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驻“号为东南巨镇”武昌的鄂州刺史“总东南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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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广德元年（763年），特授侍御史穆甯为鄂州刺史兼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以总东南贡赋，此举拓展了武昌城的港口功能，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唐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钦定大清一统志巻二百五十八武昌府：“形势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宋书何尚之传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帯溳沔南齐书州郡志当荆呉江汉之冲要唐赵憬鄂州新㕔记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唐舒元舆鄂政记襟帯江沔依阻河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王应麟地理通释”





牛僧孺的治鄂之功是怎么一回事？

唐中叶，鄂州(州治江夏县，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825)，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其间，他奏请废沔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江夏县原为土城，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使之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牛僧孺是谁？

牛僧孺（779年－848年），字思黯，安定鹑觚人，唐朝宰相，牛李党争中牛党领袖。
牛僧孺是进士出身。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等共同抨击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排斥而久不任用。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牛（僧孺）、李（德裕）之争中牛派首领人物。武宗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牛被贬任循州长史。宣宗时召还，不久病卒。

牛僧孺籍贯考证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文献记载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别墅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子嗣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





唐朝初年，改江夏郡为鄂州，州治仍为江夏。在江北则设沔州，州治汉阳，治所迁至龟山南麓。自此，武昌、汉阳“双城”隔江而峙，一出“双城记”整整上演了900年，直到汉水改道后汉口从汉阳析出，才由“双城记”演变成“三城会”。唐中期，江夏为鄂州治所。作为当时的水陆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处，这里不仅商贾辐辏，百货汇集，就连从东南调运北方的盐铁租赋，也均从武汉溯汉水转运北上。李白曾有诗曰：“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赠江夏韦太守》）当时武汉江面船流如织，号称“东南巨镇”。隔江相对的汉阳，商业十分繁荣，甚至出现了夜市。唐代王贞白在《晚泊汉阳渡》中写道：“残灯明市井，晓色辨楼台。”





至唐代，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水陆交通发达，汉、湘、赣三大水系使湖北、湖南、江西三大区各自为单位，又以长江为中心横轴，北以汉江，南以湘、赣为纵轴，将三大区融会贯通，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交通结构。相对于全国，本区位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长江横贯东西，连接巴蜀与江淮两大经济区域，正所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如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造成运河漕路阻绝，唐王朝所仰赖的江南贡赋，不得不依靠长江航运，先至鄂州（今武昌），然后溯汉江而上，经襄阳再转输长安。当时江淮租赋，大部分自鄂州运抵长安。正因为江汉漕运线地位的重要，使鄂州刺史一职“尤难其选”。据文献记载，曾“诏择文武全才以镇夏口”，还一度以鄂州刺史“总东南贡赋”。而自湖南、四川前往扬州的船舶，也必以鄂州为中顿码头。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诗中“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所描绘的情景，正在于此。战乱结束，武汉虽失却往日军事上的雄姿，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仍然有所发展，到中唐以后，它的“当荆吴江汉之要冲”的交通优势，迅速表现为商业优势。一方面，因为中唐后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长江、汉江的航运业，另一方面，江汉漕运线的升重，提高了它的地位。大江上下汇聚汉水口的北上船舶，更使武汉船埠呈现出异常的繁剧。当时有人称鄂州“闾阎皆土著之安，货币有山积之富”，李白在其诗《江夏行》中说“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还有诗称“居商杂徒偏富庶，地多词客自风流”，足见中唐以后的武汉已成为一个繁庶的新兴的商业都会。


"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

旧唐书　后晋
正文 卷五十三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永徽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咸亨三年，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神龙三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难运粮。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曹运不通。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十五年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先是，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堰，置斗门，以通淮、汴，擢拜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贬宗器焉。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玄宗以问耀卿，奏称：「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方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更无停留，所省钜万。前汉都关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而西，至于陕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此耀卿所省之数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萧炅代焉。二十五年，运米一百万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济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年，杨钊以殿中侍御史为水陆运使，以代韦坚。先是，米至京师，或砂砾糠纰，杂乎其间。开元初，诏使扬掷而较其虚实，「扬掷」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载八月，诏水陆运宜停一年。天宝以来，杨国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权天下。肃宗初，第五琦始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救军食，遂拜监察御史，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始大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官吏。其旧业户洎浮人欲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常户自租庸外无横赋。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明年，琦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诏兵部侍郎吕諲代之。宝应元年五月，元载以中书侍郎代吕諲。是时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是时朝议以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遂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广德二年正月，复以第五琦专判度支铸钱盐铁事。而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已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永泰二年，晏为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琦为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大历五年，诏停关内、河东、三川转运常平盐铁使。自此晏与户部侍郎韩滉分领关内、河东、山、剑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财赋，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杨炎用事，尤恶刘晏。炎乃夺其权。诏曰：「朕以征税多门，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致时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准旨转运入京者，及诸军粮储，宜令库部郎中崔河图权领之。今年夏税以前，诸道财赋多输京者，及盐铁财货，委江州刺史包佶权领之。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委中书门下简两司郎官，准格式条理。」寻贬晏为忠州刺史。晏既罢黜，天下钱谷归尚书省。既而出纳无所统，乃复置使领之。其年三月，以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炎寻杀晏于忠州。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洎晏掌国计，复江淮转运之制，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代第五琦领盐务，其法益密。初年入钱六十万，季年则十倍其初。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李灵耀之乱，河南皆为盗据，不奉法制，赋税不上供，州县益减。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之。其相与商榷财用之术者，必一时之选。故晏没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相继分掌财赋，出晏门下。属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诏曰：「天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榷盐铁使。」三年，以包佶为左庶子、汴东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崔纵为右庶子、汴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为盐铁水陆运使。其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韩滉统之。滉殁，宰相窦参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转运盐铁奏：「比年自扬子运米，皆分配缘路观察使差长纲发遣。运路既远，实谓劳人。今请当使诸院，自差纲节级般运，以救边食。」从之。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至于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滂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户部所领三川盐铁转运，自此始也。其后宏、滂互有短长。宰相赵憬、陆贽以其事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焉。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硃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改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自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锜判使，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隶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兗郓、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一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为扬子留后。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兴，惟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六月，以河东节度使李鄘代之。五年，李鄘为淮南节度使，以宣州观察使卢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近日欠阙太半，请旋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坦改户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兗郓等盐利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已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为一千七百四十余万贯矣，请付度支收管。」从之。其年诏曰：「两税之法，悉委郡国，初极便人。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叶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以扬子盐铁留后为江淮已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荆衡汉沔东界、彭蠡已南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两税使。峡内煎盐五监先属盐铁使，今宜割属度支，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卖。」峡内盐属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八年，以崔倰为扬子留后、淮岭已来两税使；崔祝为江陵留后，为荆南已来两税使。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军兴之时，财用是切。顷者刘晏领使，皆自按置租庸，至于州县否臧，钱谷利病之物，虚实皆得而知。今臣守务在城，不得自往。请令臣副使程异出巡江淮，其州府上供钱谷，一切勘问。」从之。闰五月，异至江淮，得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其年，以播守礼部尚书，以卫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绰代之。长庆初，王播复代公绰。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复以盐铁使为扬州节度使。文宗即位，入觐，以宰相判使。其后，王涯复判二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右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三年，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杨嗣复主之，多革前监院之陈事。开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务。崔珙自刑部尚书拜，杜忭以淮南节度领之，既而皆践公台。薛元赏、李执方、卢弘正、马植、敬晦五人，于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僚属按之，委河次县令董之。自江津达渭，以四十万斛之佣，计缗二十八万，悉使归诸漕吏。巡院胥吏，无得侵牟。举之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上大悦。诏曰：「裴休兴利除害，深见奉公。」尽可其奏。由是三岁漕米至渭滨，积一百二十万斛，无升合沉弃焉。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特建农圃，本督耕耘，思俾齐民，既康且富。钟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滞。」至五年十二月，废常平监官。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言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六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明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已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已后，更不得义仓变造。」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籴物数，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专勾当。」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以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此乃即自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贮斛斗疋段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其粟及麻，据米数准折虚价，直委度支，以停江淮运脚钱充，并支绫绢、纟、绵，勿令折估。所籴粟等，委本道节度使监军同勾当别贮，非承特敕，不得给用。」十四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其年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是岁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五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元和元年正月，制：「岁时有丰歉，谷价有重轻，将备水旱之虞，在权聚敛之术。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务在救人，赈贷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闻京畿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用常平、义仓米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赈贷，并且停征。容至丰年，然后填纳。」九年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诏出粟二十五万石，分两街降估出粜。其年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河中、泽潞、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显、苏、襄、复、台、越、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斛斗，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长庆四年二月，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其年三月制曰：「义仓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永言其弊，职此之由。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大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大中六年四月，户部奏：「诸州府常平、义仓斛斗，本防水旱，赈贷百姓。其有灾沴州府地远，申奏往复，已至流亡。自今已后，诸道遭灾旱，请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审勘，如实有水旱处，便任先从贫下不支济户给贷。」从之。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复请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间架法：凡屋两架为一间，至有贵贱，约价三等，上价间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所由吏秉算执筹，入人之庐舍而计其数。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凡没一间者，仗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惸之声，嚣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罢。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赡。大和七年，御史台奏：「伏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綀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伏请起今已后，应诸道自大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处科配杂榷率等复却置者，仰敕至后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仍申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从之。九年十二月，左仆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额：「伏以江淮间数年以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今夏及秋，稍较丰稔。方须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兒戏，不近人情。方有恩权，无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声。今宗社降灵，奸凶尽戮，圣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务，官衔之内，犹带此名，俯仰若惊，夙宵知愧。伏乞特回圣听，下鉴愚诚，速委宰臣，除此使额。缘国家之用或阙，山泽之利有遗，许臣条流，续具奏闻。采造欲及，妨废为虞。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封之次，郑覃与臣同陈论讫。伏望圣慈早赐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抬，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咸悦。」诏可之。先是，盐铁使王涯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罢焉。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并请停绝。」诏许之。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敕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军节度使并浙西观察使，皆奏军用困竭，伏乞且赐依旧税茶。敕旨：「裴休条流茶法，事极精详，制置之初，理须画一。并宜准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处分。」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以京师王者都，特免其榷。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率。」从之。会昌六年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麹，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榷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麹，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沽酒。如闻禁止私酤，过于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间，不免咨怨。宜从今以后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麹者，但许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入家产。」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镇鄂实泽国，地连大别、 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与江陵会府不侔。”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23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卷目录

