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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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52 am

记者从湖北省文物部门获悉,近日,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核心的铜绿山大遗址公园规划已启动,争取3年至5年形成规模。

据规划,整个片区将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核心,在周边地区打造青铜小镇和古建基地,同时沿长流港打造长流港观光带。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将投资2亿元,依山建设一个新博物馆。6个分馆逐级而上,与老馆对接,涵盖采矿、选矿、冶炼、墓葬等环节。在青铜小镇上,市民可以看到复原的古代青山场院、昌化院、草王嘴城等景观。公园还将建设矿石展览馆、古玩市场、青铜产品制作交易中心。而在古建基地,将打造一个穿越3000年的古建博物馆群。同时,将把长流港两侧打造成生态景观湿地公园。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于1973年发现,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入列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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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53 am

苏家垄遗址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主要理由是:出土1000余件青铜器,有铭文的50余件,涉及诸多历史信息,为解开有关中国青铜时代“金道锡行”之谜提供了珍贵实证。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苏家垄遗址出土的1000余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令考古界震惊。其中,两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壶,单壶铭文达161字,共644字,极其罕见。

  “‘曾伯桼’青铜器群还发现与‘金道锡行’相关重要信息,古人把铜当金,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金道锡行就是青铜之路。”“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点评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青铜当是重要战略物资,但西周都城及周边并不产铜。一件藏于国家博物馆有“金道锡行”铭文的传世青铜器,指明先秦中国有一条“青铜之路”,但因该器物出土地点不明,学界一直有争议。令人惊喜的是,苏家垄最新出土的“曾伯桼”青铜器群,与该器物比对,铭文均有“曾伯桼”“克逖淮夷”等内容,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对探讨早期中国青铜资源的流通及周王朝经营南方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苏家垄遗址发现约70万平方米铜矿炼渣遗迹,出土炼铜炉、铜锭等。这是考古界首次发现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展现了青铜冶炼、生产、流通诸多环节。方勤称,铜绿山等南方产铜区的铜开采、冶炼后,经随枣走廊运到周王朝都城,这里应是沿线重要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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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六 1月 16, 2021 5:55 am

三千年炉火耀东楚

[来源:东楚晚报 日期:2017-11-25 10:05]

  24日上午,冬日的暖阳洒在铜绿山上,紫色的铜草花在风中摇曳。

  3000多年前,黄石先民就是根据这些紫色的花,判断出铜绿山上的铜矿资源,并用超凡的智慧和不屈的精神将其采掘利用。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3000多年来,人们在这里大兴炉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条条井巷和熊熊炉火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让黄石成为华夏青铜文化的发祥地。

  打破“青铜舶来论”

  这两天,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门前广场上,陈杰军正忙着安排工人抓紧布展。为助力全国工业旅游创新大会,他将在这里展出100多件矿物晶体。

  “这100多件矿物晶体,90都是我们大冶本地产的。”言语之间,陈杰军颇有几分自豪。

  东楚晚报记者和陈杰军一起走进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他看着纵横交错的巷道,眼前似乎重现3000多年前矿工劳作的场景。

  1973年初秋的铜绿山,铜草花满山开放,矿山响彻着劳动号子和隆隆的机器声。

  那天,工人们在开采矿石时,无意间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不少废炉炉渣,进而又看到了一把铜壶和13柄铜斧。那一刻,矿工们怎么也没想到,这13把铜斧竟然揭开了一段千古之谜。考古学家们依据铜斧,顺藤摸瓜,发掘出一个面积达2平方公里、密如蛛网的地下迷宫。

  这些矿井、炼炉的出土,证实了中国青铜冶炼从3200多年前的殷小乙时代就已经开始,比欧洲整整早了2000年。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外国曾经断言“中国的青铜是从别国而来”的结论。

  “它是我国已发现的古矿遗址中时代最久远、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管委会主任冯海潮说道。

  香港的一些报刊评论称,“这是中国继秦始皇兵马俑后一奇迹”,“可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

  1982年,国家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随州编钟取料地

  1978年,令世界震惊的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州出土了。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0.5吨!人们在惊叹之余,不免要问:在那遥远的年代,数量如此巨大的铜原料来自哪里?

