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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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云：长江中游地区是东方的苏美尔

郭静云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本着考古材料、历史史实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提出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见解，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认为，盘龙城是代表殷商之前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到殷商文化的脉络里古云梦大泽周边之洞庭澧阳和汉北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摇篮，从屈家岭到盘龙城是一脉相承的先楚文明，其地位类似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

郭氏认为，从世界史的背景来看，亚非地区早期原生文明的发生地，都在北纬26——32度之间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而32度以北地区的文明化时间则较晚；同时，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地，皆是在同一个大的自然区域内。以此观之，主要流经温带地区的黄河流域不太可能是原生文明的发生地，而更象是文明扩展时代不同生活方式族群来往的交通要道。文献所载之“中原”，反映的是周秦汉唐之际人们的地理观念；若溯及更早时代，从纯粹自然地理而言，中国之“中原”，应指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

从考古文化发展来看，中原之源更可溯及长江中游。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到汤家岗和大溪，再到屈家岭和石家河，下迄盘龙城，构成了一脉相承，以自主内生发展为主的完整脉络。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作者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中原”之北界，拓展至豫西南和豫中地区，最北达到黄河南岸，这种鄂豫文化趋同格局一直延续至二里头——盘龙城时期。

对于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下简称“郑偃”）的关系，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南土”。但是，郭氏却认为，在今日的发现中，盘龙城是同时代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城邦，且在诸多方面与同地区石家河文化有继承关系，故不能将其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不能成立，盘龙城应是当时最大集权政体国文明的中央。这大国或称为“商”、或有别的自称，但这就是符合北方殷墟建都前的“商文明”，《楚辞》和《越绝书》里的汤是此地的英雄，当时石家河古城衰退而盘龙城兴盛，或许恰恰正好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是楚这个大文明中的“商”或“汤”的朝代阶段，或谓之为“南商”，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所以，郑偃为此文明之北界，而非中央。

在距今3500年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郭氏认为，这类例子在世界史中很多。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中国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掌握了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了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郭氏强调：“发展在同一的天地间的东西方文明，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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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概况


一、长江中游新石器各文化

新石器时期的长江中游大概经历了如下文化阶段：
彭头山文化（9000-7500BP）-皂市下层文化（7500-5800BP）-汤家岗文化（5800-6300）
-城背溪文化（8000-7000BP）
-大溪文化（6300-5300BP）-屈家岭文化（5300-4600BP）-石家河文化（4600-4000BP或更早晚）

彭头山文化
主要分布在湘西北的澧水中下游的山前地带，目前已发现遗址近二十处。经过发掘的还有八十垱和李家岗两处。时间在8500-7500 BP。
陶器多红色和褐色，有红色陶衣。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剔刺纹、戳印纹、刻划纹以及镂孔、花边等。绳纹有拍印和压印两种，纹理较乱。器形有深腹罐、小口双耳壶、盘、钵、釜、支架、碗、碟、盆、三足罐等，以圜底器的数量最多。
石器有细小燧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前两类数量多，后一类数量少。燧石器的器形有刮削器、锥形器、雕刻器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石锤、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数量少，磨制精致，通体细磨。种类有装饰用的石棒、钻孔石管，属生产工具的只有石斧。所有石器皆选用河卵石作原料。
彭头山发现了稻作农耕遗址，表明在此时的定居、稻作农耕和聚落同时具备，可见彭头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村居农业的阶段，人类已有长期稳定的聚落。八十垱遗址的外围还发现聚落围沟和围墙。
城址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城，城外有1000多米长的环壕，无论从规模、功能、还是从工程施工来看，与环壕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皂市下层文化
分布范围比彭头山文化大得多，在澧水中下游和沅江下游就发现遗址三十多处，经过发掘的遗址除皂市外，还有澧县黄家岗、临澧胡家屋场和岳阳坟山堡等。时间在7500-7000 BP。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夹砂红陶和夹砂红褐陶的比例远大于夹炭陶，而泥质红陶和泥质红褐陶的数量增多。纹饰采用拍印、压印、刻划、剔刺、镂孔等，以绳纹和刻划纹以及这两种纹饰的组合纹为主，其次是压印的篦点纹。镂孔常以大长方形和大三角形的组合图案施于圈足盘的圈足和盘形底座的下半部。少量陶器上有红色或白色的陶衣。陶器制作仍为手制，已出现泥条盘筑法，仍可见泥片贴筑法。器形仍以圜底器的数量最多，圈足器和平底器次之。具体有圈足盘、平底盆、双耳平底罐、圜底罐、圜底钵、釜和支架等。
石器有大型打制石器、燧石小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前两者较多。其中大型打制石器都是砾石石器，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穿孔盘状器、网坠和石球等，往往保留了天然的砾石面，且形体较大，逐步向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燧石小石器均为石片石器，体型很小，一般不见第二步加工痕迹。器形有长刮器、短刮器、长身短刮器、切割器等。磨制石器大多体型不大，磨制精致，棱角分明，器形有石锛、石斧、石凿、弧形双面刃石刀、磨棒等。

城背溪文化
1983年冬首先发掘于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其分布范围是长江西陵峡的东侧及与江汉平原的接合部。目前已发现遗址近二十处，比较重要的有宜都花庙堤、栗树窝子、孙家河、枝城北，枝江青龙山、秭归朝天嘴等。目前只有一个碳14年代数据，大概为7420±110年。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期：城背溪第4层及其下压的H1、G1；第二期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有城背溪第3层、枝城北第4、5层，后段有金子山第3层；第三期朝天嘴、柳林溪、三斗坪和孙家河等。
遗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以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为代表，分布在长江边的一级台地上，在洪水季节容易被淹没，文化层一般被埋于地表2-3米以下；另一类以金子山、青龙山为代表，位于长江的低山顶上，文化层暴露于地表。
该文化陶器主要用泥片贴筑法成型。以夹炭陶为其特征，陶胎的掺和料多为稻谷壳和稻草。器形以圜底器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圈足器、平底器，有少量矮三足器。具体有圜底罐、圜底钵、圈足盘和碗、圆鼓腹釜、大口釜和支座等。工具有纺轮。有一部分盘的底部有小三足。釜口沿上一般有一圈加固的泥条，泥条上有压印的绳纹。一般罐、釜类器多为侈口束颈。
石器以江滩砾石作原料，制作比较粗糙，除刃部磨制较精细外，其他部分很少磨制。器形有斧、锛、凿、锤、球、网坠和砍砸器，以石斧数量最多。

以上的彭头山、皂市下层、城背溪三种文化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例如陶器火候不高，表面多呈红褐色，绳纹特别多，在湖南地区还流行各种复杂的刻划纹和戳印纹。器类虽有所不同，但都以圜底罐（釜）、圜底钵、支座、盘最为常见。关于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们可能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共同代表长江中游新石器中期的文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是两个具有直接发展关系的文化，而城背溪文化只是皂市下层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
除以上三种文化遗存，近年来在汨罗江、湘江中下游和沅江上游也发现了一些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例如长沙大塘，汨罗附山园。黄家园，黔阳高庙等。湖南考古界的学者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大塘文化和高庙文化。
此时聚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彭头山遗址的面积达到1万平米以上，有居住区和公共墓地。在八十垱遗址的外围还发现了围沟和围墙，两者具有明显的方位和防水作用，说明长江中游的环壕环城聚落早在八千年前就已出现雏形。

大溪文化
时间大概在4400-2700 BP，范围西达川东三峡地区，东达汉水，南至湘北的洞庭湖北岸，北达荆州地区北部。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是长江中游的宜昌和荆州两个地区。分为三个区域：长江三峡区、三峡以东区和洞庭湖北岸区。其中长江三峡区和三峡以东区的文化面貌比较接近，与洞庭湖北岸区的文化面貌相差比较大。三峡地区彩陶纹饰有弧线勾叶纹、花瓣纹、仿双唇口尖底瓶的口部而制作的盖钮较多出现，说明该地区的大溪文化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三峡以东地区的陶器和三峡地区的陶器区别不大，只是在炊器方面以鼎为主。洞庭湖北部的湘北地区是大溪文化分布的南部边缘地带，因此文化面貌和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区别较大。
遗址方面，在宜都红花套和枝江关庙山遗址都发现了大溪文化的房屋遗存。房屋形制有圆形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这几种房屋的墙壁都竹编泥墙。居住面下部用大量红烧土块铺垫，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烤。有的屋内围筑灶坑。室内一般都有柱洞。有些房屋门外有两排小柱洞，应是架设护棚之类的门道。有的还发现撑檐柱洞或专门的廊檐。
墓以大溪遗址的墓葬发现的最多，共有200余座。绝大多数的墓葬都是一次葬，二次葬罕见。大溪发现的墓葬，大多数为头向南。单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俯身葬。屈肢葬分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三种。有一定数量的屈肢葬是大溪文化葬制的一个特色。大部分墓葬都有随葬品，有些随葬的日用陶器，其器底穿洞或将其打碎，一般放在人架上部或头两侧。随葬生产工具的较多，其中石器常置于胸部或头骨之下。也有随葬玉、石、骨、蚌、牙制的装饰品。大溪墓地还发现用鱼和龟随葬的，说明大溪文化的人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饲养家畜，渔猎经济占一定地位。有的墓还用狗随葬。晚期的墓葬中已出现随葬多寡不一的现象，这是大溪文化晚期阶段社会性质开始变化的反映。

关于大溪文化的起源目前有两种意见：大溪文化可能是吸收了汉江上游的李家村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并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大溪文化可能渊源于长江中游的湖南石门皂市下层一类的文化遗存。前者是根据李家村文化中的外红内黑陶在大溪文化中大量出现，其圈足器和三足器也在大溪文化中发扬光大，大溪文化的圈足器种类数量都超过李家村文化，圈足由矮向高发展，三足器的足由乳钉足或三角锥状。仰韶文化中的打制盘状器在大溪文化中常发现；陶器均以红陶为主；还发现了尖底瓶；大溪文化中的许多盖钮也是仿照庙底沟类型的重唇尖底瓶的口部制作的；圜底釜和庙底沟的红陶釜叶很相似；大溪文化的彩陶纹饰有较多的弧线三角纹、钩叶圆点纹和花瓣纹，都与庙底沟类型的相似。后者是因为在绝对年代上皂市下层文化早于大溪文化，两者的地域分布大致相同，陶器种类相同，都有釜、支座、罐、盘、钵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圈足器。但皂市下层文化的高领深腹罐和最大腹径在下腹的双耳罐则不见于大溪文化。
由于后来在鄂西宜都城背溪、秭归朝天嘴等遗址发现了早于大溪文化的文化遗存，因此有人认为，早于大溪文化的文化遗存即大溪文化的前身，既不是汉江上游的李家村文化，也不是湖北的皂市下层文化，而应该是鄂西地区的城背溪和朝天嘴下层文化遗存。
关于大溪文化的尾也有两种观点。一种以何介均为代表，明确提出应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界限划在大溪墓葬之后以及王家岗墓葬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前。另一种是向绪成的观点，认为以王家岗墓葬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与大溪文化基本特征相同，将这一类遗存"归入到大溪文化，作为大溪文化的晚期比归入到屈家岭文化，作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更为准确。"目前学术界逐渐倾向于后者，主要理由是，以王家岗墓葬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和典型的大溪文化遗存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而和典型屈家岭文化遗存之间却缺少较多的共同点。

屈家岭文化
范围：中心地区在江汉平原，分布西达川东的三峡地区，东到鄂东的黄岗、鄂城、麻城，南达洞庭湖滨，北到河南的南阳地区，西北达陕南的丹江流域。是长江中游系统史前文化分布范围最大的时期。时间在5300-4600BP。

早期圈足器比较发达，朱绘陶器是早期各种陶器中最具特征的一种陶器。早期彩陶大多为厚胎，有些纹饰具有仰韶文化的风格。墓葬在屈家岭发现一座，头向东北；放鹰台的墓葬方向一般为南北向。一般没有墓坑，就地堆土掩埋。随葬品大多为日用陶器；也有随葬生产工具的，如石铲、石锛等。

中期以屈家岭遗址的晚期－和晚期二为代表。中期是屈家岭文化的鼎盛时期，范围分布很广，北边甚至到了河南淅川下王岗。在汉水以北的河南南阳地区，就发现屈家岭文化取代仰韶晚期文化，成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主流，而在郑州大河村和禹县谷水河仰韶遗址中，都发现有屈家岭文化因素。
房屋发现比较多，均为地面建筑，有的居住面筑成高出地面的土台子，多用红烧土筑成，都是为了防潮的需要。
陶器出现了代表屈家岭文化特色的蛋壳彩陶。此期曲腹杯消失，出现一种薄胎敞口平底杯。有些器皿，如大型陶锅、缸、筒形器等，器壁厚，周围加一道或数道附加堆纹，这些特征与中原的庙地沟二期文化相同。
墓葬大都是散葬，单人葬，大溪文化时期那种成群集中的墓葬已不见，也无二次合葬墓。这期的墓葬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少量屈肢葬，豫南地区有少量瓮棺葬，其他地区的墓葬均未发现葬具。湖北和湘北地区的墓葬一般没有墓坑。随葬品也很少。分散的单人葬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血缘纽带的松弛。

晚期以石家河遗址的下层为代表。袋足炊器的出现标志着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向青龙泉三期文化过渡。因此也有些研究者主张将该期归属青龙泉三期文化。
城址主要分布于山地与平原腹地的过渡地带，即分布于大洪山、鄂西山地、武陵山与两湖平原腹地的过渡地带。出现了许多城址，主要有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石首走马岭、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天门石家河和公安鸡鸣城等。古城均由护城壕、城垣、城门等几部分组成。均有四五个城门，其中有的是水门。比如马家垸古城的西垸和东垸南端的缺口与一条流经城内的古河道相通，这两缺口应为水门。城头山和阴湘城的北门均为水门。
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多座防御性城堡，是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帝部族与长江中游地区的部族发生过多次战争的结果。据古史传说，蚩尤战败之后，黄帝与炎帝的联盟破裂，发生阪泉之战，黄帝获胜。之后黄帝的后裔向南发展，进入江汉流域，南迁过程中又打了许多战。关于城址，在后文有详细介绍。
严文明认为，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业也已相当发达，就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了。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渊源，目前意见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其理由是：这两个文化的分布地域部分重合；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碳14测定的年代，大溪文化早于屈家岭文化；一些器物存在沿袭迹象，如穿孔石铲、圭形石凿、篦点纹缕孔陶球、曲腹杯、扁锥形足陶鼎、圈足碗、小口矮领瓦纹罐、蛋壳彩陶和镂孔器座等，两者都有可以比较的方面；陶系的变化、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两种文化先后发展的线索。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溪文化不是屈家岭文化的前身。大溪文化起源于鄂西，以鄂西为中心向东发展；屈家岭文化起源于江汉平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西发展。这两种文化交错发展，互相影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典型屈家岭文化的直系前身，比较接近于螺蛳山遗存。鄂西、湘北至三峡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是由该地区的大溪文化发展而来。
屈家岭文化的前身目前还很难作出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种文化的渊源要到该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去寻找，即屈家岭文化的渊源要到江汉平原去寻找。鄂西和三峡地区、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含屈家岭文化晚期因素的文化遗存，都各具特征，其文化渊源都是本地区较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鄂西和三峡地区的含屈家岭文化晚期因素的文化遗存是该地区大溪文化晚期遗存的发展，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含屈家岭文化晚期因素的文化遗存（青龙泉二期文化）是该地区"青龙泉一期文化"（含有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因素）的发展。

石家河文化
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的文化系统的归属及其文化命名，意见很不一致。有些研究者以鄂西北郧县青龙泉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将湖北和湘北地区的同时代文化称为"青龙泉文化"或者"青龙泉三期文化"；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把湖北境内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称为"湖北龙山文化"；再一种意见是把湖北与湖南地区的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统称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汗水中下游地区，中心地区在江汉平原中部，即现今湖北省京山、天门、钟祥等县境内。陶器以泥质灰陶数量最多，少量泥质红陶。纹饰以篮纹数量最多，其次是绳纹、叶脉纹。典型器形有长扁平足釜形鼎、罐形或折腹盆形鼎、冲天流式鬶、厚胎红陶喇叭形杯、折腹壶形高圈足杯、筒形澄滤器、高领罐或高领瓮、厚胎夹砂陶筒形缸澄。高领罐式直接由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发展而来，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器形。深腹夹砂平底缸也是常见的器形。同时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面铜镜。一部分墓葬有二层台，墓坑和人骨有用胶泥封填的。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

青龙泉三期文化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制和陶制的工具较少。石器以琢磨和通体磨光的最多，打制的很少。主要器形有斧、锛、锄、刀、镞、纺轮澄，以长方形穿孔石刀、有肩石锄等颇具特征。陶纺轮数量较多。少数纺轮的外表彩绘旋曲的尖条纹，与天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同类纺轮相似。
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次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泥质黑陶很少。陶器制作仍以手制为主，制作粗糙；一部分遗址如青龙泉、季家湖、蔡家台等，已发现轮制的陶器。器表多素面磨光，纹饰以拍印的篮纹为最多，方格纹由北往南逐渐增多。彩陶数量极少。器形中盆形鼎、厚胎喇叭形杯、喇叭形擂钵、腰鼓形罐、直筒形缸、斝、鬶为新出现的器形。
青龙泉三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相比，陶器的区别在于：青龙泉三期文化圈足器和圜底器减少，三足器和平底器增加，胎壁变厚，并出现一批大型器形，双腹陶器、蛋壳彩陶碗和杯消失，而出现了一些新器形。
墓葬多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极少数屈肢葬，头向西或北。青龙泉、乱石滩和七里河都发现有随葬猪下颚骨或猪头骨。
从邓家湾、肖家屋脊、青龙泉等墓葬的等级对比来看，石家河文化聚落等级制度的向心性趋势。石家河文化的聚落等级制基本上依然遵循这酋邦亲属政治等级制，即依附关系越贴近文化中心石家河的聚落，等级地位就越高。

其他文化
鄂南和湘北的桂花树三期文化与鄂西北和豫西南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相比，两者在文化相貌方面有一定的区别。青龙泉三期文化，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主，方格纹始终未占第一位；炊器有鼎、鬶、斝、盉；出现双 器。鼎、鬶的数量较少，不如其他同时期的文化类型。而斝是青龙泉三期文化所独有的器形不见于长江中游的其他文化。桂花树三期文化，陶器的纹饰多方格纹，次为篮纹；器形多鼎、豆、罐。石器多穿孔石刀、石镞；有一定数量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锄，以及极少量的耘田器。桂花树三期文化受到了赣北地区山背文化的若干影响，如石器中的有段石锛、有肩石锄、马鞍形穿孔石刀；陶器制作比较粗糙，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灰褐陶，都是受了山背文化影响的结果。
湖南中部地区，与桂花树三期文化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可以湘乡县岱子坪遗址为代表。鬶特别发达，这是该类型的一个特征。石器有带弓背的锛和凿。葬俗方面，流行单人二次葬，该文化受石峡文化和筑卫城类型的影响。
山背文化与同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峡文化都有一定的联系。山背文化的杯形豆和屈家岭文化的高柄杯相似，其扁腹壶也和屈家岭文化的壶形器相似，罐形鼎的形制和屈家岭的同类器相似。霎那被文化中的高领圆腹壶、袋足鬶等，都与石峡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山背文化也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相似的器形有高颈扁腹圈足壶、罐形鼎，以及石器中的有段石锛。其中跑马岭测年大体和中原地区的庙地沟二期文化时代相当。
筑卫城中层文化晚于山背文化，位于赣江中游地区，其子母口的盘形鼎和石峡文化三期的同类器相似，有段石锛和石峡文化的相似。其文化时代大体和石峡文化的二、三期相当。

总体来说，在汉水中游，大溪文化进入之前为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沅水流域，大溪文化发展到二、三期时才进入，之前为高庙文化和松溪口类型遗存，其时代相当于洞庭湖西北岸的汤家岗文化，而起始年代或更早。在相当大溪文化二期时，湘江流域能见到其强烈的影响，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应视作大溪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或是应单独定名为堆子岭文化，尚无定论。此前的大塘文化大体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与汤家岗文化石器。至距今5600-5500年左右，这一地区可以确定为属于堆子岭文化。至于江西省境内的考古学文化，虽然与长江中游中心区有联系，但更多因素是属于长江下游的系统，但它的某个文化与长江中游某个文化年代相近，属于长江中游中心区三个主要区块之一的汉水以东地区，在大溪文化进入之前是带有地方特色的边畈文化的分布区，而边畈文化的一些因素与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有相近之处。至大溪文化二期，正式成为大溪文化的分布区。


二、文明因素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n)为文明的诞生划了一条线，他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了下列三项因素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在中国，礼仪中心主要突出点在于青铜器和玉器两种礼器的使用上。虽然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就这个古代文明的界定产生置疑，而且关于长江中游的文明进程中，还可以从聚落形态、墓葬、祭祀用品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做详细阐述。下文仅以长江中游最显著的文明因素--城址为主，就这三个因素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的文化状况进行粗浅的分析。

城址
城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先兆。从城的出现到进入文明时代，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史前的城，其作用和性质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然而要首先说明的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出现原因不同。张光直说 ："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国家的"國"字就生动表明了中国城市的最早用途。《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中特别说明："中国早期城市是以宫室宗庙为主要内容的，城墙不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在中国早期城市遗址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有人甚至根据先秦文献推测最初的权力中心也有可能是从宗教祭祀中心演变而来的。例如：《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周礼·春官》："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周礼·冬官》："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都城必须营筑宗庙设坛之类的庙堂圣地和祭祀中心。作为权力中心的都邑，也是宗教祭祀的中心，使最初的国家都带有神权政治的色彩。

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古城从目前资料看来，经历了两千年左右的历史。考古学文化则由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目前主要出现了九座古城。把九座古城筑造年代大体排序如下：城头山、走马岭、阴湘城、鸡叫城、鸡鸣城、马家院、门板湾、陶家湖、石家河。这九座城与黄河流域的史前古城相比，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有护城河。这是长江中游史前古城的一大创造。护城河或者为人工修造，或者大部分为人工修造，并利用部分自然河道。第二，设置了水门。所有护城河都与附近的古河道相通。第三，全为堆土夯筑，没有出现版筑。经过解剖的几处城垣都为平地起建，主体和内外坡大多一次筑成，仅湘阴城可能先筑墙体，再筑内坡。方筑层厚，不平整，仅略加夯打。黄河流域应该是我国发明版筑技术的地区，相当晚的时候才传到长江。湘阴城第二期城墙的修补部分使用了版筑，但其时代已进入商的年代范围了。南方史前古城很长时间一直未出现版筑的原因，有人认为可能与筑城的土质相关。城墙夯土多取自挖造护城河的地层深处，粘性重，大块掘取，只适合于堆筑；也有人认为与地下水位普遍较浅有关，无法挖掘地下基槽，因此大多在平地上直接堆土筑墙，在墙体平面和斜坡面进行拍打。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一座。第二段，屈家岭文化中晚期，有走马岭、阴湘城、鸡叫城、鸡鸣城、马甲垸、门板湾六座。第三段，石家河文化早期，有陶家湖和石家河古城。石家河古城的始建时间可能早到屈家岭文化晚期，但其形成现在的规模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它能充分体现这一时期的特点，因此有人把它归结于这一期。三个阶段的主要变化如下：
1.城的规模整体来说由小到大。屈家岭文化中期，城的规模显著扩大。但无明显级别之分。而石家河文化早期更形扩大。
2.形状逐渐走向规模。城头山大溪一期的城为圆形，是目前所见中国唯一的史前圆形古城。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的走马岭、阴湘城、鸡叫城、鸡鸣城，表现为由圆形向方形的转化。
3.防御设施逐渐完善。城头山大溪文化所筑一、二期城墙，均较窄较矮，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高5-6米，护城河宽达35-50米。从钻探资料看来，城头山古城屈家岭文化时期修造的护城河外侧迷宫内线深于内侧，在城垣墙与护城河之间保留有20-30米的间距。东、南两城门外，护城河更成箭头状向外推移，这样有一个缓冲地带，既便于防御，也有利于对聚落的管理。

