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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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7月 22, 2020 9:56 pm

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本文作者: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本文原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摘要】本文依靠碳十四测年数据搭建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而提出盘龙城国家兴衰的历史的过程及其吴城、三星堆、二里头和郑偃诸邑的历史关系及其时代背景如下: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不过,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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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古年代学 碳十四 类型学 盘龙城 二里头 二里冈 吴城 三星堆 殷墟

一、盘龙城的年代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有关郑邑城墙的修筑年代,有三种观点: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下层一期,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其中最后一种观点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考察了地层关系以及类型学研究成果,较有说服力。若依此,郑邑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可能定在公元前1470年前后或更准确。根据对郑州电力学校水井(郑邑T1J3)中所采集木头系列样品进行测试,测得其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从而将该水井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一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公元前1415~前1390年。

此外,笔者同样依据碳十四数据偃邑和洹北城的年代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详尽分析拟另文发表,本文仅说一下结果:偃师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偃师城开始走下坡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纪中叶以后衰落。洹北城可能始建于BC1470年前后,毁于BC1380年前后。

表一初步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时代的上、下限。

表一 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



*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归纳,波动范围取各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中位值,并将明显的异众值排除在外。

**《新砦》一文按断代工程数据将二里冈上层二期的下限定为公元前1210年(页80),此数据明显偏晚。依据XSZ081(日历年代BC1338±48)、ZK5372(日历年代BC1301±65)等标本数据来看,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较合适。

依据前述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可以对盘龙城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评估和推算。迄今公布的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六个(表二)。

表二 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



这6个数据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组。前者以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为代表。报告记载,Zk3001、ZK3002两个标本是1997年在79HP3TU38~TU39的毗邻处,开探方97HPT6,在地层第2层、3层取出的木桩标本。79HP3TU38~TU39位于南城濠东段,1979年发掘时,发现:“残木桩两根,排列于近西壁处3层下,直插入5层之中。两根木桩间距0.8米,作垂直竖立状,直木桩直径0.05、长1.2米。城濠南岸TU39的4层下柱洞4个,呈东西向排列,直径0.1~0.2米,间距0.7~1.5米。在距地表深2米处的第6层下,于城濠北(内)坡上,发现木构遗迹和柱洞,残木板数块,发现柱洞20个,柱洞呈东西走向分布于木构遗迹北侧。柱洞直径0.1~0.2米,间距0.7~1.6米,柱洞下端皆呈尖锥状,满布于3TU38中的第6层之下,出土时朽木板呈块状叠压,其下为淤土,钻探得知,朽木板遗迹以下,淤土厚达2米。朽木板均平置于灰白淤土之上。”

根据上述描述,Zk3001、ZK3002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城濠内的木桩。这些木桩较细,碳十四数据大体可以反映其砍伐时的真实年代;其地层关系可能分别开口于3层下和6层下。在器物介绍中,报告将第6层、第3层分别归入盘龙城第四期和第七期。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木桩的碳十四年代显然比盘龙城四至七期早:Zk3001的年代落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Zk3002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表二)。如果碳十四数据和报告关于城濠内遗物的断代都准确,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城濠的修筑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的年代,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而不是报告所推断的盘龙城四期;之所以没有在城濠内发现早于盘龙城四期的遗物,或与城濠曾经多次修筑,发生过变更走向和人工清淤事件有关,TU38底部厚厚的淤土可作为例证。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所观察,认为四期的城墙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公元前17世纪前盘龙城还有更早的城墙和宫殿。因为当时没有挖到生土,所以更早的遗迹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确认。

此外,调查人员发现,盘龙城的墓葬通常分布于外城垣附近,一般紧邻外城垣内侧。这种有规律的分布,应与埋葬时外城垣已经存在有关。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宫城垣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但盘龙城的墓葬从第2期到7期均有发现,虽然迄今尚不能确定具体有哪些时期的墓葬绕城分布,但也足以令人省思,是否盘龙城外城的修建时代,远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早得多?

标本BA97077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该标本来自王家嘴T72第8层。在报告中,该层属于盘龙城二期,或可认为,盘龙城二期与二里头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同属盘龙城二期的标本BA97076的碳十四年代要稍晚一些,或已落入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总体来说,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等标本的碳十四数据,表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更早,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标本BA97078和BA97079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8出自PYZT8(5),报告认为PYZT8(5)出土的一件折沿分裆鬲和数个鬲残件属于盘龙城5期;所以,可以认为该标本出自盘龙城五期,这或许表明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9出自PYWT35(6),报告未交待PYWT35(6)的任何资料,故其背景只能从疑。

总的来说,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二、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的关系:类型学的分析

前文已透过碳十四数据初步建立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及其与二里头——二里冈的相对年代关系,若以此年代框架为前提,观察两地器物的演变规律,并从此种规律中探寻两地文化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与以往只从郑洛地区看南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

以盘龙城一至四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例,二者都以夹砂灰陶为主。虽然盘龙城的黑陶占比多于二里头,但二者从三期以后黑陶都呈减少的趋势,陶色由深逐渐变浅。盘龙城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图一:1、2),此风格亦见于二里头一、二期(图一:7)。盘龙城一至三期绳纹较细,四、五期中粗,六、七期粗疏;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存在同样的演变趋势:从二里头二期开始,绳纹成为主要纹饰,纹样细直,三期始见中绳纹,四期流行中绳纹,出现粗绳纹;二里冈下层绳纹相对较细,上层绳纹变粗疏。

