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灭绝上一期人类文明的大洪水大约2000米高，淹没了地球上的平原，但只要是高于2000米的高山都可能有史前文明和人种留下来。中国来源于昆仑是大方向，还有很多本地的史前文化和人群。昆仑因为保留了最多的史前文化，地域也最大，史前当地也最发达，所以大洪水之后，他们军事力量最强大，能够战胜南方各本地人。
氏(山头，洪水时的岛屿) 来源比较古远，较姓名，字号更重要。大灾难之后, 存留的人不多，都在一个个孤立的大山之上，姓氏无需那么复杂，而且族群可以以山头/部分划分。炎帝又叫神农氏，可能来源于神农架高山上的史前遗民。黄帝叫轩辕氏，可能来源于昆仑山上的史前遗民。商朝的祖先契可能是长白山上幸存的史前人类的后裔。
尧舜禹可能是称号，古代官方正史记载的尧舜禹是北方政权的人，而山海经离骚等记载的是真实的南方的尧舜禹。所以后人都搞不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理解古书了。炎帝的后裔三苗国就是先夏，首都在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他们的首领是南国的尧舜禹，黄帝的后裔打败他们，重写历史，把自己的人叫尧舜禹，而把三苗国的人发配到大西北荒凉的地方。也说明了北方来的黄帝族试图占领耕地最好的江汉平原这一带。
三苗国被打败后，把首都移到了武汉的盘龙城。经过南国的舜和禹的长时间的努力，恢复了正常的国力。南国的的禹建立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朝代，定都在武汉的盘龙城。其文化影响力到达中国的边远地区，包括先商的起源地辽河一带。曾侯舆青铜编钟铭文：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江夏是个很古老的地理称谓。芈加编钟铭文云：“以长辝夏。”虽然“长”字的释读还有疑义，但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之基业。所以，夏和商的文化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商朝的祖先契的后裔后来逐渐向南发展，过了黄河打败了夏朝。到武丁时，又过长江打败了南夏。
盘龙城出土了早商最大的青铜鼎，青铜斧，还有一个绿松石金器龙，还有近一米长的玉戈，这些完全不亚于殷墟的档次，只会更高。当初，妇好墓出土绿松石龙的时候，说是中国唯一的，代表皇权，而这些都同样出现在盘龙城了。考古事实证明盘龙城起码是王朝都城这种级别的了。
北京大学刘绪教授说： “要强调的是，目前二里岗时期的大墓基本都发现在盘龙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目前皆未发现能与盘龙城相比的大墓。此外，二里岗时期的诸多铜器仅见于盘龙城地区，这是盘龙城的显著特点。当然，可以推测郑州商城应该也会有更多的铜器发现，但是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在现有材料下，盘龙城是商代早期发现铜器数量最多，年代相对较早的遗址。”（刘绪. 商王朝的南土——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闭幕式上的讲话. 江汉考古, 2021,(4):13-16）
笔者推测，商朝成汤打败夏桀，并没有完全占领夏朝整个领土，商朝好比金，夏好比南宋。大约以黄河淮河的区域为界。直到武丁的时候才基本统一南北。如果是这样，就比较好解释江西和湖南的古城了，那些可能是武丁消灭了南夏，剩余的夏的力量的小型都城。而且，也可以解释河南的殷墟在晚商规模非常大，但郑州商城不发达。郑州商城可能是武汉盘龙城的夏朝建立的边防要塞，沿黄河南岸防御黄河以北的商朝军事力量。而河南安阳市的殷墟是盘庚以后的商朝的都城，所以非常繁华。
此外，江南武昌一带会有一个很大的古城，因为长江是古代最好的防线。因为古汉水入江口在现在的汉南一带，所以古武昌城也就是夏都在现在的江夏咸宁靠江一带。伯牙子期的知音故事其实不在现在的汉阳钟家村，而是在蔡甸，因为古汉水的入江处在那一带。江南武昌的海拔普遍高过汉口江北3米以上，云梦泽在江北，所以武昌是相对非常安全的地区，应该有更大型的古城市才合理。
南夏被北面的殷商打败后，可能有王室成员避难躲到鄂西北的山区，后来北方商周政权交替的战乱，无暇顾及南方，他们又出来打败在南方的北方小诸侯，这就是楚国。所以屈原的楚辞能够把南方的承传写的非常准确，因为屈原是楚国王室，而楚国开国国君有熊氏很可能是南夏国的皇室遗民。楚因为南夏的原因，一直不认同商周的皇权，所以有楚庄王问鼎的故事。
周朝的祖先是商朝对付西北少数民族的将领，后来发展壮大，取代了商朝。周昭王试图征服楚地居民，但被打败了，自己也被杀了。《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史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左传》曰：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帝王世纪》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船人恶之，乃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讳之，王室于是乎大微。王取于房，曰“房后”，生太子满，代立，是谓穆王。《汉上记》曰：“咋额至横桑三十里。”桑字，本作丧，辛游靡取昭王丧处。
秦国祖先是周朝养马的官员，所以秦楚之争还是北方和南方之争。楚虽三户，灭秦必楚。为何如此自信，准确？笔者理解三户，其实就是三苗，也就是楚地的三个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山上的史前遗民的后裔。因为三苗国虽然被北国灭了，但后来又形成了夏和楚。所以历史可以重复。而且，秦楚大战，秦国能胜，靠的是强弓巨弩。后来楚国贵族后裔逐渐找到了破解的办法，但还不成熟，直到项羽的时候才很成熟了。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蒙氏子弟随李信伐楚较为详细的记载：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1999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湖南省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千余枚简牍，其中有一枚简牍就正好涉及李信伐楚的相关信息，今年《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出版，公布了墓葬全部资料，包括这枚简牍也公布于世，其文作：
秦攻荆秦将军李信新民将蒙武湿楚□〼《阎昭》下篇554
简文的“湿”，是“袭”的意思。《玉篇·衣部》：“袭，掩其不备也。”《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何休注：“轻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袭。”简文大意是：秦攻打楚国，秦将军李信和新民将蒙武袭击楚国。简文用“湿”字十分精准，体现战争发动方秦国的突然袭击楚国的策略。简文称“李信”为“秦将军”，“蒙武”为“新民将”，这是由于秦朝在一定时期以后占领的地区定为“新地”，把该地生活的人民称“新黔首”，不仅在地方行政上在新占领地设置“新地吏”，而且在军事上，也不只是异地徙戍政策，还会设立“新民将”作为管理新地的军事的将领，这里的“新民”即“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更名民曰黔首”，在秦统一后更“民”为“黔首”，如此在李信伐楚之前，秦国称新占领地民众为“新民”，而蒙武则是在秦新占领地为将，秦将的李信则是在秦故地为将。
这说明楚国后期楚军战胜过秦国名将李信和蒙武指挥的重兵集团。说明秦国的强弓巨弩已经慢慢不占绝对优势了。
后来，楚国故地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随后的楚国贵族项羽以一当十破釜沉舟打败了秦军主力。然后东楚的刘邦在韩信的帮助下在垓下用四面楚歌的攻心战打败了项羽，建立了全国性的朝代汉朝，这个汉就是汉水的汉，和楚紧密相连，只不过楚的称号被项羽抢过去了，刘邦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现在，中国人绝大部分人是汉族，就是受三苗夏楚汉文化熏陶的后人。当然，汉朝的文化中也有对商周文化的继承，只不过少一些而已。
武汉盘龙城是夏朝首都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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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盘龙城是夏朝首都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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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盘龙城是夏朝首都的遗址
此文章中的殷商其实是商，楚商其实是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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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本文作者：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本文原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摘要】本文依靠碳十四测年数据搭建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而提出盘龙城国家兴衰的历史的过程及其吴城、三星堆、二里头和郑偃诸邑的历史关系及其时代背景如下：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不过，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关键词】考古年代学 碳十四 类型学 盘龙城 二里头 二里冈 吴城 三星堆 殷墟
一、盘龙城的年代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有关郑邑城墙的修筑年代，有三种观点：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下层一期，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其中最后一种观点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考察了地层关系以及类型学研究成果，较有说服力。若依此，郑邑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可能定在公元前1470年前后或更准确。根据对郑州电力学校水井（郑邑T1J3）中所采集木头系列样品进行测试，测得其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从而将该水井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一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公元前1415～前1390年。
此外，笔者同样依据碳十四数据偃邑和洹北城的年代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详尽分析拟另文发表，本文仅说一下结果：偃师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偃师城开始走下坡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纪中叶以后衰落。洹北城可能始建于BC1470年前后，毁于BC1380年前后。
表一初步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时代的上、下限。
表一 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
*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归纳，波动范围取各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中位值，并将明显的异众值排除在外。
**《新砦》一文按断代工程数据将二里冈上层二期的下限定为公元前1210年（页80），此数据明显偏晚。依据XSZ081（日历年代BC1338±48）、ZK5372（日历年代BC1301±65）等标本数据来看，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较合适。
依据前述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可以对盘龙城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评估和推算。迄今公布的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六个（表二）。
表二 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
这6个数据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组。前者以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为代表。报告记载，Zk3001、ZK3002两个标本是1997年在79HP3TU38～TU39的毗邻处，开探方97HPT6，在地层第2层、3层取出的木桩标本。79HP3TU38～TU39位于南城濠东段，1979年发掘时，发现：“残木桩两根，排列于近西壁处3层下，直插入5层之中。两根木桩间距0.8米，作垂直竖立状，直木桩直径0.05、长1.2米。城濠南岸TU39的4层下柱洞4个，呈东西向排列，直径0.1～0.2米，间距0.7～1.5米。在距地表深2米处的第6层下，于城濠北（内）坡上，发现木构遗迹和柱洞，残木板数块，发现柱洞20个，柱洞呈东西走向分布于木构遗迹北侧。柱洞直径0.1～0.2米，间距0.7～1.6米，柱洞下端皆呈尖锥状，满布于3TU38中的第6层之下，出土时朽木板呈块状叠压，其下为淤土，钻探得知，朽木板遗迹以下，淤土厚达2米。朽木板均平置于灰白淤土之上。”
根据上述描述，Zk3001、ZK3002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城濠内的木桩。这些木桩较细，碳十四数据大体可以反映其砍伐时的真实年代；其地层关系可能分别开口于3层下和6层下。在器物介绍中，报告将第6层、第3层分别归入盘龙城第四期和第七期。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木桩的碳十四年代显然比盘龙城四至七期早：Zk3001的年代落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Zk3002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表二）。如果碳十四数据和报告关于城濠内遗物的断代都准确，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城濠的修筑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的年代，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而不是报告所推断的盘龙城四期；之所以没有在城濠内发现早于盘龙城四期的遗物，或与城濠曾经多次修筑，发生过变更走向和人工清淤事件有关，TU38底部厚厚的淤土可作为例证。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所观察，认为四期的城墙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公元前17世纪前盘龙城还有更早的城墙和宫殿。因为当时没有挖到生土，所以更早的遗迹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确认。
此外，调查人员发现，盘龙城的墓葬通常分布于外城垣附近，一般紧邻外城垣内侧。这种有规律的分布，应与埋葬时外城垣已经存在有关。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宫城垣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但盘龙城的墓葬从第2期到7期均有发现，虽然迄今尚不能确定具体有哪些时期的墓葬绕城分布，但也足以令人省思，是否盘龙城外城的修建时代，远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早得多？
标本BA97077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该标本来自王家嘴T72第8层。在报告中，该层属于盘龙城二期，或可认为，盘龙城二期与二里头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同属盘龙城二期的标本BA97076的碳十四年代要稍晚一些，或已落入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总体来说，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等标本的碳十四数据，表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更早，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标本BA97078和BA97079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8出自PYZT8(5)，报告认为PYZT8(5)出土的一件折沿分裆鬲和数个鬲残件属于盘龙城5期；所以，可以认为该标本出自盘龙城五期，这或许表明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9出自PYWT35(6)，报告未交待PYWT35(6)的任何资料，故其背景只能从疑。
总的来说，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二、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的关系：类型学的分析
前文已透过碳十四数据初步建立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及其与二里头——二里冈的相对年代关系，若以此年代框架为前提，观察两地器物的演变规律，并从此种规律中探寻两地文化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与以往只从郑洛地区看南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
（1）陶器类型
以盘龙城一至四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例，二者都以夹砂灰陶为主。虽然盘龙城的黑陶占比多于二里头，但二者从三期以后黑陶都呈减少的趋势，陶色由深逐渐变浅。盘龙城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图一：1、2），此风格亦见于二里头一、二期（图一：7）。盘龙城一至三期绳纹较细，四、五期中粗，六、七期粗疏；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存在同样的演变趋势：从二里头二期开始，绳纹成为主要纹饰，纹样细直，三期始见中绳纹，四期流行中绳纹，出现粗绳纹；二里冈下层绳纹相对较细，上层绳纹变粗疏。
盘龙城器物造型从一至七期一脉相承，很多工艺细节深富地方特色，如很多陶器和部分铜器造型皆短颈略微内收（如图一：2、13、14、31、44等），而使整个器物的口、颈、腹和底各部分段明显，富有层次感；口、肩、腹转折自如，这种风格从早至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二里头器物造型多采用较简单的束颈方式（如图一：8、25等）。二里头一期以折沿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卷沿为主（如图一：22、24—26），一直到二里冈上层，又变得以折沿方唇为主（如图一：48—51），即是不同时期模仿、吸收盘龙城相关器物造型风格所致。如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一期陶鬲以卷沿为主（参图一：、25），下层二期出现方折沿并在后期流行（图一：35、36），方折手法与盘龙城一样（沿面出凹弦纹），这一工艺特征在盘龙城一、二期即已出现且其后各期一直都有而续传不绝。
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中甲组陶器包括溜肩斜腹罐、折沿联裆鬲、折沿分裆鬲、细腰甗、侈口斝、敛口斝、扁圆腹爵、带把杯、直口斜腹盆、研磨盆、浅盘高圈足豆、带耳壶、折肩和圆肩瓮、长颈有肩大口尊和折肩斜腹罍，代表来自二里冈的文化因素。乙组有溜肩弧腹罐、带流壶、瓿、碗、直口或侈口斜腹缸、坩埚、筒形器等，代表本土因素。丁组以为硬陶为主，系受江南印纹陶影响。甲组器物数量最多，故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商代文化性质属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但若细查之，所谓甲组中的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和发展，而北传至郑洛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更惶论乙组，发掘者亦认为系本地起源。如：
大口尊被报告归属为甲组，但其在盘龙城一期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是盘龙城文化的主要器物类型之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二里头遗址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图一：28、29），而且在郑洛地区流行的大口尊样式，皆可以在早期和同期的盘龙城遗址中找到，如二里冈下层二期出现并在以后流行的大敞口、口径大于肩径、仅略折肩而近似无肩的大口尊（图一：39），在盘龙城二、三期皆有出现且在四期及以后流行（图一：20、34）。由此观之，大口尊应为盘龙城本地流行器物，将其源头定性为二里头和二里冈，实有不妥。
鬲、短尾爵、甗、斝等是另一组被报告编写者归入甲组而实则由盘龙城本土传承和发展，并北传至郑洛的器物。盘龙城的鬲包括平裆、弧裆、分裆，口沿分卷沿、折沿，此外还有带把鬲，种类众多，从早期的一、二期到六、七期，器型演变一脉相承（图一：17、31）。其后的楚式鬲，从器型来看，亦应源自盘龙城陶鬲。而在二里头遗址，二期始见陶鬲，三期仍罕见，四期及以后才逐渐在郑洛地区流行起来，并影响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成为重要的炊器（图一：25、36）。郑洛地区陶鬲以分裆鬲为大宗，类型不如盘龙城丰富。所以，盘龙城陶鬲出现时代早、类型丰富，楚地陶鬲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楚，而二里头陶鬲相对晚出，类型单一；故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源头，反向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陶爵在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均属常见器物，可分有尾和无尾两种。有尾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二里头的爵，流尾径均较长，腹、鋬部常见几何刻划纹（图一：11），而盘龙城同类器物鲜见此特点。无尾陶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一直续传到七期（图一：5、40）；而在郑洛地区同类器物始见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及以后（图一：47），其时代晚出很多，不排除为盘龙城北传影响所致。
