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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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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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09 am

郭静云:中国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


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绪论。

笔者经过多年搜集、对照考古、文献以及其它学科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商文明”的历史得出新的理解。此研究成果较详细见于拙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因为对精神文化的理解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在着重于讨论古人信仰之前,下面拟简略描述笔者对于上古史基本框架的认识。

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到早期青铜技术的差异。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上、中、下游均成为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孕育,相当于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最丰富的文明。相比较而言,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按照考古所得,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的发祥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从未断绝:从彭头山文化(大约距今10400─7800年,含早期的宋家岗、杉龙岗、华垱和晚期的八十垱等遗址)到皂市下层文化(大约距今8200─7000年)、汤家岗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大约距今6300─5300 年)、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5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800─3800年,含后石家河文化)[1],最后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3900─3300年)。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相似,年代亦相同。

先楚文明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这一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黃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考古揭示,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脉,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文明化的发祥地。并且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的颛顼、尧舜、三苗以及禹夏统治的历史阶段,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国──楚──的历史中的颛顼、尧舜时代和夏王朝。顾颉刚先生曾经透过对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地通读和考证,证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传说中的历史英雄[2];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时代位于汉水北岸偏西边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势力大,或许恰好是尧舜、三苗及夏王室统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经作过夏王国的都城。

文献留下的记载表达,三苗应该是尧舜时代之后、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补正此传说。依笔者的考证,所谓三苗,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3],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愈来愈多地见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鄂西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石家河文化晚期(约距今4300—4000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谭家岭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以笔者浅见这就是代表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长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属性在上编第七章进一步讨论)。《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4]

仔细阅读文献所载,从其神话性的叙述可以钩沉一些讯息。第一,三苗之治可能不稳定,出现异常气候,各种势力互斗频繁。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结束,这一“天命”之事经过口传而入文献,《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5],描述大约两千年才能发生一次的超级紧密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的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阳历2月24日[6];这很难是偶然而巧合,这一天文指标确实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时代。第三,文献在神祕的描绘之间或许暗示一些当时气候与社会的激烈波动:“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气变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见一层薄冰(“夏冰”的意思应该不是夏天有冰,而是指在名为夏水的汉江下游河面有冰冻的现象);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老百姓也因此动乱。第四,据此传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阳加持而保祐,说明这都属于楚大文明的历史;夏禹显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没有面对大洪水经验的北方人,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人显然没有能力组织适当的治水工程而阻滞洪水。

也就是说,在约公元前2300年开始的洪水时代中,曾经有来自湘鄂西部山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脉)的三苗族团掌握了江汉平原地区的政权,而在约公元前1950—1800年间,汉水下游继而为夏王国都城所在之地。可是文献另也记载,大禹之后夏王国并不稳定,考古也显明,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文明体系中,曾经发生过国家结构的屡次演变,古代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天门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最终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其可能就是以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为代表。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资料,或许正是夏朝兄弟乱及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进一步对照资料及循着历史思考,使笔者了解:考古与文献中商史资料存在众多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资料隐藏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与王朝合并的情况,是后世都城在安阳殷墟的统治者的王朝(屈原将之称为“殷宗”),打败前世中央靠近汉口的“汤商”之后,有意地强调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传承的正统性。

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汤商另可谓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录的楚这个大文明中的“汤商”朝代阶段。盘龙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占领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这是一个源自长江中游自身文化发展而来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殷商文化的脉络里。[7]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盖整个江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二里岗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于南方农作区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强攻的前线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洛地区),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

直至距今3400年以来,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从地理关系来说,汤商文明的范围以江河中原为核心,是庞大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文明。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东北角落上,但经过多次战争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汤商文化为基础的。尤其是汤商文明(包括郑州、偃师一带被鉴定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礼器所表达的信仰,明显被殷商传承,成为殷周系统的宗教观念之基础。

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此乃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殷商上层贵族的精神文化颇为系统,所以应该定义为上古帝国宗教体系。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而形成庞大体系;周代继续传承,西周后半叶才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不过总体而言,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观察与分析,本书将着重于透过礼器造型、甲骨金文以及后期神话的纪录,通过现有出土文物资料与后期神话的交叉比对,重新解读两商信仰的要点。

[1]笔者参考及基本采用郭伟民先生的断代,不过同时照自己的分析略有修正,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页16—37。另参陈铁梅、R.E.M.Hedges,《彭头山等遗址陶片和我国最早水稻遗存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文物》,1994年第3期,页88—94。不同遗址的年代比较,显示文化之间经常有较长的过渡时段,部分遗址已有很多新文化的因素,但另一部份遗址的遗物继续保留早期文化的面貌,因此早晚的文化间,自然有两种文化互相重叠的时段。此外笔者认为,油子岭文化特征及其在大溪与屈家岭年代框架之间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所以临时不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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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16 am

华夏源江汉洞庭平原5000年 核心为天帝崇拜 神杀神生四方四时 人王沟通人间天界

中国文化从江汉洞庭平原计算,已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考古界经30年来,已基本揭示了东亚大陆的种种文化的起源。其核心就是上帝神灵的崇拜,四方四时天,神龙可以神生又可神生,人间与天界通过人王可以相通。此为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所谓【易学】【儒释道家】【科学思想】【基督教思想】,离不开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修行人不过是围绕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打转转而已。

郭静云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本着考古材料、历史史实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提出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见解,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作者认为,盘龙城是代表殷商之前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到殷商文化的脉络里古云梦大泽周边之洞庭澧阳和汉北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摇篮,从屈家岭到盘龙城是一脉相承的先楚文明,其地位类似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  

郭氏认为,从世界史的背景来看,亚非地区早期原生文明的发生地,都在北纬26——32度之间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而32度以北地区的文明化时间则较晚;同时,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地,皆是在同一个大的自然区域内。以此观之,主要流经温带地区的黄河流域不太可能是原生文明的发生地,而更象是文明扩展时代不同生活方式族群来往的交通要道。

文献所载之“中原”,反映的是周秦汉唐之际人们的地理观念;若溯及更早时代,从纯粹自然地理而言,中国之“中原”,应指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

从考古文化发展来看,中原之源更可溯及长江中游。

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到汤家岗和大溪,再到屈家岭和石家河,下迄盘龙城,构成了一脉相承,以自主内生发展为主的完整脉络。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作者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中原”之北界,拓展至豫西南和豫中地区,最北达到黄河南岸,这种鄂豫文化趋同格局一直延续至二里头——盘龙城时期。  

对于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下简称“郑偃”)的关系,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南土”。但是,郭氏却认为,在今日的发现中,盘龙城是同时代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城邦,且在诸多方面与同地区石家河文化有继承关系,故不能将其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不能成立,盘龙城应是当时最大集权政体国文明的中央。这大国或称为“商”、或有别的自称,但这就是符合北方殷墟建都前的“商文明”,《楚辞》和《越绝书》里的汤是此地的英雄,当时石家河古城衰退而盘龙城兴盛,或许恰恰正好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是楚这个大文明中的“商”或“汤”的朝代阶段,或谓之为“南商”,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所以,郑偃为此文明之北界,而非中央。   

在距今3500年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郭氏认为,这类例子在世界史中很多。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

中国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掌握了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了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郭氏强调:“发展在同一的天地间的东西方文明,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言:这本书挑战的问题太大了。   中国上古史恐怕被作者改写了。   现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讨厌陈陈相因。   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而能站住 脚,就会天翻地覆。


  姜广辉:中国文明源头在北方还是南方?

  姜广辉 《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2月04日 10 版)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内容并没有书名那么浪漫,通篇几乎是近几十年考古学简报的汇集,但全书的体系、观点和结论却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我不能具体预测此书出版后,其主要观点会有多少学者反对或支持,但它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

中国上古文明是首先发源于江汉淮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还是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由北向南传播?此书的观点认为是前者,这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清以前的学者对于中国西周以前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汉代司马迁《史记》等少数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五帝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次为《夏本纪》,首述大禹;次为《殷本纪》。尧、舜和夏、商的政治活动中心通常被认为在今山西、河南一带。由于百余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对殷商史有了信实的认识,但对于夏代史,由于没有相应时代的文字证物,学界对之尚一片茫然。

当上个世纪中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将它界定为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都邑遗址。这样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使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上古文明的传播路径是从北方传播向南方的。后来发现的长江流域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即被学者解读为夏、商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此书引据乔玉先生的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二里头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研究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二里头属于农耕文化,在农田和居住地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兵器并不多,也未见有以战争为生的族群存在,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外扩展呢?

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等古城遗址被发现后,一个汉水流域古代联合城邦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江汉平原在青铜器时期之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文明。所谓“二里头文化”实为汉水文明在青铜时期所产生的文化面貌,并影响到郑洛地区,其主要源自南方。考古证明,中国上古时期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

尧、舜、大禹等传说中的圣王和英雄,是不同传统来源的神话被合并的结果。舜和禹原本并非北方出生的英雄,例如舜在《楚辞》里被称为“湘君”,两位夫人被称为“湘夫人”,都被视为湘江之神,而湘江正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史记》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而《竹书纪年》纪录圣王家谱说:“颛顼产伯鲧。”鲧就是大禹的父亲,这样说来,大禹原本是楚人的先祖和英雄。

《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三江五湖”并不是北方的风景。反观北方,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明显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

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活动中心应该是在南方,具体而言,最有可能在湖北的夏水(见于《水经注》,今名为长夏河,据《水经注》汉水下游都称为“夏水”),位于江汉平原,不少屈家岭、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岭先民确实早已发明治水的工程系统,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将邓家湾或荆南寺等城址视为大禹治水的夏国呢?

作者还提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这就是说,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早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而原本的历史不见了呢?作者认为,流传于世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这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利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掩盖原先历史的真相。

这些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他们借用原来南方族群古来自有的神话,将舜、禹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比北方还要早。换言之,今日我们普遍认知的神话,虽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条一元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内中每一段神话故事、神圣英雄,其原始的来源,恐怕也是许多不同族群之神圣历史交相合并、融合而成的结果。

以上是这部书中的主线和主旨,虽然这些观点大胆而惊人,但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由一部在我看来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提出来的。此书出版后,难免会受到批评或责难,甚至也可能会被批得“遍体鳞伤”,但我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书中的结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址文物面前,我们不能仅将有限的传世文献作为解读它的参照系,而应凭着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为其创造新的有助于作可能性分析的新参照系。


 学术由问题始,“学科”不过是方法  

2013年12月30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30日第543期 作者:郭静云  

【核心提示】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问题,实际含义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整体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如何相配。在此命题中,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仅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研究方法、工具罢了,并非两相独立、互不关联的学术领域。

  一切学术研究,皆由设置问题开始。但是,由于现今过度区分专业和学科细分,使得每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加以描述。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问题,实际含义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整体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如何相配。在此命题中,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仅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研究方法、工具罢了,并非两相独立、互不关联的学术领域。

  文献学的方法,首先要确定的是研究者阅读文献时所采取的角度,比如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如此定位,并非质疑其不可靠,或是暗指其仅为先人的想象。历史神话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口耳传承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且在经由漫长时间的演变后,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一种超越性的“神史”理想。倘若完全没有文献之外的资料,研究者便只能经过文献之间的对照,来发现隐藏在其间的某些问题,并尝试解读这些密码。但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开始为研究者提供另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早期历史的原貌。

  从史学角度来说,考古出土残片也比后人编载出的完整故事价值高,因为这是真正第一手的古代人类社会存在之依据,但是我们该如何从零散及腐烂的残片复原昔日古代社会生活、古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活动、经济与权力的发展核心、精神文化及古人的欲望、信仰和礼仪、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等问题呢?首先,必须厘清几个概念: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目标与考古所能提供的资料作对照,从而厘清其间的异同;经过对考古遗物的各种分析,可以探索出古代的生产技术;经过对各地遗址进行长期发掘、研究,可以推论该技术的来源及被采用的范围。例如,新石器晚期以来,在面积很大的范围里,有些经常被使用的工具(如石斧、石锛等)和陶器(如鼎、豆等)是随处可见的,其统一化程度相当高。由此,我们是否可推测采用这些技术的地区,都属于拥有同一物质和精神的文化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采用某技术的范围,显然可以比文化的范围要广。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距今6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大溪—屈家岭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三大体系。依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时的长江流域,就仅仅只是三个大族群的生活范围?或更甚者,将之推论为三个大国存在的证明?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生产技术、考古文化和族群、语言、政权,乃是不同层面的现象,因此,我们若仅从考古文化和遗物来加以思考,则难以直接连接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复原,必须采用更细致的研究方法,将考古和不同史料两相对照,方能得出更加精确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献及考古两套“工具”之外,研究者还需要更加了解地域环境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因为文化、国家的肇始,就是在这些“关联”中产生的:人与大自然的关联、人与人的关联、族群关联、地区与空间的关联、生活方式的关联、时代的关联,等等。这些关联即是人类历史的脉络。

  我们还应该认清,无论多大范围的研究,皆奠基于对许多细节的认识,且离不开个别小地区对象的实据来佐证,这不是那种看似宏观实际上却远离现实状况的空泛理论,而是实际聚焦于生活、人群、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无论多么小范围的研究,亦皆离不开大脉络的背景、人生、人类、社会生存的一些核心规律。用显微镜观察每一细胞,用望远镜观察星系的关系,就这样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我们方才能够近于了解人、社会、地区、时代之间的关联性,才能观察历史演化中的社会与人生。

  (作者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珠江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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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19 am

郭静云:新石器南北文化的传播方向及路线
按:本文摘自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37页。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著。

新石器南北文化的传播方向及路线

文化北传和人们北移的趋势

在稻作农产北传的同时,长江流域的工具、用具、礼器、陶器、石器加工技术、生活方式等等,也传到北方。既然长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已相当高,南方人遂向北开辟农田,逐步迁移到北方的土地。

文化交流与传播问题非常复杂,蕴含许多细微而难知的因素。本文无意讨论新石器晚期、青铜初期的族群来往与文化传播过程,只是提出一些主要线索,以寻找稻作传播的历史背景。观察南方农耕文化传播的过程,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沿海、淮河及汉水三条路线。

