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洋亚洲最大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产量是上海钢铁业同期产量的百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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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洋亚洲最大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产量是上海钢铁业同期产量的百倍以上

帖子 musicpal » 周三 7月 15, 2020 11:36 pm

白寿彝《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约1200万字


第三节 冶金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自19 世纪60 年代开始,有鉴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个洋务派,由他们掀起“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此至90 年代中期,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举办了一系列求强求富的活动,如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解决兵工厂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经费等问题,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办了一批用新式机械从事开采、冶炼的金属矿山和冶炼工厂,在开办官办金属工业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发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看到“强敌环伺、伏莽潜滋”①,并因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强调扩充军事工业,与此相应,官私矿冶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冶厂也日渐增多。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为中国金属冶炼事业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机,使我国的金属冶炼在这一时期得以较快地发展。

  钢铁冶炼由于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铺设铁路需要大量钢材,而向国外进口又要耗费巨额资金,所以洋务派所办的金陵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兵工厂都附设有新式冶金设备,但没有形成生产规模。在19 世纪90 年代钢材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发展冶金乃成为第一要务,为此,1890 年海军衙门在奏折中写到:“设立炼铁,乃开办铁路、铸造枪炮之第一要义。”②张之洞说:“枪炮、路轨各厂皆以铁厂为根。船板、锅炉及各机器皆需要精钢,炮钢尤精,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速为讲求。”③李鸿章也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济、非煤不济。”④在此形势下,我国近代新法冶金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885 年兴办贵州青谿铁厂是我国兴办钢铁厂的第一次尝试,而1890 年汉阳钢厂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新法冶金的正式开端。

  1885 年贵州巡抚潘霨奏准清廷办购近代钢铁冶炼设备,创立青谿铁厂。

  1886 年2 月,潘霨将青谿县城土炉炼的铁,送“南北洋”检验,“经沪津局试验,均称绵软而韧”,与洋铁相同,如果用近代技术方法冶炼,“其质地之良,比洋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遂派员赴英国游历各厂,观其所用之具,择要购买,于1887 年购回日产25 吨高炉1 座、1 吨贝塞麦酸性转炉2 座、炼熟铁炉8 座、轧条机3 座,共花费12610 英镑。潘霨的胞弟潘露被委任为该厂总办。此人曾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人称其“语及机器、化验、制造诸事,在在熟谙”。潘露就任后,带领各项工匠抵青,经营五载,积劳成疾于1890 年7 月10 日病故(另说是畏惧追究,吞金自杀)。而该厂于1890 年6月26 日开炉出铁,因为资金紧缺,厂址距离焦炭产地有数百里之遥,导致焦炭成本高,加上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及交通不便等原因,致使该厂投产不久即停产。① 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议,见《东华续录》卷151,第32 页。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96,第21 页。

  ③ 《张文襄公片牍》卷16“致海署”。

  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如果说青谿铁厂的创办是中国新法冶金的尝试,那么,张之洞于1890年开始建立的汉阳铁厂则是我国大规模引进新法冶金的开端,正式拉开了建立中国近代钢铁联合企业的序幕。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早在1881—1884 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见山西煤矿资源丰富,就曾萌发开矿山、办铁厂的想法。任两广总督后,他看到国内所需钢铁及机器皆购自外国,事事仰给于外人,尤非长远之计,因而于1889 年开始拟在广州城外设立铁厂。张之洞因提出修建芦汉铁路的建议获得醇亲王奕的支持,遂被调任湖广总督,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以广东铁资源不足和资金困难为由,建议铁厂移往湖北兴建①。该厂于1891 年8 月在汉阳正式动工,至1893 年12 月22 日竣工,次年6 月正式投产。全厂包括大小10 个分厂,内有248 立方米高炉两座、8吨酸性转炉2 座、10 吨平炉1 座,钢轨厂有800 毫米轧机,还有铁货厂、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造鱼尾板道钉厂、自备电厂和轮船、码头等,投资为546 万两库平银,如再加上在广东时购机垫付的预定金13 万多两及从广东调湖北运矿船1 只10 万两,则总共投资569 万两以上。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从德国购买采矿设备,建设大冶铁矿,铺设了30 多公里轻便铁路,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于1891 年开始生产铁矿石,年产4 万吨。

  由于对冶金工业毫无经验,同时也缺乏知识,张之洞办厂时不免出现一些失误。如配置的两座酸性贝塞麦炉,不适合于含磷较多的大冶矿石,影响了所产钢轨质量,使钢轨容易脆裂,遭到用户抵制,企业亏损延至1903 年,该炉不得不停产。由于焦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停时续,以致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矿和从德国进口的焦炭。

  为寻求资金来源,张之洞保举盛宣怀招商承办汉阳铁厂,在招商承办章程中规定,每出一吨生铁提银一两以还官本,官本还足以后继续提取以为报效。先招商股100 万两,年利八厘;商办之后,用人理事,均由督办一人经手。从1896 年4 月11 日起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为了保证铁厂产品的销路,清廷于同年9 月任命盛宣怀督办总公司,并要求全国所需的钢铁材料应向汉阳铁厂购买,还批准汉阳铁厂的产品减免厘税五年。

  官督商办后,着手解决焦煤的难题,1898 年3 月,由张之洞、盛宣怀上奏,决定在江西萍乡采煤炼焦,并提出禁止另设公司,各小煤厂的煤由萍乡煤矿总局统一收购,并吞和收买小井265 口。至1907 年,该厂基建工程完成,解决了铁厂的燃料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钢铁产品质量问题。1904 年,盛宣怀派李维格出国考察,李维格认为:“铁厂命根,全在铁矿、焦炭。应将所有生料带往外国考验(化验)。倘生料不合化炼,则旧厂必须停止,断无扩充之理;如果合用,承炼成钢铁,本轻质佳,可期与欧美争胜,然后放手去做。”李维格等人带着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自1904 年3 月赴日本、美国、欧洲考察,与国外同行切磋,听取他们的建议,并请英国化学家梭德对样品进行化验。化验结果表明,铁矿石含铁60—65%,是好矿石,但含磷高(>0.1%);焦炭质量上佳;贝塞麦炉所产钢含磷0.20%。由于钢中含磷过高,使钢轨易脆裂。归国后,李维格向盛宣怀提出:“炼钢有酸性、① 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674—687 页。① 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6—20 页。碱性之别,酸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①因此必须废弃贝塞麦而改用马丁碱法,同时建议购置新机、改造炉座、聘请外国工程师等。盛宣怀接受建议,并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负责该厂的改造扩建任务,从此开始了汉阳铁厂的大规模技术改造的序幕。他从欧美诸国择优购机,新建250吨炼铁高炉1 座;拆除原有的贝塞麦炉和10 吨小马丁炉,改建为30 吨马丁炉4 座;新建150 吨混铁炉1 座,辊径为1016 毫米的初轧机1 座,辊径为760 毫米的钢板轧机1 座以及其他辅助设备。聘请德国汉堡工厂工程师吕柏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还有4 名德国工程师,在技术上把关,并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化验、力学等检验制度①。

  辛亥革命爆发后,工厂遭到战火破坏,外国技术人员撤走,工厂停产。

  我国技术人员吴健率领技术人员负责进行恢复工作,使工厂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16 年吴健被任命为汉阳铁厂厂长,兼任大冶铁厂副厂长,主持筹建大冶铁厂。1917 年兴建的大冶铁厂,建立两座年产450 吨的大型高炉,使汉冶萍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也从最初的官本官办发展到官督商办以至完全商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互相厮杀,无暇东顾,加以战争需要,汉冶萍公司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又购置开办了一批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合资企业。

  改造后的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产量与质量大幅提高。生铁产量1902年为15825 吨,1908 年增至66410 吨,1910 年猛增至119360 吨,1919 年达166096 吨,为该厂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炼铁耗焦也从1904 年的1.75 吨降到1910 年的1.05 吨。钢产量在1907 年新建平炉恢复生产后,至1919 年增至50113 吨。钢的品种除钢轨外,还有方钢、扁钢、等边与不等边角钢、工字钢、槽钢、丁字钢和八角钢等多种,钢中含磷降至0.012%。质量提高使产品信誉大增,销路顺畅,不仅国内有大批客户,而且远销至香港地区和日本、美国等地。

  综上所述,1840 至1919 年,钢铁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开始新法冶金,其中又以汉冶萍公司为代表,它是一座铁钢煤的联合企业,并与军工、铁路等行业发展紧密相连。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476 页。① 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5 页。矿冶业的发展推动了金属工业技术的引进,使我国的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较大提高,但就总体而言,技术水平仍然是相当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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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三 7月 15, 2020 11:38 pm

2012年11月,渠敬雷在检查铁路线时发现110年前“汉阳造”钢轨至今还在正常使用。“这条钢轨内侧清晰铸有繁体字:‘1902年汉阳铁厂造’。”渠敬雷说,该钢轨全长约25米,位于万源市境内的万白货运专用线一处山间铁路桥上,是作为护轨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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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三 7月 15, 2020 11:39 pm

Hanyang Iron Works was the largest steel factory in China at the time. Ref: Industry_Week_1923 Page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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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to commerce report 1915 hanko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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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三 7月 15, 2020 11:40 pm

Yangtze Engineering Works
Advanced ship building in Hankow

supplement to commerce report 1915 hankow, pag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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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三 7月 15, 2020 11:43 pm

清末北洋时期汉阳钢铁厂亚洲第一,汉阳兵工厂中国第一

With a daily output of 50-60 tons, (Hanyang Iron Works) it was China's only mechanized ironworks, and also number one in Asia, lagging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s by only ten years. It was known as "the greatest factory in Asia".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shan Steel Works in Manchuria, 90%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was produced here.

(Hanyang Arsenal) It was China's largest arsenal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surpassing the Jiangnan, Nanjing, and Tianjin arsenals. By 1909, it produced 130k rifles and 1000 cannon guns and 1000 gun carriages.

Hanyang Arsenal was strategic important and was the key that Rebellion stand in front of Beiyang army for 40 days.

Excerpt from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C.X. George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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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五 7月 31, 2020 12:31 am

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比较研究

李海涛

——以企业成败命运的考察为核心

内容提要: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为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重要钢铁企业。清末民初,两家企业呈现出一成一败的迥异命运。就先天发展条件而言,两家企业各具优势,也各有不足,并不必然决定此后的命运。抛开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管理因素不论,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命运各异,应从更宏阔的国家层面考察。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政府无法持续有效提供钢铁企业发展所必须的各项扶植政策,使汉冶萍不得不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然清末民初中国国内钢铁市场的有效需求十分有限,汉冶萍不得不转而依靠日本市场,最终沦为日本钢铁产业的附庸。相比之下,日本政府自始至终大力扶植八幡制铁所,推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加之日本工业化迅猛发展,为八幡制铁所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空间。这为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功奠定坚实基础。国家扶植力度大小和市场环境优劣是导致两家企业一成一败命运的核心因素。

关键词:汉冶萍公司 八幡制铁所 钢铁工业 政府政策 市场环境



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同为中日两国历史上的著名钢铁企业,前者被视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1]后者的建成被日本史家誉为“划时代的事件”。[2]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们基本代表了各自国家钢铁工业的全部力量。[3]两家企业在创办之初有很多相似点,如都建于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均由政府花费巨资兴建,由国家管理经营。但在日后的发展进程中,其历史命运迥然不同:汉冶萍在20世纪20年代停止钢铁冶炼,专赖向日本供应铁矿石,苟延残喘数十年,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作为敌伪资产没收。而八幡制铁所在20世纪初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后,站稳脚跟,规模不断扩张,盈利丰厚,二战后作为新日铁的骨干力量,至今仍影响日本乃至世界钢铁产业格局。清末民初是两家企业的起步、发展阶段,也是决定其发展命运的关键时期。将这一时期两家企业的发展情形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刻认识汉冶萍公司失败原因,总结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均不无裨益。对此,笔者发表一些管窥之见,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4]

一、两家企业一成一败的历史命运

根据清末民初八幡制铁所和汉冶萍的发展历史,可将1902年、1911年和1920年作为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分三个阶段进行对比。

第一阶段从各自建厂到1902年,是两家企业的初建阶段。

两家企业在1902年前均完成建厂工作。1890年底,汉冶萍公司在湖北汉阳破土动工,经过三年多的建设,于1894年2月开炉试炼,6月正式投产。八幡制铁所于1897年开始筹建,到1901年2月投产。其主体设备参见表1。最初两家企业的工程建设与经营管理都难称理想。

汉冶萍自投产后,燃料问题长期未获解决,时常停炉待焦。且高炉建筑质量窳劣,出产率低,设计能力为100吨的高炉每日出铁仅五六十吨。兼之钢铁产品因磷质过高,质量低劣,企业处境艰难。在此背景下,1902年,汉阳铁厂派李维格出洋考察,力图改良。相比之下,八幡制铁所铁矿石供应紧张,不得不求诸海外。其燃料虽相对较为充足,但焦煤质量不合要求,设备产出率亦不高,1901年2月至1902年7月,设计日产铁160的高炉,实际仅出铁76.5吨,炼铁焦比高达1.93。[5]高炉结构的缺陷,加上燃料质量低劣,使得制铁所1号高炉在连续生产538天、产铁41 135吨后,于1902年7月停止炼铁,600余名职工被解雇。此外,炼钢作业和压延作业同样故障频出,导致开工不足。如1902年5月,炼钢作业仅开工16天。由于生产步调不一,在1902年7月份,制铁所生铁库存达3万余吨。[6]