甗始见于盘龙城三期和二里头三期，但盘龙城数量较多，而二里头罕见，可能是前者北传的缘故。斝在盘龙城一期即已发现，且有平裆、弧裆和分裆之别，其后器型虽经变化，但续传至七期（图一：30）。二里头文化一直罕见陶斝，直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方始在郑洛地区流行（图一：35）。
硬陶（原始瓷）质的尊、瓮被盘龙城发掘者归入丁类，学界一般公认其出自南方。笔者疏理所有相关资料后认为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从空间来看，笔者认为，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图一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
总之，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二）青铜器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图二列出了自从盘龙城三期到六期主要青铜容器类型和造型，以及相应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容器种类和造型。通过比较可以得知，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
盘龙城自三期出现铜爵，四、五期较多。三期1件（PYWM6：1），颈短粗，弧腹较宽，平底，颈部饰一周饕餮，壁极薄，仅厚0.1厘米，重0.15千克（图二：1）。四、五期爵较多，以折腹爵为主（图二：6、7、18），也有少量弧腹爵。四期部分器腹略浅，流较平，柱较矮，颈部饰饕餮、折线等（图二：6、7）。五期柱变高，柱顶出现明纹，流稍仰，颈饰饕餮（图二：18）。六期、七期弧腹爵常见（图二：34），折腹爵略少，六期后亦见有直腹爵（图二：29）。自六期开始，出现颈、腹两圈主纹带（图二：34），腹部出现大的明纹，七期明纹略变小。
相比之下，二里头三期始见铜爵，器形有其自身特色，流细而长，短柱，尾尖，流尾宽大于器高；束腰，腰较细，细三棱锥足，足外撇；扁平鋬，多出数个镂孔（图二：35—38）。此后，此种风格的铜爵绝传。至二里冈下层二期，此时偶见之铜爵，折腹、钉状柱，风格与盘龙城四、五期类似，当系盘龙城影响所致，或直接自盘龙城输入（图二：46、47）。二里冈上层之铜爵（图二：52、53），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的器物（图三）。如二里冈上层一期杨庄出土的单柱寰底爵（图二：52；图三：8）与盘龙城六期爵（图二：34；图三：4）相似；同属二里冈上层一期的豫C8：1439腹较浅（图二：53；图三：7），其风格与盘龙城四期所出铜爵相似（图二：6、7）。
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前文所述，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一般作敞口，口沿有铸线。有鬲形斝、弧腹斝和折腹斝。鬲形扁圆腹斝出现于三期，敞口、短柱、扁圆腹；扁圆锥足，内空，足上有范口线；部分器物颈上饰三弦纹，第二、三线间或有联珠（图二：2、3）。此类器物亦见于二里头四期（图二：39、41）和二里冈上层一期（如图二：58）。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此外，盘龙城六期后新出鬲形袋足斝（图二：26）。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图二：9、19）；四期上饰联珠，主纹较粗，有二层云纹；五期联珠，主纹较细，有三层云纹。仅颈部才有饕餮纹带者，始见于四期，五期续用。颈饰饕餮纹带、腹饰明纹者，始见于五期；五期明纹较大，六期以后渐变小。颈、腹饰双饕餮纹带者（图二：30），始见于六期，七期续用。颈饰弦纹者，始见于六期。折腹斝见于盘龙城六、七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鬲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三期所出鬲乳足下垂，腹壁斜直，腹最大径在下部（图二：5）；四期弧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略偏下（图二：13）；五期出现颈腹之分，直颈，弧腹（图二：24）；六期直颈变高变大，腹壁直，整器似筒形（图二：33）；七期颈内收，圆鼓腹。二里冈上层亦出铜鬲，部分器物（如图二：50，其他亦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的DLH1：3；杨庄出土的C2：豫0013和C2：豫2912）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与盘龙城三期所出相同，或为早期遗物。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盘龙城四期圆腹锥足鼎多为弧腹，腹最大径略偏下（图二：12）；五期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图二：23）；六期腹壁变斜直，微弧（图二：27）；七期与六期同，唯足外撇较甚，而四至六期足较直立。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大多出自三个铜器窖藏，下面拟作专门探讨。
图二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
图三 盘龙城四、五、六期铜爵与二里冈上层一期铜爵对照
（1.盘PLZM2：23；2.盘PLZM1：15；3.盘PWZM1:11；4.盘P033；5.盘PYWM4：3；6.郑州BQM1：12；7.郑州白家庄C8：豫1439；8.郑州杨庄C2：豫1167）。
上文分析表明，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按《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分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三）总结
本节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郑洛地区二里头、二里冈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盘龙城各期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在以上年代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节类型学分析在方法论上亦表明，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三、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殷商之前的国际关系
（一）郑州窖藏青铜器的类型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四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四：1）。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四：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四：2、3、5、6）。
图五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五：1、2），类似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五：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五：3）的器形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五：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二）二里冈上层窖藏青铜器：从类型到年代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五：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6件（图五：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三）总结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四、从考古年代学探索商时代的诸国历史变迁（一）长江流域青铜时代历史背景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二）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高峰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三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三）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转折与变迁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的交换和流通。
（四）公元前1300年的大事：殷商政权毁灭楚商政权的考古遗迹1、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楚商与殷商之区分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2、盘庚渡河南与武丁奋伐荆楚的历史意义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
五、结论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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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本文作者：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本文原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摘要】本文依靠碳十四测年数据搭建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而提出盘龙城国家兴衰的历史的过程及其吴城、三星堆、二里头和郑偃诸邑的历史关系及其时代背景如下：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不过，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关键词】考古年代学 碳十四 类型学 盘龙城 二里头 二里冈 吴城 三星堆 殷墟
一、盘龙城的年代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有关郑邑城墙的修筑年代，有三种观点：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下层一期，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其中最后一种观点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考察了地层关系以及类型学研究成果，较有说服力。若依此，郑邑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可能定在公元前1470年前后或更准确。根据对郑州电力学校水井（郑邑T1J3）中所采集木头系列样品进行测试，测得其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从而将该水井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一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公元前1415～前1390年。
此外，笔者同样依据碳十四数据偃邑和洹北城的年代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详尽分析拟另文发表，本文仅说一下结果：偃师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偃师城开始走下坡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纪中叶以后衰落。洹北城可能始建于BC1470年前后，毁于BC1380年前后。
表一初步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时代的上、下限。
表一 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
*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归纳，波动范围取各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中位值，并将明显的异众值排除在外。
**《新砦》一文按断代工程数据将二里冈上层二期的下限定为公元前1210年（页80），此数据明显偏晚。依据XSZ081（日历年代BC1338±48）、ZK5372（日历年代BC1301±65）等标本数据来看，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较合适。
依据前述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可以对盘龙城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评估和推算。迄今公布的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六个（表二）。
表二 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
这6个数据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组。前者以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为代表。报告记载，Zk3001、ZK3002两个标本是1997年在79HP3TU38～TU39的毗邻处，开探方97HPT6，在地层第2层、3层取出的木桩标本。79HP3TU38～TU39位于南城濠东段，1979年发掘时，发现：“残木桩两根，排列于近西壁处3层下，直插入5层之中。两根木桩间距0.8米，作垂直竖立状，直木桩直径0.05、长1.2米。城濠南岸TU39的4层下柱洞4个，呈东西向排列，直径0.1～0.2米，间距0.7～1.5米。在距地表深2米处的第6层下，于城濠北（内）坡上，发现木构遗迹和柱洞，残木板数块，发现柱洞20个，柱洞呈东西走向分布于木构遗迹北侧。柱洞直径0.1～0.2米，间距0.7～1.6米，柱洞下端皆呈尖锥状，满布于3TU38中的第6层之下，出土时朽木板呈块状叠压，其下为淤土，钻探得知，朽木板遗迹以下，淤土厚达2米。朽木板均平置于灰白淤土之上。”
根据上述描述，Zk3001、ZK3002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城濠内的木桩。这些木桩较细，碳十四数据大体可以反映其砍伐时的真实年代；其地层关系可能分别开口于3层下和6层下。在器物介绍中，报告将第6层、第3层分别归入盘龙城第四期和第七期。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木桩的碳十四年代显然比盘龙城四至七期早：Zk3001的年代落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Zk3002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表二）。如果碳十四数据和报告关于城濠内遗物的断代都准确，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城濠的修筑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的年代，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而不是报告所推断的盘龙城四期；之所以没有在城濠内发现早于盘龙城四期的遗物，或与城濠曾经多次修筑，发生过变更走向和人工清淤事件有关，TU38底部厚厚的淤土可作为例证。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所观察，认为四期的城墙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公元前17世纪前盘龙城还有更早的城墙和宫殿。因为当时没有挖到生土，所以更早的遗迹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确认。
此外，调查人员发现，盘龙城的墓葬通常分布于外城垣附近，一般紧邻外城垣内侧。这种有规律的分布，应与埋葬时外城垣已经存在有关。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宫城垣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但盘龙城的墓葬从第2期到7期均有发现，虽然迄今尚不能确定具体有哪些时期的墓葬绕城分布，但也足以令人省思，是否盘龙城外城的修建时代，远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早得多？
标本BA97077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该标本来自王家嘴T72第8层。在报告中，该层属于盘龙城二期，或可认为，盘龙城二期与二里头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同属盘龙城二期的标本BA97076的碳十四年代要稍晚一些，或已落入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总体来说，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等标本的碳十四数据，表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更早，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标本BA97078和BA97079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8出自PYZT8(5)，报告认为PYZT8(5)出土的一件折沿分裆鬲和数个鬲残件属于盘龙城5期；所以，可以认为该标本出自盘龙城五期，这或许表明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9出自PYWT35(6)，报告未交待PYWT35(6)的任何资料，故其背景只能从疑。
总的来说，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二、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的关系：类型学的分析
前文已透过碳十四数据初步建立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及其与二里头——二里冈的相对年代关系，若以此年代框架为前提，观察两地器物的演变规律，并从此种规律中探寻两地文化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与以往只从郑洛地区看南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
（1）陶器类型
以盘龙城一至四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例，二者都以夹砂灰陶为主。虽然盘龙城的黑陶占比多于二里头，但二者从三期以后黑陶都呈减少的趋势，陶色由深逐渐变浅。盘龙城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图一：1、2），此风格亦见于二里头一、二期（图一：7）。盘龙城一至三期绳纹较细，四、五期中粗，六、七期粗疏；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存在同样的演变趋势：从二里头二期开始，绳纹成为主要纹饰，纹样细直，三期始见中绳纹，四期流行中绳纹，出现粗绳纹；二里冈下层绳纹相对较细，上层绳纹变粗疏。
盘龙城器物造型从一至七期一脉相承，很多工艺细节深富地方特色，如很多陶器和部分铜器造型皆短颈略微内收（如图一：2、13、14、31、44等），而使整个器物的口、颈、腹和底各部分段明显，富有层次感；口、肩、腹转折自如，这种风格从早至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二里头器物造型多采用较简单的束颈方式（如图一：8、25等）。二里头一期以折沿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卷沿为主（如图一：22、24—26），一直到二里冈上层，又变得以折沿方唇为主（如图一：48—51），即是不同时期模仿、吸收盘龙城相关器物造型风格所致。如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一期陶鬲以卷沿为主（参图一：、25），下层二期出现方折沿并在后期流行（图一：35、36），方折手法与盘龙城一样（沿面出凹弦纹），这一工艺特征在盘龙城一、二期即已出现且其后各期一直都有而续传不绝。
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中甲组陶器包括溜肩斜腹罐、折沿联裆鬲、折沿分裆鬲、细腰甗、侈口斝、敛口斝、扁圆腹爵、带把杯、直口斜腹盆、研磨盆、浅盘高圈足豆、带耳壶、折肩和圆肩瓮、长颈有肩大口尊和折肩斜腹罍，代表来自二里冈的文化因素。乙组有溜肩弧腹罐、带流壶、瓿、碗、直口或侈口斜腹缸、坩埚、筒形器等，代表本土因素。丁组以为硬陶为主，系受江南印纹陶影响。甲组器物数量最多，故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商代文化性质属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但若细查之，所谓甲组中的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和发展，而北传至郑洛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更惶论乙组，发掘者亦认为系本地起源。如：
大口尊被报告归属为甲组，但其在盘龙城一期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是盘龙城文化的主要器物类型之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二里头遗址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图一：28、29），而且在郑洛地区流行的大口尊样式，皆可以在早期和同期的盘龙城遗址中找到，如二里冈下层二期出现并在以后流行的大敞口、口径大于肩径、仅略折肩而近似无肩的大口尊（图一：39），在盘龙城二、三期皆有出现且在四期及以后流行（图一：20、34）。由此观之，大口尊应为盘龙城本地流行器物，将其源头定性为二里头和二里冈，实有不妥。