　武昌府部艺文一

　　鹦鹉赋　　　　　　　　　　汉祢衡

　　论九品官人法　　　　　　　晋李重

　　怡亭铭　　　　　　　　　　梁裴虬

　　退谷铭〈并序〉　　　　　　唐元结

　　杯樽铭〈并序〉　　　　　　　前人

　　杯湖铭〈并序〉　　　　　　　前人

　　广燕亭记　　　　　　　　　　前人

　　殊亭记　　　　　　　　　　　前人

　　鄂州新厅记　　　　　　　　　赵憬

　　送林上人之武昌序　　　　　　李白

　　武昌韩仲卿去思碑　　　　　　前人

　　与鄂州柳中丞书　　　　　　　韩愈

　　再与鄂州柳中丞书　　　　　　前人

　　鄂州何大夫创制夏亭诗序　　　符载

　　鄂政记　　　　　　　　　　舒元舆

　　黄鹤楼记　　　　　　　　　阎百里

　　送张复之宰崇阳序　　　　宋王禹偁

　　昭勇祠记　　　　　　　　　　王质

　　樊山记　　　　　　　　　　　苏轼

　　前赤壁赋　　　　　　　　　　前人

　　后赤壁赋　　　　　　　　　　前人

　　武昌官葬暴骨铭〈并序〉　　　前人

　　与知鄂州朱寿昌书　　　　　　前人

　　菩萨泉铭〈并序〉　　　　　　前人

　　九曲亭记　　　　　　　　　　苏辙

　　登南楼记　　　　　　　　　　陆游

　　鄂州改建社稷坛记　　　　　　朱熹

　　鄂王碑记　　　　　　　　　　岳珂

　　兴国军重修刻漏碑记　　　　周紫芝

　　改建兴国儒学门堤记　　　　闻人谟

　　大冶县儒学记　　　　　　　元虞集

　　兴国州修学记　　　　　　　欧阳元

职方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卷

武昌府部艺文一编辑
《鹦鹉赋》〈并序〉汉·祢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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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坐咸有荣观，不亦可乎？” 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其辞曰：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 含《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 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 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交交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 殊智而异心。配鸾凰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于是羡 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 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 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 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忤以丧生。故献全 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尔迺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 以雕笼，剪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 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 患，犹栖迟以羇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 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 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 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 馀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背蛮彝之下国，侍君子 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美西都之沃 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 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 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 悲伤，见之者陨涕，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感 平生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秦越 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 峙，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 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 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 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

《论九品官人法》晋·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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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惟变所适。九品始于 丧乱，非经国不刊之典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 国有定主，人无异望，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 上下体固，民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 自兹降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牧司，必各 举贤能贡仕，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 “德之隆，承魏氏雕敝之迹，人物播越，士无常朝，人无 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舛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且贡举之法，不滥于 境外，则冠带之伦，不分而自均；建树官司，功在稽久， 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圣王知天下之 难，从事于其易，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虽竭智虑无 益于治。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 隆矣。

《怡亭铭》梁·裴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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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怡亭，盘礡江汀。势压西塞，气涵东溟。风云自生， 日月所经。众木成屋，群山作屏。顾予逃世，于此忘形。

《退谷铭》〈并序〉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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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悬，为窦为渊。满谷生寿木，又多寿藤萦之。始入谷中，令人忘返。时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钓，爱游此谷，遂命曰“退谷。” 元子作铭，以显士源之意。铭曰：

谁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 心进迹退。公惧漫叟，名显身晦。公恐漫叟，辞小受大。 於戏退谷，独为我规。干进之客，不羞游之。何人作铭？ 铭之谷口，荒浪者欤！退谷漫叟。

《杯樽铭》〈并序〉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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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亭西北有藂石，石临樊水。漫叟构石颠以为亭。石有窊颠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爱之，命为杯樽，乃为士源作《杯樽铭》。铭曰：

窊颠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实有殊状。如窦而底， 似倾几攲。非曲非方，不准不规。孟公高贤，命曰“杯樽。” 漫叟作铭，当欲何言？时俗侥狡，日益伪薄。谁能拉饮， 共守淳朴。

《杯湖铭》〈并序〉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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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湖东抵杯樽，西侵退谷，北汇樊水，南汇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与漫叟自杯亭游，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 铭曰：

谁游江海，能厌其大？谁泛杯湖，能厌其小？故曰：“人不 厌者，君子之道。”於戏君子，人不厌之。死虽千岁，其行 可师。可厌之类，不独为害；死虽万死，独堪污秽。或问 作铭，意尽此欤。吾欲为人厌者，勿泛杯湖。

《广燕亭记》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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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水东尽，其南乃樊山，北鲜津，吏欲于鲜上而为侯 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则闲。乃相其地形，验之图记 故实，为宴游之处。县大夫马公登之，叹曰：“‘谢公《赠伏 武昌诗》云：‘樊山开广燕’，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 曰广燕亭’，何如？”漫叟颂之曰：“古人将修废遗尤异之 事，为君子之道。”於戏！天下有废遗尤异之事如此亭 者，谁能修而旌之？天将厌悔往乎？使公方壮而有是 心也，当裁畜简札，待为之颂。故作此《广燕亭》。

《殊亭记》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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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中扶风马珦兼理武昌，以明信严断，惠政为理， 故政不待时而成。於戏！若明而不信，严而不断，惠而 不正，虽欲理身，终不自理，况于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为凉亭。亭临大江，复出山上，佳 木相荫，常多清风，巡回极望，目不厌远。吾见公才殊 政殊迹殊，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记，立 于亭侧，庶几来者无所憾焉。

《鄂州新厅记》赵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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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秦置郡有守，汉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虽有 监刺，而宰制威福之重，盖古之诸侯，鄂在楚为国，泰 为县，吴为江夏郡。绵历至宋，乃维八郡，置郢为鄂。隋 氏披其郡，犹谓之州官，则刺史而政无条刺之法矣。 皇朝沿袭旧制，或为郡，或为州，剖符责成，其实乃太 守之职。前代建置所理之处，其城不恒，今之州，即旧 城于江夏，吴仲谋经营之，程普始守之。当荆吴江汉 之冲要，为藩镇固护之雄制。天宝以前，四方无虞，第 据细户，众寡等，襄州望鄂，是以齿于下后。戎狄乱华， 寓县沸腾，屯兵阻险，斯称巨防。朝廷寻州涉列，将寄 勋贤之重。广德二年，遂联岳沔事，置三州都团练使。 大历八年，加观察处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废。时置 当州防御使，且属于江西。国家始务省官息人，而终 虑咽喉襟带之地，思典守者既轻其权矣，复欲俾任 重，尤难其选。是年十月，乃命秘书少监兼侍御史李 公授之。公名兼，陇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使改为 三州防御使，江岳隶焉。仍领元戎之副，董江西诸军 锐师，以伐叛于襄阳，既而克平九月，就加散骑常侍， 防御三州如旧。公之莅鄂也，今兹四年，以清德诚信 为教化，以至公深仁为字育，则廛闬里闾，侨旧咏歌， 如婴儿之得乳母，馁夫之逢稔岁。理军施令，其士卒 欢庆亦如之，但加乎肃畏而已。繇是所防二千馀里， 洞庭彭蠡在其间，水舟陆车，山薮坞野。方诸侯井赋 盐泉，所入，岁约三千万缗，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 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 入参大政，出耀威武。范阳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 丞行军司马节度留后而领于是邦。幕府得人，于斯 为盛。下车之日，无土不殖，桑麦翳野，舟舻织川，城高以坚，士选以饱，《诗》所谓“谁谓宋远，谁谓河广”者矣。自 贞观以来，列名氏者，而房梁公为首，存乎东壁。大历 之后，继声躅者，宜司徒公为首，遂列于座右也。贞元 五年四月十九日记。

《送林上人之武昌序》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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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名山，黄鹤之英气，偶得英粹，后生俊人。林公 世为豪家，此土之秀，落发归道，专精律仪，白月在天， 朗然独出，既洒落于彩翰，亦讽诵于人口，闲云无心， 与化偕往。欲将振五楼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 溯流，考室名岩，瞰憩冥壑，凌临诸天。登祝融之峰峦， 望长沙之烟火，遥谢旧国，担遗归踪。百千开士，稀有” 此者。余所以叹其峻节，扬其清澜。龙象先辈，回眸拭 视，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禅于 台山，远公托志于庐岳，高标胜概，斯亦向慕哉！“紫霞 摇心，青枫夹岸，目断川上，送君此行。”群公临流，赋诗 以赠。

《武昌韩仲卿去思碑》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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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名仲卿，南阳人也。自潞州铜鞮调补武昌令。未下 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 束手，豪宗侧目。有爨玉者，三江之巨横，白额且去。清 琴高张，兼操刀永兴二邑同化。时凿齿磨牙，而两京 宋城易子而炊骨。吴楚转输，苍生熬然，而此邦晏如， 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初。铜铁曾青不择 “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 私甚赖之。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去若始至， 人多怀恩。新宰王公名庭璘。”岩然太华，涣然洪河，含 章可贞，干蛊有立。接武比德，弦歌连声。服美前政，闻 诸耆老与邑中贤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诸寮吏，式 歌且舞，愿扬韩公之遗美。白采谣刻石而作颂曰： “峨峨楚山，浩浩汉水，黄金之车，大吴天子。武昌鼎据， 实为帝里，时囏世讹，薄俗如毁，韩君作宰，抚兹遗人， 滂汪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刻石万古， 永思清尘。”

《与鄂州柳中丞书》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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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右残孽，尚守巢窟，环寇之师，殆且十万，瞋目语难， 自以为武人不肯循法度，颉颃作气势，窃爵位，自尊 大者，肩相摩，地相属也。不闻有一人援桴鼓誓众而 前者，但日令走马来求赏给，助寇为声势而已。阁下， 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 文就武，鼓三军而进之，陈师鞠旅，亲与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将二州之牧以壮士气，斩所乘马以 祭踶死之士，虽古名将何以加兹！”此由天资忠孝，郁 于中而大作于外，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而 为戎臣师，岂常习于威暴之事，而乐其斗战之危也 哉！愈诚怯弱，不适于用，听于下风，窃自增气。夸于中 朝稠人广众聚会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颜。令议者知 将国兵而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临敌慎 重，诫轻出入，良用自爱，以副见慕之心，而果为国立 大功也。幸甚！幸甚！