虽然两家企业都面临重重困难,但总体而言,汉冶萍面临的形势稍好于制铁所。经数年努力经营,到1902年,萍乡煤矿初见成效,汉阳铁厂燃料不足的局面开始缓解。与此同时,汉冶萍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产品质量的短板,开启了改良步伐。同年秋,盛宣怀派李维格等人考察日本及欧美钢铁厂,“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彼何以良,我何以楛;彼何以精,我何以粗”,“就便添购机器,选募匠师”,改良铁厂。[7]而这时八幡制铁所因高炉故障,正遭受建厂以来最大的挫折。然而,汉冶萍并未抓住有利时机,大刀阔斧推进改良计划。1902年10月,正当李维格驻日考察期间,盛宣怀丁父忧守制,厂务请旨暂由北洋大臣袁世凯接管。[8]李维格奉袁世凯之命,回国与洋商商洽借款事宜。[9]然借款无果而终,改良亦半途而废。汉冶萍因循敷衍,两年后才重启改良计划,不仅贻误了宝贵的建设时间,而且使亏损额进一步增加。

表1 1902年、1911年和1921年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主要钢铁冶炼设备比较表
企业

1902年


1911年


1921年

炼铁


炼钢


炼铁


炼钢


炼铁


炼钢
汉冶萍公司 100吨2座1 10吨平炉1座,5吨转炉2座 100吨2座,250吨1座 30吨平炉6座 250吨2座,450吨2座(1917年动工,1922—1923年建成) 30吨平炉7座
八幡制铁所 160吨1座 25吨平炉4座;15吨转炉2座 160吨2座,180吨1座 25吨平炉11座,15吨转炉2座 200吨2座,215吨1座(修理中),235吨1座,270吨2座 平炉:25吨12座,50吨6座,60吨4座;

转炉:15吨2座;

电炉:2.5吨1座,3.0吨1座;

资料来源:[日]小林正彬:《八幡製鉄所》,東京:教育社,1977年,第219页;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2—23页;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编:《汉冶萍公司》(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4页。

注1:“100吨2座”,指相关设备的设计产量,每日可出钢铁100吨,下同。

第二阶段从1902年至1911年,是两家企业的改良、扩张阶段,都取得一定实效。

从1904年起,汉冶萍公司大力实施改良工程,取得重大成果,主要表现为:其一,产能大幅度提高。炼铁方面,公司改良原先的两座炼铁炉,产量由每日120吨增至250吨左右。另外,新添250吨化铁炉1座,于1910年5月投产。[10]炼钢方面,公司拆除原先的小型转炉、平炉,改建适用于高磷铁矿石的碱性马丁炼钢炉,至1911年4月,相继建成30吨平炉6座。轧钢方面,1909年,公司日加工钢材能力达750吨。[11]其二,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经过改良,炼铁焦比大大降低。1907年6月,铁厂炼成生铁5585吨,共用焦炭6387吨,平均每吨生铁耗焦1.14吨,[12]大大低于1904年1.75吨的标准。[13]1904年,铁厂每吨生铁成本超过30两白银。1905年,公司每吨生铁成本约为银24两,到1910年春,为18.5两。马丁钢每吨造价则由1907年的41两下降至1910年初的30两左右。据李维格估算,当所有附属改良工程完工时,含机炉折旧费,生铁成本可低至每吨16两,钢坯每吨仅26两。[14]其三,市场逐渐打开。当时国内蓬勃兴起的铁路建设浪潮为汉冶萍创造利好局面。1909年,公司商务长王阁臣称:除造成货件已运交不计外,本年尚应赶造浙路、苏路、闽路、广九、南浔、京汉六大路钢轨零件32 105吨。二月以后,又揽定粤汉铁路钢轨8000吨,津浦铁路钢轨零件18 404吨,综计揽定之货58 509吨,每吨通扯50两,可得货价银300万两(售铁价在外),虽不尽限年内交货,然本年钢厂、钢炉实无片刻休息。[15]

与此同时,八幡制铁所也逐步走出困境,生产步入正轨,产能逐步超越汉冶萍。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对战时紧迫的钢铁需求,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制铁所的改良、扩张计划。同年7月,制铁所1号高炉恢复生产,至1910年6月熄炉,累计出铁309388吨,日均出铁144.6吨,较上一阶段增加近1倍。[16]1905年2月23日,2号高炉点火。至1906年,制铁所可日产生铁280吨,拥有25吨平炉8座,15吨转炉2座,钢铁产能全面超过汉冶萍。1912年,制铁所炼铁焦比降至1.04。[17]1906—1911年间,制铁所进行了第一期扩张工程,钢产能由9万吨增至18万吨。1910年,制铁所实际产钢约16万吨,是汉冶萍的3倍多。

八幡制铁所虽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方面胜过汉冶萍,但在1911年,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遑论控驭汉冶萍之能力。特别是在盈利方面,制铁所自创建以来,连年亏损,至1909年,总计亏损1 000多万日元(约合银七八百万两),到1910年才实现盈利,而汉冶萍则在1908年开始盈利(见表2)。

第三阶段从武昌起义到1920年前后,汉冶萍公司在纷乱的时局中丧失自主发展能力,于20世纪20年代停炼钢铁,逐步沦为八幡制铁所的附庸。

辛亥革命对汉冶萍公司造成沉重打击。公司产业处于革命风暴的中心,生产大受影响。如武昌起义时,汉阳铁厂员工作鸟兽散,高炉中铁水未及放出,结果冷却凝固,炉体严重受损。据事后统计,公司因战争造成的损失值银372.48万两。[18]不仅如此,盛宣怀作为推行铁路干线国有策的罪魁祸首,一度受到临时政府通缉,其治下的汉冶萍公司亦被卷进民初混乱的政局中,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干扰。统计1911—1915年间,公司亏损总计超过700万银元。

而八幡制铁所正是在这一时期拉开疯狂盈利的序幕。1911—1915年,制铁所盈利超过3000万日元。“一战”期间,日本出现“钢铁饥馑”局面,制铁所赢得暴利,仅1918年就获利4 973万日元(约合银2 098万海关两)[19]。1918年汉冶萍虽也获利378万银元(约235万海关两),但与制铁所相比,差距明显(见表2)。在此阶段,制铁所共进行两次规模扩张,先于1911年开始将产能由年产钢18万吨扩张至35万吨,复于1916年借助良好的发展形势,进行第三期工程扩张,年产钢65万吨。而汉冶萍则为处理各方关系而苦苦挣扎,十余年间,钢产能仅增加30吨平炉一座。

利用辛亥革命后汉冶萍公司的资金压力,1913年12月,在日本政府居间统筹下,八幡制铁所联合横滨正金银行,通过1 500万日元大借款,使汉冶萍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随后,日本政府又通过“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至1916年,制铁所根据合同,要求汉冶萍交付的生铁为:1919年7万吨,1920年16万吨,1921—1935年间每年21.5万吨,1936—1938年为每年31.5万吨,1939—1953年每年24万吨。另外,每年还需交送数十万吨的铁矿石。截至1953年,总计应交生铁800万吨,铁矿1 521万吨。[20]据此,汉冶萍实际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原料基地。

虽然汉冶萍在20世纪20年代扩大了生铁产能,1922年、1923年在大冶相继建成2座450吨容量的化铁炉,是当时远东地区容积最大的高炉,但这是日本进行产业布局的结果,意在为八幡制铁所供应炼钢所需的生铁原料。即便如此,因“一战”后铁价低落,加之中国社会动荡,燃料转运不及,这两座高炉在投产后经常熄炉待焦,并于1925年10月18日彻底停产,“自是以往,(大冶厂矿)采而不炼”。[21]汉冶萍公司此后再无钢铁产出,形同一家铁矿石企业。

表2 1894—1920年八幡制铁所和汉冶萍公司经营状况比较表

年份


八幡制铁所


汉冶萍公司

生铁产量

(单位:吨)


钢产量

(单位:吨)


盈(+)亏(-)

(单位:日元)


生铁产量

(单位:吨)


钢产量

(单位:吨)


盈(+)亏(-)

(单位:银元)
1894









4636


680


1896—1907年间,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亏洋例银2 703 649两,萍乡煤矿盈洋例银651 577两,盈亏相抵,总计亏洋例银2 052 072两。
1895



4360


680
1896



11055


1236
1897



24022


8418
1898



20491


22506
1899



25483


20257
1900

876




25892


22134
1901

30 041


4 956


-23 678


28805


12451
1902

10 217


29 731


-1 267 253


15825


22906
1903




38 505


-1 349 778


38875



1904

32 503


58 396


-981 185


38771



1905

88 441


65 874


-990 175


32314



1906

100 570


64 275


-963 194


50622



1907

96 758


85 060


-1 697 512


62148


8538
1908

103 070


96 648


-1 280 683


66410


22626


+61 884
1909

116 059


96 933


-880 963


74406


39000


+15 401
1910

127 121


160 229


+52 002


119396


50113


+64 152
1911

147 667


181 493


+1 546 285


93336


38640


-2 301 501
1912

177 880


207 279


+4 838 764


7989


3321


-2 872 076
1913

178 714


216 227


+4 404 860


67 512


42 637


-1 538 390
1914

221 676


230 921


+6 254 550


130 846


51 252


-100 968
1915

246 724


267 361


+13 507 833


136 531


48 369


-388 106
1916

302 098


276 944


+30 575 572


146 624


45 045


+1 878 497
1917

298 836


351 738


+45 646 938


149 929


42 653


+2 801 872
1918

269 185


313 550


+49 727 296


139 152


26 996


+3 797 904
1919

267 265


287 253


+5 094 823


166 096


4 851


+2 918 464
1920

243 571


297 369


+13 109 567


124 947


38 760


-1 279 588

资料来源:八幡制铁所生铁、钢产量,见《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7年第4卷第11—12合期、1924年第11卷第3—4合期。八幡制铁所盈亏数额,见[日]長島修:《官営製鐵所の拡張計画——第3期拡張工事の経営史的分析》,《立命館経営学》2011年第49卷第5号。汉冶萍公司生铁、钢产量,见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下),第444页。汉冶萍公司盈亏数额,见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60页;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冶萍公司志》,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汉冶萍公司为何会惨淡收场,数十年来,学界从公司经营管理角度总结了很多原因,如引进外资时未注意偿还能力和投资效果,错误选址,设备购置不当,管理层贪污腐败等。笔者认为,前贤的结论都有一定道理,与汉冶萍经营失败有密切关系,但并非最根本和最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规模庞大、产业关联度极高的钢铁企业而言,在经营过程中,有许多外在因素是企业自身所不可控制的,其作用至关重要,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的命运。对此,下文择其要者,从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角度,就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各自的发展条件、政府扶持和市场环境三个方面作一比较分析,或能加深对两家企业为何一成一败问题的认识。

二、两家企业先天发展条件的比较分析

企业先天发展条件包含的内容很多,结合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的实际情况,这里主要对比两家企业创建前所拥有的矿产资源和技术经验。

在矿产资源方面,汉冶萍的优势十分明显。汉冶萍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据20世纪初德国矿师估计,大冶铁矿浮面藏量约计1亿吨,萍乡煤矿通过平巷浅层可得之煤约计5亿吨。[22]除储量丰富外,煤铁的开采、运输也十分便捷。冶矿全山皆铁,俯拾即是;萍矿方圆90里,如入煤海,无须掘井开采。冶矿滨江近水,转运便捷;萍矿虽深处辟邑,但1905年萍株铁路修通,萍煤可经湘江外运,1918年,粤汉路长沙至武汉段建成,萍煤可经铁路直达武汉。汉冶萍在对外宣传中,自恃最高的就是其煤铁资源丰富。

相比较而言,八幡制铁所面临的矿产资源状况极不理想。据20世纪初日本政府调查,日本本土铁矿储量总计约8 000万吨,且分散各地,开采不便。[23]日本煤炭资源亦不甚丰富,大正初年,八幡制铁所每年耗用煤焦约130万吨,其中60万吨来自台湾高雄及日本国内,其余主要依赖海外,如进口中国本溪湖和开平的煤炭等。[24]

众所周知,钢铁工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充足的原燃料供应和便捷的运输条件,对钢铁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方面,汉冶萍占有绝对优势。正如1902年李维格所言:“(八幡制铁所)所不如我者,铁矿须远求于大冶、高丽、九州三处,我之渴望立脚在此一着耳。”[25]而煤铁资源均不理想,对八幡制铁所是严峻考验。

在技术经验方面,汉冶萍公司的起点很低。虽然1872年福州船政局旗下的拉铁厂建成,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诞生。[26]但该厂只有钢铁加工能力,并无近代冶炼设备。1875年,湖北开采煤铁总局酝酿建立炼铁厂,终未付诸实践。[27]1885年底,署贵州巡抚潘霨创办青溪铁厂,因种种原因,迟至1890年7月才告成。是时,汉阳铁厂已开始兴工。可以说,汉冶萍初创时,中国钢铁工业建设基本处于摸索阶段,毫无经验可循,亦乏人才准备。所以,即便在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问题,当时的主事者却茫然无知,这在张之洞为购买冶炼设备而与相关人员的问询电函中表露无遗。民国初年,李维格阐述汉冶萍经营困难之由,第一点即针对经验缺乏而发:“东亚创局,事非素习。自张、盛二公以及二公前后,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入室升堂?”[28]

