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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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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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8月 18, 2020 3:37 am

武汉一词漫谈

武汉,现在是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统称;但是,在很早以前,人们却不是这样称呼她的。如果我们仅从东汉末年戴监军所筑、黄祖所守的位于汉阳龟山以北的郤月城算起,武汉城邑的发展,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武汉是由三镇组成,而各镇的名称,在历史发展中又迭经变化。那么,武汉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武汉古时指武昌与汉阳。元代诗人余阙(1303—1358)游览汉阳所作《秋兴亭》诗云:“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临水,二岸起飞楼。”双城一词的出现,说明了武昌、汉阳由单称到合称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朱衣所修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付梓的《汉阳府志·方域志》说:“襄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长约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长约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今渔利略存,舟楫已不达矣。”

对于不熟悉武汉历史地理的读者来说,上面一段引文不大好懂。它包含的意思是:在明成化元年(1465)以前,汉水是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汉阳与汉口还是连成一体的。据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富道考证:在明成化三年、四年与六年这三个年份,汉阳都发过大水,而以明成化三年的这一次大水为更甚。因此,朱衣文中所说的“成化初”可能指的是成化三年(1467)。就在这一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汉阳和汉口从此一分为二了。

过了106年,汉阳知府程金主持第二次重修晴川阁,当时担任全楚督学的姚宏谟写了一篇《重修晴川阁记》,其中有如下一段话:“……嗣客零陵,领湖南郡,岁时以职事走会同,酬应仓猝,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亦莫得而恣其观游焉。……”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查阅到的关于“武汉”一词最早的记载。确切时间是明万历元年(1573),距今有四百多年了。这时的武汉,就不仅是指武昌与汉阳的“双城”,而是包括武昌、汉阳和汉口的“三镇”,至少从地理位置上应该这样看。

自此以后,在诸多史籍中,“武汉”一词更是层见迭出。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有一位文人阮汉闻曾在武汉逗留,写了不少有关武汉的诗歌,结集刻印时,干脆把书名叫做《武汉纪游》。

范锴在清道光二年(1822)刊行的《汉口丛谈》中用过武汉一词。卷四有云:“县志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督标裁兵,夏逢龙鼓噪聚众作乱。巡抚柯永升自尽,遂陷武汉等郡。”清湘军头目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奏折中也用了武汉一词:“东南形势,则金陵为险;天下大事,则武汉为重。”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督粮道丁守存在《重修武昌黄鹤楼碑记》中写有“数年之间,郡城三陷,武汉辐辏之地,沦为榛芜”等语。到清末民初,武汉一词已作为一个城市专有名词冠于机关团体名称之首,《夏口县志·补遗·建制志》记载:“青年会设汉口俄租界……民国三年三月十二日始告成立,定名武汉基督教青年会。”凡此种种,都说明武汉一词在社会上已逐渐约定俗成,为人们广泛运用了。

1926年10月,北伐战争胜利。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同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统管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直属武汉国民政府。武汉一词第一次正式作为行政区域称谓出现于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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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8月 18, 2020 4:25 am

徐明庭,武汉民间的地方历史专家

在武汉,有位对武汉历史掌故轶事如数家珍的老人,人们习惯称他为武汉的“活字典”;由于他编注了三本有关清代至民国年间的武汉的竹枝词,人们将他称之为武汉的“民俗研究专家”;当他在《长江日报·黄鹤楼漫话》专栏发表了50多篇文章后,人们将他称之为“黄鹤楼的研究专家”;由于他主编了《武汉地名丛谈》一书,人们又把他称之为“武汉的地名专家”……凡此总总的美誉,都与他对武汉历史的熟悉程度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步步深入,五百年前的汉口由一个寥落荒洲变成了现代化的大都市,而今城市过江隧道的修建缩短了武汉三镇的距离。在我们城市正走出封闭与落后,大步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的日子里,人们更要询问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从哪里来的?这位长者以他对武汉这座城市历史的谙熟,解答着人们对这座城市过去林林总总的疑团,成为帮助我们寻找城市“记忆”的老向导。

徐明庭,已近八旬的智者,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说话有条不紊,吐词清晰。在市图书馆他自己的工作室里,他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老人点燃着一支香烟,慢条斯理地打开了话匣子。说及武汉的古今,讲起那些已经久远了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言及那些大多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历史地名古迹,他如同穿过时间隧道,信手拈来,侃侃而谈,仿佛这些都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故事。在这袅袅的烟雾中,他的讲述,则把我带进了他由一个对武汉历史热爱的孩童成为武汉民间赫赫有名的历史专家的心路历程……

