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研究综述》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
清代是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20 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对于这一区域清代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涉足，较早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是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学者对湖南的米市以及湖广集市的考察①。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日益关注。就笔者统计所及，80年代至今，国内学者相关研究论文已有80多篇，专著已有10多部，尤其是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对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研究。回顾总结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拓宽或深入该领域的研究将不无裨益。
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鸦片战争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代发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 [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20 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 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 ”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 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发表论文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 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发浪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 [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 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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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86]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87]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1期；又见《清代两湖农业地理》。
[88]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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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碾压上海香港广州南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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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研究
学术规范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任放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呼声日隆，这对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已步入整体性的理性自觉阶段；另一方面也显露了普遍存在的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窘迫。现在最急切的问题不是意识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而是技术层面的可操作问题，即如何参照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建立起中国学术规范的原则和细节。在这方面，王笛和罗志田的文章可资参考①。笔者认为，对研究范式的注重，亦为恪守学术规范之必需。所谓研究范式，是指在展开某项具体的学术研究之际，研究者必须具有的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必须遵守的写作程序。独特的学术视野，包括独特的问题意识、相关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研究的切人点。这实际上涉及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学术视野的独特性最终体现在论著的写作程序中，即文本的独特性。就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其写作程序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选题的意义予以诠释，对若干概念进行学术清理，对该领域的学术史予以勾勒，对参考文献予以爬梳，对分析框架或称之为叙事结构作出说明，归纳出初步的结论。笔者以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研究为例，尝试提供一个具有文本解读价值的研究范式。
一、选题意义
明确选题的意义，实际上是弄清楚之所以研究该课题的缘由以及想达到的研究目的。本人拟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是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市镇经济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即为市镇经济的繁荣。这是明清经济史异于前代经济史的显著特征。因此，市镇经济研究之于明清经济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均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经济史家傅衣凌指出，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他在考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时，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傅氏提醒人们注意：明清江南市镇的成长，是和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可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程度，自足自给的经济仍占支配地位，所以这一时期的市镇经济既具有工商业的性质，又具有农业的性质。江南市镇的手工业生产，有相当多的部分仍属于农家副业的性质。市镇的牙行制非常发达，其影响所及，则是市镇工商业经济社会基础非常脆弱，不易于独立发展。在江南市镇工商业人口中，有一部分属于乡居的经营地主或商人地主。地主经济的剥削基础，奠基于佃租关系且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因此市镇不可能成为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独立发展。同时，在这些市镇的周围，完全是自足自给的农村。于是，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市镇始终是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市镇的发展原型，其创市者，有地主，有官僚，也有宗族集团，带有浓厚封建的、宗法的色彩。由于中国市镇的支配权长期操纵于地方的地主阶级手中，所以他们才牢固地维持着脚头、脚夫这种最落后的运输制度。凡此，明清江南市镇不像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北意大利、佛兰德福诸城市那样，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确立了商人法、市民宪章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诸种特权，而是长期停滞并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成为地主经济的补充。②我国许多学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在探讨市镇经济时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③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精辟指出，无论就人口还是就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于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展到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有些著名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扑倒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他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凹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⑤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过程。⑥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⑦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6）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⑧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⑨可见，市镇经济是评估明清中国市场发育程度、各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变迁轨迹的重要指标。
第二，就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市镇经济的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及质量方面，较之长江下游市镇经济研究稍显不足。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济的论文约700篇，其中，有关长江下游市镇的论文约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市镇的论文约占16％，其他为华南市镇、北方市镇及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因此，在认真吸纳学者们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必要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在长江中游市镇研究领域，尚未发现一本诸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这样系统研究区域市镇的专著。因此，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的这一缺憾，需要加以消弥。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视江南轻视其他地区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这种不平衡性，使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多年来，乡镇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将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视为“一生的研究课题”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提交浙江农业大学与加拿大贵而富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精辟指出：“我的小城镇研究刚开始破题的时候，还只是在家乡看到小城镇的衰而复兴。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已开始呈现出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可喜局面。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创造。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小城镇的发展一再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广大农民之中。他们不是照搬西方工业化集中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而是让工业生产方式适合于自己生活的需要，把现代工业扩散到了乡村中去，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们又在世代躬耕的田野上第一次建设起一座座现代化的城镇，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角度看，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事实上，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⑩鉴于明清时期中国市镇经济曾有过辉煌历史，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学者理应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为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源，力争提出有分量的对策。
二、概念界定
翻检许多学术期刊，可以发现常有学者不对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界定，这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之一。鉴于此，在展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之前，须对该项研究工作的三个关键词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进行学术清理。
这里所讨论的明清时期，是指从明王朝建立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清帝国覆灭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间跨度为543年。有时，为了论述的必要，适当上溯至唐宋，或下延至民国。这种时段划分，不同于许多学者将明清时期局限于明代至鸦片战争前夕的做法。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研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1840年，有的甚至截至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势，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丫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
这里所讨论的长江中游，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8府：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领10府、1直隶州、1直隶厅、60县。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共领9府、5直隶厅、4直隶州、3属州、64县。江西，《禹贡》扬州之域。明置江西巡抚，承宣布政使司，南赣巡抚。清初因之。清顺治四年1647年，置江南、河南、江西总督，治江宁。顺治六年1649年，罢河南不辖。顺治九年1652年，移治南昌，寻还旧治。顺治十八年1661年，置江西总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凡领13府、1直隶州、4厅、1州、74县。其疆域范围，采《清史稿》说。⑾明清长江中游在行政建制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湖广分省。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北、湖南二省，沿用至今。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不以行政区划为经济史的研究单元，而是将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
这里所讨论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⑿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美国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专家德·希·珀金斯关于传统贸易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市镇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是在市镇内或是在包括别的邻近农村地方在内的相当广阔的范围之内进行的。”⒀何为“市镇”?这涉及如何对市镇的历史内涵进行判断，同时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全汉升从西欧市场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市”的最初涵义应是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Market。⒁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⒂刘石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⒃邓亦兵在界定清代前期的市镇时，以两个要素为参照：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她仔细甄别了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四栅，市镇外围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一种趋于城市化的倾向。⒄许多学者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
三、学术前史
对学术前史的清厘，是遵守学术规范的题中之义。其价值在于，使自己对相关学术动态了然于心，知道前此学者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不足，从而明确自己的用力方向，力争在吸纳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如前所述，长江中游市镇研究在整体态势上不及长江下游市镇研究。但仍有若干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下面分别予以论列。
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的超级市镇如景德镇、汉口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超级市镇的史料相对集中，数量亦较为可观，查阅较为便利；另一方面，超级市镇往往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超过府州县城。因此，对超级市镇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的实质及特色。在景德镇的研究方面，梁淼泰所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堪称力作。他认为，景德镇不是以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加工和集散地的姿态进入城市行列的，它是以“瓷业中心”而闻名于世。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程，走在江南市镇的前面，从而成为一座次等城市。此外，徐文、江思清、潘群、萧放等人对景德镇亦有研究，并考察了景德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⒅有关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最终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得以呈现。⒆日本学者对景德镇颇为重视，如佐久间重男论述了景德镇官窑的设置以及匠役制度的变迁所导致的民变现象，高中利惠以景德镇为例探讨了前近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临界要因。⒇
在汉口镇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镇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瞩目，他也因此成为当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人物。罗氏的著作，已被视为研究明清以降中国商业行会、公共领域及市民社会的典范。（21）皮明庥长期致力于武汉地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长于武汉城市史。（22）陈钧、任放从文化史角度切人经济史，对张之洞及其“湖北新政”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研究，尤其对汉口镇的近代市场发育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23）吴量恺从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着手，指出汉口镇的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24）苏云峰剖析了汉口镇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症结，如人口迅速集中引起的许多问题、市容与公共设施的问题、市政缺失、财政匮乏及社会问题。（25）此外，范植清对汉口镇商业资本的研究，石莹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的研究，张岩对清代汉口粮食贸易的研究，陈慈玉、杜七红对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的研究，以及王永年、陶建平、宋平安对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研究等等，（26）均有积极意义。
除了超级市镇的研究，一些学者对长江中游各省区的市镇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特别是日本学者森田明分析了清乾隆时期发展到顶点的湖广定期集市的流通过程，重田明考察了清初湖南粮食贸易专业市镇及市场。（27）李华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两方面，对湖北农村市场市镇的最低层级的兴盛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述。林济以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作为考察对象，对明清至民国时期黄州的集市、公共设施与地方神祗崇拜，市镇兴起与宗族社会非组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家炎就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的影响提出了独到见解，王朝辉注意到近代湘西市镇化的现象，徐凯希探讨了清末民初沙市的棉花贸易。（28）苏云峰、张建民、刘泱泱、许怀林、陈文华、陈荣华等学者在各自所撰湖北、湖南、江西通史性著作中，亦对城镇经济作了系统梳理。（29）梅莉、张国雄、晏昌贵、魏嵩山、肖华忠在研究两湖平原及鄱阳湖流域开发史之际，对城镇的兴起作了专题探讨。（30）就笔者视野所及，在年轻的学人中，台湾大学硕士研究生巫仁恕，武汉大学博士生周荣、杨国安以及硕士研究生傅乐园、方立、林清清、白丽萍等人，分别以明清两湖地区的市镇、社会保障、基层组织、牙人牙行、社仓等为题，完成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31）
与两湖地区相比，江西市镇受到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刘石吉以其研究江南市镇的独特风格突人江西市镇研究领域，令学术界为之侧目。其长文分上、下篇，上篇着重分析江西墟市，下篇着重论述江西四大镇。明清两代，江西省由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因而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小生产者家庭对市场的依赖，带来众多农村墟市的蓬勃发展。这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农村墟市集镇勃兴繁荣的背景。这类村镇墟市遍布广大的中国农村，是乡村产品的主要市场，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组成的基本单位。宋代以降，以迄近代，这类墟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中极显著的现象。市镇是农村墟市发展的高级形式，其规模比一般墟市大。市镇对农村中的基本墟市及专业墟市，都具有相对支配作用。在清代，本地市镇常与外地市镇建立一定的联系，甚至进一步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在明清时期的江西省，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驰名中外的“瓷都”景德镇、“茶市”河口镇、“药都”樟树镇以及转口要地的吴城镇。刘石吉还比较了江西市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之处，其见解发人深省。（32）徐晓望认为，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在工商业比重的增加和农业经营方向的转化上。他从这个角度对农村墟市进行观察，指出清代江西农民已和市场建立初步的联通关系，农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了。萧放总结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景德镇发展的特点，胡水凤认为繁华的大庾岭商道促进了江西四大商镇的发展。许檀也持相同观点，强调明清江西的7个商业城镇九江、赣州、大庾、玉山、樟树、吴城、河口中，除九江之外，其余6个城镇主要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认为赣中地区市镇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分布的层递性，在形成赣中农村经济差异方面有一定影响。但各层递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系，使赣中农村又能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了赣中地区的市场网络。（33）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谢庐明、黄志繁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34）
牟发松对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草市作了深入剖析。（35）这也许是惟一的以长江中游市镇为对象的有分量的论文，尽管它探讨的历史时期不是明清而是唐代，但对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王国斌等人对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尤其是粮食市场的发育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36）因为明清时期粮食是长江中游地区流通领域最大宗的商品。直到晚清汉口开埠后，这一商品结构才得以重组，茶叶取代粮食跃居长江中游进出口贸易的首位，但粮食仍然是大宗商品。
历史地理学与经济史研究密不可分，两者的关系可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市镇经济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的支撑，因为必须对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予以考察，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尽管目前长江中游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尚有待完善，但现有成果有助于强化市镇经济的基础性研究。如龚胜生对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张伟然对两湖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张国雄对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研究，张步天对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刘盛佳对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曹树基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人口变迁的研究，王社教对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陈国生对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傅云新对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以及卞鸿翔、龚循礼、杨达源对洞庭湖围垦及演变历史的研究等等。（37）尤其是，若干具有历史地理学意义的区域，成为人们研究较多的对象。杨果对宋代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历史地理及城镇的考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38）鲁西奇禀承区域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汉水流域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对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城镇、集市、乡村聚落的分布与形态，以及城市、集镇和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差异作出了详尽的诠释。（39）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40）
四、文献征引
实证研究是强调量化分析的经济史研究之必需。而注重文献的爬梳，则是展开实证研究的前提。只有尽最大可能去搜集资料，才能确保研究工作的扎实有效。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不同文献的功能予以甄别，做到心中有数。就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而言，相关文献可归类如下：
一历史文献
1．档案。从文献学角度看，档案之于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相当重要。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部分清代档案。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刊本。《雍正硃批谕旨》360卷，清雍正十年1732年奉敕校刊，清乾隆三年1738年刊本。“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股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刊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后改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1978年至今陆续刊行。
2．官修书。明清官方所修史籍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们存在各种瑕疵。主要包括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30·地理类》。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清崑冈编辑：《钦定大清会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清潘锡恩总纂：《嘉庆重修一统志》56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方志。明清方志是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对方志的用力程度和解读方法，将决定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相对而言，明刊方志文字简略，清代方志记载较多。但不能因此忽略明代方志，应将明清两代方志相互贯通，寻求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及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为我们按图索骥提供了便利。初步统计，明清长江中游方志多达数百种。遗憾的是，长江中游只有府州县志，缺乏像江南市镇研究可资参照的乾隆《乌青镇志》、咸丰《南浔镇志》、光绪《菱湖镇志》、民国《双林镇志》等专门的市镇志，这无疑为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题。20世纪80—90年代大量修纂的新编方志，也应广泛披阅。
4．史料丛刊。许多经济史的材料散布于种类繁多的史料丛刊之中。如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全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明徐拭：《督抚江西奏议》四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刻本。清贺长龄、魏源等辑：《清经世文编》上、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清段汝霖纂：《楚南苗志》六卷，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 清刘献廷纂，汪北平、夏志和标点：《广阳杂记》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清范锴纂、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六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陈诗纂，姚勇、邱蕤、杨晓兰点校：《湖北旧闻录》上、中、下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彭心锦等纂、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蓝浦著、门人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10卷，清嘉庆二十年1518年翼经堂刻本。清严如煜纂：《三省边防备览》14卷，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本，等等。今人编辑出版的史料集，也值得认真研读。如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台北，维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年》，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开始陆续刊行。
5．家谱。谱牒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特别是长江中游大规模的移民潮，可从家谱中见出先辈们迁徙的踪影。如清朱世发等修、朱世隽等纂：《湖山朱氏族谱》，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湘潭朱氏沛国堂木活字本。清罗应鲲等纂修：《罗氏支谱》六卷，末一卷，清同治八年1869年黄冈罗氏报本堂刻本。王葆心等纂：《东安王氏庚申宗谱》二十四卷，世系图考六十四卷，民国十九年1930年罗田东安王氏铅印本。
二今人论著
1．专著。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专著面世。但已出版若干有关的成果，如前引罗·威廉的《汉口》等书。一些虽然不以长江中游市镇研究为指归，但对本课题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专著也应研读之。如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以及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社2000年版。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998年版。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论文。有分量的一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往往不亚于一本专著。所以，在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之际，应该花大力气检索相关论文。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学术综述文章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如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只有在前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将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五、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具体的研究步骤。根据资料的占有情况和学术创新的立意，拟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是必需的。当然，在研究过程中，分析框架将作必要的调整。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渐次展开：
第1部分：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影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体认。此一部分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五个层面展开论述。
在地质结构上，长江中游属于秦岭褶皱系、扬子准地台、华南褶皱系。长江中游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冈地、平原兼备。从聚落形态上看，可分为自成一体的寨堡，以乡里为基层单位的散村、集村，有居民的市镇，以街坊为特征的都市，处江河之中的洲地这几大类。在气候类型上，长江中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带性土壤是最佳的农耕土壤，在江汉平原、湖南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分布甚广。江西非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紫色土，是重要旱作土壤，耕作土壤则以水稻土最为重要。从作物种类上看，以水稻、小麦为主，江汉平原、鄂中丘陵是主要产区。经济作物方面，以棉花、油料作物、麻类、茶叶、烟草、药材、木材、毛竹等为主。在水运条件方面，长江为中国最重要的内河航道。汉江是沟通鄂西北和江汉平原的重要航道。江西内河航运以鄱阳湖为中心，湖南水运甚属发达。在陆地交通方面，秦汉以降，湖北凭借南阳——襄阳驿道，湖南凭借湘江谷地，江西凭借大庾岭商道，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迨至明清，长江中游区域内驿道纵横。清末民初，轮船、电讯、铁路相继兴起，区内交通条件上至一个新的台阶。人口流动是我们考察明清长江中游社会变迁时必须格外注重的历史现象。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不啻为一幅传神的蕴藏丰富历史信息的速写。物产丰盈，衣食常足；山川怀抱，鱼米之乡；性格刚烈，迷信宗教；安土重迁，不习商贾——这32个字是我们考察长江中游传统民俗的切人点。尽管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可高估，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但是，该地区的市镇经济却在传统社会城乡关系的中间地带顽强而自由地成长着。
第2部分：着重探讨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网络，包括市镇的地域分布及发展周期，市镇的类型划分，市镇与市场层级，市镇的商业辐射范围。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在时空分布上呈不对称状态。从地理空间上看，市镇多集中于水陆交通畅达、市场需求旺盛的地区，尤其是航运条件良好的滨江滨河滨湖地区。交通阻隔、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及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市镇相对较少。在传统的帆船航运时代，是否拥有水路条件以及水路条件的优劣程度，直接制约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命脉。在近代的轮船航运时代，部分传统市镇依赖固有的优越水运条件，并借助新的运输工具和商业网络，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有些传统市镇则因固有的水运条件不适于轮船航运，以及商品贩运路线的转移等因素而趋于式微。从历史时段上看，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分别是：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唐宋时期是市镇从传统草市及军镇体系中脱胎而出的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是市镇获得商业独立地位后不断扩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明清易代的硝烟散尽，市镇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开始取代县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少数大型市镇甚至超越府州县城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这一超常现象似可从清初四大商镇的排名中窥见一斑。晚清时期，市镇在中西文化交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初步接轨的背景下步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为了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的发展状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参照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拟从市镇密度、市镇人口密度、市镇平均贸易范围、市镇平均贸易半径、市镇平均间距、平原区与丘陵山区市镇之差异等方面展开论述。与此同时，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尝试从宏观角度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置于两个长时段的全国市镇发展过程中予以初步评估。这两个长时段分别是：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民国以至现当代的市镇发展暂不讨论。
第3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的墟场及集期，包括作为农村定期市的墟场，开市日期集期。
这里所探讨的农村基层市场，是指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最低一级市场，即文献所载墟、集、场、店、市之类的以农民为交易主体、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农村初级市场。墟、集、场、店、市，均属农村定期市，构成市镇体系的最低一级，所以农村基层市场又可称之为市镇墟场。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市镇墟场简称为墟场或墟集，其开市日期统称为集期，以避免引起语词解读之歧义。史家有言：“货物辐辏，处古谓之务，今谓之集，又谓之墟。墟通虚。柳子厚唐代诗人柳宗元——引者注诗云：青箬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趁墟人。盖谓此也。是村市为墟，厥名已久。”（41）又称：“村聚亦有市墟，以便一隅贸易，时兴时废，举绌举羸，在上令之不扰，亦盈虚之足征。”（42）从传统市镇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基层市场构成明清时期市镇网络的最坚实基础。离开了广大的农村基层市场，为经济史家所称道的明清市镇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长久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其著名的以中国历史为文本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中，将农村基层市场归人“标准市镇”，即Standard Town又译作“基层集镇”。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八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居民点复杂多变，在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意义分类的尝试中，我从基层集镇开始——一种似乎一直普遍存在于前现代农业中国各个地区的中心地”。施氏正是从分析农村基层市场的商品交换功能人手，开始构筑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地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传统时代后期，市场在中国大地上数量激增并分布广泛，以至于实际上每个农村家庭至少可以进入一个市场。市场无论是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都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我用‘基层’Standard一词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人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一个设有基层市场的居民点但并不同时也设有较高层次市场，这里称之为‘基层集镇’”（43）。
第4部分：剖析明清长江中游的专业市镇，涉及专业市镇的划分及特点。
所谓专业市镇，是指以生产或销售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为主的市镇。明清时期，专业市镇可分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实际上，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兼营商品销售，形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言及专业市镇，不可遗漏墟集专业市场。并非所有的墟集都有专业市场，但确有若干墟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业市场。专业市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明某地区的市镇经济迈进了规模经济的门槛，其市场化程度较高。专业市镇往往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超过府州县城。因此，对专业市镇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的实质及特色。
按照李伯重的解释，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换言之，劳动分王和专业化推动了江南工业的发展，而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李氏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关于前者，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关于后者，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而江南正处于该市场的中心。李伯重强调，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是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对外贸易”是广义上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本国或本地区之外的地区之间的贸易。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国国内贸易的推动。（44）李氏的见解，对于探讨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生产的专业化与专业市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5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与仓储，包括市镇与社仓及义仓，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
这里所谈论的仓储，是指明清时期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而设置的粮仓，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除了极少数大型市镇和超级市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市镇属于农村基层市场，其地理位置正是乡村辐辏之处，是区域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具有向周边村落进行商业辐射的强大功能。这一功能正是仓储赈济功能得以发挥所必需的，便于仓谷的籴粜和调济。所以，将仓储设在市镇实乃情理中事。明代仓储有预备仓、社仓、军储仓等，其中以预备仓为主，并有部分预备仓设在市镇。清代规定：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翻检数以百计的明清方志，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义仓往往混杂在一起，设置之地点全然不顾乡村、市镇之畛域。从总体上看，倒是社仓多设在市镇，义仓多设在乡村。府州县城的常平仓，市镇的社仓，分贮各乡的义仓，构成了传统社会粮食保障体系的三级结构，其稳定社会、安抚民众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第6部分：探讨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包括进驻市镇的官方机构，市镇与乡村基层组织，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
明清时期，派驻市镇的官方机构概有：巡检司，县丞署，同知署，照磨所，守御千户所，递运所，厘金局，团防局，水师协镇署，水师忝将署，军粮分府，清军厅等。其中．巡检司是进驻市镇的主要官方机构，巡检也成为抚治一方、管理市场的关键人物。“巡检司起于宋，为边徼典军之要职，故其役谓之弓兵。元明以后属于县，其秩遂卑。”（45）宋代之巡检，或管一州一县，或兼管数州数县，以武臣为之，属州县指挥。金、元沿设巡检一官，多限于一县之境。明清州县均有巡检，多设司于距府州县城较远之市镇或关隘要地。巡检官秩虽然卑微，但其作用十分重要。巡检司在基层权力运作中的实际影响力与州同、州判、吏目相当，其控制范围以市镇为主干，遍及乡村社会。巡检司原系武官充任，其军事色彩从宋元一直保持至明清。为了加强对市镇的控制，巡检之外，在一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市镇，另有武官进驻，如守备、把总、千总等。牙行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牙行由本地商人设置，负责向客商介绍商品，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撮合生意。通常情况下，牙行及牙人之多寡与市镇兴衰成正比，诚如方志专家所称“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集否为盈虚”（46）。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保甲、团练等十分完备，市镇与之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其中宗族势力对市镇的控制也不容忽视。
第7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功能，如市镇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为长距离贩运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加工农副产品及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生产功能，边缘社会的诸种功能。
从市场发育的角度看，市镇具有服务社区民众的商品交换功能。这里所谓的社区，系指市镇的商业辐射区，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俗称“乡脚”。市镇存在的历史价值，恰在于它为不同类别的商品流通提供了自由灵便、不拘一格的现实舞台。作为商品中转站及现货交易市场，市镇的商业功能展露无遗。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加工农副产品及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生产功能，此一功能可从明清长江中游的专业市镇得以凸显。社会保障的同义语是社会安全或社会福利。在社会学家眼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是指政府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47）明清市镇的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粮食补助、收养孤贫等社会性的服务项目之上。这里主要就善堂、义冢等“善举”、“恤政”予以论列。有关粮食补助，拟在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与仓储部分予以讨论。明清时期，市镇不属于行政区划单位。地方官员及方志学者在修纂各类方志时，或将其置于《关隘志》中，或将其置于城厢与乡里之间予以论列。尽管许多方志列有“市镇”、“村市”、“镇市”等专条，尽管有政府官员进驻，但明清市镇的地理概念及行政地位均属模糊。职是之故，市镇属于边缘社会，“若夫牙侩之滥，衡度之欺，乡村无稽，游民习于其中，而田芜不治，往往由之”（48）。开放、自由、创新、无序、犯罪、民变、物欲横流……这些边缘社会的特征，似乎都能在明清市镇寻到踪影。直到民国初年，市镇的行政地位才最终得以确定。城区市区之下，乡、镇同级但畛域清晰，成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明清市镇是乡村社会商业贸易和游戏娱乐的中心舞台。在这里，广大基层民众的情感得以宣泄、心态得以平衡。泡茶馆，吃闲酒，观百戏，逛街市，舞龙耍狮，河舟竞渡……凡此种种，都诱使普通民众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施放给充满欲望的市镇。
第8部分：以汉口镇为例讨论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包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近代化进行概念界定，汉口镇经济在近代转型时期的发展水平，汉口镇经济近代化的历史前提，汉口镇经济近代化的若干标志。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英国早期现代化模式尽管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成功范例，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就不免引起人们思考：在英国工业现代化模式外，是否存在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又是如何生成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出现过这种类型?笔者认为，汉口模式即是在中国出现的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模式。所谓汉口模式，是指汉口在其传统商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汉口模式的核心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而是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汉口模式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是由一个传统市镇蜕变为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如果说，张之洞在武昌、汉阳兴办的早期现代化事业汉阳成为重工业基地，武昌成为轻工业基地和新式教育荟萃之所是英国模式的翻版，那么，汉口模式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商业化道路，它们风格迥异，共同构成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9）。
六、初步结论
结语部分是研究者对自己所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之概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肯定不是“最终”结论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通观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从地质、地形、聚落、气候、土壤、作物、水文、水利、交通、人口、职业、风俗及商品经济等角度，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在诸多的历史地理因素中，地形、作物、交通、风俗是关键所在。因为平原丘陵与山地各居一半的地形，以粮、棉、茶为主的作物结构，发达的水利交通，重农两湖习商江西的风俗，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决定性影响。这些影响又直接作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局限。
第二，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与发达。这表现在：从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这三个长时段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分布及数量呈阶段性的加速上升趋势，商业机制及经济实力大为凸显，平原湖区及丘陵地带的市镇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山区的市镇；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商业地位诸方面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从市镇结构的角度看，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区域市场的层级关系非常清晰。绝大多数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中下层，个别超级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最上层，即与府州厅治地和县城同级。
第三，明清长江中游市镇是在唐宋草市及军镇的基础上衍变而来，历史传承印痕清晰。一些地区的市镇仍然保留草市之名，尤其是许多市镇的军事色彩十分醒目。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市镇已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聚落，已没有唐宋时期军镇的性质。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史表明，唐代军镇向商业市镇的转变在宋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变延续到明清乃至清末民初。主要证据为：明清时期，包括巡检在内的各级武官及部分士兵大量进驻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市镇多为军事性质的寨堡。
第四，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商品交换功能、商品流通功能、商品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边缘社会功能等，表明市镇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明清全国范围内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之中。
第五，大量专业市镇的出现，象征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达到了较高水平。大体上，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专业市镇包括陶瓷业、茶业、造纸业、棉麻纺织业、矿业、渔业、爆竹业、铁器制造业等不同行业的生产型专业市镇，以及粮食、木材、药材、牲畜、食盐、桐茶油、烟叶、水果、靛青、油扇等不同商品的贸易型专业市镇。其中，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纺织业市镇尤其是夏布墟、粮食贸易市镇、药材贸易市镇等，市场发育状况良好，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及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甚至名列前茅。
第六，在明清中国四大商镇之中，长江中游地区占有两个，即景德镇和汉口镇。景德镇的陶瓷业手工工场代表着中国传统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其制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均享有盛誉，有“瓷都”之称。汉口镇的成长历程堪称明清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该镇在晚清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发展速度加快，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都市，号称“东方芝加哥”。
第七，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村基层市场——墟集的发展较为充分。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发展宛如葫芦，即上头较大、中间较细、下部很大。事实正是如此，明清时期该地区大型市镇或超级市镇为数不多，但其发展之迅猛、实力之雄厚、影响之巨大，在全国都不多见。相比之下，中型市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市场发育不足。至于那些农村墟集市场，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极大，一直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成为区域市场不断成长的原动力，并为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现象似乎说明，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散发着小农经济的泥土芬芳。
第八，市镇与仓储的关系，成为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独特视角。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主要是社仓和义仓大量设置于市镇，表明市镇的社会保障功能异常突出。市镇仓储实行的是一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 自由捐输的管理机制，其赈济一方、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不可遏制的腐败行为及管理不善、战乱冲击等因素，又使得市镇仓储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露洞百出，难以逃脱败落的厄运。
第九，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的各自为政的格局，缺乏整合的力量，也缺乏高效率。确切地说，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是三种管理模式相混杂的复合型体制，包括官方模式、半官方模式、民间模式。所谓官方模式，是指庞杂的政府官员纷纷被派往不同类型的市镇，其中以职秩卑微的巡检最为常见。因此，巡检司及巡检的职责是研究明清市镇管理机制的重点所在。在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市镇，还派驻部分军队。所谓半官方模式，是指介于官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对市镇的管理，它们是市镇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牙行及牙人在市镇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取代的。不能因为牙行及牙人有奸猾、贪婪的一面，而否定其历史价值。所谓民间模式，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对市镇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保甲、家族、团练、乡绅等地方权势集团及人物。要言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管理之所以形成如此杂乱的格局，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市镇不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行政区划单位。
第十，近代转型是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它涉及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包括“前近代”、“近代转型”、“近代化”的概念界定，传统市镇在前近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历史前提，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若干标志等等。离开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的研究就不具备建立相关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也丧失了历史思辨的哲学力度，甚至导致相应的证实或证伪工作的困难。通过对汉口镇经济近代转型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市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调适的能力是很强的。汉口镇近代转型的典型性，是就其作为最发达的传统市镇蜕变为最发达的近代大都市而言。应该强调，汉口镇的近代转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特例。从全国范围看，像汉口镇这样有影响力的传统市镇成功实现近代转型，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的，几乎没有。从长江中游地区看，绝大多数传统市镇尤其是农村墟集依然我故，没有出现近代转型。但是，以汉口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引申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亟待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修正，使之臻于完善。
在这里，笔者就明清市镇经济的比较研究问题略作申论如下：
第一，在区域市镇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对不同区域的市镇经济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所在。由于明清市镇研究成果丰硕，因此可以在明清区域市镇研究及比较研究的前提下，首先写出一部断代性的明清市镇史著作，为最终完成通史性的贯通古今的中国市镇史著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长江中游及上游地区，都属于同饮一江水的长江流域经济共同体。历史时期，这三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更增强了彼此的经济互动。加之地缘优势，各区域的商品流通网络凭借长江水道得以贯通，促进了区域市场的发育，也带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这三个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该共同体内部的三个不同区域，它们的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其特色，各自的市镇经济亦然。
第三，上揭学术前史显示，已有许多学者分别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长江中游市镇及上游市镇有过深入研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框架内，笔者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亦进行了专题研究。虽然笔者对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没有研究，但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在客观上为比较研究架构了学术平台。将前此学者及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
