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武汉第一家由民族资产阶级创建的纺织工厂，就是第一纱厂。当时它的规模为华中第一。该厂创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筹建人是汉口商务总会总理李紫云，以及彭玉田、刘季五、陈蔚南、程栋臣、毛树棠、胡瑞芝等人。他们是武汉经营棉花、棉纱、布匹、钱庄、烟土等行业发了大财的商界巨子，他们看到了纺织的巨大利润，便想在武汉建一个大规模的纱厂谋求发展，于是集资200万银元，成立董事会，推李紫云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季五为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第一纱厂选购武昌曾家巷江边为厂址，向英国安利英洋行定购了4.4万纱锭和500布机台，货款180万元，于1916年交货。后经各种变故，最终在1920年开工生产，两年后即获利120万元。建厂开工的种种艰难曲折，几十年来各领域人士多有研究，工业志、纺织志均有完整的记载。真可用一句文言文概括：“前人之述备矣”。
然而我在一纱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从几代老工人和一些野史稗闻中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在第一纱厂流传了几十年，但从未在严肃的史、志文献中出现。我在这里为大家讲述一些那时的那些事吧！
第一纱厂的创始人李紫云，少年时家贫，无以为生，因身无一技，而且识字不多，于清朝末年在汉口集稼嘴一带挑水为生。李紫云为人精干，不怕吃亏，当时汉口是靠挑工送水生活，挑水人也很多，大街小巷总是湿漉漉的，行人颇为不便。
闲下来时，李紫云总拿一把竹帚将积水扫干，给行人方便。时间一长，集稼嘴一带商民都交口称赞这个小伙子。在李紫云送水的用户中，有一个不大的烟馆，是一对浙江老夫妻经营，他们家长年使用李挑来的水为生。李见这对老夫妻无儿无女，家中人手不够，便经常到他们家劈柴生火，扫扫店铺。一来二去，老夫妻俩感觉这小伙子诚信勤快，常在结算工钱时多给一些钱，但是李紫云从不接受。渐渐地，这对老夫妻遇一些小事常和他商量，如跑街办货都由李紫云承担。
李紫云办事干练精明，老夫妻俩遂将李视如家人。一天，老夫妻俩将李紫云叫到身边说：“我夫妻已老了，想回浙江老家看看，这里的生意我托你代为管理，你也不必挑水了，就住到店里来。家里有一些存货，你也熟知进货行情，现钱我就不留给你了。”李紫云受人之托，精心打理烟馆，建立账册，过了两年，烟馆经营得十分红火。数年过去，一直不见老夫妻回来，也无书信往来。李紫云心想：“老人莫不是死了？”于是盘下一间店铺，兼作一些烟土生意，后来关闭了烟馆，专贩烟土。不几年成了汉上名人，辛亥革命前即为汉口商会会长。
李紫云为人交际广泛，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在辛亥之役中曾组织商团为阳夏保卫战的辛亥革命民军送水送饭、运送伤员，一时获得开明士绅之美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李紫云瞅准这个时机，建立了武汉第一家大型纱厂“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之初，为厂址问题众股东议论不休，有要建在汉阳的，有要建在汉口的，一时不能定下来。李紫云经调查之后力排众议，要建厂于武昌。其理由是：汉阳偏僻，汉口地价极贵，武昌江边多为民宅，且多棚户，收购价格不会太高；再说，临江运输便利，厂里用水也就近，自办取水站一劳永逸，不须花钱用水厂的机器水（自来水），这一项可减少很大开支。李紫云独具慧眼且精明的决议一致获得通过，于是选址武昌，开始了武昌江边的圈地进程。
