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发表于 : 周一 7月 20, 2020 8:03 pm
由 yellowcranetower
两湖地区处于肥沃富饶的长江中游,自古以 来就有人类居住。两湖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是旧 石器时代猿人居住的洞穴及化石,即湖北郧阳地 区发现的“郧阳猿人”,在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 人化石,还有多件石制工具,包括石核、石片、砍砸 器、刮削器和尖状器。有学者称它为郧县人。这是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湖北长阳地区的早期智 人化石是晚于郧阳猿人的遗存。长阳人所具有的 特征表明它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人。湖南西北 部的澧水流域石门县大圣庙近年也发现了属于这 一时期的遗址,出土了砾石打制的石器,有石核、 大石片、砍砸器、尖状的刮削器和类似于手斧的尖 状器,大圣庙旧石器属于华南砾石石器文化的传 统范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在湖北发现的主 要是江陵县鸡公山的遗址,这是1992年轰动全国 的十大考古发现之首。遗址中不仅出土大量的石 制品,而且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遗址揭露出五百 平方米的人类生活的活动场面,在这一范围内,有 五个大小基本相同的由砾石和石制品围成的圆形 石圈,这是当时人类居住的圆形窝棚的遗存。在遗 址内还发现有加工石器的座位和双脚踏地时的脚 窝,在这一遗址的上面还覆盖着时代稍晚的另一 文化层。这一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使中华民族开发 江汉平原的历史提早到四至五万年,并且使人们 对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江汉平原地带居住生活有了 一个崭新的认识。湖南的澧县也发现了大约同于 这一时期的遗址,其中米家溪遗存表明了旧石器 时代已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时,两湖地区的文化 遗存更为丰富。它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据目前 所发掘的材料看,最早的应是彭头山城背溪文化。 彭头山位于湖南澧县太坪山彭头山,彭头山文化 处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人类使用 的石器已由全部是打制而成转变到开始使用磨制 石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新石器时代的萌芽,人 们开始制造陶器,尽管无论是质地、器形、纹饰,还 是制作方法都表现出早期原始的特点,但已开始 进入制造生活用器的阶段。陶质主要是夹炭陶,颜 色只有红褐色或红色,陶质的颗粒大、疏松而轻; 制作方法颇为原始,是由若干块大小不一的泥片 互相粘接成形,这种方法比泥条盘筑法还要原始 (俞伟超《文物考古论集》1987年)。人们为了追求 美,还在陶器上加上拍印纹、压印纹、刻画和剔刺 等纹饰。这时的器类还很单调,只有缽和罐两种器 类。在彭头山文化稍后的是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文 化。这一文化的特征虽然仍以打制为主,但在各方 面都比彭头山文化有了发展。打制石器在方法上 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磨制石器则出现磨得更 精致的特征。陶器有了大的进步,形制更规整,胎 壁变薄,变得均匀了,表面也打磨得光滑一些。陶 质变成以夹砂陶为主,泥质红陶增多。陶质变得较 细腻,份量变重,纹饰手法开始多样化,器形也增 多了。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它们同属新石器文化早 期的不同阶段,石门皂市文化是承袭彭头山文化 发展而来的。石门皂市文化的分布区域在湖南已 大大超过彭头山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湖北的 发现主要在宜都的城背溪,其特点与彭头山、皂市 文化特点十分接近。城背溪文化的时间大约介于 彭头山文化与石门皂市文化之间。在这一阶段的 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红烧土中残存的稻谷壳,还 有网坠和动物骨髓及鱼骨,说明这一时期渔猎经 济和农业经济已开始并行,表明人类开始走上农 业经济发展的道路。
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大溪文化,大溪虽得名于四川巫山大溪,但它的 主要分布地却在湖北的宜昌和荆州地区,湖南的 北部也有部分遗址。大溪文化出土的遗物水平已 明显高于彭头山——城背溪文化。湖北枝江关庙 山的大溪文化遗址颇具代表性,关庙山出土的陶 器数量很大,已修复的就有一千多件,具有地域和 时代特征的器物是蛋壳彩陶碗和单耳杯,它厚仅 一至一点五毫米,小巧玲珑,造型新颖,色彩鲜艳, 花纹细腻丰富,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罕见的 珍品。它的制作方法是采用泥条盘筑初步成型后, 再将坯体托在手上边转动边刮薄而成,可见当时 人的手工艺已具有一定水平,并且已经相当熟练, 出土的陶豆可见轮制陶器的痕迹。这一阶段陶器 的品种也大为增加,后世常见的炊器釜鼎、簋都在 这时出现,并且还有与之配套的器座和陶支座。容 器中还出现了碗、盘、豆、钵、瓶和杯等。陶器色彩 以红陶为主。关庙山遗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 基址,在已发掘的两千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十座 保存较好、形状清楚的房址。有一座面积约三十五 平方米,房屋内中心处有火塘,四周有墙壁,墙壁 采用编竹夹泥垒砌后,再用火内外烤烧而成,这种 房屋建筑格式表明当时还是大家族集体居住,另 外还有面积达五十至六十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场 所。大溪文化的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所发现的石 制工具,最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宜都位 于长江南岸,石料采用长江边的大石块,来源特别 丰富。虽然大多数仍是打制,但已发现制作石器的 作坊,打制石器的石锤和石砧。磨制石器也大量出 现,有巨大的磨制石斧,还有凿、锛和铲等。目前我 国发现的最大一件磨制石斧(重7250克,长43.1 厘米,宽17.5厘米),就出现在红花套遗址内,它 被称为“石斧王”。石器中的农业生产工具占很大 比例,这是这一文化时期已开始走向农业文明的 证据。
江汉地区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屈 家岭文化,是继大溪文化之后的又一文化阶段。湖 北京山县屈家岭村因此而名扬海内外。1954年人 们发现了这一数千年后仍保存着大量遗物的地 方,于是湖北地区考古工作人员和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第二年开始对这里进行 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了十三座墓葬和大批遗 物。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蛋壳彩陶是最具有地方特 色的器物,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它不 仅薄如蛋壳,通常只有0.1—0.2厘米厚,而且器 形多种多样,有杯、罐、盘等,这比大溪文化是一大 进步。它的制作标志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制陶手 工艺水平达到又一高度。同时出土的陶器色彩也 开始变得艳丽繁复,已由在陶胎上绘单一色调发 展到在陶胎上描绘多种色彩相间的花纹,多见朱 绘黑陶。陶器主要以黑陶居多。屈家岭遗址还出土 了制作精巧、形象逼真的陶制小动物模型,有长尾 鸟、小鸟、陶鱼、陶龟、陶狗、陶羊等。遗址中的石器 主要为磨制,种类有斧、锛、凿、刀和有孔石铲等。 器形由体大厚重向小巧精致发展。含有稻谷壳的 红烧土在屈家岭遗址中则更为多见,由此可知,这 一地区这一时期的人类是以从事水稻生产为主的 农业居民。彩陶纺轮也是屈家岭的典型器物之一, 纺轮周边的图案十分丰富,形体匀称薄小,与厚重 的纺轮相比,它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纺出 更细的线来。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器物特点表明, 它与大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文化遗址的发 现,使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长江中游的父系 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大致景况。属于屈 家岭文化系列的遗址在湖北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 发现,如京山朱家嘴、郧县青龙泉、天门邓家湾、宜 昌中堡岛等;湖南省的澧县三元宫、安乡县渡家 岗、划城岗、华容县长岗庙、车轱山等地也有这一 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在两 湖地区广为分布,并且从开始的各带地方特色到 后期的渐趋一致,可以看出两湖地区从远古开始, 虽然处在不同地域但却共处同一文化之内的地域 文化特征。
继屈家岭文化之后,1956年在湖北的天门县 石家河又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据 考古学家仔细分析和对照,发现它是一种晚于屈 家岭文化的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湖北龙山 文化,时代当属新石器晚期。这一遗址中发现的文 物,在陶器上又有所进步和发展,人们学会了在陶 器上加饰各种形状的纹饰,陶器的制作方法已大 部分采用轮制,因此,陶器的形体更为规整和光 滑。陶器的色彩除前期所见颜色之外,还出现了紫 色和紫红色。制造石器的技术有了较大改进,除了 石制工具之外,还有硬度较大的玉质装饰品出现。 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这时人们的财富 已大大丰富起来,墓葬中陪葬品的多寡说明了贫 富差别,反映了私有制的发展。石家河文化的同期 遗址,在湖北主要有郧县青龙泉遗址、当阳季家湖 遗址等等。湖南则有澧县王家岗、湘乡岱子坪、浏 阳樟树潭等等。石家河文化遗址是人类进入阶级 社会之前最后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在此之后,就进 入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这一阶段了。
两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当地的土著文 化为主体,不论是大溪还是屈家岭,抑或是石家 河,虽然有某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主体却是地方 文化。夏商兴起之后,由于夏朝商朝的武力入侵, 使这个地区受到比较先进和强大之文化的浸润, 其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黄陂 县商代盘龙城遗址中。这一遗址在1954年被发 现,1974年和1976年两度被湖北省博物馆和北 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在盘龙湖畔发掘出 三千多年前的一座都邑城址。城址南北长约290 米,东西宽约260米,周长1100米,面积约有 75,400平方米。据当地居民说,数十年前,这座古 城的四周仍保留有一至三米高的残墙,城墙外有 深约四米的城壕,城内发现有三座宫殿基址,按顺 序排列在一条南北轴线上,已挖掘二座。宫殿为上 下两层建筑,建筑方式是下层建在生土上,上层则 建在夯筑有十厘米至一米高的台基上。从1号基 址可以看出,宫殿分为四室,中间两室稍宽,两边 的较窄,宫殿前后还有迥廊,四壁木骨泥墙,应为 “四阿重檐”(四面坡水)、“茅茨土阶”式的建筑。2 号基址四周有柱洞,可能是一套中间不分室而两 侧开门的厅堂式建筑,它与文献记载中的前堂后 寝式建筑极为相似,应是奴隶主朝会、宴乐和寝居 的场所。
盘龙城外分布着许多遗址,遗址上发现有密 集的手工作坊、平民房基、灰坑、窖穴以及贵族墓 地、平民墓穴等。在作坊区内,发现有房基遗址,灰 坑和含有缸片、坩锅片、黑灰、木炭的灰烬等。在李 家嘴贵族的墓葬内发现一座墓葬,规模最大,随葬 品最多。其中一件青铜钺长41厘米,刃宽26厘 米,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钺中最大的一件。墓中还 出有青铜礼器。贵族墓中的棺椁有精致的雕花,外 壁还刻有饕饕纹和云雷纹,内侧绘朱色,这是我国 目前所见最早的木雕花。墓内还有人殉痕迹。这座 墓葬的遗物表明主人是一位很富有的军事大贵 族。盘龙城遗址内的铜器不仅种类繁多,有礼器、 兵器和工具等,成套的铜礼器的出土反映了商朝 统治者崇尚奢华的特征,而且铜器的制造技术也 比较进步,铜器表面花纹精细,采用分铸法铸造。 这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商代在两湖地区留下的遗址还有很多处,如 湖北的江陵荆南寺遗址、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宜昌 中宝岛遗址等等,湖南的石门县皂市遗址、衡阳县 金山岭遗址、安仁县何喜山、浏阳樟树潭、岳阳费 家河等等。
