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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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放鹰台遗址位于武汉东湖风景区水果湖畔，双湖桥附近，是风景区著名的景点，也是东湖悠久历史文物的出土地。东湖放鹰台高7米左右、面积8000平方米左右。上面芳草萋萋，周围绿树葱葱，一分湖水清亮，烟波茫茫。东湖放鹰台于1956年考古发现，1965年，湖北省博物馆对放鹰台进行首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的粳型稻的稻壳烧土；证实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屈家岭文化类型，距今5000～6000年，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西周和宋代文化遗存，以新石器时代墓葬为主体。1997年，武汉市博物馆对放鹰台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破损陶器或陶片。遗址上层还发掘出20余座唐宋时期墓葬。这个考古发现充分说明，早在6000年前，武汉的东湖就有人类的活动，将东湖的人文历史远推到数千年以前。

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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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放白鹰二首》李白放鹰的传说与武汉放鹰台由来

放鹰台遗址位于武汉城内武昌水果湖畔。遗址为一椭圆形台地，传说因李白于唐乾元三年(760)曾在此观放鹰捕鱼而得名。李白生平爱鹰，北游时就曾作过《观放白鹰》二首，其一

为"寒冬十二月，苍鹰八九毛，寄语燕雀莫相悼，自有云霄万里高。"

放鹰台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1956年考古发现，1965年和1997年两次发掘，证实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屈家岭文化类型，距今5000~6000年。遗址上层还发掘出20余座唐宋时期墓葬。

通过考古发掘的研究表明：位于今天洪山礼堂和水果湖游泳池之间的土台地带，是迄今为止 发现最早的武汉人的先祖劳动和生活的地方，时间为6000年前。因相传唐代诗人李白曾在此放鹰，故名放鹰台。

李白放鹰

放鹰台上最著名的景点，即是“李白放鹰”的雕塑。塑像于2000年建成，通高12.99米。只见李白面容清癯，双目炯炯，衣袂飘飘，右手高擎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鹰，欲助其脱离樊笼，回归自由。

为何这里会塑李白放鹰的雕像？

根据雕塑下底座的铭文，传说李白曾于唐肃宗上元元年 (即公元760年)，凭吊友人李北海故宅，在满怀失落之情时来到此处，解救并释放了一只苍鹰。考证者提出的证据是，李白曾作过《观放白鹰》二首，其一为“寒冬十二月，苍鹰八九毛，寄语燕雀莫相悼，自有云霄万里高。”

史料记载，李白卒于762年。那么登台放鹰之时，已是他人生的最后岁月。虽然有凌云之志，只是已近六旬的他，难免有壮志未酬之悲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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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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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隋末其先人流寓西域碎叶（唐时属安西都护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侠。从25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唐玄宗所赏识，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公元744年（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杜甫结交。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怀着平乱的志愿，于公元756年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因受永王争夺帝位失败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漂泊东南一带，卒于当涂（今属安徽）。其诗以抒情为主，表现出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又善于描绘自然景色，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李白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特色、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达到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有“诗仙”之美誉，与杜甫并称“李杜”。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30卷。 [1]
作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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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放白鹰二首
其一
八月边风高，胡鹰白锦毛。
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
其二
寒冬十二月，苍鹰八九毛⑴。
寄言燕雀莫相啅⑵，自有云霄万里高。
作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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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鹰一岁色黄，二岁色变次赤，三岁而色始苍矣，故谓之苍鹰。八九毛者，是始获之鹰，剪其劲翮，令不能远举扬去。
⑵啅，众口貌，太白借用作嘲诮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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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抵豫西南，南达洞庭湖北岸的范围。

经过发掘的遗址，较重要的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咀，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枝江关山庙，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以及湖南澄县三元宫、华容车轱山和河南浙川下王岗、黄谏树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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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石耜等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陶器表面多数为素面磨光。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屈家岭文化常用农具之一。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屈家岭文化分为早、晚两大时期。屈家岭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少量轮修，烧成温度900℃左右。器型有高圈足杯、三足杯、圈足碗、长颈圈足壶、折盘豆、盂、扁凿形足鼎、甑、釜、缸等，蛋壳彩陶杯、碗最富代表性。陶器大部分素面，少量饰以弦纹、浅篮纹、刻划纹、镂孔等。由部分彩陶及彩绘陶，有黑、灰、褐等色彩，纹样以点、线状几何纹为主。

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建筑。这种建筑一般呈长方形，里面隔成几间，有的呈里外套间式，有的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地面用红烧土或黄砂土铺垫，以便隔潮，表面再涂白灰面或细泥，并用火加以烘烤使之坚硬。大者长十四米，宽五米余，室内面积达七十平方米。