盘龙城器物造型从一至七期一脉相承,很多工艺细节深富地方特色,如很多陶器和部分铜器造型皆短颈略微内收(如图一:2、13、14、31、44等),而使整个器物的口、颈、腹和底各部分段明显,富有层次感;口、肩、腹转折自如,这种风格从早至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二里头器物造型多采用较简单的束颈方式(如图一:8、25等)。二里头一期以折沿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卷沿为主(如图一:22、24—26),一直到二里冈上层,又变得以折沿方唇为主(如图一:48—51),即是不同时期模仿、吸收盘龙城相关器物造型风格所致。如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一期陶鬲以卷沿为主(参图一:、25),下层二期出现方折沿并在后期流行(图一:35、36),方折手法与盘龙城一样(沿面出凹弦纹),这一工艺特征在盘龙城一、二期即已出现且其后各期一直都有而续传不绝。

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中甲组陶器包括溜肩斜腹罐、折沿联裆鬲、折沿分裆鬲、细腰甗、侈口斝、敛口斝、扁圆腹爵、带把杯、直口斜腹盆、研磨盆、浅盘高圈足豆、带耳壶、折肩和圆肩瓮、长颈有肩大口尊和折肩斜腹罍,代表来自二里冈的文化因素。乙组有溜肩弧腹罐、带流壶、瓿、碗、直口或侈口斜腹缸、坩埚、筒形器等,代表本土因素。丁组以为硬陶为主,系受江南印纹陶影响。甲组器物数量最多,故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商代文化性质属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但若细查之,所谓甲组中的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和发展,而北传至郑洛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更惶论乙组,发掘者亦认为系本地起源。如:

大口尊被报告归属为甲组,但其在盘龙城一期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是盘龙城文化的主要器物类型之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二里头遗址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图一:28、29),而且在郑洛地区流行的大口尊样式,皆可以在早期和同期的盘龙城遗址中找到,如二里冈下层二期出现并在以后流行的大敞口、口径大于肩径、仅略折肩而近似无肩的大口尊(图一:39),在盘龙城二、三期皆有出现且在四期及以后流行(图一:20、34)。由此观之,大口尊应为盘龙城本地流行器物,将其源头定性为二里头和二里冈,实有不妥。

鬲、短尾爵、甗、斝等是另一组被报告编写者归入甲组而实则由盘龙城本土传承和发展,并北传至郑洛的器物。盘龙城的鬲包括平裆、弧裆、分裆,口沿分卷沿、折沿,此外还有带把鬲,种类众多,从早期的一、二期到六、七期,器型演变一脉相承(图一:17、31)。其后的楚式鬲,从器型来看,亦应源自盘龙城陶鬲。而在二里头遗址,二期始见陶鬲,三期仍罕见,四期及以后才逐渐在郑洛地区流行起来,并影响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成为重要的炊器(图一:25、36)。郑洛地区陶鬲以分裆鬲为大宗,类型不如盘龙城丰富。所以,盘龙城陶鬲出现时代早、类型丰富,楚地陶鬲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楚,而二里头陶鬲相对晚出,类型单一;故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源头,反向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陶爵在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均属常见器物,可分有尾和无尾两种。有尾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二里头的爵,流尾径均较长,腹、鋬部常见几何刻划纹(图一:11),而盘龙城同类器物鲜见此特点。无尾陶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一直续传到七期(图一:5、40);而在郑洛地区同类器物始见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及以后(图一:47),其时代晚出很多,不排除为盘龙城北传影响所致。

甗始见于盘龙城三期和二里头三期,但盘龙城数量较多,而二里头罕见,可能是前者北传的缘故。斝在盘龙城一期即已发现,且有平裆、弧裆和分裆之别,其后器型虽经变化,但续传至七期(图一:30)。二里头文化一直罕见陶斝,直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方始在郑洛地区流行(图一:35)。

硬陶(原始瓷)质的尊、瓮被盘龙城发掘者归入丁类,学界一般公认其出自南方。笔者疏理所有相关资料后认为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从空间来看,笔者认为,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图一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

总之,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图二列出了自从盘龙城三期到六期主要青铜容器类型和造型,以及相应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容器种类和造型。通过比较可以得知,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

盘龙城自三期出现铜爵,四、五期较多。三期1件(PYWM6:1),颈短粗,弧腹较宽,平底,颈部饰一周饕餮,壁极薄,仅厚0.1厘米,重0.15千克(图二:1)。四、五期爵较多,以折腹爵为主(图二:6、7、18),也有少量弧腹爵。四期部分器腹略浅,流较平,柱较矮,颈部饰饕餮、折线等(图二:6、7)。五期柱变高,柱顶出现明纹,流稍仰,颈饰饕餮(图二:18)。六期、七期弧腹爵常见(图二:34),折腹爵略少,六期后亦见有直腹爵(图二:29)。自六期开始,出现颈、腹两圈主纹带(图二:34),腹部出现大的明纹,七期明纹略变小。