西周晚期,楚文化的风格开始出现在考古文 物中。这一最初的萌芽是在宜昌地区当阳赵家湖 墓地中发现的,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晚 期带有楚文化特色的遗址。自西周晚期到东周即 春秋时期,楚文化的考古发现开始源源不断地出 现,而且随着大型墓葬的发掘,楚文化的面貌日益 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首先是本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发生一起当 地豪绅大规模盗掘楚王墓的事件,这一次盗墓共 发现铜器、石器和陶器等四千余件,据考古学界人 士对出土铜器铭文分析,普遍认为墓主人是楚考 烈王熊元。然后是湖南长沙等地陆陆续续地发现 不少楚式墓葬,直到50年代初期,湖南的楚墓被 大批发现发掘。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长沙发 现了七十三座楚墓,1952年6月至12月又在长 沙近郊发掘一百五十余座楚墓,1956年以前在长 沙东南郊也发掘了二百零九座楚墓,接着在衡阳 发掘一百余座楚墓,直到60年代,湖南的楚墓还 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截至80年代初期,湖南楚墓 发掘总数已超过三千三百余座。出土文物数以万 计,分布的范围囊括湖南全境。这些墓葬基本上是 中小型墓,只有一座是封君型的大墓,那就是临澧 九澧1号楚墓。这是湖南地区目前所见的最大楚 墓。墓坑内深达十一级台阶,葬具有二椁三棺,椁 内分东西南北四个边箱,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因 此,出土器物仅三百余件,以漆木器为主。有楚墓 中常见的彩绘虎座鸟架鼓、单虎鼓座、镇墓兽、编 钟架、编磬架、兵器架、屏风和一些彩绘漆饮食器 等。还出土了一些炊饮器和竹简百余支,及一些玉 器、琉璃器等装饰品。从出土的漆木乐器架来看, 这座墓中原应存有众多的铜、石乐器、兵器。在湖 南长沙东郊的陈家大山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件 被称为绘画珍品的帛画,这幅画以棕褐色绢为地, 长31厘米,宽22.5厘米。帛画上绘有一条扶摇直 冲的龙和一支展翅欲飞的凤鸟,在右下方有一双 手合掌侧身而立的女子,女子的右下角是一条像 小舟一样的物件。
在长沙龙洞坡楚墓中出土了春 秋晚期的一件铁削,长沙杨家山出土一柄铜格钢 剑,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把钢剑,与钢剑同出的 还有一个铁鼎,经金相学考查,属于铸铁,它比欧 洲使用铁器要早两千一百年。长沙的左家公山楚 墓内还发现了古代的第一支毛笔,毛笔是用上好 的兔箭毛制成。在长沙的左家塘44号墓内出土了 一批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的丝织物,种类有锦、绢 和纱等。其中一块织锦上有五种花纹,花纹中以对 凤纹、对龙纹、方连纹,几何纹为主,织锦为三重经 组织。这是楚文化中的一次重要发现。长沙子弹库 17号楚墓中发掘出镇墓兽和凤鸟鼓架等典型的 楚文化器物。在长沙的中型楚墓中普遍发现有铜 礼器或仿铜陶礼器,且大多成对出现。墓中还出有 兵器如铜剑、戈、矛、盾、甲等,乐器有瑟、鼓、竿,还 有一些木雕装饰品,如虎座鸟架鼓、木俑、镇墓兽 等和玉器铜镜琉璃珠等装饰品,以及日常生活用 品。其中铜镜是长沙楚墓的一大特色,不仅数量多 达四百七十余面,大约四分之一墓中有出土,而且 质量好,花纹美,足见当时铜镜使用的普遍,和楚 人爱美尚奢华的性格特征。(高至喜《中国考古学 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小型楚墓大多都出土陶礼 器,器物有一定的组合型式,但是,各类墓穴又有 一定的差异。
湖北楚墓的发现比湖南晚,但墓葬规模之大, 出土的文物之丰富,却超过了湖南的楚墓。湖北的 楚墓大多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晚期前段的,这是楚 文化处于发展鼎盛的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充分 地体现出这一点。50年代末期,湖北省武汉市汉 口东北郊第一次发掘出战国楚墓,出土了铜兵器 和陶器。自那以后,从60年代开始逐步有小型楚 墓被发掘,其中江陵葛陂寺发掘的50余座楚墓 中,出土了一件虎座鸟架鼓、镇墓兽、漆耳杯、玉 佩、琉璃杯和陶礼器等等典型的楚式器物。江陵城 东谭家湾发掘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戈上有 错金铭文“楚王孙鱼之用戈”。1964年江陵拍马山 4号墓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虎座鸟架鼓和瑟,这 是楚墓中最早见到的形制完整的鼓。1965年江陵 望山和沙冢发掘了三座中型墓,墓的形制为有台 阶墓道墓。墓内棺椁保存完好,墓内共出土遗物八 百余件,最重要的文物有关于“卜筮记录”的竹简 一组和遣策(即记录随葬物品的册子)一组,有铸 有铭文“越王鸠浅(即勾践)自作用剑”的铜剑一 件,有大型错金银的铁带钩、嵌银铜酒樽、人骑骆 驼台灯、玉佩、彩绘竹笥、错银车軎、镂孔杯状器、 彩绘木雕箭箙等一系列制作精良、造型优美、色彩 绚丽而又独具特色的工艺品。其中最为出色的工 艺品是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在高不过十五厘米, 长五十一点八厘米,厚三厘米的木头上,竟排列了 大小五十一种动物,计有凤鸟四只、小雀四支、鹿 四头、青蛙两只、大龙二十条、小蛇十七条,屏上的 动物是分别雕刻之后,再用榫卯接起来的,合起来 就是一幅透雕作品。屏上所有的动物都栩栩如生, 各具姿态,形象传神,这件座屏代表了战国时期楚 国木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1975年至1976年,江陵雨台山发掘清理出 五百多座中小型楚墓,这些墓葬从春秋早期到战 国秦拔郢前后,年代排列得非常清楚,使人们对楚 墓的认识进一步清晰。墓葬大多带有壁龛,用来放 置随葬品,共有四百多座楚墓。墓内出有陶器,计 2455件,陶器分为仿铜陶礼器和实用器两大类。 有泥质褐陶器,陶质细腻,火候较高,质地也较硬, 多为礼器类;夹砂灰陶系,陶质粗一些,但火候高, 多为实用器类;随葬品礼器已成为楚墓的一大特 点。这时的陶器已是以轮制为主,有的还用彩色粉 描绘出图案。陶器中的高足鬲、高兽足鼎和长颈 壶,是楚墓所独有的器物。 墓内出土的铜器为数也不少,铜器的种类按 用途可分为容器、兵器、车马器、衡器、工具、乐器 和杂器等。兵器的大量随葬反映了楚国当时军事 力量强大,战争频繁和楚国的尚武精神。铜器的制作十分精良,尤其是一件熏杯,杯高 12.7厘米,口径8.5厘米,杯的周身透雕互相连 接、方向相反的六十条龙,龙身弯曲,长嘴大耳,龙 身还饰有鳞片纹,杯底为十字形镂孔。这是这次墓 中出土的最精致的铜器。此外,还有镂刻着花纹的 铜制服饰器和车饰等。
雨台山楚墓中出土的漆木器表现了楚国漆器 工艺的发达和完善。在二百二十四座墓中共出土 了二十多种九百余件漆器,其中有不少器物保存 完好。漆器的器型反映出它们大多为实用器,少数 为用于随葬的明器。漆器的质地全部为木胎,色彩 以黑色和红色为底,再用彩粉在底色上描绘图案, 颜色有红、黄、金、赭色等。器物类型有食用器,如 耳杯、漆盒、漆樽、漆木豆、蛋形杯、俎等;日用器有 几、杖、梳、篦;乐器有鼓、瑟、笙等。在漆木器中,虎 座飞鸟、虎座凤鸟悬鼓、方耳杯、漆木豆和镇墓兽 都是楚墓中独有的珍贵文物。从春秋延续到战国 晚期约四百年的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独具特色的 丰富的文物,使人们对楚国的社会历史、生产发展 状况和文化面貌有了一个从早到晚比较全面的了 解,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果说雨台山楚墓只是一篇篇独立的散文, 那么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擂鼓墩曾侯乙墓 就可以称得上一部宏篇巨著了。这座大墓是保存 完好的东周诸侯大墓,墓主为随国国君曾侯乙。曾 侯乙是战国初年下葬的,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 了。随国在历史上与楚国关系极为密切,自春秋初 年以后,一直处在楚国腹心之地,为楚国国中之 国。它的文化受到楚国的巨大影响,从出土的器物 来看,与楚文化基本上就是同一体系。这座墓葬椁 坑面积达二百二十平方米,墓室分为四个椁室,出 土的文物达一万余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 组悬挂在墓室中间椁室内的成套编钟,有上中下 三层,共计大中小编钟六十五件。全套编钟重 2567公斤,编钟形体美观,花纹纤细,铸造精致。 最难得的是每件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 而且都是相隔三度,全套编钟音域可达五个半八 度。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可以演奏中外各种名曲, 真是难得的音乐瑰宝! 墓中的青铜礼器仍如几千 年前时那样排列,九鼎居前,八簋其次,再次是小 鬲和小鼎形器,最后是盖鼎和四盥缶,整个礼器的 摆放秩序一目了然。
楚国的漆木器也颇具特色,这座大墓中出土 的漆器尤为精美。墓中共出土漆器二百二十多件, 超过任何一座已发掘的楚墓,品种之多也前所未 见。其中最精致的漆器是一件漆禁和一件漆盖豆。 禁是一种放置器物的座,禁面由一整块厚木板雕 凿而成;四角浮雕出两条龙,四边的当中也各浮雕 成双身一首的龙,面板分四片,各透雕成几何状纹 饰,四角下的四条腿各雕刻成四兽。雕工之精细, 绝不亚于青铜铸造。在精雕的花纹上还绘有鲜艳 的色彩,真是精美之极,无与伦比。另外一件漆木 盖豆,也是采用透雕和浮雕的方法,将豆的耳部、 豆盖和豆身遍雕上龙或龙纹、兽面等,雕技细致入 微、极富立体感。绘上彩色纹饰后,令人叹为观止。 漆器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楚墓或别的地区都没见过 的衣箱和食具箱、筒形杯,单耳筒杯,双耳筒杯等 等。墓中有的漆器上还绘着一些神话故事,有一则 神话故事类似于羿射九日。在一件衣箱盖上绘有 二十八宿星名图,在星名的两侧,分别画着青龙和 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四象即四组,每组 七宿,分为四个方位,四种颜色,并各与一种动物 相配),这是我国所发现的二十八宿星全部名称的 最早纪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的重要文物。漆器 的花纹也丰富多彩,有动物纹、自然景象纹、几何 纹和神话传说、生活场景等等,尤其突出的是极度 夸张后抽象出的凤鸟纹、龙纹和鹿纹,以及蟠虺 纹、蟠龙纹,这也是楚国浪漫洒脱恣肆艺术风格的 写照。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 精湛堪称一绝,其中以尊盘的铸造工艺最为复杂 和精湛。尊上的纹饰集镂孔、透空、浅浮雕、高浮雕 和圆雕于一身,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真是玲珑剔 透,令人叹为观止。墓中出土的还有珍贵的金器、玉器、水晶,琉 璃质的装饰品等。金器总重达3663.73克,数量之 多也属罕见。从此墓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丝织物残片,可以 看出共有四种不同织物,即纱、绢、绣、锦。墓中还 首次发现丝麻交织物和单层锦织物,有些丝织物 上还有刺绣的纹饰,花纹为互相纠结的龙纹,线条 流畅、针脚整齐、均匀则是其表现出来的技术特 征。整座曾侯乙墓所反映出的就是鼎盛时期的楚 文化的完美形象。
仅次于曾侯乙墓的大墓是湖北江陵县天星观 1号墓,这座墓在1978年1月开始发掘,早于曾 侯乙墓半年。墓主人是上大夫级的封君,名叫邸阳 君番,葬具为一椁三棺,椁分七室。 此墓虽被盗 过,但仍出土两千四百多件器物,有成套的青铜礼 器,还有兵器、车马器。墓中也出有成组的乐器,有 编钟、编磬、鼓、瑟等;漆木器包括凤鸟悬鼓、虎座 飞鸟、镇木兽等,制作也十分精美。这座墓内还出 土有十一幅绘在椁室隔板上的彩绘壁画,和记有 “卜筮记录”和“遣册”的竹简两组。对人们了解楚 国的艺术和封君制度、楚家族历史大有帮助。
除曾侯乙和天星观这两座大墓外,1987年考 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荆门市又发掘五座楚墓,其中 2号墓最大,墓主人为楚国的左尹邵(音驼),身 份为上大夫级。墓中除出土了与以上大墓类似的 大批铜器、漆器等物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出土 了一件绘有《聘礼行迎图》的漆奁和大批记载遣 册、司法等内容的竹简,这是研究楚史楚文化的珍 贵资料。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1号墓,是名副其实 的地下丝绸宝库。墓为小型木椁墓,墓主为一女 性,年龄约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在打开方棺时, 一幅绚丽夺目的丝绸大观展现在两千多年后的人 们眼前。墓主人被一层又一层的丝绸衣衾包裹着, 计有锦袍、单衣、夹衣、锦绔、单裙、衣等各类衣 裙共十五件,还有绣衾、锦衾三件,加上鞋、帽、镜 衣、棺罩、帛画等共计有三十五件,可分为绢、纱、 绨、组、罗、绮、锦、绦八种。这一墓葬中出土的丝绸 制品保存之完好,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是其 他楚墓中前所未见的,足以表现楚国高度发展的 手工业水平。