笔者已就明清时期的专业市镇、对长江中游市镇与江南市镇进行了宏观上的初步比较。由于专业市镇最能体现特定区域内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从专业市镇的比较中，可以得出对长江中游地区与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总体认识。这种总体认识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以充实和完善，更加细致的比较分析尚属阙如。
第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逊于江南地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长江中游地区。不过，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研究表明，过分夸大江南地区市镇经济与其他地区市镇经济的差距，是有失公允的。就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而言，明清以降该地区与江南地区在市镇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人们臆想的那样巨大。从市镇的地域分布、发展周期、类型、功能、市场层级、特点、管理、近代转型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说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区域市场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再从专业市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一大批有区域特色及经济实力的专业市镇，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同一类型的江南市镇，如粮食贸易专业市镇、棉纺织业市镇。有些专业市镇或为江南地区所无，或超过江南地区，如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麻纺织业市镇、药材贸易专业市镇等。
第五，除了将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进行比较，还可与华北市镇、珠江三角洲市镇进行比较。因为明清以降，华北市镇和珠江三角洲市镇均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市场网络和商业特色，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种与全国其他区域市镇的多重比较，才能最终准确地把握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优长、局限及特色．并从中获得若干重要的历史启迪。
注 释：
① 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学术环境与学术发展：再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任教美国大学手记》，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学术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而非防弊——呼应王笛先生》，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③ 如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见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等等。王家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入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8期。
⑤William T．Rom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pp．134．
⑥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⑦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⑧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 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⑩ 费孝通著：《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⑾ 《清史稿》卷67《志四十二·地理十四·湖北》；卷68《志四十三·地理十五·湖南》；卷66《志四十一·地理十三·江西》。
⑿ 参见任放《我国传统市镇浅谈》，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
⒀ （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伍丹戈校：《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⒁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载《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日本学者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市称作定期市，参见（日）加藤繁文、王兴瑞译：《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载《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⒂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5页。
⒃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6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1978年第16卷第2期。
⒄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明清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明清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它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参见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方行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谓之市镇，或指商贾聚集之处谓之市镇。到了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除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市镇仍采用以人户为断的概念外，后一概念渐占主导。何荣昌也对市镇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指出“市”原指商贾贸易之地，“镇”原指戍兵置将的军镇，其涵义为设置官将加强镇压。北魏始设军镇，隋唐沿袭其制。北宋建立伊始，赵匡胤废除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有些镇的名称保留下来。置镇之处设有“监镇”，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民政、征收商税。到了明清时期，镇的名称因主要具有“市”的功能而通称“镇市”或“市镇”。李学勤等人在论及明代城镇经济发展时，把市镇与城市纳人同一定义中加以界说，认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郭正忠表示，镇市是否属于城市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同时声称，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成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7页。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
⒅ 徐文、江思清：《从明代景德镇瓷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载《清史论丛》1983年第3辑。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萧放：《论明后期景德镇瓷业文化特征》，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载《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⒆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⒇ 参见（日）佐久间重男《关于明代景德镇窑业的考察》，载《清水论丛》，大安1962年版；《明末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和民变》，载《铃木还历论丛》，大宇1964年版。（日）高中利惠：《明清时代景德镇的陶业》，载《社会经济史学》1967年第32卷第5—6期。（日）吉田光邦：《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和贸易》，载《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版。
（21）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罗氏另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团1796—1895》，惜未曾检索到。有关评介，参见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5—1889年>》，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2页。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美）魏斐德著，张小劲、常欣欣译，邓正来校：《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魏氏此文原载Modern China， April，1993．
（22） 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23）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该氏《湖北近代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载《世纪之交的战略抉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版。
（24）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5）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514—539页。
（26） 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陈慈玉：《近代黎明期两湖茶之发展》，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2期1980年。杜七红：《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武汉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7） （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载《商经论丛》1964年第3卷第1期。（日）重田明：《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1956年第10期。
（28）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林济：《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明清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载《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徐凯希：《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29）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怀林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 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魏嵩山、肖华忠著：《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1）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荣：《明清两湖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基层社会控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杨国安：《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方立：《清代两湖地区的牙人牙行》，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林清清：《刘家隔——一个长江中游市镇的社会经济变迁史1403—2001年》，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白丽萍：《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32）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
（33）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发展的特点》，载《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胡水风：《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4） 谢庐明：《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黄志繁：《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
（35）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该氏另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 （美）王国斌、濮德培：《18世纪湖南的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载《求索》1990年第3期。傅衣凌：《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地方商人的活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钟永宁：《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效应》，载《求索》1991年第2期。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任春明：《清代江汉流域的经济开发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莫梓、习广：《岳、长开埠与湖南经济进入近代》，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1期。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载《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蒋建平、柳思维：《清代湖南形成米谷贸易货源地问题的浅探》，载《求索》1983年第4期。张丽芬：《湖南省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年》，台湾大学1990年硕士学位论文。
（37） 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步天：《洞庭湖地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刘盛佳：《武汉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社教：《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国生：《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云新：《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武汉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卞鸿翔、龚循礼：《洞庭湖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地理学报》1985年第40卷第2期。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载《地理研究》1986年第5卷第3期。
（38） 杨果：《<人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载《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城镇的个案分析》，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宋代洞庭湖平原市镇的发展及其地理考察》，载《求索》2001年第1期。
（39） 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0） 石邦彦：《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载《民族论坛》1988年第4期。
（41） 道光《耒阳县志》卷8《风俗·墟期》。
（42） 康熙《邵阳县志》卷2《建置三》。
（43）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8年版，第5—6页。
（44） 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537页。
（45） 咸丰《应城县志》卷8《职官志·巡检》。另，乾隆《德化县志》卷11《秩官志》将巡检列入武职，称宋初置土兵，巡检领之，又籍民为逻警弓手。元至元间，设巡军弓手，并隶巡检司。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置高镇巡检司，括民丁，统于巡检。
（46）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业次》。
（47）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社会学家指出，广义上的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经济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认为在福利国家中，政府调节市场力量以保护个人能应付某些偶然事件，并保证人民有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福利国家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意外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食品和住房计划、家庭补贴以及对某些群体的收入补助。并称这些政策在西方从1880年到当今时代逐渐地被引入。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48） 同治《公安县志》卷2《营建志·乡市》。
（49） 参见任放《汉口模式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日。
（资料来源：国学网）
学术规范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任放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呼声日隆，这对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已步入整体性的理性自觉阶段；另一方面也显露了普遍存在的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窘迫。现在最急切的问题不是意识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而是技术层面的可操作问题，即如何参照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建立起中国学术规范的原则和细节。在这方面，王笛和罗志田的文章可资参考①。笔者认为，对研究范式的注重，亦为恪守学术规范之必需。所谓研究范式，是指在展开某项具体的学术研究之际，研究者必须具有的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必须遵守的写作程序。独特的学术视野，包括独特的问题意识、相关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研究的切人点。这实际上涉及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学术视野的独特性最终体现在论著的写作程序中，即文本的独特性。就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其写作程序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选题的意义予以诠释，对若干概念进行学术清理，对该领域的学术史予以勾勒，对参考文献予以爬梳，对分析框架或称之为叙事结构作出说明，归纳出初步的结论。笔者以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研究为例，尝试提供一个具有文本解读价值的研究范式。
一、选题意义
明确选题的意义，实际上是弄清楚之所以研究该课题的缘由以及想达到的研究目的。本人拟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是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市镇经济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即为市镇经济的繁荣。这是明清经济史异于前代经济史的显著特征。因此，市镇经济研究之于明清经济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均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经济史家傅衣凌指出，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他在考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时，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傅氏提醒人们注意：明清江南市镇的成长，是和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可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程度，自足自给的经济仍占支配地位，所以这一时期的市镇经济既具有工商业的性质，又具有农业的性质。江南市镇的手工业生产，有相当多的部分仍属于农家副业的性质。市镇的牙行制非常发达，其影响所及，则是市镇工商业经济社会基础非常脆弱，不易于独立发展。在江南市镇工商业人口中，有一部分属于乡居的经营地主或商人地主。地主经济的剥削基础，奠基于佃租关系且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因此市镇不可能成为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独立发展。同时，在这些市镇的周围，完全是自足自给的农村。于是，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市镇始终是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市镇的发展原型，其创市者，有地主，有官僚，也有宗族集团，带有浓厚封建的、宗法的色彩。由于中国市镇的支配权长期操纵于地方的地主阶级手中，所以他们才牢固地维持着脚头、脚夫这种最落后的运输制度。凡此，明清江南市镇不像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北意大利、佛兰德福诸城市那样，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确立了商人法、市民宪章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诸种特权，而是长期停滞并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成为地主经济的补充。②我国许多学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在探讨市镇经济时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③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精辟指出，无论就人口还是就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于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展到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有些著名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扑倒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他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凹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⑤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过程。⑥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⑦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6）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⑧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⑨可见，市镇经济是评估明清中国市场发育程度、各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变迁轨迹的重要指标。
第二，就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市镇经济的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及质量方面，较之长江下游市镇经济研究稍显不足。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济的论文约700篇，其中，有关长江下游市镇的论文约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市镇的论文约占16％，其他为华南市镇、北方市镇及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因此，在认真吸纳学者们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必要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在长江中游市镇研究领域，尚未发现一本诸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这样系统研究区域市镇的专著。因此，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的这一缺憾，需要加以消弥。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视江南轻视其他地区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这种不平衡性，使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多年来，乡镇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将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视为“一生的研究课题”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提交浙江农业大学与加拿大贵而富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精辟指出：“我的小城镇研究刚开始破题的时候，还只是在家乡看到小城镇的衰而复兴。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已开始呈现出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可喜局面。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创造。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小城镇的发展一再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广大农民之中。他们不是照搬西方工业化集中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而是让工业生产方式适合于自己生活的需要，把现代工业扩散到了乡村中去，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们又在世代躬耕的田野上第一次建设起一座座现代化的城镇，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角度看，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事实上，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⑩鉴于明清时期中国市镇经济曾有过辉煌历史，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学者理应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为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源，力争提出有分量的对策。
二、概念界定
翻检许多学术期刊，可以发现常有学者不对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界定，这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之一。鉴于此，在展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之前，须对该项研究工作的三个关键词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进行学术清理。
这里所讨论的明清时期，是指从明王朝建立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清帝国覆灭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间跨度为543年。有时，为了论述的必要，适当上溯至唐宋，或下延至民国。这种时段划分，不同于许多学者将明清时期局限于明代至鸦片战争前夕的做法。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研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1840年，有的甚至截至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势，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丫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
这里所讨论的长江中游，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8府：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领10府、1直隶州、1直隶厅、60县。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共领9府、5直隶厅、4直隶州、3属州、64县。江西，《禹贡》扬州之域。明置江西巡抚，承宣布政使司，南赣巡抚。清初因之。清顺治四年1647年，置江南、河南、江西总督，治江宁。顺治六年1649年，罢河南不辖。顺治九年1652年，移治南昌，寻还旧治。顺治十八年1661年，置江西总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凡领13府、1直隶州、4厅、1州、74县。其疆域范围，采《清史稿》说。⑾明清长江中游在行政建制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湖广分省。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北、湖南二省，沿用至今。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不以行政区划为经济史的研究单元，而是将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
这里所讨论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⑿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美国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专家德·希·珀金斯关于传统贸易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市镇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是在市镇内或是在包括别的邻近农村地方在内的相当广阔的范围之内进行的。”⒀何为“市镇”?这涉及如何对市镇的历史内涵进行判断，同时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全汉升从西欧市场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市”的最初涵义应是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Market。⒁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⒂刘石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⒃邓亦兵在界定清代前期的市镇时，以两个要素为参照：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她仔细甄别了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四栅，市镇外围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一种趋于城市化的倾向。⒄许多学者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
三、学术前史
对学术前史的清厘，是遵守学术规范的题中之义。其价值在于，使自己对相关学术动态了然于心，知道前此学者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不足，从而明确自己的用力方向，力争在吸纳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如前所述，长江中游市镇研究在整体态势上不及长江下游市镇研究。但仍有若干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下面分别予以论列。
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的超级市镇如景德镇、汉口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超级市镇的史料相对集中，数量亦较为可观，查阅较为便利；另一方面，超级市镇往往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超过府州县城。因此，对超级市镇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的实质及特色。在景德镇的研究方面，梁淼泰所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堪称力作。他认为，景德镇不是以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加工和集散地的姿态进入城市行列的，它是以“瓷业中心”而闻名于世。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程，走在江南市镇的前面，从而成为一座次等城市。此外，徐文、江思清、潘群、萧放等人对景德镇亦有研究，并考察了景德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⒅有关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最终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得以呈现。⒆日本学者对景德镇颇为重视，如佐久间重男论述了景德镇官窑的设置以及匠役制度的变迁所导致的民变现象，高中利惠以景德镇为例探讨了前近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临界要因。⒇
在汉口镇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镇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瞩目，他也因此成为当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人物。罗氏的著作，已被视为研究明清以降中国商业行会、公共领域及市民社会的典范。（21）皮明庥长期致力于武汉地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长于武汉城市史。（22）陈钧、任放从文化史角度切人经济史，对张之洞及其“湖北新政”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研究，尤其对汉口镇的近代市场发育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23）吴量恺从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着手，指出汉口镇的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24）苏云峰剖析了汉口镇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症结，如人口迅速集中引起的许多问题、市容与公共设施的问题、市政缺失、财政匮乏及社会问题。（25）此外，范植清对汉口镇商业资本的研究，石莹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的研究，张岩对清代汉口粮食贸易的研究，陈慈玉、杜七红对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的研究，以及王永年、陶建平、宋平安对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研究等等，（26）均有积极意义。
除了超级市镇的研究，一些学者对长江中游各省区的市镇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特别是日本学者森田明分析了清乾隆时期发展到顶点的湖广定期集市的流通过程，重田明考察了清初湖南粮食贸易专业市镇及市场。（27）李华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两方面，对湖北农村市场市镇的最低层级的兴盛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述。林济以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作为考察对象，对明清至民国时期黄州的集市、公共设施与地方神祗崇拜，市镇兴起与宗族社会非组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家炎就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的影响提出了独到见解，王朝辉注意到近代湘西市镇化的现象，徐凯希探讨了清末民初沙市的棉花贸易。（28）苏云峰、张建民、刘泱泱、许怀林、陈文华、陈荣华等学者在各自所撰湖北、湖南、江西通史性著作中，亦对城镇经济作了系统梳理。（29）梅莉、张国雄、晏昌贵、魏嵩山、肖华忠在研究两湖平原及鄱阳湖流域开发史之际，对城镇的兴起作了专题探讨。（30）就笔者视野所及，在年轻的学人中，台湾大学硕士研究生巫仁恕，武汉大学博士生周荣、杨国安以及硕士研究生傅乐园、方立、林清清、白丽萍等人，分别以明清两湖地区的市镇、社会保障、基层组织、牙人牙行、社仓等为题，完成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31）
与两湖地区相比，江西市镇受到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刘石吉以其研究江南市镇的独特风格突人江西市镇研究领域，令学术界为之侧目。其长文分上、下篇，上篇着重分析江西墟市，下篇着重论述江西四大镇。明清两代，江西省由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因而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小生产者家庭对市场的依赖，带来众多农村墟市的蓬勃发展。这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农村墟市集镇勃兴繁荣的背景。这类村镇墟市遍布广大的中国农村，是乡村产品的主要市场，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组成的基本单位。宋代以降，以迄近代，这类墟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中极显著的现象。市镇是农村墟市发展的高级形式，其规模比一般墟市大。市镇对农村中的基本墟市及专业墟市，都具有相对支配作用。在清代，本地市镇常与外地市镇建立一定的联系，甚至进一步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在明清时期的江西省，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驰名中外的“瓷都”景德镇、“茶市”河口镇、“药都”樟树镇以及转口要地的吴城镇。刘石吉还比较了江西市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之处，其见解发人深省。（32）徐晓望认为，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在工商业比重的增加和农业经营方向的转化上。他从这个角度对农村墟市进行观察，指出清代江西农民已和市场建立初步的联通关系，农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了。萧放总结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景德镇发展的特点，胡水凤认为繁华的大庾岭商道促进了江西四大商镇的发展。许檀也持相同观点，强调明清江西的7个商业城镇九江、赣州、大庾、玉山、樟树、吴城、河口中，除九江之外，其余6个城镇主要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认为赣中地区市镇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分布的层递性，在形成赣中农村经济差异方面有一定影响。但各层递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系，使赣中农村又能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了赣中地区的市场网络。（33）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谢庐明、黄志繁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34）
牟发松对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草市作了深入剖析。（35）这也许是惟一的以长江中游市镇为对象的有分量的论文，尽管它探讨的历史时期不是明清而是唐代，但对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王国斌等人对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尤其是粮食市场的发育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36）因为明清时期粮食是长江中游地区流通领域最大宗的商品。直到晚清汉口开埠后，这一商品结构才得以重组，茶叶取代粮食跃居长江中游进出口贸易的首位，但粮食仍然是大宗商品。
历史地理学与经济史研究密不可分，两者的关系可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市镇经济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的支撑，因为必须对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予以考察，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尽管目前长江中游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尚有待完善，但现有成果有助于强化市镇经济的基础性研究。如龚胜生对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张伟然对两湖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张国雄对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研究，张步天对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刘盛佳对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曹树基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人口变迁的研究，王社教对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陈国生对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傅云新对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以及卞鸿翔、龚循礼、杨达源对洞庭湖围垦及演变历史的研究等等。（37）尤其是，若干具有历史地理学意义的区域，成为人们研究较多的对象。杨果对宋代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历史地理及城镇的考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38）鲁西奇禀承区域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汉水流域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对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城镇、集市、乡村聚落的分布与形态，以及城市、集镇和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差异作出了详尽的诠释。（39）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40）
四、文献征引
实证研究是强调量化分析的经济史研究之必需。而注重文献的爬梳，则是展开实证研究的前提。只有尽最大可能去搜集资料，才能确保研究工作的扎实有效。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不同文献的功能予以甄别，做到心中有数。就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而言，相关文献可归类如下：
一历史文献
1．档案。从文献学角度看，档案之于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相当重要。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部分清代档案。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刊本。《雍正硃批谕旨》360卷，清雍正十年1732年奉敕校刊，清乾隆三年1738年刊本。“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股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刊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后改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1978年至今陆续刊行。
2．官修书。明清官方所修史籍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们存在各种瑕疵。主要包括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30·地理类》。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清崑冈编辑：《钦定大清会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清潘锡恩总纂：《嘉庆重修一统志》56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方志。明清方志是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对方志的用力程度和解读方法，将决定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相对而言，明刊方志文字简略，清代方志记载较多。但不能因此忽略明代方志，应将明清两代方志相互贯通，寻求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及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为我们按图索骥提供了便利。初步统计，明清长江中游方志多达数百种。遗憾的是，长江中游只有府州县志，缺乏像江南市镇研究可资参照的乾隆《乌青镇志》、咸丰《南浔镇志》、光绪《菱湖镇志》、民国《双林镇志》等专门的市镇志，这无疑为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题。20世纪80—90年代大量修纂的新编方志，也应广泛披阅。
4．史料丛刊。许多经济史的材料散布于种类繁多的史料丛刊之中。如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全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明徐拭：《督抚江西奏议》四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刻本。清贺长龄、魏源等辑：《清经世文编》上、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清段汝霖纂：《楚南苗志》六卷，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 清刘献廷纂，汪北平、夏志和标点：《广阳杂记》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清范锴纂、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六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陈诗纂，姚勇、邱蕤、杨晓兰点校：《湖北旧闻录》上、中、下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彭心锦等纂、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蓝浦著、门人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10卷，清嘉庆二十年1518年翼经堂刻本。清严如煜纂：《三省边防备览》14卷，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本，等等。今人编辑出版的史料集，也值得认真研读。如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台北，维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年》，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开始陆续刊行。
5．家谱。谱牒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特别是长江中游大规模的移民潮，可从家谱中见出先辈们迁徙的踪影。如清朱世发等修、朱世隽等纂：《湖山朱氏族谱》，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湘潭朱氏沛国堂木活字本。清罗应鲲等纂修：《罗氏支谱》六卷，末一卷，清同治八年1869年黄冈罗氏报本堂刻本。王葆心等纂：《东安王氏庚申宗谱》二十四卷，世系图考六十四卷，民国十九年1930年罗田东安王氏铅印本。
二今人论著
1．专著。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专著面世。但已出版若干有关的成果，如前引罗·威廉的《汉口》等书。一些虽然不以长江中游市镇研究为指归，但对本课题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专著也应研读之。如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以及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社2000年版。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998年版。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论文。有分量的一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往往不亚于一本专著。所以，在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之际，应该花大力气检索相关论文。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学术综述文章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如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只有在前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将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五、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具体的研究步骤。根据资料的占有情况和学术创新的立意，拟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是必需的。当然，在研究过程中，分析框架将作必要的调整。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渐次展开：
第1部分：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影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体认。此一部分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五个层面展开论述。
在地质结构上，长江中游属于秦岭褶皱系、扬子准地台、华南褶皱系。长江中游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冈地、平原兼备。从聚落形态上看，可分为自成一体的寨堡，以乡里为基层单位的散村、集村，有居民的市镇，以街坊为特征的都市，处江河之中的洲地这几大类。在气候类型上，长江中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带性土壤是最佳的农耕土壤，在江汉平原、湖南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分布甚广。江西非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紫色土，是重要旱作土壤，耕作土壤则以水稻土最为重要。从作物种类上看，以水稻、小麦为主，江汉平原、鄂中丘陵是主要产区。经济作物方面，以棉花、油料作物、麻类、茶叶、烟草、药材、木材、毛竹等为主。在水运条件方面，长江为中国最重要的内河航道。汉江是沟通鄂西北和江汉平原的重要航道。江西内河航运以鄱阳湖为中心，湖南水运甚属发达。在陆地交通方面，秦汉以降，湖北凭借南阳——襄阳驿道，湖南凭借湘江谷地，江西凭借大庾岭商道，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迨至明清，长江中游区域内驿道纵横。清末民初，轮船、电讯、铁路相继兴起，区内交通条件上至一个新的台阶。人口流动是我们考察明清长江中游社会变迁时必须格外注重的历史现象。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不啻为一幅传神的蕴藏丰富历史信息的速写。物产丰盈，衣食常足；山川怀抱，鱼米之乡；性格刚烈，迷信宗教；安土重迁，不习商贾——这32个字是我们考察长江中游传统民俗的切人点。尽管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可高估，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但是，该地区的市镇经济却在传统社会城乡关系的中间地带顽强而自由地成长着。
第2部分：着重探讨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网络，包括市镇的地域分布及发展周期，市镇的类型划分，市镇与市场层级，市镇的商业辐射范围。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在时空分布上呈不对称状态。从地理空间上看，市镇多集中于水陆交通畅达、市场需求旺盛的地区，尤其是航运条件良好的滨江滨河滨湖地区。交通阻隔、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及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市镇相对较少。在传统的帆船航运时代，是否拥有水路条件以及水路条件的优劣程度，直接制约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命脉。在近代的轮船航运时代，部分传统市镇依赖固有的优越水运条件，并借助新的运输工具和商业网络，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有些传统市镇则因固有的水运条件不适于轮船航运，以及商品贩运路线的转移等因素而趋于式微。从历史时段上看，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分别是：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唐宋时期是市镇从传统草市及军镇体系中脱胎而出的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是市镇获得商业独立地位后不断扩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明清易代的硝烟散尽，市镇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开始取代县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少数大型市镇甚至超越府州县城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这一超常现象似可从清初四大商镇的排名中窥见一斑。晚清时期，市镇在中西文化交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初步接轨的背景下步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为了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的发展状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参照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拟从市镇密度、市镇人口密度、市镇平均贸易范围、市镇平均贸易半径、市镇平均间距、平原区与丘陵山区市镇之差异等方面展开论述。与此同时，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尝试从宏观角度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置于两个长时段的全国市镇发展过程中予以初步评估。这两个长时段分别是：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民国以至现当代的市镇发展暂不讨论。
第3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的墟场及集期，包括作为农村定期市的墟场，开市日期集期。
这里所探讨的农村基层市场，是指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最低一级市场，即文献所载墟、集、场、店、市之类的以农民为交易主体、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农村初级市场。墟、集、场、店、市，均属农村定期市，构成市镇体系的最低一级，所以农村基层市场又可称之为市镇墟场。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市镇墟场简称为墟场或墟集，其开市日期统称为集期，以避免引起语词解读之歧义。史家有言：“货物辐辏，处古谓之务，今谓之集，又谓之墟。墟通虚。柳子厚唐代诗人柳宗元——引者注诗云：青箬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趁墟人。盖谓此也。是村市为墟，厥名已久。”（41）又称：“村聚亦有市墟，以便一隅贸易，时兴时废，举绌举羸，在上令之不扰，亦盈虚之足征。”（42）从传统市镇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基层市场构成明清时期市镇网络的最坚实基础。离开了广大的农村基层市场，为经济史家所称道的明清市镇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长久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其著名的以中国历史为文本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中，将农村基层市场归人“标准市镇”，即Standard Town又译作“基层集镇”。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八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居民点复杂多变，在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意义分类的尝试中，我从基层集镇开始——一种似乎一直普遍存在于前现代农业中国各个地区的中心地”。施氏正是从分析农村基层市场的商品交换功能人手，开始构筑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地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传统时代后期，市场在中国大地上数量激增并分布广泛，以至于实际上每个农村家庭至少可以进入一个市场。市场无论是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都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我用‘基层’Standard一词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人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一个设有基层市场的居民点但并不同时也设有较高层次市场，这里称之为‘基层集镇’”（43）。
第4部分：剖析明清长江中游的专业市镇，涉及专业市镇的划分及特点。
所谓专业市镇，是指以生产或销售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为主的市镇。明清时期，专业市镇可分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实际上，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兼营商品销售，形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言及专业市镇，不可遗漏墟集专业市场。并非所有的墟集都有专业市场，但确有若干墟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业市场。专业市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明某地区的市镇经济迈进了规模经济的门槛，其市场化程度较高。专业市镇往往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超过府州县城。因此，对专业市镇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准确把握区域经济的实质及特色。
按照李伯重的解释，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换言之，劳动分王和专业化推动了江南工业的发展，而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李氏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关于前者，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关于后者，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而江南正处于该市场的中心。李伯重强调，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是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对外贸易”是广义上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本国或本地区之外的地区之间的贸易。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国国内贸易的推动。（44）李氏的见解，对于探讨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生产的专业化与专业市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5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与仓储，包括市镇与社仓及义仓，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
这里所谈论的仓储，是指明清时期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而设置的粮仓，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除了极少数大型市镇和超级市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市镇属于农村基层市场，其地理位置正是乡村辐辏之处，是区域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具有向周边村落进行商业辐射的强大功能。这一功能正是仓储赈济功能得以发挥所必需的，便于仓谷的籴粜和调济。所以，将仓储设在市镇实乃情理中事。明代仓储有预备仓、社仓、军储仓等，其中以预备仓为主，并有部分预备仓设在市镇。清代规定：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翻检数以百计的明清方志，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义仓往往混杂在一起，设置之地点全然不顾乡村、市镇之畛域。从总体上看，倒是社仓多设在市镇，义仓多设在乡村。府州县城的常平仓，市镇的社仓，分贮各乡的义仓，构成了传统社会粮食保障体系的三级结构，其稳定社会、安抚民众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第6部分：探讨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包括进驻市镇的官方机构，市镇与乡村基层组织，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
明清时期，派驻市镇的官方机构概有：巡检司，县丞署，同知署，照磨所，守御千户所，递运所，厘金局，团防局，水师协镇署，水师忝将署，军粮分府，清军厅等。其中．巡检司是进驻市镇的主要官方机构，巡检也成为抚治一方、管理市场的关键人物。“巡检司起于宋，为边徼典军之要职，故其役谓之弓兵。元明以后属于县，其秩遂卑。”（45）宋代之巡检，或管一州一县，或兼管数州数县，以武臣为之，属州县指挥。金、元沿设巡检一官，多限于一县之境。明清州县均有巡检，多设司于距府州县城较远之市镇或关隘要地。巡检官秩虽然卑微，但其作用十分重要。巡检司在基层权力运作中的实际影响力与州同、州判、吏目相当，其控制范围以市镇为主干，遍及乡村社会。巡检司原系武官充任，其军事色彩从宋元一直保持至明清。为了加强对市镇的控制，巡检之外，在一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市镇，另有武官进驻，如守备、把总、千总等。牙行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牙行由本地商人设置，负责向客商介绍商品，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撮合生意。通常情况下，牙行及牙人之多寡与市镇兴衰成正比，诚如方志专家所称“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集否为盈虚”（46）。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保甲、团练等十分完备，市镇与之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其中宗族势力对市镇的控制也不容忽视。
第7部分：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功能，如市镇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为长距离贩运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加工农副产品及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生产功能，边缘社会的诸种功能。