1914年早春，在武昌曾家巷江边，三三两两的菜农在江边地上侍弄着绿油油的青菜。忽见一豪华渡船静悄悄泊在曾家巷江边，随后七八个人踩着船工搭好的跳板来到岸上。这些人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或戴礼帽，或戴瓜皮小帽，在一身着布袍的分头中年人的带引下走走停停，时聚首私语，时哈哈大笑。那些菜农十分好奇，有胆大的遂上前探问先生们何事。穿布袍的中年回答说：早春无事，来此踏地气。
布袍接着问了问种菜生活可好，江边居民靠什么营生。一番对答之后，一行人径自从大堤口方向走去。这穿布袍的分头中年人就是李紫云。
两天后，李紫云派人在武昌警事厅办好一切征地手续。消息一经传来，那天在江边种菜的几个人恍然大悟，说：“难怪那天有几个体面人到这里察看，我们还以为是踏青的。”消息传开，立刻掀起了一阵骚动，居民们相约决不搬离住了几代人的地方。
几天后，李紫云在曾家巷张榜告示，居民才得知是建纺织厂。告示中说，每户发放搬迁建房费，建房由警事厅安排。每家有适龄的姑娘、媳妇都可造册入厂做工。这消息对居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一些曾在张之洞纺纱、织布局干过的老人纷纷现身说法，大家又巴不得早日动工了。李紫云获此消息大喜过望，这一来不但征购民房顺利，而且还可招得大量工人，遂加快进度，在曾家巷打桩圈地。当李紫云沉浸在大事进展顺利之际，冷不防遇上了一个刺头，不但影响了开工进度，还将李紫云的面子几乎丢尽。
事情是在打桩时发生的。按建厂规划图纸，应上起一马路下达四马路，可是当打桩到四马路江边的一栋老宅时候，老宅主人陶先生不准施工。这陶先生可不是等闲之辈，在武昌颇有声望。他站在老屋跟前大声喝道，“没有王法了，我的门前不准打桩拉绳，谁若不信，强行打桩，我将按民国法律将强入民宅者打死，一切后果到江夏公堂上见。”办事人一看陶家老屋内站着七八上十个汉子，他人一听发话人口气及势头，不敢造次，只得赔笑脸，上前说：这事是我们李会长所定，我们只不过混口饭吃，请老板行个方便。陶先生不屑地说：“哪个李会长？是不是得了‘绝份’（注：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的李紫云？这是指李得了浙江夫妻财产的事。管事不敢硬来，连忙带人过江向李紫云汇报。李听后心想，这人了解我的底细，不得对着干。遂吩咐管事人说：“客气点，我们办厂也是为百姓生计，说大点也是强国，不要把事跟我办砸了。”管事于是又过江见陶先生。陶先生说：“我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李会长从我门前经过，应当拜访我也是在礼的事。”管事将陶先生的话报于李后，李见口气有所松动，吩咐管事对陶家搬迁上给一些优惠，自己就不出面了。陶先生见李紫云不出面，气冲冲地说：“李紫云有钱，他将现洋铺满我陶家地皮也是一句话；‘免谈’，他发他的财去吧”！
李紫云老羞成怒，于是亲赴武昌警事厅请警事厅来弹压。谁知厅长说：“民国俟始，商民平等，我们一切行为都要保护国民的利益，请李先生不要激出民变，职等不好交代。”说罢送客。李紫云一时无计可施，又不敢久缠此事，担心别家效仿，只得将绳桩绕过陶家，以后建成的第一纱厂一直缺一角。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陶家才搬迁，其地皮并入了当时的“红卫纺织厂”。
圈地风波算是平静了下来，李紫云眼望着从一马路到四马路被圈出的大片
空地，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聘请英国工程师设计了整个厂房的规划图纸。后因资金不足只得在四马路至三马路一段先修北场，以董事会钟楼为中轴线缓建南场。为修建这座钟楼，李紫云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不愿将董事会大楼建成一个前店后厂的形式，也不想建成一个土财主庄园的大作坊。李紫云十分青睐欧洲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他看中了“哥特式”建筑，在建筑上加塔式钟楼，不但气势恢宏，而且钟楼报时，既利于生产，也让工人能准时赶工。