在楚国墓葬大批发掘的同时,人们对楚文化 的源流和楚墓发掘最多的江陵地区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于是对于楚文化的起源地及楚国的都城的 探索成为必要的课题。从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 者对江陵纪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发 现了高出地面的完整的土垣,查明了城内面积约 有十六平方公里。城垣外有护城河,已探明的城门 有七座,城内有河道通过,河道上建有水门,由城 内可直航长江。城的北面有建筑台基八十四座,在 30号台基上发现了早晚两期房屋的建筑遗迹,房 基长六十三米宽十四米,墙基外有散水,散水内有 柱础。据推测这是一座重檐式的宫殿基址,年代大 约在春秋末至战国之间。(参看《南国名都江陵》湖 北教育出版社)城内发现大量的水井遗址,总计约 有四百口,还有窑址四处。窑址和水井旁清理出大 量的陶片、瓦和部分铜、铁、木器。因此,这里可能 是当时的手工作坊区。纪南城的大规模勘测和发 掘,使人们初步确定纪南城现存城垣的兴建年代 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因而有学者认为,它应是 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
与发掘纪南城几乎同时,对宜城楚皇城、襄阳 邓城附近和云梦楚王城也进行了一些勘察和发 掘,基本可以确定宜城楚皇城为春秋时鄢的都邑 所在地,后并于楚,楚昭王曾一度避难于此。这些 发掘对于确定城址的年代和性质,了解城址所在 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均有一定作用。除 城址的发掘以外,在湖北潜江还发掘了楚国历史 上著名的章华台遗址,为研究楚国的建筑提供了 珍贵的资料。
70年代还有一处重大的考古发现,那就是湖 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铜绿山位于大 冶县西北三公里处,是湖北现今一处重要的铜矿 产区。考古工作者经调查发掘,找出了古代矿坑, 在里面发现了竖井、斜井、巷道和采场等遗址,在 矿坑中发现有作井架支护用的木板、铜、铁、木工 具,和陶质的生活用具;据统计,有露天采场七处, 地下采区十八个,不同时期不同结构的采矿井巷 四百多个;遗址内还发现有大约四十万吨的炉渣, 和三处冶炼遗址,遗址上有八座属于西周至春秋 时期的炼炉,以及残存的炼铜炉炉壁、粗铜块、矿 石、木炭、炼渣、耐火材料、石砧、石球等等。据专家 推算,四十万吨残渣至少是提炼纯铜八至十万吨 以后留下的。铜绿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楚国当 时的采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进入成熟的 阶段。铜绿山是春秋中期以后楚人和越人共同经 营的一个冶炼中心。(参看张正明、刘玉堂《楚史论 丛》初集)
在湖南麻阳县九曲湾,1979年也发现了一处 采铜矿井,采矿坑内采用斜井开采,斜井内发现有 铁锤、铁凿和木牛、木瓢、木锤等采集工具。据推 测,这座矿井的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也正好是楚人 已进入湖南之后。
战国末年秦国白起攻占郢都后,楚地的原有 文化被打乱,尤其是湖北江陵的郢都一带,由于秦 国的严厉统治和强行秦化,楚文化被硬性截断,出 现楚墓的断代。而湖南地区的楚墓葬在这一时期 却相对出现较多。湖南长沙、湘乡、衡阳、益阳,汩 罗、辰溪、溆浦、资兴等地都保存着大批从战国晚 期后段至战国末年的楚墓。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 因为秦拔郢以后,楚虽迁都于陈,却又太靠近齐和 三晋,不如湖南这个楚地稳固的后方安稳,因此, 郢都的大小官员和贵族就跑到长沙、常德等生活 条件好的地方安居下来,(参看何介钧《楚文化研 究论集》第二集)造成这一地区文化短暂的繁荣。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很短,而在湖南的时间则更短。 因此,这一时期若以秦文化的标准来区分两湖地 区的墓葬,则实不多见。较多的应是融合多种文化 为一体而以某一种文化为主要因素的墓葬。而湖 南的大部分墓葬则多沿袭楚俗,湖北的墓葬在某 些秦人控制严厉的地方基本上为秦人墓,如郢都。 一些控制稍松的地区也仍然以楚俗墓葬为主,如 鄂东地区。
秦代墓葬较为集中的地区在湖北云楚县。其 中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发掘的11号秦墓,年代 为秦始皇三十年。墓中除了随葬有七十多件青铜 器、漆器、陶器以外,还出土了1155支竹简,还有 少数残片无法缀合。竹简的内容有十种:《编年记》 《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 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 种。在睡虎地4号墓还出土木牍两件,内容是从军 到秦的士卒黑夫和惊二人写给家人的信。(参见李 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两湖地区还发掘有汉代的墓葬,具有重大意 义的为数不少,为首的是1972年至1974年在长 沙发掘的马王堆1、2、3号西汉墓。其中2号墓是 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墓,葬于吕后二年——公 元前186年;3号墓是他的儿子,葬于汉文帝十二 年,即公元前168年;1号墓是利苍的妻子辛追, 葬于公元前168年以后数年。2号墓被盗过,墓葬 已遭破坏,而1、3号墓则保存完好,墓中出土了数 千件器物,1号墓的女主人还保留下完整的尸体, 曾是70年代轰动一时的重要新闻。1、3号墓随葬 的器物中有漆器、陶器,陶器有按礼制规定组合的 七件鼎,以及其他炊饮器;有数量可观的丝织品, 总计有锦袍十二件、单衣三件;1号墓主身上的衣 袍十一件,还有出于竹笥(竹箱子)之内的服饰和 其他丝织品,以及手套、鞋、袜和头巾、枕头、香囊 等。色泽绚丽多彩,令人大开眼界。丝织品中有一 件素纱蝉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 仅只有49克,抓在手里只一握,真是薄如蝉翼,轻 如飞花。丝绸的种类相当齐全,除了有江陵马山墓 出土的品种外,还增加了一种起绒锦。丝织品中最 珍贵的一件是覆盖在1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 全长205厘米,帛画使用多种色彩,如朱砂、石青、 石绿等描绘,使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帛画分为上 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天上的星象,中部是墓主人准 备升天及祭祀时的情景,下部为水府图形。有学者 认为,这是一幅死者引魂升天的“铭旌”。(参看高 至喜《湖南博物馆文集》)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两座墓葬中出土 了大量的帛书、帛画和简牍,其中仅2号墓就出土 帛书二十八件,这些帛书中有些著作是前所未有 的珍贵文献,有的则弥补了后世同类文献的缺佚 或错误。内容从学术著作到天文占卜、阴阳、山水、 医学和养生等,具有极高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珍 贵文献资料。有学者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楚文化 的因素十分浓重,其原因是长沙地区被秦占领时 间不长,楚文化根深蒂固;汉朝和长沙国在西汉初 期的统治
两汉中期湖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1975年 在长沙陡壁山发掘的曹��墓和1978年在长沙象 鼻咀发掘的1号墓。这两座墓都是规模巨大的木 椁墓,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对解决古代文献中“黄肠 题凑”、“外藏椁”、“便房”、“梓宫”等葬具提供了可 靠的实物例证。在湖北地域内发掘出的汉代墓葬,较大的有 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墓主人为男性,与马王堆墓 有意思的巧合是,墓葬的年代相近,为公元前167 年,同时这一墓中的男主人也保存了完整的尸体, 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五百余件,主要有漆、木、竹、陶 和玉器等器物,且以漆木器为最,共有一百六十余 件,光耳杯就有一百个,还有木俑六十多个。随葬 器物的排列也让人大开眼界,最前排有两个骑马 的俑开道,接着四匹马拉安车一乘,后面又有两俑 骑马,最后为两匹马拉轺车一乘。安车和轺车上各 树有一伞,并有一俑赶车,马车当中有数十个木 俑,车外还有木船一条,船工俑五个,这幅图景表 现了墓主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场面。使人倍感奇怪 的是,如此一座大墓竟然没有铜陶礼器随葬,只有 一些模型式的明器和生活用陶器埋在墓内,据此, 大概与汉初推行节俭,提倡薄葬有关。墓中出土竹 简数十枚,据竹简上的简文分析,墓主人可能是江 陵县令。(参看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 究》)同出的凤凰山8号墓、9号墓、10号墓、167 号墓也出土了竹简共六百多枚,内容多数为记载 随葬物品的遣册,也有少数竹简简文内容与赋税、 徭役、借贷、商业和土地有关系,是研究西汉社会 的重要资料。出土竹简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西汉墓 葬,应数1987年在江陵张家山发掘的三座墓,即 247号、249号和258号墓。共出土了一千多枚。如 此丰富的竹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有关法律的条 文,内容上是在秦律的基础上加进新的条文,这批 竹简的出土对人们广泛了解汉代的社会生活、科 技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都是 十分难得的资料。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群雄蜂起,两湖地区又一 次在军事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三国时期,湖 北的武昌城成为孙吴建国后的第一个王都。本世 纪5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个 地区发现了许多六朝时的墓葬遗址,其中尤其是 对孙吴都城的所在地——武昌城的调查,钻探和 试掘。这次勘察大致探明了城区的布局。六朝时的 武昌城在今天的武汉市以东六十八公里的长江南 岸,现属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孙权将都城从公安 迁到这里时,就改鄂县为武昌县。据调查资料,表 明武昌城为长方形,东西长达一千米,南北宽五百 余米,周长约三千米,城的东、西、南三面都有城 垣,为夯土筑成,东南城垣还保留有断续的夯土城 墙遗迹,基部宽约二十米,高出墙外地面四至六 米。城墙外有城壕,深五米以上。在南垣的正中,发 现一处宽达二十米的缺口,缺口下面发现路土和 石块,估计是南门的遗迹。在东北角和西北角都发 现瓦砾的堆积和夯土层,考古工作者估计,这里应 该有角楼之类的军事设施。城垣的北部紧靠大江, 断面高出今江滩十米以上,有长期被水冲刷的迹 象。江滩上散布着大量汉至六朝时期的陶片和青 瓷片,并发现了九处排列有序的井窖底部遗迹。在 东南角和西南角外的城壕附近,地层中都发现了 较大面积的铜炼渣和烧土堆积,估计这一带应是 当时冶炼作坊的分布地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在湖北鄂城发现 了百余座,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早期吴墓出土的器物简陋,贫乏,只有一些陶器、 铜兵器和少数装饰品,就连大型墓的随葬品也非 常有限,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凋蔽。吴中 期墓随葬品增多,大型墓出土的器物常达百件,中 小型墓的随葬品也多了起来,除陶器外,常常发现 当时流行的青瓷器。到晚期吴墓时,随葬品已经以 青瓷为主,陶器次之了,金银饰品也成为常见的随 葬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青 瓷器物大量用于随葬,器物种类繁多。青瓷器是六 朝时期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品。从鄂城发 掘的三百多座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可以看到青瓷 器制品有日用器皿近二十种,模型明器(即专用于 随葬的器物)如房屋、案、仓、灶、井、磨、动物、车 马、人俑等十余种,这批器物在装饰和造型上都达 到了相当的水平。(参看蒋赞初等《中国考古学会 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湖南的长沙、浏阳、醴陵、澧 县和湘谭等地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 青瓷器,种类与湖北地区相同。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战乱,到隋唐时期 重新统一后的两湖地区,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新 兴的隋唐文化在长江中游以武昌为中心的地区首 先发展起来。据考古工作者统计,在湖北地区发现 的隋唐时期的墓葬约有三百余座,其中重要的有 在郧县发现的唐朝李泰家族墓地和安陆唐朝吴王 妃墓。李泰墓的资料尚未正式发表,我们只知道墓 主李泰是唐朝的正一品官,是唐太宗的嫡出之子, 为长孙皇后所生,被封为王,高宗年间下葬。 墓 内随葬品多,种类全,有陶瓷器、金银、玉器和较多 的陶俑,墓壁上还装饰有壁画。这一阶段在历史上 称为盛唐时期,因此随葬品种类丰富,质量精良。 湖北地区的隋唐墓所出随葬品在整个南方地区是 最为丰富和精致的。湖南隋唐时期墓葬的一个主 要特点仍然是以青瓷随葬为主。1974年湘阴城关 镇发现一座隋朝墓葬,出土十二生肖陶俑和一系 列装饰性青瓷器,瓷器上多印有莲花、草叶等图 案,瓷器均出于湘阴窑。湘阴窑为唐代岳州窑的前 身,是当时的名窑之一。窑内生产的主要是青瓷, 瓷胎灰白,火候高,青釉莹洁,上有印花,到唐代湘 阴窑的印花种类和数量达到极盛。1976年在长沙 市河西咸家湖小学发现的一座唐砖室墓中,共出 土青瓷器和青瓷俑八十六件,除日用器外,仅俑类 就有镇墓兽、武士、人首兽身、十二生肖、文吏、男 女侍从、乐队和驾鹰的波斯人俑等多种,还有动物 模型和什物模型、瓷器种类之繁多,造型之生动, 制作之精美,都创两湖之最。这座墓的瓷器,据考 古家们分析,类似于湘阴窑的产品。
