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明楚王府并非毁于战乱-------武昌三府角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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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相 2013年12月12日

在武昌三佛阁遗址条目下：

大鑫和尚（公元１８８７-１９６１年） 乃湖北黄冈人，俗姓陈，字忠德，篾工出身。１９１３年在本县横山寺出家，１９３２年，受武昌正觉律寺方丈晓岚等诸山长老之请，主持武昌三佛阁。见子孙寺庙弊病百出，为了清除弊端，树立祖规，在传真副寺的支持下，改子孙制为十方丛林制，改“阁名”为三佛讲寺。

柏榴村的博客提到武昌三府角。“武昌后长街、三府角一带，原有很多老房子，天井连天井的深宅大院都已经拆了。可惜连照片都没了。”

按武昌的发音，三府角（san fu ge）﹑三佛阁(sanfu ge) 。两者读音相同。它们是一回事吗？为此，首先看1883年与1936年的武昌地图。

第一 關帝廟在所谓三佛阁处有了三百年历史

从1883年的第图上看到的三佛阁，其庙名武庙。而1936年该处庙为關岳庙，还可见1909年的地图为關帝庙。

《湖北通志》（志二十七，建制三，壇廟，影印本p713）称“關帝廟在城内长街左（嘉庆志），同治元年（1862年）知府黄昌辅重建。”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江夏县志》（卷五，祠廟，P25 ）称“關帝廟三，在长街者为關聖行宫，巡抚林天擎建。”

林天擎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冬任湖广巡抚，不及三年离任。故知關帝廟建在顺治朝,在所谓三佛阁处有了三百年历史。

第二 康熙﹑乾隆朝關帝廟以东无其它非民宅建筑

1. 玉皇殿 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斐天锡等主修《湖广武昌府志》称“玉皇阁在高观山，巡抚张朝珍建。”张朝诊康熙十二年（1673年）六月任湖北巡抚。《湖北通志》志二十七，建置三，坛廟一(影印版p714)称，“玉皇阁旧在三佛阁街，同治五年（1866年）移建三道街（县志）。”由此可知，康熙朝，玉皇阁不在三佛阁街，后从高观山移建三佛阁，又移三道街。

2. 清军同知府 王庭桢同治八年（1869年）修《江夏县志》卷二(影印版p161)称武昌府的“清军厅署在学院右今移三佛阁左”。

3.昭忠祠 《湖北通志》志二十六，建置三，坛庙(影印版p719 )称“昭忠祠在贤良祠右，嘉庆八年(1803年)敕建，后毁于兵。今建粮道街武昌左卫署旧址。”

4. 贤良祠 祀康熙六十一年湖广总督杨宗仁,直到咸丰巡抚胡林翼,应晚于昭忠祠。

5. 火药局 《湖北通志》志二十六，建置二(影印版p679)称“火药局旧在三佛阁东，隶善后局。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火改设中和门五龙硚，移设楚望台。”这里，三佛阁东表述准确。而“善后局在老育婴堂街，咸丰七年（1857年）巡抚胡林翼设。”

6. 发审局 同上（影印版p680）称“发审局在三佛阁东，老火药局废址。同治十年（1871年）武昌知府方大湜﹑汉阳知府严昉详请剙建。光绪十一年（1885年）裁归武昌府署内办理。”

7. 侯审所 又称“ 侯审所在发审局东。光绪五年（1879年）武昌知府方大湜﹑汉阳知府严昉详请增设。”

8.宝武局 1936年地图上的钱币局的前身。王庭桢同治八年（1869年）修《江夏县志》卷二(影印版p161)称“宝武局在小朝街，雍正七年设。”

由上述记载，康熙朝在长街左關帝廟以东延今读书院一线无任何非民宅建筑。

第三康熙﹑乾隆朝的地图在长街左只有三府角，而方志只述關帝廟

康熙23年（1684年）《湖广通志》之湖广省城图

嘉靖元年（1522年）《湖广图经志书》卷二 坊乡（江夏）（影印本p137）称“长街在布政司前”。注意，用的图是康熙23年，这说明红字标明的建筑物与嘉靖时一致。

康熙23年（1684年）《湖广通志》卷二十四 p3称“關王廟幅城有三……一在长街左。

由图可见，长街左，与楚故王府相邻的只有三府角。注意三府角的图形不与任何建筑物相同。

此图可见，三府角紧靠故楚王城。康乾两朝的地图与方志都证实三府角的位置只有關王廟。但为何称三府？康乾两朝都显示，三府角附近无有其它建筑。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江夏县志》（卷五，祠廟，P34）称“龙华寺大东门内，成化十年镇守太监王定创建……顺治中总戎李春元重修。

