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采访任务，前往武昌。在武昌民主路车站，不经意地向后看了一眼，一栋黄色房子吸引了我。顺着黄房子的门洞看进去——大有曲径通幽之感。于是，走了进去。一棵粗壮的泡桐树映入眼帘，树下掩映着一栋拥有江夏民居风格的建筑，近前看到民居上有“衡善祠”的匾牌。原来是一个祠堂，它的门牌号码是武昌民主路324号。
进入山门，发现衡善祠早已成为居民住宅，山门内的小庭院里有着许多搭盖物，但当年的规制还没有全部消失。这里的居民们告诉我，衡善祠有近百年的历史。抬眼望去，山墙上的绿色是印痕——百年的印痕，门脊也已摇摇欲坠。进二道门后，左右两边都有厢房。左边的厢房，原有的房梁、窗棂还在。这座厢房想必是大殿所改成。右边的厢房，房梁上的祥云图案清晰可见。红砂石做的墙基，依然坚固，可见当年这里是座不错的处所。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内部结构大多破败不堪。
询问居民，方得知衡善祠是武昌区教育局的职工宿舍，住户都是武昌区教育局的教师。但祠内的房屋已多年失修，住户也不交纳房租。这里为什么会成为教师宿舍呢？因为这里曾经是一所小学。在成为小学之前，这里是衡善堂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用于存放棺椁。
善堂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慈善机构。其性质与现在的慈善会一样，都是民间工商、私营业主、绅士自发形成救荒、救灾、济贫的集体堂口。因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牵制，有的善堂还有地方官员和流氓参与其中。一些不肖之徒，以救济为名，趁机敛财，假公肥私，给当时在善堂做事的人留下不好的称谓，如“善棍”“善痞”等；但善堂的善主大多都是慷慨之人，确是出于怜悯之心在行善积德。在灾荒之年，善堂为救济灾民、贫民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比当时的政府“赈灾”要及时。善堂的管事和堂主一般都为殷实大户，他们大多来自工厂、商号、钱庄，有的还是行业的行帮们，根据其规模的大小，即可决定其所办慈善事业的项目多少、规模多大。善堂都有自己的房产、土地，有的开设有学堂、药房、寿木店等。善堂的救生及善后事宜历来由绅首经理，官吏不得过问，其花销一部分来自自身经营，一部分来自各方人士的捐赠。
武汉的善堂在清代中期就开始发展，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上世纪30年代是武汉善堂的鼎盛时期，多达数百家，但大多数善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后期就逐渐衰败。1949年武汉解放时，有关方面曾对全市善堂进行过统计，发现当时的善堂仍然有154家，居全国都市之冠。三镇的善堂中，汉口的数量最多。其中历史悠久较有名气的有济众、潜仁、仕善、仁善、滋善、敦实、广济、镇安、圣惠、复善、宝善、从仁、济生、普化、惠济、同善、慈善、慧心、培心、永安、楚善、中和、永修、愿善、求实、依善、敦仁、开化、怀义、天元等50余家。
为了弄清衡善祠的全貌，2007年8月我们再次来到衡善祠。青砖黑瓦的清代江夏民居牌楼依然如故。虽然年久失修，但也让我们更加看清了牌楼外墙裸露的原有痕迹：下方是用红砂石砌就的地基，上部是青砖垒成的灌土墙。整个外墙的高度约有八九米。
大门开在外墙靠东的位置，进门需踩三级踏步。这三级踏步，是取连升三级，还是步步为赢之意？更大的可能是背靠蛇山，依山坡而建的地理因素的原因。大门上方的匾额里，用隶书写的“衡善祠”匾牌题字的蓝色还没有消退，因为匾牌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用石灰遮蔽过。
大门是典型的麻条石门框，老式的铁皮包木门，厚重而且扎实。进门处上方是雨棚，这是供出入时收伞之用。往里，是一处天井，地上还嵌有青石条。
天井西边，是另一处院落。尽管历经百年岁月的洗礼，目前已看不出过多的痕迹，但从残存的粗壮的木横梁上来看，这一院落的建筑是比较讲究的。透着寓意的木雕花，轩敞的架空格局，无一不在说明衡善祠绝非一般简单的民用建筑。
然而，史书上却对衡善祠没有过多的记载。我们此次的寻访只能从只言片语的资料和此次实地走访中寻求一些有关衡善堂的大致情况。
在衡善祠门前，我们发现了一块残碑，上面刻有“同治三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因风涛凶险往来船只多有覆没制造救生船只盖造公所随及至免生意外之虞”等字样，可惜当作铺路石垫在地上。从这块残碑所刻文字中不难看出，实施水上救生救助，是衡善堂当时的一大任务。相比于其他善堂所做的育婴、养老等慈善事业，衡善堂还有水上救生的工作职责。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之畔，境内湖泊众多。发达的水系虽然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灾难，每逢遇到大风大雨、江河临汛等气候，江上翻船、水淹泽国等现象成了家常便饭。