从市场发育的角度看，市镇具有服务社区民众的商品交换功能。这里所谓的社区，系指市镇的商业辐射区，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俗称“乡脚”。市镇存在的历史价值，恰在于它为不同类别的商品流通提供了自由灵便、不拘一格的现实舞台。作为商品中转站及现货交易市场，市镇的商业功能展露无遗。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加工农副产品及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生产功能，此一功能可从明清长江中游的专业市镇得以凸显。社会保障的同义语是社会安全或社会福利。在社会学家眼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是指政府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47）明清市镇的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粮食补助、收养孤贫等社会性的服务项目之上。这里主要就善堂、义冢等“善举”、“恤政”予以论列。有关粮食补助，拟在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与仓储部分予以讨论。明清时期，市镇不属于行政区划单位。地方官员及方志学者在修纂各类方志时，或将其置于《关隘志》中，或将其置于城厢与乡里之间予以论列。尽管许多方志列有“市镇”、“村市”、“镇市”等专条，尽管有政府官员进驻，但明清市镇的地理概念及行政地位均属模糊。职是之故，市镇属于边缘社会，“若夫牙侩之滥，衡度之欺，乡村无稽，游民习于其中，而田芜不治，往往由之”（48）。开放、自由、创新、无序、犯罪、民变、物欲横流……这些边缘社会的特征，似乎都能在明清市镇寻到踪影。直到民国初年，市镇的行政地位才最终得以确定。城区市区之下，乡、镇同级但畛域清晰，成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明清市镇是乡村社会商业贸易和游戏娱乐的中心舞台。在这里，广大基层民众的情感得以宣泄、心态得以平衡。泡茶馆，吃闲酒，观百戏，逛街市，舞龙耍狮，河舟竞渡……凡此种种，都诱使普通民众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施放给充满欲望的市镇。
第8部分：以汉口镇为例讨论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包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近代化进行概念界定，汉口镇经济在近代转型时期的发展水平，汉口镇经济近代化的历史前提，汉口镇经济近代化的若干标志。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英国早期现代化模式尽管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成功范例，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就不免引起人们思考：在英国工业现代化模式外，是否存在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又是如何生成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出现过这种类型?笔者认为，汉口模式即是在中国出现的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模式。所谓汉口模式，是指汉口在其传统商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汉口模式的核心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而是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汉口模式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是由一个传统市镇蜕变为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如果说，张之洞在武昌、汉阳兴办的早期现代化事业汉阳成为重工业基地，武昌成为轻工业基地和新式教育荟萃之所是英国模式的翻版，那么，汉口模式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商业化道路，它们风格迥异，共同构成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9）。
六、初步结论
结语部分是研究者对自己所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之概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肯定不是“最终”结论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通观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从地质、地形、聚落、气候、土壤、作物、水文、水利、交通、人口、职业、风俗及商品经济等角度，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在诸多的历史地理因素中，地形、作物、交通、风俗是关键所在。因为平原丘陵与山地各居一半的地形，以粮、棉、茶为主的作物结构，发达的水利交通，重农两湖习商江西的风俗，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决定性影响。这些影响又直接作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局限。
第二，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与发达。这表现在：从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这三个长时段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分布及数量呈阶段性的加速上升趋势，商业机制及经济实力大为凸显，平原湖区及丘陵地带的市镇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山区的市镇；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商业地位诸方面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从市镇结构的角度看，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区域市场的层级关系非常清晰。绝大多数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中下层，个别超级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最上层，即与府州厅治地和县城同级。
第三，明清长江中游市镇是在唐宋草市及军镇的基础上衍变而来，历史传承印痕清晰。一些地区的市镇仍然保留草市之名，尤其是许多市镇的军事色彩十分醒目。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市镇已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聚落，已没有唐宋时期军镇的性质。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史表明，唐代军镇向商业市镇的转变在宋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变延续到明清乃至清末民初。主要证据为：明清时期，包括巡检在内的各级武官及部分士兵大量进驻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市镇多为军事性质的寨堡。
第四，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商品交换功能、商品流通功能、商品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边缘社会功能等，表明市镇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明清全国范围内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之中。
第五，大量专业市镇的出现，象征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达到了较高水平。大体上，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专业市镇包括陶瓷业、茶业、造纸业、棉麻纺织业、矿业、渔业、爆竹业、铁器制造业等不同行业的生产型专业市镇，以及粮食、木材、药材、牲畜、食盐、桐茶油、烟叶、水果、靛青、油扇等不同商品的贸易型专业市镇。其中，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纺织业市镇尤其是夏布墟、粮食贸易市镇、药材贸易市镇等，市场发育状况良好，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及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甚至名列前茅。
第六，在明清中国四大商镇之中，长江中游地区占有两个，即景德镇和汉口镇。景德镇的陶瓷业手工工场代表着中国传统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其制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均享有盛誉，有“瓷都”之称。汉口镇的成长历程堪称明清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该镇在晚清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发展速度加快，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都市，号称“东方芝加哥”。
第七，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村基层市场——墟集的发展较为充分。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发展宛如葫芦，即上头较大、中间较细、下部很大。事实正是如此，明清时期该地区大型市镇或超级市镇为数不多，但其发展之迅猛、实力之雄厚、影响之巨大，在全国都不多见。相比之下，中型市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市场发育不足。至于那些农村墟集市场，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极大，一直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成为区域市场不断成长的原动力，并为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现象似乎说明，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散发着小农经济的泥土芬芳。
第八，市镇与仓储的关系，成为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独特视角。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主要是社仓和义仓大量设置于市镇，表明市镇的社会保障功能异常突出。市镇仓储实行的是一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 自由捐输的管理机制，其赈济一方、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不可遏制的腐败行为及管理不善、战乱冲击等因素，又使得市镇仓储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露洞百出，难以逃脱败落的厄运。
第九，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的各自为政的格局，缺乏整合的力量，也缺乏高效率。确切地说，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是三种管理模式相混杂的复合型体制，包括官方模式、半官方模式、民间模式。所谓官方模式，是指庞杂的政府官员纷纷被派往不同类型的市镇，其中以职秩卑微的巡检最为常见。因此，巡检司及巡检的职责是研究明清市镇管理机制的重点所在。在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市镇，还派驻部分军队。所谓半官方模式，是指介于官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对市镇的管理，它们是市镇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牙行及牙人在市镇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取代的。不能因为牙行及牙人有奸猾、贪婪的一面，而否定其历史价值。所谓民间模式，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对市镇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保甲、家族、团练、乡绅等地方权势集团及人物。要言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管理之所以形成如此杂乱的格局，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市镇不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行政区划单位。
第十，近代转型是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它涉及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包括“前近代”、“近代转型”、“近代化”的概念界定，传统市镇在前近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历史前提，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若干标志等等。离开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的研究就不具备建立相关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也丧失了历史思辨的哲学力度，甚至导致相应的证实或证伪工作的困难。通过对汉口镇经济近代转型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市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调适的能力是很强的。汉口镇近代转型的典型性，是就其作为最发达的传统市镇蜕变为最发达的近代大都市而言。应该强调，汉口镇的近代转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特例。从全国范围看，像汉口镇这样有影响力的传统市镇成功实现近代转型，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的，几乎没有。从长江中游地区看，绝大多数传统市镇尤其是农村墟集依然我故，没有出现近代转型。但是，以汉口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引申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亟待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修正，使之臻于完善。
在这里，笔者就明清市镇经济的比较研究问题略作申论如下：
第一，在区域市镇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对不同区域的市镇经济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所在。由于明清市镇研究成果丰硕，因此可以在明清区域市镇研究及比较研究的前提下，首先写出一部断代性的明清市镇史著作，为最终完成通史性的贯通古今的中国市镇史著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长江中游及上游地区，都属于同饮一江水的长江流域经济共同体。历史时期，这三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更增强了彼此的经济互动。加之地缘优势，各区域的商品流通网络凭借长江水道得以贯通，促进了区域市场的发育，也带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这三个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该共同体内部的三个不同区域，它们的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其特色，各自的市镇经济亦然。
第三，上揭学术前史显示，已有许多学者分别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长江中游市镇及上游市镇有过深入研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框架内，笔者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亦进行了专题研究。虽然笔者对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没有研究，但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在客观上为比较研究架构了学术平台。将前此学者及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
笔者已就明清时期的专业市镇、对长江中游市镇与江南市镇进行了宏观上的初步比较。由于专业市镇最能体现特定区域内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从专业市镇的比较中，可以得出对长江中游地区与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总体认识。这种总体认识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以充实和完善，更加细致的比较分析尚属阙如。
第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逊于江南地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长江中游地区。不过，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研究表明，过分夸大江南地区市镇经济与其他地区市镇经济的差距，是有失公允的。就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而言，明清以降该地区与江南地区在市镇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人们臆想的那样巨大。从市镇的地域分布、发展周期、类型、功能、市场层级、特点、管理、近代转型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说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区域市场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再从专业市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一大批有区域特色及经济实力的专业市镇，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同一类型的江南市镇，如粮食贸易专业市镇、棉纺织业市镇。有些专业市镇或为江南地区所无，或超过江南地区，如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麻纺织业市镇、药材贸易专业市镇等。
第五，除了将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进行比较，还可与华北市镇、珠江三角洲市镇进行比较。因为明清以降，华北市镇和珠江三角洲市镇均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市场网络和商业特色，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种与全国其他区域市镇的多重比较，才能最终准确地把握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优长、局限及特色．并从中获得若干重要的历史启迪。
注 释：
① 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学术环境与学术发展：再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任教美国大学手记》，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学术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而非防弊——呼应王笛先生》，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③ 如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见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等等。王家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入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8期。
⑤William T．Rom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pp．134．
⑥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⑦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⑧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 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⑩ 费孝通著：《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⑾ 《清史稿》卷67《志四十二·地理十四·湖北》；卷68《志四十三·地理十五·湖南》；卷66《志四十一·地理十三·江西》。
⑿ 参见任放《我国传统市镇浅谈》，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
⒀ （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伍丹戈校：《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⒁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载《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日本学者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市称作定期市，参见（日）加藤繁文、王兴瑞译：《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载《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⒂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5页。
⒃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6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1978年第16卷第2期。
⒄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明清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明清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它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参见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方行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谓之市镇，或指商贾聚集之处谓之市镇。到了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除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市镇仍采用以人户为断的概念外，后一概念渐占主导。何荣昌也对市镇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指出“市”原指商贾贸易之地，“镇”原指戍兵置将的军镇，其涵义为设置官将加强镇压。北魏始设军镇，隋唐沿袭其制。北宋建立伊始，赵匡胤废除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有些镇的名称保留下来。置镇之处设有“监镇”，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民政、征收商税。到了明清时期，镇的名称因主要具有“市”的功能而通称“镇市”或“市镇”。李学勤等人在论及明代城镇经济发展时，把市镇与城市纳人同一定义中加以界说，认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郭正忠表示，镇市是否属于城市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同时声称，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成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7页。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
⒅ 徐文、江思清：《从明代景德镇瓷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载《清史论丛》1983年第3辑。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萧放：《论明后期景德镇瓷业文化特征》，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载《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⒆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⒇ 参见（日）佐久间重男《关于明代景德镇窑业的考察》，载《清水论丛》，大安1962年版；《明末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和民变》，载《铃木还历论丛》，大宇1964年版。（日）高中利惠：《明清时代景德镇的陶业》，载《社会经济史学》1967年第32卷第5—6期。（日）吉田光邦：《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和贸易》，载《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版。
（21）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罗氏另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团1796—1895》，惜未曾检索到。有关评介，参见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5—1889年>》，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2页。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美）魏斐德著，张小劲、常欣欣译，邓正来校：《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魏氏此文原载Modern China， April，1993．
（22） 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23）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该氏《湖北近代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载《世纪之交的战略抉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版。
（24）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5）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514—539页。
（26） 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陈慈玉：《近代黎明期两湖茶之发展》，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2期1980年。杜七红：《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武汉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7） （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载《商经论丛》1964年第3卷第1期。（日）重田明：《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1956年第10期。
（28）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林济：《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明清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载《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徐凯希：《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29）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怀林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 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魏嵩山、肖华忠著：《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1）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荣：《明清两湖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基层社会控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杨国安：《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方立：《清代两湖地区的牙人牙行》，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林清清：《刘家隔——一个长江中游市镇的社会经济变迁史1403—2001年》，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白丽萍：《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32）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
（33）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发展的特点》，载《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胡水风：《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4） 谢庐明：《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黄志繁：《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
（35）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该氏另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 （美）王国斌、濮德培：《18世纪湖南的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载《求索》1990年第3期。傅衣凌：《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地方商人的活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钟永宁：《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效应》，载《求索》1991年第2期。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任春明：《清代江汉流域的经济开发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莫梓、习广：《岳、长开埠与湖南经济进入近代》，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1期。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载《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蒋建平、柳思维：《清代湖南形成米谷贸易货源地问题的浅探》，载《求索》1983年第4期。张丽芬：《湖南省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年》，台湾大学1990年硕士学位论文。
（37） 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步天：《洞庭湖地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刘盛佳：《武汉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社教：《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国生：《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云新：《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武汉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卞鸿翔、龚循礼：《洞庭湖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地理学报》1985年第40卷第2期。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载《地理研究》1986年第5卷第3期。
（38） 杨果：《<人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载《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城镇的个案分析》，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宋代洞庭湖平原市镇的发展及其地理考察》，载《求索》2001年第1期。
（39） 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0） 石邦彦：《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载《民族论坛》1988年第4期。
（41） 道光《耒阳县志》卷8《风俗·墟期》。
（42） 康熙《邵阳县志》卷2《建置三》。
（43）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8年版，第5—6页。
（44） 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537页。
（45） 咸丰《应城县志》卷8《职官志·巡检》。另，乾隆《德化县志》卷11《秩官志》将巡检列入武职，称宋初置土兵，巡检领之，又籍民为逻警弓手。元至元间，设巡军弓手，并隶巡检司。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置高镇巡检司，括民丁，统于巡检。
（46）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业次》。
（47）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社会学家指出，广义上的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经济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认为在福利国家中，政府调节市场力量以保护个人能应付某些偶然事件，并保证人民有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福利国家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意外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食品和住房计划、家庭补贴以及对某些群体的收入补助。并称这些政策在西方从1880年到当今时代逐渐地被引入。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48） 同治《公安县志》卷2《营建志·乡市》。
（49） 参见任放《汉口模式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日。
（资料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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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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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宁波帮在汉口
董玉梅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湖北 武汉 430010）
摘 要：宁波帮是汉口各大商帮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商帮。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可圈可点。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卢镛标、庄俊等著名人物，他们分别在近代汉口实业界、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杰出的才能。在航运业方面，宁波帮也凭借其实力和经营方式，开辟航线，拓展长江航运业务，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建立了商贸联系。武汉在武昌首义，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战时首都这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时，宁波商人均不同程度在卷入革命高潮。除了从商和参与政治活动之外，宁波人在丰富武汉的历史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尤以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为代表，在武汉文史研究方面的影响长盛不衰。
关键词：宁波帮 汉口 建筑业 营造厂 宋炜臣 航运业 竹枝词
一
在明代之前，武汉还只有武昌和汉阳。明代成化初年，连年大水，汉水河床发生巨变，将汉阳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后的汉阳北部，形成了汉江河道的唯一入江口，被称为汉口。
汉口从汉阳析出之后，依然是一片荒凉的河滩沼泽地，芦获遍布，人迹罕至。由于汉水的入江口处水流弯曲，水势平缓，且水深适度，成为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渐渐地，各处的商民纷纷来此，在汉水的两岸建造房屋，商船也相继来此停泊。这里人气渐旺，市场开始出现。至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这里的居民达到了1395户。据明末《汉阳府志》记载，这些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皆“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因此，汉阳府在此收的商税也已经相当可观。明神宗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之惟一的口岸。与此同时，汉口也挤身到了淮盐集散地的行列之中。漕运和淮盐的刺激，极大的促进了汉水运输业的发展，为汉口成为四大商业名镇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繁荣与商税的不断增多，促使政府对汉口的经营加大。明崇桢八年，汉阳通判袁（火昌）主持，在汉口修建了袁公堤。袁公堤的修建，使汉口成为一个稳定的商贸新镇。这个时间距离汉水改道只有大约200年的时间。
从袁公堤建立之日起，汉口的商贸便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了。虽然在历次的战乱中，汉口都曾经遭到重创，但由于有汉水这个天然的良港，汉口总是能从战乱中迅速复苏并更加繁荣。“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这是康熙年间的诗人潘（未中多一横）留下的两句诗证明了这一点。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盛世，汉口终于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商业市镇。《大清一统志》这样描述汉口：“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这个楚中第一繁盛处，被码头、被商船、被数不清的来来往往的商人们包围着，经营着，最终形成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且“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的商业重镇。
作为一个商业重镇，汉口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而让四海九州的货物云集而来的，都是各地的商帮。这些商帮中，有一支称为宁波帮。
宁波帮自进入汉口，便成为商帮中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从汉口镇开始形成之时便来到汉口，直至今天，仍然在汉口的商业、建筑、营造及金融诸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帮作为一个商帮，主要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各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所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摘自《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北京第一版）。这是对宁波帮的定义，实际上也可以用于其他行帮，因为行帮是中国传统商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地域集团。商人们靠帮会组织互相照顾，互相扩展商业地盘，传递商业信息。
但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商帮集团。这个明末清初兴起的商业集团，迅速活跃在国内各重要的商业区域。明末清初，正是汉口成为全国重镇的兴旺时期，作为华中的商业重镇，宁波帮逐渐扎下根来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汉口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宁波帮在汉口的作为，也是有一个历史大背景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由于条约中规定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开始进入汉口。随着英租界的划定，又相继划定了四国租界，租界的划定与外国商船的陆续到达，武汉开始从闭塞走向开放，冲破了原有的地区性封闭，由一个内地商品集散地向一个外向型通商口岸转变，西方各种势力纷纷叩关而入，工厂、洋行、银行大量涌入。西方势力的扩张，使汉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改组，在这种大变动和大改组中，汉口开始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格局。
这种城市格局最突出的表现，是汉口已经转化为外向型的通商港城，农业文明逐渐退出了原本就不太重视农业的城市结构中，城市重新构建了新的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华洋杂处，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中西文明在碰撞中逐渐交融。张之洞督鄂后，洋务运动兴盛，近代商政举措推动了华人开办近代化工厂的步伐，华人设计的近代化建筑也迅速在城市中出现。汉口的开埠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使汉口的民族工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的发展又带动的金融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控航运业的兴起。而这些，都给善于开拓并注重质量的宁波帮以施展自己的大好良机。因此，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宁波帮的身影。应该说，在汉口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均可圈可点。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批在武汉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宁波帮代表人物。比如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等，他们或在近代汉口实业界、或在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他们的才能。在这个大舞台上，还有著名的建筑设计方面的泰斗和设计师卢镛标、庄俊的活动足迹，他们的杰出建筑的一部分留在了汉口。今天，翻阅任何一部反映武汉近代历史的书籍，他们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二
应该说，在明末清初的商业重镇中，大汉口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和商品转输之地，经商环境自由，商品贸易繁盛。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纸张、木材、食盐、茶叶、药材、瓷器、铁器、烟草、靛青等传统日用品涌进武汉，并通过武汉向四周扩散。宁波人向来头脑灵活，以善于行商而著称。汉口的商业浪潮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前来追商逐利。他们逆江而上，利用航运优势，运载茶叶、毛竹、长屏纸、绍兴酒、温州明矾、福建杉木、江西瓷器等货物沿江而行，然后又装载楚地土特产及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沿江东下，"贸迁于楚浙之间。
汉口开埠后，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相继来汉开设洋行，他们通过买办向武汉及邻近省份倾销机制棉布、日用百货、染料靛青、五金器具等洋货，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市场，并不断向上游渗透，市民对于诸如玩具、铅笔、图书、利器、假珠宝、肥皂等洋货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为了与洋商争抢长江中上游的巨大市场，各地的一些洋货商号，也纷纷来汉设立分店。在中外大批商品的倾销下，汉口作为内地经销和转口进口商品的最大商埠的地位不断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宁波商人最初是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同时，宁波商人凭借自身敏锐的经营头脑和商业才能，在汉口开办作坊、商店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了加强同乡间的相互联系，为了进行商业情报的交流并开展同乡会的活动，宁波会馆就应运而生。宁波会馆的存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宁波籍在汉经商人数众多；其二，宁波籍人在汉口的经商活动颇有成绩。
在汉口的商帮中，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商帮力量。在经商方面，宁波帮“其货无所不居”，在武汉百货、家俱、国药、服装、饮食、粮食、钟表、水产海味等传统贸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领军地位。
在宁波帮经营的商号中，亨达利钟表、茂记皮鞋、达仁堂药店、宝华洗染店、祥康、怡和、首家服装店、五芳斋汤圆等，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成为武汉市至今仍有很高声誉的“老字号”和名牌产品。
宁波人在武汉经营钟表的很多，亨达利钟表行是其中的佼佼者。亨达利钟表行是宁波镇海人陈文生从德商礼和洋行手中买下的，几经搬迁，于1922年后迁至中山大道（现557号），更名“亨达利钟表店”。主要经欧美等国钟表，且以门市零售为主，同时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最让武汉人记忆深刻的是，江汉关上的大钟就是亨达利钟表行安装的，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由亨达利公司进行大钟的保养。
新式皮鞋在武汉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时，宁波人宋炜臣就开始在武汉生产经营军装和皮鞋。他从上海聘请的皮件师傅李厚谟在辛亥革命后自设了“茂记皮革制品商店”，成为了武汉皮鞋业的开创者。1921年始兼营皮鞋、皮靴，并以做工精细，选料考究，造型新颖博得人们的信赖，茂记名牌逐渐形成，成为了武汉地区最知名的皮鞋店。原英国驻汉领事格林威，奉调印度加尔各答后，多次来信邮购茂记皮鞋；解放初期， 茂记皮鞋被指定为国际友人及驻汉外交使团的皮鞋供应专点。“茂记”皮鞋从此名扬中外。
今天的同仁堂中药店武汉分店是宁波帮国药业在武汉开办的名牌药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该店由宁波慈溪人乐良才创办的“乐家老铺”发展而来，最初落脚在北京，1669年由乐家老铺改称同仁堂药店，药店既坐诊行医，也制作丸散膏丹出售。由于工艺精湛，疗效好，很快便名震京华。1920年，同仁堂第十一代传人乐达仁在汉口黄陂街创办达仁堂分店，店内高悬“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字样，销售牛黄清心丸、小儿回春丹、狗皮膏药、大活络丸、虎骨酒、参桂鹿茸丸等成药。每日营业额都相当可观。1934年，又在汉口开设分店。汉口达仁堂药店在经营管理上坚持 “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祖训，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自律。达仁堂凭这种“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信条，在武汉赢得了市民的信任。
武汉洗染业的龙头是宝华洗染店，由浙江镇海人贺宝庆于1911年在法租界开设。最初的店面只有18平方米，为一小作坊。宝华洗染店加工精细，服务热情，加之位于法租界内，逐渐赢得外国人、官僚买办、华侨及中上层社会的客户。几经扩展，小店发展成为了机器洗染厂，专接丝绸、毛呢等高档服装洗、染、烫、缝纫和织补业务。贺氏也广交上层人士，曾与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和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过往甚密。1931年汉口大水后，许多小洗染坊被迫关门，唯有宝华洗染厂很快恢复营业，并针对水灾损毁的衣物给顾客以赔偿。
20世纪初，一批夹着一把尺子和剪刀的宁波裁缝来到汉口，凭借自己高超的裁缝技艺，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祖。这批裁缝带来了武汉服装技术的革命，也将宁波服装业所用的一种竹尺（宁波竹尺，又名华洋尺，后称老尺。现一市尺等于老竹尺一尺一寸）带进汉口，成为各中西服店普遍采用的一种裁缝工具。正是因为这批裁缝的高超技艺，宁波人在汉口开设的服装店也成为汉口一流的服装店铺。
最著名的当属祥康、怡和两家。这其中，于1909年在法租界玛领事街（今中山大道以北的车站路一段）开业的祥康西服店是武汉第一家西服店。祥康西服店的诞生是武汉服装业的一次革命，它结束了西服裁剪师多年沿街揽活的生涯，开始了坐店经营的历史，西服业作为服装业的重要分支从此在武汉确立。1931年创办的怡和服装店，是宁波人在武汉经营的男服为主，兼做女服的著名西服店。店铺原本开在武昌，1946年迁往汉口。40年代后期，老板邹佩庭曾被推选担任汉口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抗战时由南京迁至汉口的首家服装店则专门经营女子西服，刚迁至武汉时，称为姐妹服装店。1944年，易名首家服饰公司。该公司凭借其对服装独有的理解和对武汉服装市场的了解，将首家制衣定位于专制高级女式西服，这种独特的经营路线，使首家独享武汉女式西服的利润。尤其是抗战胜利后，首家成批缝制的海勃龙女式大衣一度风迷武汉。这三家服装店在汉口经久不衰，一直是武汉服装名店，1980年还被命名为特级商店。
和钟表、西服、皮鞋同时进入汉口的，还有西式家具。欧风东渐，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样式新颖、豪华气派、色彩艳丽的西式家具逐渐成为中国家庭摆设的主打家具。在木器业中，宁波人费荣卿创办的乾泰裕家具店生产的家具，兼采中西之长，把西式家具的结构合理、式样新颖、造型独特、注重涂饰等长处和中式家具的庄重自然、牢固耐用、讲究雕镶等优点相结合，形成乾泰裕家具独特风格，其双元线套装家具更为用户所称道。因此，乾泰裕家具在式样、结构、选料、做工、漆色等方面均为同业之冠。民初《汉口竹枝词》中就有捆写到：“旧式铺陈不在行，大家都要摆洋装。甬人贩卖西家具，讲究铜床与铁床。”从竹枝词中也可知宁波木器商人在武汉西式家具业中的影响及其地位。
宁波帮所经营的商号为什么能在商贾云集的汉口扎下根并发展壮大，纵览上述老字号及名牌产品，可知，宁波帮最重要的是讲究质量和服务。无论哪个行业，都讲究做工精细，选料考究，既不偷工，也不减料，都是通过质量与诚信赢得了顾客的支持与信任。这是宁波人经商成功的秘诀，也是这些名店至今能留存在武汉人记忆中的法宝。
三
武汉的百货业，旧称京广杂货业。经营广货者曰广货铺，经营京、津货者称京货店。宁波百货商经营洋货及上海产的鞋帽、服装纺织、日用化妆品、工业用品、橡胶制品等为主，间及少量广货，因而被称为广货店。虽然宁波百货商在武汉实力较雄厚，但规模小，经营品种少。宁波百货商真正大显身手而扬名武汉，则是在五口通商后，宁波对外开放，洋货如潮水般蜂拥而入，宁波当地有限的消费，难以容纳，当地有头脑的宁波商人将目光投向内陆市场，以专营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身份，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推销洋货，扩大洋货的销路，实现其发家致富的梦想。19世纪40年代，宁波镇海商人方承志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从事洋布贸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宁波百货业大军，活跃汉上。他们以新颖的货品及独特的经营技巧，成为武汉百货业的中坚。
宁波帮商人以善经营、精管理闻名于武汉商界。武汉商界的各个领域都有宁波帮在活动。百货业中的很多领域，比如参燕业、海味业、糖业、裁缝业、丝绸业中，宁波帮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的一统天下。
清道光年间，武汉的新街是百货荟萃之所，为繁华中心地段。这里的苏、宁、京、沪、川及外洋等地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广东、宁波等地的商品百货商品成为武汉市民生活的时尚用品。据1935年《汉口商业月刊》载：汉口的百货业有51家，分别由徽帮（下江帮）、本地帮（一曰汉帮）、北帮把持，三帮之间竞争激烈，界限严格，尤以徽帮居多。而此时的徽帮，其概念包含着徽州、江宁、苏州、宁波、绍兴等籍的商户。他们资金雄厚，大多集中在青龙街、戴家巷、帝主宫一带做批发生意。而徽帮中，宁波百货商是颇具实力的。抗战结束之后，在汉口经营百货业的浙江籍客商多达57家，其中仍以宁波百货商居多。这时的如聚成百货商店、鼎新百货商店、大昌商店、中国化学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改造所等等，均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百货界之翘楚。
武汉宁波百货商在经营百货业时眼光长远，他们一般内靠本帮、本地区有实力的富商巨贾，外联上海，瞅准上海丰富的货源、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百货管理经验，除从上海大量进货外，还与上海实力雄厚的百货商进行联合，引入资金，借鸡生蛋，在管理上学习借鉴上海的百货业管理经验，改进或淘汰武汉百货业规模小、品种单一、落后的经营方式，使武汉百货业大跨度地向现代化迈进。
风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爱国国货运动也与宁波籍商人有密切关系。
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导致了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生产的颜料、洋针、洋线、扣子、洋伞、洋铁、肥皂、香皂等日货开始在中国泛滥。加之美、英、法、德等国的丝袜、唇膏、香水、洋油、香烟、留声机等欧美洋货，武汉成了西方列强的消费市场，洋货的大量倾销，极大的阻碍或制约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有识之士发出了：“然中国最大危机殊不在有形之暴力征服，而在无形的经济侵略，惊呼经济的灭亡，为时无期矣！”的呼声。
早在民国初年，客居武汉的宁波镇海籍客商唐爱陆便在汉口开设了一家名为爱国公司的百货商店，专售国货。这是自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开“专售国货”之先河的商店。唐氏在武昌首义时，曾担任民军后勤工作。首义之后，筹资2万，开设爱国公司，销售天津爱国布、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国货精品，以引起国人对国货的重视。
正是秉承这一爱国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国货运动中，宁波籍客商身先士卒、奔走呼号，力促武汉中国国货公司（或国货商场）于1937年7月成立。由于时值抗战，公司西迁。1945年10月，在宁波人魏吉甫等人的精心筹划下，武汉国货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下设总务、会计、营业三部，营业部下分绸布、化妆、内衣、棉织、鞋帽、文具、搪瓷、五金、食品9个营业柜，有部主任、柜长、办事员、助理员、练习生，各司其责。商品进货必须由营业部主任亲自看质评价后，才能确定是否购进。
武汉国货公司所在地江汉路是一个繁华的门市区，地段好，商店多，既有专业绸布店，又有百货业同行。但是，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魏吉甫在经营武汉国货公司期间，大肆宣传国货，弘扬国货，为扩大国货的营销量，魏吉甫在花色品种上大做文章，力求式样新颖，品种齐全。在经营方式上，也非常讲究。如在服装、内衣柜的经营方面，以“名、新、全”取胜，当时社会流行的白府绸、条子衬衫都有，有高档品，也有大众化品种，同时规定顾客买去的商品可以退换，顾客在买东西挑选时，尽量帮助选好，避免顾客往返。比如白衬衫出售时，容易脏，他们就备有试穿衣，在量好大小后，让顾客尽情挑选。对于顾客的退换要求，也尽力满足。
武汉国货公司作为武汉地区最早实行现代化商业管理的企业，突破了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建立了武汉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以股东代替了店老板，以聘用制、练习生制取代学徒制，其人事、财务及商品管理和销售服务管理系列，均效仿近代企业模式。正因为如此，武汉国货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了武汉百货业的骄子。1949年后，该公司改为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作为武汉百货界的骨干企业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
在汉口的实业界中，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宋炜臣，他是近代汉口实业界的巨子。他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筹建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富池口等多家近代企业，成为汉口近代民族资本的巨头，在武汉近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因此，谈宁波帮在武汉的实业，宋炜臣当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
1896年，宋炜臣从上海来到武汉。此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汉口近代民族工业就是于此时发端的。而此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民族资本的创业不仅持一种宽容和灵活的态度，而且还给予积极的支持。因此，当宋炜臣提出开办燮昌火柴厂时，张之洞立即给予了10年的专利权。这10年的专利权，给予燮昌火柴厂充分扩展的空间和时间。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宋炜臣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入充足的劳力资金，很快便使燮昌火柴发展壮大，垄断了湖北、河南、陕西一带的火柴销售。宁波帮实业界人士在汉口的创业从燮昌开始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不仅如此，由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坚持支持民族企业，也给了宋炜臣第二次机会，使其可以放手创办既济水电公司这个公用事业。也是因为张之洞的支持，宋炜臣顺利地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万撝伯、王予坊等浙江、湖北、江西三地的11名巨商，共同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对于宋炜臣申请创办水电公司的、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要求，张之洞大力赞赏，不仅全部答应了宋炜臣的要求，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并“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再次给予既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才顺利成立。
1908年秋，既济电厂首先落成，两座欧式发电厂房在汉口大王庙汉江边建成。内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3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1/3，居京、沪、穗、汉四大城市民营电业之冠，也大于汉口的英商电灯公司和德商、日商电灯公司。既济电厂的落成，让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的繁华市区，因万家灯火而光彩夺目。汉口市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汉口六渡桥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水塔。水塔的历史已经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从1908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塔，就是既济水电公司用来流转宗关水厂通往自市区中心的自来水之压力所用的。这个曾经鹤立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的建筑，是当时汉口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的标志性建筑。1909年水塔竣工，汉口人在全国较早地喝上了自来水。自来水厂建立的意义还在于，水厂的建立，在时间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规模上也堪称第一。两年之后，既济水电公司把水管铺进了租界，那些高楼大厦间的洋人们，也开始喝上了中国人提供的自来水。
近代的武汉，是全国唯一的租界与华界并行发展的城市，也是近代亚洲一流的城市。作为亚洲一流城市的标志之一，便是公用事业的发展。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既济水电公司电厂与水厂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让武汉公用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是武汉近代工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是武汉近代市政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近代企业的兴建，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作为汉口公用水电业的发端，也推动了城市消防系统的建立，促使了城市管理机制的萌生。而这些，都与宁波帮宋炜臣、朱葆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宁波人对近代武汉的一个重大贡献。
汉口历来号称九省通衢，长江、汉水养育了武汉。由于陆路交通的不甚发达，汉口商业的兴盛与水运密切相关。水运的发达促使了武汉商业贸易的兴盛，强化了本地区的商贸优势，吸引各地商人通过水路来汉导财运货，商业贸易和航运业便成了汉口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由于宁波与汉口的地理条件相似，都是得水独优，因此，宁波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在古代运输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宁波人曾经靠内河帆船运输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汉口地区贩运了500余万石粮食，其运输能力可见一斑。汉口开埠之后，宁波帮依托汉口这一商业重镇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长期积累的商贸经验，在汉口开展了自己的水上营运活动。宁波帮在武汉的商业营运活动范围之大，面积之广，仅仅只次于当时的上海。
1861年汉口开埠，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依托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的商贸经验，活跃于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大汉口成为上海之外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宁汉之间从事航运、水产、银楼、火柴、水电、杂粮、银行等行业，其中属于独家经营的则为长江夹板船航运业。
由于宁波帮的船运业长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更使宁波帮了解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商贸货物的需求，从而在长江沿线架构了一条由宁波帮主控的商业航线。至清末，宁波帮共有70多只夹板船在长江沿线从事货物运输。近代巨商叶澄衷就是靠木帆船起家的宁波商人，他也曾经营宁波、上海至武汉的航运业，自置帆船100余艘。直到20世纪，宁波帮依然控制着汉口和长江下游港口之间的水上货物的运输，并成为了汉口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向汉口输入棉纱、棉布、绸缎、海产，购回杂粮、黄豆、桐油、牛油、麻、棉花和大米，这种大规模的运输与销售，促成双方年贸易额在3500万两至4000万两之间，数额之巨甚为可观。宁波商人发达的航运业在武汉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城市间的商贸往来与发展。
如此巨大的商业贸易，最终必然会出现资历雄厚的航运业的巨擘。在从传统帆船到近代轮船业的转变中，宁波帮顺应航运要求，及时调整营运思路，迅速从困境中走出。他们相继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长江中下游航线的客货运输，其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在武汉相当引人注目。其中以虞洽卿、陈薰、严义彬等合资创立的宁绍轮船公司和虞洽卿独资兴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及鸿安商轮公司最具代表性。其中宁绍轮船公司名列长江六大轮船公司之一，三北轮埠公司发展成为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堪称民族航运业中的巨擘。
宁波帮在长江航运业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虞洽卿。虞洽卿兴办实业的想法萌生于1906年。这年，他从日本考察商务回国后，有感于西方势力不断侵夺长江航权并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乘船者。为了与西方航运势力相对抗，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08年邀集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宁绍同乡，创办了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宁绍轮船公司进入汉口，并于三北轮埠公司汉口分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于次年合作开辟了汉口至上海的航线。当年，宁绍公司的“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东方码头。当时，码头上下数千人前来欢迎第一艘与外商在长江航线上展开竞争的中国轮船。与外商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上首开竞争先河的，就是宁绍公司。
与宁绍公司相比，三北航业集团下属有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属于辛亥革命以后迅速崛起的民族航运企业。三北公司落户汉口之后，凭借其固有的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开辟了多条航线，拓展了长江航运业务，推动了汉口埠际贸易的发展，并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如上海、青岛等地建立了商贸联系。而且，由于他们在经营管理和船舶调配方面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长江水位的变化，适时调整舰艇的吨位，因此，在长江枯水季节也能解决湖滨及小港货物的集散运输。具有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其经营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航线之广，都足以和外资及官办企业相抗衡。汉口的三北码头就是其公司的专用码头。
而且，宁波帮的这两个航运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两家公司的近10多艘船只都被国民政府征用，在构筑长江御敌工程中，用来堵塞长江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西进。在抗日战争武汉会战之前的大规模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与其他公司协作配合，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武汉沦陷后，又支援川江的运输。虞洽卿用自己的行动，在民族危难之际，实现了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五