家学渊源,促成对地方史的热爱

徐明庭,1927年初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蔡榨镇鸿界山下的姜徐家村。一岁时,他就随父母亲来到汉口,开始了他对武汉这座城市难解的情缘。他的家学渊源得益于他的祖父。祖父徐文陔是晚清的秀才,在张之洞创办的经心书院读过书,毕业于湖北学绅法政讲习所,曾在武昌北路学堂执过教。后在时任湖北省省长段书云的举荐下,担任荆州堤工局(今荆江大堤)局长。因其在任上能千方百计地保证每年堤防安全度汛而获得嘉禾章、万民伞与12幅寿屏。空闲时也写过《汉皋竹枝词》,有《万城堤防辑要》、《诗牌集句》等问世。

当时,徐明庭的父亲在汉口市政府税务部门上班,生活条件的优裕,使他能无忧无虑的学习和生活。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战时的临时首都。为了宣传抗战,他曾随同学们一道参加过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当时,一幕幕催人奋进的抗战宣传场景给少年的徐明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武汉沦陷后,徐明庭一家三代被迫迁至关了栅子的汉口法租界。在战乱年代,为使辍学在家的徐明庭不致荒废学业,父亲便请了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教他读英文版的《泰西五十轶事》,下午由蛰居在汉的祖父讲授古文,并训练其用文言作文。闲暇时,徐明庭还与堂兄、表兄做一种打“诗牌”的娱乐活动。“诗牌”是一种比麻将要大一倍以上的牌具,牌面的文字以红蓝两色分平仄二声,根据组合诗句的要求出牌、吃牌,以最先组成七言绝句者为胜。这项活动正好和他每天清晨在父母跟前背诵唐诗相呼应。这促使徐明庭在少年时代起较早地步入做旧体诗的门径。

为了打发空余时间,徐明庭便在祖父的书房中翻阅范锴的《汉口丛谈》、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等书籍。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些书名时就感到十分地亲切,于是便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地一气读下去。这些所看、所闻、所玩的耳熟能详的地情、民俗的记述,很容易唤起他儿时的回忆,以致一当阅读到这些书籍时,常有好几天都不想释卷的感情。按照他父亲的观点,他这个年龄阅读这些“闲书”为时尚早,怕其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影响他的发展前途,因而步步紧逼其学习古汉语和英语。而祖父的看法与父亲的看法截然不同,他鼓励孙儿说:“你长大了要在武汉做事,应该多了解武汉的历史。读不懂的可问我,我跟你讲解。”并进一步说:“家里还有《汉阳县志》、《园林春色》、《武昌要览》之类的书,你都可以读。”由于有了祖父的这把“尚方宝剑”,徐明庭读起这些书来更带劲了。尤其是清代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他觉得比读唐诗还有味。

于是,徐明庭便一气读下去,《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黄鹄山志》、《大别山志》、《汉口小志》……从此,徐明庭从祖父身上继承了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直到1946年祖父病逝前,徐明庭在祖父的循循善诱下,利用家里的藏书,并通过亲戚、世交等各种渠道,已经搜集到了有关武汉的竹枝词3000多首。在他对武汉的认识中,已逐渐养成了以武汉竹枝词作为一种手段,去了解武汉三镇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变化的各种现象。连他自己当时都没有想到,当时的这些活动,竟然成为他日后钻研武汉历史和地方文献的夙根,也为他后来从事武汉图书馆的咨询工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42年,他考上了汉口市立高级师范学校,即当时汉口沦陷时期的最高学府。1944年,完成了学业的徐明庭,又在舅父的资助下,考进了成都一所大学的工商管理系学习,1950年徐明庭回到了武汉。

1951年,徐明庭投考中南作家协会,录取后被分配到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担任《工人文艺》的编辑工作,曾一度负责编辑过《工人文艺》丛书。1952年市文教局分为文化局和教育局后,市文化局与武汉市文联合署办公。因文化局缺少干部,徐明庭又被调到市文化局调研科,负责武汉市文化事业发展的研究工作。1953年武汉图书馆筹建时,由于26岁的徐明庭在武汉历史研究上所显示出来的才能,于是由当时的主事者提议,又被调到武汉图书馆从事研究组的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调动与徐明庭早年的课外学习环环相扣,使他如鱼得水。