第一阶段的城头山在大溪文化一期东墙时，外坡基脚发现了一个人祭坑，可能时在奠基时举行过隆重的庆典。此时城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外部敌对社会集团的掠夺和侵袭，保护本社会集团成员的利益和财富，是为了守土安民。同时，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与其他聚落比较是鹤立鸡群，它显然已经成为有一定号召力并统领一方的中心，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而周围发现的同时代的三十多处遗址处于环壕聚落的状态。5000BP略后，在两湖平原上冒出了七八座城，同时期其他古城古城比城头山大得多，因此台湾学者杜正胜先生将城认定为鉴别国家的指标。
九座古城中，规模最大的是石家河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最小的走马岭古城7.89万平米，一般为10余万平米。面积较大的石家河和马家垸古城位于江汉平原北部，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部族与长江中游地区的部族战争多在这一地区进行有关。古城在规模上的悬殊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可能有了等级分化。大城是一个地区的中心城。比如石家河古城，作为江汉地区的中心城，城内外在宗教区、主要居住区、墓葬区等区划方面都有统一的规划；从其晚期墓葬看，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已经出现。石家河古城凌驾于同一大区域内其他城之上，很可能统辖其他领域，而湖北应城门板万、陶家湖、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公安鸡鸣城、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城头山、鸡叫城等城址就是各地方中心。在各地方中心周围还聚集着一定数量的普通聚落。这时的社会组织形态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方国"阶段。石家河古城的壕沟宽且深，所取之土筑城还有剩余，这些剩土在环壕外侧建起了一系列土岗土台，如杨家山、严家山等。这些台岗上也有似城墙墙体的地层堆积，应是城墙工程中的一部分。在城墙的整体功能--诸如军事防御功能、对内居民的管理功能中，一定有它的作用。这项由城墙、护城河和土台土岗共同组成的浩大工程，无疑需由城内中心聚落役使城外附属部落乃至所管辖的邻近城内低一级的中心聚落方能完成，宣告城乡之间对立的出现。整个文化区的社会发展不平衡，贵族们居住在宗教中心聚落中，组织和管理专业化的纺织和石器制造的生产中，将屈家岭文化的主流带入等级化、中心化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这时很可能产生了权力，已经充分体现出权利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现象，甚至有地区（部落）间初步的分工与合作。
石家河古城距离进入文明社会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此时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已经有多个发展水平相近的古城，即方国在争夺权杖。石家河古城终究没能跨过文明的门槛，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突然在历史上神秘消失。何介均认为它的消失同样主要是社会历史的原因，即历史上曾经多次记载的苗蛮与华夏集团在舜和禹时期的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结果苗蛮败北，遭遇到城摧庙毁的悲惨结局。

文字
此时期尚无可以确定的文字。只在天门石家河有的大陶尊上发现刻有杯形等图画文字、陶尊形状、图画文字所在位置、刻法等，都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图画文字的作风相似。
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湖北宜昌杨家湾出土的陶器上有刻划符号50多种，之后在配合长江三峡工程的考古发掘中亦有一些发现。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上也发现了一些刻划符号，只是数量很少，也很简单。宜昌杨家湾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遗址，时代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后的庙底沟类型相当。

玉器
长江中游的玉器以闪玉（真玉）制作器物。大溪文化发现了丰富的玉器。其年代距今约四千三百至五千七百年。大溪文化玉制装饰品主要分耳饰、项饰、臂饰和腰际间的佩饰。大溪文化晚期玉器如弧形玉璜、桥形玉璜、半壁形玉璜以及圆形玉璜与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及崧泽文化的同类玉器相似或相同；带花边或两端不对称的半壁形玉器与薛家岗文化同类玉器酷似。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晚于大溪文化的屈家岭文化，也间有玉器出土。


参考书目及文献：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2期
白云翔等，《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12期
张续球，《屈家岭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1997年4期
何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阶段与特点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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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的“史前聚落”

——湖北天门石家河考古再放异彩

　2017年1月，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被认为是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这一遗址出土的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震惊了世界。

　　石家河遗址位于天门市石家河镇，考古发现，从距今6500年开始有人类在此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最鼎盛时期，整个遗址群由40处地点组成，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遗址群发现于1954年配合水利工程的考古调查，这一大规模的遗址群从1955年起先后进行过10余次系统考古挖掘，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

　　201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在沉寂多年之后，石家河遗址的神秘面纱正在被一步步揭开。

　　2015年11月，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新出土的一批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人们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而且将石家河遗址年代至少提前了500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此前考古认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谭家岭遗址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这表明谭家岭古城在距今约5000年开始筑城，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

　　2016年11月，考古人员对石家河遗址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出土了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十分精美，令人惊叹。方勤说：“从出土玉器来看，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先人对凤特别喜爱，制作也特别讲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指出，在研究中还发现了大量正反两面都有的神面像，但两面的眼睛却存在区别，一面是长长的，一面瞪得圆圆的，“这种形态的玉器，是石家河文化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其寓意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对石家河遗址群的印信台遗址进行发掘时，发掘出1175平方米的祭台及大量祭祀用套缸。遗址群周边发掘出多具遗骸，部分瓮棺里发现了婴儿的遗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部主任刘辉分析，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石家河文化阶段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约4300年。

　　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是整个祭祀场所的核心区域，发掘区域发现多处套缸遗迹，大量陶缸口底相接套在一起，部分缸体上有刻画符号，最长一处套缸遗迹有三四米长，有些套缸局部遭到破坏，仍可清晰看出其排列的基本规律。陶器虽然时间久远，但仍能清晰辨出色彩与形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表示：“此次出土的套缸数量之多、密集程度之高、与祭台关联度之强，在此前发现的史前祭祀遗址中很少见。”刘辉认为，陶缸可能是长江中游原始先民一种独特的祭祀用具，陶缸首尾套接样式在长江中游地区极为罕见，表达了先民的某种心灵寄托。

　　考古资料表明，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仅湖北省境内就分布着天门石家河、天门龙嘴、石首走马岭、公安青河城等15处城址，大多距今约四五千年。这一时期，中心聚落石家河进一步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着长江中游向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与黄河流域文化共同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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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江夏八分山勇夫洞内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1.8万～1万年。1997年在汉南纱帽山附近江滩上发现一件人类头骨化石，经国内人类学专家鉴定，命名为汉阳人。该头骨化石属于一个25岁～35岁女性，与四川资阳人特征相近，为晚期智人类型，距今约4万～1.5万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00多处。经发掘的有武昌放鹰台，汉南纱帽山，黄陂铁门坎，新洲阳逻香炉山，江夏潘柳村、锣鼓包、神墩和东西湖龙王台等。发掘和调查表明，1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存前后承续3个文化发展阶段，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体现武汉城邑文明发端的是公元前1500年的商代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总面积为南北长1100米、东西长1000米，其中有长宽各达800米的外城和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的宫城。其年代仅晚于郑州商城100年，列全国古代都城遗址年代最早的第二位，是全国商代前期城址中保存最好的，也是长江流域最古老、最具规模、最成熟的城市遗址。

盘龙城现在位于接近汉口中心城区北部的边缘，府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周围河湖交错。古代扼守府河汇入长江的咽喉之地，与今汉口居于汉江汇入长江的地理形势相似，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盘龙城遗址的文化层，最早、最下层表现出夏文化（二里岗下层二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的特征，中间的主要文化层则属于商文化。

盘龙城的主要建筑有前后排列的3座大型宫殿，城壕之外有多处陶窑、铸铜作坊等，北部为一般贵族和平民居住区，东面和西面为墓葬区，其中有大型贵族墓葬。出土有大量陶器和青铜器，以及石器玉器等。其中青铜鼎是全国商代前期青铜器中最大的（高85厘米），青铜簋是最早的，而大型青铜钺（长41厘米）则属罕见。

学术界有人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南土的一个方国都邑，它是商王朝在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和通达汉江南北的交通咽喉则是确定无疑的。

公元前9世纪的周夷王时代，楚国首领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此，楚国从鄂西北荆山一带扩张到江汉平原，武汉市的江南武昌一带，被置于楚国鄂王的领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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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类型代表着仰韶文化的中期，因此也往往把它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在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由于发现了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又是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因此不恰当地夸大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作用，好像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中原地区辐射出去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原文化中心论”。这种观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来，随着各地史前文化的发现，各地区文化序列慢慢建立起来，人们认识到，东北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史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谱系，并不能用中原文化的辐射或者农业人口的迁徙、移动来解释。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学说逐渐形成。这个学说强调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认为各地区史前文化都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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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溪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

湖南考古



前 言

大溪文化发现至今，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和深化，这一认知过程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大溪文化发现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二个阶段，自1960年代被命名至198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搭建以文化历史为研究取向的时空框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使命，大溪文化也不例外。围绕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田野和室内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是大致建立了大溪文化的时空架构，这项工作至今也还未结束。改革开放的中国考古学，在技术、方法、理论等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进入1990年代，由于对考古学文化认知的差异，学术界仍然在为确立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争论不休，进而对大溪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莫衷一是的时候，国外新的考古学思潮大量引进，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因而回答过去的事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成为新的研究取向。于是，人们尝试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大溪文化，比如文化系统与结构、生态环境、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与形态、经济技术等方面成为了解大溪文化的变化过程以及解释这种过程的原因的新内容。显然，这些内容的背后具有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思维取向。

1990年代以后，大溪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完善文化序列，并继续就该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开展探讨；另一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是不再纠缠于文化性质的界定，而是将重点投向建立了解人类过去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模式上来。比如对于石家河聚落群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阴湘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城头山聚落的考古发掘；澧阳平原的聚落形态与环境考古研究等等，继而从传统的谱系研究转向社会组织、人地关系、经济技术等方面来认识人类的过去。在这样的研究层面上，大溪文化——这个过去单纯以陶器来界定的文化——的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大家逐渐认识到，那种单纯以陶器来作为界定文化的唯一标准显然存在重大缺陷，考古学文化至少应该包含了一组或多组反复共存的遗物、遗迹，只有当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和共存在一起并多次出现时，才能对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作出正确认知。诚如严文明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应该将聚落形态、墓葬形制、生产工具与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包括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综合起来作为识别和界定每个考古学文化的依据[1]。当然，反复共存的组合存在的时间、空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人们的主观认知差异极大，这也正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存在的严重问题。真实的客观世界时刻在发生变化，我们却以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必然导致对考古学文化产生重大的认知差异。因此，围绕大溪文化诸遗存的性质和命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不过，正当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进程已经走得很远了。

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与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变革历程。 它既是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进程，也与新中国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进程密切相关。下面分几个方面阐述。


一、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发现

湖南大溪文化的田野工作，首先是从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发掘开始的。1955年7月长沙县五区龙头铺（现为株洲市龙头铺镇）烟敦冲遗址的试掘可以作为开始的标志[2]。1967年4—6月，湖南省博物馆对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表的简报对下层出土的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粗陶，上层的细泥黑陶和泥质灰陶为代表的遗存的文化性质并没有作出定性的结论[3]，但发表了彩陶的材料，该陶片为泥质褐色胎，外壁涂红衣，上绘黑褐色弦纹、菱形及圆弧形等组成的图案，发掘者认为这些图案显然具有某些大溪文化的风格。

1974年秋季，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再次发掘[4]。这次发掘的成果颇丰，共开探方12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共计296平方米。共发现灰坑12座,墓葬23座及大量文化遗物，在湖南省还是第一次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发掘报告将出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中期遗存属于大溪文化，晚期属于屈家岭文化。这是湖南第一次明确提出发现大溪文化遗存。该报告还指出，三元宫遗址经历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种文化之间，不但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而且从很多器形可以看出有着承袭关系。这为进一步探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是从湖南的视角最早提出的涉及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观点。

1978年11月发掘安乡汤家岗遗址，发现了12座墓葬及大量遗物[5]。这是第一次指明发现“大溪文化墓葬”。其早期的10座墓葬，特点十分突出：无墓坑，不随葬生产工具，陶器以盘、碗、釜和钵、碗、釜为常见的组合。在这些陶器中，主要以戳印、蓖点、刻划、拍印(或模印)的花纹图案为装饰。这种形式的墓葬材料，在同类型文化遗址，如四川巫山大溪、湖北枝江关庙山、湖北松滋桂花树中都不见。发掘者认为：汤家岗遗址中期墓葬与松滋桂花树、巫山大溪的比较早期的墓葬基本接近，而汤家岗遗址早期的墓葬“似比现已发现的其它大溪类型文化遗址的墓葬更早一些”。由于对这批墓葬的文化属性及年代认知的差异，遂产生了此后关于湖南大溪文化特征上的歧见与争论。

1979年冬季发掘澧县丁家岗遗址，共发掘面积300平方米[6]。报告将所出土的新石器遗存分为三期，指出这三期具有明显的大溪文化特点，其文化内涵与汤家岗、三元宫遗址尤为接近。其第一期遗存仅在汤家岗遗址最下层和早期墓中见到，是大溪文化最早期的遗存。第二期与枝江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一期遗存出土很接近。

1980年冬，发掘安乡划城岗遗址，发掘面积200平方米[7]。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此外还有房址、灰坑、窑址等。报告将材料分为早一期、早二期、中一期、中二期、晚期几个期别。认定早一、早二期属于大溪文化中期和晚期，中一、中二期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和晚期，晚期属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

1980年代发掘的遗址还有华容车轱山[8]、刘卜台[9]。车轱山遗址于1982年冬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清理了129座墓葬。报告将早一期、早二期遗存及第一期墓葬划为大溪文化，而将与之处于同一个墓地且器物形态、组合均极为相似的第二期墓葬与三、四期墓葬一同划为屈家岭文化。刘卜台遗址于1986年初发掘，发掘面积75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物和房址、灰坑、灶等遗迹。报告将材料分为三期，认为一至三期都是大溪文化的范畴。

1990年代，湖南对于大溪文化的考古发掘主要是连续多年的城头山遗址发掘[10]。城头山的考古发掘自1991年开始，这一年，考古发掘的目的是解剖城墙以确定该城的年代，考古出土的资料为7组，认为第1组为大溪文化，第2—5组为屈家岭文化，第6—7组为石家河文化。其清理出的层位关系表明城墙的建造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11]。此后，连续开展工作十多年，发掘面积达6064平方米，并于1996—1998年连续对西南城墙和东城墙加以解剖，得出清楚的层位关系，并最终确定城墙的筑造年代为大溪文化一期，超过距今6000年[12]。城头山连续多年的工作不仅确定了大溪文化古城，还获得了大量的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存，除了城墙、城壕，还有水稻田、祭坛、祭祀坑、墓地和墓葬、建筑、窑场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和丰富的遗物，为湖南大溪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1990年代相关大溪文化遗存的发掘还有丁家岗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13]、汤家岗第二次发掘、划城岗遗址的第二次发掘[14]。这些遗址的发掘补充了大量的资料，丰富了相关的遗存和遗物。

2000年以来，针对大溪文化遗存的发掘，开展得并不多，但是有几次发掘仍然非常重要。汤家岗的第三次发掘于2007年度进行，发掘面积355平方米，不仅发现了一批大溪文化遗迹，还首次确认了汤家岗文化时期的壕沟及其他重要遗迹[15]。优周岗遗址的发掘属于二广高速公路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于2009年冬季开始，至2010年冬，共完成发掘面积3000余平米，除发现一大批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溪文化遗存以及少量汤家岗文化遗存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系列属于大溪文化与原始宗教类活动相关的遗存，包括祭坛、兽骨坑等相关迹象[16]。

2000年以来，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时有进行，2011年护城河发掘[17]，同年为配合文物保护工程设施建设发掘358平方米，揭示出东部大溪文化城墙的建造过程。2012年春配合西南城墙保护展示，发掘218平方米，揭示出从大溪文化早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多组建筑遗迹。2014年，首先发掘了城址西南护城河外庙坟上的一处台地，发掘面积375平方米。确认该台地为新石器时代人工修建而成的一大型台基，其始建年代不早于城头山大溪文化四期，废弃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时期。依堆积特征，其修建时代很可能与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与护城河的修建同时。另外，在庙坟上台地底部，发现早至大溪文化二期的系列柱洞与灰坑遗迹。稍后，在城头山遗址南部现存护城河内岸，城墙豁口之外，东西向布设5×5平方米探方四个，在南北向横跨地表现存护城河布设5×5平方米探方七个，实际总发掘面积216平方米，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遗存[18]。


二、湖南大溪文化研究

湖南大溪文化的研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总的方面来看，最初是对文化内涵的了解，进而对文化性质的认定，再发展到文化分期、文化关系的研究层面。1970年代，学术界还处在积累资料的阶段，对于大溪文化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考古报告中最末部分的总结中，相关综合的研究还很少，甚至还没有单独讨论大溪文化的专题文章。就两湖地区而言，相关遗址的发掘时间和报告发表时间并不一致，因而无法了解1970年代对大溪文化研究的完整过程。

1970年代较早发掘的几个遗址中，松滋桂花树是1974年12月—1975年1月发掘，1976年发表考古报告[19]。江陵毛家山遗址是1975年5月发掘，1977年发表考古报告[20]。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是1975年10月至次年1月，1981年发表考古报告[21]。桂花树的考古虽然还略显粗糙，但发表了大量器物，多数器物是采集所得。通过这次田野工作，认识到“无论从遗址或墓葬的文化遗存来看，都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尤以陶器的风格更为接近。大溪文化特有的仰身屈肢葬在桂花树也有发现。桂花树遗址有一定数量的陶瓶，则是大溪文化中所没有的，而湖南澧县梦溪遗址却有同样类型的器物。因此，我们认为，桂花树早期文化遗存与大溪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结合江陵毛家山遗址大溪文化的试掘资料，可以看出，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到达长江中游，南近洞庭湖滨，其东限已达江陵。”桂花树的报告首次将大溪、桂花树、梦溪冯家巷（三元宫）遗址所出遗物列为同一性质的文化——大溪文化遗存，意味着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大到了洞庭湖畔。至此，在学术界将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圈定在了川东和两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从这时开始正式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固然，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离不开对大溪文化内涵的探讨和分析，与其他区域的大溪文化遗存相继发现这一大背景是相关联的。

何介钧最先对到大溪文化进行综合研究，1980年11月在湖北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何介钧提交了《试论大溪文化》的论文[22]，明确提出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西道四川巫山，东到鄂东黄岗，北到湖北江陵或许更北的京山，南到洞庭湖的北岸。它跨越了大江南北，东西一千多里，而中心地区当在江汉平原西南部和洞庭湖北岸。该文首次对两岸三地的大溪文化做了系统考察和全面归纳，总结了大溪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并对大溪文化进行了分期。他的分期的第一期，以汤家岗早期墓葬、下层地层、丁家岗遗址下层及同层的墓葬为代表；第二期以关庙山第六、七层、蔡台第五层、丁家岗遗址上层和三元宫下层为代表；第三期以毛家山遗址、关庙山遗址第四、五层、红花套遗址一、二期文化遗存、三元宫中层为代表；第四期以大溪墓地、桂花树遗址大溪文化层、红花套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

与何介钧不同看法的观点也在这个会议上提了出来，林向即认为湖南三元宫遗址的一些“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的遗存，不宜称为大溪文化。他指出：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的早、中期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如外红内黑夹砂陶、发达的圈足器、伞纽器盖、空心陶球等。可是不容讳言，有着很大的差异，如三元宫没有大溪文化的典型器物群：巨形斧、圭形凿(晚期才有)、曲腹杯、筒形瓶、玉璜、玉玦等，而三元宫有火候很高的红胎或灰胎黑皮陶，为大溪文化所不见。三元宫的折壁碗、敛口折腹豆、大口尊、无底豆式器座，中期的彩陶纹样，两面有凹槽的石斧，都与大溪文化异趣。因此，他认为，三元宫遗址的早、中期可能只是受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也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所以，大溪文化在湖南的分布大概要另外去找[23]。

1982年，张之恒发表《试论大溪文化》[24]，该文将大溪文化分为五期，他认为大溪文化分布地域东到汉水、西达川东、南至湘北、北至荆州北部。也就是说，承认三元宫、王家岗墓葬为大溪文化；但汉水以东不是大溪文化分布范围。

1983年，向绪成《从关庙山遗址看大溪文化分期》一文发表[25]，该文将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并以这四期作为标尺去量其他遗址，并认为三元宫遗址早期与关庙山第一期相当；中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二期，有少量器物可以晚到第三期；晚一期略晚于关庙山第四期。冯家巷遗址中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三期前段，晚期略晚于关庙山第四期。汤家岗遗址早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一期，中期和晚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二期。对于丁家岗遗址，他认为第一、二期遗存没有超出关庙山第一期的范围，第三期与关庙山第二期相当。晚期墓葬（M1）属于大溪文化晚期。安乡划城岗遗址早一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二期，早二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三期，中一期略晚于关庙山第四期。

1984年王杰发表《对大溪文化中几个问题的探讨》[26]，该文将大溪文化分为四期，认为大溪文化第一期至第四期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第一期有关庙山一期、大溪遗址下层、红花套一期部分。第二期有关庙山二期、红花套一期部分、大溪遗址部分、蔡台五层、桂花树墓葬部分、毛家山部分。第三期有关庙山三期、红花套二期、大溪墓葬部分、毛家山、桂花树大溪文化墓葬。第四期有关庙山四期、红花套三期、大溪遗址墓葬部分、桂花树大溪文化墓葬。并认为第四期的“文化面貌有所变化，灰、黑陶比例大增，似有向其他文化逐渐转化的迹象。”关于湖南地区“大溪文化”，该文首先从陶质陶色和器物形态上认定以丁家岗、汤家岗早期为代表的遗存的年代要相当于或晚于关庙山遗址二期，与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三期接近。另外，汤家岗遗址早期地层中出土的一些陶器，如釜、钵、盆和圈足盘在关庙山遗址第二期才开始出现，由此也可以认定，汤家岗遗址早期只能相当于关庙山遗址第二期。该文还认为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虽然有大溪文化的某些特征和相似的器物，但是有更多的陶器形制和特点与大溪文化不同或在大溪文化中根本不见的，因此，把它作为大溪文化的另一个类型较为恰当。后来，他又认为湖南大溪文化和大溪文化在许多主要遗物方面区别甚大，不是用一个文化中两个类型所能解释得通的。有必要将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另立一名称为妥，并建议将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暂称为湖南大溪文化或另改名为汤家岗文化[27]。