明代在湖北地区的墓葬最丰富的要数明世宗 嘉靖皇帝的父母兴献王朱祐杭和王妃蒋氏的合葬 墓——显陵。明显陵位于湖北省钟祥县郢中镇北 的松林山,陵园有两重城,外城经过五道拱石桥后 进入内城,内城有九道门和殿,最后是后宝城。宝 城由前后两座组成,前宝城高五米,城内有封土堆 (即宝顶),下面就是兴献王陵的前室。后宝城高于 前宝城,但面积略小,下面是王陵的后室,两城以 瑶台连接。显陵是按皇陵的规格修建的,因为嘉靖 皇帝追封他的父亲为恭睿献皇帝,因而墓葬的等 级就不能按“王”来设计了。明显陵的规格与十三 陵应是一致的,但陵内数座石拱桥却是十三陵所 未有,这大概是南方陵园的特色显示。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个儿子朱祯曾封在湖北 为楚昭王,他死后就埋在武昌东南十五公里处的 风景区——龙泉山上,墓葬之处被称为“楚昭园”。 1990年至1991年对这里进行了发掘,这座墓为 土圹砖室墓,墓门为汉白玉石门,墓室为长方形单 室,有后龛和东西壁龛,墓内放置有汉白玉圹志、 供桌、棺床,棺床上有一棺一椁,都已腐朽,三龛外 放置随葬品共一百余件,有金腰带、铜镜、铝锡炉、 盘壶、杯、瓷坛、瓷碗等等。楚昭王陵的墓葬外观十 分气派,光占地就达一百六十亩,但随葬品却少于 同类墓葬,这是令考古工作者们十分费解的一个 问题。龙泉山是一个地势优良、风景十分怡人的好 地方,昭王之后的子孙及王妃们都葬在此地。
两湖地区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和大大小小的 古代遗址,表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发达 之地,尤其是近些年楚文化考古的大量发现,使这 一地区的文化特征得以充分显现,从而使众多的 学者不得不正视这一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 系列,并对它的高度成就刮目相看。秦汉以后,虽 然楚国已不得存在,但楚文化的流风余韵犹存,直 到最后融合进更先进更博大的汉文化中。两湖地 区地汉魏六朝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仍然处在重要的 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也表现出了这一 特点。经过战乱后的唐朝,经济重新振兴,两湖地 区的出土文物之丰富表明,地方经济与全国的发 展水平是相一致的,其中有些地区还处于领先地 位。两湖地区考古与文物的发现使人们看到,古 代,尤其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的文化发展水平与 中原地区是同步的,有些方面更显出它独特的个 性和先进性,数千年后仍不失其光辉。
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发表于 : 周一 7月 20, 2020 11:03 pm
由 yellowcranetower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
【摘要】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本文认为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我们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关键词】中国冶炼起源 古冶金考古学 长江中游 早期冶铸技术 炼炉遗迹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以上作者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陶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一、前言
(一)对当前冶铜起源研究及其内在矛盾的检视
1、西来说产生的背景
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学界对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的遗址,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以这些遗址作为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代表。顺着这个观点思考,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述黄河流域遗址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因此,厘清其技术的来源,便可以确知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上述遗址的青铜技术已经很成熟,却没有发现早期冶炼的遗存,况且黄河流域并无易采的矿脉,不可能自生发展出青铜文化,因此,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由外地传入,近来逐渐成为共识。这基本上是很难反驳的事实,但关键问题在于,青铜技术来到黄河地区的方向、原本创造和传承的族群,以及创造者的文化属性。这些问题并未获得充分答案,相关研究仍存在着很多矛盾。
二十世纪世界较流行的观点为中国青铜技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此观点有几种依据。如经常有提及,由于中亚的米努辛斯基地区蕴藏丰富矿产并靠近中国西北,因此会有文化传播关系;而且,目前中国西北区域出土了一些时代相对早、技术不成熟的红铜、砷铜与青铜器[1],学界对其可能的矿源有所判断[2]。在这些资料下,探究中国青铜技术源头的焦点,逐渐聚焦于新疆、甘肃、陕北等西部地区[3]。近来,随着西城驿遗址资料的公布[4],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经由西方“史前丝路”传来,中国上古冶金技术起源于西方的“西来说” 成为主流观点[5]。
2、西来说关于原创地的疑问
至于青铜技术源于西方何处,仍有包括中亚和北亚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Culture)、奥库涅夫文化(Okunev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等不同说法[6]。但是这些说法均有很多缺环,比如说,因为在新疆地区迄今没有发现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铜器或炼铜依据,所以西方技术经新疆地区传入中国的论点缺乏证据;同时因为缺乏蒙古国地区的资料,冶炼技术经过蒙古草原的路线传入中国的说法也难以成立。[7]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考古资料无法显示中亚炼铜文化进入中国的现象。比如说,虽然有一种常见的论点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中国青铜技术的源头,但是中国考古资料并没有显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影响,因此相关讨论缺乏实际证据。[8]
又如探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时(据碳十四数据其年代范围为2300-1500 BCE,核心年代范围为2200-1750 BCE)[9],可以发现其铜器的成分和技术与草原耶陆宁文化(EluninoCulture)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Seima-Turbinocomplex)有可比性;但是,耶陆宁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校正数据大范围为公元前2000-1600 BCE,核心范围则在公元前1800-1600 BCE[10],明显比齐家文化的年代晚。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用碳化粟种测年结果,冶炼活动最密集遗存的年代是公元前2200-1800 BCE[11];黄河中游发现红铜器的陶寺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1850 BCE。都早于南西伯利亚的早期冶炼遗存。
3、合金技术发展之别
就合金成分而言,中亚以西地区的合金技术发展规律如下:早期以砷铜与锌铜为主,晚期以锡铜为主。而就华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来看,合金技术的发展情况却正好相反。齐家文化金属器比例最高的为纯铜,此外有少量经鉴定为锡铅铜、铅铜和锡铜。而时代更晚的四坝文化(1800-1500 BCE),除了纯铜及锡铜之外,另出现了17件砷铜、9件锡砷铜和1件砷锡铅铜[12];但是我们无法肯定,这些器物中的砷料是有意加入于合金中,还是铜料中混杂的成分。同一群学者一方面承认,砷的出现乃因甘肃省的铜矿含砷,只能算是杂质[13];另一方面却又假设,四坝文化有砷铜合金技术[14]。我们倾向于赞成第一种论点,原因是在四坝文化遗址所出土的10件铜锡合金的器物中,砷无疑为杂质(在这方面学者们看法无二),所以合理判断,在17件少量含砷的铜器中,砷料也是铜矿的杂质成分而已。此外,在四坝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3件纯铜的器物,因此就比例而言,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情况一致,以纯铜器物为主。
黄河中游陶寺遗址的铜器中也含有一点砷,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人工砷铜合金,而是自然铜料中含有的砷,只能算是杂质[15]。对这种含砷铜器来源的看法,由于邻近陶寺遗址的中条山矿脉为砷黝铜矿(TennantiteCu12As4S13)[16],因此有些学者提出黄河流域的青铜技术为独立起源的假说,并认为其矿源就位于中条山[17]。但这种说法亦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中条山的矿脉较深,不易发现而取得,需要专业的地下井巷结构出现后,人们才可以采得矿石。青铜技术最初发明之时,毫无采矿经验和技术的古人不可能使用这种矿源,甚至难以发现此矿脉的存在。世界历史中,冶炼技术原生区域的开采条件,都不会像中条山矿脉那么困难[18]。
不过在中国境内含砷的铜矿并不罕见,如长江中下游安徽地区的铜矿也含有少量砷,矿脉裸露于地表上,易于发现和开采,此处早期开采遗址可溯源至公元前第18-16世纪,附近也发现有阜南台家寺商时期遗址[19],以及北阴阳营上层早商时期遗址(18-14世纪)[20]。长江中游早商青铜器也测到有一点点作为杂质的砷,在硫化铜矿中(copper sulphides),含有砷成分的矿物并不罕见[21]。
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林西铜矿冶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曾对铜、锡、砷共生的硫化矿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矿石经过焙烧直接还原生成了铜锡砷合金[22]。林西大井矿发现殷商时期开采的古矿遗址[23]。就此判断,在这些矿冶遗址周围分布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年代为公元前1800-1400 BCE)出土的铜器,其矿源就源于本地,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零星见于整个华北地区[24]。
总体来说,公元前第二千纪广泛存在着铜器的流动,同时应该也有矿料贸易,所以,对于当时含砷料的铜矿来源,难以提出可靠的观点。重点是,即使检测出砷,但因为砷是作为杂质存在,而不能以此证明公元前第二千纪华北地区的铜器技术是传自中亚或北亚地区,这原本就是两种互不相干的问题。
