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江汉、郑洛、成都——地区间的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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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注意到二里头与广汉三星堆文化之间，应具有相当程度的来往或传承关系以及交互影响作用，但因二里头唯一中心论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这是偃师二里头文化向成都平原地区的传播[1]，甚至认为“夏人”从偃师地区南下，再经过三峡西迁，但却无法解释这种向西南迁徙的动机和背景。[2]笔者认为，这些关系只有以江汉为中心环节去理解才不会造成很多解释不了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郑洛与成都平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则可以发现其中皆隐含有江汉地区文化的影子。长江中游发现屈家岭至石家河时代的二十余座古城构成联合城邦古国，笔者称为“云梦泽苏美尔”[3]，并认为颛顼、尧舜和夏的历史发生于此。成都平原也发现了八座与石家河文化晚期同时的城，应也构成联合城邦结构，学界以其中最大的城址宝墩，将之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为本土自行发展而成的文化，同时也可见其与鄂西石家河文化有密切往来[4]。可见从国家化进程来说，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绝对占有先机，但是到了石家河晚期、盘龙城早期时代，长江上游也进入联合城邦古国阶段。这种情况当时在郑洛地区还未发生，说明郑洛地区的发展无疑在长江中上游之后。所以，当时尚未那么发达的郑洛政权，难以大量影响发达的古国。

在盘龙城早期时代，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二期继承自宝墩文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郑洛、江汉、成都平原的文化中，拥有许多共同主题，因此造成遗址中经常存有一些相类似的陶、玉、铜质礼器[5]。由是，我们可以推论：在青铜时代，此三地不同的族群、文化与社会机体一直有些来往、交易的关系，甚或在某些时段中处于斗争、协盟或通婚的状态。

就陶器形制来看，三地陶鬶的形状十分接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家河细高形瘦袋足陶鬶，与长江下游的良渚陶鬶略有不同（图百廿四）。并且有些特殊代表性的器物，恰好同时出现在江汉、成都与郑洛地区，如带有眼形符号饰周索状堆纹的陶尊：见于江汉荆南寺遗址[6]、约莫同时期的三星堆二期[7]和偃师二里头[8]（图百廿五：1、2）。鄂西路家河二期硬陶上，也出现了眼形符号（图百廿五：3）[9]。






考古专家介绍，石家河出土的玉制神人头像，距今大约4000年，虽在材质、大小上有区别，但其独特的五官造型，与三星堆文物似曾相识，比如眼睛的形状、突出的鼻子、两边耳朵的耳垂上都有洞，这些细节都很像。它们的用途都是用于祭祀。因为这些相似的特征，有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文物的器物特征或受石家河文化影响。

据介绍，石家河遗址群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主体年代为距今约5900年至3800年，曾是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精美绝伦，鬼斧神工，多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出土的神秘玉人头像，仔细观看，其眼目凸出，口含獠牙，鼻子有鹰钩的味道，可以说，纵目、獠牙、鹰钩鼻，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文明时期神权人物和巫师的形象所继承，比如三星堆文化。

“只是青铜铸造，造型做得更夸张点”。这个玉制神人头像造型为什么会如此夸张奇特，有专家猜测，设计这样的形象，是为了夸大自己的能力，以便于进行统治，眼睛凸起、很大；表明是千里眼，耳朵很大，表明是顺风耳；鼻子隆起，表明嗅觉灵敏。考古专家还称，从石家河与三星堆文物的相似性可以看到，在新石器时代，各地的文化交流，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频繁。据央视新闻报道，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三星堆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三星堆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来源：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海冰、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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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明确点儿，成都的古文明和郑州洛阳开封的古文明都是江汉平原古文明的儿孙衍生。