1986年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分别是李文杰的《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28]与何介钧的《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29]。关于大溪文化的分期，何介钧的观点与以前没有变化。李文杰的文章认为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与以关庙山为代表的大溪文化存在类型上的差别，可以归为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至于分期，其看法与王杰一致，认为汤家岗早期相当于关庙山二期。但他观察到了丁家岗第二期墓葬出土了折壁碗，这种碗的形态见于关庙山第一期，不过他据与二期墓葬折壁碗共存的凹沿罐认为，凹沿罐在关庙山为第二期，因此这种折壁碗也早不到关庙山第一期。

上述观点大概是1990年代以前的几种主流看法，涉及到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的年代与特征，实际上主要是年代与分期的对应和文化性质问题。此后，也有文章对此论及，但大体没有逾越前述相关观点。如孟华平认为“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有自己的地域传统，汤家岗类型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有自身独具特征的典型器物组合，很难把汤家岗类型归人大溪文化的系统中[30]。而裴安平则认为湘北洞庭湖新石器文化序列应该基于其本来面貌重新划分考古学文化，他将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所涵盖的大溪文化分解成汤家岗文化—丁家岗文化—划城岗文化[31]。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首先是澧县城头山的发掘，以及划城岗和汤家岗遗址的再次发掘，不仅再一次证明何介钧在湖南大溪文化分期上的正确，也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汤家岗文化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何介钧早在1980年《试论大溪文化》一文中就已明白地就丁家岗遗址下层和汤家岗下层一类遗存作了阐述，指出“它具有了大溪文化的某些共同因素，有理由认为它是大溪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目前所见大溪文化的最早期。但大溪文化的一些特征性因素，有好些在这类遗存中尚未具备，因而又有可能认作是与大溪文化有别，比大溪文化更早的一类原始文化遗存。由于发现还不多，材料不够丰富，可以暂不另外命名，不过它对探索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一个十分值得珍视的启示和线索。”时隔15年之后，何介钧在《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中指出：“当时，大溪文化的分期研究刚刚起步，这样的论逻应该是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意识。现在，当然可以讲得更明确，汤家岗遗址早期连同丁家岗遗址的第一期遗存比大溪文化更早，应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有人建议正式定名为汤家岗文化，我认为是合适的”。并强调“所谓大溪文化三元宫(或称汤家岗)类型不包括汤家岗遗址的早期，而现在提出的汤家岗文化也不是指大溪文化三元宫(或称汤家岗)类型。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将二者严格加以区别和限定。”正式提出汤家岗文化[32]。

本人曾经有感于学界对所谓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或汤家岗文化的概念容易混淆，提出了“汤家岗一期文化”的命名。我在《洞庭湖区大溪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洞庭湖区以汤家岗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早于大溪文化，在文化性质上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有着质的区别，应该从大溪文化中独立出来[33]。汤家岗一期文化的提出有六个大的前提：第一，多年的工作已确认丁家岗第一期、汤家岗第一期、刘卜台第一期等遗存早于关庙山一期；第二，类型学研究的结果已经从这些遗存中提取出典型器物形态和器物组合，并显示出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遗存有质的区别；第三，一大批与之类似的遗址的相继发现与发；第四，考古工作使得洞庭湖区新石器文化序列已渐趋明朗化；第五，汤家岗遗址经过两次发掘，特别是第二次发掘为汤家岗一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第六，鉴于“汤家岗文化”已成为某些研究者印象中的“湖南大溪文化”，为避此嫌疑，故以汤家岗一期文化予以命名。进而指出：比较确切属于汤家岗一期文化的主要遗存有汤家岗早期地层与墓葬、即1982年报告中发表的各探方第（三）层及11座墓葬，1990年发掘的与原报告早期相当和更早的地层和墓葬；丁家岗遗址各探方第（三）层及三座墓葬；刘卜台遗址第一期的地层与墓葬。汤家岗一期文化以泥质陶为主，泥质陶又以粗泥红陶和褐胎黑皮陶为大宗，有一定数量的细砂白陶和夹砂红陶，陶器纹饰极富特点，表现为以刻划、戳印、压印、拍印作为主体。戳印纹多以一系列单组或复合纹的连弧、菱形、锯齿、水波、拆角、羽状、圆圈等纹饰为代表，间或衬以锥刺纹，压印纹主要有弦纹、蓖点纹，拍印多绳纹，陶器纹饰繁褥，造型奇特，反映了该文化独有的特质。主要的器物组合有釜、碗、盘、钵、罐、器盖、器座等。而洞庭湖区大溪文化也可以分为四期，这四期完全可以与关庙山遗址分期相对应。

1990年以后的考古发掘，城头山和汤家岗、划城岗等遗址有了明确的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同时，在峡江地区也陆续发掘柳林溪、杨家湾、伍相庙、龚家大沟、孙家河一类遗址，提出了柳林溪文化的命名[34]。遂使大溪文化的性质、类型与分期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湖南地区大溪文化之源解决之后，还有一个流的问题，即大溪文化的后续文化。这个问题涉及到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一度是学术界的争论的焦点。屈家岭遗址的发掘较早[35]，屈家岭文化的提出也早于大溪文化[36]。因此，大溪文化一经提出，就涉及到其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问题。1959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以后，发掘者就认为该遗存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有区别，可能比屈家岭文化略晚一些[37]。从学术角度而言，最先对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进行讨论的是毛家山遗址发掘之后。江陵毛家山的报告结尾部分就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发表了意见。报告指出，毛家山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存的性质可以归入大溪文化类型。从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来看，它不仅仅分布在川东和三峡地区，还分布到了湖北中部的江汉平原，这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在很大面积上是重合的。关于这两个文化的关系，报告认为，从地层上，大溪文化地层被屈家岭文化地层所叠压；从文化特征上看，屈家岭文化“许多特征明显地与大溪文化相似，这些共同或相似的因素自然不能用相互影响来解释，而只能是屈家岭文化继承大溪文化（包括毛家山在内）的结果。”同时，报告指出所谓的屈家岭文化实际上包括了早期和晚期遗存，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的关系，即大溪文化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于以武昌洪山放鹰台和京山慧亭水库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报告认为它是与大溪文化不同的一个文化类型，年代接近或晚于大溪文化[38]。

1980年代，有关这两个文化的关系问题讨论热烈，主要可归结为“平行论”和“继承论”两派观点。平行论认为屈家岭文化另有渊源，它的早期与大溪文化晚期有过一段时间平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强大而最终取代了大溪文化；继承论认为屈家岭文化源自大溪文化内部，是大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平行论方面，王劲较早对此进行综合研究，她认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两个原始文化的关系，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一前一后的发展关系。它们的起源地不同，大溪文化起源于川东鄂西一带，屈家岭文化起源于江汉平原；它们起源的时间大溪文化要早于屈家岭文化。鄂西大溪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因素是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虽然这里的大溪文化晚期有不少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成分，但整体上来看仍然是大溪文化的范畴，这里找不到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发展的发展序列。另外，从文化交界处如毛家山遗址的出土情况来看，这里的大溪文化已经受到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明显渗透，应为接触地带相互影响的反映[39]。之后不久，张之恒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认为屈家岭文化非继承大溪文化而来。主要依据是：鄂西的大溪文化之上，叠压的都是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遗存，还没有发现屈家岭文化早期叠压在大溪文化地层之上。鄂西大溪文化晚期，受到了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影响，也就是说，鄂西大溪文化晚期是和屈家岭文化早期平行的[40]。王杰也认为，从鄂西、湘北的材料来看，都是屈家岭文化晚期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还未见屈家岭文化早期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某个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共存，二者与互相影响的关系，目前还看不到有继承关系[41]。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一观点也继续存在，孟华平认为，鄂西大溪文化的一些器物很难在峡区找到直接来源，可能与屈家岭文化早期向外扩张有关。屈家岭文化早期以鼎为特征，其渊源主要在汉水下游，与大溪文化谱系不同[42]。林邦存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由边畈文化发展而来，边畈文化比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在江汉地区的任何一个类型都更早发展为以黑陶系为主的屈家岭文化[43]。孟华平在其论著中，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归为南北二元系统，一个是以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为代表的釜文化系统，分布在洞庭湖及峡江地区，可称为南方系统；另一个是以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系统，可称为北方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距今50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发展，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44]。

另一派观点即继承论认为，屈家岭文化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李文杰最先表述这种观点，他认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先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并以陶器形态如圈足器、曲腹杯、朱绘黑陶、蛋壳彩陶、篦点纹陶球以及石器、稻作农业、墓葬葬式等方面推断该两个文化是先后相承接的文化[45]。何介钧认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和大溪文化晚期非常相似，而这些相似的特点在大溪文化的更早阶段即可以找到其原始形态和萌芽状态。因此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大量特点和器物可以从大溪文化整个的发展趋势中找到其演变轨迹[46]。向绪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只不过他与李文杰、何介钧在大溪文化分期上认知不同，他将以屈家岭早期、武昌放鹰台、京山朱家嘴、王家岗上层墓葬、度家岗墓葬、划城岗中一期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列为大溪文化第五期，认为这与大溪文化第四期性质相同[47]。持此类观点的还有张绪球，认为划城岗中一期墓葬、三元宫晚期墓葬、丁家岗晚期M1、车轱山二期墓葬、王家岗墓葬等遗存应该划为大溪文化第五期[48]。

上述两派观点分歧不仅涉及到如何认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谱系结构和文化进程，也

涉及到如何认识考古学文化面貌、性质的标准问题。具体到矛盾焦点上，在于如何认识大溪文化晚期与屈家岭文化早期一批遗存的性质问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派观点还有着明显的交锋。如对于屈家岭遗址下层遗存文化性质的认识上，向绪成认为，类似于屈家岭下层的黑陶遗存，无论是江汉平原（汉东）还是鄂西、湘北，在文化性质上是一致的，应该是同一文化，黑陶遗存很多器物是可以在大溪文化一至三期中找到原来的形态的，如豆、曲腹杯、细颈壶、瓶等，而在典型屈家岭文化中，这些器物基本不再存在，而典型屈家岭文化的器物，也不见于黑陶遗存中，这就意味着黑陶遗存基本与大溪文化的面貌一致，属于大溪文化传统[49]。朱乃诚列举了屈家岭遗址一至第三次发掘的最早一批遗物，也就是第一期遗存，与鄂西湘北大溪文化进行对比，发现有几乎大多数器物都高度一致，进而推断屈家岭遗址下层就是大溪文化。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资料，则证实了汉水以东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是由大溪文化演变发展而来的[50]。王杰则不同意，他认为，屈家岭遗址下层与大溪文化晚期在遗物的形态、纹饰、陶色等方面显著不同，是两个文化面貌根本不同的遗存[51]。

实际上，对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相当于关庙山大溪文化四期或四、五期及其同类遗存的认知上，这类遗存大致晚于大溪文化三期以后，在鄂西峡江及洞庭湖区等地出现了黑灰陶逐渐取代红陶的过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本人在城头山整理期间，确实发现了大溪文化三期以后的一些现象，即无论从聚落形态还是陶器形态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也确实不好理解。随着汉东地区包括油子岭、龙嘴及谭家岭遗址的发掘和材料的刊布，问题的答案才渐渐明朗起来。并接受了屈家岭文化起于汉东的说法，同时对屈家岭文化之前所谓大溪文化四期及其相关遗存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以城头山大溪文化第四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在陶质陶色、器物组合与形态上，均与大溪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将这类遗存从大溪文化中甄别出来，可以考虑以油子岭文化命名[52]。

这桩学术公案，到目前为止大致已经尘埃落定，即屈家岭文化的渊源不在大溪文化内部，而是源自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在屈家岭文化取代大溪文化之前，油子岭文化已经取代了大溪文化并完成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整合。

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多有成果面世，何介钧在1980年代的文章中对湖南大溪文化的分期及各期的相关特征进行了全面研究[53]，1990年代也发表了相关论著对此专门加以讨论[54]。本人对于湖南大溪文化研究也多有涉及到文化分期、文化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考察[55]。从文化传统上，大溪文化是两湖峡江地区承上启下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它第一次对两岸三地的史前文化进行了全面整合，它从距今6300——5500年大约有八百年的发展演变史，它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交流频繁，与外部文化也发生过密切交往，它的重心在长江中游的西南部。后来，江汉平原东部即大洪山南麓汉水以东地区获得快速发展，催生出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油子岭文化，该文化后来全面取代了大溪文化，实现了长江中游文化的空前统一。


三、湖南大溪文化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大溪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经济形态的社会，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生业经济，湖南大溪文化所依赖的环境在湖南地区主要表现为平原景观，当时洞庭湖平原河网交织，很多大溪文化的遗址就在河流附近的小岗地上，有的邻近湖沼。当时的气候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整体温度还略高于现在，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对于稻作农业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澧阳平原是稻作农业较早出现的区域，这里从距今8000年以前的彭头山文化阶段就开始了早期稻作农业，从相关出土水稻遗存分析，从彭头山文化，经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到大溪文化，水稻的性状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迅速进化，人类对于水稻的认知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达。汤家岗文化时期在城头山遗址发现了水稻田，这种水稻田的形状及相关配套设施均呈现出完善的稻作农业水平，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也发现了水稻田，城头山大溪文化阶段的城壕内发现了大量的水稻，说明当时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业经济。大溪文化的农业即使在当时东亚地区也是非常发达的，稻作农业对于水的利用与管理非常重要，澧阳平原从环壕聚落以来，就开始了对于水资源的利用，聚落选址在临水的岗地，这也正是稻作农业的实际需要，水稻需要水，需要水来灌溉，且能给排，这些都为水的管理提供了前提。

固然，在这样的平原水乡环境下，相关的辅助经济或许仍然很重要，城头山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有獾、象、鹿、麂、牛、貉、猪等动物骨骼，其中猪骨经鉴定为家猪，说明狩猎和家猪饲养很普遍，在水生动物方面有龟、鱼、蛙，也有禽鸟的残骨[56]。这些动物或都进入当时人们的食物领域，表明当时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并有一定的渔猎经济成分作为补充，这也是南方平原水乡地区“饭稻羹鱼”生业经济的生动体现[57]。湖南大溪文化阶段对于植物的利用也非常充分，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植物遗存，有作为食物的薏苡、粟、茨实、慈姑、野菱，也有桃、野李、李、高粱泡、冬瓜、黄瓜、葫芦、蘡薁，还有苋、藜属植物，这些均可作为食物[58]。大量的木本植物如各种乔木或灌木也可以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上的工具和用具。城头山还发现了原始的布，或许也是植物制成。

湖南地区大溪文化时期的经济技术，从整体上来都是在稻作农业经济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农业作为生计之需，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之，围绕提高稻作农业的技术也应相应发展。比如灌溉、水运水利设施等也应有所提升。同时，也应有相应的农耕工具的改进，但目前这类生产工具的发现仍然不多，城头山遗址曾经发现骨耜，也有一些石质工具如石斧、石锛的出土，但这类工具发现不多，不可能是当时人们最常见的生产工具，推测应该是以木质农具为主，这类有机物很难保存。石器不发达是洞庭湖平原史前遗址的普遍特征，或许与这里的沉积黏土环境和缺少石材有关。谈到手工业技术，大溪文化时期制陶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陶土中添加掺合料已经非常普遍。因此夹炭、夹砂、夹蚌、夹草木灰、泥质、细泥等多种陶质均有体现，陶色方面也色彩纷呈，有红陶、橙黄陶、白陶、灰陶、酱陶、褐陶、红彩、黑彩、酱彩等多种着色和陶衣的技术，陶器的纹饰有绳纹、刻划、戳印、镂孔、压印、篦点、叶脉、水波等多种装饰手法，在烧制方面已经有了专门的陶窑，这个时期的陶窑有窑炉、火堂、窑床、烟囱等较为复杂的结构，这都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当时一些彩陶或薄胎细腻红、黑陶器已经成为某种特定的产品，流通于聚落和社团之间。聚落之间的交流或许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贸易方式，贵重物品的远距离交流也已经出现，城头山遗址所出土的玛瑙璜、玉玦、绿松石坠或许就是远程贸易而来。与此同时，大溪文化的白陶、彩陶也向外传播，遍及岭南及长江流域。这些既是与外界联系交往的证据，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贸易提供了参考。

大溪文化的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方式，从建造城头山城池来看，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统筹规划与精心设计，人员的管理和调配都需要一定的组织才能进行。当时的社会显然已经开始出现分层，城头山城址的东部，曾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的祭坛和墓葬，从墓葬的情况来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等级较高的墓葬埋葬在祭坛之上，随葬器物也较为丰富，这些高等级的墓葬成排安置，具有一定的规律，或许对应着当时的上层集团。在这批墓葬的周围，则是等级较低的墓葬，多为屈肢，基本没有随葬品。在大溪文化二期城墙的墙基，还发现了一具人骨，没有墓坑，没有随葬品，人骨似为弃置，这或许与某一类城墙奠基的行为有关。这些行为实际上也是大溪文化人们精神意识的体现。祭坛、祭祀坑、墓葬以及相应的遗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行为已经从多神崇拜进入到了具有某种统一信仰和一神崇拜的范畴，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充当了人神之间的使者——巫师作为掌握和传达神灵意志的介质，或是这个时代颇具风尚的精神坐标[59]。

大溪文化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池，城头山城址的出现，犹如一道醒目的风景，将野蛮与文明划分开来。城头山城池势力范围或影响力所辐射的区域，目前还无法做出准确估计，但它的周边显然已经结成聚落共同体。它周边同时期的聚落都比较小，说明城头山城池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城乡之别。这样的规模和形态，乃是远古中国城邑形态的真实写照。所谓邦国、古国，实则是某个区域的城池和周边村社之间形成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构成社会结构上的城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血缘与地缘的结合更加紧密。城头山大溪文化史前城池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序幕，由此而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结 语

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除了认识其文化性质、建立文化序列、完善文化分期外，还从聚落形态的层面对其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这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经对以洞庭湖澧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大溪文化遗存和文化有了基本的揭示和掌握，田野调查和发掘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大溪文化作为湖南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阶段，其建立的第一个史前古城——城头山，也已经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入“十二”、“十三五”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湖南正在尝试建立环洞庭湖片区史前遗址的整体性保护体系，古老的文化正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但是，从学术和业务角度而言，大溪文化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大溪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对于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承、利用，将任重而道远。

湖南参展的部分出土遗物：


图一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陶擂钵
图二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红陶釜
图三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折腹红陶鼎
图四 安乡划城岗遗址出土的灰陶甑
图五 安乡划城岗遗址出土的高圈足白陶盘

注释：

[1] 严文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2] 戴亚东：《湖南长沙烟敦冲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3]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简报中所指的冯家巷即是三元宫遗址。
[4]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6]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第一集，岳麓书社，1982年。
[7] 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8] 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岳麓书社，1986年。
[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华容县刘卜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岳麓
书社，1990年。
[1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试掘》，《文物》19934年第12期。
[1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1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乡汤家岗》，科学出版社，2013年.
[16] 李国斌：《澧县优周岗遗址发掘获重大进展》，《湖南日报》2010年9月19日。
[1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城墙与护城河2011~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3期。
[1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19]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20] 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第3期。
[21] 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2] 何介钧：《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 林向：《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24] 张之恒：《试论大溪文化》，《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5] 向绪成：《从关庙山遗址看大溪文化分期》，《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26] 王杰：《对大溪文化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27] 王杰：《试论湖南大溪文化》，《考古》1990年第3期。
[28] 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29] 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30] 孟华平：《论大溪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31] 裴安平：《湘北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的再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1999年。
[32] 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33] 郭伟民：《洞庭湖区大溪文化研究》，《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34]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第26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36] 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考古》1960年第2期。
[37]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略》，《文物》1961年第11期。
[38] 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第3期。
[39] 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40] 张之恒：《试论大溪文化》，《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41] 王 杰：《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问题》，《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42] 孟华平：《论大溪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43] 林邦存：《略伦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关系——兼论传说时代三庙集团的形成》，《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44] 孟华平：1、《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探》，《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2、《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第172—17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
[45] 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第2期。
[46] 何介钧：《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47] 向绪成：《浅议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与张之恒同志商榷》，《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48]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第96—104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49] 向绪成：《屈家岭遗址下层及同类遗存文化性质讨论》，《考古》1985年第7期。
[50] 朱乃诚：《屈家岭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屈家岭文化的来源》，《考古》1993年第8期。
[51] 王 杰：《屈家岭下层与大溪文化晚期是同类性质的遗存吗》，《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52] 郭伟民：《城头山大溪文化第四期及相关遗存性质辨析》，《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53] 相关文章见何介钧《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54] 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55] 郭伟民：《洞庭湖区大溪文化研究》，《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2010年；《洞庭湖区大溪文化再研究》，《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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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地区处于肥沃富饶的长江中游,自古以 来就有人类居住。两湖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是旧 石器时代猿人居住的洞穴及化石,即湖北郧阳地 区发现的“郧阳猿人”,在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 人化石,还有多件石制工具,包括石核、石片、砍砸 器、刮削器和尖状器。有学者称它为郧县人。这是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湖北长阳地区的早期智 人化石是晚于郧阳猿人的遗存。长阳人所具有的 特征表明它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人。湖南西北 部的澧水流域石门县大圣庙近年也发现了属于这 一时期的遗址,出土了砾石打制的石器,有石核、 大石片、砍砸器、尖状的刮削器和类似于手斧的尖 状器,大圣庙旧石器属于华南砾石石器文化的传 统范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在湖北发现的主 要是江陵县鸡公山的遗址,这是1992年轰动全国 的十大考古发现之首。遗址中不仅出土大量的石 制品,而且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遗址揭露出五百 平方米的人类生活的活动场面,在这一范围内,有 五个大小基本相同的由砾石和石制品围成的圆形 石圈,这是当时人类居住的圆形窝棚的遗存。在遗 址内还发现有加工石器的座位和双脚踏地时的脚 窝,在这一遗址的上面还覆盖着时代稍晚的另一 文化层。这一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使中华民族开发 江汉平原的历史提早到四至五万年,并且使人们 对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江汉平原地带居住生活有了 一个崭新的认识。湖南的澧县也发现了大约同于 这一时期的遗址,其中米家溪遗存表明了旧石器 时代已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时,两湖地区的文化 遗存更为丰富。它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据目前 所发掘的材料看,最早的应是彭头山城背溪文化。 彭头山位于湖南澧县太坪山彭头山,彭头山文化 处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人类使用 的石器已由全部是打制而成转变到开始使用磨制 石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新石器时代的萌芽,人 们开始制造陶器,尽管无论是质地、器形、纹饰,还 是制作方法都表现出早期原始的特点,但已开始 进入制造生活用器的阶段。陶质主要是夹炭陶,颜 色只有红褐色或红色,陶质的颗粒大、疏松而轻; 制作方法颇为原始,是由若干块大小不一的泥片 互相粘接成形,这种方法比泥条盘筑法还要原始 (俞伟超《文物考古论集》1987年)。人们为了追求 美,还在陶器上加上拍印纹、压印纹、刻画和剔刺 等纹饰。这时的器类还很单调,只有缽和罐两种器 类。在彭头山文化稍后的是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文 化。这一文化的特征虽然仍以打制为主,但在各方 面都比彭头山文化有了发展。打制石器在方法上 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磨制石器则出现磨得更 精致的特征。陶器有了大的进步,形制更规整,胎 壁变薄,变得均匀了,表面也打磨得光滑一些。陶 质变成以夹砂陶为主,泥质红陶增多。陶质变得较 细腻,份量变重,纹饰手法开始多样化,器形也增 多了。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它们同属新石器文化早 期的不同阶段,石门皂市文化是承袭彭头山文化 发展而来的。石门皂市文化的分布区域在湖南已 大大超过彭头山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湖北的 发现主要在宜都的城背溪,其特点与彭头山、皂市 文化特点十分接近。城背溪文化的时间大约介于 彭头山文化与石门皂市文化之间。在这一阶段的 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红烧土中残存的稻谷壳,还 有网坠和动物骨髓及鱼骨,说明这一时期渔猎经 济和农业经济已开始并行,表明人类开始走上农 业经济发展的道路。