快乐答疑,创造“超常规咨询法”

在武汉图书馆工作的30年里,徐明庭首先是从调研工作开始起步的,尽管图书馆的其他工作他都干过,但其在图书馆从事参考咨询工作的时间最长。其间虽然他曾一度被“莫须有”的罪名错划过“右派”,但这并没有削弱他对图书馆咨询工作的热爱。为了搞好本职工作,他开始在干中学、学中干,业余时间自学了有关图书馆学的大学课程,教材有北京大学的,也有武汉大学的,从采购、分类、编目、阅览、外借、业务辅导等,因而对图书馆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在图书馆咨询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徐明庭发现读者对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咨询非常少,95%以上的人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文史方面的,且绝大多数与武汉有关。这些内容自然勾起了他儿时阅读武汉地方文献的兴趣。于是他在馆内外开始遍寻与武汉有关的历史书籍,不分精粗,狼吞虎咽。按照徐明庭的说法,这不仅可以使他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咨询服务,同时也丰富了他的业余文化生活,并把它戏称为“公私两利”。在为读者服务的过程中,徐明庭一直恪守着“读者咨询无小事”的座右铭。在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中,遇到自己不熟悉或不甚了解的内容,他从不放过,从查询地方文献中获取,另一方面则向专家和行家请教,直至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这种以咨询作为一件乐事,以攻克一个难题作为一种成就感的工作态度,使徐明庭的释疑解惑进入到一个质的飞跃。应该说,在他所咨询的问题中,已有很多已超出了图书馆咨询的范围。徐明庭将其称之为“超常规咨询”。

武汉地区乃至省内外的不少人为了取证,曾三番五次到武汉图书馆查找资料。徐明庭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其解答问题,并帮助来者查找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人总是带着迫切的心情而来,而又带着能够解决的希望而去。对此,有位老人曾满怀感激之情地谈起他的亲身经历。老人的父亲曾是中国军队的一位指战员,1938年在与日寇的作战中战死在“鹅公堡”这个地方。老人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说过父亲是黄埔军校五期的。老人戴上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狗崽子”帽子,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挨整。1980年初,当他听说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国民党军人应该视为烈士看待的精神后,于是找到民政部门。可民政部门要他拿出证据。他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态度,慕名找到武汉图书馆。当徐明庭听到他叙述的情况后,告诉他在江西德安的岷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鹅公包”,1938年安庆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曾在这里组织过作为武汉会战组成部分的岷山战役。徐明庭建议他去查找1938年国民党军队第九战区编印的《每周战报》所反映的战况报道,并说:按照惯例,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为阵亡的官兵呈报请恤调查表,国民政府也应颁发相应的嘉奖令,这些材料可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至于当时熟悉他父亲的人,可到武汉市黄埔同学会请他们帮助查找……在徐的指点迷津下,后来这位老人根据所搜集的资料重新写了较为详实的申请书,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领到了《鄂烈349号革命烈士证明书》,此证书既为他父亲平反昭雪,又使他本人享受到了烈属待遇。

在这期间,社会上还流传着徐明庭“查到一首词,挽救一个人”的故事。一天,武汉某建筑公司的一位书记带着干事在武汉图书馆找到徐明庭。书记首先递给徐明庭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以成空,还如一梦中”的文字,然后说到:“希望能够知道这上面的诗句究竟是古人写的还是今人写的?”徐明庭看后回答道:“这不是诗而是词,是古人写的。”接着徐明庭又说:“此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子夜歌》,他是个亡国之君,所以会感慨‘故国’。原词一共有8句,这上面还差下阕的头两句‘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徐明庭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要找这首词的出处。书记告诉徐说:他们单位原有一个年轻的同志,平常表现很好,闲时且爱读些古人的诗词。“文革”到来之时,人们发现他写的请假条的背面有其书写的这首词,于是有人说他怀念“故国”,还为国民党“双泪垂”,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虽然他本人在不断地申诉,但一直说不清这几句到底是谁写的,因而一直不能翻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同志再次提出申诉,但要平反首先必须弄清楚这几句诗词的出处。他们为此请教过一些大学的教授,可是没人能明确地告诉他们,现在总算找到答案了。徐明庭拿出南唐后主的词集,誊抄了那首《子夜歌》,并盖上武汉图书馆证明的公章。看到来人兴高采烈地走出咨询室,徐明庭也为这位遭受不白之冤的年轻人即将获得平反而庆幸。

