风，岳飞深感痛切。岳飞曾经提出『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著名口号,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社会陋习(《朱子语类》卷112；《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齐东野语》卷13《秦会之收诸将兵柄》)；岳飞身居高位多年，俸禄高，战功显赫，得到的赏赐多，收入当然丰厚，但是却一直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以『奉身俭簿』著称于世；岳飞『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己，不求华巧』；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着绸缎，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飞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粮咸菜，加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荤菜；宋高宗曾经打算在临安府(今杭州)为岳飞营造宅第，岳飞引用汉朝霍去病的话力辞：『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不仅清正廉洁，而且还经常化私为公，用自己的私家财产去补助军用。岳飞平生『一钱不私藏』，『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岳飞还经常化私为公，『乐施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有一次，岳飞将自己家“宅库”里的物品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两千张以供军用。岳飞含冤遇害后，秦桧派其党羽去抄岳飞家，家中根本就没有金玉珠宝，除了几千卷书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三千多匹麻布和丝绢、五千多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补贴军用的(《说郛》卷29《岳王卒葬》)。岳飞是手握重兵的著名大帅，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么一点，再看看与岳飞同时的其他将帅，金银财宝充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对于岳飞的清廉，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其著述《建炎以来朝野遗记》中慨叹良多，李心传说：『飞握重兵许久，家无余财，自是贤矣！』。后来，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定谥号的公文《武穆谥议》中对岳飞清正廉洁的作风赞誉有加：『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指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已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负责川陕军务的南宋大将吴玠晚年『颇荒淫』，『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宋史》卷366《吴玠传》)；刘光世妻妾成群，『沈酣酒色，不恤国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张俊比较好色，妻妾很多，还经常到外面嫖妓。张俊曾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早在建炎二年，宋高宗宠臣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而杀害宗室赵叔近，之后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好调戏部将妻女，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后来竟迫使部将呼延通自杀。
当时南宋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独岳飞与众不同，岳飞家里并无姬待侍。岳飞一生只结过二次婚。靖康元年(1126年) ，24岁的岳飞背井离乡、从军报国，将妻子刘氏留在家乡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照顾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然而，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不能守节，不愿忍受艰苦，先后两次改嫁，刘氏撇下岳母姚氏和岳云、岳雷两个幼子，使一家老小陷于颠连无告的困境。岳飞的故乡相州汤阴沦陷后，有同乡前来寻找岳飞，告诉他姚氏和两个幼子的消息，并转达了姚氏的反复叮嘱：『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愤恨刘氏的背信弃义，而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的凄惨境地，更使岳飞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岳飞派人潜回汤阴，前后十八次，方才将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接到自己的军营。
建炎四年(1130年)春，28岁的岳飞在宜兴(今江苏宜兴)另取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娃孝顺姚氏，也爱抚岳云和岳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此后，岳飞一直没有纳妾蓄姬。岳飞与李娃感情的很融洽，后来，岳飞含冤遇害之时，腰间还系着李娃给他的玉环。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而最让宋高宗赵构恼火的则是，岳飞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和金国议和。例如，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南宋公布丧权辱国的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也为了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岳飞被授予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岳飞却多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岳飞传》)。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大金国志》卷27）。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大金国志》卷27）。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只受到罢官赋闲的处分，并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而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兀术遗桧书”。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
况且，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给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当然能看到)，也可能是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籥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朮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即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封他的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并且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赵构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饱受金人的凌辱折磨，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金国的五国城。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
宋徽宗、郑皇后的接连去世，对宋高宗的震动实在很大，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
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宋史》卷2《韦贤妃传》)。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
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春，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韦贤妃传》)。不久，金国发生政变，女真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当权，准备与南宋议和。
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出使金国归来的宋使王伦还告诉宋高宗：金国女真人准备议和，并愿意归还宋徽宗梓棺（棺材，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派王伦赶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宋高宗当时十分悲痛地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宋史》卷473《秦桧传》)。并且在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时候，宋高宗赵构都要叮嘱他们：只要金人能够放他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那么他愿意答应金国提出的任何条件！
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张通古、萧哲一行一路耀武扬威，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张通古、萧哲拍着胸脯对宋高宗保证，韦太后在金国安然无恙，只要宋高宗答应金人的议和条件，金人就可以放韦太后归宋。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命令筹建慈宁宫，以供韦太后归宋后居住。接着，南宋称臣纳贡，与金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然而，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拖到绍兴十年（1140年），韦太后仍然滞留金国未归。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但是，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不仅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而且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都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此后，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然后，按着事先设下的圈套，南宋朝廷又发出命令，让当时负责岳家军军务的岳飞爱将张宪赶往镇江的枢密行院，去参见主管全国军务的枢密使张俊。张宪于九月一日由岳家军在鄂州（即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出发，前往镇江（今江苏镇江）。张宪一到镇江，就被张俊逮捕并严刑拷打。然后，由曾任张宪部下的奸佞小人王俊出面诬告张宪，再上报南宋朝廷，进而牵连岳飞，于是宋高宗下令给岳飞等人举办诏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初，金国使臣来到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临安，宋金之间达成了第二次和议，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绍兴和约。