相比之下,日本钢铁工业的探索活动较中国早许多。早在1850年,佐贺藩以荷兰书籍为基础,建成第一座反射炉,随后萨摩、水户、德川等诸藩纷纷仿效。[29]1857年,大岛高任以日本本土技术为基础,采用木炭燃料和水车动力,在南部藩釜石矿区(今岩手县)建立洋式高炉,当年12月1日成功出铁。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尝试近代钢铁生产事业。1874年,釜石矿区改为工部省管辖,在外国技师的指导下,官营釜石铁山于1880年9月10日竣工投产,拥有日产铁25吨的洋式高炉2座。该厂原拟使用煤炭燃料,因煤质不合,只得改用木炭。然因木炭燃料不足,加之小川制炭厂发生火灾,12月15日,高炉停产,累计出铁1 508吨。1882年2月28日,高炉恢复生产,同样因燃料问题,开工196天、产铁4 313吨后,高炉被迫再次停产。官营制铁业的尝试暂告失败,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并未停止探索近代钢铁生产活动。1885年初,日商田中长兵卫购买釜石矿区设备,创立釜石矿山田中制铁所。他搁置原有25吨高炉,分散建造了多座日产数吨的小型高炉,以木炭为主要燃料,经过数十次试验,于1886年10月取得成功。该所1890年产量达3 864吨。随着市场需求增加,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野吕景义等人的指导下,田中制铁所于1894年恢复了长期搁置的25吨焦炭高炉,此亦日本历史上首次成功使用焦炭高炉炼铁。当年,田中制铁所产铁12735吨,日本高炉生铁首次超过传统土铁产量。炼钢方面,1882年,日本海军兵器制造所成功利用坩埚制钢法炼钢,是为日本近代制钢事业的滥觞。1890年前后,日本海陆军的多家兵工厂相继出现酸性平炉。[30]

不难发现,到1897年八幡制铁所创建时,日本已积累了数十年的近代钢铁生产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富于冶金经验的技术人员,如大岛高任、野吕景义等。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尤致力于发展矿冶教育。早在1871年,日本政府工部省下即置有工学寮,讲授采矿、冶金之学术。1877年,废工学寮,改办工部大学,不久,又在此基础上设立帝国大学,同时,开办专门学堂,设采矿冶金科。[31]这为日本培育出一大批矿冶技术人员,如葛藏治、服部渐、西泽公雄等(均毕业于帝国大学),对日后制铁所实现本土化经营管理发挥较大作用。1902年4月,制铁所有外国职员11名,至1904年末,仅剩1名。从1905年起,制铁所的技术管理工作完全自立。[32]中国近代矿业工程高等教育始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落后日本数十年。[33]这使得汉阳铁厂在很长时期内不得不依赖外国工程技术管理人员。1896年6月,盛宣怀接办汉厂时,有在岗的外国工匠30名,缺额8名,[34]至1897年初,仍有外国工匠25名。[35]因本土技术管理人员缺乏,从张之洞筹办汉厂时起,贺伯生(Henery Hobson英国籍)、白乃富(Emils Braive比利时籍)、德培(Gust Toppe 德国籍)、堪纳第(Kennedy美国籍)和卜聂(比利时籍)相继充任洋总管(或称总监工)。汉厂生产事务全委诸外国总监工,“所雇洋人及华匠归总监工调度考察”,“无论何事凡关于厂者,皆归总监工经管”,[36]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致使厂内华洋员工矛盾重重,严重影响厂矿生产活动。1905年,李维格出任汉阳铁厂总办后,情况虽有所改观,洋工匠人数大大减少,但吕柏(Eugen Ruppert 卢森堡籍)、赖伦(Gustavus Leinung 德国籍)仍长期对汉冶萍公司的技术保障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纵观整个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一直未能完全实现工程技术管理的本土化。[37]

尽管汉冶萍公司在技术经验方面落后于八幡制铁所,但其作为东亚地区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资源丰富,抢得发展先机,领先制铁所7年的建设时间,只要经营得当,善于借重洋才,是可以弥补经验缺乏这一缺陷的。从先天因素讲,汉冶萍与八幡各具优势,也各有不足,双方日后的成败利钝绝非先天因素注定,而是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

三、中日两国政府扶植力度的对比分析

国家扶植对于钢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由钢铁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首先,钢铁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规模优势明显,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其次,钢铁产业关联度高,发展环境脆弱,需要政府出面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另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需要政府制定实施。诸如钢铁市场开拓,产品标准设定,管理技术发展等,在在离不开国家干预。对中、日这样的后发型工业化国家而言,政府的角色作用更为重要。

最初,中日两国政府对钢铁事业都有国家扶植、官倡民办之意。1889年,为筹建炼铁厂,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38]日本农商务相大隈重信认为:“现时制铁之业,犹未甚兴盛,政府颇为忧劳,故农商务省将兴一制铁所,为民人先倡,则后来又复见制铁局兴于四方无疑也。”[39]基于此,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都依靠两国政府的大力扶植才得以创建和发展。

至1896年,清政府在汉冶萍实际投入580多万两白银。其后,虽因政府财力不济,中止拨款,但清政府的扶植依然持续。税收方面,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以后,清廷虽有征收营业税、产品税的动议,但最终均予以免征。如1896年春,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华商洋商,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对此,10月29日,张之洞奏请汉阳铁厂所出钢铁请免税厘十年。户部议准,援照广西丝绸、烟台果酒暂免税厘三年之案,从优加免税厘五年。[40]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另在矿产资源专利、产品优先采购、资金挪用、官欠入股方面,清政府也为汉冶萍提供了诸多便利。客观上讲,没有清政府的支持,汉冶萍在清末不可能迎来一段发展高潮期。

同样,八幡制铁所也受惠于日本政府的扶植。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给予多方面协助。比如,1898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赴武汉会晤张之洞,亲自为制铁所购买大冶铁矿牵线搭桥。1900年10月,制铁所点火前夕,日本皇太子(即后来的大正天皇)偕伊藤博文等人亲临制铁所,激励全厂人员。次年2月,制铁所160吨熔铁炉点火,日本举国欢呼,视之为“本邦创始之大事业”。[4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G. C.艾伦曾如是评价日本政府在制铁所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当日本钢铁工业开始需要以近代面目出现的时候,它的发展将依赖于政府的首创性,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的生存取决于从国家所获得的帮助,是政治需要为日本钢铁工业发展提供了动力,而非经济发展要求。[42]

虽然两国政府均给予两家企业种种扶植政策,但受制于各自的管理水平和政治局势,政策执行的方式和效果却存有较大差异。

大体上说,清政府对汉冶萍的扶植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实施的。清朝中央政府缺乏发展钢铁工业的智识经验和管理能力,不能积极主动制定政策和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发展,多数情况下,是在张之洞、盛宣怀等主事人员的请求下,被动地同意某种做法。如厂址选定、机器购买与安装、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等重要事项,中央政府绝少过问,基本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操作完成。汉冶萍改为官督商办后,盛宣怀大权独揽,中央较从前更少主动关心公司事务,以至于在公司在签订大笔日债后,中央政府竟毫不知情,而社会各界对汉冶萍经营内幕亦讳莫如深。清王朝被推翻,盛宣怀失势,汉冶萍与中央政府联系的脐带被斩断。民国政府成立后,对汉冶萍的扶植力度进一步削弱,甚至发展到摧残打击的地步。民初各方势力围绕汉冶萍的争夺就系明证。对汉冶萍而言,中央缺乏主持维护之人,地方势力复又趁机勒索要挟,以致处处束手,难有作为。盛宣怀对此曾大发牢骚:“清朝不过不能相助,而民国之初专事摧残,辄曰此某某个人之事,毋庸帮他,于是某某用十分工夫不能得一分效力。”[43]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视创建八幡制铁所为国之要政,积极筹划,科学论证,其态度之严谨与清政府有霄壤之别。制铁所建设规划可追溯至1891年,是年,素有“铁松方”之称的松方正义组阁,对制铁事业表现出浓烈兴趣,冶金专家野吕景义趁机提出制铁所建设方案。在此基础上,日本军方提出资金总额为225万日元的海军制钢所建设案。但12月23日该案遭到议会否决。25日,议会被解散。1892年5月,以制铁资源调查不充分为由,重组后的议会再次否决制钢所案。尽管如此,制铁所的准备工作依然稳步推进。7月,农商务省设立“制钢事业调查委员会”,由陆军省、大藏省、农商务省、海军省、工科大学、贵族院议员、专家学者和社会代表各派一人组成,先从事铁矿调查、铣铁和制钢试验等准备工作,并调研设立制铁所的目的、方法、位置、机构设置及经费等问题。1893年,为同中国争夺海上霸权,日本掀起军备建设高潮,制铁所建设案也再次被提议。4月,农商务省重新设立“临时制铁事业调查局”,负责制铁所筹建事宜。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议会通过军备扩张计划,制铁所建设计划最终获得通过。1895年初,农商务省正式成立“制铁事业调查会”,分设制铁试验、制品种类及产量、厂所位置、机构组织、建设计划和建设预算等六个特别委员会。[44]1896年3月,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重要环节,日本政府正式公布制铁所官制,具体由农商务省负责。从1891年野吕景义方案提出到制铁所官制正式公布,中间的调查论证历经5年。为确定厂址位置,日本政府仔细考察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尾道三原海峡、广岛吴海峡以及门司马关海峡等地方,权衡利弊,最后选定门司海峡福冈县八幡村作为制铁所厂址。这与张之洞独自决定铁厂建设的相关事宜相比,不啻云泥之别。

资金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企业的生命线。通过比较八幡制铁所和汉冶萍公司的政府投资情况,我们可清晰地认识到两国政府对两家企业政策扶植力度及其效果的差异。

日本政府对制铁所的资金支持可谓不遗余力。1895年,日本帝国会议初定制铁所创立费为409万日元,旋于1897年8月追加预算647余万日元。[45]伴随着工程改良扩张,经费不断被追加(见表3)。到1903年,制铁所实际耗资约2400万日元。1916年,达56 046 880日元。[46]同年,制铁所执行第三期扩张工程,决定在6年内投资34 515 450日元,将产能提高到年产钢65万吨。到1920年,八幡制铁所实际投资高达98 754 151日元![47]靠着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制铁所得以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扩张规模。

表3 八幡制铁所创立以来的政府投资 单位:日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创立工事费

临时事件费

第一期扩张费(1906年起)

第二期扩张费(1911年起)

第三期扩张费(1916年起)

赈灾费

若松筑港补助费

设置运转资本支出金

预备金等支出(截至1924年)


19 936 810

4 786 825

10 880 000

16 150 029

71 930 838

900 000

500 000

4 500 000

957 382
1896年,最初预算为409万日元

日俄战争时期的军需设备投资

为期3年,1906年议会批准,1909年竣工

为期5年,1911年议会批准1239万日元,1915年追求经费,次年竣工

为期6年,1916年预算3451万日元,延至1929年竣工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复兴费用

1899年通过

合计


130 541 884


资料来源:[日]長島修:《官営製鐵所の拡張計画——第3期拡張工事の経営史的分析》,《立命館経営学》2011年第49卷第5号,第30页。

相较之下,中国政府对汉冶萍的财政支持显得力不从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财政濒于破产,在1896年正值汉冶萍最困难的时刻结束了资金挹注(1908年后汉冶萍的官欠入股除外)。从此,汉冶萍公司必须依靠自己筹措资金,其渠道不外乎招股和借债。然而,在经营尚未起色、连年亏损的情形下,民间资本裹足,招股之难,可想而知。为解决资金困难,汉冶萍不得不依赖借债。至1905年春,汉阳铁厂实际该欠洋例银6 988 573两(含股款和债欠),其中股款仅544 849两,资金用度绝大部分源于借款。[48]为扭转亏损局面,汉冶萍寄希望于扩大生产规模,寻求规模经济效益,以尽可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1905年后,汉冶萍三大厂矿启动改良扩张工程,资金需求浩繁,除部分股款外,绝大部分资金来自借贷。企业的资金链条日趋紧张,经营风险系数亦水涨船高。一旦社会动乱,波及厂矿生产,便致大局崩坏,造成惨重损失。到民国初年,受辛亥革命影响,汉冶萍财务状况持续恶化。1913年,汉冶萍股本为15 326 702元(含历年股息入股),约合银10 217 801两,[49]然其债欠高达25 346 975两,债务约为股本的2.5倍(见表4)。

表4 1913年汉冶萍公司借款总数概表 单位:两
名目 数额 名目 数额
产业抵押借款

煤焦、铁抵押借款

预收生铁价

预收矿石价
13 166 234

526 800

4 500 000

123 711
预收钢轨价

应作股票款

钱庄行号款

总计
3 202 097

1 700 156

2 127 976

25 346 975

资料来源:《汉冶萍公司借款总数单》(1913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54739—2。

清末民初的中国,无论是债款,还是股本,资金使用成本均十分高昂。日债利率虽相对较低,但往往附加种种苛刻条件;日债以外的借款,常年利息多在1分以上。对于股本,由于官利制度的存在,不论企业盈利与否,汉冶萍每年都必须支付8厘的股息。由于高昂的债款利息和股款股息,截至1913年,汉冶萍的资金成本支出甚至超过股本总额,达洋例银11 981 396两,其中债息8 695 802两,股息3 285 595两。[50]所以1909年盛宣怀尝言:“十余年来,其中亏折尤巨者实为利息一项。盛、张(指原铁厂总办盛春颐、提调张赞宸——引者)任内原亏一百九十七万余两,大半利息。”[51]

透过中日政府对两家企业的资金扶植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八幡制铁所享有的政府扶植政策是汉冶萍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而这正是导致两家企业一成一败的重要原因。统计1896—1913年间,汉冶萍公司的资金成本支出总计1 396.7万洋例两,年均82.1万两,其中债息985.6万两,股息411.2万两。[52]对于一个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钢铁企业而言,这几乎是无法承受的财务重压。