李紫云虽然思维敏锐，但也不能免俗。建楼开工的时候，请了汉口的著名风水先生作了舆地勘测。风水先生执罗盘、测星之后说：“这楼不能正对长江，正对不敛财，财随江水抹门而过。必须斜对大江，门正对汉水之口，应财源滚滚而来。”李紫云大喜，这幢三层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在武昌鹤立鸡群屹立至今。然而，它的建筑材料却是地地道道的土产，其主要建材砖就是洪湖新堤“吴兴合”砖厂的红砖，木料是湖南常德放排到鹦鹉洲的原木，钢筋用材即汉阳铁厂所产。厅柱、护栏及边角装饰用材，按图纸上的设计要求，均须使用湖南麻阳的花岗石。仅此一项的开销就不菲，加上雕琢、运输，将极大地抬高造价。李紫云毕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脑子飞快地一转，旋即改变方案，设计不变，采用在当时称“洋灰”的士敏土（水泥）浇铸制模。这样一变，既节约了工时，又缩减了大量开支，完全保留了欧洲风格。整个建筑结构严谨，布局规范，在武汉实业家的厂房中独树一帜。特别是三楼塔式顶上安装的英国自动报时钟，后来成了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计时工具。
1916年大楼建成，北场建成竣工。厂房建筑设施全部按英国模式建设，南厂是二层楼厂房，一楼为清花、粗纱车间，二楼为细纱、摇纱车间，分布合理、流程通畅。主厂南侧配一高大的仓库，也分两层，每层内空高达5米，即使盛夏，置身其中也是寒气袭人。北厂是一层的锯齿形厂房，西面也是一仓库，但不是二层楼，功能设施与南厂一般。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送来一块“发家致富”的金漆匾作贺。此匾一直悬挂于一楼大厅，1938年日本人抢占一纱后才将匾毁掉。在第一纱厂的历史资料中，我见过这块匾的照片。如今第一纱厂虽然无[JP2]存，有幸的是这座见证历史沧桑的“哥特式”建筑，被定为了武汉市优秀建筑保存至今。在那高耸入云端的商居楼的映衬下，钟楼依然不失当年的高贵。
在建厂的同时，一马路江边要建一座锅炉和高入云端的烟囱。李紫云在打地基时特别重视，又是祭天地，又是撒银元，搞得营造厂工人极其神秘和紧张，将烟囱每砌到一定高度就出现误差，必须重建，如此数次，便传出建烟囱要祭人的流言。李紫云闻此，十分气愤，却也奈何不得。正一筹莫展时，李紫云有一个儿子在英国留洋归来，他不信这些无稽之谈，要亲自去看一看。这天他一身白色西服，白色皮鞋，一顶白色窄沿呢帽，别出心裁地骑一匹白马到工地绕行一圈，问了一些问题，作了一些布置即策马而去，数天后便传来少爷暴病死去的消息。届时烟囱业已建成，一时少年祭烟囱传得活灵活现，李紫云懊恼不已！虽传说荒诞，可第一纱厂的烟囱确是造型独特，一般烟囱仅为实用而已，谈不上造型，但一纱厂烟囱出烟口为一萨克斯口笛造型，非常漂亮。1938年日寇轰炸武昌时，将隔壁的“竟成电灯公司”烟囱及发电机组炸毁，而高耸入云的一纱烟囱纹丝不动，厂房也毫无损失。
当时老百姓盛传一纱烟囱祭了活人的，日本人在飞机上看不见烟囱，所以炸不了一纱。后来证明日寇不炸一纱是有企图的，只是可惜这在江边树了80多年的早期轻工业的标志，在1938年的日本轰炸中安然无恙，却在上世纪末的压锭计划中倒下，给第一纱厂的8 000余名职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第一纱厂开工之始，气象不凡，李紫云实践承诺，拆迁户中适龄姑娘、年青媳妇均可进厂做工，往往一家数口皆在第一纱厂做工。虽然辛苦一点，总可以养家糊口，而且收入稳定。一时托人情进厂者有之，顶名字打工有之。纱厂以女工为主，生小孩也是常事。李紫云特别吩咐，每个女工生小孩一定要庶务科发给三尺红布以作祝贺，月子歇工可换人顶替。这一措施感动了不少工人，众人交口称赞。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解放后。后来以钱记入工资，俗称红布钱。