前已述及，《江夏县志》（卷五，祠廟，P25）称“關帝廟三，在长街者为關聖行宫，巡抚林天擎建。”

现在来看，地图上的龙华寺与三府角（關帝廟）图标的特征，它们与督

院﹑撫院﹑武昌府是同一等级的两级建筑的图标，而铁佛寺﹑黄龙寺﹑宁湖

寺的其它寺庙则是一级建筑图标。可见，三府角（關帝廟）是按府级标识的。

只因它们是当朝的巡抚林天擎﹑总戎李春元修建。

问题是另两府是谁？康乾朝时三府角只有一府，另外两府只有“自将磨洗认前朝”了。

第四 楚王府并非毁于战乱

故楚王府何时被毁?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张献宗之乱》(p1567)称崇宗十六年五月“壬戊日（1643年5月16日），楚府新招募的兵士，为贼人作内应，开门迎贼。” “张献忠接着占据楚王府，僭称武昌为京城。”八月“丙寅日（1643年9月17日），……官军追击，于是入城。贼人开门西逃，……”可知，张献忠没有毁楚王府。

据乾隆53年湖广总督章学诚著《湖北通志检存稿》（p250）称“顺治二年二月（1645年3月）我兵攻潼关……潼关破。自成（注：李自成）逐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岗，入襄阳，复走武昌。……是时，左良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封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后，又晋为侯，镇守武昌）东下（注：1645年3月23日），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军所追，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宁……”可知，李自成也没有毁楚王府。

《明史纪事本末附：三藩纪事本末卷三 何腾蛟殉楚》（p1932）称“崇祯葵未（1643年），启用何腾蛟为右佥都御史。代替王聚奎巡抚湖广（今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乙酉年（1645年）……五月，朱聿键在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自立为唐王，……拜何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率军队谋划取江西﹑江南。于是何腾蛟布置投降士卒，参以旧军，仍授黄朝宣﹑张先壁为总兵官，刘承胤﹑李赤心（注：李自成部将）﹑郝永忠（注：李自成部将）﹑袁宗第﹑王进才（注：李自成部将）及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一同在湖北（今湖北省）安营设镇，当时称谓十三镇。

丙戌（1646年）正月，何腾蛟向唐王上表出师，李赤心在湖北作战失败。”《清实录》顺治三年“庚午（1646年5月8日），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奏报。臣等奉命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1646年2月13日）。自江宁乘舟向湖广进发。正月初十日（1646年2月25日），抵武昌。侦知马姓王姓二总兵、自岳州叛奔何腾蛟于长沙。遣护军统领博尔惠等、率兵驰击。”

《湖北通志》志六十九，武备志七，兵事一(影印版p1606)讲述上述湖北战事，直到康熙二十七年的吴三桂时的武昌兵变之前，战事只在荆州﹑石首﹑枝江﹑汉川﹑当阳﹑房县﹑利川﹑南漳﹑宜昌﹑施州﹑郧阳﹑远安等地，不曾在武昌有战事。

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斐天锡等主修《湖广武昌府志》从不曾说过楚王宫毁于战火。在卷之二，古迹志（P45）称“楚王故城在高观山下，明洪武建，今废。”此时距建關王廟只三十余年。距李自成离武昌四十二年，距张献忠离武昌四十四年。

但又称“黄鹤楼……崇祯葵未又毁于贼。”

“雄楚楼……崇祯葵未毁于贼。”

“楚观楼……明末寇毁。”

可见，斐天锡是严格区分“废”与“毁”的。

首称楚王宫毁于战火的是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江夏县志》（卷十五，古迹，P25 ） 称“楚王故宫，明季兵焚，殿寝池馆，俱为灰烬。”显然，此言不足信也。但其也言“所传旧制，仅正阳﹑瑞礼﹑东华﹑西华﹑后宰诸门及梳妆台而已。”则透露到1794年，楚王故宫的地理位置还是清晰可定的。

《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七称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寅（1379年12月20日），燕府营造讫，工绘图以进。其制：社稷、山川二坛在王城南之右；王城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门楼廊庑二百七十二间；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圆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之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之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四门，其南曰灵星，余三门同王城门名，周垣之内堂库等室一百三十八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一十一间。”极有可能，楚王府并无“周垣之内堂库等室一百三十八间”房屋，但至少有600余间房屋。