在接见金国使者时，宋高宗对金国使者说：『朕已得天下，却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驾崩，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朕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金国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原文：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宋史》卷2《韦贤妃传》)。
而当金国使者辞行北归之时，宋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恐吓地对金国使者说：“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淮水为界。若太后今年得以从金国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太后今年不归，誓约便是一纸空文。”
所以，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方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到临安(今杭州)朝见宋高宗，岳飞不但痛陈『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恐诟讥于后世』(《宋史》卷365《岳飞传》)。于是，秦桧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岳飞。
绍兴九年岁末，宋高宗御笔书写历史上曹操、诸葛亮、羊祜屯田足食的故事，颁赐岳飞。宋高宗将屯田列为保守半壁江山重要措施。岳飞虽然拥护加强屯田，但不赞成以此作为对金求和的资本。绍兴十年正月初一日，岳飞写跋文回答皇帝。在回答皇帝的跋文中，岳飞指责曹操『酷虐变诈』，隐含指责秦桧之意。岳飞还认为诸葛亮、羊祜『德过于操远矣』，隐约将自己比作诸葛亮、羊祜，希望宋高宗能让他施展才能，恢复故疆。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更加痛恨岳飞。
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一手操办和议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处境尤其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不久，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为秦桧出谋划策，让秦桧引用『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过去的误国行为辩解。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进而破坏宋金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他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的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
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 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然凭借着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而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得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明确表示愿意媾和，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沉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与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
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深知此行吉凶难卜。岳飞深悉秦桧的奸险，然而他毕竟是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将，况且在他的罢官制词中，宋高宗声言要“全终始之宜”“尽君臣之契”(《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真假是非，应能分辨清楚，韩世忠在见到皇帝之后，不是已经逢凶化吉了吗？
岳飞即刻上路，岳云、岳雷等随同前往。一天夜里，他们在某县驿舍投宿，已有一位巡检官借住于此，听说岳少保到来，急忙搬了出来。岳飞见附近并无旅店，就命他在门房暂宿。夜阑更深，堂上依旧点燃蜡烛，岳飞和随行者环坐，不能安卧。岳云、岳雷和一些亲从都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上前禀事，细声密语，力劝岳飞中止此行。岳飞严肃地说：『只得前迈！』连劝三次，应答如初。巡检官从墙缝中窥见此情此景，颇感困惑不解。事后，人们方知岳飞此去“非赴嘉召”，却仍保持着一种“趋死如归”的堂堂正气(《金佗续编》卷28《鄂武穆王岳公真赞》)。
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注﹜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l《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
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当魏良臣要出使金国时，韩世忠上书劝谏宋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国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但宋高宗不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癸巳)。韩世忠又上奏宋高宗，反对秦桧议和，『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癸巳)。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但宋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宋高宗把他贬到『籐州安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其党羽盖谅到福州去拉拢主战派文臣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国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注《绍兴讲和录》) ，最后才得到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的同意，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
金国使者萧毅等人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状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乙巳)。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
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南宋与金国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国；
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第一次绍兴和议时，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责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
所以这次订立和约，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其养子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要对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而且还要对金国感恩戴德(《桯史》卷5《刘观堂读赦诗》)。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宋史》不载，需参见《金史》)中，更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既蒙上国的恩造，允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当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最后，宋高宗赵构还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的结尾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向金国敬献誓表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金史》卷77《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注﹜
金国统治者依据誓表，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办完当臣仆的手续后，宋高宗赵构方才称心如意，高枕无忧。
通过签订第二次绍兴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已经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卷2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卷153绍兴十五年四月庚寅﹜
为了压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绪，宋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
屈辱降金的第二个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247《赵士（左亻右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壬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
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 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老学庵笔记》卷1﹜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指完颜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