从1861年汉口开埠始，汉口便开始向近代化城市走来。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的输入和西方建筑技术的传入，城市建设活动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近代城市建筑与依照近代城市规划模式建设的各种道路，构成了汉口城市格局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促使汉口迅速由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转型，近代建筑业在汉口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1861年至1949年， 武汉近代化建筑走过了88年的历程。88年的时间，在武汉营造了相当一批至今仍堪称为经典的优秀建筑，其中不乏宁波籍营造厂商承建的。在武汉的建筑营造业中，有广东帮、本帮和宁波帮。如果细数各帮在武汉的营造厂家，以宁波帮为主的江浙帮在总数上并不占优势，为什么宁波帮在承建武汉的高档建筑工程中占据了其中相当大的份额呢？
如果追根寻源，还是应该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之后，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被迫敞开大门，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熏染。近代建筑以其壮观、大气的风格和耐用的材料，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这种建筑风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宁波的营造工匠。加之上海在向近代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宁波的影响甚大，大批宁波工匠到上海谋生，在近代化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这些宁波籍的能工巧匠凭借自己的实力，在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发展出一批相当有实力的营造商。
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这批营造商随着西方列强的商船沿江西进，进入汉口。这些宁波帮营造商中的优秀人物，诸如沈祝三、周昆裕、魏清涛、项惠卿、康炘生等等，抓住了汉口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机遇，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实力的木厂和营造厂。在1912年以前，武汉有营造厂48户（不含外商）。其中宁波帮的营造业就有5家。除了1898年在汉口建立的明锠裕木厂（后改称明锠裕营造厂）之外，仅在1908年建立的便有汉协盛营造厂、魏清记营造厂、汉合顺营造厂、康生记营造厂4家。这些营造厂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宁波帮营造事业的大网络，切割了武汉近代城市建设这个大蛋糕的精华部分。1912－1937年，在武汉城市建设大发展、大转型的时期，宁波帮在武汉进行了包括武汉大学、江汉关等诸多重大建筑项目的营建，覆盖面包括教堂、医院、银行、洋行、工厂、饭店、大学及里份建筑。在银行建筑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从1865年麦加利银行建成至1949年永利银行大楼建成为止，汉口共有知名银行建筑26处，其中宁波帮营造厂和设计者参与建造的建筑高达18处。至今在武汉可圈可点的优秀建筑有一大批都是宁波帮营造业者留下的。
1908年由沈祝三在汉口六合路成立的汉协盛营造厂，在短短的十数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武汉最大的营造厂。从1908至1949年，汉协盛营造厂在武汉共营造了56个重大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建筑包括平和打包厂、景明大楼、武昌第一纱厂、协和医院、国货商场、横滨正金银行、普爱医院、金城银行、卜内门洋行、日清邮船公司、四明银行等等，而其中最能代表汉协盛营造水平与注重质量的当属武汉大学的营建。1937年建成的武汉大学，是该厂营造的最辉煌和最值得纪念的建筑。汉协盛承建了武汉大学学生宿舍、老斋舍等大部分建筑。这些建筑使武汉大学成为了全国最美丽的大学。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对汉协盛的精心制造也非常感激，他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是沈祝三先生。他的出身原很微贱，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有数十年之久，汉口的大部分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等都是他造的。可是现在他的目盲已有十多年了。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我们真抱歉得很！在他投标之后，金价大涨，而他所用的材料中，外货又甚多。因此，据他交工的时候的估计，亏本有24万元之多。他的估计是不是十分精确，我们虽不得而知，而他的亏累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确实如此，沈祝三用他的信誉，用他的质量就是生命的行动，用他的宁可亏本也要按照合同办事的理念，在建筑行业中树立了一块至今永远都有警示作用的榜样。正是因为如此，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才可能永远都是武汉大学的骄傲，也是武汉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
在宁波帮的营造业主中，浙江定海人周昆裕是不能不提的一个重要人物。1894年，周昆裕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精明的思维，看到汉口作为内地大商埠，具有外商多，市面繁华的特点，认定建筑业务前途广阔，遂与同行李偑容在汉合营明锠泰木厂，承包房屋建筑工程。他于1898年创办的明锠裕营造厂是武汉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华人营造厂，最初称为明锠裕木厂。该厂在武汉的主要建筑工程覆盖面也相当大，汉口西商跑马场工程、英美烟草公司（颐中烟草公司）、武昌震寰纱厂、英商隆茂打包厂、上海电影院及著名里份江汉村都与明锠裕营造厂（1930年更名明巽建筑公司）密不可分，其中武昌震寰纱厂的全部建筑工程均由该厂承担。
江汉关，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自江汉关建立伊始，便成为了大汉口的地标。至今仍是武汉最美丽的建筑。这栋恢宏精致的建筑的主体工程是由魏清记营造厂建立的。此外，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美孚石油公司储油库等建筑也是魏清记营造厂的杰作。魏清记在武汉营造的建筑并不多，但就是汉口江汉关大楼和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这两栋大楼，就足以因精湛的施工技术和令人叹服的质量，让魏清记营造厂在武汉城市建设史和建筑史上占有不可缺少的一页了。
除了上述三家实力雄厚的营造厂之外，汉合顺营造厂自1908年在汉口建立后，在参与建造了中国银行大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盐业银行大楼、新市场游艺场、共舞台等大型建筑之外，承建了汉口众多的里份建筑，如泰宁里、泰康里、泰安里、泰余里、昌业里、汉安里、义成里等等。同样建于1908年的康生记营造厂，其在汉口的建设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里份，比如长清里、义祥里、伟英里、联保里、如寿里、公德里等等。其二是重要建筑工程，比如美国海军青年会、浙江兴业银行、扬子江饭店、明星电影院、南湖机场等等。
恒记营造厂是宁波帮于1925年在汉口创办的。虽然起步的时间比较晚，但也丝毫不影响该营造厂在汉口进行精品建筑的营建，从至1949年，该厂在汉口留下了大孚银行、安利英洋行等著名建筑，并参与承建了部分江汉村的工程。
宁波帮在武汉营建的这些大型建筑，几乎都成为了武汉市的近代优秀建筑，也是今天城市建筑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宁波帮在武汉，除了有这些大的营造厂进行建筑活动外，还有大量中小型营造厂作为补充，活跃在汉口的建筑舞台上。1929年，武汉市工务局按规定对全市营造厂及泥木作坊进行注册登记。按资金多少划分为4个等级。当年共注册登记甲等30户、乙等52户、丙等277户、丁等210户。这其中的甲、乙等营造厂则皆为新建，丙、丁等的则属传统工匠作坊的延续。这其中有多少宁波帮的营造厂没有明确数字，但1947年的登记资料却显示，在丙、丁级的营造厂中也有宁波籍营造业者，丙级营造厂有镇海叶国庆开设叶佐记、赵善根开设赵和昇、康生记（甡记）、康生记（叶记）、钱文修开设有钱梅记等；丁级营造厂有徐永康开设的北源；鄞县王德懋开设的永宁；镇海张杰开设的谦具；鄞县林鑫水开设的林福记等。其中赵和昇营造厂与义品放款银行汉口分行的工程部有长期联系，义品放款银行专营房地产抵押贷款，包括房屋建造、保险、经租、挂旗等业务。赵和升专为义品行修理其经租的房屋。
宁波帮之所以在武汉能够迅速扎下根来，并占据武汉建设市场的精品份额，与宁波帮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也是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在他们的用工制度上，不养闲人。汉协盛营造厂建厂初期，仅从上海高价招募数十名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分别负责施工现场的各项工作。民国时期，钢材和水泥还是昂贵的建筑材料，因此，只有较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和市政工程采用钢筋水泥材料，多数建筑尤其是里份建筑仍然以砖木结构为主。为了节约资金，降低原材料成本，这些营造厂大多都办有建材厂，如明锠裕营造厂办有裕记砖瓦厂；汉协盛营造厂办有阜成砖瓦厂和灰厂等。为了避免中间的差价，汉协盛直接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进口钢材，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的20%。1927年，市面流通的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大幅度贬值，不少工厂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汉协盛在此时用200吨钢筋换银元2万元，再用银元兑换国库券，获得巨利，财力因此大增。这不仅帮助汉协盛度过了难关，而且让汉协盛在武汉营造企业中令人刮目相看，名声大振。
1931年2月19日，汉口营造业同业公会在汉口智民里19号成立，到会代表78人，这次会议推举李俊臣为理事长。同业公会隶属于汉口市商会，受汉口社会局领导。1933年12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改选，会员代表94人选出执行委员7人，监委3人，宁波籍商人明锠裕厂主周世昌被选为同业公会主席，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同业公会停止活动为止。宁波帮业主能在汉口营造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宁波帮营造业在汉口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分割的。
六
明末清初，汉口的汉正街已经成为名闻全国的商业重镇。随着汉口商业的不断发展，外地商人纷纷来汉经商。随着外省旅汉商人人数不断增长，为了经营上的方便，也为了相互间的照应，各地商帮纷纷修建自己的会馆。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开始，直至光绪年间为止，沿长堤街、汉正街一带及大小夹街一带，会馆林立。诸如新安书院（微州会馆）、安徽会馆、山峡会馆、岭南会馆（广东）、覃怀会所、江西会所、金庭公所、宝庆会馆（湖南）等先后建立起来。 每一个会馆都是一个地域在汉口经商活动的记录，每一个会馆都是汉口从一个新兴小镇走向商业重镇的真实反映。
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武汉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也是全国第二个宁波人的会馆。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商帮，宁波人在汉口先后建的会馆与公所先后有江浙绸公所（清康熙六年建立）、浙宁公所（乾隆四十五年建）。公所以是同业商人旅居和议事的地方，其目的在于联络同乡、维持商业。宣统元年 (1909年)浙宁公所改名宁波会馆。宁波同乡会就是在宁波会馆内设立的一个社团组织。在各地的商帮文化中，同乡会组织与商帮是如影随形的；宁波商帮也不例外。宁波同乡会组织在"宁波商帮"的形成、发展历程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
在汉口，宁波旅汉同乡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宁波社团组织。同乡会组织最早出现于明代，清代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在各地经商的宁波人，为了“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以便亲邻相帮、同乡扶持，增强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在会馆、公所这类旧的组织之外，也都建有同乡会一类的组织。当然，大多数同乡会组织就是由公所、会馆转变而成的。1924年，宁波会馆选定今前进五路105号（现为江汉区红领巾小学）建新馆，属钢筋混凝土结构。同年，宁波旅汉同乡会在会馆内成立。旅汉宁波同乡会的成立，与旧时的会馆、公所相比，并不仅是一种名称上的改变，而是由传统性组织向现代性组织的转变。宁波旅汉同乡会除具备公所原有的功能外，以“会合同乡力量，推动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福利”总宗旨，增加了保护同乡利益、提高同乡素质、促进旅汉同乡和故乡经济发展等多项功能。这无疑是现代社团的主体功能。
同乡会上有理监事会，有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5人。能够担任委员的都是既有经济实力也有高知名度的人。比如四明银行的殷惠昶、宁绍轮船公司的史祖培、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的陈君如、宋廉卿、陈楚章等。
宁波会馆建立之后，让旅居汉口的大批宁波籍军政经学人士有了家的感觉。宁波会馆内曾经接待了一些军政界的高层人物。作为浙江人的蒋介石也数次到过宁波会馆。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首次来到武汉，曾到过宁波会馆。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昌城后，武汉成为“赤都”和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迁都武汉还是迁到南昌的“迁都之争”期间，蒋介石于1927年1月12日从南昌来到武汉，便下榻在宁波会馆。期间，蒋在宁波会馆曾经与江浙地区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在汉口宁波同乡会恳亲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宴请各界代表。1935年6、7月间，汉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次年4月10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到汉口，在汉口宁波会馆接见汉口市长吴国桢和武汉警备司令叶蓬，称二人为“防洪英雄”。
自1924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同乡会不间断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查和介绍同乡职业、推进子女教育和社会教育、调解同乡之间纷争、济助困难同乡和资助同乡返原籍等等。尤其是1931年8月间，武汉大水，三镇尽成泽国，同乡会遂向全国各地的宁波同乡呼吁出钱、出力救济灾民。宁绍轮船公司特派甬兴轮来汉，三北轮船公司也调派新宁兴轮来汉，免费运送受灾同乡回籍，并承担所有船务费用。1938年武汉沦陷前，同乡会解体。1946年12月，同乡会重新恢复。恢复后的同乡会选举监事时，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宁波人吴嵩庆首次被选为监事。说明宁波帮在从事工商的同时，也需借助从政同乡的帮助。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部分宁波籍人士南逃香港台湾，大部分仍然留在了武汉。国民党南逃台湾后，常派飞机轰炸东南沿海。宁波一带也曾数次遭到轰炸。为支持家乡，宁波旅汉同乡会组织劝募活动，成立“宁波旅汉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制定了《宁波旅汉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组织章程》。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同乡会不间断地将所募得的款项汇往宁波，劝募的粮食、衣被、帽袜、药品、金银首饰、黄金等物品也及时用船运至宁波。
宁波人不仅有自己的商帮，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进入到当地的商业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不乏其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商大邑的汉口社会，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中国原有的行会组织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已悄然发生变化，各行会都开始吸纳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新式的工商资本家大步进入各行会的管理上层，新式商会组织应运而生。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局，办理汉口全镇华洋商务事宜。1907年，根据清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于1903年制定的《商会简明章程》，撤销汉口商务局，成立汉口商务总会时，鄞县人卢洪昶（后更名卢鸿沧）就被议董们推举为总理，汉阳人刘歆生任协理。汉口商务总会以各行号的店东或经理为会员。总会下辖分会，分会下辖分所。商会除代表工商各行业商贾利益，除维护其会员生产经营，谋取利润和其他专利外，还有着调解同行内部借贷、经营等矛盾，议价核价，参与契约的公证，收缴厘金捐税等诸多权力。 卢洪昶经历颇为复杂，14岁即进入杭州纺织厂，后转上海，供职于轮船。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所在船征为运输军备，往来于渤海辽东之间。数次以奇计脱险，因著声望。后应盛宣怀邀请，参与汉口铁工厂等经营管理，继提举船政，与达官显贵相识。交通银行汉口分行成立后，曾任汉口分行经理。卢还曾担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二、四届议董，第七、八届特别会董。
宁波商帮中，在汉口商务总会任职的还有，协理盛竹书(1860～1927年)，浙江镇海人。盛竹书在汉口商界威望很高，1911年9月受聘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任经理，1912年即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协理。同年11月，在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期间，他与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宁波人）和上海总商会代表王一亭一同联络与会的45个商会的代表，倡议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获得成功。担任汉口总商会议董的还有镇海人王柏年。王在德商美最时洋行担任买办30余年，给德国人带去丰厚的收益。王柏年去世时，美最时洋行以行旗先挂半旗以志悼念。王柏年还是华商总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除卢鸿沧、盛竹书、王柏年外，汉口商务总会的历届会董、议董中，镇海人汪炳生，宋渭润，史晋生（致容），郑似松，沈宾笙，王予坊，鄞县人蔡永基，蔡瑞卿，余姚人丁菊生，张理耘，宋仪章，杨文卿陈伯思，慈溪人秦楔卿等都占有突出的地位。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汉口商界取得的地位，仅次于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浙籍商界名流在旧中国贸易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商埠中所具有的地位，足以证明其在中国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巨大影响。
七
近代的武汉，有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1911年武昌首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红色首都”；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武汉一度成为战时首都。 而善于审时度势的宁波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三次革命高潮。
武昌首义之后，在汉的宁波籍人士受制于其自身所处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实业界人士宋炜臣就从畏惧革命到靠拢革命，到支持革命。尤其在阳夏战争之时，清军统领冯国璋火烧汉口，为保存既济水电公司的财产，宋炜臣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南北两军之间，向冯国璋、黄兴以及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说明情况，终于使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而后始获幸免”。随着战事的进行，宋炜臣与吕逵先、蔡辅卿、徐荣廷、刘歆生、刘子敬等人发起募集中华民国国民捐，以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
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 在“红色首都”的浪潮中，在汉宁波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宁波会馆也成为工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1926年10月10日，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城的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即在汉口宁波会馆召开成立大会。1927年1月21日，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汉口宁波会馆开学，学员90余人，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项英、张国焘等人曾为速成班授课。2月18日、4月1日、5月26日，武汉店员总工会先后三次在宁波会馆召开各分会执委联席会议、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代表大会。3月9—10日，武汉木船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宁波会馆举行。由于宁波旅汉小学所聘的教师多为宁波籍的党、团及进步人士，旅汉小学一时成为汉口党团活动的一个中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底，首都南京沦陷。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及重要人物均齐集武汉， 武汉成为战时的经济中心领导全国抗日作战的军事大本营。大敌当前，在汉的宁波籍人士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武汉抗战。
首先，宁波籍人士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深明大义，响应政府号召，为构筑长江御敌工程，毅然沉船封江。 沉船数达7艘、1.2万吨之多。连同沉于广州、福州、镇海的船只共计11艘、1.6万余吨。成为民营航业受损最大的一家。同时，在物质与人口的大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也与其他轮船公司共赴国难，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三北停止汉口业务，公司进入川江参加后方营运。1945年4月，虞洽卿病逝，国民政府题赠“轮财报国”匾额一块，以示对虞洽卿振兴民族航业、力行“实业救国”的褒奖。1938年夏，镇海人李祖贤创办的六合公司主持建造水泥船，以沉江阻止日军逆江而上。1938年8月底前后，水泥船在田家镇江面沉江。据汉口英文《楚报》报导：田家镇江面的水雷已被日军扫除，惟封锁线构造奇特，军舰尚难通过。由此可见，钢筋水泥船的沉江，有效阻碍了日海军的溯江进犯，延缓了武汉的陷落，为武汉撤退赢得了时间。在大量难民涌入武汉之时，汉口宁波会馆大量收容难民。
除此之外，大批宁波籍人士也在武汉谱写壮丽“诗篇”。慈溪人应云卫和宁波人袁牧之，导演了大量的抗战戏剧。代表剧有《怒吼吧!中国》。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应云卫、袁牧之等91人当选为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1938年1月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应云卫、袁牧之等71人为选举为该会第一届理事，应云卫兼任协会组织部副主任，袁牧之兼任编导组组长。1938年7月，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主演的抗战影片《八百壮士》公映后，相当轰动，迅速成为鼓励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一首悲歌。
宁波人在武汉并不仅仅只是从商和参与政治活动，在丰富武汉的历史文化方面，宁波人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自问世后至今，在武汉文史研究方面的影响长盛不衰。
叶调元，又名苕园，字鼎三。在其少年和成年后，两次寓居汉皋，视汉口为第二故乡。他在“借文章之游戏，寓惩创于歌谣”之时，留下了大量的《汉口竹枝词》。这种雅俗共赏的诗歌，几乎对汉口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巨细不遗的刻意描绘，为汉口留下了一幅幅的民俗风情画；至今仍是文史界研究武汉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比如，黄孝花鼓戏进城的时间就是依据“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的诗句向前推进了五六十年。而清代作为四大商业名镇的汉口，却不能自产蔬菜，蔬菜的来源只能依赖武昌。类似例子甚多，文中有详述。
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共分六卷。分别为《市廛》，《时令》，《后湖》，《闺》，《杂记》和《灾异》。其中有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码头分布、老字号；有习俗风情、四时节令、饮食、游戏；有大众休闲游乐之区等正史不屑于记录的；还有描述贫家卖女、楚人嫁女、老夫娶少妇、孝女、妓女及有产阶层妇女的装饰打扮，包括日常生活行为的“妇女百态图”；更有“浮云世态”的细腻描述，祈雨场面、盐商生活、“水猫子”、名伶演技和剧目，包括“僧尼道士”等的记述；最后则对清季所见水火灾异进行了详细介绍。因作者客居汉口多年，竹枝词中掺入了大量的汉口方言俗语，至今依然可为汉口方言考据加光增彩。著名方言学家朱建颂在编撰《武汉方言词典》时，也从竹枝词中摘录了如出方、挖窖、小礼、麦啄、豆丝、地米菜等等方言，作为词典中相应词条的例句。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武汉时，也大量参考《汉口竹枝词》。
在教育方面，宁波人在办有宁波小学。当时的汉口，市立国民小学数量较少，各地在汉人士，为了后代的教育，便设立招收本籍旅汉子弟的学校。1912年，宁波同乡会旅汉公学在宪政五路135号成立，后改名为宁波旅汉小学。大革命时期，大批宁波籍党、团人士来汉避难，并在宁波小学任教，宁波小学一时成为汉口党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他们编行刊物，传播进步思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复办，改名为宁波旅汉同乡会附设代用国民学校，1947年8月正式改名为私立汉口宁波小学。1950年4月又改名为私立宁波小学。1956年4月，武汉市教育局统一接管私立小学，宁波小学也被接管并改名江汉区前进五路小学。1978年8月，迁至天一后街，定名江汉区天一街小学。其校址上现为武汉市著名小学红领巾小学。
董玉梅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湖北 武汉 430010）
摘 要：宁波帮是汉口各大商帮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商帮。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可圈可点。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卢镛标、庄俊等著名人物，他们分别在近代汉口实业界、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杰出的才能。在航运业方面，宁波帮也凭借其实力和经营方式，开辟航线，拓展长江航运业务，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建立了商贸联系。武汉在武昌首义，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战时首都这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时，宁波商人均不同程度在卷入革命高潮。除了从商和参与政治活动之外，宁波人在丰富武汉的历史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尤以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为代表，在武汉文史研究方面的影响长盛不衰。
关键词：宁波帮 汉口 建筑业 营造厂 宋炜臣 航运业 竹枝词
一
在明代之前，武汉还只有武昌和汉阳。明代成化初年，连年大水，汉水河床发生巨变，将汉阳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后的汉阳北部，形成了汉江河道的唯一入江口，被称为汉口。
汉口从汉阳析出之后，依然是一片荒凉的河滩沼泽地，芦获遍布，人迹罕至。由于汉水的入江口处水流弯曲，水势平缓，且水深适度，成为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渐渐地，各处的商民纷纷来此，在汉水的两岸建造房屋，商船也相继来此停泊。这里人气渐旺，市场开始出现。至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这里的居民达到了1395户。据明末《汉阳府志》记载，这些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皆“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因此，汉阳府在此收的商税也已经相当可观。明神宗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之惟一的口岸。与此同时，汉口也挤身到了淮盐集散地的行列之中。漕运和淮盐的刺激，极大的促进了汉水运输业的发展，为汉口成为四大商业名镇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繁荣与商税的不断增多，促使政府对汉口的经营加大。明崇桢八年，汉阳通判袁（火昌）主持，在汉口修建了袁公堤。袁公堤的修建，使汉口成为一个稳定的商贸新镇。这个时间距离汉水改道只有大约200年的时间。
从袁公堤建立之日起，汉口的商贸便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了。虽然在历次的战乱中，汉口都曾经遭到重创，但由于有汉水这个天然的良港，汉口总是能从战乱中迅速复苏并更加繁荣。“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这是康熙年间的诗人潘（未中多一横）留下的两句诗证明了这一点。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盛世，汉口终于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商业市镇。《大清一统志》这样描述汉口：“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这个楚中第一繁盛处，被码头、被商船、被数不清的来来往往的商人们包围着，经营着，最终形成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且“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的商业重镇。
作为一个商业重镇，汉口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而让四海九州的货物云集而来的，都是各地的商帮。这些商帮中，有一支称为宁波帮。
宁波帮自进入汉口，便成为商帮中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从汉口镇开始形成之时便来到汉口，直至今天，仍然在汉口的商业、建筑、营造及金融诸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帮作为一个商帮，主要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各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所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摘自《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北京第一版）。这是对宁波帮的定义，实际上也可以用于其他行帮，因为行帮是中国传统商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地域集团。商人们靠帮会组织互相照顾，互相扩展商业地盘，传递商业信息。
但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商帮集团。这个明末清初兴起的商业集团，迅速活跃在国内各重要的商业区域。明末清初，正是汉口成为全国重镇的兴旺时期，作为华中的商业重镇，宁波帮逐渐扎下根来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汉口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宁波帮在汉口的作为，也是有一个历史大背景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由于条约中规定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开始进入汉口。随着英租界的划定，又相继划定了四国租界，租界的划定与外国商船的陆续到达，武汉开始从闭塞走向开放，冲破了原有的地区性封闭，由一个内地商品集散地向一个外向型通商口岸转变，西方各种势力纷纷叩关而入，工厂、洋行、银行大量涌入。西方势力的扩张，使汉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改组，在这种大变动和大改组中，汉口开始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格局。
这种城市格局最突出的表现，是汉口已经转化为外向型的通商港城，农业文明逐渐退出了原本就不太重视农业的城市结构中，城市重新构建了新的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华洋杂处，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中西文明在碰撞中逐渐交融。张之洞督鄂后，洋务运动兴盛，近代商政举措推动了华人开办近代化工厂的步伐，华人设计的近代化建筑也迅速在城市中出现。汉口的开埠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使汉口的民族工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的发展又带动的金融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控航运业的兴起。而这些，都给善于开拓并注重质量的宁波帮以施展自己的大好良机。因此，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宁波帮的身影。应该说，在汉口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均可圈可点。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批在武汉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宁波帮代表人物。比如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等，他们或在近代汉口实业界、或在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他们的才能。在这个大舞台上，还有著名的建筑设计方面的泰斗和设计师卢镛标、庄俊的活动足迹，他们的杰出建筑的一部分留在了汉口。今天，翻阅任何一部反映武汉近代历史的书籍，他们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二
应该说，在明末清初的商业重镇中，大汉口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和商品转输之地，经商环境自由，商品贸易繁盛。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纸张、木材、食盐、茶叶、药材、瓷器、铁器、烟草、靛青等传统日用品涌进武汉，并通过武汉向四周扩散。宁波人向来头脑灵活，以善于行商而著称。汉口的商业浪潮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前来追商逐利。他们逆江而上，利用航运优势，运载茶叶、毛竹、长屏纸、绍兴酒、温州明矾、福建杉木、江西瓷器等货物沿江而行，然后又装载楚地土特产及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沿江东下，"贸迁于楚浙之间。
汉口开埠后，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相继来汉开设洋行，他们通过买办向武汉及邻近省份倾销机制棉布、日用百货、染料靛青、五金器具等洋货，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市场，并不断向上游渗透，市民对于诸如玩具、铅笔、图书、利器、假珠宝、肥皂等洋货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为了与洋商争抢长江中上游的巨大市场，各地的一些洋货商号，也纷纷来汉设立分店。在中外大批商品的倾销下，汉口作为内地经销和转口进口商品的最大商埠的地位不断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宁波商人最初是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同时，宁波商人凭借自身敏锐的经营头脑和商业才能，在汉口开办作坊、商店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了加强同乡间的相互联系，为了进行商业情报的交流并开展同乡会的活动，宁波会馆就应运而生。宁波会馆的存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宁波籍在汉经商人数众多；其二，宁波籍人在汉口的经商活动颇有成绩。
在汉口的商帮中，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商帮力量。在经商方面，宁波帮“其货无所不居”，在武汉百货、家俱、国药、服装、饮食、粮食、钟表、水产海味等传统贸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领军地位。
在宁波帮经营的商号中，亨达利钟表、茂记皮鞋、达仁堂药店、宝华洗染店、祥康、怡和、首家服装店、五芳斋汤圆等，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成为武汉市至今仍有很高声誉的“老字号”和名牌产品。
宁波人在武汉经营钟表的很多，亨达利钟表行是其中的佼佼者。亨达利钟表行是宁波镇海人陈文生从德商礼和洋行手中买下的，几经搬迁，于1922年后迁至中山大道（现557号），更名“亨达利钟表店”。主要经欧美等国钟表，且以门市零售为主，同时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最让武汉人记忆深刻的是，江汉关上的大钟就是亨达利钟表行安装的，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由亨达利公司进行大钟的保养。
新式皮鞋在武汉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时，宁波人宋炜臣就开始在武汉生产经营军装和皮鞋。他从上海聘请的皮件师傅李厚谟在辛亥革命后自设了“茂记皮革制品商店”，成为了武汉皮鞋业的开创者。1921年始兼营皮鞋、皮靴，并以做工精细，选料考究，造型新颖博得人们的信赖，茂记名牌逐渐形成，成为了武汉地区最知名的皮鞋店。原英国驻汉领事格林威，奉调印度加尔各答后，多次来信邮购茂记皮鞋；解放初期， 茂记皮鞋被指定为国际友人及驻汉外交使团的皮鞋供应专点。“茂记”皮鞋从此名扬中外。
今天的同仁堂中药店武汉分店是宁波帮国药业在武汉开办的名牌药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该店由宁波慈溪人乐良才创办的“乐家老铺”发展而来，最初落脚在北京，1669年由乐家老铺改称同仁堂药店，药店既坐诊行医，也制作丸散膏丹出售。由于工艺精湛，疗效好，很快便名震京华。1920年，同仁堂第十一代传人乐达仁在汉口黄陂街创办达仁堂分店，店内高悬“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字样，销售牛黄清心丸、小儿回春丹、狗皮膏药、大活络丸、虎骨酒、参桂鹿茸丸等成药。每日营业额都相当可观。1934年，又在汉口开设分店。汉口达仁堂药店在经营管理上坚持 “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祖训，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自律。达仁堂凭这种“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信条，在武汉赢得了市民的信任。
武汉洗染业的龙头是宝华洗染店，由浙江镇海人贺宝庆于1911年在法租界开设。最初的店面只有18平方米，为一小作坊。宝华洗染店加工精细，服务热情，加之位于法租界内，逐渐赢得外国人、官僚买办、华侨及中上层社会的客户。几经扩展，小店发展成为了机器洗染厂，专接丝绸、毛呢等高档服装洗、染、烫、缝纫和织补业务。贺氏也广交上层人士，曾与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和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过往甚密。1931年汉口大水后，许多小洗染坊被迫关门，唯有宝华洗染厂很快恢复营业，并针对水灾损毁的衣物给顾客以赔偿。
20世纪初，一批夹着一把尺子和剪刀的宁波裁缝来到汉口，凭借自己高超的裁缝技艺，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祖。这批裁缝带来了武汉服装技术的革命，也将宁波服装业所用的一种竹尺（宁波竹尺，又名华洋尺，后称老尺。现一市尺等于老竹尺一尺一寸）带进汉口，成为各中西服店普遍采用的一种裁缝工具。正是因为这批裁缝的高超技艺，宁波人在汉口开设的服装店也成为汉口一流的服装店铺。
最著名的当属祥康、怡和两家。这其中，于1909年在法租界玛领事街（今中山大道以北的车站路一段）开业的祥康西服店是武汉第一家西服店。祥康西服店的诞生是武汉服装业的一次革命，它结束了西服裁剪师多年沿街揽活的生涯，开始了坐店经营的历史，西服业作为服装业的重要分支从此在武汉确立。1931年创办的怡和服装店，是宁波人在武汉经营的男服为主，兼做女服的著名西服店。店铺原本开在武昌，1946年迁往汉口。40年代后期，老板邹佩庭曾被推选担任汉口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抗战时由南京迁至汉口的首家服装店则专门经营女子西服，刚迁至武汉时，称为姐妹服装店。1944年，易名首家服饰公司。该公司凭借其对服装独有的理解和对武汉服装市场的了解，将首家制衣定位于专制高级女式西服，这种独特的经营路线，使首家独享武汉女式西服的利润。尤其是抗战胜利后，首家成批缝制的海勃龙女式大衣一度风迷武汉。这三家服装店在汉口经久不衰，一直是武汉服装名店，1980年还被命名为特级商店。
和钟表、西服、皮鞋同时进入汉口的，还有西式家具。欧风东渐，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样式新颖、豪华气派、色彩艳丽的西式家具逐渐成为中国家庭摆设的主打家具。在木器业中，宁波人费荣卿创办的乾泰裕家具店生产的家具，兼采中西之长，把西式家具的结构合理、式样新颖、造型独特、注重涂饰等长处和中式家具的庄重自然、牢固耐用、讲究雕镶等优点相结合，形成乾泰裕家具独特风格，其双元线套装家具更为用户所称道。因此，乾泰裕家具在式样、结构、选料、做工、漆色等方面均为同业之冠。民初《汉口竹枝词》中就有捆写到：“旧式铺陈不在行，大家都要摆洋装。甬人贩卖西家具，讲究铜床与铁床。”从竹枝词中也可知宁波木器商人在武汉西式家具业中的影响及其地位。
宁波帮所经营的商号为什么能在商贾云集的汉口扎下根并发展壮大，纵览上述老字号及名牌产品，可知，宁波帮最重要的是讲究质量和服务。无论哪个行业，都讲究做工精细，选料考究，既不偷工，也不减料，都是通过质量与诚信赢得了顾客的支持与信任。这是宁波人经商成功的秘诀，也是这些名店至今能留存在武汉人记忆中的法宝。
三
武汉的百货业，旧称京广杂货业。经营广货者曰广货铺，经营京、津货者称京货店。宁波百货商经营洋货及上海产的鞋帽、服装纺织、日用化妆品、工业用品、橡胶制品等为主，间及少量广货，因而被称为广货店。虽然宁波百货商在武汉实力较雄厚，但规模小，经营品种少。宁波百货商真正大显身手而扬名武汉，则是在五口通商后，宁波对外开放，洋货如潮水般蜂拥而入，宁波当地有限的消费，难以容纳，当地有头脑的宁波商人将目光投向内陆市场，以专营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身份，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推销洋货，扩大洋货的销路，实现其发家致富的梦想。19世纪40年代，宁波镇海商人方承志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从事洋布贸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宁波百货业大军，活跃汉上。他们以新颖的货品及独特的经营技巧，成为武汉百货业的中坚。
宁波帮商人以善经营、精管理闻名于武汉商界。武汉商界的各个领域都有宁波帮在活动。百货业中的很多领域，比如参燕业、海味业、糖业、裁缝业、丝绸业中，宁波帮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的一统天下。
清道光年间，武汉的新街是百货荟萃之所，为繁华中心地段。这里的苏、宁、京、沪、川及外洋等地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广东、宁波等地的商品百货商品成为武汉市民生活的时尚用品。据1935年《汉口商业月刊》载：汉口的百货业有51家，分别由徽帮（下江帮）、本地帮（一曰汉帮）、北帮把持，三帮之间竞争激烈，界限严格，尤以徽帮居多。而此时的徽帮，其概念包含着徽州、江宁、苏州、宁波、绍兴等籍的商户。他们资金雄厚，大多集中在青龙街、戴家巷、帝主宫一带做批发生意。而徽帮中，宁波百货商是颇具实力的。抗战结束之后，在汉口经营百货业的浙江籍客商多达57家，其中仍以宁波百货商居多。这时的如聚成百货商店、鼎新百货商店、大昌商店、中国化学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改造所等等，均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百货界之翘楚。
武汉宁波百货商在经营百货业时眼光长远，他们一般内靠本帮、本地区有实力的富商巨贾，外联上海，瞅准上海丰富的货源、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百货管理经验，除从上海大量进货外，还与上海实力雄厚的百货商进行联合，引入资金，借鸡生蛋，在管理上学习借鉴上海的百货业管理经验，改进或淘汰武汉百货业规模小、品种单一、落后的经营方式，使武汉百货业大跨度地向现代化迈进。
风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爱国国货运动也与宁波籍商人有密切关系。
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导致了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生产的颜料、洋针、洋线、扣子、洋伞、洋铁、肥皂、香皂等日货开始在中国泛滥。加之美、英、法、德等国的丝袜、唇膏、香水、洋油、香烟、留声机等欧美洋货，武汉成了西方列强的消费市场，洋货的大量倾销，极大的阻碍或制约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有识之士发出了：“然中国最大危机殊不在有形之暴力征服，而在无形的经济侵略，惊呼经济的灭亡，为时无期矣！”的呼声。
早在民国初年，客居武汉的宁波镇海籍客商唐爱陆便在汉口开设了一家名为爱国公司的百货商店，专售国货。这是自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开“专售国货”之先河的商店。唐氏在武昌首义时，曾担任民军后勤工作。首义之后，筹资2万，开设爱国公司，销售天津爱国布、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国货精品，以引起国人对国货的重视。
正是秉承这一爱国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国货运动中，宁波籍客商身先士卒、奔走呼号，力促武汉中国国货公司（或国货商场）于1937年7月成立。由于时值抗战，公司西迁。1945年10月，在宁波人魏吉甫等人的精心筹划下，武汉国货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下设总务、会计、营业三部，营业部下分绸布、化妆、内衣、棉织、鞋帽、文具、搪瓷、五金、食品9个营业柜，有部主任、柜长、办事员、助理员、练习生，各司其责。商品进货必须由营业部主任亲自看质评价后，才能确定是否购进。
武汉国货公司所在地江汉路是一个繁华的门市区，地段好，商店多，既有专业绸布店，又有百货业同行。但是，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魏吉甫在经营武汉国货公司期间，大肆宣传国货，弘扬国货，为扩大国货的营销量，魏吉甫在花色品种上大做文章，力求式样新颖，品种齐全。在经营方式上，也非常讲究。如在服装、内衣柜的经营方面，以“名、新、全”取胜，当时社会流行的白府绸、条子衬衫都有，有高档品，也有大众化品种，同时规定顾客买去的商品可以退换，顾客在买东西挑选时，尽量帮助选好，避免顾客往返。比如白衬衫出售时，容易脏，他们就备有试穿衣，在量好大小后，让顾客尽情挑选。对于顾客的退换要求，也尽力满足。
武汉国货公司作为武汉地区最早实行现代化商业管理的企业，突破了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建立了武汉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以股东代替了店老板，以聘用制、练习生制取代学徒制，其人事、财务及商品管理和销售服务管理系列，均效仿近代企业模式。正因为如此，武汉国货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了武汉百货业的骄子。1949年后，该公司改为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作为武汉百货界的骨干企业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
在汉口的实业界中，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宋炜臣，他是近代汉口实业界的巨子。他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筹建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富池口等多家近代企业，成为汉口近代民族资本的巨头，在武汉近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因此，谈宁波帮在武汉的实业，宋炜臣当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
1896年，宋炜臣从上海来到武汉。此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汉口近代民族工业就是于此时发端的。而此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民族资本的创业不仅持一种宽容和灵活的态度，而且还给予积极的支持。因此，当宋炜臣提出开办燮昌火柴厂时，张之洞立即给予了10年的专利权。这10年的专利权，给予燮昌火柴厂充分扩展的空间和时间。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宋炜臣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入充足的劳力资金，很快便使燮昌火柴发展壮大，垄断了湖北、河南、陕西一带的火柴销售。宁波帮实业界人士在汉口的创业从燮昌开始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不仅如此，由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坚持支持民族企业，也给了宋炜臣第二次机会，使其可以放手创办既济水电公司这个公用事业。也是因为张之洞的支持，宋炜臣顺利地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万撝伯、王予坊等浙江、湖北、江西三地的11名巨商，共同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对于宋炜臣申请创办水电公司的、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要求，张之洞大力赞赏，不仅全部答应了宋炜臣的要求，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并“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再次给予既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才顺利成立。
1908年秋，既济电厂首先落成，两座欧式发电厂房在汉口大王庙汉江边建成。内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3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1/3，居京、沪、穗、汉四大城市民营电业之冠，也大于汉口的英商电灯公司和德商、日商电灯公司。既济电厂的落成，让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的繁华市区，因万家灯火而光彩夺目。汉口市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汉口六渡桥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水塔。水塔的历史已经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从1908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塔，就是既济水电公司用来流转宗关水厂通往自市区中心的自来水之压力所用的。这个曾经鹤立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的建筑，是当时汉口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的标志性建筑。1909年水塔竣工，汉口人在全国较早地喝上了自来水。自来水厂建立的意义还在于，水厂的建立，在时间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规模上也堪称第一。两年之后，既济水电公司把水管铺进了租界，那些高楼大厦间的洋人们，也开始喝上了中国人提供的自来水。
近代的武汉，是全国唯一的租界与华界并行发展的城市，也是近代亚洲一流的城市。作为亚洲一流城市的标志之一，便是公用事业的发展。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既济水电公司电厂与水厂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让武汉公用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是武汉近代工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是武汉近代市政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近代企业的兴建，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作为汉口公用水电业的发端，也推动了城市消防系统的建立，促使了城市管理机制的萌生。而这些，都与宁波帮宋炜臣、朱葆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宁波人对近代武汉的一个重大贡献。
汉口历来号称九省通衢，长江、汉水养育了武汉。由于陆路交通的不甚发达，汉口商业的兴盛与水运密切相关。水运的发达促使了武汉商业贸易的兴盛，强化了本地区的商贸优势，吸引各地商人通过水路来汉导财运货，商业贸易和航运业便成了汉口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由于宁波与汉口的地理条件相似，都是得水独优，因此，宁波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在古代运输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宁波人曾经靠内河帆船运输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汉口地区贩运了500余万石粮食，其运输能力可见一斑。汉口开埠之后，宁波帮依托汉口这一商业重镇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长期积累的商贸经验，在汉口开展了自己的水上营运活动。宁波帮在武汉的商业营运活动范围之大，面积之广，仅仅只次于当时的上海。
1861年汉口开埠，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依托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的商贸经验，活跃于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大汉口成为上海之外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宁汉之间从事航运、水产、银楼、火柴、水电、杂粮、银行等行业，其中属于独家经营的则为长江夹板船航运业。
由于宁波帮的船运业长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更使宁波帮了解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商贸货物的需求，从而在长江沿线架构了一条由宁波帮主控的商业航线。至清末，宁波帮共有70多只夹板船在长江沿线从事货物运输。近代巨商叶澄衷就是靠木帆船起家的宁波商人，他也曾经营宁波、上海至武汉的航运业，自置帆船100余艘。直到20世纪，宁波帮依然控制着汉口和长江下游港口之间的水上货物的运输，并成为了汉口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向汉口输入棉纱、棉布、绸缎、海产，购回杂粮、黄豆、桐油、牛油、麻、棉花和大米，这种大规模的运输与销售，促成双方年贸易额在3500万两至4000万两之间，数额之巨甚为可观。宁波商人发达的航运业在武汉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城市间的商贸往来与发展。
如此巨大的商业贸易，最终必然会出现资历雄厚的航运业的巨擘。在从传统帆船到近代轮船业的转变中，宁波帮顺应航运要求，及时调整营运思路，迅速从困境中走出。他们相继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长江中下游航线的客货运输，其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在武汉相当引人注目。其中以虞洽卿、陈薰、严义彬等合资创立的宁绍轮船公司和虞洽卿独资兴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及鸿安商轮公司最具代表性。其中宁绍轮船公司名列长江六大轮船公司之一，三北轮埠公司发展成为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堪称民族航运业中的巨擘。
宁波帮在长江航运业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虞洽卿。虞洽卿兴办实业的想法萌生于1906年。这年，他从日本考察商务回国后，有感于西方势力不断侵夺长江航权并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乘船者。为了与西方航运势力相对抗，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08年邀集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宁绍同乡，创办了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宁绍轮船公司进入汉口，并于三北轮埠公司汉口分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于次年合作开辟了汉口至上海的航线。当年，宁绍公司的“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东方码头。当时，码头上下数千人前来欢迎第一艘与外商在长江航线上展开竞争的中国轮船。与外商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上首开竞争先河的，就是宁绍公司。
与宁绍公司相比，三北航业集团下属有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属于辛亥革命以后迅速崛起的民族航运企业。三北公司落户汉口之后，凭借其固有的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开辟了多条航线，拓展了长江航运业务，推动了汉口埠际贸易的发展，并与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如上海、青岛等地建立了商贸联系。而且，由于他们在经营管理和船舶调配方面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长江水位的变化，适时调整舰艇的吨位，因此，在长江枯水季节也能解决湖滨及小港货物的集散运输。具有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其经营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航线之广，都足以和外资及官办企业相抗衡。汉口的三北码头就是其公司的专用码头。
而且，宁波帮的这两个航运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两家公司的近10多艘船只都被国民政府征用，在构筑长江御敌工程中，用来堵塞长江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西进。在抗日战争武汉会战之前的大规模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与其他公司协作配合，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武汉沦陷后，又支援川江的运输。虞洽卿用自己的行动，在民族危难之际，实现了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五
从1861年汉口开埠始，汉口便开始向近代化城市走来。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的输入和西方建筑技术的传入，城市建设活动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近代城市建筑与依照近代城市规划模式建设的各种道路，构成了汉口城市格局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促使汉口迅速由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转型，近代建筑业在汉口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1861年至1949年， 武汉近代化建筑走过了88年的历程。88年的时间，在武汉营造了相当一批至今仍堪称为经典的优秀建筑，其中不乏宁波籍营造厂商承建的。在武汉的建筑营造业中，有广东帮、本帮和宁波帮。如果细数各帮在武汉的营造厂家，以宁波帮为主的江浙帮在总数上并不占优势，为什么宁波帮在承建武汉的高档建筑工程中占据了其中相当大的份额呢？
如果追根寻源，还是应该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之后，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被迫敞开大门，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熏染。近代建筑以其壮观、大气的风格和耐用的材料，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这种建筑风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宁波的营造工匠。加之上海在向近代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宁波的影响甚大，大批宁波工匠到上海谋生，在近代化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这些宁波籍的能工巧匠凭借自己的实力，在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发展出一批相当有实力的营造商。
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这批营造商随着西方列强的商船沿江西进，进入汉口。这些宁波帮营造商中的优秀人物，诸如沈祝三、周昆裕、魏清涛、项惠卿、康炘生等等，抓住了汉口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机遇，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实力的木厂和营造厂。在1912年以前，武汉有营造厂48户（不含外商）。其中宁波帮的营造业就有5家。除了1898年在汉口建立的明锠裕木厂（后改称明锠裕营造厂）之外，仅在1908年建立的便有汉协盛营造厂、魏清记营造厂、汉合顺营造厂、康生记营造厂4家。这些营造厂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宁波帮营造事业的大网络，切割了武汉近代城市建设这个大蛋糕的精华部分。1912－1937年，在武汉城市建设大发展、大转型的时期，宁波帮在武汉进行了包括武汉大学、江汉关等诸多重大建筑项目的营建，覆盖面包括教堂、医院、银行、洋行、工厂、饭店、大学及里份建筑。在银行建筑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从1865年麦加利银行建成至1949年永利银行大楼建成为止，汉口共有知名银行建筑26处，其中宁波帮营造厂和设计者参与建造的建筑高达18处。至今在武汉可圈可点的优秀建筑有一大批都是宁波帮营造业者留下的。
1908年由沈祝三在汉口六合路成立的汉协盛营造厂，在短短的十数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武汉最大的营造厂。从1908至1949年，汉协盛营造厂在武汉共营造了56个重大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建筑包括平和打包厂、景明大楼、武昌第一纱厂、协和医院、国货商场、横滨正金银行、普爱医院、金城银行、卜内门洋行、日清邮船公司、四明银行等等，而其中最能代表汉协盛营造水平与注重质量的当属武汉大学的营建。1937年建成的武汉大学，是该厂营造的最辉煌和最值得纪念的建筑。汉协盛承建了武汉大学学生宿舍、老斋舍等大部分建筑。这些建筑使武汉大学成为了全国最美丽的大学。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对汉协盛的精心制造也非常感激，他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是沈祝三先生。他的出身原很微贱，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有数十年之久，汉口的大部分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等都是他造的。可是现在他的目盲已有十多年了。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我们真抱歉得很！在他投标之后，金价大涨，而他所用的材料中，外货又甚多。因此，据他交工的时候的估计，亏本有24万元之多。他的估计是不是十分精确，我们虽不得而知，而他的亏累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确实如此，沈祝三用他的信誉，用他的质量就是生命的行动，用他的宁可亏本也要按照合同办事的理念，在建筑行业中树立了一块至今永远都有警示作用的榜样。正是因为如此，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才可能永远都是武汉大学的骄傲，也是武汉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
在宁波帮的营造业主中，浙江定海人周昆裕是不能不提的一个重要人物。1894年，周昆裕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精明的思维，看到汉口作为内地大商埠，具有外商多，市面繁华的特点，认定建筑业务前途广阔，遂与同行李偑容在汉合营明锠泰木厂，承包房屋建筑工程。他于1898年创办的明锠裕营造厂是武汉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华人营造厂，最初称为明锠裕木厂。该厂在武汉的主要建筑工程覆盖面也相当大，汉口西商跑马场工程、英美烟草公司（颐中烟草公司）、武昌震寰纱厂、英商隆茂打包厂、上海电影院及著名里份江汉村都与明锠裕营造厂（1930年更名明巽建筑公司）密不可分，其中武昌震寰纱厂的全部建筑工程均由该厂承担。
江汉关，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自江汉关建立伊始，便成为了大汉口的地标。至今仍是武汉最美丽的建筑。这栋恢宏精致的建筑的主体工程是由魏清记营造厂建立的。此外，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美孚石油公司储油库等建筑也是魏清记营造厂的杰作。魏清记在武汉营造的建筑并不多，但就是汉口江汉关大楼和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这两栋大楼，就足以因精湛的施工技术和令人叹服的质量，让魏清记营造厂在武汉城市建设史和建筑史上占有不可缺少的一页了。
除了上述三家实力雄厚的营造厂之外，汉合顺营造厂自1908年在汉口建立后，在参与建造了中国银行大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盐业银行大楼、新市场游艺场、共舞台等大型建筑之外，承建了汉口众多的里份建筑，如泰宁里、泰康里、泰安里、泰余里、昌业里、汉安里、义成里等等。同样建于1908年的康生记营造厂，其在汉口的建设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里份，比如长清里、义祥里、伟英里、联保里、如寿里、公德里等等。其二是重要建筑工程，比如美国海军青年会、浙江兴业银行、扬子江饭店、明星电影院、南湖机场等等。
恒记营造厂是宁波帮于1925年在汉口创办的。虽然起步的时间比较晚，但也丝毫不影响该营造厂在汉口进行精品建筑的营建，从至1949年，该厂在汉口留下了大孚银行、安利英洋行等著名建筑，并参与承建了部分江汉村的工程。
宁波帮在武汉营建的这些大型建筑，几乎都成为了武汉市的近代优秀建筑，也是今天城市建筑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宁波帮在武汉，除了有这些大的营造厂进行建筑活动外，还有大量中小型营造厂作为补充，活跃在汉口的建筑舞台上。1929年，武汉市工务局按规定对全市营造厂及泥木作坊进行注册登记。按资金多少划分为4个等级。当年共注册登记甲等30户、乙等52户、丙等277户、丁等210户。这其中的甲、乙等营造厂则皆为新建，丙、丁等的则属传统工匠作坊的延续。这其中有多少宁波帮的营造厂没有明确数字，但1947年的登记资料却显示，在丙、丁级的营造厂中也有宁波籍营造业者，丙级营造厂有镇海叶国庆开设叶佐记、赵善根开设赵和昇、康生记（甡记）、康生记（叶记）、钱文修开设有钱梅记等；丁级营造厂有徐永康开设的北源；鄞县王德懋开设的永宁；镇海张杰开设的谦具；鄞县林鑫水开设的林福记等。其中赵和昇营造厂与义品放款银行汉口分行的工程部有长期联系，义品放款银行专营房地产抵押贷款，包括房屋建造、保险、经租、挂旗等业务。赵和升专为义品行修理其经租的房屋。