中国由人工有意制造出来的砷铜合金,最早见于西元前第一千纪的新疆地区。此时在西亚、中亚和北亚地区老的砷铜技术已逐渐被锡铜合金所取代,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稳定用锡铜(或锡铅铜)技术,并无砷铜。但是新疆却反而出现砷铜合金,而且其砷料为合金成分而不是铜矿的杂质。从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发展脉络来看,新疆地区回到落后技术的现象,表面上令费解[25]。此疑问基于两种认识:第一,人们先发明砷铜,后发明锡铜;第二,将新疆视为与黄河流域交往一直很密切的区域。但实际上,第一,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并没有经历从砷铜到锡铜的发展历程,其合金技术自始至终皆以锡铅铜为主流;第二,新疆地区族群与黄河流域诸国的交流并非那么频繁和直接。因此,上述的讨论基础并不存在。我们认同新疆青铜技术有可能源自中亚的观点,所以新疆作为中亚的边缘区,在中亚地区已几乎放弃老技术时,边缘地区反而继续在用。新疆地区或许有时候也会与中国西北甘青陕地区交换器物,但总体来说,该地区与中国其它区域的青铜器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所以,就砷铜而言,中国并没有形成制造砷铜的传统,不像西方是从纯铜锻造伊始,经由砷铜技术之后才发明锡铜技术。中国青铜技术是先有纯铜,但从发明合金技术伊始,就以锡和铅为主要合金成分。
尽管新疆之外中国各地成熟青铜器技术均一致,但西北地区与中亚、北亚铜器技术却有一种相似之处,即二者技术来源都并非纯粹单一,而是复杂多元,包括不同的矿源、合金、制造方法等。代表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遗址也同样表现出青铜器来源多元的特点。二里头二、三期(1700-1550 BCE)发现一件纯红铜残片、两件锡铅青铜(包括残片,但其中铅的成分很低)、一件砷铜锥(砷含量为4.47%),这种情况说明铜器来源复杂。然而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起至二里岗文化(黄河中游郑州-偃师地区,1550-1300 BCE),冶金技术及矿料来源开始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盘龙城遗址一致,自此以来,黄河流域青铜文化才真正步入兴盛时期[26]。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黄河流域地区,我们会发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只有简单初步的纯铜技术,但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起,锡铅铜合金技术才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这种情况容易使学者得出中国所吸收的青铜技术是来自外地的结论,因为只有通过模仿和借鉴,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从而快速迈入成熟又发达的青铜文明。[27]但这种看法的重点在于将黄河地区等同于中国,将黄河流域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的说法等同于或放大为中国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黄河流域确实没有原创的冶炼技术,但是中国地区并不只有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
若从黄河流域和华北以外的地区找寻青铜技术来源,我们认为目前最缺乏关注,而实际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出土资料。首先,长江中游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体系,年代相当于西亚苏美;第二,长江中游矿源丰富,很难想象发达的国家对其周遭矿源无所知悉。第三,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遗址(二期至六期为早商时期,约公元前18-14世纪)所出青铜器都属于铜铅锡合金,且其三元合金比例与同时代二里头、二里岗和其它遗址所出铜器相比较,成份更为稳定,且按其比例制造的青铜器,硬度和抗拉度宜于制造锋刃器[28]。安阳殷墟出土的冶炼和铸造场所的资料表明,时代比盘龙城更晚的殷墟,其铜铅锡合金配比反而不如时代早的武汉盘龙城稳定。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炼渣,虽然有铜锡铅三元合金的痕迹,但却以铜铅和铜铅砷合金为多,此应指涉锡料不足的情况[29]。这些证据使我们考虑,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似为长江中游的“专利”。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及详细研究。
4、青铜器种类以及熔炼和铸造方法之别
除了合金技术发展脉络与西方不同之外,中国主流制造的青铜器与西亚完全不同。首先,商文明通用的炼铜工具是炼缸(smelting vat,也称为“大口缸”),这种特殊技术源自长江中游,而未见于中国之外的青铜文化中[30]。次之,中国的青铜容器成为主要礼器和文化指标,成为所谓夏商周文明的“标牌”,其余地区的青铜器反而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31]。况且,因为以铸造大型豪华容器为目标,而采用的陶质合范铸造技术,也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独有特点。
(二)长江中游说的形成背景
图一、长江中游主要早期采铜区和遗址分布。1.龙嘴 2.石家河 3.屈家岭 4.盘龙城 5.吴城 6.大路铺 7.童家 8.法雨寺 9.殷戴家湾 10.香炉山 11.上罗村 12.金鸡岭 13.城头山 14.一百三十亩
由于中国青铜技术的独特性,部分学者始终认为,或许其并非由外地传入,而是本土起源[32],但是在溯源研究中,均遇到绝境。我们认为,这都是“黄河流域中心观”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古中国文明几乎同等于黄河文明,受此种观念之束缚,学者们过往很少关注长江流域早期文化进程,或者下意识地认为南方青铜技术及相关文化均源自北方[33],因此极少思考中国青铜技术源自长江流域的可能性。
不过,还是有学者提出中国青铜文化是在长江流域原生创造的观点。如郭沫若在1945年就已提出,商文明青铜文化可能起源于南方:“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而南方的发掘先例向来是很少的。或许是南方低湿,古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34]
其实客观地看,中国南方的湖北江西一带,在先天上具有矿产的优势,实际上也发现了许多古矿井遗址,年代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因此,也有学者注意到长江中游早期冶炼技术遗存。如提出商代的南方中国或许亦有其独特技术,而和北方相互交流技术[35]。中国境内有些学者注意到长江中游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屈家岭文化或已对铜料有所认识[36]。近年来有少数考古学家在长江中游矿区进行发掘,且针对南方地区零星发现的铜器与矿冶遗址的蛛丝马迹,试图建构南方冶金技术起源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北方传来”[37],包括少量以盘龙城资料为基础的研究,研究南方早商时期的冶炼技术[38]。另有些学者则从更多元的角度论证了黄河中游的青铜文化源于长江中游[39]。这些研究成果初步揭示,长江中游地区的冶炼技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在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和自然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起源的时代也很早。是故,在探索中国青铜冶炼技术及其文化来源时,学界应进一步关注长江中游地区。(图一)
图二、城头山城内横穴窑平面和剖面图:Y10大溪二期;Y4大溪三期
金属冶炼技术起源需具备两项必要条件:陶窑技术发达及活动区域内有铜矿存在,在长江中游地区,均可发现满足此两项条件的证据。就制陶技术发展来说,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制陶技术获得突破,并快速从手制、慢轮修整发展到快轮制陶[40];大溪二期(约4200BCE)已可见成熟的陶窑技术[41],配合不同的目的能稳定控制并维持需要的温度。例如,洞庭平原澧县城头山遗址所发现的属于大溪二、三期的窑场,规模大,长期使用,而且分别使用不同的陶窑烧制不同的器物(图二);除陶窑外,相关配套设施也齐全,包含和泥坑、水坑、工棚、装烧操作平台等[42],这些均表明,此时烧窑技术已趋于高度专业化。当时创造了很多新颖且独特的器形,如鼎、豆等几种器形后来广泛传播到广大中国区域。长江中游的人们在距今8000多年前(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已用赤铁矿(Fe2O3)制造红衣陶(hematiteengobe),用白膏泥(kaolinite)制造白陶和白衣陶;距今7000年前(汤家岗文化)在原始陶窑内开始搭配氧化及还原的气氛制造酱黑陶,又作外红内黑陶等;到了大溪时期,他们还发明了胎质密度特高的泥质黑陶,以及泥质红陶及彩陶。为制造优美的彩陶器,陶工们到周围的山区寻找矿物颜料。矿源来说,围绕长江中游平原的山脉蕴含丰富矿物,包括赤铁矿、孔雀石铜矿、绿松石、石英、长石等等,在鄂湘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地区也有铅矿和锡矿。这些矿床多有裸露于地表者,易被人发现和利用,采集及开采条件都不难。
从上可见,长江中游地区自大溪文化以来,已全面具备发现金属材料及发明冶炼技术的条件,并且,该地区社会、文化与技术自旧石器末期以来,长期一脉相承地发展(除了长江中游以外,目前资料只有在古埃及才显示类似自旧石器末期以来一脉相承不中断的发展情况)。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考虑中国青铜文明源自长江中游的可能性。但是因为20世纪中国考古一向重视黄河流域的发掘和研究,长江流域考古资料非常稀少,研究也不充分。纵然如此,长江中游地区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还是累积了不少直接的证据,迄今已基本可解答郭沫若在几十年前所提出的疑问。
总体来看,考古学家迄今已在油子岭文化(3800─3450BCE)[43]遗址中[44],发现有意从山上带到平原的铜矿石,并从间接资料可以判断长江中游对铜料的认识可能溯源于大溪文化(4400-3500 BCE,分为一至四期)。屈家岭文化(3600─2900BCE,分为早期3600-3300 BCE和晚期3300-2900BCE)已见有小型的红铜产品,而石家河文化(3100─2300BCE,大致可分为早期3100-2700 BCE、中期2800-2500 BCE和晚期2500-2300 BCE)及后石家河文化(2300─1800BCE,可分为前期约2300-2000和后期2000-1800 BCE)[45]已发现铅铜和锡铅铜合金产品,以及冶炼和开采的遗迹(见下文)。从这些证据可知,长江流域认识青铜的时间远早于中国西北地区所见,并且可初步证明,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并非西来,而可直接上溯至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并且可能滥觞于大溪文化。
(三)研究基础
本研究缘于田野调查以及对考古报告的重新疏理和研究。我们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文物考古单位的支持下,数次进行田野调查,并实地甄别相关资料。此外,我们团队成员多次参与相关遗址的发掘,亲自发现过且首次认出长江中游早期冶炼遗迹。因此以下研究成果,一方面基于对近60多年来,零星考古发现进行系统梳理,重新认识已发表的资料;同时也依靠在笔者田野调查与发掘中获得的经验、认识和启发。
在我们着手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人们多年来习惯地以“新石器文化”来定义长江中游地区发掘的自大溪至后石家河文化的所有遗址。虽然早已在该地区发现群城和国家结构,但却仍然没有脱离旧的思维方式的局限,因此在发掘的时候并不注意细小石头之类的遗物。冶炼废料一般只是些无固定形状的绿灰色、黑色、灰红色的细小石头或砂砾,因为其外形像一般性的自然物,很容易被当成为普通自然物而跟泥土一起丢掉。直到最近考古界在发掘时,才开始稍微留意到那些在文化层中出土的绿色石头,但也很少检测其成分,只是偶尔纪录为孔雀石而已(但是,大部分此类遗存依然没有被记录在正式发表的报告中)。在长江中游地区温热潮湿的酸性土壤环境中,泥土中的小型铜器很难保存,更难以被发现;同时因预设为“新石器文化”遗存,而无法理解发掘中偶尔出土的小型铜器残件,所以通常不敢如实地加以记录。
另外,对有可能与冶炼有关的烧土和灰烬遗迹的关注和认识也很不足,经常在现场没有及时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细节,事后很难单纯从考古发掘报告的一般性描述中加以了解。考古遗址中,出现烧土的原因有很多,虽然冶炼废料可以说是直接无疑的证据,但由于相关认识和经验不足,不能准确区分出那些与冶炼有关的细小石头和烧土,而经常被当成一般的石头和烧土进行处理,未被详细记录,更谈不上取样分析。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只能根据极少数曾记录出土过铜渣的烧土遗迹的情况,来判断那些并无直接记录的烧土灰烬坑的性质。