沿海线

稻作北传的同时,长江三角洲的崧泽、良渚文化也同样沿海岸向北传到苏北鲁南;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文化传播跨越了稻作区,进入非农耕的族群。例如枣庄大汶口文化,虽然因地理因素,没有吸收南方农耕技术,但器形具有明显的南方因素,如石斧、石锛,都与典型的江南工具相同,陶器中镂口纹足的豆、鬶、壶、鼎等器形,都反映出该地与苏中海安青墩、高邮龙虬庄、太湖流域崧泽、北阴阳营文化的密切互动。另发现有良渚类型的玉饰。可见东南文化的北传趋势,已不限于稻作文明。从济宁兖州王因遗址可以发现,本土的北辛文化到了大汶口时期,虽有独特的面貌,但也多方面吸收了南方文化的器物。

最足以代表沿海线文化传播现象的遗址,是苏北鲁南间的花厅遗址,其中发现有非常多的良渚陶器、玉器,年代也与良渚相当。但从花厅遗址的情况来看,该文化并非如良渚一样属于农业族群,反而属于以狩猎维生的族群。花厅遗址的几座大墓中,虽然随葬品非常多,但丧葬形制和良渚不同。这些大墓除随葬器物之外,还有殉人,包括男、女、小孩、婴儿等。

学者们认为花厅是良渚时期的古国,不过花厅遗址有南、北两区,南区年代较早,北区偏晚,两者都与良渚有关,但亲密度不同,社会情况也不相同[3]。南区墓葬的时代偏早,狩猎社会的特征很明确;观察北区的墓葬则有大量的兵器及外地的珍宝,这些珍宝主要来自良渚,还有薛家岗、高邮龙虬庄等(图五:1、2),墓中又有殉狗和殉人。整体来看,像是掠夺族群的古国,而大墓的墓主似乎兼有巫师、大酋的身份。

图五 1、龙虬庄文化陶猪形壶;2、花厅遗址发现陶猪形壶;3、4、薛家岗文化三足盉;5、金坛三星村文化带把壶;6、金坛三星村文化三足盉;7、湖北武穴鼓山文化三足盉。

学者们多认为,花厅遗址反映出古代的掠夺战争。但有些学者们认为,花厅是被良渚人占据的北方古国,卢建英先生则充分否定此说。以笔者浅见,花厅与良渚的关系更像北方的猎战族群往南掠夺。就是通过掠夺,苏北先民受到南方文明的影响,良渚文明乃得以继续往北扩展,跨越了传统的农耕地区。世界史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掠夺者的文明深入影响掠夺者,并藉此扩展原有的文明范围。

淮河线

淮河下中游的传播路线与沿海路线交互影响,导致苏皖文化具有复合性,以及多方面的共同性。苏中海安青墩与淮河下游高邮龙虬庄、苏北淮河古道盐城阜宁县陆庄文化很接近,都以崧泽、良渚为基础,且有共同的地方特色。虽然源自崧泽、良渚的文化因素占有优势,但也和江南金坛三星村、北阴阳营文化相似。顺着长江,潜山薛家岗文化也参与了苏皖稻耕文明的互动及文化融合,相关问题学界已有许多论述(图五;六)。从文化的融合、同化情形,观察长江流域的鄂东武穴鼓山等文化遗址,可发现很多器物与太湖以西的苏皖遗址相似(图五:7)。江淮平原的肥沃土地适于稻作发展,其文化遗址不仅密度高且具多元性,江淮和江南农耕族群虽有往来,但没有组成统一族群的社会或国家。

在淮河流域,也可以看到文化北传至渔猎族群的趋势。淮河中游的蚌埠双墩侯家寨文化,虽然表现出独特的面貌,但其接受稻谷食物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淮河下游的文化现象,例如双墩的制陶技术与江苏海安青墩、高邮龙虬庄墓有不少相同之处,一些器型也与金坛三星村文化相类。

蚌埠以北的尉迟寺遗址属于另一种淮河中游的文化类型。其埋葬方式,包括几种竖穴土坑以及儿童瓮棺葬,反映出不同社会阶级的葬礼形式。尉迟寺与枣庄大汶口文化很接近,虽然南方稻作很少,但他们所用的石斧、钺、锛都属南方体系,陶器中也有源自苏皖平原的南方器型。淮河一方面是鲁苏皖豫之间主要的东、西交通路线,但同时也是南北交流的关键地区。长江先民的文化,经江淮平原逐步传播到淮北地区。北方的文化、物资也可能经此进入南方。(这牵涉到部分玉料来源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图六 1、2:龙虬庄文化三足盉;3、青墩文化三足盉;4、薛家岗文化带盖陶鼎;5、龙虬庄文化带盖陶鼎。

淮河流域的文化传入豫东周口,因此周口鹿邑县武庄与晚北侯家寨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且与南方苏皖平原的北阴阳营、薛家岗有很多相似之处。信阳淮滨和南山咀也发现了接近淮河中游类型的遗址。虽然学者们经常将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与中下游混为一谈,但贾湖的石器、陶器都与苏皖文化不同。淮河文化的交流范围应极少跨过大别山脉。

汉水流域线

前述贾湖遗址的稻作技术,应源自江汉平原的彭头山文化,贾湖遗址的部分文物与江汉城背溪、皂市下层文化相同,并与豫西南淅川县地区有关。在贾湖遗址的上层(距今约7000年)发现绿松石,其来源必然涉及矿石产区。中国境内的绿松石矿主要有两处,一在青海、新疆,二在湖北郧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另外,安徽马鞍山亦有少数产出。郧县、白河、淅川之间的三角地带是绿松石最丰富的地方。贾湖遗址的绿松石来源应是豫西南淅川县。此亦证明了贾湖文化与丹江及汉水文化有所交流。

图七 1、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颧鱼石斧图陶缸;2、临汝阎村遗址本土的石斧。

豫西南丹江流域淅川县的下王岗新石器早期文化,基本上可以归为河南仰韶类型,年代是距今7000-5000年间,从早一期遗物来看,当地先民生活是以渔、猎为主,不分男女都从事渔猎,狩猎时用田犬。此外,遗址还出现少数农具,可以视为江汉平原北疆的文化,在考古界被归类于屈家岭文化,其石器均属南方系列的斧、钺、锛、凿等;陶器也多数属于屈家岭的黑陶与红陶,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同;另外也有玉铲、玉凿、绿松石的耳坠出土。中期先民的生活方式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且稻作占有优势。下王岗遗址的新石器末期地层属湖北石家河文化,其后是典型的盘龙城文化面貌。直至商周时期,此地依然有聚落遗址。

丹江黄楝树遗址的情况相同。下层文化属于河南仰韶,距今5000年后的文化面貌符合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的类型,其青铜早期则相当于盘龙城文化的类型。黄楝树屈家岭的村落建筑有很强的整体性与规划性,一个村落应属同一亲族团体,但每一小家庭都有独立的私有空间,允许各家在生产与生活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都是杨权喜先生所谓的屈家岭文化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笔者推想,这种社会结构可能奠基于农产的需求。水稻栽培需要群体的配合,以保障农田有足够的水源。在此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小型古国。最近几年的发掘,丹江流域淅川吴营也发现典型的屈家岭遗址,吴营聚落与黄楝树聚落应有密切关联,构成丹江农产线。

黍在灌河流域淅川沟湾遗址的农产中一直保有优势,稻为次要农产,但在其它文化方面,也显示从仰韶到屈家岭、石家河的发展脉络。前四期属仰韶文化,而在仰韶三期已开始出现稻谷;仰韶四期的时候,粟、稻比例已相同,黍则为稻的两倍。靳松安先生认为,在仰韶三期文化中已可以发现江汉大溪文化的影响。五期文化的地层最厚,属于屈家岭类型,稻作比例已相当于黍作。六期则属石家河文化,三种农作物的产量都增加,虽然没有以稻取代黍、粟的趋势,但在文化上完全符合江汉平原的石家河特征。

学者们发现距今5000-3700年间,驻马店地区的文化发展,乃从屈家岭、石家河到二里头类型一脉相承。屈家岭文化取代了本土仰韶庙底沟文化。早在庙底沟文化中,已可见大溪文化的影响,从屈家岭开始,在石家河、二里头遗址中,黍产量减少,稻作成为主流。杨庄遗址一、二期文化属典型石家河,陶器、石器皆同,又发现与石家河相同的陶鸟(图八:7),三期文化年代与盘龙城一、二期(二里头一、二期)相同,文化面貌也一致。驻马店与信阳地区二里头时代的文化相似,都是以石家河文化为基础。

北汝河流域汝州地区仰韶晚期的陶罐彩图上,所绘的石斧形状与当时的本地石斧不同(图七),却与长江石斧一致。古人将远地的器物当作神秘的令牌,说明当时的南北交流极少涉足北汝河流域,使人们特别重视这些罕见的物品。距今6000至5000年间,汝州洪山庙遗址的文化类型属河南仰韶,并可见庙底沟与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却未见南方文化传来的因素。

然而,直至新石器、青铜之际,汝州地区已有很多石家河文物,陶鸟、纺轮的刻纹、陶鬶、罐、石斧、锛等。汝州李楼遗址一期出土了刮削器和简单的手斧类工具,而在距今4100-3700年间的二期文化无此发现,二期出土的工具为石锛、带柄长斧、磨棒、磨盘、石镞、骨镞等,陶器包括南方类型的黑陶,此外还有与石家河相同的陶鸟(图八:1-6)。汝州煤山文化与李楼遗址很相似,发掘者指出,煤山遗址与湖北西花园石家河遗址非常接近,说明汝州地区有很多源自南方石家河文化的因素。汝州离郑洛地区不远,而且李楼遗址曾出土早期二里头晚期类型的青铜器,因此本遗址属于郑洛新石器和青铜早期文化遗址。

图八 1-3、汝州李楼遗址陶鸟;4、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陶鸟;5-6、石家河邓家湾遗址陶鸟;7、驻马店杨庄一期石家河文化陶鸟;8、偃师二里头遗址鸟头。

禹州瓦店新石器末期、青铜之际的遗址,出土的多数陶、石、玉器均属石家河类型,禹州瓦店发现的鹰形筓,与石家河出土的几件玉鹰形筓相同。(图九:1、4、5)。

大约同时,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文化面貌及具体的陶器、石器亦以石家河类型为基础,且几乎不见异石家河风格的器物。新砦二期出土的公元前19-18世纪器盖龙面图,学者们将之与石家河神面图作联结(图三三:8)。年代相当于新砦时期的花地嘴遗址出土朱砂绘陶瓮,学者们也以石家河神像结构来分析其图案。虽然笔者不赞成对此图案意义义的解说,但赞成其与石家河的关联,这种江河文化间的关系或许并非偶然。郑州花地嘴遗址的陶器、玉器(图五七:11),都与石家河所见相当。登封王城岗遗址,从距今4200年之后,石家河类型的陶器出土率也有所提升。

图九、石家河玉鹰筓 1-2、陜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玉鹰形筓;3、禹州瓦店玉鹰形筓;4-5、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鹰形筓;6、武汉黄陂盘龙城玉鹰形筓;7、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鹰形筓。

黄河南岸郑州大河村的典型黄河仰韶遗址,其文化在距今4400年前后出现了变化。虽然其农作可能以高粱为主,但开始出现少数稻谷,这或许不是本土栽培,而是与郑州以南地区交易得来[36];另外,在遗址中的石家河缸、罐、豆等陶器之出现率逐步增加,而仰韶彩陶却逐步消失,直至二里头时期情况依然如此。

孙广清先生统计分析,河南地区已发现143座屈家岭遗址,其分布是以南阳、信阳、驻马店最多,漯河、平顶山一路到郑州、洛阳、三门峡,虽然数量变少,但依然可见;至于驻马店以东的豫东地区,乃是大汶口文化的传播范围。近十几年,发掘出的河南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数量更多。根据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青铜时期之际,江汉农产、文化已扩展到河南中原,并到达黄河南岸。这种文化传播,必然会影响江、河之间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与文明的形成。



【著者】 郭静云

【书名】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11月

【说明】 共537页,74万1千字,插图150幅,精装定价1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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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22 am

郭静云:中国上古文明的历史脉络 --中国早期神话或来自楚,三苗在武陵。

笔者经过多年搜集、对照考古、文献以及其它学科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商文明”的历史得出新的理解。此研究成果较详细见于拙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因为对精神文化的理解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在着重于讨论古人信仰之前,下面拟简略描述笔者对于上古史基本框架的认识。

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

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

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

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到早期青铜技术的差异。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上、中、下游均成为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孕育,相当于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最丰富的文明。相比较而言,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按照考古所得,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的发祥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从未断绝:从彭头山文化(大约距今10400-7800年,含早期的宋家岗、杉龙岗、华垱和晚期的八十垱等遗址)到皂市下层文化(大约距今8200-7000年)、汤家岗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大约距今6300-5300年)、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5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800-3800年,含后石家河文化)[1],最后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3900-3300年)。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相似,年代亦相同。先楚文明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

这一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黃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

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

考古揭示,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脉,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

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文明化的发祥地;并且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的颛顼、尧舜、三苗以及禹夏统治的历史阶段,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国“楚”的历史中的颛顼、尧舜时代和夏王朝。

顾颉刚先生曾经透过对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地通读和考证,证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传说中的历史英雄[2];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时代位于汉水北岸偏西边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势力大,或许恰好是尧舜、三苗及夏王室统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经作过夏王国的都城。

文献留下的记载表达,三苗应该是尧舜时代之后、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补正此传说。

依笔者的考证,所谓三苗,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3],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愈来愈多地见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鄂西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

石家河文化晚期(约距今4300-4000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谭家岭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以笔者浅见这就是代表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长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属性在上编第七章进一步讨论)。《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4]。

仔细阅读文献所载,从其神话性的叙述可以钩沉一些讯息。

第一,三苗之治可能不稳定,出现异常气候,各种势力互斗频繁。

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结束,这一“天命”之事经过口传而入文献,《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5],描述大约两千年才能发生一次的超级紧密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的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阳历2月24日[6];这很难是偶然而巧合,这一天文指标确实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时代。

第三,文献在神祕的描绘之间或许暗示一些当时气候与社会的激烈波动:“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气变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见一层薄冰(“夏冰”的意思应该不是夏天有冰,而是指在名为夏水的汉江下游河面有冰冻的现象);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老百姓也因此动乱。

第四,据此传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阳加持而保祐,说明这都属于楚大文明的历史;夏禹显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没有面对大洪水经验的北方人,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人显然没有能力组织适当的治水工程而阻滞洪水。