在来咨询的人员中,查寻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总是五花八门。对此,徐明庭并不是敷衍塞责,而是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帮助解答。一次,一位姓胡的咨询者为债务官司找到徐明庭。胡某告诉说:1944年,张某向胡家借了10余万元的中储券,写有借条。现在法院判令张某偿还,但是不知道要折合成多少人民币,法院无法判决。金融专家认为:汪伪时期的中储券在抗战胜利后都兑成了法币,法币贬值后又发行了金圆券和关金券,解放后人民币又经过了币制改革,如何换算却是说不清楚。在他们的建议下,胡某只好向徐明庭求教。徐明庭听后笑答道:“这不难。”于是他先查阅1944年汉口出版的《大楚报》,查出张某借债那一天的黄金价格,并用10余万中储券能买多少两黄金进行计算,后又用当年的一斤等于16两和解放后一斤等于10两进行换算,而后又按照1两等于50克的规定进行折算,从而计算出那时的10余万中储券能买现在多少克黄金,这些黄金的市价值多少人民币。一道金融专家都感到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徐明庭那里竟能迎刃而解。当胡某拿到这个简直是个死扣的难题答案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握住徐老的双手连声赞叹道:“神人,真是神人呵。”

90年代末期,湖北作家刘富道接受了中华名街系列丛书中有关汉正街的编著工作。从未写过这方面题材的刘富道对此心中一点底都没有。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徐明庭后,萍水相逢的两人一见面就切入话题。徐明庭对刘富道的这项写作计划非常赞成,并就他所知,毫无保留地对其撰稿思路的形成进行了许多的完善和补充。为了切切实实给刘富道以最大的支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年逾古稀、身体状况不算太好的徐明庭为他查找了大量的地方历史文献资料。为了给刘富道腾出更多的写稿时间,他将刘需要看的书籍集中堆放,并在所需看的书籍、刊物的页码夹上纸条,对刘提出的问题一一通过研究后给予解答,使书稿的撰写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刘富道的书稿写成后,徐明庭又作为他的第一位读者,对书稿的相关部分提出了中肯的意见。2001年10月刘富道撰写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正式出版。此书以大量翔实而珍贵的文字和图片史料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号称“天下第一街”的武汉汉正街的由来及历史变迁,因而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作家刘富道在该书的首发式上感慨道:“这本书可以说浸透了徐明庭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没有徐老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说就没有这本书的今天。”

编史修志,充分施展个人才华

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全市各战线各部门抽调力量投入社会主义时期首部《武汉市志》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武汉市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地名普查工作,各区政府和各街道(农场、乡镇)办事处都安排了专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这两路大军均把眼光投入到了武汉图书馆。

当时的武汉图书馆楼上楼下的阅览大厅,从早到晚前来查找史料的人员络绎不绝,给从事咨询工作的人员以巨大的压力。年逾半百的徐明庭除了给查询者解惑答疑外,还得不分昼夜地搜集、编辑《<武汉市志>参考资料草目》。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从武汉图书馆所收藏的报纸、图书、旧刊物中搜集资料,制成卡片近万张,形成了7辑《馆藏<武汉市志>参考资料草目》,这些由《武汉志通讯》陆续登载的厚厚的铅印《草目》,应该算是徐明庭出版的第一部史料成果。《草目》的连续刊发,为史无前例的首部《武汉市志》的编纂指点了搜集、运用资料的门径,受到武汉史志界的一致好评。1982年,《武汉新闻史料》首辑刊载了经新闻志编辑人员长达两年收集到的约千余种报刊的《武汉地区近百年报刊编年目录》。徐明庭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1912—1948年的武汉期刊195种。对此,《武汉新闻志》主笔、长江日报社的主任编辑王惠超由衷地赞叹说:“以前我们都说黎少岑是‘武汉通’,现在看来,徐明庭对武汉方方面面的研究,已经超过了黎少岑。”

由于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是在毫无经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徐明庭还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被邀请到承担修志的单位,给修志人员讲解搜集资料的门径和大事记的编纂方法。如在1987年5月市公安局史志培训班上,他以怎样编写《武汉市公安史志大事记》为题,从12个方面进行了讲解;徐明庭引经据典,上下纵横,其事例涉及到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公安史志的编撰实践,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资料》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整理刊载后,受到国家公安部史志部门的重视,认为其对全国公安史志的编撰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于是在《公安史工作通讯》总第二十三期上予以转载。