以上种种情况,使我们在重新梳理考古报告时发现,很多细节和鉴定资料极为缺乏,导致本来应该很容易得出的认识,变成为需要搜集和疏理大量间接而零散证据的考古侦探工作,也极大地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尽管如此,我们详细研究资料后发现,在汉代以来的帝国史观及近现代人的误认和偏见中,长江中游地区这一原生而发达的古老青铜文明差一点从世界历史中被湮没了。这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实在是相当重大的损失。本文拟从冶炼技术的角度复原这一上古文明的发展历程,并用考古证据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技术发端于公元前第5千纪,一脉相承到商周,因此这不仅是长江流域的地区史,更关乎着对世界重大历史的认识。
虽然从上述基本原则来评估,长江中游矿源丰富而且澧阳平原和与其相连的洞庭平原在公元前第5千纪末期已具备相关烧窑和其他技术,可以相当容易地发展冶炼;但是因为时代越早,冶炼活动越稀少,再加上资料纪录的不完整性,导致我们很难有直接的证据,难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叙述,而是需要运用多重相关证据,并以迂回曲折、反复检索、多方比较、形成证据链的方式,加以表达和论证。从方法上说,我们首先需要从已发现直接证据的汉北地区屈家岭及石家河文化遗址说起,待对该区域冶炼技术的相关知识累积后,才能再检视和了解洞庭地区和大溪文化遗址中与冶炼有关的线索和证据。
因为直接资料零碎而不足,也缺乏前人研究基础,作为一种肇端性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或有不精确的推理和错误解读,但这是一个新领域的起步研究难免之事。
二、长江中游第四~三千纪遗址中发现铜料的意义
(一)天门龙嘴城址出土氧化铜料标本的意义
长江中游地区的上古文化对铜矿的认识很早,盖因长江中游定居的社会生活依其原生的稻作技术[46],从全新世初期以来稳定地进步及扩展,文化未曾中断,数千年来代代相承,是以当地居民对定居的环境和资源非常熟悉。而该区域东部鄂湘赣交接的幕阜山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此地为蕴藏多种金属的矿带,有众多能让人们轻易观察和采集的地表裸露矿。
但是,由于考古界直到最近都很少注意到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与冶炼技术的发展,而使此地早期人们有意识地采集铜料的证据较为零碎,更因为先验地贴上“新石器文化”的标签,使迄今注意和发现并在发掘报告中加以记录的相关资料极少。在此情况下,仍然还是可以发现,油子岭、屈家岭文化人们有意将产于山区的铜矿石(孔雀石)带到100-300百公里外的平原遗址。比如,在湖北天门龙嘴城址中期探沟内发现了铜料,报告称之为“孔雀石”(标本LZ TG25:24,图三),根据同一期遗迹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范围落在3430-3400 cal BCE[47]或 3300-3100 cal BCE(BA07212, 3248±113),相当于屈家岭文化中期。
为什么孔雀石的发现一定与炼铜有关?这与长江中游矿脉所产孔雀石的属性有关。由于本地孔雀石成分中缺钙,虽然色彩艳丽却质地松软,不适合用来雕刻或作装饰品。龙嘴遗址所在之地离鄂东南矿区直线距离虽有200多公里,不过水路便利。平原地区的人想方设法取得这些不能雕刻加工、没有其它用处的石头,明显是因为早已认识到,它们可以炼成铜,并重视此用途。
孔雀石在早期炼铜技术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铜矿有很多种,大体分为氧化铜(oxidizedore,其中孔雀石冶炼价值最高)与硫化铜(sulphidic ore,指数种含硫磺的化学式)两大类,加工提炼的难易程度大不相同。总体来说,冶炼硫化铜比冶炼氧化铜容易一些,产量也高:冶炼孔雀石既需要高温度,亦需要控制氧气,这一矛盾造成很多困难;至于冶炼硫化铜矿,在1100─1200℃高温容易发生化学反应,飞出硫气而获得纯铜。[48]但是冶炼硫化铜需要具备以下两种条件:第一,硫化铜矿料很少露出在地表上,只有当人们对铜料已熟悉,专门开设矿井去开采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这种矿石;第二,需要较成熟的炼炉,一方面保持高温度,另一方面要特别考虑排除硫气的烟道。而孔雀石色如孔雀羽毛般鲜艳翠绿,埋藏不深,多出露于地表上,容易引起人的注意而使人采集。况且,像幕阜山地区一些矿源品质较纯的孔雀石的提炼相对容易,不需要达到铜熔点那么高的温度,只要在密封还原的坩锅或窑里,在还原气氛中燃烧孔雀石就可以获得纯铜,随即可锻造成器,亦可再经火炼,熔为铜液后铸造铜器。虽然产量不如用硫化铜,但便于最初发明炼铜的情况。所以,若在不位于原矿区的遗址中发现孔雀石,应可作为直接的冶铜证据之一。
中国学者经常将达到1083.4℃铜熔点温度作为炼铜的前提条件,以此为标准来评估冶炼起源的问题。但是1083.4℃的温度条件是针对熔化铜液而言,这实际上只是发明铜铸造技术所需要的温度,而并不代表从原矿冶炼的温度,有些铜矿耐火,需要1200℃以上的温度才能提炼出铜,有些铜矿则不然,比如,从孔雀石中用还原法提炼红铜所需温度就比较低。还原法炼铜的关键在于,需要在氧气不足的条件下燃烧木炭,使得炉内形成一氧化炭(CO),这样孔雀石(碱式炭酸铜,(CuOH)2CO3,malachite)在一氧化炭的环境内产生化学反应,其公式如下:(CuOH)2CO3+2CO→3CO2+2Cu+H2O。换言之,如果在还原气氛中灼烧孔雀石,就可以获得纯铜,此外还会产生水与二氧化碳。实验表明,当温度达到710 °C时,窑内一氧化碳最为稳定,此时可以较为稳定而连续地发生还原反应,提炼出红铜[49]。之后,红铜的加工处理,温度范围可以更大。红铜只需要650℃以上温度就会变软,在650℃─1000℃温度范围内都可以热锻。如果温度低于650℃,也可用冷锻的方式制造小型器物。
龙嘴遗址出土铜料的TG25富含红烧土颗粒和草木灰[50],很明显是冶炼的火炉所留下来的遗迹。可惜,该探沟没有被仔细记录,导致外人难以了解该冶炼遗迹的性质。
另外,虽然龙嘴的报告将其命名为“孔雀石”,但观察出土背景,我们认为这未必就一定是原生矿料(original ore)。就化学成份而言,孔雀石属氧化矿料,自然界在潮湿的环境中由铜金属与氧气、二氧化碳缓慢反应而形成这种矿石。所以,如果一块纯铜几千年保存在长江中游那么潮湿的环境里,缓慢吸收水、氧化及与二氧化碳产生化学反应,很容易再次形成孔雀石次生矿(secondary ore)。这个问题在冶金考古学中(archaeometallurgy)早已被提出,不仅是理论,实际发掘也有发现,小铜块或铜渣若长期被埋藏在文化层中,可能重新变成为孔雀石;与作为原生矿脉出现的孔雀石相比较,这种次生孔雀石的化学成份更纯,杂质较低;不过,有些矿区原生的孔雀石也很纯,杂质物很低。[51]幕阜山孔雀石恰好是这种含杂质物不高的矿物。所以判断的主要标准还是出土背景以及文化中孔雀石是否有冶炼之外的作用。前文已说明,幕阜山的孔雀石易碎,不能雕刻用作装饰品或者其他作用,而且龙嘴出土所谓“孔雀石”的地方共出有烧土和灰烬,因此从这两个指标来思考,这很难是原生的孔雀石。
进一步来说,这块器物的化学式也不一定是碱式炭酸铜(孔雀石)。比如说,早期冶炼经常会留下氧化铜(黑铜CuO, tenorite)或氧化亚铜(赤铜Cu2O, cuprite)等废料,尤其氧化亚铜是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冶炼失败的常见产物。这种废料若埋藏在潮湿环境里,吸收环境中的水,其外观也会变得像孔雀石。
所以,要分辨出土物是因杂质成份(impurity)高而未被冶炼的孔雀石原矿,或者是冶炼后留下的赤铜废料,或者是冶炼好的铜块(小铜器)被通体锈蚀后的碎块,只有经过化学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才能判断。遗憾的是,迄今在长江中游出土的此类标本极少有经过化学微观分析。长江中游发现的铜块铜料一般情况是,大部分这类标本并未公布,偶尔写进报告里,也概被指称为 “孔雀石”或“铜矿石”。实际上,这些判断基本上都值得怀疑。这类标本的出土地点均伴出大量灰烬和烧土堆积,似乎为冶炼遗迹。由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所谓的“孔雀石”标本实际上是古人曾经冶炼出来的铜,这或者是氧化、锈蚀的金属铜(oxidized cooper,其中有一些可能重新变成次生孔雀石),或者是被丢弃的冶炼废料(slag)。
图三、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铜块及出土背景。龙嘴遗址出土铜块:LZ TG25:24。一百三十亩遗址发掘单位TN24W344c出土:标本7铜块1.5x1.0 cm;炼缸残片:标本377残高7.6 cm;标本233残高7.2 cm;标本231口沿部,口径53.6cm残高12cm;标本119口沿部,口径30.2 cm;标本294底部,底径14.6cm残高11.5cm;标本573底部,底径16.4 cm残高12.5cm;金鸡岭遗址:WNT11097:4铜渣3.6 cm;WNT11097:14石鉼砧,直径5.6 cm厚2.5cm重133g;WNT11096a烧土遗迹14;邓家湾AT1092出土铜块及烧土背景。
(二)初步认识荆门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铜器和冶炼活动的遗存
1、可能发现最早的锡铜
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几个铜块。其中有几件密集出土于一个探方的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出土标本大小不一,几件小块形状不明,但2016HQQTN25W4113:3标本可以看出有似小斧或小锛的弧形刃部。2016HQQTN25W4113:5标本形状较完整,似一件铜锛(图四)。铜器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很不良,全身布满很厚的锈,局部已变成黑铜粉(粉狀的氧化铜)。对粉狀的氧化铜进行X射线荧光仪分析,在不同的粉粒中,铜(Cu)的成分到达92.75~99.20%。除了铜之外,某些部位锰(Mn)和铝(Al)成分亦到达约2%,这应是从环境里吸收的杂质;铁(Fe)的成分约0.3-0.4%,其也属于土中所含的赤铁。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有的测量中,都包含有0.6-1%的锡(Sn)(图四)。因为锡不会生锈,所以青铜器粉化的部位里,锡料的比例只会很低。由于锡不会出现在自然铜料中,也不会从泥土中吸收,所以应该考虑这是人工有意加进的合金成份。
图四、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铜锛:长9.1cm;寬6.3cm;厚2.5cm; 重247g(2016HQQTN25W4113:5)。
下面:铜锈标本(粉状的氧化铜)
目前没有采集到青铜锛所出TN25W41第13层的碳化物碳样进行测年,但同一探方中,间接叠压在该文化层之上的第11层有一个稻谷碳样测试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631-2474年(2016HQQTN25W4111),这表明这件青铜锛的相对年代只会比这一数据早而不会更晚。依据层位关系及文化整体发展情况评估,青铜锛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之前,最有可能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800-2600年之间。
之前锡铅铜三元合金铜片曾出土自湖北省阳新县大路铺遗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地层中(03ET23077:13)[52]。另外,1981-1982年的考古试掘已表明,湖北省通城县尧家岭遗址是石家河、后石家河时期的专业化冶炼遗址之一[53]。我们在2017年9月对尧家岭遗址进行调查时,了解到附近有古代曾被开采过的锡矿。因此,笔者认为,该遗址可能已经是专业化开采锡料的主要据点之一。我们2017年的调查也补证,从剖面层位关系判断,该遗址年代跨度可能从石家河文化至后石家河文化,且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里曾是一座城。我们从剖面上的文化层的中上部采取碳化样本,经检测其日历年代范围为距今4200─4000年。而屈家岭出土的标本亦使我们进一步推论,长江中游可能已经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段就已自行发明了锡铜合金。这比原来所知道鄂东南的资料,时代还早5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中也属于早期摸索锡铜合金的年代。、发掘背景和冶炼活动的年代问题
屈家岭遗址1950年代曾进行两次发掘,由于发现很发达的聚落,当时发掘者误以为该遗址的年代只比商周略早一些,没想到其文化年代居然可以早到公元前第4千纪。1950年代发掘内容分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早段”和“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绝对年代未测定[54]。之后,1989年第三次发掘的面积很少,但测了两个碳十四标本,其中一个为3760±175 calBC (BK2398),出自该遗址的最早地层,简报称为“前屈家岭文化”或后来改名为“油子岭文化”,大致相当于该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也相当于前述龙嘴遗址的年代上限。另一个数据为3601±169 cal BC (BK2397) ,碳样取自第三次发掘区域的晚期地层,与1950年代发掘对照,应归类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后段[55]。依此屈家岭文化起源应不晚于公元前3600年,而1950年代两次发掘所定为“早期”的年代大致应在3750-3450 cal BC(包含所谓“油子岭文化”),而“晚期早段”大致在3500-3300 cal BC,至于“晚期晚段”可能相当于前述龙嘴遗址晚期前段,即3300-3100 cal BC。在晚期早段的地层中,在500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很厚的烧土面,体积约200立方米左右,但并没有柱洞痕迹;晚期后段烧土面积虽然没有那么大,但也普遍出现。虽然发掘者推论这可能是建筑遗迹,但是,由于并没有发现柱洞痕迹,所以仍有很多不明之处。