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大溪文化,大溪虽得名于四川巫山大溪,但它的 主要分布地却在湖北的宜昌和荆州地区,湖南的 北部也有部分遗址。大溪文化出土的遗物水平已 明显高于彭头山——城背溪文化。湖北枝江关庙 山的大溪文化遗址颇具代表性,关庙山出土的陶 器数量很大,已修复的就有一千多件,具有地域和 时代特征的器物是蛋壳彩陶碗和单耳杯,它厚仅 一至一点五毫米,小巧玲珑,造型新颖,色彩鲜艳, 花纹细腻丰富,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罕见的 珍品。它的制作方法是采用泥条盘筑初步成型后, 再将坯体托在手上边转动边刮薄而成,可见当时 人的手工艺已具有一定水平,并且已经相当熟练, 出土的陶豆可见轮制陶器的痕迹。这一阶段陶器 的品种也大为增加,后世常见的炊器釜鼎、簋都在 这时出现,并且还有与之配套的器座和陶支座。容 器中还出现了碗、盘、豆、钵、瓶和杯等。陶器色彩 以红陶为主。关庙山遗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 基址,在已发掘的两千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十座 保存较好、形状清楚的房址。有一座面积约三十五 平方米,房屋内中心处有火塘,四周有墙壁,墙壁 采用编竹夹泥垒砌后,再用火内外烤烧而成,这种 房屋建筑格式表明当时还是大家族集体居住,另 外还有面积达五十至六十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场 所。大溪文化的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所发现的石 制工具,最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宜都位 于长江南岸,石料采用长江边的大石块,来源特别 丰富。虽然大多数仍是打制,但已发现制作石器的 作坊,打制石器的石锤和石砧。磨制石器也大量出 现,有巨大的磨制石斧,还有凿、锛和铲等。目前我 国发现的最大一件磨制石斧(重7250克,长43.1 厘米,宽17.5厘米),就出现在红花套遗址内,它 被称为“石斧王”。石器中的农业生产工具占很大 比例,这是这一文化时期已开始走向农业文明的 证据。

江汉地区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屈 家岭文化,是继大溪文化之后的又一文化阶段。湖 北京山县屈家岭村因此而名扬海内外。1954年人 们发现了这一数千年后仍保存着大量遗物的地 方,于是湖北地区考古工作人员和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第二年开始对这里进行 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了十三座墓葬和大批遗 物。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蛋壳彩陶是最具有地方特 色的器物,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它不 仅薄如蛋壳,通常只有0.1—0.2厘米厚,而且器 形多种多样,有杯、罐、盘等,这比大溪文化是一大 进步。它的制作标志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制陶手 工艺水平达到又一高度。同时出土的陶器色彩也 开始变得艳丽繁复,已由在陶胎上绘单一色调发 展到在陶胎上描绘多种色彩相间的花纹,多见朱 绘黑陶。陶器主要以黑陶居多。屈家岭遗址还出土 了制作精巧、形象逼真的陶制小动物模型,有长尾 鸟、小鸟、陶鱼、陶龟、陶狗、陶羊等。遗址中的石器 主要为磨制,种类有斧、锛、凿、刀和有孔石铲等。 器形由体大厚重向小巧精致发展。含有稻谷壳的 红烧土在屈家岭遗址中则更为多见,由此可知,这 一地区这一时期的人类是以从事水稻生产为主的 农业居民。彩陶纺轮也是屈家岭的典型器物之一, 纺轮周边的图案十分丰富,形体匀称薄小,与厚重 的纺轮相比,它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纺出 更细的线来。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器物特点表明, 它与大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文化遗址的发 现,使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长江中游的父系 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大致景况。属于屈 家岭文化系列的遗址在湖北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 发现,如京山朱家嘴、郧县青龙泉、天门邓家湾、宜 昌中堡岛等;湖南省的澧县三元宫、安乡县渡家 岗、划城岗、华容县长岗庙、车轱山等地也有这一 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在两 湖地区广为分布,并且从开始的各带地方特色到 后期的渐趋一致,可以看出两湖地区从远古开始, 虽然处在不同地域但却共处同一文化之内的地域 文化特征。

继屈家岭文化之后,1956年在湖北的天门县 石家河又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据 考古学家仔细分析和对照,发现它是一种晚于屈 家岭文化的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湖北龙山 文化,时代当属新石器晚期。这一遗址中发现的文 物,在陶器上又有所进步和发展,人们学会了在陶 器上加饰各种形状的纹饰,陶器的制作方法已大 部分采用轮制,因此,陶器的形体更为规整和光 滑。陶器的色彩除前期所见颜色之外,还出现了紫 色和紫红色。制造石器的技术有了较大改进,除了 石制工具之外,还有硬度较大的玉质装饰品出现。 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这时人们的财富 已大大丰富起来,墓葬中陪葬品的多寡说明了贫 富差别,反映了私有制的发展。石家河文化的同期 遗址,在湖北主要有郧县青龙泉遗址、当阳季家湖 遗址等等。湖南则有澧县王家岗、湘乡岱子坪、浏 阳樟树潭等等。石家河文化遗址是人类进入阶级 社会之前最后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在此之后,就进 入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这一阶段了。

两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当地的土著文 化为主体,不论是大溪还是屈家岭,抑或是石家 河,虽然有某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主体却是地方 文化。夏商兴起之后,由于夏朝商朝的武力入侵, 使这个地区受到比较先进和强大之文化的浸润, 其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黄陂 县商代盘龙城遗址中。这一遗址在1954年被发 现,1974年和1976年两度被湖北省博物馆和北 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在盘龙湖畔发掘出 三千多年前的一座都邑城址。城址南北长约290 米,东西宽约260米,周长1100米,面积约有 75,400平方米。据当地居民说,数十年前,这座古 城的四周仍保留有一至三米高的残墙,城墙外有 深约四米的城壕,城内发现有三座宫殿基址,按顺 序排列在一条南北轴线上,已挖掘二座。宫殿为上 下两层建筑,建筑方式是下层建在生土上,上层则 建在夯筑有十厘米至一米高的台基上。从1号基 址可以看出,宫殿分为四室,中间两室稍宽,两边 的较窄,宫殿前后还有迥廊,四壁木骨泥墙,应为 “四阿重檐”(四面坡水)、“茅茨土阶”式的建筑。2 号基址四周有柱洞,可能是一套中间不分室而两 侧开门的厅堂式建筑,它与文献记载中的前堂后 寝式建筑极为相似,应是奴隶主朝会、宴乐和寝居 的场所。

盘龙城外分布着许多遗址,遗址上发现有密 集的手工作坊、平民房基、灰坑、窖穴以及贵族墓 地、平民墓穴等。在作坊区内,发现有房基遗址,灰 坑和含有缸片、坩锅片、黑灰、木炭的灰烬等。在李 家嘴贵族的墓葬内发现一座墓葬,规模最大,随葬 品最多。其中一件青铜钺长41厘米,刃宽26厘 米,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钺中最大的一件。墓中还 出有青铜礼器。贵族墓中的棺椁有精致的雕花,外 壁还刻有饕饕纹和云雷纹,内侧绘朱色,这是我国 目前所见最早的木雕花。墓内还有人殉痕迹。这座 墓葬的遗物表明主人是一位很富有的军事大贵 族。盘龙城遗址内的铜器不仅种类繁多,有礼器、 兵器和工具等,成套的铜礼器的出土反映了商朝 统治者崇尚奢华的特征,而且铜器的制造技术也 比较进步,铜器表面花纹精细,采用分铸法铸造。 这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商代在两湖地区留下的遗址还有很多处,如 湖北的江陵荆南寺遗址、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宜昌 中宝岛遗址等等,湖南的石门县皂市遗址、衡阳县 金山岭遗址、安仁县何喜山、浏阳樟树潭、岳阳费 家河等等。

西周晚期,楚文化的风格开始出现在考古文 物中。这一最初的萌芽是在宜昌地区当阳赵家湖 墓地中发现的,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晚 期带有楚文化特色的遗址。自西周晚期到东周即 春秋时期,楚文化的考古发现开始源源不断地出 现,而且随着大型墓葬的发掘,楚文化的面貌日益 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首先是本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发生一起当 地豪绅大规模盗掘楚王墓的事件,这一次盗墓共 发现铜器、石器和陶器等四千余件,据考古学界人 士对出土铜器铭文分析,普遍认为墓主人是楚考 烈王熊元。然后是湖南长沙等地陆陆续续地发现 不少楚式墓葬,直到50年代初期,湖南的楚墓被 大批发现发掘。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长沙发 现了七十三座楚墓,1952年6月至12月又在长 沙近郊发掘一百五十余座楚墓,1956年以前在长 沙东南郊也发掘了二百零九座楚墓,接着在衡阳 发掘一百余座楚墓,直到60年代,湖南的楚墓还 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截至80年代初期,湖南楚墓 发掘总数已超过三千三百余座。出土文物数以万 计,分布的范围囊括湖南全境。这些墓葬基本上是 中小型墓,只有一座是封君型的大墓,那就是临澧 九澧1号楚墓。这是湖南地区目前所见的最大楚 墓。墓坑内深达十一级台阶,葬具有二椁三棺,椁 内分东西南北四个边箱,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因 此,出土器物仅三百余件,以漆木器为主。有楚墓 中常见的彩绘虎座鸟架鼓、单虎鼓座、镇墓兽、编 钟架、编磬架、兵器架、屏风和一些彩绘漆饮食器 等。还出土了一些炊饮器和竹简百余支,及一些玉 器、琉璃器等装饰品。从出土的漆木乐器架来看, 这座墓中原应存有众多的铜、石乐器、兵器。在湖 南长沙东郊的陈家大山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件 被称为绘画珍品的帛画,这幅画以棕褐色绢为地, 长31厘米,宽22.5厘米。帛画上绘有一条扶摇直 冲的龙和一支展翅欲飞的凤鸟,在右下方有一双 手合掌侧身而立的女子,女子的右下角是一条像 小舟一样的物件。

在长沙龙洞坡楚墓中出土了春 秋晚期的一件铁削,长沙杨家山出土一柄铜格钢 剑,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把钢剑,与钢剑同出的 还有一个铁鼎,经金相学考查,属于铸铁,它比欧 洲使用铁器要早两千一百年。长沙的左家公山楚 墓内还发现了古代的第一支毛笔,毛笔是用上好 的兔箭毛制成。在长沙的左家塘44号墓内出土了 一批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的丝织物,种类有锦、绢 和纱等。其中一块织锦上有五种花纹,花纹中以对 凤纹、对龙纹、方连纹,几何纹为主,织锦为三重经 组织。这是楚文化中的一次重要发现。长沙子弹库 17号楚墓中发掘出镇墓兽和凤鸟鼓架等典型的 楚文化器物。在长沙的中型楚墓中普遍发现有铜 礼器或仿铜陶礼器,且大多成对出现。墓中还出有 兵器如铜剑、戈、矛、盾、甲等,乐器有瑟、鼓、竿,还 有一些木雕装饰品,如虎座鸟架鼓、木俑、镇墓兽 等和玉器铜镜琉璃珠等装饰品,以及日常生活用 品。其中铜镜是长沙楚墓的一大特色,不仅数量多 达四百七十余面,大约四分之一墓中有出土,而且 质量好,花纹美,足见当时铜镜使用的普遍,和楚 人爱美尚奢华的性格特征。(高至喜《中国考古学 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小型楚墓大多都出土陶礼 器,器物有一定的组合型式,但是,各类墓穴又有 一定的差异。

湖北楚墓的发现比湖南晚,但墓葬规模之大, 出土的文物之丰富,却超过了湖南的楚墓。湖北的 楚墓大多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晚期前段的,这是楚 文化处于发展鼎盛的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充分 地体现出这一点。50年代末期,湖北省武汉市汉 口东北郊第一次发掘出战国楚墓,出土了铜兵器 和陶器。自那以后,从60年代开始逐步有小型楚 墓被发掘,其中江陵葛陂寺发掘的50余座楚墓 中,出土了一件虎座鸟架鼓、镇墓兽、漆耳杯、玉 佩、琉璃杯和陶礼器等等典型的楚式器物。江陵城 东谭家湾发掘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戈上有 错金铭文“楚王孙鱼之用戈”。1964年江陵拍马山 4号墓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虎座鸟架鼓和瑟,这 是楚墓中最早见到的形制完整的鼓。1965年江陵 望山和沙冢发掘了三座中型墓,墓的形制为有台 阶墓道墓。墓内棺椁保存完好,墓内共出土遗物八 百余件,最重要的文物有关于“卜筮记录”的竹简 一组和遣策(即记录随葬物品的册子)一组,有铸 有铭文“越王鸠浅(即勾践)自作用剑”的铜剑一 件,有大型错金银的铁带钩、嵌银铜酒樽、人骑骆 驼台灯、玉佩、彩绘竹笥、错银车軎、镂孔杯状器、 彩绘木雕箭箙等一系列制作精良、造型优美、色彩 绚丽而又独具特色的工艺品。其中最为出色的工 艺品是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在高不过十五厘米, 长五十一点八厘米,厚三厘米的木头上,竟排列了 大小五十一种动物,计有凤鸟四只、小雀四支、鹿 四头、青蛙两只、大龙二十条、小蛇十七条,屏上的 动物是分别雕刻之后,再用榫卯接起来的,合起来 就是一幅透雕作品。屏上所有的动物都栩栩如生, 各具姿态,形象传神,这件座屏代表了战国时期楚 国木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1975年至1976年,江陵雨台山发掘清理出 五百多座中小型楚墓,这些墓葬从春秋早期到战 国秦拔郢前后,年代排列得非常清楚,使人们对楚 墓的认识进一步清晰。墓葬大多带有壁龛,用来放 置随葬品,共有四百多座楚墓。墓内出有陶器,计 2455件,陶器分为仿铜陶礼器和实用器两大类。 有泥质褐陶器,陶质细腻,火候较高,质地也较硬, 多为礼器类;夹砂灰陶系,陶质粗一些,但火候高, 多为实用器类;随葬品礼器已成为楚墓的一大特 点。这时的陶器已是以轮制为主,有的还用彩色粉 描绘出图案。陶器中的高足鬲、高兽足鼎和长颈 壶,是楚墓所独有的器物。 墓内出土的铜器为数也不少,铜器的种类按 用途可分为容器、兵器、车马器、衡器、工具、乐器 和杂器等。兵器的大量随葬反映了楚国当时军事 力量强大,战争频繁和楚国的尚武精神。铜器的制作十分精良,尤其是一件熏杯,杯高 12.7厘米,口径8.5厘米,杯的周身透雕互相连 接、方向相反的六十条龙,龙身弯曲,长嘴大耳,龙 身还饰有鳞片纹,杯底为十字形镂孔。这是这次墓 中出土的最精致的铜器。此外,还有镂刻着花纹的 铜制服饰器和车饰等。

雨台山楚墓中出土的漆木器表现了楚国漆器 工艺的发达和完善。在二百二十四座墓中共出土 了二十多种九百余件漆器,其中有不少器物保存 完好。漆器的器型反映出它们大多为实用器,少数 为用于随葬的明器。漆器的质地全部为木胎,色彩 以黑色和红色为底,再用彩粉在底色上描绘图案, 颜色有红、黄、金、赭色等。器物类型有食用器,如 耳杯、漆盒、漆樽、漆木豆、蛋形杯、俎等;日用器有 几、杖、梳、篦;乐器有鼓、瑟、笙等。在漆木器中,虎 座飞鸟、虎座凤鸟悬鼓、方耳杯、漆木豆和镇墓兽 都是楚墓中独有的珍贵文物。从春秋延续到战国 晚期约四百年的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独具特色的 丰富的文物,使人们对楚国的社会历史、生产发展 状况和文化面貌有了一个从早到晚比较全面的了 解,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果说雨台山楚墓只是一篇篇独立的散文, 那么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擂鼓墩曾侯乙墓 就可以称得上一部宏篇巨著了。这座大墓是保存 完好的东周诸侯大墓,墓主为随国国君曾侯乙。曾 侯乙是战国初年下葬的,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 了。随国在历史上与楚国关系极为密切,自春秋初 年以后,一直处在楚国腹心之地,为楚国国中之 国。它的文化受到楚国的巨大影响,从出土的器物 来看,与楚文化基本上就是同一体系。这座墓葬椁 坑面积达二百二十平方米,墓室分为四个椁室,出 土的文物达一万余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 组悬挂在墓室中间椁室内的成套编钟,有上中下 三层,共计大中小编钟六十五件。全套编钟重 2567公斤,编钟形体美观,花纹纤细,铸造精致。 最难得的是每件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 而且都是相隔三度,全套编钟音域可达五个半八 度。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可以演奏中外各种名曲, 真是难得的音乐瑰宝! 墓中的青铜礼器仍如几千 年前时那样排列,九鼎居前,八簋其次,再次是小 鬲和小鼎形器,最后是盖鼎和四盥缶,整个礼器的 摆放秩序一目了然。

楚国的漆木器也颇具特色,这座大墓中出土 的漆器尤为精美。墓中共出土漆器二百二十多件, 超过任何一座已发掘的楚墓,品种之多也前所未 见。其中最精致的漆器是一件漆禁和一件漆盖豆。 禁是一种放置器物的座,禁面由一整块厚木板雕 凿而成;四角浮雕出两条龙,四边的当中也各浮雕 成双身一首的龙,面板分四片,各透雕成几何状纹 饰,四角下的四条腿各雕刻成四兽。雕工之精细, 绝不亚于青铜铸造。在精雕的花纹上还绘有鲜艳 的色彩,真是精美之极,无与伦比。另外一件漆木 盖豆,也是采用透雕和浮雕的方法,将豆的耳部、 豆盖和豆身遍雕上龙或龙纹、兽面等,雕技细致入 微、极富立体感。绘上彩色纹饰后,令人叹为观止。 漆器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楚墓或别的地区都没见过 的衣箱和食具箱、筒形杯,单耳筒杯,双耳筒杯等 等。墓中有的漆器上还绘着一些神话故事,有一则 神话故事类似于羿射九日。在一件衣箱盖上绘有 二十八宿星名图,在星名的两侧,分别画着青龙和 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四象即四组,每组 七宿,分为四个方位,四种颜色,并各与一种动物 相配),这是我国所发现的二十八宿星全部名称的 最早纪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的重要文物。漆器 的花纹也丰富多彩,有动物纹、自然景象纹、几何 纹和神话传说、生活场景等等,尤其突出的是极度 夸张后抽象出的凤鸟纹、龙纹和鹿纹,以及蟠虺 纹、蟠龙纹,这也是楚国浪漫洒脱恣肆艺术风格的 写照。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 精湛堪称一绝,其中以尊盘的铸造工艺最为复杂 和精湛。尊上的纹饰集镂孔、透空、浅浮雕、高浮雕 和圆雕于一身,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真是玲珑剔 透,令人叹为观止。墓中出土的还有珍贵的金器、玉器、水晶,琉 璃质的装饰品等。金器总重达3663.73克,数量之 多也属罕见。从此墓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丝织物残片,可以 看出共有四种不同织物,即纱、绢、绣、锦。墓中还 首次发现丝麻交织物和单层锦织物,有些丝织物 上还有刺绣的纹饰,花纹为互相纠结的龙纹,线条 流畅、针脚整齐、均匀则是其表现出来的技术特 征。整座曾侯乙墓所反映出的就是鼎盛时期的楚 文化的完美形象。

仅次于曾侯乙墓的大墓是湖北江陵县天星观 1号墓,这座墓在1978年1月开始发掘,早于曾 侯乙墓半年。墓主人是上大夫级的封君,名叫邸阳 君番,葬具为一椁三棺,椁分七室。 此墓虽被盗 过,但仍出土两千四百多件器物,有成套的青铜礼 器,还有兵器、车马器。墓中也出有成组的乐器,有 编钟、编磬、鼓、瑟等;漆木器包括凤鸟悬鼓、虎座 飞鸟、镇木兽等,制作也十分精美。这座墓内还出 土有十一幅绘在椁室隔板上的彩绘壁画,和记有 “卜筮记录”和“遣册”的竹简两组。对人们了解楚 国的艺术和封君制度、楚家族历史大有帮助。

除曾侯乙和天星观这两座大墓外,1987年考 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荆门市又发掘五座楚墓,其中 2号墓最大,墓主人为楚国的左尹邵(音驼),身 份为上大夫级。墓中除出土了与以上大墓类似的 大批铜器、漆器等物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出土 了一件绘有《聘礼行迎图》的漆奁和大批记载遣 册、司法等内容的竹简,这是研究楚史楚文化的珍 贵资料。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1号墓,是名副其实 的地下丝绸宝库。墓为小型木椁墓,墓主为一女 性,年龄约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在打开方棺时, 一幅绚丽夺目的丝绸大观展现在两千多年后的人 们眼前。墓主人被一层又一层的丝绸衣衾包裹着, 计有锦袍、单衣、夹衣、锦绔、单裙、衣等各类衣 裙共十五件,还有绣衾、锦衾三件,加上鞋、帽、镜 衣、棺罩、帛画等共计有三十五件,可分为绢、纱、 绨、组、罗、绮、锦、绦八种。这一墓葬中出土的丝绸 制品保存之完好,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是其 他楚墓中前所未见的,足以表现楚国高度发展的 手工业水平。