相比之下,二里头三期始见铜爵,器形有其自身特色,流细而长,短柱,尾尖,流尾宽大于器高;束腰,腰较细,细三棱锥足,足外撇;扁平鋬,多出数个镂孔(图二:35—38)。此后,此种风格的铜爵绝传。至二里冈下层二期,此时偶见之铜爵,折腹、钉状柱,风格与盘龙城四、五期类似,当系盘龙城影响所致,或直接自盘龙城输入(图二:46、47)。二里冈上层之铜爵(图二:52、53),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的器物(图三)。如二里冈上层一期杨庄出土的单柱寰底爵(图二:52;图三:8)与盘龙城六期爵(图二:34;图三:4)相似;同属二里冈上层一期的豫C8:1439腹较浅(图二:53;图三:7),其风格与盘龙城四期所出铜爵相似(图二:6、7)。

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前文所述,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一般作敞口,口沿有铸线。有鬲形斝、弧腹斝和折腹斝。鬲形扁圆腹斝出现于三期,敞口、短柱、扁圆腹;扁圆锥足,内空,足上有范口线;部分器物颈上饰三弦纹,第二、三线间或有联珠(图二:2、3)。此类器物亦见于二里头四期(图二:39、41)和二里冈上层一期(如图二:58)。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此外,盘龙城六期后新出鬲形袋足斝(图二:26)。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图二:9、19);四期上饰联珠,主纹较粗,有二层云纹;五期联珠,主纹较细,有三层云纹。仅颈部才有饕餮纹带者,始见于四期,五期续用。颈饰饕餮纹带、腹饰明纹者,始见于五期;五期明纹较大,六期以后渐变小。颈、腹饰双饕餮纹带者(图二:30),始见于六期,七期续用。颈饰弦纹者,始见于六期。折腹斝见于盘龙城六、七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鬲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三期所出鬲乳足下垂,腹壁斜直,腹最大径在下部(图二:5);四期弧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略偏下(图二:13);五期出现颈腹之分,直颈,弧腹(图二:24);六期直颈变高变大,腹壁直,整器似筒形(图二:33);七期颈内收,圆鼓腹。二里冈上层亦出铜鬲,部分器物(如图二:50,其他亦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的DLH1:3;杨庄出土的C2:豫0013和C2:豫2912)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与盘龙城三期所出相同,或为早期遗物。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盘龙城四期圆腹锥足鼎多为弧腹,腹最大径略偏下(图二:12);五期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图二:23);六期腹壁变斜直,微弧(图二:27);七期与六期同,唯足外撇较甚,而四至六期足较直立。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大多出自三个铜器窖藏,下面拟作专门探讨。



图二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



图三 盘龙城四、五、六期铜爵与二里冈上层一期铜爵对照

(1.盘PLZM2:23;2.盘PLZM1:15;3.盘PWZM1:11;4.盘P033;5.盘PYWM4:3;6.郑州BQM1:12;7.郑州白家庄C8:豫1439;8.郑州杨庄C2:豫1167)。

上文分析表明,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按《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分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本节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郑洛地区二里头、二里冈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盘龙城各期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在以上年代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节类型学分析在方法论上亦表明,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三、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殷商之前的国际关系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四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四:1)。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四: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四:2、3、5、6)。



图五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五:1、2),类似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五: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五:3)的器形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五: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五: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6件(图五: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三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的交换和流通。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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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7月 22, 2020 9:59 pm

老人桥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周家大湾,洪山区省农科院附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遗址。因其址附近有一“老人桥”地名,故湖北省文物管理部门将其命名为“老人桥”遗址。 洪山南湖“老人桥”人类文化遗址已被列为湖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老人桥新石器文化遗址为高出周围地石4-5米的高地,面积约9000平方米,其上散布大量石器和陶器等遗物,磨制石器有斧、凿等生产工具,陶器有鼎、罐、碗、盆、网坠等,多为灰陶。经专家考证,此遗址距今约3500-4500多年,属新石器晚期人类聚居文化遗址。这说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人类栖息,这对研究武汉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早期人类活动史具有重要价值。据当地老人们回忆,这个文化遗址发现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南湖地区正相继兴办一批小型工厂。一天,施工人员在一处高出周围地面约4米的台阶下挖掘取土时,突然挖出不少石器、陶器。工人们感到情况异常,便迅速向上级反映。很快,省、市文物考古部门派员先后赶到现场勘察,并组织专家进一步挖掘。不久,经各方专家考证论定,那个出土石器和陶器等遗物的土台是新石器晚期人类聚居地遗址,距今约3500-4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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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7月 22, 2020 10:22 pm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产。10月19日,盘龙城联合考古队披露,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观点。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大批青铜器。而青铜器生产在当时属顶尖高科技,这些青铜器在何地生产铸造,是困扰学界的一个谜。