鬲、短尾爵、甗、斝等是另一组被报告编写者归入甲组而实则由盘龙城本土传承和发展，并北传至郑洛的器物。盘龙城的鬲包括平裆、弧裆、分裆，口沿分卷沿、折沿，此外还有带把鬲，种类众多，从早期的一、二期到六、七期，器型演变一脉相承（图一：17、31）。其后的楚式鬲，从器型来看，亦应源自盘龙城陶鬲。而在二里头遗址，二期始见陶鬲，三期仍罕见，四期及以后才逐渐在郑洛地区流行起来，并影响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成为重要的炊器（图一：25、36）。郑洛地区陶鬲以分裆鬲为大宗，类型不如盘龙城丰富。所以，盘龙城陶鬲出现时代早、类型丰富，楚地陶鬲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楚，而二里头陶鬲相对晚出，类型单一；故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源头，反向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陶爵在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均属常见器物，可分有尾和无尾两种。有尾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二里头的爵，流尾径均较长，腹、鋬部常见几何刻划纹（图一：11），而盘龙城同类器物鲜见此特点。无尾陶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一直续传到七期（图一：5、40）；而在郑洛地区同类器物始见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及以后（图一：47），其时代晚出很多，不排除为盘龙城北传影响所致。
甗始见于盘龙城三期和二里头三期，但盘龙城数量较多，而二里头罕见，可能是前者北传的缘故。斝在盘龙城一期即已发现，且有平裆、弧裆和分裆之别，其后器型虽经变化，但续传至七期（图一：30）。二里头文化一直罕见陶斝，直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方始在郑洛地区流行（图一：35）。
硬陶（原始瓷）质的尊、瓮被盘龙城发掘者归入丁类，学界一般公认其出自南方。笔者疏理所有相关资料后认为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从空间来看，笔者认为，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图一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
总之，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二）青铜器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图二列出了自从盘龙城三期到六期主要青铜容器类型和造型，以及相应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容器种类和造型。通过比较可以得知，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
盘龙城自三期出现铜爵，四、五期较多。三期1件（PYWM6：1），颈短粗，弧腹较宽，平底，颈部饰一周饕餮，壁极薄，仅厚0.1厘米，重0.15千克（图二：1）。四、五期爵较多，以折腹爵为主（图二：6、7、18），也有少量弧腹爵。四期部分器腹略浅，流较平，柱较矮，颈部饰饕餮、折线等（图二：6、7）。五期柱变高，柱顶出现明纹，流稍仰，颈饰饕餮（图二：18）。六期、七期弧腹爵常见（图二：34），折腹爵略少，六期后亦见有直腹爵（图二：29）。自六期开始，出现颈、腹两圈主纹带（图二：34），腹部出现大的明纹，七期明纹略变小。
相比之下，二里头三期始见铜爵，器形有其自身特色，流细而长，短柱，尾尖，流尾宽大于器高；束腰，腰较细，细三棱锥足，足外撇；扁平鋬，多出数个镂孔（图二：35—38）。此后，此种风格的铜爵绝传。至二里冈下层二期，此时偶见之铜爵，折腹、钉状柱，风格与盘龙城四、五期类似，当系盘龙城影响所致，或直接自盘龙城输入（图二：46、47）。二里冈上层之铜爵（图二：52、53），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的器物（图三）。如二里冈上层一期杨庄出土的单柱寰底爵（图二：52；图三：8）与盘龙城六期爵（图二：34；图三：4）相似；同属二里冈上层一期的豫C8：1439腹较浅（图二：53；图三：7），其风格与盘龙城四期所出铜爵相似（图二：6、7）。
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前文所述，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一般作敞口，口沿有铸线。有鬲形斝、弧腹斝和折腹斝。鬲形扁圆腹斝出现于三期，敞口、短柱、扁圆腹；扁圆锥足，内空，足上有范口线；部分器物颈上饰三弦纹，第二、三线间或有联珠（图二：2、3）。此类器物亦见于二里头四期（图二：39、41）和二里冈上层一期（如图二：58）。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此外，盘龙城六期后新出鬲形袋足斝（图二：26）。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图二：9、19）；四期上饰联珠，主纹较粗，有二层云纹；五期联珠，主纹较细，有三层云纹。仅颈部才有饕餮纹带者，始见于四期，五期续用。颈饰饕餮纹带、腹饰明纹者，始见于五期；五期明纹较大，六期以后渐变小。颈、腹饰双饕餮纹带者（图二：30），始见于六期，七期续用。颈饰弦纹者，始见于六期。折腹斝见于盘龙城六、七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鬲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三期所出鬲乳足下垂，腹壁斜直，腹最大径在下部（图二：5）；四期弧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略偏下（图二：13）；五期出现颈腹之分，直颈，弧腹（图二：24）；六期直颈变高变大，腹壁直，整器似筒形（图二：33）；七期颈内收，圆鼓腹。二里冈上层亦出铜鬲，部分器物（如图二：50，其他亦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的DLH1：3；杨庄出土的C2：豫0013和C2：豫2912）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与盘龙城三期所出相同，或为早期遗物。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盘龙城四期圆腹锥足鼎多为弧腹，腹最大径略偏下（图二：12）；五期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图二：23）；六期腹壁变斜直，微弧（图二：27）；七期与六期同，唯足外撇较甚，而四至六期足较直立。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大多出自三个铜器窖藏，下面拟作专门探讨。
图二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
图三 盘龙城四、五、六期铜爵与二里冈上层一期铜爵对照
（1.盘PLZM2：23；2.盘PLZM1：15；3.盘PWZM1:11；4.盘P033；5.盘PYWM4：3；6.郑州BQM1：12；7.郑州白家庄C8：豫1439；8.郑州杨庄C2：豫1167）。
上文分析表明，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按《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分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三）总结
本节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郑洛地区二里头、二里冈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盘龙城各期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在以上年代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节类型学分析在方法论上亦表明，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三、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窖藏之谜：殷商之前的国际关系
（一）郑州窖藏青铜器的类型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四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四：1）。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四：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四：2、3、5、6）。
图五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五：1、2），类似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五：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五：3）的器形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五：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二）二里冈上层窖藏青铜器：从类型到年代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五：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6件（图五：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三）总结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四、从考古年代学探索商时代的诸国历史变迁（一）长江流域青铜时代历史背景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二）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高峰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三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三）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转折与变迁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的交换和流通。
（四）公元前1300年的大事：殷商政权毁灭楚商政权的考古遗迹1、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楚商与殷商之区分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2、盘庚渡河南与武丁奋伐荆楚的历史意义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
五、结论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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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盘龙城是夏朝首都的遗址
新出芈加编钟所见“禹”与“夏”
陈民镇《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9月25日 15 版）
芈加编钟局部
芈加编钟铭文部分摹本：（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子孙……
秦公簋铭文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曾国之谜》一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考古发现的曾国，便是古书中的随国。由此引发了此后关于“曾随之谜”长达四十余年的争论。
从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到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度发现曾国青铜器，到1978年曾侯乙墓横空出世，再到新世纪以来郭家庙、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遗址的一系列重磅发现，曾国的面貌愈益清晰。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故曾国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挖出来的封国。
2019年5月，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第169号墓，也就是曾侯宝夫人芈加之墓。芈加是楚国公主，“芈”是楚国王族之姓，亦即“芈月”的“芈”，在古文字中写作“嬭”。这座墓出土了一件铜缶，这是楚王将女儿芈加嫁给曾侯宝时所制媵器，上有“楚王媵随仲芈加”的铭文。铭文将曾国称作“随”，正验证了李学勤先生的卓识——“曾随之谜”至此完全解开。
芈加之墓中，还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在材料发表之前，相关消息已不胫而走。2019年8月7日发行的《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刊布了《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对铭文做了初步介绍。
值得关注的是，铭文出现了“禹”与“夏”。铭文开篇云：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
“伯括”即《尚书·君奭》中的“南宫括”、《论语·微子》中的“伯适”，是周初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便有他的戏份。2009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曾侯與之墓的一套编钟，也出现了“伯括”的名号：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帝，左右文武。彻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
这段钟铭正可与芈加编钟铭文相比照。说的是南宫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翦灭殷商，后被分封到南土，创立曾国。“南公”一般认为即前文的“伯括”，沈长云先生则认为“南公”指南宫括的下一代南宫毛，与“伯括”不同。不过从芈加编钟看，曾人心目中的曾国始封之君仍应是南宫括。曾（随）国实际上是南宫括的后代，这是前所未知的。
芈加编钟铭文所谓“有此南洍”，相当于曾侯與编钟“营宅汭土”“临有江夏”，指的是曾国肇建于江汉地区，即周之南土。铭文还说伯括建国于此，正是“帅禹之绪”。“绪”字，《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将其释作“堵”，认为“禹之堵”见于叔夷钟，相当于“禹迹”“九州”。但这句话分明相当于《国语·周语下》的“帅象禹之功”和《诗经·鲁颂·閟宫》的“缵禹之绪”。所谓的“堵”字左旁为工，右旁为者，与“堵”实际上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应读为“绪”，“绪”者，业也，“帅禹之绪”的意思是遵循大禹的功业。
《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所提到的叔夷钟，也出现了“禹之绪”：
夷典其先旧及其高袓：虩虩成汤，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師，伊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叔夷钟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土于齐国临淄故城，因金兵南下而下落不明，今仅存摹本。叔夷是宋穆公的后代，因而也可以说是殷商后裔。他在铭文中叙及先祖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受天命而翦灭夏人，因而统治九州。这是以殷商后人的口吻追述商汤伐桀之事，在叔夷的心目中，夏朝的存在自然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其先人所统治的地域便是“禹之绪”。
叔夷钟所谓“禹之绪”，过去被释作“禹之堵”。实际上所谓的“堵”也是左旁为工，右旁为者，写法与芈加编钟的“绪”相同，亦当读作“绪”。这便涉及到如何理解“禹迹”。人们通常想当然地将“禹迹”理解作大禹的足迹，其实所谓的“禹迹”“禹绩”“禹绪”皆指大禹的功业，“迹”“绩”“绪”都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无关。而九州正是大禹功业的具体表现，故“禹迹”“禹绩”“禹绪”又被用来指代九州。《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这里的“禹之绩”指大禹的功业；《诗经·商颂·殷武》所见“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禹之绩”则已经是地域范围了。正如芈加编钟“帅禹之绪”指遵循大禹的功业，叔夷钟的“处禹之绪”便指居住于大禹所奠定的九州。（参见拙文《嬭加编钟铭“帅禹之堵”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9年8月7日）
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公簋有一句著名的铭文：“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孙庆伟先生最近的一部著作，书名便用了这句铭文。“责”字过去被读为“足迹”之“蹟（迹）”，如果参照《诗经》的文例，“责”实际上对应“绩”。如果将其读作“迹”，指的也是“王迹”之“迹”，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之“蹟（迹）”不同。“鼏宅禹责（绩/迹）”，也相当于“处禹之绪”。
芈加编钟、叔夷钟和秦公簋在强调“禹迹”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强调天命。天命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禹迹”则是疆域合法性的来源。
芈加编钟、叔夷钟、秦公簋三件器物的年代都在春秋中晚期，它们不但均见及“禹绩”或“禹绪”，还都提到了“夏”。
叔夷钟所谓“翦伐夏后”，“夏后”指夏朝之君，这里的“夏”是就夏朝而言的。
秦公簋则说“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以“蛮”修饰“夏”值得玩味。
芈加编钟铭文云：“以长辝夏。”虽然“长”字的释读还有疑义，但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之基业。
周人以“夏”自居，如《尚书》记载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结合秦公簋和芈加编钟，可以看出时人对“夏”的认同。
“夏”是华夏共同体的标签，代表着正统，同时也是历史记忆的反映。它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标签，超越了血缘与地缘。两周时期人们对“夏”的强调，成为当时凝聚华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叔夷钟是齐灵公时期的器物，秦公簋是秦景公时期的器物，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据此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如果加上芈加编钟，则远至南土，“禹迹”与“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叔夷钟出自齐国，但叔夷是商人后裔，商人是夏人的死对头；秦公簋出自秦国，秦人来自东方，与商人也多有关联，秦人的先祖便曾“助纣为虐”；芈加是楚人，相传是颛顼、祝融后裔；芈加的夫君则是姬姓的曾人，曾侯與编钟称“余稷之玄孙”，曾人是后稷的后裔。西周中期的豳公盨以及可能写作于周代的清华简《厚父》，都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伟绩，其中《厚父》记载了夏人后代对祖先的追述。可见，无论是夏人后裔，还是商人、周人后裔，无论他们与“夏”是有亲缘关系抑或敌对关系，都表现出对“夏”的认同以及对大禹勋绩的称颂，并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标榜。
总之，芈加编钟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禹迹”与“夏”的观念在先秦的内涵及流播，弥足珍贵。
陈民镇《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9月25日 15 版）
芈加编钟局部
芈加编钟铭文部分摹本：（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子孙……
秦公簋铭文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曾国之谜》一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考古发现的曾国，便是古书中的随国。由此引发了此后关于“曾随之谜”长达四十余年的争论。
从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到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度发现曾国青铜器，到1978年曾侯乙墓横空出世，再到新世纪以来郭家庙、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遗址的一系列重磅发现，曾国的面貌愈益清晰。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故曾国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挖出来的封国。
2019年5月，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第169号墓，也就是曾侯宝夫人芈加之墓。芈加是楚国公主，“芈”是楚国王族之姓，亦即“芈月”的“芈”，在古文字中写作“嬭”。这座墓出土了一件铜缶，这是楚王将女儿芈加嫁给曾侯宝时所制媵器，上有“楚王媵随仲芈加”的铭文。铭文将曾国称作“随”，正验证了李学勤先生的卓识——“曾随之谜”至此完全解开。