也就是说,在约公元前2300年开始的洪水时代中,曾经有来自湘鄂西部山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脉)的三苗族团掌握了江汉平原地区的政权;而在约公元前1950-1800年间,汉水下游继而为夏王国都城所在之地。

可是文献另也记载,大禹之后夏王国并不稳定,考古也显明,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文明体系中,曾经发生过国家结构的屡次演变,古代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天门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最终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其可能就是以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为代表。

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资料,或许正是夏朝兄弟乱及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进一步对照资料及循着历史思考,使笔者了解:考古与文献中商史资料存在众多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资料隐藏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与王朝合并的情况,是后世都城在安阳殷墟的统治者的王朝(屈原将之称为“殷宗”),打败前世中央靠近汉口的“汤商”之后,有意地强调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传承的正统性。

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

汤商另可谓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录的楚这个大文明中的“汤商”朝代阶段。盘龙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占领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这是一个源自长江中游自身文化发展而来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殷商文化的脉络里[7]。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盖整个江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二里岗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于南方农作区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强攻的前线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洛地区),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直至距今3400年以来,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从地理关系来说,汤商文明的范围以江河中原为核心,是庞大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文明。

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东北角落上,但经过多次战争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汤商文化为基础的。尤其是汤商文明(包括郑州、偃师一带被鉴定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礼器所表达的信仰,明显被殷商传承,成为殷周系统的宗教观念之基础。

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此乃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殷商上层贵族的精神文化颇为系统,所以应该定义为上古帝国宗教体系。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而形成庞大体系;周代继续传承,西周后半叶才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不过总体而言,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观察与分析,本书将着重于透过礼器造型、甲骨金文以及后期神话的纪录,通过现有出土文物资料与后期神话的交叉比对,重新解读两商信仰的要点。(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绪论)

注释:[1]笔者参考及基本采用郭伟民先生的断代,不过同时照自己的分析略有修正,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页16-37。另参陈铁梅、R.E.M.Hedges《彭头山等遗址陶片和我国最早水稻遗存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文物》,1994年第3期,页88-94。不同遗址的年代比较,显示文化之间经常有较长的过渡时段,部分遗址已有很多新文化的因素,但另一部份遗址的遗物继续保留早期文化的面貌,因此早晚的文化间,自然有两种文化互相重叠的时段。此外笔者认为,油子岭文化特征及其在大溪与屈家岭年代框架之间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所以临时不划出。

[2]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册•中编•四二《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三)《禹的来源在何处》,页118-127。

[3]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108。

[4]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68-69;战国宋‧墨翟著、清‧孙诒让闲诂、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146。

[5]宋·李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一册,第一部,卷七,页34。

[6]郭静云《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台北:万卷楼图书,2010年,页287-291。

[7]在此地除盘龙城之外,周围亦有甚多遗址,包括城址,但发掘不足,所以目前还不能更准确地理解楚商政权中央的位置,所以暂定已有发掘基础的盘龙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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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24 am

郭静云:江汉与郑洛地区的金属料来源问题


【编者按】有一些学者对二里头人的青铜原料和制造工艺来源题出疑问。为此,本号节选了郭静云先生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本文摘自: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1-87页。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文中 〔 〕 内为编者所注。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著。

正文:

在青铜时期,对铜料的掌握更能显示聚落的势力。郑洛地区出土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青铜器,证明郑偃人已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通过对二里头铸铜遗址的研究,发现其铸造器型虽然不大,但至四期时,技术已较为稳定。这似乎不是最早的冶金业,可是二里头早期没有金属器,无法观察冶铜技术的发展,当地又没有足够的金属矿(只有贫乏的中条山铜矿,开采困难,且缺少铅、锡矿),这就说明郑洛铸铜业是外来技术。因此偃师二里头发现青铜器之后,学界不断讨论其来源之谜。唯有确定二里头青铜文明的铸铜技术来源,才能了解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从郑洛二里头文化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并不甚明确。不同领域的专家都对此作过热烈的讨论,有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青铜技术原本受到西北齐家文化影响,可能也使用陇西北河西走廊的矿产。关于中国青铜技术是由西北方传入的外来影响,乃是欧美学界主流看法。

河西走廊发现了几种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址。其中齐家马厂文化出土了一件小铜锥,长度只有4.7公分,宽度0.3-0.5公分。兰州齐家文化也传入河西走廊,因为此地是齐家铜料来源,也是黄河上游族群与草原民族交流的地区。河西走廊的西边是四坝文化的范围,连接陇西北与新疆的草原,四坝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羊群为主,四坝遗址发现的铜器数量很多:铜削、刀、锥、凿斧、镞,以及形状近于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所见的装饰品。

此外还有 马文化,活动范围仅限走廊西部,其草原性质更加明显,曾发现草原类型的铜锤戈、铜镜、铜牌饰。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多元族群集聚之地,通过黄河,草原文化影响陇秦晋的平原谷区。平原谷区的齐家文明之矿产来源,决定了齐家文化主要关连对象。

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形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亚洲草原自古以来为西东之间的来往通道,因此河套地区冶炼、制造技术与中亚接近,影响甘肃、陜北、内蒙青铜文化的发展。但是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比较,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实际上,齐家所见的铜器形状都很特殊,未见于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虽然郑洛地区可以发现少数来自齐家以及南草原地带的文物,但中原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其无关。

根据化学分析,二里头四期、二里岗以及武汉盘龙城遗址的金属料来源和技术相同,但与殷墟有所不同。学者们证明郑偃地区冶金业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同源。卻与殷墟有若干差异。有关江汉金属的来源,据考古得知为江西瑞昌铜岭、德兴以及湖北铜绿山、港下矿。其矿产铜料与江汉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一致,在地理上,运输铜料也极为方便。

江西瑞昌铜岭、德兴发现多种古金属矿遗址,矿料很丰富,含铜、铅、锡等一切青铜合金必有的成分,开采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根据最近的年代测试,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际)。

德兴矿属世界最丰富的多种金属矿之一,除铜、铅、锡之外也有金、银、铁矿,自距今约3000年前的春秋时期以来,即成为重要的冶铁中心、楚国铁矿来源。在距今4000年前已成为江河文明铸铜技术的关键来源之一。铜岭矿距离盘龙城及江汉地区不远,交通便利,因此也成为江汉青铜文明的基础。(盘龙城应如前期汉水古国,属连城古国文明的城址之一,且盘龙城顺长江以东应该还有未发现的城址)。

铜岭矿遗址中发现自二里岗前期以来,不同年代的矿井、巷道支架遗迹与工具。考古学者已据此探讨二里岗选矿技术的问题。铜岭矿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盘龙城、二里岗相同,中层与殷墟和新淦大洋遗址相同,而上层有两周的文物。考古发现的遗物揭示出,位于铜岭矿山西侧的江汉及黄汉地区文明,位于东侧的吴城文明,皆采用本矿产。江西德安县彭山有数个锡矿床,虽然此处未发现早期开采遗址,但当时可能用以冶铸青铜的锡料来源只有此处。

此外,在江西矿山与盘龙城之间,还发现了东周时期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也有商代的用矿痕迹。进一步的发掘揭示出,古人开始开采铜绿山的时期不晚于德兴矿,即相当于二里头时代。因此学者们推断,盘龙城的文明早已发现此矿并加以使用。铜绿古矿遗址附近,还有阳新港下古矿遗址,年代可溯至商周,这些古矿都在同一条线上。但只有江西的矿山才有铅和锡,其重要性就在于此。

江西铜岭以及湖北铜绿山的铜矿物是孔雀石,据古代文献记载,孔雀石是古人寻找铜矿的指标物。所以新石器、青铜之际遗址中孔雀石的出现,经常代表古人对铜料的兴趣。绿松石的铜量虽然不如孔雀石,但也可作铜料来源。石家河遗址中,除了绿松石之外,也发现过一些孔雀石和蓝孔雀石,以及初期冶铸的痕迹,如在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地层已可见炼铜坩埚 〔图一〕 、孔雀石的碎末、锈蚀的铜渣、纯红铜与铅铜青铜残片、小型铅铜青铜刀等器物。依碳十四测定,距今4400年左右已有铅铜器物,只是体积较小,锈蚀程度较大,导致很多石家河铜器已残缺到不能确定原来器型的地步。

图一 肖家屋脊出土石家河陶缸

铜绿山的开采遗址年代,相当于石家河晚期、盘龙城初期,如大路铺遗址第八层发现的铜渣和炉壁残块,此外,2009年在大冶蟹子地遗址的发掘,也在石家河地层发现铜矿石以及石砧等先秦典型的碎矿工具,学者们将这些发现断代为石家河晚期。而石家河遗址最早的红铜和青铜器的遗物年代要比这更早一些,相当于石家河早中期。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当地开始进行开采的年代也更早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了解:建筑开采井的时代必然比开始炼铜的时代晚。发明者掌握新技术的時期会非常久,从偶然的发现、研究,到了解铜料的资质,了解可能的作用,而发明及改善铸铜技术……这是一种漫长的过程。此后才开始专门采集铜矿石,而采集完后才开始凿井,以便从山心采矿。考古资料告诉我们,石家河早中期时,在离铜矿200余公里的地方,已有专门被采集的铜矿石,且用合金铸造小型的器物。据此可知,江汉地区采用青铜器的时代不晚于石家河,古人发现铜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可能在屈家岭晚期便已开始。

矿山地区发现新石器晚期的遗址,或许有助于了解在江河文明中青铜技术发明者的属性。大冶及大冶以西的地区属屈家岭文化范围。大冶牛头山、大路铺、红卫铁矿上罗村、鲶鱼墩等有屈家岭文化地层的遗址,都发现于铜矿区的周围,大冶铜矿区也经常零散发现屈家岭时代的遗物。虽然在屈家岭地层中,不能确定是否发现铜器(目前只有在湖北考古界内部曾针对零散发现的纯铜小钩等小件,进行过数次讨论,因不应被考古界所认同,故并未被公布),但笔者却认为,青铜技术发明者可能就是屈家岭文化的古先民。

考古界因对屈家岭,甚至是石家河迄今仍采用“新石器”的定义,所以发掘时并不注意找到金属器的可能性。早期的金属器很小,被锈蚀的程度很高。小针掉到地上时,已经很难找到,藏在地下土中的小针,更加不容易发现。在发掘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时,发掘者从来未使用金属探测器,也没有筛土,因此数量不多、形状小型的用具,被发现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如此,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的铜料和以青铜合金铸造的器物,却足以证明石家河人对铸铜技术的掌握已有一定的历史。古人初步发现铜料的時期,应可溯源于屈家岭时代。大冶铜矿区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为此假设提供了旁证。张绪球先生将屈家岭文化视为典型铜石并用时代无误。希望将来考古界更加重视对湖北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

屈家岭、石家河之外,东区薛家岗文化人也应是青铜技术的发明者。瑞昌铜岭、德兴以东基本上属于薛家岗文化类型的范围。薛家岗遗址上层也有早期青铜文化,可溯至距今4000年之前,应属吴城青铜文明的来源之一。薛家岗上层与盘龙城前期同时的小型青铜器相同。有关更早期的采铜痕迹,目前研究不足,但以笔者浅见,先吴之区对青铜技术的掌握应不晚于先楚文明。

据考古发掘,大冶以西是先楚青铜文明的发祥地,德兴以东是先吴青铜文明的发祥地。至于大冶与德兴之间的长江流域地区,属屈家岭、薛家岗文化之混合区。武穴鼓山、阳新大路铺等遗址均显示这种情况。

从年代来看,长江中游的文明区,是中国境内最早掌握制造青铜器的范围之一。据目前所见的考古依据,西北甘肃齐家、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和薛家岗属第三个独立的青铜冶业起源区,三处各有独立铜矿来源。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更早的开采遗址,是因为早期人们先采集容易取得的铜矿石,只有外面的采料用完之后,加上铸铜技术到达一定水平,始能开采山里的矿石。

这三处青铜文化,以长江中游的范围最宽,且横跨上、下游地区。通过石家河发达的水上贸易等经济活动,铸铜技术传到成都平原。而长江下游的青铜技术则由江西以东的文明所掌握。江西铜矿成为两大文明的边界,西侧由盘龙城文明采用,东侧为青铜早期的吴城文明採用。长江下游的铜矿来源,除了江西以外,还有安徽铜陵古矿,其开采年代不晚于殷商时期。铜陵古矿遗址发现的遗物与商时期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颇为接近,显示主要的用矿者还是南方古国。但在开采前,一定有发现及采集铜矿石的阶段。可以推论,古人从距今4500年后,一直在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山脉寻找金属矿。

长江下游马桥青铜器的来源应亦相同,马桥的带柄铜刀与薛家岗上层相同,马桥年代在距今4000至3200年间,从前期出土的简单铜器到中期出土铜斧、铜钺,其发展具有一贯性。宋健先生发现,马桥的铜钺、石钺器型相同,并与良渚带柄石钺有继承关系,马桥铜戈与石戈亦复如此,这证明,长江下游的青铜器乃自本土器形的基础上发展而來。同时武汉盘龙城的铜钺与良渚石钺形状更加接近 〔图二〕 ,显示出长江流域的一贯传统。盘龙城很多器型源自长江文化脉络中,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密切。良渚的器物形状早已传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因此各地铜钺都在某程度上习自良渚。不过到了青铜时代,太湖以东的地区只能依靠太湖以西的铜矿发展青铜技术。因此,良渚之后的苏浙文明因缺乏本土矿产而走向低潮,直至春秋时情况依然相同,因此越国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吴国,掌握其资源。春秋时,这些铜矿范围也是楚吴之间的斗争区。其历史背景早在青铜时期即已萌芽。

图二

曹峻先生发现马桥炼铜技术不比二里头高,发展也比不上郑偃地区,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生产技术虽传播到太湖流域,但太湖流域吸收能力较低。从一方面来看,曹峻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商时太湖以东的青铜技术缺乏发展的有利条件,可是曹峻先生的解释并不妥当,太湖以东的落后不是因为缺乏郑偃地区的影响,不能发展冶金业,而是因为太湖以西的先吴、先楚古国控制了金属矿,苏浙地理位置较偏僻,农耕社会缺乏争取矿产的力量,又缺乏其它可交易足够铜料的资源。