城头山遗址属屈家岭文化，衔接了周边纵深万年内的鸡叫城、彭头山、八十垱、十里岗、丁家港等。从1991年到2014年经过15次发掘已有近9000平米，300多处已查明的重要史前遗址，1.6万多件出土文物……这些数字不断丰盈，它两次入选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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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久有争论的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是李文杰1979年提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是本地史前文化演进的两个阶段的观点，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地层上的根据。目前一直未能找到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早期逐渐演变的地层,在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分布区域内曾找到过若干处在年代上相当于大溪文化的遗存，如京山油子岭、天门谭家岭等处。但它们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演变关系不是很清楚，文化面貌也与大溪文化不同,从曲腹杯的类型序列看屈家岭文化早期与大溪文化晚期在年代上有一段是平行的。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基本上分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这两个文化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比较清楚，且自成一系。在长江中游、汉水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按年代早晚先后顺序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三期遗存。这一发展序列，在湖北宜都红花套、松滋桂花村等遗址，都发现有地层关系。

大溪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 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 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遗存。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南岸。该文化类型迄今发掘的主要遗址还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和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和划城岗等10多处。陶器特征以红陶为主，还有灰、黑、白陶。器表涂红色陶衣。饮食器外表多呈红色，内壁灰黑色。主要器物有釜、斜沿罐、壶、盆、钵、豆、简形瓶、曲腹杯等。其中“蛋壳彩陶”单耳杯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大溪文化也有少量彩陶，色彩有黑、红、褚三色，常见的花纹有绞索纹、平行带夹人字纹、菱形格纹、变体回纹、变体漩涡纹，谷穗纹，齿状纹等，具有独自风格。大溪文化也有地区差别。鄂西川东和洞庭湖北岸的陶质、器形和花纹都有一定差异，所以有人根据两地陶器的差别，把鄂西川东地区的遗存，称大溪类型；洞庭湖北岸以三元宫遗址为代表，称三元宫类型。大溪文化的发展也分三期。早期夹炭红陶多，戳印纹简单，彩陶少，以折肩圈足罐、三足盘、鼓形器座常见。中期戳印纹发达，彩陶兴盛，常见器物有圈足盘、高柄豆、折腹盆、筒形彩陶瓶。晚期灰黑陶大量增加，代表器物有细颈壶、敛口圈足碗。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较密，彼此有一定的器物有相似的器形，彩陶花纹也有相似的作风，如在大溪、关山庙、红花套发现有圆点钩叶纹和花瓣彩陶罐、垂幛纹彩陶钵片、双唇小口尖底瓶片。这些器物和纹饰，是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作风的影响而产生的。

近几年来，在沅水流域的常德、桃源、辰溪、麻阳，湘江中下游的汨罗、平江、长沙、株洲，以及湘南，都发现有属于大溪文化范畴和相当或相近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澧水下游和洞庭湖西部，最具代表性的大溪文化遗址是澧县三元宫、城头山和安乡汤家岗、划城岗等遗址。
城头山遗址。城头山在灃县城西北约12公里处，1978年发现古城遗址，1996年冬发现古稻田。城址在灃阳平原西北部，一个叫徐家岗的平头岗地的南端。现地面可见夯土城墙和环绕城墙的护城河遗迹。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呈相当规整的圆形，内径314~324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护城河宽35~50米。城墙分为12层，其中第十二层，为最早一期城墙，它与环绕整个城墙的壕沟同时建造，并利用壕沟取土筑城。所出土的陶片和碳14数据证明，这期最早的城墙筑于大溪文化一期，时间已超过6000，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城墙。第八层为第二期城墙，时代大致为大溪文化中晚期，距今5600~5300年。墙体基脚宽26.8米，高4.8米，顶宽20米。环城至今仍保留有因取土筑墙所形成的部分护城河。
安乡县汤家岗遗址。文化层分上、中、下三层。经试掘，发现有涂泥墙和红烧土面建筑，还有随葬物很简单的墓葬群。下层，石器发现一种椭圆形的敲砸器，陶器以手制为主，有釜、盂、钵等圜底器和簋形器、壶等圈足器，未见平底与三足器。陶质有泥质红陶、灰陶、棕色磨光陶和夹砂陶，各占四分之一左右。部分器表涂红衣绘黑彩，也发现少量圆圈印纹和刻划纹。中层的灰土中发现墓葬群，典型随葬物有深腹圜底釜、刻划纹簋形器、印纹白陶盘、圜底钵、瓦棱纹深腹圜底尊等。
据初步统计，中层出土的泥质红陶占68.3％，棕灰色陶占1.7％，还有少量夹砂红陶、黑色磨光陶和细砂白陶等，彩陶有黑彩和红彩，并发现了矿物颜料—赭石。白陶上的纹饰多用各种小戳印及三角、网状等压印组成，图案富有变化。上层出土了较多的三足器、镂空高足豆、夹砂绳纹大口缸，还发现有人面形、狗形的泥塑。石器工具仍然很少，除椭圆形敲砸器外，只发现少量残缺的锛、铲。从年代看，汤家岗遗址大体相当于梦溪三元宫遗址的早、中期，属大溪文化范畴。