《又与鄂州柳中丞书》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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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愚，不能量事势可否。比尝念淮右以靡敝困顿三 州之地，蚊蚋蚁虫之聚，感凶竖喣濡饮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为帅，出死力以抗逆明诏，战 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烧县邑，贼杀不辜， 许、颍、淮、江，为之骚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劳于图议，握 兵之将，熊罴䝙虎之士，畏懦蹜蹙，莫肯杖戈为士卒 前行者。独阁下奋然率先，扬兵界上，将二州之守，亲 出入行阵，与士卒均辛苦，生其气势，见将军之锋颖， 凛然有向敌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先天下 武夫，关其口而夺之气。愚初闻时，方食，不觉弃匕箸 起立。岂以阁下引孤军单进，与死寇角逐，争一旦侥 幸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贵。其所”以服人心，在行 事适机宜，而风采可畏爱故也。是以前状，辄述鄙诚， 眷惠手翰还答，益增欣悚。夫一众人心力耳目，使所 至如时雨，三代用师，不出是道。阁下果能充其言，继 之以无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虽国家故所失地， 旬岁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齿牙间？勉而卒之， 以俟其至，幸甚！夫远“征军士，行者有羁旅离别之思， 居者有怨旷骚动之忧，本军有馈饷烦费之难，地主 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则怨，缓之则不用命。浮寄孤 悬，形势销弱，又与贼不相谙委，临敌恐骇，难以有功。 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与贼相熟，知其气力所极，无 望风之惊。爱护乡里，勇于自战。征兵满万，不如召募 数千。阁下以为何如？傥可上闻行之否？”计已与裴中 丞相见，行营事宜，不惜时赐示及，幸甚。

《鄂州何大夫创制夏亭诗序》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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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中寺曰《头陀》，名与碑并，登临锺萃，天云气色，下配 砾石。公政教既备，游心佛寺，慨此颓落，乃沛然而张 之。耸阿阁，矗长楹，严像设织台塔，凡所相好，皆鼎新 也。方务剪伐，用探胜会，迺缘后殿，穿窈窕，出乎苍莽 之巅。果有实境，待我而启。万古不偶，今为知音，通塞之际，若有感也，遂铲。�“崲，堙坎窞，斩榛楛掘株莽蘙 荟，扫尽天形。嶷然山川云气，一朝喷泄。”公智动于内， 形象于外，口疏手指，焕然成亭，侈俭无过，因归于中。 于是延宾介洎郡之士君子，相与开襟而登之。凌泱 莽，驾峥嵘，压夏口，撑大别，开井闬于砌下，拥城𬮱于 宇后。倚楹凝立，在青冥中。连山积水，悠悠渺渺。长想 一去，周流物表，何知宇宙于此为细。繇是言之，固知 公宏迈可以拔幽陋，材智可以陶品汇，应用不测，与 造物者为徒乎？夫诗者，比兴而咏志也。凡我登览盛 美，惰傲无述，岂文士之意乎？况主人倡首，韵铿金石， 得不搜思，上承献酬，请咸继大夫之后，赋《六韵》之作 尔。

《鄂政记》舒元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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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镇鄂实泽国，地连大别、 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与江陵会 府不侔。来临者苟能惠百姓，军旅必咨嗟；苟能富军 旅，百姓不堪命。”其德既不易备，朝廷亦难其材。自高 平公为政，专以诚信惠和抚下，军旅受其抚勇知方， 百姓受其抚耻且格。繇春到秋，政与稼日成。至明年， 公知民心安，军心雄，乃次视闾并城隍，有陋狭不快 人心者，皆开张治本。“鄂城置在岛渚间，土势大，凹凸， 凸者颇险，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公命 削凸堙凹廓，恢闾巷，修通衢，种嘉树，南北绳直拔潴 浸者升高明湖泽瘴疠，勿药有愈。郡城旧制，陋屋骈 联，自十三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开，将佐廨 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间，指吏 徒拆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向立射侯军容，佐 西翼东向立牙门料将院，东翼西向立门佐六掾院 长廊联轩，万门呀呀，中央广除，得以讲校戎律。布等 列，霜戟洞启，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军吏毕谒，威容 大修，有以见堂堂仪观，不可触犯也。然后知皇唐诸 侯王之为贵耶。”鄂之军实三万，先时营宇皆曲陋低 下，岁有垫溺，师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车出郡垒东 门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识手开画之，创新 营凡一千五所，合三千间，瓦鳞鳞，檐盈盈，轩门对开， 欲呀风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观人骇目，目不前见。 居人“庐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与琐琐胸臆， 经营细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齐肩乎？”则知公 为政，不专于鄂，枝郡亦犹鄂复。明年巡封，略问遐迩， 一若门门有公，犹将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胜公惠， 熙熙相贺，自谓长庇。公德宇下，道路合声，王人中贵 闻政声到阙下，天子闻。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诏征公 尹河南。河洛人贺，声动河洛；江汉人唁，声动江汉。天 子又闻二地人贺唁声，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复迁公 福上党。上党父老喜跃，携壶浆箪食，逾太行迎。太行 素险，巇，鄂人闻上党父老迎我，公过太行去，若火入 肠脏，相与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荫贻惠，父母生我， 公实活我。今公去郡，恨无”史氏记，不书我公德，不光 照本邦，是我曹负公也，非公负我曹也。胡不率大宣 声音韵，思我遗爱，使溢衢塞巷，将采教化者闻之必 寓于《风》雅，则天子史官得详载史策，遗爱遗惠，岂谢 古人耶？是必愈见公德如卿云景星，所出必为国瑞， 所至必为人福，不颛在一方而已。某声名陋小，未縻 人爵，不敢擅斲石，惧累公德，但直录鄂人咏思之言， 将上告天子史官，厌塞鄂人望，若河南遗爱洛多君 子，因以为民详矣。上党新政方大，未可测酌，非陋文 褒述也。

《黄鹤楼记》阎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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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常驾黄 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 志。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嵷，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 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 之最也。何必赖乡《九柱》，《东阳八咏》，迺可赏观时物，会 集灵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 州都团练使河南穆公名宁，下车而乱绳皆理，发号 而庶政其凝。或委蛇退公，或登临送远。游必于是，极 长川之浩浩，见众山之累累。王室载怀，思仲宣之能 赋；仙踪可揖，嘉叔伟之芳尘。迺喟然曰：“黄鹤时来，歌 城郭之并是；浮云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纪 兹贞石。时皇唐永泰元年岁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 也。”

《送张复之宰崇阳序》宋·王禹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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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县尹，古之诸侯，自秦郡天下小国，皆化为县。县 有政，听郡条而后行；县有长，观牧守而后动。秩卑禄 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风俗之移易。逮乎炎汉隆兴， 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 尊其位，厚其禄，盖欲分君忧而求民瘼也。由汉而下， 邑官益卑，故竦有徒劳之言，渊明起折腰之叹。侪胥 伍吏，区区于风尘间，遂使抱王佐者耻而不居，黩货 利者稔而自处。苟县政有缺，率曰：“吾将罢兹邑而适 他邑，乌用革焉？”县人有病，亦曰：“吾将舍此民而莅他民，乌用易焉？”观其视一邑及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 邸舍也，待旦而去，固无所惜，风行雷同，浸以成俗。良 由国家小，亲民之任轻，字人之官所致也。将极其弊， 圣人孰能治乎？今天子嗣位之五载，亲选贡士，分甲 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专任县政。尊以廷 评之位，重以使者之车。县政有阙，得以擅革；县人有 害，得以专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诗》所谓“能官人”者， 岂独美于文王乎？清河张咏，字复之，本宅九河间。少 有奇节，钓鱼侍膳外，读书无虚日。秉笔为文，落落有 《三代风》。今春举进士，一上中选。将我主命，莅乎崇阳。 分君之忧，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民心熙熙乎！ “江淮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贤，亦孔之乐。波映鹦洲， 烟藏鹤楼。白云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鸣琴，足以振穆 若之风。尊有醇醪，足以养浩然之气。惟江汤汤，鉴其 襟袖”；惟山峨峨，媚其户牖。鲙得鲂鲈，果多橘柚。吏隐 于兹，足保无咎。且优且游，勿为江山羞。《复之勉旃》云 尔。

《昭勇祠记》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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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毅武惠、遗爱灵显”者，王庙号也。“富池”者，王庙所也。 “曰甘”者，王姓也。“巴郡临江”者，王乡里也。“某为秦丞相” 者，王远祖也。“某为吴尚书、某为会稽令”者，王子也。某 为吴太子太傅、“某为晋镇南大将军”者，王孙也。镇南 者，死王敦之难于襄阳，晋忠臣也。吴王所事国也；大 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冲将军、前部督， 王所历官也。“破曹公于乌林、于濡须，获朱光于皖城， 过张辽于合肥，走关羽于益阳，解曹仁于南郡，擒黄 祖于武昌”者，王生而在，吴之功也。“捍寇贼，护城邑，兴 云雨，泽生灵于元丰、于建炎，于绍兴、于隆兴”者，王殁 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刘表，若黄祖皆弗克终，而 其际会建功立业者，吴也。王殁而历晋、若宋、若齐、若 梁、若陈、若隋、若唐，皆无所宠嘉，而其尤大章明较著 者，宋也。宋有天下，追录前代忠臣义士，于是以王为 褒国公。开宝五年，太祖皇帝锡之也。以王为褒国。武 灵公者，元丰五年，祷雨有应，郡以状闻，神宗皇帝锡 之也；以庙为“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闻诸 朝，徽宗皇帝锡之也。以王为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 士臧存真以王功上公车，徽宗锡之也；以王为武惠 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灵卜惊张遇郡以状闻，太上 皇帝锡之也。以王为昭毅武惠灵显王者，建炎四年， 以阴兵震金人，御营使刘光世以状闻，太上皇帝锡 之也。以王为“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者，绍兴二十一 年，部使者以王功闻诸朝，又太上皇帝锡之也。王太 子，吴将军会稽令，于开宝，于元丰增号王；于宣和，又 再增号；于建炎，又增号；于绍兴，又增号。“顺佐、柔懿”，凡 两夫人之加增也。“绍威”、“绍灵”，凡两侯，若尚书，若会稽 也。建炎四年，刘光世之请也。呜呼！吴于王厚，宋于王 尤厚也。吴所以兴者五人：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顺流 而下，吴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擒关羽，使关羽 卷襄汉而上，吴必亡，其擒之者吕蒙也。不能却汉先 主，使先主顺流而下，吴必亡，其却之者陆逊也。不能 取黄祖，使黄祖据中而立，吴弗兴，其取之者王也鲁 肃也。肃之言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鼎 足立为有功焉。”今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有大功于 吴，庙食于此，垂数百年。四方之人，往来长江奔走祠 下者，岁以万计。而王之威灵，震耀烜赫，事异可书。岂 非转战之功，忠勇之节，上贯白日，下詟九军，故其英 风义概，凛然如有不可掩者欤？词曰：“维大江兮南纪， 亘万古兮长流。望丹楹兮如霞，宅神宫兮上游。翼故 国兮废域”，竭臣节兮始谋。蹈白刃兮当前，激懦夫兮 颜羞。凛英魂兮犹在，遗胜福兮九州。俨王冠兮锵佩， 耸重屋兮云霄。酒欣欣兮既旨，鼓《坎坎》兮吹箫。《神燕 娱》兮醉起，望白云兮江涛。顾神驭之杳冥兮，安知其 不乐于斯楼？