嘉靖元年（1522年）《湖广图经志书》卷一公署（p21）称“楚王府，在司东南一里，洪武三年建府，周围甃以砖城，城下为池，外为红墙。为四门，南曰端礼，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北曰广智。”

（P23）“宫室 襄辽荆吉兴寿荣等主府大略同。”“彰孝坊在王府瑞礼门外大街中，今王为世子时……建……”

由此可知，从1643年，张自忠沉楚王到1654年左右建關王廟十余年而已，如此庞大建筑未毁于兵，则其变故定费时日。

第五 三府角名符其实

嘉靖元年（1522年）《湖广图经志书》卷一公署（p22）称“镇守府镇守太监居之。……正统中设太监府……成化以后始移居省城在布政司南一里，成化十年（1474年）建。正德十二年（1517年）太监杜甫拓地重建。所谓“布政司南一里”正在關帝廟处，长街右。由1521年武昌府城图，關帝廟正处左楚王府，右太监府之中。现今的后长街与读书院的交角正是楚王府的西南角。从那儿到太监府不过150米，先西南向行90米，再正西向行过關帝廟，抵达太监府不过60米。该处确为一角，称为三府角，该是名符其实了。

柏榴村的博客说“武昌后长街、三府角一带”对极了。三府角如何成了

三佛阁，最可能是在咸丰之后了，本文无法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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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学堂地理位置研究 ----《湖北通志》关于自强学堂若干误记

本文讨论的《湖北通志》系指编纂始于清朝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曾两度中辍，成书于一九一九年，前后历时四十年，记事无上限，下限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初刻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故称民国十年版的《湖北通志》。该志由督鄂幕府人才张仲炘﹑中丞杨承禧等撰，民国二年（1912年）年任湖北巡按使的吕调元﹑民国十年（1921年）任湖北省省长的刘承恩分别作序。民国五十六年（1967年）由台湾京华书局出版。

《湖北通志》(志六十，学校六，影印版p1407)称“自强学堂在三佛阁大朝街口”。这段文字的错误在于两个地名“三佛阁”与“大朝街口”互不隶属又不相邻。现我们以《湖北通志》及各期地图来还原历史真实。

（一） 现在的地理位置

由图可见三佛阁遗址（1958年毁）只与读书院的解放路口，至多再加上读书院的后长街路口相关，而与其它路口无直接关系。

（二）1947年的街名变化及与1936﹑1909年地图对照

武汉街道更换新名１９４７年５月６日（《大刚报》光明社讯）：武昌省会警察局，以抗战期间各街道房屋多数拆毁，致街道名称混乱不清，对于户政工作尤为影响，特将原有街道更换新名，兹录如下：原平阅路九角湾、荷包湾、瑞余里，更为彭刘杨路……原大朝街更为复兴路……原读书堂街、银元局、中和里、三佛阁，更为读书院。后长街的平阅路以南称小码头街，这个街名一直延用到1953年左右。现在的读书院1936年由三段构成：西段即小码头街以西为三佛角，段即读书堂街，东端即铜币局街。读书堂街与铜币局街的接口处为复兴路，即原大朝街。在三佛阁的位子标明为関岳庙。三佛阁本身并无标识。1909年三佛阁的位子标明为関帝庙。其北为百寿巷，其东为某某湾。

（三）光绪九年（1883年）的地图与当年建筑物的标识

关于三佛阁，最早雍正朝可能提及但为查实。清王庭桢同治八年修《江夏县志》卷二(影印版p161)称武昌府的“清军厅署在学院右今移三佛阁左”。《湖北通志》志二十六，建置二(影印版p679)称“清军同知署旧在府署左，后移学院右，即分守道旧址。（嘉庆志）咸丰二年贼毁。同治四年（1865年）同知吉尔哈春详请移建三佛阁街旧玉皇阁遗址并购民基以盖之……光绪二十七（1901年）年改设警察总署，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交涉司署。在光绪九年的地图上可见到武昌府清军厅署即清军同知署。从庙的东墙直到现在的后长街的西边全是它的地盘。1950年为湖北省立艺术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1992年湖北省文化厅占用该地。

图上的玉皇殿，《湖北通志》志二十七，建置三，坛廟一(影印版p714)称，“玉皇阁旧在三佛阁街，同治五年（1866年）移建三道街（县志）。”该图的玉皇殿应为同知府内玉皇阁遗址。在图上并无作为庙宇的三佛阁。三佛阁是做为街道名标识的。但是同治八年《江夏县志》称武昌府的“清军厅署在学院右今移三佛阁左”，确是把三佛阁视为庙宇的。自强学堂占用的地盘在哪里？它应包括节义祠﹑贤良祠﹑发审局﹑火药局﹑益善堂一片。我们来看看当年是如何标识这些地盘的。