第四次发掘的年代范围大体落于公元前3800─公元前2400年内,屈家岭遗址的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很多烧土遗迹,其中包括疑似建筑和陶窑遗迹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判明其功用与性质。或许可以考虑,疑似陶窑的遗迹不一定都是陶窑功能,而部分是炼炉遗迹,因为大溪文化所发明的烧制黑陶的陶窑,完全可以用于从孔雀石中还原铜。
资料表明,在屈家岭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所见冶炼遗存,其技术已相当成熟,说明这并不是冶炼活动的最初源头,还需要更进一步分析该遗址更早地层的遗迹、遗物,是否也有与冶炼相关,且代表更加原始的技术。
此外,出土铜器粉化的黑铜锈样,足以提醒我们,更早的小型铜器恐怕全身都已锈成黑铜(CuO)的粉末(图四),将来在发掘中需要在土中加倍仔细,才有可能寻找到此类遗物。
(三)京山一百三十亩遗址所出铜块、炼缸和技术进步
荆门京山屈家岭管理区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了铜块(TN24W344c:7)(图三),被发掘者视为屈家岭晚期的资料,没有绝对年代数据,只能判断为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
此铜块未做成分分析,外表满是绿色铜锈。[56]陈树祥和龚长根推论这不是铜块“而仍为一块体积较小的孔雀石”[57]。但是,只有少数含铜量极高的孔雀石才会形成全面的铜锈,因此笔者认为发掘者定义为铜块是准确的,或者是氧化的金属铜块,或者是冶炼废料。
遗址中冶炼设施不明。但经查报告,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所谓“铜矿石”的文化层,多含灰烬、碳末,且经多次高温烧烤,变成坚硬的黑色,里面富含红烧土粒;周围出土的陶片也多见厚重质地的夹粗砂陶片,发掘者从中复原出几件炼缸(smelting vats)的碎片[58](或谓之vats furance,图三)。鄂州博物馆的试验表明,使用这种炼缸,在20分钟内可以还原而熔化2-4公斤铜料。[59]炼缸的出现标志着这时已不再处于简单地运用还原法炼铜并锻造铜器的早期阶段,而是已进化到用炼缸熔化铜液和铸造的阶段。这种用炼缸冶炼的技术从屈家岭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60]所以一百三十亩遗址的考古现场显示出的,不仅是原始冶炼遗迹,而且可以说该遗址的冶炼技术跃升到较为高级的新阶段。
(四)天门石家河城址:青铜技术与文化中心
很多件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孔雀石”的资料来自石家河古城遗址。根据考古勘探,以石家河城为中心的整个遗址,聚落面积约10平方公里。石家河遗址最早在油子岭文化时期被开拓,此地建有不同规模、不同时期的几座城。其中规模最大的城被命名为石家河城,其城墙内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末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100─2400年)[61],之后城的结构似乎有变化,但并没有毁灭,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城内城外仍有许多人活动或居住;之后才逐渐被废弃(图五)。
在石家河遗址范围内,邓家湾、罗家柏岭、肖家屋脊和印信台四个地点,都曾发现过原生或次生的“孔雀石”、炼渣以及小铜器残片,并且除了纯铜炼渣之外,还发现有青铜炼渣和小型工具。石家河遗址的范围之外,也有几处发现炼铜遗迹和遗物。虽然笔者根据间接证据推论,石家河遗址自屈家岭文化以来已出现冶炼活动,但目前所记录的直接资料都属于石家河文化,因此本文先从有直接证据的资料谈起。
1、西北古城区邓家湾:冶铸青铜工具的遗存
石家河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面积约6万平方米,该地发现多处社会共同祭礼活动的遗迹。在石家河大城尚未建成时,这里可能曾经作过有独立城墙的庙权中心[62]。在石家河大城修建之后,这里依然是重要的祭祀场所。
图五、天门石家河遗址分布区(摘自《时空之旅》,页135)
(1)青铜炼渣和器物的发现
邓家湾发掘报告指出,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很多所谓“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直径为2-3cm,“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虽然从文字叙述来看,似乎出土不少炼渣,但只具体记录了三件所谓的“孔雀石”;此三件虽记录了发现地点,但却未公布照片和尺寸的资料。第一件发现在开口于AT83层、属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灰坑(ashpit)H30(图六);第二件发现在层位和年代不明的探方(exploration pit) AT203:35;第三件发现在开口于T81层、属石家河文化中期的灰坑H116中(图六)。前两件附有简略的成份鉴定报告。
此外,发掘报告里有一件所谓“孔雀石”的照片,其出土地点的记录是AT1092(图三);从照片上可看到铜块(器物残块或铜渣)出土的情况,周围似乎有很多烧土颗粒和灰色的灰烬,但报告中该出土单位除了这幅照片外,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该出土单位的资料,甚至其位置也不明。
邓家湾发现的小铜器也只记录了一件,在探方T4出土青铜刀的残片(T42:11,图七),经过检测属含铅的青铜器,并且从表面来看,这不是锻造出来的,而是铸造的青铜刀,其金属成分分析报告只记录了铅同位素[63]。
可见,报告虽然提到地层有很多小铜块(我们也曾亲眼观察过石家河城祭坛上常见绿色的小型块状物),但很可惜都没有进一步测验和研究。虽然在发掘报告中具体提到上述五个例子,但相关资讯都不成系统,出土背景也不明。
关于探方AT203的发掘情况,发掘报告中没有描述,只知道其位于发掘区的南部。成分鉴定报告描述AT203 ∶ 35样本为:“绿色铜渣状矿物”,又称为“孔雀石”。对此,陈树祥和龚长根已提出质疑:“铜绿山出土的孔雀石经检测含铜量不超过57%,邓家湾遗址发掘探方AT203 出土的一块孔雀石(AT203 ∶ 35 ) 经检验,相对含铜量达67.77%,实属罕见。”[64]确实如此,不仅是铜绿山,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含铜 57%已是天然孔雀石含铜量的上限标准。从鉴定报告来看,AT203:35一件除了含有67.77%的铜(Cu)之外,另有较多铁(Fe)、硅(Si)、铝(Al)以及少量锌(Zn)、铅(Pb)和硫(S)等。这种成份结构似乎属于冶炼青铜的炉渣。其中,锌和铅应该是炉渣中的合金成分。硅和铝是组成炉壁、炼缸或陶范的主要材料,铁或为未熔化的矿料,或者也是炉(缸)壁或范的泥土成分。这种成分结构可以参照阳新大路铺专业冶炼遗址来说明其原本意义。大路铺炉壁的主要成分恰好是硅、铝和铁,炉渣成分也含有这三种,再加上矿料的元素[65]。殷墟出土的冶炼用陶质工具的成分亦如此[66]。根据长江流域的冶炼技术,“炉壁”的定义较模糊,因为固定的炼炉或炼缸的材质一致,差异在于固定的炉壁含硅的比例高于炼缸,但是鉴定报告并未提供具体成分所占比例数据。因此这有可能是炼缸壁上的炼渣,而不是类似于大路铺炼炉的炉渣。至于硫的成分,其出现可能指涉着矿料并不全是孔雀石,而包含硫化铜。
根据化学反应和冶炼试验,如果在孔雀石中加次生的硫化铜(如铜蓝Covellite)一起冶炼,因硫与氧发生反应,两种矿物较容易还原成铜[67]。幕阜山除了孔雀石之外,铜蓝石(CuS或Cu2S)、黄铜矿(chalcopyrite CuFeS2)、铜斑铜(BorniteCu5FeS4)等都一起出现,因此可以考虑石家河人已经尝试用不同的矿物冶炼,而注意到矿物搭配的良好效果。不过以上所说,只是我们根据“鉴定报告”不精确描述的文字来推测而已,尚不足以构成严谨的论述。
出土另一块铜料的灰坑H30属石家河文化早期,位于邓家湾发掘区的西北部探方AT8-AT7交界处,我们考证后认为,这里是屈家岭时期核心冶炼区域的西边(此问题将另文展开讨论)。鉴定报告描述H30出土的标本为“绿色铜块状孔雀石”,但含铜量很高,比AT203还高(未提供具体数据)。除铜之外,也包含铁、硅、铝、锌和硫。因为含铜更多,又是“块状形式”,或许可以考虑这是铸造过程中的废品,被剔除而弃置一旁;或者是含有一块未熔化矿料的炉渣;或者是通体锈蚀的器物碎块。
邓家湾报告里存在着很多内在的矛盾,如孙淑云做的鉴定报告一方面依照肉眼观察将标本描述为“绿色铜渣状矿物”和“绿色铜块状孔雀石”,同时却否定前者为铜渣,后者为铜块,所以,这一鉴定结论就好像明明看到是炼渣和铜块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自相矛盾。[68]
(2)冶铸废物堆积坑
H30形状为不规整的圆型,最长径2.86m,深度0.8m,由于发掘时只清理了一半,所以文字描述也不甚清晰。不过,还是可以知道,坑里堆积分三层,每一层土都含有黑色灰烬,出土的陶片有多种,其中包含粗厚炼缸片以及小型坩锅,报告只复原和公布了三件小型坩锅(图六)[69]。总体感觉H30内的堆积应该都是废弃物,其中也包括用坏了的冶炼工具、碳末和废料。比如说,反复使用炼缸来冶炼时,会将木炭和矿石投入炼缸灼烧,而燃烧的灰烬,则弃于垃圾坑,多次使用的炼缸损坏后,也丢于坑中,壁上或灰烬中偶尔会有小型碎渣或未反应的矿料碎块。同时,炼铜废料的出现另使我们思考,在H30成为垃圾堆积坑之前,这里原本就可能是进行冶炼或浇铸的地方;坑中的层位应该也显示出不同时期丢弃冶炼垃圾的情况,每层的堆积物基本上一致:灰烬、烧土块及陶片。
在H30北边,还有一个结构相同的H48,二者开口地层一样,不过H48略宽略深一些,约4m宽,1.2m深,坑内堆积一样,同样包含三层富含烧土、灰烬、草木灰、碳末的黑灰土;堆积物中也有小型坩锅等。可惜只清理了四分之一。这种尺寸较大、形状不明的灰坑,从出土铜料与大量灰烬、烧土、坩锅、炼缸片等判断其性质,也应该是石家河早期与冶炼有关的遗存。
(3)冶铸作坊废弃时的祭礼:石家河文化冶铸场所的复原问题家湾发掘区的东区灰坑H63的性质也类似于冶铸场所,坑口直径为2.4~4.4米, 坑深0.5米,西边有二层台结构,坑内填黑色土,含较多烧土块和碳末,坑内陶片包含炼缸、坩锅,并有很多陶塑动物等祭祀品,时代为石家河中期。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此处曾经有冶铸场所,留下烧土、碳末和缸片等与冶炼有关的遗存;最后H63成为埋葬祭祀品的地方,埋藏的陶塑并没有火烧痕迹,说明两种堆积有先后关系。这种将冶炼工具与祭祀品混在一起的现场表明,埋藏陶塑的祭祀行为是H63的最后使用阶段。至于H63的使用方法,目前我们资料不足,只能提出一些推测:或许石家河人为考虑聚落安全,把有些冶铸场所设置在土坑中,在坑的底部摆炼缸,坑的西壁台阶有可能是专门安排用于工匠下上的。(图六)。石家河遗址有不少灰烬烧土坑在一边安排斜坡或台阶,其用途从来没有被研究。另外,石家河城内的许多冶炼废物堆积之上,有祭祀品的遗存。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规律。
在大路铺等专业性的铜矿业遗址的烧坑遗迹中,从未发现与冶炼无关的堆积,更加没有祭品堆积。而在石家河城内的冶炼活动却与祭祀有关连,或许可以推断,石家河城内的炼炉或冶炼场所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在废弃时会举行社会共同的祭祀仪式,再进行回填,因此上面都会堆积很多与冶炼无关而较精致的遗物。
(4)圆型及竖穴式炼炉遗迹
关于H116灰坑中的遗物,发掘者叙述有发现铜渣[70]。虽然鉴定报告写未发现炼渣,但是鉴定报告并不包括H116出土的铜渣,所以鉴定报告有关邓家湾 “未发现炼渣”的结论并不是依靠全部资料得出来的。石家河遗址中既发现有青铜合金块,亦发现用青铜合金铸法制造的青铜工具,所以发现青铜炼渣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进一步证明,石家河文化早已从铜石并用时期发展到成熟的青铜文化。
图六、邓家湾报告有纪录出土炼渣的遗迹:相关探方平面图。H116炼炉:平剖面图,直径1.2-1.4m,深度0.3.m.; H116:24陶塑狗,通长6.1cm通高4.5cm; H116:36含物狗,残通6 cm通高4.5 cm; H116:31陶塑兔子,通长5.1cm通高4.3 cm。H30出土的小坩锅:H30:1,口径5.6 cm底径3 cm高8.4 cm; H30:23,口径6.2 cm底径2.8 cm高9.8 cm; H30:29,口径6.4 cm底径2.8 cm高9.4cm。H54:平剖面图,直径2.2m深度1m; H54:52坩锅,口径6 cm底径3 cm高8cm; H54:49坩锅,口径8.8cm底径3.8cm高9,2cm;H54:17坩锅,口径8 cm底径3.6 cm高8.2 cm。H63平剖面图。H42:10坩锅,底径3.8残高10。H38:3坩锅,口径5.6底径3.2高8.2。H48:11坩锅,口径5.6 cm底径2.8cm高9 cm。H31:36坩锅,底径3.2cm残高7.2cm; H31:19坩锅,底径3.2 cm残高6.4 cm.