《樊山记》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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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余所居，临皋亭下，乱流而西，泊于樊山，为樊口。或 曰燔山，岁旱燔之，起龙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 是。其上为芦洲，孙仲谋汎江遇大风，柁师请所之，仲 谋欲往芦洲，其仆谷利以刀拟柁师，使泊樊口。遂自 樊口凿山通路归武昌，今犹谓之“吴王岘。”有洞穴，土 紫色，可以磨镜。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顶 即位坛、九曲亭，皆孙氏遗迹。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 菩萨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庙，陶公 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于樊口。寻绎敌迹，使人凄然。 仲谋猎于樊口，得一豹，见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 不见。今山中有圣母庙，予十五年前过之，见彼板彷 佛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前赤壁赋》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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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

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考证.svg乎如冯虚遇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兰 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 如泣如诉，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 舟之婺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 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 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 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 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 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 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 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 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 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 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 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看之无尽藏也，而吾与 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殽核既尽，杯盘狼 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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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 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 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殽，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 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 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 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月日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 鹘之危巢，俯冯彝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 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 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 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 来，翅如车轮，元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 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蹮，过临皋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 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武昌官葬暴骨铭》〈并序〉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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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绍圣二年，官葬暴骨于是” ，是其无主仁人君。

“子斯其主矣。”东坡居士铭其藏曰。

人耶天耶，随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颅。后有君子， 无废此心。陵谷变坏，复棺衾之。

《与知鄂州朱寿昌书》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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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偶说：“鄂岳间田野尤讳养女 初生，以水浸杀，咿嘤良久，父母亦不忍闻。鄂人有秦 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 遵梦小儿挽其衣，遵念其姊方娠，儿已在水盆中矣， 趋救乃免。愿以此明告诸邑，令此风便革，人必从乐， 其阴德十倍于活壮夫也。”

《菩萨泉铭》〈并序〉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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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为广州刺史，有渔人每夕见神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视其款识，阿育王所铸文殊师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迁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动，益以牛车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复没，遂以还寺。其后惠远法师迎像归庐山，了无艰碍，山中世以二僧守之。会昌中，诏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锦绣谷比，释教复兴，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发见，如峨嵋、五台所见。盖《远师文集》载处士张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传如此。今寒溪少西数百步，别为西山寺，有泉出于嵌窦间，色白而甘，号“菩萨泉” ，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谓余：岂昔像之所在乎？且属余为铭。铭曰：

像在庐阜，宵光属天。旦朝视之，寥寥空山。谁谓寒溪， 向有斯泉。盍往鉴之，文殊了然。

《九曲亭记》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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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诸山，坡陁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 山”，东曰寒溪，依山临壑，隐蔽松枥，萧然绝俗，车马之 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仗策载酒，乘渔 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 “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 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 羊肠九曲而获小坪，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 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 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 瞻于是最乐。昔予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 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 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 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 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 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登南楼记》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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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集于南楼，在仪门之南石城上一黄鹤山，制度闳 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 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 下阚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生”，其上皆列肆，两 旁有水阁极佳。往山谷云“凭栏十里芰荷香”，谓南湖 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 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石镜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 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唐 沔州治汉阳县。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诗序》 云：“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汉阳令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其后沔州废， 汉阳以县隶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复以为军。 太白诗云：“谁道此水，广狭如一疋练。江夏黄鹤楼，青 山汉阳县。”人语犹可闻，故人面可见，形容最妙。汉阳 负山带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别山也。又有小别， 谓之二别云。黄鹤楼，旧传费纬飞升于此，后忽乘黄 鹤来归，故名楼，号为天下绝景。以崔灏诗最传，而太 白奇句得于此者尤多。今楼巳废，故址亦不复存。问 老吏，云：在石镜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犹有可想 见其地。楼旁李监篆石刻独存。太白登此楼《送孟浩 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 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复与冠之出汉 阳门，游仙洞，止是石壁数尺，皆直裂，无洞穴之状。旧 传有仙人隐其中，尝启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黄金数 饼，后化为石。东坡先生有诗纪其事，初不云所遇何 人，且太白固已云：“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 蓬海，千载空石室。”今鄂人谓之吕公洞，盖流俗附会 也。有道澶州人，结庐洞侧，设吕公像其中。洞少南即 石镜山麓，粗顽石也，色黄赤皴驳，了不能鉴物，可谓 浪得名者。

《鄂州改建社稷坛记》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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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罗侯愿以书来 曰：“吾州郡祀之坛，始在中军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刘 君清之至而往谒焉。”视其地褊逼洿下，燎瘗无所，不 称藩国钦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 变，意其咎或在是，则言于州，请得度地更置如律令。 已而刘君行州事，遂以属录事参军周明仲。行视，得 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 《政和五祀》，画为四坛，而属其役事于兵马监押赵伯 烜。作治未半，而愿承乏，又属都监王椿董之，以速其 成焉。某月坛成，东社、西稷居前，东风伯、西雨雷师居 后，少却。“坛皆三城，有壝壝四门。前二坛址，皆方二丈 五尺，崇尺二寸；后二坛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 尺。其迩城方面皆杀尺，崇四分而去一。二城方杀如 之，而崇不复杀。”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门六尺，间丈 五尺。后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门五尺，间一丈四尺，其 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培其下， 半石也。南五丈为门三间；北二丈有奇，为斋庐五间， 缭以重垣，甃以坚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拣 时日，属僚吏修祀号，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则又与刘 君谋，以吾子尝学于《礼》也，是以愿请文以记之，俾后 之人勿坏。熹按：社实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土 之祗，而后土，勾龙氏其配也；稷则专为原隰之祇，能 生五谷者，而后稷，周弃氏其配也；风师箕、雨师毕也。 是皆著于《周礼》，领于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 都至于国里通祭。而风雨之神，则自唐以来，诸郡始 得祀焉。至于雷神，则又唐制所与雨师同坛共牲而 祀者也。国朝礼文大扺，多袭唐故。故今郡国祀典，自 先师先圣之外，惟是五者。盖以为二气之良，能天地 之功用流行于覆载之间，以育万物，而民“生赖焉者， 其德惟此为尤盛。”是以于其坛壝时日之制，牲币器 服之品，降登馈奠之节，莫不参订讨论，著之《礼象》。颁 下郡国，藏于《礼典》，有司岁举行之。而部刺史又当以 时循行，察其不如法者。盖有国家者，所以昭事明神， 所以降祥锡福于下，其勤如此。顾今之为吏者，所知 不过簿书期会之间，否则“觞豆舞歌，相与放焉而不 知返。其所敬畏崇饬而神事者，非老子、释氏之祠，则

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于先王之制，国家之典，所以考证.svg治人事神者，曷尝有介于其心焉。”呜呼！人心之不正，
风俗之不厚，年谷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亦以此与？ 今罗侯之与刘君，乃能相与延爱乎？此非其学古爱 民之志，卓然有见乎流俗见闻之表，其孰能之？熹虽 不文，不足以纪事实，垂久远。然二君子过，以为尝从 俎豆之事，不远千里而属笔焉。因为书，使刻于《丽牲》 之石。

《鄂王碑记》岳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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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据上流为重地，宿师十万，进足以虎噬京、洛，退足 以雄分吴、蜀，得建瓴之势，江左莫强焉。绍兴初，天子 考麒麟玉册之瑞，观黄旗紫盖之运，应天顺动，化龙 南翔，长沙汤汤天设之险，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 析符授钺，实膺专征之任。虽往来调戍，靡常厥居，而 大抵鄂为根本，隐然有藜藿不采之威。”珂常考论地 势，汎观古今，自三国而下，代兴南国者，所守不一。然 负桐柏之阳，山阳、合肥、广陵、濡须，重镇错立，带之长 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东西之冲。唯襄、沔旧疆，曼羡 数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野旷，不设限 塞，击柝之声相闻，朝驰而夕可至也。皇上临御一纪， 缅怀麟阁勋名之盛，览珂所奏，龥天书，思所以大慰 乎？九京相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国裂而王之。纶言申 褒，温厚灏噩，不惟足以焕万世无穷之宠，其于辨论 忠邪之迹，盖尤深著。珂一介蚍蜉之言，诚不知所以 格天心、悟主听者谓天盖高，珂诚死且不朽矣。载唯 先王受命驻师之地，营墉陈石，至今岿然。而乾道中， 又尝诏赐沔阳之庙，先王功烈，遂与鄂相终始。珂不 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后得铅椠片言，追明 地下之冤，成先大夫易箦之志。兴念一及，兢惭夙宵， 大惧驯媮閟袭，而使圣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宣昭 方来。乃以制词刻之琬琰，植于庙下，以对扬今天子 休命。然则诉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 地著，揆厥所原，夫岂偶然己哉。