『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而宋朝向来特别优待臣僚，照理来说是不能随便杀戮的。按照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太祖誓约在宋朝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北宋大臣卢多逊和丁谓被指控图谋篡夺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并没有遭到杀害。岳飞的生命当然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岳飞的含冤遇害决不是宋朝政治的惯例，而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早在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罢免爱国名臣李纲，宠信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赵构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宋高宗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十五年前，宋高宗赵构杀害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秦桧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遭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岳飞个性耿直倔强，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甚至为了国事，常常将个人安慰置之度外，『议论持正，不挫于人』，既得罪了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也遭到宋高宗赵构的猜忌。
自绍兴元年(公元1131)到绍兴七年(1137年)，金国主战派执政，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岳飞战功卓著，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下级统制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统军大帅，而岳飞的才能和声望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岳飞感激宋高宗的赏识和提拔，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在这期间，宋高宗和岳飞还没有大的矛盾。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绍兴七年春。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春，在听到亲生父亲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的消息后，宋高宗十分悲痛，一时冲动，心中动了报仇雪恨的念头。在召见战功卓著的新兴抗金名将岳飞时，宋高宗表示要将全国大约七分之五的兵力授予岳飞一人指挥和节制，这在宋朝尚无此先例，岳飞顿时欣喜若狂。向来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更渴望抗金大业早日功成。当时各路宋军由好几个大将分散指挥，不能协同配合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弱点。在过去的宋金战事中，特别是在绍兴六年的战事中，已经暴露无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岳飞『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只有让智勇兼备的岳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才能弥补和克服宋军的这种弱点，此外别无良策。
然而，岳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就泡汤了。宋高宗虽然在其《御札》当中写有『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之类话语，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恐武将们事权过高，兵马过于雄壮，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问题。于是，在嫉贤妒能的文臣张浚等人的劝阻之下，宋高宗很快就中途变卦，取消成命，出尔反尔，让此事不了了之。这让岳飞十分失望，倔强的岳飞，一怒之下，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就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宋高宗非常震怒，他儆戒岳飞『犯吾剑者，唯有剑耳』，其中已经隐含杀机。几个月之前，岳飞一度是宋高宗最赏识的大帅，如今却成了皇帝最猜忌的武将。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来畏惧金兵的宋将刘光世不战而逃，致使金兵在顺利渡过淮河，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当时，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正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后来，宋高宗仅有的一个幼子又很快夭亡。此后，身为宋太宗后代的宋高宗赵构不得不接受隆祜皇太后和一些臣僚的建议，选立宋太祖(宋太宗兄长)的七世孙赵伯琮，改名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养育宫中。但正当壮年的宋高宗却又不甘心于不能生子，他千方百计，求医问药，祈祷神灵，而不愿尽早确立赵瑗的皇储地位。
到了绍兴七年秋，岳飞听探子密报金国女真人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以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为了不让金人的阴谋得逞，岳飞上奏宋高宗赵构，建议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赵构设立皇储。时年三十一岁宋高宗赵构立即驳回，训斥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此事又加深了宋高宗对岳飞的猜忌。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在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国议和，岳飞却在这时要求增添兵力，以图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对金国是战还是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而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前后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在经历了南宋初期的这段艰险曲折历程之后，宋高宗赵构早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转变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独夫。绍兴十一年十月，即杀害岳飞的一个多月之前，宋高宗赵构儆戒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在专制集权时代，岳飞只能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
南宋初年，迫于金军侵犯的严峻形势，南宋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南宋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而宋高宗当初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名将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的深忌。甚至岳飞勤奋好学、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尽管岳飞一再真诚地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之后，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然而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
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尤其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是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了别有用心。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忌恨的，其实正是岳飞能力出众而又深得军心和民心。
在专制政体的官场中，向来都是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岳飞这个卓尔不群的真君子的存在，既引起了一帮卑鄙阴险的无耻小人的仇恨，也招到了某些嫉贤妒能的伪君子的排挤。岳飞所有的优秀品格，从猜忌的角度来看，正好被那些整天疑神疑鬼的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看作是野心勃勃。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鉴于历代窃国篡权的经验教训，公然要求『佐命功臣多积金钱，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饭食相对，以终天年』。
宋高宗时常纵容功臣大将们贪财，用意在使功臣大将们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么野心。宋代官绅士大夫、文武大臣爱钱、敛财成风，这在南宋初年表现尤其显著。秦桧、张俊之流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秦桧在高宗朝，两踞相位，前后专权长达19年。这19年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秦桧养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收罗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家生活之奢侈可想而知；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而得的财物除了供奉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大臣们对刘光世深为不满。但是这样的一个贪财好利的庸将懦夫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对他一再迁就姑息，还不断给他加官进爵。刘光世赋闲的时候，皇帝『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显然，大将玩物丧志、贪图享乐，反而使宋高宗十分放心。