据历史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年），江夏（武昌）、夏口（汉口）的衡善、永安、敦实、益善等善堂分别设置了救生红船，随时应对由险恶的江上风浪造成的船只覆溺事故。它们于水深湍急之险段日夜监守，无风则泊至码头矶石下，有风在江汉两水分段游弋，遇有不测，则驶往拯救。
《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里面对衡善堂码头地点有清楚的记载：清末民初，汉阳门繁殖出了五个码头：汉阳门上码头、汉阳门中码头、汉阳门下码头、煤驳码头和衡善堂码头。衡善堂码头也就是今天的中华路码头。能有固定的码头供施救船只停泊，在武汉的江上施救队伍中并不多见。由此不难看出，衡善堂的建制和规模不小。
寄售花板寿木、代买寿衣等也是衡善堂的一大业务。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武昌民主路324号的隔壁原来就是老棺材铺。据房屋的主人介绍，自己的父辈就是棺材铺的主事，前厅开茶馆，后厅做寿木。
所谓寄售花板寿木，不过是以慈善事业为由。其对上可以减少税捐，对下可以免在同业中受到排挤，加之旧时人对生死仪式看得比较隆重，所以卖棺材应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诸如楠木花板、对樯、六合、八仙、大小元花等品种、花色，一般顾客哪里搞得清楚？正如俗语中所说的“棺材铺里打牙祭——要人死”一样，善堂所经营的棺材铺生意算是一种暴利的性质。
随着清末民初近代学制体系的发展，善堂办学校在私立小学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1904年汉口的永安善堂在大夹街永安善堂内创办了两等小学堂以来，有实力的善堂都办有学校。善堂办学宗旨，多半以救济贫苦失学儿童为目的，一般不收学费，略收书本费，课程与公立小学相同。
衡善堂也不例外。据民国十九年三月《湖北省教育现况》记载，武昌市初级小学一览表里清晰表明省立第三十八初级小学设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衡善堂。正教员是范祖文，副教员是李兆龙。这种办学堂的规制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当时的衡善堂是私立武昌衡善小学，有学生112名。
衡善堂和衡善祠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出现的是“衡善祠”而非“衡善堂”三字呢？从目前衡善祠的院墙建筑格局来看，我们大致推测，衡善祠是衡善堂的一个附属设施。
在迷信敬神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善堂往往设有供奉神像或牌位的神堂。衡善祠就是这类供善士“积德自有天知”用的神堂。据了解，武汉较大规模的善堂都有神堂，一般供奉关圣（关云长）、吕祖（吕洞宾）、玉皇大帝、济公活佛等牌位或画像，每月夏历初一、十五，一次或两次为祭祀期，善堂称这一天为上期。上期都定在晚上，敬神的人们，脱下便衣，换上道袍，到神前焚纸、拈香、叩首祈祷。
衡善堂虽然在外墙上是一张脸面，但内部肯定又划分成东西两院。这一点从现存的东院“衡善祠”三字可以得到证明。如果过细打量，会发现“衡善祠”三字是处于东院门脸的居中位置，而非整个门脸的居中。可以设想当时衡善堂的东边是祠堂，它作为老百姓崇拜神佛活动场所，是对外开放的，是出入自由的。而西边可能是善堂日常行政设施，估计不允许外人随意入内。
据当地老住户讲，鼎盛时期这座善堂前后有占地近千平方米的规模，1955年兴建长江大桥铁路时曾拆除一部分善堂建筑。解放后，实行房产管理，这处善堂被武昌区文教局分配给职工作宿舍使用，出于住房紧张等原因，原有的建筑被住户随意分割、改变。
尽管武汉的善堂数量曾位在全国首屈一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不少善堂都已不见了踪影。武汉最早的善堂——晴川阁边的敦本堂，现今只留下两通石碑；汉阳敬节堂也只有残存的地界碑。作为武汉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善堂旧址，衡善祠对于了解晚清善堂及社会救济的历史，具有宝贵的价值。这处武汉十分难得的善堂文化遗址，应该得到保护。（作者：徐志刚、侯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