在楚国墓葬大批发掘的同时,人们对楚文化 的源流和楚墓发掘最多的江陵地区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于是对于楚文化的起源地及楚国的都城的 探索成为必要的课题。从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 者对江陵纪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发 现了高出地面的完整的土垣,查明了城内面积约 有十六平方公里。城垣外有护城河,已探明的城门 有七座,城内有河道通过,河道上建有水门,由城 内可直航长江。城的北面有建筑台基八十四座,在 30号台基上发现了早晚两期房屋的建筑遗迹,房 基长六十三米宽十四米,墙基外有散水,散水内有 柱础。据推测这是一座重檐式的宫殿基址,年代大 约在春秋末至战国之间。(参看《南国名都江陵》湖 北教育出版社)城内发现大量的水井遗址,总计约 有四百口,还有窑址四处。窑址和水井旁清理出大 量的陶片、瓦和部分铜、铁、木器。因此,这里可能 是当时的手工作坊区。纪南城的大规模勘测和发 掘,使人们初步确定纪南城现存城垣的兴建年代 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因而有学者认为,它应是 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

与发掘纪南城几乎同时,对宜城楚皇城、襄阳 邓城附近和云梦楚王城也进行了一些勘察和发 掘,基本可以确定宜城楚皇城为春秋时鄢的都邑 所在地,后并于楚,楚昭王曾一度避难于此。这些 发掘对于确定城址的年代和性质,了解城址所在 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均有一定作用。除 城址的发掘以外,在湖北潜江还发掘了楚国历史 上著名的章华台遗址,为研究楚国的建筑提供了 珍贵的资料。

70年代还有一处重大的考古发现,那就是湖 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铜绿山位于大 冶县西北三公里处,是湖北现今一处重要的铜矿 产区。考古工作者经调查发掘,找出了古代矿坑, 在里面发现了竖井、斜井、巷道和采场等遗址,在 矿坑中发现有作井架支护用的木板、铜、铁、木工 具,和陶质的生活用具;据统计,有露天采场七处, 地下采区十八个,不同时期不同结构的采矿井巷 四百多个;遗址内还发现有大约四十万吨的炉渣, 和三处冶炼遗址,遗址上有八座属于西周至春秋 时期的炼炉,以及残存的炼铜炉炉壁、粗铜块、矿 石、木炭、炼渣、耐火材料、石砧、石球等等。据专家 推算,四十万吨残渣至少是提炼纯铜八至十万吨 以后留下的。铜绿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楚国当 时的采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进入成熟的 阶段。铜绿山是春秋中期以后楚人和越人共同经 营的一个冶炼中心。(参看张正明、刘玉堂《楚史论 丛》初集)

在湖南麻阳县九曲湾,1979年也发现了一处 采铜矿井,采矿坑内采用斜井开采,斜井内发现有 铁锤、铁凿和木牛、木瓢、木锤等采集工具。据推 测,这座矿井的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也正好是楚人 已进入湖南之后。

战国末年秦国白起攻占郢都后,楚地的原有 文化被打乱,尤其是湖北江陵的郢都一带,由于秦 国的严厉统治和强行秦化,楚文化被硬性截断,出 现楚墓的断代。而湖南地区的楚墓葬在这一时期 却相对出现较多。湖南长沙、湘乡、衡阳、益阳,汩 罗、辰溪、溆浦、资兴等地都保存着大批从战国晚 期后段至战国末年的楚墓。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 因为秦拔郢以后,楚虽迁都于陈,却又太靠近齐和 三晋,不如湖南这个楚地稳固的后方安稳,因此, 郢都的大小官员和贵族就跑到长沙、常德等生活 条件好的地方安居下来,(参看何介钧《楚文化研 究论集》第二集)造成这一地区文化短暂的繁荣。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很短,而在湖南的时间则更短。 因此,这一时期若以秦文化的标准来区分两湖地 区的墓葬,则实不多见。较多的应是融合多种文化 为一体而以某一种文化为主要因素的墓葬。而湖 南的大部分墓葬则多沿袭楚俗,湖北的墓葬在某 些秦人控制严厉的地方基本上为秦人墓,如郢都。 一些控制稍松的地区也仍然以楚俗墓葬为主,如 鄂东地区。

秦代墓葬较为集中的地区在湖北云楚县。其 中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发掘的11号秦墓,年代 为秦始皇三十年。墓中除了随葬有七十多件青铜 器、漆器、陶器以外,还出土了1155支竹简,还有 少数残片无法缀合。竹简的内容有十种:《编年记》 《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 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 种。在睡虎地4号墓还出土木牍两件,内容是从军 到秦的士卒黑夫和惊二人写给家人的信。(参见李 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两湖地区还发掘有汉代的墓葬,具有重大意 义的为数不少,为首的是1972年至1974年在长 沙发掘的马王堆1、2、3号西汉墓。其中2号墓是 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墓,葬于吕后二年——公 元前186年;3号墓是他的儿子,葬于汉文帝十二 年,即公元前168年;1号墓是利苍的妻子辛追, 葬于公元前168年以后数年。2号墓被盗过,墓葬 已遭破坏,而1、3号墓则保存完好,墓中出土了数 千件器物,1号墓的女主人还保留下完整的尸体, 曾是70年代轰动一时的重要新闻。1、3号墓随葬 的器物中有漆器、陶器,陶器有按礼制规定组合的 七件鼎,以及其他炊饮器;有数量可观的丝织品, 总计有锦袍十二件、单衣三件;1号墓主身上的衣 袍十一件,还有出于竹笥(竹箱子)之内的服饰和 其他丝织品,以及手套、鞋、袜和头巾、枕头、香囊 等。色泽绚丽多彩,令人大开眼界。丝织品中有一 件素纱蝉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 仅只有49克,抓在手里只一握,真是薄如蝉翼,轻 如飞花。丝绸的种类相当齐全,除了有江陵马山墓 出土的品种外,还增加了一种起绒锦。丝织品中最 珍贵的一件是覆盖在1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 全长205厘米,帛画使用多种色彩,如朱砂、石青、 石绿等描绘,使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帛画分为上 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天上的星象,中部是墓主人准 备升天及祭祀时的情景,下部为水府图形。有学者 认为,这是一幅死者引魂升天的“铭旌”。(参看高 至喜《湖南博物馆文集》)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两座墓葬中出土 了大量的帛书、帛画和简牍,其中仅2号墓就出土 帛书二十八件,这些帛书中有些著作是前所未有 的珍贵文献,有的则弥补了后世同类文献的缺佚 或错误。内容从学术著作到天文占卜、阴阳、山水、 医学和养生等,具有极高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珍 贵文献资料。有学者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楚文化 的因素十分浓重,其原因是长沙地区被秦占领时 间不长,楚文化根深蒂固;汉朝和长沙国在西汉初 期的统治

两汉中期湖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1975年 在长沙陡壁山发掘的曹��墓和1978年在长沙象 鼻咀发掘的1号墓。这两座墓都是规模巨大的木 椁墓,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对解决古代文献中“黄肠 题凑”、“外藏椁”、“便房”、“梓宫”等葬具提供了可 靠的实物例证。在湖北地域内发掘出的汉代墓葬,较大的有 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墓主人为男性,与马王堆墓 有意思的巧合是,墓葬的年代相近,为公元前167 年,同时这一墓中的男主人也保存了完整的尸体, 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五百余件,主要有漆、木、竹、陶 和玉器等器物,且以漆木器为最,共有一百六十余 件,光耳杯就有一百个,还有木俑六十多个。随葬 器物的排列也让人大开眼界,最前排有两个骑马 的俑开道,接着四匹马拉安车一乘,后面又有两俑 骑马,最后为两匹马拉轺车一乘。安车和轺车上各 树有一伞,并有一俑赶车,马车当中有数十个木 俑,车外还有木船一条,船工俑五个,这幅图景表 现了墓主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场面。使人倍感奇怪 的是,如此一座大墓竟然没有铜陶礼器随葬,只有 一些模型式的明器和生活用陶器埋在墓内,据此, 大概与汉初推行节俭,提倡薄葬有关。墓中出土竹 简数十枚,据竹简上的简文分析,墓主人可能是江 陵县令。(参看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 究》)同出的凤凰山8号墓、9号墓、10号墓、167 号墓也出土了竹简共六百多枚,内容多数为记载 随葬物品的遣册,也有少数竹简简文内容与赋税、 徭役、借贷、商业和土地有关系,是研究西汉社会 的重要资料。出土竹简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西汉墓 葬,应数1987年在江陵张家山发掘的三座墓,即 247号、249号和258号墓。共出土了一千多枚。如 此丰富的竹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有关法律的条 文,内容上是在秦律的基础上加进新的条文,这批 竹简的出土对人们广泛了解汉代的社会生活、科 技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都是 十分难得的资料。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群雄蜂起,两湖地区又一 次在军事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三国时期,湖 北的武昌城成为孙吴建国后的第一个王都。本世 纪5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个 地区发现了许多六朝时的墓葬遗址,其中尤其是 对孙吴都城的所在地——武昌城的调查,钻探和 试掘。这次勘察大致探明了城区的布局。六朝时的 武昌城在今天的武汉市以东六十八公里的长江南 岸,现属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孙权将都城从公安 迁到这里时,就改鄂县为武昌县。据调查资料,表 明武昌城为长方形,东西长达一千米,南北宽五百 余米,周长约三千米,城的东、西、南三面都有城 垣,为夯土筑成,东南城垣还保留有断续的夯土城 墙遗迹,基部宽约二十米,高出墙外地面四至六 米。城墙外有城壕,深五米以上。在南垣的正中,发 现一处宽达二十米的缺口,缺口下面发现路土和 石块,估计是南门的遗迹。在东北角和西北角都发 现瓦砾的堆积和夯土层,考古工作者估计,这里应 该有角楼之类的军事设施。城垣的北部紧靠大江, 断面高出今江滩十米以上,有长期被水冲刷的迹 象。江滩上散布着大量汉至六朝时期的陶片和青 瓷片,并发现了九处排列有序的井窖底部遗迹。在 东南角和西南角外的城壕附近,地层中都发现了 较大面积的铜炼渣和烧土堆积,估计这一带应是 当时冶炼作坊的分布地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在湖北鄂城发现 了百余座,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早期吴墓出土的器物简陋,贫乏,只有一些陶器、 铜兵器和少数装饰品,就连大型墓的随葬品也非 常有限,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凋蔽。吴中 期墓随葬品增多,大型墓出土的器物常达百件,中 小型墓的随葬品也多了起来,除陶器外,常常发现 当时流行的青瓷器。到晚期吴墓时,随葬品已经以 青瓷为主,陶器次之了,金银饰品也成为常见的随 葬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青 瓷器物大量用于随葬,器物种类繁多。青瓷器是六 朝时期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品。从鄂城发 掘的三百多座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可以看到青瓷 器制品有日用器皿近二十种,模型明器(即专用于 随葬的器物)如房屋、案、仓、灶、井、磨、动物、车 马、人俑等十余种,这批器物在装饰和造型上都达 到了相当的水平。(参看蒋赞初等《中国考古学会 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湖南的长沙、浏阳、醴陵、澧 县和湘谭等地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 青瓷器,种类与湖北地区相同。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战乱,到隋唐时期 重新统一后的两湖地区,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新 兴的隋唐文化在长江中游以武昌为中心的地区首 先发展起来。据考古工作者统计,在湖北地区发现 的隋唐时期的墓葬约有三百余座,其中重要的有 在郧县发现的唐朝李泰家族墓地和安陆唐朝吴王 妃墓。李泰墓的资料尚未正式发表,我们只知道墓 主李泰是唐朝的正一品官,是唐太宗的嫡出之子, 为长孙皇后所生,被封为王,高宗年间下葬。 墓 内随葬品多,种类全,有陶瓷器、金银、玉器和较多 的陶俑,墓壁上还装饰有壁画。这一阶段在历史上 称为盛唐时期,因此随葬品种类丰富,质量精良。 湖北地区的隋唐墓所出随葬品在整个南方地区是 最为丰富和精致的。湖南隋唐时期墓葬的一个主 要特点仍然是以青瓷随葬为主。1974年湘阴城关 镇发现一座隋朝墓葬,出土十二生肖陶俑和一系 列装饰性青瓷器,瓷器上多印有莲花、草叶等图 案,瓷器均出于湘阴窑。湘阴窑为唐代岳州窑的前 身,是当时的名窑之一。窑内生产的主要是青瓷, 瓷胎灰白,火候高,青釉莹洁,上有印花,到唐代湘 阴窑的印花种类和数量达到极盛。1976年在长沙 市河西咸家湖小学发现的一座唐砖室墓中,共出 土青瓷器和青瓷俑八十六件,除日用器外,仅俑类 就有镇墓兽、武士、人首兽身、十二生肖、文吏、男 女侍从、乐队和驾鹰的波斯人俑等多种,还有动物 模型和什物模型、瓷器种类之繁多,造型之生动, 制作之精美,都创两湖之最。这座墓的瓷器,据考 古家们分析,类似于湘阴窑的产品。

明代在湖北地区的墓葬最丰富的要数明世宗 嘉靖皇帝的父母兴献王朱祐杭和王妃蒋氏的合葬 墓——显陵。明显陵位于湖北省钟祥县郢中镇北 的松林山,陵园有两重城,外城经过五道拱石桥后 进入内城,内城有九道门和殿,最后是后宝城。宝 城由前后两座组成,前宝城高五米,城内有封土堆 (即宝顶),下面就是兴献王陵的前室。后宝城高于 前宝城,但面积略小,下面是王陵的后室,两城以 瑶台连接。显陵是按皇陵的规格修建的,因为嘉靖 皇帝追封他的父亲为恭睿献皇帝,因而墓葬的等 级就不能按“王”来设计了。明显陵的规格与十三 陵应是一致的,但陵内数座石拱桥却是十三陵所 未有,这大概是南方陵园的特色显示。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个儿子朱祯曾封在湖北 为楚昭王,他死后就埋在武昌东南十五公里处的 风景区——龙泉山上,墓葬之处被称为“楚昭园”。 1990年至1991年对这里进行了发掘,这座墓为 土圹砖室墓,墓门为汉白玉石门,墓室为长方形单 室,有后龛和东西壁龛,墓内放置有汉白玉圹志、 供桌、棺床,棺床上有一棺一椁,都已腐朽,三龛外 放置随葬品共一百余件,有金腰带、铜镜、铝锡炉、 盘壶、杯、瓷坛、瓷碗等等。楚昭王陵的墓葬外观十 分气派,光占地就达一百六十亩,但随葬品却少于 同类墓葬,这是令考古工作者们十分费解的一个 问题。龙泉山是一个地势优良、风景十分怡人的好 地方,昭王之后的子孙及王妃们都葬在此地。

两湖地区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和大大小小的 古代遗址,表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发达 之地,尤其是近些年楚文化考古的大量发现,使这 一地区的文化特征得以充分显现,从而使众多的 学者不得不正视这一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 系列,并对它的高度成就刮目相看。秦汉以后,虽 然楚国已不得存在,但楚文化的流风余韵犹存,直 到最后融合进更先进更博大的汉文化中。两湖地 区地汉魏六朝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仍然处在重要的 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也表现出了这一 特点。经过战乱后的唐朝,经济重新振兴,两湖地 区的出土文物之丰富表明,地方经济与全国的发 展水平是相一致的,其中有些地区还处于领先地 位。两湖地区考古与文物的发现使人们看到,古 代,尤其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的文化发展水平与 中原地区是同步的,有些方面更显出它独特的个 性和先进性,数千年后仍不失其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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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俄罗斯已入籍的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静云19日下午受邀到新竹交通大学演讲，题目是“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以大量考古资料，甚至气候变迁佐证，中国最早文明诞生和世界古代文明一样，位于北纬26°-32°间，即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至盘龙城一脉相承，中原文化起源并非黄河流域。

郭静云（Olga Gorodetskaya），苏联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她出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获得大陆“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提名奖。

演讲一开始，郭静云表示，自己过去曾经也跟大家的认识一样，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二里头就是夏都，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于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不过是商人南土，不过后来跑去考古，直觉认为二里岗（早商）又与殷墟（殷商都城遗址），呈现完全不同的型态。

后来翻阅文献，更认为商朝从成汤克夏到帝辛的时间超过七百年，没有一个王室在一个地方继续统治这么久，世界从来没有发生，经过考古资料证明，殷商王族应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领中原的族群，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跨民族、跨国、跨文化，并以军立权的大国。

郭静云演讲不断提到，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史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她认为应该不是一元历史，夏商周也应该包含有多种文化，集合了多种文明的贡献，好比稻作、青铜器、马车。

她先从稻作来看，稻作最早发明于澧阳平原，而江汉流域很早就出现古国，郑洛是稻作的北境，“中原”文化的定义应该是稻米生产区，不过，公元前20世纪北冰洋冰盖融化，青铜器时代第一波气候冷化，两湖地区水位升高，汉水古国必须重修灌溉塘坝城墙，甚至迁城到海拔高一点地方，大禹治水故事，正好描述当时情况。

郭静云说，若看文献，夏禹治水都认为是黄河泛滥成灾，然而当时黄河水量很少，甚至干旱，大禹治水是在长江流域，中国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南地区，非黄河流域的“中原”。

她说，“中原”的重心移至江汉，澧阳平原是开路先锋，其发展造就了“云梦泽苏美尔”。从屈家岭到石家河，是当时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连城邦国。

郭静云表示，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等古城邦在青铜时代，就已建构出“先楚文明”，多方面都优于黄河中下游、渭水一带的文明，二里头和郑偃城等地不但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央，反而可能是先楚的“北境”。

她认为，西周王室其实也是殷商王室的分支，长期内部通婚，殷周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政变，这种文明大变动，由北不断往南战争，熟悉的尧舜禹汤传说，应该也是经过“编辑”后的，其来源应该是“先楚文明”，只是后来被挪用了。

郭静云指出，以局部的考古发现来“证明”，很容易变成以考古来解释传世神话，而非史实，于是造成更多错误认识，她的研究是从多面向考古材料去找答案。

郭静云强调不能全面相信古籍史料，因为谁掌权，就掌握书写的权力，会特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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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



【摘要】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本文认为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我们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关键词】中国冶炼起源 古冶金考古学 长江中游 早期冶铸技术 炼炉遗迹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以上作者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陶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一、前言

（一）对当前冶铜起源研究及其内在矛盾的检视

1、西来说产生的背景

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学界对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的遗址，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以这些遗址作为中国上古青铜文化的代表。顺着这个观点思考，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述黄河流域遗址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因此，厘清其技术的来源，便可以确知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上述遗址的青铜技术已经很成熟，却没有发现早期冶炼的遗存，况且黄河流域并无易采的矿脉，不可能自生发展出青铜文化，因此，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由外地传入，近来逐渐成为共识。这基本上是很难反驳的事实，但关键问题在于，青铜技术来到黄河地区的方向、原本创造和传承的族群，以及创造者的文化属性。这些问题并未获得充分答案，相关研究仍存在着很多矛盾。

二十世纪世界较流行的观点为中国青铜技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此观点有几种依据。如经常有提及，由于中亚的米努辛斯基地区蕴藏丰富矿产并靠近中国西北，因此会有文化传播关系；而且，目前中国西北区域出土了一些时代相对早、技术不成熟的红铜、砷铜与青铜器[1]，学界对其可能的矿源有所判断[2]。在这些资料下，探究中国青铜技术源头的焦点，逐渐聚焦于新疆、甘肃、陕北等西部地区[3]。近来，随着西城驿遗址资料的公布[4]，黄河流域青铜技术经由西方“史前丝路”传来，中国上古冶金技术起源于西方的“西来说” 成为主流观点[5]。

2、西来说关于原创地的疑问

至于青铜技术源于西方何处，仍有包括中亚和北亚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Culture）、奥库涅夫文化（Okunev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等不同说法[6]。但是这些说法均有很多缺环，比如说，因为在新疆地区迄今没有发现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铜器或炼铜依据，所以西方技术经新疆地区传入中国的论点缺乏证据；同时因为缺乏蒙古国地区的资料，冶炼技术经过蒙古草原的路线传入中国的说法也难以成立。[7]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考古资料无法显示中亚炼铜文化进入中国的现象。比如说，虽然有一种常见的论点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中国青铜技术的源头，但是中国考古资料并没有显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影响，因此相关讨论缺乏实际证据。[8]

又如探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时（据碳十四数据其年代范围为2300-1500 BCE，核心年代范围为2200-1750 BCE）[9]，可以发现其铜器的成分和技术与草原耶陆宁文化（EluninoCulture）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Seima-Turbinocomplex）有可比性；但是，耶陆宁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校正数据大范围为公元前2000－1600 BCE，核心范围则在公元前1800－1600 BCE[10]，明显比齐家文化的年代晚。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用碳化粟种测年结果，冶炼活动最密集遗存的年代是公元前2200－1800 BCE[11]；黄河中游发现红铜器的陶寺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1850 BCE。都早于南西伯利亚的早期冶炼遗存。

3、合金技术发展之别

就合金成分而言，中亚以西地区的合金技术发展规律如下：早期以砷铜与锌铜为主，晚期以锡铜为主。而就华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来看，合金技术的发展情况却正好相反。齐家文化金属器比例最高的为纯铜，此外有少量经鉴定为锡铅铜、铅铜和锡铜。而时代更晚的四坝文化（1800－1500 BCE），除了纯铜及锡铜之外，另出现了17件砷铜、9件锡砷铜和1件砷锡铅铜[12]；但是我们无法肯定，这些器物中的砷料是有意加入于合金中，还是铜料中混杂的成分。同一群学者一方面承认，砷的出现乃因甘肃省的铜矿含砷，只能算是杂质[13]；另一方面却又假设，四坝文化有砷铜合金技术[14]。我们倾向于赞成第一种论点，原因是在四坝文化遗址所出土的10件铜锡合金的器物中，砷无疑为杂质（在这方面学者们看法无二)，所以合理判断，在17件少量含砷的铜器中，砷料也是铜矿的杂质成分而已。此外，在四坝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3件纯铜的器物，因此就比例而言，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情况一致，以纯铜器物为主。

黄河中游陶寺遗址的铜器中也含有一点砷，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人工砷铜合金，而是自然铜料中含有的砷，只能算是杂质[15]。对这种含砷铜器来源的看法，由于邻近陶寺遗址的中条山矿脉为砷黝铜矿（TennantiteCu12As4S13）[16]，因此有些学者提出黄河流域的青铜技术为独立起源的假说，并认为其矿源就位于中条山[17]。但这种说法亦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中条山的矿脉较深，不易发现而取得，需要专业的地下井巷结构出现后，人们才可以采得矿石。青铜技术最初发明之时，毫无采矿经验和技术的古人不可能使用这种矿源，甚至难以发现此矿脉的存在。世界历史中，冶炼技术原生区域的开采条件，都不会像中条山矿脉那么困难[18]。

不过在中国境内含砷的铜矿并不罕见，如长江中下游安徽地区的铜矿也含有少量砷，矿脉裸露于地表上，易于发现和开采，此处早期开采遗址可溯源至公元前第18－16世纪，附近也发现有阜南台家寺商时期遗址[19]，以及北阴阳营上层早商时期遗址（18－14世纪）[20]。长江中游早商青铜器也测到有一点点作为杂质的砷，在硫化铜矿中（copper sulphides），含有砷成分的矿物并不罕见[21]。