  5年前,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盘龙城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先采集到一个石范,即古代铸造工具用的模子,便顺着线索往北开展工作,后在盘龙城小嘴遗址发掘1000多平方米,惊喜地发现了用来浇铸青铜器的陶范。此外,又发现各个生产环节相关遗物,如铸铜原料木炭,炼完铜的铜渣,打碎准备回炉的铜器,及铜颗粒、坩埚等。随着考古工作推进,考古队还发现了灰沟、灰坑、房屋等遗迹。为增强结论科学性,考古队和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这一区域进行了XRF(X射线荧光分析)地表探测,证实该区域为高铜含量地带。

  至此,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状况逐渐露出真相。“盘龙城铸铜遗址的发现,是5年来最具标杆性的考古收获。”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张昌平称,盘龙城铸铜遗址是大规模铸铜遗址,其复杂程度远超想象。芝加哥大学加入组成盘龙城中美联合考古队后,将进一步在此进行考古发掘、研究。

  10月19日,盘龙城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启动仪式在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考古队披露了近5年来在盘龙城的重大考古收获。透过这些最新考古材料,勾勒出一个3500年前的盘龙城。

  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发现以来,经历了60多年考古发掘,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问世。

  盘龙城遗址曾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当时的考古工作,让盘龙城的宫殿基址、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陆续现世,让人们认识到长江流域在夏商时期,存在相当高度的青铜文明。

  近5年来,由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4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进行大量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盘龙城遗址的聚落布局、地理环境、铸铜生产等方面都有了全新认识。同时,盘龙城考古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实现了全遗址区的三维控制,为考古奠定了高科技数字化基础。“经过这么多年考古,学界对盘龙城的性质有了一个基本判断。”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盘龙城遗址是至今为止,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为丰富的城邑遗址,此前,曾有学者称盘龙城是独立的方国。

  目前推测,盘龙城当时的管辖范围,沿长江往上到现在的江陵,往下到江西九江附近,往南到长江南岸。

  300年间,曾有大型城市建设

  近年,联合考古队配合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对盘龙城遗址做了大量城市发展和布局的研究,发现被称为3500年前“武汉城市之根”的盘龙城,其实有个发展过程。

  张昌平介绍,盘龙城有300多年的发展史,经历由南边向北边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早期阶段在南边王家嘴,城市发展高峰时在李家嘴区域,这一时期也是文化水平最高的,城墙、宫殿基址及出土的大玉戈、青铜大钺等,都是这个阶段的考古发现。到了晚期,中心移到杨家湾,发现有绿松石镶金饰件、青铜牌饰、铜觚形器等,及高等级贵族墓葬。

  考古队在若干地点,发现盘龙城先民有土地改造活动,把较低地方的土搬到高台子上。杨家湾北坡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证实盘龙城当时作为一个大城市,存在一些大型建设项目。

  现今水面之下,商代多为陆地

  考古队刚来时,发现盘龙城遗址内从李家嘴到杨家嘴,如陆上行走需绕很长距离,但坐船非常近。“难道盘龙城先民在船上生活?”

  随着科技考古介入,考古队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地下,开始探索更广阔的水下世界。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考古队利用超声波雷达探测仪和水上钻探平台,对盘龙湖进行探查,发现湖底比较平,挖掉约1.5米深的淤泥后,在水下发现大量的商时期遗迹。

  考古队由此推测,由于水位变化,现今水面之下在商代多为陆地,盘龙城先民就生活在那里。“沧海桑田”真实发生在盘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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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7月 22, 2020 10:29 pm

从考古学上来看,“二里头”和“石家河”谁才是真正的“夏都”?


( 作者:郭静云 作者单位: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08日 文章原标题:《积石峡洪水与大禹治水无关》)

许宏也不认同吴文结论(注:2016年8月5日,《科学》杂志发表吴庆龙等学者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但在讨论该问题时强调二里头文化不是从公元前1900年出现的,“这篇文章里的大洪水就和二里头文化形成了年代学上的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他又说:“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才大量使用青铜器,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也跟公元前 1900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讨论还带有一种先定的角度: 将二里头当作中国青铜器时代开端以及夏王国存在的指标。对此笔者要反问:根据什么资料将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长期洪水的地方视为大禹所在之地?为何附近没有适合于开采的金属矿却要被视为青铜时代的开端?为何将时代甚晚、规模不大且不甚富裕的城址当作传说中的夏王国的中央?

二里头遗址复原图

许宏指出:“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种说法恐怕也要存疑,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青铜器不多且零碎,很难看到组合群。同时代的盘龙城却发现很多墓葬,无论器物组合、纹饰规律都表现出很完整的丧礼制度,笔者曾在《天神与天地之道》一书中对盘龙城青铜礼器的内在意义进行过分析。许宏又指出:“二里头都邑……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二里头规模不大(城内0.1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不大于3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石家河城城内1.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不小于10平方公里),时代不早(比石家河城晚至少1500年),怎么能说它最早且广域呢?