有关山东龙山、岳石金属器,其器型目前仍缺乏对铜料的更详细检验,也不能排除其与夏家店的关系较近。夏家店青铜文明起源,将于下文再论。

直言之,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矿山促进了先吴和先楚青铜文明的发展,也通过长江成为先越和先蜀青铜早期的资源基础。从新石器青铜之际的遗址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先吴、先楚、先越、先蜀文明之形成。其中先吴和先楚文明在资源上可以自足,且依凭着长江水路而有密切来往。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的青铜器,与“先楚”文明的盘龙城青铜器相同,可见中原青铜原料和技术来源也在长江中游。因为郑偃二里岗与盘龙城的青铜器形状完全相同,施劲松先生认为,盘龙城青铜技术源自中原郑偃地区。但这种观点有最基本的问题:郑偃无矿产,不可能自己发明青铜技术,只能习自有矿产的地区,化学分析也证明郑偃所用的矿来自“先楚”,矿产和技术应是同源。石家河的铜器已证明“先楚”的铸铜技术源自于本土的古老发展。盘龙城位处长江流域,可视为长江流域(中游)的青铜文明代表,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江河中原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比较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和郑洛地区文化,郑洛出现的青铜器少得多。虽然在郑洛地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规模较大,考古研究很全面,但除二里头古城遗址之外,都没有出现过青铜器,即使在出土文物丰富的遗址中也没有。甚至到二里岗下、上层时期,偃师和郑州两城之外,许多大规模、遗物丰富的遗址里,根本没有发现青铜器。这说明直至二里岗上层时代之前,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普遍。

各种证据都可证明,不僅中原铜料取自长江流域,青铜技术源自长江流域。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炼铜渣痕迹,至少比中原早500-700年左右;除了铜之外,南方早已开始提炼黄金等其它贵金属,铸铜技术也较成熟、丰富,尤其是江西的浑铸技巧很高。吴城文明是铜芯撑技术的发明地,其在中原地区只见于西周,是黄河居民习自长江流域的结果。此外,南方文明使用青铜农具的时间也比中原早几百年。这说明原料足够,故其用途不必仅限于兵器和礼器,且农作技术对南方而言比北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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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29 am

郭静云 中华文明起源新论:长江流域是中原文明发祥地

2014年07月14日 07: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第620期 作者:郭静云

核心提示:中国原生农耕文明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与交换贸易网络,开启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

  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二里头就是夏都,而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于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不过是商人南土。笔者搜集资料,循着资料探索,则得出不同认识。

  长江流域开启文明进程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尤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国家文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与交换贸易网络,开启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符合尧舜和夏王朝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描述其祖国——楚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表明:天门石家河城或为夏王朝都城。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以石家河为“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其东邻更靠近铜矿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石家河没落而盘龙城崛起,或许正是商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洛。因此,二里头、郑偃也属于该文化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认为的“中央”。

  有学者认为,笔者建构了一个新的源自长江中游的一元史。但笔者所表述的却是多元历史,并分析其主要成分,多种文化的形成年代和对集合文明的贡献。稻作、青铜器、马车,从多元到集合的历史过程,都是笔者讨论的要点。亦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年代晚而二里头、郑偃年代早,将其相比较是关公战秦琼,这种说法无视科学事实。碳14检测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500年之后。盘龙城始建于四期,城濠内出土碳14标本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711±81、前1617±73年,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早中期,早于郑邑,而盘龙城二期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早期相似,年代却比二里头一期早约15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应该在江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3000多年前已出现20余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公顷,其所在聚落面积达8平方公里以上。中国其他地区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后。比其晚1000余年的二里头城面积仅12公顷,聚落面积约3平方公里。

  殷商文明奠定中华文明基础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青铜文化,但因族群流动率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期,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渐成气候。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战争技术为主。西北、东北族群经常到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前,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湮没于后世文献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着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中国“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可以发现同类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而不是遵照史实。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从可靠资料入手探寻文明起源

  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开始,笔者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笔者以史料为依据,并不断进行田野研究,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所见资料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豁然开朗。搜集所有史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史料自由表达,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内在关系,以此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一手资料为先,考古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最近流行的方法是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这不仅是中国,圣经考古亦如此,但这种做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进一步了解史实。

  笔者研究伊始,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的内在矛盾,从考古探索新路之后,发现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历史的蛛丝马迹。笔者以为,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秦之前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并留下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细节,笔者则重视详细比对每一细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从宏观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前人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完整的论述。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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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31 am

  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
  ——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

  郭立新

  摘要:本文在疏理中国上古史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形成背景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郭静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主要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并简要评述各界对该书出版以后的关注与反响情况,希望籍此能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上古史 夏商周 方法论 郭静云 中原 文明起源