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林西铜矿冶遗址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曾对铜、锡、砷共生的硫化矿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矿石经过焙烧直接还原生成了铜锡砷合金[22]。林西大井矿发现殷商时期开采的古矿遗址[23]。就此判断，在这些矿冶遗址周围分布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年代为公元前1800－1400 BCE）出土的铜器，其矿源就源于本地，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零星见于整个华北地区[24]。

总体来说，公元前第二千纪广泛存在着铜器的流动，同时应该也有矿料贸易，所以，对于当时含砷料的铜矿来源，难以提出可靠的观点。重点是，即使检测出砷，但因为砷是作为杂质存在，而不能以此证明公元前第二千纪华北地区的铜器技术是传自中亚或北亚地区，这原本就是两种互不相干的问题。

中国由人工有意制造出来的砷铜合金，最早见于西元前第一千纪的新疆地区。此时在西亚、中亚和北亚地区老的砷铜技术已逐渐被锡铜合金所取代，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稳定用锡铜（或锡铅铜）技术，并无砷铜。但是新疆却反而出现砷铜合金，而且其砷料为合金成分而不是铜矿的杂质。从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发展脉络来看，新疆地区回到落后技术的现象，表面上令费解[25]。此疑问基于两种认识：第一，人们先发明砷铜，后发明锡铜；第二，将新疆视为与黄河流域交往一直很密切的区域。但实际上，第一，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并没有经历从砷铜到锡铜的发展历程，其合金技术自始至终皆以锡铅铜为主流；第二，新疆地区族群与黄河流域诸国的交流并非那么频繁和直接。因此，上述的讨论基础并不存在。我们认同新疆青铜技术有可能源自中亚的观点，所以新疆作为中亚的边缘区，在中亚地区已几乎放弃老技术时，边缘地区反而继续在用。新疆地区或许有时候也会与中国西北甘青陕地区交换器物，但总体来说，该地区与中国其它区域的青铜器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所以，就砷铜而言，中国并没有形成制造砷铜的传统，不像西方是从纯铜锻造伊始，经由砷铜技术之后才发明锡铜技术。中国青铜技术是先有纯铜，但从发明合金技术伊始，就以锡和铅为主要合金成分。

尽管新疆之外中国各地成熟青铜器技术均一致，但西北地区与中亚、北亚铜器技术却有一种相似之处，即二者技术来源都并非纯粹单一，而是复杂多元，包括不同的矿源、合金、制造方法等。代表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遗址也同样表现出青铜器来源多元的特点。二里头二、三期（1700-1550 BCE）发现一件纯红铜残片、两件锡铅青铜（包括残片，但其中铅的成分很低）、一件砷铜锥（砷含量为4.47%），这种情况说明铜器来源复杂。然而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起至二里岗文化（黄河中游郑州-偃师地区，1550-1300 BCE），冶金技术及矿料来源开始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盘龙城遗址一致，自此以来，黄河流域青铜文化才真正步入兴盛时期[26]。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黄河流域地区，我们会发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只有简单初步的纯铜技术，但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起，锡铅铜合金技术才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这种情况容易使学者得出中国所吸收的青铜技术是来自外地的结论，因为只有通过模仿和借鉴，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从而快速迈入成熟又发达的青铜文明。[27]但这种看法的重点在于将黄河地区等同于中国，将黄河流域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的说法等同于或放大为中国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黄河流域确实没有原创的冶炼技术，但是中国地区并不只有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

若从黄河流域和华北以外的地区找寻青铜技术来源，我们认为目前最缺乏关注，而实际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出土资料。首先，长江中游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体系，年代相当于西亚苏美；第二，长江中游矿源丰富，很难想象发达的国家对其周遭矿源无所知悉。第三，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遗址（二期至六期为早商时期，约公元前18-14世纪）所出青铜器都属于铜铅锡合金，且其三元合金比例与同时代二里头、二里岗和其它遗址所出铜器相比较，成份更为稳定，且按其比例制造的青铜器，硬度和抗拉度宜于制造锋刃器[28]。安阳殷墟出土的冶炼和铸造场所的资料表明，时代比盘龙城更晚的殷墟，其铜铅锡合金配比反而不如时代早的武汉盘龙城稳定。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炼渣，虽然有铜锡铅三元合金的痕迹，但却以铜铅和铜铅砷合金为多，此应指涉锡料不足的情况[29]。这些证据使我们考虑，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似为长江中游的“专利”。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及详细研究。

4、青铜器种类以及熔炼和铸造方法之别

除了合金技术发展脉络与西方不同之外，中国主流制造的青铜器与西亚完全不同。首先，商文明通用的炼铜工具是炼缸（smelting vat，也称为“大口缸”），这种特殊技术源自长江中游，而未见于中国之外的青铜文化中[30]。次之，中国的青铜容器成为主要礼器和文化指标，成为所谓夏商周文明的“标牌”，其余地区的青铜器反而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31]。况且，因为以铸造大型豪华容器为目标，而采用的陶质合范铸造技术，也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独有特点。

（二）长江中游说的形成背景

图一、长江中游主要早期采铜区和遗址分布。1.龙嘴 2.石家河 3.屈家岭 4.盘龙城 5.吴城 6.大路铺 7.童家 8.法雨寺 9.殷戴家湾 10.香炉山 11.上罗村 12.金鸡岭 13.城头山 14.一百三十亩

由于中国青铜技术的独特性，部分学者始终认为，或许其并非由外地传入，而是本土起源[32]，但是在溯源研究中，均遇到绝境。我们认为，这都是“黄河流域中心观”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古中国文明几乎同等于黄河文明，受此种观念之束缚，学者们过往很少关注长江流域早期文化进程，或者下意识地认为南方青铜技术及相关文化均源自北方[33]，因此极少思考中国青铜技术源自长江流域的可能性。

不过，还是有学者提出中国青铜文化是在长江流域原生创造的观点。如郭沫若在1945年就已提出，商文明青铜文化可能起源于南方：“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而南方的发掘先例向来是很少的。或许是南方低湿，古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34]

其实客观地看，中国南方的湖北江西一带，在先天上具有矿产的优势，实际上也发现了许多古矿井遗址，年代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因此，也有学者注意到长江中游早期冶炼技术遗存。如提出商代的南方中国或许亦有其独特技术，而和北方相互交流技术[35]。中国境内有些学者注意到长江中游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屈家岭文化或已对铜料有所认识[36]。近年来有少数考古学家在长江中游矿区进行发掘，且针对南方地区零星发现的铜器与矿冶遗址的蛛丝马迹，试图建构南方冶金技术起源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北方传来”[37]，包括少量以盘龙城资料为基础的研究，研究南方早商时期的冶炼技术[38]。另有些学者则从更多元的角度论证了黄河中游的青铜文化源于长江中游[39]。这些研究成果初步揭示，长江中游地区的冶炼技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在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和自然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起源的时代也很早。是故，在探索中国青铜冶炼技术及其文化来源时，学界应进一步关注长江中游地区。（图一）

图二、城头山城内横穴窑平面和剖面图：Y10大溪二期；Y4大溪三期

金属冶炼技术起源需具备两项必要条件：陶窑技术发达及活动区域内有铜矿存在，在长江中游地区，均可发现满足此两项条件的证据。就制陶技术发展来说，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制陶技术获得突破，并快速从手制、慢轮修整发展到快轮制陶[40]；大溪二期（约4200BCE）已可见成熟的陶窑技术[41]，配合不同的目的能稳定控制并维持需要的温度。例如，洞庭平原澧县城头山遗址所发现的属于大溪二、三期的窑场，规模大，长期使用，而且分别使用不同的陶窑烧制不同的器物（图二）；除陶窑外，相关配套设施也齐全，包含和泥坑、水坑、工棚、装烧操作平台等[42]，这些均表明，此时烧窑技术已趋于高度专业化。当时创造了很多新颖且独特的器形，如鼎、豆等几种器形后来广泛传播到广大中国区域。长江中游的人们在距今8000多年前（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已用赤铁矿（Fe2O3）制造红衣陶（hematiteengobe），用白膏泥（kaolinite）制造白陶和白衣陶；距今7000年前（汤家岗文化）在原始陶窑内开始搭配氧化及还原的气氛制造酱黑陶，又作外红内黑陶等；到了大溪时期，他们还发明了胎质密度特高的泥质黑陶，以及泥质红陶及彩陶。为制造优美的彩陶器，陶工们到周围的山区寻找矿物颜料。矿源来说，围绕长江中游平原的山脉蕴含丰富矿物，包括赤铁矿、孔雀石铜矿、绿松石、石英、长石等等，在鄂湘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地区也有铅矿和锡矿。这些矿床多有裸露于地表者，易被人发现和利用，采集及开采条件都不难。

从上可见，长江中游地区自大溪文化以来，已全面具备发现金属材料及发明冶炼技术的条件，并且，该地区社会、文化与技术自旧石器末期以来，长期一脉相承地发展（除了长江中游以外，目前资料只有在古埃及才显示类似自旧石器末期以来一脉相承不中断的发展情况）。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考虑中国青铜文明源自长江中游的可能性。但是因为20世纪中国考古一向重视黄河流域的发掘和研究，长江流域考古资料非常稀少，研究也不充分。纵然如此，长江中游地区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还是累积了不少直接的证据，迄今已基本可解答郭沫若在几十年前所提出的疑问。

总体来看，考古学家迄今已在油子岭文化（3800─3450BCE）[43]遗址中[44]，发现有意从山上带到平原的铜矿石，并从间接资料可以判断长江中游对铜料的认识可能溯源于大溪文化（4400-3500 BCE，分为一至四期）。屈家岭文化（3600─2900BCE，分为早期3600-3300 BCE和晚期3300-2900BCE）已见有小型的红铜产品，而石家河文化（3100─2300BCE，大致可分为早期3100-2700 BCE、中期2800-2500 BCE和晚期2500-2300 BCE）及后石家河文化（2300─1800BCE，可分为前期约2300-2000和后期2000-1800 BCE）[45]已发现铅铜和锡铅铜合金产品，以及冶炼和开采的遗迹（见下文）。从这些证据可知，长江流域认识青铜的时间远早于中国西北地区所见，并且可初步证明，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并非西来，而可直接上溯至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并且可能滥觞于大溪文化。

（三）研究基础

本研究缘于田野调查以及对考古报告的重新疏理和研究。我们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文物考古单位的支持下，数次进行田野调查，并实地甄别相关资料。此外，我们团队成员多次参与相关遗址的发掘，亲自发现过且首次认出长江中游早期冶炼遗迹。因此以下研究成果，一方面基于对近60多年来，零星考古发现进行系统梳理，重新认识已发表的资料；同时也依靠在笔者田野调查与发掘中获得的经验、认识和启发。

在我们着手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人们多年来习惯地以“新石器文化”来定义长江中游地区发掘的自大溪至后石家河文化的所有遗址。虽然早已在该地区发现群城和国家结构，但却仍然没有脱离旧的思维方式的局限，因此在发掘的时候并不注意细小石头之类的遗物。冶炼废料一般只是些无固定形状的绿灰色、黑色、灰红色的细小石头或砂砾，因为其外形像一般性的自然物，很容易被当成为普通自然物而跟泥土一起丢掉。直到最近考古界在发掘时，才开始稍微留意到那些在文化层中出土的绿色石头，但也很少检测其成分，只是偶尔纪录为孔雀石而已（但是，大部分此类遗存依然没有被记录在正式发表的报告中）。在长江中游地区温热潮湿的酸性土壤环境中，泥土中的小型铜器很难保存，更难以被发现；同时因预设为“新石器文化”遗存，而无法理解发掘中偶尔出土的小型铜器残件，所以通常不敢如实地加以记录。

另外，对有可能与冶炼有关的烧土和灰烬遗迹的关注和认识也很不足，经常在现场没有及时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细节，事后很难单纯从考古发掘报告的一般性描述中加以了解。考古遗址中，出现烧土的原因有很多，虽然冶炼废料可以说是直接无疑的证据，但由于相关认识和经验不足，不能准确区分出那些与冶炼有关的细小石头和烧土，而经常被当成一般的石头和烧土进行处理，未被详细记录，更谈不上取样分析。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只能根据极少数曾记录出土过铜渣的烧土遗迹的情况，来判断那些并无直接记录的烧土灰烬坑的性质。

以上种种情况，使我们在重新梳理考古报告时发现，很多细节和鉴定资料极为缺乏，导致本来应该很容易得出的认识，变成为需要搜集和疏理大量间接而零散证据的考古侦探工作，也极大地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尽管如此，我们详细研究资料后发现，在汉代以来的帝国史观及近现代人的误认和偏见中，长江中游地区这一原生而发达的古老青铜文明差一点从世界历史中被湮没了。这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实在是相当重大的损失。本文拟从冶炼技术的角度复原这一上古文明的发展历程，并用考古证据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技术发端于公元前第5千纪，一脉相承到商周，因此这不仅是长江流域的地区史，更关乎着对世界重大历史的认识。

虽然从上述基本原则来评估，长江中游矿源丰富而且澧阳平原和与其相连的洞庭平原在公元前第5千纪末期已具备相关烧窑和其他技术，可以相当容易地发展冶炼；但是因为时代越早，冶炼活动越稀少，再加上资料纪录的不完整性，导致我们很难有直接的证据，难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叙述，而是需要运用多重相关证据，并以迂回曲折、反复检索、多方比较、形成证据链的方式，加以表达和论证。从方法上说，我们首先需要从已发现直接证据的汉北地区屈家岭及石家河文化遗址说起，待对该区域冶炼技术的相关知识累积后，才能再检视和了解洞庭地区和大溪文化遗址中与冶炼有关的线索和证据。

因为直接资料零碎而不足，也缺乏前人研究基础，作为一种肇端性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或有不精确的推理和错误解读，但这是一个新领域的起步研究难免之事。

二、长江中游第四~三千纪遗址中发现铜料的意义

（一）天门龙嘴城址出土氧化铜料标本的意义

长江中游地区的上古文化对铜矿的认识很早，盖因长江中游定居的社会生活依其原生的稻作技术[46]，从全新世初期以来稳定地进步及扩展，文化未曾中断，数千年来代代相承，是以当地居民对定居的环境和资源非常熟悉。而该区域东部鄂湘赣交接的幕阜山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此地为蕴藏多种金属的矿带，有众多能让人们轻易观察和采集的地表裸露矿。

但是，由于考古界直到最近都很少注意到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与冶炼技术的发展，而使此地早期人们有意识地采集铜料的证据较为零碎，更因为先验地贴上“新石器文化”的标签，使迄今注意和发现并在发掘报告中加以记录的相关资料极少。在此情况下，仍然还是可以发现，油子岭、屈家岭文化人们有意将产于山区的铜矿石（孔雀石）带到100-300百公里外的平原遗址。比如，在湖北天门龙嘴城址中期探沟内发现了铜料，报告称之为“孔雀石”（标本LZ TG25:24，图三），根据同一期遗迹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范围落在3430-3400 cal BCE[47]或 3300-3100 cal BCE（BA07212, 3248±113），相当于屈家岭文化中期。

为什么孔雀石的发现一定与炼铜有关？这与长江中游矿脉所产孔雀石的属性有关。由于本地孔雀石成分中缺钙，虽然色彩艳丽却质地松软，不适合用来雕刻或作装饰品。龙嘴遗址所在之地离鄂东南矿区直线距离虽有200多公里，不过水路便利。平原地区的人想方设法取得这些不能雕刻加工、没有其它用处的石头，明显是因为早已认识到，它们可以炼成铜，并重视此用途。

孔雀石在早期炼铜技术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铜矿有很多种，大体分为氧化铜（oxidizedore，其中孔雀石冶炼价值最高）与硫化铜（sulphidic ore，指数种含硫磺的化学式）两大类，加工提炼的难易程度大不相同。总体来说，冶炼硫化铜比冶炼氧化铜容易一些，产量也高：冶炼孔雀石既需要高温度，亦需要控制氧气，这一矛盾造成很多困难；至于冶炼硫化铜矿，在1100─1200℃高温容易发生化学反应，飞出硫气而获得纯铜。[48]但是冶炼硫化铜需要具备以下两种条件：第一，硫化铜矿料很少露出在地表上，只有当人们对铜料已熟悉，专门开设矿井去开采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这种矿石；第二，需要较成熟的炼炉，一方面保持高温度，另一方面要特别考虑排除硫气的烟道。而孔雀石色如孔雀羽毛般鲜艳翠绿，埋藏不深，多出露于地表上，容易引起人的注意而使人采集。况且，像幕阜山地区一些矿源品质较纯的孔雀石的提炼相对容易，不需要达到铜熔点那么高的温度，只要在密封还原的坩锅或窑里，在还原气氛中燃烧孔雀石就可以获得纯铜，随即可锻造成器，亦可再经火炼，熔为铜液后铸造铜器。虽然产量不如用硫化铜，但便于最初发明炼铜的情况。所以，若在不位于原矿区的遗址中发现孔雀石，应可作为直接的冶铜证据之一。

中国学者经常将达到1083.4℃铜熔点温度作为炼铜的前提条件，以此为标准来评估冶炼起源的问题。但是1083.4℃的温度条件是针对熔化铜液而言，这实际上只是发明铜铸造技术所需要的温度，而并不代表从原矿冶炼的温度，有些铜矿耐火，需要1200℃以上的温度才能提炼出铜，有些铜矿则不然，比如，从孔雀石中用还原法提炼红铜所需温度就比较低。还原法炼铜的关键在于，需要在氧气不足的条件下燃烧木炭，使得炉内形成一氧化炭（CO），这样孔雀石（碱式炭酸铜，(CuOH)2CO3，malachite）在一氧化炭的环境内产生化学反应，其公式如下：(CuOH)2CO3+2CO→3CO2+2Cu+H2O。换言之，如果在还原气氛中灼烧孔雀石，就可以获得纯铜，此外还会产生水与二氧化碳。实验表明，当温度达到710 °C时，窑内一氧化碳最为稳定，此时可以较为稳定而连续地发生还原反应，提炼出红铜[49]。之后，红铜的加工处理，温度范围可以更大。红铜只需要650℃以上温度就会变软，在650℃─1000℃温度范围内都可以热锻。如果温度低于650℃，也可用冷锻的方式制造小型器物。

龙嘴遗址出土铜料的TG25富含红烧土颗粒和草木灰[50]，很明显是冶炼的火炉所留下来的遗迹。可惜，该探沟没有被仔细记录，导致外人难以了解该冶炼遗迹的性质。

另外，虽然龙嘴的报告将其命名为“孔雀石”，但观察出土背景，我们认为这未必就一定是原生矿料（original ore）。就化学成份而言，孔雀石属氧化矿料，自然界在潮湿的环境中由铜金属与氧气、二氧化碳缓慢反应而形成这种矿石。所以，如果一块纯铜几千年保存在长江中游那么潮湿的环境里，缓慢吸收水、氧化及与二氧化碳产生化学反应，很容易再次形成孔雀石次生矿（secondary ore）。这个问题在冶金考古学中（archaeometallurgy）早已被提出，不仅是理论，实际发掘也有发现，小铜块或铜渣若长期被埋藏在文化层中，可能重新变成为孔雀石；与作为原生矿脉出现的孔雀石相比较，这种次生孔雀石的化学成份更纯，杂质较低；不过，有些矿区原生的孔雀石也很纯，杂质物很低。[51]幕阜山孔雀石恰好是这种含杂质物不高的矿物。所以判断的主要标准还是出土背景以及文化中孔雀石是否有冶炼之外的作用。前文已说明，幕阜山的孔雀石易碎，不能雕刻用作装饰品或者其他作用，而且龙嘴出土所谓“孔雀石”的地方共出有烧土和灰烬，因此从这两个指标来思考，这很难是原生的孔雀石。

进一步来说，这块器物的化学式也不一定是碱式炭酸铜（孔雀石）。比如说，早期冶炼经常会留下氧化铜（黑铜CuO, tenorite）或氧化亚铜（赤铜Cu2O, cuprite）等废料，尤其氧化亚铜是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冶炼失败的常见产物。这种废料若埋藏在潮湿环境里，吸收环境中的水，其外观也会变得像孔雀石。

所以，要分辨出土物是因杂质成份（impurity）高而未被冶炼的孔雀石原矿，或者是冶炼后留下的赤铜废料，或者是冶炼好的铜块（小铜器）被通体锈蚀后的碎块，只有经过化学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才能判断。遗憾的是，迄今在长江中游出土的此类标本极少有经过化学微观分析。长江中游发现的铜块铜料一般情况是，大部分这类标本并未公布，偶尔写进报告里，也概被指称为 “孔雀石”或“铜矿石”。实际上，这些判断基本上都值得怀疑。这类标本的出土地点均伴出大量灰烬和烧土堆积，似乎为冶炼遗迹。由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所谓的“孔雀石”标本实际上是古人曾经冶炼出来的铜，这或者是氧化、锈蚀的金属铜（oxidized cooper，其中有一些可能重新变成次生孔雀石），或者是被丢弃的冶炼废料（slag）。

图三、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铜块及出土背景。龙嘴遗址出土铜块：LZ TG25:24。一百三十亩遗址发掘单位TN24W344c出土：标本7铜块1.5x1.0 cm；炼缸残片：标本377残高7.6 cm；标本233残高7.2 cm；标本231口沿部，口径53.6cm残高12cm；标本119口沿部，口径30.2 cm；标本294底部，底径14.6cm残高11.5cm；标本573底部，底径16.4 cm残高12.5cm；金鸡岭遗址：WNT11097:4铜渣3.6 cm；WNT11097:14石鉼砧，直径5.6 cm厚2.5cm重133g；WNT11096a烧土遗迹14；邓家湾AT1092出土铜块及烧土背景。

（二）初步认识荆门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铜器和冶炼活动的遗存

1、可能发现最早的锡铜

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几个铜块。其中有几件密集出土于一个探方的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出土标本大小不一，几件小块形状不明，但2016HQQTN25W4113:3标本可以看出有似小斧或小锛的弧形刃部。2016HQQTN25W4113:5标本形状较完整，似一件铜锛（图四）。铜器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很不良，全身布满很厚的锈，局部已变成黑铜粉（粉狀的氧化铜）。对粉狀的氧化铜进行X射线荧光仪分析，在不同的粉粒中，铜（Cu）的成分到达92.75~99.20%。除了铜之外，某些部位锰（Mn）和铝（Al）成分亦到达约2%，这应是从环境里吸收的杂质；铁（Fe）的成分约0.3-0.4%，其也属于土中所含的赤铁。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有的测量中，都包含有0.6-1%的锡（Sn）（图四）。因为锡不会生锈，所以青铜器粉化的部位里，锡料的比例只会很低。由于锡不会出现在自然铜料中，也不会从泥土中吸收，所以应该考虑这是人工有意加进的合金成份。

图四、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铜锛:长9.1cm;寬6.3cm;厚2.5cm; 重247g（2016HQQTN25W4113:5）。