H116位于H30之西南,在其以东约10米处,比其早几百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处曾应是冶炼中心。H116灰坑的性质与H30等灰坑的性质不同,其结构很规整,东、北、南之壁都较陡,西壁较缓,地表有小斜坡,坑口径1.2-1.45,深度0.3m。坑内土夹灰色灰烬,但除了炼渣之外,没有记录与冶炼相关器物的复原,反而记录发现各种零碎陶片和陶塑,与H63一样似乎属于一种祭祀场所,而且,虽然有灰烬和炼渣,但里边出土的祭品并没有被烧过,这应该也显示早晚不同时期的不同用途。从一般性合理判断,炼渣很难被视为祭品,应该代表埋藏陶塑之前H116的用途,而埋藏陶塑代表结束使用H116的祭礼活动。
根据形状和堆积的情况我们推论,H116原本可能是圆型炼炉。我们的根据如下:首先,其形状规整,应为人工开挖而成,虽然发现炼渣,但没有发现炼缸碎片,也不像冶炼过程的垃圾坑。其次,坑的尺寸不大,不像是使用炼缸的冶炼场所,但符合土坑炼炉大小:鼓风足以保持高温度,同时从鼓风口到放铜料的位置的距离,足以形成一氧化碳,以保持还原气氛。若说人们从冶炼场所特地把炼渣带到这里放置,这样做不合情理。因此H116本身可能就是炼炉。石家河人应该同时有多种冶炼、浇铸设施,以配合不同原料和目的,用略不同的技术提取铜,多样的技术背后,均有累积很多经验的历史。土坑式炼炉技术应该早于炼缸的发明,但是炼缸发明后仍继续使用及发展土坑炼炉技术,是因为这种炉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如为提炼硫化铜,带有设计好的烟道的土坑炉就有一定的优势。换言之,我们认为,H116可能原本是圆型炼炉,废弃后,用陶塑等举行祭礼活动而后掩埋。H116出土的陶塑显示炼炉废弃年代大致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图六)。
发掘区还有几个灰坑与H116相似,如H69等。可惜都没有经过详细发掘。石家河早期的H54[71]与H116结构接近,也像是人工挖的圆型炉,壁的一边呈直,一边倾斜;但尺寸大,深度1m,直径2.2m。H54位于发掘区南部,附近有石家河早期祭祀中心,包含典型套缸遗迹[72]。H54坑内土色深灰且富含草木灰烬、烧土粒,坑里发现几件小坩锅,器壁多细孔,内夹碳粒。从坑内的遗存来看,H54像冶炼遗迹,但其尺寸有点大,若作为土坑式炼炉使用,在那么大的空间内很难到达高温度。也许可以考虑其内部曾分隔为不同功能区,其中具体灼烧碳还原铜或熔铜之处只占某一个部分,但是这种内部结构没有保存下来。其实,这种较深的圆型竖穴炉在幕阜山专业采冶区也多见,从石家河以来至商周时期都有发现,结构基本不变。商周时期的炉子保存较好,可以大致复原内部结构[73],而石家河时期的这种遗迹都被上层遗迹打破,大多遭到破坏,原来的内部结构不清楚,具体功能待研究。
(未完待续)
[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中科院考古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l974年2期;中科院考古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韩汝玢、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4-548页;Kwang-tzuuChen, Fredrik T. Hiebert, 1995, The Late Prehistory of Xinjiang inRelation toIt’s Neighbors.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9, No.2,pp. 269-272; ColinRenfrew, Paul Bahn, 2014, The Campridge WorldPrehistory, Volume 2, CambridgePress, pp.1639-1641。
[2]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第287-301页;Barnard,N. (1993). Thoughts on the emergence of metallurgy inpre-Shang and early ShangChina, and a technical appraisal of relevant bronzeartifacts of the time. Bulletinof the Metals Museum, 19, 3–48; 王志俊,《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及发展》,《文博》,1996年06期,第34-35页;易德生,《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ShanjiaZhanga,Yishi Yanga, Michael J. Storozumb, Haiming Lia, Yifu Cuia, GuanghuiDonga, 2017.Copper smelting and sediment pollution in Bronze Age China: A casestudy in theHexi corridor, Northwest China. Catena, Vol.156, pp.92-101.
[3]如参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第75-84页;Jianjun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Its Cultural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Neighbouring Regions. BAR InternationalSeries 865.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一期,第1-10页;孙淑云、潜伟、王辉,《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成分分析及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2003年8期,第86-96页;李水城,《西北及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和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3月,第239-277页。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年7期。
[5] Ho,Ping-ti, 1961. Some Problems of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3, pp. 292-293; Pope, Gettens,Cahill and Barnard, 1969, 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 II, TechnicalStudies,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Washington, pp.11,16; Bunker, E.C., 1988.Lost wax and lost textile: an unusual ancient techniquefor casting gold beltplaqes. In: Maddin, R. (Ed.),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Metals and Alloys.MIT Press, Massachusetts, pp. 222-227;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12期,第1117页;Fitzgerald-Huber, L.G., 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contacts with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7-67; Linduff, K.M., Han,Rubin, Sun, Shuyun(eds.), 2000. The Beginnings of Metallurgy in China. TheEdwin MellenPress, Lewiston; Mei Jianjun, 2003,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China and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Academy,Volume 121, pp. 28-33; Linduff, K.M. (Ed.), 2004, Metallurgy inAncient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The Edwin MellenPress,Lewiston; Mei, Jianjun. 2009a. Early metallurgy in China: somechallengingissues in current studies. In Jianjun Mei and Thilo Rehren (eds.).Metallurgy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2009, pp.9-16; 梅建军,《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154页;Mei,Jianjun,Xu, Jianwei, Chen, Kunlong, Shen, Lu, Wang, Hui, 2012. Recent Researchon EarlyBronze Metallurgy in Northwest China. In Paul Jett (ed.), ScientificResearch onAncient Asian Metallurgy.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s.2012, pp.37─46; J.Rawson,2017. Shimao and Erlitou: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bronzeindustry in central China. Antiquity, vol. 91, p.355.
[6] MeiJianjun, Colin Shel, 1999. The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BC. Antiquity, vol.73 (281), pp.571─578;Nissim Amzallag, 2009, From Metallurgyto Bronze Age Civilizations: TheSynthet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Archaeology, pp.508-510; KatherynM. Linduff, Jianjun Mei, 2009. Metallurgy inAncient Eastern Asia: Retrospectand Prospects. World Prehistory, 2009(22),pp.268-279; В. Епимахов, Ж.В.Марченко.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эпохибронзы Урала и Юг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принципы и подходы, достижения ипроблемы. ВестникНГУ,2014(3), cc. 136-167; Stanislav Grigoriev, 2015.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Archaeopresspublishing LTD, p.22.
[7]Grigoriev, Stanisla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554.
[8] Ковалев, А. А. 2004. Древнейшаямиграция из Загроса вКитай 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ародины тохаров. А.А. Ковалев ed.Археолог: детектив и мыслитель: сб. ст.,посвященный 77-летию Льва СамойловичаКлейна. СПб.: СПбГУ, 2004, cc.249—292
9]齐家文化的年代系笔者依目前已发表的碳十四数据进行校正得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张雪莲、叶茂林、仇士华、钟建:《民和喇家遗址碳十四测年及初步分析》,《考古》2014年第11期。
[10] Черных, Е. Н., Кузьминых, С. В.Древня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Grigoriev, Stanislav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p.480,554.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0期;李延祥、陈国科、潜伟、王辉,《张掖西城驿遗址冶铸遗物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1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第75─84页。
[13] LinduffK.M., Mei J., 2008. Metallurgyin Ancient Eastern Asia: How is it Studied?Where is the Field Headed? ModelingEarly Metallurgy: Old and New WorldPerspectives. SAA: Vancouver, p.8.
[14] LinduffK.M., Mei J. Metallurgy inAncient Eastern As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p.217.
[15]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1期,2011年,第23─38页。
[16]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17]佟伟华,《垣曲商城与中条山铜矿资源》,《考古学研究(九)》,2012年4月,第346-361页;崔剑锋、佟伟华、吴小红,《垣曲商城出土部分铜炼渣及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文物》,2012年7期,第80-84页;申斌,《商代科学技术的精华》,见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18]详见 AmzallagN.2009 From Metallurgy to Bronze Age Civilizations The Synthectic Theroy;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28页。
[19]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第3─13页。[20]秦颍、王昌燧、张国茂、杨立新、汪景辉,《皖南古铜矿冶炼产物的运输路线》,《文物》2002年第5期,第78─82页。
[21]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29、144页。
[22]李延祥、韩汝玢,《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 年第2期,第151─160、198页;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 年第2 期,第43—50页。
[2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矿1976 年试掘简报》,《文物数据丛刊》1983年第7 期,第138-146页;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 年第1期,第45-50页。
[24]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43─145页、第163─164页。
[25]Grigoriev, Stanislav 2015.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 556.
[26]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2007年第4 期,第21、67—71页;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82、145页;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第32─39页。
[27] RobertsB., 2009. Origins, transmissionand traditions: analyzing early metal inWestern Europe. Metals and societies(ed. Kienlin T.L., Roberts B.W.).Bonn: Habelt, pp.129-142; Grigoriev, Stanislav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 556.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30、532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一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第351-384、427-434页;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第14-25、2页;王学荣、何毓灵,《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相关认识》,《考古》,2007年第1期,第54-63、2页;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第3期,第52-63页;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243-268 页;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第48-57页。
[30]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考古》,2005年第4期,第76-82页;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124-129页;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661─662;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上册,第377-400页;下册,页118-122;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77-178、287─290页。
[31]王建平、王志强、胥谞,《关于中国早期冶铜术起源的探讨》,《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2期,第47-48页
[32]如Barnard,N.,1983. 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indigenous originsofmetallurgy in ancient China. In: Keightley, D.N. (ed.). The Origins ofChinese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pp.237-277; Ko,Tsun,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In: Chen, C.Y.(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world - 这个网站可出售。 - 最佳的civilization 来源和相关信息。 ScientificPublishing Co., Singapore, pp. 225-243;
[33]张玉石,《中国南方青铜器及中原商王朝与南方的关系》,《南方文物》,1994年第二期,第1-7页;
陈朝云,《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7月号,第129-135页;吴志刚,《吴城文化与周公南征》,《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70-72页;Mei,Jianjun, 2009b. Early metallurgy and socio-cultural complexity: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Hanks, B., Linduff, K.(eds.), Mounments,Metals and Mobility: Trajectori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Late PrehistoricEurasian Step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pp.215-232; 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张海、陈建立,《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52─59页;Chang,Kwang-Chih, 1964,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CultureHorizons andTraditions in South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 No. 5,pp.370.
[34]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页。
[35]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6月,第209-255页。
[36]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03期,第38—50页;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17页;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48─49页。
[37]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第8-17页;陈树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2014年2期,第1-26页;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第1-8页;陈树祥,《关于早期铜矿业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以鄂东南及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为例》,《南方文物》,2016年1期,第84-88、33页。
[38] 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
[39]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60─87;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第191─245页;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1-241页。
[40]李文杰,《试谈快轮所制陶器的识别──从大溪文化晚期轮制陶器谈起》,《文物》,1988年第10期,第92─94页。
[41]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第430─434页。
[4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遗址──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57─264页。
[43]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1页;范梓浩,《从泥质黑陶遗存看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转换》,《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31-41页。
[4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着,《天门龙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5页。
[45]各文化的绝对年代系笔者以碳十四数据计算得出。
[46]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农史》,2014年第5—6期,第3—13;3—13页。
[47]陈树祥、连红主编:《铜绿山考古印象》,文物出版社2018年,页23.
[48]Grigoriev,Stanisla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Age, pp.4-5, 38-40.
[49] CharlesJ.A. The Coming of Copper andCopper-Base Alloys and Iron: A MetallurgicalSequence.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Ir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Haven, London , 1980, pp.151-182.
[5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著,《天门龙嘴》,第14、305、329─330页。
[51]Stanislav Grigoriev.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Bronze Age. Oxford: ArchaeopressPublishing, 2015, p.8.
[5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862页。
[53]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李龙章、彭明祺、向绪成、王然:《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第3、7-10页。根据本地人说明“ 尧家林”名称是因为地方口因而被误录,这小地名准确谓尧家岭。
[5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55]屈家岭考古发掘对,〈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第63-96页。
[56]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4-75页、彩版一:6。
[57]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4页。
[58]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
[59]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
[60]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页377─38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77-178、287─290页。
[6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4-17页;郭立新、郭静云,《长江中游大溪至石家河城址结构研究》。
[62]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页289-29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34-136页;郭立新、郭静云,《长江中游大溪至石家河城址结构研究》。
[63]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第19-20页。
[64]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页。
[6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64、866页。
[66]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48-57页。
[67]Grigoriev, Stanisla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39.
[68]孙淑云,《邓家湾遗址铜矿渣检验报告》,《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303页。
[6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7─148、243、303页、彩版三〇:1。
[7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4-145页。
[7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5-146页。
[72]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第45─57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第316─317页;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47-150页。
[73]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7页;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48-57页。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以上作者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陶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