  自然而然,人们想到了离随州不远的黄石铜绿山。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古代冶炼遗址场地50余处,发掘出春秋早期炼铜竖炉10座,战国炼铜炉2座,唐宋炼铜炉数十座。遗址附近,人工堆积炉渣近60万吨,据冶炼专家测定,这些炉渣平均含铜在0.7以上。

  根据遗留在矿井、炼铜炉周围的古代矿石分析,当时开采的矿石品位达到30—40,如果炉渣含量只有0.7,那么可以推算出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至少生产了粗铜18—24万吨。

  18—24万吨粗铜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以重达800多千克的后母戊大方鼎为参考物,那么铜绿山古铜矿生产出的粗铜至少可以铸造25万个后母戊大方鼎。今天闻名全国、机构庞大的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用现代机械化方法采矿、现代化技术冶炼,一年的粗铜产量也不过20万吨左右。

  在大冶、黄石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物中,除了铜斧之类的铜制采矿工具外,很少见到其他的铜制用品,铜绿山古矿遗址以及大冶周围方圆百里,自古以来也没有出土过铸铜器作坊,20多万吨粗铜到底运到哪里去了呢?

  黄石市博物馆相关专家介绍,“铜绿山粗铜”有四条运输路线,分别运到商都郑州(河南一带)、南阳盆地、关中地区和吴越地区。通过铅同位素比较,专家分析,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来自铜绿山。科研人员通过化验化学成分,推测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也是取料铜绿山。

  古代先民们的冶炼技术怎样呢?据了解,据对铜绿山整个矿区遗存的大量古炉渣抽样分析,粗铜含铜高达94,渣含铜量大部分小于0.7。有关资料显示,用现代科技炼铜,炉渣含铜量仍有0.4,三千年仅仅提高了0.3个百分点。它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冶炼技术水平,这在世界其它地方是极为少见的。

  正如冶金史专家、美国宾西法利亚大学麦丁教授评价:在世界其它地方看了很多古代矿冶遗物,铜绿山是第一流的。

  三千年炉火不熄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高超的炼铜技术,让铜绿山地区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夏王启取铜绿山铜材铸成九鼎,成就了“问鼎中原”的历史佳话;商王武丁南征铜绿山大获全胜,得到了大量的铜材、大龟等贡品;周昭王两次亲征讨伐鄂国,争夺铜绿山青铜冶炼场的青铜;楚王熊渠灭鄂以后,次子熊红定都鄂王城,夺取了铜绿山青铜冶炼场,为楚国日后强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商州周都”到“汉唐铁镇”,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熊熊锻造之火始终燃烧。从三国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大冶铁山的开采未停,山边冶炼的炉火不熄。

  隋唐时期“大兴炉冶”,将冶炼地改名为大冶。据历史研究员李儒科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撰写韩愈父亲韩仲卿碑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中写道:“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九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热情洋溢地赞颂了黄石矿冶业的发展盛况。

  宋朝建立后,黄石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北宋苏轼泛舟磁湖时,目睹了“日日热浪扑面,夜夜霞光冲天”的冶炼景象时,发出了磁湖之石皆类磁石的感慨。

  明朝初期,黄石地区的铁冶业又有了新的进展。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年总产量为1800余万斤,湖广的“兴国冶”(阳新、大冶)、黄梅冶和江西的进贤冶产600万斤。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开办大冶铁矿作为原料基地,同时在大冶修筑了湖北省第一条铁路(从铁山到石灰窑的运矿铁路)。1908年,盛宣怀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之后,又在黄石地区新建大冶铁厂、中国第二家近代水泥厂湖北水泥厂、湖北最早的新式炼铜厂富池炼厂。

  有专家表示,黄石是座靠矿冶靠矿冶业兴起的城市,但它与其它矿城不同之处在于,黄石地区的矿冶业之发达,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绝无仅有。

  黄石矿冶文化之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即使现在,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车间内仍是机器轰鸣,铜产业链不断延伸,成为黄石千亿元产业集群;大冶铁矿结束了露采时代,转入地下深部开采;湖北新冶钢作为全国十大特钢企业,生产的特钢产品伴随着“神舟号”“嫦娥号”等系列航天飞船,遨游太空,登上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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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hankowbund » 周一 12月 12, 2022 9:03 am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引自《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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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hankowbund » 周一 12月 12, 2022 9:09 am

奥尔加·格罗蒂斯卡娅Olga Gorodetskaya,中文名:郭静云。俄裔以色列人,出生成长于前苏联,曾长期从事演员工作。边工作边读书。1983年到1989年在职就读于苏联美术院、绘画、雕塑及建筑大学艺术理论及历史系。 1989至1993年在职就读于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业为世界古代文明文化,研究方向为中国上古文化,并开始学习汉语(中文)。2003年个人原因离开以色列到了台湾,先后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专案特聘员)、“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访问学人)……。自2008年8月起在台湾中正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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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hankowbund » 周一 12月 12, 2022 9:21 am

北方没有找到冶金技术的完整发展链条,所以如果把二里头认为是华夏文明发源地,那么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技术只能解释为两河地区冶金技术的传播。以前认为南方是蛮荒地带,现在不但发现了城市文明发展轨迹,而且发现了完整的冶金技术发展证据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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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东湖边的放鹰台属六千年前屈家岭文化