四、中日两国钢铁市场环境的差距

市场空间大小决定产业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钢铁市场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品市场,其需求量的增加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成正比。当一国经济迅猛发展时,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钢铁材料,故钢铁消耗量也常被视为国家经济的晴雨表。

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创建前,两国钢铁需求均出现较大增长,这是推动两家企业建立的相同原因。1882年,中国进口钢铁45 136吨,1888年增至78 493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时期中国钢铁市场扩张的趋势。日本在1880年代末钢铁需求激增,1888年为127 251吨,此后一度下滑,但1893年后又复增加,到1897年达到259 050吨,约为1893年的2.5倍(参见表5)。显然,制铁所创立之初,所处的市场空间要大于汉冶萍。透过两国铁路事业的差异,不难发现其根源。19世纪下半叶,铁路是钢铁需求量最大的建设领域。然铁路在晚清社会受到广泛排斥,迟迟无法立足。1880年,唐胥铁路开工建设,1881年底竣工,长约9.2公里,用于运送煤炭,这是中国第一条留存下来的铁路。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经李鸿章奏准,海军衙门兼管铁路建设,铁路始被官方公开接纳,但仍不时受到守旧势力的攻击。铁路建设作为通商惠工的要务,直到甲午战后方为清廷认可。[53]截至1894年,中国只有铁路364公里。[54]而在日本,1860年代末,修建铁路已成为朝野共识。1872年,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东京—横滨)竣工。进入18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铁路建设进程加快,致使钢材进口中,钢轨所占比重常年超过30%。[55]1890年,日本铁路通车里程达1 399英里(合2 251公里),1892年增至1 871英里(合3 010公里)。[56]1894年为2 118英里(合3 408公里)[57],约为当时中国的10倍。

表5 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创建前中日钢铁市场需求 单位:吨

年代


中国


日本

进口钢铁


生铁


钢材

国产


进口


总量


国产


进口


总量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45136





5 373








27 459




49422

50997

72718

66549

61847

78493

69444

67970

104345

82176

65496

71662








14961

11881

6781

13783

15295

17023

20083

21235

16592

15248

14654

16366

23027

24560

20589


7 299

5863

5583

7040

6535

20742

9807

10429

12191

15322

23285

36649

35316

39036

43642


22160

17744

12364

20823

21811

37765

29890

31664

28783

30566

37938

53015

58343

63596

64231












1268

1080

1180

719

2452

1657

2102

1850

1987

1082


26 956

27242

34132

45859

59996

88118

64453

69160

60166

37271

63961

90294

104930

177489

193737












89386

65533

70340

60885

39723

65618

92396

106780

179476

194819

资料来源:中国: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页(注:原表计量单位为“担”,笔者按1担=60.453千克,将原资料数据转化为“吨”);日本:[日]清水憲一:《官営八幡製鐵所の創立》,《九州国際大学経営経済論集》2010年第17卷第1号。

汉冶萍与制铁所建成投产后,市场环境的反差更趋明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工业经济发展迅猛。1887—1902年间,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5%,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高的。1902—1931年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更高达6.1%。[58]工业化迅猛发展势必导致钢铁需求量激增。表6反映的是1901—1912年间日本钢材的需给情形,12年间,钢材需求量从不足19万吨增至80多万吨。期间,虽然八幡制铁所疯狂扩张产能,但是钢材供需比率仍很低,最高时不过31.2%,远不敷国内需求。据统计,明治末年,制铁所产品产量的98%被销售,主要销售对象是铁路系统。[59]一战期间,日本钢铁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1913年,日本生铁产量约为24万吨,钢材25万吨,至1918年,激增至60万吨生铁和66万吨钢材。[60]但这依然满足不了国内市场生产需求。1919—1921年间,日本年均进口钢铁约107.7万吨,而同期八幡的钢产量约为30万吨。正如时人所评论的:“日本之钢铁工业至少须要二倍于现在国内工业与建筑所需要之数量。”[61]

表6 1901—1912年间日本国内钢材供需情形 单位:吨

年次


总需求量

(A)


国内产量

(B)


八幡制铁所

产量(C)


C/A

(%)


C/B

(%)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2


185603

213752

263703

305575

435816

396380

524260

516756

365683

513310

805609


6033

31033

39788

59945

71127

69375

90579

99255

102982

167967

219714


4956

29731

38505

58396

65874

64275

85060

96648

96933

160229

207279


2.6

13.8

14.5

19.0

15.1

16.2

16.2

18.6

26.5

31.2

25.7


82.3

95.8

97.0

97.5

92.5

92.6

93.9

97.3

94.1

95.4

94.8

资料来源:[日]小林正彬著:《八幡製鉄所》,第222页。

除市场空间广阔外,八幡制铁所的产品销售渠道亦较宽畅。以1914年、1915年为例,制铁所近一半的钢铁制品由官方机构消纳(见表7)。

表7 1914年、1915年八幡制铁所与汉冶萍公司钢铁制品销售情形比较表



1914年


1915年

八幡制铁所


产品去向


数量(单位:吨)


价额(单位:日元)


数量(单位:吨)


价额(单位:日元)

铁道院

陆军

海军

其它官署

官方总计

民间


44 263

10 705

25 511

12 879

91 359

124 941


3 583 212

1 783 828

2 417 207

1 028 990

8 813 236

9 196 861


64 570

17 426

19 263

26 431

127 691

147 613


5 286 403

3 912 810

1 871 232

2 375 861

13 446 306

13 788 250

总计


216 300


18 010 097


275 304


27 234 555
汉冶萍公司

铁路钢轨料价

各户生铁料价

各户钢料价款


洋例银1 488 531两

洋例银1 727 568两

洋例银142 041两


洋例银1 320 377两

洋例银2 003 836两

洋例银456 229两

总计


洋例银3 358 140两


洋例银3 780 442两

资料来源:《日本八幡制铁所调查纪略》,《中华工程学会会报》1917年第4卷第11—12合期;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87—588页;《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下),第695—696页。

说明:洋例银1两,1914年约等于1.23日元,1915年约等于1.15日元。

相比之下,汉冶萍所处的市场环境要恶劣得多。自清末以来,中国钢铁总需求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钢铁进口价值从1894年285万两猛增到1911年的1 575万两,但中间起伏波动很大。[62]粗略估计,清末中国每年约需进口钢铁10余万吨。民初,该数字约在15万吨—30万吨之间徘徊。[63]从表面上看,这一市场容量足以容纳汉冶萍公司的产品销售,但实际上,因钢铁下游产业极为落后,中国每年进口的钢铁多以制成品形式出现,汉冶萍无力生产各类型终端产品,其能占据的钢铁市场份额极小。据1923年汉冶萍称:公司所产生铁,“最近十年统计,国内销数充量年销不过三万吨”。正如代鲁所分析的:从清末至1927年的20余年,中国钢铁的国内市场已经扩大五成多的容量,若孤立地看,它完全可以消纳汉冶萍公司所产而有余,但是,实际上该容量是最大的可能容量,且已被国内同类厂家所产与外国入口同类产品完全占据而达到饱和程度。[64]

汉冶萍公司产品附加值最大的是轨道材料,中国因工业发展落后,钢铁需求量最大的也恰是轨料市场。如盛宣怀所言:“中国无船厂,无制造各工厂,钢货销场,专恃铁路。”[65]然而,中国铁路建设所能提供的市场空间极为有限。若按19世纪美国铁路1英里耗用钢铁材料146吨的标准推算,[66]则1公里铁路约需90.7吨的钢铁材料。1896—1911年间是近代中国铁路建设最快的时期,年均修建里程达544公里,[67]则每年耗用钢铁材料49 341吨。1912—1927年间,年均修建铁路214公里,每年需钢铁材料仅19 410吨。而汉阳铁厂在1910年第6号炼钢炉竣工后,据李维格估计,每月至少可出钢7 000吨,年均8万多吨。[68]其产能是1912年后实际需求量的4倍,也远远超过清末铁路建设高峰时期的市场需求量。很显然,汉冶萍公司轨料产品的销售空间十分狭窄。

况且以上只是理论上的铁道材料市场空间,现实情形是,由于外资介入中国铁路建设,汉冶萍只能取得其中的部分市场份额。汉冶萍在近代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纵然是国内主要的钢铁生产企业,“但在销售市场上,一方面要遭受外国进口钢铁的竞争排斥,一方面要遭受国内有政府背景的大主顾客户的作梗刁难,就主要方面说,公司从未有过卖方市场地位,甚至也未形成过正常的公平交易市场。”[69]有学者统计,截至1922年,中国已通车铁路约19962里,其中使用汉阳铁厂钢轨铺设的铁路约为6 696里,约占1/3。[70]进入民国后,汉冶萍钢轨销售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从1910年的51.5%下降至1918年的5.9%,低附加值的生铁逐渐成为公司最主要的销售收入来源,1918年达到66.0%。[71]

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汉冶萍公司不得不将眼光瞄向国外。正如盛宣怀所言:“本国制造扩充尚早,我厂非多出货不可,行销非出口不可,故此举实关系成败利钝。”[72]但面对国外财力雄厚的钢铁巨头,汉冶萍产品要想在国外市场竞争中获胜,谈何容易。历史上,汉冶萍销往国外的多为初级产品,以铁矿石和生铁为主,主要销往日本。因其受合同束缚,价格低廉,汉冶萍为此长期以来广受诟病。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管理者经营失误的因素外,国内钢铁市场狭窄是主要病源。而日本之所以愿意吸纳汉冶萍的矿石、生铁原料,亦不过是满足其国内制钢事业的需要。1920年,汉冶萍售往日本生铁达75 460吨,占总产量的60.4%。[73]这种严重依赖日本市场的局面必然受制于人,导致不等价交换。如“一战”期间,日本国内生铁价格从1914年的每吨49日元激增至1917年的215日元和1918年的406日元。[74]但受合同限制,汉冶萍售日生铁却无法同步提价。为提高售价,公司代表赴日几经交涉,方于1917年将生铁价格从每吨26日元提至42.5日元的成本价,后于1918年10月提高至每吨120日元。[75]但与日本市场价相比,该售价依然极低,且提价时已临近“一战”结束,错过最佳时机。

五、小结

综上,在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都曾有过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由于事属首创,汉冶萍在早期建设过程中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构成致命因素。八幡制铁所的建设也曾出现重大失误,但其由危转安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抛开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管理因素不论,汉冶萍和八幡制铁所日后不同的发展命运,需从更宏阔的企业外部环境考察。国家扶植力度大小和市场环境优劣是决定两家企业经营成败的核心因素。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政府无法稳定、持续、有效地提供钢铁企业发展所必须的各项扶植政策,不得不将汉冶萍公司完全推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而当时国内钢铁市场的有效需求极为有限,加上外国钢铁产品的倾销,汉冶萍的市场空间被严重挤压,遂不得不向日本拓展产品市场,在其钢铁产业链的最底端分一杯羹,最终积重难返,成为日本钢企的附庸。[7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政府自始至终大力扶植八幡制铁所,推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使之形成规模优势。加之同期日本工业化迅猛发展,为八幡制铁所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钢铁市场空间。在此背景下,日本强势政府积极介入汉冶萍与八幡的竞争中,为八幡创造有利条件。两相比较,其结果必然是八幡制铁所与汉冶萍公司一成一败的历史命运。

(责任编辑:王小嘉)



[1]孙越崎给《大冶铁矿志》的题词,见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1890-1985)》第一卷上册,内部发行,1986年印。

[2][日]井上清著,姜晚成译:《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5页。

[3]在1915年本溪湖煤铁公司1号高炉投产前,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唯一有钢铁出产的近代钢铁企业。而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在1911年前,占到国内产量的95%左右。“一战”期间,日本钢铁企业迅速发展,但到1919年,八幡制铁所钢铁产量仍占日本全国的一半左右。

[4]在将汉冶萍公司和八幡制铁所作为统一研究对象的学术作品中,现有成果多关注以八幡制铁所为代表的日资集团对汉冶萍公司的掠夺活动,包括掠夺的手段、过程和结果等。这类成果数量较多。但专门探讨两家企业发展异同、业务往来、市场竞争等问题的论著较少,代表作品如李培德的《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中日近代科技交流的努力与挫折》(《日本研究》1989年1期),该文论及制铁所对汉冶萍的野心,及其藉以控制汉冶萍的资金的特点,并探讨了彼此间的技术交流和矿石贸易关系,提出许多独到见解。

[5][日]彼岛秀雄:《高炉技術の系統化》,《国立科学博物館技術の系統化調査報告》2010年3月第15集,第100页。

[6][日]清水憲一:《官営八幡製鐵所の創立》,《九州国際大学経営経済論集》2010年第17卷第1号,第8页。

[7]《铁厂派员出洋片》(1902年10月),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页21,民国28年思补楼版。

[8]《日本李一琴去电》(1902年10月27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汉冶萍公司》(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3页。

[9]关于袁世凯与汉冶萍之关系,学界较少论及。资料显示,袁世凯在1902年底确曾干预汉厂事务。如1902年11月25日,袁世凯视察汉阳铁厂,汉厂总办宗得福告以“李司员出洋,正为开拓,资本不充,终望政府、宫保维持”。(《汉冶萍公司》二,第945页)次年1月25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言及汉厂借款事,称:“慰帅来沪,力主扩充,曾托郑道面禀,调回李维格与洋商试议借款。”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0]《汉厂李来电》(1910年5月5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汉冶萍公司》(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页。

[11]《赖伦:有关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情形报告》(1909年3月),《汉冶萍公司》(三),第62页。