第一 同治年间的说法

清王庭桢同治八年（1869年）修，光绪七年（1881年）刊本，民国六十四（1975年）年台湾成义出版社出版的《江夏县志》（卷三，礼乐志五 ，影印本 p332 )称“贤良祠﹑昭忠祠均在长街三佛阁巷内，兵火后尚未恢复，不可废也。”由此可知1883年的地图上的三佛阁在同治年间应称三佛阁巷。同书，卷二，疆土志二，影印本 p175称“益善堂建三佛阁内营坊塘”。可知本句实为“益善堂建三佛阁巷内营坊塘”。原文“巷”字丢失。

第二1883年地图反映的情况

注意到“益善堂”在地图上是标识在街道内，该区从九角湾向南共五条街巷，分别是九角湾﹑乾福巷﹑劝善社﹑布帛公所﹑益善堂。由此，上述“长街三佛阁巷内”强调了从西进入此巷，而实际贤良祠﹑昭忠祠均在东边出了此巷。《湖北通志》志二十六，建置二(影印版p679)称“火药局旧在三佛阁东，隶善后局。同治六年十月火改设中和门五龙硚，移设楚望台。”这里，三佛阁东表述准确。同上（影印版p680）称“发审局在三佛阁东，老火药局废址。同治十年武昌知府方大湜﹑汉阳知府严昉详请剙建。光绪十一年裁归武昌府署内办理。” 又称“ 侯审所在发审局东。光绪五年武昌知府方大湜﹑汉阳知府严昉详请增设。” 又称江夏县“县丞署在三佛阁东，发审局右。原在凤凰山麓旧县署左，后移四衙巷内，旋改将台驿丞署。同治十二年知县傅维祜详建今地。” 《湖北通志》志二十六，建置三，坛庙(影印版p719 )称“昭忠祠在贤良祠右，嘉庆八年(1803年)敕建，后毁于兵。今建粮道街武昌左卫署旧址。” （影印版p717）称“贤良祠在三佛阁”，易知此应为“贤良祠在三佛阁东”。贤良祠祀康熙六十一年湖广总督杨宗仁,直到咸丰巡抚胡林翼,应晚于昭忠祠。

第三 1893年自强学堂东西两边的建筑

《湖北通志》志六十，学校六，学堂(影印版p1409 )称“文普通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总督张之洞就自强学堂旧址改建。专肄习普通各种科学以备升入高等。” 见1909年地图，“文普通中学堂”在1893年时是“自强学堂”的地盘。在它的右边1909年地图上为“矿政调查局”，该地在1936年的地图上为硝矿局，即江夏县县丞署的旧址。《湖北通志》卷二十六，建置二(影印版p680)称“宣统二年以旧署址改建硝矿局。”我们已知“县丞署在三佛阁东”。《湖北通志》志六十，学校六，学堂(影印版p1409)称“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总督张之洞分东南西北……南局地段共十七堂,一设贤良祠……”该校晚于文普通中学堂，由此，贤良祠在自强学堂东。我们已知贤良祠在三佛阁东。由上述可证应称“自强学堂在三佛阁东大朝街口”。

第四 铁政局建在何处

1891年张之洞建铁政局，它建于何处呢？张之洞凑曰：“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湖北通志》志五十四，经政十二，新政(影印版p1284)称“汉阳炼铁厂,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凑在汉阳府城外大别山北麓建造炼铁厂……调广东候补蔡锡永总其事 ”“十七年（1891年）设铁矿总局于省城三佛阁管理铁厂一切事务乃委蔡锡永为总办。”《湖北通志》志五十二，经政十，钱法(影印版p1239)称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谭继洵凑准在省城洗马池街建设湖北银元局铸造湖北大银元。”洗马池街就在贤良祠﹑发审局南面。 《湖北通志》志五十二，经政十，钱法(影印版p1240)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制钱缺乏市价日增，复凑就湖北省城旧日宝武局基地建造铸铜钱局。”该款附录称“ 在武昌省城铁政局西偏余地旧日宝武局基地建造铸铜钱局。 ”而“二十八年（1902年）凑就湖北铸铜钱局厂屋改设湖北铜币局”“三十年（1904年）凑就……湖北银元局改湖北银币局。”可在1909年地图上看到湖北银币局﹑湖北铜币局均在文普通学堂即自强学堂东，而铁政局又在湖北铜币局的东面。由此，“十七年（1891年）设铁矿总局于省城三佛阁管理铁厂一切事务乃委蔡锡永为总办。”应为“十七年（1891年）设铁矿总局于省城三佛阁东管理铁厂一切事务乃委蔡锡永为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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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再回母校