在1984年全市地方志系统先进表彰会上,武汉图书馆因此被评为修志先进单位,徐明庭等同志被评为修志先进工作者。徐明庭被作为武汉历史的“活字典”、“武汉史志专家”的名声开始在全市传扬。之后,他开始被作为武汉史志的研究专家频频参与武汉市志部分分志的试写稿、修改稿、送审稿的评审工作。

1995年,首届《武汉市志·人物志》(1840—1985)重新启动时,他被特邀担任副主编,主持科教文体卫等文化类人物志稿的审定工作。1998年,人物志的稿件最后拢框时,正值主编冯天瑜教授要去日本讲学。在人物志的编委会议上,冯天瑜特别嘱托其他几位副主编对其所分管的人物志稿审定完毕后,务必送交徐老再看一遍,以对人物的史实部分进行最后的把关。冯天瑜教授曾对徐明庭这样评价道:“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历史大家,但一个地方是不能离开像徐老这样通晓地方掌故的专家的;在武汉,要多几个像徐明庭这样的人就好了。”在谈及徐明庭对首届武汉市志的贡献时,曾担任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朱文尧这样赞扬说:“如果说地方志是‘一方古今之总览’的话,那么这位朴实无华的老人就是武汉地方志资料库的‘提调人’,在武汉首届地方志的编修历程中,我们遇到难题时总要请教他。”

应该说武汉图书馆造就了徐明庭这样的“地方通”,而徐明庭也给武汉图书馆带来了财富。从1980年开始,徐明庭利用工作之便,多方搜集武汉地区的史料文献,陆续找到某些大型的图书馆,复印回了1949年武汉解放以前的历史文献资料。例如从青海图书馆复印了武汉沦陷时期的《汉口特别市政府公报》多卷本,征集到了日文版的《武汉巷史》、《武汉地区工业调查报告书》,清末出版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大革命时期的《血花旬刊》,稿本《新辑汉阳识略》(1849—1949),解放前夕中共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汇编的《武汉调查》、《武汉调查补编》等一大批稀见的珍贵史料,充实和丰富了武汉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的内容。

厚积薄发,撰写、主编史料书籍

在图书馆的工作之余,徐明庭根据社会的需要,从1984年起开始参与地方史志书籍的编撰。他具体主持编撰的第一本书是武汉图书馆与武汉档案馆合编的《武汉抗战史料》。这本书成为了当时武汉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重点书籍。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很快拿出了编辑大纲,并对书目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徐明庭在40年代中期所搜集到的3000多首竹枝词统统散失了,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稿本与抄本。这种损失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无法弥补的。为了使武汉竹枝词不致失传,让其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弥补史志中的不足,他决定首先从《汉口竹枝词》开始进行整理。1984年,对武汉竹枝词情有独钟的徐明庭和《长江日报》的资深编辑马昌松,应湖北人民出版社老编辑王永瑞之约,对清道光末年(1840—1850)问世的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进行校勘注释。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是对道光末年汉口镇的形形色色社会现象加以描述,俨然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不仅驰名武汉,就连京城都有人传抄。他们以道光刻本为底本,以光绪本与黄邹本为主要参校本,旁及小字本和徐文陔的口授本,不主一家,择善而从。1985年5月,该书稿以《汉口竹枝词校注》出版后,受到武汉史志研究专家和地方史志爱好者的普遍欢迎,不少专家在记述武汉历史时都予以引用。钟叔河先生曾在《瞭望》杂志上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本竹枝词的整理和出版,弥补了武汉没有竹枝词书籍的空白。此后,徐明庭又把眼光放在民国初年罗汉撰写的《汉口竹枝词》上。当年的罗汉,以羁旅之身响应汉口中西报社征咏汉口竹枝词的号召,对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逐一刻画,好像是清末民初汉口的一本百科全书。1996年,他应《武汉春秋》编辑之约,开始对罗汉的173首竹枝词陆续进行了今注。与此同时,徐明庭还参与了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编纂工作,并任编委。在他的主持下,一本题为《武汉竹枝词》的书籍终于问世。全书收录了清康熙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武汉竹枝词,计50家1095首,30余万字。为了将竹枝词的收录范围进一步扩大,徐明庭又和其他两位同志一道对湖北各地区(县)的竹枝词进行了艰苦的收集工作,至今已收集到4000余首。2006年《湖北竹枝词》一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整理出版武汉竹枝词的同时,徐明庭还对武汉的老掌故、逸闻趣事等进行整理,写成一篇篇妙趣横生的文章,有些是他多年对武汉史志研究的成果。经他主编的书籍还有《黄鹤楼古今楹联选注》(与李曼农合编)、《武汉风情》、《黄鹤楼纵横谈》、《武汉地名丛谈》等。其中《黄鹤楼古今楹联选注》,得到了武汉市诗词楹联界李远源等先生的高度评价。该书一上市,就受到诗词楹联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欢迎,销量达到15万册以上。由于他对武汉史志的厚实功底,他还应邀为《武汉沿革考》、《武汉俗语纵横谈》等书写序。以至于武汉楹联专家白雉山在编写《名联三百副评注》时,都请徐明庭进行修改润色。2004年,在武汉市志办主持编纂的《汉口租界志》的审定的工作中,受主编袁继成的委托,徐明庭对其文化等部分进行最后的审定把关工作。