下面：铜锈标本（粉状的氧化铜）

目前没有采集到青铜锛所出TN25W41第13层的碳化物碳样进行测年，但同一探方中，间接叠压在该文化层之上的第11层有一个稻谷碳样测试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631-2474年（2016HQQTN25W4111），这表明这件青铜锛的相对年代只会比这一数据早而不会更晚。依据层位关系及文化整体发展情况评估，青铜锛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之前，最有可能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800-2600年之间。

之前锡铅铜三元合金铜片曾出土自湖北省阳新县大路铺遗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地层中（03ET23077:13）[52]。另外，1981-1982年的考古试掘已表明，湖北省通城县尧家岭遗址是石家河、后石家河时期的专业化冶炼遗址之一[53]。我们在2017年9月对尧家岭遗址进行调查时，了解到附近有古代曾被开采过的锡矿。因此，笔者认为，该遗址可能已经是专业化开采锡料的主要据点之一。我们2017年的调查也补证，从剖面层位关系判断，该遗址年代跨度可能从石家河文化至后石家河文化，且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里曾是一座城。我们从剖面上的文化层的中上部采取碳化样本，经检测其日历年代范围为距今4200─4000年。而屈家岭出土的标本亦使我们进一步推论，长江中游可能已经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段就已自行发明了锡铜合金。这比原来所知道鄂东南的资料，时代还早5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中也属于早期摸索锡铜合金的年代。、发掘背景和冶炼活动的年代问题

屈家岭遗址1950年代曾进行两次发掘，由于发现很发达的聚落，当时发掘者误以为该遗址的年代只比商周略早一些，没想到其文化年代居然可以早到公元前第4千纪。1950年代发掘内容分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早段”和“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绝对年代未测定[54]。之后，1989年第三次发掘的面积很少，但测了两个碳十四标本，其中一个为3760±175 calBC (BK2398)，出自该遗址的最早地层，简报称为“前屈家岭文化”或后来改名为“油子岭文化”，大致相当于该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也相当于前述龙嘴遗址的年代上限。另一个数据为3601±169 cal BC (BK2397) ，碳样取自第三次发掘区域的晚期地层，与1950年代发掘对照，应归类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后段[55]。依此屈家岭文化起源应不晚于公元前3600年，而1950年代两次发掘所定为“早期”的年代大致应在3750-3450 cal BC（包含所谓“油子岭文化”），而“晚期早段”大致在3500-3300 cal BC，至于“晚期晚段”可能相当于前述龙嘴遗址晚期前段，即3300-3100 cal BC。在晚期早段的地层中，在500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很厚的烧土面，体积约200立方米左右，但并没有柱洞痕迹；晚期后段烧土面积虽然没有那么大，但也普遍出现。虽然发掘者推论这可能是建筑遗迹，但是，由于并没有发现柱洞痕迹，所以仍有很多不明之处。

第四次发掘的年代范围大体落于公元前3800─公元前2400年内，屈家岭遗址的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很多烧土遗迹，其中包括疑似建筑和陶窑遗迹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判明其功用与性质。或许可以考虑，疑似陶窑的遗迹不一定都是陶窑功能，而部分是炼炉遗迹，因为大溪文化所发明的烧制黑陶的陶窑，完全可以用于从孔雀石中还原铜。

资料表明，在屈家岭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所见冶炼遗存，其技术已相当成熟，说明这并不是冶炼活动的最初源头，还需要更进一步分析该遗址更早地层的遗迹、遗物，是否也有与冶炼相关，且代表更加原始的技术。

此外，出土铜器粉化的黑铜锈样，足以提醒我们，更早的小型铜器恐怕全身都已锈成黑铜（CuO）的粉末（图四），将来在发掘中需要在土中加倍仔细，才有可能寻找到此类遗物。

（三）京山一百三十亩遗址所出铜块、炼缸和技术进步

荆门京山屈家岭管理区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了铜块（TN24W344c:7）（图三），被发掘者视为屈家岭晚期的资料，没有绝对年代数据，只能判断为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

此铜块未做成分分析，外表满是绿色铜锈。[56]陈树祥和龚长根推论这不是铜块“而仍为一块体积较小的孔雀石”[57]。但是，只有少数含铜量极高的孔雀石才会形成全面的铜锈，因此笔者认为发掘者定义为铜块是准确的，或者是氧化的金属铜块，或者是冶炼废料。

遗址中冶炼设施不明。但经查报告，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所谓“铜矿石”的文化层，多含灰烬、碳末，且经多次高温烧烤，变成坚硬的黑色，里面富含红烧土粒；周围出土的陶片也多见厚重质地的夹粗砂陶片，发掘者从中复原出几件炼缸（smelting vats）的碎片[58]（或谓之vats furance，图三）。鄂州博物馆的试验表明，使用这种炼缸，在20分钟内可以还原而熔化2-4公斤铜料。[59]炼缸的出现标志着这时已不再处于简单地运用还原法炼铜并锻造铜器的早期阶段，而是已进化到用炼缸熔化铜液和铸造的阶段。这种用炼缸冶炼的技术从屈家岭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60]所以一百三十亩遗址的考古现场显示出的，不仅是原始冶炼遗迹，而且可以说该遗址的冶炼技术跃升到较为高级的新阶段。

（四）天门石家河城址：青铜技术与文化中心

很多件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孔雀石”的资料来自石家河古城遗址。根据考古勘探，以石家河城为中心的整个遗址，聚落面积约10平方公里。石家河遗址最早在油子岭文化时期被开拓，此地建有不同规模、不同时期的几座城。其中规模最大的城被命名为石家河城，其城墙内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末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100─2400年）[61]，之后城的结构似乎有变化，但并没有毁灭，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城内城外仍有许多人活动或居住；之后才逐渐被废弃（图五）。

在石家河遗址范围内，邓家湾、罗家柏岭、肖家屋脊和印信台四个地点，都曾发现过原生或次生的“孔雀石”、炼渣以及小铜器残片，并且除了纯铜炼渣之外，还发现有青铜炼渣和小型工具。石家河遗址的范围之外，也有几处发现炼铜遗迹和遗物。虽然笔者根据间接证据推论，石家河遗址自屈家岭文化以来已出现冶炼活动，但目前所记录的直接资料都属于石家河文化，因此本文先从有直接证据的资料谈起。

1、西北古城区邓家湾：冶铸青铜工具的遗存

石家河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面积约6万平方米，该地发现多处社会共同祭礼活动的遗迹。在石家河大城尚未建成时，这里可能曾经作过有独立城墙的庙权中心[62]。在石家河大城修建之后，这里依然是重要的祭祀场所。

图五、天门石家河遗址分布区（摘自《时空之旅》，页135）

（1）青铜炼渣和器物的发现

邓家湾发掘报告指出，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很多所谓“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直径为2-3cm，“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虽然从文字叙述来看，似乎出土不少炼渣，但只具体记录了三件所谓的“孔雀石”；此三件虽记录了发现地点，但却未公布照片和尺寸的资料。第一件发现在开口于AT83层、属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灰坑（ashpit）H30（图六）；第二件发现在层位和年代不明的探方（exploration pit） AT203:35；第三件发现在开口于T81层、属石家河文化中期的灰坑H116中（图六）。前两件附有简略的成份鉴定报告。

此外，发掘报告里有一件所谓“孔雀石”的照片，其出土地点的记录是AT1092（图三）；从照片上可看到铜块（器物残块或铜渣）出土的情况，周围似乎有很多烧土颗粒和灰色的灰烬，但报告中该出土单位除了这幅照片外，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该出土单位的资料，甚至其位置也不明。

邓家湾发现的小铜器也只记录了一件，在探方T4出土青铜刀的残片（T42:11，图七），经过检测属含铅的青铜器，并且从表面来看，这不是锻造出来的，而是铸造的青铜刀，其金属成分分析报告只记录了铅同位素[63]。

可见，报告虽然提到地层有很多小铜块（我们也曾亲眼观察过石家河城祭坛上常见绿色的小型块状物），但很可惜都没有进一步测验和研究。虽然在发掘报告中具体提到上述五个例子，但相关资讯都不成系统，出土背景也不明。

关于探方AT203的发掘情况，发掘报告中没有描述，只知道其位于发掘区的南部。成分鉴定报告描述AT203 ∶ 35样本为：“绿色铜渣状矿物”，又称为“孔雀石”。对此，陈树祥和龚长根已提出质疑：“铜绿山出土的孔雀石经检测含铜量不超过57%，邓家湾遗址发掘探方AT203 出土的一块孔雀石（AT203 ∶ 35 ) 经检验，相对含铜量达67.77%，实属罕见。”[64]确实如此，不仅是铜绿山，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含铜 57%已是天然孔雀石含铜量的上限标准。从鉴定报告来看，AT203:35一件除了含有67.77%的铜（Cu）之外，另有较多铁（Fe）、硅（Si）、铝（Al）以及少量锌（Zn）、铅（Pb）和硫（S）等。这种成份结构似乎属于冶炼青铜的炉渣。其中，锌和铅应该是炉渣中的合金成分。硅和铝是组成炉壁、炼缸或陶范的主要材料，铁或为未熔化的矿料，或者也是炉（缸）壁或范的泥土成分。这种成分结构可以参照阳新大路铺专业冶炼遗址来说明其原本意义。大路铺炉壁的主要成分恰好是硅、铝和铁，炉渣成分也含有这三种，再加上矿料的元素[65]。殷墟出土的冶炼用陶质工具的成分亦如此[66]。根据长江流域的冶炼技术，“炉壁”的定义较模糊，因为固定的炼炉或炼缸的材质一致，差异在于固定的炉壁含硅的比例高于炼缸，但是鉴定报告并未提供具体成分所占比例数据。因此这有可能是炼缸壁上的炼渣，而不是类似于大路铺炼炉的炉渣。至于硫的成分，其出现可能指涉着矿料并不全是孔雀石，而包含硫化铜。

根据化学反应和冶炼试验，如果在孔雀石中加次生的硫化铜（如铜蓝Covellite）一起冶炼，因硫与氧发生反应，两种矿物较容易还原成铜[67]。幕阜山除了孔雀石之外，铜蓝石（CuS或Cu2S）、黄铜矿（chalcopyrite CuFeS2）、铜斑铜（BorniteCu5FeS4）等都一起出现，因此可以考虑石家河人已经尝试用不同的矿物冶炼，而注意到矿物搭配的良好效果。不过以上所说，只是我们根据“鉴定报告”不精确描述的文字来推测而已，尚不足以构成严谨的论述。

出土另一块铜料的灰坑H30属石家河文化早期，位于邓家湾发掘区的西北部探方AT8-AT7交界处，我们考证后认为，这里是屈家岭时期核心冶炼区域的西边（此问题将另文展开讨论）。鉴定报告描述H30出土的标本为“绿色铜块状孔雀石”，但含铜量很高，比AT203还高（未提供具体数据）。除铜之外，也包含铁、硅、铝、锌和硫。因为含铜更多，又是“块状形式”，或许可以考虑这是铸造过程中的废品，被剔除而弃置一旁；或者是含有一块未熔化矿料的炉渣；或者是通体锈蚀的器物碎块。

邓家湾报告里存在着很多内在的矛盾，如孙淑云做的鉴定报告一方面依照肉眼观察将标本描述为“绿色铜渣状矿物”和“绿色铜块状孔雀石”，同时却否定前者为铜渣，后者为铜块，所以，这一鉴定结论就好像明明看到是炼渣和铜块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自相矛盾。[68]

（2）冶铸废物堆积坑

H30形状为不规整的圆型，最长径2.86m，深度0.8m，由于发掘时只清理了一半，所以文字描述也不甚清晰。不过，还是可以知道，坑里堆积分三层，每一层土都含有黑色灰烬，出土的陶片有多种，其中包含粗厚炼缸片以及小型坩锅，报告只复原和公布了三件小型坩锅（图六）[69]。总体感觉H30内的堆积应该都是废弃物，其中也包括用坏了的冶炼工具、碳末和废料。比如说，反复使用炼缸来冶炼时，会将木炭和矿石投入炼缸灼烧，而燃烧的灰烬，则弃于垃圾坑，多次使用的炼缸损坏后，也丢于坑中，壁上或灰烬中偶尔会有小型碎渣或未反应的矿料碎块。同时，炼铜废料的出现另使我们思考，在H30成为垃圾堆积坑之前，这里原本就可能是进行冶炼或浇铸的地方；坑中的层位应该也显示出不同时期丢弃冶炼垃圾的情况，每层的堆积物基本上一致：灰烬、烧土块及陶片。

在H30北边，还有一个结构相同的H48，二者开口地层一样，不过H48略宽略深一些，约4m宽，1.2m深，坑内堆积一样，同样包含三层富含烧土、灰烬、草木灰、碳末的黑灰土；堆积物中也有小型坩锅等。可惜只清理了四分之一。这种尺寸较大、形状不明的灰坑，从出土铜料与大量灰烬、烧土、坩锅、炼缸片等判断其性质，也应该是石家河早期与冶炼有关的遗存。

（3）冶铸作坊废弃时的祭礼：石家河文化冶铸场所的复原问题家湾发掘区的东区灰坑H63的性质也类似于冶铸场所，坑口直径为2.4~4.4米, 坑深0.5米，西边有二层台结构，坑内填黑色土，含较多烧土块和碳末，坑内陶片包含炼缸、坩锅，并有很多陶塑动物等祭祀品，时代为石家河中期。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此处曾经有冶铸场所，留下烧土、碳末和缸片等与冶炼有关的遗存；最后H63成为埋葬祭祀品的地方，埋藏的陶塑并没有火烧痕迹，说明两种堆积有先后关系。这种将冶炼工具与祭祀品混在一起的现场表明，埋藏陶塑的祭祀行为是H63的最后使用阶段。至于H63的使用方法，目前我们资料不足，只能提出一些推测：或许石家河人为考虑聚落安全，把有些冶铸场所设置在土坑中，在坑的底部摆炼缸，坑的西壁台阶有可能是专门安排用于工匠下上的。（图六）。石家河遗址有不少灰烬烧土坑在一边安排斜坡或台阶，其用途从来没有被研究。另外，石家河城内的许多冶炼废物堆积之上，有祭祀品的遗存。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规律。

在大路铺等专业性的铜矿业遗址的烧坑遗迹中，从未发现与冶炼无关的堆积，更加没有祭品堆积。而在石家河城内的冶炼活动却与祭祀有关连，或许可以推断，石家河城内的炼炉或冶炼场所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在废弃时会举行社会共同的祭祀仪式，再进行回填，因此上面都会堆积很多与冶炼无关而较精致的遗物。

（4）圆型及竖穴式炼炉遗迹

关于H116灰坑中的遗物，发掘者叙述有发现铜渣[70]。虽然鉴定报告写未发现炼渣，但是鉴定报告并不包括H116出土的铜渣，所以鉴定报告有关邓家湾 “未发现炼渣”的结论并不是依靠全部资料得出来的。石家河遗址中既发现有青铜合金块，亦发现用青铜合金铸法制造的青铜工具，所以发现青铜炼渣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进一步证明，石家河文化早已从铜石并用时期发展到成熟的青铜文化。

图六、邓家湾报告有纪录出土炼渣的遗迹：相关探方平面图。H116炼炉：平剖面图，直径1.2-1.4m，深度0.3.m.; H116:24陶塑狗，通长6.1cm通高4.5cm; H116:36含物狗，残通6 cm通高4.5 cm; H116:31陶塑兔子，通长5.1cm通高4.3 cm。H30出土的小坩锅：H30:1，口径5.6 cm底径3 cm高8.4 cm; H30:23，口径6.2 cm底径2.8 cm高9.8 cm; H30:29，口径6.4 cm底径2.8 cm高9.4cm。H54：平剖面图，直径2.2m深度1m； H54:52坩锅，口径6 cm底径3 cm高8cm; H54:49坩锅，口径8.8cm底径3.8cm高9,2cm;H54:17坩锅，口径8 cm底径3.6 cm高8.2 cm。H63平剖面图。H42:10坩锅，底径3.8残高10。H38:3坩锅，口径5.6底径3.2高8.2。H48:11坩锅，口径5.6 cm底径2.8cm高9 cm。H31:36坩锅，底径3.2cm残高7.2cm; H31:19坩锅，底径3.2 cm残高6.4 cm.

H116位于H30之西南，在其以东约10米处，比其早几百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处曾应是冶炼中心。H116灰坑的性质与H30等灰坑的性质不同，其结构很规整，东、北、南之壁都较陡，西壁较缓，地表有小斜坡，坑口径1.2-1.45，深度0.3m。坑内土夹灰色灰烬，但除了炼渣之外，没有记录与冶炼相关器物的复原，反而记录发现各种零碎陶片和陶塑，与H63一样似乎属于一种祭祀场所，而且，虽然有灰烬和炼渣，但里边出土的祭品并没有被烧过，这应该也显示早晚不同时期的不同用途。从一般性合理判断，炼渣很难被视为祭品，应该代表埋藏陶塑之前H116的用途，而埋藏陶塑代表结束使用H116的祭礼活动。

根据形状和堆积的情况我们推论，H116原本可能是圆型炼炉。我们的根据如下：首先，其形状规整，应为人工开挖而成，虽然发现炼渣，但没有发现炼缸碎片，也不像冶炼过程的垃圾坑。其次，坑的尺寸不大，不像是使用炼缸的冶炼场所，但符合土坑炼炉大小：鼓风足以保持高温度，同时从鼓风口到放铜料的位置的距离，足以形成一氧化碳，以保持还原气氛。若说人们从冶炼场所特地把炼渣带到这里放置，这样做不合情理。因此H116本身可能就是炼炉。石家河人应该同时有多种冶炼、浇铸设施，以配合不同原料和目的，用略不同的技术提取铜，多样的技术背后，均有累积很多经验的历史。土坑式炼炉技术应该早于炼缸的发明，但是炼缸发明后仍继续使用及发展土坑炼炉技术，是因为这种炉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如为提炼硫化铜，带有设计好的烟道的土坑炉就有一定的优势。换言之，我们认为，H116可能原本是圆型炼炉，废弃后，用陶塑等举行祭礼活动而后掩埋。H116出土的陶塑显示炼炉废弃年代大致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图六）。

发掘区还有几个灰坑与H116相似，如H69等。可惜都没有经过详细发掘。石家河早期的H54[71]与H116结构接近，也像是人工挖的圆型炉，壁的一边呈直，一边倾斜；但尺寸大，深度1m，直径2.2m。H54位于发掘区南部，附近有石家河早期祭祀中心，包含典型套缸遗迹[72]。H54坑内土色深灰且富含草木灰烬、烧土粒，坑里发现几件小坩锅，器壁多细孔，内夹碳粒。从坑内的遗存来看，H54像冶炼遗迹，但其尺寸有点大，若作为土坑式炼炉使用，在那么大的空间内很难到达高温度。也许可以考虑其内部曾分隔为不同功能区，其中具体灼烧碳还原铜或熔铜之处只占某一个部分，但是这种内部结构没有保存下来。其实，这种较深的圆型竖穴炉在幕阜山专业采冶区也多见，从石家河以来至商周时期都有发现，结构基本不变。商周时期的炉子保存较好，可以大致复原内部结构[73]，而石家河时期的这种遗迹都被上层遗迹打破，大多遭到破坏，原来的内部结构不清楚，具体功能待研究。

（未完待续）

[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中科院考古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l974年2期；中科院考古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韩汝玢、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4-548页;Kwang-tzuuChen, Fredrik T. Hiebert, 1995, The Late Prehistory of Xinjiang inRelation toIt’s Neighbors.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9, No.2,pp. 269-272; ColinRenfrew, Paul Bahn, 2014, The Campridge WorldPrehistory, Volume 2, CambridgePress, pp.1639-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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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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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rigoriev, Stanisla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554.

[8] Ковалев, А. А. 2004. Древнейшаямиграция из Загроса вКитай 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ародины тохаров. А.А. Ковалев ed.Археолог: детектив и мыслитель: сб. ст.,посвященный 77-летию Льва СамойловичаКлейна. СПб.: СПбГУ, 2004, cc.249—292

9]齐家文化的年代系笔者依目前已发表的碳十四数据进行校正得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张雪莲、叶茂林、仇士华、钟建：《民和喇家遗址碳十四测年及初步分析》，《考古》2014年第11期。

[10] Черных, Е. Н., Кузьминых, С. В.Древня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Grigoriev, Stanislav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p.480,554.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0期；李延祥、陈国科、潜伟、王辉，《张掖西城驿遗址冶铸遗物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2期。

[1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第75─84页。

[13] LinduffK.M., Mei J., 2008. Metallurgyin Ancient Eastern Asia: How is it Studied?Where is the Field Headed? ModelingEarly Metallurgy: Old and New WorldPerspectives. SAA: Vancouver, p.8.

[14] LinduffK.M., Mei J. Metallurgy inAncient Eastern As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p.217.

[15]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1期，2011年，第23─38页。

[16]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17]佟伟华，《垣曲商城与中条山铜矿资源》，《考古学研究(九)》，2012年4月，第346－361页；崔剑锋、佟伟华、吴小红，《垣曲商城出土部分铜炼渣及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文物》，2012年7期，第80－84页；申斌，《商代科学技术的精华》，见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18]详见 AmzallagN.2009 From Metallurgy to Bronze Age Civilizations The Synthectic Theroy;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28页。

[19]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第3─13页。[20]秦颍、王昌燧、张国茂、杨立新、汪景辉，《皖南古铜矿冶炼产物的运输路线》，《文物》2002年第5期，第78─82页。

[21]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29、144页。

[22]李延祥、韩汝玢，《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 年第2期，第151─160、198页；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 年第2 期，第43—50页。

[2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矿1976 年试掘简报》，《文物数据丛刊》1983年第7 期，第138-146页；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 年第１期，第45-50页。

[24]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43─145页、第163─164页。

[25]Grigoriev, Stanislav 2015.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 556.

[26]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2007年第4 期，第21、67—71页；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82、145页；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第32─39页。

[27] RobertsB., 2009. Origins, transmissionand traditions: analyzing early metal inWestern Europe. Metals and societies(ed. Kienlin T.L., Roberts B.W.).Bonn: Habelt, pp.129-142; Grigoriev, Stanislav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 556.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30、532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一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第351－384、427－434页；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第14－25、2页；王学荣、何毓灵，《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相关认识》，《考古》，2007年第1期，第54－63、2页；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第3期，第52－63页；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243－268 页；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第48－57页。

[30]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考古》，2005年第4期，第76-82页；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124-129页；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661─662；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上册，第377－400页；下册，页118－122；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77－178、287─290页。

[31]王建平、王志强、胥谞，《关于中国早期冶铜术起源的探讨》，《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2期，第47-48页

[32]如Barnard,N.,1983. 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indigenous originsofmetallurgy in ancient China. In: Keightley, D.N. (ed.). The Origins ofChinese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pp.237-277; Ko,Tsun,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In: Chen, C.Y.(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world - 这个网站可出售。 - 最佳的civilization 来源和相关信息。 ScientificPublishing Co., Singapore, pp. 225-243;

[33]张玉石，《中国南方青铜器及中原商王朝与南方的关系》，《南方文物》，1994年第二期，第1－7页；

陈朝云，《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7月号，第129－135页；吴志刚，《吴城文化与周公南征》，《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70－72页；Mei,Jianjun, 2009b. Early metallurgy and socio-cultural complexity: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Hanks, B., Linduff, K.(eds.), Mounments,Metals and Mobility: Trajectori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Late PrehistoricEurasian Step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pp.215-232; 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张海、陈建立，《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52─59页；Chang,Kwang-Chih, 1964,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CultureHorizons andTraditions in South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 No. 5,pp.370.