好像“再回母校”是很激动人心而又平常的事情。其实不然。首先讲小学吧。自1889年8月张之洞奉旨调任湖广总督，12月17日抵达武昌住所，到1907年进京佐命。他在湖北17年，就办学而言，开办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算旧学；又办自强学堂，算学方言学堂，算新学；再对书院改制，加入輿地﹑算学﹑兵法﹑格致﹑体操；此外，他还大办师范学校。1902年下半年起，湖北教育事业进入“新学制时期”。湖北两湖书院的地方，1949后归了武昌实验小学和武汉音乐学院。拜托张之洞，武昌一直可以春季入学。

1893年，张之洞与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商谈“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策，在武昌三佛阁创办自强学堂，以学研西学为主。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科。学堂的英文教师辜鸿铭，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数学教师华衡，有多种数学名著行世。1902年，学堂搬到东厂口。

1951年2月，我入读了湖北省立艺术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该校在三佛阁靠后长街的一边，与三佛阁的庙隔壁，后门开在后长街，与乾福巷口相对。学校的大门南向读书院路，从读书院路到大门要上坡。大门口有四个大柱，门口有平台，十分气派。这的确是豪门大宅，每天落锁。一查同治年间江夏县志，果然，此地同治年间为武昌府清军厅署，进门之后是很大的天井，纵深十多米。如果不上操场，走廊可到达所有教室。和两湖书院一样，四间教室是建在四角台上的大平房。站在平台的回廊上，夏天课间可以看雨，冬天可以看冰溜子。上下课铃声夹着庙宇的法事钟声与颂经声伴我度过清贫的童年。

武昌三佛阁，原址在武昌读书院路10号。宋代时由妙慧禅师开基，元代重修，明代扩建。历代高僧辈出。更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武汉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１８８６年（光绪十二年）汉口、武昌间过江电缆线路竣工。武昌三佛阁设武昌电报局。是为武昌有线电报通讯之始。１８９３年（光绪十九年）９月，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联衔奏请在武昌铸造银元获准，利用武昌三佛阁原守备署(即原武昌府清军厅署)旧址改建湖北银元局，蔡锡勇为总办。１９０３年（光绪二十九年）８月美商汇喇洋行的“精巧新奇影戏”在武昌三佛阁放映。是为武昌放电影之始。

中国佛教协会的首任名誉会长、近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于1952年进京主持“祈祷世界和平大法会”曾在三佛阁居住三月有余，并留下诗作：业风吹送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场灾难一惭惶。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下悟真常。

这些都是事后得之，当年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和一位女同学值日。那日下午，课后当别人都走了之后，我们得打扫卫生。打扫完后，整个校园已寂静无人。我们乾福巷17号有3人在那两年去世，死者就放在堂屋，与我家的房间一墙之隔，进出门都要从死者头上经过，所以我还算有点胆量的人。即便如此，那整个学校空无一人，庙里的钟声不时幽扬一下，真有点毛骨悚然。倒完垃圾，那位女孩去旁边的厕所方便，她坚持要求我必须站在她能看见我的地方，由此可见她那种心中的恐惧与害怕。55年后，我在查找资料时偶然发现了她，她和我一样在高校任教。因此，我们找到四名小学的同学。

哪年不记得了，学生统一到秋季入学，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次教改,让我多受了半年小学教育。

那时，经常有年轻美貌的女教师来实习。四年级的时候，实习老师带我们去东湖春遊两天。从学校走到东湖还是很辛苦的哦。晚上住在东湖，实习老师就去与驻军（海军）跳舞。也是那一年，湖北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撤消了。当我初小毕业时，我的母校没有了。这大慨是我遭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1992年12月9日，我旧地重遊，那儿成了湖北省文化厅，现在那儿可能是住宅及商店。