帖子 hankowbund » 周一 12月 12, 2022 5:04 pm

郭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去年买考古作品中唯一没在离京前读完,这次细细读完震撼远超中国人考古作品。此书作者是......人,研究中国考古器物,甲骨文,青铜铭文,学究百家,自出创建,宗师气象,奇事奇人。也因不受中国人思维束缚,眼界不仅仅在中国也在同期欧亚关联。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源于江汉平原(从石家河到武汉盘龙城),也是孕育了尧舜禹神话的地方。夏就是汉江(古称夏水)文明,汤克夏是江汉文明内部的争斗。中原二里头和郑州偃师的商代遗址只是江汉古国的北方边界,防御北方游民。殷人来自黑龙江入海口北部草原,古通古斯人,从中亚人学会马车战书,又娶了白种人。驾车一路征服辽河,河北,在安阳建都。又征服了江汉文明,窃据南方文化自称中国源头。又以长江陶器古文符号为基础结合殷人通古斯发音而成甲骨文。细节考据极多,有的逻辑强大有的勉强,但绝对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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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帖子 hankowbund » 周五 9月 15, 2023 2:47 am

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伴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社会制度的天翻地覆。人类社会有两次跨越式发展,第一次是金属取代石器,与此相伴的是王权取代氏族,第二次是工业大生产取代手工业,相应地,共和取代王权。

中华文明也存在两次飞跃:

一次是三四千年前的青铜早期冶金革命,国家取代氏族,青铜取代石器,阶级社会取代原始部落。三千五百年前,武汉是长江青铜文明起源地,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朝的见证者,是文明火种的传播者,有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功。


盘龙城 镶金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只在二里头发现过,镶金绿松石龙只此一件,等级之高,令人咋舌,暗示着一位至高无上的王者已经产生

盘龙城 青铜杯 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数量,等级都比二里头高很多。种种迹象表明,盘龙城很可能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关键发源地,金属工具的普及大大拓展了中华文明的生存空间

另一次是 三千五百年后的晚清辛亥革命,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共和宪政取代封建王权,武汉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发源地,中国近现代工业发源地,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送葬人,是共和取代帝制的操盘手,有逆天改命倒转乾坤之功。

王权起于斯又止于斯,冥冥之中有如神助。

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 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标志着古老东方政治体制的划时代飞跃

汉阳铁厂 亚洲第一个近现代钢铁联合生产企业,西方人将其视为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是中国生产力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颠覆式跨越。

武汉作为长江青铜文明之根,中国近现代工业发源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发源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在这两次飞跃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带领中国实现了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其原因在于,武汉位居天下之中,又是九省通衢,文化交流碰撞频繁,故而能成为中华原生文明的诞生地之一,能够获得这个称号的大城市非常少,即使是西安北京南京也没有。同时武汉又处在长江黄金水道的中心,通江达海,直航五洲四洋,容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故而能较快的接受民主共和与工业革命的影响。

两次飞跃中间那几千年,不过是封建循环的无聊重复,那些所谓的古都你方唱罢我登台,只是一出人吃人的肥皂剧。
附件
青铜杯.png
镶金绿松石龙形器.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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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帖子 hankowbund » 周五 9月 15, 2023 4:50 am

该书作者认为,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内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新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历史关系。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4]。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4][5][6]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4][6]。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4][6]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4][6]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4][6]

郭静云认为,过去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提出“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这一问题,作者表示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6]

作者还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5]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笔者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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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八大古都之上

帖子 hankowbund » 周六 9月 16, 2023 10:53 pm

张昌平: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
2019-03-08 15:28

摘要:玉戈和青铜礼器一样,是商周时期体现贵族身份的标志物。本文通过考察郑州商城、盘龙城墓葬出土玉戈、柄形器等礼器,提出玉戈、青铜礼器和玉柄形器由主及次地体现贵族身份重要程度,同时高等级贵族随葬更多、更大的玉戈。由大型玉戈结合青铜礼器的情况,可观察出盘龙城目前已经出现当地首领一级的最高等级墓葬13 座,台西和大辛庄也有少数同等级别的遗存出现,而郑州商城王级墓葬尚未出现。