大溪文化 玉璜。长7、宽2.7、厚0.65厘米。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遗址2号墓出土，现藏于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浅灰白，体扁薄，底平，两端上翘，转折明显，端部各有一圆形小孔，为桯钻对钻而成，起穿系佩挂的作用。这是长江史前玉璜的古老品种之一：桥式玉璜。

玉璜。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距今约6500-5300年）长9厘米 ，重庆市巫山大溪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玉质灰白色，局部有土沁，水沁呈鸡骨白。器呈半环形，璜两端均有喇叭形钻孔。这也是长江史前玉璜的古老品种之一：断环式玉璜。外形为圆环的一段，截面也是圆形，并且多以玛瑙制作。

大溪文化 玉璜。长8.4、厚0.6厘米。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遗址42号墓出土，现藏于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浅黄色，半透明，扁体，近弧形，两端上折，并各有一小圆孔，出土时已短裂，在断裂处有二个缀补孔。

大溪文化 玉璜。长7.3、宽4.2、厚0.3厘米。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遗址2号墓出土，现藏于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青色，间有灰白色斜向纹理，半圆形，体扁平，光素无纹，两端各有一圆形小孔，单面桯钻孔，可供穿系佩饰用，通体抛光。这是长江流域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半璧形玉璜，也是后来良渚玉璜的祖型之一。

玉璜 巫山大溪遗址出土，极品。 四川省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约公元的4000-3100年）长径11．7厘米。碧玉，浅绿色，半环形，两侧上端有穿孔，外弧侧端有浅齿牙。璜是新石器时代比较常见的一种装饰品，一般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溪遗址也出土有数十件，有时还有成组的发现。往往出土在墓葬中人体的颈下或胸部，应是一种用于穿系佩戴的饰品。这种优美的半壁形有齿玉璜后来亦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在安徽凌家滩遗址、江苏江淮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

大溪文化 玉环。直径11.2、孔径6.4、厚0.65厘米。重庆市巫山县人民医院遗址53号墓出土，现藏于巫山县文物管理所。灰白色，器表有褐色沁斑，体扁薄，圆形，内穿较大，断面呈窄长方形，一面刻有弯月形凹槽一个，通体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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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河村是豫中地区所见屈家岭文化遗存最多的地点。。。。在大河村遗址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多间排房的存在。诸如 F1- F4、 F6- F9、 F17- F20、 F30- F32、 F36- F37、 F38- F39等 ,多间排房地面建筑是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最富特征的文化特征。屈家岭文化在河南境内最远到达豫西。 如洛阳王湾遗址 , H149∶ 71、 H416∶ 1双腹盆、H474∶ 1高细柄双腹豆、 H149∶ 18盆形鼎等 ,属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当豫西南屈家岭文化的一支穿过南襄隘道出现在豫中平原时 ,另一支沿丹江溯水而上出现在陕南的秦岭山中 ,并进一步翻越秦岭出现在渭河谷地。北上的屈家岭文化分为两路,东路出南襄隘道,早期到达豫南的上蔡和驻马店,中期抵达豫中的郑州附近,晚期到达豫西的洛阳附近和灵宝盆地,除生活用具外,还带去了居住形式—— 多间排房;西路沿丹江溯水而上,晚期时到达陕南的秦岭山中,进而远足渭河谷地,带去的只是生活用具。

秦王寨文化以豫中平原为分布中心 ,西起豫西的崤山 ,东达豫东平原 ,北起黄河沿岸 ,南达伏牛山脉。由于受到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和北上的屈家岭文化的挤压 ,秦王寨文化开始越过黄河北上和穿过崤山。秦王寨文化的迁徙北上发生得较早,大约在该文化的二期时,于三、四期时抵达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地区。西进发生的较晚,大约发生在三期,于四、五期时抵达临汾盆地,随着秦王寨文化的西进,屈家岭文化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自豫中进至豫西,乃至北越黄河抵达垣曲盆地。

