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是毛泽东的实际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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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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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是毛泽东的实际首都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4月 21, 2021 1:54 am

武汉的夏天酷暑难耐,但走进红巷13号院落,清静淡雅。门额上悬挂着周恩来手书的“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横匾。中年以上的武汉人,哪怕并不确切知道红巷的位置,对“农讲所”也并不陌生。穿过大门,中间有一个大操场,路旁是花木葱郁的草坪,当年毛泽东和学员时常在此散步、谈心。屋后大操场是学员们军事训练的地方,每天4小时。据农讲所学员王首道回忆,“毛主席认为搞革命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的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除设有军事课程进行课堂讲授外,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同志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 当时注重研究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在讲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在黑板上画上一座多层的塔,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压迫。

1910年的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肩上的扁担一头挑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离开韶山后,毛泽东开始了他在中国版图上的旅行,武汉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站。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说:“1927年之前,毛泽东5次来汉,基本都是经过。”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居住过,据周斌介绍,建国后一段时间,湖南与湖北的研究者曾为毛主席到底在哪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过争执,于是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和亲朋相聚时,湖南的学者托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问主席:“考察报告在哪里写成的?”毛主席当即答道:“武昌都府堤41 号。”1967年,这里按原貌修好并辟为纪念地。走进大门过了天井,便是堂屋。左边的房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工作室,墙上挂着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在都府堤拍的,但是杨开慧母子确实和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团聚时光,毛泽东在此地还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毛岸龙的生日是1927年4月4日,农讲所开学典礼的日子。但是繁忙的毛泽东既没有守在儿子身边,又没有参加典礼,而是在忙着开中共“五大”的准备会议。杨开慧在武汉三医院生产,毛泽东到第4天才看到孩子。这段家庭生活温暖美好,杨开慧的母亲当时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解放后,保姆陈玉英老人重返故地,回忆说,她从湖南到武汉,听不懂武汉话,出门经常找不到家。毛泽东特意为她写了一个小布条,“武昌都府堤41号陈玉英”,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身临这样一个简朴而实在的房间,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你会明白,繁华有的时候并不能带给你更多的财富,最重要的是自身的一种精神追求。而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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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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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揭秘毛泽东在汉旧居 杨开慧曾在武汉三医院生产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4月 21, 2021 1:55 am

1953年2月16日至1974年10月12日,毛泽东曾下榻武汉东湖宾馆44次,每次少则十天半月,长则达半年之久。毛泽东爱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美丽的东湖之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共接见来自64个国家的94批客人,东湖宾馆因此享有“湖北中南海”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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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crane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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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揭秘毛泽东在汉旧居 杨开慧曾在武汉三医院生产

帖子 yellowcranetower » 周三 4月 21, 2021 1:56 am

湖北古时为楚国中心,楚国的核心疆域、都城、祖陵等都在其境内,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也发祥于此。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同属于楚国的中心,“唯楚有才”的“楚”即指湖北、湖南,这两地人相亲、地相连、水相依,所以毛泽东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他曾评价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1961年秋,毛泽东作《七绝·屈原》,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结束时,他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

毛泽东对屈原的推崇,对楚文化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他青年求学时期。早年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曾用颜体手抄《离骚》全文。当时,毛泽东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1页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然而,毛泽东研究《楚辞》最集中的一段时期,要数新中国成立直至去世之前,也就是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这27年时间。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他频繁下榻武汉东湖宾馆的时期。相传,屈原曾受贬放逐于古云梦泽一带,乃作《离骚》等诗章。而东湖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所以武汉市政府在紧邻东湖宾馆的东湖风景区兴建了以“行吟阁”和屈原塑像为主体的屈原纪念瞻仰景区,称其为“泽畔行吟”,是东湖十景之一。试想,毛泽东当年在屈原曾被放逐之地品味《楚辞》,该是何种心境与感慨,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武汉东湖情有独钟了。

hankow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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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武昌是毛泽东的实际首都

帖子 hankowbund » 周三 12月 07, 2022 12:45 am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
涯》199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
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
的回忆录反倒较少品味伸展的空间。

◇ 陈毅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
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1969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
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6月7日到7月1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
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
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熊向晖, 19
99:174)这一报告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
也许是因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帅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
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
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
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熊向晖,1999:186—187)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
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熊向晖,1999:187)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
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1969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发出“要准备打仗”
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
创意。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
”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
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刘树发,1995:1184)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
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
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
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
”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
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
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透露一点。胡乔木1950年就在七
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
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胡乔木,1993:3)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
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1981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AB团,他
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
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
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
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
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
恰当的地方”。(胡乔木,1993:185)江西的惨剧没有阻止延安的“过火
”,延安的教训没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错难改,愈演愈烈,种种“错误”确
有其客观需要和社会基础,既要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又没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
理体制和社会技术,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左”倾有它的政治功能。