  一、上古史研究的背景与方法论的讨论
  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对于群体身份认同、政治道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经常被意识形态化。相应地,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只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利,而是由来以久,源远流长,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的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所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很早就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发生了疑古与信古的争论,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 。
  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除了古书辩伪工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意识形态中,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中,在释古的具体实践中,被搁置于一旁。
  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对上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信古重新成为主流,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学科。
  1917年,王国维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这一研究给后世留下两项重要遗产:一是提升了国人认定文献所载三代历史为信史的信心,二是其所倡导的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大行其道。具体到夏商研究,便出现以文献为主导、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学术论证与认识演绎过程:“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 既然认定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虽然传世文献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点,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将“夏”视为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文化,郑偃(即通常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中商都邑。今天,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和定见。
  所谓“二重证据法”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美好的古史解决方案,笔者亦深以为然。但是在其背后,很少有人深入思考,所谓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配合使用与补证,这里面谁才是第一手的主证材料而谁是经过后人加工的带有后人意识形态痕迹的仅居于相对次要位置的二手材料?两种材料是否各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线索?两种材料之间对比研究的重点是各自之材料碎片之间的直接类比,还是在理清各自内在关系基础上的结构性类比或关系类比,即重在形似还是神似? 在学界长期将二重证据法奉为上古史研究圭臬的同时,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和澄清。相反,在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各自特点和局限性的牵引下,相关研究与历史真相和科学探索越行越远,使上古史研究变得类似于西方的圣经考古:仅仅通过考古发现和发掘来印证古史记载的正确性并丰富和补充相关论述而已。
  关于考古材料以及考古研究的特点,笔者曾经指出:
  “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里,考古学是这样来定位自身的:透过古代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专注探寻物质世界本身的秘密,‘‘以物说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大多专注于理解人与社会本身,‘以人说人”’;考古学家却要以‘以物说人”’。考古学家必须经常面对和处理大量的物质性能指。一方面,与声音、文字等能指符号相比,考古学家所处理的物质性能指,具有残缺、静态、实在、形象和直观的特征,可以象自然科学一样进行观察、检测与分析;另一方面,与历史学中的文献等能指的所指相比,考古学物质性遗存的所指更为丰富多样,其直观性在使某些所指具有鲜明的确定性的同时,又使更多的所指朦胧含混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从可感知的实在的物质形制与质地,到可分析的类型与功能,然后到相关物质遗存的生命史,再到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其所指的不确定性在显著地增加。所以,考古学界都熟知克里斯托弗?霍克斯那个著名的论断:用考古材料解释人类行为存在一个递增的难度等级,技术是最容易的领域,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乃至意识形态则表现出急剧上升的难度。
  在考古学家以物说人的时候,有两种基本的态度。其一,事实第一,经验和感知优先(包括科学分析结果),有什么才说什么,随着所讨论主题所指不确性程度的提高,所能说的也就越来越少;另一种态度则强调逻辑实证,认为个人经验是靠不住的,如果引入系统性思维,再加上足够多的参照系统,考古学的所指将得到极大的丰富。……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作为考古学能指的物质遗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考古遗存只是过去人类行为的极不完整的记录与反映,为今人所发现也只是偶然事件。也就是说,考古学话语实践中的能指体系是极不完整的,所指则往往包含着想像、补全与推论的成份。表现在考古学话语实践中,考古发现与资料既被认为是归纳所指意义的出发点,又被赋予最终检验者的地位。”
  纵观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表现,一方面受中国史学传统中对于史实的强调和近代中国对于科学主义的追求的影响,中国考古学话语实践表现出对经验观察与直接感知的重视和强调,将所指意义固定在确定性程度高的方面,而对不确定性所指的探讨,则经常抱持怀疑和犹豫的态度,所以在处理考古材料,对具体材料进行解释时表现得极为谨慎和小心。另一方面,在将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方面,或出于对历史文献的信心,或为急于对所发现的模棱两可的考古材料寻求确定性解释的迫切心情所推动,而表现出相对激进的态度,倾向于将解释本就极具伸缩性的考古材料与较为明确的文献记载进行直接关联,以合理化、明确化对考古材料的解释,阐明其意义。所谓二重证据法,在这种具体实践中演变成以意义相对明确的二手文献为主导,而以意义相对模糊、可选解释余地大的一手考古材料去附会、辅证或补正文献。
  若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在这种看起来矛盾的学科话语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其学科实践还存在另外一种发展轨迹:工作人员总是习惯性地将新发现的材料与先前发现的同类材料进行类比,以确定这些材料的性质与归属。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和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形成这样一个认识与研究的逻辑过程:即用先发现的材料和先有的认识去定位和定义后发现的材料;考古学的认识史,首先是一部发现史;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左右后来的发现和研究,这种状况极易使研究工作陷入教条的泥潭;随着考古材料增多,累积起来的“说法”也越来越多。
  在此情况下,考古学的认识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由考古发现的历史所主导。田野考古工作先挖哪里,后挖哪里,在哪里投放更多精力和资源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对考古学的认识具有重大影响。但是,田野工作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的考量,而带有更多的国家意志以及各种情境主义色彩。笔者曾指出,“国家主义对中国考古学话语的影响至深且远。考古学从其诞生一直到现在都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的主导和庇护……对中国考古学家的关注目标与研究兴趣也有潜在的影响。国家主义通过为考古学家提供一种价值参照体系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考古学者对自身工作意义、对其学术目标与研究兴趣的认同…….部分出于国家精英主义和传统历史编撰方式的缘故,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更多地投向历代国家中心(如都城)、皇室贵族相关遗存的发掘和研究之中。”
  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郑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达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蛮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综上,不难理解的是,当初主要为了解决上古史研究中的悬疑而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其最初最主要的发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得以开展,中国史前和三代考古学文化序列,首先在中原地区最先建立起来: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些考古学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并成为全中国相应时代考古材料籍以比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标杆。这种做法也无形中在考古学科建构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一元中国史,并且将“中原”限定以郑州洛阳为中心。虽然,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长城燕山地带等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一大批史前城址、大型聚落和墓葬的发现,史前考古学界已经突破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以郑洛中原为中心的固有观念的局限。为此,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则称之为重瓣花朵结构,费孝通先生总结出多元一体的模式。这说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史前领域,大家对于中国文明源头的多样性已有共识。但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观念和一元历史进程,仍主导着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史前的多元和三代的一体似乎变成一种新的教条。
  此外,考古类型学是考古界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此种方法通过探讨同类器物或遗存之间的演化逻辑,籍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地层学依据作参考,器物演化逻辑是完全可以颠倒的,即在一种视角下被视为最早的,在另一种视角下或可被看成是最晚的。西南中国和越南有关铜鼓的类型学研究即为著名的例子,中国学界一般将万家坝型视为铜鼓中最早的亦即最原始的类型,而越南学者则普遍将其视为东山铜鼓的衰退类型,是一种晚出的形式。所以,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类型学比较时,可能有直接的地层学依据,结论相对有效力。当在大范围内应用类型学进行比较,且地层学的证据变得薄弱时,其结论往往很难令人信服而易走入误区。
  在三代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动辄将考古材料对标中原,且以郑洛中原为中心而认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在郑洛中原出现早;而在郑洛中原地区,在一元史观主导下一定要将可能同时并存的多元主体纳入到先后有别的单线历史框架中。这使得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带有意识形态和先定论色彩:将郑洛中原地区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定得早,而将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主动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观。可是,这种年代学结论经常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龃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界普遍更愿意相信类型学所做的年代分析,而无视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 或选择性应用碳十四年代或简单否定之,而不是细致深入讨论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应用规则等。
  反思当前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成果和普遍认识,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内在的矛盾,一些流行的认识有背于常识。如,一般将二里头视为夏,二里岗和殷墟分别代表了商代早期和晚期,但是,实际上,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考古学家为将夏商分界划在哪一期而争讼不已,为何一定要将这种高度同质的文化区分为夏和商两种不同的文化呢?同时,它们与殷墟材料之间却相当异质,殷墟似乎突然出现在那里,很难将其与二里岗视为同一国家。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与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黍作、粟作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约化生产模式,而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对社会形成和组织方面的影响能力,一直不如稻作。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还是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稻作起源和发展于长江流域,相应可以推论,以稻作为基础的原生文明应该源于长江流域,却为何一定要将位于稻作北界,主要实行稻粟混合生计的郑洛视为文明起源地?其实,黄河流域作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适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长。 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
  在此背景下,郭静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打破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常识”和定见,给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颇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披古阅今、中外比较的宏大视野,跨越历史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诸学科之间鸿沟而融为一体,运用并以问题为中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以及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使作者避开了诸多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顺着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力透纸背,给出初让人错愕细思中却足令人信服、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二、《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内容及作者方法论
  郭静云早年修读世界文明史和艺术史,并对古埃及文明深入钻研,由此形成其对早期文明的比较视野,并且依靠田野考古经验,发展通过一手资料分析和复原历史的整合式研究;后来研习甲骨金文和楚简等出土文献,主张以出土文献对照古代经典,倡导经典形成学研究,并对中国古代信仰形成和发展的结构过程有着浓厚兴趣,由此奠定其在先秦文献和古文字学领域的深厚基础。常自言曰,其兴趣是为已经不会说话的古人说话;在其眼中,中国历史的脉络,有两个重大转折点,一是殷商,二是秦汉;秦汉以后无“古人”;顺着历史的脉络,一路往前走:从秦汉出发,过两周,一度驻留于殷商,再将目光前移,一路追寻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方成此书。
  在郭静云看来,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 所以,后人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故事,大多经周人纪录,其后又经过汉人,特别是东汉人的有意识地大规模编纂和加工,方始成形为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所以,郭静云认为,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各地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黄帝、颛顼、蚩尤、尧舜、禹汤、文武等故事亦类似。传世文献描述出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历史的神话,与其它没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之间,有一项关键性的不同:在于其所表现出的文明及国家之自我意识,对国族的形成、成长、胜负、英雄及贼寇的不同理解。现存文献中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是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而战国、秦、汉的文人们,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来影响这些故事最后成书时所展现出的形貌”。 “所以,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
  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只能将先秦文献当成譬喻性的描述,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内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在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结构关系,而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郭静云认为,三代研究中,对历史上的“中原”这一关键历史地理空间概念存有误会。她认为应该回归到“中原”概念的本义:所谓中原,指的是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是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到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经汉江连到鄂湘江汉、澧阳和洞庭平原,以构成宽阔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其范围在河南,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并到达郑州。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将之称为“中原”。又从这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江下游才是这一大农耕区域的中心。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交换贸易网络和连城邦型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在郭静云看来,这本书所探索的是历史,而不是“作者的观点”,是在放弃任何预设的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搜集所有的资料,循着资料走而得出的自己原先没想到的结果。之所以没有被主流观点所引导,跟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方法论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白纸方法,忘记一切“常识”,不用任何预设或成见。作者认为,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材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始,历史真相的探路人要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所以,在着手研究伊始,作者从未想过能获得“新意”,甚至出书之前两年还不知道,资料会让其目光最后落到长江中游;亦不能像有些人以为的“只是挑选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在先。只是严谨跟着资料走,不断看资料和跑田野,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东南西北中,统统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资料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才豁然开朗。
  2.从一条材料不允许说任何话。如果说单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会说话,所以保留很多研究者能随意解释的空间;但是,如果将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较,系统思考,它就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对确定地事实,排除很多错误的假说。所以,自着手研究始,尽量搜集所有资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资料自由表达自己,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其内在关系,以图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所以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并且:一手资料为先,其它为后。考古才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的作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近一步了解史实。
  郭静云说,研究伊始,她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里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只有从考古看出新路之后,才惊讶地发现,文献纪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这历史的蛛丝马迹。现在站在阳光中审视迷宫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时代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而留下录者所处时代和个人主观性的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秦汉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3.从微观到宏观。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的细节,而“魔鬼”总在细节中,所以作者重视详细比对每一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用宏观的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
  4.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方法。本书很多观点,其实已有前人从零散不同的角度看出,惟此作者才有前人所建构的基础。但为什么之前很少有人完整地探索?在郭静云看来,这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和分歧,使得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的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长河,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不看周围情况。
  郭静云指出,孔子“编”《春秋》, 而并不是“创造《春秋》”, 他谨慎地采用手里的史料,合编在一起,而并不以自己的成见或目的安排它。吕不韦的作法恰恰相反: 不是合编客观的史料,而建构"天下历史"。传统一直强调学孔子,但实际上学吕不韦比较多。不过学孔子的理想还在,最好不要忘记它。她并非“颠覆”或“建构新论”,只是将很多零散的史料和前人发现归纳一系统而已,并加强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支)。
  三、各界回音
  在当前上古史研究依旧迷雾重重,学界急待理论与方法上创新的背景下,该书甫一问世,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论,并入选“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50种提名书目(其中文史类5种)。
  首先,该书引起了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与争鸣。姜广辉教授、陈春声教授、王晖教授、朱彦民教授、孙隆基教授等人纷纷致信作者,表达其看法(详见本文附录)。作者本人也先后应邀到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演讲,解释本书的材料和论证逻辑。
  姜广辉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评论,认为该书观点大胆而惊人,体系、观点和结论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但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一部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并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姜先生指出,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
  孙隆基教授则以“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以评论《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为本”为讲题,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思维有四座必须销毁的偶像:(1)思维方式未全面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直线社会进化论,至今仍沿用从“母系”到“父系”社会之所谓“定律”;(2)重新肯定自20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已开始质疑的古史;(3)将秦汉大一统以来的格局投射回到远古,用现代的国境来界定“国内”、“国外”的远古文化,对“本国”受到“国外”影响方面认识不足;(4)将自周以后政治重心都在华北的情形投射回到远古,形成一股“中原主义”,用中原的发展阶段界定“全国”,透露大中央主义的心态。郭静云于2013年底面世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从根本上摇憾了这些偶像,除了“中原主义”之外,将其重心从华北迁移至江汉一带,将旧中原改称为“江河中原”,古夏国可能在江夏,商朝则是从东北南下的征服王朝。”
  在肯定和赞扬之外,亦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在这方面以许宏先生为代表。许宏先生从2014年元月17号开始,至2月26号止,前后四十天内连续在其新浪博客发表博文11篇,专门评论该书,产生很大影响。 许郭之争引来纸媒的关注,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相继以学术争鸣的形式进行报道。许宏先生虽然也承认,在中国考古学学科面临转型,学者开始反思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的时候,这本书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从中可以感受到某种震撼;但其博文的主要目标,均在于以近乎否定的口气,抨击该书在材料和逻辑方面存在的所谓缺陷。如许先生认为盘龙城年代晚而二里头、郑偃年代早,将其相比较是关公战秦琼;指责郭著选择性应用材料,为将江汉淮流域文明的地位突出,在论据中选择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厚“南”薄“北”倾向明显;认为“任何对历史进程的建构,都必须有扎实梳理过的材料来支撑,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在制造新的神话。”强调“对郭教授的评价,并非出于固守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而是要强调考古学及其相关研究的严肃性。”
  对此,郭静云作出回应,指出碳十四年代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1530年,郑邑建始建于公元前1500年之后。来自盘龙城南墙外护城壕遗址探方T6第3层和第2层两个碳十四年代分别为:3400士60(ZK一3001),3330士60(ZK3002),对应的校正后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711±81,1617±73,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早中期而早于郑邑。要知道,这些样品还只是来自盘龙城兴建的四期以后,此前盘龙城文化已经历三个时期的发展过程。在运用考古类型学断代时,要注意此类方法得出的结论极易被意识形态所牵引和定义。其次,二里头所发现稻谷、青铜器、硬陶等高技术代表物品并非由本土所创造,而来自长江中游,甚至仅见于二里头宫殿内的宝贵器物是直接从长江流域运来,这在学界已承认的事实。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3000多年前就已出现二十余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公顷,其所在聚落面积达8平方公里以上。中国其他地方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后,规模远不如石家河。比其晚一千余年的二里头城面积仅12公顷,所在聚落面积约6平方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无视年代更早、规模更大的屈家岭-石家河文明而相信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在二里头呢? 郭静云进而反驳认为,“综观许论似乎只为反对而反对,有着极强的非学术的目的性。进行学术批判时,读懂原文并以此为标靶,当是应有之义。可许论却多处曲解拙著观点,树立虚假标靶,然后大加挞伐。许论貌似摆出凭材料说话的架势,但通观迄今所见,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和观点,也无视拙著所用的与其设定的观点不合的新材料。”郭静云表示,她对任何观点都无偏向,“在一步步的摸索中,材料本身给出了答案。
  在许郭之争的出发点,隐约可见对于以考古学学科为本位,还是以探究历史真相为目标而超越单一学科的不同态度。
  在这个信息化社会,郭著的出版所引发的网络讨论,远比学界内部争鸣更为热烈。豆瓣、天涯、亚马逊等网站的书评不断涌现,如亚马逊网上书评“改变河流方向的学者和著作”、“颠覆性的思路,跳出了千年的框框”、“对华夏文明史的理性分析”;豆瓣书评“重量級的作品啊”等等,不一而足。孟津先生在其科学网博客撰文介绍此书,并感慨地写道:“真正的学术,来自于自由的心和思想,而不是来自于无坚不摧的钱和权力。” 相信这种讨论还将持续下去。
  在笔者看来,读罢这本长达七十余万字的著作,有一种走出历史迷宫、如释重负、真相在握的感觉。作者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和秦汉以来大一统意识偏见,辩证地看待传世文献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坚持以考古实物资料为基础,费心费力进行田野调查和观摩取证,投入大量时间对各类资料进行系统疏理和比对,细心寻找隐藏其中的蛛丝马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追寻历史真相。
  本书提出东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无论在时间还是规模上,都不亚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提出这一文明的基础实为稻作农耕,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指出了方向。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可以说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清晰呈现了中国文明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围绕本书观点,也许在某些细节上仍有可商榷之处,也许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也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证实,但笔者相信,本书主要观点在未来必将成为学界共识,本书必将成为大学课堂先秦历史和考古的必修读本。这将是一本跨时代的、对于中国上古史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很多学科往往都有一些累积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所谓“成见”, 这本书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一手资料研究真问题,超越学科成见的过程与魅力。考古知识建构的重要途径是进行各种维度的比较。考古材料的实物特性使得比较的维度和标准非常多元,且纳入比较范畴的材料来源易受学科、地域和研究者视野的限制。在当前的学科实践中,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先发现的”定义“后发现的”,先求同后求异,这样易使后人的认识受前人引导而层累造成。本书中,作者超越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和比较,以其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以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为参照,顺着材料本身给出的线索而一路前行,寻找历史真相。
  最后,本书展示了当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的广阔前景。作者认为,由于现今专门学科日趋分歧,使得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了对问题进行全面性研究的能力。这些学科的区分,并没有增加每一门学科的精确性,反而使之更加零散,从而使研究者感到迷惑。诸如考古学、器物学、文献学与历史地理等专业学门,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独立、彼此互不相干的学科,反而都是研究历史及人类学的方法,皆是重要的历史及人类学的研究“工具”。返观现今过度区分专业的潮流,使得每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研究问题加以描述,而无法剖析问题内在的原因,以及其背后的意义。一切学术研究的伊始,皆系由设置问题开始,并非仅仅在于设置出问题后就可以结束。当一个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现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企图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而且每种问题皆需搭配不同的学科方法和知识,方能探究其问题背后更多隐含的真义,如果因害怕接触非自己专业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无法期待能得到精彩的研究成果。


附录 《夏商周——从神话到历史》学界简评
  陈春声教授(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展现了严谨的史学研究中思想的魅力与冲击力。这部著作超越中国学界以历史文献为出发点解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思维习惯,达致考古材料与文字记录在真正平等的意义上,严谨而视野开阔地相互参证的境界,其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是革命性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价值,体现于作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一系列颠覆性结论之中。一旦接受了作者的观念和观点,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描述,就必须重写。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必定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在这样的意义上,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一部会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经典之作。

  姜广辉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影响力会大大超过很多人的著作,本书挑战的问题太大了。中国上古史恐怕要被作者改写了。现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讨厌陈陈相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而能站住脚,就会天翻地覆。

  朱彦民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郭静云教授的这本厚厚的大部头巨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洋洋洒洒,委实壮观,视野开阔,体系庞大,内容宏富,前所未见。以时间维度来讲,从史前时期到夏商周三代,持续数千年;以时空的维度来讲,从长江流域到辽河流域,从中原地区到中亚地区,南北中外,跨度几万里。作者驱使古今中外资料汇集一书,为其所用,驾驭材料之能力迥异常人。故其书资料翔实,结构宏阔,观点新颖,论说别致,是一部先秦史研究近年罕见的令人瞩目的大作。

  王晖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静云教授近出大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历史》,根据出土考古资料、古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资料,对夏商周历史中夏文明的来源及中心区、殷商文明的性质、商周关系、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的形成等主要问题,作了新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这一74万多字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大问题,有不少迥异于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术观点。乍一看来,我们也许会惊诧作者提出“偃师二里头是中原文明发祥地吗”的疑问!但是看看下文作者提出“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认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共同熔铸中华文明的起源,看看作者的论证,看看大量的考古资料,就会觉得这一立论和前者相比,似乎更为全面,更为妥帖。这实际上与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有异曲同工之效。
  该书作者善于运用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族或一国去分析学术问题,而是广泛地搜集不同地点、不同部族或方国的同一类材料,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一些全新的自成一家且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诠释与结论。例如玉牙璋的起源与流传就是如此。
  特别是著者精通英文、俄文等外文资料,故而能够站在世界史比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上古史诸多的重大问题,诸如马和马车的起源等学术界说法纷纭的问题,著者给了一份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文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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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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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35 am

郭静云、郭立新: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编者按】殷周礼仪制度从何而来?中国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人们围绕这些问题持续争论,本文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殷商玉礼器最重要的源头居然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祖先崇拜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然后作为祖先崇拜重要象征器物之一的祖先牌位,竟然最早出现于石家河文化并经盘龙城文化传承和发展而来。这些线索,都为郭静云教授所主张的中国文明起源于长江中游说提供了“实锤”!