西进泉护二期文化以渭河盆地为中心 ,主要分布在西起陇东 ,东至豫西的渭河河谷。 由于同时受到北上的屈家岭文化以及西进的秦王寨文化的冲击 ,渭河盆地的泉护二期文化则向四周扩散而离开渭河河谷。以前大家看到煤山类型跟石家河类型差不多，就认为是王湾南下征服石家河，然而最新证据表明煤山类型的墓葬都是石家河文化的习俗，说明石家河文化人群北上了，而不是王湾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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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中心论最害怕和最绕不开的考古人种学

事实上现在已经确认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和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属于现代华南人种类型，而屈家岭文化属于现代东亚人种类型（带部分北亚人种特征），这是中原中心论彻底破产的致命病毒。仰韶，屈家岭，大汶口都是东亚类型，仰韶南亚元素较多，良渚是是南亚类型有较多的赤道人种元素。仰韶人体质比今天南方汉人还南亚，相对来说离今天北方汉人较远， 仰韶人群属于东亚和南亚过渡类型，大体与古中原类型类似。由此可以得出推断：仰韶人群母系遗传以M系为主，头骨特征却接近古中原类型。个人看法是很可能是代表了晚期大量南方（可能主要来自华中地区）成分向北方的移民。

与青海喇家遗址的对比，说明M系是青海地区古人群的主体成分（86％），与仰韶人群中存在的大量M系存在显著的关联。仰韶文化居民存在着N系，人种归属古中原类型，含有类似南亚人种的因素，可以说明仰韶文化居民可能是由不同种族混合而成的，体质上最为接近南方苗蛮先民及其东南亚人种，并且仰韶文化庙子沟居民Y-DNA全是3例N，与北方红山文化居民N系一致，学术界普通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维基百科确认，N单倍群主要分布在仰韶文化居民、红山文化居民、夏家店文化居民、古代匈牙利人、匈奴人和雅库特人等各类群体中。这是自从吉林大学公布检测结果以后在国际学术界中形成的共识。M7a可见于秦国劳工组、尼泊尔和菲律宾——“wolfgang”：“（印度东北梅加利亚邦的南亚语系部落）又发现了M7a，加上尼泊尔，菲律宾发现的M7a，古代秦国劳工墓检测到的M7a，基本可以断定M7a是大陆起源的了。”

“一方面大部分M7a迁出中国大陆了，另外一方面其他单倍群后来又有爆发的经过，而M7a由于自然或战争的原因被毁减，自然就难以检测到了。E和M7a的命运是差不多的。”此外，距今4500~4000年的广西崇左市何村遗址测得的mtDNA也有M7，以及F1和B4。据此推断，新石器时代的mt-M7应该跟仰韶文化横阵人及福建昙石山古人等相关性都比较大：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近日向记者透露，该中心正在进行的《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证实，汉民族为多民族融合而来的“混血民族”。朱泓告诉记者，该项目以中原地区出土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对象，经过两年多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发现，中原地区汉族体质特征古今差异明显，并从宋代开始进入“混血”状态。“这两点发现从生物考古学角度证明，汉民族确实为多民族融合而来。”

这一研究成果为丰富中国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各个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模式，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积累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科学证据。据介绍，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现今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反而更趋同于今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南方省份汉族。“经过几十个遗址、数以千计的数据测量得出，古中原类型人面部具有‘低面、阔鼻、低眶’的特征，与现代北方汉族面部狭窄而高，鼻宽、眼眶宽度和面部扁平度均为中等形成反差，”朱泓表示，“中原汉民族面部特征的古今差异表明，古代汉民族必然在某些阶段经历过其他民族血统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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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屈家岭文化

2017年11月,联合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地点进行勘探,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遂于2018年3月开始系统发掘。目前,已对其中的112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取得重要收获。总体来看,这批墓葬有如下特征。

首先,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并有引人注目的特征。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偏洞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发现率和保存完整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木板棺的长方形边框,也有独木棺痕迹,有的直径达1.5米。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类型丰富的独木棺痕迹的发现,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此外,根据多个墓葬案例,确认同穴多“室”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见少量的屈肢葬和二次葬。

其次,随葬品丰富。几乎所有墓葬都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六十余件。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居多,主要器型包括细颈壶、豆、罐、罐形鼎、壶形鼎、直壁圈足杯、盂形器、器盖、盆、瓮、缸等,部分器类组合为首次发现。除陶器外,亦有玉钺、石钺、象牙器、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遗存。

第三,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在发掘区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象牙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在大、中型墓葬填土中,发现随葬瓮、罐、夹砂红陶缸的现象。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甚至发现几座小墓共用一个器物坑的现象。