在武汉市历史书籍的编辑出版中,应该说,请徐明庭先生担任编委的很多。从1985年出版的《武汉通览》算起,一直到2005年8月出版的《简明武汉史》,由他参与审定的大大小小的著作不下20余部。

关注社会,弘扬历史文化建言献策

由于在武汉地方史志研究工作中所取得成绩,徐明庭开始被人们誉为武汉地方历史的“活字典”。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武汉市的文史专家被聘为武汉市政协的文史委员会委员。1996年,他又被市政府聘为武汉文史研究馆的终生馆员。一个退了休的老人的价值,在他的晚年被社会所认识和承认,使他开始重新关注社会、关注城市的进步,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2001年,受到“上海学”、“温州学”发展的启发,徐明庭提出了建立“武汉学”的理念。徐明庭认为:武汉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是被国家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但武汉地区学者以武汉历史、文化研究为主攻方向的人并不多,研究尚不够全面系统,许多问题尚未弄清。外国人、外地人提出的有关武汉的历史、文化的一些问题,武汉人却回答不了。如果武汉人不研究武汉,如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如何搞“文化强市”,发展文化产业?这一理念的提出,得到了从事武汉地方史志研究的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2002年,针对武汉旧城区改造力度加大而历史建筑损坏严重的情况,他忧心忡忡,于是又和一批专家学者利用《长江日报》发表倡议:呼吁加强保护城市历史建筑文化。对于从90年代连续开展的对古老汉正街进行的三期改造工程,徐明庭等一批有识之士又开始大声疾呼:拆旧建新,不能以失去历史作代价,失去了历史就是失去了优势。

2003年,一位离休老干部致信市领导询问: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位于汉口刘家祺路的新四军军部为什么不能挂牌?来信引起了市委的重视,于是由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邀集几位专家落实新四军军部遗址问题。经过研究分析考证,与会者一致认为:刘家祺路的那栋房屋原是项英的故居。有的人拿出郭沫若的自传体的《洪波曲》中的记载的文字表明:新四军武汉军部的旧址应是日租界的太和街。但是汉口当时没有太和街一名,到哪里去找太和街呢?对此,徐明庭指出:“大和民族是日本人祖传的族名,汉口日租界只有大和街而没有太和街。郭沫若的《洪波曲》不是写于抗战初期的武汉,而是后来在香港完成的。以‘大’为‘太’,很可能是郭沫若的笔误,也可能是排校的疏忽。”为了更进一步阐明此观点,他引用了1938年《新华日报》所刊载的新四军武汉军部由武汉迁往南昌的启事、武汉沦陷时期所出版的地图、1933年出版的《武汉指南》等书籍,指出当年的大和街就是现在胜利街的下段。与会专家认为徐明庭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至此,武汉又平添了一处可供市民瞻仰的革命“新遗址”。

类似这样的咨询,在徐明庭看来已是家常便饭。如龙王庙的方位、铜人像的碑文、伯牙的姓氏、大孚银行的水牢、胜利街的由来、武汉人过小年的习俗乃至武汉解放前生产的南酒等。就连武汉美术馆配套工程决策上马之前,对位于中山大道和保华街之间的石油公司究竟算不算有百年以上的优秀历史建筑、能不能拆除等问题,市长李宪生都要向他询问。