[12]《盛宣怀致李维格函》(1907年8月22日),《汉冶萍公司》(二),第614页。

[13]《盛宣怀:再事扩充汉冶萍公司奏稿节略》(1910年8月),《汉冶萍公司》(三),第149页。

[14]李维格:《报告汉阳铁厂出货、销货工程预算钢铁成本表》(1910),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06315。

[15]佚名:《汉冶萍煤铁路矿厂概略》,《东方杂志》第六年第8期(1909年9月9日)。

[16][日]彼岛秀雄:《高炉技術の系統化》,《国立科学博物館技術の系統化調査報告》2010年3月第15集,第101页。

[17][日]小林正彬:《八幡製鉄所》,東京:教育社,1977年,第219、221页。

[18]《汉冶萍公司详晰答复政府委员曾述棨、王治昌条件》(1914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汉冶萍公司》(三),第851页。

[19]注:本文中历年日元对白银的比价,均参照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四号,1931年版)表24“六十一年来海关两与各国货币比价表”。

[20]《日本制铁所长官押川则吉致公司董事会函》(1916年8月2日),武汉大学经济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678页。

[21]《赵时骧致盛恩颐函》附件《民国十三年至二十一年大冶厂矿情形》(1933年4月4日),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22]《李维格呈出洋采办机器禀》(1905年1月17日),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167页。

[23]程文熙:《日本铁矿石之埋藏量》,《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8年第5卷第12期。

[24]程文熙:《日本八幡制铁所之记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8年第5卷第12期。

[25]《李维格致盛宣怀函》(1902年11月3日),《汉冶萍公司》(二),第295页。

[26]李海涛:《中国钢铁工业的诞生考释》,《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2期。

[27]李海涛:《近代中国第一份炼铁厂建设计划的历史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

[28]《李维格:汉冶萍公司创办概略》,《汉冶萍公司》(三),第844页。

[29][美]T.C.史密斯著,贺允宜译:《百年前日本政治变迁与工业发展》,台北:“国立编译馆”1982年版,第5—6页。

[30] 本段写作,除标注外,其余内容主要参照彼岛秀雄前引文第90—94页。

[31][日]大隈重信等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04页。

[32][日]長島修:《創立期官営八幡製鐵所の経営と組織》,《立命館経営学》2008年第4号。

[33]吴玉伦:《近代矿业工程教育之缘起》,《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34]《德培致盛宣怀函》(1896年6月1日),《汉冶萍公司》(一),第74—75页。

[35]《汉厂洋工师、洋匠名单》(1897年1月20日),《汉冶萍公司》(一),第362页。

[36]《德培办事条规》(1896年6月18日),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140页。

[37]方一兵等在《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化进程中的首批本土工程师(1894—1925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期)中,详细描述了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培养的10名钢铁工程师的学习工作经历,揭示了汉冶萍在民国初年推进工程技术管理本土化的成绩。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至1918年,汉冶萍90%以上的技术人员是中国人,仍有4名外籍技术人员,表明汉冶萍仍未能完全实现技术管理的本土化。

[38]《张之洞奏筹设炼铁厂折》(1889年9月20日),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66页。

[39]《大隈伯论变更国政》(1897年6月11日译自日本新报),《时务报》第32册,页22。

[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丙,机器局,1957年印刷,第260页。

[41][日]小林正彬著:《八幡製鉄所》,第208页。

[42]G. C. Allen.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81—82.

[43]《盛宣怀致于焌年函》(1914年9月1日),《汉冶萍公司》(三),第866页。

[44][日]小林正彬著:《八幡製鉄所》,第170—172页。

[45][日]小林正彬著:《八幡製鉄所》,第179、193页。

[46]凡僧:《日本八幡制铁所调查记》,《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8年第5卷第4期。

[47]黄忠濬:《日本之钢铁工业》,《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24年第11卷,第3—4期。

[48]《湖北铁厂账册》(光绪31年11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12246。

[49]《汉冶萍公司历年收进股本册》(1914年6月),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77页。

[50]汉冶萍公司会计所:《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历年出支利息总数》(1913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19970。

[51]《盛宣怀致李维格函》(1909年4月5日),《汉冶萍公司》(三),第73页。

[52] 《汉冶萍公司历年支出利息清单》(1914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81页。

[53]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5页。

[5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80页。

[55] [日]清水憲一:《官営八幡製鐵所の創立》,《九州国際大学経営経済論集》2010年第17卷第1号。

[56][日]铁道省编:《日本鐵道史》(上篇),大正十年(1921)发行,第972页。

[57][日]铁道省编:《日本鐵道史》(中篇),大正十年发行,第869页。

[58] [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著,周师铭等译:《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9页。

[59][日]清水憲一:《官営八幡製鐵所の創立》,《九州国際大学経営経済論集》2010年第17卷第1号,第21页。

[60]佚名:《英美日三国制铁事业之状况》,《矿业联合会季刊》1923年第1期。

[61]黄忠濬:《日本之钢铁工业》,《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24年第11卷第1、2合期。

[62]庞淞:《中国商战失败史(1876—1915)》,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9页。

[63]《中国矿业纪要(1918—1925)》,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6年印行,附表十四。

[64]代鲁:《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65]王尔敏、吴伦霓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874页。

[66]丘亮辉:《中国近代冶金技术落后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2期。

[67]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80页。

[68]李维格:《报告汉阳铁厂出货、销货工程预算钢铁成本表》(1910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06315。

[69]代鲁:《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70]方一兵、潜伟:《汉阳铁厂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兼论中国钢铁工业化早期的若干特征》,《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4期。

[71] 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冶萍公司志》,第31页。

[72]《盛宣怀致李维格函》(1909年11月15日),《汉冶萍公司》(三),第113页。

[73] 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冶萍公司志》,第26、33页。

[74]彭维基:《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8—129页。

[75]武汉大学经济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第688、706页。

[76]李培德在《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中日近代科技交流的努力与挫折》(《日本研究》1989年1期)一文中,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汉冶萍公司内部的腐败及缺乏政府有效的支持是失败的基本原因,来自日本的煎熬加速了汉冶萍公司的衰亡”。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music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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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五 7月 31, 2020 12:32 am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晚清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企业——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举凡企业之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政商关系与中外关系、区位选择等方面均有专门而深入的论述。[①]同样,对于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崭露头角的内地港口城市–武汉的历史研究亦相当深入。[②]不过,以具体的企业和城市为个案,深入讨论二者之间发展的历史关联性的论文似不多见。近代工业在某一城市或地区的建立,往往以一定的交通区位条件与城市发展水平等地理条件为基础和前提,而大型工厂的建设和发展,则又会进一步促进地理条件的改善与城市近代化,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本文试图探讨晚清汉阳铁厂之创立与发展和近代武汉一带早期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所谓城市化,亦称城镇化、都市化,简言之,就是一个由乡村变成城镇的复杂过程。不同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别。一般认为,“城市化的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生活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③]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发展相伴随,至今远未结束。为了研究或叙述上的方便,有人将近代历史上的城市化即工业革命时期或工业发展前期的城市化称为早期或近代城市化,“二战”以来的城市化称为现代或当代城市化。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城市化虽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本文也沿袭这一习惯,将近代时期武汉城市化进程称为近代城市化或早期城市化。另外,限于资料,本文主要从近代工业的生产及其集聚与城市人口的增加与集中,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区面积的扩张与地理面貌的变化等角度来讨论武汉早期城市化。

一、芦汉铁路的兴修与汉阳铁厂的建立

汉阳铁厂创建与芦汉铁路的定议兴修密切相关。光绪十四(1888)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议续修天津至北通州之间的铁路,正当其得到清廷海军总署的支持而积极筹备建设之时,突然受到晚清朝野反对势力的大肆攻击,结果引出清中枢及地方要员之间,围绕是否应进行铁路建设及铁路建设应当首先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修筑等的一场大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铁路兴修虽被清廷最终确立为重要国策,但李鸿章所主张的续修津通铁路之方案却遭搁置。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奏请率先修筑从京郊芦沟桥至湖北汉口(芦汉铁路)铁路的宏伟计划,受到清廷采纳并付诸实施。[⑥]

芦汉铁路的建设规模宏大,为防止铁路修筑过程中的利权外溢,必须自炼钢铁,自造钢轨,这正是清廷设立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的直接动因。张之洞起初并无在湖北设置钢铁厂的计划。按其最初的构想,如果通过借用西方的现代机器设备与方法,在中国山西、广东等省分设数处钢铁厂,当不难解决钢轨的供应问题。在两广总督任上,他积极着手在广东筹办钢铁厂、枪炮厂等洋务厂局。清廷为推动芦汉铁路的修筑,将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并积极促成张之洞将其在广东任上定购的炼铁设备及枪炮厂设备改运湖北,在武汉地区设厂。[⑦]

在筹备钢铁厂的过程中,张之洞起初曾考虑到湖北“铁聚而煤散”,在武汉地区寻找厂址的过程中,又受到当地种种人文、自然条件的影响,最终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⑧]近来也有学者为张之洞这一决策辩护,认可张氏当时所辩称的,采取“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的“两就”方案,认为其比单纯“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张之洞的厂址决策不仅不是什么失误,而且相当高明。[⑨]按照张之洞的说法,与大冶相比,武汉可以“煤铁两就”,即将来自荆、襄上游的煤运至汉阳,将大冶铁矿石运往汉阳。由于汉阳位置居中,与大冶相比,在煤炭运输时,可以节省汉阳至大冶的路程,而这段路程正好与铁矿石至大冶运汉阳的相同。汉阳铁厂当局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使该厂能够生存下来,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外部经济的存在,当铁厂积极为自身生存发展创造条件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武汉地区城市地理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武汉近代城市化进程。

二、汉阳铁厂与近代武汉地区的工业集聚

钢铁工业是近代工业中牵动和波及功能最广的基础性产业,它的布局和发展,往往能够带动一系列相关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光绪十五年底,张之洞承诺将其在粤所订炼铁厂机炉移鄂兴办。彼时李鸿章、李瀚章兄弟正在筹划将张氏在粤计划兴办之枪炮厂移设北洋。[10]在醇亲王奕譞的示意下,张之洞复电请示将枪炮厂移设于湖北。[11]尽管李鸿章对此不无异议,[12]但海署很快定议将枪炮厂设在湖北。[13]枪炮厂之所以移设湖北,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炼铁厂既已决定设在湖北,将枪炮厂一并设鄂,可以“就煤铁之便”。[14]显然,枪炮厂与钢铁厂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亦是枪炮厂设鄂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之洞创办铁厂之初,即不曾将铁厂经营范围,仅仅局限在熔炼钢铁上。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张之洞致电伦敦刘瑞芬公使,电文中说:

洋铁针及一切通用钢铁料件,如各种农具、锚缆、钉链、铁线、铁管,各种螺丝用处行销最多,拟兼造。此次所订机器能否兼造以上各物?如不能,即望添订全备。此等制造铁器厂与熔炼铁料厂合为一所,较省费,便经理。[15]

刘氏回电说明:“此次所订专为熔炼生熟铁钢,不能兼造各器。……至制造各种器具料物,另是一厂,未便兼办。”[16]张之洞仍请刘瑞芬询问制造铁器之机器价格,表示“当另设一厂”。[17]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张之洞《筹设炼铁厂折》提出,为了“开辟利源,杜绝外耗”,“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足杜外铁之来”,他还表示:“倘物力稍纾,尚拟将民间需用各铁器,及煤油、火柴等物,悉行自造”,[18]表明张氏当时企图将钢铁熔炼与制造业结合起来,一并发展。铁厂移鄂兴办之后,张氏为了适应铸轨的需要,将原定“日出百吨”之炼铁炉机增大为“日出二百吨”,并添加铸造钢轨设备及其它各种机器工料。[19]迨光绪十九年十月铁厂建成之时,共建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六大厂,机器、铸铁、打铁、造鱼片钩钉四小厂”等大小10座工厂。[20]

在铁厂以后的经营过程中,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适应市场需要,必须进一步扩大规模。加之钢铁工业本身的前向、后向联系,在其周围又衍生、聚集了许多相关企业,初步形成了以汉阳铁厂、枪炮厂为中心的近代武汉城市工业体系。

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将工业的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简单地通过企业扩张使工业集中化,这是集聚的第一阶段又是低级阶段。第二阶段,每个大企业以其完善的组织而地方集中化,这区别于街道小作坊的分散的生产。”[21]近代武汉一带工业区的形成,也经历了以上两个阶段的集聚过程。

第一阶段,汉阳铁厂自身规模的扩张。

钢铁厂在官办时期因经费短绌,附近未发现适宜的煤矿可资冶炼,并不能完全开工,两座炼铁大炉通常只开一炉,甚至两炉皆停,谈不上扩充规模。迨盛宣怀担任铁厂督办之后,随着萍乡煤矿日渐成功,国内铁路建设高潮的出现,工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光绪三十一年,工厂当局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最终决定仍就汉阳铁厂进行改良、扩充。是年起,铁厂开始陆续建设第三、第四化铁大炉,并废弃原来的贝色麻酸法,改用马丁碱法之炉炼钢,建设新钢厂。到光绪三十三年,铁厂“目前两炉改良添机后,日出生铁二百吨,新置马丁钢厂三座,只用两座,炼钢称是。并已开造第三座化铁火炉,明年工竣,可日出三百吨,连前每日共出五百吨,足供各省路轨及在华各厂船械之用。”工厂规模的扩大,使得汉阳大别山北旧有厂基显得过于局狭,铁厂又“在大别山之南填湖,用挂线路再辟新厂”。[22]不过,铁厂扩建工程的实际进度并不算快,第三座化铁大炉直到宣统二年始竣工投产,第四炉则到民国四年(1915)才建成冶炼。钢厂建设进度则较快,辛亥革命爆发前,新钢厂六座容积为三十吨炼钢炉已先后落成投产,民国四年再扩建一炉,六年落成开炼。另一座容积为一百五十吨的调和铁汁炉亦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落成。[23]