已发掘的M202、M155和M112开口面积分别为17.3、14和22.4平方米,是全国范围内迄今发现的同时期面积较大的史前墓葬。M202是一座同穴双“室”合葬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开口长4.38米,宽3.95米,墓底距墓口2.5米。东、北侧有生土二层台。墓壁规整,局部保存明显的工具痕迹。墓底有两个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中间以宽0.5米,高0.8米的生土梁相隔。生土梁顶部距墓口深1.7米。东、西两墓室均发现直壁弧底独木棺,棺内外均随葬六十余件磨光黑陶,同时在棺外发现漆盘、竹编器物等。

墓葬填土随葬瓮、罐、缸等数件大型带盖容器。根据发掘时预留的填土堆积剖面观察,这些器物一般位于不同层填土的“界面”,应是伴随填土的逐层倾倒先后分别放置的。M155亦为南北向同穴双室墓,墓圹长4.68米、宽3.2米,中间留有生土隔梁,将墓葬分为东、西两室。独木棺保存完整、结构清晰,东室棺内、外随葬漆器和大量磨光黑陶,并在墓主右股骨附近发现玉钺及红色漆柄痕迹。钺长25厘米、刃宽13厘米,柄痕长度为60厘米。

M112为同穴三室墓,位于墓地中部,东西长5.95米,南北宽4.1米。距开口深125厘米处发现三座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亦以生土梁隔开。墓室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状。中墓室较大,南北长2.9米,宽1.6米。东西两侧墓室面积明显较小。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痕迹清晰。中墓室独木棺粗大,直径达1.5米,棺内可见石钺、象牙器、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棺外随葬暗红色大漆盘,棺木体量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明显大于两侧墓室。结合填土中,中墓室上方集中填埋大量带盖容器的现象,似乎可以认为中墓室墓主的身份高于两侧墓室。

屈家岭文化占据江汉丘陵地带,自身社会发展独具特色,在史前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的大范围系统调查,从区域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文化城址林立、社会蓬勃发展的态势。相关研究也显示,距今五千年前后,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引发的大范围动荡整合中,发生了强劲的屈家岭文化北进河洛,西入关中的扩张。

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的新认识,也为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进提供了新的基点。本次发掘墓葬中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区的深入交流。由此可见,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考古队在城河遗址内已发现大型院落式建筑及附属设施、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以及与祭祀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等。彭小军介绍，该遗址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的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考古发掘认为，流经城内的城河并非自然河流，而是经改造后的人工水系，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内大量人口的用水、排水问题。彭小军称，“对水系的利用、管理，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行为，说明这里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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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

许永杰 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

《考古学报》 2010年02期

屈家岭文化的北上

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 ,西至川东 ,南至湘北 ,东达鄂东及赣西北 ,北抵豫西南。 在伏牛山以南的河南南阳和信阳地区有较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址 ,诸如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内乡香花寨、邓州八里岗、镇平赵湾、南召二郎岗、唐河寨茨岗、茅草寺、泌阳三所楼、信阳阳山、李上湾、梨园堆、擂台子、淮滨肖营等〔 1〕。 目前 ,学界一般将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的北界定在豫西南地区 ,而将这里的屈家岭文化遗存视为屈家岭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2〕。当大汶口文化沿淮河西进豫中时 ,豫西南的屈家岭文化也穿越伏牛山和外方山 ,北上豫中。

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 [1] 存续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个别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

屈家岭文化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石耜等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陶器表面多数为素面磨光。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屈家岭文化常用农具之一。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屈家岭文化分为早、晚两大时期。屈家岭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少量轮修，烧成温度900℃左右。器型有高圈足杯、三足杯、圈足碗、长颈圈足壶、折盘豆、盂、扁凿形足鼎、甑、釜、缸等，蛋壳彩陶杯、碗最富代表性。陶器大部分素面，少量饰以弦纹、浅篮纹、刻划纹、镂孔等。由部分彩陶及彩绘陶，有黑、灰、褐等色彩，纹样以点、线状几何纹为主。

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建筑。这种建筑一般呈长方形，里面隔成几间，有的呈里外套间式，有的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地面用红烧土或黄砂土铺垫，以便隔潮，表面再涂白灰面或细泥，并用火加以烘烤使之坚硬。大者长十四米，宽五米余，室内面积达七十平方米。

城头山遗址属屈家岭文化，衔接了周边纵深万年内的鸡叫城、彭头山、八十垱、十里岗、丁家港等。从1991年到2014年经过15次发掘已有近9000平米，300多处已查明的重要史前遗址，1.6万多件出土文物……这些数字不断丰盈，它两次入选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