《兴国军重修刻漏碑记》周紫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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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郡必有城，城有楼，其名曰“谯楼。”之上设鼓角与漏 三物，所以壮军容，定昏晓，兴居有节，不失其时，其为 制旧矣。予始至郡，每日影下罘。�闻鼓声渊渊然鸣 于𬮱阇之间，日明天旦，晨鸡三号，则鼓又鸣，率以此 而候夜旦。然夜漏不设，常使守陴者占天星，以候百 刻，风雨晦冥，则笳鼓失节，往往夜半奏角，黎明而受 初更者，尤弗易也。予慨然念之，乃赋财于邑，鸠工于 野，丐法于旁郡而一新之，阅两月而漏乃成。始，予命 有司使治是漏，客固有闻而窃叹“者，谓吾邦虽无事， 而岁入不足备供亿，凡邦之祭祀、宾客、兵食、廪稍，与 夫不时之需，一有阙焉。事急上闻，则吏咄嗟罢去，顾 暇恤于斯乎？”余曰：“是非君所知也。古者朝必辨色而 后入，礼也；设庭燎而朝群臣，非也。今郡国吉月必拜 朔于后庙，又望而拜于庭，是亦朝也。一失其时，则为 弗钦于君。季氏逮”暗而祭，继之以烛，《礼经》讥之。他日， 子路与质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以为知礼。今律 释奠于文宣王，月用仲春，时以丑刻；月用仲秋，时以 丑刻。至于社稷、风、雷、雨、师，则异于是。反是则为失其 时，亦曰“弗钦于神。”夫朝，人臣之节也；祀，国之大事也。 斯而失焉，国非国矣。然则予修是漏也，岂可谓无意 于其间噫？时有迁徙，事随废兴，前人为之，安知后人 不从而隳之也？昔杜牧之尝谓：“百刻长短，取口不取 于数，天下多是。”独宣、池、荆三郡皆太和间嗣曹王皋 用处士王易简之法为之，宣于予为乡邦，见其法尚 存，而牧之《记》犹在焉。余然后知易简之法与其名所 以能久其传者，徒以牧之之文。今无易简之法，无牧 之之文，而欲保其不隳于后人，理岂有是哉？谓百刻 不取于口，而取于数，斯亦可传矣，安得复有如二人 者乎？

《改建兴国儒学门堤记》闻人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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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学宫徙于城西，自乾道庚寅始也。然古刹障前 厄塞，而庙学共为一门，往来憧憧，弗敬弗肃，非所以 明制度、示观瞻。又学之路旧并居民，既纡且狭，负笈 之士未免循墙而趋，盖越四十稔而莫能易也。大理 丞虞公为治之明年，政成人和，年谷再登，事无大小， 次第毕举。一日奠谒，顾谓模曰：“教化者，风俗之机，学 校者，教化之源，兹郡守之先务。今路之与门士，久以 为病，可不釐而正之乎？”即日捐粟于廪，出金于帑，命 模庀事督工，由殿而庑，颓圮者兴，漫漶者饰。于是相 厥阴阳，度黉宫之地而为门。复出公田，易浮屠之地 以为堤。门之为屋三，门修三寻，广如之。堤之为路，袤 八十步，广三步一仞。命工以佣直，役力以农隙，民不 告劳，官不耗用，皆成于公经画之妙，而得于公樽费 之馀。伟哉，门堤之成也！面揖三峰，下瞰平湖。植柳莳 莲，左右映带，见者改观，方领矩步，委蛇其中者，莫不 叹昔谋之难，而今成之易也。合辞而进曰：“是隽功美 绩，有待而成。愿有以寿其传，庶足以侈虞先生莫大 之德。”予告之曰：“轮奂之美，版筑之工，是特外观云尔若乃漱芳润，挹菁华，培植乎内心之学者，盍知所自 勉乎？”故凡出入是门，由行是路者，当思所以闲放心， 距非念，屏纷华之好，趋正大之学。宫庭可守而户牖 不可开，正途可趋而邪径不可蹈。由是而升堂入室， 由是而舞雩咏归，则千载之下，洙泗遗风，凛然不坠， 是邦侯之所望于尔士。尔士无负于邦侯者。将于此 乎见矣。

《大冶县儒学记》元·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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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在江湖之表，山川包络，形气涵蓄，宝藏兴焉，邑 之所由得名也。土壤之常赋，日用之利，力役供亿，视 他邑为尤烦。吏于是者，宜乎学校之事有所未遑。至 今令长长沙周君镗以名进士来治之，始克有所尽 心焉。至正元年辛巳，十又二月，使人适临川之野而 告曰：“某之在斯邑三年矣，幸无获戾于上下，乃克重” 修礼殿、神厨、经阁明伦堂左，以祀乡先生万公正淳 既告成于夫子矣，请属文以记之。《集》进，其使者问之 曰：“修学之资，何所从出？”对曰：“浙省之粟，航海以实京 师，岁数百万石。比以水旱不给，命上流郡县他省之 所隶者，分其粟补之。地远民困亦不堪。”盖通弊也。去 年大冶之运，周君率其民粟以行周虑而慎防，无汎 横，无羡费。至则输受纳者而身先之，完民以归。计吏 会其用，馀中统钞二百馀锭，召民而还之。咸曰：“吾之 无鞭朴掊克之苦，归无假贷折券之偿，先事而遄，归 视累岁之费，十不及一二，则吾令之赐也。”固辞不受， 上下相让。久之，令察其民之诚至，则告之曰：“若是，则 以为学校之用，可乎？”皆曰：“诺。”乃以之度材庀工，民不 约而欢趋之，是以其成之速也。然则是可书也已噫。 人心天理，汨之于风气习俗，久而极矣。长民者不笃 于躬行，则民不信；不示之以好恶，则民无所从；不信 而强使之，则治不立；不知所从，而导非其道，则教不 行。是役也，周君其有信乎其人，庶其教之可施矣乎？ 古者学校，先师之祭，取之其乡而已。盖其父兄之所 亲炙而弟子之所习闻，动焉而威仪可以则，语焉而 声气可以感，若鲁之君子者以为先。无君子则焉取 斯哉？《诗》曰：“执柯伐柯，其则不远。”盖言其取之近也。邑 人之所共知、所共尊者，其为正淳之学乎！正淳，朱子 之门人也。勇彻其旧学之役，以求讲学问“践履之实， 决去其仕进之末，以求至乎圣贤造诣之归，师友答 问之遗书具在，乡里传之。观乎一时同门得之甚正， 而行之甚笃者，故大冶之人，因其所素尊敬而知其 所从焉，则其宗传可得而诉之矣。”呜呼！古者庠序之 教，教之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复其仁义 礼智之性；《礼》《乐》其物也，《诗》、“《书》《春秋》其书也。孔子没，曾 子、子思受其道而传焉”，学者可以无差矣。然而数千 百年，周子、两程子、张子出，而其说始复明。一再传而 得朱子。圣经贤传，微言大义，莫不究极折衷，论定无 复馀蕴。国家信而用之，布在天下，而穷乡远邑无明 师良友，顾学者或不得传焉，斯邑之有正淳也。今去 二百馀年，而遗言馀论不泯如此。表章其人以讽劝 而作新之，则周君有功于斯邑至大。以周君既仕而 不已于学，不为迂儒以废事，耻效世俗之吏习以苟 禄，通于今日之法令，而从容恻怛以究其能，行之三 年而不变，使吾儒之为政者皆若周君，岂不盛哉！单乃 若取桃花山之地若干亩，《三港畈》、株林塘、盛家港、程 家窝等处，田园之见侵于豪强者，以归诸学，非私于 学也，政当然也。至于其政之可纪者，则有进士夏君 日孜之《记》云。

《兴国州修学记》欧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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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在隋、唐为邑，或名阳新，或名富川，或名永兴。至 宋太平兴国三年升为军，与姑孰分《纪年》之号以为 名。皇元混一，升军为路。古属江夏郡，宋属江西路，今 属湖北道。其壤介平湖之间，有山水之胜，其土饶金 银铜铁之产，故郡号富川而邑号“大冶。”其民锐于治 生，怯于私斗，故易为政。士笃于好学而耻于浮靡，故 可语道郡守之至于斯者。乐其釐务之多，暇则治其 学政焉。宋乾道中，自郡西迁学今所。嘉定中，郡守以 公田易寺地为頖池。我朝至正三年癸未，总管焦侯 嘉议视礼殿骎敝，撤而更新。六年丙戌，今总管石抹 侯大中以两庑应门卑陋弗称礼殿之制，乃命匠计 工，又召吏计学，廪所储登耗。吏曰：“俭不足为用。”于是 集众议，酌时宜，节浮费，征宿逋，复故额。吏云：“财足调 度，然后庀工抡材，拣曰兴事。”命录事张应元、府吏叶 应祥、程思贤董其役。以七年丁亥正月鸠工，九年己 丑六月落成。辟地立菑，砻石陶瓦，垒址坚崇，视旧加 袤，建东西庑十有四间，奉安崇祀像百有五人，应门 九间，列棨戟二十有四枝。又作东西斋八间，以处来 学。按旧券归寺僧所占。泮池上作棂星门三，内外百 有馀楹，民不告劳，工各献技。新殿巍巍，门庑翼翼，轮 奂伟然，一郡改观。春秋释奠，登歌作乐。察有𦈎缓惉 懘，咸易其制，克偕厥声。期月之间，百废具兴，教养兼 至，多士属心。是秋七月，侯将受代，诸生请于教授何玠，奉事状来浏山中谒予，愿文以记。予考郡志，知历 代沿革，由县而军，由军而路，皆以其名物之阜，故隆 其名以重其付托也。且郡以富名，又非以土产之美 有助于国用乎？思昔《周礼》赋地官之职，凡国家土地 之图，人民之数，与夫贡赋力役之等，山川林泽之产， 至于州人金玉锡石之地，严其厉禁而搜求所取之 处，其所以为实国用者，不既周乎？然其所掌莫大于 邦教焉。《书·君奭》曰：“天惟纯祐，命则商实。”盖言商之百 姓，王人罔不秉德，以及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兹惟 德称，用乂厥辟。此天之所以实商也。盖国之虚实，系 乎人材之盛衰，教化之隆朁也，其来久矣。学校者，人 材之所自出，教化之所由兴也。故以乡三物兴贤能， 而德行道义之选由于学；以本俗六安万民，而师儒 朋友之联系于学。颁学之制，惟地官为详。然则有民 社者，可不以兴学校为先务乎？今皇帝诏天下守令， 考课六事，备悉为最，而兴举学校先之。兴国，土产之 美，固足以裕国，而人材显庸于其乡者，若吴中复之 《骨鲠》，而时君锡之书号“铁御史。”教化之新征于前代 者，若陆子寿之职教，是邦士至今尊慕之，号“陆子学。” 斯二美者，视今富川土地之产，其贵重可同年语哉？ 郡守作兴教官，兴起士气，他日之效，况未必止乎前 日之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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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在唐朝中期，曾经成为军事重地，以武昌军的设置和武昌军节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蕲、黄、安、申、光等州）这个官职被朝廷任命，从而列入“元和四十八方镇”。