宁波帮之所以在武汉能够迅速扎下根来，并占据武汉建设市场的精品份额，与宁波帮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也是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在他们的用工制度上，不养闲人。汉协盛营造厂建厂初期，仅从上海高价招募数十名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分别负责施工现场的各项工作。民国时期，钢材和水泥还是昂贵的建筑材料，因此，只有较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和市政工程采用钢筋水泥材料，多数建筑尤其是里份建筑仍然以砖木结构为主。为了节约资金，降低原材料成本，这些营造厂大多都办有建材厂，如明锠裕营造厂办有裕记砖瓦厂；汉协盛营造厂办有阜成砖瓦厂和灰厂等。为了避免中间的差价，汉协盛直接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进口钢材，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的20%。1927年，市面流通的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大幅度贬值，不少工厂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汉协盛在此时用200吨钢筋换银元2万元，再用银元兑换国库券，获得巨利，财力因此大增。这不仅帮助汉协盛度过了难关，而且让汉协盛在武汉营造企业中令人刮目相看，名声大振。
1931年2月19日，汉口营造业同业公会在汉口智民里19号成立，到会代表78人，这次会议推举李俊臣为理事长。同业公会隶属于汉口市商会，受汉口社会局领导。1933年12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改选，会员代表94人选出执行委员7人，监委3人，宁波籍商人明锠裕厂主周世昌被选为同业公会主席，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同业公会停止活动为止。宁波帮业主能在汉口营造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宁波帮营造业在汉口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分割的。
六
明末清初，汉口的汉正街已经成为名闻全国的商业重镇。随着汉口商业的不断发展，外地商人纷纷来汉经商。随着外省旅汉商人人数不断增长，为了经营上的方便，也为了相互间的照应，各地商帮纷纷修建自己的会馆。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开始，直至光绪年间为止，沿长堤街、汉正街一带及大小夹街一带，会馆林立。诸如新安书院（微州会馆）、安徽会馆、山峡会馆、岭南会馆（广东）、覃怀会所、江西会所、金庭公所、宝庆会馆（湖南）等先后建立起来。 每一个会馆都是一个地域在汉口经商活动的记录，每一个会馆都是汉口从一个新兴小镇走向商业重镇的真实反映。
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武汉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也是全国第二个宁波人的会馆。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商帮，宁波人在汉口先后建的会馆与公所先后有江浙绸公所（清康熙六年建立）、浙宁公所（乾隆四十五年建）。公所以是同业商人旅居和议事的地方，其目的在于联络同乡、维持商业。宣统元年 (1909年)浙宁公所改名宁波会馆。宁波同乡会就是在宁波会馆内设立的一个社团组织。在各地的商帮文化中，同乡会组织与商帮是如影随形的；宁波商帮也不例外。宁波同乡会组织在"宁波商帮"的形成、发展历程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
在汉口，宁波旅汉同乡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宁波社团组织。同乡会组织最早出现于明代，清代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在各地经商的宁波人，为了“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以便亲邻相帮、同乡扶持，增强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在会馆、公所这类旧的组织之外，也都建有同乡会一类的组织。当然，大多数同乡会组织就是由公所、会馆转变而成的。1924年，宁波会馆选定今前进五路105号（现为江汉区红领巾小学）建新馆，属钢筋混凝土结构。同年，宁波旅汉同乡会在会馆内成立。旅汉宁波同乡会的成立，与旧时的会馆、公所相比，并不仅是一种名称上的改变，而是由传统性组织向现代性组织的转变。宁波旅汉同乡会除具备公所原有的功能外，以“会合同乡力量，推动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福利”总宗旨，增加了保护同乡利益、提高同乡素质、促进旅汉同乡和故乡经济发展等多项功能。这无疑是现代社团的主体功能。
同乡会上有理监事会，有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5人。能够担任委员的都是既有经济实力也有高知名度的人。比如四明银行的殷惠昶、宁绍轮船公司的史祖培、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的陈君如、宋廉卿、陈楚章等。
宁波会馆建立之后，让旅居汉口的大批宁波籍军政经学人士有了家的感觉。宁波会馆内曾经接待了一些军政界的高层人物。作为浙江人的蒋介石也数次到过宁波会馆。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首次来到武汉，曾到过宁波会馆。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昌城后，武汉成为“赤都”和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迁都武汉还是迁到南昌的“迁都之争”期间，蒋介石于1927年1月12日从南昌来到武汉，便下榻在宁波会馆。期间，蒋在宁波会馆曾经与江浙地区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在汉口宁波同乡会恳亲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宴请各界代表。1935年6、7月间，汉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次年4月10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到汉口，在汉口宁波会馆接见汉口市长吴国桢和武汉警备司令叶蓬，称二人为“防洪英雄”。
自1924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同乡会不间断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查和介绍同乡职业、推进子女教育和社会教育、调解同乡之间纷争、济助困难同乡和资助同乡返原籍等等。尤其是1931年8月间，武汉大水，三镇尽成泽国，同乡会遂向全国各地的宁波同乡呼吁出钱、出力救济灾民。宁绍轮船公司特派甬兴轮来汉，三北轮船公司也调派新宁兴轮来汉，免费运送受灾同乡回籍，并承担所有船务费用。1938年武汉沦陷前，同乡会解体。1946年12月，同乡会重新恢复。恢复后的同乡会选举监事时，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宁波人吴嵩庆首次被选为监事。说明宁波帮在从事工商的同时，也需借助从政同乡的帮助。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部分宁波籍人士南逃香港台湾，大部分仍然留在了武汉。国民党南逃台湾后，常派飞机轰炸东南沿海。宁波一带也曾数次遭到轰炸。为支持家乡，宁波旅汉同乡会组织劝募活动，成立“宁波旅汉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制定了《宁波旅汉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组织章程》。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同乡会不间断地将所募得的款项汇往宁波，劝募的粮食、衣被、帽袜、药品、金银首饰、黄金等物品也及时用船运至宁波。
宁波人不仅有自己的商帮，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进入到当地的商业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不乏其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商大邑的汉口社会，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中国原有的行会组织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已悄然发生变化，各行会都开始吸纳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新式的工商资本家大步进入各行会的管理上层，新式商会组织应运而生。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局，办理汉口全镇华洋商务事宜。1907年，根据清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于1903年制定的《商会简明章程》，撤销汉口商务局，成立汉口商务总会时，鄞县人卢洪昶（后更名卢鸿沧）就被议董们推举为总理，汉阳人刘歆生任协理。汉口商务总会以各行号的店东或经理为会员。总会下辖分会，分会下辖分所。商会除代表工商各行业商贾利益，除维护其会员生产经营，谋取利润和其他专利外，还有着调解同行内部借贷、经营等矛盾，议价核价，参与契约的公证，收缴厘金捐税等诸多权力。 卢洪昶经历颇为复杂，14岁即进入杭州纺织厂，后转上海，供职于轮船。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所在船征为运输军备，往来于渤海辽东之间。数次以奇计脱险，因著声望。后应盛宣怀邀请，参与汉口铁工厂等经营管理，继提举船政，与达官显贵相识。交通银行汉口分行成立后，曾任汉口分行经理。卢还曾担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二、四届议董，第七、八届特别会董。
宁波商帮中，在汉口商务总会任职的还有，协理盛竹书(1860～1927年)，浙江镇海人。盛竹书在汉口商界威望很高，1911年9月受聘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任经理，1912年即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协理。同年11月，在出席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期间，他与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宁波人）和上海总商会代表王一亭一同联络与会的45个商会的代表，倡议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获得成功。担任汉口总商会议董的还有镇海人王柏年。王在德商美最时洋行担任买办30余年，给德国人带去丰厚的收益。王柏年去世时，美最时洋行以行旗先挂半旗以志悼念。王柏年还是华商总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除卢鸿沧、盛竹书、王柏年外，汉口商务总会的历届会董、议董中，镇海人汪炳生，宋渭润，史晋生（致容），郑似松，沈宾笙，王予坊，鄞县人蔡永基，蔡瑞卿，余姚人丁菊生，张理耘，宋仪章，杨文卿陈伯思，慈溪人秦楔卿等都占有突出的地位。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汉口商界取得的地位，仅次于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浙籍商界名流在旧中国贸易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商埠中所具有的地位，足以证明其在中国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巨大影响。
七
近代的武汉，有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1911年武昌首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红色首都”；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武汉一度成为战时首都。 而善于审时度势的宁波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三次革命高潮。
武昌首义之后，在汉的宁波籍人士受制于其自身所处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实业界人士宋炜臣就从畏惧革命到靠拢革命，到支持革命。尤其在阳夏战争之时，清军统领冯国璋火烧汉口，为保存既济水电公司的财产，宋炜臣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南北两军之间，向冯国璋、黄兴以及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说明情况，终于使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而后始获幸免”。随着战事的进行，宋炜臣与吕逵先、蔡辅卿、徐荣廷、刘歆生、刘子敬等人发起募集中华民国国民捐，以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
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 在“红色首都”的浪潮中，在汉宁波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宁波会馆也成为工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1926年10月10日，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城的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即在汉口宁波会馆召开成立大会。1927年1月21日，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汉口宁波会馆开学，学员90余人，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项英、张国焘等人曾为速成班授课。2月18日、4月1日、5月26日，武汉店员总工会先后三次在宁波会馆召开各分会执委联席会议、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代表大会。3月9—10日，武汉木船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宁波会馆举行。由于宁波旅汉小学所聘的教师多为宁波籍的党、团及进步人士，旅汉小学一时成为汉口党团活动的一个中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底，首都南京沦陷。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及重要人物均齐集武汉， 武汉成为战时的经济中心领导全国抗日作战的军事大本营。大敌当前，在汉的宁波籍人士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武汉抗战。
首先，宁波籍人士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深明大义，响应政府号召，为构筑长江御敌工程，毅然沉船封江。 沉船数达7艘、1.2万吨之多。连同沉于广州、福州、镇海的船只共计11艘、1.6万余吨。成为民营航业受损最大的一家。同时，在物质与人口的大西迁过程中，三北公司也与其他轮船公司共赴国难，抢运疏散了大批人员和物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三北停止汉口业务，公司进入川江参加后方营运。1945年4月，虞洽卿病逝，国民政府题赠“轮财报国”匾额一块，以示对虞洽卿振兴民族航业、力行“实业救国”的褒奖。1938年夏，镇海人李祖贤创办的六合公司主持建造水泥船，以沉江阻止日军逆江而上。1938年8月底前后，水泥船在田家镇江面沉江。据汉口英文《楚报》报导：田家镇江面的水雷已被日军扫除，惟封锁线构造奇特，军舰尚难通过。由此可见，钢筋水泥船的沉江，有效阻碍了日海军的溯江进犯，延缓了武汉的陷落，为武汉撤退赢得了时间。在大量难民涌入武汉之时，汉口宁波会馆大量收容难民。
除此之外，大批宁波籍人士也在武汉谱写壮丽“诗篇”。慈溪人应云卫和宁波人袁牧之，导演了大量的抗战戏剧。代表剧有《怒吼吧!中国》。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应云卫、袁牧之等91人当选为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1938年1月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应云卫、袁牧之等71人为选举为该会第一届理事，应云卫兼任协会组织部副主任，袁牧之兼任编导组组长。1938年7月，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主演的抗战影片《八百壮士》公映后，相当轰动，迅速成为鼓励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一首悲歌。
宁波人在武汉并不仅仅只是从商和参与政治活动，在丰富武汉的历史文化方面，宁波人也做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自问世后至今，在武汉文史研究方面的影响长盛不衰。
叶调元，又名苕园，字鼎三。在其少年和成年后，两次寓居汉皋，视汉口为第二故乡。他在“借文章之游戏，寓惩创于歌谣”之时，留下了大量的《汉口竹枝词》。这种雅俗共赏的诗歌，几乎对汉口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巨细不遗的刻意描绘，为汉口留下了一幅幅的民俗风情画；至今仍是文史界研究武汉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比如，黄孝花鼓戏进城的时间就是依据“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的诗句向前推进了五六十年。而清代作为四大商业名镇的汉口，却不能自产蔬菜，蔬菜的来源只能依赖武昌。类似例子甚多，文中有详述。
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共分六卷。分别为《市廛》，《时令》，《后湖》，《闺》，《杂记》和《灾异》。其中有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码头分布、老字号；有习俗风情、四时节令、饮食、游戏；有大众休闲游乐之区等正史不屑于记录的；还有描述贫家卖女、楚人嫁女、老夫娶少妇、孝女、妓女及有产阶层妇女的装饰打扮，包括日常生活行为的“妇女百态图”；更有“浮云世态”的细腻描述，祈雨场面、盐商生活、“水猫子”、名伶演技和剧目，包括“僧尼道士”等的记述；最后则对清季所见水火灾异进行了详细介绍。因作者客居汉口多年，竹枝词中掺入了大量的汉口方言俗语，至今依然可为汉口方言考据加光增彩。著名方言学家朱建颂在编撰《武汉方言词典》时，也从竹枝词中摘录了如出方、挖窖、小礼、麦啄、豆丝、地米菜等等方言，作为词典中相应词条的例句。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武汉时，也大量参考《汉口竹枝词》。
在教育方面，宁波人在办有宁波小学。当时的汉口，市立国民小学数量较少，各地在汉人士，为了后代的教育，便设立招收本籍旅汉子弟的学校。1912年，宁波同乡会旅汉公学在宪政五路135号成立，后改名为宁波旅汉小学。大革命时期，大批宁波籍党、团人士来汉避难，并在宁波小学任教，宁波小学一时成为汉口党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他们编行刊物，传播进步思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复办，改名为宁波旅汉同乡会附设代用国民学校，1947年8月正式改名为私立汉口宁波小学。1950年4月又改名为私立宁波小学。1956年4月，武汉市教育局统一接管私立小学，宁波小学也被接管并改名江汉区前进五路小学。1978年8月，迁至天一后街，定名江汉区天一街小学。其校址上现为武汉市著名小学红领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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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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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852 更新时间：2013-4-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自从会馆研究成为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来,“会馆”的性质定义一直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人们对会馆是属于同乡组织还是同业组织,具有传统性还是现代性一直争讼不休。①这样一种基于会馆内部群体结构和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静态解读,往往使会馆研究绕开微观的历史情境,进入一个僵化的二元选择格式。在笔者眼中,明清时期的会馆组织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一个新生物,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新。它的产生,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现象,而是商人群体在适应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建构,会馆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其组织模式。因此,本文关注商人群体的实践行为,通过展现清代汉口的徽商群体对于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来阐释商人会馆的社会起源及其在群体实践中获取文化模式的历史过程,以资寻求一个对会馆的性质、类型和文化取向的动态理解。
一、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以紫阳书院为例
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故道淤塞,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入江。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
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汉口”。嘉靖年间,汉口正式设镇,并设汉口巡检司进行管理。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至清代,由于担负着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出米粮的重要责任,汉口从一个主要经营奢侈品的地区市场转变为联结全国商业网络的重要枢纽。②到“康乾盛世”之时,汉口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市场的扩大使得汉口在清代成为“重商云集”的都会,各个地区的商人竞相奔走,经商于此,以至出现“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的情景③。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基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这一条最繁忙的商品贸易线,很多徽州商船(主要是盐船)来到汉口,形成徽商云集之势。这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面临着复杂的商业经营和激烈的商业竞争,又遭遇与家乡迥异的环境、方言和风俗习惯,内心产生一种飘零感,急于寻求自身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意识到“汉镇固非通都钜邑,然襟江带湖,绵亘大别之阴,占籍编户者踵相接。人众则情涣涣,则必思所以联结之;居安则志隳隳,则必思所以振励之”④,试图建立一种“联情励志”的组织。
一旦有了这样的目标,摆在徽商群体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们应该联何情、励何志?首先,他们找到了乡梓情谊。在汉口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只有基于家乡的社会形态形成的乡土意识尚能成为一种共有的联系纽带。它唤起了徽商心中的怀旧情感,形成一定的内聚力,令“吾乡之居是邦者,念桑梓虽离,寄籍此乡,仍群聚一方”⑤;然后,他们开始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比照家乡与旅居地的差异。在他们眼中,汉口为“商贾总汇”,人们在此“熙熙攘攘以争旦夕之利”⑥,而新安“有紫阳夫子绍先圣之薪传”,为“诸儒之统会,众水朝宗”之地,有“孔孟以后直接道统之人”⑦。这种“习俗”上的差异点会为他们带来一种特殊的荣誉感和尊严感,⑧产生一种“生而闻朱子之言,长而循朱子之礼”之新安人的优越感并批判汉口的其他商人组织。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俗尚神宇未有书院”,便立志创建紫阳书院。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徽商群体在购得一些地基的前提下,“爰募徽地工师”,始建书院。书院的建构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如表1（略）所示,其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康熙三十二年至雍正朝之前,属于紫阳书院的初创阶段。甫一开始,当地土著极为反对,联络楚省在京仕宦,“欲沮书院之举”。旅汉的徽商觉其谋,主事者吴蕴予、汪文仪等人亦“急飞一尺,遍告同乡先达”,经在朝仕宦吴子丹等人的“走就商酌,极力周旋”,熄灭了事态⑨。同时,因为书院建设耗费资金巨大,尽管执事者呼吁同乡之人踊跃输将,一些徽商仍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五载以来, “工尚未竟,事多缺略,无如乐输之项,有批少而两三倍出者,有既批而半出未足者。多寡相形,皆视诸公而上下其手。于是五载拮据,翻成债窟”⑩,几欲停工。时人指出,紫阳书院之举终未成的原因是“凡我同郡力有可为而未经为,或为之而未竟其力”11。因此,他们连续发布“再劝乐输文”、“再劝乐输启”和“募建文昌阁启”等文呼吁捐款,最终完成了书院的主体建筑:
1.祭祀性祠宇及其附属建筑:戟门、寝室、尊道堂和半亩池。创建伊始,四个主事人吴蕴予、汪文仪、余南宜、余本立就界定了书院的建设理念:紫阳书院,“所以尊先贤、正人心、厚风俗,亦仰承国家振兴教化,风励末俗之盛心也”,因此,它的规制“不敢越理僭越学宫”,也“不得狥俗比类神庙”,应该“一遵吾郡世族祠堂规制”12,把祭祀性建筑作为书院建设的主体。于是,他们建造了戟门,门内有平台,为春秋二祭演剧之用;亦筑寝室和尊道堂,用以“率同乡父老子弟修祀事,陈俎豆,列管弦,相与升降周折,诵歌舞蹈”,尊朱子之道,使贸迁之人“咸知循礼守义,不肯自弃于四方之末”13,抵制一个纷扰争利的市场背景。在尊道堂建成之后,他们在寝室之阶下修凿了更具象征色彩的半庙池。这个建筑的设计完全依据朱子《观书有感》一诗而设计,其要表述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池方半庙,源头活水,渟蓄不洩,满而不溢,顺澈流通,以“一鉴道源,洋洋乎随在,皆夫子之德”14;而池中之水,又寓“文渊学海”之义。
2.楼阁及厅舍:楼阁有御书楼、藏书阁。御书楼建在寝室之上,气势高峋,东瞻黄鹤楼,西眺汉阳城,楼中奉有康熙皇帝御书的朱子六言诗碑石,意欲借圣王手泽彰显朱子之道。藏书阁,则兼收并蓄朱子论定的经史子集,“玉轴牙签,青箱缥帙,煌煌乎大观也”。它负载了徽商们延续道统的理念,藏书不只为“束诸高阁之载籍”,楼阁也不只为“庋藏奇秘之渊薮”,而是作为“良士之菑？”。15厅舍也有二,一堂名为“主敬”,取敬神敬学之义,兼具储藏祭器和经学讲肄的功能;一轩名为“愿学”,阐发孔孟到朱子一脉相承的道统。此外,还有兼山丽泽,以为“学者朝夕讲肄之所,从此薰蒸陶淑,敬业乐群,庶无负乡先生德泽之流传久而弥耀也”。16
雍正朝至乾隆朝中期是紫阳书院建设的第二阶段。雍正甲寅年(1734),书院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天假湖南观察许公登瀛,考绩鄂城,爰斋沐过汉江,瞻谒书院,毅然以成就钜举为己任”,他“首倡捐输”,于是“六邑士商,无不踊跃用命”,得一万五千金,利用此资金他们开辟了新安码头(义埠),兼建“魁星楼”和义学讲堂17,同时在湖北巡抚杨馝与武昌守道朱氵雷的干涉下,追回了被土著侵渔的屋宇与租息。是岁,杨馝去任,继任者吴应棻下车伊始,就造访书院,谒朱子,宣讲圣谕,“黄童白叟,皆拱听欢呼,称仅见盛事”。18
至乾隆戊申年(1788),紫阳书院遭汉镇水患,亟待重修。但“物力维艰,又各因他故,未暇”。
后来,执事者集同人请“世家新安”、当时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并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军务的毕沅“赐一言弁首”,19倡议众士商共谋修葺之举。毕沅欣然答应,写下《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得到众人的响应,“或先或后、赞襄匡佐”,书院的修葺、扩建工作终于在嘉庆初年完成。兹将这一时期的书院建设(除重修的愿学轩、主敬堂之外)列于下:
1.祠宇性建筑:魁星楼。斯楼的建筑,“欲使吾乡之侨寓汉滨者,父兄训其子弟,朋友勉其同
侪,相与砥砺切磋,浸淫于书礼乐之中”,那么,原为商籍的徽商子弟,有望通过科举,“联翩竞起,光鹿鸣之盛典,表雁塔之新声”。20
2.公益性建筑:义埠、义学、义阡、玉皇殿、新安街。义埠,即新安码头,于雍正甲寅年(1734)修建,以“利济行旅”。义学,即义学讲堂,在大中丞吴眉庵的敦促下,三月建成,用以延请儒师“与商民子弟敦诗说礼,敬承夫子之志”。21乾隆五年至三十二年,书院的主事们先后在汉阳十里铺购买几处麦地,筑为葬基,使之前“暴露荒郊、久停古寺”的乡人棺椁在书院的许可下得以安置。同时,鼎建玉皇殿供奉玉皇,且请庙里的主持照管义阡,仰叩佛法,超渡亡灵,因此,“事鬼”与“奉神”两相结合,使乡旅生时有所佑,死后有所归。22乾隆四十年(1775),徽商们将书院前狭窄的新安巷,拓成康衢大道,两旁市屋出租,收取租金,以供书院开支。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属于书院建设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书院的基业、势力极大程度地扩展,徽商群体与当地土著、其他群体关于地基、房产、社区秩序的争讼不断增加,书院的建设越来越卷入官府的力量。汉阳知县衙门曾应众新安商人的恳求,“蒙审立案”,对新安书院购买的大量地基、房产颁发执照,执照里写明地基、房产的范围和数量,“以杜后事”。23随着官方势力的渗入,紫阳书院的建设逐渐制度化和合法化,“官府的承认给组织在处理其组织内事务以及与外界势力(包括竞争对手、诉讼当事人、缔结契约的其它各方和普通大众)打交道时赋予了合法身份”。24因此,这一时期的徽商群体得以大兴土木,扩展势力,一方面对书院内部建筑大规模修葺和增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外界的社区公共事务建设,成果丰硕:
1.祭祀性祠宇:首先在乾隆乙卯年(1795)增修了始建、报功二祠。始建以祀始创书院的先贤,报功以祀襄助书院的名宦,将他们的德行道义立祠昭示,以饗春秋之祀。嘉庆巳未年(1799),他们又新建了六水讲堂,讲堂以“六水”名,意欲使六邑后人勿忘其乡,使新安之教移植于汉皋。
2.楼阁及厅舍:增修了文昌阁、讌射轩、近圣居、致一斋、启秀书屋。文昌阁奉文昌帝君以期科名显达,并“束身于道德之场,驰骋于圣贤之域”。25讌射轩的设置循古人燕射之法,行聚会而寓德行，近圣居位于正室后西北隅,“室广不过一亏,而幽静雅洁,足以读书考道”。26致一斋则位于六水讲堂之后,为春秋祭祀之辰,主祭者斋肃更衣之所。启秀书屋,则为“正学术、勤功课、择师儒、厚培养”27而设。
3.社区公共事务建设:首先,在街道建设方面,嘉庆五年(1800),徽商们在会馆前面街道左右,“各开水路一道,一为挑水上岸,一为下河汲水,左右回环,其间使中道不淋漓,以利行人而免拥
挤”。28嘉庆九年(1804),徽商们买宅重新扩充了太平里。为了整治街道,他们还请示官府谕禁,订立了严格的规定。其次,在同乡公益事务方面,嘉庆九年(1804)始,他们在汉阳许家湾,另置义阡一处,以舒缓原有义阡不够用的局面;又修筑了义舍,“以书院余基三元殿旁盖造楼屋十楹,专桑梓过客暂时栖息之所”29,使同乡不再将书院当作公所居停骚扰,既尽乡情,又肃书院。再者,在社区公益事务方面,为了防御火灾的侵袭,徽商们捐资,派人去苏州购办二座水龙,召募水头,给与工食,专司扑救火灾。
综上所述,汉口紫阳书院的构建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逐渐完善的过程。书院构建的最初阶段,是以祭祀性祠宇为主体,其规划理念是对家乡祠堂的拟制。面对初创时的种种困难,徽商们主动地利用社会关系,寻求同籍仕宦的帮助,获取行动策略以化解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名公讵卿、士绅君子或利用职权处理实际事务,消除徽商群体中尚存的疑虑,使他们对于书院的建设日趋踊跃;或利用“道统”为书院的建筑提供论证,颇费心力地重申朱子的文化意义,彰显朱子“为继起宣圣之一人”的独特地位,建立紫阳书院,侍奉朱子,就是“束身于道德之场,驱驰于圣贤之域”。这样,同乡情谊的内在社会、文化意义在徽商们的实践中被不断丰富,逐渐标明了徽商群体的边界,以维系一个渐趋紧密的徽商群体。正如尊道堂建成之后,“公卿莅兹土者,进而行释奠之礼。其文物之繁盛,礼节之闲都,观光者咸有所感于心,而翕然向化。”30因此,这种紧密的群体关系以及维系它的意义系统,被徽商们在实践中以大量的祭祀性、文教性建筑的形式得以确立下来。这些书院建筑,在初创阶段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文化的载体,利用“规画宏壮”的建筑形式和“道隆化洽”的礼仪活动,标志了一个独有的意义形态系统,稳定了新安士商的群体关系,初步形塑了徽商会馆的文化模式。
随着书院的运作越来越多地处理实际事务和卷入社会关系,书院的进一步建设体现出两条线索:其一,他们增修了一些祭祀性祠宇,使得书院建筑的象征意义得到强化,其承载的祭祀系统不断扩大,从奉祀朱子到奉祀魁星君、文昌帝,再到奉祀有功于书院的先贤名宦;同时,新建一些文教性楼阁厅舍,使书院除藏书楼外更有义学讲堂,标志着书院所负载的文化功能从“明道”发展到“劝学”,这意味着书院所隐喻的文化领域得到了扩展,它不仅要在理念上延续道统,也要在实际中有效地传承文化。其二,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区性的公益建设中,一方面为同乡人士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服务,如信神、安葬、旅居等;另一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慈善公益服务,如捐金育婴、扩整街道、预防火灾等。在这个过程中,徽商群体越来越诉求于官府的政治力量,无论对内的纪律申饬,还是对外的规则制定,他们屡屡请示官府的批文与禁谕;同时,其资金运营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摆脱早期的单一捐输模式,既有市屋租金等固定收入,又有乡人的筹资分红等来源。总之,他们根据现实中社会的、制度的、经济的原则不断地在会馆构建过程进得“即时创作”,使书院的建筑、规制、运营与社会情境的需求相适应,实质上,也是会馆初期的礼仪象征模式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徽商群体异于其他商人群体的独有模式:“盖尝论之名省之会馆遍天下,此之书院即会馆也,而有异焉。崇祀者道学之宗主,而不惑于释道之无稽,参赞之源流,而不墮于利名之术数,入学有师,育婴有堂,讌射有圃,御藻有楼,藏书有阁,祭仪本家礼,御灾有水龙,通津有义渡,宾至如归,教其不知恤其不足,皆他处会馆之所无。”31
二、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
既然汉口的商人会馆是商人群体发挥其主体性,在社会文化的过程中建构的,而不是原生的单位,那么,对它们仅仅作“地缘性”与“业缘性”的区分,在认识会馆的结构和运作上,都缺乏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态度。因为,在会馆的建构过程中,“地缘”和“业缘”都是商业群体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基于不同的理由和契机,与其它资源交织为多样的形态进入会馆的范畴。因此,当我们意欲将一类商人会馆与另一类区分开来时,就有必要在辨认会馆成员来源的基础上走得更远,追问这些成员将何种文化资源植入会馆之中,形成了何种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最终达成一个相对稳定又适应变化的模式。在这一部分,笔者的观察以汉口商人会馆的内部权力结构、对外谋求目标为基点,辨别这些群体、文化、社会因素在一个实践层面上达成的多样组织类型:一是以地缘宗族为基础的礼俗性会馆组织;二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型会馆组织;三是以汉口市场的规制为目标的联合式会馆组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会馆组织模式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一类特定的会馆组织就不会排斥另一类会馆组织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上经类会馆而言是非决定性的———它们在此类会馆的建构中被划归为细枝末节的地位。
1.礼俗性会馆组织:以新安商人的紫阳书院为例
作为最先到达汉口的商人群体,徽州商人在康熙初年创建自己的组织时,是不忘他们的缔造者身份和朱子道统继承人的身份,所以试图给其组织赋予一层区分于其他商人群体组织的文化意义。他们声称:“昔乡先生之旅处于斯也,其心未尝一日忘新安之教,故于乡里聚会之馀,共敦孝方睦任恤之谊,思有所托以行之永久,乃议创建书院”。32他们是如此强调自己的地域来源,理所当然认为他们是朱子道统的继承人,以至于他们在书院的设计和管理上都极力突出这重文化意义。他们甚至不满足仅仅将徽州商人群体与其它商人群体区分开来,而更加希望参与到汉口地方商业文化的建设,一方面争取更大的商业空间,另一方面则担当起复兴道统、确立秩序、教化民风的文化实践———
首先,在紫阳书院的建设和管理上,他们的用人原则似乎都是以“文化”为基准。建院伊始,徽州商人群体推四老作为其主事:其一汪默庵,被称为“潜心儒学,驰誉儒林。著书立说,门多问字之侯芭;阐幽发微,座有谈经之匡鼎”33;其二吴蕴如,据称“具卓杰之才,可以立事济人,重然诺,信友慈,众且封为道义之宗”34;其三余南宜,被称为“开元博士之后,嘉鱼寄籍之诸生。志切匡时,心存卫道”35;其四余本立,为余南宜的族弟。这些人要么被时人认可为儒学之士,要么被当作虔诚的卫道者,或者因其族望声华。在这里,找不出士商的差别,似乎可以认为书院的建设是在士商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完成的。书院建成之后,庄重的仪式中所请各种祭祀的主祭,“或同乡仕宦,道此经过,或同乡有官湖北者”。36会馆的日常事务由“司年”负责,与其他一些领导人(执事等)共同管理祠产和祠务。虽然从已有资料尚无从知道他们具体由哪些人担任,但是,从下列事例可推知一二:紫阳书院大致建成三十年后,会馆的负责人为了大笔的修葺费用寻求资金。他们查到祠内楼房铺面先前因公事典质于人,决心赎回,另行出租,以将房屋租息作为书院的修葺公费。当时有四人为首筹集了足够的银子,他们是“汪箴极、汪兆瑜、汪元长、吴任文”,他们会同另外四人,完成这笔交易,另外四人分别是“汪天泽、汪公远、戴梁玉、吴斯友”。处理这个事关会馆资金运作的要务的人员名单,显示了他们基本上不是汪姓,就是吴姓。37而汪文仪和吴蕴文都是会馆的创始人,他们在徽州商人中极具族望和声威。可以推断,在会馆建设的主事者相继去世之后,会馆日常经营的权力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开而转移他人,而是被他们家族的后人所继承。可见,在紫阳书院的创建及日常经营中,家族的力量不容小视,他们成为权力的中心,引领会馆的发展方向。会馆依赖于士商、仕宦,其血缘性和地缘性原则就势必在会馆的运作中得到体现。
其次,与其他徽商在别的地区建造的紫阳书院不同,旅汉的徽商力图把会馆打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化教育基地。正如徽商程健学所见:“健(学)偕计北上,往来吴越间,见所在皆有紫阳书院,侧闻吾乡前贤之请建于汉皋者并有义学、义渡、有藏书阁、有先儒讲堂,非袭书院名而有其实,规模尤为宏远”。38可见,汉口的徽商真正试图将传道教育的功能纳入会馆这一经济组织体系。为此,他们修建了义学、启秀书屋、藏书楼和六水讲堂,制定了详细的肄业讲学之规和为学之要,并请了硕儒、学者、仕宦和当地官员莅临书院进行讲学,力图将书院的文教功能体系化和规范化。与朱子同籍,而且在汉口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这让他们在汉口这个新兴商业市镇中具备一种别样的文化自信,自觉负有一种引领汉口文化的责任,相信他们所从事的文教活动有必要也有能力为汉口整个社会树立一个文化榜样,建立起道德秩序,如他们所称“汉口四方杂处之人,亦无不沐浴熏陶,感发兴起,则书院之为功于人心风俗者,又不独六邑(徽州府属的六个县)之人被其泽也。”39他们热心于宏大的祭祀,由于祭祀朱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们把募刻的康熙皇帝赐与婺源书院优崇朱子之祭的扁额悬挂于书院醒目之处,而且他们可以从湖北省的地丁银内支取三百两祭银。他们异常珍惜这种特殊的荣耀,每年春秋二祭请极具权威的仕宦和官员来主祭。尽管这样耗费大量钱财,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因为这一方面通过对朱子地位的宣扬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加强他们与官府的亲密程度,这些都能为短暂祭期过后的长期商贸活动提供便利。此外,他们也热衷于举办慈善事业,文人聚会,自豪地表现他们的地位和势力,并且“特意尝试去影响和改变地方社会方式和风俗。”40
综上所述,以紫阳书院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会馆组织,通过朱子的道统地位来确立他们的群体身份。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被他们带到汉口,在构建会馆组织中得到利用,在群体内达成共识并最终得到加强。在会馆的建构过程中,家族力量掌控着会馆的运作,其组织内部呈现出显著的血缘性与地缘性,内部组织松散并且高度分化。所以,他们的活动就更要体现出文化的意义,发挥其强大的规范控制力,因此他们的活动时时呈现出“一种固有的美和神性”,因此,笔者将这类商人会馆组织定义为“礼俗性会馆组织”。
2.利益型会馆组织:以秦晋商人的山陕会馆为例
19世纪汉口繁华的街市上,常常有秦晋商人闲散地溜达。与同时代的徽商不同,他们的形象不是那么光鲜,甚至与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常常遭到一般市民的戏谑:“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41他们总是憨厚而大度地对这些嘲讽性言辞付诸一笑,不如徽州商人一般心高气傲,没有野心去做城市文化与时尚的领头人;然而在商业上他们就极具天分地表露出他们的精明来,他们极为务实,“宁愿在一个联系紧密、内聚性的‘亚族群团体’中过一种谨慎而朴素的生活。”42
这样的精明务实在他们于同治九年重修山陕会馆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与徽州商人一样,秦晋商人在为会馆建设筹备资金时也遇到捐款微薄的相同困难,然而他们不会像徽州商人那样请来同籍仕宦反复发布捐款号召,而是采取了认股集资的办法;并且一旦意识到捐输有限之后,他们果断采取措施,对过往的货物抽取厘金。43这种强制性手段,在实际运作中显示了公平性和有效性。
在会馆建成之后,秦晋商人对筹集的资金帐目作了清晰的总计,很是庆幸抽厘这一明智之举,称: “奈布施为数不多,工大费拙筹不易,幸我两省商人公议筹捐厘金,以资工筑,迄今二十五年仅共收布施三万四千有奇,厘金则数倍过之,共陆续捐厘银并息二十五万之谱,光绪七年,功筑八九。” 44
在会馆的权力运作方面,山陕会馆没有出现宗族控制的局面和血缘网络,其内部由一个个独立的商帮构成,这些商帮中有的是地域性的,如太原帮、汾洲帮;更多是同业性的,行业间分得很细,如红茶帮、盒茶帮、卷烟帮、西烟帮、花布帮、西药帮等。对于一个商号而言,它既可以是地域性商帮的成员,同时也可以是行业性商帮的成员。因为在会馆志中,他们常常提到太原的汇业帮与汾州的汇业帮,可见一个票号既可归属于整个山陕两省的汇业帮,又可被纳入他们家乡所在的地缘性商帮。山陕会馆共有23个商帮,其中有十个帮在会馆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尤大,许多重要的条规、碑记(如公同议定抽捐条规、重修西庙春秋楼赋并序)的落款都是“山陕两省十帮同人共立”,而其中的西药帮与西烟帮似乎极为活跃,在会馆大规模重修之前,西烟帮就独自重修了关圣帝君正殿、西药帮独自重修了五圣殿,它们后来都成为山陕会馆的主体建筑。在会馆大规模重修过程中,汇业帮的势力,尤其是太原、汾州两地的汇业,成为了会馆组织的领导核心。同治九年汇业帮的经理武有庆首倡重修会馆,并为会馆的建设作了极大的贡献,人们在会馆的文昌阁之右筑了一个小厅,安放武有庆的劳绩牌。他们在光绪二十五年编修的会馆志中详细列出汇业帮每一届的经理名单。他们规定每年的祭祀“太汾两帮老成轮流主之,或司年首者主之”。45虽然我们可以将太原、汾州的汇业帮称为权力运作的中心,因为他们引导了山陕会馆的祭祀、资金运作(作为汇业,他们也有资格来操作会馆的资金),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会馆内部的各个小的团体(商帮、商号)并不松散,他们建立在面对面的交流上,由一种相互信任、合作和互利的原则支配着,形成一个相对有序公平的机制,十个商帮经常聚集到一起商议会馆的大事,共同承担一些重要的责任,不像徽州会馆那样仅仅由族内的名望之士承担会馆要务;而他们还以全体商号的名义立了“重建山陕西会馆”之碑,编修的会馆里不厌其烦地罗列了1177个商号的每一笔具体捐款。
在会馆的日常经营中,山陕会馆也重视关帝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他们无意将关帝神化,只是取其“忠义”作为凝聚会馆成员的感召力或者是一种商业的准则,并不愿意附于更多的文化意义。他们并不热衷于文人的风雅活动,建筑关夫子春秋楼,突出“吾愿斯楼者,无从咏汉阳芳草之句,与晴川黄鹤同作眺览嬉游之想。盖所以作忠臣义士之凖而非以供验人墨士之娱”。46在日常管理上,由几位司年(或称值年、司事)同时负责,挨班轮流,不得任由某人擅专,管理权限很大,“圣余堂新旧帐据、重修会馆抽捐总册、收支账簿、房屋家具、菜园地基、一应灯彩及银钱收支、应用人役总归值年经管差委” 47;下面有众多馆丁(或称馆夫、役人),由司年差谴会馆杂役。不像徽州会馆的日常事务负责人那样极具族望和个人魅力,山陕会馆的司年只是由秦晋商人择才聘任的,一旦犯了错误就可以驱逐和更换,如他们规定“馆司事住持人等内不准留客过宿,在外不准支取银钱货物,自议之后,倘私留客宿私赊货物一经知觉,逐出会馆决不宽恕”。48这样看来,他们的司年择用原则与徽州商人相反的,他们回避望族,才能机械地、不带感情地驱逐更换。并且有这样一条规定“选用馆丁务要小心谨慎能干办事者充之,不得轻举滥进,每年额给工食外有菊花会股俸”49,可知馆丁可以入股会馆的资金运作(绝大部分来源于市屋的出租,这笔费用除了支付会馆的日常资金外有大量盈余)。虽然从现有的资料中,尚不知道司年在会馆管理中的收入,但是从馆丁入股这一现象来看,可以推断秦晋商人将其独创的“人身顶股制”移植到会馆资金的运作中,即馆内人员可按照职位、资历、贡献,分别顶若干身股,身股与资本股(银股)可以同样按比例分红。
综上所述,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秦晋商人组织,在会馆的内部运作过程中,较多地采用商业的、非血缘的原则,内部形成一个紧密的、有序的、公平的团体合作机制。他们不以文化担纲者为虚名,会馆运作的目标直接地指向商业利益,如同他们所申明的那样“二省之人心齐如一,务使本会稳如泰山;且持之以恒,务以营求利益为要。”50所以,笔者将这类商人会馆组织定义为“利益型会馆组织“。
3.行业型会馆组织:以两湖会馆、茶业公所为例
行业型会馆组织从一开始的形成方式就与礼俗性会馆组织和利益型会馆组织不同,我们来看一个联合式会馆组织的形成过程:十九世纪中期,汉口木材市场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场面。首先到汉口的是江西的“江西帮”和“黄帮”,至十九世纪中叶,他们一直主宰着汉口木材贸易。后来,湖南人将木材运到汉口的附属市场鹦鹉洲而获得了垄断权,江西和黄州木材商无法挤入。当时另有汉水流域的“汉帮”,他们在木材贸易中隶属于江西和黄州商人,两派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太平军战事平息之后,随着木材市场的重新开市,鹦鹉洲上建起20多个湖南会馆, 1865年湖南木材商人联合建立“两湖会馆”。湖北汉帮商人于70年代初到汉阳府衙门去控告湖南人霸占鹦鹉洲。汉阳县长以湖南商人排斥当地商人为由将大部分的商业贸易判给汉帮商人,进而对湖南人实行经济制裁。湖南人不服,求助于他们的两个在国内有突出地位的同乡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都有亲戚在木材商行)。在曾的要求下,湖北巡抚干预汉阳知县的决定,做出折衷裁决:木材经营和运输权仍归湖南人,而将牙行的美差交给汉帮。接着,作为调解人的曾和左还提出让汉帮商人加入湖南的两湖会馆的办法,于是两湖会馆实际上成为武汉木材市场的第一个包括不同地方来源的贸易组织。51以这样的方式联合起来的会馆组织还有米业公所、茶业公所、1870年之后的药王庙等。
可见,在行业型会馆组织形成之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会馆组织存在,它们可以是礼俗性会馆组织,也可以是利益型会馆组织。起先,它们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后来基于一定的原因联合起来。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联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米业公所于康熙十七年(1678)成立时的对外宣言52:
“我等从事粮食经纪,管理汉口米市,需有会议大厅供如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否则意见不一,度量无统一标准,我等将难以履行职责。而米为人所必需,若度量不一,将何以出示检查纪录,更何以见信于人?故此,我等会集订出度量准则,并将定期检查以昭郑重”。可见,这些从事米业的商人力图寻求米业市场的统一与规范而联合成立了一个米业公所。这个公所不是针对某个地域或者行业内部的部分利益而设置的,而是面向整个汉口的米业市场而设立的一个遂行“经济政策”的管理机构。
与前两种会馆组织类型不同,联合式会馆组织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会馆内部成员争取商业空间和利益的服务性角色,它们更加乐意直接参与到整个汉口的市场贸易中去,充当一个管理者甚至是经纪人的角色。以汉口茶业公所为例53:
19世纪60年代,汉口有六个茶帮,每一帮都各依省界而建,分属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山西和安徽,内部包容各色的茶庄和茶客。当时汉口的茶叶市场因为竞争而十分混乱,衡器不统一,茶样与成品不符,信贷不守信用等情况妨碍着中英之间的茶叶交易。同治十年(1871),各帮会联合建立了汉口茶业公所。为了解决茶商提供的茶样与成交茶叶质量不符的问题,他们在公所集会议上定了两条规定,其一是不再允许茶商事先通过经纪商把茶样提供给西方买者,而是要求一个商人等到他的全部货物运到了经纪人的货栈时才能从大量的茶叶中随便选出一个样品盒。这种选择不是由买者而是由茶业公所特派的选择人来选。其二是为了减少外国人的怀疑,建议由购买茶叶商行的一位成员和经纪人的代理人(“经手”)进行检查,在过磅和最后购买时随机抽样查看。为了阻止外国买者因市场波动而违背合同售价,公所进一步规定,在过了总数磅重和抽样查看商品后的三天之内必须付款并将货物运走。而为了解决秤量茶叶衡器不统一问题,他们规定,中方公所与外国商会各出一名公证人,并同意汉口的英国商会竞选这一职务。其次,建立茶叶过磅的标准和监督规定,严格使用西方磅制;任何时候的大宗买卖,不论是在中国货栈或在外国货栈,都要在公所某个职员的直接监督下公开过磅;重申禁止事先或私下送样,提议由公所官员选样。
就这样,汉口茶业公所不仅成为汉口茶叶市场的规则制定者,而且成为茶叶贸易过程中的监督者。这也说明针对汉口的整个市场,联合式会馆组织的经济行动实质上完全得以自主运作,官府只是在形式上以协调者的身份出现,如光绪九年(1883),汉口道台恽彦琦面对英商的抗议仍然坚持维护汉口茶业公所的新规章。同时,会馆内部成为一个高度团结、行动一致的有机体,面对市场的失序,他们能够集聚到一起共同商议约束规则;面向外商的不利经济行为,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进行抵制,共同谋求一个合理的、开放的市场。通过规制市场原则,会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承担起更多的城市公共事业,汉口的茶业公所就于光绪十五年(1889)建立起一座新的富丽堂皇的总部,光绪十九年(1894)开始发行汉口第一家、且历时较长的中文报纸——《汉报》。
可见,行业型会馆组织是面向整个汉口市场而联合原有的公馆、商帮、商号而成立的,虽然最初的推动力可能是协调会馆、商帮之间的商业利益冲突,但随着行业式会馆组织不断确立市场规范、整合业界秩序,会馆内部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分工明确的、公平的统一体。所以说,与紫阳书院为代表的礼俗性会馆组织以宗族为纽带拓开自身的商业空间不同,也与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利益型会馆组织以团体内聚营求利益不同,联合式会馆组织更多地是“建立在基于商业输出与销售网络的实用主义的团结基础之上的”。54它们的产生是与汉口的市场变化相关,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尤其是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汉口开始真正融入了国际贸易的体系中。这使得商业团体在自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整个市场共同遵循合理公平的制度法则,从而保证任何的商业团体都能从市场贸易的规范中获利,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商业群体的特殊利益。
本文从“实践”这一角度出发,阐明了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构建,是一个商人群体在实践中能动地构造一种契合外部社会环境的特定内在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乡意识”得以产生,逐渐被社会、历史所构建成为一个有效的“意义符码”,标界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边界。通过进一步利用现有的意义符码、社会资源构造会馆组织,商人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自我认同的社会团体,并最终以建筑、组织的形式将自身的群体关系稳定了下来;这个渐趋紧密的商人群体也在社会情境中,周旋于社会结构、经济约束与文化制度的外部需要之中,以一种变革的理念能动地选择各种文化符号、社会资源不断再塑造着会馆组织的模式以适应客观社会的需要,因此,以往的意义和认同与社会情境交互作用,使商人群体在实践中生产了新的、变化了的象征符码和集体意义,也构建了新的组织规范和运作理念,使会馆组织的模式处于一个动态的制度创新过程中。根据商人群体实践行动———内部权力结构、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笔者将汉口的会馆组织区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联合式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它们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也有时间上的相互转化,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商人群体的精心构建之中。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关于国内外会馆史的研究与评述,详见于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文史哲》1994年第2期;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9期。
②[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③[清]叶调元:《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④[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三《纪书院本末》。
⑤[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兼山丽泽记》。
⑥[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尊道堂序》。
⑦[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六水讲堂记》。
⑧[德]马克思·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⑨[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卷之八《杂志》,《附吴子丹书》。
⑩[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与同乡书》。
1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再劝乐输文》。
1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尊道堂序》。
14[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半亩池记》。
1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紫阳书院藏书阁序》
1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兼山丽泽记》
1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9[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
2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魁星阁记》。
2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义学记》。
2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义阡禁碑》、《鼎建玉皇殿碑记》。
2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六《执照》。
24[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文昌阁记》。
2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近圣居记》。
2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启秀书屋记》。
2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新街谕禁示》。
29[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义舍示禁》。
3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尊道堂记》。
3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紫阳书院志略序》。
3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之《增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序》。
3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始建祠记》。
34[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记》,《书汪文仪先生传后》。
3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始建祠记》。
3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四《崇祀》,《祭仪》。
3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六《契墨》,《纪赎市屋人祠》。
3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重建紫阳书院后序》。
39[清]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湖北教育出版社,《尊道堂记》。
40[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1[清]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42[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3详见:《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公同议定抽捐条规》。
44《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重建西会馆筹收厘金布施小引》
45《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祀仪》。
46《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
47《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酌定条规》。
48《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
49《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
50《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重建西会馆碑记》。
51详见武汉工商联合会档案:《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略》;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的第八章《行会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2转引自彭雨新、江溶:《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3参考罗威廉先生的《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的第四章《茶叶贸易》和彭雨新、江溶《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
54[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852 更新时间：2013-4-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自从会馆研究成为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来,“会馆”的性质定义一直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人们对会馆是属于同乡组织还是同业组织,具有传统性还是现代性一直争讼不休。①这样一种基于会馆内部群体结构和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静态解读,往往使会馆研究绕开微观的历史情境,进入一个僵化的二元选择格式。在笔者眼中,明清时期的会馆组织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一个新生物,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新。它的产生,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现象,而是商人群体在适应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建构,会馆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其组织模式。因此,本文关注商人群体的实践行为,通过展现清代汉口的徽商群体对于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来阐释商人会馆的社会起源及其在群体实践中获取文化模式的历史过程,以资寻求一个对会馆的性质、类型和文化取向的动态理解。
一、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以紫阳书院为例
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故道淤塞,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入江。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
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汉口”。嘉靖年间,汉口正式设镇,并设汉口巡检司进行管理。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至清代,由于担负着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出米粮的重要责任,汉口从一个主要经营奢侈品的地区市场转变为联结全国商业网络的重要枢纽。②到“康乾盛世”之时,汉口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市场的扩大使得汉口在清代成为“重商云集”的都会,各个地区的商人竞相奔走,经商于此,以至出现“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的情景③。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基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这一条最繁忙的商品贸易线,很多徽州商船(主要是盐船)来到汉口,形成徽商云集之势。这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面临着复杂的商业经营和激烈的商业竞争,又遭遇与家乡迥异的环境、方言和风俗习惯,内心产生一种飘零感,急于寻求自身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意识到“汉镇固非通都钜邑,然襟江带湖,绵亘大别之阴,占籍编户者踵相接。人众则情涣涣,则必思所以联结之;居安则志隳隳,则必思所以振励之”④,试图建立一种“联情励志”的组织。
一旦有了这样的目标,摆在徽商群体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们应该联何情、励何志?首先,他们找到了乡梓情谊。在汉口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只有基于家乡的社会形态形成的乡土意识尚能成为一种共有的联系纽带。它唤起了徽商心中的怀旧情感,形成一定的内聚力,令“吾乡之居是邦者,念桑梓虽离,寄籍此乡,仍群聚一方”⑤;然后,他们开始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比照家乡与旅居地的差异。在他们眼中,汉口为“商贾总汇”,人们在此“熙熙攘攘以争旦夕之利”⑥,而新安“有紫阳夫子绍先圣之薪传”,为“诸儒之统会,众水朝宗”之地,有“孔孟以后直接道统之人”⑦。这种“习俗”上的差异点会为他们带来一种特殊的荣誉感和尊严感,⑧产生一种“生而闻朱子之言,长而循朱子之礼”之新安人的优越感并批判汉口的其他商人组织。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俗尚神宇未有书院”,便立志创建紫阳书院。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徽商群体在购得一些地基的前提下,“爰募徽地工师”,始建书院。书院的建构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如表1（略）所示,其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康熙三十二年至雍正朝之前,属于紫阳书院的初创阶段。甫一开始,当地土著极为反对,联络楚省在京仕宦,“欲沮书院之举”。旅汉的徽商觉其谋,主事者吴蕴予、汪文仪等人亦“急飞一尺,遍告同乡先达”,经在朝仕宦吴子丹等人的“走就商酌,极力周旋”,熄灭了事态⑨。同时,因为书院建设耗费资金巨大,尽管执事者呼吁同乡之人踊跃输将,一些徽商仍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五载以来, “工尚未竟,事多缺略,无如乐输之项,有批少而两三倍出者,有既批而半出未足者。多寡相形,皆视诸公而上下其手。于是五载拮据,翻成债窟”⑩,几欲停工。时人指出,紫阳书院之举终未成的原因是“凡我同郡力有可为而未经为,或为之而未竟其力”11。因此,他们连续发布“再劝乐输文”、“再劝乐输启”和“募建文昌阁启”等文呼吁捐款,最终完成了书院的主体建筑:
1.祭祀性祠宇及其附属建筑:戟门、寝室、尊道堂和半亩池。创建伊始,四个主事人吴蕴予、汪文仪、余南宜、余本立就界定了书院的建设理念:紫阳书院,“所以尊先贤、正人心、厚风俗,亦仰承国家振兴教化,风励末俗之盛心也”,因此,它的规制“不敢越理僭越学宫”,也“不得狥俗比类神庙”,应该“一遵吾郡世族祠堂规制”12,把祭祀性建筑作为书院建设的主体。于是,他们建造了戟门,门内有平台,为春秋二祭演剧之用;亦筑寝室和尊道堂,用以“率同乡父老子弟修祀事,陈俎豆,列管弦,相与升降周折,诵歌舞蹈”,尊朱子之道,使贸迁之人“咸知循礼守义,不肯自弃于四方之末”13,抵制一个纷扰争利的市场背景。在尊道堂建成之后,他们在寝室之阶下修凿了更具象征色彩的半庙池。这个建筑的设计完全依据朱子《观书有感》一诗而设计,其要表述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池方半庙,源头活水,渟蓄不洩,满而不溢,顺澈流通,以“一鉴道源,洋洋乎随在,皆夫子之德”14;而池中之水,又寓“文渊学海”之义。
2.楼阁及厅舍:楼阁有御书楼、藏书阁。御书楼建在寝室之上,气势高峋,东瞻黄鹤楼,西眺汉阳城,楼中奉有康熙皇帝御书的朱子六言诗碑石,意欲借圣王手泽彰显朱子之道。藏书阁,则兼收并蓄朱子论定的经史子集,“玉轴牙签,青箱缥帙,煌煌乎大观也”。它负载了徽商们延续道统的理念,藏书不只为“束诸高阁之载籍”,楼阁也不只为“庋藏奇秘之渊薮”,而是作为“良士之菑？”。15厅舍也有二,一堂名为“主敬”,取敬神敬学之义,兼具储藏祭器和经学讲肄的功能;一轩名为“愿学”,阐发孔孟到朱子一脉相承的道统。此外,还有兼山丽泽,以为“学者朝夕讲肄之所,从此薰蒸陶淑,敬业乐群,庶无负乡先生德泽之流传久而弥耀也”。16
雍正朝至乾隆朝中期是紫阳书院建设的第二阶段。雍正甲寅年(1734),书院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天假湖南观察许公登瀛,考绩鄂城,爰斋沐过汉江,瞻谒书院,毅然以成就钜举为己任”,他“首倡捐输”,于是“六邑士商,无不踊跃用命”,得一万五千金,利用此资金他们开辟了新安码头(义埠),兼建“魁星楼”和义学讲堂17,同时在湖北巡抚杨馝与武昌守道朱氵雷的干涉下,追回了被土著侵渔的屋宇与租息。是岁,杨馝去任,继任者吴应棻下车伊始,就造访书院,谒朱子,宣讲圣谕,“黄童白叟,皆拱听欢呼,称仅见盛事”。18
至乾隆戊申年(1788),紫阳书院遭汉镇水患,亟待重修。但“物力维艰,又各因他故,未暇”。
后来,执事者集同人请“世家新安”、当时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并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军务的毕沅“赐一言弁首”,19倡议众士商共谋修葺之举。毕沅欣然答应,写下《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得到众人的响应,“或先或后、赞襄匡佐”,书院的修葺、扩建工作终于在嘉庆初年完成。兹将这一时期的书院建设(除重修的愿学轩、主敬堂之外)列于下:
1.祠宇性建筑:魁星楼。斯楼的建筑,“欲使吾乡之侨寓汉滨者,父兄训其子弟,朋友勉其同
侪,相与砥砺切磋,浸淫于书礼乐之中”,那么,原为商籍的徽商子弟,有望通过科举,“联翩竞起,光鹿鸣之盛典,表雁塔之新声”。20