好在我初小的老师和学生全部进入了武昌实验小学，我在那读高小。不过班主任换人了。初小的班主任是殷尚玖（女）老师，后是该校的特级教师，她的弟弟是飞行员。2001年我还去看过她。2008年通过同学还了解到她的情况。现在不知如何了。我高小的班主任叫纪舜诗（女），不知道她是不是纪晓岚的后人。她批评上课爱动的学生，总爱说“你的屁股是尖的，坐不住哦？”1968年12月初，在从南昌走上井冈山的路上，遇到那年武昌实验小学纪老师班的几个女学生，知道她也被斗了，只能感叹而已。2001年去看她时，她已不在了。不在的还有我的音乐老师，他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的音乐老师指挥棒极了。我在乐队里打三角铁。五年级时，他带我们过江到汉口大众剧场表演，所以我忘不了他。

现在的武昌实验小学不仅比我读书的时候小一点，而且还少了一点韵味。本可由北门从彭浏杨路进校门的，但现在靠北的教室与建筑被划给别人了，北门没了。不知是哪个官员所为。西南的湖被填平，夏天打不了水漂，冬天打不了冰块，了无童趣。我当年用过的一间教室现在挂牌为陈毅曾经的办公室。1926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此挂牌。挂名校长蒋介石，实为邓演达负责。1926年12月开学典礼，学校负责的有恽代英﹑周佛海﹑包惠僧﹑党国要人有宋庆龄﹑何香凝﹑孙科﹑谭平山﹑郭沫若﹑苏兆征﹑陈公博。那时的学生有罗瑞卿﹑赵一曼。几天后，蒋介石来校讲话，邓演达为校长，张治中任教务长。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些名人只有郭沫若与我有关，他是我大学的校长。陈毅有点关系，他儿子是我们系的校友，而1965年他到过我们系在颐和园的跳舞圈子。这郭沫若﹑陈毅两人和我有十米内共享时空的关系。

学校的老教室有六栋，每栋有两间教室。后来不知何时被撤了两栋。我在那两年用过4间教室。不知道是否与罗瑞卿﹑赵一曼共享过教室，即使共享过，也是分时共享。天安门东边的公安部我也进去过，那是去给我姑父的部下稍东西去。不过那公安部长早就不是罗瑞卿了。倒是因为罗的关系，我认得了一个清华的朋友。罗的副部长有个汪金祥。在瑞金时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文革时被打倒，他的儿子汪瑞，清华大学1963年入学的无线电系学生。1968年12月，被发配黑龙江嫩江的23军69师军农三连，“再教育”，待分配。他和我在一个班，睡一铺炕。我永远记得他那无可奈何的笑容。从红五类到黑帮子弟，心中不服的那份无奈。心中万事明白却又要按别人的要求发言的苦衷。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在那研究汽车电池。终因力不付出，客死他乡。清华的战友38人，2011年前去世10人，死亡率26.3%, 超过平均值的50%，是为可悲。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牺牲在黑龙江尚志县。九年后我才出生在广西资源县车田乡一位苗族人家里。1944年6月23日开始，中国人民得感谢方先觉与他的部队抵抗了日军48天，使东条英机下台，也使我的父母能从桂林走到资源。当年到武昌读书，好像小学时已读过赵一曼，绝没想到赵与我一地求学。更没想到32年后，我也尝尽白山黑水的艰辛，也经历了林海雪原的严寒。那零下48°C的大烟泡使人终生难忘。我在那北大荒的深处与那偏远的县城干了11年。才会到我的专业。2001年我回黑龙江招生，专程到各处去看白桦林，几乎没有找到。因为，那儿的原始森林几近毁灭，现在只有人工林。

再回到我住的乾福巷。50年代，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的门牌号是乾福巷2号。我住17号，与2号对门，中间一个空地，正好划个篮球场，50年代武昌机床附件厂的工人经常来乾福巷打篮球。20年代中共中央军委从上海迁到汉口后，中央军委专门在武昌乾福巷中和里设立了办事处，军委书记周恩来和参谋长聂荣臻、秘书长王一飞在此办公，尽管发动南昌起义的想法是在九江集体酝酿提出，但正式批准这次行动，却是在武昌乾福巷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它是南昌起义的重要策源地，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曾记载了此事。现在乾福巷没有了，盖了大楼。只存乾福巷的中和里。而所谓中和里来源于武昌的中和门。该处名为市文物保护地，实则破烂不堪，风雨飘渺。

总之，武昌实验小学是唯一幸存的﹑没被摧毁的﹑没有移动的我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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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楚王府的兴与衰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明太祖朱元璋亲征陈理，陈理因势单力薄而降。正值此时，后宫传来喜讯，朱元璋第六子朱桢降生。踌躇满志的朱元璋当即封其为楚王，喜曰“子长以楚封之”，并于当时驻军的梅亭山（今武昌起义门附近）筑“封建亭”以资纪念，亭内立一方“分封御制碑”。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册封诸子，正式封朱桢为楚王，封地武昌。次年，便在武昌高观山（今蛇山）下大兴土木，修筑楚王府，历时八年竣工。楚王府位于高观山南麓，坐北朝南，背依高观山，东西宽2里，南北长4里，占地8平方里，相当于当年的半个武昌城。