石家河古城示意图

至于中国青铜器文化发生的年代,远早于二里头文化,也早于公元前1900年。西北齐家文化、南方石家河文化中期都发现青铜合金技术。 至于红铜,比邻鄂东南大矿区的江汉地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有认识。

甘肃齐家遗址发现的青铜器

石峁古城发现的青铜器及制造青铜器的石范

夏王国有待考古佐证

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实际上只是考古学的发现史,因其远在其他早期城址之前就被发现,而被作为时代标杆,并被有意识抬升为夏都。但现在考古学界已有更多认识,如二里头文化开始的年代,以前认为是公元前20世纪,现在修正为二里头一期始于公元前1735年左右,其建城与青铜礼器出现的时代,都晚于公元前1700年。至于夏王国建立年代,传说中留下自然科学可认定的数据,如《禹时钧命决》:“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描述大约两千年才发生一次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这很难是偶然巧合,学界已多次讨论大禹天命问题,班大维(David Pankenier)最早注意到这点,吴文也据此判断夏王国的年代。以笔者浅见,这种判断有科学基础。

《竹书纪年》还描述三苗的“三朝”不停下雨、地下水位上升、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百姓因此动乱,而“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组织克服洪水的工程建立夏王国等情形。考古与地质学材料证明,江汉地区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洪水肆虐,但从公元前19世纪开始,水位开始下降。 大禹显然不可能是没有治水经验、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北方人,也不可能没有能力组织治水。除得益于大禹的经验和能力之外,从他的时代开始,洪水破坏力下降,这在神话中都被当成是大禹治水的功勋。

二里头遗址示意图

吴文准确指出公元前20世纪以来黄河流域气候偏干冷,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干冷气候条件下强行找出发生长期洪水的证据。

至于许宏的讨论,一方面把二里头作为夏王国存在的指标,另一方面指出,“夏朝在考古学上还无法确证”。笔者同意后一点。目前石家河考古发现都早于夏王国建立的年代,不过石家河遗址有未发掘的土城,学界看法不一致,或认为这是后石家河时代城址,或认为是西周时代城址。如果前者看法正确,就不能排除石家河土城与夏王国有关系。 同时也需要发掘两湖地区的20多座古城,才能了解上古文明的进程以及传说中所隐藏的意涵。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

最后,笔者认为,杨升南先生《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一文,通过甲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补分析推论,殷周时有少量可能与夏王国曾有联盟关系的古国,其中之一为位于湖北随州的曾国;另外也提及六国贵族给殷王进贡占卜用的龟,其生活在长江流域,因此六国地望也靠近长江;其余两国地望不明。虽然文献资料零碎,只能作间接证据,但在考古和自然科学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进行谨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指明夏的真实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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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五 12月 11, 2020 4:21 am

记者7日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湖北屈家岭遗址考古发现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一遗址出土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的33粒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长江中游经测定证实的最早的粟遗存,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长江中游的最早证据。

  2015年开始,为配合湖北荆门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展开新一轮考古发掘。其间,植物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岭遗址各时期遗迹和文化层采集土样392袋,上自新石器时代的油子岭文化时期,下至战国晚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植物考古学专业博士姚凌说,通过植物考古常用的浮选法进行研究,发现了一批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确认其中33粒为炭化粟粒。通过碳14年代测定及量化统计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其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说,屈家岭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最早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该遗址浮选所获大量农作物种子、很多红烧土残块中发现的稻谷稻壳痕迹,以及出土数量巨大的酒器陶杯,均是当地稳定农业生产活动的证据。

  目前关于先秦时期农业的研究普遍认为“五谷”为水稻、粟、黍、小麦、大豆。结合近年对湖北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遗址、城河遗址、纪南城遗址等的植物考古研究,考古工作者认为,最迟在东周时期,该地区已出现“五谷俱全”的农业种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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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47 am

  武汉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此发现近日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初评名单。鲁台山郭元咀遗址,与此前的盘龙城又勾勒出一幅武汉商代城邑发育图、青铜冶炼产业图、商周时代诸侯疆域地理图,给我们讲好“武汉故事”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与考古材料。

  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一些人认为武汉没有像北京长城、故宫、天坛那样的文物。然而,通过考古发现,武汉其实家底相当厚实,现在已进入武汉城区范围的汉口北盘龙城,就把武汉建城史推展到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代著名帝王武丁南征时在长江流域建立的王城,青铜冶炼、铸造业发达。郭元咀炼铜与铸造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青铜时代武汉在中原文明版图中的关键地位。

  历史资格如此之老的城市,目前在我国大城市中也只有郑州、西安、北京能够相提并论。而武汉的特殊性在于,这不是一般的人类活动遗址、筑城遗址,而是青铜冶炼和铸造基地;这也不是一般的冶金工业,而是体现国家最高王权的活动,因为青铜在青铜时代是高度政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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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48 am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刚在介绍熔铸坑。

  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揭示的商代晚期铸铜遗迹,经考古人员对出土铜器、铜渣鉴定分析,与同一时期鄂东铜矿产地、中原商都青铜器化学成分均有关联,由此可推测出一条商代晚期青铜冶炼运输线路图。

  铸铜人工台基

  面积约1100平方米

  1月12日,记者随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前往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探访,在铸铜的人工台基遗存看到灰烬沟、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等遗迹,在文物陈列室看到郭元咀遗址出土的箭镞、削刀、铜块、铜渣等青铜遗留物。