[34]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页。

[35]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6月，第209－255页。

[36]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03期，第38—50页；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17页；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48─49页。

[37]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第8－17页；陈树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2014年2期，第1－26页；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第1－8页；陈树祥，《关于早期铜矿业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以鄂东南及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为例》，《南方文物》，2016年1期，第84－88、33页。

[38] 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

[39]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60─87；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第191─245页；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1－241页。

[40]李文杰，《试谈快轮所制陶器的识别──从大溪文化晚期轮制陶器谈起》，《文物》，1988年第10期，第92─94页。

[41]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第430─434页。

[4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遗址──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57─264页。

[43]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1页；范梓浩，《从泥质黑陶遗存看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转换》，《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31－41页。

[4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着，《天门龙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5页。

[45]各文化的绝对年代系笔者以碳十四数据计算得出。

[46]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农史》，2014年第5—6期，第3—13；3—13页。

[47]陈树祥、连红主编：《铜绿山考古印象》，文物出版社2018年，页23.

[48]Grigoriev,Stanisla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Age, pp.4-5, 38-40.

[49] CharlesJ.A. The Coming of Copper andCopper-Base Alloys and Iron: A MetallurgicalSequence.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Ir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Haven, London , 1980, pp.151-182.

[5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著，《天门龙嘴》，第14、305、329─330页。

[51]Stanislav Grigoriev.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Bronze Age. Oxford: ArchaeopressPublishing, 2015, p.8.

[5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862页。

[53]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李龙章、彭明祺、向绪成、王然：《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第3、7－10页。根据本地人说明“ 尧家林”名称是因为地方口因而被误录，这小地名准确谓尧家岭。

[5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55]屈家岭考古发掘对，〈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第63-96页。

[56]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4－75页、彩版一：6。

[57]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4页。

[58]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

[59]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

[60]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页377─38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77－178、287─290页。

[6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4－17页；郭立新、郭静云，《长江中游大溪至石家河城址结构研究》。

[62]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页289－29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34－136页；郭立新、郭静云，《长江中游大溪至石家河城址结构研究》。

[63]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第19－20页。

[64]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页。

[6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64、866页。

[66]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48－57页。

[67]Grigoriev, Stanislav 2015. Metallurgical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the Bronze Age, p.39.

[68]孙淑云，《邓家湾遗址铜矿渣检验报告》，《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303页。

[6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7─148、243、303页、彩版三〇：1。

[7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4-145页。

[7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8、145-146页。

[72]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第45─57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第316─317页；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47－150页。

[73]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7页；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48－57页。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以上作者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陶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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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文明起源于哪里？


[编者按】中国青铜文明，特别是别具特色的中国青铜礼器传统和范铸技术源自何处？在中国青铜文明的三大源头地区中，哪一个才是主流？最近湖北屈家岭遗址第四次发掘，发现大量成型的含铜达94%的铜，为以郭静云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主张的中国青铜文明之主流源自长江中游地区的学说提供了直接证据。本期摘发《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编第八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兼谈湖南地区盘龙城文化”之部分内容。

甲同学：老师觉得对中心的认识是能够改变的？

立新老师：当然可以变。前面我就说过，考古首先是一个依靠发现来确定自己认识的学科。考古学家认定的文化中心，往往跟考古发现和认识史有关。考古发现有随机性，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原有的认识就有可能需要改变。早期的发现是不是刚好代表这个文化的中心？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只能说是巧合，是历史的偶然性。越到后期，考古资料越多越全面，才越有可能判断出这个文化的中心区在哪里。

乙同学：可是这样不就没有定论了吗？

静云老师：「定论」？科学研究哪里有那么多定论？特别是在材料还少的时候，就根本不应该有定论。使用现有的所有材料来研究，当然会得到与目前的知识和材料相应的结果；如果之后有新发现，就应该改变原有的观点，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科学认识也好，历史复原研究也好，都是一种历史过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唯一需要尊重的就是一手的资料和证据。所以，当新的资料表明，二里头、二里岗和盘龙城等遗址都呈现出同样的文化内容，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圈，那么，我们应该放弃既定中心的做法，而是根据所有资料和证据重新思考，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到底在哪里。当然，在重新思考过的程中，除了从材料出发外，我们还需要看到组织材料背后的情况，以及文化发展渊源问题。郑洛地区在二里头遗址出现之前是相当贫穷的地方，而长江中游一向是富裕繁荣的地方，盘龙城的大部分因素，见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而不是郑洛地区所谓王湾三期、新砦之类。其实仔细来看，所谓王湾三期文化就是豫中南地区的人们受到石家河文化影响的成果。文化的传承怎么可能先从石家河传到几百公里远的二里头，然后再传回到石家河故地的盘龙城？如果说后起的盘龙城比二里头晚很多，那还有可能；但问题是，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几乎是同时兴起。跟二里头相比，盘龙城二期之前还有一期文化层，文化发展成熟的年代应该更早。盘龙城顺天时，得地利，具人和，理应是石家河文明的直接传人。

我这里有一盒饼干，大家一起吃吧？谁先拿？坐在我旁边的范梓浩或者坐在最远的赵柏熹？

柏熹同学：好东西总是梓浩先拿，他总是坐在前面！到我这里就一片饼干都没了（生气）……

梓浩笑笑，高兴拿饼干：所以嘛，盘龙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哦。

徐坚老师：不要太欺负柏熹，留给他一点，大家都来分一分吧。

（同学们休息一会而吃饼干）

甲同学（嘴里还嚼着饼干）：但是二里头不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器吗？掌握新技术而成为新中心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诗萤同学：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一起说明的。首先二里头为什么能最早掌握青铜技术？他们怎么知道金属矿料？难道二里头附近有丰富的铜矿？

甲同学：因为他们先接触到其它青铜文化吧，例如北方草原地带与河西走廊地区。

静云老师：河西走廊地区学习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冶炼技术是很有可能的。但情况应该比较晚，大概距今4000年左右。那时候其它地方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展出成熟的技术了。郑洛地区则更晚，而且离河西走廊比离盘龙城更远，它们之间应该没有直接的来往。

甲同学：我慢慢才发现，我们原来的知识就象这张鸭子守家护院的图一样，还是要排到位。（大家笑）

静云老师：炼铜需要铜矿，还要掌握高温技术。所以，率先自行发展出青铜技术的地方，一定是有着制作青铜所需矿物，同时具备高超制陶技术的地方。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大冶、江西瑞昌一带，是矿藏富足的铜矿带；加上屈家岭文化时，制陶技术就已经十分发达，结合这两点，很有可能发现铜。

梓浩同学：为什么制陶技术和能够认识「铜」有关呢？

静云老师：铜的熔点高达摄氏1084度。即使人们居住在临近铜矿的地方，但如果没有掌握高温技术，就炼不出铜。如果不能熔化出铜液的话，铜矿对他们来说，还是无法利用的石块而已。所以，最早炼铜的人，一定已经掌握了高温的技术。在那个时代，人们之所以掌握高温技术，和制陶有很大关系，不是吗？

梓浩同学：但即使如此，他们为什么要把铜矿放到陶窑里烧啊？

静云老师：最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偶然，因为陶坯或做窑炉的粘土中含有碎小的矿砂。当时制陶时，为了追求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工经常进行改良实验，在陶土中加入各种不同的掺和料，很可能在其中加入铜矿砂，或者取掺了铜矿砂的土制陶，大溪晚期、屈家岭时期已经能烧很高温的陶器，所以就能发现铜的熔化现象了。

柏熹同学：目前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铜矿石，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啊？

诗萤同学：距今5500年左右，在油子岭文化早期已经发现了。

梓浩同学：这非常早喔！比华北早得多 ！

鹤语同学：这应该和蚩尤的故事相关吧？传说的年代和油子岭也差不多，或许蚩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管子》有记载：蚩尤作兵，他们受卢山之铜而作剑、铠、矛、戟……

诗萤同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蚩尤只是神话吧……

静云老师：神话不能直接当成史实。这是古人留下的某一文化的记忆，到战国、汉代时，这些原先口传的神话被记载下来，但已经涵盖和混合很多不同时空的理解和记忆。当然，其中可能也含有源自长江中游发现铜的记忆，但是传说和史实有差异！首先，长江中游的铜器不以兵器为主，主要是工具和礼器，这是本地特点。在北方，直到西周时期，青铜工具还是不多，南方因不缺铜，技术也发达，青铜工具一直被广泛使用。

乙同学：南方有发现早期铜器吗？印象中好像都是北方。

静云老师：屈家岭文化应该是有红铜器，但目前很少有正式公布，因为意识形态的框限，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所以不允许发现铜，但确实曾发现过。石家河文化则是确切有小型青铜器发现，如石家河城中的邓家湾和边上的罗家柏岭都曾有发现，时间上和北方发现小型红铜、青铜器的时间相差不多。由于铜矿来源的关系，北方很可能是接受外来的器物或者技术，而石家河文化所发现的器物应该是本地自行研究发明的产物。

乙同学：我感觉还是证据不足，还有其它证据吗？

诗萤同学：有距今5500年的铜矿采集的资料，有大概距今5000年的红铜器，和约距今4500年的青铜器，这证据怎么会不足呢？二里头距今3700之后才有小型铜器，难道就证据充足？而且针对石家河与盘龙城青铜技术的传承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可以做补证。例如说，大口缸、硬陶，还有范铸法。

首先说大口缸吧！厚胎大口缸的造型呈尖底、口大，底部外突，无法直立，因而具有显著特色。经过研究，发现这种陶缸可以用于熔化铜液，并进行浇铸，这即是坩锅的用途（图中甲、乙、丙型陶缸）。而这种陶缸在各地都出现不多，唯独大量出现于长江中游，是长江中游既有的器物。缸在石家河文化时突然被重视，当时所制的祭祀用陶缸特别厚实，完全可以作为坩锅使用。特意将厚壁陶缸用于祭祀，这与陶缸能够在铸铜环节中起到作用应该是有密切关联的。

盘龙城文化用于熔化铜液的坩埚分型分期表（摘自《考古》2005年7期）

甲同学：可是你不是说「江河中原」均属同一文化吗？为什么北方郑洛少做缸呢？

诗萤同学：同一文化也有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北方也有缸，甚至还作为礼器以表重视，只是造型通常难以作为坩锅来用，很可能是因为不清楚缸作为坩锅的用途和制法，自然也就难以理解南方人重视缸的原因，所以他们较少做缸了。这一点也说明了北方不懂南方的铸铜技术。

梓浩同学：那这么说来，这种以缸为坩锅的铸铜技术并没有广泛传播，而是仅局限于长江中游地区，郑洛地区的人可能并不理解这种技术。

诗萤同学：这一技术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技术，自然不会刻意广传，以保障自身在技术上的优越。北方殷墟时期出现一种叫做「将军盔」的坩锅，应是基于陶缸为坩锅的技术而来。由此可见，这种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传向了北方，不过「将军盔」仍只出现于能制造青铜器的少数几个国家，因为它只是为了铸造青铜器而烧制。技术的发展通常建立在原有事物的基础上，大口缸是这样，硬陶也是这样。

梓浩同学：我补充一点，印纹硬陶就是瓷器的前身，硬陶与铸铜技术有关，因为能烧成硬陶的温度和能够铸造铜器的温度相近，都是千度以上高温。我看过相关文章表示，硬陶原是用于制造坩锅和陶范的材料，所以能够铸造青铜器，也就会烧制硬陶。

静云老师：硬陶的确与铸铜技术有关，但并非用于制造坩锅和陶范，我比较倾向于认为硬陶是铸铜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在炼铜的过程中，炼炉自然瓷化而成为夹砂硬陶，此乃硬陶和原始瓷器技术的滥觞。同学们应该了解，烧陶的窑壁和制陶的原料都是土，烧陶的人会发现一般的粘土在高温下会融化，所以进行高温烧制时，需要寻找一种耐高温的土，反复的试验下，人们发现将瓷石与陶土混合后，能耐高温。于是把这种混合的土作为炼炉或坩锅的内部，在高温作用下会自然出现瓷化现象。瓷化现象所造成的坚硬且有金属感，逐渐被人们认识及欣赏，进而尝试用这种土做高温陶器，烧出来的即是硬陶，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硬陶是在鄂东南后石家河文化偏早阶段，距今4200年左右。而这个地区恰好也是早期炼铜的关键区域，其炼铜遗迹甚至比硬陶出现的时代还要早一些。

诗萤同学：嗯，硬陶在刚出现时，也是一种很难得的高技术产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硬陶器，大多数不是用作实用器，应是作为礼器使用。

静云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差不多十年前，我那时候还以为夏商的源头在河南，所以我去河南二里头、郑州找出土的带神纹礼器。到了二里头工地，感觉上没有我想找的东西，都是普普通通的灰色陶器。突然仰头，在最高处看到一件与其他器物毫不相似的大簋，就像看到外星人一样突兀，它带神纹，陶质、陶色都不同，明显不是本土制造。工地里的人也都说这是从长江流域进来的硬陶。超级美，就是它。

梓浩同学：老师，我这样理解，对么？一般的陶器无法耐受硬陶能承受的高温，所以最初追求高温的理由，应该不是因为已经掌握制作硬陶的技术，而是因为对铜有强烈的需求，所以追求掌握稳定可控的高温，正是在不断进行的高温试验中发现并制作硬陶器。其实合金的熔点偏低，因此陶范和坩锅不需要耐受过高的温度，合金熔点大概800度左右而已。

诗萤同学：是的，陶范和坩锅多数只是夹砂和石英的黏土。不过目前南方的陶范发现的较少，多在北方二里岗、殷墟发现。

乙同学：等等，如果陶范多在北方出现，不是和南方为青铜技术起源的说法背道而驰吗？

诗萤同学：没有。我在盘龙城与石家河遗址发掘时，经常看到地层中出现一些已软烂如泥的陶缸，难以取出或复原，即使能够取出，通常其边角也磨损严重。包括美丽的印纹硬陶，在土中看到痕迹但取不出东西。陶范保存情况比陶缸更差，而且陶范上的刻纹也多有残损，难以被人们发现和注意，这和南方高温多湿的气候环境有关。盘龙城、三星堆、吴城文化的情况都一样。然而其青铜器具有当地色彩，不可能是外地制造，也确实是由陶范铸造的；此外，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的泥芯，经检测也属于当地的泥土，这些都显示出盘龙城的确可制造陶范与青铜器。结合前面静云老师讲的硬陶发明的过程，从中可以推知，当时进行着铸造大型青铜器的研究和反复实验。人们一开始可能用石范来铸器，后来发现适应性更好的陶范。但是盘龙城陶范技术属于较原始的摸索阶段，未必像后来的陶范那么规整和好辩认，所以在发掘时很容易被忽略。相反，二里岗和殷墟遗址出土的陶范，其时代较盘龙城晚，也具有清晰可辨的特征，说明其陶范技术已处于稳定和成熟阶段。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西亚，经西北和北方传入南方。按照这个逻辑，使用陶范的块范铸造法也应该是自西方传入的技术。奇怪的是，西亚却没有块范法。块范法是中国独有的创造，是世界其它地区没有的技术。块范法的唯一性表明，中国至少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炼铜技术起源地。目前所有证据，都将这个起源地指向长江中游，特别是鄂东南矿区，块范法技术是从这里出发扩散到其他地区的。

甲同学：北方接受外来的冶铜技术，再自行研发和创造块范铸造技术，这样不也可以吗？

诗萤同学：通常如果接受外传，则只会直接使用外传技术，或者使用很久之后才改良，创新并不是那么容易和快速的事情。也有像是「山寨产品」这种例子，只学习却不创新，这不也是常有的事吗？

梓浩同学：说的也是，后来传入失蜡法时，中国也没有因此研发出独特的技术，而只是学习和模仿。

诗萤同学：是呀，所以说，使用陶范制造青铜容器的这种想法，更可能是来自于制陶技术更加高明的南方，而不是北方。块范法应是由南方首先创造的独特技术。此外，郑州出土铜器的化学鉴定也表明其来自长江中游，有很详细的化学分析，这没什么问题！

钰珊同学：还有化学？学姐真是太厉害了！我不太会化学。怎么办？

立新老师：不要急，历史中有很多不需要用化学或统计学方法来分析的问题。

甲同学：我反而喜欢化学，在初中时做了很多实验。哈哈。

乙同学：我听过这样的解释：郑州的人来到盘龙城，并以盘龙城作为据点，是为了掌握并开采鄂东南的铜矿。

诗萤同学：但是郑州在本地没有铜矿，不知道铜矿是什么，他们可不像现代人有电视和网络啊，甚至还不知道青铜技术。

梓浩同学：他们也许占卜？哈哈。

（同学大笑）

哪里找铜？

诗萤同学：梓浩，你让我笑到没办法继续说了！

梓浩同学：邱老师抱歉！

诗萤同学：（忍笑）而且假如武汉的人们已经用了一千多年的铜，他们为什么要让郑州人随便用当地资源？郑州人很强？武器很多？

梓浩同学：他们的巫师很厉害，可以使妖术让武汉的人听话！

柏熹同学：梓浩！]

梓浩同学：嚜嚜

诗萤同学：郑洛地区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武丁之前长江中游也没有发现被攻击的痕迹，况且盘龙城的文化源于本地，不是从郑洛那边过来的，所以我还是认为北方的人不可能来采铜。如果说盘龙城的出现代表外地人过来采[u18] 铜，那么就应该只有在铜矿区及附近交通线上才出现盘龙城文化。可是实际上，这种文化不仅在鄂东南有，鄂西也有，湖南也有，这些地方是没有铜矿的。所以外人来采铜的说法，实在解释不通。盘龙城就是长江中游本地的文明，汤商国家的发祥地和中心都在这里。

甲同学：可是青铜容器发现的数量不是北方居多吗？

诗萤同学：看是什么时代吧，如果是二里头、二里岗、盘龙城时代的话，目前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地方是盘龙城，而这正是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初兴的时候，盘龙城的青铜容器器形也最为丰富。

立新老师：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超过400件（不含近几年的发掘，目前可能已近500件了），大部分是大型容器。此外，上海博物院、故宫，还有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一些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其实很可能是源于盘龙城。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加起来大约150余件。相对来说，早商时期遗存的发掘程度，河南远比湖北高，按道理来说，河南的早商铜器应比湖北多，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甲同学刚才的说法不准确，但这种说法却很流行，值得反思。

诗萤同学：其实，盘龙城有很大一部分难以发掘，因为早已被盘龙湖淹没，或者被武汉郊区的高楼占据了。盘龙湖里确实还有一些遗迹，听当地人说在早前，农民在盘龙湖边放养鸭子，因为鸭子很喜欢亮亮的东西，所以经常在湖里衔了玉器带回窝，那些玉器很可能是墓葬或祭祀遗迹被湖水破坏后露出的。所以现在盘龙湖边不准养鸭子了。

钰珊同学：鸭子找到的玉器，我们是看不到了！好可惜！

甲同学：以前对盘龙城遗址不熟悉，今天听你报告后，还真是长了见识。

诗萤同学：目前在盘龙城遗址发现的一些遗迹现象，已可证明盘龙城的重要性远高于目前被视为中心的北方二里头、二里岗诸城。比方说盘龙城拥有面积约至少250万平方公尺的大城，可能在城外更大的范围内，还有同时代的其他遗址。只是它们要么在水下，要么在城市区，难以发掘，剩下的部分也发掘不多。即使如此，竟然也创造了多项同时代的纪录：如发现了最大的陶窑、最大的熔铜遗迹，最大的出土铜器，以及最多的贵族墓葬。郑洛地区的城，要么小，要么时代偏晚一些。所以我才会认为：盘龙城是那时候最大国家的核心地区。那时候最大的国家应该叫做商，而商的中央恰恰就在现在中国的地理中心，也就是武汉。

立新老师：刚才诗萤说到郑洛地区的城偏晚，我补充一下。张雪莲先生等人根据碳十四数据，得出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西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西元前1565～前1530年，郑州城大约建于西元前1500年前后。

我对照盘龙城的碳十四数据做了一些对比分析，大致可以说，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西元前十八世纪末至西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西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西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西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西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西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绝对年代大约从西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都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西元前十八世纪至西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也就是说，在郑州城修建的时候，盘龙城已进入第五期，且已经有非常发达和成熟的青铜文化了。

俊伟同学：陶窑比较大，是不是因为各地区专业分工的原因？或许只能代表盘龙城是主要的陶器生产地之一。

诗萤同学：可是盘龙城的陶窑代表了当时的新技术－－龙窑，这种长形窑可以提升更高的温度，和当时的硬陶制造与青铜冶铸技术颇有渊源；而且盘龙城的龙窑最长达54公尺，相较之下当时吴城文化的龙窑只有7公尺多长，显见盘龙城的龙窑不仅仅表明这里大量制造陶器，更可以说明这里拥有当时水平最高的制陶技术。在那个技术尚还没有普及的时代，独占高级技术的地方很可能是中心。此外，龙窑在北方并无发现。

俊伟同学：这样的话，你说的都没问题。

甲同学：熔铜遗迹又是怎么回事呢？目前最为完整的铸铜遗址应该是二里岗所发现的吧？

诗萤同学：的确，二里岗所发现的铸铜遗址比较完整和系统，目前盘龙城所发现的熔铜遗迹虽大，但不像二里岗那样铸造青铜器的每个环节都有遗迹被发现，但这很可能是保存条件不同，以及盘龙城发掘过少而造成的。虽然目前南方地区都没有发现如二里岗那样系统的铸铜遗址，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整个南方地区没有铸铜活动。

秀美同学：但是盘龙城熔铜遗迹所铸造的青铜器，是否有可能只对外输出呢？

诗萤同学：先前提到的，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即使有向外输出，但还是应该以本地自用为主。而且如果是这样，郑洛地区的青铜器则应该多数都是进口货。这有可能，但更常出现的情况应该是盘龙城卖或送合金铜锭给郑州，然后由郑州自己铸造器物。盘龙城的熔铜遗迹长达30公尺，当时各地的熔铜遗迹都是5公尺之内，盘龙城的熔铜遗迹明显优于其它地区，可能有出现技术垄断的情况。按此逻辑推理，盘龙城又怎么会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取铜基地呢？当时的青铜技术无论在战争上或信仰上都是相当重要的，而青铜冶铸技术明显优于其它地区的盘龙城遗址，其地位自然也不言而喻了。

秀美同学：嗯，谢谢学妹，我了解了，你的报告很棒！我一定会把你讲的教给中学的小朋友。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