汉阳铁厂本是为芦汉铁路铸造钢轨而兴建的,产品自然以钢轨为主。然而,晚清铁路建设受政治风潮的影响,时兴时辍,铁厂为了生存,不得不设法生产一些市场需要的产品,如电线、电杆、铁钉、铁皮等。另外,清末全国各地,特别是武汉地区工业发展,对铁厂的生产也有刺激作用。譬如,铁厂就曾为武汉、广东、南京等地自来水产制造过水管等物,也曾为当时各地桥梁建设生产过各式钢材。相应地,铁厂内部也就逐渐生成了一系列下属小厂。到民国时期汉阳铁厂内部附属小厂共有烘钢厂、钢条厂、轧钢厂、锅炉厂、电机厂、打铁厂、钩钉厂、小铁货厂、翻砂厂、车辘厂、土木厂、木模厂、修理厂、渣砖厂、洋砖厂等15个,[24]工厂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张之洞初创时所预计。

第二阶段,与汉阳铁厂相关联的工厂、企业也相继出现、聚集。

这些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铁厂建设与生产提供各种物质与服务的企业,如大冶、萍乡等地的煤铁矿业,为铁厂及其它厂矿建设提供建筑材料的火砖厂、官砖厂、水泥厂等;二是利用铁厂的产品(包括废弃物品,如铁碴等)或技术力量等进行生产的工厂、企业。除了铁厂内部各附属小厂、湖北枪炮厂之外,此类工厂中比较著名的有车桥厂、扬子机器制造公司等。此外,枪炮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并且衍生出兵工厂、钢药厂两个小厂。

武汉地区的轻工业如武汉纺织四局,主要分布在武昌省城外沿江地区,与汉冶萍公司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资金方面,存在着相互拆借、相互弥补的关系。在能源方面,纺织四局及造币厂等工厂均使用汉冶萍公司所属之萍乡煤炭作为主要燃料。有些工厂的部分机器设备也由汉阳铁厂铸造。再如建于武昌的皮革厂所生产的皮革,主要供枪炮厂出产的枪枝作皮带和枪套。辛亥革命前后,以武汉地区为中心,以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枪炮厂等骨干企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示意如下:

钢药厂
扬子机器制造公司
汉阳铁厂
萍乡煤矿
大冶铁、锰矿,石灰石
官砖厂
水泥厂
武汉纺织四局
兵工厂
枪炮厂
针钉厂

图3 近代武汉一带以汉阳铁厂、枪炮厂为龙头的工业体系示意图

以汉阳铁厂为龙头的城市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推动了武汉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25]

三、汉阳铁厂与武汉近代城市化

如前所述,汉阳铁厂在武汉落户后,不仅自身的规模在逐步扩张,而且带来大量相关产业的集聚与发展。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武汉地区铁路交通、港口码头与航道等近代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从无到有,突飞猛进;武汉一带城市堤防建设进步显著,城市安全得到保障,市区面积大大拓展;城市人口迅猛增涨;城市面貌丕变。

(一)促成武汉地区交通地理条件的改善

汉阳铁厂的主要产品就是钢轨。铁路的修筑,关系到工厂的生死存亡。早在铁厂官办时期,张之洞就不惜重资,在大冶修筑70多里长的铁路,运载铁矿石。是为湖北省内第一条铁路。盛宣怀接办铁厂之后,开始大力经营萍乡煤矿。萍乡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山路盘曲,水道纡浅,运输很不方便,必须修筑铁路。经过盛宣怀等苦心经营,到光绪三十一年,已先后筑成“自萍乡至湘潭县之洙州(今作株州)铁路一百九十四里,直达湘江。”[26]后盛氏又积极谋求张之洞的支持,力图将铁路由株州进一步展筑四十里至昭山。[27]株昭铁路至宣统二年(1910)八月工竣,次年通车。[28]

水路运输也受到铁厂当局的高度重视。为了便于煤铁等矿产资源运汉,张之洞曾下令炸毁资江河道礁石,后又几次下令严禁沿河豪民滥占河道,影响防洪和航运。铁厂筹建时也包含筑铁厂滨江码头、襄河码头及黄石港运矿码头,购买拖矿轮舶等内容。[29]盛宣怀承办铁厂之后,积极添置轮舶,建筑码头、栈房。据民国二年李维格统计,当时汉冶萍公司汉厂项下共有拖轮7艘共计拖重5460吨,钢驳7艘载重约3 300吨,木驳六艘载重约1 300吨。萍矿项下现有拖轮14艘(一轮留汉)可拖重12 500吨,有驳船151艘共计载重32 240吨。[30]公司码头、栈房建设也发展较快。截至民国十二年,公司共有码头15座,其中汉阳厂有码头5座,大冶厂矿6座,运输所4座(分布在汉阳、武昌、株洲、岳州四地),栈房则计有6处,分布在岳州(今湖南岳阳)、株州、汉阳、武昌、湘潭、上海浦东等地。[31]

这些铁路的修筑与轮舶、码头、堆栈建设,保证了汉冶萍公司的正常运营,同时也对武汉地区对外交通事业的扩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公司的铁路、轮船也往往带运客货。譬如大冶矿山铁路,每趟车附带有客车2辆。并出售客票。[32]从大冶出发的驳船,尽管一再阻止,也难免搭载客人。[33]运载煤炭、铁矿石的回空船只,一般都会装运其它货物。尤其是从湖南运煤炭至汉厂的民船船户,更是“以搭客带私为主,而以运炭为辅。”[34]

(二)推动城市堤防建设,保障城市安全,拓展城市空间

汉阳铁厂厂址濒临汉江(又称汉水、襄河),“地形稍低,襄河每年盛涨高于地面。向有民埝,皆卑薄不足以御”。建厂之际,即修筑堤工“自晴川阁起至黑山共长十余里”,“复由五显庙至大别山脚筑一横堤,共费二万金”,“又拟在襄河筑一挑水坝,将襄河之溜挑往汉口”,“又拟在外堤内重筑内堤”。[35]堤防建设相当艰巨。铁厂招商承办时,张之洞在所拟章程中特别规定:

汉阳铁厂滨临襄河,堤工实为全局保障,且有枪炮厂在内,关系官民休戚甚重。所有大修经费,请归善后局开支。炮厂、枪厂近在咫尺,如果目睹险工,当随时禀报,即由善后局派员修理。所有堤外地基租税,仍应归公,备作襄堤岁修款,其不敷之费,由铁厂七成、炮厂三成开支,总期大局无虞。[36]

章程中明确规定了铁厂、枪炮厂对襄河堤工的责任。实际上,铁厂当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直相当重视并积极推动襄河堤防建设。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铁厂总办郑观应(一作郑官应)致电盛宣怀,报告:“襄水盛涨,天气阴晴不定,再涨三尺恐泛堤。已照会汉阳县派人巡守黑山堤,又饬邬委员、汪弁防守东西长堤。”盛氏立即回电表示:“印委防堤恐难得力,已据来电转请院司道派员会同营官带队备料驻堤防护,望兄与刘太守会筹备料,以破麻袋装煤屑,可备扼险。”[37]可见,盛宣怀对堤防重视之程度。再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李维格报告盛宣怀,“督宪批札修筑襄堤,善后局拨款委张道云锦及格会同勘估监修。张道系随使日本旧同事,格拟趁此切实修筑,一劳永逸。”盛氏回电表示:“筑堤必须一劳永逸。”[38]

按照章程,铁厂商办后每炼生铁一吨,需向政府报效铁捐一两,而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武汉一带的堤防建设。在民国三年汉冶萍公司提供的《商办之日起至民国二年六月底止解缴铁捐详细数目清单》中对此有清楚说明。清单记录:

付汉阳赫山培修官堤、取用钢轨各件欠付价值作为预缴铁捐,合长平二万六千八百零五两八钱零一厘,九八合洋例银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二两八钱五分八厘。(以下只列洋例银数,引者注)

付鄂省武胜门外塘角堤工取用钢轨各件欠付价值……四千八百六十五两九钱六厘。

付修筑襄河白鳝庙至玉皇阁堤岸下段工程用款……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两五钱八分。

付修筑襄河新矶头至崇德里堤岸上段工程用款……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六两六钱二厘。 [39]

无论盛宣怀等之动机和手段如何,他们对武汉地区堤防,尤其是汉江堤防的修筑与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则是客观事实。另外,汉阳铁厂产生的废弃物质,如煤屑、铁碴,是防洪筑堤的好材料,汉口后湖堤工及省城武泰闸水利工程的修筑,就使用了大量铁厂所出的废铁碴,此亦汉阳铁厂对武汉三镇堤防建设所作出的一个贡献。据《抱冰堂弟子记》记载,张之洞 “在鄂于省城之北,创筑自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于省城之南,创筑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里;于省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止,修筑岸10余里。从前巨浸数十里,皆为田畴、村落。”汉口后湖每到汛期则一片汪洋,附近田地、房屋时有漂没之虞。张之洞不顾当时“群议阻挠、官吏非笑、工徒惊骇”,主持“修筑拦湖长堤四十里”,结果“涸出田地十余万亩,商民欢呼,以后泽国皆将化为市廛矣”。[40]不过,后人在赞颂张之洞这位开明官僚的这一重大业绩时,不应忘记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作为当时武汉三镇最大规模的近代工厂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三)提供非农就业,吸引人口聚集,促进郊区城市化

汉阳铁厂建立之前,汉阳大别山一带尚是一片荒郊。张之洞当初进行选址之时,有人在谈及汉阳大别山下的地理面貌,曾特别指出该地“一望坦平,毫无庐墓”。[41]由于汉阳铁厂的建立及其聚集作用,该地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形成第一片烟囱林立,厂房栉比的重工业区。光绪三十四年,就在汉冶萍公司刚刚组建之初,有外人曾指出,“汉阳铁厂能够供给造船、建筑及桥梁工程的各种结构钢材,还有铁轨和铁钉。”并云,“该铁矿拥有取之不尽的燃料和铁砂的供应。……至于原料运输的便利条件,大冶有一条长约13英里的铁道,萍乡有一条长60英里的铁道,都与便利的水道(长江)连接,煤、铁原料即由水路以大约1000吨的汽机驳船运至铁厂,另外还有一些大马力的拖船和铁壳的及他种驳船。”该书作者认为,“总而言之,湖北具有一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据预计,“几年以后,这些炼铁炉、炼钢厂及轧钢厂将扩充到每日能产精整成品800吨至900吨。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一共大约雇有工人20000名,另外在汉阳还有一个兵工厂,制造毛瑟枪及弹药,炮和炮弹;还有一个无烟的坩埚火药厂,该厂也备有轧钢机。汉阳所有的工厂,从靠长江的岸边一直延展到汉水的岸边,全程达数英里。”[42]

汉阳铁厂全厂约6千人(指本部,不含萍乡、大冶煤铁矿工),所雇用的工人,大都是来自附近农村的农民。起初每逢夏秋农忙季节,许多工人返乡务农,加之武汉天热,工厂生产几乎陷入停顿。显然这些工人后来均脱离了农村而成为城市人口。这一时期武汉地区人口增长迅猛,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吸引力是其重要原因。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曾提到武汉地区工业发展对城市人口蕃盛的促进作用。张氏云:

平日专持以工代赈之论……所到皆多兴工作,如造铁路、开矿山、修堤闸、开河渠、筑炮台、修马路之类。每日闲民食力者常有数万人,武汉土夫、小工,向来每日钱六十文,近年贵至一百五十文,犹不肯应,雇募往往无人。议者以为,此地方蕃盛之明征也。[43]

钢铁厂为了安置员司、工匠和外国技术人员,在汉阳先后建筑了大量住宅。据统计,汉厂产业项下共有房屋:兴仁里一百十八间。辅德里四十二间。怀德里十间。白鳝庙八间。二码头五间。高公桥五栋。邻德里七栋。敦化堂后三栋。月湖口铺面住宅四栋。高公桥铺面二栋。川主宫铺面一栋。兴仁里洋房五间。琴台洋房五栋。闸口洋房三栋。兵工厂洋房三栋。大昌里土库房屋五十五栋。四码头土库房屋四栋。高公湖土库房屋三栋。段家桥土库房屋三间。濂溪祠土库房屋一栋。里仁巷土库房屋一栋。大巷口土库房屋一栋。兴隆巷土库房屋一栋。以上各房屋皆出租与员司、工匠及外人住用。[44]其中兴仁里、怀德里、辅德里等房屋,专为工人而设,这些地方也随之变成了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住宅区。固定住宅区的形成通常会带来相关的饮食、服务行业的出现,上引史料中提到了不少铺面、铺面住宅的名称,略微透露出当时铁厂住房附近店铺等服务业发达的迹象。总之,由于武汉工业的发达,提供大量非农就业,促成武汉一带城区面积的扩张和人口迅猛增长。