从后世的零星记载中可知，当年的楚王府内遍筑宫殿、楼阁及水榭庭院，宫殿、宫室、堂库、宗庙等800余间。周围垒石为城，高二丈九尺，号称“王城”；开四门，正门称镇楚门，俗称公衙门，位于今紫阳路湖北医学院一带，至今尚有地名曰“王府口”。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墙饰以青绿，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豪华壮观，犹如皇宫。清初曾有文士吟咏楚王府“朱甍绣瓦倚斜曛，楚歌燕舞镇目闻……离宫别馆连天起，王砌金铺辉月明”。可见当年楚王府之繁华。

洪武十四年（1381），朱桢正式就藩武昌。朱元璋期望朱桢的武昌藩地成为拱卫京师（南京）的战略要地，一旦天下有变，即可率大军顺江东下，讨伐乱臣贼子，屏蔽皇室。故当年朱桢所统护卫竟多达6500人，比赫赫有名的燕王朱棣所统之5770人犹有过之。朱桢坐镇武昌，还肩负着镇压南方民众起事反抗的重任。朱桢自就藩武昌起，直至建文帝即位的17年间，曾多次统帅大军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就连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等开国元勋都受朱桢的节制，对朱桢俯首称臣，朱桢实质上成为朱元璋在湖广的一个化身。

建文帝继皇位后，采取削藩政策，限制藩王的权力，朱桢的军事才能失去用武之地。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坐镇武昌的朱桢却按兵不动，并未驰援京师。一则因建文帝疑藩，无天子明诏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则朱桢深察大势，为保全自身，其立场明显偏向燕王。故朱棣登基后并未为难朱桢，楚王府一直与帝系关系良好。

明成祖朱棣继续实行削藩，夺取诸王兵权。楚王朱桢便完全收敛起昔年横戈跃马的杀伐雄姿，换以垂拱韬晦之略以保全。他的后半生“奉祖训，率礼度，留心典籍”，“旦夕自警，恭慎俭约，恒存省己”。如此温良恭顺，实乃明智之举，因而赢得朱棣赞许与信任，号称“贤王”，并由明皇室宗人府右宗人晋升宗正，成为朱氏皇族的大族长，名义上由他统管皇族事务。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逾花甲的朱桢寿终正寝于封国武昌，葬于灵泉山，陵称“昭园”。

朱桢临终前嘱咐子孙遵循遗训，忠于朝廷。他的子孙恪守其嘱，在与帝系关系日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奉承帝系，使楚王藩封得到绵延，明终始楚王世代盘踞武昌城达262年之久，与泰、蜀、周并称为明代富甲天下的四大藩封。

明朝历代楚王均居于楚王府内，历代楚王的子孙均受封为郡王与将军之衔，郡王名目虽有通城、汉阳、大冶、寿昌、崇阳之类，却都是虚人其名，那里并非其封国，他们也都居于武昌城内。楚府郡王前后共封15位，诸郡王府多建于武昌城，其建筑亦甚华丽，如崇阳王府在崇福山，清代称为“霭园”，是武昌城内的游乐胜地。又有永安王府，王府中的花园内有一座风格绮丽的御风亭，是当年永安王朱蕴钟蓄养的歌姬们之排练场地。

楚王在武昌的活动场所远非那座8平方里的楚王府，可以说早期武昌和近城之设施都是以楚王生活起居为中心。楚王府前有歌笛湖，是楚王种芦取膜为笛簧之处，北湖亦因此而名。榛子园是因楚王种植引自湖南武冈的榛子而建。黄鹤楼旁所建武当宫，是楚王祭祀神灵祈求降福之地。洪山背后有“放鹰台”，是楚王出城游乐时放鹰之处。山川、社稷坛是供楚王春秋祭祀之备。南湖“老人桥”为楚王行猎路过时所架设，武胜门外有供楚王府厨膳专用的养鱼池，名“鳇鱼濠”，城东有一座楚王别墅“桃溪小隐”。今武昌有名的“广埠屯”，乃当年楚王府护卫军屯田自给之处及所建广埠仓之故地。而设在武昌的省、府、县各级衙署，均环绕楚王府而建。