摘要

殷商玉器文化已非常发达,为了解其源流脉络,本文将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进行对比观察,发现二者在玉器制造技术、纹饰与造型等方面均极为相似,如都用青铜工具加工,采用阳起减地或弯曲线条阴刻技法,都习见饕餮神目与夔纹、扉棱,造型常见龙、凤、虎、蚕或蝉、立鹰等;这些相似性说明二者系同出于一源,石家河文化应是殷商玉质礼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重于讨论原来被称为“柄形器”的玉器,实际上宜改称为“祖形器”,即后世所谓祖先牌位;这一文化传统亦肇始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经商文明发展成为关键礼器,而后传至后世并续用至今。前述观察为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时空关系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石家河 殷商 玉器 祖形器

在对中国玉器时代(3500-2000BC)的研究中,经常将石家河玉器归入到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和湖南广大地区的龙山玉器项下进入讨论。这样做虽然有助于指明这一类玉器在空间上广泛分布,[1]但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此一类玉器的来源。近年的发现表明,石家河才是此类玉器的真正源头;[2]相关研究也表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力非常大,其所隐含的精神与信仰要点,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时又往北、向西、向东传播。[3]譬如,西北掠夺族群遗址如陕西石峁中亦发现很多石家河文化玉器;[4]而在长江上游的文化之中,石家河文化玉器器型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志物。[5]此外,亦有许多学者认为在山东日照所出土龙山时期玉圭的图案,也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密切相关并可能是后者的源头[6]。但是,从碳十四测年来看,该遗址时代晚于石家河文化,因此山东龙山所见器物可能是直接继承石家河文化的盘龙城文化的礼器,其源头诚如朱乃诚先生所言,来自石家河文化晚期。[7]

同样,殷商也有许多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先经过盘龙城文化的传承,而再见于殷周文化之中;其中,人面像、立鹰、祖形器、璋、戈等许多殷周时期遗址出土的精致玉器,其造型和刻纹之母题和艺术,皆明显可见到源自石家河、盘龙城的痕迹。本文首先从制玉技术、饕餮神目夔纹与扉棱以及器型等方面指出这一关联,然后通过对祖形器的考证这一具体的例子,复原从石家河玉器到殷商玉器的演变过程。本研究将为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其时空关系提供线索和参考。

一、殷商玉器传承自后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1.技术的传承

石家河玉器制造技术远高于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器型很小、刻得很细,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线条细阴刻技法,红山、凌家滩文化玉器所用的技术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牟永抗先生认为当时人只能使用金属砣才能制造这种效果[8],细线条刻纹也不可能用绳砂磨出来,需要用金属钻;并且,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红铜器,而至少是与邓家湾发现的性质相同的青铜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罗家柏岭玉器制作坊应该已采用小型的青铜工具[9],该地点曾经发现过五块铜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残件。[10]这种玉器加工技术被后来的早商文明所继承,日后又被殷商传承。

2.饕餮神目夔纹与扉棱

图一 石家河至殷商时期玉器上的神目图案

石家河玉器造型有一些关键特征,后来普遍成为商文明玉器和青铜器造型的特点,如饕餮眼形强调眼瞳,外眼角上扬,内角弯一小钩。这种眼形最早见于石家河玉器上(图一:1-7),不仅影响后来之商文明中的饕餮神目造型(图一:10-12,图三:2,图四:6,图六:3),也影响到三星堆面像的神目形状[11]。

商文明礼器中,最关键的纹饰是夔纹[12],夔纹亦最早见于石家河玉器上。如最近在石家河城内谭家岭瓮棺出土的獠牙神人面像上,冠下用细线对称阴刻二组钩曲夔纹(图二:1);此类钩曲夔纹亦见于殷墟妇好墓所出玉器(图二:2,图三:2,图四:4-5),殷商青铜器上亦常见(图二:3)。

图二 石家河与殷商妇好墓出土礼器上的夔纹

图三 石家河与殷商妇好墓出土玉器上的扉棱

商文明玉质和青铜礼器上常见的扉棱(图三:2,图四:4-5),最早可见于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图三:1,图四:3)。此外,后世所出玉器中,亦有不少被认为是石家河时代的遗物(图一:8-9)。

3.器型的传承

图四 石家河与殷商妇好墓出土玉龙造型的比较

图五 石家河与妇好墓出土玉凤造型的比较

殷商玉器中玦形龙和凤等鸟类造型、老虎、蚕或蝉、立鹰等器型亦源自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玦形龙(图四:1-2)虽然不见有夔纹装饰,但都呈首尾相衔状,尾刺对着张开的嘴口,造型与殷周玦形龙神似(图四:4-6)。罗家柏岭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凤(图五:1),因其造型及风格与中原地区周代玉器相似,曾一度被误认为是西周的作品[13]。这种误认也反过来说明二者同出一源,石家河玉器才是后世殷周玉器的直接源头,殷墟妇好墓所出玉凤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图五:2)。

图六 石家河与妇好墓出土玉虎造型的比较

玉虎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物,常见有玉虎头(图一:1-4)或全身造型(图六:1),后者与殷墟妇好墓中所出玉虎造型非常相似(图六:2-4)。玉蝉(一般以“蝉”相称,但实际上应为“蚕”)亦多见于石家河文化(图七:1-3),此后在殷周玉器中常见,造型也非常相似(图七:4)。玉立鹰则始见于石家河文化(图八:1-2),在盘龙城文化大放光彩(图八:3-8),其后续见于殷周(图八:9-10);其造型均极相似,柄形,上雕鹰首钩喙,下出尖圆形榫头;盘龙城玉立鹰背上还常见线刻的神祖面(图八:4-5,7-8)[14]。玉立鹰与原本称为被称为“柄型器”者,意义上具有相关性,下文拟着重分析之 。

图七 石家河与妇好墓出土玉蚕或蝉造型的比较

图八 石家河至殷商太鹰造型图

二、祖形器传承的线索

以往所谓“柄形器”,实际上是石家河人、盘龙城人所用的祖先牌位(图九),这种代表长江中游文化精神信仰的器形亦见于其后的殷商文化。为具体说明这一文化传承与发展脉络,下面拟以祖形器为例,探讨其从石家河到盘龙城的变迁过程,并说明其这种变化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图九 1—5.石家河文化祖形器(肖家屋脊出土);6—8.盘龙城李家嘴出土

安阳后岗殷商贵族3号墓出土了几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称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书,写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庙名[15]。诚如刘钊先生所言,该朱书极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线索,而其意义是作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庙里的牌位。由此出发,刘钊先生更进一步假设:所谓“柄形器”的形状,符合甲骨文所见字形,便是表达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图十)[16]。该字在甲骨文中写成“”,既可释为“主”的古字,亦可释为“示”或“且”(祖)的异体字。其实,这些所谓的“柄形器”,最早见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图九:1-5),后来在盘龙城(图九:6-8)、二里头、二里岗等处经常作为随葬品出现,洹北城、殷墟和两周时代的墓也通见。

学界对所谓“玉柄形器”的看法众多:视为没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品[17];圭类瑞器[18];牙璋的亚种[19];表达身分的玉笏[20]或玉节[21];酒祭用的瓒柄[22];祖先牌位[23]等。由于朱书痕迹难以保存,所以这一难得的朱书礼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实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写着祖先的庙名,即祖先日名。

图十 安阳后岗出土的玉祖器

图十一 石家河文化陶祖

图十二 盘龙城文化陶祖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状一般为长条形,靠近一端两侧略内凹,做成所谓“柄”状,器上有多种细致的刻纹。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无刻纹的典型器,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圆形的缺块,图九:6),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继承了此一特点。鄂东南阳新县大路铺遗址出土过形状相同的盘龙城文化陶祖(图十二)[24];石家河祭坛也发现小型陶祖,不过其形状还没有典型化(图十一)。

石家河时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实就是屈家岭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变体。所谓屈家岭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岭祭祀区出土之套筒形偶像(图十三)。正是因为这类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学界称为“陶祖”[25],其意义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义释为生殖器,其说可从[26];而且,“”、“”、“”、“”、“”等作为“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现在大溪文化(4300BC-3300BC)和屈家岭文化的文字之中。据此推论,大溪、屈家岭的“”字是甲骨文中“且”(祖)字的来源,并且该字与屈家岭文化的陶祖或许有直接关系,都是表达对祖先的“生殖”崇拜,而小型的玉祖当也是属于同一脉络的礼器,恰好在屈家岭文化大型陶祖与殷商文字中的牌位之间,补充了中间的衔接环节。

就历史发展、社会及文化的演变来说,屈家岭时代“祖”的概念并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时代,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导致其进一步分解成较小宗族群体。[27]就是因为如此,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开始出现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图十三)。这一现象并不是同一种器物外形上的发展,而是社会观念内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岭时代的大型偶像所表达的是,以城为聚落群中心的人们(这是那个时代最大也最为关键的社会结群单位)自我认同为是由一个共同始祖的后裔所组成的共同体;但是循着人口扩展、区域之间来往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并分化,以往那种从聚落到古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弱化,共同体内部社会分支、家族的观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动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坛上不再出现大型陶祖偶像,而开始普遍出现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动中强调共同的祖先,而是强调冶炼的神秘转化的[28]。

图十三 屈家岭文化陶祖偶像

图十四 石家河类型带獠牙玉祖

至于对祖先的崇拜,则从全社会共同的活动逐步变成为家族的活动,从共同的祭坛下到墓里,从大型器物变成小型,并将之放在墓里面,以祈求其在信仰上象征“生殖”或“新生”的意义。盘龙城文化玉祖大部分磨光不带刻文,或许是因为在上面开始写祖先名号,而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种,大部分带刻纹。其中芝加哥艺术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纹为獠牙,已将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对老虎的崇拜结合到一套信仰的脉络里(图十四)。带獠牙的玉祖,除了表达宗族的祖先牌位,还带有社会共同崇拜对象或大酋领国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属于等级极高贵族的礼器,甚至或许可以考虑王级的身份。二里头城址出土了几件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此外另出土了一件带石家河文化神面纹和虎头纹的玉祖,应该也是石家河晚期王族的玉祖,流传到北方的遗址中(图十五:1)。

但是,这种带獠牙的祖形器不多(可能就是因为属于王族的器物),在整体较富裕的石家河时期社会中,各种玉祖形器相当多;还有陶祖,应该属于较贫穷家族所用的礼器(图十二)。同时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有很多小形陶祖出现在祭坛上,其中包括母神抱祖的小陶塑,这应该是古国的家族一起祈祷生殖的遗迹(图十一),但这已经不是崇拜伟大的共同始祖的活动,而是组成国家的各个宗族祈求生生不息(包括土地、家畜和子孙的生殖),也通过个体宗族的生命力量来保持国家的生命力量。年年在祭坛或庙里的共同祈祷中用同样的陶质小祖,而宝贵的玉祖用于家族墓中。

尤仁德先生曾经提出,所谓“柄形器”,就其形状和墓中出土部位而言,应该是商人纪念祖灵用的玉制灵牌,即《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祏,宗庙主也”。叶舒宪先生亦补充,祖灵牌位“始于先夏时代(石家河文化)的玉柄形器礼制,经过整个商代的因袭和传承,到西周时期仍然基本不变地流行于墓葬方式中,看不出有丝毫衰微的迹象。”[29]此说可信,石家河时期所出现的这种小型祖形器,在历史上经过多次变化后,仍继续传承很久,此即中国文化传统中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祖先牌位。它们早期被安放在墓里,始祖的象征有助于死者回归到始祖;至后期,被安放于宗庙祠堂,成为宗庙礼器。也就是说,祖先牌位的传统源自石家河文化晚期,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渊源可考。

图十五 殷周玉祖形器

另一方面,学者们所提出的“璋瓒”假设亦有明显的证据,如殷墟出土属小臣族的/祖上有铭文,直接将其称为“瓒”,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亦常见王赐璋瓒的纪录[30]。但是,仔细观察小臣的玉祖,则不难发现其与典型盘龙城文化器型有一处不同:在其下面好像有另外加工的痕迹,以特别把下端做细,此举或许就是为了使它能象李学勤先生所说的那样用作瓒柄[31]。所谓“柄形器”,其原本的形状并不符合用作祼玉,“瓒”是殷周以来把夏商玉祖另外改用而赋予新意的礼器。

殷周时期的墓里玉祖颇为常见,大体存在以下四种情况。第一,有数件石家河类型玉祖见于殷墟王级贵族的墓里,它们应该不是殷商时期制造的,而是前期石家河文化流传下来的遗物(图十五:2、3);石家河玉祖还向南流入吴城文化,在江西新干祭祀坑中也有发现(图十五:5)。第二,属于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其所代表的是玉祖牌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南北都可见,或许在磨光的玉上原来也曾写有祖先庙号,只是因后来字迹磨灭,今已不可见。第三,在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纹(图十五:4、6-8),其所反映的应该是新族群不满意玉祖过于简单的形状,希望增加玉器的美丽。第四,保留与玉祖相似的形状,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较多,而创造出新作用的礼器(图十五:9、10)。[32]

不过殷周以来多样化的造型并不否定玉祖的原型和最初的作用,典型的磨光的玉祖在殷周时期仍一直被继续用于丧葬礼仪中。所以,祖先牌位的传统源自石家河文化,在盘龙城早商文化,其典型的形状即已确定。

笔者在幕阜山汨罗江地区考察发现,本地旗杆石形状很特殊。旗杆石是古代经科举应试考中功名的在祠堂前所竖,以此彰显身份,光宗耀祖,昭示世人,激励后辈。幕阜山地区旗杆石的形状是典型的盘龙城商文化的祖形器。商文明与幕阜山地区关系很深,商青铜大文明因幕阜山的矿而兴盛。本地区直至明清时代在祠堂前竖立功名碑,而仍然用商祖形器的形状,虽然具体过程和缘由已无法考证,但这显然可视为古声传响到今的例子(图十六)。

图十六 平江县哲寮村旗杆石

三、总结

总而言之,商文明很多玉器形状、纹饰与制造技术源自石家河文化;妇好墓就出土很多溯源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若将殷商玉器和石家河文化玉器相比较,二者在玉器制造技术、纹饰与造型等方面均极为相似,如都用青铜工具加工,采用阳起减地或弯曲线条阴刻技法,都习见饕餮神目与夔纹、扉棱,造型常见龙、凤、虎、蚕或蝉、立鹰等;这些相似性说明二者系同出于一源。由于石家河文化远比殷商时代早,所以石家河文化应是殷商玉质礼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头。而玉柄形的例子,则更具体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传承脉络。所谓玉柄形器,宜改称为“祖形器”。这一类器物始见于石家河文化,其时可能只有最高的贵族才用,上面带有很多刻纹,其中部分涉及到始祖的崇拜,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祖先牌位。到了盘龙城时代,使用祖形器的礼仪普遍化,成为很多贵族家族祖先崇拜用具,而且很可能在牌位上书写祖先的庙名。为祖先立牌位的传统,其源头即在于此。这一礼器传统一直延续到殷商并继续用,所以我们在殷墟妇墓中仍然发现大量祖形器。这些观察表明石家河文化对于了解夏商文化渊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中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其时空关系。

[1]Jessica Rawson, Chiese Jade: FromtheNeolithic to the Qing, Chicago:Art Media Resourses.2002;p35-39; ElizabethChilds-Johnson, “The Art of Working Jade and theRise of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Jade Age& Early Chinese Jades inAmerican Museums, Beijing:Science Press,p. 291-393.

[2]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海冰,《石家河遗址出土240余件史前玉器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湖北日报》,2015年12月20日。

[3]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19-220.

[4]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3年,页134-142.