芈加之墓中，还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在材料发表之前，相关消息已不胫而走。2019年8月7日发行的《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刊布了《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对铭文做了初步介绍。
值得关注的是，铭文出现了“禹”与“夏”。铭文开篇云：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
“伯括”即《尚书·君奭》中的“南宫括”、《论语·微子》中的“伯适”，是周初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便有他的戏份。2009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曾侯與之墓的一套编钟，也出现了“伯括”的名号：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帝，左右文武。彻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
这段钟铭正可与芈加编钟铭文相比照。说的是南宫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翦灭殷商，后被分封到南土，创立曾国。“南公”一般认为即前文的“伯括”，沈长云先生则认为“南公”指南宫括的下一代南宫毛，与“伯括”不同。不过从芈加编钟看，曾人心目中的曾国始封之君仍应是南宫括。曾（随）国实际上是南宫括的后代，这是前所未知的。
芈加编钟铭文所谓“有此南洍”，相当于曾侯與编钟“营宅汭土”“临有江夏”，指的是曾国肇建于江汉地区，即周之南土。铭文还说伯括建国于此，正是“帅禹之绪”。“绪”字，《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将其释作“堵”，认为“禹之堵”见于叔夷钟，相当于“禹迹”“九州”。但这句话分明相当于《国语·周语下》的“帅象禹之功”和《诗经·鲁颂·閟宫》的“缵禹之绪”。所谓的“堵”字左旁为工，右旁为者，与“堵”实际上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应读为“绪”，“绪”者，业也，“帅禹之绪”的意思是遵循大禹的功业。
《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所提到的叔夷钟，也出现了“禹之绪”：
夷典其先旧及其高袓：虩虩成汤，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師，伊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叔夷钟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土于齐国临淄故城，因金兵南下而下落不明，今仅存摹本。叔夷是宋穆公的后代，因而也可以说是殷商后裔。他在铭文中叙及先祖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受天命而翦灭夏人，因而统治九州。这是以殷商后人的口吻追述商汤伐桀之事，在叔夷的心目中，夏朝的存在自然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其先人所统治的地域便是“禹之绪”。
叔夷钟所谓“禹之绪”，过去被释作“禹之堵”。实际上所谓的“堵”也是左旁为工，右旁为者，写法与芈加编钟的“绪”相同，亦当读作“绪”。这便涉及到如何理解“禹迹”。人们通常想当然地将“禹迹”理解作大禹的足迹，其实所谓的“禹迹”“禹绩”“禹绪”皆指大禹的功业，“迹”“绩”“绪”都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无关。而九州正是大禹功业的具体表现，故“禹迹”“禹绩”“禹绪”又被用来指代九州。《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这里的“禹之绩”指大禹的功业；《诗经·商颂·殷武》所见“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禹之绩”则已经是地域范围了。正如芈加编钟“帅禹之绪”指遵循大禹的功业，叔夷钟的“处禹之绪”便指居住于大禹所奠定的九州。（参见拙文《嬭加编钟铭“帅禹之堵”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9年8月7日）
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公簋有一句著名的铭文：“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孙庆伟先生最近的一部著作，书名便用了这句铭文。“责”字过去被读为“足迹”之“蹟（迹）”，如果参照《诗经》的文例，“责”实际上对应“绩”。如果将其读作“迹”，指的也是“王迹”之“迹”，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之“蹟（迹）”不同。“鼏宅禹责（绩/迹）”，也相当于“处禹之绪”。
芈加编钟、叔夷钟和秦公簋在强调“禹迹”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强调天命。天命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禹迹”则是疆域合法性的来源。
芈加编钟、叔夷钟、秦公簋三件器物的年代都在春秋中晚期，它们不但均见及“禹绩”或“禹绪”，还都提到了“夏”。
叔夷钟所谓“翦伐夏后”，“夏后”指夏朝之君，这里的“夏”是就夏朝而言的。
秦公簋则说“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以“蛮”修饰“夏”值得玩味。
芈加编钟铭文云：“以长辝夏。”虽然“长”字的释读还有疑义，但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之基业。
周人以“夏”自居，如《尚书》记载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结合秦公簋和芈加编钟，可以看出时人对“夏”的认同。
“夏”是华夏共同体的标签，代表着正统，同时也是历史记忆的反映。它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标签，超越了血缘与地缘。两周时期人们对“夏”的强调，成为当时凝聚华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叔夷钟是齐灵公时期的器物，秦公簋是秦景公时期的器物，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据此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如果加上芈加编钟，则远至南土，“禹迹”与“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叔夷钟出自齐国，但叔夷是商人后裔，商人是夏人的死对头；秦公簋出自秦国，秦人来自东方，与商人也多有关联，秦人的先祖便曾“助纣为虐”；芈加是楚人，相传是颛顼、祝融后裔；芈加的夫君则是姬姓的曾人，曾侯與编钟称“余稷之玄孙”，曾人是后稷的后裔。西周中期的豳公盨以及可能写作于周代的清华简《厚父》，都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伟绩，其中《厚父》记载了夏人后代对祖先的追述。可见，无论是夏人后裔，还是商人、周人后裔，无论他们与“夏”是有亲缘关系抑或敌对关系，都表现出对“夏”的认同以及对大禹勋绩的称颂，并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标榜。
总之，芈加编钟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禹迹”与“夏”的观念在先秦的内涵及流播，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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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盘龙城是夏朝首都的遗址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2021-07-17程浩
北方论丛订阅 2021年4期收藏
关键词：文王楚庄王编钟
[摘要]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
[关键词]曾国加嬭钟随仲嬭加楚庄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20&ZD309）
[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中图分类号]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014-04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墓地M169出土的加嬭编钟，铭文长达二百余字，对于考察曾国历史、丰富曾国世系以及破解“曾随之谜”均有重要价值。此组编钟公布在《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随刊发表的《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以下简称《释读》），虽就铭文作出详尽的通释[1]，但对该器的整体把握似有未安之处，在此试作辨析。 铭文可分为三段：首段记载身份为“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的讲话;次段为作器者加嬭的对答;末段则为东周编钟上常见的嘏辞套语。为了方便讨论，兹综合各家意见将铭文宽式释写于下：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耻。楚既为代，吾徕匹之。密臧我猷，大命毋改。”
余乳（孺）小子加嬭曰：“呜呼，共公早陟，余保其疆鄙，行相曾邦，以长辝夏。余典册厥德，殹民之氐巨，攸攸羌羌。余为妇为夫，余灭没下屖（夷），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龖龖豫政，作辝邦家。”
余择辝吉金，玄镠黄钟，用自作宗彝和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用孝用享，受福无疆。羼其平和，休淑孔煌。大夫、庶士，齐齐翼翼酬献歌舞，宴喜饮食。赐我灵终黄耇，用受胡福，其万年毋改，至于孙子，庶保用之。
全篇文旨把握的关键在于对第一段的认识。由于铭文在“曰”之前省略了主语，《释读》便根据“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一句将发语者理解为曾侯。从随州文峰塔M1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曾国之封是得益于伯括“左右文武”之功业，曾人确为南宫括后裔无疑[2]。此人既然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则将其视为伯括的后代曾侯就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春秋战国时人称述祖先的习惯，“某某之孙”可泛指三代之后的裔孙，所谓“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即文王的后裔、穆王的长子。曾人的先祖伯括又称南宫括，其事迹见于《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3]224南宫括在文王、武王的克商大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位列“文王四友”之一，但從南宫括在周文王之时已担任重要辅臣并与虢叔等并称来看，他的身份最有可能还是文王之从兄弟。如果把南宫括视作周文王的子或孙，除了年龄、地位有矛盾以外，与古书的记载也有抵牾。南宫括既称伯括，说明他应为嫡长。而文王长子，《史记·管蔡世家》明确记载为“伯邑考”，并说他在武王即位前“既已前卒”[4]1563。
更为显豁的证据是新近公布的曾公编钟，其与加嬭钟于同一墓地发掘而得，器主是加嬭夫君共公的上一代曾侯。铭文称：
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遹怀多福。参见郭长江、凡国栋、陈虎、李晓杨：《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句中“上帝”的释读是王宁先生的意见，说见简帛论坛“曾公[田+求]编钟初读”第4楼发言（2020年4月28日）。
发掘者将“高祖”与“伯括”视作两人，并说“前者逑匹文武，后者召事一帝”，恐怕未得其实。从曾侯與编钟的“伯括上庸，左右文武”一句来看，辅佐文武二王以及从上帝处受命治理南土都是伯括一人的功业在周人的观念中，诸侯领一方山川子民也是受天之命，如加嬭钟说“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又如《吕氏春秋》载魏国始侯云“天子赏文侯以上闻”。而每位后嗣公侯受命为君，都是需要通过周王主持的仪式“赏以上闻”的。曾公编钟的铭文是曾公在周康宫通过春秋时的一位周王的媒介受天之命（“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后的题铭记事。其中，曾公对祖先的功业多有追述，而“高祖”“皇祖”“伯括”“南公”等指称都是曾国的始封君南宫括。只不过铭文对其称谓过于“多元”，篇章布局又多用“插叙”，遂导致很多学者误会这篇铭文前后描述的是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事迹。。此铭与本文所论干系最为重大的，是曾公称述高祖伯括“克仇匹周之文武”一句。既然为“仇匹”，正可说明伯括不会是文王的后裔。周人宗法严格为众所周知，岂有子孙“仇匹”父祖的道理？如果伯括是文王之从兄弟，称“仇匹文武”或“左右文武”则均可无碍了。至于将南宫括理解为周文王之孙，则与史料对其事迹的记载以及叶家山曾国早期墓地的时代均不能相合。总之，第一段的发言者既然为“文王之孙子”，将其视为曾侯是难以成立的。
这位“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若非曾侯，那又是谁会有如此大的口气呢有学者认为第一段是器主加嬭的自述。若如此说，则通篇发语者的名讳于第二段才首次出现，第一段的主语也只能理解为从下文而省，显然不符合金文体例。？大家都知道，进入东周以后楚国逐渐不服于周，春秋时期的楚君已自称为王。而从古书与金文材料来看，曾国与楚国的交往可谓密切非常。周初分封曾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经营南土，控制并镇抚楚国等南方异姓诸侯。《史记·楚世家》所载武成之间与楚国多次发生冲突、吴人入郢后又帮助昭王复国的随国，现在看来就是这里的曾国此说最早由李学勤先生提出，参见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据春秋晚期的曾侯與编钟记载，“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说明曾国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已经成为强楚的附庸。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大量发现楚王、楚臣的助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此套编钟的器主加嬭，在之前披露的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曾为她作媵随仲嬭加即加嬭，二者系不同的称名方式，已有学者详加论证，见黄凤春、黄建勋：《从新见唐国铜器铭文再谈曾随之谜——兼谈姬姓唐国的地望问题》，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8年。与加嬭钟同墓所出的器物中，亦有楚王为随仲嬭加所做的媵器。本文所讨论的这套编钟，因与随仲嬭加的联系而被发掘者命名为“嬭加钟”，但根照青铜器“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似应定名为“加嬭钟”较好。，说明此时两国还有姻亲的关系。
從铭文揭示的各方面信息来看，我们倾向于将其人定为楚文王裔孙、楚穆王长子楚庄王熊侣。庄王是楚文王的第四代孙，他自称“文王之孙子”自然没有问题。“穆之元子”，乃庄王自谓为楚穆王的长子。祖述先王可单称其谥，古书多有用例，如《左传》定公四年：“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3]2153，《国语·晋语四》又有：“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5]327近出封子楚盙中有“柬之元子”，我们认为“柬”即楚简王，句式与钟铭此处如出一辙。根据《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在春秋中期的诸侯争霸中非常活跃。这套加嬭编钟，从器型与同出的器物来看应当定在春秋中期，正与楚庄王在位的时代相合。
楚国在庄王时期国力达到了极盛，曾经问鼎中原、饮马黄河。《韩非子·有度》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6]31，或许曾国正是庄王所并二十六国之一。据曾公钟记载，曾侯宝的上一代曾侯继承君位时仍是接受周王的册命，说明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转变只能发生在曾公之后。结合楚庄王在加嬭钟中称“楚既为代，吾徕匹之”来看“徕”字有学者释为“逑匹”的“逑”字，但铭文中此字的写法是标准的“徕”，与“逑”尚有一定差距。此外，曾公编钟的铭文中即有“逑”字，与此铭的“徕”有显著的不同。，曾人背周事楚，很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而这套加嬭编钟所记，应该就是楚庄王巡省属国曾国，器主加嬭代表曾国燕享庄王之事。在铭文第一段中，楚庄王先是以“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一句回顾了曾国封邦建国的历史。接下来，他又炫耀了自己的显赫出身，即“余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后的“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耻。楚既为代，吾徕匹之”等句，乃是楚庄王表明来意：此行非为羞辱曾国，而是楚国已代周之大命，我特来匹合天命。最后的“密臧我谋，大命毋改”，是告诫曾人只要服从楚国，便可保国存祀。如果我们这些猜想均可成立，那么此段起首的“唯王正月初吉乙亥”也应即楚庄王纪年。此前发现的楚王所作媵器随仲嬭加鼎，历日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可与之合观。至于加嬭钟后句的“曰”字之前，则应是从上省略了主语“王”。
铭文第二段是器主加嬭代表曾国所作的表态。从铭文内容可知，由于曾共公宝早死，便由其夫人楚女加嬭“行相曾邦”。这样的政治安排，显然是楚国所喜闻乐见的。而促成、巩固这一局面，或许正是庄王此行的主要目的。在西周春秋时期，屡见以母家势力影响本国政局者，如《国语·周语》载周平王以申人攻其父幽王，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武姜威胁郑庄公时也强调：“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7]104有了宗主国楚国的支持，加嬭在曾共公死后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曾国的政权。而由本国公主充当曾国执政，楚庄王北上争霸便可后顾无虞了。
铭文第三段讲到此钟的功用是“用自作宗彝和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此时来曾国巡省的楚庄王一行，显然就是这里加嬭所说的“父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钟铭第二段中加嬭在庄王面前自称“余乳（孺）小子”该字原释为“虩”，据曾公钟铭文中的“乳”字来看，此字也应为“乳”。说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7楼石小力先生的发言（2020年4月28日）。。既称“孺小子”，则至少为子侄辈，结合钟铭来看，其为庄王之女的可能性最大。前文提及楚王为加嬭所作的媵器随仲嬭加鼎，根据张昌平先生的研究属于春秋中期的器物[8]，曹锦炎先生更是将其定在楚穆王至楚共王之际[9]。如果以上我们的分析不误，则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实为楚庄王。两位先生从考古类型学出发作出的判断，与我们以加嬭为楚庄王之女的看法也是十分契合的。
[参考文献]
[1]郭长江，等.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J].江汉考古，2019（3）.
[2]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5）.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M].上海：中西书局，2016.
[8]张昌平.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J].江汉考古，2011（4）.
[9]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J].江汉考古，2011（4）.
[责任编辑王洪军]Jia Mi Chime Bells and King Zhuang of Chu Conquering Zeng
CHENGHao
Abstract：The new unearthed bronze Jia Mi chime bell is the self acting device of the mistress of Zeng state， but the person who claims to be “the grandson of King Wen and the eldest son of Mu” in the inscription is not the Marquis of Zeng state， but Xiong lv， King Zhuang of Chu. According to Sui zhongmijia Ding， Sui zhongmijia， the owner of Ding is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Chu. Relied on the support of Chu state， she govern the country after her husband Zenghou Bao died. The inscription of chime bells records that King Zhuang of Chu visited Zeng state， which had been attached to Chu state， and the owner of the utensil received the king of Chu on behalf of Zeng state.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owner of the utensil called herself “Child” in front of King Zhuang of Chu， she should be the daughter of King Zhuang. In this way， the builder of Sui zhongmijia Ding， which is the bronze dowry ware of Jia Mi， should also be the king of Chuzhuang.