◇ 如临深渊

  1969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
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
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
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
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熊向晖,199
9:166)

  毛泽东历来相信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主观上并不赞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
认为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的判断,因此要四帅研究国际形势。四帅此时仍是中央委
员,而且这是毛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
,但四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
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会惹祸。”(熊向
晖, 1999:167)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
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
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而且在此时刻,秘书不可全信。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中
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
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
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熊向晖, 1
999:182)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
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通常是不
感兴趣的。

  四帅于7月11提出第一份报告,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毛
的估计。但8月13日,苏军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挑衅后,在新疆裕田县铁列克奇
歼灭了一支30余人的中国巡逻队,这使毛感到相当意外,在得知苏联曾向东欧国
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后,中国的备战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庆期间,
天安门城楼后面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四帅的正确判断
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帅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虚惊”有
两个政治效果,一是内战和大乱的国内形势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九项要求中,大部分是针对造反行为的,曾被称为
革命行动的许多行为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予
以执行。二是使毛泽东产生“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感觉,认识到
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再热衷于世界革命。(杨奎松,1999:500—5
14)四帅的判断终于发生直接作用。

◇ 69年的疏散

  四帅的深谋远虑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帅
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
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主席
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熊向晖,1999:190)

  关于这次疏散,此前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
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
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
‘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
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
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聂荣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说:“1969年10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
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
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
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
权活动。”(徐向前,1987:848—849)

  两位元帅的说法显然来自1971年12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
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
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
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期演。”但此说与事
实有误。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的会谈达成了边界谈判的协议,中央认为苏联很
可能是以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烟幕,因此林彪视察张家口设防情况,周恩来要
总参整理二战中突然袭击的战史资料。“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
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
,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
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
军领导机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杨奎松,1999:514)毛1
0月14日去武汉、林彪10月18日去苏州,周恩来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
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战备值班”。10月18日上午,陈毅
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
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
,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熊向晖,1999:190)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
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
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
,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确是
有感而发的。

◇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紧张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1969年9月3
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
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
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9月11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
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
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
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苏修的
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
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熊向晖,1999:184)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定
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
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
就没有效。欢迎仪式的大小一直被认为有特定的涵义。1971年11月,中国要
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交代:“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
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熊向
晖,1999:355)仪式而外,毛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
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
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
政治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

  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不但是向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也有国内斗争
的一个符号。据斯诺记述: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
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
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
的、党的官僚机构。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
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
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那
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一概辞去。(熊向晖,1998:214
—215)在此前后,毛确实采取措施为个人崇拜降温,比如1970年12月6
就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
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过正像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一样,给个人崇拜降温也还有另一重含义,这就是反对林彪,因为“四个伟大”首
先是由林彪喊出的。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正如一种颜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
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没
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除了重大政治事态,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使用符号。从1983年到去
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89年3月1
4 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
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
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
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乔木动
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
,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
纸上发表的缘故。”(王若水,1998)

◇ 自信

  1971年11月8日晚,毛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谈话时
,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
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
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
都知道。(熊向晖,1999:354)

  毛终生自信,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林彪。《纪要》称他是“当代的秦始皇”,
毛没有小家子气地加以反驳,而是照单全收,1973年9月23日对外宾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
皇。”还直接通过评法批儒运动褒扬秦始皇。林彪虽然长期对毛毕恭毕敬,但在对
于秦始皇的态度上,却与毛有别。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赞秦始皇“
以古非今者族”时,林就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由此引来毛“秦始皇算
什么,他只了坑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豪言。(李锐,1999B
:332)林彪事件后,在其家搜查出了“克已复礼”等儒家学说的条幅,启示了
毛批林与批孔结合的念头。

  但毛这一次确实过于自信了。“文革”天怨人怒,1968年以来就有人开始
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人从“文革”的狂热中觉醒,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
蛋,那么提拨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林彪事件震动很大。还
在毛1971年南巡为清除林彪而打招呼时,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知道后就毛骨悚
然,毛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
!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破裂了。他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
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张正隆,2000:336)事实上,林彪
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
工程纪要”客观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新认识毛。第一,《纪要》中的一
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
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
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
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中国的秦始皇。”(王年一,1988:
 417—421)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信用的林
彪及林立果的“小舰队”居然有谋害毛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
怀疑。这次失策的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
,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熊向晖,1999:347)
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实在是有损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
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辩证法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
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
能是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
反独断论不一样,简化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
事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没有想到”的胜利
。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
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席
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熊向晖,1999:345)但会还没有开完,
毛召见与会者:“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熊向晖,1999:347)所以中国要进联合国。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部
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
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
‘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熊向晖,1999:233)4月3日报告送
给周,周于次日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后呈送毛,4月6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
上11点多钟,毛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
”。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是毛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
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
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
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
”(熊向晖,1999:233)这里又是一个辩证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
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用法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
与“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
正确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
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很周延。但
在具体工作中,面面俱到基本做不到,不是“既”就是“又”。比如既然不打无准
备之仗,就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
国。去还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
请美国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
权力。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去
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样高
,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原
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
面……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
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
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
,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熊向晖,1999:353)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你就有。