地方官吏虽受命于朝廷，且有暗地监视楚王行为之职责，但表面仍然维系着与楚王府的从属关系。崇祯十六年，就在年末楚王朱华奎被张献忠掼入大江前的一个月，官府还极其隆重地为其幼女朱凤德举办婚仪。从选婚到成礼，湖广各级地方官吏都处处迎逢楚王。起先是督学高世泰受命于楚王，对赴省城参加乡试的千余名生员逐一过目，为楚王物色郡马，最终相中年仅17岁“姿容艳丽”的汉阳生员王国梓。王国梓被传入楚府后，由楚王、王妃多方考验后拍板定婚。礼成之日，王国梓坐着官府准备的彩车进入楚王府，督学、太守、县令等官吏均尾随车后捧场。王国梓本乃一介穷儒，家徒四壁，仅有待赡养的寡母，一旦选为楚府郡马，顿时身价百倍，江夏县令惟恐关照不及，王家所居穷庐旋即焕然一新，王国梓寡母冠衣佩带成了呼童使婢的尊贵老夫人。

不仅楚王、楚王的郡马及楚府的郡王如此，就连楚王府的高级官吏管氏、护卫安氏、典宝熊氏等，莫不成为昔年江夏的望族。武昌城的城市生活，包括汉口、汉阳及周围地区，被楚王府深深影响着。

楚王府内有求神礼佛的长春寺，果园中又修五圣庙，楚王还多次主持维修洪山宝通寺，并非为存古迹，而是求神灵赐福。汉阳九真山上的九真庙、炼丹台均系楚王所修筑。但真有病痛时，他们还是需要像李时珍那样的名医。由于李时珍治好了楚恭王儿子的病，楚王给他一个王府“奉祠正”的官衔，主管郊庙祭祀，可见楚王眼中巫、医一体。不过，后来由于楚王的推荐，使李时珍有机会进京师太医院，从而研读了大量古代医学文献，为他日后编撰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代楚王始终按照朱桢的方针处事，韬晦以自保。楚王一宗人丁兴旺，至明末子孙不下万人。这万余人对朱桢来说是他衍生出来的血缘关系等同的子孙，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这万余人仅少数是“天潢嫡派”，其余都是“旁支庶宗”。天潢嫡派捧着明太祖亲赐给朱桢的“金饭碗”代代相袭，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而绝大多数的旁支庶宗，随着明朝的衰落、府库的空虚，也时常饥寒交迫，岁供禄米不足糊口，而朱元璋所立“祖训”又不允其从事四民之业。故明末楚王旁支庶宗中人，公开抢劫，暗中偷盗，甚至盗掘自家祖坟的，大有人在。朝廷也并不因为他们是朱元璋的裔孙而宽容他们，还是下令地方官吏将其中的危险分子捆绑而沉入大江。

而真正终结楚王府的，却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明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中旬，张献忠率领起义大军攻占汉口、汉阳后，随即由鸭蛋洲渡江，直逼武昌。“楚府新兵”实难抵挡起义大军攻势，五月二十九日明朝官员弃城而逃，楚王府新兵大开保安、文昌二门向张献忠投降，武昌攻克。义军杀尽楚宗室，将楚王朱华奎囚入铁笼沉于大江之中，放火烧毁楚王府。张献忠改江夏为天授府，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

至此，历经260余年的楚王府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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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年冬，朱元璋亲率大军攻汉阳，围武昌，在洪山擒获了陈理手下悍将张必先，武昌全城动摇。陈理只得袒臂投降。当武昌城攻克时，传来朱元璋喜得“龙子”的消息。朱元璋当时正在武昌梅亭山(起义门旁)侧，兴致勃勃地宣布，新出生的第六位王子朱桢封为楚王，以后就藩武昌，并在梅亭山侧黄龙寺筑亭纪念，亭名“封建亭”。亭中并立有“分封御制碑”，此碑文字在1925年尚依稀可见。朱桢受封楚王后，由江夏侯朱德兴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和扩展了武昌城。城墙高大、坚固，设置了九道城门。同时选择武昌城中高观山(蛇山中段)南麓，建起规模恢弘的楚王府，前临大朝街，右侧为长街，左侧为阅马场，东西宽2里，南北长四里。从朱桢起，楚王世系传九王，形成庞大的王族。历代楚王死后，又选择了风光极佳的江夏区灵泉山建立了楚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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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多达21300两。大西军到来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来守城，楚王却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间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张献忠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见到王宫中众多金银财宝，他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