2021-07-17程浩
北方论丛订阅 2021年4期收藏
关键词：文王楚庄王编钟
[摘要]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
[关键词]曾国加嬭钟随仲嬭加楚庄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20&ZD309）
[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中图分类号]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014-04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墓地M169出土的加嬭编钟，铭文长达二百余字，对于考察曾国历史、丰富曾国世系以及破解“曾随之谜”均有重要价值。此组编钟公布在《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随刊发表的《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以下简称《释读》），虽就铭文作出详尽的通释[1]，但对该器的整体把握似有未安之处，在此试作辨析。 铭文可分为三段：首段记载身份为“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的讲话;次段为作器者加嬭的对答;末段则为东周编钟上常见的嘏辞套语。为了方便讨论，兹综合各家意见将铭文宽式释写于下：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耻。楚既为代，吾徕匹之。密臧我猷，大命毋改。”
余乳（孺）小子加嬭曰：“呜呼，共公早陟，余保其疆鄙，行相曾邦，以长辝夏。余典册厥德，殹民之氐巨，攸攸羌羌。余为妇为夫，余灭没下屖（夷），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龖龖豫政，作辝邦家。”
余择辝吉金，玄镠黄钟，用自作宗彝和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用孝用享，受福无疆。羼其平和，休淑孔煌。大夫、庶士，齐齐翼翼酬献歌舞，宴喜饮食。赐我灵终黄耇，用受胡福，其万年毋改，至于孙子，庶保用之。
全篇文旨把握的关键在于对第一段的认识。由于铭文在“曰”之前省略了主语，《释读》便根据“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一句将发语者理解为曾侯。从随州文峰塔M1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曾国之封是得益于伯括“左右文武”之功业，曾人确为南宫括后裔无疑[2]。此人既然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则将其视为伯括的后代曾侯就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春秋战国时人称述祖先的习惯，“某某之孙”可泛指三代之后的裔孙，所谓“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即文王的后裔、穆王的长子。曾人的先祖伯括又称南宫括，其事迹见于《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3]224南宫括在文王、武王的克商大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位列“文王四友”之一，但從南宫括在周文王之时已担任重要辅臣并与虢叔等并称来看，他的身份最有可能还是文王之从兄弟。如果把南宫括视作周文王的子或孙，除了年龄、地位有矛盾以外，与古书的记载也有抵牾。南宫括既称伯括，说明他应为嫡长。而文王长子，《史记·管蔡世家》明确记载为“伯邑考”，并说他在武王即位前“既已前卒”[4]1563。
更为显豁的证据是新近公布的曾公编钟，其与加嬭钟于同一墓地发掘而得，器主是加嬭夫君共公的上一代曾侯。铭文称：
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遹怀多福。参见郭长江、凡国栋、陈虎、李晓杨：《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句中“上帝”的释读是王宁先生的意见，说见简帛论坛“曾公[田+求]编钟初读”第4楼发言（2020年4月28日）。
发掘者将“高祖”与“伯括”视作两人，并说“前者逑匹文武，后者召事一帝”，恐怕未得其实。从曾侯與编钟的“伯括上庸，左右文武”一句来看，辅佐文武二王以及从上帝处受命治理南土都是伯括一人的功业在周人的观念中，诸侯领一方山川子民也是受天之命，如加嬭钟说“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又如《吕氏春秋》载魏国始侯云“天子赏文侯以上闻”。而每位后嗣公侯受命为君，都是需要通过周王主持的仪式“赏以上闻”的。曾公编钟的铭文是曾公在周康宫通过春秋时的一位周王的媒介受天之命（“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后的题铭记事。其中，曾公对祖先的功业多有追述，而“高祖”“皇祖”“伯括”“南公”等指称都是曾国的始封君南宫括。只不过铭文对其称谓过于“多元”，篇章布局又多用“插叙”，遂导致很多学者误会这篇铭文前后描述的是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事迹。。此铭与本文所论干系最为重大的，是曾公称述高祖伯括“克仇匹周之文武”一句。既然为“仇匹”，正可说明伯括不会是文王的后裔。周人宗法严格为众所周知，岂有子孙“仇匹”父祖的道理？如果伯括是文王之从兄弟，称“仇匹文武”或“左右文武”则均可无碍了。至于将南宫括理解为周文王之孙，则与史料对其事迹的记载以及叶家山曾国早期墓地的时代均不能相合。总之，第一段的发言者既然为“文王之孙子”，将其视为曾侯是难以成立的。
这位“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若非曾侯，那又是谁会有如此大的口气呢有学者认为第一段是器主加嬭的自述。若如此说，则通篇发语者的名讳于第二段才首次出现，第一段的主语也只能理解为从下文而省，显然不符合金文体例。？大家都知道，进入东周以后楚国逐渐不服于周，春秋时期的楚君已自称为王。而从古书与金文材料来看，曾国与楚国的交往可谓密切非常。周初分封曾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经营南土，控制并镇抚楚国等南方异姓诸侯。《史记·楚世家》所载武成之间与楚国多次发生冲突、吴人入郢后又帮助昭王复国的随国，现在看来就是这里的曾国此说最早由李学勤先生提出，参见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据春秋晚期的曾侯與编钟记载，“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说明曾国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已经成为强楚的附庸。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大量发现楚王、楚臣的助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此套编钟的器主加嬭，在之前披露的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曾为她作媵随仲嬭加即加嬭，二者系不同的称名方式，已有学者详加论证，见黄凤春、黄建勋：《从新见唐国铜器铭文再谈曾随之谜——兼谈姬姓唐国的地望问题》，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8年。与加嬭钟同墓所出的器物中，亦有楚王为随仲嬭加所做的媵器。本文所讨论的这套编钟，因与随仲嬭加的联系而被发掘者命名为“嬭加钟”，但根照青铜器“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似应定名为“加嬭钟”较好。，说明此时两国还有姻亲的关系。
從铭文揭示的各方面信息来看，我们倾向于将其人定为楚文王裔孙、楚穆王长子楚庄王熊侣。庄王是楚文王的第四代孙，他自称“文王之孙子”自然没有问题。“穆之元子”，乃庄王自谓为楚穆王的长子。祖述先王可单称其谥，古书多有用例，如《左传》定公四年：“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3]2153，《国语·晋语四》又有：“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5]327近出封子楚盙中有“柬之元子”，我们认为“柬”即楚简王，句式与钟铭此处如出一辙。根据《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在春秋中期的诸侯争霸中非常活跃。这套加嬭编钟，从器型与同出的器物来看应当定在春秋中期，正与楚庄王在位的时代相合。
楚国在庄王时期国力达到了极盛，曾经问鼎中原、饮马黄河。《韩非子·有度》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6]31，或许曾国正是庄王所并二十六国之一。据曾公钟记载，曾侯宝的上一代曾侯继承君位时仍是接受周王的册命，说明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转变只能发生在曾公之后。结合楚庄王在加嬭钟中称“楚既为代，吾徕匹之”来看“徕”字有学者释为“逑匹”的“逑”字，但铭文中此字的写法是标准的“徕”，与“逑”尚有一定差距。此外，曾公编钟的铭文中即有“逑”字，与此铭的“徕”有显著的不同。，曾人背周事楚，很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而这套加嬭编钟所记，应该就是楚庄王巡省属国曾国，器主加嬭代表曾国燕享庄王之事。在铭文第一段中，楚庄王先是以“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一句回顾了曾国封邦建国的历史。接下来，他又炫耀了自己的显赫出身，即“余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后的“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耻。楚既为代，吾徕匹之”等句，乃是楚庄王表明来意：此行非为羞辱曾国，而是楚国已代周之大命，我特来匹合天命。最后的“密臧我谋，大命毋改”，是告诫曾人只要服从楚国，便可保国存祀。如果我们这些猜想均可成立，那么此段起首的“唯王正月初吉乙亥”也应即楚庄王纪年。此前发现的楚王所作媵器随仲嬭加鼎，历日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可与之合观。至于加嬭钟后句的“曰”字之前，则应是从上省略了主语“王”。
铭文第二段是器主加嬭代表曾国所作的表态。从铭文内容可知，由于曾共公宝早死，便由其夫人楚女加嬭“行相曾邦”。这样的政治安排，显然是楚国所喜闻乐见的。而促成、巩固这一局面，或许正是庄王此行的主要目的。在西周春秋时期，屡见以母家势力影响本国政局者，如《国语·周语》载周平王以申人攻其父幽王，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武姜威胁郑庄公时也强调：“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7]104有了宗主国楚国的支持，加嬭在曾共公死后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曾国的政权。而由本国公主充当曾国执政，楚庄王北上争霸便可后顾无虞了。
铭文第三段讲到此钟的功用是“用自作宗彝和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此时来曾国巡省的楚庄王一行，显然就是这里加嬭所说的“父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钟铭第二段中加嬭在庄王面前自称“余乳（孺）小子”该字原释为“虩”，据曾公钟铭文中的“乳”字来看，此字也应为“乳”。说见简帛论坛“曾公编钟初读”第7楼石小力先生的发言（2020年4月28日）。。既称“孺小子”，则至少为子侄辈，结合钟铭来看，其为庄王之女的可能性最大。前文提及楚王为加嬭所作的媵器随仲嬭加鼎，根据张昌平先生的研究属于春秋中期的器物[8]，曹锦炎先生更是将其定在楚穆王至楚共王之际[9]。如果以上我们的分析不误，则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实为楚庄王。两位先生从考古类型学出发作出的判断，与我们以加嬭为楚庄王之女的看法也是十分契合的。
[参考文献]
[1]郭长江，等.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J].江汉考古，2019（3）.
[2]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5）.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M].上海：中西书局，2016.
[8]张昌平.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J].江汉考古，2011（4）.
[9]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J].江汉考古，2011（4）.
[责任编辑王洪军]Jia Mi Chime Bells and King Zhuang of Chu Conquering Zeng
CHENGHao
Abstract：The new unearthed bronze Jia Mi chime bell is the self acting device of the mistress of Zeng state， but the person who claims to be “the grandson of King Wen and the eldest son of Mu” in the inscription is not the Marquis of Zeng state， but Xiong lv， King Zhuang of Chu. According to Sui zhongmijia Ding， Sui zhongmijia， the owner of Ding is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Chu. Relied on the support of Chu state， she govern the country after her husband Zenghou Bao died. The inscription of chime bells records that King Zhuang of Chu visited Zeng state， which had been attached to Chu state， and the owner of the utensil received the king of Chu on behalf of Zeng state.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owner of the utensil called herself “Child” in front of King Zhuang of Chu， she should be the daughter of King Zhuang. In this way， the builder of Sui zhongmijia Ding， which is the bronze dowry ware of Jia Mi， should also be the king of Chu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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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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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汉盘龙城是夏朝首都的遗址
嬭加编钟铭文新释及相关问题考辨
2021-07-17吴毅强
北方论丛订阅 2021年4期收藏
关键词：南宫文王编钟
[摘要]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关键词]嬭加文王穆曾侯宝
[基金项目]成都师范学院2020年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资助（CSCXTD2020B06）
[作者简介]吴毅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018-08
2019年5月，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发现第169号墓，该墓地发掘者认为是曾侯宝夫人嬭加之墓。该墓出土了多件带有“嬭加”“加嬭”铭文的铜器“嬭加”是楚国之女，或称“加嬭”（同墓所出“加嬭行匕”），为同一人无疑。“嬭”是楚王族之姓，“加”为其私名，传世文献或作 “芈”。楚系金文有女子姓和名位置互换者，如1990年河南淅川徐家岭春秋墓地土的“鄬子孟青嬭簠”（M1：8），器铭作“鄬子孟青嬭”，盖铭作“鄬子孟嬭青”。，其中一套“嬭加编钟”共19件据该墓发掘者介绍，嬭加编钟共分四组，各组之间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其中，第一组和第四组编钟铭文首尾完整，第二、第三组编钟铭文不完整。参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铭文内容涉及西周初年曾国建国，春秋中期曾、楚关系等问题，意义重大[1]。发掘领队郭长江指出：“曾侯宝及夫人随仲芈加墓葬的发现，证明了曾即为随，从而为‘曾随之谜基本画上了句号。随仲芈加、加芈等铭文铜器也为研究曾楚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2]同时，发掘整理者撰写了《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对铭文做了初步介绍[1]。随后，围绕着字词文句，亦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笔者对铭文首段几处文句的理解有不同意见，又考虑到其关涉嬭加的身份，以及嬭加编钟，随仲嬭加鼎，及其丈夫曾侯宝所作铜器的准确断代，故撰成此文，以就正于学界。
一、嬭加编钟铭文新释
先将铭文释写如下本文释文除了个别要讨论的字用严式隶定以外，其余均用宽式。：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适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聭（愧），楚既为（式），吾来匹之。谧臧我猷，大命毋改。”
余子加嬭曰：“呜呼！恭公早陟，余复其疆鄙，行相曾邦，以长台夏。余典册厥德，繄民之氐巨，悠悠洋洋。余[为妇]为夫，余灭没舒迟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龚龚豫政，作台邦家。余择台吉金玄镠黄镈，用自作宗彝龢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用孝用享，受福无疆。羼其乎龢，休淑孔皇，大夫庶士，齐齐翼翼，酬献歌舞，宴喜饮食。赐我灵终黄耇;用受福，其万年毋改。至于孙子，硕保用之。”