  辩证法功能甚多。大跃进期间,云南有不少人劳饿交加,一度出现浮肿病。这
本是大跃进的恶果之一,但毛在批示中却认为这是好事:“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
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
所倚。”(李捷、于道俊,1997:167年)有了辩证法,什么坏事不是好事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
集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的策略空间。1975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
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
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 的强烈反
对。”毛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
能是或“既”或“又”。当毛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
条;当毛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
“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胡乔木,1993: 250)

◇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
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
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
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
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
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
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
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
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
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
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
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
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
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
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
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
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
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
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
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
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
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
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
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后,毛下达“
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
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
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
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
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
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
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
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
,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
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
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
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
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
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
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
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
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
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
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
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
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
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
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
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
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
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
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
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
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
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
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
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
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
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
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
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
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
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
谦,2003:526)

◇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1976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2月23日晚,由华国
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
《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和《满
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众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斯
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其
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熊向晖,1999:287)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
”,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
显然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
的子民,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词
人的名篇。演出前的2月23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的历
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主
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
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
好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
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熊向晖,
1999:290)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
一,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1976年2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
兴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
当是另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
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
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
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熊向晖,1999:290)
诗词文章,毛从来不小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
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
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
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
(陈晋,1997:691)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
些疑问。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
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
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
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
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
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听《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
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
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
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
。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干等
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
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197
5年10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
文革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赵士刚,1997:292—293)毛
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1974年3月20日,毛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
,看你怎么办?”(杨继绳,1998:92)1976年6月,他向华国锋、江
青等人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
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顾”理解为
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和“怨心
” 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
,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
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
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杨继绳,1998:92


  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国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
的,也可能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 开放档案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
究室编、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1949一 1
975)》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的《周恩来年
谱(1949一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记载8月18日、10月 
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1970年误为1969年,至于
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20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
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
,仅仅20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由权威部门织编写的资料书
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熊著的重要内容,就是对订正若干重要史书中的错漏。类
似的事很多。彭德怀悲剧中有一个万毅将军,当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据他回忆:“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总后勤部原顾问王政柱同志告诉我,有
一本名叫《国防部长沉浮录》的书中,写到我在会议上的情况。我找到这本书。请
人把有关段落念给我听。书中说,我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
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我的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
书是有根据的,还说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
学习。最后还写道,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
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
庐山会议上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当组长?再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谁还能唱反调。我认为这一事实应当澄清。我曾向李维民同志
说过这件事。他写的《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发表于1995
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然而,不久前听说《国防部长沉浮录》又再版
了,可是这段文字并没有修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万毅,199
8:260—261)但万毅“再次说明”也没有用。张树德在2000年2月 
1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彭德怀离开中南海》一文还是万毅当组长并拒绝
批彭。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文还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像共产党
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
历史。如果说20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
年的历史,“新中国”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很多党史、国史方面的论著,其
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没有疑问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
。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
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
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李锐,1999
A:前言)

  自然,与史实不符有时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过分自觉的“古为今用”。193
2年红四方面军有一次著名的苏家埠战役,90年中期秦基伟写回忆录时发现:“
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
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
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
。我才是个连长,能够起多大作用谈不上。”(秦基伟,1996:45—46)
当年的连长已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拍电视剧的人当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艺术加
工,正像有关四方面的书把军长李先念的题词放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题词前面一样。

参考文献

熊向晖:1999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出版社。
李 锐:1998A 《庐山会议真面 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8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丁三:2003 《蓝衣社碎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向前:1987 《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胡乔木:1993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丁玲:1989 《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奎松:1999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张正隆:2000 《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
王若水:1998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
《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1988 《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晋:1997 《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士刚:1997 《共和国的经济风云》下册,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高 华: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
高文谦:2003 《晚年 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权延赤:1993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杨继绳:1998 《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万 毅:1998 《万毅将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秦基伟:1996 《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刘树发主编:1995 《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捷、于道俊主编:1997 《东方巨人毛泽东》(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埃里希·奥尔巴赫:2002 《摹仿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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