2.公益性建筑:义埠、义学、义阡、玉皇殿、新安街。义埠,即新安码头,于雍正甲寅年(1734)修建,以“利济行旅”。义学,即义学讲堂,在大中丞吴眉庵的敦促下,三月建成,用以延请儒师“与商民子弟敦诗说礼,敬承夫子之志”。21乾隆五年至三十二年,书院的主事们先后在汉阳十里铺购买几处麦地,筑为葬基,使之前“暴露荒郊、久停古寺”的乡人棺椁在书院的许可下得以安置。同时,鼎建玉皇殿供奉玉皇,且请庙里的主持照管义阡,仰叩佛法,超渡亡灵,因此,“事鬼”与“奉神”两相结合,使乡旅生时有所佑,死后有所归。22乾隆四十年(1775),徽商们将书院前狭窄的新安巷,拓成康衢大道,两旁市屋出租,收取租金,以供书院开支。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属于书院建设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书院的基业、势力极大程度地扩展,徽商群体与当地土著、其他群体关于地基、房产、社区秩序的争讼不断增加,书院的建设越来越卷入官府的力量。汉阳知县衙门曾应众新安商人的恳求,“蒙审立案”,对新安书院购买的大量地基、房产颁发执照,执照里写明地基、房产的范围和数量,“以杜后事”。23随着官方势力的渗入,紫阳书院的建设逐渐制度化和合法化,“官府的承认给组织在处理其组织内事务以及与外界势力(包括竞争对手、诉讼当事人、缔结契约的其它各方和普通大众)打交道时赋予了合法身份”。24因此,这一时期的徽商群体得以大兴土木,扩展势力,一方面对书院内部建筑大规模修葺和增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外界的社区公共事务建设,成果丰硕:
1.祭祀性祠宇:首先在乾隆乙卯年(1795)增修了始建、报功二祠。始建以祀始创书院的先贤,报功以祀襄助书院的名宦,将他们的德行道义立祠昭示,以饗春秋之祀。嘉庆巳未年(1799),他们又新建了六水讲堂,讲堂以“六水”名,意欲使六邑后人勿忘其乡,使新安之教移植于汉皋。
2.楼阁及厅舍:增修了文昌阁、讌射轩、近圣居、致一斋、启秀书屋。文昌阁奉文昌帝君以期科名显达,并“束身于道德之场,驰骋于圣贤之域”。25讌射轩的设置循古人燕射之法,行聚会而寓德行，近圣居位于正室后西北隅,“室广不过一亏,而幽静雅洁,足以读书考道”。26致一斋则位于六水讲堂之后,为春秋祭祀之辰,主祭者斋肃更衣之所。启秀书屋,则为“正学术、勤功课、择师儒、厚培养”27而设。
3.社区公共事务建设:首先,在街道建设方面,嘉庆五年(1800),徽商们在会馆前面街道左右,“各开水路一道,一为挑水上岸,一为下河汲水,左右回环,其间使中道不淋漓,以利行人而免拥
挤”。28嘉庆九年(1804),徽商们买宅重新扩充了太平里。为了整治街道,他们还请示官府谕禁,订立了严格的规定。其次,在同乡公益事务方面,嘉庆九年(1804)始,他们在汉阳许家湾,另置义阡一处,以舒缓原有义阡不够用的局面;又修筑了义舍,“以书院余基三元殿旁盖造楼屋十楹,专桑梓过客暂时栖息之所”29,使同乡不再将书院当作公所居停骚扰,既尽乡情,又肃书院。再者,在社区公益事务方面,为了防御火灾的侵袭,徽商们捐资,派人去苏州购办二座水龙,召募水头,给与工食,专司扑救火灾。
综上所述,汉口紫阳书院的构建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逐渐完善的过程。书院构建的最初阶段,是以祭祀性祠宇为主体,其规划理念是对家乡祠堂的拟制。面对初创时的种种困难,徽商们主动地利用社会关系,寻求同籍仕宦的帮助,获取行动策略以化解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名公讵卿、士绅君子或利用职权处理实际事务,消除徽商群体中尚存的疑虑,使他们对于书院的建设日趋踊跃;或利用“道统”为书院的建筑提供论证,颇费心力地重申朱子的文化意义,彰显朱子“为继起宣圣之一人”的独特地位,建立紫阳书院,侍奉朱子,就是“束身于道德之场,驱驰于圣贤之域”。这样,同乡情谊的内在社会、文化意义在徽商们的实践中被不断丰富,逐渐标明了徽商群体的边界,以维系一个渐趋紧密的徽商群体。正如尊道堂建成之后,“公卿莅兹土者,进而行释奠之礼。其文物之繁盛,礼节之闲都,观光者咸有所感于心,而翕然向化。”30因此,这种紧密的群体关系以及维系它的意义系统,被徽商们在实践中以大量的祭祀性、文教性建筑的形式得以确立下来。这些书院建筑,在初创阶段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文化的载体,利用“规画宏壮”的建筑形式和“道隆化洽”的礼仪活动,标志了一个独有的意义形态系统,稳定了新安士商的群体关系,初步形塑了徽商会馆的文化模式。
随着书院的运作越来越多地处理实际事务和卷入社会关系,书院的进一步建设体现出两条线索:其一,他们增修了一些祭祀性祠宇,使得书院建筑的象征意义得到强化,其承载的祭祀系统不断扩大,从奉祀朱子到奉祀魁星君、文昌帝,再到奉祀有功于书院的先贤名宦;同时,新建一些文教性楼阁厅舍,使书院除藏书楼外更有义学讲堂,标志着书院所负载的文化功能从“明道”发展到“劝学”,这意味着书院所隐喻的文化领域得到了扩展,它不仅要在理念上延续道统,也要在实际中有效地传承文化。其二,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区性的公益建设中,一方面为同乡人士提供更多的实质性服务,如信神、安葬、旅居等;另一方面为社区居民提供慈善公益服务,如捐金育婴、扩整街道、预防火灾等。在这个过程中,徽商群体越来越诉求于官府的政治力量,无论对内的纪律申饬,还是对外的规则制定,他们屡屡请示官府的批文与禁谕;同时,其资金运营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摆脱早期的单一捐输模式,既有市屋租金等固定收入,又有乡人的筹资分红等来源。总之,他们根据现实中社会的、制度的、经济的原则不断地在会馆构建过程进得“即时创作”,使书院的建筑、规制、运营与社会情境的需求相适应,实质上,也是会馆初期的礼仪象征模式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徽商群体异于其他商人群体的独有模式:“盖尝论之名省之会馆遍天下,此之书院即会馆也,而有异焉。崇祀者道学之宗主,而不惑于释道之无稽,参赞之源流,而不墮于利名之术数,入学有师,育婴有堂,讌射有圃,御藻有楼,藏书有阁,祭仪本家礼,御灾有水龙,通津有义渡,宾至如归,教其不知恤其不足,皆他处会馆之所无。”31
二、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
既然汉口的商人会馆是商人群体发挥其主体性,在社会文化的过程中建构的,而不是原生的单位,那么,对它们仅仅作“地缘性”与“业缘性”的区分,在认识会馆的结构和运作上,都缺乏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态度。因为,在会馆的建构过程中,“地缘”和“业缘”都是商业群体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基于不同的理由和契机,与其它资源交织为多样的形态进入会馆的范畴。因此,当我们意欲将一类商人会馆与另一类区分开来时,就有必要在辨认会馆成员来源的基础上走得更远,追问这些成员将何种文化资源植入会馆之中,形成了何种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最终达成一个相对稳定又适应变化的模式。在这一部分,笔者的观察以汉口商人会馆的内部权力结构、对外谋求目标为基点,辨别这些群体、文化、社会因素在一个实践层面上达成的多样组织类型:一是以地缘宗族为基础的礼俗性会馆组织;二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型会馆组织;三是以汉口市场的规制为目标的联合式会馆组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会馆组织模式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一类特定的会馆组织就不会排斥另一类会馆组织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上经类会馆而言是非决定性的———它们在此类会馆的建构中被划归为细枝末节的地位。
1.礼俗性会馆组织:以新安商人的紫阳书院为例
作为最先到达汉口的商人群体,徽州商人在康熙初年创建自己的组织时,是不忘他们的缔造者身份和朱子道统继承人的身份,所以试图给其组织赋予一层区分于其他商人群体组织的文化意义。他们声称:“昔乡先生之旅处于斯也,其心未尝一日忘新安之教,故于乡里聚会之馀,共敦孝方睦任恤之谊,思有所托以行之永久,乃议创建书院”。32他们是如此强调自己的地域来源,理所当然认为他们是朱子道统的继承人,以至于他们在书院的设计和管理上都极力突出这重文化意义。他们甚至不满足仅仅将徽州商人群体与其它商人群体区分开来,而更加希望参与到汉口地方商业文化的建设,一方面争取更大的商业空间,另一方面则担当起复兴道统、确立秩序、教化民风的文化实践———
首先,在紫阳书院的建设和管理上,他们的用人原则似乎都是以“文化”为基准。建院伊始,徽州商人群体推四老作为其主事:其一汪默庵,被称为“潜心儒学,驰誉儒林。著书立说,门多问字之侯芭;阐幽发微,座有谈经之匡鼎”33;其二吴蕴如,据称“具卓杰之才,可以立事济人,重然诺,信友慈,众且封为道义之宗”34;其三余南宜,被称为“开元博士之后,嘉鱼寄籍之诸生。志切匡时,心存卫道”35;其四余本立,为余南宜的族弟。这些人要么被时人认可为儒学之士,要么被当作虔诚的卫道者,或者因其族望声华。在这里,找不出士商的差别,似乎可以认为书院的建设是在士商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完成的。书院建成之后,庄重的仪式中所请各种祭祀的主祭,“或同乡仕宦,道此经过,或同乡有官湖北者”。36会馆的日常事务由“司年”负责,与其他一些领导人(执事等)共同管理祠产和祠务。虽然从已有资料尚无从知道他们具体由哪些人担任,但是,从下列事例可推知一二:紫阳书院大致建成三十年后,会馆的负责人为了大笔的修葺费用寻求资金。他们查到祠内楼房铺面先前因公事典质于人,决心赎回,另行出租,以将房屋租息作为书院的修葺公费。当时有四人为首筹集了足够的银子,他们是“汪箴极、汪兆瑜、汪元长、吴任文”,他们会同另外四人,完成这笔交易,另外四人分别是“汪天泽、汪公远、戴梁玉、吴斯友”。处理这个事关会馆资金运作的要务的人员名单,显示了他们基本上不是汪姓,就是吴姓。37而汪文仪和吴蕴文都是会馆的创始人,他们在徽州商人中极具族望和声威。可以推断,在会馆建设的主事者相继去世之后,会馆日常经营的权力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开而转移他人,而是被他们家族的后人所继承。可见,在紫阳书院的创建及日常经营中,家族的力量不容小视,他们成为权力的中心,引领会馆的发展方向。会馆依赖于士商、仕宦,其血缘性和地缘性原则就势必在会馆的运作中得到体现。
其次,与其他徽商在别的地区建造的紫阳书院不同,旅汉的徽商力图把会馆打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化教育基地。正如徽商程健学所见:“健(学)偕计北上,往来吴越间,见所在皆有紫阳书院,侧闻吾乡前贤之请建于汉皋者并有义学、义渡、有藏书阁、有先儒讲堂,非袭书院名而有其实,规模尤为宏远”。38可见,汉口的徽商真正试图将传道教育的功能纳入会馆这一经济组织体系。为此,他们修建了义学、启秀书屋、藏书楼和六水讲堂,制定了详细的肄业讲学之规和为学之要,并请了硕儒、学者、仕宦和当地官员莅临书院进行讲学,力图将书院的文教功能体系化和规范化。与朱子同籍,而且在汉口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这让他们在汉口这个新兴商业市镇中具备一种别样的文化自信,自觉负有一种引领汉口文化的责任,相信他们所从事的文教活动有必要也有能力为汉口整个社会树立一个文化榜样,建立起道德秩序,如他们所称“汉口四方杂处之人,亦无不沐浴熏陶,感发兴起,则书院之为功于人心风俗者,又不独六邑(徽州府属的六个县)之人被其泽也。”39他们热心于宏大的祭祀,由于祭祀朱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们把募刻的康熙皇帝赐与婺源书院优崇朱子之祭的扁额悬挂于书院醒目之处,而且他们可以从湖北省的地丁银内支取三百两祭银。他们异常珍惜这种特殊的荣耀,每年春秋二祭请极具权威的仕宦和官员来主祭。尽管这样耗费大量钱财,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因为这一方面通过对朱子地位的宣扬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加强他们与官府的亲密程度,这些都能为短暂祭期过后的长期商贸活动提供便利。此外,他们也热衷于举办慈善事业,文人聚会,自豪地表现他们的地位和势力,并且“特意尝试去影响和改变地方社会方式和风俗。”40
综上所述,以紫阳书院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会馆组织,通过朱子的道统地位来确立他们的群体身份。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被他们带到汉口,在构建会馆组织中得到利用,在群体内达成共识并最终得到加强。在会馆的建构过程中,家族力量掌控着会馆的运作,其组织内部呈现出显著的血缘性与地缘性,内部组织松散并且高度分化。所以,他们的活动就更要体现出文化的意义,发挥其强大的规范控制力,因此他们的活动时时呈现出“一种固有的美和神性”,因此,笔者将这类商人会馆组织定义为“礼俗性会馆组织”。
2.利益型会馆组织:以秦晋商人的山陕会馆为例
19世纪汉口繁华的街市上,常常有秦晋商人闲散地溜达。与同时代的徽商不同,他们的形象不是那么光鲜,甚至与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常常遭到一般市民的戏谑:“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41他们总是憨厚而大度地对这些嘲讽性言辞付诸一笑,不如徽州商人一般心高气傲,没有野心去做城市文化与时尚的领头人;然而在商业上他们就极具天分地表露出他们的精明来,他们极为务实,“宁愿在一个联系紧密、内聚性的‘亚族群团体’中过一种谨慎而朴素的生活。”42
这样的精明务实在他们于同治九年重修山陕会馆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与徽州商人一样,秦晋商人在为会馆建设筹备资金时也遇到捐款微薄的相同困难,然而他们不会像徽州商人那样请来同籍仕宦反复发布捐款号召,而是采取了认股集资的办法;并且一旦意识到捐输有限之后,他们果断采取措施,对过往的货物抽取厘金。43这种强制性手段,在实际运作中显示了公平性和有效性。
在会馆建成之后,秦晋商人对筹集的资金帐目作了清晰的总计,很是庆幸抽厘这一明智之举,称: “奈布施为数不多,工大费拙筹不易,幸我两省商人公议筹捐厘金,以资工筑,迄今二十五年仅共收布施三万四千有奇,厘金则数倍过之,共陆续捐厘银并息二十五万之谱,光绪七年,功筑八九。” 44
在会馆的权力运作方面,山陕会馆没有出现宗族控制的局面和血缘网络,其内部由一个个独立的商帮构成,这些商帮中有的是地域性的,如太原帮、汾洲帮;更多是同业性的,行业间分得很细,如红茶帮、盒茶帮、卷烟帮、西烟帮、花布帮、西药帮等。对于一个商号而言,它既可以是地域性商帮的成员,同时也可以是行业性商帮的成员。因为在会馆志中,他们常常提到太原的汇业帮与汾州的汇业帮,可见一个票号既可归属于整个山陕两省的汇业帮,又可被纳入他们家乡所在的地缘性商帮。山陕会馆共有23个商帮,其中有十个帮在会馆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尤大,许多重要的条规、碑记(如公同议定抽捐条规、重修西庙春秋楼赋并序)的落款都是“山陕两省十帮同人共立”,而其中的西药帮与西烟帮似乎极为活跃,在会馆大规模重修之前,西烟帮就独自重修了关圣帝君正殿、西药帮独自重修了五圣殿,它们后来都成为山陕会馆的主体建筑。在会馆大规模重修过程中,汇业帮的势力,尤其是太原、汾州两地的汇业,成为了会馆组织的领导核心。同治九年汇业帮的经理武有庆首倡重修会馆,并为会馆的建设作了极大的贡献,人们在会馆的文昌阁之右筑了一个小厅,安放武有庆的劳绩牌。他们在光绪二十五年编修的会馆志中详细列出汇业帮每一届的经理名单。他们规定每年的祭祀“太汾两帮老成轮流主之,或司年首者主之”。45虽然我们可以将太原、汾州的汇业帮称为权力运作的中心,因为他们引导了山陕会馆的祭祀、资金运作(作为汇业,他们也有资格来操作会馆的资金),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会馆内部的各个小的团体(商帮、商号)并不松散,他们建立在面对面的交流上,由一种相互信任、合作和互利的原则支配着,形成一个相对有序公平的机制,十个商帮经常聚集到一起商议会馆的大事,共同承担一些重要的责任,不像徽州会馆那样仅仅由族内的名望之士承担会馆要务;而他们还以全体商号的名义立了“重建山陕西会馆”之碑,编修的会馆里不厌其烦地罗列了1177个商号的每一笔具体捐款。
在会馆的日常经营中,山陕会馆也重视关帝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他们无意将关帝神化,只是取其“忠义”作为凝聚会馆成员的感召力或者是一种商业的准则,并不愿意附于更多的文化意义。他们并不热衷于文人的风雅活动,建筑关夫子春秋楼,突出“吾愿斯楼者,无从咏汉阳芳草之句,与晴川黄鹤同作眺览嬉游之想。盖所以作忠臣义士之凖而非以供验人墨士之娱”。46在日常管理上,由几位司年(或称值年、司事)同时负责,挨班轮流,不得任由某人擅专,管理权限很大,“圣余堂新旧帐据、重修会馆抽捐总册、收支账簿、房屋家具、菜园地基、一应灯彩及银钱收支、应用人役总归值年经管差委” 47;下面有众多馆丁(或称馆夫、役人),由司年差谴会馆杂役。不像徽州会馆的日常事务负责人那样极具族望和个人魅力,山陕会馆的司年只是由秦晋商人择才聘任的,一旦犯了错误就可以驱逐和更换,如他们规定“馆司事住持人等内不准留客过宿,在外不准支取银钱货物,自议之后,倘私留客宿私赊货物一经知觉,逐出会馆决不宽恕”。48这样看来,他们的司年择用原则与徽州商人相反的,他们回避望族,才能机械地、不带感情地驱逐更换。并且有这样一条规定“选用馆丁务要小心谨慎能干办事者充之,不得轻举滥进,每年额给工食外有菊花会股俸”49,可知馆丁可以入股会馆的资金运作(绝大部分来源于市屋的出租,这笔费用除了支付会馆的日常资金外有大量盈余)。虽然从现有的资料中,尚不知道司年在会馆管理中的收入,但是从馆丁入股这一现象来看,可以推断秦晋商人将其独创的“人身顶股制”移植到会馆资金的运作中,即馆内人员可按照职位、资历、贡献,分别顶若干身股,身股与资本股(银股)可以同样按比例分红。
综上所述,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秦晋商人组织,在会馆的内部运作过程中,较多地采用商业的、非血缘的原则,内部形成一个紧密的、有序的、公平的团体合作机制。他们不以文化担纲者为虚名,会馆运作的目标直接地指向商业利益,如同他们所申明的那样“二省之人心齐如一,务使本会稳如泰山;且持之以恒,务以营求利益为要。”50所以,笔者将这类商人会馆组织定义为“利益型会馆组织“。
3.行业型会馆组织:以两湖会馆、茶业公所为例
行业型会馆组织从一开始的形成方式就与礼俗性会馆组织和利益型会馆组织不同,我们来看一个联合式会馆组织的形成过程:十九世纪中期,汉口木材市场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场面。首先到汉口的是江西的“江西帮”和“黄帮”,至十九世纪中叶,他们一直主宰着汉口木材贸易。后来,湖南人将木材运到汉口的附属市场鹦鹉洲而获得了垄断权,江西和黄州木材商无法挤入。当时另有汉水流域的“汉帮”,他们在木材贸易中隶属于江西和黄州商人,两派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太平军战事平息之后,随着木材市场的重新开市,鹦鹉洲上建起20多个湖南会馆, 1865年湖南木材商人联合建立“两湖会馆”。湖北汉帮商人于70年代初到汉阳府衙门去控告湖南人霸占鹦鹉洲。汉阳县长以湖南商人排斥当地商人为由将大部分的商业贸易判给汉帮商人,进而对湖南人实行经济制裁。湖南人不服,求助于他们的两个在国内有突出地位的同乡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都有亲戚在木材商行)。在曾的要求下,湖北巡抚干预汉阳知县的决定,做出折衷裁决:木材经营和运输权仍归湖南人,而将牙行的美差交给汉帮。接着,作为调解人的曾和左还提出让汉帮商人加入湖南的两湖会馆的办法,于是两湖会馆实际上成为武汉木材市场的第一个包括不同地方来源的贸易组织。51以这样的方式联合起来的会馆组织还有米业公所、茶业公所、1870年之后的药王庙等。
可见,在行业型会馆组织形成之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会馆组织存在,它们可以是礼俗性会馆组织,也可以是利益型会馆组织。起先,它们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后来基于一定的原因联合起来。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联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米业公所于康熙十七年(1678)成立时的对外宣言52:
“我等从事粮食经纪,管理汉口米市,需有会议大厅供如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否则意见不一,度量无统一标准,我等将难以履行职责。而米为人所必需,若度量不一,将何以出示检查纪录,更何以见信于人?故此,我等会集订出度量准则,并将定期检查以昭郑重”。可见,这些从事米业的商人力图寻求米业市场的统一与规范而联合成立了一个米业公所。这个公所不是针对某个地域或者行业内部的部分利益而设置的,而是面向整个汉口的米业市场而设立的一个遂行“经济政策”的管理机构。
与前两种会馆组织类型不同,联合式会馆组织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会馆内部成员争取商业空间和利益的服务性角色,它们更加乐意直接参与到整个汉口的市场贸易中去,充当一个管理者甚至是经纪人的角色。以汉口茶业公所为例53:
19世纪60年代,汉口有六个茶帮,每一帮都各依省界而建,分属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山西和安徽,内部包容各色的茶庄和茶客。当时汉口的茶叶市场因为竞争而十分混乱,衡器不统一,茶样与成品不符,信贷不守信用等情况妨碍着中英之间的茶叶交易。同治十年(1871),各帮会联合建立了汉口茶业公所。为了解决茶商提供的茶样与成交茶叶质量不符的问题,他们在公所集会议上定了两条规定,其一是不再允许茶商事先通过经纪商把茶样提供给西方买者,而是要求一个商人等到他的全部货物运到了经纪人的货栈时才能从大量的茶叶中随便选出一个样品盒。这种选择不是由买者而是由茶业公所特派的选择人来选。其二是为了减少外国人的怀疑,建议由购买茶叶商行的一位成员和经纪人的代理人(“经手”)进行检查,在过磅和最后购买时随机抽样查看。为了阻止外国买者因市场波动而违背合同售价,公所进一步规定,在过了总数磅重和抽样查看商品后的三天之内必须付款并将货物运走。而为了解决秤量茶叶衡器不统一问题,他们规定,中方公所与外国商会各出一名公证人,并同意汉口的英国商会竞选这一职务。其次,建立茶叶过磅的标准和监督规定,严格使用西方磅制;任何时候的大宗买卖,不论是在中国货栈或在外国货栈,都要在公所某个职员的直接监督下公开过磅;重申禁止事先或私下送样,提议由公所官员选样。
就这样,汉口茶业公所不仅成为汉口茶叶市场的规则制定者,而且成为茶叶贸易过程中的监督者。这也说明针对汉口的整个市场,联合式会馆组织的经济行动实质上完全得以自主运作,官府只是在形式上以协调者的身份出现,如光绪九年(1883),汉口道台恽彦琦面对英商的抗议仍然坚持维护汉口茶业公所的新规章。同时,会馆内部成为一个高度团结、行动一致的有机体,面对市场的失序,他们能够集聚到一起共同商议约束规则;面向外商的不利经济行为,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进行抵制,共同谋求一个合理的、开放的市场。通过规制市场原则,会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承担起更多的城市公共事业,汉口的茶业公所就于光绪十五年(1889)建立起一座新的富丽堂皇的总部,光绪十九年(1894)开始发行汉口第一家、且历时较长的中文报纸——《汉报》。
可见,行业型会馆组织是面向整个汉口市场而联合原有的公馆、商帮、商号而成立的,虽然最初的推动力可能是协调会馆、商帮之间的商业利益冲突,但随着行业式会馆组织不断确立市场规范、整合业界秩序,会馆内部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分工明确的、公平的统一体。所以说,与紫阳书院为代表的礼俗性会馆组织以宗族为纽带拓开自身的商业空间不同,也与以山陕会馆为代表的利益型会馆组织以团体内聚营求利益不同,联合式会馆组织更多地是“建立在基于商业输出与销售网络的实用主义的团结基础之上的”。54它们的产生是与汉口的市场变化相关,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尤其是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汉口开始真正融入了国际贸易的体系中。这使得商业团体在自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整个市场共同遵循合理公平的制度法则,从而保证任何的商业团体都能从市场贸易的规范中获利,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商业群体的特殊利益。
本文从“实践”这一角度出发,阐明了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构建,是一个商人群体在实践中能动地构造一种契合外部社会环境的特定内在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乡意识”得以产生,逐渐被社会、历史所构建成为一个有效的“意义符码”,标界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边界。通过进一步利用现有的意义符码、社会资源构造会馆组织,商人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自我认同的社会团体,并最终以建筑、组织的形式将自身的群体关系稳定了下来;这个渐趋紧密的商人群体也在社会情境中,周旋于社会结构、经济约束与文化制度的外部需要之中,以一种变革的理念能动地选择各种文化符号、社会资源不断再塑造着会馆组织的模式以适应客观社会的需要,因此,以往的意义和认同与社会情境交互作用,使商人群体在实践中生产了新的、变化了的象征符码和集体意义,也构建了新的组织规范和运作理念,使会馆组织的模式处于一个动态的制度创新过程中。根据商人群体实践行动———内部权力结构、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笔者将汉口的会馆组织区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联合式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它们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也有时间上的相互转化,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商人群体的精心构建之中。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关于国内外会馆史的研究与评述,详见于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文史哲》1994年第2期;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9期。
②[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③[清]叶调元:《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④[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三《纪书院本末》。
⑤[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兼山丽泽记》。
⑥[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尊道堂序》。
⑦[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六水讲堂记》。
⑧[德]马克思·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⑨[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卷之八《杂志》,《附吴子丹书》。
⑩[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与同乡书》。
1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再劝乐输文》。
1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尊道堂序》。
14[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半亩池记》。
1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紫阳书院藏书阁序》
1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兼山丽泽记》
1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三《建置》,《纪书院本末》
19[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
2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魁星阁记》。
2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义学记》。
2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义阡禁碑》、《鼎建玉皇殿碑记》。
2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六《执照》。
24[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文昌阁记》。
2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近圣居记》。
2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启秀书屋记》。
2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新街谕禁示》。
29[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义舍示禁》。
3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尊道堂记》。
3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志》,《紫阳书院志略序》。
32[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之《增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序》。
33[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始建祠记》。
34[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八《杂记》,《书汪文仪先生传后》。
35[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始建祠记》。
36[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四《崇祀》,《祭仪》。
37[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六《契墨》,《纪赎市屋人祠》。
38[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重建紫阳书院后序》。
39[清]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之七《艺文》,湖北教育出版社,《尊道堂记》。
40[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1[清]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42[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3详见:《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公同议定抽捐条规》。
44《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重建西会馆筹收厘金布施小引》
45《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祀仪》。
46《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
47《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酌定条规》。
48《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
49《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会馆公同酌定议规开列于左续条》。
50《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光绪廿五年)之《重建西会馆碑记》。
51详见武汉工商联合会档案:《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略》;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的第八章《行会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2转引自彭雨新、江溶:《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3参考罗威廉先生的《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一书中的第四章《茶叶贸易》和彭雨新、江溶《19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
54[美]罗威廉著,鲁西奇、江溶译:《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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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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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黎元洪缔造了民国，刘歆生创建了汉口
1996年冬，园林小队的民工在开挖植树槽时，意外地挖出了一口棺木。棺材里的人身着绸装，陪葬品除了一个十字架之外，别无他物。后来人们才知道，躺在棺材里的是曾经的一代地产大王刘歆生。
刘歆生曾经对黎元洪说，都督您缔造了民国，而我刘歆生创建了汉口。这句话听起来很狂，但却又不是全无道理。尽管如今刘歆生这个名字并不能给人如雷贯耳的感觉，可在清末民初，他的确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如今繁华的江汉路当年叫做歆生路，就是以这位大亨的名字命名；而中山公园的前身西园，曾是刘歆生的私家公园。划船计价、开办华商跑马场的故事也曾经令老人们津津乐道。他拥有上起舵落口，下到谌家矶，前起中山大道，后至张公堤的大片土地，和上海的哈同、天津的高星桥并称为当时中国的三个地产大王。
白手起家
刘歆生1857年出生在汉阳县柏泉乡刘家嘴村，三代赤贫。少年时，他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插秧、放牛、打猪草、放鸭。他读书一直是佼佼者，从小学到中学，他和后来的辛亥名人孙武都是同窗。
因为祖父、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刘歆生也受洗入教，与汉口天主堂神父金宝善相识。金神父见刘家贫困，借钱200串给刘家开牛奶坊，就这样，15岁的刘歆生离开了农村来到汉口当了一个牛奶工。他后来也入堂奉教，并学会了英语。不久，他通过天主教会的关系进入
汉口太古洋行当练习生，后升为写字兼跑街，月薪纹银10两。
尽管如此，40岁以前，刘歆生几乎事事不顺。他曾和汉口天主堂教友、法国人金正裔合资到湖北省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结果亏本2万余元；接着办歆生记铁、木工厂，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899年，已经42岁的刘歆生得金正裔的推荐，到法商立兴办洋行当买办，才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三年后，他又担任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的买办，丰厚的收入使之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而买办的身份又为其个人投资提供了契机。
刘歆生真正掘得的第一桶金据说“带着白芝麻的香味”。
刘歆生的父亲在汉口谋生时，曾收留一位叫刘长陆的河南籍落魄青年为养子。后来，刘长陆经人介绍到轮船上打杂，历经辗转竟然当上了上海立兴洋行的买办，这位义兄是刘歆生后来跃居华中首富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当时欧洲人很喜欢吃中国的芝麻油，当刘长陆得别上海各大洋行准备大量收购白芝麻时，便将此消息告诉了刘歆生。刘歆生果断地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到襄樊一带设点大量收购芝麻，然后将这些收购到的芝麻用小船沿汉江运到汉口，再转到大船上沿长江运到上海，卖给法国人，这一转两转之间就赚到了50万两银子。
这一战决定了刘歆生的财富命运。
“缔造”汉口
开埠初期的汉口，房地产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产业，这正是冒险家梦寐以求的良机。当时汉口市区限于今中山大道的硚口至一元路与长江、汉水之间的狭长地带，一到夏天涨水便沦为泽国，所以大多农民乐于低价出让这片低洼的土地。
刘歆生独具眼光，他见汉口租界日益发展，外商纷至沓来，敏感地预计到汉口市区必然会逐步扩大。他把自己卖芝麻赚的全部资金和义兄资助的银两都用于购买土地。沿着卢汉铁路两边的湖地，不论面积大小，他几乎是见卖就买。钱不够了，还向银行钱庄高息借款。
刘歆生买地时，许多地已经成了湖，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便先在土地的四角立上旗杆，然后撑着小划子，以划桨次数为计量单位，一片一片地将土地改为刘姓。以划桨的次数来计价，这恐怕也是地产买卖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了。
几年之内，刘歆生收购了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当年还未修堤），南至租界，方圆60平方公里之内的湖荡地，几乎囊括了市区可能发展的全部土地，成为名符其实的“汉口地皮大王”。
1901年，刘歆生成立了填土公司，开始将他那些湖沼和低地填实。他还成立了制造填土工具的铁工修理厂，又雇佣大量劳力，经年累月平整土地，以供开发。
1905年，张公堤筑成后，堤内的湖地不再受水害而成了良田。这时，清廷汉口地方官将堤内土地分段清查登记，编制成鱼鳞图册，按册印发“板契”营业。这个地区上自舵落口，下迄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南达铁路边，在这样大片的土地上，刘歆生占有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张公堤的建成和土地的清查注册，不仅使地价增值，产权也有了保障。
1907年，汉口城墙拆除，修建后城马路，汉口向外发展的趋向已十分明了。人们这时才意识到刘歆生的先见之明，他所拥有的大片土地，正是汉口的发展必经之地。
随着汉口的日渐繁荣，市区不断扩大，英国人决定扩大租界面积。而新租界的外缘就是刘歆生已经买下的大片湖荒地。这片地段与租界犬牙交错，治安、管理、交通、税收都很成问题。
英方为此先后向刘歆生提出了买、租或借这块地皮的要求，起初刘歆生是坚决拒绝的。后来经过法英租界当局协商，他才同意了，但他同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今后英租界的土木建筑工程必须承包给刘歆生；第二，这条路建成后，所有权属于中国，而且必须以刘歆生的名字作路名。
之后，工部局即在此段土地上筑成两条马路，即扬子街和歆生路（道路修成后，租界当局特呈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将此路命名为歆生路，即今江汉路后花楼口至中山大道部分）。
刘歆生接着又向歆生路北段延伸，修筑了歆生一、二、三、四路和民意路等。在歆生二路（今江汉二路）对而往东，修建了华商街，并在此街周围提供大量地皮给汉口工商界人士，修筑起10多条街道，一个汉口新区赫然呈现。
《汉口竹枝词》中有诗为证：“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一个开发商影响了一个城市的面貌，这在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史中并不多见，但刘歆生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将黄土变成金，还善于按料加工，打造成价值连城的抢手货。在繁华和接近繁华地段，投资从宽，租赁从严。在尚待开发的土地上，以较少资金建简易板皮房，或出租地皮，由租赁人自搭临时房屋。而靠租界地区，先把高楼大厦毛坯树起，一次收取两年租金，装修工程由租户自己负责，并约定几年后将房屋收回，如要继续租用，则需另行签约。
财富气节
作为商人，刘歆生追求利润，但也讲究诚信，对往来客户商家十分大度，也能乐善好施。担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时，他代各钱庄放了不少贷款，遇到兵荒马乱，有人无力偿还，他一律负责垫款还贷，虽然个人损失不少，却赢得了良妤的口碑，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树立了很高的商誉。
修筑张公堤共用去80万两日银，刘歆生就捐资60万两；为了扼制危害民众的鸦片，刘歆生办了许昌烟厂劝导吸鸦片的人改吸纸烟。由于刘歆生的诸多善举，他在老百姓中声望很高。
1902年前后，英国人在汉口兴建西商跑马场，吸收高级外侨为会员，但歧视中国人。一次，身为汉口酋富的刘歆生欲从正门进入，也遭到阻止。他一气之下打算建一座中国人专用的跑马场。1906年，由他提供地皮，与人合作建成了“华商跑马场”，吸引市民赌马。华商跑马场对所有人开放，生意一直做得十分红火。其实，这也不是一时之气，跑马场建成后人气很旺，形成一个了新的商圈。
刘歆生的私人花园“刘园”和“西园”都是当时的名园，但作为一个地产大亨，他的生活却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奢华。刘歆生的生活极其俭朴，不是宴客招待朋友的时候，一般不大去“刘园”，平日饮食，有一鸡汤或牛肉汤即可。
刘歆生在购地填土修路建房的过程中，由于扩张太快，开支浩繁，到1911年就已积欠华洋各界款项达500余万两。晚年，刘歆生虽因债务关系，拨出了大量地皮，但直到他去世，他占有的地皮面积，仍稳居众商之首。
1938年，日寇攻进武汉，伪军强占了刘歆生位于汉口循礼门的刘家花园作司令部。日本人想要刘歆生出面当维持会长，为侵略者效力，可是他们始终找不到刘歆生本人。原来，早在日军逼近汉口时，刘歆生就警告其家人，不准和日本人做生意，要相信中国人的血性和耐力，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日军侵入汉口前，他住进了法国租界一直没有露面，直到病重去世。
日军长期找不到刘歆生，恼羞成怒，派兵守住刘家的大门。
1941年，刘歆生去世后第三天，家中为其出殡发丧，但日军依然堵住大门不让出入。无可奈何的刘家人只得清晨从后门将灵柩抬出。灵柩经过唐家墩、姑嫂树，后又用船运到柏泉刘家嘴西边的山坡下葬，沿途有许多老百姓在路边跪送刘歆生的灵柩。
84岁的刘歆生在当了半生地产大王后，留下一个血性、有民族气节的背影，为自己的传奇人生划上了句号。
1996年冬，园林小队的民工在开挖植树槽时，意外地挖出了一口棺木。棺材里的人身着绸装，陪葬品除了一个十字架之外，别无他物。后来人们才知道，躺在棺材里的是曾经的一代地产大王刘歆生。
刘歆生曾经对黎元洪说，都督您缔造了民国，而我刘歆生创建了汉口。这句话听起来很狂，但却又不是全无道理。尽管如今刘歆生这个名字并不能给人如雷贯耳的感觉，可在清末民初，他的确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如今繁华的江汉路当年叫做歆生路，就是以这位大亨的名字命名；而中山公园的前身西园，曾是刘歆生的私家公园。划船计价、开办华商跑马场的故事也曾经令老人们津津乐道。他拥有上起舵落口，下到谌家矶，前起中山大道，后至张公堤的大片土地，和上海的哈同、天津的高星桥并称为当时中国的三个地产大王。
白手起家
刘歆生1857年出生在汉阳县柏泉乡刘家嘴村，三代赤贫。少年时，他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插秧、放牛、打猪草、放鸭。他读书一直是佼佼者，从小学到中学，他和后来的辛亥名人孙武都是同窗。
因为祖父、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刘歆生也受洗入教，与汉口天主堂神父金宝善相识。金神父见刘家贫困，借钱200串给刘家开牛奶坊，就这样，15岁的刘歆生离开了农村来到汉口当了一个牛奶工。他后来也入堂奉教，并学会了英语。不久，他通过天主教会的关系进入
汉口太古洋行当练习生，后升为写字兼跑街，月薪纹银10两。
尽管如此，40岁以前，刘歆生几乎事事不顺。他曾和汉口天主堂教友、法国人金正裔合资到湖北省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结果亏本2万余元；接着办歆生记铁、木工厂，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899年，已经42岁的刘歆生得金正裔的推荐，到法商立兴办洋行当买办，才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三年后，他又担任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的买办，丰厚的收入使之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而买办的身份又为其个人投资提供了契机。
刘歆生真正掘得的第一桶金据说“带着白芝麻的香味”。
刘歆生的父亲在汉口谋生时，曾收留一位叫刘长陆的河南籍落魄青年为养子。后来，刘长陆经人介绍到轮船上打杂，历经辗转竟然当上了上海立兴洋行的买办，这位义兄是刘歆生后来跃居华中首富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当时欧洲人很喜欢吃中国的芝麻油，当刘长陆得别上海各大洋行准备大量收购白芝麻时，便将此消息告诉了刘歆生。刘歆生果断地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到襄樊一带设点大量收购芝麻，然后将这些收购到的芝麻用小船沿汉江运到汉口，再转到大船上沿长江运到上海，卖给法国人，这一转两转之间就赚到了50万两银子。
这一战决定了刘歆生的财富命运。
“缔造”汉口
开埠初期的汉口，房地产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产业，这正是冒险家梦寐以求的良机。当时汉口市区限于今中山大道的硚口至一元路与长江、汉水之间的狭长地带，一到夏天涨水便沦为泽国，所以大多农民乐于低价出让这片低洼的土地。
刘歆生独具眼光，他见汉口租界日益发展，外商纷至沓来，敏感地预计到汉口市区必然会逐步扩大。他把自己卖芝麻赚的全部资金和义兄资助的银两都用于购买土地。沿着卢汉铁路两边的湖地，不论面积大小，他几乎是见卖就买。钱不够了，还向银行钱庄高息借款。
刘歆生买地时，许多地已经成了湖，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便先在土地的四角立上旗杆，然后撑着小划子，以划桨次数为计量单位，一片一片地将土地改为刘姓。以划桨的次数来计价，这恐怕也是地产买卖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了。
几年之内，刘歆生收购了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当年还未修堤），南至租界，方圆60平方公里之内的湖荡地，几乎囊括了市区可能发展的全部土地，成为名符其实的“汉口地皮大王”。
1901年，刘歆生成立了填土公司，开始将他那些湖沼和低地填实。他还成立了制造填土工具的铁工修理厂，又雇佣大量劳力，经年累月平整土地，以供开发。
1905年，张公堤筑成后，堤内的湖地不再受水害而成了良田。这时，清廷汉口地方官将堤内土地分段清查登记，编制成鱼鳞图册，按册印发“板契”营业。这个地区上自舵落口，下迄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南达铁路边，在这样大片的土地上，刘歆生占有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张公堤的建成和土地的清查注册，不仅使地价增值，产权也有了保障。
1907年，汉口城墙拆除，修建后城马路，汉口向外发展的趋向已十分明了。人们这时才意识到刘歆生的先见之明，他所拥有的大片土地，正是汉口的发展必经之地。
随着汉口的日渐繁荣，市区不断扩大，英国人决定扩大租界面积。而新租界的外缘就是刘歆生已经买下的大片湖荒地。这片地段与租界犬牙交错，治安、管理、交通、税收都很成问题。
英方为此先后向刘歆生提出了买、租或借这块地皮的要求，起初刘歆生是坚决拒绝的。后来经过法英租界当局协商，他才同意了，但他同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今后英租界的土木建筑工程必须承包给刘歆生；第二，这条路建成后，所有权属于中国，而且必须以刘歆生的名字作路名。
之后，工部局即在此段土地上筑成两条马路，即扬子街和歆生路（道路修成后，租界当局特呈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将此路命名为歆生路，即今江汉路后花楼口至中山大道部分）。
刘歆生接着又向歆生路北段延伸，修筑了歆生一、二、三、四路和民意路等。在歆生二路（今江汉二路）对而往东，修建了华商街，并在此街周围提供大量地皮给汉口工商界人士，修筑起10多条街道，一个汉口新区赫然呈现。
《汉口竹枝词》中有诗为证：“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一个开发商影响了一个城市的面貌，这在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史中并不多见，但刘歆生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将黄土变成金，还善于按料加工，打造成价值连城的抢手货。在繁华和接近繁华地段，投资从宽，租赁从严。在尚待开发的土地上，以较少资金建简易板皮房，或出租地皮，由租赁人自搭临时房屋。而靠租界地区，先把高楼大厦毛坯树起，一次收取两年租金，装修工程由租户自己负责，并约定几年后将房屋收回，如要继续租用，则需另行签约。
财富气节
作为商人，刘歆生追求利润，但也讲究诚信，对往来客户商家十分大度，也能乐善好施。担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时，他代各钱庄放了不少贷款，遇到兵荒马乱，有人无力偿还，他一律负责垫款还贷，虽然个人损失不少，却赢得了良妤的口碑，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树立了很高的商誉。
修筑张公堤共用去80万两日银，刘歆生就捐资60万两；为了扼制危害民众的鸦片，刘歆生办了许昌烟厂劝导吸鸦片的人改吸纸烟。由于刘歆生的诸多善举，他在老百姓中声望很高。
1902年前后，英国人在汉口兴建西商跑马场，吸收高级外侨为会员，但歧视中国人。一次，身为汉口酋富的刘歆生欲从正门进入，也遭到阻止。他一气之下打算建一座中国人专用的跑马场。1906年，由他提供地皮，与人合作建成了“华商跑马场”，吸引市民赌马。华商跑马场对所有人开放，生意一直做得十分红火。其实，这也不是一时之气，跑马场建成后人气很旺，形成一个了新的商圈。
刘歆生的私人花园“刘园”和“西园”都是当时的名园，但作为一个地产大亨，他的生活却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奢华。刘歆生的生活极其俭朴，不是宴客招待朋友的时候，一般不大去“刘园”，平日饮食，有一鸡汤或牛肉汤即可。
刘歆生在购地填土修路建房的过程中，由于扩张太快，开支浩繁，到1911年就已积欠华洋各界款项达500余万两。晚年，刘歆生虽因债务关系，拨出了大量地皮，但直到他去世，他占有的地皮面积，仍稳居众商之首。
1938年，日寇攻进武汉，伪军强占了刘歆生位于汉口循礼门的刘家花园作司令部。日本人想要刘歆生出面当维持会长，为侵略者效力，可是他们始终找不到刘歆生本人。原来，早在日军逼近汉口时，刘歆生就警告其家人，不准和日本人做生意，要相信中国人的血性和耐力，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日军侵入汉口前，他住进了法国租界一直没有露面，直到病重去世。
日军长期找不到刘歆生，恼羞成怒，派兵守住刘家的大门。
1941年，刘歆生去世后第三天，家中为其出殡发丧，但日军依然堵住大门不让出入。无可奈何的刘家人只得清晨从后门将灵柩抬出。灵柩经过唐家墩、姑嫂树，后又用船运到柏泉刘家嘴西边的山坡下葬，沿途有许多老百姓在路边跪送刘歆生的灵柩。
84岁的刘歆生在当了半生地产大王后，留下一个血性、有民族气节的背影，为自己的传奇人生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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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黎元洪：民主革命年代慎行寡悔的决策高手
2011年10月08日 15:16 来源：北京青年报
辛亥革命中的传奇人物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原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心腹，在武昌起义中被推举为革命党湖北都督。之后，黎元洪经历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二次革命、帝制复辟及府院之争。在这些波澜曲折的政治震荡中，黎元洪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下野之后，黎元洪致力于投资实业，成了大实业家。他一生经历变幻无数，却得以善终，与他慎行寡悔的决策心理分不开。
黎元洪的相貌雍容富贵，慈善亲民，被时人称为“黎菩萨”。世人都认为黎元洪是个性格懦弱的人，连黎元洪的老师严复都说他“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但这样的人真的能三番五次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求得保全？显然不是，其实黎元洪具有超高的决策心理，即慎行寡悔。慎行寡悔的决策心理会使人做好风险评估与管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不会因一点小事就患得患失，使得自己应对自如，进退有据。黎元洪就是民主革命年代的决策高手。
■怀柔政策安抚革命党
黎元洪早年家贫，后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先后入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当时湖北地区工商、交通、文教等发展迅速，成为了革命党人的活跃地。对此，黎元洪则是睁只眼闭只眼，表现得较为开通豁达，绝少用狂暴滥杀的手段，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保护了革命党人。
1903年，革命党人刘静庵得黎元洪提拔而成为护升，协理文书。后刘静庵与黄兴的信件被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而或轻判，不久黎元洪又将其保出。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其中六人是黎元洪军中之人，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因此被会社称为“爱护当兵文人、厚重知兵”的“当时名将”。
从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怀柔政策可看出，一方面黎元洪的息事宁人是为了消除对自己仕途的祸端，免得闹大了震动朝廷落下罪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黎元洪对革命的旁观态度，毕竟对于参加甲午战争而大难不死的黎元洪来说，可能也看出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因此，他的这种行为尽管有一定的风险性，却也不失为两头取巧的办法。
■剪发明志，接受都督之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士兵率先起义，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也随即撤出。武昌起义出乎意料的顺利，但是黄兴、宋教仁又远在上海，群龙无首，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将来领导，免得起义被搞成“兵变闹事”。黎元洪就成为了众望所归的人选。然而他正左右为难：“我身居协统地位，部下兵变，如果革命党失败，我必定会受到朝廷的严厉处分；如果革命党成功，我能否活命也不得而知。”尽管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但他在三天内却一言不发，木偶尸居，不划一策。期间，革命党人多次威逼，甚至要枪毙黎元洪。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才同意出任都督。
黎元洪索性真把性命压在了革命党一边。当天下午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了辫子，还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 出任都督之后，他一反呆若木鸡之态，即刻主持军政会议，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黎元洪以革命党人自居，态度全然转变，可见黎元洪对于全国的革命形势也了然于心。他接见了美国驻汉口领事，决心“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以共和为政体”。17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设坛、祭天、誓师活动，设黄帝轩辕氏牌位，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宣誓：“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黎元洪出任都督，推动了尚在观望之中的东南各省的态度，立宪党人与开明士绅，纷纷襄赞革命，黎元洪也借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名声，顺理成章成了“革命元勋”，后来黎元洪几次被推举上总统之位，与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反对帝制复辟
捍卫共和
黎元洪作为辛亥革命的功臣，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也多次被当作筹码和拉拢的对象。很多人认为黎元洪是个借用辛亥革命的政治投机分子，但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黎元洪却是共和制度的护卫者，即便在袁世凯的胁迫下，也未尝更改。
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还想黄袍加身更上一层楼。当时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不赞成帝制，但眼见二次革命失败，手无兵权的黎元洪不敢与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但袁世凯未予批准，更以荣禄的旧宅相赠，黎元洪于9月迁入，闭门谢客，不发一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拥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5日，袁世凯发布了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他认为把黎元洪这位“武昌首义元勋”拉下水，帝位会坐的稳固。但出乎意料的是，黎元洪却表示：“鄙人决不敢领受……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1916年，袁世凯称帝83天就众叛亲离，在绝望中死去。徐树铮审时度势，又帮段祺瑞策划利用黎元洪作傀儡，建立皖系专制统治。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参加一战问题上发生分歧，美国要求中国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对德宣战，并答应借给军费，黎元洪表示同意。然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答应借巨款给段祺瑞，以扩充其势力。由此段祺瑞力图把黎元洪作为傀儡，因而发生总统与总理争权斗争，习称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此时，黎元洪虽为总统，却颇为受气。段祺瑞认为黎元洪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徐树铮表现得更直接，对黎元洪没有好脸色，还常常令他下不了台，黎元洪也说：“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我怕见他。见了他，犹如芒刺在背。” 在徐树铮眼里，黎只是个盖印总统。有一天，徐树铮送一份公文进府盖印，内容是山西省更动三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大为不悦，愤慨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制。”
之后《京报》披露，中日秘密签订了一亿元的军事借款，黎元洪借人们反段情势，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徐树铮南上北下，四处活动，企图联合北洋督军拥段倒黎。不久，北洋督军准备在天津拥徐世昌为大元帅，建立临时政府，推翻黎元洪为首的北洋政府，拥段上台。无武力支援的黎元洪无法，只得邀请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来个倒戈，拥立溥仪复辟。为了挽救民国，黎元洪更摒弃前嫌，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要冯根据约法代理大总统职务。同时，黎元洪又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让他和冯国璋合力平叛。几天后，段祺瑞正式率兵讨逆，7月7日与张勋交战，到12日即攻入北京，历时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被迫下台。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由于曹锟选举作弊，黎元洪被迫下台。至此，黎元洪的政治生涯终结，他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成了大实业家。
■坚持嫁女，酿成悲剧
黎元洪一生大事都处理得相当精明，但是偏偏在事关女儿的幸福上，犯了糊涂。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一生未纳小妾，两儿两女都是夫人吴敬君所生。
1913年，袁世凯正式成为大总统，却将黎元洪视为心腹大患，因此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元洪赴京，实则将黎元洪软禁起来，袁世凯企图以结为姻亲来控制黎元洪，黎元洪被迫无奈，权衡之下只好嫁一个女儿给袁家。袁世凯看重的是政治联姻，对于儿子娶黎元洪的哪个女儿并不在意。于是，当时年仅8岁的小女儿黎绍芳就稀里糊涂地被许配给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
黎绍芳年纪渐长，就对这种包办婚姻产生了不满，央求姐姐劝解父亲退婚，但黎元洪始终不肯答应。黎绍芳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之后精神便开始失常。黎元洪似乎对这件婚事异常固执，直至他1928年去世，袁家早已败落，他仍丝毫没有退婚的打算。
黎元洪去世后，黎家长子黎绍基告诉袁家，黎绍芳精神已不正常，袁家是否还要迎娶？袁家回复为两家的交情，父辈的事反悔也不好，病可以治疗。但当事人袁克玖却说：“我是为我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自己的。”年纪二十八岁的黎绍芳最终不得不嫁入袁家，忧郁终日而患精神病。结婚一年，袁克玖即纳小妾，黎绍芳大病一场，回到娘家疗养也未见效，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死在了那里。
事实上，黎绍芳的这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的。作为袁世凯亲信的徐世昌，同样也与袁家有儿女婚约，却在后来背弃了这门联姻。当时，与其女儿有婚约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坚从美国留学归来。袁家想举行婚礼。但徐世昌得知，袁克坚是被哈佛大学开除学籍才回国的，即决定取消婚约，令袁家大怒，骂他是“人去人情去”的小人。比起徐世昌，黎元洪的迂腐令人难以理解！
总之，黎元洪一生经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尽管由于后期势单力薄不得不受制于人，却能在如此混乱环境中坚守民主共和，着实难能可贵，恰如其挽联所言：“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小贴士
拿破仑曾说过：“做决定的能力最难获得，因此也最宝贵。”决策是一切后续行为的指引，好的决定，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成功，而差的决定，则会给人带来灾难，由此可见决策的重要性，而关键时刻的决策则更考验着人的分析能力与心理承受力。那么，该如何进行决策呢？
1.长远眼光 分析情势
决策者有句话：“缓慢决策，快速行动。”这个“缓慢”并非指拖沓，而是做决策的时候，注意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势和利益，以估计之后的发展形势。对情势了解的越全面，就越能做出最利于自己的决策，不要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对全局的观察，那样终将得不偿失。
2.积极应对 评估风险
没有风险的决策，是平庸的决策。它不会给人带来改变和前进，只会令人原地踏步。因此，决策需要寻求更高的成就和利益，相对的，其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决策的时候就需要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如果决策失败，需要承受什么后果，如何寻求生机等等，这是决策者必有心理准备。
3.因势选择 斗争策略
不是每一个决策者都自己握有决策大权，有些更可能处于两难境地，那么就需要根据形势选择斗争策略，不一定是非得拼个鱼死网破，有时候等待、回避，甚至妥协，都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决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此类决策，等待，反而更能找准机会，所以，决策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要留有进退自如的空间。
4.择善固执 须有原则
决策的修改变更不利于行动的实施，更会引起人格的质疑，因此需要决策者具有原则性和个人信用，但并非决策一丝都不可改动。一方面决策者认定了这个决策，就需要坚持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倾听反对派的意见，毕竟反对派才能看出决策的漏洞在何处，这有益于决策的完善。
■文/岳晓东博士
2011年10月08日 15:16 来源：北京青年报
辛亥革命中的传奇人物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原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心腹，在武昌起义中被推举为革命党湖北都督。之后，黎元洪经历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二次革命、帝制复辟及府院之争。在这些波澜曲折的政治震荡中，黎元洪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下野之后，黎元洪致力于投资实业，成了大实业家。他一生经历变幻无数，却得以善终，与他慎行寡悔的决策心理分不开。
黎元洪的相貌雍容富贵，慈善亲民，被时人称为“黎菩萨”。世人都认为黎元洪是个性格懦弱的人，连黎元洪的老师严复都说他“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但这样的人真的能三番五次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求得保全？显然不是，其实黎元洪具有超高的决策心理，即慎行寡悔。慎行寡悔的决策心理会使人做好风险评估与管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不会因一点小事就患得患失，使得自己应对自如，进退有据。黎元洪就是民主革命年代的决策高手。
■怀柔政策安抚革命党
黎元洪早年家贫，后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先后入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当时湖北地区工商、交通、文教等发展迅速，成为了革命党人的活跃地。对此，黎元洪则是睁只眼闭只眼，表现得较为开通豁达，绝少用狂暴滥杀的手段，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保护了革命党人。
1903年，革命党人刘静庵得黎元洪提拔而成为护升，协理文书。后刘静庵与黄兴的信件被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而或轻判，不久黎元洪又将其保出。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其中六人是黎元洪军中之人，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因此被会社称为“爱护当兵文人、厚重知兵”的“当时名将”。
从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怀柔政策可看出，一方面黎元洪的息事宁人是为了消除对自己仕途的祸端，免得闹大了震动朝廷落下罪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黎元洪对革命的旁观态度，毕竟对于参加甲午战争而大难不死的黎元洪来说，可能也看出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因此，他的这种行为尽管有一定的风险性，却也不失为两头取巧的办法。
■剪发明志，接受都督之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士兵率先起义，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也随即撤出。武昌起义出乎意料的顺利，但是黄兴、宋教仁又远在上海，群龙无首，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将来领导，免得起义被搞成“兵变闹事”。黎元洪就成为了众望所归的人选。然而他正左右为难：“我身居协统地位，部下兵变，如果革命党失败，我必定会受到朝廷的严厉处分；如果革命党成功，我能否活命也不得而知。”尽管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但他在三天内却一言不发，木偶尸居，不划一策。期间，革命党人多次威逼，甚至要枪毙黎元洪。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才同意出任都督。
黎元洪索性真把性命压在了革命党一边。当天下午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了辫子，还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 出任都督之后，他一反呆若木鸡之态，即刻主持军政会议，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黎元洪以革命党人自居，态度全然转变，可见黎元洪对于全国的革命形势也了然于心。他接见了美国驻汉口领事，决心“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以共和为政体”。17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设坛、祭天、誓师活动，设黄帝轩辕氏牌位，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宣誓：“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黎元洪出任都督，推动了尚在观望之中的东南各省的态度，立宪党人与开明士绅，纷纷襄赞革命，黎元洪也借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名声，顺理成章成了“革命元勋”，后来黎元洪几次被推举上总统之位，与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反对帝制复辟
捍卫共和
黎元洪作为辛亥革命的功臣，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也多次被当作筹码和拉拢的对象。很多人认为黎元洪是个借用辛亥革命的政治投机分子，但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黎元洪却是共和制度的护卫者，即便在袁世凯的胁迫下，也未尝更改。
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还想黄袍加身更上一层楼。当时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不赞成帝制，但眼见二次革命失败，手无兵权的黎元洪不敢与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但袁世凯未予批准，更以荣禄的旧宅相赠，黎元洪于9月迁入，闭门谢客，不发一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拥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5日，袁世凯发布了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他认为把黎元洪这位“武昌首义元勋”拉下水，帝位会坐的稳固。但出乎意料的是，黎元洪却表示：“鄙人决不敢领受……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1916年，袁世凯称帝83天就众叛亲离，在绝望中死去。徐树铮审时度势，又帮段祺瑞策划利用黎元洪作傀儡，建立皖系专制统治。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参加一战问题上发生分歧，美国要求中国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对德宣战，并答应借给军费，黎元洪表示同意。然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答应借巨款给段祺瑞，以扩充其势力。由此段祺瑞力图把黎元洪作为傀儡，因而发生总统与总理争权斗争，习称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此时，黎元洪虽为总统，却颇为受气。段祺瑞认为黎元洪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徐树铮表现得更直接，对黎元洪没有好脸色，还常常令他下不了台，黎元洪也说：“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我怕见他。见了他，犹如芒刺在背。” 在徐树铮眼里，黎只是个盖印总统。有一天，徐树铮送一份公文进府盖印，内容是山西省更动三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大为不悦，愤慨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制。”
