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长江日报》刊登了重建交通路“文化街”的消息后，几位老朋友奔走相告，纷纷谈起各自在交通路访书买书时的经历，因此也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抗战初期的交通路，全长不到200米，只有32个门面，然而它却拥有10家书店。其中，有中华书局、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和世界书局这样集出版和发行于一身的巨擘，加上与其西北端毗连的中山路（今中山大道），还有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所以获得了“文化街”的美名。
这条街不仅能够供应从小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和文具仪器等等，而且不论是中老年、青少年以及儿童都能买到自己喜爱的书刊。例如我的祖父曾因购得《四库大辞典》和《古今图书集成》而欣喜不已；父亲和舅父分别买到《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世界文库》后，逢人就夸；表兄为获得《给青年的12封信》及《ABC丛书》而雀跃再三；我为觅得《子恺漫画》和《大家唱》一、二集高兴万分。单从书刊品种众多方面来讲，就比当时武昌的横街头与察院坡（今民主路）和汉口的半边街（今统一街上段）那些书店强得多。若论经营方式，交通路的书店也很有特色。生活书店设立专部为各地读者代订全国出版的书刊，书价按9折供应，并特约中国、交通等10大银行免费汇款。该店还随时编印各种书目分赠读者，读者如函询各书内容，该店也可代为调查函答。大东书局与上海杂志公司都是实行开架售书，任人翻阅选购。如果你不想买，而是去抄写某种书刊的某些内容，也不会受到书店干涉。
由于当时的北平、天津和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武汉成了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在交通路的某些书店里，往往有人传述着一些抗日救亡的新闻。当我在这里听到有人推荐杨朔的《毛泽东特写》、刘白羽和王余杞的《八路军将领》、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连忙找来阅读，从而使我初步认识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粗浅地了解到边区的一些情况。
还有两件事令我至今难忘：1938年2月20日，有人在生活书店门口看当天《新华日报》刊登的马识途的《武汉第一次空战》，很快围拢一群人，大家要求他把这篇特写朗诵一遍。朗诵刚结束，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谈论自己的见闻，洋溢着首次空战告捷、击落11架敌机的喜悦。不知是谁唱起了《青年航空员》的歌，霎时一唱众和，人们用歌声表达了对捍卫祖国领空的我国空军的敬意。还有一次是一个阴天的黄昏，在交通路与后花楼（今花楼街）交界的地方，有一位从东北流亡到武汉的中年人，站在凳子上向过往行人倾诉着国破家亡的种种惨痛遭遇，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句刚唱完，就有不少人应声一齐唱，不少人泪随声下。群众最后又自发唱起了《救亡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这歌声，表达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决心。
那时，我家住在鼎安里（今江汉路上海村），离交通路很近，每星期，我总要到那里去逛两三次。我喜欢那里弥漫的文化气氛，充满着抗战意识。每次之行，都令我开眼界，受教育。现在，重建交通路“文化街”的口号既已提出来，切盼有关方面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至于我理想中的新的文化街应该是什么样子，为篇幅所限，就不必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