当时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韩世忠曾经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闻之大喜，下令把那一大块良田免费赏赐给他。当时宋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韩世忠也许是效仿昔人买占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爱钱贪钱之风，岳飞深感痛切。岳飞曾经提出『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著名口号,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社会陋习(《朱子语类》卷112；《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齐东野语》卷13《秦会之收诸将兵柄》)；岳飞身居高位多年，俸禄高，战功显赫，得到的赏赐多，收入当然丰厚，但是却一直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以『奉身俭簿』著称于世；岳飞『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己，不求华巧』；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着绸缎，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飞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粮咸菜，加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荤菜；宋高宗曾经打算在临安府(今杭州)为岳飞营造宅第，岳飞引用汉朝霍去病的话力辞：『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不仅清正廉洁，而且还经常化私为公，用自己的私家财产去补助军用。岳飞平生『一钱不私藏』，『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岳飞还经常化私为公，『乐施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有一次，岳飞将自己家“宅库”里的物品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两千张以供军用。岳飞含冤遇害后，秦桧派其党羽去抄岳飞家，家中根本就没有金玉珠宝，除了几千卷书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三千多匹麻布和丝绢、五千多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补贴军用的(《说郛》卷29《岳王卒葬》)。岳飞是手握重兵的著名大帅，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么一点，再看看与岳飞同时的其他将帅，金银财宝充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对于岳飞的清廉，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其著述《建炎以来朝野遗记》中慨叹良多，李心传说：『飞握重兵许久，家无余财，自是贤矣！』。后来，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定谥号的公文《武穆谥议》中对岳飞清正廉洁的作风赞誉有加：『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指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已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负责川陕军务的南宋大将吴玠晚年『颇荒淫』，『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宋史》卷366《吴玠传》)；刘光世妻妾成群，『沈酣酒色，不恤国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张俊比较好色，妻妾很多，还经常到外面嫖妓。张俊曾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早在建炎二年，宋高宗宠臣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而杀害宗室赵叔近，之后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好调戏部将妻女，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后来竟迫使部将呼延通自杀。
当时南宋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独岳飞与众不同，岳飞家里并无姬待侍。岳飞一生只结过二次婚。靖康元年(1126年) ，24岁的岳飞背井离乡、从军报国，将妻子刘氏留在家乡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照顾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然而，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不能守节，不愿忍受艰苦，先后两次改嫁，刘氏撇下岳母姚氏和岳云、岳雷两个幼子，使一家老小陷于颠连无告的困境。岳飞的故乡相州汤阴沦陷后，有同乡前来寻找岳飞，告诉他姚氏和两个幼子的消息，并转达了姚氏的反复叮嘱：『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岳飞愤恨刘氏的背信弃义，而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的凄惨境地，更使岳飞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岳飞派人潜回汤阴，前后十八次，方才将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接到自己的军营。
建炎四年(1130年)春，28岁的岳飞在宜兴(今江苏宜兴)另取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娃孝顺姚氏，也爱抚岳云和岳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此后，岳飞一直没有纳妾蓄姬。岳飞与李娃感情的很融洽，后来，岳飞含冤遇害之时，腰间还系着李娃给他的玉环。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而最让宋高宗赵构恼火的则是，岳飞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和金国议和。例如，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南宋公布丧权辱国的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也为了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岳飞被授予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岳飞却多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岳飞传》)。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大金国志》卷27）。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大金国志》卷27）。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只受到罢官赋闲的处分，并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而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兀术遗桧书”。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
况且，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给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当然能看到)，也可能是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籥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朮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即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封他的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并且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赵构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饱受金人的凌辱折磨，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金国的五国城。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
宋徽宗、郑皇后的接连去世，对宋高宗的震动实在很大，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
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宋史》卷2《韦贤妃传》)。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
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春，宋高宗就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韦贤妃传》)。不久，金国发生政变，女真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当权，准备与南宋议和。
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出使金国归来的宋使王伦还告诉宋高宗：金国女真人准备议和，并愿意归还宋徽宗梓棺（棺材，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派王伦赶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宋高宗当时十分悲痛地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宋史》卷473《秦桧传》)。并且在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时候，宋高宗赵构都要叮嘱他们：只要金人能够放他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那么他愿意答应金国提出的任何条件！
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张通古、萧哲一行一路耀武扬威，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张通古、萧哲拍着胸脯对宋高宗保证，韦太后在金国安然无恙，只要宋高宗答应金人的议和条件，金人就可以放韦太后归宋。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命令筹建慈宁宫，以供韦太后归宋后居住。接着，南宋称臣纳贡，与金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然而，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拖到绍兴十年（1140年），韦太后仍然滞留金国未归。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但是，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不仅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而且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都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此后，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然后，按着事先设下的圈套，南宋朝廷又发出命令，让当时负责岳家军军务的岳飞爱将张宪赶往镇江的枢密行院，去参见主管全国军务的枢密使张俊。张宪于九月一日由岳家军在鄂州（即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出发，前往镇江（今江苏镇江）。张宪一到镇江，就被张俊逮捕并严刑拷打。然后，由曾任张宪部下的奸佞小人王俊出面诬告张宪，再上报南宋朝廷，进而牵连岳飞，于是宋高宗下令给岳飞等人举办诏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初，金国使臣来到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临安，宋金之间达成了第二次和议，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绍兴和约。