发掘领队郭长江等人指出，整篇铭文包括三个段落。 开篇用 “曰” 字领起的这段铭文， 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伯括受封南洍之地，“文王之孙、 穆之元子”到曾地就封，与楚为匹的历史。 接下来用“加嬭曰”领起的一段铭文以加嬭自述的口吻讲述其丈夫“恭公”早逝，作为曾侯夫人加嬭勇于挑起国君的重担，治理曾国、保有国土的一段历史，其行为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媲美。最后一段是编钟铭文常见的宴饮以乐嘉宾的套话[1]。
夏立秋文章写成后，读到郭理远《嬭加编钟铭文補释》（《中国文字》2019年冬季号，总第2期），发现两篇为同人所作，本文以首次发表为准。认为：“这段话从内容看，并不像是曾侯夫人的语气，全篇三段铭文的主语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曾侯。” [3]陈斯鹏赞同其说[4]。
笔者认为，全篇皆是嬭加自述，文中之“余”（八处）、“我”（四处）皆是嬭加之自称。这对正确理解全篇大意至关重要。下面就铭文关键文句进行疏解。
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
孙，发掘领队郭长江等人指出：第一、第三组编钟该字下有两个短横。第二、第四组则无。 按照古文字的书写规则， 有读“子孙”“孙子”“孙孙”等 三种可能。本文认为当读为“孙子”，“文王之孙子” 即“文王之孙” [1]。
穆，郭长江等人指出：“应与曾大工尹季怡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相关。穆之元子，即这位穆侯的大儿子。” [1]郭长江在《发掘简报》中指出：
编钟铭文出现“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铭文原作“穆之元子”，发掘报告作“穆侯元子”，或是笔误。，出邦于曾”等内容，说明曾国应是文王之后而非武王之后。铭文可与此前曾侯与编钟铭文“稷之玄孙”对照，为确认曾为姬姓及研究曾国始封等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考古材料。[2]
随后，发掘者在另一篇考古简报中指出：“芈加编钟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出邦于曾等，是关于曾国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5]陈斯鹏亦指出：“‘曰字领起的这一段话并没有主语，但从内容看，显然出自曾国国君的口吻无疑……然后又讲到自己是周文王之子孙，曾穆侯之元子。” [4]
从上述解释可知，发掘者及诸位研究者是把铭文之“文王”看作周文王，“穆”看作了曾穆侯。笔者认为，此种解读有误。文王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这里是嬭加自述身份，可知其是楚穆王之女。由于发掘者没有正确理解“文王之孙，穆之元子”的真实含义，也就无法准确判定嬭加的身份，故而影响了对嬭加编钟、随仲嬭加鼎以及曾侯宝诸器年代的判定。
楚国正是从武王、文王开始强大。《史记·楚世家》：“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6]1696或许出于这个理由，嬭加在铭文中称述自己是文王之孙。
金文中亦有女子自做器称述祖先的例子，如2012—2013年湖北随州义地岗文峰塔M33：30出土之盘：“唯曾八月，吉日唯亥，余君之元女，余周室俌，择其吉金，自作浣盘，永保用之。” [7]该器年代为春秋晚期，自称“君之元女”，结合铭文内容和墓葬信息，可知是楚国之女嫁于曾国者赵平安先生认为“”即“蔿”，“君作为楚的重要封君，把女儿嫁到曾国”，参见赵平安：《盘及其“君”考》，《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之，郭长江等人指出：第一、三、四组均写作“之”，第二组写作“出”。邦于曾，在曾地建邦，则可见曾为国名或地名。之，往也。即前往曾地建邦。我们认为这里更可能以“出”字为是。“之”“出”二字形近，很容易写错。出邦于曾，即离开周人的中心区域，到远在千里之外，处于南洍之地的曾国建邦[1]。夏立秋认为，“之”“出”应该看作义近的异文[3]。
笔者认为，若铭文原作“出邦于曾”，也并非一定要理解为“离开周人的中心区域”，到“曾地建邦”，而应理解为嬭加离开楚国嫁于曾国2020年7月30日，曹锦炎师看过本文初稿后，给笔者的回信指出：“铭文‘出邦于曾是个钥匙，‘建邦和‘出邦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于曾之‘于，也含‘之子于归的深意。”。实则，“出”当是“之”字之误，二字形近，应以“之”为是。“之邦于曾”，就应理解为嬭加从楚国嫁于曾国。《诗经·国风·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毛传：“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据发掘者的意见，该曾侯（曾侯宝）是曾穆侯之子，则已到春秋中期，与曾国是西周初年即已到江汉流域建国相矛盾。针对这一问题，虽然发掘者作出了解释，但理由仍不充分。
余非敢作聭（愧），楚既为（式），吾来匹之。
作，郭长江等人指出：“疑读作怍，羞惭。《论语·宪问》：‘其言之不怍， 则为之也难。聭，从鬼从耳，读为耻。怍、耻应该是同义连用。” [1]陈斯鹏指出：“整理者读为‘怍耻，相当突兀。其实应读为‘作佴。‘聭从鬼、耳声，读为同从耳声的‘佴，甚是合适。大徐本《说文》：‘佴，佽也。小徐本作‘次也。《尔雅·释言》：‘佴，贰也。所以，‘余非敢作佴等于说‘余非敢作贰。‘贰就是怀贰心，事贰主，在政治伦理上是一大忌。” [4]
，郭长江等人指出：“从彳从弋， 读为忒。 差错。《易·豫》‘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1]陈民镇引贾连翔说，读为“代”，谓“代”有承继之义，“楚既为代”指曾国成为楚国附庸之事[8]。陈斯鹏亦读为“代”，指出： “但不是继承之意，而应是代兴之意。‘楚既为代，就是说周室既卑，楚为南方代兴之大国。” [4]而夏立秋读为“式”，认为“此句是说楚国已经成为模范了，我们曾国可以比得上他，与‘余非敢怍耻义正相关。此处虽是说两国的关系，实际上也暗含了他们夫妇二人的结合也是匹配的” [3]。
匹，发掘者解为“匹敌”之意，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晋匹也，何以卑我？”杜预注：“匹，敌也。” [1]陈斯鹏指出：“‘仇匹一语承袭自西周，西周金文‘仇匹习见，用于大臣对君王而言，实际上不可能强调匹敌的意思，而是由‘匹配义引申出配合、辅佐之义。钟铭‘仇匹之义也当如此，这也符合楚、曾二国之间的主从关系。” [4]
针对整理者训“忒”的观点，陈斯鹏指出：“整理者读‘ 为‘忒，训为差错，训‘匹为匹敌，显然与语境不合。因为此铭文无疑是在曾、楚交好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可能公然指责楚有差错，并声明我匹敌之。” [4]
笔者認为，“作”本字读，“ ”，应从夏立秋读为“式”，法式、法则、规范之意。《尚书·说命上》：“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孔传：“天下待令，百官仰法。”《尚书·微子之命》：“世世享德，万邦作式”，孔传：“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虽同公侯，而特为万国法式。”
匹，应是仇匹、匹配、匹偶、婚配之意。《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毛传：“匹，配也。”《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尔雅·释诂一》：“仇、雠、敌、妃、知、仪，匹也。”
“楚既为式，吾来匹之”，意即楚王既为典范，故我来嫁于曾侯。我认为，这里就是楚穆王弒父代立后，为树立良好形象，与周边国家友好，故与曾国结为婚姻。《史记·楚世家》：（楚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虽然是楚成王的例子，但亦可作为参照。楚穆王完全有可能仿效其父成王的做法。
综上，该铭“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余”是嬭加自称，文王是楚文王，穆即楚穆王。说明嬭加是楚穆王之女，与楚庄王同辈陈斯鹏认为，该铭的“恭公”是楚共王，并推测曾侯夫人“加芈”极可能为楚共王之女，参上引陈文。。
铭中之“文王”，目前学界多将其看作周文王，“穆”是曾穆侯。实则，曾国的始封君，铜器铭文记载均为“伯括”“南公”，即“南宫括”。而南宫括并不是文王之孙。古书记载，南宫括为文王时期大臣，不可能是周文王的孙子。一般认为，南宫括是“文王四友”之一。曾国金文亦可证明，曾国始封君“伯适”并不是出自周文王。且古书记载的文王之子，亦没有封于曾者。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
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文之昭也”下，杜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 [9]1817
由此可见，文王之子所封的十六国，当不包含“曾”國。
此外，金文中关于南公（或称伯括，即南宫括）的记载亦不少。2009年随州义地岗文峰塔墓地M1：1-10，出土曾侯编钟，简要记载了伯括左右文武的史实。曾侯钟一“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伯括，就是南公，亦即南宫括。南公、南宫，所指相同，已为新出曾国金文所证实。曾侯编钟二：“曾侯曰：余稷之玄孙”，稷就是后稷，说明曾侯自认是后稷的子孙[10]155。
2019年，随州枣树林（属义地岗墓群）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曾公编钟（春秋早期晚段）：曾公曰：“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佐匹文武。淑淑伯括，佐佑有周。” [11]
据此可知，南宫括曾辅佐文王和武王。南宫括作为文王大臣，亦见于其他出土文献，如清华简三《良臣》简2-4：
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括），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括，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12]93-94
《良臣》整理者指出：“南宫适，《君奭》作‘南宫括，见《古今人表》‘上中，颜师古注云：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王之四友也。简文也以四人并列。《尚书大传》则云：‘散宜生、南宫括、闳夭三子相与学讼于太公。太公即简文师尚父。” [12]159
文王贤臣，传世文献记载主要有：
《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宫括。” [13]224
《国语·晋语四》：（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贤良。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忆宁百神，而柔和万民。” 韦昭注：“南宫，南宫适。” [14]361-362
《墨子·尚贤下》：“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 [15]72
上引文献说明，南宫括非文王之孙。
关于该套编钟的年代，发掘者没有明确指出[2]，只是认为该墓葬年期为春秋中期发掘者指出：“墓地发现的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墓葬，填补了曾国考古春秋中期不见曾侯的空白，说明春秋中期曾国都城在今随州市区一带，为曾国历史研究及考古学年代系列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数据。”参上引该文。。李树浪指出：“参考加芈编钟同人之器随仲芈加鼎、加芈簋等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曾侯宝组铜器年代（参考黄凤春、黄建勋：《从新见唐国铜器铭文再谈曾随之谜——兼谈姬姓唐国的地望问题》，未刊稿;黄凤春：《曾侯世系编年的初步研究》，未刊稿），加芈编钟年代大约为春秋中期前段。”李树浪：《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M169出土加芈钟铭文考释》（初稿），未刊稿，2019年8月14日。夏立秋认为：“铭文中特意有一段勉励加嬭的话，似乎透露出编钟是新婚之时制作的。” [3]并认为“恭公”应该是曾侯的上一代曾侯。
陈斯鹏将该铭的“恭公”看成是楚共王，指出：“楚共王卒于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此为编钟制作的年代上限。从行文语气猜测，可能距离此上限不至太远。”并据徐锡祺《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推定该器作于公元前560年12月12日[4]。在该器年代的判定上，发掘者基本上是从器形纹饰、字体风格等方面作出的分析。现在既然确定了嬭加的身份，就能将该器年代作出更准确的判定。
楚穆王于公元前614年去世。前文指出，嬭加是楚穆王之女，楚庄王同辈。庄王于前591年去世。楚穆王之子，除了庄王以外，还有子重、子反、子辛，皆为嬭加之同辈。据《左传》记载，子反于前575年去世，子重于前570年去世，子辛于前568年去世。缘此，可推测则该编钟的年代下限应距此不远。再结合铭文提到其丈夫“恭公早陟”，说明其丈夫曾侯宝可能在其婚后不久即去世。嬭加为楚穆王之女，大致可推测其活动年代约当楚穆王、庄王二世，下限可延至楚共王早期。综合考虑，该编钟年代约当楚庄王、共王早期，可将该编钟年代范围定为前613至前570年，大致在春秋中期偏晚段，但具体铸造年代仍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曾侯宝诸器，学界一般判定为春秋早期偏晚[10]82-86。我认为，现在既然确定了嬭加在楚穆王在位期间嫁于曾侯宝，而曾侯宝又早逝，从理论上判断，曾侯宝在位时间应大致对应于楚穆王、楚庄王时期，故不应早到春秋早期偏晚，大致属于春秋中期中段按传统观点，春秋为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则春秋早期、中期、晚期，基本上各占100年。楚成王（前671年-前626年在位）约当春秋中期早段，楚穆王（前625年-前614年）和楚庄王（前613年-前591年）约当春秋中期中段，楚共王（前590年-前560年）约当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早段。。
二、随仲嬭加鼎、加嬭簋的年代
嬭加编钟年代确定后，能进一步判定随仲嬭加鼎和加嬭簋的年代随仲嬭加鼎目前已知有两件，一件已入藏国家博物馆，一件藏湖北省博物馆。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萃》第69号，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6-290页。。随仲嬭加鼎的铸造年代，目前有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楚共王之际、春秋中期、春秋晚期等不同看法。
该鼎是曹锦炎师2011年首次披露，将其年代定为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其说云：
随仲嬭加鼎铭文的书写风格约为春秋中期，从其形制和纹饰分析，年代亦可定在春秋中期。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倗鼎（M2：44）形制与之较为相似，皆属于楚系青铜器鼎型分类中的（一）类鼎（或称“折沿鼎”）。据研究，“倗”即文献中的薳子冯，卒于公元前 548 年，这是倗鼎制作年代的最下限，那么形制及纹饰与之相仿的随仲嬭加鼎的制作年代亦不会相去太远，大致上可以卡在公元前 600 年前后。参照史实，应是在楚武王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之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可能性较大，其确切年代存以待考。[16]
张昌平也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時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期无疑[17]。
黄锦前首先将随仲嬭加鼎与王子申盏盂盖联系起来，指出王子申盏盂之“嘉嬭”，有可能即随仲嬭加鼎之“嬭加”，而王子申为楚共王时人，故将该鼎时代定为楚共王之际[18]。其说云：
从王子申盏盂盖与随仲嬭加鼎腹部纹饰比较来看，它们的时代应相近甚至相同。王子申盏盂盖饰填云纹的三角形纹及绹索纹一周，与随仲嬭加鼎腹部纹饰完全一致（参见图一）。另外，从两器铭文文字风格进行分析，如“王”、“其”、“期”等字的写法，形体上也相当接近 （参见图二），说明其时代也应相近甚至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该器乃王子申为“嘉嬭”所作，根据我们对于金文人名一般规律的认识，“嘉嬭”乃是嬭姓名嘉之女子的称谓，她与王子申同姓。按照金文中此类铭文的一般规律来看，此器很可能是王子申为嘉嬭出嫁所作之媵器。此“嘉嬭”或有可能即随仲嬭加鼎之“嬭加”，结合前述曹锦炎将“随仲嬭加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的看法，我们认为应该以楚共王之际为妥。
后来，黄锦前又撰文，认为王子申系楚共王之子，为春秋中期人，与加嬭簋时代相当。加嬭簋的“加嬭”应即王子申盏盂盖的“嘉嬭”， 亦即“随仲嬭加鼎”之“嬭加”，随仲嬭加鼎和王子申盏盂分别系楚共王和王子申为嘉嬭出嫁曾国所作媵器，加嬭簋应系其嫁至曾国后所作，稍晚于上述二器[19]。
吴镇烽称“随仲嬭加鼎”为“楚王鼎”，将其定为春秋晚期[20]73。随后，他据“王子申盏盂”与《铭图续》著录之“加嬭簋”（375号）《铭图续》著录一件加嬭簋（375号），据介绍出自随州义地岗，为随州市公安局缴获。据云同坑出土四件，形制、铭文相同，作“加嬭之行簋，其永用之”。参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77页（为行文方便，将该书简称为《铭图续》）。，对该器有了新的认识，亦认为“加嬭簋”之“加嬭”就是王子申盏盂的“嘉嬭”，“随仲嬭加鼎”之“嬭加”，三者为同一人。而他认为，王子申为楚共王之子，故认为“随仲嬭加鼎”之“楚王”就是楚共王。其说云：
王子申与嘉（或称加）为兄妹关系，王子申就是楚共王的儿子。那么，楚王鼎的楚王就是楚共王。王子申盏也有可能就是王子申为其妹妹嬭加出嫁所作的媵器。[21]前言13-14
田率亦将“随仲嬭加鼎”定为春秋时器，主要是认为其铭文字体风格与楚王子申盏等器相近[22]286-290。
陈斯鹏也同意该钟铭“加嬭（芈）”、王子申盏“嘉嬭（芈）”，与随仲嬭加鼎之“嬭（芈）加”为同一人[4]，遂将随仲芈加鼎、王子申盏，以及同墓所出的楚王媵随仲芈加诸器，年代皆大致锁定在楚共王元年（公元前590年）至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之间鲁襄公二年，王子申被杀。故陈先生将这几件器物下限断在该年。。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关于随仲嬭加鼎相关诸器的年代，目前主要有春秋中期、晚期、楚穆王、楚共王时期几种观点。关于春秋晚期的观点，黄锦前已指出其误[23]。