“方镇”，即是唐代中晚期颇有特色的能使拥兵自重的军阀得以割据一方的藩镇，始自“天宝十节度”（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年间，扩充防戍军镇，设置了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零五），韩皋担任鄂岳沔蕲都团练观察使。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零六），韩皋升职为鄂岳蕲安黄节度使，设置武昌军，与之同时，撤销奉义军节度使（贞元十五年，设置安黄节度使。贞元十九年，改为奉义军节度使），由韩皋担任武昌军节度使。元和三年，郗士美接替韩皋。

元和五年，吕元膺接替郗士美；这时，朝廷撤销武昌军节度使（根据《新唐书·卷六十八·方镇表五》），吕元膺的官职乃是鄂岳都团练观察使。元和八年，柳公绰接替吕元膺。元和十一年，李道古接替柳公绰。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崔元略担任鄂岳蕲黄安等州观察使。长庆四年，崔植接替崔元略。

敬宗宝历元年（公元八二五），牛僧孺接替崔植之时，恢复武昌军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公元八三零），元稹接替牛僧孺。

大和五年，再次撤销武昌军节度使，崔郾担任鄂岳安黄观察使。大和九年，高重接替崔郾。宣宗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崔郾之子崔瑶担任鄂岳观察使。

到了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零四），杜洪据有鄂岳等地，拥兵自重，被朝廷封为武昌军节度使。天祐二年（昭宗死后，哀帝沿用天祐这个年号），杨行密部将刘存攻陷鄂州，杀死杜洪。再过了二年，哀帝禅位给朱温（朱全忠，五代后梁太祖），李唐王朝被朱梁政权取代。

唐朝首任武昌军节度使韩皋，在武昌军主政的成绩如何？因史书记载不详，无以考稽。

郗士美的政绩，倒是较为具体，详见舒元舆《鄂政记》，兹录全文于下。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镇鄂，实泽国，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与江陵会府不侔。来临者苟能惠百姓，军旅必咨怨！苟能富军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备，朝廷亦难其材。自高平公为政，颛以诚信惠和抚下，军旅受其抚，勇知方；百姓受其抚，耻且格。繇春到秋，政与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军心雄，乃次视闾井。城隍有陋狭不快人心者，皆开张。

治本鄂城，置在岛渚间，土势大凹凸；凸者颇险，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闾巷，修通衢，种嘉树，南北绳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泽瘴疠，勿药有愈。郡城旧制，陋屋骈联，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开。将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间，指吏徒拆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向立射侯军容佐，西翼东向立牙门料将院，东翼西向立州佐六掾院。长廊联轩，万门呀呀。中央广除得以讲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启，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军吏毕谒，威容大修，有以见堂堂仪观，不可触犯也，然后知皇唐诸侯王之为贵耶。

鄂之军实三万，先时，营宇皆曲陋低下，岁有垫溺，师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车出郡垒东门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识，手开画之，创新营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间。瓦鳞鳞，檐盈盈，轩门对开，欲呀风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观人骇目，目不前见。居人庐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与琐琐胸臆，经营细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齐肩乎！则知公之为政，不专于鄂，枝郡亦犹鄂。

复明年，巡封略，问遐迩，一若门门有公。犹将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胜公惠，熙熙相贺，自谓长庇公德宇下。道路合声，王人中贵闻。政声到阙下，天子闻。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诏征公尹河南。河洛人贺声动河洛，江汉人唁声动江汉。天子又闻二地人贺唁声，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复迁公福上党。上党父老喜跃，携壶浆簟食，逾太行迎。太行素险巇，鄂人闻上党父老迎我公过太行去，若火入肠脏，相与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荫贻惠，父母生我，公实活我，今公去郡，恨无史氏记，不书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负公也，非公负我曹也！胡不率大宣声音，咏思我遗爱，使隘衢陋巷，几采教化者闻，必寓于风雅，立则天子史官得详载史策，遗爱遗惠，岂谢古人耶。是心愈见公德如卿云景星，所出必为国瑞，所至必为人福，不颛在一方而已。

某声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断石，惧累公德。但直录鄂人咏思之言，将上告天子史官，厌塞鄂人望。若河南遗爱，洛多君子，因以为民详矣。上党新政方大，未可测酌，非陋文褒述也。

《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

舒元舆（公元七九一至八三五），字升远，婺州东阳人氏，唐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进士，初授鄂县县尉，以干练知名，宰相裴度荐为兴元书记，作文以檄豪健闻名，拜监察御史，迁刑部员外郎，改著作郎，文宗在位之时，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与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其事不密，于甘露之变中被腰斩。

既然舒元舆是元和八年进士，那么，他担任鄂县县尉的时间，也就只能是在考上进士之后。那时，不仅郗士美早在三年之前离开鄂州，就连吕元膺也已调到别处去了。因此，很有可能，《鄂政记》是舒元舆刚开始担任鄂县县尉之时，基于鄂州官吏、民众甚为怀念郗士美之德政的缘故，从而执笔撰写（直录鄂人咏思之言）。

高平公：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氏，生于公元七五六年，十九岁入仕，历任阳翟丞、潞州从事、坊州刺史、黔州刺史、御史大夫、持节黔中经略、检校右散骑常侍、高平郡公、京兆尹、鄂岳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河南尹、检校工部尚书、昭义节度使、忠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卒于公元八一九年（元和十四年）。

十二戟：官府大门外左、右各有六名持戟卫士。

元和三年春季至元和五年冬季，高平郡公郗士美主政武昌军。那时，武昌军是个岛渚相连、凹凸不平的水乡泽国，一边是浩浩大江，一边是众多湖泊。这个处于江湖之间的城市，驻军三万，当然，还得加上官、吏、工、商以及军人家属，总人数应该至少是三万的翻一番，六万以上；其中，官、吏是很少数的，相关的工、商人数也不会很多，军、民是绝大多数的。

郗士美上任之后，以一年的时间，适应环境，顺应并抚慰官吏军民。到了第二年，方才有所作为。主要乃是平整城内土地，削凸堙凹，扩宽街巷、道路，调整城市建筑布局，拆陋屋，造新房，重新建立射侯军容佐、牙门料将院、门佐六椽院这些官署，把军人居住之处移到东门之外，选择开阳高旷之地，造了十五所营房（共三千间）。于是，瓦鳞鳞，檐盈盈，轩门对开，欲呀风雷。

由于郗士美治鄂，实绩良多。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许下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使，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在册书。一日夙兴，将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鞟，未及陷足，忽有巨鼠过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惮意，因掷靴以击，鼠则奔逸。有毒虺堕于鞟中，珠目锦身，长筴细螫，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必致臃指溃足之患矣”。说的是郗士美的政化之美，感动了巨鼠，在郗士美鞟中有毒虺之时，现身警示，使郗士美未受毒虺咬脚之害。不过，郗士美担任鄂州观察使并非元和末年。高彦休生活于唐朝末期，是以郗士美于鄂州观察使之后所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的“八座”（中央六部之尚书与中央三省之尚书省左、右仆射）称呼郗士美；那么，郗士美主政武昌军的年份被高彦休弄错了，乃是轻而易举的。

对于中晚唐之时的武汉武昌而言，不仅郗士美是个好官，吕元膺也是个很有佳誉的名宦，知人善任，曾经提拔守城者为大将。因为，守城者忠于职责，不许吕元膺擅自深夜登城（《新唐书·卷八十七·吕元膺》：“拜鄂岳观察使。尝夜登城，守者不许。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不可辨。乃还。明日，擢守者为大将”）。当然，治鄂的实绩，吕元膺是比不过郗士美的。

接替吕元膺的柳公绰，则是颇为知权制变，爱抚鄂军家属，使鄂军勇于报效，打了些胜仗（《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柳公绰》：“九年，吴元济据蔡州叛，王师讨伐。诏公绰以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公绰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愿自征行，许之。公绰自鄂济湘江，直抵安州，李听以廉使之礼事之。公绰谓之曰：公所以属鞬负弩者，岂非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两郡守耳，何所统摄乎？以公名家晓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则当赴阙；不然，吾且署职名，以兵法从事矣。听曰：唯公所命。即署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选卒六千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权制变，甚为当时所称。鄂军既在行营，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如疾病、养生、送死，必厚廪给之。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为我辈知家事，何以报效。故鄂人战每克捷”）。

至于李道古，这位皇室宗亲后裔，乃以贪暴闻名于当时。并且，元和十二年二月，带领善战的鄂军出去攻伐贼寇，却是吃了个败仗（《旧唐书·本纪第十五》：“岳鄂团练使李道古师攻申州，克罗城，贼力战，道古之众大败”）。

崔元略、崔植的治鄂政绩如何，亦无史料可详。

牛僧孺担任武昌军节度使期间，最大的政绩是重建了鄂州城。鄂州城墙原为夯土筑板而成，每年都得修缮，需要十几万钱，牛僧孺将城墙改为砖砌，用了五年时间（《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青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塼，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元稹继任武昌军节度使的时间，不足一年就因病去世。

崔郾治鄂，主要的政绩，是制造蒙冲小舰和相应的武器装备，上下千里，捕平江湖盗贼（《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邠》：“改鄂岳等州观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盗贼显行。郾修治铠仗，造蒙冲，驶追穷蹑，上下千里，岁中悉捕平”）。其次，是严法峻诛，对于犯罪者绝不宽大处理（《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邠》：“治虢以宽，经月不笞一人。及莅鄂，则严法峻诛，一不贷。或问其故，曰：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不暇，犹恐其扰；鄂土沃民剽，杂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贵知变者也，闻者服焉”）。

高重、崔瑶主政鄂州，政绩不详。

柳公绰对于“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沉之于江”的做法，则与崔郾的“严法峻诛，一不贷”，形成了因为鄂民“杂以夷俗”而“非用威莫能治政”的呼应。从柳公绰之时鄂军勇于报效而善战，到李道古之时打了败仗，然后，崔郾之时江湖盗贼显行；可见，鄂州的确“土沃民剽”，居然有人敢在驻扎较大数量之军队的城市附近做起了江湖盗贼。

不过，鄂州驻军三万人，乃是设置武昌军之时的情况。在撤除了武昌军之时，驻军人数应当会被减少。因为，元和二年，全国的在籍兵员是八十三万余人，而元和元年全国虽有四十八个方镇，但节度使却没有那么多；可见，由于鄂州设置了武昌军，方才驻兵三万。等到撤销了武昌军，朝廷下令讨伐蔡州吴元济，只是让鄂军出兵五千，实际出动六千人；估计，那时的鄂州驻军，不会超过二万人。