  记者现场看到,铸铜人工台基明显高于西北侧的滠水河和东侧水塘,大大小小的人工挖掘的探方坑、墓葬坑、灰烬沟、粗砂坑、陶范坑、垫土坑密布于台基上,不少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小规模的发掘工作。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刚介绍,人工台基沿滠水东岸平行分布,其布局与郑州商城南关外、阜南台家寺铸铜遗址的布局十分类似,如其南部和北部分别被一条东西向灰沟所隔开,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铸铜生产作坊。台基呈西南、东北走向,从布局看,其东面和西北角应有进出作坊区的通道。台基南部长29.4米、东边南北长40.8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西部和南部边缘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圆形柱洞,表明手工业作坊周围建有临时性工棚设施。

  台基南部中心是铸铜的主要区域,面积约30平方米,发现炉址、沙坑、陶范坑、柱洞等各类遗迹。所发现的熔铸坑十分重要,通过实验室考古的精细发掘,基本揭示了一个由铜渣、碎范、细沙与木炭构成的多层废弃物堆积面,反映了商代熔铸活动在一个地点可能反复、多次地进行。另一个发现是熔铸坑内残炉基,残壁高6厘米,近圆形,直径约45厘米左右,可能与熔铸活动有关。

  灰烬沟与陶范坑分布在台基东部,是熔铸的废弃物堆积区,堆积大量的碎陶范、合金熔炼的坩埚壁以及石块、碎陶片、木炭、红烧土等遗物,陶范虽大多数细碎,但也有大块出土,表明可以铸造大件的青铜器。

  记者询问一位正在发掘的工作人员,为何确定他发掘的圆形区域是熔铸坑,工作人员说,圆形区域的外围土质坚硬,呈红陶色,说明熔铸铜矿时熔炉周围土质经过高温烧烤过。

  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告诉记者,郭元咀遗址的商代遗存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其年代上能与更早的盘龙城遗址相衔接,真实再现了公元前1226年前后商王朝统治和经略长江流域的真实图景,也为探讨长子国遗存以及周王朝对鄂东地区的分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该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几个手工业操作链,即就地制范、制沙淘选、筑造炉址、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等。

  在郭元咀遗址商代铸造活动核心区的东北部发现的烧土遗迹,可能是商代铸铜场所废弃或铸铜规模缩减后另一个与铸铜相关的遗迹,而且在商代铸造台基西部边缘上形成的周代墓葬也有可能是这个遗址上最后一批铸铜活动者的墓葬。这两个可能的疑点为考古界讨论继商人之后周人是否曾继续在此进行铸铜活动提供了可遐想的研究空间。

  遗址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灰坑、墓葬类遗存,为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族属与源流提供重要线索,初步揭示了滠水中游地区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

  生动地体现了商代晚期

  南方与中原青铜资源的互动

  胡刚说,对于鲁台山郭元咀遗址铸铜遗存研究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冶金考古张吉博士做过这样的推测:“赣北鄂东南生产的粗铜,在黄陂郭元咀经过精炼,再经滠水北上抵中原商都;同时王都分配的金属资源也从这里流向长江流域,鲁台山郭元咀遗址直观而生动地体现了商代晚期南方与中原青铜资源的互动。”

  如它初步揭示与洹北商城、殷墟遗址的密切关联。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洹北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遗址出土的陶范质地较为粗糙,烘制程度低,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

  郭元咀遗址作为滠水流域下游一个重要的商代铸铜遗址,其上游与今大悟县境内的淮河支流竹竿河的上游临近,这为当时青铜器往北方运输提供了可能,对研究中原商人沿水路南下的路径以及南下后形成的据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出土的按窝鼎足等文物的出土显示,郭元咀遗址与今湖北阳新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暗示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鄂东等地的长江铜矿带,对揭示殷墟一期之后的青铜铸造活动的组织形态、原料的运输路线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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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49 am

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揭示的商代晚期铸铜遗迹,经考古人员对出土铜器、铜渣鉴定分析,与同一时期鄂东铜矿产地、中原商都青铜器化学成分均有关联,由此可推测出一条商代晚期青铜冶炼运输线路图。

1月12日,记者随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前往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探访,在铸铜的人工台基遗存看到灰烬沟、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等遗迹,在文物陈列室看到郭元咀遗址出土的箭镞、削刀、铜块、铜渣等青铜遗留物。

该遗址地处黄陂双凤亭公园北、滠水东岸,滠水河西岸就是黄陂城区。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黄陂区文物管理所,对郭元咀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表明,郭元咀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商代遗存最为丰富、发现最为重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台山郭元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刚告诉记者,商代遗存重点揭露了一处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基,以及台基上的各类铸铜相关遗迹,与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陶范浇铸相关,有灰烬沟、冶铸工作区、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柱洞类等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铸铜生产主要环节。

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工具、原料、熔炼渣、陶范以及燃料,其中出土的坩埚壁残块数量众多,共计80余件,出土的陶范共计120余块,其他石制、铜制生产工具共计105件。

记者现场看到,铸铜人工台基明显高于西北侧的滠水河和东侧水塘,大大小小的人工挖掘的探方坑、墓葬坑、灰烬沟、粗砂坑、陶范坑、垫土坑密布于台基上,不少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小规模的发掘工作。