在商周考古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通过文献材料、墓葬规模以及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寡来判别贵族的等级,进而形成对某一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基本认识。目前,考古材料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晚商、西周以及东周时期不同阶层的物质文化面貌,并由此可进一步揭示其时的社会场景。但对于年代较早的商代前期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对高等级贵族阶层,大家却难以做出一个明确的评估。这是因为一方面,商代前期——包括二里冈文化和中商文化时期,日后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此时还不完善,青铜器难以成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物。特别是郑州商城等政治中心地区发现高等级墓葬很少,那些规模较大的墓葬还多因遭受破坏而使青铜礼器散失,高等级贵族身份很难定位。另一方面,文字材料在早商时期尚未出现,我们无法将这一时期墓葬贵族级别像晚商、西周那样进行定位和横向排比。因此目前除盘龙城李家嘴M2等少数墓葬之外,学界对于商代前期高等级墓葬缺乏一个层级的认识,当然也就无从理解商前期的贵族层级情况。

在商前期青铜礼器组合不稳定、且常常遭受破坏而不齐全的情况下,戈等玉质礼器可以是我们观察社会等级的另一路径。可注意到的情况是,墓葬中玉质礼器的有无、大小,在不同级别墓葬中是明显有所不同的。这样,在缺乏青铜礼器的材料、或者以玉礼器结合青铜礼器材料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过有限数量的重要指标,来分析判断贵族墓葬的社会等级。

郑州商城和盘龙城是目前所见商前期高等级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遗址,本文先通过这两个地区墓葬出土玉礼器来观察墓葬等级关系,再通过玉戈来尝试分析盘龙城等地高等级贵族的情况。



进入讨论之前,需要明确一下商前期的年代序列以及玉器的概念问题。

按《郑州商城》报告的分期,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上层一期、人民公园期是郑州商城包含贵族墓葬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人民公园期大体对位于中商文化时期。《盘龙城》报告将盘龙城遗址分为七期,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墓葬分别属于第三~七期。其第三期、四~五期、六~七期的年代,也大致对应于郑州商城上述三期。例如,属于第三期的PYWM6出土青铜器装饰简单的阳线纹饰,年代在二里冈文化青铜器中是明显较早的。盘龙城第七期的PYWM11所出青铜器中爵横截面较圆,斝出现两周兽面纹,PYWM17出现纹饰风格较晚的牌形饰,这些墓葬年代在盘龙城明确属于最晚阶段。而属于第四、五期的PLZM2、M1出土青铜器特征与郑州商城二里冈上层一期颇为一致,这些青铜器数量多,品质高,映射出盘龙城兴盛的阶段。据此,以下将分二里冈下层、二里冈上层、中商文化三个阶段来对位观察郑州、盘龙城墓葬及其随葬品。

“玉器”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通常,大家将透闪石和阳起石类的矿物结合体称之为玉器,其硬度大于一般石材。但古人是否如此辨玉?特别是经过三千多年的埋藏,原器色度与质感变化之后是否还会被当代人识别为玉器?这些其实是值得讨论的。我们经常看到考古报告将形制相同的器物分别归为“玉器”和“石器”,但未必说明这些经验性认识就是正确的。例如,下文将要涉及到的盘龙城杨家湾老馆舍后采集的玉戈(馆藏号01591),色浅灰,光泽度较弱,质感如沉积岩,但拉曼光谱分析表明其硬度等矿物特征一同如盘龙城其他玉器。在《郑州商城》报告中,对“玉”器和“石”器也有不同的划分,但发掘报告在操作上也并没有明确地坚持这样的分类。该报告表33中称BQM1出土玉戈3、石戈7,但在图389的BQM1平面图中,将10件戈均列为玉戈。同上报告表33中称BQM2出土石戈3件,但图390中BQM2平面图也将3件戈都称为玉戈。在郑州商城发掘报告相关的文字描述中,并未设石戈一项,上述玉、石戈都在玉戈下描述。对玉、石器这样不稳定的认识在考古报告中较为常见,除了编写报告不够严谨之外,也还因为所谓的“玉”与“石”在当今难以凭肉眼明确区分。那些被我们归入石器的,原本很可能就是玉器。因此本文会将考古报道中的戈、柄形器等石器与相应地玉器器类一并归类,只是统计表中按考古报告区别标识。

我们先选择商前期较为常见的玉戈和玉柄形器两类玉礼器,按照前述的三个发展阶段,观察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两个地点的墓葬及其社会等级。表一、二分别统计了郑州商城和盘龙城墓葬中不同阶段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基本情况。两地墓葬中玉礼器、青铜礼器的数量多寡与墓葬规模基本同步,即墓葬规模较大者,也是同时出土玉礼器、青铜礼器数量较多的墓葬。