在春秋中期的观点上，曹锦炎师主要是从铭文的书写风格，以及该鼎的形制与纹饰，并参照史事所作的综合分析相关史事，曹师指的是“楚武王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黄锦指出“楚武王”当是“楚成王”。参上引曹、黄二先生文。。认为其时代大致上可以卡在公元前 600 年前后，具体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而张昌平定为春秋中期，田率定为春秋，皆失之宽泛。仅靠器形、纹饰、铭文字体等还是无法准确判定该器的时代。
关于楚共王时器的观点，主要是认为王子申是楚共王时人。吴镇烽、黄锦前认为，王子申是楚共王之子，实则无据。从“嬭加编钟”看来，嬭加是楚穆王之女，并非和王子申同为楚共王之子。吴镇烽、黄锦前及陈斯鹏所说的王子申即楚共王时期的公子申春秋晚期，楚国另有一公子申，字子西，为楚昭王之兄。非同一人。，据《左传》记载，楚公子申，初见于鲁成公六年（前585年），亦即楚共王六年，在楚共王20年时（前571年）被杀。文献记载主要有：
《左传·成公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 [9]1903
《左传·成公十五年》：“许灵公畏偪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 [9]1915
《左传·成公十七年》：“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9]1921
《左传·襄公二年》：“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9]1929
据《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可知，楚共王生于公元前600年，十岁即位《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按：这里的楚子指楚共王。，则楚共王六年时年仅十六岁，此时能率师救蔡的公子申，就不可能是其儿子！如果是楚共王的儿子，恐怕此时亦尚未出生。据上引《左传》记载，公子申位高权重，能逼迫子重与子辛（二人皆楚穆王之子）、推测其很可能也是楚穆王之子、楚共王的叔父。
曹师从形制和纹饰方面作出的年代判断很有道理，和我从嬭加编钟称谓所作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随仲嬭加鼎铭作“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緐。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 [16]。据铭文可知，该器是楚王为其女儿所作的媵器。
据嬭加编钟可知，该楚王就是楚穆王。楚穆王在位12年（前625年-前614年），而其父楚成王在位46年（前671年-前626年）。文献记载楚穆王是楚成王之长子。由楚成王在位时间较长推测，楚穆王即位时，年龄应稍长。由该鼎铭称“楚王”，以及嬭加为楚穆王之女这两点，可推测嬭加应在楚穆王时期就已嫁于曾侯宝。故随仲嬭加鼎应是楚穆王时期所制，年代范围在前625至前614年之间，属春秋中期中段。
此外，“王子申盏盂”应是王子申为加嬭出嫁曾国时作的媵器，年代和“随仲嬭加鼎”相同，定为楚穆王时期较妥。“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
三、余论
随仲嬭加鼎年代的确定，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即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中段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经称“随”。
曾、随关系问题，目前基本上取得了较一致的意见。董珊对出土文献及传世古书所载的曾及曾、随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随”是曾之国都，国都名“随”逐渐取代旧国名“曾”，故传世文献只见后起的新国名“随”。关于“曾”何时称“随”，此前董珊指出：
随仲芈加鼎及新蔡简的“随侯”，即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国已开始称姬姓曾国为“随”，这个新兴名称“随”被战国早、中期成书的《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继承，旧名称“曾”随着此时曾国的衰亡，就湮没不显了。[24]
从其分析可知，似是将随仲芈加鼎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故而在曾称随的时间问题上，所作的判断略晚于实际情况。
附记：本文受到曹锦炎老师、段凯博士指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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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洪军]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about Inscriptions on the Mi Jia Chime
WU Yi-qiang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i Jia chime inscriptions，we research her identity and times first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scription “I am the grandchild of King of Wen and the eldest daughter of King of Mu” is a self-statement. “Yu” is what MiJia calls herself ， “King of Wen” is not King Wen of Zhou but the king Wen of Chu， “Mu” is not the Marquis of ZengMu， but the king Mu of Chu. Besides， the birth of the chime is shortly after 614 BC.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ssure that her husband Zenghou Bao should be in the midd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ather than as early as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dditionally， we can also determine the age of Sui zhongmijia Ding . It should be made in the reign of King Mu of Chu from BC625 to BC614. “JiaMi Gui” should be made after Jia Mi married to the Zeng state， and its age is close to or at the same time of MiJia chime.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g” and “Sui”， Zeng state had been called “Sui” as late as the time of King Mu of Chu in the midd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 words：Mi JiaWen KingMuZenghou Bao 2021年第4期（总第288期）THE NORTHERN FORUMNo4，2021Total No288
2021-07-17吴毅强
北方论丛订阅 2021年4期收藏
关键词：南宫文王编钟
[摘要]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关键词]嬭加文王穆曾侯宝
[基金项目]成都师范学院2020年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资助（CSCXTD2020B06）
[作者简介]吴毅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018-08
2019年5月，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发现第169号墓，该墓地发掘者认为是曾侯宝夫人嬭加之墓。该墓出土了多件带有“嬭加”“加嬭”铭文的铜器“嬭加”是楚国之女，或称“加嬭”（同墓所出“加嬭行匕”），为同一人无疑。“嬭”是楚王族之姓，“加”为其私名，传世文献或作 “芈”。楚系金文有女子姓和名位置互换者，如1990年河南淅川徐家岭春秋墓地土的“鄬子孟青嬭簠”（M1：8），器铭作“鄬子孟青嬭”，盖铭作“鄬子孟嬭青”。，其中一套“嬭加编钟”共19件据该墓发掘者介绍，嬭加编钟共分四组，各组之间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其中，第一组和第四组编钟铭文首尾完整，第二、第三组编钟铭文不完整。参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铭文内容涉及西周初年曾国建国，春秋中期曾、楚关系等问题，意义重大[1]。发掘领队郭长江指出：“曾侯宝及夫人随仲芈加墓葬的发现，证明了曾即为随，从而为‘曾随之谜基本画上了句号。随仲芈加、加芈等铭文铜器也为研究曾楚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2]同时，发掘整理者撰写了《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对铭文做了初步介绍[1]。随后，围绕着字词文句，亦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笔者对铭文首段几处文句的理解有不同意见，又考虑到其关涉嬭加的身份，以及嬭加编钟，随仲嬭加鼎，及其丈夫曾侯宝所作铜器的准确断代，故撰成此文，以就正于学界。
一、嬭加编钟铭文新释
先将铭文释写如下本文释文除了个别要讨论的字用严式隶定以外，其余均用宽式。：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适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聭（愧），楚既为（式），吾来匹之。谧臧我猷，大命毋改。”
余子加嬭曰：“呜呼！恭公早陟，余复其疆鄙，行相曾邦，以长台夏。余典册厥德，繄民之氐巨，悠悠洋洋。余[为妇]为夫，余灭没舒迟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龚龚豫政，作台邦家。余择台吉金玄镠黄镈，用自作宗彝龢钟，以乐好宾、嘉客、父兄及我大夫;用孝用享，受福无疆。羼其乎龢，休淑孔皇，大夫庶士，齐齐翼翼，酬献歌舞，宴喜饮食。赐我灵终黄耇;用受福，其万年毋改。至于孙子，硕保用之。”
发掘领队郭长江等人指出，整篇铭文包括三个段落。 开篇用 “曰” 字领起的这段铭文， 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伯括受封南洍之地，“文王之孙、 穆之元子”到曾地就封，与楚为匹的历史。 接下来用“加嬭曰”领起的一段铭文以加嬭自述的口吻讲述其丈夫“恭公”早逝，作为曾侯夫人加嬭勇于挑起国君的重担，治理曾国、保有国土的一段历史，其行为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媲美。最后一段是编钟铭文常见的宴饮以乐嘉宾的套话[1]。
夏立秋文章写成后，读到郭理远《嬭加编钟铭文補释》（《中国文字》2019年冬季号，总第2期），发现两篇为同人所作，本文以首次发表为准。认为：“这段话从内容看，并不像是曾侯夫人的语气，全篇三段铭文的主语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曾侯。” [3]陈斯鹏赞同其说[4]。
笔者认为，全篇皆是嬭加自述，文中之“余”（八处）、“我”（四处）皆是嬭加之自称。这对正确理解全篇大意至关重要。下面就铭文关键文句进行疏解。
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
孙，发掘领队郭长江等人指出：第一、第三组编钟该字下有两个短横。第二、第四组则无。 按照古文字的书写规则， 有读“子孙”“孙子”“孙孙”等 三种可能。本文认为当读为“孙子”，“文王之孙子” 即“文王之孙” [1]。
穆，郭长江等人指出：“应与曾大工尹季怡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相关。穆之元子，即这位穆侯的大儿子。” [1]郭长江在《发掘简报》中指出：
编钟铭文出现“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铭文原作“穆之元子”，发掘报告作“穆侯元子”，或是笔误。，出邦于曾”等内容，说明曾国应是文王之后而非武王之后。铭文可与此前曾侯与编钟铭文“稷之玄孙”对照，为确认曾为姬姓及研究曾国始封等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考古材料。[2]
随后，发掘者在另一篇考古简报中指出：“芈加编钟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出邦于曾等，是关于曾国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5]陈斯鹏亦指出：“‘曰字领起的这一段话并没有主语，但从内容看，显然出自曾国国君的口吻无疑……然后又讲到自己是周文王之子孙，曾穆侯之元子。” [4]
从上述解释可知，发掘者及诸位研究者是把铭文之“文王”看作周文王，“穆”看作了曾穆侯。笔者认为，此种解读有误。文王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这里是嬭加自述身份，可知其是楚穆王之女。由于发掘者没有正确理解“文王之孙，穆之元子”的真实含义，也就无法准确判定嬭加的身份，故而影响了对嬭加编钟、随仲嬭加鼎以及曾侯宝诸器年代的判定。
楚国正是从武王、文王开始强大。《史记·楚世家》：“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6]1696或许出于这个理由，嬭加在铭文中称述自己是文王之孙。
金文中亦有女子自做器称述祖先的例子，如2012—2013年湖北随州义地岗文峰塔M33：30出土之盘：“唯曾八月，吉日唯亥，余君之元女，余周室俌，择其吉金，自作浣盘，永保用之。” [7]该器年代为春秋晚期，自称“君之元女”，结合铭文内容和墓葬信息，可知是楚国之女嫁于曾国者赵平安先生认为“”即“蔿”，“君作为楚的重要封君，把女儿嫁到曾国”，参见赵平安：《盘及其“君”考》，《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之，郭长江等人指出：第一、三、四组均写作“之”，第二组写作“出”。邦于曾，在曾地建邦，则可见曾为国名或地名。之，往也。即前往曾地建邦。我们认为这里更可能以“出”字为是。“之”“出”二字形近，很容易写错。出邦于曾，即离开周人的中心区域，到远在千里之外，处于南洍之地的曾国建邦[1]。夏立秋认为，“之”“出”应该看作义近的异文[3]。
笔者认为，若铭文原作“出邦于曾”，也并非一定要理解为“离开周人的中心区域”，到“曾地建邦”，而应理解为嬭加离开楚国嫁于曾国2020年7月30日，曹锦炎师看过本文初稿后，给笔者的回信指出：“铭文‘出邦于曾是个钥匙，‘建邦和‘出邦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于曾之‘于，也含‘之子于归的深意。”。实则，“出”当是“之”字之误，二字形近，应以“之”为是。“之邦于曾”，就应理解为嬭加从楚国嫁于曾国。《诗经·国风·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毛传：“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据发掘者的意见，该曾侯（曾侯宝）是曾穆侯之子，则已到春秋中期，与曾国是西周初年即已到江汉流域建国相矛盾。针对这一问题，虽然发掘者作出了解释，但理由仍不充分。
余非敢作聭（愧），楚既为（式），吾来匹之。
作，郭长江等人指出：“疑读作怍，羞惭。《论语·宪问》：‘其言之不怍， 则为之也难。聭，从鬼从耳，读为耻。怍、耻应该是同义连用。” [1]陈斯鹏指出：“整理者读为‘怍耻，相当突兀。其实应读为‘作佴。‘聭从鬼、耳声，读为同从耳声的‘佴，甚是合适。大徐本《说文》：‘佴，佽也。小徐本作‘次也。《尔雅·释言》：‘佴，贰也。所以，‘余非敢作佴等于说‘余非敢作贰。‘贰就是怀贰心，事贰主，在政治伦理上是一大忌。” [4]
，郭长江等人指出：“从彳从弋， 读为忒。 差错。《易·豫》‘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1]陈民镇引贾连翔说，读为“代”，谓“代”有承继之义，“楚既为代”指曾国成为楚国附庸之事[8]。陈斯鹏亦读为“代”，指出： “但不是继承之意，而应是代兴之意。‘楚既为代，就是说周室既卑，楚为南方代兴之大国。” [4]而夏立秋读为“式”，认为“此句是说楚国已经成为模范了，我们曾国可以比得上他，与‘余非敢怍耻义正相关。此处虽是说两国的关系，实际上也暗含了他们夫妇二人的结合也是匹配的” [3]。
匹，发掘者解为“匹敌”之意，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晋匹也，何以卑我？”杜预注：“匹，敌也。” [1]陈斯鹏指出：“‘仇匹一语承袭自西周，西周金文‘仇匹习见，用于大臣对君王而言，实际上不可能强调匹敌的意思，而是由‘匹配义引申出配合、辅佐之义。钟铭‘仇匹之义也当如此，这也符合楚、曾二国之间的主从关系。” [4]
针对整理者训“忒”的观点，陈斯鹏指出：“整理者读‘ 为‘忒，训为差错，训‘匹为匹敌，显然与语境不合。因为此铭文无疑是在曾、楚交好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可能公然指责楚有差错，并声明我匹敌之。” [4]
笔者認为，“作”本字读，“ ”，应从夏立秋读为“式”，法式、法则、规范之意。《尚书·说命上》：“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孔传：“天下待令，百官仰法。”《尚书·微子之命》：“世世享德，万邦作式”，孔传：“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虽同公侯，而特为万国法式。”
匹，应是仇匹、匹配、匹偶、婚配之意。《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毛传：“匹，配也。”《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尔雅·释诂一》：“仇、雠、敌、妃、知、仪，匹也。”
“楚既为式，吾来匹之”，意即楚王既为典范，故我来嫁于曾侯。我认为，这里就是楚穆王弒父代立后，为树立良好形象，与周边国家友好，故与曾国结为婚姻。《史记·楚世家》：（楚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虽然是楚成王的例子，但亦可作为参照。楚穆王完全有可能仿效其父成王的做法。