胡刚介绍,人工台基沿滠水东岸平行分布,其布局与郑州商城南关外、阜南台家寺铸铜遗址的布局十分类似,如其南部和北部分别被一条东西向灰沟所隔开,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铸铜生产作坊。台基呈西南、东北走向,从布局看,其东面和西北角应有进出作坊区的通道。台基南部长29.4米、东边南北长40.8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西部和南部边缘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圆形柱洞,表明手工业作坊周围建有临时性工棚设施。

台基南部中心是铸铜的主要区域,面积约30平方米,发现炉址、沙坑、陶范坑、柱洞等各类遗迹。所发现的熔铸坑十分重要,通过实验室考古的精细发掘,基本揭示了一个由铜渣、碎范、细沙与木炭构成的多层废弃物堆积面,反映了商代熔铸活动在一个地点可能反复、多次地进行。另一个发现是熔铸坑内残炉基,残壁高6厘米,近圆形,直径约45厘米左右,可能与熔铸活动有关。

灰烬沟与陶范坑分布在台基东部,是熔铸的废弃物堆积区,堆积大量的碎陶范、合金熔炼的坩埚壁以及石块、碎陶片、木炭、红烧土等遗物,陶范虽大多数细碎,但也有大块出土,表明可以铸造大件的青铜器。

记者询问一位正在发掘的工作人员,为何确定他发掘的圆形区域是熔铸坑,工作人员说,圆形区域的外围土质坚硬,呈红陶色,说明熔铸铜矿时熔炉周围土质经过高温烧烤过。

再现商王朝经略长江流域真实图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告诉记者,郭元咀遗址的商代遗存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其年代上能与更早的盘龙城遗址相衔接,真实再现了公元前1226年前后商王朝统治和经略长江流域的真实图景,也为探讨长子国遗存以及周王朝对鄂东地区的分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该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几个手工业操作链,即就地制范、制沙淘选、筑造炉址、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等。

在郭元咀遗址商代铸造活动核心区的东北部发现的烧土遗迹,可能是商代铸铜场所废弃或铸铜规模缩减后另一个与铸铜相关的遗迹,而且在商代铸造台基西部边缘上形成的周代墓葬也有可能是这个遗址上最后一批铸铜活动者的墓葬。这两个可能的疑点为考古界讨论继商人之后周人是否曾继续在此进行铸铜活动提供了可遐想的研究空间。

遗址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灰坑、墓葬类遗存,为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族属与源流提供重要线索,初步揭示了滠水中游地区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

体现了商代晚期南方与中原青铜资源互动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刚说,对于鲁台山郭元咀遗址铸铜遗存研究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冶金考古张吉博士做过这样的推测:“赣北鄂东南生产的粗铜,在黄陂郭元咀经过精炼,再经滠水北上抵中原商都;同时王都分配的金属资源也从这里流向长江流域,鲁台山郭元咀遗址直观而生动地体现了商代晚期南方与中原青铜资源的互动。”

如它初步揭示与洹北商城、殷墟遗址的密切关联。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洹北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遗址出土的陶范质地较为粗糙,烘制程度低,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

郭元咀遗址作为滠水流域下游一个重要的商代铸铜遗址,其上游与今大悟县境内的淮河支流竹竿河的上游邻近,这为当时青铜器往北方运输提供了可能,对研究中原商人沿水路南下的路径以及南下后形成的据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出土的按窝鼎足等文物的出土显示,郭元咀遗址与今湖北阳新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暗示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鄂东等地的长江铜矿带,对揭示殷墟一期之后的青铜铸造活动的组织形态、原料的运输路线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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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50 am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分布在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台地上,延续时间较长,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2019年3月至12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的共建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郭元咀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尤以商代为重要,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

铸铜遗迹包括人工台基以及台基上的各类铸铜相关遗迹,与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陶范浇铸相关,有灰烬沟、冶铸工作区、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柱洞类等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铸铜生产主要环节。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工具、原料、熔炼渣、陶范以及燃料,其中出土的坩埚壁残块数量众多,共计80余件,出土的陶范共计120余块,其它石制、铜制生产工具共计105件。除大量冶铸遗物外,还在两条界沟及多个大型灰坑内出土了大量的日用陶器、印纹硬陶器,浮选了丰富的炭化水稻、木炭与小型动物骨骼遗存。

商周时期存在冶铸分离的传统,冶炼遗址、铸造遗址分别位于矿山、聚落附近,鲁台山遗址陶范残块、小件工具、合金熔炼渣等表明存在明确的铸造活动,同时进行冶炼活动的可能性则较小,通过对出土的炉渣、炉壁及陶范的检测与分析也表明遗址中存在明显的精炼粗通、合金熔炼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活动。而从规模上看,相对独立的人工台基面积达1100平方米,台地上与冶铸活动相关的主要操作单元都有发现,以及反复多次使用的浇铸坑、大量而密集分布的炉基与坩埚残块都表明郭元咀遗址绝非一般的、小型的铸造作坊,极大可能是长江流域非常重要的一处铸造青铜器的大型基地。

对郭元咀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分析,还表明它与中原王都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区别,二者既有遗址布局、冶铸技术等方面的相似性,也有陶范原料来自本地、少数普通铅含量接近南方地区的差异性。