在郑州商城,第一阶段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三座,虽都被破坏,但仍可知C8M7墓葬规模最大,随葬青铜礼器最多,也只有这座墓葬随葬戈、柄形器等多件玉礼器。郑州商城的第二阶段,BQM1、BQM2、C8M3墓葬规模大,随葬多套青铜礼器,这些墓葬各出土有较大尺寸的玉戈等礼器。郑州商城的第三阶段,这里已经不再是政治中心,迄今的考古发现也未见高等级墓葬。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此阶段墓葬几乎不见随葬青铜礼器者,而随葬玉礼器的情况则较多,后者往往同出礼仪性青铜兵器———钺。此类墓葬长度往往在3米以上,规模颇大,而随葬的玉与青铜两类礼器尺寸都较小。似乎可以推测,这些墓主原是那些在政治中心转移后,在郑州商城留存的一些社会等级较高、但政治或经济实力不强的贵族。

在盘龙城,第一阶段的PYWM6长度在2.35米,规模是盘龙城较早时期最大的,该墓随葬爵、斝、鬲各一,同时出土有玉戈,这是盘龙城迄今所见较早阶段唯一的一座随葬青铜、玉礼器的墓葬,但墓葬规模及随葬品与其后的PLZM2等存在较大距离。盘龙城第二阶段是城市发展的高峰,李家嘴一带的大型墓葬如PLZM1、M2,往往随葬多套青铜礼器和玉礼器。PLZM2墓室面积接近12平方米,是商前期最大的墓葬。该墓随葬青铜酒器可能为3套或4套,与此对应,随葬玉礼器有戈5件、柄形器6件。此阶段如PLWM4等一些墓葬随葬多套青铜礼器,往往也同出玉礼器。盘龙城PYWM11、PYWM17、PYWH6,是第三阶段随葬青铜礼器最多的几座大型墓葬,同时也都有玉礼器伴出。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郑州商城还是盘龙城,玉礼器的有无与墓葬等级关系直接。玉礼器多出土于较大墓葬,相反,玉礼器数量较少或不见的墓葬,往往随葬青铜礼器数量也稍少。如不见玉礼器的青铜器墓葬,等级较高者在郑州商城也往往只见单件青铜礼器,在盘龙城往往是只有一套青铜觚、爵、斝组合。可以认为,早商时期,玉礼器和青铜礼器一样,也是体现身份、等级的标志物,甚至相较青铜礼器而言,玉礼器是等级更高的标志物。

具体到玉戈和柄形器,在墓葬中体现的等级也有较大的区别。如表一、二所示,玉戈在郑州商城、盘龙城都出现在各阶段最高等级墓葬中,墓葬规模大、同时会随葬玉柄形器以及多套青铜礼器。相对而言,出土玉柄形器的墓葬等级相对不甚稳定。一方面柄形器和青铜礼器一样伴出于玉戈的高等级墓葬,或者不出玉戈但出土玉柄形器的墓葬等级也往往较高,如在郑州商城,C11M146、C11M150、C11M126等等出柄形器的墓葬都同出青铜礼器,在盘龙城,PYZM1、PYZM2、PLWM5、PCYM1等等出柄形器的墓葬都同出多件青铜礼器。不过,柄形器也有一些出现在等级不高的墓葬中,如郑州商城C7M47只同出陶器和铜工具,郑州商城甚至有些小型墓葬只出玉柄形器和个别陶器,如C8M13、C11M114等。在盘龙城,同样有一些出土玉柄形器的墓葬,只伴出陶器。柄形器出现在这些社会等级不高的墓葬中,玉戈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总体而言,不同类别的礼器体现贵族身份重要程度上,显然是以玉戈、青铜礼器、玉柄形器为主次。

出土玉戈的墓葬等级较高,玉戈的大小也对应墓葬的等级高低。郑州商城第二阶段的BQM1、BQM2分别出土长48.8、44厘米的两件最大的玉戈,这两座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情况也相匹配。在盘龙城,最大的PLZM2所见玉戈5件,其中最长的一件PLZM2∶14长70厘米,也体现出墓主的高等级。

当然,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两地的墓葬,都有出土青铜礼器多而玉礼器少见或未见的情况,这往往是由于墓葬遭受晚期破坏的原因。郑州商城C8M2出土青铜礼器6件,其中罍、盘一般只见于高等级墓葬,但玉礼器只见一件柄形器,该墓墓坑自放置玉戈的腰部以下遭受严重破坏而致随葬品不全,按照C8M2原来的规模和随葬青铜礼器的情况,该墓极有可能随葬玉戈。郑州商城C8M3也是一较大墓葬,墓室遭受破坏。该墓长度达到2.9米,是郑州商城第一、二阶段规模最大的墓葬。该墓虽然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和一件玉戈,但仍然不排除随葬品有失散。上述两座墓葬放置玉戈的腰部受破坏,玉戈流失可能性大。同样,盘龙城PLZM1出土青铜礼器数量达22件,在盘龙城是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不过该墓只见一件玉戈,其长度仅为39厘米,与其墓葬规模不符。PLZM1是在遭受取土破坏后收集出土物,原来可能还随葬有更大的玉戈。