继承创新,武图打造徐明庭工作室

2002年10月30日,武汉图书馆向社会隆重推出“徐明庭工作室”,公开承诺向市民全方位地提供武汉历史文献的咨询服务。同时,6位年轻人成为了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命名工作室,这在全国图书馆系统尚属首创。对此,时任武汉图书馆馆长的韩兆海对此直言不讳地说:此举是为了充分发挥徐明庭的个人专长,对青年同志进行传帮带,更好的搜集、整理、开发和利用武汉的地方文献,为读者提供质量更优的咨询服务。

在工作室正式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徐明庭老人呼吁全市要重视地方文献,发掘武汉历史。他深有感触地说:“安徽的‘徽学’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上海也掀起了地方研究的热潮,但武汉人对武汉的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从清光绪年间至今,外国人研究武汉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武汉本地人。”“在武汉,前人留下来的资料本来就缺乏,再加上一些史料毁于战乱,而解放后在这方面发掘又不够,许多保存的资料也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武汉通史只有一本《武汉史稿》,在已出版的《武汉市志》中,解放以前的史料太少。尤其在各种有关武汉抗战史的书籍中,对武汉沦陷期间的历史都是一笔带过。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其实,武汉图书馆内这方面的资料都还未利用,如沦陷时期日本人写的《武汉巷史》、《汉口难民区》,日本人绘制的武汉三镇图等。”

工作室成立后,徐明庭老人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除了正常的咨询工作外,还要承担对读者不断“淘”来的一些发黄了的历史老照片的考证工作;有时还要应相关部门或新闻媒体的邀请,实地考证、指点一些历史地名、历史古迹的来历,并一一加以辨认;配合各种重大的政治活动,接受武汉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新闻媒体的采访……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从2004年到2005年,徐明庭先后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广西电视台、湖北卫视、湖北电视台经济频道和都市频道、武汉电视台海外、科教、新闻中心等单位和部门关于抗战专题片的拍摄,同时还接受《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淄博晚报》、《长江日报》、《武汉晨报》等新闻媒体的采访或提供资料。徐明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新闻媒体介绍了抗战初期武汉如火如荼的抗战活动以及日机对武汉的狂轰滥炸带来重大灾难;武汉沦陷时期日军在武汉的残酷统治;日军投降后武汉人民欢欣鼓舞迎胜利的心情等,在配合纪念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工作室的同志在徐老的指导下,完成了《武汉抗战图志》的编纂工作。

每天上午,徐明庭老人都会准点到达自己的工作室里上班。除了接待要求咨询的读者外,他还对身边的年轻人进行言传身教。在他的辅导下,工作室的年轻人开始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武汉文史资料》、《武汉春秋》、《湖北方志》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史方面的文章,参加史料书籍的编纂工作。在他的具体负责下,《武汉史料篇名索引》已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在正着手编辑《武汉报业史稿》,并承担了《武汉新闻史》的部分编辑工作。

为了将工作经验贡献出来,徐明庭还将自己长期积累形成的超常规咨询工作的心得体会写成一篇篇独自成篇的文章,在武汉图书馆学会等主编的《武汉图书论丛》上连载发表。

在与武汉历史文化有关的各种会议上,这位老人常常以社会公认的地方历史专家的身份被邀请与武汉历史研究的大家们坐在一起。作为民间的历史专家,他一直是武汉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中唯一没有任何官衔的委员。2004年12月,由市政府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同组建的以武汉社会文化研究开发为中心的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成立后,他又被聘任为院务委员。2005年7月22日,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运用电视媒体大手笔宣传武汉的构想、由武汉电视台创作专班创作的《武汉魅力》(第一辑)首发式暨开播一周年座谈会上,他和武汉地区几位著名专家和作家被聘为顾问。

回忆往事,徐明庭老人谦虚地说:人家称我是“武汉通”,叫我是“活字典”,我并不赞成。实际上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退休时连初级职称都没有(注:当时还没有开展职称评定工作)。与其说历史记忆需要我,还不如说是城市的高速发展需要历史记忆,而武汉图书馆成就了我对历史的追溯,我不过是在专家学者的“显学”之外拾遗补缺罢了!而对有生之年,徐老则明显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完成三四种书籍的编纂,其中想编一套《武汉史料丛书》,如果精力还允许的话,还想完成《武汉文献综录》。

我们衷心希望徐明庭老人能健康长寿,以完成他心中的愿望,为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原载《武汉春秋》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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