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吟诵

川普对中国加税145%，以后可能会更高，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欧美日的市场之外。中国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反制手段，只能在大外宣上面下功夫。想想看，1950-1970年代，美国人都怀念的黄金时代，没有中国参与的美国和西欧体系，远远领先于世界。美欧日怎么可能说离开中国就不能活了呢？相反，看看没有融入欧美日体系的当时的中国，距离世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何等的遥远。

中国和美欧日脱钩之后，中国会和俄罗斯，伊朗，北朝鲜，委内瑞拉等国军事结盟，还要开拓一带一路的穷国家，也就是过去说的亚非拉的市场，把这些国家的原材料进口到中国，然后通过中国的技术生产各种产品，再卖给这些国家，形成一种商业工业的循环，逐渐积累财富，发展金融业。问题是，这些穷国家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权不稳定，新政府不认旧政府的欠债，做生意的风险很大。而且很多穷国家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家都被欧美殖民过，后来虽然独立，也其实在经济上是被殖民的。中国很难插手这些国家。

中国和美欧日脱钩后在国家战略布局上的最大改变是，东南沿海因为没有任何岛屿链的保护，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就是应对美英日海军的前线，非常不安全，美国的B1轰炸机就多次飞到上海市区的领空，所以，核心战略工业都会内移到中西部。武汉是中国海军和海运的最后一站，这也是701所，719所，还有其他7字头所集中武汉的原因。随着武汉港的8米航道的疏通，武汉港的近洋航运规模（运价）等同于一级海港，武汉港就是长江上的最后一站海港。以后如果成立中国海军的战略预备队，很可能就在武汉一带。以后中国民用核心产业和海军军工产业还有陆基火箭军军工产业将会聚集在武汉一带。

南昌因为有洪都飞机公司的布局，航空产业会很发达，强-5攻击机（米格-19的对地攻击型）过去就是南昌飞机厂造的，产量近1500架，仅次于歼-6（米格-19）的产量。株洲有涡桨和涡轴飞机发动机生产厂。武汉应该依托605所特飞所发展航空产业，大力发展面对未来的各种大型无人机，大型涡桨水上飞机，大型涡桨运输机，大型地效飞行器，大型气垫船，私人微型和小型涡桨通航飞机，涡轴直升机。在这些的基础上再发展涡扇喷气式大型客机和军用机。

其他军工产业特别是航空航天还有陆军相关产业将会聚集在重庆一带。重庆除了山多，还有长江和嘉陵江，有水就可以满足大工业的需要。西安和成都应对来自东南海上的威胁可以成为战略后方，但如果威胁来自西边的印度或北方的俄罗斯，成都和西安都是不够安全的。看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如果战争来自北方，西安和成都都不够安全，只有重庆相对安全。但现在，中国在今后几十年都会和俄罗斯联盟，所以，西安还是相对安全的，成都军区和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有点类似，其实都是前线军区，战略纵深不够。但在可见的将来，印度的军事力量还是不够强大，所以，成都相对于东南沿海还是安全一些。西安成都淡水资源不够，不能够形成大产业。

中国是如何失去美国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22年11月2日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2022年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会有很多选择：这一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英国脱钩、中国脱钩、俄国脱钩还是特朗普脱钩？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英国的崩溃吗，其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在2020年不计后果地退出欧盟？是普京想把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的疯狂尝试，让俄罗斯与西方脱钩（我称之为Ruxit），给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造成了严重破坏吗？是特朗普关于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弥天大谎——特朗普脱钩(Trumpit)——几乎完全感染了共和党，侵蚀了我们民主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和平、合法转移权力的能力吗？
抑或是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推动的中国脱钩(Chexit)——结束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与西方的稳定融合，这个结束的标志是我在北京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普及起来的一个缩写，用来描述今天西方跨国公司考虑把他们的下一个工厂放在哪里。“ABC——除了中国，哪里都行(Anywhere But China)。”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把它们列在一起只能告诉你，2022年的历史已经成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转折点。但我的票会投给中国脱钩。

40年来，美中经济一体化极大地造福了美国消费者。它给一些美国人带来了新的出口机会，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失业，具体取决于他们所在的行业。它帮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它抑制了通货膨胀，并努力防止任何大国战争的发生。

总的来说，我们会怀念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因为我们的世界将变得不那么繁荣，不那么一体化，地缘政治也不那么稳定。