[5]裘士京、陈震:《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成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页41-43;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528-529。

[6]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19;王劲:《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何介钧主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曁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邓淑苹:《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六)──饰有弦纹的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1994年,页82-91;林巳奈夫(日)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页232-243。

[7]朱乃诚:《关于夏时期玉圭的若干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页133-134。

[8]王劲:《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5年12月,页11、12。

[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页228。

[10]邱诗萤:《石家河文化的冶炼遗迹研究》,《2015台湾考古工作会报论文集》,台东:史前博物馆,2016年5月。

[11]邱诗萤:《石家河文化神目研究》,《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5年12月,页197-218。

[12]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2016年。

[13]石龙过江水库文物工作队,张云鹏:《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3期,页19;马秀银:《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石家河玉器小记》,《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页80。

[14]邓淑苹:《新石器时代神祖面纹研究》,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257—258。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徐广德:《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页898—899,图三六:14—21。

[16]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页623-625+605。

[17]张长寿:《西周的玉柄形器———1983~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九》,《考古》1994 年第6 期,页551-555。

[18]张剑:《商周柄形玉器(玉圭)考》,《三代文明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99-411;石荣传:《再议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四川文物》2010 年第3期,页22-30。

[19]李喜娥:《玉柄形器与玉璋关系研究》,《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页41-45。

[20]谢尧亭:《<士丧礼>、<既夕礼>的考古学举例》,《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页131。

[21]魏继印:《玉柄形器功能新识》,《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1期,页38-44。

[22]李学勤:《<周礼>玉器与先秦礼玉的源流——说祼玉》,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中册,页35;柳志青:《玉柄形器是酒器柄、是餐刀、是祼圭》,《浙江国土资源》2005年第9期,页55-57;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瓒”说——辅证内史亳同与《尚书‧顾命》“同瑁”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页34-53;严志斌:《小臣玉柄形器诠释》,《江汉考古》2015年第4期,页93-104。

[23]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97-99;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华夏祖神偶像源流的大传统新认识》,《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页23-28、49。

[24]该器物没有入发掘报告,笔者在阳新博物馆目睹所见,感谢阳新博物馆提供资料。

[25]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湖北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224;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页207-215;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页48。

[26]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2年,页10。

[27]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页45-57。

[28]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660-662。

[29]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华夏祖神偶像源流的大传统新认识》,页27。

[30]严志斌:《小臣玉柄形器诠释》,页93-104。

[31]李学勤:《<周礼>玉器与先秦礼玉的源流——说祼玉》,页35;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瓒”说——辅证内史亳同与<尚书‧顾命>“同瑁”问题》,页34-53。

[32]商周玉祖搜集参曹楠:《三代时期出土柄形玉器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页141-174、273-276。

本文由郭静云、郭立新所著,原文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期页93-99,若需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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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39 am

天门石家河城址:青铜技术与文化中心(中国冶金起源系列之六)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二、长江中游第四~三千纪遗址中发现铜料的意义

(四)天门石家河城址:青铜技术与文化中心

很多件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孔雀石”的资料来自石家河古城遗址。根据考古勘探,以石家河城为中心的整个遗址,聚落面积约10平方公里。石家河遗址最早在油子岭文化时期被开拓,此地建有不同规模、不同时期的几座城。其中规模最大的城被命名为石家河城,其城墙内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末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100─2400年),之后城的结构似乎有变化,但并没有毁灭,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城内城外仍有许多人活动或居住;之后才逐渐被废弃(图五)。

在石家河遗址范围内,邓家湾、罗家柏岭、肖家屋脊和印信台四个地点,都曾发现过原生或次生的“孔雀石”、炼渣以及小铜器残片,并且除了纯铜炼渣之外,还发现有青铜炼渣和小型工具。石家河遗址的范围之外,也有几处发现炼铜遗迹和遗物。虽然笔者根据间接证据推论,石家河遗址自屈家岭文化以来已出现冶炼活动,但目前所记录的直接资料都属于石家河文化,因此本文先从有直接证据的资料谈起。

1、西北古城区邓家湾:冶铸青铜工具的遗存

石家河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面积约6万平方米,该地发现多处社会共同祭礼活动的遗迹。在石家河大城尚未建成时,这里可能曾经作过有独立城墙的庙权中心[ii]。在石家河大城修建之后,这里依然是重要的祭祀场所。

图五 天门石家河遗址分布区(摘自《时空之旅》,页135)

(1)青铜炼渣和器物的发现

邓家湾发掘报告指出,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很多所谓“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直径为2-3cm,“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虽然从文字叙述来看,似乎出土不少炼渣,但只具体记录了三件所谓的“孔雀石”;此三件虽记录了发现地点,但却未公布照片和尺寸的资料。第一件发现在开口于AT83层、属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灰坑(ashpit)H30(图六);第二件发现在层位和年代不明的探方(exploration pit) AT203:35;第三件发现在开口于T81层、属石家河文化中期的灰坑H116中(图六)。前两件附有简略的成份鉴定报告。

此外,发掘报告里有一件所谓“孔雀石”的照片,其出土地点的记录是AT1092(图三);从照片上可看到铜块(器物残块或铜渣)出土的情况,周围似乎有很多烧土颗粒和灰色的灰烬,但报告中该出土单位除了这幅照片外,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该出土单位的资料,甚至其位置也不明。

邓家湾发现的小铜器也只记录了一件,在探方T4出土青铜刀的残片(T42:11,图七),经过检测属含铅的青铜器,并且从表面来看,这不是锻造出来的,而是铸造的青铜刀,其金属成分分析报告只记录了铅同位素[iii]。

可见,报告虽然提到地层有很多小铜块(我们也曾亲眼观察过石家河城祭坛上常见绿色的小型块状物),但很可惜都没有进一步测验和研究。虽然在发掘报告中具体提到上述五个例子,但相关资讯都不成系统,出土背景也不明。

关于探方AT203的发掘情况,发掘报告中没有描述,只知道其位于发掘区的南部。成分鉴定报告描述AT203 ∶ 35样本为:“绿色铜渣状矿物”,又称为“孔雀石”。对此,陈树祥和龚长根已提出质疑:“铜绿山出土的孔雀石经检测含铜量不超过57%,邓家湾遗址发掘探方AT203 出土的一块孔雀石(AT203 ∶ 35 ) 经检验,相对含铜量达67.77%,实属罕见。”[iv]确实如此,不仅是铜绿山,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含铜 57%已是天然孔雀石含铜量的上限标准。从鉴定报告来看,AT203:35一件除了含有67.77%的铜(Cu)之外,另有较多铁(Fe)、硅(Si)、铝(Al)以及少量锌(Zn)、铅(Pb)和硫(S)等。这种成份结构似乎属于冶炼青铜的炉渣。其中,锌和铅应该是炉渣中的合金成分。硅和铝是组成炉壁、炼缸或陶范的主要材料,铁或为未熔化的矿料,或者也是炉(缸)壁或范的泥土成分。这种成分结构可以参照阳新大路铺专业冶炼遗址来说明其原本意义。大路铺炉壁的主要成分恰好是硅、铝和铁,炉渣成分也含有这三种,再加上矿料的元素[v]。殷墟出土的冶炼用陶质工具的成分亦如此[vi]。根据长江流域的冶炼技术,“炉壁”的定义较模糊,因为固定的炼炉或炼缸的材质一致,差异在于固定的炉壁含硅的比例高于炼缸,但是鉴定报告并未提供具体成分所占比例数据。因此这有可能是炼缸壁上的炼渣,而不是类似于大路铺炼炉的炉渣。至于硫的成分,其出现可能指涉着矿料并不全是孔雀石,而包含硫化铜。

根据化学反应和冶炼试验,如果在孔雀石中加次生的硫化铜(如铜蓝Covellite)一起冶炼,因硫与氧发生反应,两种矿物较容易还原成铜[vii]。幕阜山除了孔雀石之外,铜蓝石(CuS或Cu2S)、黄铜矿(chalcopyrite CuFeS2)、铜斑铜(BorniteCu5FeS4)等都一起出现,因此可以考虑石家河人已经尝试用不同的矿物冶炼,而注意到矿物搭配的良好效果。不过以上所说,只是我们根据“鉴定报告”不精确描述的文字来推测而已,尚不足以构成严谨的论述。

出土另一块铜料的灰坑H30属石家河文化早期,位于邓家湾发掘区的西北部探方AT8-AT7交界处,我们考证后认为,这里是屈家岭时期核心冶炼区域的西边(此问题将另文展开讨论)。鉴定报告描述H30出土的标本为“绿色铜块状孔雀石”,但含铜量很高,比AT203还高(未提供具体数据)。除铜之外,也包含铁、硅、铝、锌和硫。因为含铜更多,又是“块状形式”,或许可以考虑这是铸造过程中的废品,被剔除而弃置一旁;或者是含有一块未熔化矿料的炉渣;或者是通体锈蚀的器物碎块。

邓家湾报告里存在着很多内在的矛盾,如孙淑云做的鉴定报告一方面依照肉眼观察将标本描述为“绿色铜渣状矿物”和“绿色铜块状孔雀石”,同时却否定前者为铜渣,后者为铜块,所以,这一鉴定结论就好像明明看到是炼渣和铜块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自相矛盾。[viii]

(2)冶铸废物堆积坑

H30形状为不规整的圆型,最长径2.86m,深度0.8m,由于发掘时只清理了一半,所以文字描述也不甚清晰。不过,还是可以知道,坑里堆积分三层,每一层土都含有黑色灰烬,出土的陶片有多种,其中包含粗厚炼缸片以及小型坩锅,报告只复原和公布了三件小型坩锅(图六)[ix]。总体感觉H30内的堆积应该都是废弃物,其中也包括用坏了的冶炼工具、碳末和废料。比如说,反复使用炼缸来冶炼时,会将木炭和矿石投入炼缸灼烧,而燃烧的灰烬,则弃于垃圾坑,多次使用的炼缸损坏后,也丢于坑中,壁上或灰烬中偶尔会有小型碎渣或未反应的矿料碎块。同时,炼铜废料的出现另使我们思考,在H30成为垃圾堆积坑之前,这里原本就可能是进行冶炼或浇铸的地方;坑中的层位应该也显示出不同时期丢弃冶炼垃圾的情况,每层的堆积物基本上一致:灰烬、烧土块及陶片。

在H30北边,还有一个结构相同的H48,二者开口地层一样,不过H48略宽略深一些,约4m宽,1.2m深,坑内堆积一样,同样包含三层富含烧土、灰烬、草木灰、碳末的黑灰土;堆积物中也有小型坩锅等。可惜只清理了四分之一。这种尺寸较大、形状不明的灰坑,从出土铜料与大量灰烬、烧土、坩锅、炼缸片等判断其性质,也应该是石家河早期与冶炼有关的遗存。

(3)冶铸作坊废弃时的祭礼:石家河文化冶铸场所的复原问题

邓家湾发掘区的东区灰坑H63的性质也类似于冶铸场所,坑口直径为2.4~4.4米, 坑深0.5米,西边有二层台结构,坑内填黑色土,含较多烧土块和碳末,坑内陶片包含炼缸、坩锅,并有很多陶塑动物等祭祀品,时代为石家河中期。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此处曾经有冶铸场所,留下烧土、碳末和缸片等与冶炼有关的遗存;最后H63成为埋葬祭祀品的地方,埋藏的陶塑并没有火烧痕迹,说明两种堆积有先后关系。这种将冶炼工具与祭祀品混在一起的现场表明,埋藏陶塑的祭祀行为是H63的最后使用阶段。至于H63的使用方法,目前我们资料不足,只能提出一些推测:或许石家河人为考虑聚落安全,把有些冶铸场所设置在土坑中,在坑的底部摆炼缸,坑的西壁台阶有可能是专门安排用于工匠下上的。(图六)。石家河遗址有不少灰烬烧土坑在一边安排斜坡或台阶,其用途从来没有被研究。另外,石家河城内的许多冶炼废物堆积之上,有祭祀品的遗存。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规律。

在大路铺等专业性的铜矿业遗址的烧坑遗迹中,从未发现与冶炼无关的堆积,更加没有祭品堆积。而在石家河城内的冶炼活动却与祭祀有关连,或许可以推断,石家河城内的炼炉或冶炼场所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在废弃时会举行社会共同的祭祀仪式,再进行回填,因此上面都会堆积很多与冶炼无关而较精致的遗物。

(4)圆型及竖穴式炼炉遗迹

关于H116灰坑中的遗物,发掘者叙述有发现铜渣[x]。虽然鉴定报告写未发现炼渣,但是鉴定报告并不包括H116出土的铜渣,所以鉴定报告有关邓家湾 “未发现炼渣”的结论并不是依靠全部资料得出来的。石家河遗址中既发现有青铜合金块,亦发现用青铜合金铸法制造的青铜工具,所以发现青铜炼渣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进一步证明,石家河文化早已从铜石并用时期发展到成熟的青铜文化。

H116炼炉:平剖面图,直径1.2-1.4m,深度0.3.m.; H116:24陶塑狗,通长6.1cm通高4.5cm; H116:36含物狗,残通6 cm通高4.5 cm; H116:31陶塑兔子,通长5.1cm通高4.3 cm。H30出土的小坩锅:H30:1,口径5.6 cm底径3 cm高8.4 cm; H30:23,口径6.2 cm底径2.8 cm高9.8 cm; H30:29,口径6.4 cm底径2.8 cm高9.4cm。H54:平剖面图,直径2.2m深度1m;H54:52坩锅,口径6 cm底径3 cm高8cm; H54:49坩锅,口径8.8cm底径3.8cm高9,2cm;H54:17坩锅,口径8 cm底径3.6 cm高8.2 cm。H63平剖面图。H42:10坩锅,底径3.8残高10。H38:3坩锅,口径5.6底径3.2高8.2。H48:11坩锅,口径5.6 cm底径2.8cm高9 cm。H31:36坩锅,底径3.2cm残高7.2cm; H31:19坩锅,底径3.2 cm残高6.4 cm.