之后《京报》披露，中日秘密签订了一亿元的军事借款，黎元洪借人们反段情势，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徐树铮南上北下，四处活动，企图联合北洋督军拥段倒黎。不久，北洋督军准备在天津拥徐世昌为大元帅，建立临时政府，推翻黎元洪为首的北洋政府，拥段上台。无武力支援的黎元洪无法，只得邀请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来个倒戈，拥立溥仪复辟。为了挽救民国，黎元洪更摒弃前嫌，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要冯根据约法代理大总统职务。同时，黎元洪又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让他和冯国璋合力平叛。几天后，段祺瑞正式率兵讨逆，7月7日与张勋交战，到12日即攻入北京，历时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被迫下台。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由于曹锟选举作弊，黎元洪被迫下台。至此，黎元洪的政治生涯终结，他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成了大实业家。
■坚持嫁女，酿成悲剧
黎元洪一生大事都处理得相当精明，但是偏偏在事关女儿的幸福上，犯了糊涂。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一生未纳小妾，两儿两女都是夫人吴敬君所生。
1913年，袁世凯正式成为大总统，却将黎元洪视为心腹大患，因此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元洪赴京，实则将黎元洪软禁起来，袁世凯企图以结为姻亲来控制黎元洪，黎元洪被迫无奈，权衡之下只好嫁一个女儿给袁家。袁世凯看重的是政治联姻，对于儿子娶黎元洪的哪个女儿并不在意。于是，当时年仅8岁的小女儿黎绍芳就稀里糊涂地被许配给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
黎绍芳年纪渐长，就对这种包办婚姻产生了不满，央求姐姐劝解父亲退婚，但黎元洪始终不肯答应。黎绍芳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之后精神便开始失常。黎元洪似乎对这件婚事异常固执，直至他1928年去世，袁家早已败落，他仍丝毫没有退婚的打算。
黎元洪去世后，黎家长子黎绍基告诉袁家，黎绍芳精神已不正常，袁家是否还要迎娶？袁家回复为两家的交情，父辈的事反悔也不好，病可以治疗。但当事人袁克玖却说：“我是为我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自己的。”年纪二十八岁的黎绍芳最终不得不嫁入袁家，忧郁终日而患精神病。结婚一年，袁克玖即纳小妾，黎绍芳大病一场，回到娘家疗养也未见效，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死在了那里。
事实上，黎绍芳的这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的。作为袁世凯亲信的徐世昌，同样也与袁家有儿女婚约，却在后来背弃了这门联姻。当时，与其女儿有婚约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坚从美国留学归来。袁家想举行婚礼。但徐世昌得知，袁克坚是被哈佛大学开除学籍才回国的，即决定取消婚约，令袁家大怒，骂他是“人去人情去”的小人。比起徐世昌，黎元洪的迂腐令人难以理解！
总之，黎元洪一生经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尽管由于后期势单力薄不得不受制于人，却能在如此混乱环境中坚守民主共和，着实难能可贵，恰如其挽联所言：“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小贴士
拿破仑曾说过：“做决定的能力最难获得，因此也最宝贵。”决策是一切后续行为的指引，好的决定，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成功，而差的决定，则会给人带来灾难，由此可见决策的重要性，而关键时刻的决策则更考验着人的分析能力与心理承受力。那么，该如何进行决策呢？
1.长远眼光 分析情势
决策者有句话：“缓慢决策，快速行动。”这个“缓慢”并非指拖沓，而是做决策的时候，注意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势和利益，以估计之后的发展形势。对情势了解的越全面，就越能做出最利于自己的决策，不要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对全局的观察，那样终将得不偿失。
2.积极应对 评估风险
没有风险的决策，是平庸的决策。它不会给人带来改变和前进，只会令人原地踏步。因此，决策需要寻求更高的成就和利益，相对的，其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决策的时候就需要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如果决策失败，需要承受什么后果，如何寻求生机等等，这是决策者必有心理准备。
3.因势选择 斗争策略
不是每一个决策者都自己握有决策大权，有些更可能处于两难境地，那么就需要根据形势选择斗争策略，不一定是非得拼个鱼死网破，有时候等待、回避，甚至妥协，都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决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此类决策，等待，反而更能找准机会，所以，决策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要留有进退自如的空间。
4.择善固执 须有原则
决策的修改变更不利于行动的实施，更会引起人格的质疑，因此需要决策者具有原则性和个人信用，但并非决策一丝都不可改动。一方面决策者认定了这个决策，就需要坚持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倾听反对派的意见，毕竟反对派才能看出决策的漏洞在何处，这有益于决策的完善。
■文/岳晓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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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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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15世纪中后期，汉口已成为全国 性的商业中心，与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并称为中 国的四大商业名镇。到清代中叶，汉口成为了“居 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转输搬运，肩相摩，踵相 接 ”，“灶 突 重 沓 ，嘈 杂 喧 呶 ，夜 分 未 靖 ”，“舳 舻 相 引 ， 数 十 里 帆 樯 林 立 ，舟 中 为 市 ”，“人 烟 数 十 里 ，贾 户 数 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货宝奇珍之所聚”， “五 方 杂 处 ，百 艺 俱 全 ”，“户 口 二 十 余 万 ”的 “九 州 名 镇 ”[34]。 当 时 商 人 誉 之 为 “汉 口 极 大 市 镇 ”[35]。"
"武昌、汉阳经济地位下降。武昌南市从南宋 到明代一直是武汉的商业中心，可是到了明朝末年， 河道主流线向汉阳一边摆动，泥沙受到冲洗。鹦鹉洲淹没以后，江上船只失去了避风港，转而停泊在大江北岸靠汉阳的江边，盛极一时的南市，也随之衰落。之后，随金沙洲、白沙洲的淤起，武昌南市曾再度繁荣，但二洲的消失、靠岸又使之再次湮没，从此再未兴起。[30]"
"汉阳在宋元时期商业极为繁荣，特别是汉阳南门一带以及从东门到汉水入江新口一带(也称南市)最为繁盛。宋胡寅《登南纪楼》诗形容汉阳商业及繁盛说:“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 ，差鳞衔舳舻 。”1 [17] 汉阳和武昌南市都是当时长江的大港口。明初，汉阳最繁盛的商埠是位于汉水故道上汉阳及汉川交界处的刘家隔，到嘉靖时，已是 “四方商贾辐辏，烟火连井，舟楫连津”的商业中心 。[23]190明朝中叶 ，汉阳南纪门外出现新兴港口刘公洲，成为四方舟楫聚泊避风的良港，“自汉阳三里坡直抵南纪门，跨府城东南，捍江涛而聚贾泊，为利甚溥 ”[31] 。 1566 年以后刘公洲被冲没 ，使江水直冲汉阳城，南纪门外广数十丈的钥匙头和距江五百余丈的南坛等建筑，皆沉没江中，繁华的汉阳南市葬身江中。后虽有“补课洲”的兴起，也只是昙花一现。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自然灾害袭击，天启、崇祯、顺治年间 (1621— 1644 年 )商贸发展的重点开始由汉江南岸逐渐向北岸汉口转移。汉阳逐渐萧条，人口不断减少 。[32]沙洲的消长 、岸线的变迁严重影响了武昌和汉阳的商贸发展，最终因汉口的兴起而衰落了。"
"崔颢看到的鹦鹉洲 康熙末年已沉入江底
武汉的江心洲中最有名的当属鹦鹉洲，唐代大诗人崔颢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让鹦鹉洲闻名天下。但是，今天的鹦鹉洲已经不复诗中的场景，它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江心洲了，名叫鹦鹉洲的所在地今天是繁华的居民区和街道，我们只能在依然尚存的“鹦鹉路”等地名中感受到其存在。
由于两岸的堤防限制，以及龟蛇山的岩石地质所形成的“节点”作用，长江武汉段的河道变化不大，但是，由于水流和淤沙的原因，江心洲的变化比较明显，有的消失，有的靠岸，有的新崛起，不一而足。
“鹦鹉洲”正是一个经历了消失又再次崛起的江心洲。根据《水经注》记载，崔颢诗中的古鹦鹉洲大约是位于今蛇山以南、鲇鱼口以北，由南至北，洲长约四公里。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的《鹦鹉赋》而得名。
古鹦鹉洲在唐宋元时期是商业集市繁荣之地，“洲前万户人家”、“列肆如栉”。明朝末年，长江中游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期，水量的增大加快了狭窄河段水流的速度，使得鹦鹉洲不断下沉，到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完全沉没于江底。
清朝乾隆年间，汉阳南纪门外江边又淤出一个新沙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汉阳鹦鹉洲。这个新的鹦鹉洲有10余里长的岸线，水深适宜，滩地宽阔，至嘉庆年间逐渐成为湖南、湖北商人的竹木集散地。后来由于长江水流泥沙的综合作用，鹦鹉洲逐渐靠岸，成为今天看到的居民聚居区。"
"继崔颢之后，李白对鹦鹉洲多次吟唱。其一生坎坷，虽有超人才华而不容于世，经历与祢衡相似。他流放夜郎途中遇赦，登岸触景生情，挥毫写下《鹦鹉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意犹未尽，又登高赋《望鹦鹉洲怀祢衡》，“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一时翰墨流芳，来鹏《鄂渚除夜书怀》，“鹦鹉洲头夜泊船，此时形影共凄然。难归故国干戈后，欲告何人雨雪天。”孟浩然对江酹酒，“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看江中鹦鹉洲。”温庭筠挥散《西洲曲》……诗人们抒发心中的块垒，留下千古传颂的佳句。"
"苏东坡被贬为黄州提刑，游黄鹤楼，长江、汉水波涛滚滚，鹦鹉洲芳草萋萋尽入眼底。登高夜泊，诗人联想自己的不幸，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一气写下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以及《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
"武昌、汉阳经济地位下降。武昌南市从南宋 到明代一直是武汉的商业中心，可是到了明朝末年， 河道主流线向汉阳一边摆动，泥沙受到冲洗。鹦鹉洲淹没以后，江上船只失去了避风港，转而停泊在大江北岸靠汉阳的江边，盛极一时的南市，也随之衰落。之后，随金沙洲、白沙洲的淤起，武昌南市曾再度繁荣，但二洲的消失、靠岸又使之再次湮没，从此再未兴起。[30]"
"汉阳在宋元时期商业极为繁荣，特别是汉阳南门一带以及从东门到汉水入江新口一带(也称南市)最为繁盛。宋胡寅《登南纪楼》诗形容汉阳商业及繁盛说:“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 ，差鳞衔舳舻 。”1 [17] 汉阳和武昌南市都是当时长江的大港口。明初，汉阳最繁盛的商埠是位于汉水故道上汉阳及汉川交界处的刘家隔，到嘉靖时，已是 “四方商贾辐辏，烟火连井，舟楫连津”的商业中心 。[23]190明朝中叶 ，汉阳南纪门外出现新兴港口刘公洲，成为四方舟楫聚泊避风的良港，“自汉阳三里坡直抵南纪门，跨府城东南，捍江涛而聚贾泊，为利甚溥 ”[31] 。 1566 年以后刘公洲被冲没 ，使江水直冲汉阳城，南纪门外广数十丈的钥匙头和距江五百余丈的南坛等建筑，皆沉没江中，繁华的汉阳南市葬身江中。后虽有“补课洲”的兴起，也只是昙花一现。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自然灾害袭击，天启、崇祯、顺治年间 (1621— 1644 年 )商贸发展的重点开始由汉江南岸逐渐向北岸汉口转移。汉阳逐渐萧条，人口不断减少 。[32]沙洲的消长 、岸线的变迁严重影响了武昌和汉阳的商贸发展，最终因汉口的兴起而衰落了。"
"崔颢看到的鹦鹉洲 康熙末年已沉入江底
武汉的江心洲中最有名的当属鹦鹉洲，唐代大诗人崔颢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让鹦鹉洲闻名天下。但是，今天的鹦鹉洲已经不复诗中的场景，它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江心洲了，名叫鹦鹉洲的所在地今天是繁华的居民区和街道，我们只能在依然尚存的“鹦鹉路”等地名中感受到其存在。
由于两岸的堤防限制，以及龟蛇山的岩石地质所形成的“节点”作用，长江武汉段的河道变化不大，但是，由于水流和淤沙的原因，江心洲的变化比较明显，有的消失，有的靠岸，有的新崛起，不一而足。
“鹦鹉洲”正是一个经历了消失又再次崛起的江心洲。根据《水经注》记载，崔颢诗中的古鹦鹉洲大约是位于今蛇山以南、鲇鱼口以北，由南至北，洲长约四公里。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的《鹦鹉赋》而得名。
古鹦鹉洲在唐宋元时期是商业集市繁荣之地，“洲前万户人家”、“列肆如栉”。明朝末年，长江中游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期，水量的增大加快了狭窄河段水流的速度，使得鹦鹉洲不断下沉，到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完全沉没于江底。
清朝乾隆年间，汉阳南纪门外江边又淤出一个新沙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汉阳鹦鹉洲。这个新的鹦鹉洲有10余里长的岸线，水深适宜，滩地宽阔，至嘉庆年间逐渐成为湖南、湖北商人的竹木集散地。后来由于长江水流泥沙的综合作用，鹦鹉洲逐渐靠岸，成为今天看到的居民聚居区。"
"继崔颢之后，李白对鹦鹉洲多次吟唱。其一生坎坷，虽有超人才华而不容于世，经历与祢衡相似。他流放夜郎途中遇赦，登岸触景生情，挥毫写下《鹦鹉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意犹未尽，又登高赋《望鹦鹉洲怀祢衡》，“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一时翰墨流芳，来鹏《鄂渚除夜书怀》，“鹦鹉洲头夜泊船，此时形影共凄然。难归故国干戈后，欲告何人雨雪天。”孟浩然对江酹酒，“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看江中鹦鹉洲。”温庭筠挥散《西洲曲》……诗人们抒发心中的块垒，留下千古传颂的佳句。"
"苏东坡被贬为黄州提刑，游黄鹤楼，长江、汉水波涛滚滚，鹦鹉洲芳草萋萋尽入眼底。登高夜泊，诗人联想自己的不幸，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一气写下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以及《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
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关于这种区域理论，罗威廉教授在其因汉口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长江中游流域的社会经济整合的考察中有详尽的论述。[101]1465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年升格为镇，此后被常设为镇。19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这一地域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地域内特产化商品的输出和经过汉口的商品交易，而控制流通大宗商品的山西、新安、江西、广东、宁波等有实力的外来客帮商人集团。新安、江浙商人主要控制米的经销，江南商人主营木材，广东、山陕商人则为茶，而山陕商人则掌握着金融业；与此相对而言，当地商人则经营省内外的木材，控制交通业及本地产的米、茶等专营项目。当初的汉口，由客帮确立其垄断性的霸主地位；但在19世纪中叶，与力求摆脱当时产生的政治、财政危机的动向相呼应，促进超越地方主义的地区整合潮流应运而生。汉口市的客帮、本帮超越派别利益，形成了同业行会联合体，并被当局赋予实质性的市政运营的主动权，向包括全地区范围内自治的目标迈出了划时代的前进步伐。"
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日]斯波义信
一、考察的缘起——为何从空间说起
1．绪言
就经济史的一般课题而言，由于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服务？处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和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横向和纵向时空两方面进行剖析，也许能概括其要点及解答上述问题。[1]
但是，前近代的经济状况不仅是纯经济的因果关系的关连。一般说来，影响经济的外因无非是外敌人侵、自然灾害、疫病、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等，再就是与社会心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这是逐渐加以判明的。由于经济史的研究面临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的基点已兼而备之，可以说比较合适的理论能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2]比较概括地抓住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来看，即是自1960年代、1970年代以来逐渐明朗、产生影响而具有革新意义的结构史或结构主义历史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着更为广泛的、全新的研究方法、表现手法及研究领域，显而易见，这是符合历史意识走向的潮流。
以这种观点考察事件史的短时期波动与经受住政治剧变而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事件史就被纳入比较长期的动态史和构造史，于是，其周期循环的制约作用就浮现出来。当借助事件史（个人的时间）、动态史即景气变动史（社会的时间）、构造史（地理的时间）三要素去抓住历史时，作为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视的就是长时段的结构史和中时段的动态史。这一理论还包容了“整体论”的冷静思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作为前者追求的日标是：建立人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论坛（译者按：西方通常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范畴），从收集资料到推论、比较、概括方面促成两者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完善，以求公正地把全人类、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网罗无遗。而后者的主张在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以一国为中心的——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普遍史研究的先验模式。依靠人类学的关注，一方面追求比较接近于一般历史研究方式的范围广泛地观察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注重对普通人民日常大众生活水平的研究，以求从中总结出纷繁复杂的阶级、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3]。
作为中国学研究领域范围内的经济史研究，其作用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还不如说是置于通晓中国历史（“中国通”）的地位。因为经济史研究者比较适应接近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所以能充分灵活运用历史学家比较擅长的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概括手法[4]，从详细的事实中提供结论作为首要的目标。这一基本态度与上述新的现代历史意识观念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当新问题史学就人类总体（buman collectivity）的日常生活记录提问，或者就其各种主要的变革与由形形色色的环境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性质有着怎样的接合设问时，现存的中国学理论框架范畴内显然无法引出完满的、足以自圆其说的解答。另一方面，从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自我保存为目的而遗留下来的、以“官样文章”式的资料为核心内容的现有文献学中，自然也还无法提供足以自圆其说的基础资料，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客观现实。
最近，罗威廉教授[5]及杰弗里·巴拉克劳格（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6]各自分别提出其广义的新社会史学理论，反思了中国学研究的动向，中国学在广义的社会史学术潮流中已具备国际规模。其中，不妨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所作的贡献试加定位，这种反省对于今后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无论是一味强调西欧中心论还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均是不行的。今日的学术潮流着眼于对广义社会史基本事实的发掘，致力于对与长期持续波动相适应的内在成长变化及其原因的叙述分析。就这一点而言，以加藤繁、内藤虎次郎教授为先驱的日本的中国社会研究，起步比欧美及中国的研究领先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正因为日本学者把握了中国通史的各个时代，抓住了其中若干个主要的、内在原因导致剧变的划时代关键期，与此相呼应，就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局面，从横向、纵向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几乎是平均密度的观察，才有可能对基本事实定位。
回顾一下学术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教授，十分重视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威廉·詹姆士·艾施莱（William James Ashley）、威廉·康宁翰（William Cunningham）教授等构建的l9世纪历史学派的理论框架，及其历史主义的内外批判方法，采用其广搜博采历史事实，谨慎、正确地积累知识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7]。历史学派而有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理论，全都对加藤繁教授的研究方面的框架构想留下深刻影响。例如，他指出中国这一空间单位的广大与差异、进化与中断停滞周期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社会要素的重要性[8]。但加藤繁教授的基本观点（态度）倒不如说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总括而言，不外乎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唐末至朱（乃至先秦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作出解释，这种一贯的研究方法比较消极。
这种历史主义仅止于历史派经济学的静态直观研究法，招致后来来自历史学家方面的历史批判，以及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方法论的批判。它与马克斯·韦伯的史观中总体史的单系因果发展论全不相容。与此相关，围绕同一学说的不同作用问题，在日本的汉学界也确实存在．研究者中的许多人牵强附会追求新鲜课题，热衷于关于中国史的“近代性”，或近代的起源勘定等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宏观进化模式，都把思考框架构建的着重点置于阶段进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研究方法致力于发掘影响全国发展水平的中国各时期的内在发展史的基本事实，并对这些基本事实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概念化、抽象化，从而得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步伐决非停滞不前的结论。一系列明显成长的样本确实存在，伊懋可[9]、罗威廉[10]、杰弗里·巴拉克劳格[11]各位教授的论著中也明确谈到这些观点，他们的论述为究明上述论点作出了贡献。
关于近代的起源问题，为力求时代划分的准确，在内在发展的动态及其各阶段的划分两者的相互关连性问题上，尚须进行详尽而穷根究底的考察：对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王朝政权（agrarian regime）的社会制度，即关于其土地所有制、财产制度（所有、让渡、转移）、农业劳动的形态、身份制度及秩序、村落基层秩序的性质和变迁等方面进行考察。此外，还有国家与社会的相关涉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君主独裁制度基本框架导致政府内部权力分配及其变化（克服贵族制的独裁制）的研究水平，还是以亚洲专制制度与共同体为参照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抑或是超越阶级关系的身份制专制机构的研究，还有探究行政力的渗透（bureaucratization）与社会的成长（Secularization）相关性的研究，均成为涉及深层次迫切需要洞察的课题。还有就是关于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史上，比较明显的商业集约产生于宋代、明末和l9世纪后半期。探索这些划时代时期，就其商业资本集约的规模和性质如何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勘定产业资本主义萌芽肇始于哪里，其前提条件及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又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其论述和讨论尚有待于深化。
正如罗威廉教授[12]正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今日新社会史学的不断质问下，我们也能共同拥有关于中国史各时代的实质性的基础知识体系；对于社会结构的长期波动和变迁的涯略洞若观火的展望也成为可能，而之所以能兼具有效分析方面的多种概念、模式、基本框架，不言面喻，这从作为先行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研究方面获益甚多。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在近年的历史意识指导下广为流行的对象领域，以及按照正在被改善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重新认识中国总体史的情形下，学者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离期望的知识水平的目标相距甚远，离理应填补的事实上、手法上的空白犹有莫大的距离。早自1950年代起，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就反复强调，要从只关心中央或全国性的社会制度知识方面的研究中迈出新的一步，重视对地方社会的日常性现象的发掘研究，这一点十分重要，也颇具必要性。[13]杜熙德教授还作出了这样直率的判断：即使是对像唐宋时代这样较早出现社会剧变的划时代时期的勘定，理所当然尚且还有相当普遍的细部实证的领域有待开拓，更遑论其他时代。如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达到的水准，与西欧史研究的水平相比，恰相当于百年前弗里德里克·西波姆（Frederic Seebohm）教授（1833-1912年）的名著《英国的乡村共同体》（The English Village Comnunity，1883）和保罗·加夫里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Paul Gavrilovitch Vinogradoph）教授（1854-1925年）的力著《英国的农奴》（Villeinage in England，1892）这样的水准。[14]笔者推测杜熙德教授所想述及的含意是：近百年来，在西欧社会经济研究中所确立的地域史研究方法的框架、人口史研究、家族复原、农村社会全面真相复原等研究领域中，西欧所控制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与中国史研究的水平有着明显的差距和差别。
另外，相对于这种独立的见解，1950年代以来的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也存在地域的、空间的差异，或存在诸如划分时期观点不同的现象。关于这类地域史研究正在改观的状况，日本学者正在努力赶时间集中精力关注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这一点也必须加以指出。确实，可以说产业史和商业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及其本身环境要素的复合研究，还有与社会金字塔形成层次的复合有密切关系领域的研究自然而然随之开始；与此相关连的市民、农民的群众运动和中间层次统治层权力控制的结构分析，以及社会制度研究范畴的土地占有制、财产制度、税收制度或技术史、定居史等方面的研究正在日益广泛地拓展。[15]
2．关于地域差异问题研究的认识
近年来对空间差异研究的关心与日俱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至于对此关心的动机究竟如何，则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看法各不相同而很不一致。历史学家受过基本训练，擅长于搜集、占有史料并从中概括出颇具导向性的结论。当史家面临充满差异的详细事实时，就用其一流的概括法对付“挑战”，作出解释，决不至于有被“问题”史学看出其有失偏颇的倾向。于是历史学家特别关心表明时代性、时代风格之类的有关社会制度架构的内容。尤其是在这个采取单系直线进化论为出发点（立足点）的场合，惟一最被重视的未必是各地的微妙而细小的差异，而是有助于概括时代性和基本社会制度的那种内在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甚至会影响到全国规模的动态与发展变化的形势。反正一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以宏观进化的动态为主，至于差异，则不如说是从属性的和无关紧要的。随着研究的进展，按不同时期、不同课题有效细化的专题研究完成得越来越多，观察与举证也更为精细，其细部差异呈比例地理所当然地显露出来。而历史学家对这种细部的复合与概括方面的构想间的某些空白，未必就积极地探索，并填补这种研究上的空白。但当研究的累积水平还达不到粗线条与细密大致平衡时，擅长于对事象一般化抽象且颇具洞察力的史家，就只有依赖“叙述史学”的手法，反而能通过客观描述达到对历史真相作适当解释的程度，这样的实例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而，从具备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基础知识的研究者的眼光来看，确认事象的差异，承认若干参数间是有意复合的关系，考虑到其制度体系的系列功能，在注意相关变数方而，尽力找出其生成与变化的道理就很必要。由此而言，空间差异提出的挑战与其说来自这种研究基础，还不如说问题产生于其本身。上节讨论结构史论的发展史时，对事件史的动态及其结构的周期循环性制约作用曾有所涉及。虽然同样在说其内在发展动力，但其规点却未必是分阶段进化的，另外用全国线一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也未必可行，宁可分为长、中、短期的时间尺度，根据整理有序的空间单位，以究其制度体系和相关变数，反复积累中等水准的样本，才能作出合理解释。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前贤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这一空间差异（地区差别）论题作出颇有启示意义概括的，反而是以历史学家为主的辛勤探索。恐怕以桑原骘藏教授的《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1925年）为最早[16]，随后的论著则可举出加藤繁教授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1944年）[17]、宫崎市定教授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概要》（1964年）[18]、冈崎文夫及池田静夫教授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1940年）[19]等。上述论著的内容和研究深度或有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就人口史动态，尤其是向南推进型进而向内地移民区推进的历程，基本的技术变化（交通、农业、产业等方面）、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倾向（劳动力、资本集约）、社会的商业化、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流动与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抓住了这些经济文化要素从华北向华中、华南，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生态利用空间作重点移动这一关键问题。以上论著也许未必拘泥于那一时期政治史的阶段进化的时代划分，按照生态空间划分作历史的叙述，即合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教授《地中海世界史》一书中提出的构想。
历史学家以外，农业经济史学家天野元之助教授在《中国农业史研究》（1962年始刊，1979年增补）[20]、《中国农业的地域扩张》（1979年）[21]等书中，确认以春秋战国、三国六朝、唐宋、新中国为划时期断代坐标，分别按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这样的各大地域加以考察，确立农具、品种、作物种植方式、施肥、土地利用、土地占有、商业化等为考察指标，证明了空间农业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程序。集历史学家、人口学家于一身的社会史学家何炳棣教授（容后详述），就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黄土平原农业、唐末至宋的江南的灌溉稻作农业、明末清初的新大陆作物的引入与中西部山区的农业拓展这些方面，着眼于技术变化和资源利用的空间推移；同时详细考察了人口流动史上的边境运动，作为汉学家开始对与土地、人口相关的动态考察，显示了其从时、空两方面进行横向、纵向论证的研究方法。[22]
此外，作为卡尔·魏特福格尔教授（K.A.Wittfogel）的及门弟子、社会人类学者的冀朝鼎教授，推广运用乃师的水利社会论对各省模式进行考察，在其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1935年）[23]一书中，即按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断代时期，分别注意考察各地区的水利投资的密度分布及其变迁，揭示以水利为媒介的资源利用向黄土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拓展的过程，考虑到水利及水运提供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统合力，指出了其在经济地理领域内向核心地域转移的历史性变迁。另一方面．持中国为河川国家论的章生道教授，与冀教授迥然相异，从地理学的立场出发深入观察，提出了其关于定居史、城市化过程的论点，即根据地理学视野的通史观察，着眼于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向内地移民运动中显而易见的共同的定居模式，其显著特色是：具有始终如一的定居的低地趋向性情结，中国人历来是低地之民，而且是逐水而居之民，指出了中国人是河川国家之民的重要结论[24]。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定居史上，其移民之际不仅经常充分利用四通八达的河川水系的功能，以提供交通的便利，而且河川水系由于自然的冲积作用而形成分流点，在河口部营造出肥沃的土壤，及与土壤有关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从而导致为人类的定居创造了条件。长期积累而产生的城市化则加速了社会统一的功能。l890年度，福建省的58个县中，有53个是海拔400米以下的低地(中国，特别是在中南部，多为400米以下的低地)，而且有近50个设在靠近河畔的位置。在1890年代，中国l8个省全部1276个县治中，有913个（占72％）分布在海拔400米12以下的低地。不仅县邑的名称大部分能证明其本身地处江畔的地理环境条件，而且其始终一贯的低地定位也被自古以来的历史所证实[25]。汉斯·比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教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关于明清时代的福建、湖南、江苏等地的地域研究，也提出与开发交通道路等密切相关的主张[26]。章生道教授指出：应找出在历史变迁深层的、在文化生态与地文状况之中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制度体系的存在。
不妨把视野集中在唐宋变革期。首先注视一下宫崎市定教授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1943年）[27]，这是关于货币史及与此相关的物价史和工资史，还包括人口史与社会流动研究等方面内容的专著。推测其结构与动态的循环周期，还是有助于推测局部社会与社会总体整合水准相关的绝好对象。这一研究课题，涉及五代至宋初，即由区域割据引起的政治社会极端分裂恢复到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时期，注重于考察其回复到通货统一的动态。宋代具有雇佣兵性质的常备军的组成，成为颇有成效的保护民生的一项措施，因为这一募兵制度解放了劳动力，使之投入于生产活动中去，铜钱也成为最广泛的流通手段而日益取得重要的支配地位，其目的在于以地域为单位经营的资源开发及异地交易的振兴，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权铜钱（货币）的积蓄与军备的增强。这样，日益明显的资源的特产化及与此相配合自然而然应运而生的商业与贸易，只有在中央集权制度的规定下，才有希望实现有效的飞跃。北宋统一即缘此而实现，并为比通货统一更加强化的社会统一创造了条件。
据宫崎教授的深入观察，比宋政府以流通为媒介加快经济制度统一进程更近的事例是在清朝，以海内外产的贵金属黄金储备支配下的铜、银复式本位流通货币供给体制方面一举取得成功[28]。由此可见，似乎唐宋变革期则是这一清朝模式的货币流通体制在古代的原型期。在宋朝，由于以金属铜为主，以铁质币材为辅的货币统一体制的确立，期待流通的同质化相伴面行。因铜资源充裕，大部分的通货统一成为可能，宋代的信用制度也与货币流通相配合而大为发展。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困扰宋政府的边境地区军需供应的特殊情况无法解决，又因国内的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地诱致海内外产的银质钱币储备的比重相对增加，预示着统一的货币政策有始无终的结局。在这种货币史上司空见惯的情况下，与所谓政治统一产生矛盾的地区间通货制度的差异，货币储备及其需求间的供需矛盾加大，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状况与其差异的标识尚有特深入研究清楚。
与人口史尤其是向边境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的研究方面，加藤繁教授早就设定宋代全国、各路、各府州县这样三个不同层次的地域范畴，经处理统计数据而推定其计量方而的动态趋向[29]。继续进行这类人口研究的成果有青山定雄教授《关于隋唐宋三代户数的地域考察》(1936年)[30]，此文以公元606年、742年、1080年各统计年度全国规模户数的计量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就约略近5个世纪期间人口的时空流动的方向性，推测了其概略趋势。青山教授也在这项研究中揭示了全国、区域、地方三个层面上人口变动的时间系列、空间分布方面的动态差异及其相关性，并加以诠释。青山教授特别注重唐宋间南进型的边境移民运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所以与“开发前线”的人口迁移与全国水准的规模性增加相关的纵观整合模式便不难理解。另一方面，人口的地理流动并不显示单纯南下同心圆式的波状轨迹；犬牙交错，屈曲迂回，越地迁徙、向边境集约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伴随着较大差异的人口流动成为明显的倾向。
近年来，约翰·杜兰德（John D.Durand）[31]、郝若贝[32]、贾永吉[33]、刘翠溶[34]等诸位教授[35]用人口学的方法进行再分析，推定11世纪中国人口增加到1亿～1．2亿的规模，全国范围的人口增长率确有较大上升。但如用全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的观点推测，不仅清代约为0.7％～0.8％，明代也只有0.4％～0.5％的水平，因此估计实际人口年增长率仅相当于0.2％～0.4％，这是近代以前性质的规模，历史学家的估计稍有夸张之嫌。与此相反，全国水准的变动，因空间范围巨大，也就是由于内陆移民区中的空白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向边境的大规模移民这两种因素相互抵消，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把注意的焦点从全国移向区域、地方两个层面时，我们对人口局部变动的复杂动向就有明白而实在的认识。这种容后细述的区域、地方人口流动规模的状况，尽管大致沿着全国的动向，但其相对独立的上升、静止、下降、上升的周期循环的规律，应该是可以被探知的。[36]
作为与人口边境运动的时、空间流动过程相关的研究，青山教授在《关于唐代的水利工程》（1944年）[37]文中，充分利用新、旧《唐书·地理志》的资料，把水利投资的广泛推广转移按照时空差异予以考察。杜熙德教授也就唐末以来由地方官员和民众创议而推动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整修的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与边境移民运动相对自律的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引人注目[38]。不言而喻，明清时代日益明显化的社会地域主义，成为地方化[39]的典型。谭其骧[40]、本田治[41]、妹尾达彦教授[42]亦相继对唐宋海塘的营造过程进行了研究，而后佐藤武敏、森田明、长濑守教授等水利史研究会的成员，就中国水利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不倦的分析说明，其范围大致涉及大小河川、湖泊、海涂的护岸、排水、灌溉水利工程及水利田的营造等详尽的地方水利史的研究[43]，一方面围绕水利田营造的公、私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组成及创议者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找出以水利为媒介的共同体单位的社会组织。
在移民史和边境运动的解析方面，一旦自觉意识到上述基本的标识间的要素关联，其史料密度就更为详密。无论社会的整合还是地域差异问题，更为纷繁复杂的是明清的状况，其特定化地域详定进化系列的研究尚有待继续深入。李伯重[补1]、滨岛敦俊[44]、川胜守[45]、森正夫[46]诸位教授的江南税制、土地占有及水利方面的集中而缜密的研究成果就是上述研究的具体例证。滨岛敦俊教授围绕与水利田的生产要素相关联的时间系列的推移，提示了田头制（业食佃力）至照田派役（分圩结甲）这一体系的转化，是颇具启示意义的成果。李伯重教授关于唐宋以来江南农业的劳动集约研究指出．约从l6世纪之际开始。农业资本投入的比重转向增加。
历史研究并非只是限于对其单纯按时代横切面的研究。从社会的纵向、横向层面进行综合研究，采用类似于“断层摄影”还原的手法，由此来看，则社会流动分析的视角颇为有用。无论人口的边境运动还是城市化进程，均可以说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社会流动。如在形成社会层次的断面上，即上下垂直及左右水平方向的人口流动率有可能测定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对该社会的柔结构（fluidity）、整合的水准进行推量。但罗友枝教授等进行的诸如关于识字率、大众教育、大众文化的研究[47]，却限于无法深入于各个时代的断代研究，囿于只有官方资料范畴内的大众模式的社会流动情况，给直接推论其现状带来一定的困难。顺便说一下，李弘祺教授[48]考察了宋代的初等教育，认为其识字的进化水平还不太高。
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移动为研究对象。这是何炳棣教授在1950年代充分参考明清时期的进士同年录（记载同榜及第者的籍贯、姓名、年龄、及第排名位次、上辈三代的宦历、及第资格等的一览表）、一部分地区的举人同年录，以及利用地方志、传记、宗谱、社会小说等提供的资料所取得的业绩[49]，时至今日犹不失为新鲜的研究成果。与流行之说相反，何教授的结论是：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动性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在阶级、社会形成层次、文化层面，还是在其预料的统治与被统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置状态中，形成了二分法以上的复合流动的模式。
关于宋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流动性问题，日本汉学家的见解是：多数从“克服贵族世袭制的君主专制独裁制”这一观点出发，主张流动性的相对水平较高，国际汉学界也已有不少持相同见解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微观细部还存在不同的见解。以现存两件宋代同年录（登科录）作为核心史料使用的周藤吉之[50]、小爱德华·克拉基（Edward Kracke）教授[51]分别据不同的立论背景材料揭示了如下的事实：占进士总数中的近一半的人，是其先祖并无宦历的新人（周藤教授称之为新兴地主阶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从人口边境移动的重点区域（东南地区）出身者居多的倾向。约翰·查菲教授承续这一推定成果而扩展视野，对无出身、恩荫杂流（胥吏）、国子监生、补试、别头试等各种各样出仕的途径，以及关于举人的统计资料考察，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再作深入品昧。他撰写的近著[52]归纳为以下结论：尽管北宋末至南宋，死灰复燃的世袭特权措施开始兴起，尤其是对科举的真正价值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北宋政权的制度纲纪仍得以维持，统治层的新旧交替水平明显比宋以前有所提高，特别是东南社会流动性的频率较高。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把统治阶层社会基础局限于科举制度的这一背景，而是联系血缘关系的影响合起来考虑的话，则流动性的评价又产生了另外的视角。青山教授早就促使我们注意研究：高官往往以广结婚姻为手段，以谋取保持既得地位的动向[53]；郝若贝教授[54]及希拉莉·贝蒂[55]、罗伯特·海姆斯[56]、伊原弘[57]、渡边纮良[58]、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补2]等教授近年的研究也就统治阶层在中央、区域、地方的活动层次及其影响力等内容，或就其广狭程度各异而以婚姻为纽带的特定家族背景，进行了考察。确实，何炳棣、普莱布兰克（E.G.Pulleyblank）教授也这样说[59]：在旧中国，政治社会平等主义（egalitalianism）的观念，除了道家和佛教形而上学的平等说教外，从来就没有培育完善过，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成阶梯状的社会中，作为对有功名者保证有机会平等介入公开竞争的规定——科举制度实施后，在近一千年的中国社会中，与其以前相比，创造出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但是，即使功名是凭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才获取的，一亿人口也决非单个的一亿个个人的集合，无论是在家族、大家族、大宗族的组织中，还是在地缘的组织体系中，抑或在各种各样社会层面构成的阶梯状等级排序的体系中，每个人均是被精心地编组在其体系之中的。在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下，财富和权力固然无法直接换取功名，但如用地方社会底层的目光来看的话，人才也是资源的形态之一，所以期望其产生投入产出效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家族、宗族、近邻等地域组织体系的范畴内，对有希望脱颖而出的人才进行评价、挑选，给予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援（如义庄、族产、贡士庄、义学、乡学、饯别、荐举、会馆公所、移居城市、移民京畿等）与便利[60]，成功者的威信直接影响家族、支房，乃至可以报本归宗．构建更为广泛庞大的宗族组织体。宋代府州的解额和明清时期各省解额的设定，使竞争机会的空间差异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人口的稠密（一定意义上体现财富的集中）与城市化的高水准，对于固定不变的科举成功率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科举制度下，士作为全国功名持有者，一律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原则昭示天下，显而易见。而作为科举对策应运而生的迁徙战略，则适应时代状况，从家族、宗族波及乡帮，与社会组织体系密切结台，甚至发挥着导向功能，不用说这也是理所当然[61]。即使是在这方面，对空间组织及其差异观念的观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就空间差异作为立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而言，在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的研究领域就更为明显。产业史、商业史及交通史研究的开拓为时未久，加藤繁先生着手开创后，详细发掘、博搜旁采有关资料。真正使达一研究领域呈现繁荣局面的，是藤井宏[62]、西嶋定生[63]、佐藤武敏[64]、佐伯富[65]、周藤吉之[66]、青山定雄[67]、星斌夫[68]、波多野善大[69]等前贤的业绩。另一方面，据傅衣凌、严中平、彭泽益、吴承明教授等许多中国学者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近的研究，详考至为可观的档案提供的事实，同时使抽象概括和解释的水准大为提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70]。笔者也姑且附其骥尾对于宋代若干产业和异地商业交易乃至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在宋代、16世纪、19世纪之际，各个时期异地交易的规模与集约水平不断扩大，随之而起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扩张与改善，而且还有需求与流通的市场要素的改善和扩张。近年来，方家的意见对上述这些认识颇相一致。但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商业革命产生于什么时点则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总之，在技术要素（交通、商业、金融、基础产业技术）、市场要素（商业大都会批发组织、金融组织的发达及异地商业城市与县、镇、乡地方市场的连锁制）、区域、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等各个方面，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与前此一千年时期的商业相比，则全都悬殊天隔，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以16世纪以后的状况与宋代商业相比较，则被认为尚存在相当的差距。表示异地商业固定化的会馆、公所（同乡团体设施）的分布．尽管何炳棣教授仅利用方志进行统计，清末的北京已达到400余处（其中华北7省籍者99处，华中、华南8省籍者214处，西南4省籍者24处）；据其他有关60余个省会城市、府州、县镇的现存资料统计，可以确认这类会馆、公所存在700余处[71]。市镇的分布密度，也如本书后篇宁波的事例所揭示的那样，如以公元1227、1560、1730、1900、1930年度时间系列推测其分布状况，则其建构俱全、内容充实的状况判然可见；在明末至清代的江南市镇中，特色商品的专营化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则是集市日间隔期的缩短，再就是商店的专营化有所进展。[72]
流通商品的规模与质量．也存在着广泛的空间差别。两宋分别以开封[73]、杭州为中心集散地的经济圈[74]已被确认；此外，诸如杭州、苏州等江南人口稠密地区与福建、徽州等腹地之间，不仅有奢侈品等贵重商品，而且还有体积大、重量重、单价低的粮食、嗜好品（烟、酒、茶）、木材、矿产品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经常固定的异地交易现象存在[75]。但在16世纪以降，正如藤井、西嶋教授等所揭示的那样，作为纤维商品的棉花、棉布及粮食等商品的异地交易，以更为集约的规模，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76]。
在长江下游地区，类似宋代的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同时辐辏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以来自内陆和边境的粮食供给的固定经常化为前提条件，商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更加提高。因日常交换的普及，背书票据（支票）作为小额货币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及市镇的丛生，全为宋代以降出现的现象。但租税的货币支付方式，在广泛地域实施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明代海禁解除以前之际，开始将日本、新大陆产的银输人中国；清初的头一个世纪，日本、中国云商产的铜也供给中国，这一事件，也给清朝构建银、铜本位的货币制度及充分的货币储备带来较大的变化。近年来，明末、清代物价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参照这些研究[77]似可指出：白银、铜钱价格及谷物价格与谷物税率的变动之间有着颇有意义的关联；另外，按土地、人口比率分别测定各区域、地方的经济整合程度的疏密，与上述的空间差异程度也颇相关。由于这种货币供给的普及，市场要素的扩大也取得了明显的增长。
由此可见，关于宋代与16世纪以降异地商业的规模与性质有所悬殊已可判明，但是这种差异应归结为不同时代的质的变化还是空间的量的扩大？由于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尚难下结论，仍为难以判明有待探索的问题。例如宋代的异地交易，与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无论是城市化模式的框架、基本的商业组织、批发市场组织物资的流通方式，其差异远不止只是具备截然不同的规模与性质而已[78]。这一商业革命的质的飞跃是有充分证据可得到清楚证明的，仅其技术变化与连锁经营这方面就颇具特色[79]。另外，交通技术（尤其是内地水运与海运）得到明显改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带来安全而且迅速的货运。在农业技术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优良作物推广的各种相关技术，在宋代这一时点上划时代地完成了。另一方面，将l6世纪比照为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期，与宋代那种划时代的技术进步能否相匹敌，还有交通技术与动力源的改善，这些方面都必须加以证实才行。17、18世纪带来的新大陆作物，有助于粗放地再利用，至于其放大到什么程度，再就是由于占城稻和早稻的改良，导致相当长期的广泛领域的贡献应如何评估，这些似还全都难以断言。
藤井、西嶋教授对明代诸多纤维作物产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分工、特产化及与其相关的流通业研究，抓住了东南诸省的手工业品与内陆各省的农产品的交换这类双向对流问题；此外，还对从某种意义上设定可分为先进、一般、后进的各区域类型及其变化之中的商品流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在宋代生产率持续不断提高，但主要谷物陷入因本地区过分集中的人口而消费不能自给的窘境．兼之商业与手工业的相对比重较高，须经常从湖广、江西、四川输入谷物。
长江下游流域地区也具备原棉、棉布的地域广阔的交易市场，原棉的一部分向华南输出，同时又从北方各省大量购进原棉。分化为各种规格和品名的长江下游地区产的棉布，与同样兴盛发达的绸布、生丝一起销往外地，开始是华北，然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市场。但入清之后，河南、湖广产的棉布产品，其生产规模扩大和品质改良均已完成，与长江下游地区产品作为同一品牌的商品，占领陕西、云南、贵州市场；湖广米也广泛拓展至江南和广南市场。即使是福建，也以苏、杭、潞州产的丝织品和景德镇产的瓷器冒称当地产品而批发贩运至外地。[80]
随着产业的专业化，诸如棉布行业，由于出现了以模仿中机布、标布和三梭布等名品的仿制品开拓、抢占市场的现象，这充分显示：同一商品围绕占领更为广阔的市场，利用不同等级及价格差别，展开了不同产地间的激烈竞争。即在宋代已经出现这种现象，福建输出的陶瓷仿制越窑产品几可乱真；即使同为丝绸产品．绍兴产的樗蒲绫均与吴兴、遂宁（四川）的同类产品，还有德型绉纱与苏州产品在技术上与主产地一争优劣。遂宁产的越罗比绍兴产的尼罗更胜一筹，而在明州竟也生产似可乱真的婺罗[81]。即就造纸行业而论，有四川产的假苏纸、假山纸、假荣纸、仿池纸，还有四川和绍兴产的澄心堂纸（歙州、池州产的极品纸）等[82]。水稻品种也存在多冠以引入品种来源地名的以假乱真的纷繁复杂现象[83]。上述事例，不仅可以证明技术转移在相当广泛快速地进行，而且还可判定：特定的后进地区在具备互相竞争的技术后，反而可以取得主产地的后来居上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确实，产业的专业化与地域间的等级、价格差别产生的背景在于：内陆移民的时间和空间的广度，以及随之而起的技术转移，商业和贸易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但是，按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区别资源的开发与市场要素的改善，及与之伴随而来的经济集约动向的步调却有快慢的不同；另外，在某地产生的变化，在别的地方却不能产生，这类事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无法给予适当合理的解释。如果假定为注重技术要素，把较高的生产力及丰富的剩余产品作为其决定性因素的话，无论是确立先进、后进地区这样的二分法，还是树立先进、中间、后进，或按谷物供给分为剩余、自给、非自给的三分法，结果都是把差别归结为时空直线发展上的滞后问题。在1368—1953年这一时期，何炳棣教授选择精确度较高年度（1393、1820、1953年等）的人口、耕地统计数据作为依据，细心比较制度方面的有质量的史料，进行了历史的复原[84]。他就宋以后一千年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动态，及与此相关的技术要素、内陆移民三者之间的关联，有如下的见解。
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宋代约在11世纪之际引入以占城稻为主的早生耐旱品种，比西欧早几个世纪启动了“农业革命”。集约化方式经营的安全灌溉的稻作农业导致高人口抚养能力的出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得以前人口稀疏的空地广袤的东南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宋代一举成为在全国也是稠密人口分布的地带。人口增长的步伐在元代受到暂时的阻滞；到了明初，由于生产基础的恢复及向南京、北京周边地区移民而人口再度恢复增长。在明代中、后期，据用有质量的资料弥补不完备的统计数据进行考察，似可推定：人口规模与耕地供给一直呈渐增趋势。长江下游地区，浙北、安徽南部与福建已产生人口过剩现象。尽管手工业和商业的比重增大，但总体上的人口渐增仍有其理由，这是因为：灌溉稻作农业更加得以普及，推广至内陆的空白地区，而这种空白地区在湖南、湖北、淮河流域、华北的一部分、广南、云南都有残留，均可吸收移民定居。以上是何炳棣教授的看法。
由于灌溉稻作农业的扩大而导致的人口增殖，约在1830年前后达到饱和点；因17、18世纪引进新大陆作物，导致以汉水上游流域、四川、陕西、广西、云南地区为主的山地耕地面积的拓展，却同时带来短期内因土壤侵蚀与耕地流失而产生收获递减达到饱和状态的弊病，但新大陆作物也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和人口压力缓和。与西欧社会依赖产业革命的来临、终结长期缺乏粮食状况、一劳永逸解决粮食问题的模式相比，中国宋代农业革命提供的经验却是运用人力和技术占尽空地开垦荒地的方式。经过几个世纪，在17、18世纪出现人口爆炸，耕地扩展和技术更新停滞不前，无能为力；相反，粮食不足与人口过剩状况却加速发展，日趋严峻。
何教授的所论，主要是从历史主义的层面考察。此外，其观察空间则为宏观模式，有将其变化的起因仅归结于技术因素的倾向；而如本书前注[31]—[36]所引近年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现今考察的精确度已有较大改善。对以档案为主的各种资料的挖掘显示，人口、土地、技术是导致变化的因素，关于这些重要变数的变迁，上述研究进行了计量上的详密推测，成为精细化考察的起点。王业键教授[85]考察清代的经济空间，区分其为三种类型：即农业资源得到很好开发，人地比例高，手工业（后来发展为近代工业的一部分）发达的先进区域；人地比例相对较高，一次产业中等发达程度的一般区域；相对而言较低的人地比例，纯牧歌式草原经济的后进区域。先进区域为包括直隶（译者按：其地约略相当于今之河北省）、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东部人口稠密地域；中等水平区域则为包括东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等地的中、西部与缘边地域；后进区域则相当于内、外蒙古（译者按：即今蒙古国）及新疆、西藏、青海等极西、极北的边境地域（与此不同还有按谷物流通状况区分的观点，即认为：自给区域是云南、贵州，不足地区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剩余地区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广西、四川）。
经济发达地区与中等发达地区，其人地比例按时间系列的变化，与此相符若合。其移民的流向地为：（一）湖南、湖北、四川的一部及广西、云贵；（二）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汉水流域；（三）东北；（四）台湾。人口、资本、手工业产品、技术金融财产等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中等经济程度地区流动，相反，粮食、原材料等一次产品则从后者向前者作逆向流动。王教授的意图在于：以理解这种地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基础，探索谷价变动的差异，估算税收、税率、税负的变化。但尚须在技术、生产要素方面，加上地区价格差别，从考虑消费、需求的市场要素方面下功夫。还有关于新安商人、山陕商人势力范围的分布，前者在广大的地区中掌握着盐、铜钱、陶瓷、谷物、茶、铁、织物等行业的经营，后者则控制着盐、票庄业。关于这些现象，似均须详加解释。
如果把王教授之说概括为剩余流出型的地区开发论的话，与此相反的则是傅衣凌教授[86]提出的资源贫乏杠杆说，此说认为地区开发论是为求得山区与边境地区谋求经济改善的起因。早在宋代，商人辈出且其活动取得卓越成功的地区是在山陕、四川、新安、福建等地，这些地区有交通产业之便，又控制了某些特殊资源，具备接近大消费市场的地理条件，决非赖本身剩余资源而自立的封闭地方。傅教授提出的明清时代的江苏洞庭商人（太湖中的孤岛名曰洞庭山出身的商人，此岛宋代起以柑橘栽培著称，后以蚕桑为专营化特产）、山陕商人、福建商人、新安商人，及笔者在本书论及的在旧时代最后亮相的宁绍商人，基本状况亦与此类似。
据傅教授之说，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山村经济发达的地区，虽然未必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方，但在接近市场、交通要道方面却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人口增长已接近临界点的水平，又因收获递减而处于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状态，但却产生了穷则思变的推动力。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说是纯农业，不如说是向商业化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而且首先将这一特色充分发挥，随后，就以积累起来的商业技术与财富为基础，利用外界的商业机遇，向低地移居，来往于城乡之间，控制城市商业和金融业，掌握谷物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在广阔的市场里确立其商业势力范围，且显示其不断扩展的强劲实力。宫崎市定教授、佐伯富教授和寺田隆信教授在关于山西商人及其盐业等的异地交易市场的详细论述中[87]，也有着同样的构思。
关于自宋至明清时代徽州的经济开发史，据叶显恩[88]、朱汉理[89]两位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其山村、边境型的商业性开发的轨迹日益明显。向徽州的移民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成为宗族约束强烈影响当地社会组织的起因。自然人口的增殖，加上唐宋时期规模日益增加的移民定居，已在12世纪之际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导致生活水平的低下，向外地再移民的倾向不断发展。与这种状况相呼应的是徽州人的适应性对策，即由五代之际开始的山村特有的向商业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和农业集约化而导致的生产增加。水利投资则是后者的决定因素，而这一所谓“工学的适应”（容后详述），则进一步扩大了宗族组织的功能。
在徽州，把人才也作为特有的资源加以开发，这方面可举出科举及第者的人数取得超群的成果。但与国家的期望完全相反，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其必然结果。徽州固有的以商业作物为主的“农学的适应”，以及把耕地最大限度利用作为目标的“工学的适应”，全都在15世纪时达到饱和点。兼之这一时期的商业性农业因正税、杂税过重的征课负担，正谋求摆脱困境，打开出路的希望依稀可见。当时，正实行与边饷密切相关的开中法，存在着北部边境军政地带的需求市场。与其说徽州人因土地占有制度的改善而摆脱穷困，还不如说是其作为商业移民，向先进、中进、后进的低地频繁出人，把所得的财富送回乡里，依靠这种双向的流动，解决徽州原籍人地比例达到饱和的状况。
以这一眼光进行的研究，与近年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90]、理查德·维尔金森（Richard G.Wilkinson）[91]、伊斯特·波塞鲁普（Ester Boserup）[92]教授等新经济史学论者洞若观火的看法，颇多相符之处。而且当其持人口、资源、技术相关之说时，主要从技术要素（与农具、品种、肥料的改良相对应的定居方式）角度加以说明，天野教授等农史学家所持观点也作这样的解释。在这种诠释中，关于农业发展与产量增加的原因，在现有耕地的集约性生产扩大与由垦辟新耕地所导致的粗放型扩大生产两种模式间，可试加二者择一的选择。一旦投影这种阶段进化的构思，就可归结为从先进到中进再到后进的技术转移的惯性模式。但最近的学说则主张：与其认为人口增长是主导因素，还不如抓住因土地利用制度变迁而导致农业发展这一关键，似乎这样的观点比较流行。
当土地利用体制从粗放向集约转化时，劳动的习惯方式有所变化，劳动量及劳动时间急剧增加，而且集约经营体制必然导致季节性的不完全雇佣（即冬季失业）现象。与集约经营相适应的高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是制度变革一般性的前提；此外，还有如私有权和土地占有制等外因性质的制度框架范畴的变化，而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所说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93]的递减似乎密切相关的、高度的城市化与移居城市潮，分工、通信、交通、教育、行政的进步等有助于劳动效率提高的要素发达完备。徽州和福建的开发，可以理解为大致沿着以上所说的模式进行，但关于两地区的土地占有制度，从长期看还处于若明若暗的程度，在全都没有经过显著的改良这一点上，无论是与什么样的特殊事情互相关连，仍必须研究情楚。
作为关于劳动习惯行为变化以前的中间阶段，伊斯特·波塞鲁普教授提出了关于非农职业的选择、移居城市的构想[94]，提供了关于贫困型的各商人集团向外界发展动向的启示。在那一时期，与商业、贸易、城市间的关系，在实质上高度集权的王朝体制的规定下，即使能求得某些有效率的改善，但其动向究竟是仍在强化集权制的统治机构；或是向相对延长其寿命的方向起作用，还是最终导致的结局是统治与社会的分权化？即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Albert Hirshman）所说[95]，毋宁说是二者并存的看法似乎更合乎情理。已如藤并宏[96]和罗威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大商人集团向中进、后进的移民区挺进，也如近代的殖民地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不是掌握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基干部分，而是宁可限制其他客商的活动。又，大商人集团在其出没的地域，并不是完全掌握全部的流通商品及所有的流通机构．而是本帮商人擅长于当地产品的交易，并与外来的其他省的客帮商人擅长的本地商品的流通、金融组织或交通产业等与此分别形成互补，以共同活动而成为宗旨，从而创造出总体上的松散联合。这通常被认为是颇具中国固有特色的流通模式。