如果我们根据墓葬随葬品的重要与多寡判断商前期贵族分层,大体可以将郑州商城和盘龙城贵族划分为这样三个层次:随葬较大玉戈、多件玉礼器和多套青铜礼器的墓葬,属于高等级贵族;随葬玉柄形器、成套青铜礼器的墓葬,可归为中层贵族;随葬单件玉柄形器或青铜礼器的墓葬,属于低级贵族。



商前期大型墓葬常常保存不佳,若基于以上评估,可根据玉戈的体量,来横向串联规模较大、或者随葬多套青铜礼器的墓葬,由此确认高等级贵族的社会等级。

对于形制不完整的玉戈,也可以根据比例粗估其体量。商前期较为瘦长的玉戈,如PLZM3∶14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1.7%;郑州商城BQM1∶20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5.8%;而PLZM1∶33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8.7%,较为粗短。PLZM2∶14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3.7%,比例较为适中。一般残存玉戈可据以上比例参照复原大体的体量,如难以判断其粗瘦程度的,则可按适中的比例15%来对应。



先看盘龙城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盘龙城的一些高等级墓葬墓主身份比较明确。我们曾经指出,盘龙城城市布局存在阶段性变化,其中第二阶段核心区在宫城区———李家嘴一带,而第三阶段核心区转移至杨家湾南坡,其标志之一就是高等级墓葬都位移至杨家湾[8]。李家嘴和杨家湾两个地点,都已发现不少高等级墓葬。



在李家嘴,《盘龙城》报告报道了这里的4座墓葬。由于除PLZM2之外大部分墓葬遭受破坏,《盘龙城》报告未给出其他3座墓葬的具体尺寸.不过从发掘报告图九十二李家嘴遗迹平面图看,其他3座墓葬长度与M2接近,规模都较大。这4座墓葬排列较为规整,都距城址内的宫殿区不足100米,年代也与后者接近。可以认为这些墓葬的墓主与宫殿区相关,他们可能是盘龙城最高身份的贵族,集中埋葬于宫殿区近旁并形成墓地。以下按照墓葬再分别讨论这些墓主身份。

PLZM2,是李家嘴墓地、也是商前期规模最大的墓葬,殉人3,随葬青铜礼器多套,另外还包括一件青铜大钺。该墓有5件玉戈随葬,其最大者长70厘米。因此PLZM2的墓主,属于当时盘龙城首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PLZM1,墓葬遭取土严重破坏,墓葬长宽不明,随葬品均为收集。该墓仍然出土青铜礼器22件,数量多于PLZM2。青铜礼器中提梁壶、双耳簋等工艺水平极高,是盘龙城青铜器的代表之作。墓葬年代较PLZM2稍晚,但墓主地位应该与后者相当。该墓只见一件长度仅为39厘米的玉戈(PLZM1∶33),原有玉戈可能在出土时散失。

PLZM3,由于遭受取土破坏,只见少量随葬品。根据《盘龙城》发掘报告所绘墓葬平面图,M3随葬品出土范围南北长超过3米,东西宽超过2米,据此M3是上世纪发现的盘龙城墓葬中次大的规模。M3出土两件玉戈,其中较大者PLZM3∶14长达94厘米,是迄今所见商前期最大玉戈。

PLZM4,和M3一样遭受取土破坏,随葬品大部分散失,但出土有一件玉戈。该玉戈M4∶6内、援均残,其内宽8.1、援宽9.1厘米。修复后的长度为51.7厘米,也是一件大型玉戈。

PZLM5,20世纪80年代,在PLZM1~M4之北发现一座残墓,随葬品多已散失,只见残玉戈两件。其中省博物馆藏玉戈M5∶1为宽体玉戈,援宽9.5、残长26.2厘米,该玉戈原来长度可能在50厘米左右。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收藏M5的一件残戈M5∶1-2,残长21厘米,形体较M5∶1-1玉戈略小。PLZM5随葬两件大体量的玉戈,体现了墓主地位。2015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原李家嘴发掘区进行展示清理,在原M1、M2之间新发现编号为M6的墓葬。PLZM6墓口南北长3.7米,东西宽2.3米,墓葬规模接近PLZM2。M6已为当代扰乱,未见成形的随葬品。这里的M6与M5是否为同一座墓葬,现在已经难以判断。

以上李家嘴一带发现的5座墓葬,均出土有50厘米左右或以上尺寸的玉戈。虽然大部分墓葬遭受破坏,随葬品原貌包括数量都不能详知,不过可以推测这些墓葬原来随葬的玉戈还应该是多件,且其中较大者体量更大。目前李家嘴所见最小的玉戈是PLZM1∶33长度为39厘米,相信该墓最大的玉戈长度也应该超过50厘米。李家嘴这5座墓葬就墓葬规模、玉戈尺寸、墓地内聚的一致性,都说明其墓主应该属于第二阶段盘龙城最高首领成员。