但它的确已经逝去。

正如《纽约客》中国问题专家欧逸文(Evan Osnos)在10月份指出的那样：“2012年，4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如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这一比例超过了80%。”

如果中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现在政府里肯定会有人会要求知道，“我们是怎么失去美国的？”

在美中关系的恶化中，美国并非无可指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与我们不相上下的地缘政治对手。来自北京的挑战日渐加剧，对此我们从来都是不自在的，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动力不是石油，而是它的储蓄、辛勤努力和家庭作业——也就是说，愿意付出牺牲，以此实现国家的伟大，并强调教育和科学。我们曾经就是这样。

但中国的责任要大得多。要了解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有多差，你可以先问北京这样一个问题：“你在华盛顿拥有最大、最有势力的游说团体——而且不花你一分钱——可你为什么搞砸了？”

我指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总商会。这些强大的商务组织代表着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近40年的时间里积极游说，希望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以及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和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是双赢的。中国欧盟商会也是如此。
如今，这些游说团体基本都沉默了。

怎么会这样？这是以下四个趋势汇聚的结果。

第一个趋势始于2003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亏了美国）之后不久，当时中国市场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朱镕基总理下台了。朱镕基希望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因为他相信中国公司必须在国内与最好的公司竞争，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效竞争。

但他遭到中国许多内陆省份的反对，这些省份由国有企业主导，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样参与全球竞争。而且它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获得进入西方市场的巨大免关税或低关税待遇时，它承诺会签署一项有关政府采购的世贸组织附属协议，该协议将限制中国在进行巨额政府采购时歧视外国供应商的能力。但中国从未签署该协议。相反，中国继续将其巨大的国家购买力导向国有工业，并继续补贴它们。

太多的中国产业只是复制或窃取在中国建厂的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然后中国的产业利用他们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扩大规模，然后在国内外与同样的西方公司竞争，并得到北京的补贴。

正如我在2018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即使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抗议——比如中国不公平地将美国信用卡公司拒之门外，然后在世贸组织的仲裁案件中败诉——中国仍然只是在慢吞吞地履行17年前许下的开放承诺。那是银联等中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信用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Visa等美国公司只剩下残羹剩饭。有谁想过为什么如今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仅略高于对瑞士的出口？

正因如此，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一开始对中国的市场操纵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仍然在那里赚钱；后来又向他们的政府抱怨——但要求他们不要向北京抱怨，因为担心报复；到今天，他们寻求将供应链扩展到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就连苹果现在也在实现生产多元化，更多地依赖越南和印度。

“美国商界喜欢中国，虽然关系总是紧张，但曾经有一种找到机遇和伙伴关系的感觉。对中国来说，要让商界对中国产生反感，可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但中国做到了，”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告诉我，他就这个主题写了三本书。

怪不得在特朗普与北京开始贸易战后，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企业高管对我说，特朗普不是美国值得拥有的美国总统，但他是中国值得拥有的美国总统。我们这边总得有个人来做这件事。

现在习近平主席这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正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特克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习近平得到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靠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市场和实用主义的纲领，“对我来说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将不会持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假设中国正在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并将建立一个与西方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相对立的模式。”

第二个趋势可以追溯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中共领导层试图用超民族主义的高压水枪来压制中国青年的民主愿望。我在北京的同事王月眉最近采访了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政治作家王小东，他曾说过“中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然而，王小东告诉《纽约时报》，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在社交媒体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推动下走得太远了：“我被称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民族主义的教父，我是他们的祖师爷，是我造就他们。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个样子。”

2018年在中国与企业和政府人士交谈时，我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提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时，回击的声音是这样的：“你没意识到，你们美国人来不及了？我们大到不能再被呼来唤去。你应该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回答说，这种傲慢是会让国家遇到麻烦的。
这导致了第三个趋势：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试图在整个南海确立主导地位，吓坏了中国的主要邻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和台湾。

但最后一个趋势可能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中国没有进口有效的西方制造的疫苗来遏制大流行，而是依赖于“清零”政策，将整个城市封锁，并利用监控国家拥有的所有新工具：无人机、面部识别、无处不在的闭路监视镜头、手机跟踪甚至跟踪餐厅的食客——他们必须出示二维码，被扫描和记录。

这像是习近平在防止新冠暴发的同时防止自由暴发的战略。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