在接见金国使者时，宋高宗对金国使者说：『朕已得天下，却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驾崩，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朕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金国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原文：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宋史》卷2《韦贤妃传》)。
而当金国使者辞行北归之时，宋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恐吓地对金国使者说：“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淮水为界。若太后今年得以从金国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太后今年不归，誓约便是一纸空文。”
所以，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方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到临安(今杭州)朝见宋高宗，岳飞不但痛陈『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恐诟讥于后世』(《宋史》卷365《岳飞传》)。于是，秦桧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岳飞。
绍兴九年岁末，宋高宗御笔书写历史上曹操、诸葛亮、羊祜屯田足食的故事，颁赐岳飞。宋高宗将屯田列为保守半壁江山重要措施。岳飞虽然拥护加强屯田，但不赞成以此作为对金求和的资本。绍兴十年正月初一日，岳飞写跋文回答皇帝。在回答皇帝的跋文中，岳飞指责曹操『酷虐变诈』，隐含指责秦桧之意。岳飞还认为诸葛亮、羊祜『德过于操远矣』，隐约将自己比作诸葛亮、羊祜，希望宋高宗能让他施展才能，恢复故疆。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更加痛恨岳飞。
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一手操办和议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处境尤其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不久，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为秦桧出谋划策，让秦桧引用『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过去的误国行为辩解。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进而破坏宋金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他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的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
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 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然凭借着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而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得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明确表示愿意媾和，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沉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与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
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深知此行吉凶难卜。岳飞深悉秦桧的奸险，然而他毕竟是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将，况且在他的罢官制词中，宋高宗声言要“全终始之宜”“尽君臣之契”(《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真假是非，应能分辨清楚，韩世忠在见到皇帝之后，不是已经逢凶化吉了吗？
岳飞即刻上路，岳云、岳雷等随同前往。一天夜里，他们在某县驿舍投宿，已有一位巡检官借住于此，听说岳少保到来，急忙搬了出来。岳飞见附近并无旅店，就命他在门房暂宿。夜阑更深，堂上依旧点燃蜡烛，岳飞和随行者环坐，不能安卧。岳云、岳雷和一些亲从都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上前禀事，细声密语，力劝岳飞中止此行。岳飞严肃地说：『只得前迈！』连劝三次，应答如初。巡检官从墙缝中窥见此情此景，颇感困惑不解。事后，人们方知岳飞此去“非赴嘉召”，却仍保持着一种“趋死如归”的堂堂正气(《金佗续编》卷28《鄂武穆王岳公真赞》)。
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注﹜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l《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
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当魏良臣要出使金国时，韩世忠上书劝谏宋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国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但宋高宗不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癸巳)。韩世忠又上奏宋高宗，反对秦桧议和，『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癸巳)。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但宋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宋高宗把他贬到『籐州安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其党羽盖谅到福州去拉拢主战派文臣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国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注《绍兴讲和录》) ，最后才得到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的同意，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
金国使者萧毅等人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状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乙巳)。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
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南宋与金国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国；
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第一次绍兴和议时，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责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
所以这次订立和约，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其养子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要对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而且还要对金国感恩戴德(《桯史》卷5《刘观堂读赦诗》)。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宋史》不载，需参见《金史》)中，更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既蒙上国的恩造，允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当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最后，宋高宗赵构还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的结尾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向金国敬献誓表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金史》卷77《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注﹜
金国统治者依据誓表，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办完当臣仆的手续后，宋高宗赵构方才称心如意，高枕无忧。
通过签订第二次绍兴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已经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卷2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卷153绍兴十五年四月庚寅﹜
为了压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绪，宋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
屈辱降金的第二个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247《赵士（左亻右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壬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
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 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卷144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老学庵笔记》卷1﹜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指完颜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
『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