H116位于H30之西南,在其以东约10米处,比其早几百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处曾应是冶炼中心。H116灰坑的性质与H30等灰坑的性质不同,其结构很规整,东、北、南之壁都较陡,西壁较缓,地表有小斜坡,坑口径1.2-1.45,深度0.3m。坑内土夹灰色灰烬,但除了炼渣之外,没有记录与冶炼相关器物的复原,反而记录发现各种零碎陶片和陶塑,与H63一样似乎属于一种祭祀场所,而且,虽然有灰烬和炼渣,但里边出土的祭品并没有被烧过,这应该也显示早晚不同时期的不同用途。从一般性合理判断,炼渣很难被视为祭品,应该代表埋藏陶塑之前H116的用途,而埋藏陶塑代表结束使用H116的祭礼活动。

根据形状和堆积的情况我们推论,H116原本可能是圆型炼炉。我们的根据如下:首先,其形状规整,应为人工开挖而成,虽然发现炼渣,但没有发现炼缸碎片,也不像冶炼过程的垃圾坑。其次,坑的尺寸不大,不像是使用炼缸的冶炼场所,但符合土坑炼炉大小:鼓风足以保持高温度,同时从鼓风口到放铜料的位置的距离,足以形成一氧化碳,以保持还原气氛。若说人们从冶炼场所特地把炼渣带到这里放置,这样做不合情理。因此H116本身可能就是炼炉。石家河人应该同时有多种冶炼、浇铸设施,以配合不同原料和目的,用略不同的技术提取铜,多样的技术背后,均有累积很多经验的历史。土坑式炼炉技术应该早于炼缸的发明,但是炼缸发明后仍继续使用及发展土坑炼炉技术,是因为这种炉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如为提炼硫化铜,带有设计好的烟道的土坑炉就有一定的优势。换言之,我们认为,H116可能原本是圆型炼炉,废弃后,用陶塑等举行祭礼活动而后掩埋。H116出土的陶塑显示炼炉废弃年代大致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图六)。

发掘区还有几个灰坑与H116相似,如H69等。可惜都没有经过详细发掘。石家河早期的H54[xi]与H116结构接近,也像是人工挖的圆型炉,壁的一边呈直,一边倾斜;但尺寸大,深度1m,直径2.2m。H54位于发掘区南部,附近有石家河早期祭祀中心,包含典型套缸遗迹[xii]。H54坑内土色深灰且富含草木灰烬、烧土粒,坑里发现几件小坩锅,器壁多细孔,内夹碳粒。从坑内的遗存来看,H54像冶炼遗迹,但其尺寸有点大,若作为土坑式炼炉使用,在那么大的空间内很难到达高温度。也许可以考虑其内部曾分隔为不同功能区,其中具体灼烧碳还原铜或熔铜之处只占某一个部分,但是这种内部结构没有保存下来。其实,这种较深的圆型竖穴炉在幕阜山专业采冶区也多见,从石家河以来至商周时期都有发现,结构基本不变。商周时期的炉子保存较好,可以大致复原内部结构[xiii],而石家河时期的这种遗迹都被上层遗迹打破,大多遭到破坏,原来的内部结构不清楚,具体功能待研究。

(5)横穴式炼炉遗迹

邓家湾发掘区有一些属于石家河文化的长型灰坑,虽然剖面或方型,或椭圆型,或窄条形,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坑内中间深处堆积经还原气氛形成的灰黑土块,两端散见夹红烧土的堆积。格里戈里耶夫所做土坑炉试验显示,炉内不同部位的气氛不一样。在鼓风口部位,因有氧化气氛均可见红烧土;在炉内部深处则形成冶炼所需要的还原气氛,烧土呈灰黑色;在靠近出烟口的部位又可见氧化气氛所留下来的红烧土[xiv]。这些石家河文化长形坑正好符合这一特点,而且一些坑内还出土坩埚、炼缸残片以及木炭、灰烬等,依据这些特征,我们判断其很可能为横穴式炼炉。下面试举例分析。

H42位于邓家湾发掘区北部,与内部堆积烧土、灰烬、炼缸片等特殊垃圾的灰坑H48相邻,形状为长椭圆型,长径1m,短径0.45m,深度0.3m,坑内的黑土大量夹木炭,坑中出土的坩锅底部厚4cm,口部全残。虽然没有复原H42的内部结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横穴炉的一种。这种长型炼炉是长江中游冶炼与制陶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长型炉子鼓风器安排在一端,矿料放在另一端,中间堆积细木炭,这样炉内在温度增加的同时,也更容易保存还原气氛;这种还原气氛是从孔雀石提炼铜(metallic copper)的必要条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华南的燃料与华北不同,华北使用大型树木作为燃料,华南一般使用在南方气候中快速上长、四季都有的灌木,以灌木的粒细木炭作为燃料。所以在冶炼的过程中,木炭与磨碎的孔雀石矿料接触面积与反应面积均较大,同时炭粒之间空隙小,易使氧气不足而出现不充分燃烧,形成还原气氛(相关技术问题另文再专门讨论)。

H42附近的灰坑H31属石家河晚期,结构与H42一致,尺寸略大:长径2 m,短径1.4m,深度0.3m,从形状和结构判断,或许也是横穴炉。H31坑口两端很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两端的鼓风炉口(furnace mouth),铜料安排在正中。

位于邓家湾发掘区南部的H38,年代为石家河中期。根据其形状和尺寸判断,这也很可能是一个横穴式熔铜炉。由人工挖筑出斜壁,最长径1.3m,深度只有0.24m,内部发现有坩锅。如果此遗迹为炉子,则鼓风口位于较窄的北端,而烟道在南端。此外,在发掘区的南部套缸遗迹旁边有几个石家河早期和中期“灰坑”,其堆积物似与炼炉有关,其中H43呈狭长形,长1.4 m,保存的深度只有0.2m,坑内填黑色土,夹大量红烧土粒、木炭末和零碎陶片。

邓家湾发掘报告里描述石家河地层发现很多铜料,虽然很少做具体出土纪录,但通过前文对邓家湾石家河时期一些所谓“灰坑”的分析,使我们发现在这里既有冶炼垃圾堆积,亦有疑似为冶炼和浇铸场所的遗迹,此外还发现一些“灰坑”与专业矿区商周时期冶炼、熔铜的炉子很相似。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既然邓家湾有这么多与冶炼相关的遗迹,那么发现很多铜料的情况乃合情合理。同样,地层中发现的大量铜料也足以反证本文对于冶炼相关遗迹的分析和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据;也期待发掘者将来能够在这种问题意识和线索下,更加仔细地观察和描述此类遗迹现象,并进行更多科学检测与分析。

(6)青铜工具

邓家湾为国家神庙、祭祀中心,所以与信仰活动有关的遗迹甚多。包括出土青铜刀的T43发现很多陶塑动物和神母抱祖的偶像[xv],属石家河文化中期,T42出土陶塑数量少一些,估计属于石家河中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600─2300年间。发现青铜刀的地点周围未见有特殊遗迹。

关于这件青铜刀的矿料来源,笔者曾在阳新县考察,于银山村矿区采集很多不同时代的矿渣,该地矿渣除了铜铁之外,还有铅锌矿,是铅锌共生矿。因为邓家湾炼渣经测试含锌,我们判断石家河城铅料可能源于此。可惜,在考察时并未发现早期的生活区,根据当地地理环境考虑,古代聚落很可能位于现在兴国镇银山村法雨寺的地点,但因地面已建筑寺庙而无法试掘。

图七、邓家湾T42、3出土遗物:T42:11青铜刀残长,残长6.6 cm残宽3.7 cm厚0.27 cm;T43:3陶偶,残高8.6 cm;T42:14背物陶偶,残高5.8cm;T42:13陶小鸡,残高3.9 cm;T42:32陶短尾鸟,残高4 cm;T42:10石铲,长10.2 cm宽4.4cm厚0.8cm.

另外,笔者在湖南平江县幕阜山地区调查了一处童家遗址。该遗址位于古河道的高岸上,而在河的正对面有铅矿山。根据该遗址的自然剖面以及农民耕地挖掘出的陶片可知,该遗址的年代应该接近石家河文化中期,对文化层中的木炭末标本测年,得到的日历年代范围为2457~2206 BCE(Beta 488702)、2290~2130 BCE(WK46447),大致代表该遗址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时期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早期,人们在该遗址开始长期活动的年代还略早一些。也就是说,在石家河城里,在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地层中发现含铅的青铜合金铜渣和残器,而在幕阜山区铅矿山附近出现同时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此二者应非偶然的巧合,而反映出石家河文化中晚期的人们已认识到铅对于青铜的意义。不过,关于当时合金成分与结构,目前尚无精确数据资料,将来需要进行更多科学检测。

2、西郊祭坛印信台:祭坛上的冶炼活动

印信台位于石家河城西面,城墙之外,自2014年起开始发掘,发现许多绿色铜块,包括大块、小块和碎末,以及疑似炼渣的碎块(因未做鉴定,准确性质依然不知道)。印信台所出土铜料,初步判断出现在炼炉遗迹以及在祭坛上的大型建筑之内,可能表示石家河早期祭坛上有冶炼区,而铜器和大铜锭因具神秘作用而被存放于神庙里。根据同出器物,发掘者推断该遗址属石家河文化早期,所以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2700年。由于发掘资料尚在整理当中,详细情况需待报告发表后再讨论,希望这次大量发现的冶炼遗迹遗物都能详细记录于报告中。

(未完待续)

注释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4-17页;郭立新、郭静云,《长江中游大溪至石家河城址结构研究》。

[ii]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页289-29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34-136页;郭立新、郭静云,《长江中游大溪至石家河城址结构研究》。

[iii]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第19-20页。

[iv]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页。

[v]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64、866页。

[vi]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48-57页。

[vii]Grigoriev, Stanislav 2015.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39.

[viii]孙淑云,《邓家湾遗址铜矿渣检验报告》,《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303页。

[ix]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7─148、243、303页、彩版三〇:

[x]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4-145页。

[x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5-146页。

[xii]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第45─57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第316─317页;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47-150页。

[xiii]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7页;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48-57页。

[xiv]Stanislav Grigoriev, 2015,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Bronze Age, p.36.

[xv]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51─52页。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为《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二)》(原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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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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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二 7月 21, 2020 1:47 am

2013年11月,由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出版。该书洋洋洒洒70余万字,并在封面上,显目地提出:

谁才是东方的“苏美尔”?“夏”又在何方?是在黄河腹地,还是在汉江洞庭之滨?何故盘庚迁殷?殷周关系如何?本书作者叙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上古文明起源故事。

该书中提出“夏朝”的中心不在中原的河南,而是可能在江汉流域,与屈家岭文化、天门的石河文化有关,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中下游,中原的文化是受到汉水文化的影响形成的,夏朝的国都有可能在天门发现石河文化的地方。夏商的文字记载历史可能是被编撰篡改而成的。这可是在全面地推翻上古文明的文字记载历史,让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这是真的吗?!

且看部分专家学者对此书的评论:
《夏商周——从神话到历史》学界简评
陈春声教授(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展现了严谨的史学研究中思想的魅力与冲击力。这部著作超越中国学界以历史文献为出发点解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思维习惯,达致考古材料与文字记录在真正平等的意义上,严谨而视野开阔地相互参证的境界,其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是革命性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价值,体现于作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一系列颠覆性结论之中。一旦接受了作者的观念和观点,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描述,就必须重写。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必定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在这样的意义上,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一部会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经典之作。

姜广辉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影响力会大大超过很多人的著作,本书挑战的问题太大了。中国上古史恐怕要被作者改写了。现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讨厌陈陈相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而能站住脚,就会天翻地覆。
姜广辉先生还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评论,认为该书观点大胆而惊人,体系、观点和结论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但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一部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并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姜先生指出,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
孙隆基教授则以“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以评论《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为本”为讲题,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思维有四座必须销毁的偶像:
(1)思维方式未全面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直线社会进化论,至今仍沿用从“母系”到“父系”社会之所谓“定律”;
(2)重新肯定自20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已开始质疑的古史;
(3)将秦汉大一统以来的格局投射回到远古,用现代的国境来界定“国内”、“国外”的远古文化,对“本国”受到“国外”影响方面认识不足;
(4)将自周以后政治重心都在华北的情形投射回到远古,形成一股“中原主义”,用中原的发展阶段界定“全国”,透露大中央主义的心态。郭静云于2013年底面世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从根本上摇憾了这些偶像,除了“中原主义”之外,将其重心从华北迁移至江汉一带,将旧中原改称为“江河中原”,古夏国可能在江夏,商朝则是从东北南下的征服王朝。”

朱彦民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郭静云教授的这本厚厚的大部头巨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洋洋洒洒,委实壮观,视野开阔,体系庞大,内容宏富,前所未见。以时间维度来讲,从史前时期到夏商周三代,持续数千年;以时空的维度来讲,从长江流域到辽河流域,从中原地区到中亚地区,南北中外,跨度几万里。作者驱使古今中外资料汇集一书,为其所用,驾驭材料之能力迥异常人。故其书资料翔实,结构宏阔,观点新颖,论说别致,是一部先秦史研究近年罕见的令人瞩目的大作。

王晖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静云教授近出大着《夏商周——从神话到历史》,根据出土考古资料、古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资料,对夏商周历史中夏文明的来源及中心区、殷商文明的性质、商周关系、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的形成等主要问题,作了新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社会里,郭著的出版之同时引发的网络讨论,远比学界内部争鸣更为热烈。豆瓣、天涯、亚马逊等网站的书评不断涌现,如亚马逊网上书评“改变河流方向的学者和著作”、“颠覆性的思路,跳出了千年的框框”、“对华夏文明史的理性分析”;豆瓣书评“重量级的作品啊”等等,不一而足。孟津先生在其科学网博客撰文介绍此书,并感慨地写道:“真正的学术,来自于自由的心和思想,而不是来自于无坚不摧的钱和权力。”相信这种讨论还将持续下去。
有的读者深有感触地说:“在笔者看来,读罢这本长达七十余万字的著作,有一种走出历史迷宫、如释重负、真相在握的感觉。作者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和秦汉以来大一统意识偏见,辩证地看待传世文献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坚持以考古实物资料为基础,费心费力进行田野调查和观摩取证,投入大量时间对各类资料进行系统疏理和比对,细心寻找隐藏其中的蛛丝马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追寻历史真相。”
这一74万多字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大问题,有不少迥异于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术观点。乍一看来,我们也许会惊诧作者提出“偃师二里头是中原文明发祥地吗”的疑问!但是看看下文作者提出“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认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共同熔铸中华文明的起源,看看作者的论证,看看大量的考古资料,就会觉得这一立论和前者相比,似乎更为全面,更为妥帖。这实际上与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有异曲同工之效。
该书作者善于运用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族或一国去分析学术问题,而是广泛地搜集不同地点、不同部族或方国的同一类材料,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一些全新的自成一家且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诠释与结论。例如玉牙璋的起源与流传就是如此。
特别是著者精通英文、俄文等外文资料,故而能够站在世界史比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上古史诸多的重大问题,诸如马和马车的起源等学术界说法纷纭的问题,著者给了一份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结论。(详细资料参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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