(四)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普及工业文明,改变城市精神风貌

正如苏云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工业教育与工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汉阳铁厂的创办者张之洞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汉阳炼铁厂,于光绪十六年时共雇用洋矿师及技工九人,华工五六百人,光绪廿一年洋工师增至四十一人之多,华工多时亦三千人左右。由于张氏希望国人逐渐掌握这些生产技术,所以在厂里附设了矿学堂及化学堂各一所,以英人骆丙生为教习,从闽厂调学生多人来鄂接受训练。购置西书、图画、仪器及试验材料等物。预算三万两,计划办理二年。这是工厂附设学堂的一个例子。”[46]

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张之洞致电伦敦驻英公使薛福成,以“熔炼钢铁工程繁重,拟遣精壮工徒五十人至英厂习练。”又致电柏林驻德公使洪钦,提出“拟遣精壮工徒二十人赴德习练”,学习制造枪炮。[47]但均不果行。十七年下半年,“鄂铁厂洋监工比国(比利时,引者)人请派精工四十人赴比郭格里尔厂学炼钢铁”。[48]张之洞对此大力支持,光绪十八年正月初八日,“派翻译俞忠沅带工匠十名赴比国郭厂学炼钢铁”。[49]这大概是中国近代第一起派遣工人出国学习生产技术之举。汉阳铁厂后来还曾出资选派学生出国学习钢铁厂工艺,并规定学成归国后,必须“在湖北汉阳铁厂充当工程师”。[50]公司前后共派出学生8人(其中2名系民国后派遣的),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多在公司担任要职,成为公司重要的技术骨干。[51]

由于当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多鄙视工艺,不愿进入工厂学习,铁厂附设学校没法办好,张之洞遂将化学堂并入自强学堂。不过,铁厂兴办实业教育的努力并不曾停止。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驻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致函盛宣怀,提出:“鄙见宜就近铁厂或在大别山上设一大学堂……请两中国掌教,其西人掌教可即用厂中各工师充之……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约计每月经费至多不过千金,而数年间所取人材,不可胜用,较天津、江南各处所设之学堂收效更速。盖厂中所设书院,有机器可以指授,非徒读书而已。”[52]郑观应显然已经看到了铁厂对于传播近代工业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过,盛宣怀对此反应似乎并不积极,郑观应理想中的大学堂一直不曾建立起来,[53]但当时许多新式学堂的师生,都爱到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去参观,从中感受近代工业文明的魅力。

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武汉地区成为全国发展洋务工业的中心城市之一。

四、武汉城市地理环境变迁与汉阳铁厂的巩固、发展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盛宣怀转而投靠张之洞,担任汉阳铁厂督办。[54]很快,铁厂的厂址是否进行调整及如何调整,成为钢铁厂管理层极为关注的问题。当时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案,一种继续在汉厂扩充发展,一种是在大冶另设工厂,一种是设厂于煤矿所在地萍乡及其附近的湘东地区。在工厂内部反复酝酿调整厂址另设新厂的过程中,汉阳铁厂原址进行扩充建设的方案被采纳、实施。[55]铁厂内部管理人员宗得福、李维格等说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主张就厂添炉,其直接原因不外以下两点:其一,就汉厂已成之局,可以充分利用铁厂既有的厂房设施、人力物力,节省投资资金。上文所引宗氏反对在大冶添炉的重要理由就是因为“大冶平地楼台自筑地脚起至造成止,一切在事华洋各人,无一不是另起炉灶,断非数十万所能竟功”。李维格主张暂时放弃在萍乡、大冶等地添炉的计划,也是考虑到“萍乡铁矿难恃,又须接展铁路四十里,需款过巨。即就近在大冶另起炉灶,亦非目前力量所能办”,当时铁厂“款项有限,惟有凑现成局面,仍就汉阳布置,步步为营,俟销路畅旺,再在大冶推广。”[56]其二,就是铁厂试图利用炼铁炉多余的炭气发电出售,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承办武汉水电厂,以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利润。由于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促进了武汉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推动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当时武汉地区成立了不少新式工商企业,城市近代水电设施的建设也在酝酿之中。据德国专家的意见,铁厂利用多余的炭气发电,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盛宣怀等也对此寄予厚望。简言之,武汉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为铁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无疑是促使盛宣怀等最终决定“新炉就汉”的重要原因。汉厂第三座化铁炉,宣统二年三月方才落成投产,第四座化铁炉则于民国四年六月才开炉炼铁。[57]而早在光绪三十二年,汉镇商人宋炜成等业已集资创办汉镇既济水电有限公司。[58]自汉阳新钢厂建立和旧化铁炉改造成功之后,汉冶萍公司就已经扭亏为盈,迨至民国四年,铁厂四炉共开之后,公司盈利更巨。[59]

综上所述,汉阳铁厂的建立,首先与清廷修筑芦汉铁路这一重要铁路干线有关,可谓厂因路兴。汉阳铁厂建立与发展,不特对武汉一带工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有力地推动着武汉地区之交通进步、堤防建设、文化教育与城市化发展进程,深刻改变着武汉城市历史地理面貌。汉阳铁厂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武汉一带的地理环境条件,但铁厂并不只是被动地受环境的制约,而是能动地改造着自己周围的环境,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最终汉阳铁厂克服早期因交通不便、运费高昂而造成的成本压力并获得进一步扩充而发展,进一步为武汉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贡献力量。汉阳铁厂与武汉城市历史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近代交通建设、工业发展、城市地理环境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为我们深入理解近代以来的人地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此其一。[60]


[①]关于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之生产经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阅全汉昇《清末汉阳铁厂》,《中国经济史研究》(下),新亚研究所1991年版;代鲁:《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是非得失评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代鲁:《清末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述析》,《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代鲁:《对张之洞办铁厂几条指摘的辨析》,苑书义、秦进才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郑润培:《中国现代化历程:汉阳铁厂(1890—1908)》,香港:新亚研究所、文星图书有限公司2002版等重要论著。

[②]关于晚清时期武汉城市近代化研究的主要代表性成果,可参阅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

[③]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3—64页。

[④]拙文:《张之洞与湖北大工业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⑤]拙文:《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⑥]吴铎:《津通铁路的争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版。

[⑦]拙文:《张之洞与湖北大工业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⑧]拙文:《政治与经济之间:张、李之争与汉阳铁厂之厂址决策》,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⑨]详见代鲁《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是非得失平议》,《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1992年第2期,第76-78页。

[10]参见李鸿章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十六年正月初三日两次《寄伯兄粤督》电文,《李文忠公电稿》,卷11,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11]参见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海署致张之洞电与正月初七日张之洞《致海署天津李中堂》两电。前电中,醇亲王告诉张氏,“粤督请移铸械厂于北洋,刻正详商,然必须得铁后次第及之”。(《张文襄公全集》卷133,电牍十二,文华斋1928年刻本)张之洞趁机提出:“可否一并移设于鄂……鄂省为南北适中,若此处就煤铁之便,多铸精械,分济川、陕、豫、皖、江、湘各省,并由轮运沪转运沿海,处处皆便,工费亦省。”(《张文襄公全集》卷134,电牍十三)

[12]参见《李文忠公海军函稿》卷4,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日《议安置枪炮厂》一函。李鸿章云:“原奏天津、通州等处择地建厂,自为水路易通起见……将来开工后日需烟煤甚多,现在烟煤出自唐山煤矿,由铁路运津较便,即随时购办外洋器料转运湖北,炼成钢铁亦由轮船运津为便。似建厂之地,宜在天津择定。”

[13]参见《海署来电》(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4,电牍十三。

[14]张之洞:《致海署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日),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34,电牍十三。

[15]《致伦敦刘钦差》(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发),《张文襄公全集》卷132,电牍十一。

[16]《刘钦差来电》(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到),《张文襄公全集》卷132,电牍十一。

[17]张之洞:《致伦敦刘钦差》(光绪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发),《张文襄公全集》卷132,电牍十一。

[18]《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7。

[19]《张之洞致驻英大臣薛福成电》(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4,电牍十三。

[20]《炼铁全厂告成折》(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34。

[21]参见阿尔弗雷德·韦伯著,李刚剑等译:《工业区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8页。

[22]《盛宣怀致张之洞密函》(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载陈旭麓等编《汉冶萍公司》(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0页。

[23]《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24]《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22-23页。

[25][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光绪三十四年日本东京初版、上海昌明公司发行,见书末附录第27、32页。

[26]李维格:《湖北汉阳铁厂、江西萍乡煤矿之缘起》(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上旬),《汉冶萍公司》(二),第486页。

[27]参见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第813-814、页816-818页《盛宣怀上张之洞》各函。

[28]参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42-1043页。

[29]《张之洞咨呈约估筹办煤铁用款折》(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85-87页。

[30]《李维格致公司董事函》之附件一:《筹划汉冶萍厂矿扩充事宜清折》,《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475-480页。按:考虑到辛亥革命以来公司受到的巨大损失,这个数字应比辛亥革命前夕小得多。

[31]《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34-35页。

[32]《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34页。

[33]《大冶来电》,《汉冶萍公司》(一),第925页。电文云:“驳船搭人,祁在江边阻止,昨日未搭一人,今日驳船又搭客三十余人。一边禁总难,否则立一限制,准搭几人,此中尚有别情也。”

[34]《卢洪昶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汉冶萍公司》(二),第568页。

[35]《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陈旭麓等编:《汉冶萍公司》(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6]《商局承办湖北铁厂酌议章程》,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4页。

[37]《铁厂来往电报钞存》,《汉冶萍公司》(一),第817页。

[38]《汉阳铁厂、萍冶煤铁两矿往来电报抄存》,《汉冶萍公司》(二),第1085页。

[39]《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414页。

[40]《抱冰堂弟子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27页。

[41]《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汉冶萍公司》(一),第23页。

[42]《商埠志》,第706-708页,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8—479页。

[43]《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27-10628页。

[44]《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9-60页。

[45]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46]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43-144页。

[47]《致伦敦薛钦差》、《致柏林洪钦差》(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5508-5509页。

[48]《致俄京许钦差》(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5647页。

[49]《致巴黎薛钦差》(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5674页。

[50]《汉阳铁厂出洋学习人员甘结》(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167页。

[51]参见《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6-57页。

[52]《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汉冶萍公司》(一),第253-254页。

[53]参见《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36页。据悉,汉厂设有学校,“名曰铁厂公学,创办于光绪年间,但时开时停。民国三年起,分为男女两校,男名铁厂小学,女名端化女学;十年,又合并……十一年始更今名。其课程悉遵教育部订颁小学章程,并参以新学制。学生无定额,现计一百八十名。全年经费约三千元。自开办迄今,毕业者一百三十八人,有在本厂实习者,有升入他校者。”其规模实不足道。

[54]关于张之洞将汉阳铁厂“招商承办”,盛宣怀得以担任汉阳铁厂总办的经过与缘由,请参阅代鲁《清末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述析》,《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代鲁:《再析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拙文:《清末汉阳铁厂之招商承办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5]关于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之后试图调整汉阳铁厂厂址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盛宣怀与汉阳铁厂之再布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56]《李维格呈出洋采办机器禀》,《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169页。

[57]参见《公司第二届股东常会报告》(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54页。其中云:“汉厂新化铁炉(指第三炉,引者注)于三月廿六日开炼”。按:全汉昇先生引《汉冶萍公司全志》,将之定为光绪三十四年,实误。(参见全汉昇《清末汉阳铁厂》,《中国经济史研究》下,第869页);第四炉情况参见《王勋致公司董事会函》(民国四年六月十四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499页。

[58]作者按:铁厂当局计划综合利用钢铁厂设备及废热、废气兴办汉镇水电厂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汉口商人宋炜成开办水电公司的计划却受到张之洞大力支持而成功举办。铁厂当时另有利用工厂废料办水泥厂的计划,亦不果行,而同期湖北大冶水泥厂则为张之洞支持兴办。

[59]全汉昇:《清末汉阳铁厂》,《中国经济史研究》(下),第877页。

music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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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汉阳铁厂

帖子 musicpal » 周日 8月 02, 2020 12:07 am

由于汉阳铁厂的建立及其聚集作用,该地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形成第一片烟囱林立,厂房栉比的重工业区。光绪三十四年,就在汉冶萍公司刚刚组建之初,有外人曾指出,“汉阳铁厂能够供给造船、建筑及桥梁工程的各种结构钢材,还有铁轨和铁钉。”并云,“该铁矿拥有取之不尽的燃料和铁砂的供应。……至于原料运输的便利条件,大冶有一条长约13英里的铁道,萍乡有一条长60英里的铁道,都与便利的水道(长江)连接,煤、铁原料即由水路以大约1000吨的汽机驳船运至铁厂,另外还有一些大马力的拖船和铁壳的及他种驳船。”该书作者认为,“总而言之,湖北具有一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据预计,“几年以后,这些炼铁炉、炼钢厂及轧钢厂将扩充到每日能产精整成品800吨至900吨。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一共大约雇有工人20000名,另外在汉阳还有一个兵工厂,制造毛瑟枪及弹药,炮和炮弹;还有一个无烟的坩埚火药厂,该厂也备有轧钢机。汉阳所有的工厂,从靠长江的岸边一直延展到汉水的岸边,全程达数英里。”[42]

[42]《商埠志》,第706-708页,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8—479页

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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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清末北洋亚洲最大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产量是上海浦东铁厂的百倍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一 3月 08, 2021 5:49 am