特别是控制盐交易的山陕、新安商人集团及控制票号的山陕商人，可以说是在与国家官员相勾结，得到政府的支持偏袒而获取垄断地位。[97]新安、福建、宁绍集团商帮，其商人不仅因经商而发迹，还把通过科举的途径出仕官界，也纳入其人才输出的移动战略，事实上也因在全国保持屈指可数的超群的科举成功率而足以自我夸耀[98]。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行政官员勾结垄断商界是他们共有的志向。但他们经营项目仅限于上述几种，而且对市场的控制也决非波及全国范围，甚至在外地城市居留数代后，原籍的乡土情结淡薄而被当地的本帮商人同化[99]。藤井教授认为：作为客帮的外来商人集团给予其所到之处带来的商业冲击，对于当地现存社会制度的分崩离析、例行劳动常规的重新改组，均有较大的作用[100]。但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则有助于中进、后进地区的整合。作为其结果，将
产生新的地方主义。关于这种区域理论，罗威廉教授在其因汉口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长江中游流域的社会经济整合的考察中有详尽的论述。[101]
1465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年升格为镇，此后被常设为镇。l9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
这一地域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地域内特产化商品的输出和经过汉口的商品交易，而控制流通大宗商品的山西、新安、江西、广东、宁波等有实力的外来客帮商人集团。新安、江浙商人主要控制米的经销，江南商人主营木材，广东、山陕商人则为茶，而山陕商人则掌握着金融业；与此相对而言，当地商人则经营省内外的木材，控制交通业及本地产的米、茶等专营项目。当初的汉口，由客帮确立其垄断性的霸主地位；但在19世纪中叶，与力求摆脱当时产生的政治、财政危机的动向相呼应，促进超越地方主义的地区整合潮流应运而生。汉口市的客帮、本帮超越派别利益，形成了同业行会联合体，并被当局赋予实质性的市政运营的主动权，向包括全地区范围内自治的目标迈出了划时代的前进步伐。
姑且据以上概略的素描略加考察。在与广义社会史相关的以往研究中，从肇始之初就曾尝试作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拟就以往意识到的空间差异，纳入其合理诠释的范畴。近年来，随着对农业史、交通史、定居史、人口史、地域开发史、社会移动史、商业史、城市史相关研究的积极进展，关于构成巨大社会空间的各地域的空间差异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引人注目。对这种研究的重视程度已与关于时代变化的综合状况研究处在同等地位，甚至更在其上。地区的周期循环，随着时代、场所的变迁而产生各不相同的步调；同时，与这种变化相关，各地区又随着全国、全社会的周期循环动态而相应以其各自的步调行进着。
在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生态方面，有一种长期制约定居低地的趋向性和人口长期持续增长的动态体制和结构。对这样的环境因素，将其与技术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正日趋自觉和成熟。另外，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从社会形成层次来看，阶级和文化的应有状态显示了远远超过二分法图式的复台性。这种复合性除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相异外，因阶级和文化所隐没的社会组织现实状况的不同而显示的差异，也相当引人注目。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成长乃至发展，每一地区相对来看又有其各自独特的步调，这种现象已随处可见。但当对此进行解释之际，除技术要素外，也要对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的集约方式、移民、城市化、交通要道、商业、市场设施等要因，就地区因素结合集权趋势或地方主义趋势等动向进行具体深入考察，才有可能求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日]斯波义信
一、考察的缘起——为何从空间说起
1．绪言
就经济史的一般课题而言，由于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服务？处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和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横向和纵向时空两方面进行剖析，也许能概括其要点及解答上述问题。[1]
但是，前近代的经济状况不仅是纯经济的因果关系的关连。一般说来，影响经济的外因无非是外敌人侵、自然灾害、疫病、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等，再就是与社会心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这是逐渐加以判明的。由于经济史的研究面临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的基点已兼而备之，可以说比较合适的理论能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2]比较概括地抓住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来看，即是自1960年代、1970年代以来逐渐明朗、产生影响而具有革新意义的结构史或结构主义历史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着更为广泛的、全新的研究方法、表现手法及研究领域，显而易见，这是符合历史意识走向的潮流。
以这种观点考察事件史的短时期波动与经受住政治剧变而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事件史就被纳入比较长期的动态史和构造史，于是，其周期循环的制约作用就浮现出来。当借助事件史（个人的时间）、动态史即景气变动史（社会的时间）、构造史（地理的时间）三要素去抓住历史时，作为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视的就是长时段的结构史和中时段的动态史。这一理论还包容了“整体论”的冷静思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作为前者追求的日标是：建立人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论坛（译者按：西方通常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范畴），从收集资料到推论、比较、概括方面促成两者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完善，以求公正地把全人类、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网罗无遗。而后者的主张在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以一国为中心的——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普遍史研究的先验模式。依靠人类学的关注，一方面追求比较接近于一般历史研究方式的范围广泛地观察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注重对普通人民日常大众生活水平的研究，以求从中总结出纷繁复杂的阶级、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3]。
作为中国学研究领域范围内的经济史研究，其作用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还不如说是置于通晓中国历史（“中国通”）的地位。因为经济史研究者比较适应接近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所以能充分灵活运用历史学家比较擅长的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概括手法[4]，从详细的事实中提供结论作为首要的目标。这一基本态度与上述新的现代历史意识观念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当新问题史学就人类总体（buman collectivity）的日常生活记录提问，或者就其各种主要的变革与由形形色色的环境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性质有着怎样的接合设问时，现存的中国学理论框架范畴内显然无法引出完满的、足以自圆其说的解答。另一方面，从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自我保存为目的而遗留下来的、以“官样文章”式的资料为核心内容的现有文献学中，自然也还无法提供足以自圆其说的基础资料，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客观现实。
最近，罗威廉教授[5]及杰弗里·巴拉克劳格（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6]各自分别提出其广义的新社会史学理论，反思了中国学研究的动向，中国学在广义的社会史学术潮流中已具备国际规模。其中，不妨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所作的贡献试加定位，这种反省对于今后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无论是一味强调西欧中心论还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均是不行的。今日的学术潮流着眼于对广义社会史基本事实的发掘，致力于对与长期持续波动相适应的内在成长变化及其原因的叙述分析。就这一点而言，以加藤繁、内藤虎次郎教授为先驱的日本的中国社会研究，起步比欧美及中国的研究领先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正因为日本学者把握了中国通史的各个时代，抓住了其中若干个主要的、内在原因导致剧变的划时代关键期，与此相呼应，就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局面，从横向、纵向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几乎是平均密度的观察，才有可能对基本事实定位。
回顾一下学术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教授，十分重视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威廉·詹姆士·艾施莱（William James Ashley）、威廉·康宁翰（William Cunningham）教授等构建的l9世纪历史学派的理论框架，及其历史主义的内外批判方法，采用其广搜博采历史事实，谨慎、正确地积累知识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7]。历史学派而有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理论，全都对加藤繁教授的研究方面的框架构想留下深刻影响。例如，他指出中国这一空间单位的广大与差异、进化与中断停滞周期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社会要素的重要性[8]。但加藤繁教授的基本观点（态度）倒不如说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总括而言，不外乎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唐末至朱（乃至先秦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作出解释，这种一贯的研究方法比较消极。
这种历史主义仅止于历史派经济学的静态直观研究法，招致后来来自历史学家方面的历史批判，以及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方法论的批判。它与马克斯·韦伯的史观中总体史的单系因果发展论全不相容。与此相关，围绕同一学说的不同作用问题，在日本的汉学界也确实存在．研究者中的许多人牵强附会追求新鲜课题，热衷于关于中国史的“近代性”，或近代的起源勘定等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宏观进化模式，都把思考框架构建的着重点置于阶段进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研究方法致力于发掘影响全国发展水平的中国各时期的内在发展史的基本事实，并对这些基本事实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概念化、抽象化，从而得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步伐决非停滞不前的结论。一系列明显成长的样本确实存在，伊懋可[9]、罗威廉[10]、杰弗里·巴拉克劳格[11]各位教授的论著中也明确谈到这些观点，他们的论述为究明上述论点作出了贡献。
关于近代的起源问题，为力求时代划分的准确，在内在发展的动态及其各阶段的划分两者的相互关连性问题上，尚须进行详尽而穷根究底的考察：对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王朝政权（agrarian regime）的社会制度，即关于其土地所有制、财产制度（所有、让渡、转移）、农业劳动的形态、身份制度及秩序、村落基层秩序的性质和变迁等方面进行考察。此外，还有国家与社会的相关涉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君主独裁制度基本框架导致政府内部权力分配及其变化（克服贵族制的独裁制）的研究水平，还是以亚洲专制制度与共同体为参照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抑或是超越阶级关系的身份制专制机构的研究，还有探究行政力的渗透（bureaucratization）与社会的成长（Secularization）相关性的研究，均成为涉及深层次迫切需要洞察的课题。还有就是关于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史上，比较明显的商业集约产生于宋代、明末和l9世纪后半期。探索这些划时代时期，就其商业资本集约的规模和性质如何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勘定产业资本主义萌芽肇始于哪里，其前提条件及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又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其论述和讨论尚有待于深化。
正如罗威廉教授[12]正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今日新社会史学的不断质问下，我们也能共同拥有关于中国史各时代的实质性的基础知识体系；对于社会结构的长期波动和变迁的涯略洞若观火的展望也成为可能，而之所以能兼具有效分析方面的多种概念、模式、基本框架，不言面喻，这从作为先行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研究方面获益甚多。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在近年的历史意识指导下广为流行的对象领域，以及按照正在被改善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重新认识中国总体史的情形下，学者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离期望的知识水平的目标相距甚远，离理应填补的事实上、手法上的空白犹有莫大的距离。早自1950年代起，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就反复强调，要从只关心中央或全国性的社会制度知识方面的研究中迈出新的一步，重视对地方社会的日常性现象的发掘研究，这一点十分重要，也颇具必要性。[13]杜熙德教授还作出了这样直率的判断：即使是对像唐宋时代这样较早出现社会剧变的划时代时期的勘定，理所当然尚且还有相当普遍的细部实证的领域有待开拓，更遑论其他时代。如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达到的水准，与西欧史研究的水平相比，恰相当于百年前弗里德里克·西波姆（Frederic Seebohm）教授（1833-1912年）的名著《英国的乡村共同体》（The English Village Comnunity，1883）和保罗·加夫里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Paul Gavrilovitch Vinogradoph）教授（1854-1925年）的力著《英国的农奴》（Villeinage in England，1892）这样的水准。[14]笔者推测杜熙德教授所想述及的含意是：近百年来，在西欧社会经济研究中所确立的地域史研究方法的框架、人口史研究、家族复原、农村社会全面真相复原等研究领域中，西欧所控制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与中国史研究的水平有着明显的差距和差别。
另外，相对于这种独立的见解，1950年代以来的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也存在地域的、空间的差异，或存在诸如划分时期观点不同的现象。关于这类地域史研究正在改观的状况，日本学者正在努力赶时间集中精力关注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这一点也必须加以指出。确实，可以说产业史和商业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及其本身环境要素的复合研究，还有与社会金字塔形成层次的复合有密切关系领域的研究自然而然随之开始；与此相关连的市民、农民的群众运动和中间层次统治层权力控制的结构分析，以及社会制度研究范畴的土地占有制、财产制度、税收制度或技术史、定居史等方面的研究正在日益广泛地拓展。[15]
2．关于地域差异问题研究的认识
近年来对空间差异研究的关心与日俱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至于对此关心的动机究竟如何，则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看法各不相同而很不一致。历史学家受过基本训练，擅长于搜集、占有史料并从中概括出颇具导向性的结论。当史家面临充满差异的详细事实时，就用其一流的概括法对付“挑战”，作出解释，决不至于有被“问题”史学看出其有失偏颇的倾向。于是历史学家特别关心表明时代性、时代风格之类的有关社会制度架构的内容。尤其是在这个采取单系直线进化论为出发点（立足点）的场合，惟一最被重视的未必是各地的微妙而细小的差异，而是有助于概括时代性和基本社会制度的那种内在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甚至会影响到全国规模的动态与发展变化的形势。反正一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以宏观进化的动态为主，至于差异，则不如说是从属性的和无关紧要的。随着研究的进展，按不同时期、不同课题有效细化的专题研究完成得越来越多，观察与举证也更为精细，其细部差异呈比例地理所当然地显露出来。而历史学家对这种细部的复合与概括方面的构想间的某些空白，未必就积极地探索，并填补这种研究上的空白。但当研究的累积水平还达不到粗线条与细密大致平衡时，擅长于对事象一般化抽象且颇具洞察力的史家，就只有依赖“叙述史学”的手法，反而能通过客观描述达到对历史真相作适当解释的程度，这样的实例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而，从具备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基础知识的研究者的眼光来看，确认事象的差异，承认若干参数间是有意复合的关系，考虑到其制度体系的系列功能，在注意相关变数方而，尽力找出其生成与变化的道理就很必要。由此而言，空间差异提出的挑战与其说来自这种研究基础，还不如说问题产生于其本身。上节讨论结构史论的发展史时，对事件史的动态及其结构的周期循环性制约作用曾有所涉及。虽然同样在说其内在发展动力，但其规点却未必是分阶段进化的，另外用全国线一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也未必可行，宁可分为长、中、短期的时间尺度，根据整理有序的空间单位，以究其制度体系和相关变数，反复积累中等水准的样本，才能作出合理解释。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前贤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这一空间差异（地区差别）论题作出颇有启示意义概括的，反而是以历史学家为主的辛勤探索。恐怕以桑原骘藏教授的《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1925年）为最早[16]，随后的论著则可举出加藤繁教授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1944年）[17]、宫崎市定教授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概要》（1964年）[18]、冈崎文夫及池田静夫教授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1940年）[19]等。上述论著的内容和研究深度或有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就人口史动态，尤其是向南推进型进而向内地移民区推进的历程，基本的技术变化（交通、农业、产业等方面）、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倾向（劳动力、资本集约）、社会的商业化、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流动与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抓住了这些经济文化要素从华北向华中、华南，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生态利用空间作重点移动这一关键问题。以上论著也许未必拘泥于那一时期政治史的阶段进化的时代划分，按照生态空间划分作历史的叙述，即合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教授《地中海世界史》一书中提出的构想。
历史学家以外，农业经济史学家天野元之助教授在《中国农业史研究》（1962年始刊，1979年增补）[20]、《中国农业的地域扩张》（1979年）[21]等书中，确认以春秋战国、三国六朝、唐宋、新中国为划时期断代坐标，分别按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这样的各大地域加以考察，确立农具、品种、作物种植方式、施肥、土地利用、土地占有、商业化等为考察指标，证明了空间农业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程序。集历史学家、人口学家于一身的社会史学家何炳棣教授（容后详述），就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黄土平原农业、唐末至宋的江南的灌溉稻作农业、明末清初的新大陆作物的引入与中西部山区的农业拓展这些方面，着眼于技术变化和资源利用的空间推移；同时详细考察了人口流动史上的边境运动，作为汉学家开始对与土地、人口相关的动态考察，显示了其从时、空两方面进行横向、纵向论证的研究方法。[22]
此外，作为卡尔·魏特福格尔教授（K.A.Wittfogel）的及门弟子、社会人类学者的冀朝鼎教授，推广运用乃师的水利社会论对各省模式进行考察，在其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1935年）[23]一书中，即按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断代时期，分别注意考察各地区的水利投资的密度分布及其变迁，揭示以水利为媒介的资源利用向黄土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拓展的过程，考虑到水利及水运提供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统合力，指出了其在经济地理领域内向核心地域转移的历史性变迁。另一方面．持中国为河川国家论的章生道教授，与冀教授迥然相异，从地理学的立场出发深入观察，提出了其关于定居史、城市化过程的论点，即根据地理学视野的通史观察，着眼于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向内地移民运动中显而易见的共同的定居模式，其显著特色是：具有始终如一的定居的低地趋向性情结，中国人历来是低地之民，而且是逐水而居之民，指出了中国人是河川国家之民的重要结论[24]。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定居史上，其移民之际不仅经常充分利用四通八达的河川水系的功能，以提供交通的便利，而且河川水系由于自然的冲积作用而形成分流点，在河口部营造出肥沃的土壤，及与土壤有关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从而导致为人类的定居创造了条件。长期积累而产生的城市化则加速了社会统一的功能。l890年度，福建省的58个县中，有53个是海拔400米以下的低地(中国，特别是在中南部，多为400米以下的低地)，而且有近50个设在靠近河畔的位置。在1890年代，中国l8个省全部1276个县治中，有913个（占72％）分布在海拔400米12以下的低地。不仅县邑的名称大部分能证明其本身地处江畔的地理环境条件，而且其始终一贯的低地定位也被自古以来的历史所证实[25]。汉斯·比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教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关于明清时代的福建、湖南、江苏等地的地域研究，也提出与开发交通道路等密切相关的主张[26]。章生道教授指出：应找出在历史变迁深层的、在文化生态与地文状况之中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制度体系的存在。
不妨把视野集中在唐宋变革期。首先注视一下宫崎市定教授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1943年）[27]，这是关于货币史及与此相关的物价史和工资史，还包括人口史与社会流动研究等方面内容的专著。推测其结构与动态的循环周期，还是有助于推测局部社会与社会总体整合水准相关的绝好对象。这一研究课题，涉及五代至宋初，即由区域割据引起的政治社会极端分裂恢复到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时期，注重于考察其回复到通货统一的动态。宋代具有雇佣兵性质的常备军的组成，成为颇有成效的保护民生的一项措施，因为这一募兵制度解放了劳动力，使之投入于生产活动中去，铜钱也成为最广泛的流通手段而日益取得重要的支配地位，其目的在于以地域为单位经营的资源开发及异地交易的振兴，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权铜钱（货币）的积蓄与军备的增强。这样，日益明显的资源的特产化及与此相配合自然而然应运而生的商业与贸易，只有在中央集权制度的规定下，才有希望实现有效的飞跃。北宋统一即缘此而实现，并为比通货统一更加强化的社会统一创造了条件。
据宫崎教授的深入观察，比宋政府以流通为媒介加快经济制度统一进程更近的事例是在清朝，以海内外产的贵金属黄金储备支配下的铜、银复式本位流通货币供给体制方面一举取得成功[28]。由此可见，似乎唐宋变革期则是这一清朝模式的货币流通体制在古代的原型期。在宋朝，由于以金属铜为主，以铁质币材为辅的货币统一体制的确立，期待流通的同质化相伴面行。因铜资源充裕，大部分的通货统一成为可能，宋代的信用制度也与货币流通相配合而大为发展。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困扰宋政府的边境地区军需供应的特殊情况无法解决，又因国内的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地诱致海内外产的银质钱币储备的比重相对增加，预示着统一的货币政策有始无终的结局。在这种货币史上司空见惯的情况下，与所谓政治统一产生矛盾的地区间通货制度的差异，货币储备及其需求间的供需矛盾加大，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状况与其差异的标识尚有特深入研究清楚。
与人口史尤其是向边境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的研究方面，加藤繁教授早就设定宋代全国、各路、各府州县这样三个不同层次的地域范畴，经处理统计数据而推定其计量方而的动态趋向[29]。继续进行这类人口研究的成果有青山定雄教授《关于隋唐宋三代户数的地域考察》(1936年)[30]，此文以公元606年、742年、1080年各统计年度全国规模户数的计量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就约略近5个世纪期间人口的时空流动的方向性，推测了其概略趋势。青山教授也在这项研究中揭示了全国、区域、地方三个层面上人口变动的时间系列、空间分布方面的动态差异及其相关性，并加以诠释。青山教授特别注重唐宋间南进型的边境移民运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所以与“开发前线”的人口迁移与全国水准的规模性增加相关的纵观整合模式便不难理解。另一方面，人口的地理流动并不显示单纯南下同心圆式的波状轨迹；犬牙交错，屈曲迂回，越地迁徙、向边境集约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伴随着较大差异的人口流动成为明显的倾向。
近年来，约翰·杜兰德（John D.Durand）[31]、郝若贝[32]、贾永吉[33]、刘翠溶[34]等诸位教授[35]用人口学的方法进行再分析，推定11世纪中国人口增加到1亿～1．2亿的规模，全国范围的人口增长率确有较大上升。但如用全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的观点推测，不仅清代约为0.7％～0.8％，明代也只有0.4％～0.5％的水平，因此估计实际人口年增长率仅相当于0.2％～0.4％，这是近代以前性质的规模，历史学家的估计稍有夸张之嫌。与此相反，全国水准的变动，因空间范围巨大，也就是由于内陆移民区中的空白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向边境的大规模移民这两种因素相互抵消，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把注意的焦点从全国移向区域、地方两个层面时，我们对人口局部变动的复杂动向就有明白而实在的认识。这种容后细述的区域、地方人口流动规模的状况，尽管大致沿着全国的动向，但其相对独立的上升、静止、下降、上升的周期循环的规律，应该是可以被探知的。[36]
作为与人口边境运动的时、空间流动过程相关的研究，青山教授在《关于唐代的水利工程》（1944年）[37]文中，充分利用新、旧《唐书·地理志》的资料，把水利投资的广泛推广转移按照时空差异予以考察。杜熙德教授也就唐末以来由地方官员和民众创议而推动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整修的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与边境移民运动相对自律的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引人注目[38]。不言而喻，明清时代日益明显化的社会地域主义，成为地方化[39]的典型。谭其骧[40]、本田治[41]、妹尾达彦教授[42]亦相继对唐宋海塘的营造过程进行了研究，而后佐藤武敏、森田明、长濑守教授等水利史研究会的成员，就中国水利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不倦的分析说明，其范围大致涉及大小河川、湖泊、海涂的护岸、排水、灌溉水利工程及水利田的营造等详尽的地方水利史的研究[43]，一方面围绕水利田营造的公、私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组成及创议者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找出以水利为媒介的共同体单位的社会组织。
在移民史和边境运动的解析方面，一旦自觉意识到上述基本的标识间的要素关联，其史料密度就更为详密。无论社会的整合还是地域差异问题，更为纷繁复杂的是明清的状况，其特定化地域详定进化系列的研究尚有待继续深入。李伯重[补1]、滨岛敦俊[44]、川胜守[45]、森正夫[46]诸位教授的江南税制、土地占有及水利方面的集中而缜密的研究成果就是上述研究的具体例证。滨岛敦俊教授围绕与水利田的生产要素相关联的时间系列的推移，提示了田头制（业食佃力）至照田派役（分圩结甲）这一体系的转化，是颇具启示意义的成果。李伯重教授关于唐宋以来江南农业的劳动集约研究指出．约从l6世纪之际开始。农业资本投入的比重转向增加。
历史研究并非只是限于对其单纯按时代横切面的研究。从社会的纵向、横向层面进行综合研究，采用类似于“断层摄影”还原的手法，由此来看，则社会流动分析的视角颇为有用。无论人口的边境运动还是城市化进程，均可以说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社会流动。如在形成社会层次的断面上，即上下垂直及左右水平方向的人口流动率有可能测定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对该社会的柔结构（fluidity）、整合的水准进行推量。但罗友枝教授等进行的诸如关于识字率、大众教育、大众文化的研究[47]，却限于无法深入于各个时代的断代研究，囿于只有官方资料范畴内的大众模式的社会流动情况，给直接推论其现状带来一定的困难。顺便说一下，李弘祺教授[48]考察了宋代的初等教育，认为其识字的进化水平还不太高。
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移动为研究对象。这是何炳棣教授在1950年代充分参考明清时期的进士同年录（记载同榜及第者的籍贯、姓名、年龄、及第排名位次、上辈三代的宦历、及第资格等的一览表）、一部分地区的举人同年录，以及利用地方志、传记、宗谱、社会小说等提供的资料所取得的业绩[49]，时至今日犹不失为新鲜的研究成果。与流行之说相反，何教授的结论是：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动性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在阶级、社会形成层次、文化层面，还是在其预料的统治与被统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置状态中，形成了二分法以上的复合流动的模式。
关于宋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流动性问题，日本汉学家的见解是：多数从“克服贵族世袭制的君主专制独裁制”这一观点出发，主张流动性的相对水平较高，国际汉学界也已有不少持相同见解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微观细部还存在不同的见解。以现存两件宋代同年录（登科录）作为核心史料使用的周藤吉之[50]、小爱德华·克拉基（Edward Kracke）教授[51]分别据不同的立论背景材料揭示了如下的事实：占进士总数中的近一半的人，是其先祖并无宦历的新人（周藤教授称之为新兴地主阶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从人口边境移动的重点区域（东南地区）出身者居多的倾向。约翰·查菲教授承续这一推定成果而扩展视野，对无出身、恩荫杂流（胥吏）、国子监生、补试、别头试等各种各样出仕的途径，以及关于举人的统计资料考察，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再作深入品昧。他撰写的近著[52]归纳为以下结论：尽管北宋末至南宋，死灰复燃的世袭特权措施开始兴起，尤其是对科举的真正价值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北宋政权的制度纲纪仍得以维持，统治层的新旧交替水平明显比宋以前有所提高，特别是东南社会流动性的频率较高。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把统治阶层社会基础局限于科举制度的这一背景，而是联系血缘关系的影响合起来考虑的话，则流动性的评价又产生了另外的视角。青山教授早就促使我们注意研究：高官往往以广结婚姻为手段，以谋取保持既得地位的动向[53]；郝若贝教授[54]及希拉莉·贝蒂[55]、罗伯特·海姆斯[56]、伊原弘[57]、渡边纮良[58]、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补2]等教授近年的研究也就统治阶层在中央、区域、地方的活动层次及其影响力等内容，或就其广狭程度各异而以婚姻为纽带的特定家族背景，进行了考察。确实，何炳棣、普莱布兰克（E.G.Pulleyblank）教授也这样说[59]：在旧中国，政治社会平等主义（egalitalianism）的观念，除了道家和佛教形而上学的平等说教外，从来就没有培育完善过，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成阶梯状的社会中，作为对有功名者保证有机会平等介入公开竞争的规定——科举制度实施后，在近一千年的中国社会中，与其以前相比，创造出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但是，即使功名是凭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才获取的，一亿人口也决非单个的一亿个个人的集合，无论是在家族、大家族、大宗族的组织中，还是在地缘的组织体系中，抑或在各种各样社会层面构成的阶梯状等级排序的体系中，每个人均是被精心地编组在其体系之中的。在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下，财富和权力固然无法直接换取功名，但如用地方社会底层的目光来看的话，人才也是资源的形态之一，所以期望其产生投入产出效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家族、宗族、近邻等地域组织体系的范畴内，对有希望脱颖而出的人才进行评价、挑选，给予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援（如义庄、族产、贡士庄、义学、乡学、饯别、荐举、会馆公所、移居城市、移民京畿等）与便利[60]，成功者的威信直接影响家族、支房，乃至可以报本归宗．构建更为广泛庞大的宗族组织体。宋代府州的解额和明清时期各省解额的设定，使竞争机会的空间差异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人口的稠密（一定意义上体现财富的集中）与城市化的高水准，对于固定不变的科举成功率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科举制度下，士作为全国功名持有者，一律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原则昭示天下，显而易见。而作为科举对策应运而生的迁徙战略，则适应时代状况，从家族、宗族波及乡帮，与社会组织体系密切结台，甚至发挥着导向功能，不用说这也是理所当然[61]。即使是在这方面，对空间组织及其差异观念的观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就空间差异作为立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而言，在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的研究领域就更为明显。产业史、商业史及交通史研究的开拓为时未久，加藤繁先生着手开创后，详细发掘、博搜旁采有关资料。真正使达一研究领域呈现繁荣局面的，是藤井宏[62]、西嶋定生[63]、佐藤武敏[64]、佐伯富[65]、周藤吉之[66]、青山定雄[67]、星斌夫[68]、波多野善大[69]等前贤的业绩。另一方面，据傅衣凌、严中平、彭泽益、吴承明教授等许多中国学者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近的研究，详考至为可观的档案提供的事实，同时使抽象概括和解释的水准大为提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70]。笔者也姑且附其骥尾对于宋代若干产业和异地商业交易乃至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在宋代、16世纪、19世纪之际，各个时期异地交易的规模与集约水平不断扩大，随之而起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扩张与改善，而且还有需求与流通的市场要素的改善和扩张。近年来，方家的意见对上述这些认识颇相一致。但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商业革命产生于什么时点则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总之，在技术要素（交通、商业、金融、基础产业技术）、市场要素（商业大都会批发组织、金融组织的发达及异地商业城市与县、镇、乡地方市场的连锁制）、区域、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等各个方面，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与前此一千年时期的商业相比，则全都悬殊天隔，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以16世纪以后的状况与宋代商业相比较，则被认为尚存在相当的差距。表示异地商业固定化的会馆、公所（同乡团体设施）的分布．尽管何炳棣教授仅利用方志进行统计，清末的北京已达到400余处（其中华北7省籍者99处，华中、华南8省籍者214处，西南4省籍者24处）；据其他有关60余个省会城市、府州、县镇的现存资料统计，可以确认这类会馆、公所存在700余处[71]。市镇的分布密度，也如本书后篇宁波的事例所揭示的那样，如以公元1227、1560、1730、1900、1930年度时间系列推测其分布状况，则其建构俱全、内容充实的状况判然可见；在明末至清代的江南市镇中，特色商品的专营化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则是集市日间隔期的缩短，再就是商店的专营化有所进展。[72]
流通商品的规模与质量．也存在着广泛的空间差别。两宋分别以开封[73]、杭州为中心集散地的经济圈[74]已被确认；此外，诸如杭州、苏州等江南人口稠密地区与福建、徽州等腹地之间，不仅有奢侈品等贵重商品，而且还有体积大、重量重、单价低的粮食、嗜好品（烟、酒、茶）、木材、矿产品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经常固定的异地交易现象存在[75]。但在16世纪以降，正如藤井、西嶋教授等所揭示的那样，作为纤维商品的棉花、棉布及粮食等商品的异地交易，以更为集约的规模，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76]。
在长江下游地区，类似宋代的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同时辐辏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以来自内陆和边境的粮食供给的固定经常化为前提条件，商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更加提高。因日常交换的普及，背书票据（支票）作为小额货币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及市镇的丛生，全为宋代以降出现的现象。但租税的货币支付方式，在广泛地域实施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明代海禁解除以前之际，开始将日本、新大陆产的银输人中国；清初的头一个世纪，日本、中国云商产的铜也供给中国，这一事件，也给清朝构建银、铜本位的货币制度及充分的货币储备带来较大的变化。近年来，明末、清代物价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参照这些研究[77]似可指出：白银、铜钱价格及谷物价格与谷物税率的变动之间有着颇有意义的关联；另外，按土地、人口比率分别测定各区域、地方的经济整合程度的疏密，与上述的空间差异程度也颇相关。由于这种货币供给的普及，市场要素的扩大也取得了明显的增长。
由此可见，关于宋代与16世纪以降异地商业的规模与性质有所悬殊已可判明，但是这种差异应归结为不同时代的质的变化还是空间的量的扩大？由于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尚难下结论，仍为难以判明有待探索的问题。例如宋代的异地交易，与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无论是城市化模式的框架、基本的商业组织、批发市场组织物资的流通方式，其差异远不止只是具备截然不同的规模与性质而已[78]。这一商业革命的质的飞跃是有充分证据可得到清楚证明的，仅其技术变化与连锁经营这方面就颇具特色[79]。另外，交通技术（尤其是内地水运与海运）得到明显改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带来安全而且迅速的货运。在农业技术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优良作物推广的各种相关技术，在宋代这一时点上划时代地完成了。另一方面，将l6世纪比照为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期，与宋代那种划时代的技术进步能否相匹敌，还有交通技术与动力源的改善，这些方面都必须加以证实才行。17、18世纪带来的新大陆作物，有助于粗放地再利用，至于其放大到什么程度，再就是由于占城稻和早稻的改良，导致相当长期的广泛领域的贡献应如何评估，这些似还全都难以断言。
藤井、西嶋教授对明代诸多纤维作物产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分工、特产化及与其相关的流通业研究，抓住了东南诸省的手工业品与内陆各省的农产品的交换这类双向对流问题；此外，还对从某种意义上设定可分为先进、一般、后进的各区域类型及其变化之中的商品流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在宋代生产率持续不断提高，但主要谷物陷入因本地区过分集中的人口而消费不能自给的窘境．兼之商业与手工业的相对比重较高，须经常从湖广、江西、四川输入谷物。
长江下游流域地区也具备原棉、棉布的地域广阔的交易市场，原棉的一部分向华南输出，同时又从北方各省大量购进原棉。分化为各种规格和品名的长江下游地区产的棉布，与同样兴盛发达的绸布、生丝一起销往外地，开始是华北，然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市场。但入清之后，河南、湖广产的棉布产品，其生产规模扩大和品质改良均已完成，与长江下游地区产品作为同一品牌的商品，占领陕西、云南、贵州市场；湖广米也广泛拓展至江南和广南市场。即使是福建，也以苏、杭、潞州产的丝织品和景德镇产的瓷器冒称当地产品而批发贩运至外地。[80]
随着产业的专业化，诸如棉布行业，由于出现了以模仿中机布、标布和三梭布等名品的仿制品开拓、抢占市场的现象，这充分显示：同一商品围绕占领更为广阔的市场，利用不同等级及价格差别，展开了不同产地间的激烈竞争。即在宋代已经出现这种现象，福建输出的陶瓷仿制越窑产品几可乱真；即使同为丝绸产品．绍兴产的樗蒲绫均与吴兴、遂宁（四川）的同类产品，还有德型绉纱与苏州产品在技术上与主产地一争优劣。遂宁产的越罗比绍兴产的尼罗更胜一筹，而在明州竟也生产似可乱真的婺罗[81]。即就造纸行业而论，有四川产的假苏纸、假山纸、假荣纸、仿池纸，还有四川和绍兴产的澄心堂纸（歙州、池州产的极品纸）等[82]。水稻品种也存在多冠以引入品种来源地名的以假乱真的纷繁复杂现象[83]。上述事例，不仅可以证明技术转移在相当广泛快速地进行，而且还可判定：特定的后进地区在具备互相竞争的技术后，反而可以取得主产地的后来居上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确实，产业的专业化与地域间的等级、价格差别产生的背景在于：内陆移民的时间和空间的广度，以及随之而起的技术转移，商业和贸易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但是，按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区别资源的开发与市场要素的改善，及与之伴随而来的经济集约动向的步调却有快慢的不同；另外，在某地产生的变化，在别的地方却不能产生，这类事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无法给予适当合理的解释。如果假定为注重技术要素，把较高的生产力及丰富的剩余产品作为其决定性因素的话，无论是确立先进、后进地区这样的二分法，还是树立先进、中间、后进，或按谷物供给分为剩余、自给、非自给的三分法，结果都是把差别归结为时空直线发展上的滞后问题。在1368—1953年这一时期，何炳棣教授选择精确度较高年度（1393、1820、1953年等）的人口、耕地统计数据作为依据，细心比较制度方面的有质量的史料，进行了历史的复原[84]。他就宋以后一千年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动态，及与此相关的技术要素、内陆移民三者之间的关联，有如下的见解。
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宋代约在11世纪之际引入以占城稻为主的早生耐旱品种，比西欧早几个世纪启动了“农业革命”。集约化方式经营的安全灌溉的稻作农业导致高人口抚养能力的出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得以前人口稀疏的空地广袤的东南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宋代一举成为在全国也是稠密人口分布的地带。人口增长的步伐在元代受到暂时的阻滞；到了明初，由于生产基础的恢复及向南京、北京周边地区移民而人口再度恢复增长。在明代中、后期，据用有质量的资料弥补不完备的统计数据进行考察，似可推定：人口规模与耕地供给一直呈渐增趋势。长江下游地区，浙北、安徽南部与福建已产生人口过剩现象。尽管手工业和商业的比重增大，但总体上的人口渐增仍有其理由，这是因为：灌溉稻作农业更加得以普及，推广至内陆的空白地区，而这种空白地区在湖南、湖北、淮河流域、华北的一部分、广南、云南都有残留，均可吸收移民定居。以上是何炳棣教授的看法。
由于灌溉稻作农业的扩大而导致的人口增殖，约在1830年前后达到饱和点；因17、18世纪引进新大陆作物，导致以汉水上游流域、四川、陕西、广西、云南地区为主的山地耕地面积的拓展，却同时带来短期内因土壤侵蚀与耕地流失而产生收获递减达到饱和状态的弊病，但新大陆作物也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和人口压力缓和。与西欧社会依赖产业革命的来临、终结长期缺乏粮食状况、一劳永逸解决粮食问题的模式相比，中国宋代农业革命提供的经验却是运用人力和技术占尽空地开垦荒地的方式。经过几个世纪，在17、18世纪出现人口爆炸，耕地扩展和技术更新停滞不前，无能为力；相反，粮食不足与人口过剩状况却加速发展，日趋严峻。
何教授的所论，主要是从历史主义的层面考察。此外，其观察空间则为宏观模式，有将其变化的起因仅归结于技术因素的倾向；而如本书前注[31]—[36]所引近年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现今考察的精确度已有较大改善。对以档案为主的各种资料的挖掘显示，人口、土地、技术是导致变化的因素，关于这些重要变数的变迁，上述研究进行了计量上的详密推测，成为精细化考察的起点。王业键教授[85]考察清代的经济空间，区分其为三种类型：即农业资源得到很好开发，人地比例高，手工业（后来发展为近代工业的一部分）发达的先进区域；人地比例相对较高，一次产业中等发达程度的一般区域；相对而言较低的人地比例，纯牧歌式草原经济的后进区域。先进区域为包括直隶（译者按：其地约略相当于今之河北省）、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东部人口稠密地域；中等水平区域则为包括东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等地的中、西部与缘边地域；后进区域则相当于内、外蒙古（译者按：即今蒙古国）及新疆、西藏、青海等极西、极北的边境地域（与此不同还有按谷物流通状况区分的观点，即认为：自给区域是云南、贵州，不足地区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剩余地区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广西、四川）。
经济发达地区与中等发达地区，其人地比例按时间系列的变化，与此相符若合。其移民的流向地为：（一）湖南、湖北、四川的一部及广西、云贵；（二）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汉水流域；（三）东北；（四）台湾。人口、资本、手工业产品、技术金融财产等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中等经济程度地区流动，相反，粮食、原材料等一次产品则从后者向前者作逆向流动。王教授的意图在于：以理解这种地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基础，探索谷价变动的差异，估算税收、税率、税负的变化。但尚须在技术、生产要素方面，加上地区价格差别，从考虑消费、需求的市场要素方面下功夫。还有关于新安商人、山陕商人势力范围的分布，前者在广大的地区中掌握着盐、铜钱、陶瓷、谷物、茶、铁、织物等行业的经营，后者则控制着盐、票庄业。关于这些现象，似均须详加解释。
如果把王教授之说概括为剩余流出型的地区开发论的话，与此相反的则是傅衣凌教授[86]提出的资源贫乏杠杆说，此说认为地区开发论是为求得山区与边境地区谋求经济改善的起因。早在宋代，商人辈出且其活动取得卓越成功的地区是在山陕、四川、新安、福建等地，这些地区有交通产业之便，又控制了某些特殊资源，具备接近大消费市场的地理条件，决非赖本身剩余资源而自立的封闭地方。傅教授提出的明清时代的江苏洞庭商人（太湖中的孤岛名曰洞庭山出身的商人，此岛宋代起以柑橘栽培著称，后以蚕桑为专营化特产）、山陕商人、福建商人、新安商人，及笔者在本书论及的在旧时代最后亮相的宁绍商人，基本状况亦与此类似。
据傅教授之说，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山村经济发达的地区，虽然未必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方，但在接近市场、交通要道方面却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人口增长已接近临界点的水平，又因收获递减而处于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状态，但却产生了穷则思变的推动力。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说是纯农业，不如说是向商业化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而且首先将这一特色充分发挥，随后，就以积累起来的商业技术与财富为基础，利用外界的商业机遇，向低地移居，来往于城乡之间，控制城市商业和金融业，掌握谷物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在广阔的市场里确立其商业势力范围，且显示其不断扩展的强劲实力。宫崎市定教授、佐伯富教授和寺田隆信教授在关于山西商人及其盐业等的异地交易市场的详细论述中[87]，也有着同样的构思。
关于自宋至明清时代徽州的经济开发史，据叶显恩[88]、朱汉理[89]两位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其山村、边境型的商业性开发的轨迹日益明显。向徽州的移民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成为宗族约束强烈影响当地社会组织的起因。自然人口的增殖，加上唐宋时期规模日益增加的移民定居，已在12世纪之际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导致生活水平的低下，向外地再移民的倾向不断发展。与这种状况相呼应的是徽州人的适应性对策，即由五代之际开始的山村特有的向商业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和农业集约化而导致的生产增加。水利投资则是后者的决定因素，而这一所谓“工学的适应”（容后详述），则进一步扩大了宗族组织的功能。
在徽州，把人才也作为特有的资源加以开发，这方面可举出科举及第者的人数取得超群的成果。但与国家的期望完全相反，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其必然结果。徽州固有的以商业作物为主的“农学的适应”，以及把耕地最大限度利用作为目标的“工学的适应”，全都在15世纪时达到饱和点。兼之这一时期的商业性农业因正税、杂税过重的征课负担，正谋求摆脱困境，打开出路的希望依稀可见。当时，正实行与边饷密切相关的开中法，存在着北部边境军政地带的需求市场。与其说徽州人因土地占有制度的改善而摆脱穷困，还不如说是其作为商业移民，向先进、中进、后进的低地频繁出人，把所得的财富送回乡里，依靠这种双向的流动，解决徽州原籍人地比例达到饱和的状况。
以这一眼光进行的研究，与近年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90]、理查德·维尔金森（Richard G.Wilkinson）[91]、伊斯特·波塞鲁普（Ester Boserup）[92]教授等新经济史学论者洞若观火的看法，颇多相符之处。而且当其持人口、资源、技术相关之说时，主要从技术要素（与农具、品种、肥料的改良相对应的定居方式）角度加以说明，天野教授等农史学家所持观点也作这样的解释。在这种诠释中，关于农业发展与产量增加的原因，在现有耕地的集约性生产扩大与由垦辟新耕地所导致的粗放型扩大生产两种模式间，可试加二者择一的选择。一旦投影这种阶段进化的构思，就可归结为从先进到中进再到后进的技术转移的惯性模式。但最近的学说则主张：与其认为人口增长是主导因素，还不如抓住因土地利用制度变迁而导致农业发展这一关键，似乎这样的观点比较流行。
当土地利用体制从粗放向集约转化时，劳动的习惯方式有所变化，劳动量及劳动时间急剧增加，而且集约经营体制必然导致季节性的不完全雇佣（即冬季失业）现象。与集约经营相适应的高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是制度变革一般性的前提；此外，还有如私有权和土地占有制等外因性质的制度框架范畴的变化，而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所说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93]的递减似乎密切相关的、高度的城市化与移居城市潮，分工、通信、交通、教育、行政的进步等有助于劳动效率提高的要素发达完备。徽州和福建的开发，可以理解为大致沿着以上所说的模式进行，但关于两地区的土地占有制度，从长期看还处于若明若暗的程度，在全都没有经过显著的改良这一点上，无论是与什么样的特殊事情互相关连，仍必须研究情楚。
作为关于劳动习惯行为变化以前的中间阶段，伊斯特·波塞鲁普教授提出了关于非农职业的选择、移居城市的构想[94]，提供了关于贫困型的各商人集团向外界发展动向的启示。在那一时期，与商业、贸易、城市间的关系，在实质上高度集权的王朝体制的规定下，即使能求得某些有效率的改善，但其动向究竟是仍在强化集权制的统治机构；或是向相对延长其寿命的方向起作用，还是最终导致的结局是统治与社会的分权化？即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Albert Hirshman）所说[95]，毋宁说是二者并存的看法似乎更合乎情理。已如藤并宏[96]和罗威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大商人集团向中进、后进的移民区挺进，也如近代的殖民地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不是掌握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基干部分，而是宁可限制其他客商的活动。又，大商人集团在其出没的地域，并不是完全掌握全部的流通商品及所有的流通机构．而是本帮商人擅长于当地产品的交易，并与外来的其他省的客帮商人擅长的本地商品的流通、金融组织或交通产业等与此分别形成互补，以共同活动而成为宗旨，从而创造出总体上的松散联合。这通常被认为是颇具中国固有特色的流通模式。
特别是控制盐交易的山陕、新安商人集团及控制票号的山陕商人，可以说是在与国家官员相勾结，得到政府的支持偏袒而获取垄断地位。[97]新安、福建、宁绍集团商帮，其商人不仅因经商而发迹，还把通过科举的途径出仕官界，也纳入其人才输出的移动战略，事实上也因在全国保持屈指可数的超群的科举成功率而足以自我夸耀[98]。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行政官员勾结垄断商界是他们共有的志向。但他们经营项目仅限于上述几种，而且对市场的控制也决非波及全国范围，甚至在外地城市居留数代后，原籍的乡土情结淡薄而被当地的本帮商人同化[99]。藤井教授认为：作为客帮的外来商人集团给予其所到之处带来的商业冲击，对于当地现存社会制度的分崩离析、例行劳动常规的重新改组，均有较大的作用[100]。但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则有助于中进、后进地区的整合。作为其结果，将
产生新的地方主义。关于这种区域理论，罗威廉教授在其因汉口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长江中游流域的社会经济整合的考察中有详尽的论述。[101]
1465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年升格为镇，此后被常设为镇。l9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
这一地域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地域内特产化商品的输出和经过汉口的商品交易，而控制流通大宗商品的山西、新安、江西、广东、宁波等有实力的外来客帮商人集团。新安、江浙商人主要控制米的经销，江南商人主营木材，广东、山陕商人则为茶，而山陕商人则掌握着金融业；与此相对而言，当地商人则经营省内外的木材，控制交通业及本地产的米、茶等专营项目。当初的汉口，由客帮确立其垄断性的霸主地位；但在19世纪中叶，与力求摆脱当时产生的政治、财政危机的动向相呼应，促进超越地方主义的地区整合潮流应运而生。汉口市的客帮、本帮超越派别利益，形成了同业行会联合体，并被当局赋予实质性的市政运营的主动权，向包括全地区范围内自治的目标迈出了划时代的前进步伐。
姑且据以上概略的素描略加考察。在与广义社会史相关的以往研究中，从肇始之初就曾尝试作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拟就以往意识到的空间差异，纳入其合理诠释的范畴。近年来，随着对农业史、交通史、定居史、人口史、地域开发史、社会移动史、商业史、城市史相关研究的积极进展，关于构成巨大社会空间的各地域的空间差异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引人注目。对这种研究的重视程度已与关于时代变化的综合状况研究处在同等地位，甚至更在其上。地区的周期循环，随着时代、场所的变迁而产生各不相同的步调；同时，与这种变化相关，各地区又随着全国、全社会的周期循环动态而相应以其各自的步调行进着。
在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生态方面，有一种长期制约定居低地的趋向性和人口长期持续增长的动态体制和结构。对这样的环境因素，将其与技术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正日趋自觉和成熟。另外，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从社会形成层次来看，阶级和文化的应有状态显示了远远超过二分法图式的复台性。这种复合性除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相异外，因阶级和文化所隐没的社会组织现实状况的不同而显示的差异，也相当引人注目。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成长乃至发展，每一地区相对来看又有其各自独特的步调，这种现象已随处可见。但当对此进行解释之际，除技术要素外，也要对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的集约方式、移民、城市化、交通要道、商业、市场设施等要因，就地区因素结合集权趋势或地方主义趋势等动向进行具体深入考察，才有可能求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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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整个清朝300年武汉都是中国最大的超一线工商都市
“在市镇结构中，汉口可以说是达到顶级，“城市很高级，人口结构、经济规模、商业辐射，江南城市不可同日而语。”他说，当时苏州虽然也很发达，但仍是传统的府城——苏州府。汉口是平地而起，是纯粹的商业性城市。城市文化是流动的，而非封闭。”
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
知名文史专家涂文学新作《武汉城市简史》分享会在卓尔书店举行，这是其继《武汉沦陷史》后，在武汉城市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涂文学现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城市史、区域史和城市文化研究。该书是第一部武汉城市简史，10万余字，汉英双语，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与其他宽领域地方史不同，该书纯粹从城市学的角度，选取湖广会城、汉口崛起、城市革命、现代都会等关键节点，解读武汉从商代早期到新中国成立3500年的建城史，介绍了其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的转变，尤其是在近代以来武汉现代化的曲折进程，清晰地勾勒出城市发展的脉络，以期还原武汉城市历史的真实场景，正确把握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潜在特性”，为城市史研究提供新的范式。
武汉史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小版，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涂文学以中国城市史的视野研究武汉城市史。他认为，武汉经历了先秦时期“邑制城市”、秦汉以降“郡县城市”、明清时期“工商城市”异军突起，晚清民国“现代都会”艰难转型等四个阶段。战争与商业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决定了其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武汉的城市空间布局经历了从单体城市到江夏与汉阳双城并峙，再到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演变；城市功能结构从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到区域商业中心再到国际性现代都会。
“武汉完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中国城市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中国城市史的缩小版，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完全可以作为麻雀解剖，可惜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
他以汉口为例，“汉口具有中国市政的顶端形态。其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科学性、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连美国学者罗威廉都非常惊叹，称其为‘理性经济’。”涂文学表示，汉口城市的“民间自治”和契约规范，表现在商业经营活动、社会救助、城市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即使没有后来的开埠，也能走向市场经济。
市民城市是褒义，汉口城市很高级
涂文学引用美国学者罗威廉的观点，认为汉口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性是极度的世俗化，“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市民城市，有些人对这一称谓可能有点想法，但在城市发展史看，市民城市是褒义”。
这首先体现在城市功能，是商业性而非政治性，是自然生长，而非以官衙为中心，居民自己治理城市。市民结构以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为主体，而非官吏。“中国古代城市，城市和国家、乡村合一，从先秦到清朝，城市具有鲜明的政治军事功能，城市大小和行政等级有关。汉口等市镇的出现，是体制外因商汇聚，许多街巷、马路、里弄，由商人和市民自主建设，出现了市民阶层，打破了西方学者韦伯‘中国古代没有城市，因为没有市民阶层’的说法。”
涂文学说，在市镇结构中，汉口可以说是达到顶级，“城市很高级，人口结构、经济规模、商业辐射，江南城市不可同日而语。”他说，当时苏州虽然也很发达，但仍是传统的府城——苏州府。汉口是平地而起，是纯粹的商业性城市。城市文化是流动的，而非封闭。研究这段城市史，对彰显城市个性，延续城市文脉，增强城市自信，非常有意义。”
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
知名文史专家涂文学新作《武汉城市简史》分享会在卓尔书店举行，这是其继《武汉沦陷史》后，在武汉城市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涂文学现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城市史、区域史和城市文化研究。该书是第一部武汉城市简史，10万余字，汉英双语，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与其他宽领域地方史不同，该书纯粹从城市学的角度，选取湖广会城、汉口崛起、城市革命、现代都会等关键节点，解读武汉从商代早期到新中国成立3500年的建城史，介绍了其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的转变，尤其是在近代以来武汉现代化的曲折进程，清晰地勾勒出城市发展的脉络，以期还原武汉城市历史的真实场景，正确把握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潜在特性”，为城市史研究提供新的范式。
武汉史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小版，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涂文学以中国城市史的视野研究武汉城市史。他认为，武汉经历了先秦时期“邑制城市”、秦汉以降“郡县城市”、明清时期“工商城市”异军突起，晚清民国“现代都会”艰难转型等四个阶段。战争与商业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决定了其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功能。武汉的城市空间布局经历了从单体城市到江夏与汉阳双城并峙，再到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演变；城市功能结构从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到区域商业中心再到国际性现代都会。
“武汉完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中国城市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中国城市史的缩小版，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完全可以作为麻雀解剖，可惜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
他以汉口为例，“汉口具有中国市政的顶端形态。其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科学性、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连美国学者罗威廉都非常惊叹，称其为‘理性经济’。”涂文学表示，汉口城市的“民间自治”和契约规范，表现在商业经营活动、社会救助、城市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即使没有后来的开埠，也能走向市场经济。
市民城市是褒义，汉口城市很高级
涂文学引用美国学者罗威廉的观点，认为汉口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性是极度的世俗化，“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市民城市，有些人对这一称谓可能有点想法，但在城市发展史看，市民城市是褒义”。
这首先体现在城市功能，是商业性而非政治性，是自然生长，而非以官衙为中心，居民自己治理城市。市民结构以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为主体，而非官吏。“中国古代城市，城市和国家、乡村合一，从先秦到清朝，城市具有鲜明的政治军事功能，城市大小和行政等级有关。汉口等市镇的出现，是体制外因商汇聚，许多街巷、马路、里弄，由商人和市民自主建设，出现了市民阶层，打破了西方学者韦伯‘中国古代没有城市，因为没有市民阶层’的说法。”
涂文学说，在市镇结构中，汉口可以说是达到顶级，“城市很高级，人口结构、经济规模、商业辐射，江南城市不可同日而语。”他说，当时苏州虽然也很发达，但仍是传统的府城——苏州府。汉口是平地而起，是纯粹的商业性城市。城市文化是流动的，而非封闭。研究这段城市史，对彰显城市个性，延续城市文脉，增强城市自信，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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