从郗士美、牛僧孺拥有在建筑上改造鄂州城的权力来看，武昌军节度使的官位是大大地高于鄂岳观察使的；因为，崔郾所拥有的乃是造蒙冲舰捕盗的权力。而韩皋之所以并无可详的政绩，估计，那是由于他是首任武昌军节度使，唐代兵制已从府兵变为募兵，他的主要精力，应当是耗在招募兵员进行编制、训练这些工作上了。

当然，墙高二丈一尺、周长十二华里的鄂州城（《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占地面积可算是较大了的，故能居住为数应当是六万以上的军民人等。牛僧孺的重建鄂州城，至至少少，乃是郗士美对这座城市的大力改善奠定了可供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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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湖北


公元581年至959年，我国历经隋、唐两个统一的王朝和五代分裂割据，前后共计378年。本卷记述这一时期的湖北历史。
隋朝虽然是一个短暂的王朝，但它不仅结束了东晋以来200 多年的分裂，重新统一了全国，而且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奠定了中国中古社会后期官僚政治制度的基础。隋朝在经济上还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影响深远。
唐朝历来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黄金盛世，它有着空前繁荣的经济、绚丽多彩的文化、格高气畅的风貌和有进取精神的统治集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是蒸蒸日上，充满生气、充满活力。唐代中叶又是我国中古社会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变革的分界，由此我国中古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代十国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这是我国古代分裂割据时间最短而又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有社会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一面，又有得到发展的一面，尤其是南方更为明显。
本卷在上述大背景下，记述隋唐五代湖北地区的历史。
对于这一大背景，学术界前辈和时贤已作过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不乏精辟论断，形成当代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制高点，它们是本卷撰写的基础。可以说，如果不是吸取前辈及诸先进的学术成果，本卷的撰写是难以想象的。本卷征引的诸多真知灼见均在有关章节中注明，这里谨向所有的著作者表示由衷的谢忱。
本卷共分十章，涉及湖北地区在隋唐五代的生态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方面。所论述的内容详简不一，既与笔者掌握的史料多寡有关，又系笔者讨论问题倚重倚轻所致。此外笔者自度撰写地方史似应详异略同，对于反映湖北个性的史实及问题当详论，与全国或其他地区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则简述，或省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卷并未按传统的通史模式记述。
本卷的撰述还涉及到一些重要论题，今择其要者在前言中略加申论。

隋唐五代湖北地方史的个性


1988年，笔者参与主编的《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一书出版，唐长孺师亲自为之作《序》，他在《序》文中说：“近几年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许多同志注意开展区域性的专题研究，致力于一个地区开发进程的探索。我高兴地看到，在这种探索中，长江中游地区得到了重视，而以往我们对这个地区社会经济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序》文谈到，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曾产生过以屈家岭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楚人又以荆楚地区为中心，立国八百年，更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唐师作了这样的回顾后指出：“通常的看法认为，战国以后的荆楚地区无足轻重，不那么重要了。唐人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后人的研究，也多注意长江上游或下游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中游的荆楚地区则语焉不详。其实，这是不公正的。中国幅员广阔，各个地区差别甚大，每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荆楚地区也不例外。‘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对长江中游荆楚地区不作研究，我们就很难对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有全面的认识和评价。”自唐师提出这个问题后十年过去了，史学界对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亦即今湖北地区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关湖北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果。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仍未达成共识，那就是：隋唐五代荆楚地区“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的“个别”是什么？这也是《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需要回答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所记述的隋唐五代湖北史，其地域相当于今湖北省范围，在隋唐统一王朝下，这个地区从未隶属于统一的行政区划，隋代及唐前期湖北地区分属互相并立的十余州，唐后期分别由四个道(镇)(山南东道、荆南镇、鄂岳镇及黔中道)管辖。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地方史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往往难以统一，所论述的问题可能有拼凑之嫌。第二，由于地方史料匮乏而难以周全、零碎而不易系统，这就使得我们撰写湖北史时往往只能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全局的角度讨论问题，亦即从一般到个别。具体说来，我们常常从中央的制度如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制度出发讨论它们在湖北的贯彻实施，或从朝廷发生的重大事件寻觅其在湖北的反响等等，这样的论述虽然是必要的，但却很不够。对于地方史来说，更应该通过地方特点认识一般的现象和规律，亦即从个别到一般，而这正是撰写湖北史的难点。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在于应抓住当时社会的本质——发展和变化。唐长孺师晚年的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主题就是“论魏晋时期的变化”和“论唐代的变化”，这是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论述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当我们的视角注意到隋唐五代湖北的时候，同样发现这个地区也有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不应忽视的是发轫于荆楚的新事例，它们往往是某个方面(如制度、文化等)的肇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社会变化的先声。这一点，我们试列举数例如下：
就政治制度而言，史学界普遍认为，唐高宗李治废王皇后立武皇后事件是一个标志，它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集团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和门阀政治残余的最后扫除，而且也标志着从南北朝开始，隋代基本实现的国家体制从皇帝、贵族体制到皇帝、官僚体制过渡的最后完成。我们认为这一变化在隋代唐初的荆楚地区已现端倪，本卷第二章、第五章均已论及，自西魏攻占江陵以及隋灭后梁以后，六朝荆楚的门阀士族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特别是隋朝统一全国后，许多地区尚有门阀势力，而在湖北，以往曾经把持荆楚地方政权的以襄阳为中心的南下武力集团和以江陵为中心的文化士族集团都已销声匿迹了。在这样的前提下，隋朝在湖北地区实行了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它的意义在于，法令是对荆楚地方残败士族政治格局的制度上的否定，也是对现实变化的确认和肯定。
从经济上来看，唐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通过地主豪强的兼并，土地日益集中，大量自耕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土地上带有不同程度依附性的佃农。本卷第六章的论述表明，唐代后期田庄式的大土地迅猛发展，佃农数量激增，意味着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与全国同步。同时，襄州刺史徐商改变襄州屯田的经营方式，将其“判租与人”，说明荆楚国有土地屯田租佃制的形成也与社会发展的大势同步。由于这种变化，原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赋税制度业已过时，税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革肇始于荆楚等地区，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政府宣布了“税亩于荆、吴”的新税法。虽然“税亩”的具体内容史籍失载，但它在性质上显然与按丁计课的租庸调不同，而是以土地多少为纳税的标志。稍后到代宗时，京师长安一带也开始按亩征税，这种先始于荆、吴，继而行于京师的区域性新税法，当是两税法的先声。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唐代荆楚地区是两税法的滥觞地之一或无不可。此外，唐中叶以后，湖北纷纷出现大量的“非官方之所”的草市，其中“赤壁草市”之名首见于也唯有它载于《元和郡县图志》。湖北民间草市之盛在全国名列前茅，它显示了作为区域经济领域新兴事物的性质。与草市兴盛相关联的是，唐德宗时政府在江陵等地新设税收项目，向民间征收商税(每贯20文)和竹木漆茶什一税以充作常平仓本钱，湖北地区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民间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唐代湖北作为文化的土壤而言，也有显著的特点。以诗而论，众所周知，唐代诗歌成就最为光彩夺目，达到古典诗歌的高峰。产生这种盛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荆楚大地是孕育诗歌奇葩的沃土，当是不应忽视的原因之一。荆楚地区的文化景观(物质的、非物质的)有其独特的魅力，荆楚壮丽的河山，神奇的楚文化传统，优美的神话传说，历尽沧桑的历史古迹以及多彩浪漫的风土人情，是形成唐诗楚风的基础，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地方不可替代的。以崔颢的《黄鹤楼》为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千古传诵的名篇，严羽的《沧浪诗话》评之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假定没有长江、汉江交汇处的人文自然景观，假定崔颢没有身临其境，他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首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的。真是诗得江山之助，江山为诗增色。所以本卷第八章谈到，出自荆楚的唐诗，深刻地体现了地域特色，蕴含有浪漫的楚文化神韵。这些独具个性的诗篇充满了生气，富于出奇创新，由此凝结成唐诗的特质之一。
荆楚地区与佛教的变化也有因缘。唐代佛教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禅宗的形成。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宗教派别，它不崇拜任何偶像，也不信仰任何外在的神和天国，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同的宗教；作为一个佛教派别，它自称“教外别传”，否认佛教经典、佛祖权威，也否认佛菩萨以至净土的实存。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个宗教派别的形成与蕲州黄梅密切相关。唐高祖武德初年，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应“蕲州道俗”之请，从庐山来到黄梅县，在双峰山定居建道场，揭开了禅宗史上划时代的一页。黄梅地处鄂东大别山南麓，南临长江，交通便利又远离朝廷和地方政治中心，以致“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双峰山得以聚众500余人。道信利用黄梅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把下层禅僧以往居无定所且又寄生的生活方式改变为定居和自给，他提倡作(劳作)坐(坐禅)并重，自给自足，在双峰山真正创建了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环绕禅僧们的是大自然，主要活动是种田吃饭，不受朝廷管辖，不受政治牵连，他们过着自然、恬淡、劳动、坐禅的洒脱生活，丛林中弥漫着宁静而协调的诗情画意。这就是唐初形成的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为中心教义的蕲州黄梅禅系。学术界认为，黄梅禅系的形成是禅宗史上的里程碑。之所以如此评论，是因为作为一个宗派，黄梅禅系是中国禅宗的雏形。对于隋唐湖北史来说，黄梅禅系不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它表明黄梅是后来由六祖慧能创立并影响全国千余年的禅宗肇端之地。
还可举出一例：北宋末年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纲领，是农民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殊不知它发端于五代荆楚地区涌现出的均贫富思潮。南唐升元时，蕲州(今湖北蕲春)诸佑宣传他“能使富者贫，贫者富”，据说“俚民稍稍从之”。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农民“均贫富”思想的文字记载，“俚民从之”说明诸佑的号召首先为荆楚乡村百姓接受和响应，可以说这是宋代农民起义口号变化的先声。
上述史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它们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虽然有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致是社会某一方面发生变化的肇端和先声。诚如以上所论，这些意味着肇端和先声的史事，大体上代表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事物、新格局和大趋势，它们出现在湖北绝非偶然，本卷后面的章节将分别讨论有关非偶然性因素。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诸事例的共同特点表现了隋唐五代湖北地区的本质——领异标新。这里所说的“异”，是指相对一般或者说共性而言的不同特点，如前面提到的湖北独特自然人文景观，又如后面章节将要分析的湖北实施均田制不同于北方的特殊性，再如租庸调在湖北实施却表现为以布折租，此外还有荆楚不同于北方的“尚鬼好祀”民俗以及在藩镇林立中湖北藩镇与北方的差异等，都表现了唐代的一般是怎样存在于湖北这样的“异”之中；所谓“新”，主要如上面所谈及的新事例一类，它们“新”就新在是后来成为普遍性变化的先兆，或者说某些作为时代变化的共性最初即存在于湖北出现的新事物个性之中。有鉴于此，我们似可以把隋唐五代湖北的个性特点也概括为“领异标新”。
唐长孺师曾吟诗说：“若论古史开新貌，未必南荆逊北州。”所谓“南荆”(就湖北而论)并不逊于北州(主要指关中、中原)，其表现恐怕不是南、北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简单对比，而主要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上述领异标新的内涵。它同时给人以启迪：历史上代表时代潮流的新事物并非总是出现在政治或经济中心，相反在某种条件下，政治中心往往是压制新事物的堡垒。湖北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它具有领异标新的内涵，只有分析这些内涵及其产生的基础，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隋唐五代湖北历史发展的线索，才能理解“未必南荆逊北州”的真正意义。