再看杨家湾。杨家湾南面坡地此前已报道的考古资料反映出如下一些特征,可作为盘龙城最晚阶段核心区表现:晚期堆积广泛分布且丰富,出现规模与城址一号宫殿相当的F4,围绕F4分布大型墓葬PYWM11、PYWH6、PYWM17。近年,这里还清理出规模颇大的PYWM13,说明和此前一样,最高等级墓葬与建筑在布局上有近密关系。以下分别讨论这几座墓葬。

PYWM11,随葬青铜觚、爵、斝4套,随葬青铜钺,兽面纹大圆鼎也是商前期口径最大的鼎。M11随葬玉(石)戈两件,分别长44.1和35.8厘米。

PYWH6,觚、爵、斝可能为3套,青铜礼器总数与M11相当,且都见有礼仪性兵器钺。H6玉戈长36.3厘米。

PYWM17墓葬规模大,出土有大型的青铜兽面纹牌形饰以及绿松石黄金镶嵌饰件这样特殊而珍贵的随葬品。该墓有碎器葬习俗,玉戈只下葬一部分,其残长34、内宽10厘米,复原长度约在72厘米左右。

PYWM13,过去只发现墓葬的一部分,后经进一步清理,得知这是一座墓口长4.1、宽2.9米的大型墓葬,殉人两具。墓葬已遭扰乱,青铜器可能有遗失,但仍包括青铜觚、斝、爵组合两套,以及鼎4、尊1等礼器。该墓也出土有一件玉戈的碎片,是接近前锋的部分,残宽5厘米,其完整的尺寸也应该较大。以上墓葬规模远大于、随葬青铜礼器总数远多于盘龙城最晚阶段其他级别的墓葬,墓葬中随葬钺、戈等礼器或其他特异物品,墓主身份都应该是最晚阶段最高首领级别。

玉戈作为高等级礼器,像青铜礼器一样,一般都会出现在墓葬或窖藏等遗迹中,那些零星出土于遗址居址区较为完整的玉戈,相信来自于遭受破坏的墓葬。虽然商前期大型墓葬一般埋藏较深,但杨家湾南坡正位于当代居民区,该处文化层普遍受到扰乱或破坏。过去在杨家湾出土的两件玉戈原来很可能也是来自高等级墓葬:PYWT3③∶11玉戈,长56厘米;2002年杨家湾采集到一件玉戈,通长49、宽7.6厘米。这两件玉戈的体量,超过前述PYWM11和H6两座墓葬。这两件玉戈的拥有者,身份可能也属于盘龙城最高首领。

这样从以上情况看,杨家湾一带目前应该已发现有6座墓葬的墓主应该属于第三阶段盘龙城最高首领成员。

第三阶段杨家湾出土的玉戈,大部分长度较此前阶段如PLZM2、M3的玉戈要小,暗示此时期玉戈体量趋小,也和殷墟西周早期玉戈体量趋势接近。

杨家湾年代稍早的PYWM6,虽只随葬爵、斝、鬲各一件青铜礼器,但随葬的玉戈长度在30.8厘米。考虑到其较早的年代和当时盘龙城尚未进入其兴盛的阶段,也不排除M6墓主为当时的最高首领。

目前所见盘龙城各阶段最高等级墓葬,均随葬有大型玉戈或在碎器葬背景下随葬大型玉戈碎片,可见,大型玉戈是作为盘龙城最高首领的标志物出现在墓葬之中。

盘龙城其他地点的墓葬也随葬有玉戈,其中较为重要着,是PLWM4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和青铜钺,其玉戈长29厘米,这类墓葬墓主的身份,可能为盘龙城次一级的贵族。除了PLWM4之外,像PLWM7、PYZM3这样的墓葬,可能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综上分析,盘龙城李家嘴和杨家湾所见高等级墓葬和玉戈等遗存,暗示两个地点已分别出现5位和7位最高首领级贵族,其中属于盘龙城第二、三阶段的有12位。在盘龙城城市自二里头文化末期至中商文化较晚阶段发展的约300多年中,如果以目前盘龙城所发现12个最高等级墓葬为单位计算,则盘龙城大部分特别是第二、三阶段的最高等级墓葬可以说都已经出现了。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也不大可能预期再有以上级别墓葬的考古发现。