李身体不好，从不进车间，其长子李贡廷常到车间走走。李贡廷长衫布鞋，十分俭朴，见人一脸笑。挡车女工一忙接头，往往将饭置于车头，一会就蒙上一层棉絮，李贡廷见此常说：“大姐，吃了再忙。”有时见女工慌忙奔向车间，便说：“慢点慢点，不在乎这点时间。”因此，纱厂内流传着关于李紫云三个儿子的一句话：李荐廷会做事，李贡廷会做人，李寅廷会做假。三兄弟中，李贡廷口碑极好，一应大小事，只要他出面就没有解决不了的；李寅廷惯会以劣充优，用第一纱厂纱布的小经营者无不怕他；李寅廷奸诈狡滑，后来以不法资本家罪名被枪毙。“文化大革命”中写厂史，我多次到车间采访，上岁数的老人对李氏父子多有赞美之词，令我十分尴尬，后来只得以资本家用小恩小惠糊弄工人作注角来解释这些问题。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有人性的一面，这也是早期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武汉沦陷后，日本人占有了第一纱厂。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军队需要强大的军需工厂。从纺纱到织布一应俱全的第一纱厂，正是日本人所需要的。日本人占了第一纱厂，用了一整套日本的管理方式，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控制，工人稍有松怠，即拳脚相加。日本打人善用巴掌，老大的耳刮子常抽得人晕头转向。据当时的老工人说，每天见面工友常苦笑着互问，你昨天尝了几块？一耳光五个指印称五块，往往一天尝十块还是幸运的事。日本人使尽高压手段，不屈的工人一直斗争不断.
工人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破坏生产，如拨亨司（亨司是一种计量器），布司不加油等方法糊弄鬼子。拨亨司是将指针拨慢或让它倒退，看是产量很高，其实是虚数；布司不加油，两个班下来就烧坏。日本人没有办法，只得亲自巡查。有一个名叫渡边一晃的日本主管，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工人面前。一次他在仓库里抓着几个睡觉的机器匠，便令人将工人绑个严实，扬言要丢入江中。这时一个极有威信的机器匠名叫杜邦一的工人，上前对渡边说：“太君，这几个是大师傅， 技术顶好， 若将他们丢入江中，那机器坏了没有办法。”渡边闻言不敢硬来，只得打一顿放人。事后，工人想了一个办法对付渡边：一天抓了几只黄鼠狼锁在仓库让它折腾，一会仓库就腥臭难闻。渡边晚上巡到此，听见响动，以为工人在里面捣乱，便进去搜索，一阵杂乱之后一个也没看见，只感觉脚边有东西飞快窜出，并闻到一阵腥骚味，吓得大叫。杜邦一跑来连忙问：“太君，你见到了什么？”渡边说：“声音的有，但不见人。”杜邦一故作神秘地说，这是大仙作怪。渡边问：“什么大仙的？”杜邦一说：“大仙是成了精的黄鼠狼，它会放一种迷人的骚气，将人迷住，然后吸入精气，以前死过几个人。”渡边一听这话，鼻子嗅了几下，忙说：“杜的，你有良心，我刚才闻到了骚气。”从此，渡边晚上决不出办公室一步，工人晚上睡觉也从没被捉过了。渡边的愚昧也感染了其他日本主管。工人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日寇投降后，第一纱厂又回到了原董事会的手中，工厂照常开工。可是，原来的董事经理却随时局的动荡物是人非了。现任的经理程子菊，襄理鲁寿安、甘助予等精明过人，对工人盘剥有加；加上物价飞涨，特别是大米一天一个价，往往到手的工钱买不到米，工人苦不堪言。
第一纱厂已不存，原址兴建的是豪华住宅小区兰湾俊园。（作者：王昌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