唐代湖北在隋唐统一王朝


隋唐时代湖北的范围不在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其中传统的荆、襄地区各为一大区划，二者向来是“天下重地”，隋唐以降，鄂州又崛起于东部，形成三镇鼎立的格局。荆、襄、鄂在隋唐统一王朝和五代分裂时期都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襄州的襄阳自秦汉以来“代为重镇”，至唐代“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隋、唐统一南方均以此为军事基地。安史之乱时，政府军据守“荆、郢之北门”襄阳，阻挡了叛军向荆楚地区的侵扰，“南夏得以保全”。足见襄阳的战略地位之重。
荆州地位之重历来为有识之士所推崇，如唐人宋之问说：“南荆乃九州之会。”颜真卿具体描述了荆州的战略地位：“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这样的枢纽之地，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中，一如曹操的谋士荀彧所说，若“南临楚郢”，则“海内大定”，晋灭吴、隋灭陈即是实例；若在统一王朝，则是朝廷下达政令、控制南方的一个重要环节。
鄂州是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重镇，到唐后期更显示出地位的上升，唐人舒元舆描述说：“鄂实泽国，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
荆、襄、鄂三大镇在安史之乱后的唐后期显示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湖北三镇，除襄州曾发生过短时期的军阀割据外，基本上表现为忠于朝廷，甚至成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重要支柱。三镇这样的地位和作用，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仍能延续一个半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六朝以来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也就是说长江流域经济从整体上超过北方黄河流域的局面开始出现。在这样的大势下，湖北的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当“河朔人无岁”时，“荆南义廪开”，即发荆楚的粮食接济北方。此外，外地灾年也常由政府组织灾民往荆、襄就食。从一个侧面说明湖北是重要的产粮区之一。湖北经济的发展在唐后期尤为明显，有些成就(如农业生产率、漆器生产、民间商贸等)甚至在全国处于领先或先进水平。第三，湖北三镇以其水陆交通的优势，成为连接朝廷与东南赋税之地的枢纽，特别是在运河阻绝的危急时刻，湖北的交通线更成为接济朝廷的生命线。
可以说，隋唐时期湖北的战略地位或者说枢纽地位不论在战乱时刻还是在升平之际，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裂时期，湖北的战略地位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本卷第十章谈到，如同魏、蜀、吴分割荆州一样，五代时期湖北也被分割得破碎不堪，它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湖北被分割，意味着国家的分裂。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历史现象：被分割的湖北从来没有承担起统一的重任，在公元3至10世纪，它只是以其地位成为一种标志——受到来自长江下游的控制(如六朝政权)，只意味着南半个中国的统一；受到来自北方势力的控制(如西晋、隋、北宋三朝)，则往往意味着全国统一。这两种历史现象的共同启示是：控制湖北成为统一与分裂天平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不过，湖北的战略地位之重是相对全局或相邻的局部而言，同时也是就客观条件而言，它离不开主观因素的结合。也就是说只有当某种力量控制它的时候，战略地位才显示出来，这种力量就是政治或军事势力。隋唐时代，湖北没有出现过独立政治势力，也没有形成长期左右政局的军阀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后襄阳虽说被梁崇义之类军阀割据，荆鄂一度为李璘控制，成为威胁朝廷的分裂力量，但都为时不长，且也未能控制湖北全境，更谈不上控制整个长江中游，所以只不过是小插曲而已。从总体上看，大体上是朝廷的势力控制湖北，即令五代时期也没有形成独立控制湖北全境的力量。研究隋唐五代湖北的历史，当应着重注意这一现象——湖北九州之会的地理位置是长时段起作用的客观因素，隋唐是如此，秦汉何尝又不是如此？而形成一定时期特点的，则应是这个时期内人的因素，亦即以上所说的政治军事势力，以及庶民百姓的人心所向。后者在隋末、唐末也没有表现为首义的力量。所以我们记述隋唐五代湖北史，出发点和归宿是在湖北特定的环境下从事实际活动的各阶层的人。

需要讨论的若干理论观点


本卷的撰写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此外也有一些笔者的思考和管见，均见于各章节的阐述，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社会的多层性问题。《湖北通史》是记述湖北地方的历史，它直接讨论的是地方社会。隋唐五代是中国中古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湖北是一个什么样结构的地方社会呢？本卷认为这是一个多层性的地方社会，或者说是一个等级差别十分明显的社会。这样的认识，同以往单纯以阶级差别来划分社会略有区别。区别主要在于等级社会的划分涵盖了阶级社会的划分，而后者却难以涵盖前者。
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这里所说的社会成员不同的等级或多级阶梯，是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划分的，而不是单纯地按经济地位来确定阶级差别。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等级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即以中正品第、州郡辟举、仕宦清浊等为具体内容的门阀制度。门阀制度下，社会成员主要按士族、庶民门第不同而分为多层的社会等级。随着这个制度的衰落，到唐代，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士族门第之别被官民之分取代，也就是说社会等级和政治经济特权是以官品高下来划分的。本卷所记述的隋唐时代，正是处于这个极大变化的时期，准确地记述这一变化是本卷的基本任务。
以唐代湖北的社会等级的实际情况而论，我们认为与唐朝法律的规定相吻合。唐代用法律严格区分了社会的等级，强调了社会成员的贵贱、良贱之辨。所谓贵贱区别是等级编制的核心，它用以区别官民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而良贱则是区分良人和奴婢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由此形成了社会成员的多层结构。本卷的有关章节均涉及到社会成员的这种区别，力图全面地记述唐代湖北的各个社会阶层，如将其划分为荆楚的特权阶层(包括地方官僚、衣冠和衣冠户、前资和寄庄户等)，非特权富裕阶层(高户、土豪、富商大贾、形势户、乡贡进士等)，无权的庶民阶层(小农、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我们认为，这样的记述比单纯地描述阶级之分要丰富得多，例如非特权富裕阶层，无疑属于剥削者，但并无政治特权，他们的地位就不能仅仅用“剥削者”来概括。
不仅社会成员是等级划分，而且地方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明显存在多层次。唐代虽说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但始终没有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就荆楚而言，民间实际存在一个与儒家文化相抵牾的鬼神文化层面。我们当然不能说儒家文化在民间不起作用，但必须强调民间文化的多元、多层次的特点。如果不是这样分析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断难准确地描述湖北地方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民间文化层面包含着普通百姓的思维和意识，反映了他们的心理要求和信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如顾炎武所说：“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所以本卷对这个问题的记述没有采取嗤之以“迷信”而否定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肯定和评述。
总之，本卷对隋唐五代湖北史的记述始终注意了多层次和等级差别，私见以为这样可能比较准确地诠释湖北的历史。
其二，关于与传统观点相左的见解。长期以来，史学界形成了一些传统的定论，并且广为援引。我们通过对隋唐五代湖北历史的讨论，深感有些结论似有商榷的余地，试举数例如下：
习见的看法认为，中国古代几次北方人口南移(如唐代安史之乱造成的北人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云云。这种定论与其说是一种观点倒不如说是一种套话。这是因为，它至少是以偏概全。我们不否认北方移民确会给南方带来一些生产技术，但决不能估计过高。就古代生产而言，主要是农业生产。以唐代为例，南北方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区别的，南方是水稻作物的生产，北方则是旱作物，二者在生产技术、生产环节、生产收获等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况且及至唐代，南方水稻生产技术已基本完备，北方的旱作物生产技术何以能用于水稻生产？本卷关于唐代湖北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记述表明，唐代北方带来先进技术从而促进南方经济发展一说难以成立。恰恰相反，湖北的若干技术，如水稻的高产，漆器、竹器、造酒等某些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技术在全国甚至处于领先的水平。所以我们不赞成笼统地论述问题，不赞成人云亦云，还是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古代土地兼并是每个王朝反复出现的现象。自西汉董仲舒以来，许多人都把土地集中看成是经济遭受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的根源。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封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通过地主豪强的兼并、土地日益集中，大量自耕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土地上带有不同程度的依附佃农。既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必定有其生命力，且未必一定给社会带来灾难。实际上土地集中并不必然地和经济破坏联系在一起，相反地，倒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我们完全赞同这一卓见，唐代湖北的经济表明，唐后期土地集中的具体形式“庄田”有极大的发展，其结果并未造成社会经济的破坏，反而比前期更加繁荣。这具体表现为田庄的产量增加，采取租佃制形式的土地经营效率大大提高(如襄州屯田改为租佃制，效益大增)。所以我们认为，从湖北的这类情况来看，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变化，它甚至是唐宋变革的具体表现。
史学界还有一个偏见，即因人废事。隋朝因为“暴君”炀帝而蒙受不公正的结论，其实隋朝是一个制度改革成就显著的王朝，唐代前期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承袭隋朝。本卷十分注意通过湖北历史的记述，肯定隋朝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同时也充分肯定了隋炀帝在湖北的作为。我们特别录载了襄阳文人皮日休咏运河的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千百年前的荆楚人尚有如此超凡脱俗的见解，我们在今天更应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在地方史的记述中，还历史以公道。
以上提出的若干问题，包括本卷各章节论述的一些问题，除援引学术界卓识者而不敢掠美外，属于私见者，所论未必得当，历史线索的记述也未必准确，疏漏讹误在所难免，敬祈学术界师友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