以社会等级较为明确的盘龙城墓葬和玉戈为认识基础,来观察郑州商城等地点的情况。

郑州商城第一阶段最高级别的C8M7是郑州商城出土玉戈最早的墓葬,该墓受到严重破坏,“清理时仅存墓室西北角一部分”。墓葬出土青铜爵3、斝1而未见觚,显然是因为墓葬受到破坏而致组合不全,报告还提到“据破坏该墓的挖沙者谈,他曾在该墓处拣到一件饰三弦纹的铜盉”。而青铜盉在组合属于高等级器类,M7原来应该有多套觚、爵、斝组合,是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不过该墓出土的玉戈之一长为21.8厘米,远小于同时期盘龙城PYWM6玉戈30.8厘米,但如果考虑到该墓规模更大、随葬品套数更多,其玉戈多套(可能有遗失),墓主级别或远较PYWM6为高。

郑州商城第二阶段规模最大的墓葬,是BQM1、BQM2和C8M3。这几座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的数量也较多,同时都随葬有玉戈。BQM1、BQM2墓葬规模大,随葬可能是两套的青铜礼器和多件玉戈,显然墓葬级别较高。发掘报告报道的两墓玉戈分别长为48.8、44厘米,与同时期盘龙城李家嘴各墓葬玉戈体量小得多。C8M3遭受破坏,青铜礼器原来的组合可能为两套觚、爵、斝组合,级别可能与前两座墓葬近似。显然,郑州商城这几座墓葬的级别,较盘龙城最高首领要稍低。

在南方之外,商人在北方、东北的经营,形成有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这样的中心城市,其社会地位与文化性质,与盘龙城基本相近。两座城市在时间上与盘龙城都有一些重合,台西的年代稍晚,与盘龙城最后阶段大体重叠,大辛庄的延续时间大部分与盘龙城一致。因此,台西和大辛庄两座城市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情况也应该与盘龙城的相差不远。

藁城台西发现112座中商文化时期墓葬,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墓葬最多的地点。台西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多为小型墓,长度不超过2米。墓地中也有一些墓葬规模较大,其长度在3米左右,甚至在11座墓葬中使用1~2个殉人。不过,这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均未超过一套觚、爵、斝组合的器用方式,也都未使用玉戈。如M112墓室长宽分别为3.0、2.0米,随葬青铜器为觚、斝、鼎、瓿,还见有石罄、铁刃青铜钺等高等级物品,墓主可能是一位地位较高的贵族。中商时期墓葬规模趋大,郑州人民公园一些墓葬长度也多超过3米,但其等级并不很高。台西目前所发现的这些墓葬可能都没有达到最高级别。

台西属于最高首领的墓葬可能像盘龙城一样相对集中在高等级建筑附近。实际上,遗址过去出土过体现等级的玉戈,除了一件难以判断体量的玉戈碎片之外,采集玉戈C∶7,长39厘米,极有可能是来自一座最高首领的墓葬。

济南大辛庄是早商时期商人前出山东半岛的据点,并在二里冈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进一步发展。目前大辛庄还没有前面报道的材料,但已有两座墓葬体现出很高的等级。

M106墓室3.2×2.2,保持完好,出土青铜器觚3、爵2、斝2、尊2、卣1,玉戈1、柄形器1[18]。玉戈长31.9、援宽6.8、内宽6厘米。该墓年代属于中商文化较晚时期。

M139墓室3.2×2.2平方米,规模较大,虽然多次被盗,但仍然出土鼎2、罍、壶、盉2、爵、斝、觯等14件青铜器以及柄形器等玉器,其中包括大型青铜钺,墓葬年代较M106稍晚。M139墓是大辛庄遗址目前已发现最大型的墓葬,墓主应该为该城市的高级贵族或最高首领。不过该墓中北部被盗扰,因此未见玉戈可能系盗扰所致。

以上以大型玉戈为判断标准,梳理、串联出商前期一批高等级贵族墓葬。我们认为最高首领一级的墓葬,目前在盘龙城已经大部分被发现,台西和大辛庄则是少量出现。由周边区域中心城市比照郑州政治中心,可知后者发现的只是一些等级相当的贵族墓葬,更高等的商王一级墓葬尚未出现。这样的串联和认知,可以搭建出考察商时期社会分层的平台。

通过对玉戈形态的观察,还可以注意到商前期玉戈作为权力的象征,其造型虽然极为简洁,但在不同区域出土的玉戈,技术细节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此时期所有的玉戈,在锋与援之间的刃口都不是平滑的过度,而是带有锐利的转折。这个转折是分别从锋、援两端打磨,至锋与援处交接而形成,是商前期的一个时代特点。这样相同的细节,是相同制作技术系统的反映。这说明玉器的制作,和同时期青铜器技术一样,在不同地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是该时期商文化、政治对周边地区强力辐射的表征。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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