长江流域是我国铜矿资源的重要分布地带,也是目前发现商周时期冶炼遗存最丰富、最发达的区域,这些大规模的铜矿经冶炼变成半成品以后,又是怎样运输到中原地区的?中原王朝又是如何控制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的?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商周考古研究中极为重大的学术问题,而郭元咀铸铜遗址的发现,恰恰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尽管其中的具体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至少证实了长江流域在商代晚期是能大规模铸造青铜器的,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长江流域铸铜技术水平、铜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组织与运输等重大的青铜时代学术问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资料。

“长子唯龟至,王受佑”,甲骨文中明确记载了商代晚期商王朝同长江流域小国—长子国互通往来、关系密切。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郭元咀铸铜遗址及附近地点商代青铜器的发现就不足为奇了。并且这个长子国延续至西周早期,在鲁台山南部所发现的带甲字形墓道的墓葬极可能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夫妇墓葬。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长子国先臣服于商,后臣服于周,而这个小国家的中心位置始终未有变化。这样的历史分析,是基于鲁台山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获得的。因此,郭元咀遗址商代铸铜遗址的发现,为先秦学者所关注的长子国的身影露出水面,为探讨长子国的族属与渊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也为研究商、周王朝控制长江流域的方式与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材料。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的年代与武汉盘龙城遗址相衔接,以丰富的内涵完整揭示了商王朝对鄂东地区的经略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与武汉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正是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共建以来,共建单位彼此加强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意识,在荆楚地区青铜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

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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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51 am

  1月12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宣布,位于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遗址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的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系迄今所见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其保存完好、内涵丰富,堪称青铜时代的“重工业基地”。

  该考古发掘项目领队胡刚介绍,郭元咀遗址约3万平方米,现存铸铜遗址约3000平方米,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联合考古队在此重点揭露了一处商代遗存——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基,面积约1120平方米,距今3300年左右。

  记者现场看到,已揭露的人工台地,位于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台基上分布各类丰富的铸铜遗迹。胡刚介绍,已发现炉基10余个,另有灰烬沟、粗砂坑、陶范坑、工棚柱洞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烧土面等遗迹。该遗址还出土大量冶铸遗物,其中,坩埚壁残块数量达80余件,陶范达120余块,石制、铜制生产工具105件。“其中一块陶范经复原研究,发现其直径达25.6厘米,表明可用来铸造大件青铜器。”胡刚说。

  他还称,遗迹、遗物表明,该遗址涉及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基本涵盖铸铜生产主要环节。

  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郭元咀遗址作为商代考古重要发现之一,其文化面貌以商文化为主体,同时有地方元素,在年代上与更早的盘龙城遗址相衔接,再现了商王朝经营南土的图景。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称,盘龙城是商王朝控制南方的一个重要据点,郭元咀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盘龙城衰退后商王朝对长江中游的控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该遗址的发现对揭示青铜生产、铸造、运输、管理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他称,经对出土遗物进行检测,可知该地出土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鄂东长江铜矿带。此外,以前研究长江流域与中原互动,更多关注随枣走廊,结合上世纪鲁台山发现的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及“长子”铭文铜器,和最新考古发现看,经滠水到淮河的线路,也是通往中原的一条重要线路。作为金道锡行重要节点的鲁台山地区,是与中原互动的重要区域。

郭元咀遗址为解开“长子国”之谜提供新线索

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不仅规模大,且延续时间较长,已发现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及唐、宋、清代等时期文化遗存,其中商代遗存最丰富、发现最重要。1月12日,该考古发掘项目领队胡刚称,该铸铜遗址中发现的少量西周早期的遗迹和遗物,从年代和器物形制看,与此前鲁台山的重要发现有某种关联度,对探讨“长子国”族属和源流提供了可能。

据介绍,1977年至1978年,黄陂县文化馆为配合滠水改道工程,在鲁台山西南、滠水左岸的一段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00米的范围内清理西周墓葬5座、东周墓葬30座,并清理一座直径2米、深约4.7米的西周灰坑。其中M30出土青铜器47件,有铭铜器10件,铜礼器有圆鼎3、方鼎4、甗2、簋2、爵9、尊1、觯5、觚1,最为著名的是“公大史”方鼎和“长子狗”圆鼎。鲁台山古墓葬群的发现,曾是全国考古历史学界的“热点”,当时有学者称,M30墓应是“长子国”的国君墓,并认为鲁台山西周早期墓地的发现意义重大,对于研究成、康时期周王朝对南方地区的分封与管理提供资料。

至于器铭“长子狗”之“长子”,有学者认为,即商代甲骨文“长子惟龟至”之“长子”。“长子”曾向商王朝贡龟,说明它是商代建立于长江、汉水汇合处并臣服于商的一个方国。周灭商后,“长子”可能又臣服于周。“郭元咀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原来这一带早在商代就有一个大型的铸铜‘工厂’,周代出现高等级墓地,并不意外,也为解开长子国之谜提供新的线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说。

方勤还告诉记者,1991年,工人在滠水挖沙时,曾发现一件体量较大的青铜瓿,年代与郭元咀遗址相当。当时他就纳闷,如此精美的青铜器是从哪里来,郭元咀青铜铸造遗址的发现,解开了30年前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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