综上，该铭“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余”是嬭加自称，文王是楚文王，穆即楚穆王。说明嬭加是楚穆王之女，与楚庄王同辈陈斯鹏认为，该铭的“恭公”是楚共王，并推测曾侯夫人“加芈”极可能为楚共王之女，参上引陈文。。
铭中之“文王”，目前学界多将其看作周文王，“穆”是曾穆侯。实则，曾国的始封君，铜器铭文记载均为“伯括”“南公”，即“南宫括”。而南宫括并不是文王之孙。古书记载，南宫括为文王时期大臣，不可能是周文王的孙子。一般认为，南宫括是“文王四友”之一。曾国金文亦可证明，曾国始封君“伯适”并不是出自周文王。且古书记载的文王之子，亦没有封于曾者。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
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文之昭也”下，杜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 [9]1817
由此可见，文王之子所封的十六国，当不包含“曾”國。
此外，金文中关于南公（或称伯括，即南宫括）的记载亦不少。2009年随州义地岗文峰塔墓地M1：1-10，出土曾侯编钟，简要记载了伯括左右文武的史实。曾侯钟一“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伯括，就是南公，亦即南宫括。南公、南宫，所指相同，已为新出曾国金文所证实。曾侯编钟二：“曾侯曰：余稷之玄孙”，稷就是后稷，说明曾侯自认是后稷的子孙[10]155。
2019年，随州枣树林（属义地岗墓群）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曾公编钟（春秋早期晚段）：曾公曰：“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佐匹文武。淑淑伯括，佐佑有周。” [11]
据此可知，南宫括曾辅佐文王和武王。南宫括作为文王大臣，亦见于其他出土文献，如清华简三《良臣》简2-4：
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括），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括，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12]93-94
《良臣》整理者指出：“南宫适，《君奭》作‘南宫括，见《古今人表》‘上中，颜师古注云：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王之四友也。简文也以四人并列。《尚书大传》则云：‘散宜生、南宫括、闳夭三子相与学讼于太公。太公即简文师尚父。” [12]159
文王贤臣，传世文献记载主要有：
《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宫括。” [13]224
《国语·晋语四》：（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贤良。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忆宁百神，而柔和万民。” 韦昭注：“南宫，南宫适。” [14]361-362
《墨子·尚贤下》：“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 [15]72
上引文献说明，南宫括非文王之孙。
关于该套编钟的年代，发掘者没有明确指出[2]，只是认为该墓葬年期为春秋中期发掘者指出：“墓地发现的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墓葬，填补了曾国考古春秋中期不见曾侯的空白，说明春秋中期曾国都城在今随州市区一带，为曾国历史研究及考古学年代系列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数据。”参上引该文。。李树浪指出：“参考加芈编钟同人之器随仲芈加鼎、加芈簋等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曾侯宝组铜器年代（参考黄凤春、黄建勋：《从新见唐国铜器铭文再谈曾随之谜——兼谈姬姓唐国的地望问题》，未刊稿;黄凤春：《曾侯世系编年的初步研究》，未刊稿），加芈编钟年代大约为春秋中期前段。”李树浪：《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M169出土加芈钟铭文考释》（初稿），未刊稿，2019年8月14日。夏立秋认为：“铭文中特意有一段勉励加嬭的话，似乎透露出编钟是新婚之时制作的。” [3]并认为“恭公”应该是曾侯的上一代曾侯。
陈斯鹏将该铭的“恭公”看成是楚共王，指出：“楚共王卒于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此为编钟制作的年代上限。从行文语气猜测，可能距离此上限不至太远。”并据徐锡祺《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推定该器作于公元前560年12月12日[4]。在该器年代的判定上，发掘者基本上是从器形纹饰、字体风格等方面作出的分析。现在既然确定了嬭加的身份，就能将该器年代作出更准确的判定。
楚穆王于公元前614年去世。前文指出，嬭加是楚穆王之女，楚庄王同辈。庄王于前591年去世。楚穆王之子，除了庄王以外，还有子重、子反、子辛，皆为嬭加之同辈。据《左传》记载，子反于前575年去世，子重于前570年去世，子辛于前568年去世。缘此，可推测则该编钟的年代下限应距此不远。再结合铭文提到其丈夫“恭公早陟”，说明其丈夫曾侯宝可能在其婚后不久即去世。嬭加为楚穆王之女，大致可推测其活动年代约当楚穆王、庄王二世，下限可延至楚共王早期。综合考虑，该编钟年代约当楚庄王、共王早期，可将该编钟年代范围定为前613至前570年，大致在春秋中期偏晚段，但具体铸造年代仍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曾侯宝诸器，学界一般判定为春秋早期偏晚[10]82-86。我认为，现在既然确定了嬭加在楚穆王在位期间嫁于曾侯宝，而曾侯宝又早逝，从理论上判断，曾侯宝在位时间应大致对应于楚穆王、楚庄王时期，故不应早到春秋早期偏晚，大致属于春秋中期中段按传统观点，春秋为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则春秋早期、中期、晚期，基本上各占100年。楚成王（前671年-前626年在位）约当春秋中期早段，楚穆王（前625年-前614年）和楚庄王（前613年-前591年）约当春秋中期中段，楚共王（前590年-前560年）约当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早段。。
二、随仲嬭加鼎、加嬭簋的年代
嬭加编钟年代确定后，能进一步判定随仲嬭加鼎和加嬭簋的年代随仲嬭加鼎目前已知有两件，一件已入藏国家博物馆，一件藏湖北省博物馆。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萃》第69号，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6-290页。。随仲嬭加鼎的铸造年代，目前有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楚共王之际、春秋中期、春秋晚期等不同看法。
该鼎是曹锦炎师2011年首次披露，将其年代定为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其说云：
随仲嬭加鼎铭文的书写风格约为春秋中期，从其形制和纹饰分析，年代亦可定在春秋中期。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倗鼎（M2：44）形制与之较为相似，皆属于楚系青铜器鼎型分类中的（一）类鼎（或称“折沿鼎”）。据研究，“倗”即文献中的薳子冯，卒于公元前 548 年，这是倗鼎制作年代的最下限，那么形制及纹饰与之相仿的随仲嬭加鼎的制作年代亦不会相去太远，大致上可以卡在公元前 600 年前后。参照史实，应是在楚武王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之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可能性较大，其确切年代存以待考。[16]
张昌平也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時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期无疑[17]。
黄锦前首先将随仲嬭加鼎与王子申盏盂盖联系起来，指出王子申盏盂之“嘉嬭”，有可能即随仲嬭加鼎之“嬭加”，而王子申为楚共王时人，故将该鼎时代定为楚共王之际[18]。其说云：
从王子申盏盂盖与随仲嬭加鼎腹部纹饰比较来看，它们的时代应相近甚至相同。王子申盏盂盖饰填云纹的三角形纹及绹索纹一周，与随仲嬭加鼎腹部纹饰完全一致（参见图一）。另外，从两器铭文文字风格进行分析，如“王”、“其”、“期”等字的写法，形体上也相当接近 （参见图二），说明其时代也应相近甚至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该器乃王子申为“嘉嬭”所作，根据我们对于金文人名一般规律的认识，“嘉嬭”乃是嬭姓名嘉之女子的称谓，她与王子申同姓。按照金文中此类铭文的一般规律来看，此器很可能是王子申为嘉嬭出嫁所作之媵器。此“嘉嬭”或有可能即随仲嬭加鼎之“嬭加”，结合前述曹锦炎将“随仲嬭加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的看法，我们认为应该以楚共王之际为妥。
后来，黄锦前又撰文，认为王子申系楚共王之子，为春秋中期人，与加嬭簋时代相当。加嬭簋的“加嬭”应即王子申盏盂盖的“嘉嬭”， 亦即“随仲嬭加鼎”之“嬭加”，随仲嬭加鼎和王子申盏盂分别系楚共王和王子申为嘉嬭出嫁曾国所作媵器，加嬭簋应系其嫁至曾国后所作，稍晚于上述二器[19]。
吴镇烽称“随仲嬭加鼎”为“楚王鼎”，将其定为春秋晚期[20]73。随后，他据“王子申盏盂”与《铭图续》著录之“加嬭簋”（375号）《铭图续》著录一件加嬭簋（375号），据介绍出自随州义地岗，为随州市公安局缴获。据云同坑出土四件，形制、铭文相同，作“加嬭之行簋，其永用之”。参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77页（为行文方便，将该书简称为《铭图续》）。，对该器有了新的认识，亦认为“加嬭簋”之“加嬭”就是王子申盏盂的“嘉嬭”，“随仲嬭加鼎”之“嬭加”，三者为同一人。而他认为，王子申为楚共王之子，故认为“随仲嬭加鼎”之“楚王”就是楚共王。其说云：
王子申与嘉（或称加）为兄妹关系，王子申就是楚共王的儿子。那么，楚王鼎的楚王就是楚共王。王子申盏也有可能就是王子申为其妹妹嬭加出嫁所作的媵器。[21]前言13-14
田率亦将“随仲嬭加鼎”定为春秋时器，主要是认为其铭文字体风格与楚王子申盏等器相近[22]286-290。
陈斯鹏也同意该钟铭“加嬭（芈）”、王子申盏“嘉嬭（芈）”，与随仲嬭加鼎之“嬭（芈）加”为同一人[4]，遂将随仲芈加鼎、王子申盏，以及同墓所出的楚王媵随仲芈加诸器，年代皆大致锁定在楚共王元年（公元前590年）至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之间鲁襄公二年，王子申被杀。故陈先生将这几件器物下限断在该年。。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关于随仲嬭加鼎相关诸器的年代，目前主要有春秋中期、晚期、楚穆王、楚共王时期几种观点。关于春秋晚期的观点，黄锦前已指出其误[23]。
在春秋中期的观点上，曹锦炎师主要是从铭文的书写风格，以及该鼎的形制与纹饰，并参照史事所作的综合分析相关史事，曹师指的是“楚武王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黄锦指出“楚武王”当是“楚成王”。参上引曹、黄二先生文。。认为其时代大致上可以卡在公元前 600 年前后，具体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而张昌平定为春秋中期，田率定为春秋，皆失之宽泛。仅靠器形、纹饰、铭文字体等还是无法准确判定该器的时代。
关于楚共王时器的观点，主要是认为王子申是楚共王时人。吴镇烽、黄锦前认为，王子申是楚共王之子，实则无据。从“嬭加编钟”看来，嬭加是楚穆王之女，并非和王子申同为楚共王之子。吴镇烽、黄锦前及陈斯鹏所说的王子申即楚共王时期的公子申春秋晚期，楚国另有一公子申，字子西，为楚昭王之兄。非同一人。，据《左传》记载，楚公子申，初见于鲁成公六年（前585年），亦即楚共王六年，在楚共王20年时（前571年）被杀。文献记载主要有：
《左传·成公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 [9]1903
《左传·成公十五年》：“许灵公畏偪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 [9]1915
《左传·成公十七年》：“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9]1921
《左传·襄公二年》：“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9]1929
据《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可知，楚共王生于公元前600年，十岁即位《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按：这里的楚子指楚共王。，则楚共王六年时年仅十六岁，此时能率师救蔡的公子申，就不可能是其儿子！如果是楚共王的儿子，恐怕此时亦尚未出生。据上引《左传》记载，公子申位高权重，能逼迫子重与子辛（二人皆楚穆王之子）、推测其很可能也是楚穆王之子、楚共王的叔父。
曹师从形制和纹饰方面作出的年代判断很有道理，和我从嬭加编钟称谓所作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随仲嬭加鼎铭作“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緐。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 [16]。据铭文可知，该器是楚王为其女儿所作的媵器。
据嬭加编钟可知，该楚王就是楚穆王。楚穆王在位12年（前625年-前614年），而其父楚成王在位46年（前671年-前626年）。文献记载楚穆王是楚成王之长子。由楚成王在位时间较长推测，楚穆王即位时，年龄应稍长。由该鼎铭称“楚王”，以及嬭加为楚穆王之女这两点，可推测嬭加应在楚穆王时期就已嫁于曾侯宝。故随仲嬭加鼎应是楚穆王时期所制，年代范围在前625至前614年之间，属春秋中期中段。
此外，“王子申盏盂”应是王子申为加嬭出嫁曾国时作的媵器，年代和“随仲嬭加鼎”相同，定为楚穆王时期较妥。“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
三、余论
随仲嬭加鼎年代的确定，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即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中段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经称“随”。
曾、随关系问题，目前基本上取得了较一致的意见。董珊对出土文献及传世古书所载的曾及曾、随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随”是曾之国都，国都名“随”逐渐取代旧国名“曾”，故传世文献只见后起的新国名“随”。关于“曾”何时称“随”，此前董珊指出：
随仲芈加鼎及新蔡简的“随侯”，即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国已开始称姬姓曾国为“随”，这个新兴名称“随”被战国早、中期成书的《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继承，旧名称“曾”随着此时曾国的衰亡，就湮没不显了。[24]
从其分析可知，似是将随仲芈加鼎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故而在曾称随的时间问题上，所作的判断略晚于实际情况。
附记：本文受到曹锦炎老师、段凯博士指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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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洪军]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about Inscriptions on the Mi Jia Chime
WU Yi-qiang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i Jia chime inscriptions，we research her identity and times first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scription “I am the grandchild of King of Wen and the eldest daughter of King of Mu” is a self-statement. “Yu” is what MiJia calls herself ， “King of Wen” is not King Wen of Zhou but the king Wen of Chu， “Mu” is not the Marquis of ZengMu， but the king Mu of Chu. Besides， the birth of the chime is shortly after 614 BC.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ssure that her husband Zenghou Bao should be in the midd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ather than as early as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dditionally， we can also determine the age of Sui zhongmijia Ding . It should be made in the reign of King Mu of Chu from BC625 to BC614. “JiaMi Gui” should be made after Jia Mi married to the Zeng state， and its age is close to or at the same time of MiJia chime.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g” and “Sui”， Zeng state had been called “Sui” as late as the time of King Mu of Chu in the midd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 words：Mi JiaWen KingMuZenghou Bao 2021年第4期（总第288期）THE NORTHERN FORUMNo4，2021Total No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