上海钢铁业在1930年代前几十年的总产量在两万吨左右。而这只不过是汉阳铁厂最早期的年产量,汉阳铁厂后期钢铁年产量各约20-30万吨,一年的产量就是上海钢铁业在中日战争前产量总和还多10倍,也就是说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汉阳铁厂的平均年产量是上海钢铁业的平均年产量的10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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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铁工业起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为制造枪炮需要,向英国购进3吨酸性炼钢平炉1座,在官办的江南制造局建造炼钢厂。翌年投产,日产钢3吨,开上海钢铁工业之先河。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在城南高昌庙地区(今制造局路)辟地27亩,建设新的炼钢厂,又购进15吨酸性炼钢平炉1座,并陆续购置1吨转炉一座1.5吨、3吨电炉各一座,直径400~914毫米轧钢机4套、冷轧机5套、卷铁皮机1台,2000吨水压机1座等设备,生产圆钢、方钢、扁钢、角钢、工字钢、6~18毫米钢板、枪筒钢、炮筒钢等,供制造枪枝、快炮、舰艇及其他机件等军需之用。投产5年产钢7989吨,最高年产量2056吨。光绪二十四年后,钢年产量下降到500~600吨,炼钢厂陷入一蹶不振的局面。后该厂几经易名,独立建制为上海炼钢厂,于抗日战争前夕,主要生产设备迁往重庆,结束了上海首家钢铁企业的历史。

辛亥革命后,上海民族钢铁工业开始崛起。民国2年(1913年),民族资本家陆伯鸿受上海市总商会委托,赴美、英、法等国考察钢铁工业。回国后,利用其在实业界、金融界的影响集资合股,在浦东周家渡西村(今上南路300号)创建上海第一家民营钢铁厂——和兴化铁厂,向德国购进10吨高炉1座,于民国7年8月18日建成投产,日产生铁12吨左右,利润颇丰,开工3月所获盈利相当于原投入资本。民国9年又从德国购进20吨高炉1座,月产生铁1000吨左右,销与上海的兵工厂、机器厂、翻砂厂及铁号。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国家的生铁来华倾销,导致和兴化铁厂严重亏损,被迫歇业。民国11年,和兴化铁厂追加资本,增地60亩进行扩建,从德国购进10吨酸性炼钢平炉2座,直径500毫米轧钢机1套,扩建成炼铁、炼钢和轧钢一体化的钢铁生产企业,定名和兴钢铁厂,民国14年2月投产,生产硬钢和竹节钢材,但又遭西方国家的压价竞争,民国16年2月,和兴钢铁厂又被迫歇业。10多年内,和兴厂接连两次遭到沉重打击,两起两落,陷入了困境。民国22年,中兴煤矿公司承租该厂,改组为新和兴钢铁厂,恢复生产。

民国22年,留美回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余铭钰与方文年合股创办了生产铸钢件的民营企业——大鑫钢铁工厂,先后设置化铁炉3座,1吨转炉1座,1吨电炉2座等炼钢装备,为机械、造船等工业以及公共汽车公司、铁道部门提供铸钢件、铸铁件。受其影响,机械行业的大陆机器厂和丰田汽车修理厂也设置电炉生产铸钢件,供本厂制造机器配套之用。

music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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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清末北洋亚洲最大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产量是上海钢铁业同期产量的百倍以上

帖子 musicpal » 周一 8月 15, 2022 9:44 pm

督鄂期间,张之洞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惨
淡经营,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及铁路等行业的门模拟较齐全
的近代大工业体系,其中不少是独步亚洲的实业项目。1890年,亚洲第一家大型现代化
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开始兴建,1894年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
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铁厂设备距世界先进水准不过10年
左右,在亚洲也是最先进的。汉阳铁厂具有年产生铁14万吨的能力,名号铁厂,实际上
还包括炼钢和轧钢,目的是要轧出修铁路用的钢轨,而后来建成的京汉铁路,全线所铺
铁轨即皆为汉阳铁厂所造。与之相比,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
于1897年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的,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万吨。汉阳
铁厂出铁之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西
方甚至将此视为中国觉醒之标志,有人预言“湖北省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的匹兹堡
”。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认为:
“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
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日本人更是对汉阳铁厂作了细致的观察,并赞叹道: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
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
厂耶!”
1901年,《东方杂志》所译西方报刊评论称:“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
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
,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么么视之。
曩者华人梦昧醰醰,略无知觉,弃财于地,不足顾惜。今则狂睡初醒,眼光霍霍,振刷
其精神,磨励其胆略,以搜罗遗利,步武西法,宏兴工业,百废俱举,一鸣惊人。……
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
由此可见,汉阳铁厂的建成,不仅具有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
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1年以前,汉阳铁厂一直都是中国唯一的钢
铁企业,1912-1924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41%,而其生产能力直到1927
年才被由日资经营的鞍钢所超过。
张之洞还主持兴建了湖北枪炮厂(后更名为“汉阳兵工厂”),这是一个生产枪、炮、
弹、药的大型综合性军工企业,也是我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专业性兵工厂,“植中国军
械专厂之初基”,成为中国现代兵器工业的摇篮。张之洞“器必求精求新”的严格要求
,保证了枪炮厂的设备与世界先进水准只不过两三年的差距,从而生产出了当时全国最
优良的步枪——德国88式步枪(又称79式步枪,后经改造,成为著名的“汉阳造”)。
汉阳兵工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最有成效的军工企业,起步虽晚于上海江
南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企业,但却后来居上,生产出来的军火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
上都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创办的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用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成为近现代
中国陆军装备的主要生产基地。1908年,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视察该厂时称:“目睹其
制度宏阔,成效昭然,窃叹为各行省所未有。”而闻名天下的“汉阳造”步枪,从1893
年一直生产到1944年,风靡了半个世纪,其寿命超过了曾在中国生产过的任何一种武器
,总产量至少也在一百万支以上。由清末新军开始,到北洋军、北伐军、国民党中央军
、红军,“汉阳造”武装了无数的中国部队,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然是中国主要的步
兵武器。在1933年日本陆军省的秘密报告中,被誉为“东方克虏伯”的汉阳兵工厂,便
已成为日军的“绝死目标”。汉阳兵工厂于1939年迁至重庆,成为抗战后方最主要的国
防工厂之一,在抵御外侮中还发挥了巨大作用,可谓是“老树开花又逢春”。在50年代
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有许多部队持着“汉阳造”在冰天雪地中与十六国联
军拚杀。60年代之后,“汉阳造”方才退为民兵的武装。
在重工业方面,张之洞还陆续开办了与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产业配套的大冶铁矿、湖
北水泥厂、大冶铁路等。轻工业方面,则以“布衣兴国、蓝缕开疆”为宗旨,创办了湖
北纱、布、丝、麻四局,构筑起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规模仅次于上海。在近
代全国六大纺织城市(上海、武汉、青岛、天津、无锡、南通)中,武汉的纺织业稳居
第二位,1892年武汉纺织厂的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40.9%,1893年高达77.1%,一度超
过上海。著名学者杨铨在所著《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称:“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
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计划之周,数十年以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
”此外,张之洞还兴办了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白沙洲造纸厂等一批与重工业相拱
卫的种类繁多的中小型工厂,从而最终构筑起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湖
北枪炮厂四大重工业与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四大轻工业为主体,以钢铁、军工、纺
织三大产业为支柱,包括丝绸、制革、造纸、米面、茶叶、烟草业等在内,轻重工业相
对协调发展、比较完整且能“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其工业门类之齐全,虽上海、天
津亦不能及!
除了兴建官办企业,张之洞还大力扶助和提携武汉的民族工商业,使武汉成为当时仅次
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与商埠。1895-1913年,全国共设大型华资厂矿549
家,其中武汉有28家,占5.1%,资本总额更是占全国的14.3%,仅次于上海(19.9%
)。晚清50年间(1861-1911年),武汉共兴建各类工厂100个,无论数量还是投资额
,均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成为与上海、天津并立的全国三大工业基地之一。
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武汉造”声名鹊起,饮誉海内外。为数众多的“汉货
”精品大量涌现,并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有副食精品“曹祥泰”、糕点名店“汪玉霞”
、钟表名店“亨达利”、名震中原的“苏恒泰”伞店、驰名神州的“曹正兴”菜刀、誉
满海内外的“白海记”旗袍等,著名药店“叶开泰中药房”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
堂、广州陈李济并称为全国“四大中药名店”,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并称为“四大
名锣”。1902年,张之洞设立两湖劝业场,与京、津劝业场成鼎足之势。1909年,当时
的湖北主政陈夔龙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劝业奖进会”。1910年,南京举办全国性的博
览会——南洋劝业会,湖北、武汉在这次展会上大出风头,独一无二地开辟了两个展览
馆,飞檐画壁、气势非凡,展出物品令全国乃至全世界刮目相看。1911年,湖北、武汉
产品又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这是湖北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也是规
模最大的一次,当时获奖的14家厂商中,绝大多数来自武汉,武汉厂商的铜器、灯盏、
玻璃、水晶、瓷器等产品获5项金奖。1914年,在罗马举行的欧洲博览会上,汉阳铁厂
的钢轨获金牌奖。1915年,在美国费城的巴拿马赛会上,武汉有20项产品获得一等金牌
奖,另有8项获二等银牌奖,其中袁采章的花缎、姚春和的铜器及信记等18家商号的茶
叶名列榜首。此外,汉绣在南洋赛会上曾获金奖,名酒汉汾也在1919年的巴拿马国际赛
酒会上荣获奖牌。
制造业的空前繁盛,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业的发展,汉口的传统商贸优势进一步发挥
。在张之洞督鄂期间,从1896年到1905年,汉口的内外贸易总额增加了一倍多。1906年
,张之洞督办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因从卢沟桥延伸至北京正阳门,故更名为京汉铁路
。这是中国第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它的建成,使水路运输与铁路运输在武汉相
连接,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武汉商贸的繁荣和经济腹地的拓展。“观近年汉口贸易额增进
之数,较前几年大一倍,伟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第二位,皆此铁路之力……适值京汉铁
路初通,生产之圈限,以倍数增加,故贸易额亦以倍数进”,“京汉铁路使汉口与河南
密接,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有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后忽南入于汉口之商圈,且与北京
之交通亦趋便利”。据统计,20世纪前10年,汉口的外贸总额始终占全国的10%左右,
雄居全国第二,号称“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成为当时唯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城
市匹敌的内地口岸,其“舟楫之辐辏,货物之聚散,甚盛不亚于上海,其余则尚未能比
类也”。对此,英国人菲尔德维克指出:“现在汉口兴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它不仅超
过了镇江、南京和芜湖这些旧日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而且超过武昌这个省会城市,成
为上海的巨大对手了。”1906年,汉口的外贸总额占全国的比例高达12.04%,已接近
上海的水准,以至于1911年3月4日的《民立报》还回顾道:“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
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862年到1931年这69
年里,武汉的外贸总额共有42年仅次于上海而位居全国第二,汉口江汉关的吞吐量仅次
于上海江海关。对于汉口的对外贸易在全国的地位,1910年的《国风报》曾作出以下评
论:
“汉口,此地为南北交通之中心,即美国之芝加哥,居民八十二万,中国内地贸易之盛
,无逾此者,即每年之贸易额,一亿乃至一亿两千万两,是上海者为外国贸易之总汇,
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它各港,皆不过为此两地之附庸而已。”
汉口商贸的空前繁荣,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07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
幸吉写成《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其中写道:
“汉口者为清国中一大市场……四方杂货无不经由此道,论者谓为清国十八省、四百余
州之中心矣,非虚言矣。
“汉口者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
“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
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不置(芝加哥,
美国第二大都会也)。”
另外,英国人穆和德在其编着的《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中,也称武汉为“东
方芝加哥”;而正如罗威廉所言,“美国观察家们则逼真地把汉口在国内的地位同芝加
哥对联起来”,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为魏尔•瓦尔特的文
章——《中国的芝加哥》,该文写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
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随着商业的兴旺发达,汉口的金融业也随之而迅速崛起,逐渐发展成为与上海、天津、
广州并立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业务量更是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作为中国
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武汉的银根松紧,市价涨落,直接牵动着湘、鄂、赣、豫、皖、
川、陜、晋等数省金融市场的跌宕起伏。在汉口闹市区里,云集着大量的本地与外资银
行,江汉路南段与沿江外滩一带更有“汉口华尔街”之称。
张之洞还在武汉大力兴办新式教育,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和创设各类新式学堂,其中就
包括百年名校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
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另一方面,张之洞还十分热衷于选派
留学生出国,任职期间共派遣数千湖北学生留学日本,使之成为中国留日学生数量最多
的省份之一,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人数甚至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张之洞留心学务
最早,办理学堂亦最认真,久为中外所推崇”,“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
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
比较别省所立,未有渝于此者”,“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
麇集。各省派员调查,以便仿办者,亦络绎于道”,“当清季兴学令下,各省考察学制
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地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所有这些评论,都真实而
准确地反映了在张之洞兴学政策的强力推动之下,湖北的新式教育事业迅速跻身全国前
列这一令人欣慰的事实。
更为重要的是,从张之洞兴办的这些新式学堂、派遣留日的学生以及编练的新军当中,
还走出了大量接受了先进思想的革命志士,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黄兴、宋教仁、孙
武、蒋翊武、刘静庵、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熊秉坤、吴禄贞、刘成禺(刘问尧)
、李书城、张难先、张继煦、熊十力、詹大悲等人。出乎张之洞办学堂、练新军以巩固
清廷统治之本意,恰恰是这些由他所创办的学堂里为数众多的进步师生,率领着三分之
一以上的湖北新军,发起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视湖北、武汉为第二故乡的直隶南皮人张之洞,在其卸任前的最后两年之时,以“困穷
筚路启山林”、“劳歌已作楚人吟”的感人诗句,来总结他在湖广总督任上为振兴湖北
、武汉所作出的种种艰辛努力。面对着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
志得意满地为黄鹤楼草拟了一副气势恢弘、意境宏阔的楹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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